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可以，我只是想我肚子饿了。”玲子说。
“你不去见见丈夫和女儿？是在东京吧？”
“横滨。但我不能去，以前也说过吧，他们还是不同我发生联系好。他们有他们新的生活，我见了无非徒增痛苦。最好就是不见。”
她把“七星”烟的空盒捏成一团扔开，从挎包里取出盒新的，启封叼上一支，但未点火。
“我已成为过去的人。你眼前存在的不过是我往日的记忆残片。我心目中最宝贵的东西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寿终正寝。我只是按照过去的记忆坐卧行止。”
“不过我是特别喜欢现在的你，不管是记忆残片也罢什么也罢。另外，或许这不值一提——你肯穿直子的衣服，我非常高兴。”
玲子好看地一笑，用打火机点燃香烟：“你人虽年轻，倒是满懂得讨女人欢心。”
我觉得有点脸红：“我只是怎么想怎么说。”
“知道。”玲子笑道。
这时间里，饭烧好了。我便往锅里倒上油，升起火锅。
“这，怕不是做梦吧？”玲子一边使劲地吸着香味一边说。
“百分之百现实火锅，照我的经验。”
相对来说，我们都未怎么开口，只顾不声不响地吃火锅、喝啤酒、盛米饭。“海鸥”闻得香味跑来，分了点肉给它。满满吃饱肚子后，两人背靠檐廊柱子，观望月亮。
“满足了么，这回？”我问。
“非常。不折不扣地。”玲于不无吃力地回答，“我还是头一次吃到这个程度。”
“往下怎么办？”
“休息一会后，想去趟澡堂。头发乱蓬蓬的，得洗洗才行。”
“没问题，就在附近。”我说。
“对了，渡边君，可以的话，希望能告诉我：你已经同绿子那个女孩儿睡过了？”玲子问。
“你指是否性交过？还没有。我已定下决心，在各种事情—一落实之前不干那事。”
“这回不是算落实了么？”
我摇摇头，表示还有疑问：“你是说由于直子的死，事情算是已经落实到该落实的地方了？”
“不是那个意思。直子还没死时你不就已经拿定主意，说不能离开绿子那个人。直子生也罢死也罢，不是都不相干么？你选择了绿子，直子选择了死。你也已是成年人了，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才是，要不然一切都将不可收拾。”
“但我无法忘却。”我说，“我已对直子说过永远等她，然而我没等，而在最后的最后放弃了她。这并非是谁的过失或不是谁的过失的问题，而是我自身的问题。即使我不中途变卦，我想结果也可能如此，直子恐怕也仍然要选择死。但我所感到的与此无关，我感到的是我自身应负的难以饶恕的罪责。对此你会说成是自然而然的心理变化，无法勉强，可是我和直子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肤浅。如今想来，我俩一开始就相处相连于生死边缘。”
“假如你对直子的死怀有一种类似创痛之感，那么就把这种创痛留给以后的人生，在整个后半生中去体会。如若可以学习到什么，那就要从中学习。不过绿子另当别论，你要和她去寻求幸福。你的创痛与绿子无关。如果你还要伤她的心，势必导致无可挽回的后果。因此，尽管你可能心里难受，也还是要坚强起来，要再成熟一些，成为大人。我就是为了对你说这番话，才特意从疗养院跑来这里——大老远地坐着那棺材样的电车。”
“你说的我完全理解。”我说，“不过我还没有那样的思想准备。咳，那葬礼实在是太凄凉了。人是不该那么死的。”
玲子伸出手，摸着我的头说：“我们迟早都要那样死的，你也好我也好。”
※
我们沿着河边路走了５分钟，去澡堂洗了澡，以多少开朗些的心境返回住所。然后打开葡萄酒，在檐廊对饮。
“渡边君，再拿一个杯子来可好？”
“好的。可是干什么用？”
“咱俩这就给直子举行葬礼。”玲子说，“举行个不凄凉的。”
我拿来杯子。玲子往里斟了满满一杯，放在院里的石灯笼上。随后背靠柱子坐在檐廊里，抱起吉他吸烟。
“有火柴拿来一盒？尽可能拿长些的。”
我从厨房拿来一盒廉价火柴，在她身旁坐下。
“我弹罢一曲，你就拿一根火柴摆在那里，好么？我现在就弹，可劲儿弹。”
她首先弹起亨利·马歇尼的《宝贝儿》，弹得轻盈舒展，娓娓动听。“这支曲的唱片是你送给直子的吧？”
“是，前年圣诞节时送的。她顶喜爱这支曲子。”
“我也喜爱，非常委婉感人。”她又轻轻弹了几小节《宝贝儿》的旋律，呷了口葡萄酒。“喝醉之前能弹上几首呢。嗯，这样的葬礼不凄凉，还可以吧？”
玲子转向甲壳虫。弹了《挪威的森林》，弹了《昨日》，弹了《米歇尔》，弹了《有一件事》，边唱边弹了《太阳从这里升起》，弹了《山风上的傻子》。我排出了七根火柴。
“七首，”玲子说着，呷口酒，吸口烟。“这几个人对人生的伤感和温情确实深有体会啊。”
这几个人当然是Ｊ．列农、Ｐ．麦卡特尼，加上Ｇ．哈里森。
她换了口气，熄掉烟，又抱起吉他。弹了《细雨》，弹了《黑鸟》，弹了《朱莉安》，弹了《年届六十四》，弹了《寂寂无人》，弹了《而且我爱她》，弹了《喂，乔德》。
“多少首了？”
“十四首。”我说。
“呃——”她叹了口气说，“你弹一首如何？”
“弹不好。”
“不好也行。”
我拿来自己的吉他，断断续续地弹了《爬到天台上》。这时间里玲子歇了口气，慢慢吸烟，吸着葡萄酒。我弹完时，她“呱唧呱唧”拍起手来。
接着，玲子弹了拉威尔的吉他曲《为死去的公主而作的孔雀舞》和德彪西的《月光》，弹得流畅而细腻。“这两支曲是直子死后学会的。”玲子说，“那孩子所爱好的音乐，直到最后也没脱离感伤主义这个基调。”
她又弹了几首伯克拉库的曲子：《通过你》、《即使被雨淋湿》、《漫步时间里》、《结婚之歌》。
“二十首。”我说。
“我简直成了活人自动唱机。”玲子心荡神怡似的说道，“要是音大老师看见我这副德性，保准吓个倒仰。”
她吸口酒，一边吸烟，一边一首接一首弹她知道的曲子。弹了近十首勃萨诺巴舞曲，弹了罗杰斯·哈特和格什文，弹了鲍勃·迪伦、查维斯、卡劳尔·金、比区和“沙滩男孩”，弹了《向上行》、《蓝天鹅绒》、《绿色菲尔兹》。总之倾其所知地弹奏不已。她时而双目微合，时而轻轻摆首，时而按拍低吟。
喝完葡萄酒，我们喝威士忌。我将院里的杯中葡萄酒从石灯笼顶端没出，斟上威士忌。
“现在多少首了？”
“四十八。”我说。
玲子第四十九首弹了《朱莉娜·莉古比》，第五十首重弹了《挪威的森林》。五十首全部弹罢，玲子停下手，喝口威士忌。“弹这么多该可以了吧？”
“可以了。”我说，“很了不起。”
“那好，渡边君，把那场凄凉的葬礼干干净净地忘掉。”玲子盯着我的眼睛说，“只将这场葬礼记住！精彩吧？”
我点点头。
“添一首。”说着，玲子第五十一首弹了她经常弹的巴赫赋格曲。
“嗳渡边君，和我干那个。”弹完后玲子悄声道。
“真是怪事，”我说，“我想的同样如此。”
在拉合窗帘的黑暗房间里，我和玲子相互拥抱。
“哎，我度过的人生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可也从来没想到要给一个比自己小１９岁的男孩脱内裤。”玲子说。
“那你自己脱？”我问。
“也好，我来脱。不过我满身皱纹，可别失望哟！”
“我，喜欢你的皱纹。”
“再说我都要哭了。”玲子小声细气地说。
我吻着她。随后把手放在她小女孩般不发达的胸脯上。
“别见怪。”玲子说，“有点怕，我，一直都没干过。就好像１７岁的女孩儿去男生住处玩时被剥得光光似的。”
“我倒真觉得像在和一个１７岁的女孩儿——”
“喂，不要紧吧？采取避孕措施了？”玲子小声问我，“这把年纪怀孕，可羞死了。”
“你应该重新恋爱。要不然真觉得有点可惜，这么好的感受性。”
“呃——想想看。”玲子说，“不过人在旭川那样的地方恋得起来么？”
我边抱住她，边同她说这说那。这种交谈委实妙不可言。我们就这样久久拥抱在一起。
这天夜里我们一共来了四次。四次过后，玲子在我的怀抱里闭上眼睛，长叹一声，身子轻微地抖动几下。
“我一辈子不用干这事都可以了吧？”玲子说，“喂，说呀，求求你，就说后半生那份儿也全都干完了，只管放心！”
“这种事有谁知道呢？”我说。
※
我劝玲子最好乘飞机，又快又舒服。但她坚持坐火车走。
“我喜欢青函渡轮，不愿意在天上飞。”她说。于是我把她送到上野车站。她手提吉他，我拎着旅行包，两人并坐在站台椅子上等车。她和来京时一样，仍身穿粗花呢茄克和白西裤。
“你真认为旭川没那么糟？”玲子问。
“镇子不错。”我说，“过不久我去看你。”
“当真？”
我点点头：“写信给你。”
“我喜欢你的信。给直子一把火烧光了，可惜那么好的信。”
“信终归不过是信。”我说，“即使烧了，该留在心里的自然留下；就算保存在那里，留不下来的照样留不下。”
“说老实话，我怕得很，怕一个人孤零零地去旭川。所以务必写信给我，一读到你的信，就会经常觉得你在身边。”
“如果我的信对你有帮助，多少我都写。不过问题不大，就你来说去哪里都会干得顺利。”
“另外，我总觉得像有什么东西闷闷地堵在胸口，莫非错觉不成？”
“记忆残片，那是。”我笑道。玲子也笑了。
“别忘记我。”她说。
“不会忘，永远。”
“也许再不会和你见面了。反正无论我去哪里都永远把你和直子记在心里。”
我看着玲子的眼睛。她哭了。我情不自禁地吻她。周围走过的人无不眼盯盯地看着我们。但我已不再顾忌。我们是在活着，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只能是如何活下去。
“祝你幸福。”分别时玲子对我说，“能忠告的，我都忠告给你了，再没有任何可说的了——除了祝你幸福。祝你幸福地活下去，把我这份和直子那份都补偿回来。”
我们握手告别。
※
我给绿子打去电话，告诉她：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跟她说话，有满肚子话要说，有满肚子非说不可的话。整个世界上除了她别无他求。想见她想同她说话，两人一切从头开始。
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默然不语，久久地保持沉默，如同全世界所有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这时间里，我一直合起双眼，把额头顶在电话亭玻璃上，良久，绿子用沉静的声音开口道：
“你现在哪里？”
我现在哪里？
我拿着听筒扬起脸，飞快地环视电话亭四周。我现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这里究竟是哪里？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无数男男女女。我是在哪里也不是的处所连连呼唤绿子。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