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送送就是。”我对永泽说。
“对不起。”他道了声歉，但脑袋里却似乎已开始思考全然不同的事。
“去哪里？回惠比寺？”我问初美，因为她的公寓在那里。
初美摇摇头。
“那么，找地方喝一杯？”
“嗯。”她点头道。
“涩谷。”我告诉司机。
初美拱手闭目，倚在车座的角落里。随着车身的晃动，小小的金耳环不时闪闪烁烁。她那深蓝色的连衣裙，简直就像按照车座角落那片黑暗做成的一样。涂着淡淡颜色的形状娇美的嘴唇不时地陡然一动，仿佛一个人欲言又止。目睹她这副风度情态，我似乎明白了永泽所以选择她作为特别对象的缘由。比初美漂亮的女子不知会有多少，永泽不知会搞到手多少那样的女子。但初美这位女性身上却有一种强烈打动人心的力量，而那绝非足以撼倒对方的巨大力量。她所发出的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力，然而却能引起对方心灵的共振。车到涩谷之前，我一直注视着她，一直在思索她在我心中激起的这种感情震颤究竟是什么东西，但直到最后也未能明了。
当我恍然领悟到其为何物的时候，已是十二三年以后的事了。那时，我为采访一位画家来到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城。傍晚，我走进附近一家意大利烧饼店，一边喝啤酒嚼意式烧饼，一边眺望美丽的夕阳。天地间的一切全都红通通一片。我的手、碟子、桌子，凡是目力所及的东西，无不被染成了红色，而且红得非常鲜艳，严然被特殊的果汁从上方直淋下来。就在这种气势夺人的暮色当中，我猛然想起了初美，并且这时才领悟她给我带来的心灵震颤究竟是什么东西--它类似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一种从来不曾实现而且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憧憬。这种直欲燃烧般的天真烂漫的憧憬，我在很早以前就已遗忘在什么地方了，甚至在很长时间里我连它曾在我心中存在过都未曾记起。而初美所摇撼的恰恰就是我身上长眠未醒的“我自身的一部分”。当我恍然大悟时，一时悲枪之极，几欲涕零。她的确、的的确确是位特殊的女性，无论如何都应该有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然而，无论永泽还是我都未能使她幸免。当初美她--如同我的许多熟人那样--来到人生的某一阶梯的时候，就像突然想起似的自行中断了生命。她在永泽去德国两年后和一个男子结了婚，又过了两年便用剃刀割断了手腕动脉。
向我告知她的死的自然是永泽。他从波恩给我写来信，信上说：“由于初美的死，某种东西消失了，这委实是令人不胜悲哀和难过的事，甚至对我来说。”我把这封信撕得粉碎，此后再未给他写过信。
※
我们走进小酒吧，各自喝了几杯。我也罢初美也罢几乎都没开口。两人就像处于倦怠期的夫妻，默默对饮，嚼着花生米。这工夫，店里人多起来，我们便准备离开，出去稍事散步。初美说要自己付款，我说是我邀的，抢先付了。
出到外边，晚间的空气有些彻骨生寒。初美披上一件灰色羊毛衫，仍旧一声不响地在我身旁走着。也没有什么目的地，我只是双手插进裤袋，在这夜晚的街头缓缓移动脚步。我不由想道：这简直同直子并行时一模一样。
“渡边君，知道这一带可有打桌球的地方？”初美突如其来地说。
“桌球？”我吃了一惊，“你会打桌球？”
“嗯，还相当不错哩。你怎么样？”
“四个球的，打是能打，就是打不大好。”
“那就去吧。”
我们在附近找到一间桌球室，走了进去。这是一家位于胡同尽头的小店。初美一身漂亮的连衣裙，我则是海军蓝运动衫和便式领带--我俩的这副打扮在桌球室里极为显眼，初美却不甚在意，挑了支球杆，握住中间“嚓嚓”触了几下杆头。随即从挎包里取出发卡，别在额旁，以免头发影响击球。
我们玩了两回四个球的。初美果然如同她自己说的，球技相当娴熟。我因为缠着厚厚的绷带，击球总有些不够灵便，结果两回都她赢了。
“打得不错嘛！”我甘拜下风。
“人不可貌相，是吧？”初美一边认真测量球的位置，一边嫣然笑道。
“到底在哪里练出来的？”
“我爷爷从前专门喜欢玩这个，自家就有球台。小时候每次去那里，都和哥哥两人捅来捅去。稍大一些后，爷爷就教给正规的击球方法。是个好人呐，又时髦又潇洒，已经死了。他最得意的，就是说自己过去在纽约见过迪亚娜·达宾。”
她接连赢了三回，第四回输了。我好不容易捞回一回，随后便打了几个乖球。
“都怪绷带。”初美安慰道。
“好久没打的关系，两年零五个月没打了。”
“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一个朋友就是和我打桌球那天夜里死的，所以记得很确切。”
“那以后就不再打了？”
“不，倒也不全是为这个，”我沉吟一下答道，“只是不知为什么，从那以后就失去了打桌球的机会--就这么回事。”
“朋友怎么死的？”
“交通事故。”
她又击了几球。她察看球路时的眼神分外专注，击球时的用力也均匀无误。她把梳理得恰到好处的秀发一转挽到脑后，光亮亮地闪出金耳环，一双船形鞋准确地站定位置，修长的纤纤玉指按住球台毡垫，而后将球一击而出--看到她这副神情举止，令人觉得在这不无脏污之感的桌球室里，推独她所在的位置俨然成了华贵的社交场所的一角。和她单独在一起还是初次，但对我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可贵的享受。只消和她在一起，我就恍极觉得自己的人生被拽上了更高一级阶梯。三局结束的时候--当然她是三连胜--我手上的伤口开始隐隐作痛，我们便到此为止。
“原谅我，本不该拉你打什么桌球。”初美十分歉然。
“没关系，不是大不了的伤，再说又开心得好。”
临走时，一位桌球室主人模样的瘦瘦的中年妇女对初美说：“小姐，训练有素啊！”初美妩媚地一笑，道了声“谢谢”，随即付了账。
“痛？”出门后初美问道。
“不怎么痛的。”我说。
“伤口裂开了吧？”
“不要紧。或许。”
“肯定的。到我那儿去，看看伤口，给你换条绷带。”初美说，“我那里绷带和消毒药都是现成的。不远就是。”
我说不怕，用不着那么担心。但她坚持说一定要看看伤口裂开没有。
“或者说讨厌和我在一起？恨不得马上返回自己宿舍不成？”初美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
“哪里。”
“那就别客气，去一趟就是。走路很快就到。”
从涩谷到惠比寺初美住的公寓，走路花了１５分钟。公寓虽说不上豪华，但也相当气派，既有小型楼厅，又有电梯。一进门那个房间有张餐桌，初美叫我在桌旁坐下，去隔壁换衣服。出来时，身穿一件有“普林斯顿大学城”字样的带风帽的上衣和一条棉布裤，金耳环也不见了。不知她从哪里拿出一个急救箱，放在桌上，解开绷带，确认伤口并未裂开后，大致消了消毒，用新绷带重新缠好。这一切做得非常利落。
“你怎么无论什么事都做得这么漂亮呢？”我问。
“以前在志愿服务队里做过，学过hushi工作，就记住了。”初美说。
缠完绷带，她从冰箱里取出两罐啤酒，她喝了半罐，我喝了一罐半。接着，初美拿出俱乐部里低年级女生们的照片让我看，果真有几个满可爱。
“要是想交女朋友，随时到我这儿来，我马上介绍。”
“遵命。”
“不过渡边君，在你眼里我怕像个老媒婆吧？乖乖告诉我。”
“有点儿。”我笑着老实回答。初美也笑了，她是个脸上非常适合挂笑容的人。
“渡边君，你是怎么看的，我和永泽的关系？”
“怎么看？指什么？”
“我该怎么办呢，往后？”
“我说什么都为时已晚吧。”我边喝冰凉冰凉的啤酒边说。
“可以的，尽管说，怎么想怎么说。”
“假如我是你，就和他各奔东西，找一个稍为头脑地道的人去幸福地生活。无论怎么善意地看，和那个人相处都不能有幸福可言。自己幸福也罢，使别人幸福也罢，他并不把这个放在心上。和他在一起，神经非出问题不可。依我看，你和他交往３年之久已经是一种奇迹。诚然，我也不是不喜欢他，他这人风趣，长处很多，本事大，又坚强，我这样的角色根本望尘莫及。问题是，他考虑事物的方式和生活态度不够地道。同他交谈起来，时常觉得自己总在同一地方来回兜圈子。他以同一程序不断勇往直前，而自己却总是原地徘徊，并且空虚得很。一句话，就是人生观本身不同。我说的你明白吗？”
“一清二楚。”说罢，初美又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
“再说，他进了外务省，在国内进修一年，之后就要出国吧？你怎么办？一直等待下去？那个人，根本就没心思同谁结婚。”
“这我也清楚。”
“那好，我再没有任何该说的了。”
“唔。”
我往杯里倒进啤酒，慢慢喝着。
“刚才同你打桌球时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我说，“就是，我无兄无弟，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因此从未感到过寂寞或希望有兄弟姐妹，一个人心满意足。但刚才同你打桌球的时候，我猛然想到如果有你这样一位姐姐该有多好--一位又时髦又高雅、适合穿深蓝色连衣裙和戴金耳环、会打桌球的姐姐。”
初美满脸欣喜的笑容，看着我说：“至少这一年来我所听到的各种唱白里，你刚才这句最让我高兴，真的。”
“所以，作为我也但愿你获得幸福。”我脸上有点发热地说，“不过也真是不可思议，你看起来同任何人都能处得快乐，为什么偏偏看上永泽那样的人了呢？”
“大概是命中注定吧，我自己也不知所以然。要是让永泽来说，恐怕就成了我的责任，与他毫不相干。”
“想必。”我表示赞同。
“可是渡边君，我并不是脑袋好使的女人，总的说来，有些迂腐和古板。什么人生观啦责任啦，怎么都无所谓。结了婚，每晚给心上人抱在怀里，生儿育女，就足够了，别无他求。我所追求的只是这个。”
“他所追求的却截然不同。”
“但人是会变的，对不？”
“你是说，到社会上几经风雨，几遭挫折，然后成熟起来？……”
“嗯。加上长时间同我天南地北，说不定对我的感情也因而发生变化，是吧？”
“那是就普通人而言。”我说，“若是普通人，或许会那样。但那个人另当别论。那人的意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坚强，而且每天每日都在不断加强，越是遭受打击越是自强不息。他甚至宁肯生吞蛞蝓也不在人前认输。对这样的人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不过渡边君，现在的我惟有等待而已。”初美在桌面上支颐说道。
“喜欢永泽喜欢到那个程度？”
“喜欢。”她当即回答。
“也罢也罢。”我叹息一声，喝干杯底的啤酒。“能如此执着地爱上一个人，这本身恐怕就是件了不起的事。”
“我不过迂腐古板罢了。”初美说，“再喝点啤酒？”
“不，可以了，该回去了。又包扎又招待，谢谢了！”
我立起身，出门口穿鞋。这当儿电话铃响了，切美看看我看看电话，又看看我。我道声“晚安”，开门走出。门悄然合上时，我一闪瞥见初美正拿起听筒--那是我见到她的最后情景。
回到宿舍，已经１１点半。我径直去永泽房间敲门。敲了十多下，才想起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晚间永泽以去亲戚家为由，每周都被允许在外面过夜。
我折回自己房间，解下领带，把上衣裤子挂在衣架，换上睡衣，刷牙漱口。随即想起：得得，明天又是星期天。我觉得简直就像每隔四天就来一个星期天。再过两个星期天，我将满２０岁。我歪倒在床上，望着墙上的挂历，不觉黯然神伤。
※
星期天上午，我仍像以往那样俯在桌前给直子与信、我写了封长信，边写边用大杯子喝咖啡，边听迈尔斯·戴维斯的唱片。窗外细雨霏霏，室内如同水旅馆似的凉意浸人。刚从衣箱里掏出的厚毛衣上还残留着樟脑气味。窗玻璃上方，一只圆鼓鼓的苍蝇附在那里纹丝不动。由于无风，日丸旗俨然元老院议员长袍的下摆，垂头丧气地裹在旗杆上一动不动。一匹有气无力的褐毛瘦狗不知从哪里跑进院子，团团围着花坛粗声大气逐个嗅着花瓣。狗为什么在雨天里非要来回嗅着花瓣气味呢？我全然捉摸不透。
我伏案疾书。每当提笔的右手开始作痛，便茫然地打量着院子里这番光景。
我首先写了在唱片店打工时把手割了一道深口，写了我同永泽、初美三人祝贺永泽通过外交官考试的情形，告诉直子那是怎样一家饭店，点的什么样的菜，还告诉她尽管菜肴非比一般，但席间气氛却有些尴尬等等。
写到同初美去桌球室时，我想起了木月，一时有些踌躇，但终归还是写了，我觉得是应该写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木月死的那天他击最后一个球的情景。那其实是个需要相当冲击力的难球，我以为他不至于一举成功。然而大概是一种巧合吧，那一击居然百分之百地准确无误，白球与红球在绿色的毡垫上悄无声息地轻轻撞合，结果成了他得的最后一分。那动人的一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那以后的近两年半时间里，我未曾打过桌球。
但是，在同初美打桌球的那个晚间，直到第一局打完也一点没有想起木月。对我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自从木月死后，我一直以为每逢打桌球必然想起他。不料直到打完第一局而在店内自动售货机买百事可乐时，都全然未能想起。至于为什么在那里才想起木月，是由于我和他常去的那家桌球室也同样有一台百事可乐自动售货机，我们常常用买可乐的钱来打赌玩。
打桌球时居然未想起木月，这使我感到似乎做了一件对不起他的事。当时我觉得自己已将他彻底忘在脑后。然而夜里返回宿舍，我开始这样想道：那以后已经过去了两年半，而他依然１７岁。但这并不意味他在我的记忆中已渐趋淡薄，他的死带来的东西依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有的反而比当时还要鲜明。我即将满２０岁，我同木月在１６岁和１７岁那两年里所共有的东西的某部分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论怎样长吁短叹，都已无法挽回--我无法表达得更为确切，但我觉得对于我的感受、我想要表达的，你是会充分理解的。而且能理解此事的恐怕也只有你一个人。
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仔细地思考你的问题。今天在下雨，下雨的周日多少使我有些惶惶然。因为下雨不能洗衣服，自然也不能熨衣服。既不能散步，又不能在天台上翻来滚去。只好坐在桌前，一边用自动反复唱机周而复始地听《温柔的蓝》，一边百无聊赖地观望院子的雨中景致。以前我已写过，星期天我是不上发条的，因此信也就写得很长很长。不再写了，这就去食堂吃午饭。再见。
挪威的森林
第九章
第二天是周一，课堂上也没见到绿子。到底怎么回事呢？从最后那次打电话来，已经过去十天。本想打电话到她家里问问，但想起她说过由她联系，只好作罢。
星期四，在食堂遇到永泽。他端着食盘在我身旁坐下，道歉说这段时间做了很多抱歉的事。
“哪里的话，倒是让你破费招待。”我说，“上次庆祝你工作定下时，说奇妙也真够奇妙的了。”
“一塌糊涂！”他说。
我们默默吃了一会饭。
“和初美已经和解了。”他开口道。
“噢，想必是的。”
“好像对你也说了些不大入耳的话。”
“怎么搞的，反省不成？身体怕是不大舒服吧？”
“或许。”他轻轻点了两三下头，“对了，听说你劝初美和我分手？”
“理所当然吧。”
“怕也是，咳。”
“那是个好人呐！”我边喝汤边说。
“知道。”永泽叹了口气，“对我有点好过头啦！”
※
通知有电话打来的蜂鸣器响起的时候，我酣睡得如同昏死一般。当时确实达到了睡眠状态的极限，根本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熟睡当中，恍惚觉得头颅里灌满了水，大脑被泡得涨鼓鼓的。一看表，已是６点１５分，却不知是上午还是下午，也想不起是几日星期几。望望窗外，院里的旗杆没有挂旗。于是我估计大概是晚上的６点１５分。升国旗也是大有用场的。
“喂渡边君，现在有空儿？”绿子问。
“今天星期几来着？”
“星期五。”
“现在是晚上？”
“那还用说，好个怪人。是下午……６点１８分。”
到底还是傍晚，我想。对对，是躺在床上看书时一下子睡过去了。我转动脑筋：是星期五。星期五晚上不用打工。
“有空儿。你现在在哪？”
“上野车站。这就去新宿，能在那等我？”
我们商定了场所和大致时间，放下电话。
到酒吧间时，绿子早已坐在餐台最尽头处自斟自饮。她穿一件男人穿的那种皱皱巴巴的白色直领外套，里面是薄薄的黄毛衣，下着蓝色牛仔裤。手腕上套着两个手镯。
“喝什么？”我问。
“(又鸟)尾酒。”绿子说。
我要了一杯掺汽水的威士忌，这时我才注意到脚下有个很大的皮包。
“旅行去了，刚回来。”她说。
“去哪儿？”
“奈良、青森。”
“一次去的？”我不禁愕然。
“怎么至于！我就是再发神经，也不可能一次跑这两个地方。分两次去的。去奈良和他一起，青森是我一个人。”
我呷了一口汽水威士忌，给绿子嘴上的“万宝路”点燃火：“折腾得天翻地覆吧？葬礼啦什么的。”
“葬礼倒轻松得很，我们早都习已为常。只消穿上黑衣服煞有介事地往那里一坐，周围人——就是伯父和左邻右舍的人，就会一齐按部就班地把事料理妥当。有的自作主张地买来酒，有的去订寿司饭，有的好言安慰，有的哭，有的嚷，有的随意分纪念品，好玩极了，就跟出去野餐差不多。同一天接一天没完没了的那种护理相比，确实算得上野餐。姐姐也好我也好，都累得筋疲力尽，哭都哭不出来了，心里空洞洞的。根本流不出眼泪，真的。可这样一来，四周人就会暗地里说坏话，说我们姐俩心肠硬，连个泪珠都没掉。而我俩为了赌这口气，偏偏就是不掉。本来装哭也是装得出来的，但绝对不装，气死人了！大家越是指望我们哭，我们越是不给他们哭。我和姐姐在这点上倒是配合默契，尽管性格大相径庭。”
绿子把手镯弄得“格格”作响，以此叫来男侍，让他再来一杯(又鸟)尾酒和一碟开心果。
“葬礼完后，大家都回去了。我们姐俩就喝起日本酒，喝了一升半，直喝到天亮。边喝边把那些家伙逐个骂了一番：谁是傻瓜、是混蛋、是癫皮狗、是蠢猪、是伪君子、是扒手，如此骂将下去，结果心里畅快多了。”
“想必。”
“喝得天晕地转，然后钻到被窝里大睡特睡，睡得香极了，当中有电话打来也装做压根儿没听见，只管呼呼大睡。一觉醒来，两人叫来寿司吃了，商定先闭店一段时间，随心所欲地休整一番。两人拼死拼活忙到现在，也算是够意思了。姐姐和她那位去卿卿我我，我和他旅行，尽情大干两个晚上。”说到这里，绿子抿了抿嘴，出声地搔搔耳畔。“别见怪，口吐粗话。”
“没关系。所以就去奈良了？”
“嗯，奈良以前就喜欢。”
“干了两个晚上？”
“一次也没干。”她叹了口气，“到旅馆刚一扔下挎包，月经就来了，涨潮似的。”
我不由得笑起来。
“还笑呢，你！提前了一个星期，哭都哭不过来，真是！大概这个那个弄得太紧张了，以致月经也乱了套。他也气呼呼的。那个人，动不动就生气。可有什么办法，又不是我想来就来的。而且，我那东西一来就相当厉害，头两三天里什么都没心思做。那种时间你可不要见我。”
“不见倒可以，可怎么能知道呢？”我问。
“月经一来，我就戴两三天红帽子。这回能知道吧？”绿子笑道，“我一戴上红帽子，你在路上遇见也别打招呼，赶紧逃命。”
“世上的女人索性都这么做就好了。”我说，“那么在奈良干什么来着？”
“无奈，只好逗鹿玩，在那一带散散步，就回来了，凄凉得很。还同他吵了一架，那以后再没见面。返回东京后，游逛了两三天，这回想一个人无拘无束地旅行一趟，就去了青森。弘前有一位朋友，在她家住了两个晚上，然后去下北和龙飞兜了一圈。好地方，好极了！我给那一带的地图写过解说词。你去过？”
“没有。”我说。
“这么着，”说着，绿子吸了口(又鸟)尾酒，剥开一颗开心果。“一个人旅行的时候一直想你来着，心想要是你在身边该有多好。”
“为什么？”
“为什么？”绿子像盯视幻景一样看着我，“为什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就是，你为什么想起我呀？”
“那还用说，因为喜欢你嘛！此外你说还能有什么？能有哪个人乐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可你有恋人，不是没有必要想我吗？”我一边慢慢品味汽水威士忌一边说。
“你是说有恋人就不能想你不成？”
“不不，也不是那样的意思……”
“喂，渡边君，”绿子把食指对着我，“我警告你，我心里现在乱糟糟的，乱得很，足足一个月攒下的东西全都憋在里边。你可别再说气人话！要不然我就在这里嚎啕大哭，一旦哭起来，整个晚上都收不住，这也可以！我会肆无忌惮地像野兽那样哭叫，不骗你。”
我点点头，再未开口。接着又要了一杯汽水威士忌，吃着嚼着开心果。店里充满(又鸟)尾酒搅拌器的搅拌声、酒杯相碰声、捞取机制冰块的“哗啦”声，店后又传来莎娜波恩唱古典情歌的唱片声。
“大体说来，自止血塞事件以来，我和他的关系有点剑拔弩张。”绿子说。
“止血塞事件？”
“嗯。大约一个月前，我同他和他的朋友五六个人一块儿喝酒，我提起我家附近一位老婆婆，她打喷嚏一下子把止血棉塞打了出来。好笑不？”
“好笑。”我笑着赞同。
“大家也觉得十分好笑。可他竟发起火来，叫我别扯下流话，还说我大煞风景。”
“唔。”
“人倒是好人，就是这种地方很偏激。”绿子说，“例如我一穿白色以外的内裤，他就发脾气。你说偏激不偏激？”
“唔——不过这属于各有所好的问题。”我说。其实我有些诧异，那般人物居然会喜欢上绿子，这本身就不可思议。但我没说出口。
“你干什么了？”
“没干什么，老样子。”随即，我想起那个约定——想着绿子行乐的事。为了不使旁边人听见，我压低嗓音讲给绿子听。
绿子满面生辉，打个响指问：
“如何？顺利？”
“中间总觉得难为情，半途而废。”
“那怎么行。”绿子斜眼看着我说，“别有什么不好意思，最大限度地想入非非就是，我说行就行嘛！对了，下次打电话给你，我就说：啊……就那里……妙得很……不得了，我，我不行了……啊，别那样……你就一边听一边来你的。”
“宿舍的电话在门旁楼厅里，大家都从那里出出进进。”我解释道，“在那地方做，保准给管理主任打个半死，毫无疑问。”
“是吗？伤脑筋。”
“别伤脑筋，过两天我再一个人想法试试。”
“加油哟！”
“嗯。”
“是我没什么性感吧，我这人本身？”
“不，不是那回事。”我说，“怎么说好呢，怕是立场问题吧。”
“我么，背部非常敏感……”
“我当心就是。”
“喂，这就去看(被禁止)如何？挑个黄的。”绿子说。
我和绿子去鳗鱼店吃了鳗鱼，之后走进在新宿也数得上门庭冷落的一家(被禁止)院，连续看了三部。因为买来报纸一查，只有这里上映黄色电影。场内充斥着莫名其妙的怪味。碰巧的是我们进去时那色情场面刚好开始。讲的是当女职员的姐姐和上高中的妹妹被几个男人抓住，监禁在一个地方，百般遭受淫虐。男的威胁姐姐说要糟蹋妹妹，随即对姐姐大发兽性，如此一来二去，姐姐竟也成了性变态者，而妹妹在—一目睹眼前场面的时间里，头脑也渐渐不正常起来。电影不仅气氛离奇、光线幽暗，而且千篇一律，看到中间我就有些不耐烦起来。
“我要是里边的妹妹，神经就绝对不会出问题，而要看得更加仔细。”绿子对我说。
“很有可能。”
“不过那个妹妹，作为高中生来说，你不觉得（禁止）发黑？”
“有道理。”
她看得全神贯注，饿虎扑食一般。我不由暗暗感叹：若看得如此入迷，票钱可是一点没有赔本。绿子每当想起什么，都—一向我报告。
较之看电影，看绿子要有趣得多。
休息时间里，四下一片通明。我环视场内，除绿子外，好像没一个女性。邻近坐着的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见了绿子，赶紧远远躲开。
第二部影片较正规一些，惟其如此，比第一部还要无聊。那种(**)场面绵绵不断地持续了很久。起始绿子还看得津津有味，后来到底显得扫兴起来，提议出去。于是两人欠身离座，到外面深深吸了口气。新宿街头的空气竟然如此沁人心脾，这在我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有趣有趣。”绿子说，“下回再看一次。”
“看多少次演的都是同一ma事。”我说。
“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干的也始终是同一ma事嘛！”
经她这么一说，也的确如此。
我们又走进一家酒吧喝酒。我喝威士忌，绿于喝了三四杯品不出成分的混合饮料。出了店，绿子说想爬树。
“这一带根本就没树。再说你喝得晕头晕脑的，哪里爬得上去。”我说。
“你这个人，总是用一大串说教来捉弄人。我是想醉才喝醉的，醉了又有什么，再醉爬棵树也没问题，哼！找一棵很高很高的大树爬上去，像知了那样从最顶端往人们头上撒尿。”
“我说，你怕想上厕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