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果珍”实际上成了我们一代人的理想。诚心正意修齐治平，我们只有一条正路，上最好的中学，上最好的大学，不要选文科，不要搞摇滚、体育、美术，不要嫖赌抽，毕业之后进外企或者出国，积攒几年工资之后贷款买房娶妻生子，冬天的时候，一家人一起喝一杯热气腾腾的“果珍”。
中学毕业十五年之后，有好事者组饭局。赴局的男子，头都开始秃了、肚子都开始大了、说话都开始慢下来像个领导了。赴局的女子，面皮都开始锈了、屁股都开始塌了、脾气都开始好起来像个当妈的了。我们都基本实现了“果珍”理想，我们纳闷这都是怎么一回事儿。一个从小说怪话、经常被语文老师呵斥罚站的男生幽幽地说，“你们还记得《孔雀东南飞》里小官吏焦仲卿是怎么死的吗？”，我们几乎同时想起当时的暗号，齐声回答，“都是他妈逼的。”
春宫遥遥
冯唐
脑神经里，嗅神经排第一，最古老，在上帝玩弄生物的进化史上，很早就被他整出来了。嗅神经直通大脑负责性欲的区域，包含众多无法理喻的信息处理模式。两个人，如果人生观和世界观不同，还可以商量，求同存异，一起重读初中物理和《金刚经》，但是如果彼此忍受不了对方的味道，今生就注定没有缘分。
人类发明的事物中，语言最诡异，比火、车轮、指南针都重要。两三个字的组合，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轻易地让你上天入地，比如胴体，比如春宫。
春宫总给我无限想象。春，惊蛰，初雨，榆叶梅开放，杨花柳絮满天，棉袄穿不住了，心里的小虫子在任督二脉蠕走。宫，飞檐，隐情，仙人骑鸡，紫禁城角楼，天上白玉京，五楼十二城，一千零一夜，司马迁胯下没有了。
但是我的想象构不成图画，我成长在一个没有图画的年代。
初中之前，不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我唯一和情色有关的图像记忆来自厕所。我们小学有个手脚笨拙的精瘦女生掉进了厕所，连惊带臭，发高烧，转肺炎，差点死掉。厕所改建，有了马桶，双手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每个马桶有了隔断视线的门，创作有了更多的私密。我在马桶门背后，看到过至少三种版本的我男根的未来和至少五种版本的慓悍女校长的胯下仰视图。我曾经坚信，每个成年男子胯下都骑着一只中型恐龙，每个慓悍女性胯下都藏着一个国民党的渣滓洞。
上了初中，开始有可口可乐喝，古籍出版社开始影印封建社会的坏书，比如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的《二拍》，包括《挂枝儿》在内的明清黄色打油诗总汇《明清民歌时调集》。影印的全本三言二拍很贵，一套《警世通言》二十多块。那时候，我在食堂一个月中饭任食，八块，我老妈涨了工资之后，一个月八十多块。而且，书被新华书店的店员看管得很严，放在他们扎堆儿聊天的书架最上层，塑料纸包裹着，不买不让打开翻看。我和我老妈说，鲁迅在日本的时候，就是因为读了全本的《三言》，才有了冲动，编辑了《古小说钩沉》，走出了他成为文豪的坚实的第一步，毛主席都佩服他的成就，我也想走出我坚实的第一步。我老妈说，不吃肉是提升道德的第一步。我们吃了三个月白菜馅的素饺子，我老妈分三个月，帮我买齐了《三言》。我每看一套，都觉得上了当，不如吃肉。每套书中，几十回的插图都集中在书的最开始，黑白两色，人画得很小，体位、表情和器官完全看不到，房屋、院落和摆设反倒画得很大，是研究明代家具和建筑的好材料。
改革开放之后，宽带入户之后，毛片仰俯皆是。但是，完全不符合春宫两个字给我的那种种想象：白玉一样的美人下颌微微仰起，双目紧闭成两条弯弯的曲线，漆黑的长长的鬓角渗出细小的汗珠，些许散乱的发丝被汗珠粘在潮红的两腮。
我不得不认命。如同我十五岁前没听见过钢琴声，我一辈子不能为古典音乐狂热，我二十岁前考试没得过不及格，我一辈子不能创立自己的Google，我的幼功不够，我的春宫遥遥，不可及。
寄生在笔记本上的生活
冯唐
因为有过悲惨经历，所以从小不喜欢笔。
小学的时候还开毛笔字课，讲课的老师，男的，分头，腰肢细软，睫毛翘长，现在想来一定是“玻璃”，写一手好的瘦金体。电脑打印机还不存在，庞中华的名头和现在余秋雨、韩寒一样响亮。我哥说，你瘦得象芦柴棒子，这辈子做肌肉猛男比较困难，写一手好字，看书看坏眼睛，出门衬衫上别一支上海英雄金笔，戴一架金丝眼镜，很跩，牛逼，又比较照顾我的先天条件。所以，我决心练好毛笔字。但是，班上有个男生，我怎么练，他的字都明显比我的好。他学柳公权，我学颜真卿，看他的字，想起名山大川，看我的，发挥想象，想起舒同，不发挥想象，基本就是猪肉包子、大胖丫头之类肥厚的东西。我换过很多次毛笔，什么八羊二狼，七羊三狼，六狼四羊，七狼三羊，听说“狼”其实是兔子毛，狼的成分越多羊越少，笔越硬，字越挺，但是对于我没有用，即使是全狼毫笔，我写出来的字还是像个胖子。得出结论，笔不能让我很牛逼。初中的时候，开始写小说，处于自恋狂状态，十几万字的长篇。写残的三支永生钢笔，右手中指远端指间关节生出老茧，变了形，永久性下垂不举，伸出去做下流手势，完全没有睥睨自雄的气势。在写残钢笔的过程中，屁股也扁平化了苔藓化了，站立再久也不能恢复一点点曲线。小说稿定名《欢喜》，在十七岁的时候寄给一家叫《中学生文学》的杂志，一个月后，杂志倒闭了。得出结论，笔让我倒霉，我最好忘记写小说这件事。十七年后，《欢喜》发表在《小说界》上，得了七千元稿费，如果发生在十七年前，我的命运将会彻底改变。十七年后，我发现我得了痔疮，也是那三杆永生钢笔害的，久坐血瘀，血瘀生痔，每月定期血溅裤头，影响我喝酒食辣的心情，在这件事上，自然界的规律如期应验，我的命运没有丝毫改变。
因为迷信机器，所以迷恋笔记本电脑。
最早接触笔记本电脑，是在北大，九一年，选了一门课，《计算机工作原理和286芯片》，老师的业余爱好是国际标准舞，他说，笔记本电脑在中国基本不存在，要是在中国有台笔记本电脑，很跩，牛逼。之前，在中学接触过电脑，单色绿屏幕，鬼火闪闪，进计算机房要脱鞋，屋子里飘荡一股脚、袜子、和鞋的混合味道。人生第一次了解，女生的脚也可能是臭的，美丽女生的脚也可能是臭的，这点，女生和鲜花不一样。我姐已经在美国，不端盘子，也能上学过生活，她答应我，大学期间，供我周游中国，我说，还是送我一个笔记本吧。在北大的选修课上，我和老师反复讨论，如何从美国夹带一台笔记本过海关。我们讨论了清朝银库兵丁夹带库银和毒品贩子夹带海洛因的手法，觉得基本是屁眼运动，不人道，笔记本太大，不适用。另外的参考对象是文物走私，计算机老师说他去过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两人高的北魏佛像，有好几十尊，比笔记本大多了，但都是清朝时候运出中国的，那时候的海关，腐败。我姐说，她命壮，五年前她能用我刻的青田石单位公章蒙骗出国，五年后就能什么招数也不用，把笔记本电脑带回国。那是一台东芝SATTELITE系列，英特尔486芯片，33兆赫兹主频，4兆内存，微软WINDOWS 3.2操作系统，12寸黑白液晶屏幕，鼠标象个耳朵似的，要外挂在机身右边。第一次开机的时候，小屋子里一片漆黑，我觉得眼前亮起了一盏水晶宝莲灯。我哥也在，问，能看电影吗？能听音乐吗？还是黑白屏幕，看毛片分不清脸、奶子和屁股。我姐说，有彩色屏幕的，太贵了，这个黑白的都要两千美金，我买了之后，兜里就剩二十块了，想了想，还是买了。
我开始长在笔记本电脑上。笔记本比姑娘好，多数姑娘，需要你帮她承担各种心理杂碎，笔记本帮你承担你的各种心理杂碎。笔记本也变老，在我手上，“N”键和“I”键很快磨成白板，但是笔记本不抱怨。笔记本也帮你解决生理问题，调节激素水平，但是基本不逼你自责自省、脑袋撞墙或者思考人生。笔记本也改朝换代，比女友规律，基本上三年一款，那个黑白屏东芝之后，用过如下机型：同方，Sony PCG505，Compaq Armada M300，Compaq Evo N600C，IBM Thinkpad T41，Hp compaq nc4010。花在笔记本上的时间，比花在女友和父母身上的时间长很多，电脑打开，WORD启动，不朽比窗前的月光更实在，心里无名肿胀，手指微微颤抖，以为能用文字打败时间，以为键盘就是琴键，仿佛夏商周时代的巫师，身体在瞬间被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占据，手指便象流水般起伏，文字就如小鱼小虾一样在荧幕上跳动。忘记了屋外，蓝田日暖，良玉生烟，陌上杂花盛开，姑娘的手比文字更软嫩幼滑，姑娘的眼睛比文字更明亮光鲜。过几天，点一根烟，重新检点那些文字，基本一无是处，了无生意，比不了事后的姑娘，手还光滑眼还明亮，那些月亮一样的东西，都是幻象，都是少年人进了老天挖的陷阱。痔疮还在，有从内痔发展到外痔的倾向，肩背基本完蛋了，医生说，颈椎危险，需要半年照次片子，观察进展，这些，都不是幻象。
最近买了多普达900，PDA手机，女生常用的铝皮饭盒大小，勉强能塞进裤兜。德州仪器500兆主频，128兆内存，3.6寸TFT屏幕，全尺寸QWERTY键盘，Wi-Fi，蓝牙，红外，GSM，W-CDMA什么都有。听姑娘说，小鸡鸡的男人才用巨大的手机，开悍马吉普车。我说，个子几年前就不长了，鸡鸡本来就不大，过一阵，文章也写不出了，脑子也会逐渐萎缩的。这款象笔记本电脑的手机，用1G的SD存储卡，我想，一辈子的文字也占不了它千分之一的空间，比骨灰盒能盛多了。骨灰多了，就撒进龙潭湖里，过去叫龙须沟，靠近天坛，小时候我钓过鱼。文字就散进那些笔记本电脑里，再过几百年，能不能比那时候姑娘的手还光滑眼还明亮，能不能摄人魂魄，就看它们自己的造化了。
文字打败时间－我的文学观
冯唐
纯从个人认识出发，我的人生观是我感受到、我理解、我表达。文字打败时间，这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情。不再当妇科医生之后，初恋二婚之后，就这么一点人生理想了。基于此，我的文学观有三点内容。
第一，感受在边缘。
码字人最好的状态不是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或者被豢养在一个施主的房间，等着下一张稿费汇款单付拖欠了半年的水电杂费、儿女上学期的学费、父母急诊的药费，去另外一个城市或者国家、和另外一群人交谈已经是十年之前的事情了。这种状态，容易肉体悲愤、仇恨社会，不容易体会无声处的惊雷，看不到心房角落里一盏鬼火忽明忽暗，没心情等待月光敲击地面、自己的灵魂象蛇听到动听的音乐、闭着眼睛檀香一样慢慢升腾出躯壳。
码字人最好的状态不是生活在风口浪尖。上万人等着你的决策，上百个人等着见你，一天十几个会要开，在厕所里左耳朵听着自己小便的声音右耳朵听着手机。日程表以五分钟一档的精密度安排，你的头像登在《华尔街日报》头版上半页，你的表叔在使劲盘算如何在小学门口绑架你儿子。这种状态，不容易体会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暖心房。牛逼太大了，阳具进去空荡荡的没有任何感觉，容易看不到月亮暗面，容易忘记很多简单的事实，比如人都是要死的、眼里的草木都会腐朽、没什么人记得和孔丘同朝的第一重臣叫什么名字。
码字人最好的状态是在边缘，是卧底，是有不少闲有一点钱可以见佛杀佛见祖灭祖独立思考自由骂街，是被谪贬海南的苏轼望着一丝不挂的雌性女蛮人击水在海天一线，是被高力士陷害走出长安城门的李白脑海里总结着赵飞燕和杨玉环的五大共同特点，是被阉的司马迁暗暗下定决心没了阳具没了卵蛋也要牛逼千百年姓名永流传。
第二，理解在高处。
文字里隐藏着人类最高智慧和最本质的经验。码字人可以无耻，可以混蛋，但是不能傻逼。码字人要能够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升到空中，抚摸那条跨越千年和万里、不绝如缕的金线，总结出地面上利来利往的牛鬼蛇神看不到、想不明、说不清楚的东西。让自己的神智永远被困扰，心灵永远受煎熬。码字人，钱可以比别人少，名可以比别人小，活得可以比别人短，但是心灵必需比其他任何人更柔软流动，脑袋必需比其他任何人想得更清楚，手必需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知道如何把千百个文字码放在一起。如果你要说的东西没有脑浆浸泡、没有心血淋漓，花花世界，昼短夜长，这么多其他事情好耍，还是放下笔或者笔记本电脑，耍耍别的吧。
第三，表达在当下。
动物没有时间观念，他们只有当下感，没有记忆，不计划也不盘算将来，只领取而今现在。在表达的内容和着力点上，码字人要效法动物，从观照当下开始，收官于当下。写项羽，我或许写不过司马迁和班固，写二十一世纪的街头流氓、野鸡、民营企业家和海龟白领，未必。
人力和天命
冯唐
我们这辈人，从小的教育是信党、信主席、信自己、信共产主义，不信神、不信鬼、不信权威、不信天命。概括起来就是，笔补造化天无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想三年超英就三年超英，我想五年赶美就五年赶美，我想和隔壁教室的班花好，我就能和班花好，我想和银幕里的陈冲刘晓庆好，我就能和陈冲刘晓庆好。反之，宣传天命的，都是别有用心，比如皇帝号称天子，就是让别人以为天下本来就是他的，任何人都不要和他争。我问，人心一胡想，一努力，国家就超英赶美了，那不成了唯心主义了？我们的信仰不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吗？老师说，无产阶级的唯心，就是唯物，资产阶级的唯物，也是唯心。我问，如果我想班花想陈冲想刘晓庆，她们就是我的，我不就成了阿Q了，我不就是在意淫嘛？老师说，叫你父母明天来，我要找他们谈话，你的思想有问题，复杂，下流。
在这种教育下，我的自信心暴涨，放眼看天地，觉得我大有可为，放眼看将来，觉得自己的命就攥在自己手上，小鸡鸡一样，一块胶泥一样，我想如何捏就如何捏，想如何规划就如何规划。
然而，三十岁之后的几年间，现实中的几件事好好地教育了我，告诉我山高地迥，宇宙洪荒，我再抬头看蓝天，开始怀疑有命的存在。
先是生活。我第二次连续十四天梦见长得很白的班花的形象，梦里的山谷里，白色的山花烂漫。好些年以前，我第一次连续梦见她十四天之后，我去告诉她，她说，她也梦见过我，但是一切太不真实，最好还是彼此忘记，如果能忘记，彼此梦见就是假的，彼此分开就是幸福。第二次之后，我电话给她，她说，她也还是梦见，但是已经有了老公，今天早孕试纸测试阳性，感觉是个女儿，所以彼此不能忘记，也要忘记。我和我现任老婆说，在美国念完书了，我要回国，美国没有麻将打，没有正经的辣子吃。我老婆说，好啊，听说北京和上海，好看姑娘太多，先结婚再回去吧。我说，好啊，但是我可是有个复杂的过去。我老婆说，别腰里拴两个死耗子就冒充老猎人。我说，好啊。于是我们就去市政厅领结婚执照，去律师楼请一个容貌猥亵的律师主持结婚登记。全过程中，我的脑子清澄宁静，没有任何思考，没有任何规划，就是觉得这是一件无可争议的应该做的事儿，过了下午一点，我的肚子也没有饿。
再是写作。高考之前，写过一个长篇小说，记录我对班花的意淫，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意淫出来的，所有的思想都是真实的。十三万字，四百字一张的稿纸写了三百多页，然后寄给一个叫《中学生文学》的杂志，然后那家杂志就倒闭了。之后，把码字这件事忘记了十年，在第二次连续十四天梦见班花之后，在班花说早孕试纸测试阳性之后，我的手指开始跳动。我打开电脑，文字像小鱼和小虾米一样，顺着水流，沿着手臂到手指，在从手指蹦跳到键盘和屏幕，于是天暗下来，屏幕的池塘里雨打残荷。我想，忘不掉的，就是命吧，必需写出来的，就是责任和使命。
穆罕默德和信徒说，他能让山走到他面前，喊了三次，山他妈的不过来，默罕默德就走了过去。老婆是命，写作是命，他们如果不走到我的面前，我就带着鲜花，戒指和手提电脑走过去，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认命？
食色
冯唐
2500年前，孔丘讲：食，色，性也。中国人伦理观念的基调就定了。
第一，作为探讨人和人之间以及天和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学，主要两个内容：食和色。食，讲工作，如何看待搵食，如何协调同事以及上下级的关系。色，讲生活，如何看待上床，如何保证生殖成功，子嗣繁衍。
第二，伦理学的基调是，食色性也。不肮脏，不可耻，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老百姓需要的，皇上不禁。2500年前孔丘的理论和今天的生物学理论一致。对于生物体，生存是最大道理，吃饭，是为了个体生存，上床，是为了种群的基因生存。百年后，老张的血肉筋骨归于尘土，基因还在市面上流转，基因编码蛋白，蛋白聚合成眼珠子，小张眼珠子里的瞳孔看到大奶和大钞而放大，和上辈子老流氓的瞳孔并无不同，这就是常人实现不朽的形式和佛经说的转世。老天爷编写人性操作系统的时候，认定人性的最终驱动力是让个体基因存在下去的概率最大化。为了生存，可以六亲不认，无法无天，有奶就是娘，大奶是大娘。
中国人的工作观，比较简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做事要讲规矩，年轻人要学会等待。但是对于到底规矩是什么，2500年来，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直接总结过一二三四。只是明确了做事的态度：敬，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明确了做事需要达到的效果：和，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只是明确了做事过程中要把握的两个原则：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500年了，中国人一直在用这一套工作伦理，不清晰，但是实用。理论太清楚了，流氓的种类太多，混账事情的种类太多，不能套用，不实用。2500年过去，即使现在中组部选拔特大型国有企业一把手，把上千亿的国有资产交给某个五十来岁一百多斤的胖子，仿佛两千年前，秦王把全国一半的精壮男子交给王翦去灭楚国，用的不是平衡计分表（Balanced Score Card）或者关键业绩指标（KPI），用的还是大拇指原则：这个人可不可以托三尺之孤，寄千里之命。
中国人的性爱观，比较矛盾。宋明以前，乐生，人活天地间，顺应自然，尊重人欲。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没有影院，天黑了，农民们喝几杯自酿的米酒，院子里和自己身体里的虫子都在鸣叫，于是彼此娱乐各自的身体，缓解一天的疲劳，制造新的劳动力量。城市里的文人和官员到青楼和寺院，做诗饮酒，商议国家治理边防漕运。歌妓和女道士比花还香艳，穿戴着当时最先进生产力制造的绫罗绸缎和金银珠钻，吟唱着“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水平。在自然规律面前，孔丘自己也无可奈何，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即使孔丘本身也是这种性爱伦理的产物，《史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野合而生。到了宋明，国力狭促，理学盛行，讲究灭人欲，存天理。不是你老婆，看一眼都是不道德的，想一下都是罪过。有个笑话讲，一个理学信徒一辈子不上街，因为人上街则淫具上街，带着淫具在街上溜达，天理何在？文革时候，情况类似，衣服只有绿色和蓝色两种，偶像只有毛主席一个，男女手拉手，就是耍流氓。改革开放之后的性爱观，介于宋明之前和宋明之后的中间。白天在街上手拉手的还是很少，CEO们也基本都有老婆，但是中国二线城市以上，汇总起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色情业，这些服务产值由于没有包含在官方统计数字中，中国的GDP被严重低估。一天中最有效率的时间是在这些地方度过的，最重要的业务是在这些地方谈成，一个CEO教导我：“在中国做生意也复杂也简单，复杂到拜佛不知道庙门，简单到ABC，烈酒（Alcohol）、美女（Beauty）和回扣（Commission）。”
CEO们最近的潮流是每年去寺庙里上上香，吃几顿斋饭，住几天斋房，忘掉ABC，养肝固肾，想想公司未来三五年的战略和组织结构。有个老总上完香之后，问过我一个哲学问题：“一个人应该用一生去明白欲望就是虚幻呢，还是用一生来追求一个又一个欲望的满足？”
文章千古事，70尚不知
冯唐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人心如城市，到处是挖坑刨路、暴土扬烟地奔向小康和现代化。普遍而言，浮躁时代中最浮躁的是媒体和评论。电视和电脑，两只老虎一样吞噬闲散时间，做评论的全然不占有资料，闭着眼睛一拍脑袋，就开始像北京出租车的哥一样，指点江山，说谁谁谁是朵莲花谁谁谁是摊狗屎。
真正的文学用来存储不能数字化的人类经验，是用来对抗时间的千古事，总体属阴，大道窄门，需要沉着冷静，甚至一点点没落。文章再红，写字的人上街不需要戴黑墨镜，书再好卖，写字的人进不了《财富》杂志的富人榜。浮躁的媒体和评论中，最没想像力的就是文学媒体和文学评论。雌性写字的，眼睛和鼻子基本分得开，就是美女作家，胸比B罩杯大些，就是胸口写作。雄性写字的，裤带不紧风纪扣不系，就是下半身写作，有房有车有口踏实饭吃，就是富人写作。进一步演化到近两三年，这些名词都懒得想了，1960至1969年生的，就是60后，1970至1979年生的，就是70后，1980至1989年生的，就是80后。
文学其实和年纪没有太多关系。
科学讲实证，宗教讲信不信。科学和宗教之间是哲学，在脑子里在逻辑里讨论时间和空间。科学、宗教、哲学的侧面是文学，在角落里记录人类经验，在记录的过程中抚摸时间和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是巫师，身心像底片一样摊在时间和空间里，等待对人类经验的感光。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和年纪没有太多关系。有写字的，二十岁前就写完了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之后再如何喝大酒睡文学女青年，身心也变不出另一卷底片，于是用漫长的后半生混吃等死。也有写字的，度过了漫长的吃喝嫖赌抽的青春期，四十岁之后，发稀肚鼓，妻肥子壮，忽然感到人生虚无，岁月流逝，心中的感动如果不挤出来变成文字，留在身体里一定会很快从正常组织变成肿瘤，再由肿瘤变成癌。按十年一代这么分作家，还不如按其伟大作品的数量分，同样简单，但是更加深刻，比如分为一本书作家，两本书作家，和多本书作家（也就是大师）三类。一个作家一定有一个最令他困扰最令他兴奋的东西，和年纪无关，他第一二次写作，所挖掘的一定是这个点。这个点，在王朔是世俗智慧，在余华是变态男童，在劳伦斯是恋母情结。所以一个作家的第一二本书，可能不代表他最成熟的技巧，但是基本代表了他百分之五十的文学成就，王朔飞不过《动物凶猛》，余华飞不过《在细雨中呼喊》。在从一本书两本书作家向大师过渡的过程中，王朔用《我是你爸爸》窥见了一下所谓不朽的“窄门”，然后就办影视公司去了，余华在十年努力无法通关之后，转过身，以《兄弟》头也不回地向速朽的“宽门”狂奔。D.H.劳伦斯肺痨缠身不久于人世的时候说，他自己的一生是个异常残酷的朝圣之旅，我想起《虹》，想起《恋爱中的妇人》，黯然神伤，鼻泪管通畅，泪腺开始分泌。
如果硬扯文学和年纪的关系，文学是“老流氓”的事业。不可否认天才少年的存在，偶尔嗑药间或高潮，被上帝摸了一把，写出半打好诗半本好小说。但是更普遍的情况是，尽管作家的气质一直在，理解时间，培养见识，还是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接触一个美女，被先奸后杀始乱终弃，是你倒霉，总结不出什么。接触第二个美女，又被先奸后杀始乱终弃，还是你倒霉，这两个美女是亲戚。接触第三个美女，第三次被先奸后杀始乱终弃，样本量有了一定统计意义，你可以归纳说，美女都是貌如天仙心如毒蝎。时候不到，胡子还没长出来，自然不需要刮，自然不知道刮完后的那种肿胀，也无从比较那种肿胀和早晨醒来下体的肿胀有什么异同。还没到四十多岁，胡子还没有一夜之间变得花白，秋风不起，自然很难体会岁月流逝。文章憎命达，等待劫数，等待倒霉，婚外恋，宫外孕，老婆被泡，孩子被拐，自杀未遂等等，安排这些国破家亡生离死别，需要上帝腾出功夫，也需要一个作家耐心等待。文字有传承，汉语有文脉，先秦散文汉赋唐诗正史野史，最基本的阅读，最基本的感动，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提80后，即使是70后，还嫩，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不论先秦和南北朝了，往近世说，和以二周一钱（周作人，周树人，钱钟书）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相比，70后没有幼功、师承和苦难。我们的手心没有挨过私塾老师的板子，没有被日本鬼子逼成汉奸或是逼进上海孤岛或是川西僻壤，没有背过十三经，看《浮生六记》觉得傻逼，读不通二十四史，写不出如约翰?罗斯金、史蒂文森或是毛姆之类带文体家味道的英文，写不出如《枕草子》之类带枯山水味道的日文，更不用说化用文言创造白话，更不用说制定简体字和拼音。往现世说，和以二王一城（王小波，王朔，钟阿城）为代表的文革一代相比，我们没有理想、凶狠和苦难：我们规规矩矩地背着书包从学校到家门口，在大街上吃一串羊肉串和糖葫芦。从街面上，没学到其他什么，我们没修理过地球，没修理过自行车，没见过真正的女流氓，不大的打群架的冲动，也被一次次公安干警的严打吓没了。
70后基本没有被耽误过。我们成群成队的进入北大清华而不是在街头锻炼成流氓，我们依靠学习改变命运，我们学英文学电脑学管理，我们考TOEFL考GRE考GMAT考CPA考CFA，我们去美国去欧洲去新西兰去新加坡去香港，我们会两种以上的领带打法，我们穿西装一定不穿白袜子，我们左擎叉右擎刀明白复式记账投资回报和市场营销，我们惦记美国绿卡移民加拿大，我们买大切诺基买水景大房一定要过上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我们做完了一天的功课于是尽情淫荡，我们在横流的物欲中荡起双桨。
70后作家，作为整体，在文学上还没有声音。先是卫慧等人在网上和书的封面上贴失真美人照片，打出“身体写作”的旗号，羞涩地说“我湿了”，然后是九丹义正词严地说我就是“妓女文学”，“我占领机场卖给六七十年代白领精英”，然后是木子美另扛“液体写作”的旗号，坦然地说“我就是露阴癖”，“再废话我露出你来”，最近的进展是有女作家直接在网上贴裸体照片。羞耻啊，写枕头的，没出个李渔，写拳头的，没出个古龙。我们这一代最好使的头脑在华尔街构建金融计量学模型，在硅谷改进Oracle数据库结构，在深圳毒施美人计搞定电信老总销售程控数字交换机。
但是70代还有机会，气数还远远没有穷尽。
从经历上看，70代独一无二，跨在东西方之间，跨在古今之间，用张颐武的话说：“这一代，是在大陆物质匮乏时代出生和度过青春期的最后一代。他们在匮乏中长大，却意外地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最丰裕最繁华的时代。他们还有那单调刻板却充满天真的童年，却又进入了一个以消费为中心、价值错位的新时代。他们有过去的记忆，却已经非常模糊；有对于今日的沉迷，又没办法完全拥抱今天；容易满足，却并不甘心满足。”从知识上看，70代受过纯正的科学训练，顶尖的脑子在《科学》和《自然》发表论文，独立思考已经成了习惯，比如遥想最完善的人类社会制度，按需分配当然好，如果人民都想自己占有Tahiti的Bora Bora岛，如何分配啊？如果男人都想睡朱莉-安吉丽娜(Jolie Angelina)，如何分配啊？从时间上看，70后还有大把的光阴。这个岁数，亨利米勒的文学实践还停留在嘴上和阳具上，这个岁数，王小波站在人民大学门口，望着车来人往，还是一脸迷茫。
出名不怕晚。北大植物学老教授的话还在耳边，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着一句空。我最近看到的趋势是，60后个别人开始掉转身，亲市场求销量，顺应时代一起浮躁，70后在有了自己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之后，个别人突发奇想，认为真正的牛逼来自虚无的不朽，开始逆潮流而动，抛开现世的名利，一点一点，试着触摸那扇千古文章的窄门。
有肉体，还有思想
冯唐
我基本上只看写字人写的博客，什么东西落到文人手里就复杂了，这种复杂，我喜欢。好的文人博客，如唐宋野史、明清小品文。内容上，讲真话，不掩饰，夜雨春酒，深巷杏花，记录发生在当下的新鲜。形式上，直截了当，去繁就简，一个词想不起来，造一个或者标注拼音，不查成语字典。唯一的例外是高晓松的博客。一个字，牛。两个字，牛逼。四个字，就是牛逼。强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睥睨笑傲或者谦和恬退，真实就好，不装就好。见过一次，在故宫午门外，夜里两点，在他新改装的大篷车里，喝酒，听他放新专辑《万物生长》中的彼得堡遗书，听他讲如何谈大恋爱大绿帽子如何纷飞，看车窗外十米红蓝的警灯闪烁，看车窗三十米外冤鬼们肩并肩开会的午门。
胡赳赳的博客是典型的文人博客，比我的强多了，基本都是专门为博客写的，淋漓不尽，不动大手术，上不了平面媒体。在电脑的液晶显示屏上看，仿佛一页页沾着脑浆子的涂鸦，有肉体，还有思想。
有肉体。
比如：“海儿素喜制服女，口头禅是‘制服诱惑’，每次见到都会狂拍不止，此次打飞的过安检时，女制服安检摸他全身，他一如既往的吐出两个字：欧耶！”我在国内过安检，每次都是提前半小时就把裤腰带脱了、假牙摘了放在旅行箱里，每次警报还是照样响起。我高度怀疑机场部门担心女制服安检们实在无聊，故意提高敏感度，多出很多触摸的机会。再比如：“喝一杯的理由里必须包括自己，但又得有人响应。于是，稀奇古怪的提议应运而生：北师大毕业的喝一个，住在五环以外的喝一个，离过婚的喝一个。假如这尚算智力平庸的话，请看水晶珠链站起来说：不止一个性伴侣的喝一个！”不在北京已经三年，看到这样三个短句，一瞬间，恍惚间，北京二环三环边上，小酒馆里的酒旗飘扬，初长成的文艺女青年和油炸花生米飘香。
还有思想。
比如：“我们对诗歌要保持足够的耐心，不管它发展到什么状况，请一直相信，人们在需要的时候，会打开那座语言旧仓库，去搬运被遗忘的旷世诗篇。”在现在的世界上，除了诗人，我已经不崇拜任何人了。等我们祖国人均GDP超过五千美金，或许我们会看看白洋淀还有没有活鱼，会看看周围还有没有诗人。再比如：“我的2005交给了谁？MSN？博客？新周刊？手机？床？厕所？几首诗？几篇随笔？客串播客？一支MP3录音笔？一个平头？一个新居？一个LP？一堆不成体系的书？小部分碟？十来盒名片？啤酒+白酒+洋酒的混合物？与中产一起瞎混？现代城A座3909AND瑞达大厦41号？某某三六九和小强？五打保险套？半百餐厅？数个酒吧？暴走？出租车时光？火箭队？参加别人生日？开N个不同感觉的会？伪玉米？有限的几次篮球运动？有限的几次吵架？有限的几次被人误会？有限的几次撒谎？有限的斗地主胜利？有限的几个实惠奖项？被频繁的跳槽脚步声惊扰？看通州上空的飞机无声地滑过？忘了植物的名字？令人不爽的口腔溃疡？几次通宵喝酒或加班？几场日场电影？两趟四川一趟上海？屈指可数的几个FANS？几次酣醉？”如果今天把一生能用的牙膏都买过来，一个提包装下了吧？把后半辈子能喝的啤酒都排成队，到不了一公里吧？
毕竟是讨文字饭的，酒局少去，歌厅少唱，文艺女青年少碰，博客写写，好事，当成搞摄影的傻瓜机，当成搞美术的素描本。等着看王朔们写的《红楼梦》，等着看胡赳赳们写的《世说新语》、《子不语》、《浮生六记》。
肉体需要思想，思想需要歌唱
冯唐
无数酒局中的一个，无数陌生人中的一个，留下联系办法，有手机号码、MSN号码、个人博客链接。我想，中国移动股票的市盈率不过十五就该买些了，微软太可怕了再过十年比任何一个传统电信运营商都会强大的，全民皆博啊，身体不让只穿内衣上街但是精神可以啊。那个陌生人好像是做IT的，继续问我，你猜中国现在有多少人有博客？我用了五秒告诉他，两千万。他说，报纸上说一千六百万，还是去年底的数，现在一定在两千万左右了，你是怎么猜的？我微微一笑，什么都没说。
这个不能告诉他，把脑子当水晶球拍，还不管用就把屁股当数据库拍，是我们做管理咨询这个行当必需的基本功和看家本事之一：中国网民一个亿，IDG的报告里有这个数。人群中有10%的人有露阴癖倾向，网民中这个比例应该加倍，我原来学医的，上过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这个比例我知道。一个亿的20%，就是两千万。
我不太懂的是，为什么自我感觉好的露阴癖比二十年以前多了那么多，比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的增幅还大、增速还猛？我老姐多年前有个日记本，硬壳封面、粉色、有玫瑰花和八音盒图案，纸也是粉色的、有玫瑰花和其他各种花、有各种诗句（例如“我的日子里/在抒情的寂寞中/寻找一段摇滚的呐喊/我的爱情躲在摇滚的方式里/渴望拥有长久的古典”）。我老姐在扉页上写了一首的诗：看花要等春天来，看本要等主人在，要是主人我不在，请你千万别打开。我每回都自己打开，每回都没被发现。我老姐练铁饼的，大行不顾细谨。我老妈看了一次就被我老姐发现了，我老妈过目不忘，偷看日记那天，当着我老姐面，晚饭桌上背了半小时。我老妈唠叨，有什么的啊，不就是第一次出血，觉得自己要死了，到现在不是还没死吗？不就是第一亲嘴，觉得要生孩子了，到现在不是还没生吗？这也值得一写？浪费！隔着饭桌，我老姐捏着一个空盘子，看着我老妈，许久，仿佛捏着一个铁饼，盯着要投掷的目标。
前两个月，我老姐从旧金山打来电话，说她在Godaddy申请了个互联网域名，说找了个免费服务器，说做了个人主页贴照片贴小电影贴要卖的房子还有博客功能，说隔三差五把情感垃圾心情鼻涕倾泄到博客，说还有人追着看还有人留言还有人要求网下见面，说太好玩了要是早有这个早不吃抗抑郁药了早消灭好些精神病人了。我问，老妈看了吗？我老姐答，老妈听说全人类都能看见就一点兴趣也没了，说要买个红外夜视型望远镜，看隔三十多米远右手边那个偶尔不拉窗帘的房子里，两个三四十岁的长胡须的男人之间到底能做些什么。
都算上，我有三个博客。
一个是我个人主页自带的博客，大师级朋友设计，简单好用。Fm早就被我注册了。怕被别人注册，然后在我自己院子里拉屎放屁或者闭月羞花。后来发现，这个判断傻逼。第一，别臭美了，你招不来那么多变态的人。第二，如果真招来了变态，注册了m也没用，他可以注册m，m等等。这上面的博客我基本空着。在上面写，还是让我产生写其他正经文章的紧张，我更喜欢用小软皮本子记札记。
另一个博客是被新浪相熟的编辑抓的壮丁。基本上是帮把我主页上原有的短文搬上去凑数，自己基本没时间打理。后来编辑说，好好打理一下吧，写点新的，随便扯扯龟毛鼻毛，就有上千万的闲人点进来看你如何扯的。如果她说的属实，我想，1. 各种企业应该禁止员工上班时间浏览新浪，一个员工白天七个小时有效工作时间，两个小时消耗在新浪上了。2. 当初新浪股票一美金一股的时候，我苦劝一个要买宝马X5带着海子诗集找他重庆籍女神谈人生的清华结巴男生，别买了，X5什么时候买不行？买新浪吧，中国总要一两个门户网站吧（可是，我自己当时为什么没买呢）？3. 新浪和MSN早晚会推出博客贵宾服务，象经营卡拉OK的钱柜一样，出租网页位置，按时间和点击率收钱。
第三个博客是被和菜头拉去到牛博开的，是唯一一个我更新的博客。牛博的管家是罗永浩。百度“傻逼”两个字，第一跳出来的就是他。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下第一，如果默想这个定义下的种群总数，如果罗永浩没付钱给百度买断了这个第一的位置，那就是奇迹。书商早就在催我万物生长三部曲最后一部《北京北京》的书稿了，不带薪水的两个月假期也请好了，我老爸也志愿从旧金山回来给我做饭了，我初恋也考虑是否二婚了（又是别人），没有任何理由不完成。为了支持天下第一，为了断绝后路，我开始在牛博连载《北京北京》，保证一周贴一章。徐星和和菜头都告诫说，不要这么贴，容易习惯性看别人评论，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小便和如何下笔了。
我说，别说别人，我自己都管不了这只笔，它有它的生命和人生观，无法无天，自行自止。
执着如怨鬼
冯唐
我在幼儿园里吃打蛔虫的宝塔糖。甜啊，比砂糖还甜啊。当天大便时，看见蛔虫的尸体随粪陨落。白啊，估计它们很少见阳光，还晃悠，不知道是风动还是虫动。
幼儿园阿姨要求我们把拉出来的数目汇报给她，她在一张草纸上做两三位数加减，汇总后写在给院长的工作总结里：“祖国伟大，毛主席万岁，我们努力工作，帮助班上祖国的三十个花朵们摆脱了一百二十五条阶级蛔虫，花朵们被阶级蛔虫毒害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第一个论点，我完全同意。一百二十五条阶级蛔虫是我们三十个小朋友弯着脖子，撅着屁股，左手扒开小鸡鸡的球和茎，一眼一眼瞅见的，一条一条数出来的。第二个论点，没有逻辑根据，我怎么知道肚子里的阶级蛔虫都被杀死了？后来事实证明，我的怀疑有道理，阶级蛔虫很顽强，还在。它们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钻进胆道，让我差点没痛死，也让我第一次打了吗啡。吗啡好东西啊，肥厚如我老妈，忽悠如宗教。
从那次胆道蛔虫之后，每天晚上，我就总想，肚子里还有几条蛔虫啊？他们现在正干什么呢？他们所有的近亲都结婚了吗？一共繁衍几代了？天天群奸群宿吧？
冷静一想，这是我强迫症的第一个表现。
冷静一看，周围其他人强迫症的表现还有好多。比如，厌恶划痕。给新iPOD和新手机穿上半透明硅胶套子，给新数码相机的液晶屏蒙上保护膜，给新书包上书皮。卖iPOD挣的钱或许还没有卖套子之类外设挣得多，液晶屏保护膜一定比数码相机的利润率高。比如，反复关门。商学院有个同学，人生圆满的标准就是有个陆虎车。人生圆满之后，每次离开那辆陆虎，他总觉得没关车门，扭头再回停车场，一次离别，平均回顾2.5次。我一直劝他搞个无线开关装置，学校停车场和教学楼直线距离100米，红外、蓝牙都不行，Wi-Fi应该是个好选择。再比如，咀嚼自己。有吃嘴唇死皮的，更常见的是吃手指。有个级别高我很多的鬼佬领导，两只手，十个手指，没一个手指的指甲剩下一半以上的，间或还有一两个缠着创可贴。有次一起吃饭前，他接了两个漫长的电话之后，一通狂啃，血从一个手指残端涌出来，我随手把餐桌上的食盐和胡椒小罐儿递过去，看他是否撒到手指上接着咀嚼。从那之后，他恨我入骨。
佛说，戒执，戒着，强迫也是症。我自我治疗的方式有四个。第一，改变人生观。六尘皆幻，六根皆误，一切都会逝去，一切都是烟云，拿起，放下，了无不了，那么在乎干嘛？第二，崇尚科学。放到高倍放大镜下，刚出厂全新的iPOD和理光GRD表面就已经满布划痕了，肉眼看不到而已，保护这种表面做甚？第三，逃避。不买、不用新货。家具买旧的，老花梨、老鸡翅木买不起，买老榆木。老物件上面，划痕就不叫划痕了，叫包浆。房子买二手，买回来涂涂抹抹，就比接手时候强。新衣服先洗几遍，新手机先让老爸用半年，不和处女童男说话。第四，选择。如果强迫症实在治不好，就选择些实在不能割舍的。只对文章执着如怨鬼，其他随他大小便吧。
红酒招魂
冯唐
学医的时候，教授一边讲人体构造和机理，我一边琢磨这种构造和机理可以由逻辑衍生出来的观点，比如，性交得当其实也能治疗诸如阴道炎、慢性盆腔炎之类的妇科疾病，比如人类的设计寿命或许只有四十年，比如出生决定论和童年决定论。
出生决定论是个基因问题，也就是说，和兽性相关的，百分之九十，一个人出生时就已经决定了，比如说乳房大小、阴茎短长、脑子反应速度、是情圣还是清华男生、能记住“短歌行”还是“长恨歌”。天生是刘翔的，什么不练都比你我跑得快。至于刘翔能不能成世界冠军，由出生后那百分之十的因素决定。
童年决定论是个定型问题，也就是说，和人性相关的，百分之九十，一个人五岁之前就定型了，比如说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我五岁之前只喝茉莉花茶，到现在也分不出龙井和毛尖的好坏，分不出明前茶、谷前茶，总觉着都缺茉莉花的香味。我五岁之前陪我姥姥和我老妈喝散装二锅头，一两一毛六，到现在也分不清白酒的好坏。对于我来说，白酒只有三种：二锅头、像二锅头的、不像二锅头的。只要是五十度以上的白酒，半斤下去，地板都开始柔软，星星都开始闪烁，姑娘都开始好看。
唯一例外是红酒。
第一次喝红酒是和掺着海南咖啡喝的。我老姐和我老哥当时也不大，他们坐在马扎上，拉起窗帘，一起偷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邓丽君的歌儿在当时还属于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我也坐在马扎上，拿床铺当书桌，做作业，背唐诗“美人天上落，龙塞始应春。”我偷听着邓丽君，想像她应该是个肉肉的好姑娘。我偷看着我老姐和我老哥，这两个没出息的，他们表情古怪，偶尔互相看一眼，仿佛对方有可能听着听着邓丽君忽然变成男女流氓，仿佛喝了雄黄酒的青蛇白蛇。邓丽君有一句歌很淫荡：“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明知道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谁”。我老姐和我老哥听了心痒，找来半瓶烟台产的味美思葡萄酒（之所以能剩下半瓶，是因为我姥姥和我老妈喝了半瓶之后，一致认为，这种酒一定是散装二锅头兑葡萄香精汽水做的），再倒进半杯我老爸剩下的海南咖啡，逼我先喝。这两个缺心眼的，我之后就再也没喝过比那杯液体更难喝更难看的东西了。
我对于红酒的恶劣印象是我最早的书商帮我扭转过来的。这个书商热爱红酒、拉丁舞、妇女。跳拉丁舞，他吃亏在个头儿。有次他喝多了，随便抓了一个腰身妖娆的妇女跳探戈，他的腿甩出去，本来应该悠长绵延地一甩然后在瞬间收回，但是我只看到了瞬间收回，仿佛林忆莲的眼睛在瞬间闭上。那天，一群人喝光了酒馆以及附近小铺的二锅头，书商跳完舞，脑门上渗出细碎的汗珠儿，从书包里拿出一瓶外国红酒，说，你们这群人渣，这红酒是好酒，太早拿出来，一定被你们浪费了，现在拿出来，慢慢喝。
这红酒真是好东西。如果和二锅头比，二锅头是抽你一巴掌，这红酒是足底按摩。二锅头是北京姑娘，脾气比你大，脱裤子比你快，这红酒是江南女子，一句话不说，注意到你每一个表情，理解你心里每个皱褶。
我老姐在美国湾区的家里，有一只我们共同的狗，德国牧羊犬，它叫Zha Zha（喳喳、扎扎、插插）。它五岁，比一般五岁小孩聪明，会用抽水马桶，做家务，每天负责打开信箱取报纸。Zha Zha喜欢跑步，我偶尔去美国，把老姐家当寺庙，码字，躲清静。每次我写累了从电脑前站起来，Zha Zha就叼着狗链子凑过来，脑袋顶着我出门。它想我带它去百米之外的大湖去跑步。
我老妈心脏查出毛病之后，戒了二锅头。她开始唠叨，红酒好啊，血脂高的人，最好喝红酒，一瓶红酒下肚，红酒进了血管，拉着血脂的手走进膀胱，然后尿出来，尿里都带着油星儿。我说，您说的，好象和我医学院里病理生理教授说的不一样啊。我妈问，你教授怎么说的？我说，从前有个叫赵之谦的文人，一个月内妻女双亡，刻闲章“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我身体里有个半兽半仙，只要云散雪消花残月阙的时候，它就醒过来，脑袋从身体里面顶我，让我打开一瓶红酒。一瓶红酒下肚，小兽小仙渐渐柔软，沿着红酒的溪水，漂流出来。我老妈问，你们医学院里病理生理教授就是这么教你的？
卷四
我混沌、脏乱、安详、美丽的北京
冯唐
我是北京土著。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除了到河南信阳一年军训，到美国两年学商，所有的时间都在北京这块地方度过。在龙潭湖鸟市第一次茬架，看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黑里透红的血滴在土地上。在垂杨柳中街邮局前摆摊无照卖旧杂志，挣了第一张人民币一百元的大票。在西山某角落失身，第一次体会到得失因果。又是在笔头讨生涯的，自矜文字练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每想就北京为题写一篇自己满意的文章，却每每心中肿胀，字不成句，句不成篇，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和头绪。退一步，如果别人写好了北京，我去读读，杀杀渴，也是好的。就象别人建好了长城，我去登临。但是，我心仪的文字前辈，周作人、周树人、俞平伯、沈从文，都是南方人，为了生计聊居北京，写出的关于北京的文字半干不湿，什么《北京的茶食》、《我观北大》、《陶然亭的雪》、《北平的印象和感想》，全都显尽南方人的局促，了无精神。老舍可能和我犯一个毛病，呆在北京太久了，感受太多，写出的关于北京的小文，东一榔头西一杠子，毫无逻辑章法，而且还压不住地煽情：“哼，美国的橘子包着纸。遇到北平的带霜儿的玉李，还不愧杀！”（《想北平》）
去三联书店闲逛，我躲开人多的热卖区和杂志区，在地下靠里的一个僻静所在，发现一本《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侯仁之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硬皮精装，装帧简单到寒碜，象本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正宗的满汉全席没有，就吃大饼馒头萝卜青菜。好看的文艺书没有，不如就看学术论文。看完感觉文字平实，没有多少差池，也没有多少嚼头儿。资料翔实，但是局部组织略显零乱。最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给我一个描述北京的视角：北京这样大城的味道是好些人在老长的岁月中住出来的。盯死空间和时间两个轴，从时间的视角写空间变革，从空间的视角写时间流逝。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开篇名义：“距今1亿多年前的中生代晚期，在中国东部发生了一场强烈的造山运动，火山喷发、地壳变动、山地隆起，这就是著名的‘燕山运动’”所以北京三面环山，中间是平原，向东南开敞，如同一个海湾，北京及其周围可以形象地称为“北京湾”。如果粗略地说，北京环山的西面和北面，从古至今，都活跃着异族，北京被异族攻下，北京东南的所谓中原就无险可守（冯唐注：这之后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规律，北方异族入侵，先失北京、再失中原、最后失江山。不在北方建立都城，就是自行加速灭亡）。所以北京这块地方，自古就是打仗的地方和文化交流的地方。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精彩地描述了北京城的变迁。北京初具规模是在女真族的金朝灭了北宋、将其首都从松花江移至北京的时候。那时称为中都，位置和大小相当于现在宣武区西部的大半。大城周长37里有余，四面共十二个城门，皇城四周长9里30步，特别是已经有了一条从南到北贯穿全城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就是现在西二环路的南段。元灭金的时候，蒙古骑兵攻入中都城，看着奇怪，一把火烧干净，没有一点想在北京建都城的心思。四十年后，忽必烈为了消灭南宋，将都城从和林迁至北京，用了十八年，在金中都的东北建成元大都，奠定了今天北京雏形。设计建造元大都的是一个叫做刘秉忠的汉人。这个古怪的汉人小时候是个和尚，后来狂读儒、道，最工《易经》，跟着忽必烈跑过好多地方，有见识。其设计饱含东方各种哲学思想，从那时候起，北京的方方面面就有了各种讲究。其设计中最突出的三点特点福泽后代：
一，亲水建城。弃金中都的小家子气的莲花池水系，以上通下达的高粱河水系为设计中心。于是北京有了水喝，有了水景，有了水路运来的漕粮。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的设计得灵感于此，所以华尔街上的银行家今天才有水景看，不至于大批量疯掉。
二，四四方方。肯定金中都中轴线的设计，“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在大城之内，中央部分的前方是朝廷，后方是市场，左面是太庙，右面是社稷坛。这种设计，注定了北城丰富，南边没东西，到如今“东城富西城阔崇文穷宣武破”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依旧存在。
三，正南正北。四方的元大都，街道笔直，正南正北，正西正东。所以常住北京的人才能培养出别处少见的大气磊落，在这个赵薇和章子怡也能疯狂流行的后现代，北京人仍然很容易地找到东南西北。
过了不到百年，明灭蒙元，为了彻底破掉元朝的风水，将元大都的宫殿尽数拆除。“靖难之役”，明成祖从侄儿手中夺取帝位。明成祖明白，失去北京，则必失中原，他不贪恋江南的小桥流水、小奶美人以及小笼包子，决定迁都北京，在沙尘暴中真切感受塞北的威胁。先后十五年，再建北京城。这座新城，基本上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稍加发展。其中重要一条是紫禁城南移，为了压胜前朝风水，在元后宫延春阁上人工堆筑万岁山（即现在的景山）。巧合的是明崇祯最后还是在景山上吊死，好象风水还是没被压住。
清人比明朝汉人明显大度开明。既然风水压不住，索性全部保留明朝的北京城。省下的银子大规模开发西山，营造了规模空前的离宫建筑群，统称“三山五园”，即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万寿山清漪园和畅春园、圆明园，可以春射秋猎，不忘记马背兴国的根本和脊梁骨里上下流转的凌厉之气。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没有提及，四九年北京解放，我们现代人尽管比清初满人大度开明，尽管我们全然不信风水，但是阅兵还是在天安门楼上看最气派，而且我们还喜欢汽车和大道，所以我们没有按梁思成的意思保留老北京城。试想，如果我们留下老北京，把中南海、北海、什刹海圈起来整出一个巨大的城市中心公园，在现在望京新城的所在新建一个北京，那现在的北京该是怎样一种美丽？为了弥补遗憾，我们现在在剩下的城楼下种植了塑料的椰子树，还打上红色黄色绿色的灯光，白天看象幼儿园，晚上看象鬼堡。梁先生梦里回来要做些心理准备，小心被吓着。
2002/2/20
二楼和地下室的风景
冯唐
一个人，拎着一口箱子和一台手提电脑，初到香港，组织安排周到，有一张床睡觉，有个杯子喝水。香港饮食天下第一，肚安不是问题，出门，望左，四个茶餐厅，望右，四个茶餐厅。但是，心安处才是家，最好能有个姑娘。没有姑娘，最好能有几个朋友，没有朋友，至少能有几个网吧可以联系上革命同志，至少能有几个书店可以买几本书打发忽然多出来的时间吧？
香港地仄人稠，你在中环皇后大道中放个屁，几十个人嗅到，七八个人听见，一两个人怀疑是不是有人推了一下他们的腰眼儿，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家都忙。我以前做咨询的时候，带两个分析员去香港做项目。其中一个黑龙江小伙子，笑脸如丰泽园的烤馒头，纯洁而朴实。他是第一次到香港，走出长江中心的办公室，满眼高楼和奔驰车，他半分钟数出了十八辆。他对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咱们今晚吃点好的吧，吃鱼，吃虾。”，第二句是：“香港就是一个山啊。”
因为是个山，所以想盖楼，除了开山，只能填海。土地来得不容易，所以盖出来的楼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又瘦又高，仿佛莫名其妙竖起来的一个一个中指。二是贵，金融风暴之后，楼市大缩水，现在的楼价还是比北京上海高出五倍。和租房的小生意人聊天，最常听见的话是：寒啊，都是为房东打工。房东最常说的话：我才惨，我现在还是负资产。所以一楼旺铺，都是卖女人擦脸油和欧洲小皮裙之类的暴利行当。书店不是在二楼就是在地下室。
二楼书店里，号称“大哥大”的是港岛洪叶书店。按图索骥，出了铜锣湾地铁口，时代广场星巴克右拐就是。一楼有个入口，巴掌宽，两百斤的胖子，提个包，要拧身而入。楼梯两侧是招贴画，多数是时下畅销书的，比如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还有最近的艺术展览和小剧场预告。快进二楼的地方是《明报》周日的读书专刊，最近的一期是章含之和洪晃的访谈，洪晃一张明晃晃咧嘴而笑的大脸吓了我一跳，我想，最近和“立早章”有关的人都牛逼了啊。
二楼的铺面也不大，约北京三联书店面积的五分之一，而且低矮，承重梁碰到我的额头。只有一个伙计，看店兼收银。他是个三十多岁的胖子，坐在柜台里，像是劈了一半的葫芦，平的一面冲墙，鼓的一面冲人。他穿了件鸡屎黄佐丹奴短褂儿，二目无光，鼻毛微长。时值周六的下午，店里稀稀拉拉不到十个人，看的多，买的少，萧条。书胡乱摆着，书架上没有门类说明。有一半的书是大陆版的，除了书目旧些、少些、选书口味差些，价钱贵30%至100%，和深圳书城卖的没有区别，基本上内地流行什么，香港流行什么。但是，见到了余秋雨，没见到任何一拨儿美女作家，心想，有些在国内被禁了，如果连港澳台同胞们都不使劲帮一下，美女作家的液体和狗不理包子从哪里来啊？另一小半是台湾版书，价钱比台北也贵了50%，除了臆想出来的小道政治分析，就是董桥、余光中之类的塑料花、纸花和绢花，就是唾液分泌过多综合征的话痨李敖。唯一撑门面的香港版书是亦舒系列，整整三层书架，真是不能不佩服那些写作习惯比月经还规律还坚持不懈的作家们，确实多产。洪叶书店里，唯一体现“大哥大”风骨的，是店铺尽头摆的四张桌子十几把椅子，免费供逛书店的人歇脚，还没人逼着你必须买饮料。
在香港最出名的书店，第一次来，一本书也没想买，我郁闷。
地下书店的代表，也在时代广场。莲卡佛卖擦脸油的地下一层，有很大的一家叫“PAGE ONE”的书店，店门口右手柱子上，是隶书的中文译名：“页一堂”。店挺大，90%是外文书，可能是纸和油墨用的不一样吧，一进去，仿佛到了缩小版的“Barnes & Noble”，满眼的英文告诉我们，洋鬼子在这里盘踞过99年，阴魂还浓，在精神领域还有市场。最突出的是画册和国外杂志，都是细分门类，排了小十个架子。画册建筑、设计和时尚居多，本来想找Jessica Rawson等几个恋物癖写的中国古玉研究，没有得逞。杂志就算了，要找的东西，网上基本都有。转了一圈，唯一想买的是一本英文实用书，叫《如何在35岁之后把自己嫁出去—基于我在哈佛商学院的所学所练》，准备送给我一个事业心和排卵一样旺盛的剃寸头的姐姐。但是，考虑到积德、厚道和怕挨抽，最后扔在收款台旁边。
气急败坏之下，我沿着皇后大道一路向西，走到上环老区，终于在一家叫“新辉”的打折书店，买了三联文库中的两本小书：郁达夫的《一个人在途上》，张中行的《北京的痴梦》，小三十二开，装祯素面清丽。还有台湾人邓淑蘋编的《〈古玉图考〉导读》，原书影印，导读配胶版彩图。付款的时候，店员小姐正在读一本孟妮写的《吻我请关灯》，她一边收钱，一边眼睛不离书本。
我偷偷看了她一眼，心想，一定得关灯。
2004/3/7
挤呀挤
冯唐
香港真挤，每条街都是王府井，都是淮海路。
为了离上环的办公室近，公司把宿舍安排在西营盘。那个是老城区，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最初驻扎过军队。现在，满眼老头和老太太，捅开一楼临街的房子开小店，忙的时候做生意，闲的时候在铺子里搓麻将，人气扑鼻。店都开了几十年了，一见我就知道是刚来的，争着夸我普通话说得标准，基本没有口音。感觉仿佛北京的二环路以里，唯一的区别是，北京二环以里拥挤着的，多是一层的大杂院和四合院，香港的上环，一个挨一个，多是二三十层的瘦高楼。大杂院里，总有一两棵槐树、枣树、石榴、香椿、丁香或是半架葡萄，拧着挺着，冲破临时搭建的小厨房和小厕所，在饭香和粪气滋润下顽强地开花结果。站在院子里，抬起头，是老大一块蓝天和吹着流氓哨的鸽子。香港老城区，常是单行线，没有自行车道，人行便道三瓣屁股宽。一个长着两瓣屁股的人迎面遇上另一个长着两瓣屁股的人，小声说一句：“唔该”，一侧身，三瓣屁股在蹭与不蹭之间交错而过。人行便道上遍铺水泥，没有一棵树，路边偶尔有个街心花园，隔几十米望去，常常误以为是谁家阳台上摆的盆景。仰起头，坚持久些，楼与楼之间的一线天空上，或有老鹰飞过，好像谁放的风筝。
挤有挤的好处。
我站在这个老城区的任何一个路口，向任何一个方向一望，至少有三个茶餐厅，三个洗衣店，三个杂货铺，三个水果摊，三个巴士站。我住三楼，对面的三层楼里，一家人新换了大屏幕等离子电视机，新机试碟，放《金鸡》，没拉窗帘。我推开窗户，对面的电视里，刘德华正以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的身份，教育资深职业妇女吴君如：要以一团火的精神对待所有劳苦男性嫖客，提高服务意识和床上技巧，做一名扎根基层的职业妇女。只有这样，一旦这样，她就有希望了，社区就有希望了，香港就有希望了。我的眼睛里，吴君如的脸有面盆那么大，我也有希望了，我不用自己买电视了。对面人家拉上窗帘的一瞬间，我恍惚想起好多年前，北京住的大杂院里，有人添了第一台电视，日本产的，黑白的，红色塑料壳。所有小孩都端着饭碗，拎着马扎到那家去看，那是一个叫《敌营十八年》的让人废寝忘食的幼稚电视连续剧。
几年的功夫，上网从无到有，变成人类一种基本需要，排名在空气、可乐、麦当劳、《龙虎豹》之后，在老妈、老爸、老婆之前，几天上不了网，阴阳不合，六神无主。在香港，提供宽带上网服务的有三家：SO-NET，i-CABLE，和电信盈科，一样的缺德，都必须签订一年以上的合同。提前解除合同，每月照付100元。我叹一口气，打开我带迅驰芯片的ThinkPad，惊喜地发现，无线上网服务列表上，竟然有三个可选：Piano, J@home, Crazy Horse，一定是周围几个楼里的猪头三，狗眼四。 随便选了一个，系统警告我不安全，“妈的，感到不安全的应该是猪头三和狗眼四，我上。”，随便挑了一个，我无线高速浏览到新浪新闻。
在上下班高峰的地铁里，更是人挤人。还好，毕竟是香港，有空调和香水。人们目光呆板，望着车窗外，车窗外是隧道，一无所有。偶尔有几个年轻人塞着耳机听音乐，基本没有人读书。唯一一次看见人念书，是个学生仔，至多小学三四年级，还没长青春痘和胡子，个头刚到我屁股，穿着学校统一的蓝色毛背心，戴着牙箍。在周围一车的屁股中间，他的脸忧郁沉静，我挤过去，偷眼看他读的书，深红色的封面，书名叫《我不怕压力》。
看着他忧郁而沉静的脸，我忽然想告诉他，我们小时候玩过一个叫“挤狗屎”的游戏。天气冷的时候，教室里没有暖气，身上没有厚衣服，我们就找个墙角挤在一起，那可比香港的地铁挤多了，比上环和中环挤多了，我们挤得口眼歪斜，我们高叫着：“挤呀挤，挤狗屎”，我们没一个不乐得前仰后合的。
2004/3/14
在香港清炒一盘楼花
冯唐
如果权衡物欲，衣食住行和美女，除了美女，我最在意房子。
衣服，我最喜欢裤头、老头衫和拖鞋，舒服，省钱，掩盖身体缺陷，披挂这身打扮在夏末秋初的北京游荡，是人生最大的“不亦快哉”。如果没有美女和老朋友在，好食物的唯一标准是快，麦当劳大叔和狗不理是我的最爱。至于车，SUV是小鸡鸡男人的形象补偿，我的梦幻车型是长安奥拓都市贝贝，停车太方便了。还是房子需要投入，建得好了，可以躲进去，关门拉窗帘，面壁点炮，干什么谁都管不着。
我对房子的喜爱，也是我老妈的遗传。她是纯种蒙古人，有蒙古名字，会说蒙古话，心脏没搭桥之前，一顿饭，一个人能喝一瓶套马杆酒。我老妈对两种事物的反应总是非常一致：看见长相俊美的动物植物，总是说，拿回家炖炖吃了。看见风景清幽的山山水水，总是说，占一块地方盖个房子。记忆中每次他们单位分房子，我老妈都奋勇争先。七六年地震，政府鼓励民众自发建地震棚子，我老妈盖了三个，方圆五里，规模最大结构最精巧。后来政府勒令拆除，我老妈就是不从，双腿叉开，左手叉腰，右手把持一把九齿钉耙，矗立在以三个地震棚子为顶点的三角形中心，看哪个不知死的敢动。
当我老妈知道我在香港租房，立即电告：看看能不能买，租房便宜了房东，买房能留给子孙。股票是套人钱的，现金存银行，银行也能倒闭，真缺钱的时候，古董论斤卖都可能卖不出去，还是房子好，留给子孙收租金。我老妈没学过金融，不懂投资组合管理和流动性分析，但是分析得都在点上。
我到香港最初几天，简单概括，就是香港不适合人类居住。太挤。一街一街的人，挤到东挤到西，我站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看，都会不自主地出汗。但是，呆长了，就象在飞机上呆长了一样，渐渐适应，渐渐体会出一些好处。从居住和生活来看，香港是个好地方。
好处之一，紧凑。在香港岛上，随便挑个地方，出门走路十分钟之内，吃喝嫖赌抽，洗衣取钱买报纸交电话费、宽带费都能办了，而且还有两个以上的选择。北京的皇气王道造成居住的不便，长安街有五十多米宽，即使是横穿马路到对面买个酱油，走路十分钟也不够。
好处之二，丰富。从上环到中环到湾仔，走路不到半个小时，你要吃哪国的东西，都能找到地道的馆子，日本串烧南蛮亭，川菜满江红，还有名字我不认得的黎巴嫩菜馆和摩洛哥菜馆。你要看哪国的书刊杂志，基本都能买到，中环的两个三联书店不比北京和上海的小，PAGE ONE有当期的What Hi-Fi，大业文物书店里，因为有台湾、香港本地以及海外的出版物，文物书的种类比北京文物书店以及琉璃厂海王邨邃雅斋还多得多。湾仔电脑城和时代广场的电脑、PDA、和音响器材，新货上架飞快。日本货上市比日本当地晚不过一个月，但是会比美国市场早三个月，美国货上市比美国当地晚不过一个月，但是会比日本市场早三个月。如果想暂时离开闹市，走路十五分钟，就可以爬太平山。山保护得很好，之于香港就好象中央公园之于纽约。反方向走路十分钟，就是海，海边有干净的椅子，基本上没有摆摊看手相的假和尚，摆摊套圈射击的三轮车，摆摊卖发光塑料手镯的小姑娘。
好处之三，成熟。总体印象，这是个诚实而有效率的城市，从政府到小民，做事的出发点都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地方脏了，有人打扫，流程不顺，政府调整。上海和北京即使在硬件上能在十年内赶上，我不指望，软件上能在我活着的时候赶上。香港市民们不崇尚文化和思想，崇尚实用知识和技术技能，头脑简单地挣钱，头脑简单地休息，象佛经里说的，饿了吃，困了睡，激素水平高了去深圳。市民们把人类简单地分为两类，有钱的和没钱的。他们衷心地给所有他们认为有钱的人最为友善的态度。出于职业训练，他们也尽量给他们认为没有钱的人尽量友善的态度。香港人比上海人简单。上海人把人类分为四类，外国白人，外国有色人，上海人，和外地人。外地人再有钱，他们都有种不给好脸色。多数城市的人，没有上海人复杂，比如北京人也只把人类分成两类：牛逼和傻逼，再比如韩国人也只把人类分成两类：男人和女人。
东西虽好，还要看价钱。香港地方不错，但是楼价吓人。即使现在的楼价已经普遍比最高点跌了一半，比较类似的地段，香港的楼价还是高出北京、上海五到八倍。
认识一个在某大投资银行做地产行业分析的大姐大，剃着刘胡兰式的齐耳短发，戴着瞿秋白式的黑边眼镜，香港本地人，连续几年被评为地产分析的第一人，在香港十多年，一尺房子都没买。认识她的人说，如果她今天在香港买了房子，第二天香港的楼市就会涨百分之十。我问她，从长远看，比如十年，香港和北京上海的房地产合理差价应该是多少。我没做计算，随便掂量一下香港的好处，我的心理预期答案是二到三倍。大姐大想也不想：“如果说十年，至多百分之五十，不应该再多了。”“现在的差价是五到八倍啊！”大姐大想也不想：“北京上海会慢慢涨，香港会跌很多。”
我打电话给老妈，敌人火力太猛，香港楼价太高，强攻有风险，不如先去欧洲看看，比如匈牙利，成吉思汗最强盛的时候，匈牙利也是蒙古人的地盘，可以盖蒙古包和地震棚子。
旧富香港
冯唐
我所在咨询公司的大佬，不到五十，须发皆白，说，在香港做了二十多年咨询，每周平均干七十个小时，需要休息半年，检点岁月，等等自己的魂魄追赶上自己的身体，看看自己会不会被回忆噎着。我问去哪里休息，他说去澳洲，那里和香港完全不同，天高地迥，了无人烟。我说，好啊，离开香港前，一起吃个饭吧。
为了给大佬留下美好的印象，秘书建议去九龙那边洲际酒店二楼的一个叫勺子（Spoon）的法国菜，落地玻璃窗，窗外就是海，海的对面就是维多利亚港。晚上七点半开吃，景色比菜强很多，菜的外在气质比内在味道强很多，基本就是给眼睛吃的。从落地玻璃窗向港岛望去，太平山北面，从东到西，沿着的狭长山坡和填海区，种满了高楼：国际金融中心二期、一期，交易广场，中银大厦，长江中心，太古广场等等，看上去比背景里的太平山还高。天色已经暗了，海水如青玉，眼睛还分辨得出起伏荡漾和半透明感，太平山如墨玉，各个高楼的灯光都亮了，颜色不一，都是晶亮闪烁，仿佛嵌在墨玉山子上的各色宝石珠钻。从九龙天星码头，轮渡频繁地开往港岛上的中环码头，轮渡上灯火也亮着，仿佛给墨玉山子锦上添花而去的散碎珠子。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大佬坐在面朝海景的座位上，我面冲他坐着，八点半钟，维多利亚港开始放焰火。墨玉山子仿佛承载不住这许多晶亮闪烁的宝石珠钻，开始向天空喷涌，然后慢慢在重力的作用下洒落，夜空在几秒钟之间变得同样晶亮闪烁起来。大佬强烈要求我和他同坐到面朝维多利亚港的座位上，焰火更盛了，周围所有人都放下刀叉，停止咀嚼，我发现基本都是两两成双的情侣，由于祖先杂交的历史差异，眼睛颜色不一，在焰火的映照下都晶亮闪烁着，仿佛各色宝石珠钻。我的手机震动，收到短信：今夕七夕，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在干什么？不准喝酒，不准目露邪光，看到漂亮姑娘不准随便搭讪。夜色更沉，餐厅的灯光昏暗，我们周围成双成对的小男女开始挨挨擦擦，脖颈开始象游水禽类一样相互缠绕盘旋。我和大佬正襟危坐，遥望窗外，窗外的景色真美。
“今天是七夕，国产情人节，要不是咱们年纪相差悬殊，估计会被周围人当成同志。”我说，帮助不懂中文的大佬理解，周围为什么这么多成对的小男女，焰火起时，为什么小男女们都努力伸长脖子变成了游禽。
“噢。”大佬继续看着窗外，“香港的确是个美丽的城市，只是在衰落。”
“看不出啊，这么中看不中吃的餐馆，这么贵，还这么多人，几乎满座了。”
“九十年代初，这家餐馆靠窗的这种位置要提前一个月预订，每天晚上会翻三次台。”
仔细想来，大佬说的不错，香港的确富过，暴富、大富过，城市奢华，精致，高效，有序。
港岛就是南中国海里一座冒出海平面的小山。能拾捣出来的地方，梯田一样，都种上了高楼。能通过环境评估和平息市民反对的时候，都填了海，然后再种上高楼。港岛和九龙之间，已经不是海了，是条不能算很宽的河，坐游船出海，当地不叫出海，叫游船河。再努努力，再填填海，九龙和香港就接上了，河变成地下河，人和车也不用坐船或者通过隧道往来了。从新中国解放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间，偌大一个中国，只有香港一个对外的通道，即使再挤，热钱游资各方势力也要往这个弹丸之地继续挤过来，在皇后大道上有个撒尿刷牙放把凳子的地方，仿佛一个正青春的少年，只允许在鼻尖一平方厘米的地方长青春痘，鼻尖这一平方厘米，想不珠钻般熟糯灿烂，也难。也就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独特性，再加上大英帝国百年殖民造就的法制和说英文的劳动力群体，在三十年间，把香港从一个英国的小兵营和补给站，推挤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口，第三大金融中心，地皮第三昂贵的大都市。
由于地皮难得，所以用心建设。建成的高楼仿佛德国造的万宝龙笔，细细观察，每个细节都在不露声色中被精确地照顾到，每一寸土地都被顶尖的建筑师用当时最好的技术和工艺压榨出最大的功效。由于高楼密集，高楼之间游廊相连，人车全部分流，百分之八十的情况下，商务会晤步行可达无需坐车，打雷下雨不用打伞。因为密集，常常能撞见名人，感觉活在沸腾的生活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在机场赶飞机撞到两次周星驰，戴副墨镜，麻布衣衫，身体瘦小如去了毛的柴鸡，表情呈现早期抑郁症面容。我在酒店吃早茶或者中饭两次撞到成龙，就坐在隔壁，和几个老外在谈事儿，白色便西装，米色便西裤，五十男人一枝花。我在汇丰银行总部楼下的自动取款机上取点现金，瞥见何鸿燊车牌是HK 1的罗尔斯罗伊斯在旁边的小路右转，开向皇后大道中，他坐在司机的后面，右手边应该是保镖，保镖戴着金丝眼镜，脸上没有横肉，眉宇间竟然还有些温文。离汇丰银行总部大楼几十米之外，就是东方文华酒店，那里有好吃的蛋糕和巧克力，那年愚人节的那个晚上，我想，一定有不少人看到象落花一样从酒店坠下的张国荣。尽管高楼密不透风，但是供人民舒展身心的保留地不容侵犯。高楼之间，依山就势，是公众免费运动场和盆景一样的街心花园和儿童乐园。坐出租车5分钟，保护完整设施完善的太平山就敞开三四个登山口等人攀爬出汗削减肚腩，山路树大蔽日，偶尔见得到小兽出没。坐地铁三四站，就是铜锣湾的游艇码头，坐游艇出去不到半小时，就是了无人烟的离岛和浩瀚的太平洋。这种密集下的方便，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我都没有看到。
人民有了些钱，吃喝嫖赌。温饱之后，再有些钱，买房买车，香港街上的奔驰车和上海街头的桑塔纳一样普遍。一个人有两辆车了，再有些钱，买艺术品买古董。尽管已非盛时，克里斯蒂在港岛会展中心开秋季拍卖会的预展，依旧人流如织，小老头们表情儒雅，稀疏的白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小老太太们扑点点淡妆，肌肉萎缩了的手腕上，老坑的翡翠镯子，水足色浓，映得那只戴镯子的整个小手都是隐隐的翠色。无需交任何押金或者提供任何证件，每个人都可以对任何一件拍卖品上手，即使是康熙的羊脂白玉国玺，也可以请服务生从玻璃柜中拿出来，然后放自己的手在玉玺的雕龙上面，眼睛微闭，隐约感到康熙的手刚才还放在上面，余温尚在。皇后大道中靠南一点，是荷李活道。两千来米长的小街道，两旁全是古董店，书画瓷器家具玉器。看店的男性居多，年岁不一，三十来岁到七十多岁，同样欺生，同样骗人没商量。古玩这个行当自古不禁骗，于是恍惚间这条街就是两千米的江湖，每个店主其实都是使剑的高手，从柜台里拿出来的每件东西都是一着剑式，等着看你破解或者出血。过过招，挑出几件足以乱真的新工老玉，说，“这些不对”，盘盘道，说，在北京古玩城，我常常和河北小崔、广东阿蔡以及河南大张喝茶，店主的杀气渐渐熄掩，给我泡一杯陈年的普洱，问我是自己做生意还是收藏。店主的眼睛看一样不远处的太平山，说，手上走过太多的好东西啊，去了台湾，去了美国和欧洲，去了这太平山的半山和山顶的豪宅，“有时候觉得对不起祖宗，但是又想，这里面有运命和劫数，留在国内，真的一定比放到大都会博物馆好吗？留在国内，躲得过文革吗？躲得过贪官吗？”我去过一个老收藏家在半山的公寓，殖民政府早期给政府官员盖的房子，一点没有香港盖楼常见的尖酸局促，反而有些北京西城各个部委老房子的气度。公寓的外表破旧，但是高大干净，草木浓密，进屋，老收藏家穿个棉布圆领衫大裤衩子，关上客厅大灯，打开四周射灯，屋子就成了一间博物馆：光顾景舟仿时大彬的紫砂壶就有十几把，光商代圆雕的玉兽和玉人就有四五个，玉种、刀工、沁色都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厅里，这种成色的东西也只有一件。老人说，玩古的最高境界不是拥有，而是暂得，玩古的人都是出纳，经手而已，所以有重宝不如有好眼力，眼睛看到了心里微微醉了就好了。老人还说，缘分未到，还有些好东西存在汇丰银行总部地下室的保险柜里，这次看不到了。
大富之后，香港纵容性灵。六百万人口的香港，写字的有李碧华，单就文字而论，十三亿人口的大陆，有几个比她更灵动妖娆？拍电影的有王晶，累了一天，谁会舍弃大俗大雅的王晶而去看假艺术真媚俗的张艺谋？谁写中国现代文化史能不提周星驰？还有一双小眼睛桃花盈眶的梁朝伟，一身全是戏和绯闻的黄秋生，还有王家卫，他在《2046》一部片子里安排梁朝伟摸到了我所有想摸的女影星。三十年大富，不足以让香港产生大师，王晶们少年时还全是庙街恶男还一点不知道有诗三百，但是足以让香港产生对艺术的大度，对天才少年们的纵容。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之后，香港不再是唯一，开始衰落。
香港实在太挤了，我走在港岛的便道上，如果赶时间，想走得快些，常常有在北京二环以里开了一辆大切诺基的感觉，必须闪转腾挪，左突右冲，口中大声唠叨着“莫该（广东话对不起的意思），莫该” ，碎步急行。有一次，我走过香港的某个便道，便道旁的一家干货海鲜店正支起竹竿脚手架，修葺店面。我拖着一个上飞机不用托运的小拉杆箱，迎面走来一个大汉，我说“莫该”，他或许没听懂，反正没侧身给我让出一点空隙，我只能在运动中闪身，拉杆箱的轮子扫到脚手架的竹竿，头上一个声音忽然狂叫“小心啊，要搞死人啊”，我抬头，一个老头双手双腿死死抱着竹竿，拉杆箱过处，竹竿摇动，老头摇动，仿佛过分成熟的要马上掉下来的人参果。
香港实在太贵了，同样的东来顺，深圳蛇口六十个品种任点任食酒水全包，午餐二十八元一位，香港九龙二百八一个人，勉强吃个八成饱。站在南山上看蛇口港，眼前是一排排崭新的岸基桥吊。距离集装箱生成的珠三角工业腹地近，不用通过深圳和香港之间的关口，装卸费率低一半，深圳港超过香港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好几个香港本地人的父母退休之后，办妥加拿大移民之后，决定移民深圳。加拿大除了冷还是冷，除了春天在自家院子里种点大麻留到冬天慢慢抽，还能有其他什么精神生活啊？在香港买碗粥的钱，在深圳点两菜一汤，在香港按摩一个脚趾的钱，在深圳做足三个钟送生果盘。荷李活道上古玩店老板说，如今，香港收藏家团伙敏求精舍的成员垂暮凋零，又不见新人成长，现在最大的古玩市场在北京，最强的购买力在北京和浙江，不如去北京开家分店，留着香港老店，专卖鬼佬仿制工艺品，和北京新店还能有个照应，偶尔洗洗灰钱。
晚上九点钟，维多利亚港的焰火完毕，我和大佬离开那个叫勺子的法国餐厅，坐轮渡回港岛，我说，尽管衰落，香港还是有完备的法律和秩序，深圳有砍手帮，广州流行飞车党，两个烂仔一辆摩托，一个人负责开车和砍断皮包带子，另一个人负责牵走皮包，警方最近科技创新，推出类似宋代岳家军的勾连枪和清代雍正皇帝的血滴子，不知道能不能制服飞车党。我说，这样吧，老大，你反正也积攒了一些钱财，也不收集古董，也不包养二奶，不如买个太平山顶的豪宅，你去澳洲思考人生的时候，我帮你看房子，不收费用。
桃源古巴
冯唐
从小到大，想不明白的事儿挺多，在不同的时候，为不同的事情，动心忍性。
重要的举例：比如为什么收音机打开后能听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声音？在少年宫，我买了一本《如何组装晶体管收音机》和一袋子预先配好的电子元件，像把萝卜白菜葱姜蒜统统倒进铁锅一样，我按照说明将电子元件全整进翠绿的塑料外壳。然后装上两节二号电池，拧开，塑料盒子里居然响了。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在过程中烫伤了左手，学会了电焊。
再比如为什么姑娘好看？在高中，我坐在后排看新年晚会上的女生日本独舞，她穿了一件大红的日本和服，手里的黄纸伞扭来摆去，那个和服一定是化纤类的劣等货，灯光透过大红，看见里面穿着背心儿的身子。我感觉舞台上的大红塑料花突然全都发出香味，我感觉我的眼睛忽然不近视了，我感觉我黄白色的大脑皮层波澜起伏仿佛一坨酒精炉子上煮着的黄白色的方便面饼。为什么啊，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再比如时间。为什么时间可以如此浅薄？一脚迈过五年，一指捅破十年，一夜之间售票员阿姨管我叫叔叔，一夜之间跳日本舞的女同学有了能走路的孩子有了和街道王大妈接近的慈祥的表情。为什么时间又可以如此顽固？我闭上眼睛，想起那个大红，大脑皮层还能在瞬间记起，如煮开了的方便面一样滋滋作响。
这些没答案的事儿，不管重要不重要，后来都被忘得干净，仿佛怕影响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耽误我利国利民。但是世界上存在像古巴这样的地方，仿佛人世的化石，时间在这些地方或逆转或停滞或流逝的速率极其缓慢，事物的轻重缓急和你以前安排的秩序完全不同，逼你重新思考那些没答案的问题：比如如何对付时间？再比如一生何求？
古巴首都哈瓦那早在1516年就被哥伦布及其后人“发现”，从那以后，一直是西班牙“探索”新世界的枢纽。四五百年间，十六世纪的、十七世纪的、十八世纪的，各式当时时髦的欧洲建筑在城市里自由生长，相互侵占，自然颓败，层层叠叠仿佛河南二里头夏文化层上面有二里岗商文化层。老房子绵延十几平方公里，是几十个上海新天地，但是没有一间房子是新天地一样的假古董，所有的细节除了岁月敲打的痕迹之外，都是原汁原味儿。老城里有几十个博物馆，建议买通票，至少看三天，其中至少十几个不看要后悔，比如一个叫做对敌斗争博物馆，详细教你美帝国主义尝试杀死卡斯特罗的各种手段，听说有个美国人看了一整天，后来学以致用，先后杀了他三任老婆而逍遥法外。还有一个叫做总督府博物馆，贿赂工作人员1/4元外汇券（与美金等价）或一瓶风油精或两盒龙虎牌清凉油，可以让你摸一摸十七世纪西班牙总督用过的抽水马桶：和江浙大款用的类似，夸大舒适，镶金包银，二楼大便，水冲到一楼去。老城区里，除了博物馆就是餐馆，房子都一样古老，窗玻璃都一样的哈瓦那蓝，饭菜都一样难吃，但是小乐队的老人声音如男童般清亮，唱起被《花样年华》抄袭的那首《或许、或许》，街上的姑娘穿着粉色紧身裤和粉色抹胸走过，腿长腰仄，屁股和乳房毫不费力地对抗地球吸引力高高翘起，引导你的灵魂飞升，饭菜的重要性忽然变得很低。
听说在1959年革命之前，当时的腐朽政府计划全部推平这个老城区，然后沿着海岸盖起全新的高层酒店、赌场和妓院，那时候美国还是《美国往事》里描述的时代，还在禁酒，连续几年，全美年度黑帮大会，都在哈瓦那召开，对这个城市有大量的吃喝嫖赌抽的需要。1959年革命之后，新政府不喜欢吃喝嫖赌抽，而且闭关锁国，没钱对老城动手，又对老东西有起码的品味和对时间有起码的敬畏，距离老城一段距离，修了新政府的办公区。这个老城区，1982年联合国被定为人类文化遗产。我在老城区海明威常睡觉的“两世界酒店”喝甘蔗酿的朗姆酒，痴想，这四五百年，相当于中国的晚明和大清，如果一九四九年解放的时候，北京不拆城墙，二环路以内不动，在现在望京的所在建新的政府办公区，把中南海、北海、什刹海围成一个像纽约中央公园一样的巨大城中公园，那么我们北京的旧城，该是一种怎样的美丽？和现在哈瓦那的，应该有一拼。
古巴其他的小城比哈瓦那人少很多，但是一样旧旧的，慢慢的，干干净净的。城市中间都有一个广场，中心是花园，野狗晃荡，没人吃狗肉也没多少人有富余的粮食养狗。间或有标语，“不革命毋宁死”，“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五英雄归来”。古巴最近被美国查获了五个间谍，他们在古巴被称为五个英雄，逢年过节人民们就到广场集会、游行、唱歌、跳舞、泡妞，控诉美帝国主义，呼唤五个英雄归来。广场周围是博物馆或是学校和旅游商店，卖给游客切格瓦拉胡须飞扬睫毛修长的妖媚照片、HAVANA CLUB朗姆酒和COHIBA雪茄。一盒COHIBA SIGLO V，五支，60外汇券，是普通古巴人三、四个月的工资。给古巴老百姓开的商店里，货架上基本是空的，货一上就空，用不到库存管理。扫帚和墩布和水桶卖得最快，所有古巴人都爱清洁，都在阳台上养鲜艳的花朵。
小城里，老百姓住的房子一般都几百年了，革命以后就没修葺过，街道一般都有几百年了，革命以后基本就没修葺过，蓝天和阳光和一英里外的海滩也都有好些年了，海蓝得发黑，时常有姑娘在海滩的蓝天下晒太阳，太阳出来，就脱光上衣，太阳落下，就披上上衣，革命前和革命后没什么两样。饭桌上，大家吃得都一样，红豆饭和蔬菜沙拉，过节或是来了客人，有烤猪肉和小龙虾。街上，老人晒太阳，一般都八九十岁了，抽着自己卷的雪茄，混吃等死，一脸幸福。我要是那么大岁数了，守着出产世界上最好烟草的土地，我就试试种植大麻，卷进雪茄，抽不完的卖到加拿大。汽车烧劣质汽油冒黑烟，一般都五六十岁了，三十年代的罗尔斯罗依斯，四十年代的奔驰，五十年代的福特，撞坏一辆，这世界上就少一辆，和中国四川卧龙的大熊猫一样。公共交通不发达，出去办事儿，基本靠当街截车，所以一般一上午只约一件事儿，迟到一两个小时，没人奇怪。脸蛋儿和胳膊腿长得不好的，不容易拦到车，迟到三四个小时，也没人奇怪。而姑娘和小伙子是新鲜的，十五岁行成年礼，十六、七岁，多数已经记不清自己交过多少个异性朋友了，眼睛全都清澈闪亮，听到古巴音乐，随时随地扭起天生的魔鬼身体，跳起SALSA舞，说今天晚上镇上有新年狂欢，同去同去，说除了海边就是舞会好玩了。那个新年晚会我去了，就一个破十字路口，一个破四喇叭手提音响放在路口中央，音乐放到最大，几箱劣质啤酒，早就卖光了，小一千个盛装的漂亮姑娘和小伙儿，堵塞了三四条街，跳到早上四五点。几年前，沿着80号高速公路，我从美国的东部开到西部，再开回来，一个月里，遇到的漂亮姑娘和小伙子，都没我在古巴小镇上，那一个晚上遇见得多。
卡斯特罗今年七十九岁了，早几年就戒了烟，最近还当众晕倒，他的医生说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卡斯特罗至少活到一百三。好些人开始谈论，卡斯特罗身后如何。没人能够万岁，我知道，卡斯特罗之后，一定有更多的古巴人抽得起COHIBA，喝上HAVANA CLUB。但是，我不知道，旧城的博物馆和老房子会不会被改做吃喝嫖赌抽，古巴人开上05年款的宝马7系列一上午完成五个商务会晤是不是会觉得真的很快乐。
择一城而终老
冯唐
市场经济，更要规划。国家每五年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做一个长期规划，企业每年滚动做下个五年的规划。战略要人力资源配合，所以经理们要求员工思考职业生涯，一眼看到生涯的尽头。隔着空啤酒瓶子排成的篱笆，遥望酒桌对面，最近常常听到三十岁的人遥想如何在四十岁退休，说从小习惯了“饶天下一先”早别人一步原来是早恋早泄早孕早产现在想早些退隐江湖，说人生苦短不能每小时都跑百米眼也花了脊椎也僵硬了小鸡鸡也渐渐温柔清秀了，说要赶在父母的牙齿只能啃面糊脑袋只剩浆糊之前有大把时间和他们打棋谱喝夜老酒炖五花肉教孙子背“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说要选个城市盖个房子混吃等死终老残生。
如果腰缠大把的时间，让我选择一个城市终老，这个城市一定要丰富。生命太短，最没有意义的就是不情愿的重复，所以人生第一要义不是天天幸福，而是不烦，就像伟大的小鸡鸡不是永远硬邦，而是象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喜怒哀思悲恐惊，酸甜苦辣咸麻涩鲜，都是人生经验，整天笑的是傻强，傻强们长得都一样，他们的18号染色体比常人多一根。生物教授说，衡量一个生态环境，最重要的是物种多样性。如果天下只有一种水稻，这种水稻的天敌一出现，全人类就没食儿吃了。如果天下的姑娘全是苏小小，小鸟依人，小奶迎风，湖南卫视说杨门不男不女的女将才是超级美女，全人类就绝种了。
一个城市的丰富程度，有四个衡量角度。第一是时间，时间上的丰富是指建筑的历史跨度，同一个城市里，方圆十几里，有六世达赖几百年前坐看美女如月的酒馆，有昨天才为青藏线建成的火车站和洗手间。第二是空间，空间的丰富是指建筑的多态性。一个城市，形式上，古今中外，不要全部大屋顶建筑外墙上贴石膏花瓶，也不要全是后现代极简主义，一门一窗一墙。功能上，吃喝嫖赌，不要全是食街水煮鱼，也不要全是天上人间洗浴桑拿。第三是时间上空间的集中度，要有细密的城市路网，让人能在最短的时间到达最丰富的空间，小便大酒，寄情人卡买猪头肉，敲寡妇门挖绝后坟，五讲四美三热爱，走路十几分钟或者最多骑车半个小时内全都解决。第四是人，人的丰富是指五胡杂处，万邦来朝，伊丽莎白对默罕默德说，大哥，我不在中石油当前台了，让我和你混吧。劳模和人渣，清华理科生和地铁歌手，刘胡兰和刘亦菲，刘翔和刘罗锅，百花齐放，万紫千红。
如果按这样的标准筛选城市，上海不理想。虽然路网密集，生活精致方便，新长出的建筑也算有品味，金茂凯悦象个宝塔，上海博物馆象个铜镜，外滩中心象朵莲花，但是年头太短，外滩就像纽约几百条街道中的半条，基本上都是上个世纪初的东西，清中期都够不上。人也太一样，一样上班勤勤恳恳为老板打工，一样下班勤勤恳恳陪老婆，价值体系完整稳定，芙蓉姐姐之类，三秒钟就会被全体上海人归类为脑子坏掉了，然后不再提起，所以即使再闹几次文革，三周之后，上海人民还是毛蟹年糕梧桐旗袍。
香港不理想。殖民地时候的妓寮西港城就在国际金融中心（IFC）二期百米之外，英国无赖小伙子们带着洋枪在这里遇见苏丝黄，现在不做旧用，职业妇女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等因素，转移到深圳东莞去了，每晚楼上有小乐队伴奏吃西餐跳拉丁舞，楼下卖电车模型和各种甜品，楼下学生仔吃“榴莲忘返”，楼上跳拉丁舞的型男型女能闻到。西港城西十五米，招商局华泰餐厅，每周四有水饺，皮薄馅大，华南第一，二十五块港纸管够。东五十米，港澳码头，一个小时快船到澳门，赌场强过拉斯维加斯，美金港纸换成塑料圆片片，圆片片扔给红桃方片钩疙瘩K叉。百米外国际金融中心二期，初看象电动鼻毛刀，二看象玉米，那里坐上地铁，三十分钟到机场，不到两个小时飞到吴哥窟，四百八十寺，莲花粉白，僧衣赭黄。但是，还是人，我不认识王晶，周星驰，不认识黄秋生，李碧华，不知道他们最早见到少年时代的邱淑贞，心里是什么感觉。
纽约不错。也够老，NYSE最早开盘的时候，满族人才刚刚在北京城站稳脚跟，还没有见过纸质钞票。那么多那么好的博物馆，让我对不再痛心疾首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在这里，先人祭天的礼器至少不会担心被文革灭顶，不再担心被国家博物馆脑子坏掉的管理干部同国产美人豹跑车陈列在一起。纽约绝对五胡杂处，除了Harlem的黑人是当地人，其他都是外地的。道德宽泛，人不和鱼或者海藻乱搞，就不是新闻。但是，吃得太差了，一个“五粮液”川菜馆，一道不麻不辣的鱼就算纽约的头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