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官第一”。此篇引述史例来说明“天官时日，不若人事”，并假黄帝之口作结论：“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时，人事而已。”此种重人智，不迷信的态度与孙子相同，代表兵家的正统。同时也可证明该书为战国末期产品。因为那时阴阳家的势力已十分强大，对兵学产生严重冲击，尉缭的反阴阳有如孟子之拒杨墨，那是正统对异端所采取的反制行动。
“兵谈第二”。以论建军建国之道为主题，认为必须在国内完成准备，始可向外发展：
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车不暴出，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陈而胜者将将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与，不见胜则止。
除提出“富治”观念之外，其他的观念几乎完全是出于孙子，包括“不战而屈人之兵”，“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在内。
“制谈第三”。篇首说明兵制之重要：“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先秦兵书明白提出“农战”观念者只有《尉缭子》一书，可以显示其受法家影响颇大。
“战威第四”。这是最重要的一篇，含有创造性的新观念：
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面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
虽然所谓“道胜”、“威胜”、“力胜”实乃孙子“伐谋”、“伐交”、“伐兵”的延伸，但名词又还是尉缭所首创。至于如何始能三胜，其结论为：
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
尉缭不仅重申其不信天命的态度，而更表现其与儒家的渊源，甚至于还引述孟子之原文。
“攻权第五”。本篇综论攻击。首先强调集中原则：“兵以静胜，国以专胜，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其次重视事前计划，不求幸胜：“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所以，必须“权敌审将而后举兵”。
“守权第六”。论述守城之法，纯属战术层面。
“十二陵第七”。综述治军处事的基本原则，近似教条，正反各十二条。
“武议第八”。这一篇有两点值得注意：（1）“兵者所以除暴乱禁不义也”，完全是儒家思想，与荀子接近。（2）“胜兵似水，夫水柔弱者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性专而触诚也”，这与孙子“兵形象水”无关，几乎是完全照抄老子的文章。
“将理第九”。目的为说明“将者理官也”，认为必须公正，不可偏私。
“原官第十”。说明国家分官设职的重要，以及君臣分工的原则。
“治本第十一”。说明耕织为立国之本，并提出“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警告，强调重视现在。
“战权第十二”。说明权谋在战争中的重要。
“重刑令第十三”。说明重刑的观念，表现出其曾受法家的影响。
“伍制令第十四”。解释“五人为伍，伍伍相保”的连保连坐制。此乃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早已实施的制度。
“分塞令第十五”。说明军中营区划分的原则。
“束伍令第十六”。说明军律之执行细则。
“经卒令第十七”。说明战斗组织划分的原则。
“勒卒令第十八”。说明金、鼓、铃、旗四种指挥工具的使用方法。并提出“早决先敌”的原则，因为“计不先定，虑不早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其见解又还是大致与孙子类似。
“将令第十九”。说明将的权威，及将令的尊严：“军无二令，二令者诛。”
“踵军令第二十”。大致说明战前动员的步骤，其结论为“欲战先安内也”。
“兵教上第二十一”。说明军事教育的概括原则。
“兵教下第二十二”。指出“人君有必胜之道”，并列举十二项因素。其建议为必须他国有弱点始可伐之，并且事先必须对各种权力因素作审慎评估。
“兵令上第二十三”。主要观念为：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观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专一则胜，离散则败。
此种文事（政治）武备（军事）必须密切配合的观念在《尉缭子》中曾一再受到强调，似可显示其思想与吴子亦颇接近。
“兵令下第二十四”。为最后一篇，重申组织和军律之重要，并主张严刑峻罚，这当然还是受到法家的影响。
综合言之，《尉缭子》之书在战国末期可以代表兵家之正统，其不迷信、重人事都可显示其思想是孙吴的延伸。在“制谈”篇，更有“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之语，足以表达其对于二子之景仰。此外，他也分别受儒家、道家、法家的影响，而尤以法家为甚。
三、六韬
《六韬》也是《武经七书》中之一书，传为太公所撰，显系托名。该书来源和成书时代都有很多争论，但大致可以认定为战国末期产品，也许还比《尉缭子》略晚。今本共分六卷，即一韬为一卷，每卷篇数多少不一，共为六十篇。该书内容非常复杂，用现代眼光来看，可算是一部军事百科全书，把那个时代的一切军事知识都包括在内，从治国平天下的大战略到战术战斗的细节无一遗漏。
所谓六韬者，其主要内容可概述如下：
（1）文韬：讨论治国用人的平时大战略。
（2）武韬：以战争准备和军事战略为主题。
（3）龙韬：着重军事组织，包括人事、情报在内。
（4）虎韬：讨论各种天候地形条件之下的战术。
（5）豹韬：讨论各种不同的特殊战术。
（6）犬韬：讨论各种部队的指挥与训练。
后三卷完全属于战术层次，前两卷则显然属于战略层次，而第三卷（龙韬）则介乎二者之间。所以，可以用来与孙子比较的资料都是出于前三卷之中。
文韬中第一篇（“文师”）对于政治原理作了开宗明义的宣告：“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这显示其所提倡者为光明正大的民本主义，同时也证明其思想具有儒家的传统。接着在第二篇（“盈虚”）又指出安危治乱之道：“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此种重人事而不重天命的态度与《尉缭子》极为相似，足以代表兵家的正统，也可以显示其成书之时也许相当接近。
第三篇（“国务”）说明国之大事，其重点为“爱民而已”。第四篇（“大礼”）则进一步说明为政应尊重民意：“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
在其第七篇（“守土”）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1）强调一切行动必须趁早，迟了就会来不及。“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预防重于治疗实乃战略要义，就这一点而言，《六韬》似乎比《孙子》还要超前一步。（2）战国时代的书几乎无不确认富国为强兵之本，但《六韬》却有独树一帜的见解：“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其强调富国为实行仁政的基础，实乃高见，而为他书所不及。
文韬（第一卷）实为《六韬》之精华，所论均为为政之道，亦即为平时安邦定国的大战略。其境界超越一般所谓兵书，实为其特点。《六韬》第二卷为武韬，一共只有六篇，比其他各卷均较少，似有逸散。而“兵道”一篇在武经本中原列在第一卷内，但《中国兵书通览》则将其列入第二卷。以逻辑而言，似较合理，今从之 [ 注：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119页。 ] 。
武韬第十二篇（“启发”）有云：“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这不仅代表典型的道家思想，而且也和孙子所谓“无智名，无勇功”的观念有所暗合。篇中又云：
故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
此与孙子所云“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以及“鸷鸟之击，至于毁折”等语似有微妙关系。
第十四篇（“文伐”）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篇。“文伐”是《六韬》所首创的名词，其意义为使用各种不同的非军事性手段来打击敌国。孙子所谓“伐谋”和“伐交”，事实上都可以算是“文伐”。这一篇对“文伐”的方法曾作详细讨论，共分十二节。其细节无须详述，但观念本身则值得重视，因为大战略的运用本以非军事因素为主。如能用“文伐”来达到目的则又何必使用武力。进一步说，“文伐”也可作为发动战争的准备步骤：“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换言之，文伐若已奏效，则也就能如孙子所希望的“胜于易胜”。
第十六篇（“兵道”）在武经本文列入第一卷文韬，其中值得重视的观念有如下述：（1）“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用现代语来表示，“一”就是“主动”。简言之，用兵必须保持主动，然后始能独往独来，致人而不致于人。（2）“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实无异于孙子所说的“诡道”。（3）“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击其不意”，几乎是照抄《孙子》的“兵之情立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概括言之，《六韬》在用兵的方面大致都是遵循《孙子》的思想路线。
《六韬》除第一、第二两卷外，其余四卷对于战略层面所能提供的资料都非常有限，惟第三卷龙韬中有两篇值得分析。其一为第十九篇“论将”，其次为第二十六篇“军势”。
《六韬》论将有“五材十过”之说：
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生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
其论与《孙子》仅小有出入，但似乎还较精密。不过，有一显著差异为《六韬》把“忠”列为必要条件，乃《孙子》所未列入者。这又可以暗示时代的差异。到战国末期，各国多用客卿，所以，“忠”遂自然被认为是一个重要条件。此篇之结语为：“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很明显，又几乎是完全抄袭《孙子》。
“军势”篇有云：
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害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备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
就思想而言，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智与众同非国师也，都是模仿孙子之言。但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那可能是古代兵书第一次提到“技”字，而且还有所谓国工之称。似乎可以暗示《六韬》成书时的环境已经不是单纯的农业社会。
“军势”篇最后又云：
善战者居之不挠，见胜则起不胜则止。故曰，无恐惧，无犹豫。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
非常有趣，《六韬》不仅模仿《孙子》，而且还抄袭《吴子》。这又可以证明其成书较晚，而绝非太公之作。
※ ※ ※
总结言之，先秦兵书中只有《吴子》、《尉缭子》、《六韬》三者有资格与《孙子》比较。《吴子》书虽残缺，但确有独立思想，仅以现存部分而论，仍有若干创见名言，可以与《孙子》等量齐观，甚至于有过无不及。但是否曾受《孙子》影响，则无法确定。《尉缭子》与《六韬》则都显然曾受《孙子》的影响，其程度也大致相当。但《尉缭子》所受影响似乎略高。《尉缭子》和《六韬》成书都较晚，内容也比较完整，但思想庞杂，境界不高，虽可代表兵家的正统，但又只是《孙子》的余绪。因此，在先秦时代，任何兵书都不足以与《孙子》比拟，称之为兵圣，谁曰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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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孙子与克劳塞维茨
在孙子与西方战略思想家的比较中，第一位被选中的比较对象即为克劳塞维茨（Carl Philip Gottlieb von Clausewitz，1780－1831）。作这样的决定，其理由非常简单：克劳塞维茨之在西方，其地位正如孙子之在东方。诚如以色列战略家克里费德所云：“在所有一切的战争研究著作中，孙子是最好的，而克劳塞维茨则屈居第二。” [ 注：Mantin van Creveld，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Free Press，1991），p．231，241． ] 简言之，在西方第一位有资格和孙子比较的人就是克劳塞维茨。
书是人写的，在比较其书之前应先比较其人。有关二人身世背景的资料有很大的差异。虽然近年来已有很多的研究，但我们对于孙子的生平和时代仍然所知不多。反而言之，克劳塞维茨是19世纪初叶的人，距离今天不过两百年，关于他的一切不仅有可靠的记录，而且也已有深入的研究，甚至于我们还能了解其思想演进的心路历程。因此，只要能阅读正确的资料则对于克劳塞维茨其人应不难了解 [ 注：有关克劳塞维茨的背景资料可参考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第十章。 ] 。
二人在空间和时间上虽然相距颇远，但他们又有其相同之点：（1）他们都是军人，都是将军；（2）他们都有战争经验；（3）他们都有不朽之作传世。至于在思想方面，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各有其特点，彼此间也存在着相当巨大的差异，但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其间还是有很多相似和暗合之处。思想的表达就是书，所以他们的书也就成为比较研究的主要根据。孙子只有一本书传世，但克劳塞维茨却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著作之多几乎难以计算，不过其真正的代表作又只有一部《战争论》（On War）。所以要比较的即为这两部书。但书与书之间又还是存在着很多差异。
我们不知道孙子花了多少时间写成他的十三篇，但却知道克劳塞维茨一共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来写他的《战争论》。从1818年到1827年他写完了六篇，其余两篇也已完成初稿，但他开始有了新的观念，遂决定再作一次彻底修正。1830年他调任新职，只好暂时搁置，不料次年（1831）即病逝。于是其巨著在1832年只能以尚未完全修正的原稿付梓，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战争论》。
《孙子》十三篇与《战争论》同为完整的书，代表完整的思想体系。《孙子》十三篇可概分四部分，前后连贯，首尾呼应，完全符合现代学术著作的标准（已见前述）。《战争论》亦复如此，其内容虽复杂繁琐，但全书仍能构成完整的体系。《战争论》共约六十余万字，比《孙子》多百倍，共分八篇（Book），一百二十五章，真可谓洋洋大观。各篇的内容可简述如下：
第一篇“论战争性质”：界定战争通性，并列举其要素。
第二篇“论战争理论”：说明理论的用途和限制，可视为方法学。
第三篇“战略通论”：各种战略要素之讨论，尤其着重精神因素。
第四篇“战斗”：以会战为讨论焦点，并确认军以战斗为主的观念。
第五篇“兵力”：包括有关兵力的一切讨论，已接近战术层次。
第六篇“防御”：全书最冗长的一篇，克劳塞维茨到此才认为有彻底修改之必要。
第七篇“攻击”：仅为初稿，但可以暗示其思想的改变和二元论的趋势。
第八篇“战争计划”：虽为初稿，但非常重要，为全书总结，主要理念均汇集于此。
概括言之，在逻辑顺序上是由合而分，再由分而重归于合。因此，全书又可分为三大段：
1．第一和第二两篇构成第一段，为全书绪论，说明著书目的和所用方法，为全书最重要的部分。
2．第三篇到第七篇构成第二段，大致代表克劳塞维茨思想中的纯军事部分。除第七篇外，其余都是原始旧稿，尚未修改。
3．第八篇单独构成第三段，与第一篇首尾呼应，充分显示战争与政治之不可分。
就结构而论，两书颇为相似：孙子以“计”为起点，以“用间”为终点，战争论以“战争性质”为起点，以“战争计划”为终点。都是首尾呼应，使全书在理论体系上形成一个整体。西方研究《孙子》的学者往往不曾认清《孙子》有其完整体系，而仅只对其作断章取义的引用，实乃见树而不见林。事实上，《孙子》不仅具有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简明扼要，远非冗长的《战争论》所能及。《孙子》篇幅简短，辞意畅达，为其最大优点，所以，才能长期流传，广受诵习。反而言之，《战争论》的篇幅浩繁，文辞晦涩，实为其最大弱点。尤其是克劳塞维茨所使用的治学方法更是会令一般读者如堕五里雾中。因此，诚如一句老话所云：知道《战争论》的人很多，断章取义的引用也不少，但真正了解者则少之又少。
这两部不朽名著不仅都有其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还有其共同的哲学基础。他们与哲学究竟有何关系？这也早已成为热门话题。克劳塞维茨从未以哲学家自居，而且甚至于对哲学还保持反对的态度。但他在思想上又的确曾受康德和黑格尔的影响，而且后人也尊称之为“战争哲学家”。 [ 注：Raymond Aron，Clausewitz：Philosopher of War（Routledge，1976）即为一例。（该书中译名：《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家》。） ] 在孙子的时代，“哲学”这个名词根本还不存在，但现代学者又都认为《孙子》一书中含有高深的哲学思想。总结言之，两书都有其哲学层次，而其共同基础即为“二元论”（dualism）。
《战争论》中至少有两例可以凸显其二元论观念：（1）克劳塞维茨把战争分成“绝对”（absolute）和真实（real）两类；（2）他用对等的两篇来分别讨论。攻击”和“防御”的独立地位和互动关系。至于《孙子》则在其第四、五、六、七等篇中，一系列推出“攻守”、“奇正”、“虚实”、“胜败”、“众寡”、“迂直”、“利害”等相对观念，真可谓集二元论之大全。因此，二元论确能显示两书在哲学思想上有其共同基础。
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在时代、地理、文化等方面虽有巨大差异，但所研究的则又为同一主题，那就是战争。不过，他们所采取的又是不同的观点，因此，所获结果也自然会有所不同。有人比之为“瞎子摸象”，这又暗示象还是那同一只象。他们在思想上的关系的确非常微妙，简言之，实乃同中有异，而异中又有同。他们不是对立，而是互补，甚至有时还是平行。诚如李德哈特所云，克劳塞维茨与孙子之间的差异，并不像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巨大 [ 注：Michael I．Handel，Master of War：Sun Tzu，CLausewitz，and Jomini，pp．21－23． ] 。因此，要想比较他们的著作并非易事，必须作较精密的分析，较深入的思考，始能明了其间之异同和得失。为方便起见，以下的比较将采取条列方式。
1．常有人以为孙子与克劳塞维茨在分析战略问题时，所采取的是不同的架构。孙子所重视的是战略的最高层次，即所谓大战略。他考虑到战前的计划和准备以及非军事权力的运用。克劳塞维茨的注意焦点则放在较低的作战层面上，譬如说他对于战略一词所下的定义，实际上只是限于今天所谓作战的层次，而不能用之于大战略层次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trans．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1976），pp．131一132．本书对于（战争论）的引述均依据此英译本。页数将记在正文之后，不再列入注释。 ] 。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孙子》十三篇之中，除前三篇可以说是属于大战略层次，其他各篇所论大都还是有关用兵（作战）的问题，尤其是第四、五、六三篇，一气呵成，更可以说是作战艺术的精华。所以，孙子并非不重视战争的作战层次。反而言之，有人指出在《战争论》那样一部巨著中，真正用来讨论高层战争指导的部分不过只是首尾两篇而已。但他们却忽视了那两篇也正是全书中最主要和最精彩的部分。大战略的要义即为战争对政策的服从，由此可见克劳塞维茨虽未使用“大战略”这个名词，但并不意味着他不了解大战略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Rutgers，1961）,p．16． ] 。此外，克劳塞维茨也同样认为战争的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1）为战争的准备（preparation of War），（2）为战争本身（war proper）。所以，概括言之，他与孙子并无太多差异，最多只能说，孙子比较重视前者，而克劳塞维茨则比较重视后者。
2．克劳塞维茨的最大贡献为他把战争性质（the nature of War）的分析列为战争研究的第一要务。他在这一方面所曾作的尝试应该要算是前无古人。至少在《孙子}一书中找不到与战争性质直接有关的讨论，不过还是可以发现他们之间也仍有其类似的观念。克劳塞维茨在论战争性质时有一新观念，即所谓“三位一体”（trinity），他指出：
作为总体现象，战争是一种显著的三位一体：（1）原始暴力、仇恨和敌意，那都可视为盲目的自然力；（2）机会和几率的作用，而创造精神在其中自由活动；（3）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战争的服从要素使其仅受理性的支配。（89页）
最后。他又综合指出：
这三方面的第一方面主要是和人民发生关系，第二方面为指挥官及其部队，第三方面则为政府……理论若忽视三方面的任何一面，或企图在其间固定一种武断的关系，则将与现实冲突。（89页）
我们几乎可以立即想到孙子在其第一篇中所提出的“道”、“主”、“将”三种观念。“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就是控制和发挥人民的原始暴力；“将”所代表者即为上述第二方面；而“主”即政府，也就是第三方面。由此可知孙子与克劳塞维茨在思想上实有所暗合。孙子对于战争性质似乎只说了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非常有趣，克劳塞维茨所说的话也和他一样，甚至于更有强调的意味：
战争不是消遣，也不仅是在冒险和胜利中寻求乐趣，无责任感的好战之徒是无存在之余地。战争是一种达到严肃目的的严肃手段（a serious means to a serious end）。（85页）
由此可知克劳塞维茨也和孙子一样具有“慎战”的趋势。
3．克劳塞维茨在思想上多少有反传统的趋势，但有一点又完全代表启明时代的延续，那就是他对于历史的重视。若对于其全部著作加以综合观察，则将可发现克劳塞维茨作为史学家的成分应该是多于作为战略家的成分。其全集除前三卷为《战争论》以外，其余七卷几乎全是历史著作，甚至于还有若干历史论文已经逸失。在《战争论》中他也经常引述史例来作为其理论的佐证。反而言之，《孙子》一书中对于历史最多只有暗示的提及，从未直接引述史例，这当然又可能是受到时代的限制（当时尚无纸笔，更谈不上印刷），而并不表示孙子不重视历史。在另一方面，孙子对于地理则确有独到的研究，十三篇中有三篇与地理直接有关（行军、地形、九地），而强调地理重要性以及其与用兵之关系的语句则在书中多处出现。克劳塞维茨在其书中当然也曾论及地理因素与作战的关系，但还是不能像孙子那样有体系、有创见。
4．克劳塞维茨极端重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在他的书中有关这种观念的语句真是不胜枚举。例如他说：
战争不仅是一种政策的行动，而更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一种政治交往的延续，只是使用其他的手段而已。（86页）
战争仅为政治活动的一支，战争的惟一根源即为政治。战争不可能与政治生活分离。（605页）
在其最高层面，战争艺术变成政策。军事观点必须服从政治观点，而无其他的可能（607页）。
孙子则很少论“政”，其思想是以“兵”为核心。但孙子又并非不知政治的重要，他也把“主孰有道”列为庙算之首。不过，其书中对于政治因素不曾作较深入的分析则又为事实。另一方面，孙子又可能是全世界上第一位注意到战争与经济之间有密切关系存在的战略思想家。他把讨论经济问题的“作战”篇列为第二篇，其地位仅次于第一篇的“计”篇，表示他认为在大战略计划中必须优先考虑经济因素：他所云“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更是千古名言。克劳塞维茨也并非完全不重视经济，不过他却把经济视为一种先决条件，而不是其理论架构中所要分析的重点。在用兵的领域中，孙子十分重视后勤对作战的影响，但诚如霍华德所云，在战略的四个向度中，克劳塞维茨仅注重作战一面而已 [ 注：Michael Howard，“The Forgotten Dimensions of Strategy”，Foreign Affairs （Summer，1979），pp．975－986． ] 。就这一点而言，克劳塞维茨似乎有知利而不知害的趋势。
5．克劳塞维茨重视战斗，寻求决战，并以此为其全部战争理论的重心。他把毁灭敌军视为最高理想。他似乎是提倡暴力，反对和平，其书中也常有激情之语，令人有杀气腾腾之感。他一直都向往绝对战争，直到晚年才开始有新的觉悟，了解现实战争必然是有限战争。但已经太迟，而来不及彻底修正其已完成的原稿。由于想要毁敌求胜，他也就必然重视数量优势和兵力集中，以至于李德哈特遂讥其为“数量教主”（the mahdi of mass） [ 注：B．H．Liddell－Hart，Less knowles Lectures for 1932－1933． ] 。不过，李德哈特的批评并不公正，因为其所推崇的孙子在这一点上，与克劳塞维茨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孙子说，“胜兵若以镒称铢”，这不是数量优势又是什么？孙子又说，“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足以证明他也重视集中原则。不过孙子又说，“兵非贵益多”，所以他并不迷信数量，克劳塞维茨也和孙子一样，他在《战争论》中说：“若认为数量优势对胜利为不可或缺，实乃严重地误解了我们的辩论，我们只是想要强调其相对重要性而已。”（197页）
6．孙子虽像克劳塞维茨一样地重视攻击，但他又认为攻击并非仅限于使用武力。他在“谋攻”时分为四个层次，仅在较低的层次才使用武力。他指出武力的使用愈少愈好，最好完全不用。所以，“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钝而利可全。”这个“全”字是关键，谋攻的理想为求全，而求全的关键又在于不战，“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反而言之，克劳塞维茨则一心以毁灭为目标，毁灭就是孙子所谓的“破”，所以，从孙子的观点来看，克劳塞维茨的理想即令能完全实现，也还只能算是“次之”。唐朝李靖曾盛赞孙子深通攻守两齐之道，所谓“两齐”也就是二元论的观念。克劳塞维茨在这一点上几乎与孙子的思想完全一致。他在论“攻击对防御的关系”时，曾指出：“当两种观念形成一种真正逻辑上的正反对照时，每一种对另一种互补。”（523页）他又指出“战争的防御形式就本质而言比攻击形式较强”，其原因是导源于“位置的利益”（the advantage of possition）。此外，防御还可以发挥“后发制人”（beati sunt possidentes）之效。（357－358页）这些见解与孙子所谓“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和“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敌者劳”之说几乎完全符合。
7．克劳塞维茨在探索战争性质时，有一重大发现，即为战争中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而它又可分为两种不同而又互动的因素：（1）摩擦（friction），（2）机会（chance）。在战争中摩擦是无所不在，它构成现实战争与纸上战争之间的惟一区别。摩擦又可分为两种：（1）自然的抗力，（2）信息的噪音（noise）。前者使一切努力都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后者形成所谓“战争之雾”（the fog of war）。机会也就是偶然，所以猜想和运气在战争中经常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在整个人类活动领域中，战争最接近一场纸牌赌博”（85－86页）。由于战争有敌对双方，遂又导致一种互动关系。简言之，甲方的摩擦对乙方构成可供利用的机会，反之亦然。但克劳塞维茨对于此种双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未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实乃美中不足。孙子却明确指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所谓“不可胜”即尽量减少我方本身的摩擦，不让敌方有可以利用的机会；所谓“待敌之可胜”，即等待敌方的摩擦对我方呈现可供利用的机会。孙子之言简明扼要，把摩擦与机会之间的关系表达无遗，可谓要言不烦，实乃克劳塞维茨所不及。
8．克劳塞维茨在讨论军事天才时，指出战争为危险的领域，所以认为“勇敢”（courage）是军人的首项要求。他的结论为：“名将而无勇是不可以想像，没有天赋勇气的人绝不能扮演这种角色，故应认定此种气质为伟大军事领袖的第一先决条件。”（192页）他又对于智勇之间的关系作了下述的分析：“单独的智并不是勇，我们常见非常聪明的人反而缺乏决断。”反而言之，“勇敢可以替理智和见识添翼，此种翅膀愈强，则可以飞得愈远，视界愈广，而结果也愈好。”（192页）简言之，克劳塞维茨的重勇有过于重智，他似乎认为勇者必有智，而智者则不一定有勇。非常有趣，孙子的想法恰好与他相反。孙子论将时把“智”列为第一位，而“勇”则屈居第四位。在其书中只提到智将而从未提到勇将。克劳塞维茨强调战争具有不确定性，主张有时应不惜冒险，以战求胜。孙子则断言：“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孙子又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所以，克劳塞维茨所主张的冒险一战，照孙子的观念来判决，则虽侥幸获胜，也还是“败兵”，实不足取。
9．孙子与克劳塞维茨之间的最大差异即为他们对于情报的价值作了完全不同的评估。孙子非常重视情报，其整个思想体系以情报为基础。情报的功用即为“先知”，无“先知”也就无“庙算”，于是一切战略理论或计划均将沦为空谈。反而言之，克劳塞维茨对情报的价值则几乎完全予以否定，他说：“战争中有许多情报都是矛盾的，甚至于更多的情报都是虚伪的，而极大多数情报都是不确实的。”（117页）二人之间的看法相差得这样巨大，但又并不是不可解释。克劳塞维茨所分析的是作战层面的问题，而孙子所重视的则为情报对于战争计划和准备的贡献，现在也有人称此种情报为战略情报甚或国家情报。孙子的思想具有未来导向，所注意的是长期的预测和准备，而不是眼前的情况。所以，他的境界在这一方面的确是高于克劳塞维茨远甚。
10．在《孙子》一书中引起争论最多的观念为“诡”与“奇”，许多人的注释和评论更替它们增加了不少的神秘色彩，尤其是西方研究或翻译《孙子》的学者更是时常把它们当作注意的焦点。他们把“诡”译为“欺诈”（deception），把“奇”译为“奇袭”（surprise），事实上，这样的翻译都未能把孙子的原意完全表达出来。尤其是他们还有一种偏见，以为中国人都是凭欺诈取胜，好像中国人都是不诚实的骗子，更是岂有此理。孙子的“诡”与“奇”所具有的意义并非那样简单（可参看原论）。汉德尔认为克劳塞维茨不重视欺诈也不重视奇袭，实乃其与孙子之间的重大差异 [ 注：Michael I．Handel，Masters of War，pp．102－110． ] 。实际上，孙子所强调者并非“欺敌”而是“动敌”，所谓“动敌”者也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换言之，掌握主动而使敌人居于被动。孙子的作战艺术是贯穿攻守、奇正、虚实三层次，而整合为一体，其复杂微妙，无人能及，又岂只是"deception”和"surprise”两字所能代表？
11．克劳塞维茨曾自云，他的思想中有所谓“核”（Kernel）的存在（63页）。但令人失望，在《战争论》中几乎找不到“核”的踪影。他本人似乎也承认此项事实，因为他在其原序中这样写道：“也许一个较伟大的心灵不久将会出现，能用单一整体来代替个别的小金块，那个整体将由固体金属铸成，不含任何杂质。”（62页）事实上，那个较伟大的心灵早已出现，他就是孙子，孙子虽不曾说明其思想中有“核”的存在，但只要把十三篇多读几遍，就能发现“核”是什么。“知”字就是《孙子》全书的“核”，“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也就代表永恒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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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同为不朽名著，他们在思想上自各有其特点。但经过较精密的比较分析之后，又可以发现他们的思想并非互相矛盾，而是彼此补益。严格说来，似乎还是同多于异。孙子的最大优点为言简意赅，而克劳塞维茨的最大弱点则为繁复隐晦，所以其对后世所曾产生的影响遂远不如孙子。
最后，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一提：克劳塞维茨曾否读过《孙子》，又或在思想上曾受其影响？《孙子》在1772年虽已有法文的节译本 [ 注：Jean Joseph Marie Amiot，Art militaire des Chinois，译者为法国神甫。 ] ，但克劳塞维茨对于东方的思想毫无兴趣，而且更有一种反法心态，所以他似乎不可能读过《孙子》，而且从其著作中也看不出来他曾受孙子的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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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孙子与若米尼
若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1779－1869）与克劳塞维茨同为19世纪西方战略思想史中的两大师。他们的时代相同，其思想有共同的背景，但又各立门户，自成一家之言。他们在历史中的地位可谓互相伯仲，所以比较过孙子与克劳塞维茨之后，也就自然应进一步比较孙子与若米尼。诚如汉德尔所云，在审慎比较之下，可以发现就战争的基本问题而言，孙子、克劳塞维茨、若米尼三位大师的见解大致相同。不过，比较研究又还是有其价值：一方面可以显示战略与战争的研究有其基本一致性（basic unity），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对于个别著作获得更较深入的了解 [ 注：Michael I．Handel,Masters of War，p．4． ] 。
若米尼与克劳塞维茨虽处同一时代，但他们之间又还是有很多差异。前者是瑞士人，后者为普鲁士人。若米尼中产阶级出身，从未受过正规军事教育，走后门混入军界，用现代名词来说，他是真正的文人战略家。克劳塞维茨贵族出身，是一位标准的职业军人。但他们又同样地不得意，同样地有不朽之作传世。若把他们和孙子比较，则若米尼似乎更像孙子：（1）据说孙子是以十三篇见吴王，若米尼也是因其所著《大军作战论》（Treatise on Grand Military Operations）而获得拿破仑的赏识。（2）他们都有著作传世，而其著作也都被后世视为伟大的教科书。（3）在思想方面，他们都认为用兵是艺术，而且也同样重视将道。（4）若对三人作综合研究，则可发现若米尼的某些观点似乎是介于孙子与克劳塞维茨之间。（5）若米尼的书文辞流畅，简单明白，要言不烦，也和孙子相似，而不像克劳塞维茨的书那样冗长晦涩 [ 注：有关若米尼的生平和著作，可参看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第九章。 ] 。
虽然在基本观念上，三人大致相同，但在许多个别问题上又是同中有异，而且各有其特点，所以为了比较的方便，我们还是采取逐条列举的方式。在尚未进行比较之前，对于若米尼的著作又应先作少许介绍。若米尼的著作以战史为大宗，理论性著作则只有两种传世，其一为早期的《大军作战论》，出版于1804至1809年。其二则为《战争艺术》（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出版于1838年。这是其最后一本书，也是他的代表作，现在用来作为比较依据者就是这本书 [ 注：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有各种不同的英译本，其内容也常有差异，最近之英译本为Baron de Jomini，The Art of War，trans．capt．G．H．Mendell and Lient W．P．Craighill（Greenwood Press，1977）。本书之引述以此为准，其页数记入文内，不列入注释。 ] 。
1．若米尼也像孙子一样，并未在其书中对战争性质作理论性的分析，但从三大师的著作中又可以发现他们对战争各有其不同的认知：克劳塞维茨明确指出战争像一场赌博；孙子虽未明言，但可以感觉到他似乎是把战争看做一盘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至于若米尼的看法则又不同，他说“战争是一幕惊心动魄的戏剧”（344页）。若米尼认为有一千种不同的精神和物质因素都与它有关，而那不可能简化成为数学计算。所以，他既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强调战争的不确定性，也不像孙子那样重视计算。他似乎要比孙子还更强调“演员”（actor）所扮演的角色，认为“战争不是科学，而是艺术”（32l页）。
2．《战争艺术》一书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以军事为主题，只有最前面的两章为例外。这两章自成一单元，所论者为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可代表若米尼晚年对战争的新认知。第一章法文原名为“战争的政治”（poeitique de la guerre），其内容是讨论国家之所以进入战争的理由，并列举九种不同的战争典型，分析其利害得失。此种分析是孙子和克劳塞维茨书中所未有者，而多少有一点与吴子近似。第二章原名“军事政策”（politque militaire），其内容包括“有关军事行动的一切政治考虑……人民的战斗精神，武器装备，财力资源，对政府和体制的效忠”（20页）。这一章应算是全书中最精彩的一章，与《孙子》十三篇中的前两篇在观念上有很多相通或暗合之处。
3．若米尼像克劳塞维茨一样地重视历史，相信一切战争艺术的理论都是以战史研究为惟一合理基础。但他并不那样迷信经验，他曾引述菲特烈的名言说：“一匹在尤金亲王（Prince Eugens）帐下服务的骡子，虽然经过二十次战役，但还是不能变成优秀的战术家。”（199页）此种态度与孙子也很相似，他们同样具有弹性的心灵。在地理方面，若米尼有一特点而为孙子和克劳塞维茨所不及。若米尼深知海洋的重要，他对于英国海权在拿破仑战争中的贡献曾作适当的解释。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在其全书中都从未提到海洋。此一事实足以使若米尼独占鳖头。
4．若米尼书中的战略，其意义大致与克劳塞维茨所界定者相同，简言之，即为作战（野战战略）。若米尼说：“战略就是一种把兵力的最大部分集中在要点上的艺术。”（322页）简言之，这三位大师在作战（用兵）领域中的基本观念几乎大致相同，他们都同样寻求决战，要求在决定点上造成压倒性的数量优势。不过有一点却是若米尼与孙子之间的巨大差异。孙子不仅不重视，甚至于还厌恶攻城，若米尼则对于都城（capitals）的战略价值作了很高的评估。他认为：“所有的都城都是战略要点，其原因有二：都城不仅是交通中心，而且也是政治中心。”（87页）若米尼不仅指出城常为攻击目标，而且在守势作战时城也是主要的防御目标。（89页）这当然又是由于两人的时代背景不同而导致的认知差异。
5．若米尼重视战争的准备和后勤，这是他与孙子相似之处，也是他们与克劳塞维茨之间的显著差异。若米尼在其书中对于后勤问题有详细深入的讨论，尤其重视战略、战术、后勤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他对于后勤的界定和分析是如此有系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不仅克劳塞维茨望尘莫及，甚至于孙子也难与比拟。后勤的研究一向都不受重视，直到20世纪中期，才有若干专著出现，而这些作者遂无不奉若米尼为他们的大宗师 [ 注：George C．Thorpe，Pure Logistice（U．S．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1987），p．9． ] 。
6．孙子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克劳塞维茨则认为除非政治家能和军人合为一体，否则惟一合理的安排即为使总司令成为内阁（政府）中之一员。他们都反对君主或政府对于作战作直接的干涉。若米尼的想法不仅与他们大致相似，而且对于不合理的干涉反应更较强烈。他指出：“一位将领的天才和手脚若受到五百里以外的战争会议的束缚，则面对着享有充分行动自由的对手，是必然居于不利的地位。”（42页）若米尼要比孙子和克劳塞维茨似乎更了解军政领袖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而主张应给予战场指挥官以较大的独立决定权。孙子又说：“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克劳塞维茨则指出：“政治家和指挥官所必须作的第一个最高的，而影响也最大的判断就是要确定其所将从事的战争的种类。”若米尼的意见也和他们两人大致相同，他说：“我们必须假定当军队进入战场时，指挥官的第一要务即为应与国家元首对于战争的性质获得一致的共识。”（66页）总结言之，他们三人都认为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和谐合作非常重要，但军事指挥官（将）又必须享有必要的行动自由。
7．“将能而君不御”又必须有一先决条件，那就是“将”的确有“能”。这三位大师都同样地重视将道（generalship），都认为将才的选用实为国家大事之一。孙子说：“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克劳塞维茨在论军事天才时，认为必须选择第一流的天才来负责保护国家的安全和荣誉。若米尼之言也和他们两位是殊少差异。他在其书中曾一再强调选拔将才的重要，他指出：
假使将才即为胜利的最确实因素之一，则也就明确显示将领的公正选拔是政治科学中最微妙的问题，也是国家军事政策中的必要部分。（43页）
总司令的选择是一个明智政府所必须极端慎重考虑的问题，因为那是国家安危之所系。（335页）
所以，他们三人在这一方面的意见可以说是完全相同，不过，若米尼又有进一步的建议而为其他二人所不及。他指出：
因为选择一位优良的将领经常都是非常困难，所以惟一的补救方法即为组成一个良好的参谋机构（general staff）以作为主将的辅弼。受过良好教育的参谋机构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组织，它能向指挥官提供忠告，并对作战产生有利的影响。（57页）
这很可能是由于他亲眼看到拿破仑因为缺乏良好的参谋作业而失败的事实，才刺激他有这样的认识。不过，孙子的时代又当别论，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战争形态相当简单，而兵力数量也很有限，所以由主将一人控制全局是可能的，于是自无建立参谋组织之必要。
8．良将又应如何选择？孙子认为智重于勇，克劳塞维茨则认为勇重于智。若米尼的想法与克劳塞维茨非常接近，甚至于犹有过之。他说：
将军的必要性格有如下述：（1）高度的精神勇气（mora lcourage），能够作重大的决定；（2）不怕危险的物质勇气（physical courage）。至于科学的或军事的要求则尚在其次。（59页）
最后，我要以一条永恒的真理来作为结论：对于一个成功的领袖而言，在其所有一切必要的条件中，居于首要位置的还是完美的勇气（perfectly brave）。将领若具有真正军人精神（martial spirit），则他可以将其传达给他的部下。他也许还是会犯错，但他终能获胜并确保其所应有的荣誉。（345页）
只有在这一点上，若米尼与克劳塞维茨意见几乎完全一致，而与孙子则至少有程度上的差异。这又与他们的环境和经验有关。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都曾亲自经历过拿破仑战争，他们的观念也自然会以此种经验为基础。
9．孙子非常重视情报，认为一切战争计划都必须以情报为基础。克劳塞维茨则认为确实的情报很难获致，所以情报的价值不大，甚至于毫无用处。他们二人的思想可以说是各走极端，非常有趣，若米尼的思想则恰好是位置在二者之间的中点上。他承认情报的价值，但也承认在战时要想获致完善的情报非常困难。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处于同一时代，有同样的战争经验，所以他们同样认为在19世纪初叶的战略环境中，想要获致可以信赖的情报几乎是不可能。若米尼指出这正是形成战争理论与实践之间巨大差异的主因之一（268页）。若米尼虽然承认此种困难，但他还是认为情报是有用的，不能因为畏难而就不搜集情报。他在书中详细讨论何者是最可信赖的情报来源，其所列举的五项原则，甚至于到今天还是正确有用，这也许要算是若米尼对情报理论的最大贡献。这五项原则为：
（1）具有高度组织与效率的间谍系统。
（2）用特种单位执行侦搜任务。
（3）讯问战俘。
（4）拟定有关几率的假定（以信息、逻辑和经验为基础，来对于敌方可能采取的行动路线进行系统分析。）
（5）通信的传送应即时（realtime）有效。（269页）
若米尼像孙子一样地重视间谍的使用，同时他又认为信息的传送极为困难。如果不能作即时而正确的传送，则情报的获致有时不但无用，反而有害。于是他最后作成四点建议，这四点对于今天的军事指挥官和情报专家仍然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忠告：
（1）将领不应忽视任何种类的信息获致手段。
（2）任何不完全和矛盾的信息都不可忽视，若能加以精密分析，则往往仍能从其中获致真相。
（3）不应完全依赖任何某一种手段。
（4）因为任何方法都不可能获致绝对正确的信息，所以在采取行动之前，将领必须依据假想预先拟定几种不同的行动路线，以期能随机应变。
换言之，必须承认情报永远不可能完善，所以为将者应在可能范围之内自作决定。此外，若米尼又主张应尽量利用新的科技来提高情报工作的效率，例如用闪光“电报”（visual telegraph）来传送通信，用气球来在战场上空侦察敌情。这些观念都表示他确有远见，至少可以说，《战争艺术》对于情报问题曾作最佳的理论分析，不仅超越了《战争论》，甚至于比《孙子·用间篇》也更较完备。
10．由此遂又引到另一点，概括地说，若米尼对于科技和武器的问题，都有很多超越时代的远见。例如他说：
武器的优越可能增加战争胜利的机会……武器的发展日新月异，所以领先的国家也就可以获得不少的利益。
作战的物资必须优良，数量必须充足，平时应妥善储备。应尽量采他国之长补本国之短，不可故步自封，不求长进。对于军事科技的研发应给予奖励，科学人才应受到尊重。（47－49页）
若米尼如此重视科技，不仅是克劳塞维茨所不及，甚至于孙子由于时代的久远，也无法与他比较。
※ ※ ※
若米尼在战略思想史中是一位奇人，他是真正无师自通、独来独往的文人战略家。其最大贡献又非其著作，而是在精神方面。诚如霍华德所云，他是军事科学领域中的“牛顿”（Newton）。他把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方法引入这个一向被认为不能“科学化”的神秘领域，尤其是使其同时代的人认清了智慧在战争中的地位 [ 注：Michael Howard，“Jomini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Military Thought”in Studies in War and Peace（Viking Press，1971），p．29． ] 。
假使霍华德的评论正确无误，则也就可以认定若米尼在思想上与孙子的确非常接近，因为霍华德对于若米尼的评论，大致说来，也正是加夫利科夫斯基对于孙子的评论 [ 注：有关加夫利科夫斯基的评论可参看本书“导言”。 ] 。非常奇妙，若米尼以战争艺术名其书，孙子的书也被西方人译为《战争艺术》，但他们在思想领域中的最大贡献却不是艺术，而是科学精神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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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孙子与李德哈特
李德哈特（B．H．Liddell－Hart，1895－1970）常被人称为“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著作等身，名满天下，是一位有资格和孙子相比较的现代战略大师。虽然世人把他和克劳塞维茨相提并论，但李德哈特本人对于克劳塞维茨不但没有好感，而且更常有微辞，甚至于有时其批评也许还有一点过当。但在另一方面，他对孙子不仅推崇备至，而且其思想也的确与孙子有非常微妙的关系。李德哈特本人的言论对于上述事实可以提供明确的证据。
李德哈特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不仅不太重视，甚至于还有很多误解，他似乎不太明了《战争论》的写作过程，而且对于其原文的引用也往往断章取义，不求甚解。诚然，他的某些批评是正确的，他指出克劳塞维茨的书中常有“暧昧”（obscurity）之处，其文章曲折矛盾，不易了解，对于某些观念欠缺考虑，例如过分重视会战、完全忽视海军，等等。但除此之外，有若干批评不仅是误解而更是曲解，所以，很难说是公平。其批评以在1932年的一次演说中最为激烈，直呼克劳塞维茨为“数量教主”（the mahdi of mass），并责其已使政策变成战略的奴隶 [ 注：B．H．Liddell－Hart，Less Knowles Lectures for 1932－1933． ] 。像这样的发言实有损于学者风度。所幸李德哈特到晚年时，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态度已有相当改变。
李德哈特对孙子的态度则恰好与其对克劳塞维茨的态度形成强烈对比。他在1963年替格里菲斯（Samuel B．Gfiffith）所新译的《孙子》英文本作序（Foreword）。序文中指出：
孙子的《战争艺术》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但其内容的渊博和了解的深入却无人能及，那可以称之为有关战争指导的智慧精华。过去所有一切的军事思想家之中，只有克劳塞维茨可以与其比较，但即令如此，他也还是比孙子“过时”（dated），有一部分更是陈旧（antiquated），尽管他的书是在两千多年以后才写的。孙子有较清晰的眼光，较深远的见识和永恒的新意。
李德哈特接着谈了其对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的比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代中，欧洲军事思想深受克劳塞维茨巨著《战争论》的影响。假使此种影响能受到孙子思想的调和与平衡，则人类文明在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重大灾难也就一定可以免除不少。孙子的现实主义和温和态度与克劳塞维茨强调理想和“绝对”的趋势形成对比。克劳塞维茨的门徒受到此种趋势的影响，遂越出一切合理意识的限度，而发展“总体战争”的理论和实践。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把调和的原则引入战争的哲学是一种荒谬的想法——战争是一种推进至其极限的暴力行动”对于此种发展产生了培养作用。尽管他以后又承认：“作为战争的原始动力，政治目的应为决定军事目标，以及所作努力分量的标准。”最后，他也已认清“追求逻辑的极限将会使手段与目的之间丧失其一切关系”。
李德哈特遂又不骂师父而痛责徒弟，他认为：
克劳塞维茨的遗训之所以产生这些恶果，大体均应归罪于其门徒们所作的解释太浅薄和太极端，而且也忽视了其后来所作的修正。不过他本人对于此种误解也不能辞其咎，因为在说明其理论时他所采取的辩论过程大微妙，往往显得似乎与其所想要走的方向相反，使那些具有具体心灵的军人感觉到太抽象而无法了解。所以，他们只能记住其惊人的警语，而不能欣赏其思想的内涵。实际上，其思想内涵和孙子的结论相差得并不太远。
然后李德哈特又回过头来再谈孙子与克劳塞维茨两人思想在西方的流传：
孙子思想的澄清可以矫正克劳塞维茨思想的隐晦。不幸，《孙子》引入西方最初只是一位法国传教师所作的节译，时间是法国革命之前不久。虽然与18世纪思想的理性趋势颇为符合，但由于法国革命的爆发，拿破仑战争的冲击，遂使孙子不再受到注意。克劳塞维茨开始他的思考时是在那种冲击影响之下，而在他尚未能完成其著作的修正时即又已逝世，所以也就诚如他所料，那会引出“无穷的误解”。等到《孙子》新译本在西方出现时，军事世界已在克劳塞维茨极端主义者的控制之下，于是中国古圣之言也就不再有任何回响。任何西方政治家和军人都不曾注意他的警告：“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然后，李德哈特又自述其本人认识孙子的经过：
引起我个人对孙子的兴趣者是我在1927年春季所收到的一封信。发信的人邓肯爵士（Sir John Duncan），他正在上海驻防。当时由于国民革命军北伐产生紧急状况，邓肯奉英国陆军部之命，前往上海充任派遣兵力的指挥官。
邓肯的信这样写道：
我刚刚读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公元前500年在中国写的“战争艺术”。其中有一个观念令我想起你的扩张水流理论（expanding torrent theory）：“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胜，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本书中还有另外一条原则，那是今天的中国将军们正在采用的；即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李德哈特接着又说：
当我读了《孙子》之后，发现书中还有许多内容都和我自己的思想路线完全符合，尤其是他经常强调出其不意，追求间接路线。它使我认清基本军事观念不受时代影响，甚至于连战术性的亦复如此。
最后，李德哈特又以下述的一段小故事来作为其序文的结束：
大约十五年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有一位中国驻英武官曾数度来访，他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告诉我，富勒将军（J．F．C．Fuller）和我的书是中国军事学校的主要教科书——于是我就反问：“如何看待《孙子》？”他回答说，《孙子》虽仍被视为经典，但大多数年轻的军官都认为它已经过时，在机械化武器的时代不值得再研究。我就告诉他，现在正是他们应该回头学习《孙子》的时候，因为在那样一本短书中，所包括的基本战略和战术理论几乎像我所写的二十多本书中所含有的一样多。简言之，对于战争的研究，《孙子》是最佳的简短导论，在深入研究此一主题时，若能经常参考亦可受益无穷。 [ 注：所有的原文均引自李德哈特对格里菲斯《孙子》英译本所作的序文（Forward）（Sun Tzn：The Art of War,trans by Samuel B．Griffi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 ]
上面所引述的这最后一段话，可以显示李德哈特对于《孙子》真是推崇备至，不过，他所讲的那一段故事却并不可信，至少是颇有疑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国的陆军军事思想所受外来影响是以日本为主要来源，而日本又是以德国为主要来源，那位武官居然会说军校以富勒和李德哈特的书为主要教科书，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事实上，在战前的中国，几乎无人知道他们两位的大名，甚至于连蒋百里先生也不例外。对于这个故事只可能有两种解释：（1）李德哈特自己编造这样一个故事，以加强其结论的说服力。照理说，以李德哈特的身份，似乎不应采取这种欺人的手法。（2）那位武官故意说谎来讨好李德哈特，而后者信以为真。这种可能性虽然存在，但却无从查证。
李德哈特之所以如此推崇孙子，当然又有其内在的原因。假使说思想也像商品一样有其特定的商标，则“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也就可以算是李德哈特的商标。他自从1925年开始，就一直从事历史的研究，希望能从此种研究中找到战略的精义。到1929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历史中的决定性战争》（The Decisive Wars of History） [ 注：从这本书的书名上看来，可以显示当时的李德哈特的思想尚未达到成熟的水准。因为只能用“决定性会战”（Decisive Battle）而不可用“决定性战争”。有关李德哈特的生平和思想，可参看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 ] 。所谓间接路线的观念就是在这本书中首次正式提出。他以后在其回忆录中曾综述其思想发展的经过：“必须对全部历史加以研究和反省，然后始能充分了解间接路线的真意。” [ 注：B．H．Liddell－Hart，The Liddell－Hart Memoirs，1895－1938（Cassell，1955），pp．162－165． ]
在此之前，李德哈特早就已有“扩张水流”的观念，他在回忆录中曾提到：“当我研读孙子在两千年前所写的有关战争艺术的古书时，我发现其所用的比喻（simile）和我用的非常接近。” [ 注：同上注，44页。 ] 李德哈特在1927年以前还未读过《孙子》，但其思想在若干点上即已与孙子不谋而合。到1929年首次提出间接路线的名词时，他不仅已经读过《孙子》，而且也确已受其若干影响。他以后在其传世之作的卷首列举孙子语录十三条即可为证明 [ 注：李德哈特曾一再改变其书名，到1941年才正式采用《间接路线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lndirect Aproach）为书名。到1954年修正再版，又换了一个新书名：《战略：间接路线》（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此一书名遂一直保留不变。中译本删改用《战略论》为名。 ] 。
由此可以断定李德哈特之所以推崇孙子，其内在原因未尝不是他可能认为孙子之言足以作为其理论的背书。不过，若作较精密的分析，则又可以发现他们两人的思想并非完全一致。事实上，天下绝无两种完全一致的思想，因为每一位思想家都有其不同的天赋、背景和环境。间接路线为李德哈特毕生提倡的观念，虽不曾明确宣称那是他的发明，但他的确相信：“间接路线是最有希望和最经济的战略形式。”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Faber and Faber，1967），p．162． ] 孙子与李德哈特相距两千年之久，其书中所用名词当然完全不同，不过，却可以断言孙子并非非常重视李德哈特所谓的间接路线。孙子的思想有其二元论的哲学基础，其书中的一切观念几乎都同时呈现正反二面，从不偏重某一面。
李德哈特最初使用此一名词时，还只具有地理意义，但以后，他又发现所谓间接路线不仅具有实质意义，而更具有抽象意义。于是最后遂认为“战略史根本上就是有关间接路线应用和演进的记录”。 [ 注：同上注，17页。 ] 这样的说法未免过当，把间接路线视为战略的同义词，所以无怪乎和他的关系在师友之间的富勒都会作下述的批评：
若认为间接路线是万应灵丹，实乃大错。战略的目的是要击败敌人，若能用直接路线达到此种目的，则又何乐而不为。间接路线只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而已。究竟应釆何种路线要看双方的态势来决定。 [ 注：Brian H．Reid，“J．F．C．Fuller's Theory of Mechanized Warfare,”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December，1978），p．302． ]
富勒的意见可以说是完全正确，而且也与孙子之言若合符节：“故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而李德哈特虽欣赏孙子“兵形象水”的比喻，但却忽视“因敌而制胜”的道理，而只一心以为间接路线即为制胜的不二法门。
李德哈特推崇孙子的主要动机，似乎还是想要利用孙子的大名来作为其推销间接路线的工具，同时也未尝不是想与孙子缔结思想同盟以共同对抗克劳塞维茨。但从李德哈特的著作中又可以发现他对于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了解都并不太深入。他似乎还是犯了西方学人的通病，对于《孙子》只作断章取义的选择性引用，而从未注意《孙子》全书有其完整一贯的思想体系。此外，由于他不懂中文，所以对于《孙子》的辞句也自然缺乏适当的认识。举例言之，孙子所用的“奇正”并非意味着奇就是间接，正就是直接。孙子说“奇正相生”足以显示他从未认为奇正是两种对立观念，尤其不可能认为所谓间接路线永远较优于直接路线。孙子在“军争”篇中虽曾论迂直之计，但那并非其思想的重点，更不足以代表其思想的整体。
《孙子》全书以计划为起点，以情报为终点，首尾呼应，形成一体。但在李德哈特的著作《战略论》中是几乎完全不曾谈到情报对战略计划的重要性。尤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虽然如此推崇孙子，但在其书中除卷首列举孙子语录十三条以外，在其正文中从未引述孙子之言，也从未提到孙子的大名，甚至于在其索引中也无“孙子”这一条。
李德哈特到了晚年对孙子的推崇仍有增无减，他在《为何不向历史学习》（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一书中曾经有下述这样一段话：
对于和平并无万应灵丹，但从古今人类经验的总和中可以提炼出几条基本原则：
（1）研究战争并从其历史中学习。
（2）只要可能应尽量保持强大实力。
（3）在任何情况中都应保持冷静。
（4）应有无限忍耐。
（5）绝勿迫使对方作负隅之斗，并应经常帮助他顾全面子。
（6）假想你自己是站在他的位置上，于是也就能够透过他的眼光来看一切的事物。
（7）应绝对避免自以为是的态度，再没有比这种态度更能使人变得如此自盲（self-blinding）。
（8）必须力戒两种最普遍的妄想：一心追求胜利和认为战争不能限制。
约在公元前300年的《孙子》，据我们所知，要算是最早研究战争与和平的一本书。上列八点都曾经明确或暗示地包括在该书之内。自从那个时代起，人类又已经打了许多次战争，大体都是劳而无功，足以证明人类从历史中所曾学得的教训是如何之少，但这些教训的本身却是永远存在。 [ 注：B．H．Liddell－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Hawthern，1971），p．71．（这是在1944年出版的一本旧书，李德哈特在逝世之前已加以修正增补，准备出一新的再版，但未能如愿。到1971年始由其公子亚德里安（Adrian J．Liddell－Hart）完成其遗命，中译本改名为《殷鉴不远》，由军事译粹社出版。） ]
以上所云对于孙子之推崇可以说是至矣尽矣，但若从《孙子》书中去寻找，只能说仅有（二）、（五）两条有较明确的证据，至于其他各条则也许诚如李德哈特自己所云，最多只是暗示地包括在内。
我这样说绝无轻视李德哈特之意，而且更非否定其对于孙子的推崇。不过，若把他的话和《孙子》原书作一认真的比较，似乎找不到真凭实据来证实孙子和他一样地重视其所谓的间接路线，同时也不能断定李德哈特对孙子的思想有足够深入的了解，以及孙子对李德哈特的思想有足够重大的影响。
（作者附识：与李德哈特齐名，同为20世纪英国两大师的富勒对于克劳塞维茨虽表示高度的敬佩，但似乎完全不知道有孙子的存在。在他的著作中从未提到孙子的大名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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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孙子与博弗尔
直到目前为止，最后一位有资格与孙子比较的西方战略思想家应该就是法国的博弗尔（André Beaufre，1902－1975）。李德哈特生于19世纪末叶（1895），其著作的时间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虽然其思想的成熟是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其思想基础又都是在先核时代（prenuclear age）即已发展成形。所以，霍华德认为他要算是最后一位“古典”战略家（“classical” strategist）。博弗尔生于20世纪初期（1902），他没有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却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战后历任要职，官至陆军上将。1961年退为预备役之后，他才开始著作生涯。所以，他和李德哈特不同，他的著作都是出版在核时代（冷战时代），而且也可以算是一位真正的当（现）代战略家（contemporary strategist）。他的著作陆续出版，在战略思想领域中好像一颗彗星一样地出现，真是光芒万丈，不可逼视。博弗尔的著作以1963年的《战略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为起点，以1974年的《明日战略》（Strategy for Tomorrow）为终点，在十二年之间共达七种之多。不过，足以作为其代表作的书还是《战略绪论》 [ 注：有关博弗尔的背景资料可参看钮先钟：《战略研究与战略思想》（军事译粹社，1988）一书中的“博弗尔的战略思想”一文，165页。 ] 。因此，在比较孙子与博弗尔的思想时，将尽可能以此书为依据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Fabre and Faber,1963）中译本名《战略绪论》。对于原文的引述，页数记入正文之内，不再列入注释。 ] 。
李德哈特替这本书作序时，曾认为“它是对战略最具有综合性和谨慎构想的著作，可能会变成这一门知识中的经典或教科书”（10页）。博弗尔与李德哈特在思想上的确很接近，而博弗尔也不讳言他的思想至少有一部分是以李德哈特的观念为来源。但他们之间还是有若干差异之存在，而他们与孙子的关系即为其中之一项。可以说是非常有趣，此种关系又似乎成为一种对比。李德哈特非常推崇孙子，但事实上，他对孙子思想的了解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深入。反而言之，博弗尔在其书中从未提及孙子的大名和著作，但读其书又的确可以感觉到他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与孙子有所相通或暗合。此外，也无任何证据足以显示他曾经读过《孙子》。所以，博弗尔与孙子在思想上的关系的确有一点像谜一样神秘。我们也许不必花太多时间去寻求谜底，而还是采取就书论书的老办法，从博弗尔的《战略绪论》中去比较其在思想上与孙子的异同。
博弗尔是一位亲身经历法兰西悲剧的人，他眼看着法国由一等国家降级为二、三等国家，同时他也看到西方世界在冷战中迭遭挫败。根据这些失败的经验，他指出：“对于我而言，无可避免的结论即为在大多数情况中，战略无知实为我们送命的错误。”（Ignorance of strategy has been our fatal error）（13页）
博弗尔认为一切的失败，归根究底，其最后的原因即为无知。此种观念与孙子所云“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几乎完全符合。孙子在其全部思想体系中最重视的观念之一就是知，因为不知即不能行，当然也更无胜之可能。博弗尔则采取反面的态度，只是强调无知为送命的错误，但却并未从正面明确指出知是胜利或成功的主要条件，所以，孙子的说法不仅较积极，而且也更能兼顾正反两面。不过概括言之，他们两人都是同样重视“知”则又毫无疑问。
博弗尔对于战略的意义有一创见，即认为战略并非单纯的准则（doctrine），而是一种思想方法（method of thought）。其目的为对各种要素加以分类，并排列其优先，然后再选择最有效的行动路线（13页）。事实上，孙子“计”篇所含有的内容即能充分显示其与博弗尔的观念非常接近，尽管孙子从未明言战略是一种思想方法。孙子所云“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正与博弗尔所简述的思想方法大致相同。
博弗尔认为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战略，关于方法的选择，他认为绝非仅限于军事领域，而更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非军事手段在内（13页）。孙子在“谋攻”篇中指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也正是同样认为在方法上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因此，又是不谋而合。
博弗尔说：“我们的文明需要一种如何采取有效行动的科学或可使用阿龙（Raymond Aron）所创造的名词，‘行动学’（praxeology）（14页）。”首先应指出博弗尔的学问似乎还是不够渊博，他以为“行动学”是阿龙所首创的名词，而不知道这一门学问是创始于19世纪的法国。非常巧合，当代学者加夫利科夫斯基也称誉孙子为行动学的先知，他的书可以算是行动学的基础。西方行动学家所获得的结论与孙子在两千余年前所获得者大致相同，尽管西方行动学家在发展其思想时并不曾读过他的书 [ 注：有关加夫利科夫斯基对孙子与行动学的评论可参看本书的“导言”。 ] 。博弗尔也像孙子一样，他的思想与行动学大致符合，不过假使孙子是行动学的先知，则他也就只能算是后知 [ 注：博弗尔在1966年曾出版《行动战略》（Strategy of Aation）一书，阐明其对于行动战略的思想，但他对于行动学并无研究。 ] 。
博弗尔在1960年代才开始著书立说，所以他用的当然是现代治学方法。他对战略的意义曾作一种特殊的界定：“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以解决其间争执的辩证法艺术。”（the art of the dialectic）（22页）他的定义的确很抽象而且也很难于了解。实际上，他的想法和克劳塞维茨差不多，而且他们都同样受到所谓辩证法的影响。孙子是两千余年前的人，他当然不会使用这些新名词。不过，他的思想基础也同样还是二元论，所以他们之间的差异只是表面化的，其哲学基础则都是同一种理论。
孙子以计为首，博弗尔也同样地重视战略计划。博弗尔认为计划应能克服敌方的抵抗，直至达到其理想目标为止。换言之，计划若良好，则不会有挫败的危险（no risk of set-backs），结果应为一种“无险战略”（“risk-proof” strategy），其目的则为确保我方自己的行动自由（25页）。实际上，在《孙子》一书中对于上述的观念都能找到相应的辞句，只不过所用的表达方法更简洁的中国古文而已。孙子说：“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所谓“不忒”就正是上述的“无险”。孙子又强调“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其目的也正是确保我方的行动自由。
博弗尔认为任何战略决定都必须在一个由三个主要坐标所构成的架构之内来作成，即时间、空间和兵力。此外还有一个远较复杂的因素，他称之为“manoeuvre”。这个字出于法文，其意义很难表达。英汉辞典将其译为“计诱”，即使用计谋引诱敌人采取某种有利于我方的行动（自犯错误） [ 注：梁实秋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1983），1237页。 ] 。在《孙子》书中，这种动作所包括的有战争准备阶段的“乃为之势以佐其外”以及作战阶段的“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用了一个非常适当的名词来表达此种观念，即所谓“动敌”，他说：“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所以，对于“manoeuvre”一字的最佳汉译应该就是“动敌”，因为这两个名词之中都含有动作的意义在内。
博弗尔认为：“在某种限度之内，此一因素管治其他因素，它是冲突辩证法的直接产品，换言之，也就是两个对手之间的抽象对抗的产品。”于是博弗尔以击剑（feneing）为比喻，并指出可以有多种不同形式的作用与反作用（action and reaction）（36页）。非常有趣，几乎每一位西方战略大师都有其特殊的比喻，克劳塞维茨说战争像一场纸牌赌博，若米尼说战争是一幕伟大的戏剧，现在博弗尔又以击剑来作为战争的比喻。比较言之，博弗尔的比喻似乎与孙子所云“兵形象水”有相同的意义，击剑者必须能破解对手的剑法并因而出奇制胜，用兵者也必须“因敌变化而取胜”。博弗尔认为无论采取何种招势，击剑者都必须保持主动（intiative），这也正是李卫公所云：“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博弗尔认为在作战时有两项基本原则：其一是兵力的合理应用（the rationable application offorce），其二是“狡猾”（guile）（42页）。孙子说，“战势不过奇正”，上述的第一项就是“正”，第二项就是“奇”。博弗尔认为前者是出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后者则受到李德哈特的提倡。很可惜，博弗尔在其书中从未提到孙子，因为事实上，克劳塞维茨和李德哈特是各有所偏，前者知正而不知奇，后者知奇而不知正，只有孙子才真正能够通奇正之变。
博弗尔是一位现代战略家，他亲眼看见世界正在迅速地改变，而且几乎一切战略工具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所以战略家不能依赖任何先例，也无永久的衡量标准。战略思想必须不断地考虑改变的事实，不仅只是可以想见的未来，而且还有许多年后可能发生的变局。必须能预知始能防备奇袭，并掌握演变的契机。最值得重视的是未来而不是现在。准备（preparation）比执行（execution）更较重要。在今天的世界上，立国之本即为先知与远见，所以国家必须建立高效率的情报和研究组织（46页）。
就这一点而言，在西方战略大师之中再没有比博弗尔这样与孙子思想一致的人。孙子强调先知，以上智为间，并确认情报为战略计划的基础，尤其是在他那个时代，世局的变化并不像今天这样迅速，而他仍能有如此的远见，更是令人感到佩服。
在会战的层面上，博弗尔认为一个会战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准备阶段，（2）决战阶段。胜负的关键为心理因素，如在第一阶段即能使敌方心理崩溃，则可能不需要真正的决战（57页）。很巧合，这也正是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此还是要再解释一次：孙子所谓“战”是会战而不是战争，百战百胜是赢得一百次会战，而并非一百次战争。孙子对于战争所用的名词是“兵”，而“兵”字又有战略、国防、军事等复义。
博弗尔也指出在18世纪以前的战争中，作战的目的是想要强迫敌军在不利的条件之下接受会战，这样遂能使我方在决定点上获得巨大的数量优势（60页），此种观念又与孙子“虚实”篇中所阐明的“先处战地而待敌”，“致人而不致于人”，“形人而我无形”，“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等原则是如出一辙。
以上的分析都是从两人的书中选择适当的辞句来作直接的比较。经由此种比较，即已可认定二人的思想非常接近。现在，就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尝试比较二人的思想体系。博弗尔有其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他是现代人，其思想体系也自然远较复杂。概括言之，其体系一共包括四种战略：（1）总体战略（total strategy），（2）间接战略（indirect strategy），（3）行动战略（strategy of action），（4）明日战略（strategy for tomorrow）。这些名词都是他所创造，但又并非全新的观念，只不过是换了一套较新的包装。
1．博弗尔认为总体战略是战略金字塔（pyramid）的顶点，由政府直接控制，并决定各种分类战略应如何配合使用。他又认为他这个名词要比英国人所用的大战略，美国人所用的国家战略都较为明确（clearer）（30页）。
2．间接战略即为间接路线在总体战略范畴中的应用。简言之，在总体战略中若以使用军事权力为主，则为直接（direct）战略，若以使用非军事权力为主，则为间接战略（108页）。
3．战略本来就是行动，为何还要另创一个行动战略的新名词，是否画蛇添足？博弗尔创此名词自有其理由：在核时代中“吓阻”成为战略思想的主流，他希望西方国家不会因此而陷于瘫痪状态，所以特别强调应在核阴影之下，尽量利用剩余的行动自由，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raeger,1966）． ] 。
4．《明日战略》是博弗尔最后一本著作的书名。值得重视的即为其书名所用“for”一字。换言之，也就是在今天为明天所作的战略构想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for Tomorrrow（Crane,Russak，1974）． ] 。
仅只观察博弗尔著作的名称即可了解其思想是像孙子一样，同时具有总体、行动、前瞻、务实四种导向。也许我们可以说在西方战略思想史中，真正有资格与孙子相提并论的人还是博弗尔，甚至于可以说他就是西方的孙子，不过却晚生了两千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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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前言
当我准备开始写这本书时，内心里就已认定孙子的研究不应仅以过去为范围，而必须向未来延伸。此种观念也就构成本书第三部分——新论——的基础。为何称之为新论？简言之，即企图用新的观点来研究《孙子》。实际上，也早已有人在作这样的尝试，不过我觉得这种工作只是刚刚开始，还留下很大的空间可以容许更深入的探讨。《孙子》是两千余年前的古代兵经，在当前和未来的世界中还有何种意义，我们对于孙子的教训还能获得何种新认知？这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何谓新的观点？这似乎是一种含义相当模糊的说法，很难加以界定。不过，我在此使用此一名词，又还是自有其所认定的限度。我只准备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来对孙子作新的讨论。这三个方向也就可以简称之为：新思维、新境界和新批评。
第一，何谓新思维（new thinking）？这个观点是由博弗尔的名言所引起的。博弗尔认为战略是一种思想方法（method of thought）。过去研究孙子的人似乎都不曾想到孙子有无其独特思想方法的问题，甚至于连现代的学者也是如此。从《孙子》一书中能否归纳出其在思想方法方面的特点？换言之，我们能否对于孙子的思想方法获得若干基本认知，或至少作成少许基本假定？
第二，何谓新境界（new frontier）？孙子所写的是“兵法”，在其写作时，他本人对于其理论的适用范围自然是假定为“兵”，所以，他一开口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此后，所有研究孙子的人也都无不承认这样的限度，这本来毫无疑问。不过，今天距离《孙子》成书的时代已是两千年之后，孙子的理论对于今天，尤其是明天的世界是否仍能适用？其教训是否仍有价值？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并且也构成孙子研究的新境界。
第三，何谓新批评（new criticism）？概括地说，从古到今，对于孙子的评论几乎都是推崇备至，有褒无贬。简言之，好像没有人敢于向孙子挑战，即令有也真是少之又少。但诚如若米尼所云，太阳底下没有任何东西尽善尽美，即令伟大如孙子，其思想也不可能是零缺点。尤其是时代已经进步，环境也已改变，所以我们对于孙子的研究更应力求公正客观，而不可过分因袭前人的见解。对于孙子之所长，似乎可以不必多所赞誉，但对于孙子之所短，则应作较深入的分析和批评。
以上所云即为我所谓的新观点。在新思维方面，准备分为三个主题：（1）孙子的哲学基础，（2）孙子四求，（3）孙子论将。在新境界方面，准备分为两个主题，（4）孙子与未来战争，（5）孙子与现代企管。在新批评方面，则只拟讨论一个主题：（6）孙子的缺失。
当然，孙子的研究是一个规模极广大、内容极复杂的工作，在此只能就若干我个人认为尚可算是新观点的意见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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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孙子的哲学基础
一、二元论
二、未来学
三、行动学
一、二元论
战略研究的最高境界即为哲学的境界。事实上，任何思想家当其思想炉火纯青时，也就自然会有超凡入圣的趋势，战略思想家也自不例外。诚如博弗尔所云：“我深信战略也像所有一切的人事一样，其中的支配和导引力量必须是理想，但那也就会把我们带入哲学的境界。”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in to Stratesy，p．138． ]
现代研究孙子的学者几乎无一不承认孙子的思想有其哲学基础。冯友兰先生认为《孙子》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 [ 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一册，192页。 ] ，郭化若指出孙子伟大的军事思想是以他伟大的哲学思想为基础 [ 注：由《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引述，见该书，235页。 ] 。因此，孙子有其哲学基础似乎早已成为定论，但值得研究的则为其哲学基础究竟是什么？
我国学者虽然对于这个问题写了不少的文章，其异口同声所发表的总结论又可以说是完全一致，那可以用杨炳安的话为代表：“孙子的军事思想是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基础之上。” [ 注：同上注。 ] 而把战略思想与辩证法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在西方也早已存在。
首先被认为其思想曾受黑格尔影响的西方战略思想家就是克劳塞维茨。1911年德国学者克劳青格（Paul Creuzinger）曾著一书，名为《黑格尔对克劳塞维茨的影响》（Hegel's Influence on Claueswitz），确认其一切思想莫不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以后列宁受到这本书的影响，遂更公开宣布克劳塞维茨是黑格尔的信徒。比较晚出的学者，包括阿龙和巴芮特等人在内，则认为黑格尔对于克劳塞维茨固然不无影响，但他绝非黑格尔的信徒。巴芮特指出：“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只是就某种特殊的意识而言，可以算是辩证法。他不曾采取黑格尔的正、反、合形式，并认为那也像任何其他系统同样不适当。不过，他却时常采取一种改良型的辩证法以发展其个人的思想。”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283－285页。 ]
事实上，任何思想家都一定是居于承先启后的地位。他必然会受到前辈的影响，而他也必然会影响其后世。克劳塞维茨是如此，孙子亦复如此。真正对克劳塞维茨影响最大的人是他的老师沙恩霍斯特（Gerhard David Scharnhorst，1755－1813），其次是孟德斯鸠和康德，而直到晚年他才受到黑格尔的少许影响。其原因是他在写《战争论》时发现其基本理论与历史经验之间发生了矛盾，于是才想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打开这个死结。但他所利用者只是逻辑而非形式，甚至于也可以说黑格尔只是在思想方法上给予他一种新启示而已。
所谓辩证法的最大特点即为容许两个对立观念同时存在，并认为它们是整体的组成部分。换言之，不必放弃两个对立观念中的任何一个，而可采取一种较高的观点将其同时保留。所以，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即为二元论，此种思想早已存在而并非黑格尔所发明，他只不过是创造了一套推理形式而已。无可否认，克劳塞维茨是受到黑格尔的启示才想通了这个道理，于是他才着手修改其《战争论》初稿，而开始引导其理论走向二元路线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283－285页。 ] 。
克劳塞维茨与黑格尔差不多处于同一时代，受黑格尔影响也自不稀奇。孙子是两千余年前的人，自然不可能受黑格尔的影响，尤其在其书中也找不到所谓辩证法的任何形式化的表现。事实上，在克劳塞维茨的书中也同样找不到。不过，我们在研读《孙子》时，几乎又可以立即发现书中充满了二元论的意识，甚至于比《战争论》所表现者还远较强烈明显。诚如刘振志所指出的：“在通贯全书之中，处处可发现二元论，但在全程的二元结构中又可发现圆融和谐（comprehensive harmony）的统一，包括经权、常变、攻守、奇正、虚实、强弱、众寡、迂直、利害、劳逸、治乱等等，无一不二，无二不一。” [ 注：刘振志：“孙子的关键字及其思想内涵”，《孙子新论集粹》（北京：长征出版社，1992），125页。 ]
因此，似乎可以这样说，孙子、克劳塞维茨、黑格尔的思想有其共同的哲学基础，那就是二元论。事实上，二元论是人类所共有的古老思想遗产，不是某一位思想家的创造，而是本来就存在于天地之间。时有昼夜，人有男女，万事万物经常呈现出相对的现象，哲学家只是创立一个名词而已。二元论虽然是西方的名词，但我国的民族文化和传统思想中也早已有此同样的观念，只是不曾有这样的学名。所以，孙子的理论是其思想方法的产品，但作为其思想方法基础的二元论则又是自然（天）的产品，那就是朴素的、原始的辩证法。
克劳塞维茨虽曾受黑格尔的影响，但其书中找不到辩证法的名词，博弗尔则不仅把辩证法这个名词纳入其战略定义中，而且还说战略是一种辩证法的问题。概括地说，博弗尔的书似乎并不像克劳塞维茨的那样难读，但他这些理论却还是令人有莫测高深之感。事实上，他不过只是借用这个哲学名词，其原意实在很简单。他把战争比喻为击剑，甲方有一行动（action），乙方也必有一反行动（reaction），这样彼此对抗直到终局，这也就是他所谓的辩证法。因此，他的基本观念与孙子或克劳塞维茨并无不同，都是承认在现实的战争中，一切思想与行动都具有相对性，而并无绝对的准则。用哲学家的语言来说，此即所谓二元论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22，25，36． ] 。
若对克劳塞维茨和博弗尔两人思想作较精密的研究，即可获得一种印象：所谓辩证法者，实际上只是对于原始的二元论加以精致化的处理，并给它戴上一顶漂亮的高帽子而已。至少，就战略思想的哲学基础而言，实际情况的确是如此。
克劳塞维茨从未以哲学家自居，甚至于他还警告说：“任何理论家都不应钻进哲学家的牛角尖。”他的目的是想要建立一套现实主义者的军事理论。孙子也是一样，何况在他那个时代，连哲学这种名词都还不存在。从另一角度来看，若米尼曾说他的书对于国王和政治家都是极适当的教科书，而霍华德则认为那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孙子虽不曾明言他所写的是教科书，但今天无人不承认那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综合言之，孙子所写的是兵法，也就是知兵的途径和用兵的法则，因此，理论和教科书两种性质兼而有之。他不仅教人如何做，而且更教人如何想，那自然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采取战略途径（strategic approach）的思想方法。所以，孙子虽非哲学家，他的书也非哲学著作，但他的思想却确有其哲学基础。
二、未来学
孙子的思想具有未来导向，已见前述。当然，所谓“未来学”（futuristics或futurolosy）是20世纪才出现的新名词。但人类知道未来的重要，学者的思想中具有未来导向，则又是古今中外所早已存在的事实。尤其是我国古代圣贤具有与现代未来学家大致相似的思想者颇不乏人，而孙子即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人为什么都希望能知未来？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有如孔老夫子所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是理性动物，有思考能力，所以才会有远虑。因为害怕近忧（用现代名词来说就是危机）会突然发生，所以也就感觉到有远虑之必要。所谓远虑者即为用合理的方式来思考未来，用现代名词来表示，也就是所谓“未来学”或“未来研究”（future studies）的内涵。远虑的目的即为想要避免近忧，这也正是有如汉代司马相如所云：“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 [ 注：司马相如：《上书谏猎》。 ]
但想用合理的方式来思考未来又谈何容易，即令到今天，我们也都还不能“预测”（predicate）未来，又何况是古人？由此可见孙子在思想上具有未来导向非常难能可贵。他似乎是现代未来学家的先驱，也可以说他是古代的未来学家。从他的书中可以体会到他是如何重视未来，如何采用合理的方法来研究未来。从较广泛的意识来说，战略即为计划，又或可以说战略是以计划为其实体代表。战略又是一种思想方法，所以计划的作为即为此种思想方法的实际运用。计划都不是为今天着想而是为明天着想，所以计划也必然具有未来导向，而愈是远期计划则也就愈需要深远的思考。孙子把“计”篇放在其全书之首，可以证明他是如何重视计划。他明确指出国之大事不可不察。所谓“察”者就是深远的考虑，其对象不仅为现有的情况，而必然包括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内。此一“计”字的精神又贯穿十三篇，从头到尾，足以代表孙子思想体系的主轴。
孙子在其第二篇“作战”中泛论战争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强调“兵贵胜不贵久”的原则，并以“胜敌而益强”为理想，可以显示他所最重视的不是眼前的胜利，而是战争对于国家前途的利害。换言之，正像李德哈特所云，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想要获致较好的和平。因此，他特别警告：“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此种利害的评估自然是远虑，也自然具有未来导向。
“用间”篇为十三篇的总结，孙子在此篇中所最强调的观念即为“先知”。为何要先知？先知的目的就是为远虑提供思考的基础。若不能远虑，则虽能先知又有何用？所以十三篇才会以“计”为起点，而以“用间”为总结。这也正和博弗尔的想法几乎完全一致。后者指出今天所最应重视的事情，即为创立高度有效的情报和研究组织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46． ] 。
孙子不仅重视先知，并且明确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足以显示孙子不仅能破除迷信，而更信任专家，主张循合理思考的途径来研究未来。因此，其思想的确可以代表“未来主义”（futurism），与现代未来学家（futurist）的观念不谋而合。
三、行动学
祖籍波兰的意大利学者加夫利科夫斯基对于孙子的思想方法有其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孙子在思想方法领域中有三大特点：（1）《孙子》是第一本在中国提倡以理性客观分析作为知识基础的书；（2）他创建一种“斗争哲学”，那是西方过去所没有的理论；（3）他的理论最后又升高到抽象的层次，而变成一种有效合理行动的理论，所以可以视为“行动学的先驱”（a pioneer of praxiology）。前两点比较简单，不过最后一点由于行动学是一门相当高深的冷门学问，在国内很少有人注意，所以有略作解释之必要。
“Praxiology”的语根是希腊文中的“praxis”一字，其原意为“活动”（activity）或“实践”（practice）。这个名词是法国哲学家路易·布多（Louis Bourdeau，1824－1900）所首创，而在此学域中的当代大师则为波兰哲学家科塔尔宾斯基（Tadeusz Kotarbinski，1886－1981）。即令在西方，行动学也是直到20世纪才开始流行的学问，其发展与模控学、程式学、社会技术，以及组织研究等学科的进步都有密切关系。
行动学又可称为“实用哲学”（practical philosophy），其所研究的对象为有目的的人类行动（purposeful human action），以及如何用最有效和最合理的方式来达到目的的方法。行动学与所谓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意义并不相同。后者所研究的对象为人类行为的本身，以及人类为何（why）有某种行为的理由。行动学所研究的是人应如何（how）行动始能使其行动符合效率和理性的要求，也就是研究如何始能使其行动用最有效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行动学的理论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应具有普遍性，能适应任何环境，而非由环境所产生。科塔尔宾斯基所最先发展的行动学只是一种分析个人有效行动的理论，现在也被称为微观行动学（micro-praxiology）。以后，又有其他的学者把他的观念应用到组织体系，以及其他复杂行动上，此种较广泛的理论遂被称为宏观行动学（macro- praxiology）。
孙子是两千余年前的古人，他当然不知道有所谓行动学之存在，但从其书中却可以发现有若干观念都与行动学的理论暗合。诚然，行动学在西方的起点与孙子是天各一方，而孙子对于其思想的表达所采取的方式，也与西方行动学者有所不同。但就基本原理而言，二者之间并无任何差异，至少，他们的研究对象彼此类似。现代西方行动学家采行宏观的观点，对所有一切行动进行综合研究，在此种范畴之内，斗争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行动。孙子则以斗争（用兵）为其研究的起点而且也是以此为特定的范围，但他的观念又可以推广而用之于其他的行动领域。当然，《孙子》一书比较简单，而且也未说明其推理的过程，并不具有现代学术著作的范式，但就其核心观念而言，至少可以说《孙子》十三篇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行动学。
科塔尔宾斯基曾指出，武装斗争（armed struggle）处于“底层”（ground level），其有关的原则也最具体。在经贸、政治、法律等方面的斗争（竞争）则较复杂而构成“中层”（intermediary level），也需要较抽象的法则。概括的行动理论，即所谓“行动学”，则代表“最高层”（supreme level），当然也把斗争理论包括在内。在科塔尔宾斯基之后，还有若干其他的行动学家继续发展他的理论。他们并不曾读过《孙子》，但他们的思想还是与孙子有很多暗合或类似。甚至于可以说那些现代行动学著作对于孙子的理论是一种遥远的延伸，或更进一步的解释 [ 注：有关行动学的讨论均以加夫利科夫斯基的论文为依据，其论文原名“Sun Wu as the Founder of Chinese Praxiology，Philosophy of Struggle，and Science”。《孙子新论集粹》（第二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选）将其译为“孙武——中国行为学，斗争哲学和科学的创始人”。把“praxiology”译为“行为学”实为误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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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十年前，我曾写过一本名为《现代战略思潮》的书。在写那本书时我曾灵机一动想到一个观念，那就是下述的公式：
未来学 ＋ 行动学 ＝ 战略
（futurology ＋ praxiology ＝ strategy）
当时我对于孙子并无深入认识，而那本书也是以西方战略思想为主题 [ 注：钮先钟：《现代战略思潮》（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5），235页。 ] 。
光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是十年。当我今天拿起笔写《孙子》新论时，不禁回忆往事，并认为我的那个公式对于孙子是完全适用。孙子的思想方法和导向都可以用此一公式来表示。未来学和行动学的基本观念构成其思想的哲学基础，而这也正是一种新的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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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孙子四求
一、求知
二、求先
三、求全
四、求善
我们不仅确认战略是一种思想方法，而且也更确认孙子有其特殊的思想方法。但孙子却不像现代学者，甚至于也不像克劳塞维茨，在其书中明确说明其所使用的方法。所谓“方法学”（methodology）本来就是一个现代名词，在克劳塞维茨的时代，这个名词尚未出现，孙子是两千余年前的古人，自不可能知道有所谓方法学之存在。但治学应有方法，即所谓为学之道，又是我国古人早已了解的观念，也是他们早已实践的经验。若与其他先秦诸子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孙子似乎是最懂得治学之道，所以他的书才会那样合乎逻辑而又有系统。
我们要想了解孙子的思想方法，惟一的途径就是从他的书中去寻找。孙子的书并非像汉德尔所想像的，只要求其读者接受（accept）其结论而已 [ 注：Michael I．Handel，Masters of War：Sun Tzu，Clausewitz and Jomini，p．25． ] 。孙子著书的目的并非如此肤浅，他不仅教导其读者如何做，而更企图教导他们如何想。十三篇中蕴藏着有系统的思想方法，但却非浮现在表面上，自非浅薄之徒所能发现和了解。汉德尔认为许多战略家都感觉到孙子要比克劳塞维茨好读和易于了解，因为后者的方法和风格不易追随 [ 注：同上注，22页。 ] 。此乃皮相之谈，孙子在其思想方法中的精义更为高深，必须作深入的研究，否则实难摸到其门径。从表面上看来，《孙子》似乎很容易读，实际上，要想了解孙子是比了解克劳塞维茨远较困难。《战争论》篇幅浩繁，内容琐碎，实可谓多而不精。反而言之，《孙子》十三篇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其精义更是深藏不露。所以，真正需要深入探索者不是其六千字左右的文章，而是隐藏在字句后面的奥秘。因此，可以说孙子之不可及是在于其无言之教。
假使有人熟读《孙子》，在正常情况之下指导战争自能应付自如。但若面临非正常的情况，他是否也能如此，那就不免尚有疑问。因为即令是最详尽的教科书，也不可能列举出所有一切的假想情况，好让其读者都可以照书行事。所以，纵然把书读得烂熟也还是不中用，而必须自己去体会无言之教，然后才能学会随机应变。
孙子的文章从表面上看来都只是教你去怎样做，而并未教你怎样想；但其文章也暗示他自己是怎样想，此即所谓思想方法，假使能了解他是怎样想，于是也就应该能够学会他的思想方法。此即所谓无言之教。
若能对《孙子》全书作反复的诵习，并同时作深入的思考，则又能获得何种无言之教呢？这当然又是见仁见智，因人而异。照我个人的体会认识，《孙子》全书的内容能够反映出他在写作的全程中都在追求四个理想的目标。我现在称之为“孙子四求”，即为（1）求知，（2）求先，（3）求全，（4）求善。这四个目标都具有抽象的意义，但也都在行动上有其实质的表达。它们不是个别的或独立的，而是彼此之间有其互赖互动的关系。简言之，孙子在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并非在某一点上追求某一目标，而是经常同时追求这四个目标。甚至于有时这四个目标也根本不可分，在追求某一目标时，也就必须同时追求其他三者，这也自然使孙子的思维途径呈现出殊途同归的微妙景象。尽管是不可分，但在研究孙子的思想方法时，又还是必须先作逐项分析，然后再合而论之。
一、求知
在研读十三篇时，几乎可以立即发现有若干字眼特别触目，这也就是方法学中所谓的“关键字”（key words）。有人曾用统计方法找出在《孙子》一书中某些常见字的出现次数并予以表列 [ 注：杨少俊主编，《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305－320页。 ] 。不过，出现次数的多少与该字是否即为关键字又无必然关系。某些字虽然经常出现但并不一定是关键字，反而言之，关键字有的固然是出现频率颇高，但也并非尽然。所以，某字是否为关键字，必须依照其在全部思想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来决定。
“知”字在《孙子》全书中不仅出现次数相当频繁（共为七十九次，在十三篇中只有“势”篇和“行军”篇全无“知”字），而且在思想方法上也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与“知”字密切相关的字也很多，例如“智”（七次），“计”（十一次），“谋”（十一次）等 [ 注：同上书，332页。 ] 。孙子的战略思想同时具有未来导向和行动导向，也可以说其思想基础是未来学加行动学。但若欲远虑则必须先知，若欲行动具有效率和理性，则又必须知彼知己，知天知地。总结言之，知是思与行的基础。知是名词也是动词。作为名词，知的意义即为知识（knowledge），无知也就是缺乏必要的知识。作为动词，知的意义即为如何获致知识的动作或步骤。其目的又非仅只是知道（know）而已，而更应深入到了解（understand）的层次。此种层次的最高表现即为“智”（wisdom），智也就是知的结果，有智慧的人遂被称为“智者”（wise man）。智是一种最高的理想境界，在现实世界中，人不可能全知，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智者。孔子对于这一点有非常合理的解释，他说“好学近乎智”。好学即为求知的必要途径，但仅只好学仍不一定就能产生智慧，因为知识的累积并不等于智慧，所以好学仅能近乎智，换言之，智乃知的极限（lim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