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现在选定了生活方式，还要能保证将来的想法和现在基本一致，才能保证计算基本准确。“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现在习惯鲍鱼，退休后不一定能习惯鲫鱼。还要考虑意外，天有不测风云，比如婚外恋、宫外孕等，所以计算要用风险系数调整。
如果是第三种目的，你希望呼风唤雨，管辖无数的人，每次上厕所用无数个马桶。你没救了，只有一条路走到黑，成社会精英，上富豪榜或是进班房。
生活方式确定，衣食住行，吃喝嫖赌，每年的花销基本可以算出，就算你活到75吧，然后用现金流折算法(DCF，Discounted Cash Flow)算到今天，算出该挣到的数。挣到这个数，你就该够了。挣到这个数后，按你预定的生活方式花，到75岁生日的时候，你不剩啥钱，也不欠啥钱，死神不找你，你就放煤气割手腕，确保预测准确，功德圆满。
在一个夏天的下午，我想起年轻时造的阴孽和未来医学可能的进展，我估计我应该比常遇春长寿，比如活到60。进而我又大概算了一下自己该挣多少。
生活上，太俭，我受不了。大昭寺的导游说，那个面目古怪的佛像生前是个苦行僧，十三年在一个山洞里修佛，喝水，不动，皮肤上长出绿毛来。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我不想当绿毛圣人，也不想太早死。太奢，我不敢，畏天怒。吃龙肝凤髓，可能得非典。请西施陪唱卡拉OK，我听不懂杭州土话。
我喜欢质量好的棉布和皮革。好棉布吸汗，好皮革摸上去舒服。自己一天比一天皮糙肉厚，十四、五的小姑娘又不让随便乱摸，所以好皮衣很重要。我喜欢吃肉吃辣，哪种都不贵。住的地方小点儿无所谓，过去上学时我们六个人睡了八年十平方米的宿舍。但是一定要靠近城市中心，挑起窗帘，就能感到物欲横流。对车不感兴趣，但是对通过开好车泡好看姑娘这件事并不反感，想过的最贵的车是BMW X5。我不需要金喜善，看金喜善觉得漂亮不是本事。我想象力丰富，金百万洗洗脸，我也能把她想象成金喜善。我喜欢各种奇巧电子物件，手机要能偷拍，PDA要能放电影带Wi－Fi，数码相机要一千一百万像素，用通用的光学镜头，隔一百五十米，能照出北海对岸练太极的老头的鼻毛。如此如此，再用现金流折算法算一下，大概需要一千来万。
我自己的下一个问题是：是撅着屁股使劲儿挣呢，还是调低对生活的预期？
“薄酒可以忘忧，丑妻可以白头，徐行不必驷马，称身不比狐裘”，说这话的不知道是先贤还是阿Q。
2003/7/20
是意淫古人的时候了
冯唐
读书是每个人都可以喜欢的事情。有人先入道，有人后开始读，后来人自然就有对读书理论的需求：知道前辈们如何读书，省却好些弯路。前辈们也乐得提供：“好为人师”、“含饴课孙”和“饮食男女”一样的根植人心。但是，晚辈们要千万小心，擦亮眼睛，在笃信前辈们的结论之前，考量结论的语境和作者的心境。
五四以来，在读书理论里，最正统、最嚣张、最深入人心的就算 “不读中国古书论”了。
最正统。因为是由鲁迅首倡。一九二五年一月，《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的篇目，鲁迅因此写了一篇《青年必读书》的短文。鲁迅的答案很短：“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是有个挺长的附注，附注里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当时讲的中国书，即指中国古书，这层意思，他又在一年后的《写在<坟>后面》和《古书与白话》等文章里反复阐明。
最嚣张。四人帮说批孔，破四旧，亲切地直呼孔丘为孔老二，暗示孔丘是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鸡鸡。书评大家曹聚仁明确提出“爱惜精神，莫读古书”，并且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我的读书经验》、《要通古书再等一百年》、《无经可读》、《劝世人莫读古书文》等，洋洋洒洒，够出一本专辑。
最深入人心。懒人说，路上有狮子，这么难认的文字，不读中国古书当然好了。书店里有《中国可以说不》、《WTO手册》的民族意气和全民牛逼，有金庸、古龙的拳头，有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的枕头。书店外有网吧卡拉OK，有茶楼酒吧，有发廊影院。信息时代了，事烦时窄，难做的事情，前辈大家说不做就当然不做了。
现在看来，没有比“不读中国古书论”更荒谬的了。
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是鲁迅。不提他的私塾幼功，单是他自1912年到北平教育部任职开始，至1936年于上海逝世为止，数十年间，购书读书，每年日记都以一篇书账结束。从现在的人口构成看，能认全鲁迅书账上所有汉字的，百无一人，能了解一半书目内容的，千无一人，看过一半书目所涉书籍的，万无一人。简单地说，如果杜牧和柳永痛心疾首地对你说，歌寮夜总会无聊之极，小蛮腰小肥屁股无聊之极，你要打个大大的折扣。另外，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一九二五年。那年月，中国上下，摆不稳一张书桌，“昔宋人议论未定，辽兵已渡河”，还是学些造船造炮，金融会计这类的西学，然后做起来富国强兵要紧。
曹聚仁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曹聚仁笃信颜李学派读书论。颜元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李塨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曹聚仁的推理如下：颜李认为“开卷有害”，颜李是中国古人，颜李读的当然都是中国古书，所以颜李认为应该不读中国古书。 其实颜李只是认为“开卷过多有害”，知行应该平衡。另外，曹聚仁把读古书看得太神圣了，一定要读真经，一定要从考证甚至考古入手，一定要懂古文家今文家宋学家汉学家的异同，才能读古书。简单的说，再大的美人也要大便，《诗经》里“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和崔健的“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为后生小子，意淫古人，读断读通就好，摸着想象中的手心驰神荡就好，不必知道古人的界门纲目科属种。
无论是靠写字补贴家用的还是不靠写字补贴家用的，都是意淫古人的时候了。
不靠写字补贴家用的，必然是经世济民的好手。简单地说，去美国读两年MBA不如恶补两年明史、清史，小白菜比小甜甜布莱妮可爱，廷议比课堂案例凌厉，明史清史比美国教科书讲中国的事情更通透。
靠写字补贴家用的责无旁贷，是文字就应该是你的原材料，掌握之后煎炒烹炸，上至三代铭文，下至隔壁王寡妇叫床，不该避讳。撇开祖宗几千年积累下来，狡猾可喜的文字，是渎职，是犯罪。不要言必谈五四时期的反叛，那是中国新文字的青春期，一定要杀死父亲才能知道自己姓什么。李锐讲：“从严复、林纾的时代算起，总共才一百年多一点。但是，这一百多年是方块字的文学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先是被别人用坚船利炮逼迫着改变自己，接着又用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改变自己。这一百多年，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急于改变自己。”现在是该上上祖坟的时候了，检点一下，祖宗有什么好东西。
给不服气的人举一个例子，几十年来，有没有重新出现过类似纪录人类经验的中国文字：“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乱，满人衿袖，疑如濯魄于冰壶。（李白）”
2003/11/13
《万物生长》初版后记
冯唐
简单地说，这部小说是个失败。
本来想写出一个过程，但是只写出一种状态。本来想写出一个故事，但是只写出一段生活。本来想写出一个可爱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总体上沾沾自喜、自鸣得意，一副欠抽的样子。
成长（时间）是长期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在《万物生长》里，我尽力想描述一个成长过程，阐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我笔力有限，没能做到，我只表现出一种混沌状态，一个过程的横断面。想到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在《万物生长》所处生长环节之前和之后，再各写一部长度相近的小说，三种状态，三个横断面，或许能给人一个完整过程的感觉。
至于没写出一个完整故事和一个可爱人物，不全是笔力不逮。我在满足读者阅读期待和还原生活之间，徘徊许久，最后选择了后者。真实的生活中，多数的故事并不完整，多数没发育成熟的人物有各种各样混蛋的地方。即使造出来时间机器，重新过一遍充满遗憾的年少时光，不完整的故事还是不完整，混蛋的地方还要混蛋。所有的遗憾，一点不能改变。
对于描述长期困扰于心的东西，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描述过后，脓水流尽，得解脱，得大自在。另一种认为，描述之后，诊断清楚，这种困扰，水流云在，成了一辈子的心症。我无法评说那种观点更加正确。
如果你读完这本文字，回望或是展望自己的青春，感觉烦燥异常，感觉山非山、水非水，说明我的失败还不是彻底的失败，这本文字所做的努力，还有些存在的价值。
2000/1/31
《万物生长》再版序
冯唐
《万物生长》成书的过程很长。
“鸡头”开在一九九八年的夏天。当时刚念完八年的医学院，在七月的北京无聊地等着八月去美国体会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那个夏天很热，死了好些白毛老头和小脚老太太，我在呼啸的电风扇前，想，写个什么吧，写了就忘了，到美国就是一个新开始。
“猪肚”填在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在新泽西一个古老的医疗仪器公司实习，替他们理顺全球投标流程，小组里最年轻的莫妮卡比我大十五岁，公司的主要产品长期占领了世界50%以上的市场，莫妮卡大姐对我说了一句很国企的话：“你不要那么使劲干，否则我们压力很大。”所以我上班的时候上网，看新浪新闻，泡两个叫“新大陆”和“文艺复兴”的论坛。名字叫卡门的老板娘不懂中文，鼓励我：“仔细看，中国医疗耗材的潜在市场很大。”公司在新泽西北部，是著名的白区，好的意大利餐馆到处都是。唯一一个号称中餐的馆子，大厨和伙计都是越南人冒充的，一句中文都不会，只会做酸辣汤和左公鸡，让我想起初中看的《金瓶梅》录像，也是越南人演的，里面的潘金莲除了微笑和叫床，一言不发。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便宜的小馆子可以喝大酒，喝完酒没有姑娘可以拉着手，口无遮拦，对于当时的我，就是监狱。所以我下班的时候，躲在饭店里写《万物生长》。
“猫尾”收在亚特兰大，用的是二零零零年冬天的三周假期。我给当时为我做出版代理的《格调》先生、师奶杀手、出版家石涛写电邮，说，下雪了，我窗外的松鼠们还没冻死。石涛说，他想起他在辛辛那提写作的时候，说，如果觉得文气已尽，当止就止。写完，我回到北京，当时电子书大佬“博库”还笔直地挺着，在长城饭店旁边的小长城酒家新春团拜，有酒有肉，我第一次见北京的作家们，感觉自己像是在凤凰窝里的一只小鸡。我第一次和作家们喝酒，就被一个叫艾丹的，一个叫张弛的，和一个叫狗子的，灌得平生第一次在睡觉以外的时间失去意识，停止思考。去协和医院洗胃，周围十几个医学院同学围着，我心想，将来这些人都是名教授大医生啊，我真牛啊。我事后才知道，这三个家伙，在公认的北京酒鬼好汉榜上分别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十一。石涛后来说，我倒下之前，拨了三个手机号码，一个接到留言机，一个说人在上海，最后一个没有通，他想知道，这三个人都是谁。艾丹后来说，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灌的，是我自己灌的自己，两瓶大二锅头，一个小时就干了，心里不知道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
《万物生长》出书的过程同样漫长。二十几家出版社的编辑看过叫好之后，摇摇头说，“想骟成太监都不行，浑身都是小鸡鸡”。好事的勉强通过，呈送上级继续审批，我于是知道了出版社的组织结构和审批流程：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社长。每个环节，都可以毙掉一本书。二十几家走过的好处是，在这个小圈子里有了口碑，一半以上的编辑写信，说，“真遗憾，下本书，收敛些，我们一定合作。”一年之后，纸书终于出来了，删改得尼姑不象尼姑，和尚不象和尚，封面为了掩人耳目，配合书名，做得好像教导群众如何施肥养花的科普读物。
现在回想写《万物生长》的时候，好像曾国藩初带兵，“不要钱，不怕死”，我心中了无羁绊，我行我素，无法无天。我甚至忘了早已经学会的好些小说技巧，后来回看我高一写的一个长篇，远比《万物生长》行文老练干净，更象能在《收获》发表的样子。我想，我是土鳖，别太苛求自己。跟生孩子一样，肚子里有要表达的东西，猫三狗四人十月，一直挺着，到时候自然有东西出来。 写出来的东西，仿佛生出来的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成什么样的气候，是他自己的造化了。
写完寄给我的医学院时候同宿舍的下铺，他当地时间早上五点给我打电话，说，看了一晚，决定留到女儿长到十八岁，给她看，原来老爸就是这样长大。寄给我过去的相好，她打来电话，一句话不说，停了一晌，挂了。我当时想，《万物生长》不是我最好的东西，也一定不是我最差的东西，要是有十本类似的东西，我就不算是土鳖了吧，和作家们喝酒的时候也不用腆着脸皮不知羞耻了吧？
过了两年，初版的《万物生长》已经断货。E书先生、少妇杀手、出版家熊灿好事，说有热情出全本，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些人这样长大。我想，害别的书商也是害，不如害个有热情的。唯一提了一个要求，再版，原作一个字不能删，该是尼姑的地方是尼姑，该是和尚的地方是和尚。
是为序。
2004/5/1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序
冯唐
从时间上说，这篇东西是《万物生长》的前传。从内容上说，与《万物生长》没有任何关系。之后会写一篇《万物生长》的后传，写一个从北京到美国，混不下去再从美国回到北京的庸俗爱情故事，题目暂定为《北京北京》。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写作动机非常简单，在我完全忘记之前，记录我最初接触暴力和色情时的感觉。
十七、八岁的男孩，斜背一个军挎，里面一叶菜刀。腰间挺挺的，中横一管阳物。一样的利器，捅进男人和女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血红。
那时候，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激素分泌正旺，脑子里又没有多少条条框框，上天下地，和飞禽走兽最接近。但是，这些灵动很快就被所谓的社会用大板砖拍了下去。双目圆睁、花枝招展，眼见着转瞬就败了。有了所谓社会经验的我，有一天跑到南京玩，偶然读到朱元璋写莫愁湖胜棋楼的对子：“世事如棋，一着争来千古业。柔情似水，几时流尽六朝春。”当下如五雷轰顶：我操，又被这帮老少王八蛋们给骗了，朱元璋的对子白话直译就是：控制好激素水平，小心安命，埋首任事，老老实实打架泡妞。朱元璋是混出名头的小流氓，聚众滋事，娶丑老婆，残杀兄弟，利用宗教，招招上路而且经验丰富，他的话应该多少有些道理。
那时候，在北京晃荡，最常见的一个汉字就是“拆”。刷在墙上，多数出自工头的手笔，白颜色的，平头平脑，字的周围有时候还有个圈、打个叉。 “拆”不是“破”，“拆”比“破”复杂些，不能简单地一刀捅进去，需要仔细。本来想抓来做书名，反映当时的活动和心情。但是书商嫌名字太平，而且也被一些现代艺术家反复使用。既不抓眼，又不原创，于是算了。
那时候，听崔健的歌，看他一身行头，象动不动就号称帮我打架的大哥。记得他有一句歌词，说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显示力量，“试一试第一次办事，就象你十八岁的时候，给你一个姑娘。”。我感觉，改改，是个好的小说题目，决定拿过来用用。
2003/6/1
《欢喜》代序：差一点成了忧伤的仲永
冯唐
我写《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初衷是，在我完全忘记之前，记录我最初接触暴力和色情时的感觉。但是，当我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写晚了。尽管我有小时候的八本日记，有二十三岁的时候写的一个两万字中篇小说，但是，我想那个姑娘的时候，心跳再也到不了每分钟一百二十次，手指再也不微微颤抖。王朔写《动物凶猛》的时候，也反复在正文里怀疑并否定自己记忆和叙述的真实性，以致息淹雄心，把一个长篇的好素材弄成个中篇，硬生生结了尾巴。
我想到的补救办法是，全篇引入成年后回望少年时代的视角：书中的少年人偷窥当时周围的世界，写书的中年男子二十几年后偷窥书中的少年。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结尾用了一点点这样的处理：加长卡迪拉克转上建国门立交桥，长大了的混混们喝着人头马XO，看见儿时的傻子骑着棍子走过，傻子对他们的评价依旧：傻逼。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初稿完成，我换了工作，换了城市。原来在北京的房子大，四壁都是书架。香港的房子比我原来的厕所大点有限，睡了人就不能再放书。我把所有的书装了四十四个大纸箱，四吨多，堆到大哥家某间十几平米的空房。
“地板禁得住嘛？”我问。
“没问题。蹋了也砸死楼下的。”我哥说。
我大哥赋闲在家，我说，别无聊，你每年打开一个书箱，全部读了。四十四箱书读完，你就成为了一个幸福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快要告别人世的人。
在书籍装箱的过程中，我找到自己一堆手稿，搞不清楚是过去的情书还是无病呻吟的文字，反正都没兴趣，飞快收拾起来，免得老婆看见生事儿。有过教训：我一个学计算机的朋友，被老婆发现他大学时代写给其他姑娘的情诗，勒令三天之内写出十首新情诗献给老婆，要比舒婷写得好，诗里还不能有“0”或“1”。
修改《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时候，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谈论这个主题，忽然想起那些手稿，想找出来看看有哪些素材可以废物利用。于是，二零零四年三月，在我满三十三周岁之前，我发现了一部我十七岁时候写的长篇小说：蓝黑钢笔水写满的三百二十七页浅绿色稿纸，封存在一个巨大的牛皮纸袋子里，竟然是个结构和故事极其完整的长篇小说，不可割断，不可截取，《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几乎一点也用不上。
奇怪的是，十六年之后，我对这本长篇小说的记忆几乎丧失，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写？当时的情景如何？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全部忘记了？我无法回答，甚至那些蓝黑钢笔水的字迹和我现在的字体都有了本质的差别，要不是小说结尾清晰写着八九年九月，要不是手稿沉甸甸攥在我手里，我不敢相信这个东西是我的。我心虚地举目四望，周围鬼影憧憧，我看见我的真魂从我的脚趾慢慢飘散，离开我的身体，门外一声猫叫。
我托人将手稿带给出版家熊灿，他说找人录入。他是个有明显窥阴癖倾向的人，在录入之前就偷偷看了手稿。打来电话：“你丫小的时候，写的小说很有意思。有种怪怪的味道，说不出来。”
“我打算友情出让给我的小外甥王雨农，让他用这本书和他七岁的傲人年纪，灭了韩寒和郭敬明，灭了王蒙的《青春万岁》。”
“不好。浪费了。要你自己用。简直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阴柔纯情版哦。”
“你觉得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还好？”
“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真实哦，简直就是活化石，恐龙蛋，有标本价值。你现在和王朔当年一样，记忆都有了变形。嘿，总之，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强。”
“你是说我这之后的十六年白活了，功夫白练了。日你全家。”
“你的孤本在我手上哦，语言要检点哦。毁了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再写出来哦。”
“北京是个有所有可能的地方，我的手稿少了一页，就找人剁掉你一个指头，少了十页，就剁掉十个指头，少了十一页，就剁掉你的小鸡鸡。”
择了个吉日，我重新校对了一遍。我不相信熊灿的判断，我自己的判断是，优点和不足同样明显。小说语言清新，技巧圆熟，人物和故事完整，比我现在的东西更象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对少年的描写，细腻嚣张，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现在肯定写不出。但是，思想和情感时常幼稚可笑，如果拿出来，必然被满街的男女流氓所伤害。
我有过多次冲动，想动手修改这篇少年时的作品，按照现在的理解，掩饰不足，彰显优点。但是每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稍稍动手就觉得不对劲儿。思量再三，决定放弃修改，仿佛拿到一块商周古玉，再伤再残，也绝不动碾玉砣子，防止不伦不类。等到我奠定了在街面上的混混地位或是四十多岁心脏病发作辞世，再拿出来，一定强过王小波的《绿毛水怪》和《黑铁时代》。随手给这个长篇起了个名字，叫做《欢喜》。也只有那个年代和年纪，有真正的欢喜。
最后，打电话给大哥，开箱翻书的时候一定留神，要是再发现整本的手稿一定要告诉我。没准在那四十四个大箱子里，还隐藏着我少年时代写成的另外三、四个长篇小说。幸亏这些小说当时没有在街面上流行，否则作者现在就是另外一个忧伤的仲永。
2004/5/1
换个裤头换个城市
冯唐
我原来以为，换个工作，换个城市，就象换个裤头那样简单。
当时一个人从北京去美国，四六不懂，也就是简单托运两个巨大的箱子，随身书包里几十张盗版光盘，贴肉钱包里几张薄薄的百元绿色美钞，我首都机场里抱了一下面目如春花身体如高粱饴的女友，向老妈老爸挥了一下手，在飞机上曲折婉约地睡了一觉儿，就到美帝国主义的地方了：多数人讲英文，花草整齐，地上没痰和烟头，咖啡和可乐都散发着资本主义的味道。
所以想象从中国的北京转到中国的香港，我想应该象换个裤头那么简单：旧的蜕下来，扔进洗衣机，新的从衣柜里拿出来，踹两下腿套上身体。
但是，离开北京就是第一桶麻烦。
虽然人实际上受雇于外企，但是名义和手续上我的单位是外企服务公司。外企辞职，签署各种保密协议和非竞争协议，交还机要文件、钥匙、秘书、门卡、公司信用卡、手机、电脑之后，还要去外企服务公司。在外企服务公司，我要结算我的各种福利保险，住房基金，具体金额的算法比对冲基金的高级操作还复杂，基本上它给我一个卡，给我多少我就拿多少，密码还不告诉你，还发给我一个存折，和这个卡不是一个银行的，这个卡和这个存折什么关系，一层楼的人也没能跟我说明白。还有，我的档案要存在北京市人才（公司？不知道），交几百块，别问为什么。我也可以存别处，但是别处没有在外企公司现场办公，至于别处是哪些去处，在什么地方，什么价钱，北京市人才派出的现场办公人员不知道。还有，我的户口要自己存街道，我的医疗卡和缴费纪录我要自己留着。
然后是处理身外之物。先是房子，房子先要租出去，靠着我的极简主义的装修风格，我租给了一个英国大使馆做文化艺术项目的半大老头。项目做四年，房子就租四年。那个装修是京城室内设计大师孔大的作品，孔大的特点是才气大，手巧，有急智，热爱妇女，人住澡堂，手机不在服务区。本来房子是北欧风格的，有个真正的壁炉，大理石的，什么“蓝钻”和“黑金沙”，壁炉前懒睡一条狗。后来孔大说，时间不够了，“改现代日式吧。日本其实最好地继承了汉唐风骨，而且日本人咸湿。”后来孔大说，时间不够了，“改极简主义吧，最省钱的就是最好的，少就是多，少就是好。”就象相声里说的，画个扇面，美女换成张飞，张飞变成大树，最后只能扇面涂黑写两个金字完事儿。后来，房子租给英国人之后，孔大说，“欧洲人，艺术眼光最好。”我要搬出去，光书就装了四十四箱。不可能搬到香港，香港一个岛的书都没这么多，这些书进了我香港的房子，我只有踮着脚尖坐在厕所里睡觉了。实在没人可欺负了，还有父母。书堆进老妈原来的卧室，箱子摞了三层。老妈在美国叫嚷，楼板要塌的。我说，我问过孔大，民用楼板设计强度是一平方米一百五十公斤，实际负载量可达三百公斤，我的书平均下来，也就是一平方米一百三十多公斤。老妈继续在美国叫嚷，楼板要塌的，楼下住着的老蔡是个好人。我说，您放心吧，我堆上书之后，还在楼板上跳了好些下，没塌，还到蔡伯伯家去了一次，相应天花板上也没看到裂缝。再从美国打电话来，是姐姐，说老妈做梦把书箱子从一个屋子挪一些到其他屋子，累惨了，心脏病犯了。除了房子，还有宽带网，我跟英国大使馆的半大老头说，还是留着吧，北京也没有《阁楼》卖，你老婆也不在，他说，是啊是啊。还有手机，申请了一个语音信箱，中英文各录一遍，大意说，我到南方去了，有话就撂下。反复听了好几遍录音，才勉强接受，电话里那个公鸭嗓的男声是我自己的。
然后是处理身外之羁绊。颐和园的西堤和故宫后屁股上的筒子河，我带不走，但是要使尽全身力气，恶狠狠地看一眼，闻一鼻子，能摸的地方慢慢摸两把：一棵是桑树，另一棵也是桑树。古玩城带不走，但是坏蛋仗义行侠的玉商小崔劝慰我，香港有个荷里活道，道上也有坏蛋玉商，如果我眼力比他们毒辣，这些坏蛋玉商偶尔也被迫仗义行侠，“还有，还有，记住，别买传世的，一定只要大开门的生坑货。”小崔说。酒肉朋友带不走，我在一周的时间里，每天赶三个局，基本都见过了，至少能抵三四个月，不去念想。康宁按摩院的独眼龙老白带不走，我连着做了三个钟，肉体开始恢复弹性变得如同高粱饴，“别急，我决定下月开始到旁边的朝阳中学学习游泳，听说从珠江口游水过香港并不遥远，听说香港最便宜的按摩一个钟也要一百三十八元港币。”独眼龙老白说。三联书店带不走，又买了十几本，行李装不下，继续堆到摞了三层的书箱上，反正楼板下的老蔡总是有危险，反正老妈认定楼板要塌，定了机票，调整书箱，救老蔡。
然后还有到香港的第二桶麻烦：旅行手续，工作手续，房子，手机号码及通知所有同志，银行户头，宽带登记，书店，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各种银行卡飞行里程卡的联系办法更新。
工作需要，间或要去蛇口，然后便有到第三桶麻烦：旅行手续，工作手续，房子，手机号码及通知所有同志，银行户头，宽带登记，书店，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各种银行卡飞行里程卡的联系办法更新。不期望蛇口会比香港少多少麻烦。同叫中国移动和建设银行，北京分公司和广东分公司几乎是两个公司。我不抱任何希望。
所以，如果不考虑思念，纠缠，反复，以及双方亲友团，简直比换个老婆还麻烦。其实，我和老婆有各自的身份证，护照，手机，分开的户头和房子，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可以共用。过来人孔大说，其实，现在实行新的离婚法了，手续可简单了，将来就更方便了：有个机器象是自动取款机，两个人用结婚证一刷，自动离婚机的玻璃罩子就打开了，屏幕上说，你要离婚吗？两个人同时按Y，再分别按个手印确定，自动离婚机里伸出一把剪刀，把结婚证剪了，然后伸出一只小手，一人一个巴掌搧出来，然后就结束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WTO了，奥运会就要来了。日子好，即使不能长生不老，总还是希望能延年益寿。两种办法能够延长生命。第一，活得长些。如果活到一百六十岁，相比常人，你就活了两辈子。第二，多些变化。每天换个裤头，每周换个计算机桌面和MSN显示名称，每月换个网名和电邮地址，每两三年换个城市，相比常人，你多活好几辈子。
我想，尽管麻烦，第二种还是比第一种容易些。
2004/8/25
人活不过手上那块玉
冯唐
对于肉体凡心的俗人，最大最狂妄的理想，是对抗时间，是不朽。
千百年后，肉体腐烂，凡心消亡，而某些俗人的事功文学，仍然在后代俗人的凡心里流转，让这些凡心痛如刀绞，影响他们的肉体，让这些肉体激素澎湃。在这样的理想面前，现世的名利变得虚妄：挣一亿美金？千年后，谁会记得股神巴菲特？干到正部级？现在，有几个人记得御准柳永浅吟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是宋朝哪位皇上？
对抗空间没有那么困难，赶巧了，在白宫里抱住克林顿的腰，在雅典抱住马拉松高手的腰，一夜间能名满天下。对抗时间，实现不朽，不能靠养育后代。生个儿子，仿佛撒一把盐到大海，你知道哪一瓢咸味儿是你的基因？
中国古人总结的对抗时间的路数是：立德立功立言。
其实，立德和立功立言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往严肃了说，立德是后两者的前提，德不立，事功文学都无以立。往实际了说，立德是扯淡，横看成岭侧成峰，什么是德？往开了说，都不容易。立功难啊，天下太平了，象样一点的理工科大学都能捅咕出原子弹，李洪志跑美国去了，如果生在今天，成吉思汗最多替蒙古国从高丽人手上抢得一块射箭金牌和一块摔跤金牌，曾国藩没了拜上帝教闹太平天国，最多做一两届国务委员。立言难啊，几千年文字史，多少人精疯子偏执狂自大狂写了多少文字，要写出新的意思或是新的角度而不是直接或是间接抄袭，基本上是妄想。立德尽管虚，长期坐怀不乱，慎独，四下没人，拉了窗帘也不自摸，基本上是不可能。上中学的时候，看到史书上说，董仲舒牛，安心读书，三年不窥园。心想，这有什么难啊，街上除了北冰洋汽水和双色冰激凌之外，没有其他吸引力了。等到上班挣钱，俗心开窍，如果两个星期没有饭局，心里就会打鼓，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和社会以及人类的亲密联系。
不朽有诱惑，立德立功立言有难度，所以，潜意识驱动人们热爱收藏。
老的东西，流到今天，相对于时间，相对于向不朽的卑微的努力，才是对的东西。
一块商晚期的鸟型珮在我的肉手上，青黄玉，灰白沁，满工双阴线刻殷人祖先神玄鸟，鸟头上站立一小龙，龙爪子抓住鸟头，鸟和龙都是象征太阳的“臣”字眼。我想，当时的人，怎么想到，这个神玄鸟要这样雕刻，鸟喙要这样扭，屁股要这样挺立，如果这位大师雕刻文字，会如何安排？我想，多少双肉手摸过它啊，这些肉手都已经成了灰烬，即使我现在摸着它的肉手有一天也成了灰烬，是多么地正常啊。我想，一亿美金和正部级有什么啊？这只神玄鸟睬都不睬。人斗不过物，有机物斗不过无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基督耶稣斗不过十字架，佛祖斗不过北魏造像，毛泽东斗不过毛主席像章，凡人要靠物品来理解和实现永垂不朽，万寿无疆。
只要能辅助人们认识时间，消除恐惧，隐隐地通向不朽，什么都可以收藏，从书画青铜，玉器杂项，到桌椅板凳。
过分的是我一个同学，迷恋头发，说女人如植物，头发就是植物的花。象《金鸡2》里那个疯子，收集过去情人的头发，藏进信封里，舌头沾了胶水封上。我说，你是学医的，应该知道，这是胡闹，头发离开姑娘，没了滋润，即使原来再漂亮，三天后也就同切下来三周的玫瑰一样枯萎。
正确的收藏方法是，用尽全身力气，狠狠看一眼，轻轻摸一下，眼耳鼻口身意，脑子永远记住所有细节：黑亮，簌簌作响，香淡，酸甜，滑涩，邪念盘旋升起。我同学说，我不是流氓，我不变态，我记性不好，再说，咱们学植物的时候，不是也采集植物，制成干标本吗？我说，把老师的教导全忘光了，植物六大组成部分，根茎叶花果实种子，一个好标本最好能六个部分都有，至少有三个组成部分，否则就是菜市场里的菜或是花卉市场里的切花，没有学术价值。姑娘除了头发，至少有其他组成部分，眼睛鼻子脸颊口唇肩膀乳房腰胯大腿双手，你能切下来收集几部分？纯属胡闹。
还是玉好，不朽不烂，不言不语，摸上去永远是光滑如十八岁姑娘的头发和皮肤，陪完你一生，才想起去陪别人。
2004/9/3
我的黄书理想
冯唐
我想写本黄书。
这本黄书，不要太长。三、五万字，一次自摸刚好。不要插图，我崇拜想象。一本真实、美好、善良的黄书，要象每个男人的脑干脱了裤衩一样真实，要象花丝把花药播散在雌蕊柱头上一样美好，要象饿了吃饭再饿再吃一样善良。
《金瓶梅》里面的黄段子都是后加的，仿佛硬摘了手套、给五个手指戴上安全套，每个段子都不连着。而且改编者还是口交狂，写到口交就搂不住笔，白描立刻改重彩，还常常配首打油诗。《肉蒲团》太没创意了，借着和尚秃头教训龟头，借着教训龟头，非常朴实地把《素女经》扩写了二十倍。
这三、五万字要是写高了，造福人类啊，象杂交水稻一样，象广谱抗生素一样，象方便面一样。想象中，这个念头象个种子，慢慢长大，故事梗概象藤蔓一样蜿蜒攀爬，神啊，创造、保护、毁灭。
十年一觉
冯唐
微软杀进游戏市场的早期，有个广告，我印象深刻。一个男孩儿炮弹似的被老娘从阴道里弹射出来，抛物线上升，下降，一分钟后掉进坟墓，这一路上他变换装束，这一路上他鸡鸡由小到大再到无。最后一句总结：人生苦短，耍吧（Life is short. Play more）。
人类从繁盛至今，经历了六个时代：石器时代、玉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火器时代、电脑时代。我们这拨儿人见证了电脑时代的到来，眼瞅着这个怪胎如何一寸寸长成怪物。像我外甥这样被电脑化仪器接生出来的一代，平均一周和人类说七八句话，一天在电脑前七八个小时，最崇拜Pokémon。估计到他下一代，小男孩儿出生的时候，做包皮环切，顺带在两球之间安装无线网卡，802.11Z，1Gbps，全球漫游，人和人之间不用再说一句话。
我第一次碰电脑，需要排队。队比瞻仰毛主席纪念堂的队还长，轮到了，一个人碰十分钟。需要脱鞋。男生脱，女生也脱，班花也脱。四月份，倒春寒，班花没穿袜子，露出鲜红的指甲，比她嘴唇还红。
我第一个迷恋的游戏叫《沙丘》，即时战略。才7M大小，三方势力，共27关，断断续续，三周通关。那时候，我正在人生的拧巴期，正谈大恋爱，总恨祖国形势一片大好、北京凄风苦雨的时候太少。我爱杜牧，她爱杜丘。我爱孔丘，她爱篮球。我爱司马迁，她爱唐国强。为了加强共同基础，我带她到我家，给她看电脑里的《沙丘》，她挽着袖子，说，暑假要结束了，这个好玩，给我留着，将来一起打。
后来，和她就没了后来。后来，我一直等《沙丘》出续集。后来，听说做《沙丘》的团队去了西木（Westwood），九五年，出了《命令与征服》（Command & Conquer ）。在北京买到盗版光盘之后，黑夜和白天没了界限，宿舍里一台老奔腾电脑，我们歇人不歇机器，一周通关。一个月回味，根据游戏设计漏洞创造各种流氓玩法，比如把炮台建到敌人家门口。一年在宿舍里联网打，用一个伪Modem线连接两个破电脑，真人一对一，军旗被夺的下去，换别人。
后来，那个总能把我军旗夺走的人，娶走了我们的班花。后来，听说西木被电子艺界（Electronic Arts）买了，又出了命令与征服2。后来，在受虐心理支配下，我开始干上每周七八十个小时的工作，我的右肩彻底完蛋了，用一个小时鼠标，就会剧痛，什么时候转动，什么时候嘎吱嘎吱响。我玩不动了。
后来，十年之后，我外甥第一次去机场接我，第一次主动开口和我说话，而且一连说了三句：小舅，你好。小舅，明天我十岁生日。小舅，你给我买个Wii吧。在Best Buy买Wii的时候，我转头看到，游戏架子上摆着《命令与征服，第一个十年》（C&C, 1st decade），双DVD，一共十二个游戏，全部安装一共10G。
我买了两套，绝对正版，一套留给自己，和古龙全集一起，等自己退休，混吃等死的时候用。那个总能把我军旗夺走的人，已经和班花不在一起了。另一套送他。我还记得九五年《命令与征服》盗版光盘上的说法：两张CD，一张给你自己，一张给你最爱的敌人（One for you, one for your favorite enemy）。
白日飞升
冯唐
没做过调查，但是我想，在大陆，按摩这个伟大的人类独有的活动，是个相对新生的事物。应该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从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传到改革开放的深圳，再由深圳在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传到沿海，直到现在全国皆摸。
至少我小时候没有按摩，那时候基本没有这个必要。个人认为，正规按摩的兴旺有两个前提：第一，作为人类社会最大怪物的个人电脑的产生和普及。第二，城市化、市场化之后急剧增加的个人压力。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只有人类在有了电脑之后，才长时间地端着肩膀、拱着腰、扭着脖子坐在一个平板前，两个前爪狂敲。人的心理压力通常也会通过自己肌肉和自己肌肉较劲儿的形式，在暗中慢慢对筋肉造成伤害。按摩历史相对较短的一个佐证就是，出版家张立宪非常真诚地认为，异性按摩就是你交完钱之后去摸异性。这一方面说明他心里饮食男女，从另一方面讲，他非阳具的肉身那时候没有被拿捏的饥渴。另一个佐证是我老爸。他不会电脑，操作了一辈子数控机床。我死活拉他去按摩，按摩师手重的时候，我老爸就问，“你干吗打我啊”，手法放缓和，我老爸就喊，“你不要挠我痒痒肉”。电脑普及之前，城市化、市场化之前，唯一有按摩需要的古人估计是禅师。他们长期在一面墙之前打坐，筋肉钙化严重，所以死后火化，好多舍利子。
我第一次按摩比初夜晚十年。高中三年，十点熄灯之后点蜡烛看英文小说，毁掉了我祖传的好眼睛。咨询一周八十个小时的工作，毁了我祖传的一整条好脊椎，颈椎痛，胸椎痛，腰椎痛，骶椎痛，尾椎痛，脊椎两边全是疙疙瘩瘩的肌肉劳损和肌肉钙化，象是两串铁蚕豆。干了两年之后，任何时候按上去，都是硬痛酸胀。我和不太熟悉的人吃饭，都要提前声明，我肩背不好，吃饭的时候，间或自己摸自己的上述部位，不是有精神疾患的表现，别怕。终于有人忍不住，带我去按摩。那是个美好的夜晚，比初夜美好多了。初夜的时候，仿佛一个人拎着一根打狗棒子，站在一个陌生的花园里，也不知道有没有狗，也不知道狗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狗来了之后要不要打，左右上下前后看看，想想天上的星星、街上的居委会大妈、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很快人就糊涂了。第一次给我按摩的那个按摩师是个美丽的小伙子，有气力，认穴准，一双大肉手，一个大拇指就比我一个屁股大。我一米八的个头，在他巨大的肉手下，飞快融化，像胶泥，像水晶软糖，像钢水一样流淌，迅速退回一点八厘米长短的胚胎状态，蜷缩着，安静着，耳朵一样娇小玲珑。我出门的时候，每个关节囊都被拉长，脚底下多了一片莲花状五色云彩，身子轻了二十斤。我拽着绿化带的杂树，生怕自己白日飞升。
但是从那以后，按摩效果越来越差，身体需要按摩的力度和频率越来越大，不知道是我的肩背越来越差还是人对美好事物的适应能力和对苦难的忍受能力一样巨大。我现在在想，是买个按摩椅还是整个小孩子出来，胖乎乎的，七个月能坐，八个月能爬，几十斤的嫩肉在我背上动来动去。
距离
冯唐
世间存在距离。
距离有许多种：月亮与地球之间，是空间上的距离。也站在河边，也说“逝者如斯夫”，你和孔丘之间，是时间上的距离。白发如新，倾盖如故，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身边的姑娘不懂爱情，人与物与我之间，是心理上的距离。
空间上和时间上的距离，可统归为物理上的距离。物理上的距离需要超越。在超越的过程中愉悦心智，在超越的尽头脱凡入圣。
物理学贵在以近知远，以易知知难知，以可知知不可知，超越距离。阿基米德洗澡的时候发现了浮力定律，想出了鉴定金冠真伪的方法，于是欢呼雀跃，裸奔于雅典街头。伽里略在比萨斜塔上扔了两个大小不等的铁球，人和神之间的距离在瞬间消失，他险些被教会做成意大利式烧烤。
而心理上的距离需要保持。在保持的过程中愉悦心智，在生命的尽头脱凡入圣。爱情和感情是不完全一样的。梦归梦，尘归尘，土归土，情人是要梦的，老婆是要守的。黄脸婆永远是黄脸婆，梦中情人淡罗衫子淡罗裙，总在灯火阑珊处。可是走近些，挑灯细看，灯火阑珊处的梦中情人也不过是另一个黄脸婆。
但丁足够聪明，暗恋Beatrice四十年，得《神曲》三篇。他从不敢让他的暗恋接受日常生活的洗礼，所以他的暗恋精细而悠长。试想但丁如果和他的暗恋结合，一个星期之后，他不会觉得Beatrice比一盘新出炉的比萨饼更诱人。
司马相如不是不够聪明，而是卓文君太好，他无法把持。文君解风情，听得出相如撩人的琴心。文君有勇气，千金家身一笑抛之，随相如私奔天涯。文君充满世俗智慧，开个小酒馆恶心娘家人，从而过上小康生活。可到头来，有好妇如文君，相如还是要逃。逃出来，便是生前身后名。
所以不要小看这段距离。它或许只是一堵墙，一个严厉的家长，一个存款的差额，或一个固有的观念。但是在这段距离里可以种植相思，可以收获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所以要学会知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段时光都是最好的时光。环肥燕瘦，胸大的茁壮，胸小的跌宕，每个女人都是最美的美人。
但是，世间又有几个敏而好学的人？
1997/6/1
焦裕禄
冯唐
香港，中环，人、人、人。人上了发条，西装领带，四足着地，装上轮子，时速四十公里。上海，淮海路交黄陂南路十字路口，人、人、人。红灯将熄，绿灯初上，交通协管员张开双臂、吹哨、挥旗、瞪眼，把守四角人流，人流里都是要奔向小康大康的斗牛。阳朔，西街，人、人、人。几百米街道，几千个奸商，几万个游客，几十万个另类民族工艺品。北京，大北窑，人、人、人。喉咙里起痰，想，是溶化在嘴里吞下去还是找块最脏的地砖吐上去，鼻孔里有凝胶，挖，同时四处张望，看看谁会注意到，到处刨地，到处“办证”，到处堵车，的士老哥哥一口痰高吐在周杰伦的手机广告上，一阳指鼻屎凝胶低弹到路面上，嘟囔，真他妈的堵，下辈子，我开飞机去。
人人人都是焦裕禄，焦急、郁闷、忙碌。
焦急。生逢盛世，满清康雍乾盛世，中国比现在的美国还美国，GDP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三十。我朝也在崛起啊，过去三十年，GDP复合增长接近百分之十，再过十年超日本，再过二十年超美国。我们能不能再快一点啊？企业兴旺，隔壁原来给领导开车的邻居，现在造的车都卖到非洲去了，每年百分之四十的增长，再过几年产值过千亿，全球五百强。我们能不能再快一点啊？周围有二奶的了，有四婚的了，有五子的了，有身家十几个亿的了，有进“二百万元作家俱乐部”的了，有得三种癌的了。我们能不能快点啊？
郁闷。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自然资源和先进武器呢？一小撮聪明人设计出来的制度领导两亿多天真群众怎么就能基本和谐呢？法国人怎么就那么有创意呢？德国人怎么就那么会造工具呢？日本人怎么就那么守秩序爱干净呢？我有生之年见得到大国崛起吗？低成本扩张不太灵了，要买的目标公司和要招的技术工人都贵了，二氧化碳指标都要买了，在世界范围内单品种市场份额都百分之六十了，再到哪儿发展啊？二奶有了二爷，每次离婚都净身出户，五个孩子吃喝嫖赌抽各有专长，表面上身家最高的开始雇保镖了、私底下身家最高的在浦东机场被扣下了，老妈说她也要学英文学上网学用WORD写回忆录走进新时代，十年过去了卵巢癌五年生存率还是没有一点提高。
忙碌。一个拉杆箱，半箱内裤衬衣，半箱充电器。Wi-Fi、手机、黑莓，看不见的线牵着忙忙碌碌的人。一周干八十个小时。不是四十个小时加上四十个小时的概念，而是人通常跳一米高、现在让人跳两米高的概念。检点过去三周，一半的饭和大便是在飞机上解决的，一半的电子邮件是在车里回的，一半的小便是一手拿手机一手按枪杆子完成的。“只有享不起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实在困了，游泳半个小时比睡三个小时解乏。六十八个小时不睡之后，我第一次发现，和喝了八瓶啤酒一样high，刮胡子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一根白色的鼻毛髭出来。
我有机缘见过号称是真迹的《清明上河图》，纵24.8厘米，横528厘米，画的是大约一千年前大城汴京极盛时的一个夏天，专家说，共画了人物684人，树木174株，房屋122间，牲畜96头，船25艘，车15辆，轿8顶。其实，张择端画了685个人。这个多余的人隐在画面的角落里，一裤衩，一背心，一蒲扇，一眼镜，阳具很短，记忆很长，手藏在裤兜里，向着这纵24.8厘米、横528厘米框起来的面积，竖起中指。
茶与酒
冯唐
茶是一种生活。
在含阴笼雾的日子里，有一间干净的小屋，小屋里有扇稍大些的窗子，窗子里有不大聒噪的风景，便可以谈茶。
茶要的不多：壁龛里按季节插的花只是一朵，不是一束。只是含苞未吐的一朵，不是瓣舞香烈的一束。只是纯白的一朵，不是色闹彩喧的一束。茶要的不浓：备茶的女人素面青衣，长长的头发用同样青色的布带低低地系了，宽宽地覆了一肩，眉宇间的浅笑淡怨如阴天如雾气如茶盏里盘旋而上的清烟如吹入窗来的带地气的风如门外欲侵阶入室的苍苔。茶要的不乱：听一个老茶工讲，最好的茶叶要在含阴笼雾的天气里，由未解人事的女孩子光了脚上茶山上去采。采的时候不用手，要用口。不能用牙，要用唇去含下茶树上刚吐出的嫩芽。茶要的不烦：茶本含硷，本可以清污去垢，而在这样的小屋里饮这样一杯茶，人会明白什么叫清乐忘忧，会明白有种溶剂可以溶解心情，可以消化生活。
只要茶的神在，也不一定要这么多形式。
比如心里有件大些的事，一通电话，便会有三、两个平日里也不甚走动的朋友把小屋填满，一杯茶后，我们便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所以来谈谈棋的神仙，屋顶上的天空或是屋门外的世间便是我们着子的棋盘。待茶渐无味，天渐泛白，心里的事情便已被分析得透彻，一个近乎完美的计划便已成型。走出屋子，这盘棋一定会下得很精彩。
再比如，心里实在不自在，七个号码接通那个女孩：“心里烦，来喝杯茶，聊聊好吗？”如果人是长在时间里的树，如果认识的朋友经过的事是树上的叶子，她和我之间有过的点点滴滴的小事，说过的云飞雪落不经意却记得的话便是茶。这个时候，你我之间不属于尴尬的沉默便是泡茶的水了。话不会很多，声调也不会很高，我可以慢慢地谈我所体会到的一切精致包括对她的相思，而不会被她笑成虚伪。
这茶也可以一个人喝。“寒夜兀坐，幽人首务”，自古以来，一个人喝茶是做个好学生的基本功。一杯泛青的茶一卷发黄的史书，便可以品出志士的介然守节，奸尤的骄恣奢僭，便可以体会秦风汉骨，魏晋风流。不用如孔丘临川，看着茶杯中水波不兴，你也可以感知时光流转，也可以慨叹：“逝者如斯夫！”
酒是另一种生活。
阳光亮丽，天气好得让人想唱想跳想和小姑娘打情骂俏想跟老大妈们打架骂街。小酒馆不用很堂皇，甚至不用很干净，但是老板娘一定要漂亮一定要解风情，至少在饱暖之后能让你想起些什么。“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发髻要挽得一丝不乱梳得油光水滑，衣服要穿得不松不紧，至少在合适的角度可以看见些山水。菜的量很足，酒的劲很大，窗外的人很吵，偶尔闪过的花裙倩影可以为之尽一大杯。人很多，店很乱，如果喝多了吐出些什么没人会厌恶，如果用指甲清清牙缝或是很响地打打饱嗝没人会在意。
这样的时候，最好有朋友，可以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憧憬着将来可以一起大块分金分骗来的小姑娘。高渐离是酒保，樊哙是屠夫，刘邦是小官吏，刘备是小业主，朱元璋是野庙里的花和尚，努尔哈赤是林子里的残匪头目。杯中无日月，壶中有乾坤，我们可以煮酒论英雄，说“儿须成名酒须醉”。看着窗外的俗汉，想起自己的老板，想起小报里的名流，“唉，世无英雄，方使竖子成名！”看着窗外的丑妇，说起办公室满脸旧社会的女孩，说起黄色边缘上的杂志封面，“唉，世无美人，方使竖子得宠！”
这样的时候，也可以和自己的老婆喝。有些女人是天生的政治家，有些女人是天生的酒鬼，只是这两种才能很少有机会在这个男人统治的世界里表现。酒能让女人更美，能让她颊上的桃红更浓。酒能让女人更动人，能让他忘记假装害羞，可以听你讲能让和尚对着观音念不了经的黄故事，而不觉得你如何下流。这样的时候，也不妨一个人干三大杯，唱“把酒当歌，人生几何”，捡几个自己赔得起的杯子摔摔。
茶是一种生活，酒是一种生活。都是生活，即使相差再远，也有相通的地方。
酒是火做的水，茶是土做的水。
觥筹之后，人散夜阑灯尽羹残，土克火，酒病酒伤可以用杯清茶来治。茶喝多了，君子之间淡如水，可以在酒里体会一下小人之间的温暖以及市井里不精致却扎实亲切的活法。酒要喝陈，只能和你喝一两回的男人是不能以性命相托的酒肉朋友。只能和你睡一两回的女人是婊子。茶要喝新，人不该太清醒，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必反复咀嚼。酒高了，可以有难得的放纵，可以上天摘星，下海揽月。茶深了，可以有泪在脸上静静地流，可以享受一种情感叫孤独。
不是冤家不聚头，说不尽的茶与酒。在这似茶般有味无味的日月中，只愿你我间或有酒得进。
1994/2/20
人生的战略规划
冯唐
我痛恨做人生的战略规划，我不想盘算我将来的岁月。
生命妈的太短了，比小鸡鸡还短。在街上瞧见过几十个好看姑娘，摸过几只柔软的手，看过二十来届世界杯和奥运会，开坏三四辆车，睡塌一两张床，喝掉六千瓶啤酒和五百瓶五粮液，用光一千多管牙膏和手纸，挣几百万再花掉几百万，你我就此无疾而终，尘归尘，土归土，乌龟王八鳖。我要是装置艺术家或是行为艺术家，我就把一间小房子搭进美术馆，放满一千多管牙膏和手纸，题目叫做：人生的战略规划。用尽这些牙膏，就没牙可刷了，用尽这些手纸，就没屁股可擦了。在东三环华威桥古玩城的大厅里，我举头四望，大大小小的古董都是我的前辈，在我之前，有上百双手摸过它们，在我之后，还有上千双手排着队伍。如果所有时间是一大锅浓汤，我的生命就是一只苍蝇。
我天生就是做战略规划的，从小就在这方面不平凡。
我有三十本大大小小的记事本，从小学五年级一直记到现在，在保险柜里锁着，比存款更受重视。我回去看我初一的日记，吓着了。里面的一页，沿着时间轴，我画了三个平面，分别表示近期，中期，和远期。接下去第一个项目是古代汉语，近期目标是读完王力的四册《古代汉语》，中期目标是读两通前四史和老庄孔孟，远期目标是通读三千卷二十四史。当时不谙世事，对时间没有概念，对外界吃喝玩乐的诱惑没有概念，远期目标定的是十年，心想，三四十分钟，一天一卷，轻松拿下。如今过了二十年，远期目标才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一，完成了的三分之一也基本忘掉了九成。只有自己安慰自己，历史是有规律的，看了三分之一，也就知道了百分之八十的人生道理，忘记也是必然的，但是真才实学都在肚子里了，就象吃肉饮酒，排出屎尿，心中留下莲花和佛祖。三个平面指导下的第二个项目是班上气质最好的班花，当时认为气质好，其实就是皮肤白，班花脸如白玉，胳膊好象白萝卜。我的近期目标是从五组调到三组，这样就可以和坐在二组的班花靠在一排。中期目标是一年长高十五厘米，这样就有正当理由要求调到后排，有机会和高挑的班花坐同桌。远期目标是摸摸班花白萝卜一样的胳膊，至于摸过之后又如何，我能得到什么，班花将失去什么，做战略规划时还没有学过生理卫生，想不清晰。后来我成功地调到了第三小组，一年内身高长了十三点五厘米，也终于学习了《生理卫生》，但是那个摸白萝卜的长期目标一直就没有实现。
再后来我进了一个最著名的战略管理咨询公司，受到了最科班最严格的战略规划训练。
五轮面试，咨询公司考我的人都没看过我关于古代汉语和初中班花的规划，但是都通过不同的案例发现了我对于战略规划的潜质。玉要切磋琢磨，数年以后，我练就的战略规划基本思路是：首先定下远景和使命，一个公司和一个人一样，要问，为什么存在。然后根据公司的竞争力和市场的吸引力，明确在近中长期，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即在何处竞争。最后确定如何竞争以及竞争后的财务回报。我清楚，如果套用这个思路，去规划我的二零零五年，我要先定我的远景和使命，比如要流芳多少辈子，要不要努力在文学史上放屁砸坑。然后是什么途径，比如要不要学着写写短篇和中篇小说，时常在大型文学杂志上露些山水，混个脸熟等等。
但是我拒绝这种规划，就象不原意在我面前一字排开二零零五年将用光的十二卷手纸和十二管牙膏，或是在我面前一字排开二零零五年将见到的所有好看姑娘和或许能摸到的柔软的手。尽管我只是一只渺小的苍蝇，我要怀着对未知的敬畏和期待，飞进那锅浓汤，试着坏了它。
果珍
冯唐
十五年前，我兼职当导游的时候，发现对于外国青少年来说，北京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城市：肮脏、零乱、风沙，姑娘素面朝天、脾气暴烈，白天看庙，晚上睡觉。好在这些青少年并不重要。他们爸妈决定购买各种假冒伪劣工艺品，我和司机分享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六十的返点。一个不会说汉语的华裔少年长了厚实的胸肌和满脸蛋子的雀斑，仿佛一边脸贴了一个东来顺的芝麻烧饼，用英文问我，你知道酒店附近哪里有游戏机吗？我说，不知道，应该没有。他又问，你们有这么多庙，你信神吗？我说，不知道，应该不信。
我们在一个无宗教的环境中长大，从来不知道害怕。
我们有理想，这个理想是个简单的美景，将来，物质极大丰富，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是牛奶和啤酒，我的飞船就是你的飞船，你的宫殿就是我的宫殿，我的老婆就是你的老婆，你的老婆就是我的老婆。为了这个理想，一切都是可以牺牲的，一切个人都是远远小于集体的。
我问授课老师：“如果到了那个时候，紫禁城还是只有一个，我们都想住，怎么办啊？”
“到了那个时候，物质极大丰富，紫禁城到处都是，你随时申请，随时发一座给你住。”
“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校花还是只有一个，我们都想和她好，而且不想别人和她好，怎么办啊？”
“到了那个时候，小伙子的思想觉悟都高了，高得你现在无法想像，你特别希望和你好的校花也和别人好。你随时申请，随时发校花的一个时间段给你。”
于是在我的心目中，那个简单美景的细节进一步丰富。那个美景里，每人一座紫禁城，每个校花每天都拖着沉重的双腿，非常疲惫。
我老妈说，除了这个遥远的全人类的理想，我还需要一个能在今生今世实现的个人理想。
我从来不看电视，我老妈反复逼我看一个关于“果珍”牌桔子香精糖精颗粒的广告。广告里一个寒冷的冬天，一个装修时髦的房子里，有车库，有客厅，有洗手间，家电齐全，温暖如春，一男孩儿，寸头、硕壮、傻笑，一男子，西裤、衬衫、开心。一女子，盘头、长裙、练达，端来三杯热气腾腾的“果珍”，男子和孩子都欢欣鼓舞。广告的最后指出，这种“果珍”是美国航天局指定饮料。我老妈说，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广告描述的一切就应该是你现世的一切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