用恩莫如用人(2)
曾国藩对他的弟弟说：
求别人辅佐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过去有些人做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对待，对他们不是很钦敬，以今天来看，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后来，曾国藩领兵出征，官至督抚、钦差，更加注意时时网罗人才。不仅自己如此，对他弟弟也发出如此忠告。他在《致沅弟》信中说，成大事的人，以多选助手为第一要义。满意的人选择不到，姑且选差一点，慢慢教育他就可以了。就是说要时时注意笼络人，不能因为没有十分可意的就不去用人。
而对于那些才华出众之人，曾国藩不论何时，一旦得知便千方百计笼络过来，为己所用，如对郭意诚就是这样。
郭意诚，字昆焘，湘中名儒。因颇具文才，咸丰、同治年间，中兴诸老无不与他交往友好，各自都想将他罗致自己幕下。但郭意诚极爱其妇，日不远离，故总是力辞不就。
曾国藩也最赏识郭意城其才。为了把他引出来帮助自己，曾寄书戏谑郭。书中云：“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俟。”郭意诚出自对曾国藩的信服，接书后立即赶至湘军营地见曾国藩，但并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国藩又命他速归，并作书曰：“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意诚得书，一笑置之。但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决心出来供职。
据说，郭意诚在曾国藩幕下是干得很好的，成为曾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之手。曾亦对他关怀备至，或准他的假，让其多回家，或命他将夫人接来，不影响他们的夫妻生活。1858年，郭意诚有一段时间告假居家，因故未及时归营，曾国藩连续发过几次信催其速归。曾国藩于1858年6月4日，在《致澄弟信》中说：“公牍私函意诚均可料理”，足见曾国藩对郭意诚的信任。
曾国藩就是这样，时时不忘求人自辅。只有时时不忘，才能抓住时机，笼人有术，把别人招纳不来的人才吸引过来，以佐事业之辉煌。
3．要勤于教导人才
松下电器公司能发展成为一家举世瞩目的跨国公司，是与其成功的经营决策有着直接关系的，培育和教导人才的方法却是其成功的必要途径。
该公司有两件事乍听起来令人有点费解，可仔细思量一下，就可以体会到这正好说明该公司的两条成功秘诀。
第一件事讲的是松下电器公司老板松下幸之助教训下属的故事。
一次，他在公司的会议上，问一位中层干部：“在你拜会客户时，如果对方问你，松下电器公司到底是制造什么产品的公司，你应怎么回答？”
面对松下社长的问话，这位业务部的人事课长不假思索地答道：“那时我会回答对方，松下电器公司是制造电器产品的。”
这听起来是理所当然的答案，不管是谁也会这样回答的，因为该公司生产的各类产品都是电器产品。岂料却遭到了松下社长的训斥。
“像这样的回答是不行的，你们这些人的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啊？”
那答案到底错在哪里呢？明明公司做的就是电器生意嘛！老板的责难着实使大家摸不着头脑。
“你们这些人不都是在人事部门工作的吗？难道你们不懂得培养人才正是你们这些身为人事主管的人的职责吗？如果有人问你们松下电器公司是制造什么东西时，你们要是不回答松下电器公司是培育人才的公司，并且兼做电器产品的话就表明你们对人才的培育一点都不关心。”
“经营的基础是人，关于这一点，我不是已告诉过你们多次了吗？在企业经营上，制造技术、买卖方法、资金周转等固然重要，但人却是这些东西的主宰。尽管有钱，有产品，要是没有一个会利用这些东西的人，那么这些东西也产生不了任何作用的。所以，不管怎么说，人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们不能很好地培养人才，松下电器公司还能有什么发展？亏你们是各人事部门的课长或主任。” 手 机 用 户 请 登 陆 随 时 随 地 看 小 说!
用恩莫如用人(3)
拍着桌子的社长激动地说个不停，他的训责使在场的松下职员受到很大的震动。是的，松下电器公司是制造人才的地方，兼而制造电气产品，因为在制造电气产品之前，要先培养人才；因为经营的组织或方法当然很重要，但是推动的仍然在于人，不管组织如何完善，技术怎么先进，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才，企业是不会有成就的。
松下先生还很强调在实践中培训人才，他认为企业培训的不是“学者”，而是“临床家”。光有学识不能经营事业，必须兼有“临床经验”才行。所以，他对本公司的员工都要进行培训，任何新到公司工作的人都要进行岗前培训，合格后才能上岗。
松下电器公司对培养人才的重视，使其每年支出的人员培训费和科研开发费，约占其营业额的8％左右。人们说，在国际市场的电器竞争中，松下赢就赢在其对人才的培育上。这说法正如我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论述的“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的道理。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人才开创事业，事业造就人才，这是经过历史实践反复验证过的一条定律。
关于松下电器公司的第二件为人熟知的事，就是勤俭的经营作风。凡参观过该公司的人都会感到惊讶：办公室坐落在森口的无名街道，室内拥挤不堪，过道上不铺地毯，公司用的草稿纸是使用过的纸张背面装订成的。员工因公用小车大多数是租“的士”（这可节省专职司机和停车场）；公司要求每位员工在生产中要勤奋和精打细算，大手大脚的耗用原料和开支是不能容忍的。
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公司手中有这么多的财产，干吗还那么小气。事实上，松下电器公司就是靠这种勤俭作风使公司不断发展的。它把节省的各项开支，用于发展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培育人才。对科研和培养人才的资金他们是从不吝惜的。正因为这样，该公司保持每年的效益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松下电器公司这一成功经验，又一次证实“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古训的深刻意义，很值得办企业者借鉴。
4．要严格地约束人才
关于约束人才的方法有很多，曾国藩曾提出了三种，即防琐碎、去虚文、戒骄矜。
曾国藩自翰苑升任侍郎以后，才有了上疏奏事的机会。在此期间曾国藩多次陈言，而屡蒙嘉纳。譬如他有感于朝纲不振是非不明，“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降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乃效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袁铣以寡欲规大行皇帝的骨鲠作风，上敬陈圣德三端一疏，也就是严肃批评了皇上的三个错误，并且言辞直露而激烈。其要点有三：
一是防琐碎。他写道：汉之陈平，高祖不问以决狱；唐之房杜，太宗惟骨以求贤；诚使我皇上豁远达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必且默然深思，求所以宏济艰难者，此臣所谓防琐之风也。
二是去虚文。他写道：去岁下诏求言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闻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亚蒙允许，今皇上春秋鼎盛，须稍迟数年，再行刊布，昭示天下以敦崇实政，不尚虚文之意。
三是戒骄矜。他写道：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通人共之。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供其药厂，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得人才而用之哉。
左宗棠曾说他对曾国藩的“谋国之忠”是“百愧不如”（《左文襄公家书》）。曾以收复伊犁而闻名的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意气推崇尚且如此，那么曾国藩对国家的忠心，可想而知。
当然，曾国藩的此次上疏，除了表明其“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一片忠心外，其处世哲学的寻觅时机，也显见一斑。当时咸丰刚刚嗣位，其欲为一开明圣主的雄心方起，纳一大臣稍嫌逆耳的忠言以抚众臣，于己并无多大妨碍。曾国藩上疏前后，多已预料到最终结果如此，而这一疏，却成就了为君者的宽容，也美誉了为臣者的忠贞，时机的难觅，恐在于此。但话说回来，伴君又如伴虎，风险毕竟是存在的，直言陈上虽不至于有杀头之虞，却也有招致嫌恶之可能，假如咸丰帝心存芥蒂，以后给小鞋穿也足以能够断送曾氏前程的。所幸的是一切还好，曾国藩得的不是嫌恶而是美誉。 手 机 用 户 请 登 陆 随 时 随 地 看 小 说!
用恩莫如用人(4)
□录用人才要不拘一格
曾国藩指出，古代人评论将领之才，往往神乎其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相比，各种各样的长处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没有一条短处。这恐怕是史书上过分渲染的话，不是将领必须具备的品德吧。总的来说，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评论事情不能过于苛刻琐细。不要因为一点点腐朽就丢弃几抱粗的大木，也不要因为几个小网眼跑掉大鱼。
选择人才，应以德才为本，而以资序为末，要不拘一格，大胆选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才者毕至。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以资历为序，择人而用者，多有发生。有的甚至成为一些领导者的习惯做法。按曾国藩的说法如此选用人才会带来三大弊端：
第一，贤愚不分。人之才能各不相同，而人之时日，不差分秒，假如循序渐进，等授其职，必然造成职同而才不同，位等而能不均。有的能当其位，事半功倍；有的则勉为其难，事倍功半；有的甚至敷衍塞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事毕功成必需各方配合，既然有勉为其难、敷衍塞责者，必会出现左进右退，前松后紧，上急下缓状态，那么，成事之望，又从何谈起。宋代的章得象，“终日默然，如不能言”，一向以无所作为著称，也居然一步一步地做到丞相。南宋时陈亮就指责这种用人法是：“凡事必集议，除授必资格，才者以跌弛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而进；正言以迂阔而废，巽言以软美而入；奇论指为横议，庸论谓有典则。”若都以循序进以章得象等庸碌之辈，则必国弱民穷，“朝纲”尽失。
第二，赏罚不明。南宋通议大夫叶适曾说过，如果选拔人才只是“计日月，累资考”，“资深者叙进，格到者次迁”，那么，“贤否混并而无所别”，人们只能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因为，虽然不能把升迁擢用作为奖赏的手段，但是，不能否认，升迁本身确是对贤能有功者的信任、重用，确能对人产生一种鼓舞力量，尤其是那些心怀大志，事业心强，待机一展宏伟抱负的贤能之士更是如此。所以，古人说：“大贤不待次而举，大恶不待次而诛。”否则，将造成赏罚不明、法制不存的混乱状态。
第三，阻塞才路。“限以资历则取人之路狭；不限资历则取人之路广。”择人以资历为序，“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先进山门为师，后进山门为徒”，必然使贤者望而止步，能人避而他就。因为，贤能之士满腹经纶，本可一展抱负，现在要其年复一年，等待时日，空怀“绝技”，如同乞丐，岂不有负“十年寒窗”，而且天下之大，容身之地颇多，“此山无食，便去他山”也就未尝不可。汉时，刘邦对这个问题就非常注意，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出身和资历。在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大多来自基层，有的甚至刚来投奔就委以重任。例如陈平投归刘邦以后，立即被任以护军中尉之职，并昭示全军，树其威信，正因为如此，天下志士能人，争相投奔，竞相尽职尽力。宋朝嘉祐二年进士考试，欧阳修任主考。当他读到应考的苏轼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言，不禁拍案称绝：“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人头地也。”苏轼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北宋文坛巨擘。假如欧阳修以资历取人，初出茅庐的苏轼岂能“出人头地”，后来居上。
既然，以资历取人弊端很大，那么，作为一个领导者就应力求戒除。要像曾国藩那样“衡材不拘一格”，那样才会使自己的事业得以发展。
曾国藩选用人才，往往就大胆录用，不拘一格。曾国藩兴办洋务的得力干将薛福成就是通过这种不拘一格的求贤方式进入曾氏幕府的：
同治四年（1865年），在古城金陵恢复已中断十二年之久的江南乡试，初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亲自主持，乡试结束，曾国藩收到署名江苏无锡落榜秀才薛福成呈送的治理两江方略《上曾侯书》。薛福成在洋洋洒洒的万言书中，提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改、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等八项建议，并在每项建议中都附有具体实施方法。全篇呈词条理清楚，文笔流畅，曾国藩大为嘉许，不久便召见他，在谈话中，曾国藩得知薛福成饱读经世之作，不仅胸怀治国天下的宏伟抱负，而且具有改革内政外交的真才实学。因而不嫌薛福成不擅八股文，只是一个落第秀才，当即揽其入幕。此后，薛果然不负所望，一直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深受曾之器重。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薛福成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以后又越次升补为左副都御史，并以其所撰写的大量的政论、奏疏等等，被公认为当世谈时务的巨擘。 手 机 用 户 请 登 陆 随 时 随 地 看 小 说!
用恩莫如用人(5)
另一得力助手罗萱的入幕也颇具传奇色彩：
曾国藩奉命办团练，招揽人才之时，“湘乡奇伟非常之士，争自创磨立功名，肩相摩，指相望。”罗萱是最早应募到曾门的人之一。传说当时每天都有百十人到营中报名，曾国藩一一召见，问询长短，稍有才能的人都留下来。一天，曾国藩已招见多人，倦极不见客。正在似睡非睡时，忽听外面有吵声，起身向窗外一望，但见一位身材不高，只穿一件单衣的青年人被守门人拦住。青年人声音琅琅，气质非凡，但任凭怎样讲，守门人仍不放行。青年人也不气馁，大有不见曾国藩不罢休的气势。正在僵持之际，曾国藩推门而出，并喊住守门人，对青年人说：“听君的声音爽朗圆润，必是内沉中气，才质非凡之人。”遂将其引入上宾之位，俩人叙谈起来。这位敢闯军门的青年姓罗，名萱，字伯宜，湘潭人。其父汝怀，道光十七年（1837）拔贡，曾任过芷江学训导，候选内阁中书，以学行闻于时，著有《湖南褒忠录》。罗萱生有夙慧工诗文书法，能传其父学。为诸生，屡列优等。倡导经世之学，领湖南诗坛风骚数百年、著名的封疆大吏贺长龄，以“家风不可及”闻名遐迩的新化邓显鹤、沈道宽对他都很器重。随后，曾国藩立即决定让罗萱掌管书记，日常文牍往还，也一并交给了他。
曾国藩率湘军东下时，罗萱以亲老欲辞，但曾国藩写信请他入府，并说：“今专足走省，敬迓文旆，望即日戒涂，惠然遄臻，无为曲礼臆说所误。蟾蜍裹沙而不行，於菟腾风而万里。士各有志，不相及也。千万千万！祷切祷切！”。咸丰五、六年（1855～1856）间，是曾国藩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军马倥偬，而客居江西，兵饷皆不宽足，又受太平军石达开部不时攻袭，常常是停泊船上，不用说安生休息，性命也时有不保。为了取得朝廷的信任，还必须经常奏报军中缓急。而罗萱上马操剑，下马走笔，兼具文武，形影不离，是难得的人才。曾国藩每有上疏，罗萱皆操笔如流。有时“警报骤逼，势危甚”，罗萱也“甘心同命”。又时常调节诸将之间的矛盾，使各当其意以去。咸丰六年，翼王石达开入江西，攻陷瑞、临、袁、吉、抚、建诸郡，省城孤悬。罗萱领湘军三千人攻建昌，城即破，但太平军援军忽至，都司黄虎臣战死，城未攻下。于是曾国藩又令其攻抚州，将至，又得知曾国华、刘腾鸿等自鄂援江攻瑞州，曾国藩又令他自抚州赴瑞合攻。在瑞州，罗萱与刘腾鸿等与太平军展开了殊死战，八战皆捷，取得了瑞州战役的胜利。
曹操在这方面也是用人高手。
许褚只是乡间一名壮士，一到曹操手下就被拜为都尉，赏劳甚厚，他果然不负众望，作战勇猛无比，多次在危急时刻，舍身救下曹操性命，正应了那句话“古来忠烈士，多出寒贱门。”不以出身门第取人，使才干卓越的“卑贱者”脱颖而出，这才是真正的选才之道。反观今天有些领导者，在实践中常犯“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的错误。柳宗元就此责问过：若国家官员一定出自仕宦名门，那么即使他一无是处也要用吗？出自平民，即使他才堪重任，也是要弃之不用吗？如此说来，任用官员，是取他的才干呢，还是取他的姓氏呢？由此，我们更应该学习曹操的选才魄力和勇气。在西安市举行的一次国家公务员考试招聘大会上，许多农民被选拔进公务员队伍。
其实，历史上有众多出身寒微的人才，都曾被破格提拔，成为一代英豪。早在西周和春秋以前，做过厨师的商汤辅相伊尹，被商汤慧眼识英雄，破格提拔为相，使商汤功霸天下。秦国大夫百里奚曾以乞食为生。他原为虞大夫，虞亡时被晋国俘虏。作为陪嫁之臣送入秦国，在秦国喂牛；出走至楚后，又被秦穆公以五张黑羊皮赎回，故号称“五羊大夫”。公孙枝将其荐与秦穆公，请求委以官职，秦穆公不了解百里奚，说，用五张羊皮换来的人，还要委他官职？岂不为天下人耻笑！公孙枝说，举贤任能，世人都会认为你君王英明，臣民顺服，会有什么人耻笑你呢？穆公遂用其为大夫。穆公在百里奚的帮助下，将国家治理得越来越强大。这个事例说明，只要是人才，无论其出身如何微贱，都应当委以重用。那种用“有色眼镜”选才的人，只会使人才外流、人才荒废。 手 机 用 户 请 登 陆 随 时 随 地 看 小 说!
用恩莫如用人(6)
因此，像曾国藩所讲的，选才不要凭资历。
在选拔人才不凭资历方面，曹操堪称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他与袁绍兄弟之间在选才是否论资历问题上曾有过一场尖锐的冲突，当时十八路诸侯在汜水关前被董卓的大将华雄打得束手无策，无人敢应战。关羽自告奋勇，愿前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袁绍问是何人，又问现任何职。公孙瓒介绍关羽是跟随刘玄德的马弓手，袁术立即大怒说，你怎敢欺负我各路诸侯没有大将？凭你一名小小的马弓手，就在此胡言乱语，给我打出去。袁绍也在一旁添油加醋，说什么用一名马弓手出战，必被华雄耻笑。曹操却极力阻止袁氏兄弟，坚持让关羽出战，并叫人“酾热酒一杯”，以壮行色。关羽这才“停盏施神勇，温酒斩华雄”，立下“威镇乾坤第一功”。这时曹操非常高兴，而袁绍却仍大怒，并把关羽、张飞都赶出了大帐。曹操批驳袁绍，得功者应该赏赐，为什么要计较出身的贵贱、资历的高低呢？然后，为刘、关、张三人送去酒肉进行抚慰。在这里，曹操的惟才是举不计资历的选才主张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袁氏兄弟的任人惟贵任人惟资的旧观念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两种不同的选才观，为袁氏兄弟的覆灭和曹操的胜利埋下了令人信服的伏笔。
古人曾经指出：“资格为用人之害。”资格这把软刀子，不知虐杀了古往今来多少有用之才。任人只看资历，只看过去的业绩，依仗特权论资排辈，在我国古代几乎代代相传。时至今日，许多企业的领导者在选拔中层干部和管理人员的时候，也不自觉地戴上“有色眼镜”，以资历来评选人才，使企业的有识之士不被提拔、任用，这不能不说是这些企业领导者在选才的观念上还带有封建士大夫的色彩。一个社会、一个组织，用人唯资，就会僵化和凝固，就会失去朝气勃勃的生命力，从而停止前进的脚步。曹操的选才正揭示了这个道理。
同样，真正地不拘一格，还需要选才不要以年龄的大小为标准。
年轻，未必都不堪重任。曹操所选的文臣武将大多是英俊青年。荀？NF8A3？投靠曹操时才29岁，因其屡立功勋，从司马升至尚书令。郭嘉27岁就被曹操拜为祭酒。曹操与郭嘉论天下事，深为其才智所折服，郭嘉追随曹操11年，多立奇勋。除曹操外，东吴的孙权重用的大多也是青年人。周瑜33岁挂帅，东吴老臣多不服气，资辈最高的程普被任以副将之职，心中更为不服。程咨回来告诉程普说周瑜调兵如何动止有法，程普惊赞，乃亲诣行营谢罪。在事实面前，程普不得不佩服孙权的任人选才。鲁肃投奔孙权时才20岁，但能充分发挥其才智，贡献杰出。
以上这些史例，都说明一个道理：只要有才智，年纪轻轻负以重任，干大事是完全可行的。
□人才需要培育陶冶
曾国藩指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尤其在于用人。人才有变化的途径，有培养的方法，有考察的措施。人才是需要培养锻炼的，不可以眼光太高，动不动说没有人才可用。
在这里，曾国藩讲到培育人才的重要性。有很多人往往抱怨社会落后，人才匮乏，他们却忽略了人才并不是天生的这个道理。曾国藩认为首先要相信人才是需要培育锻炼而成的，继而运用适当的方法识别、考察人才，使之能脱颖而出。这一点对于我们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说到培育人才，台塑企业有它拿手的一套做法。王永庆说，“人才的培养最重要”，“不培养人才，无疑是最大的浪费”，“培养人才要有一套计划，使人才能够循着设定的训练过程，就像开一条路，让人们能够照着路子走”。
王永庆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说到做到，台塑规定每年新进企业的人员，不论身份学历，都要到基层现场学习6个月，并接受训练，而且要求写出一份心得报告。训练的目的：一是培养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改变固有观念，使新进人员尽快适应企业的需要。台塑对新进干部在为期6个月的长时间训练之前，要先进行为期3天的职前训练。这些新进人员都是通过口试和笔试后录取进来的大专毕业生，他们在校期间受过长期的专门培养，已经具有了一些不与台塑要求相符合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和经验，必须加以调整。职前训练在台塑大楼前以报告的形式进行。训练的重点为企业管理，特别重视企业经营理念的灌输，以及台塑关系企业经营体系的介绍。三是在工厂基层磨炼意志，使他们知道一个企业的成长，基层最为重要，并使他们一旦当上主管，就能知道基层在做什么。在6个月训练期间，他们将被派到泰山、彰化、宜兰、高雄等厂区，直接到生产的最前线，实际参与轮班的生产作业。轮班训练的过程中，受训人员除了参加生产作业，其他事如打包产品、搬运物料、保养机械都要去做，而且必须和正式的作业员一样，轮着上日班、夜班。同时每个月还要写出心得报告，由担任教师的主管辅导考核。6个月期满后，再由总管理处派主考官到各厂区举办期满考试，成绩合格者才正式任用。台塑还规定，每一部门的负责人，要对到该厂受训人员的学习成效负责。换言之，只要受训人员过了某一部门的某一关他就必须掌握这一部门的技能，否则若被主考官考倒了，部门主管也要连带受责。 手 机 用 户 请 登 陆 随 时 随 地 看 小 说!
用恩莫如用人(7)
为了达到对学员培训的作用，台塑对学员寝室的安排，也是别具匠心。他们要求每间寝室住的4位学员，一定是担任不同性质工作的，如生产课长、资材课长、人事课长、工程课长4人一室；营业课长、财务课长、生产课长、电脑课长4人一室等。这样，他们之间将有机会交流不同的工作经验。
此外，在餐桌的安排方面，台塑也很有讲究：学员每周要换桌一次，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更多的学员相互认识，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为以后可能的业务沟通打基础。
学员在训练期间每天早晨要进行1小时的晨跑锻炼，其目的在于推广此项有益身心健康的运动，养成学员自觉坚持锻炼身体的好习惯。
因为对学员的每项要求都要进行考核，而且每周一次，考核的结果要列入今后的人事考核项目，因此受训期间，学员的压力很大，讲义与笔记达数十公斤。学员们为准备考试，常常要温习功课至深夜。
学员们除准备每周的考试外，还要撰写心得报告，以备在结业典礼的“综合检讨会”上的抽查。综合检讨会是由王永庆亲自主持的，会上他要当场抽选10～15名学员上台发表心得与感想。听完报告后，王永庆当场加以评定。因为是王永庆亲自主持，学员们既紧张又希望被抽选，好一显自己的才华。
录用前的强化训练，使学员们的观念很快转移到台塑企业上来。他们一上岗便十分清楚台塑喜欢什么和讨厌什么，懂得自己的奋斗目标，因此而有所适从，如降低成本问题，就是台塑最为看重的。树脂厂管理部门原来使用的影印机是买来的，受训后，学员们对降低成本比较重视了，于是着手检讨分析，发现如果租用两年可节省6．6万元，于是改为租用。
台塑十分清楚“人无压力不进步，井无压力不出油”的道理。其实不光新进学员在受训期间感到有压力，台塑企业人员从上而下自始至终都在承受着压力，他们实行的是“压力管理”。这是培训人才的一种方法。
在台塑认为，每个人的潜能都是很大的，只是在通常的环境和条件下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因为人的惰性是很大的，只有周围环境比较恶劣，或受到某种外在因素的激发，人们才会冲开自己的惰性层而表现出非常的智慧来。
□用人的原则是扬长避短
曾国藩指出，有不能打仗的将领，没有不能打仗的士兵；有百战百胜的将领，没有一定打胜仗或者一定不能打胜仗的士兵。
人有百种，有智谋的人喜欢建功立业，勇敢的人喜欢实现自己的志向，贪婪的人则钻营于功名利禄。有能力的领导应根据他们不同的性情抓住他们品质个性的优点，根据每个人的专长，安排他们的工作，做到人尽其才，而无能的领导则只会埋怨手下无人可用。
西夏王元昊的心腹爱将野利王、天都王多次率兵侵犯宋朝边境，掠夺财物，宋朝守边大将种世衡想设计除掉这二人，但一时之间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论武艺，种世衡手下大将无一人是二王对手，硬拼肯定不行，那么只能借元昊的手杀了他们了。种世衡突然想到一个叫王嵩的和尚，为人坚忍厚道，佛学高深，可以任用，于是便劝他还俗，又奏表让朝廷授给官职并借助职务之便替他办了家中之事。
王嵩很感激种世衡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一心希望能有机会报答这位恩人。忽然有一天，种世衡因事审讯拷打王嵩，打得极其残酷，但王嵩始终说自己是被冤枉的，一点也不为酷刑屈服。
种世衡便对王嵩说：“我知道你是冤枉的，拷打你，只是试试你的忍耐力。我想让你去完成一件大事，要你保守秘密，可能比刚才所受的拷打还要痛苦你能始终坚持下来吗？”
王嵩忍痛说道：“卑职早就想报答大人的恩情，愿以死相谢。”
于是，种世衡写了一封给野利王的信，用膏蜡裹了，让王嵩封藏在衣裳里。
种世衡叮嘱说：“这封信不到死的时候不能泄漏。如果必须泄漏时，得说自己辜负了恩情，不能完成将军之事。” 手 机 用 户 请 登 陆 随 时 随 地 看 小 说!
用恩莫如用人(8)
接着，种世衡又取出一幅画着龟的画和一筐红枣，要王嵩赠给野利王。
王嵩到了野利王那里，就把种世衡吩咐的都做了。
野利王笑着说：“我一向很看重种将军的人品和胸怀，现在怎么有这种小儿女的见识呢？”
他估计王嵩另有书信，向他索要。王嵩假装用眼睛看看左右，回答道：“没有。”
野利王不敢隐瞒此事，就把龟图和红枣封好连王嵩一起献给西夏王元昊。
元昊召见王嵩，问种世衡的信在哪里。王嵩说没有信。元昊下令用刑。
王嵩被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仍说没有信。
过了几天，元昊又召见王嵩，严厉地说：“如果再不说出信在哪里，就杀了你。”
王嵩还是回答“没有”。元昊大怒，命人将他拉出去杀了。
王嵩被杀前，大叫道：“原先将军派我送信给野利王，要我不得随便泄漏，现在不幸要死了，没有完成将军所托之事，我对不起种将军！”
说完，他解开衣裳，拿出信，献给了元昊。
元昊从此怀疑野利王不忠，便暗中派爱将假充野利王的使者，到种世衡处探听虚实。
种世衡知道这是元昊派来的，假装不知，就大骂元昊，说野利王有心归顺大宋，并备了丰厚的礼物送给使者，并说：“替我对你们的王爷说，快点下决心，不要优柔寡断了。”
使者回去后不久，王嵩被放了回来，报告种世衡说野利王已被元昊处死了。
接下来，种世衡又想离间天都王，就在边境上祭祀野利王，在祝版上写了悼念的文字，文中多处提到野利王与天都王的暧昧联系，还说什么两王有意归顺宋朝，谁想野利王中道却先去了，可惜可叹！把祭文杂在纸钱里，等看到敌人出现，立刻烧掉。
祝版上的字不能很快消失，被敌军得到献给元昊。
于是，天都王也开始被元昊怀疑，终被治罪。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种世衡手下兵将如云，皆不入法眼，偏选了一个和尚，大概是凡为和尚皆有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的精神吧！
正是王嵩的作用，才使得此反间计不废一兵一卒而能一石二鸟地获得成功。
可见任何人在某些方面都有其所长，人无庸人，关键在于如何用人。
没有无用的下属，只有不会用人的领导。在现实生活中，也经常听许多老板讲，企业里缺少二件：硬件缺资金，软件缺人才。人们不禁要问，老板你会用人才吗？
俗话说“没有没用的人，只有不会用人的人”。大概就是说关键是你如何用人了。在这方面，大家都经常引用汉高祖刘邦的用人之道。《史记·高祖本记》记载：刘邦获天下之后，大宴群臣，席间，刘邦问及：“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占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曾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但是，有许多老板们未必能从一定的高度理解用人之理。其实，人各有其长，又各有其短。据《泾野子内篇》记载，一老头有五子，老大质朴，老二聪慧，老三目盲，老四背驼，老五足跛。试看这位用人“高手”的神奇安排：老大务农去，老二经商去，老三按摩，老四搓绳子，老五纺线。真乃神来之笔。
其实，用人之长，去人之短，历代宏论颇丰。司马光说；“夫人之材，各有所宜，虽周孔之材不能偏为人之所为，况其下乎？固当就其所长而用之。”唐太宗李世民也说：“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拱角，无曲直长短，各种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将无弃才，明主无弃士”真是高论。 手 机 用 户 请 登 陆 随 时 随 地 看 小 说!
用恩莫如用人(9)
如上用人宏论，或许有些有志之老板在用的时候研究过，有些可能学以致用了，而有的则不得要领。其实，这在相当的情况下属于用人态度问题。有些国有企业用人之毛病自不必说，而有些私营企业在用人问题上，又担心“放权”太多会导致“私有财产流失”。总之用而疑之。还有些老板对人才的理解有问题。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是一个工种，那么也就不可能只需要一种人才。而是各种各样的人才这样也就导致人才的分工与协作。老板的任务就是在分工和协作中起协调的作用。
日本的丰田公司也是因此而任用有才能的人，而辞去不擅职之人。
1950年，丰田公司内部的劳资纠纷，使得丰田喜一郎辞去了社长的职务。在这种危难的关头，只有选用有才能的人来扭转危局。丰田家族的当事人选中了当时在公司内作中层的“外人”石田退三。
石田退三实际上没有任何专业知识，但是，在他早期的经商活动中，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没有什么专业知识的石田退三，之所以被选为丰田家族产业的总管，这主要是因为他有两个方面的优势：其一，是他的务实的精神。相比较而言，丰田的前两位创业者，对技术和机械的着迷，使他们身上多少都有些浪漫主义的色彩，他们是按照理想来经营丰田的。但是商业所通用的却是扎实的、甚至是冷酷的务实主义。而石田身上正具备这种品质。其二，是石田对丰田家族的忠实、可靠。正是这一点，使得石田获得了丰田家族的充分信任。
其实，石田退三有足够的才能来创建自己的产业。所以在石田退三退休之后，他曾不无后悔地说：“在我一生中，最遗憾的是，没有建立起一份以石田为名的事业。”但他却为丰田这份事业尽了自己一生的责任。事实上，在石田作总管的十几年间，他确实掌握着丰田的实权，尽管有创造自己事业的念头，却从没有想过要把丰田集团据为己有。石田从一开始起，就确认为，以丰田汽车为中心的丰田集团是丰田家的产业，他自己只不过是个“总管”。在这里石田也表现出了一种真正的企业精神；企业的发展是公，而自己的利益只是私，公私一定要分明。
后来，事实证明，选择石田退三来管理公司，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丰田公司这个家族从石田退三以及其他“外人”身上获得极大的实惠。
石田以其独有的务实精神，来管理丰田汽车公司，把1950年还只是刚刚起步的丰田汽车业一步步，稳扎稳打地树立为“世界丰田”。他的务实管理是相当成功的。到1961年石田退三为会长时，丰田汽车已是国内的佼佼者，并已走向世界。这十几年间，丰田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业绩，就是在他的“总管”之下，丰田家族内部没有任何“内讧”。这与他自己强有力的管理有关。他对丰田家族里的人也使用，但必须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使用。如果没有什么管理才能，即使是丰田家的人也同样被降职。因此，有评论认为：“丰田集团公司从一个地方企业，发展成世界性规模的大企业，虽说仍是一个家族企业却始终没有出现家庭内讧，其中，大总管石田的存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用人之前必先知人
曾国藩认为，人才是根据求才者的智识高低而出现的，也需要用才者善于鉴别、善于使用。用人就像用马，如果得到千里马却不认识，或者即使认识了，却不能充分发挥它的能力，那当然就只会喜欢那种衰弱无力的马而抛弃雄壮剽悍的骏马了。
知人善用是曾国藩人才观的一个显著特点。“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凡具一技之长者都要广为延揽，而在使用时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
慎用人才的一个基本内容是量才器使，才尽其用。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先如何去认识人。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弃置不用，不频繁撒网有失去捕抓大鱼的机会。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材，“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故世不患无才，患有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曾国藩以良药不适于病，梁丽之材用于窒穴，嫠牛捕鼠、良马守门等比喻，批评用人不当，指出对于人才必须“器使而适用”，使其特长得到充分发挥。用其所长，这正是领导者的用人艺术。蔡锷对此评价较高，他说：“曾（国藩）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林翼）亦说人才由用人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之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据说，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一一观察：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讲习性理者采访忠义，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在幕中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使用，感到了解较深，确有把握时，再根据具体情况，保以官职，委以重任。为了使贤才学用一致，他十分重视幕僚的工作安排。对长于治军者，便安置到营务处，使其历练军务以为他日将才之备；对精于综核者，便安置到粮台、转运局、筹饷局等机关，使其学习筹饷、理财、运输的工作；对善于创造者，便安置到制造局，做造舰制炮工作。务使人人能尽其用，用尽其才。 手 机 用 户 请 登 陆 随 时 随 地 看 小 说!
用恩莫如用人(10)
有关知人善用，曾国藩重用容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曾国藩曾重用并委派容闳赴欧美采购机器。这位广东香山县人，自幼接受西方教育，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后入美国籍。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人都同曾国藩举荐过。尽管容闳到过太平天国和天京，还向干王洪仁？NF9CD？上书，提出过发展资本主义和七项建议，以后又与太平天国多次做过茶叶生意，曾国藩对此却并不怪罪。曾国藩接连三次发出邀请。35岁的容闳初次登上总督衙署大门，次日便受到了曾国藩的接见。曾国藩在了解容闳的经历和学识以后，认为他确是个既了解西方又有胆识的人才。在问及当前对中国最有益、最重用的事情当从何处着手的问题，容闳答以莫过于仿照洋人建机器厂，尤需先办制造工作母机的工厂。曾国藩十分赞许，及时拨发巨款，委派他赴欧美采购机器。多年来一直在异国他乡做着中国富强之梦的容闳，受命之日，十分感奋。一年后他从美国采购来的机器，就安装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军事企业——江南机器制造局中，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知人是对人才实施科学管理的重要环节，知人是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也是激励人才奋发进取的有效措施。
《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阳武（今河南省阳武县）人。家境清贫，好读书，初事魏咎，继事项羽，后归汉。他通过魏无知推荐得见刘邦。刘邦跟他谈话，见他有才智很高兴，问：“子之居楚何官？”陈平答：“为都尉。”当天，刘邦就任陈平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知道了都为之哗然，说：“大王一旦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军长者。”刘邦听了，更加厚待陈平。
过了一段时间，周勃、灌婴等大将也对陈平有意见，认为刘邦如此信任陈平不当，都谗毁陈平说：“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刘邦听了也起疑，便叫魏无知来，责备他为何推荐陈平这样的人，无知说：“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拒，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刘邦也叫陈平责备他说：“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固多心乎？”平答道：“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画有可中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刘邦见他说得有道理，便向他道歉，厚加赏赐，擢升为护军中尉，监察全体官兵。从此，诸将不敢再谗毁陈平。
刘邦的长处是善于知人用人，大胆于基层中提拔人。陈平归汉之初，与之谈话知道他有才智，便赏识其人，任为都尉，兼参乘、典护军，这虽非大官，但却是重要的官职，参军是亲信侍卫，与刘邦同车出入，非心腹之人是不能任此职的；典护军是军法监察，是参加管理人事工作的，陈平新来而监察原有的将兵，可见对他的信任。尽管众将认为刘邦如此信任一个从楚来的逃犯而大哗，也不能动摇刘邦对陈平的信任，反而更厚待陈平。
刘邦如此重用陈平，足见他确是善于知人和用人。而陈平也确是个奇才。后来刘邦能战胜项羽，处于危急而能转安，以及刘氏政权不被吕氏所夺，陈平出奇计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用人者，取人之长，避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长，去人之短也。惟尽知己之所短而能去人之短，惟不恃己之所长而后能收人之长。” 手 机 用 户 请 登 陆 随 时 随 地 看 小 说!
用恩莫如用人(11)
在这里，魏源辩证地论述了用人的长短关系，把能否知人之长短作为能否用人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他强调：“惟不恃己之所长而后能收人之长”，是很有见地的他揭示了能否知人用人的关键原因。
在楚汉相争中，刘邦为何能用人之长，而项羽则不能？这是因为刘邦没有满足于自己的长处，也不认为自己的计谋超过人，更不以为自己有军事天才，正因他有自知之明，故能虚心听取张良、陈平等的奇谋深策，放手让韩信、英布、彭越等猛将去独当一面各自作战，也就是说他能用谋臣武将之所长，为他打天下；项羽则自恃深懂兵法，又有力可拔山举鼎之勇力，认为比谋臣武将都高一等，也就不能用他们的长处，既不听谋主范增的计谋对于韩信、陈平的献策也不屑一顾；有猛将也视而不见，有也不信任。致使范增气得辞职，韩信、陈平等天下奇才和猛将英布离楚归汉。结果是：刘邦能用众人之长成己之长，项羽不能用人之长而致成己之短，谁胜谁败，大局则定。
唐太宗能用别人之长，隋炀帝则不能，其原因也如此。唐太宗是个文武全才的英明之主，但他不满足于己之所长，不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故能虚心听谏纳谏，用人之所长以补己之不足。故其身边，有所长的人才济济，能成就大业。而隋炀帝自恃其才高过人，他说的话都是对的，不容许别人反驳；他做的事都是对的，不允许别人违背。而顺之者则可升，违之者则杀头，故不能用人之所长，只能用人之短即不能用有才能的忠直之臣，只能用一些阿谀奉承的佞臣，结果，众叛亲离，最后被他认为身边的“心腹”之臣所缢死。
就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借鉴古代的用人艺术，在革命战争中知人善任，在和平年代中也择人善用。
毛泽东十分强调知人，首先在于他相信伟大的人民革命中会产生千千万万的优秀干部，因而能够吸引五湖四海的俊才。其次他不要求“完人”和“全人”，他善于抓住人的品质个性的优点，根据每个人的专长，安排干部的工作，做到人尽其才。所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许多有用之才总是脱颖而出。
1950年初，中央军委准备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刘伯承一向是主张“治军必先治校”的，他闻讯后立即请求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担任办校工作。毛泽东对刘伯承是了解的，刘伯承有“古名将风”和“常胜将军”之称；他先在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后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在革命战争中，他所统率的部队，经常办有军政学校、随营学校或轮训队，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还曾先后担任中央红军学校校长，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不愧为一位杰出的军事教育家。因此，毛泽东立即赞同刘伯承的要求，并亲笔复信。刘伯承满怀雄心壮志主持学院工作达七年之久，为培养中高级军事干部，推进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在选才用人上，提倡毛遂自荐，反对唯文凭选才，反对论资排辈，而主张不拘一格，这同他本人自学成才、积极进取、奋斗成功的经历不无关系，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他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艺术的体现。
□至勇至廉才能服众人
在曾国藩书信中，曾经有这样一段话：挑选哨官、什长，必须挑选那些最勇敢，最廉洁的人。哨官、什长不特别勇敢的话，就不能够振奋士气；不特别廉洁，就不能够使士兵衷心敬服。
这里谈到了挑选管理者的标准必须要管理者能对下起到示范、表率的作用。
曾国藩说：“治世之道，以致贤养民为本。”他一向以相人、识人、知人、用人著称于世。《新书·大政下》中说：“君功见于选吏，吏功见于治民。”国君的功绩表现在选拔官吏，官吏的功绩表现在治理人民。曾国藩不是国君，但他极善于选拔人才，使用人才，这可以说是他的最大本领那么，曾国藩选拔人才的标准是什么呢？ 手 机 用 户 请 登 陆 随 时 随 地 看 小 说!
用恩莫如用人(12)
委任官员的标准，曾国藩认为有如下四点：
一是习惯劳苦以尽职尽责，一是崇尚俭约以培养廉洁，一是勤学好问以拓展才能，一是戒傲戒惰以纠正风俗。所以委任一个官员一要看他是否“做”得，二要看他是否“省”得，三要看他是否“学”得，四要看他是否“禁”得。他着重考察的是人的品质、习惯、才学和意志。
他考察一个绅士也有四条：
一是保持愚儒以荫庇乡里，一是崇尚廉洁以奉公守法，一是严禁大言以务求实际，一是扩展才识以等待选用。曾国藩在使用绅士时有一个秘诀，那就是给他们一点名利，但不说破，用这种办法可以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不但本人是大德大才的旷古奇才，他选拔人才，也有自己独到的标准，往往最看好德才兼备的人，诸葛亮以其“隆中策”预见天下三分显示其大才；以其“鞠躬尽瘁”尽忠汉室，显示其大德。其人如此，其择官也以德才兼备为准则。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向刘禅上疏，即《前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刘备）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帝、灵帝是东汉末年的皇帝，先后兴起第一次、第二次“党锢之祸”，杀戮敢于直言的李膺等贤臣；二人都信任宦官，使宦官得专政，朝政腐败。桓帝封单超等五宦官为侯，任其专横胡为。灵帝公开标价卖官，敛财私藏，上梁不正下梁歪，贪污风盛，民不聊生，致使社会动荡不安，终于激起黄巾造反。之后群雄攻战，从而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上《前出师表》时，刘备已去世，由他执政辅佐刘禅，故在出征前总结了先汉与后汉兴亡的经验教训，谆谆告诫刘禅，不要学桓、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要学先汉“亲贤臣，远小人”，才能使蜀国兴隆，以复兴汉室。
诸葛亮还在《便宜十六策》里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因此，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特别重视选拔德才兼备之士。
诸葛亮推荐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重兵，负责宫中之事。刘祥常欲增加后宫嫔妃，董允认为古时天子后妃之数不超过十二人，今已足数，不应增加。刘祥宠爱宦官黄皓，皓为人奸佞，想干预政事，允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黄皓，允在时，黄皓不敢胡为。
蒋琬、费袆、姜维都是诸葛亮精心选拔为他理政、治军的接班人。蒋琬入蜀初期任干都县长，刘备下去巡视，适见蒋琬饮醉，不理事，大怒，要杀他。诸葛亮深知其人，为之说情：“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敬重亮，听其言，才不加罪。后亮提拔琬为丞相府长史，亮每次出征，琬都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常赞琬为人“忠雅”，可与他辅佐蜀汉王业。亮死前，密表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亮死，琬执政，其人大公无私，胸怀广阔，能团结人，明知时势，做到国治民安。蒋琬病，荐费？NF9CB？代之，费？NF9CB？为人明断事，善理事，知军事，他在任时边境无虞，魏人不敢正窥西蜀。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屡次北伐，虽无大胜，但魏兵也不能侵入。及司马昭派大军伐蜀，刘禅昏庸不听姜维派兵扼守阴平之议，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出降，并令姜维降，姜维想假降待机杀钟会以复兴蜀汉，其夙愿虽不实现，足见其人忠烈。
刘备死后，有诸葛亮及其后继者蒋琬、费？NF9CB？、姜维等辅佐，刘禅这昏庸之主才得安坐帝位达四十一年之久。而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汉，魏立国虽有四十五年，但早在十七年前司马懿就发动政变夺取曹爽的军权，魏政权已归司马氏，魏已名存实亡，魏政权存在实际只有二十八年。孙权死后，孙亮立为吴帝，内部不和，国势日弱遂被晋灭，孙权后人掌权只有二十七年。三国相比，蜀汉政权较稳固，无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之事，这是因有德才兼备的贤臣辅佐之故。 手 机 用 户 请 登 陆 随 时 随 地 看 小 说!
用恩莫如用人(13)
像诸葛亮选择人才要德才兼备，去搜集有用的人，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经营企业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只有选择适合的人才，才能换来锦绣前程。
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成功，就是得益于此。在这方面它是比较典型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旧中国的绝大多数私人企业，包括今天中国的许多企业，台湾的、香港的、澳门的都算上，均是家族型的企业。上辈人创业，下辈人继承，很少有与多个外人共同创业的。而商务印书馆则是由几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共同创立的，而且他们各有所长，将商务印书馆一度发展到无比的辉煌。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是夏瑞芳。夏先生是上海青浦县人，出身贫寒，父亲是个摆摊做生意的小摊贩，母亲则给人家当保姆。他从印刷工人起步，白手起家创业。由于他有着特殊的“敛才”本领，曾将各种人才邀请至门下，所以商务印书馆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走向辉煌。
最初出资创办商务印书馆的一共有7个人，除夏瑞芳以外，还有他的3个中学同学鲍咸恩、鲍咸昌兄弟和张桂华，以及夏瑞芳的同乡高风池、鲍咸昌的妹夫郁厚坤和张桂华在电报局的同事沈伯曾。7个人共集资3750元，号称4000元。
由于夏瑞芳出色的组织和领导才干，所以商务印书馆成立以后，众人一致推举他来主持企业的工作。其余的人，除了沈伯曾以外，各把一摊。沈伯曾虽然投资最多，但不大过问企业的业务。
夏瑞芳充分发挥他的“敛才”之能，曾先后聘请当时德才出众的知识分子、文化界的名人蔡元培、张元济来商务印书馆工作，这两个人的到来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蔡元培不必多说，他是清朝光绪年间的进士，后来出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以后又任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的校长，在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夏瑞芳聘请他来主持编辑工作，无疑是选中了大才。不过，后来因“苏报案”，蔡元培被迫离开了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也是清朝光绪年间的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后因参加维新运动而被革职，时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蔡元培被迫离开以后，夏瑞芳便聘请张元济任编译所的所长。张元济以后毕生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曾被誉为“商务印书馆的灵魂”，并因此成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出版家。
除了聘请像蔡元培、张元济这样知名学者以外，夏瑞芳还聘请了一批当时颇有才华的编译人员，如蒋维乔、庄百俞等。
另外，还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初具规模的时候，夏瑞芳就物色了3位“老书坊里的杰出人才”、“富有推销能力”的得力干将——俞志贤、吕子泉、沈知方。他们有效的推销活动，极大地推动和支持了商务出版工作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最红火的时候，编译业务由张元济负责，印刷由富有经验的鲍氏兄弟负责，财务由高凤池、张桂华分掌，推销由上述3位“大将”全权办理。夏瑞芳自己则为总调度，积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由于有这样一个合理、可靠的管理队伍，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在上海创建后，发展十分迅速，它的营业额和利润额像涨潮的海水一般向上猛涨。据统计，其资本额到1901年时就已经从4000元增至5万元，1903年增至20万元，1905年增至100万元，1913年增至150万元，1914年增至200万元。17年间，增长了500倍，平均年增长29倍多，创造了同时期民族实业经营的新记录。
到1914年，商务印书馆已经在全国各地设立85处分馆，在海外也设有分支机构，新加坡和吉隆坡都有它的分馆，此外在北京和香港还设有印刷分厂，如此辉煌的成就被认为是当时“国人经营事业之最尖端者”。
商务印书馆不仅是清末位居全国之冠的大型新式文化企业，而且它的规模、技术、人员曾一度在世界同行业中居一流地位。
不幸的是，正当商务印书馆的发展顺利的时候，1914年夏瑞芳遇刺身亡，年仅43岁。他的英年早逝，不仅是商务印书馆的损失，也是中国出版事业的巨大损失。 手 机 用 户 请 登 陆 随 时 随 地 看 小 说!
用恩莫如用人(14)
至今，商务印书馆仍然是中国出版界一棵不老的“常青树”，受到新老读者的厚爱。
□选才要注重朴实勇敢
曾国藩指出，军队中选用将才，要特别注重那种朴实勇敢的人，同时要看他们的气概。怕的是有些人不全是发自内心的忠义之气，这些人轻浮，骄气，并不是真正的气概。
一般说来，轻浮与骄气的人成就不了大事。因此选用人才的时候务必注意要戒除去骄气。做人也是一样，只有切切实实从自己做起，不得虚骄浮气，才能把事情办好。
曾国藩十分重视子弟的教育，尤其在戒骄气方面，他更为重视，曾在给诸弟、子侄辈的许多家书中反复提及。同时，正如这篇日记中所说的那样，他时时省惕、力戒“吾心之自骄自满”。
他之所以对骄字有如此深刻的体验，是从“吃一堑长一智”中，从惨痛的教训中得来的。在军事方面，湘军的几大败仗，如靖港之败、九江湖口之败、祁门之围，都是曾国藩直接指挥的。这除了曾国藩本为文人、不懂打仗之外，骄气太盛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也是其致败的重要原因。
在祁门之围中，由于他只考虑到地理位置的优越，而未加考虑仗打起来时的出路，就定下以祁门作为指挥部的决定。当时，李鸿章曾极力劝谏把指挥部移到别处，而曾国藩就是一点儿都听不进去。结果导致指挥部最终被围，他自己也差一点儿被俘险遭杀身之祸。
诚如曾国藩认为的那样，古往今来由骄傲而奢侈，而淫逸，而放荡，以至于无恶不作，终致败家的事例数不胜数。其中许多是父兄骄，子弟也骄；也有父兄并不骄，而是疏于管教子弟，致使其因骄横而倒行逆施而丧身灭族。
西汉的上官桀，年轻时只是个小小的羽林侍郎。由于接近皇帝，一次偶然机会使他逐步发了迹。一天，他跟随武帝到甘泉宫，路上恰遇大风雨，辇车无法前进，车盖也被刮得东倒西歪，使帝驾无法避风雨。上官桀把车盖解下来双手擎着以护驾，大风大雨持续了好长时间，他始终勉力用车盖挡住风雨以护驾。事后，武帝对他的膂力感到很惊奇，升迁他做了未央厩令，负责喂养马匹，仍是个不大的官职。但他善于阿谀逢迎、巧言令色。有一次，武帝生了一场病，病好后见许多马匹都很瘦弱，就对他大发脾气道：“你以为我再也不能来看我的马了吗？”打算把他交付审判。上官桀磕着头说：“我听说圣体不安，日日夜夜都在忧伤着，确实没有心思再去喂马了。”边说边涕泪交流。武帝大为感动，认为他很忠诚，从此便格外亲近、宠幸他，封官赐爵累至太仆，位在霍光之上。武帝临终遗诏命霍光任大将军辅少主，以上官桀为副。自此之后，上官桀的骄横日甚一日，仗着孙女儿是皇后，开始与霍光争权。此人正是曾国藩所谓得运乘时、幸致显宦而自骄自满者。
其子上官安由于家庭中的耳濡目染，加上因为是皇后之父而封侯升官，于是由骄横而淫乱而作恶多端。在宫殿上受到赏赐，出来后便骄示于人：“刚才和我的女婿一起喝酒呢，好开心哟！”他常常喝醉了酒，光着身子在内室走进走出，淫乱无度，连他父亲身边的妻妾也不放过。
上官桀、上官安父子由极骄极满终至要杀害霍光，废皇帝而自立，最后被朝廷灭族。此乃父骄而子傲，终于败家的典型一例。
东汉大恶梁冀的父亲梁商，虽然是皇后的父亲，又被封为大将军，皇亲兼据高位，但为人较为谦恭和顺，且又能荐举贤才，每逢民间闹饥荒，他总要拿出自己封地的租谷赈济灾民。因此，东汉顺帝很倚重他，旁人也大加称赞。可惜的是，梁商谨慎懦弱有余，而果敢威严不足，虽然对亲属子弟也时有告诫，但终究没有约束教导好自己的儿子梁冀，致使其骄逐渐发展，最后招致灭族的惨祸。
梁冀在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就非常暴戾骄横，干了许多违法事情。洛阳令吕放曾经向梁商检举过梁冀，因而使他受到梁商的责备，梁冀便派人刺杀了吕放。事后还施放烟幕，嫁祸吕放的仇家，以遮蔽其父的耳目。 手 机 用 户 请 登 陆 随 时 随 地 看 小 说!
用恩莫如用人(15)
梁商死后，梁冀任大将军。东汉顺帝去世后，无论冲帝或质帝在位时都由梁太后临朝，太后即梁冀的妹妹，这样实际上是梁冀专权。质帝虽然年仅八岁，但很聪明，眼睛瞧着梁冀，对朝臣们说：“这是一位跋扈将军。”梁冀听后，当天便把他毒死了。桓帝初年，梁冀和他的家族成员一个个都加官晋爵，这就使其更加骄奢淫侈那时候，全国各地凡向朝廷进贡，都得先送梁冀，皇帝还在其次。官吏和百姓带着礼物和金钱去向梁冀求官或求情的，一批又一批地接连不断。就连梁冀的家奴仆人，由于得到他和妻子孙寿的内外兼宠，以致威权大到连刺史和二千石等高官也得去巴结。梁冀由骄而淫乱，竟和自己父亲的美人私通。在人行大路上，谁家的妇女长得漂亮一点，只要被梁家的爪牙们见到了，随时都有被抢掠去的危险。梁冀夫妻二人，在同一条街道的两旁兴建宅第，互相竞赛，看谁把房子盖得更为豪华，更为宏伟。梁家的林苑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到鲁阳，北逾黄河，宽广近千里。随着荣宠和权力的增加，梁冀的骄横更变本加厉穷凶极恶。他掠夺良家妇女充作奴婢，多达数千人，毒杀向他辞行的荆州刺史，暗地笞杀上书朝廷指斥其罪行的郎中。最后，恶贯满盈，祸及三族，终遭来灭顶之灾。
从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把“骄”称为败家之弊的根源，实乃不虚不妄之言。
□挑兵选将是管理的重要环节
曾国藩指出，古时候治理军队，先寻求好的将领，然后再去挑选士兵；现在搞军事的人，往往首先招兵，却并不选择将领。这样做就像拿衣服一样，不提着衣领，结果搞成一团糟，只会自取灭亡。
因此，治理军队，首先要能找到能帮助自己的将领，这就像提衣服要提衣领一样，是管理的关键部位。曾国藩在这里强调了选择将材的重要性。
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思想家、政治家都认识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发出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感叹。深切地感到军事人才在决定战争胜败、国家兴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是中国的一个识人的古语，它说明在人才不易识的情况下，相对一般人才而言，千军易得，一将就更难求了。在作为社会生活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的军事领域里，统帅的决心具有重大作用。军事领导人才是统御部队的人才。作为一支部队，一个组织，没有领导人才的控制、驾驭之意，必然是一盘散沙，缺乏战斗力，遇有困难和敌情，定将一触即溃。俗话说，蛇无头不行，讲的正是此理。因此，在识人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识别平时能练兵，战时能打仗的一般军事人才；更重要的是能识别平时能治军，战时能指挥作战的各类指挥人才。注意识别、发现和培养、选拔一批能担负起跨世纪重任的军事高级指挥人才。
关于挑选有能力人才来辅佐自己，刘邦之识郦食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史记·郦食其传》记载：郦食其，陈留高阳（今河南省杞县南）人。他好读书，家庭贫穷，无以为活，只好在里中当看门人。因其人性情与一般人有异，人们都称他“狂生”。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响应，各国将领为略地经过高阳的有数十人之多，郦生与之接触，觉得他们眼光短小，只顾眼前利益而没有远志；讲究繁琐礼节，自以为高人一等，跟他们谈深谋奇策也听不入耳。因此，郦生深自藏匿。他听人说沛公刘邦，平易近人，能采纳计谋。他认为刘邦正是他愿意追随的人，恨无人代他介绍。沛公刘邦掠地到陈留，其麾下有与郦生同乡的一个骑士归来，郦生便拜托他转告沛公：“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拉尿）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这位骑士归去，把郦生托他说的话转告给刘邦。
刘邦到高阳驿站寓所，派人召郦生，郦生入见，这时，刘邦正坐在床上让两个美女代他洗脚，郦生仅作揖，而不跪拜，立说：“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刘邦发火骂道：“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说：“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再见长者。”刘邦立即停止洗脚，起来穿戴好衣帽，请郦生上座并向他道歉。郦生就跟刘邦讲六国合纵抗秦的故事，刘邦听了很高兴，问“计将安出？”郦生说：“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刘邦采纳其计，立即派他去说陈留县令，率兵随其后，陈留县令果听郦生而归附刘邦。刘邦封郦生为“广野君”。 手 机 用 户 请 登 陆 随 时 随 地 看 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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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生是个很有才智的儒士。在逐鹿中原的乱世，不只主择臣，臣也择主，郦生观察起义众将，察其言行，都不能成气候，没有一个值得为之效力，于是深自藏匿。他后来主动要求人传话使能投在刘邦的麾下，主要是因刘邦平易近人，能采纳计谋。因平易近人，则能团结人，可以与之相处；能采纳计谋，自己的才智才能发挥，辅佐他以成大事。郦生并没有知错人，择错主，尽管一见面，刘邦傲态毕露，又破口骂他是贱儒，可是当他批评其错误后，刘邦能知错改错，并向他道歉，以礼相待，虚心请教。郦生献上取陈留之计，刘邦立即采纳执行。后来刘邦能图天下，也正因他有这两个超人的优点，即能团结和用五湖四海的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有众才智之士为之出谋献策，而他能采纳；能“解衣衣人”，慷慨分土封官，使众多的猛将为之奋战沙场，终于打败项羽而创建西汉王朝。
利用贤人来打天下，统治天下，先于刘邦的其他一些英明的帝王都曾用过这种方法，而且总是屡试不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已经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得到了周天子的册封，代之出现的是韩、赵、魏三个新兴的国家。在魏国，促成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国君是魏文侯。这一年，他已经执政二十二年了，此后，他在位十六年，继续推行改革的措施，使魏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力逐渐强大，成为战国初年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在这个改革图强的过程中，尊贤任能对魏国的繁荣起了重大作用。魏文侯尊贤至诚，他的老师田子方认为：“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魏文侯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对贤士十分尊重，就是对拒绝做官的贤士也照样礼敬。他对贤士段干木拒不出仕不仅不生气，反而送去百万俸禄，对他的礼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魏文侯并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实实在在按才任用，由于他尊贤任能，用人不疑，使他在当时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一大批贤才都涌向魏国，在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政治家、军事人才的帮助下，开创了魏国历史最为辉煌的时代。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当时第一流的贤才，如王翦、王贲、蒙恬、李斯、尉缭、姚贾等。他们有的是军事家，有的是政治家，有的是外交家，他们都不是秦人，却在尽心竭力地为秦国效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固然离不开秦国本身已经取得对山东六国的明显优势的吸引，然而众多杰出人才来到秦国以后，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才干，为秦国制定和实施克敌制胜的谋略，最为关键的还在于秦王嬴政知人善任，海量容才，以卑恭谦逊的态度和豁达的胸襟对待臣下和纷至沓来的宾客。正是一代雄主过人的眼光和胸襟，激励着大臣为秦的统一运筹于帷幄之内，武将也为之驰骋于千里疆场。尉缭、李斯等文武大臣都竭忠尽诚地为秦国效力，来报答秦王嬴政的知遇之恩。尉缭根据自己的反间计设想，同时综合他人类似的建议，并借鉴秦国历史上施行反间计的成功经验，为秦王制定出统一天下的总战略方针：用间与用兵相结合，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相结合。根据这一总的战略方针，秦国相继灭掉了韩、赵、燕、魏、楚、齐六国，在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王朝。在统一过程中，秦王嬴政折节纳人和知人善任，充分调动了文臣武将为秦效力的积极性，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为秦的统一发挥自己的才干，为秦的统一大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治理国家确实需要贤士，但更根本的还需要依靠民众。“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家的兴亡决定于民心的向背，这是亘古未变的真理。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为政者如果不以人民为念，轻则亡身，重则亡国。因此古代一些英明的执政者为赢得民心，获得政治资本，也能做出一些示范。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率军猛攻荆州（今湖北江陵）。当时正以客卿身份居住荆州数年的刘备受命负责御敌之事不过接到曹操领军来袭的报告时，敌军已经迫在眼前。在当时的情形下，只有撤退而已。结果，无数仰慕刘备仁德的百姓都跟着他走了。带着一大堆碍手碍脚的非战斗人员，使得行军速度缓慢下来，如此下去，被曹操追上，是旦夕之间的事情，有人建议抛弃随军的百姓，刘备却以凛然的态度说：“要完成大业，必须以人民为根基，这么多百姓由于仰慕我而跟来，我怎么能丢弃他们不管呢？”刘备所强调的民本主义，当然和近代的民主主义不同。然而，在绝对专制政治统治形态的当时，以保护人民为优先的君主，可以说是对民众力量的正确认识。 手 机 用 户 请 登 陆 随 时 随 地 看 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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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像刘备“三顾茅庐”，力请诸葛亮的故事也是人人皆知。我们前面提到的台湾企业家王永庆效先人之行，五访“茅庐”，方请得当今台塑集团的首席顾问丁瑞铁先生。丁瑞铁在台湾金融界颇有地位。1964年，台化公司成立前夕，资金短缺，经企业家陈逢源介绍，王永庆认识了丁瑞铁。当时丁瑞铁任大同公司协理，因而婉言谢绝了王永庆邀他到台塑的诚意。但是王永庆没有放弃，他深深知道人才难得，于是效刘备之法，先后五次盛情邀请丁瑞铁。在真诚的感动下，丁瑞铁终于答应了王永庆，决定赴台塑效力。丁赴任后，就创下了民营企业直接向国外取得长期低息贷款的先例，台塑所需要的资金就此解决。目前，在丁瑞铁的鼎力相助下台塑创下了台湾化纤纺织第一位、民营制造业第三位的成绩。
求才贵心诚意挚。王永庆的成功莫不归因于他求贤若渴的执著，这也反映了一个明星企业家应有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