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自序
导言
第一篇 原论
原论前言
第一章 计篇
第二章 作战篇
第三章 谋攻篇
第四章 形篇
第五章 势篇
第六章 虚实篇
第七章 军争篇
第八章 九变篇
第九章 行军篇
第十章 地形篇
第十一章 九地篇
第十二章 火攻篇
第十三章 用间篇
第二篇 校论
较论前言
第十四章 孙子与先秦诸子
第十五章 孙子与先秦兵书
第十六章 孙子与克劳塞维茨
第十七章 孙子与若米尼
第十八章 孙子与李德哈特
第十九章 孙子与博弗尔
第三篇 新论
新论前言
第二十章 孙子的哲学基础
第二十一章 孙子四求
第二十二章 孙子论将
第二十三章 孙子与未来战争
第二十四章 孙子与现代企管
第二十五章 孙子的缺失
结论
附录
孙子十三篇原文（校释本）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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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过去十年间，我在治学时都是以战略思想的研究为重心。在此十年之内，一共写了三本书：《现代战略思潮》、《中国战略思想史》、《西方战略思想史》。这三本书有一共同目标，即试图概括论述中西战略思想的演进及其因果关系。由于，各书都采取通论的形式，范围相当宽广，因此，对于特定的主题自难作较深入的分析。
当我在写《中国战略思想史》时，突然感觉到，以孙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我也只能给他一章的篇幅，而且这还算是一种特殊的优待，实在无法反映其思想的全貌。所以，我就许下一个心愿，准备在两本战略思想史写完之后，再以孙子为研究主题，写一本比较深入的专著。时间过得真快，到1995年，中西战略思想史都已出版，而孙子的论著也已在进行。
《孙子》虽是一本六千字左右的小书，但却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兵学经典。古今中外研究孙子的学者多得难以计算，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写成这本《孙子三论》，也许有人会批评我未免速成，不过，我又可以借用克劳塞维茨所曾说过的话来作为解释：“这一本书还是可以代表许多年来深入思考的成果。”
在写作过程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的学生丘立岗博士。他搜集了许多有关孙子的文献，其中最有价值者则为《孙子集成》（齐鲁书社1993年出版，共24册）。这些难得的资料构成我重要的研究基础。其次则为赖进义先生，也是我的学生。他不仅经常为我提供资料，而且还参加了这本书的校正工作。此外，老友李子弋教授，对于先秦学术思想的来源、齐学的影响等问题，都曾提供了卓越的意见。对于曾经帮助我的人，都一并在此致谢。
最后，我诚恳地希望海内外研究孙子的学者和本书的读者，对于我这本书提出认真的批评。真理愈辩愈明，我虽已提出若干新见，但并不敢自以为是，所以非常愿意听到不同的声音，尚祈不吝赐教。
钮先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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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一
古今中外以《孙子》为主题的著作真是汗牛充栋，已经有这么多人写，我为什么还要写呢？在我决定写这一本书之前，这也正是我曾经一再反问自己的问题。我为什么还要写？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我的答案是：除非能有创见或至少是新见，否则就不必写。依照我个人的观察，尽管研究《孙子》的著作是如此众多，但仍然还是有若干方面比较缺乏深入的探讨，又或有某些疑问始终未能获致解决。因此，我才终于决定把我的意见写出来，以供学者参考，并且更希望引起进一步的讨论，以求为《孙子》研究和战略研究带来新的贡献。
我写此书至少有下述四点动机，也可以说是四点理由：
1．《孙子》原书中有若干疑问和漏洞到今天仍有争论，或尚未能获得明确合理的解释。
2．目前对《孙子》的研究已有过分浮夸的趋势，尤其对于《孙子》的引用常有超越原意，甚至违背原意之处，这是一种必须纠正的过热现象。
3．很少有人对于《孙子》与其他中外学者（或学派）在思想上的异同进行比较研究。虽然在西方国家中已有人从事此种工作，但西方学者对于《孙子》的了解似乎还是不够精深，而国内学者则对于西方战略思想又普遍缺乏深入研究。
4．从事《孙子》的研究不应仅以过去为范围，而必须向现在和未来延伸。《孙子》对于当前和未来的世界有何种价值？能提供何种教训？我们对于《孙子》能有何种新认识？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
很明显，我写此书，其目的即为对于上述四点表达我个人的观点和意见，所以全书在架构上分为三个部分，即：1．原论，2．校论，3．新论。现在再分别解释如下：
1．原论。为什么称之为原论？这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其一是所讨论的对象为《孙子》的原文（书）；其二是在某些方面企图把《孙子》还原到其原有的位置上。简言之，对于《孙子》只应作冷静的研究，而不应作过分夸大的推销。再综合言之，原论的内容是以前述一、二两点动机为范围。
2．校论。为什么称之为校论？孙子说“校之以计”，“校”字在中国古文中的原意就是“比较”的“较”，所以校论的内容即为比较研究。所想要比较的又可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孙子》与先秦诸子和其他兵书之间的比较，其二是《孙子》与近代西方战略思想家之间的比较。校论是基于前述第三点动机，尤其重视中西之间的比较，因为此种比较研究可以加深对双方的了解，并促进中西思想的交流。
3．新论。为什么称之为新论？简言之，这一部分是试图从新的观点来研究《孙子》。《孙子》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书，今天还值得研究吗？除考古的价值之外，还有其他的意义吗？我们应采取何种新的观点？可以获得何种新教训？如何始能温故而知新？这也正是我写此书的最主要动机。
由于上述三者是基于不同的动机，有其不同的内容，所以必须分成三个独立的部分来加以研讨。不过，尽管必须分而论之，但三者之间还是有相通和互赖的关系，尤其是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孙子》这一本古书以及书中所含有的战略思想。因此，我这一本书定名为《孙子三论》。这样的定名也正表示其内容是由分而合，并代表一种求全的思考途径（holistic approach）。
我这本书除以《孙子三论》为书名外，又还有一个副标题：“从古兵法到新战略”。对于这个副标题也有略作解释之必要。这本书所研究的固然是古兵法，但我写此书又非仅以研究古兵法为惟一目的，我所真正希望的是此种研究能够有助于新战略的思考。何谓新战略？新战略的意义不仅只是指当前的战略（contemporary strategy），而且更包括未来的战略（future strategy）。换言之，我之所以要对古兵法作新的研究，真正目的是试图透过此种研究来寻求能够适应新战略环境（strategic environment）的新战略思想。因此，研究古兵法只是一种手段，而探求新战略才是最终目的。若借用李德哈特的观念，则可以说我这本书所采取的是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即试图从古兵法走到新战略。
二
对于任何战略家的著作和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时，其首要的准备步骤即为必须了解其身世和时代，对于《孙子》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古今研究《孙子》的人在这一方面却曾经遭遇不少的困难，甚至到今天，还是有若干疑案未能有定论。此种事实当然也会构成研究的障碍，并且影响结论的品质。不过问题虽然存在，但并不太严重，因为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孙子》这本书（Sun Tzu，the book），而并非孙子这个人（Sun Tzu，the man）。诚然，二者之间是有其必然关系，但假使仅以著作内容为研究对象，即采取所谓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方法，则对于著作者（author）本身所需要了解的仅为概括的背景，而并不需要过分琐碎复杂的资料。因此，本书对于孙子个人和时代背景只拟作比较简略的陈述，而无意作详细的分析，尤其不想介入若干永无休止的争论。
古代伪托之风盛行，所以几乎每一本书的真正作者和成书时间都很难确定，而且也必然引起很多争论。《孙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谁？根据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的记载，其作者是孙武。《史记》中有一篇“孙子吴起列传”，那要算是对孙子的最早历史记录。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至少可以认定下述三点：（1）孙子名武，齐人；（2）《孙子兵法》为十三篇；（3）孙子曾为吴将并立有战功。
在宋代以前无人怀疑《史记》记载的真实性，直到南宋时始有叶适和陈振孙先后对于孙武有无其人的问题正式表示怀疑。叶适在其《习学记言》中指出：“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将兵者必预闻国事，未有特将于外者，六国时此制始改。吴虽蛮夷，而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可乎？”在叶适之后，陈振孙在其《书录解题》中更明确指出：“孙武事吴王阖闾，而事不见于春秋传，未知其果为何代人也。”
自从叶陈二人发难之后，对于此一问题引起了很多议论。概括言之，可以分为四大类：
1．认为孙武并无其人，《孙子》这本书是战国时代的伪书，其真正作者不详。代表此种意见者有清代的全祖望（《孙武子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姚鼐（《惜抱轩文集》）等人。
2．认为《孙子》的作者即为孙膑，因此，虽非伪书但应为战国时代的产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都是作如此假定。
3．认为《孙子》的作者可能即为伍员，而孙武则无其人。这是清代牟庭（《校正孙子》）的特殊看法。
4．认为孙武确有其人，《孙子》也真是他的著作，并且还指出他是齐国田完的后代。此说虽发源于唐宋，但由于清代自称孙子后人的孙星衍大力提倡才开始流行。
综观上述四种意见虽都言之成理，但严格说来，都缺乏足够的证据，而且也都很容易被反驳。就目前的情况而论，第一和第三两种意见几乎已经无人认同，第二种意见由于汉简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古墓中被发现，于是不攻自破，现在已经无人认为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人。于是所留下来的就只有第四种意见。
最近“孙子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于是对于孙子的身世和事迹也就有了很多的新考证。不仅有人编成“孙子世系表”和“与孙子有关的大事记” [ 注：杨少俊主编：《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12、16页。 ] ，而且更有人对于孙子故里的位置进行新的探索 [ 注：霍印章、李政教：《孙子故里‘惠民说’新证》，《孙子新论集粹》（北京：长征出版社，1996），430页。 ] 。不过，严格说来，除了确认孙武为《孙子》一书的作者以外，其他有关孙武生平事迹的研究还是有很多疑问和争论存在。简言之，我们对于孙武这个人所知道的还是很有限，而且有些记载只是无稽的传说，甚至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试举一例来说明。孙武怒斩美姬的记载虽出于司马迁之笔，但照理来判断实为荒谬而不可信的传说。即令吴王有意要面试孙武的将才，他也不可能采取此种方式，因为操场上的制式训练最多也只能考试连长（上尉），吴王似乎不会无知到那样的程度，居然用考小学生的方法来考博士。事实上，司马迁的确与西方第一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30）很相似，治学态度并不太严谨，其书中常有夸张不实之语。希罗多德曾说：“我的责任只是报道人们所说过的事情，但我不一定要相信它。”司马迁写《史记》时似乎也是这样。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33页。 ]
有关孙子生平的记载都非常简略，而且也不太可信，甚至到今天，我们还是不能确定他的生年死日。至于孙子的祖先是谁，故乡在何处，那更是节外生枝的问题，对于战略思想的研究，似乎可以不必加以考虑。孙子的成就是在立言方面，所以他有生之日是否曾经立功对于后世也并无太多重要性。不过，在另一方面，孙子著书的时代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因为要想了解某一书中所含有的思想，则必须先对于其时代背景具有相当正确的认识。
三
概括地说，有关孙子身世的争论实际上也就是有关时代的争论。凡认为孙武确有其人者也就等于相信其书是成于春秋时代。凡对孙武的存在表示怀疑者，则也一定认为该书是成于战国时代。事实上，此种时代差距并不像想像中那样巨大，因为所谓春秋和战国本是连续的时代，其间也并无严格的分界。
姑不论真正作者是谁，但《孙子》成书的时代还是可以确定。战国时代的古书，例如《荀子》和《韩非子》都曾明确地提到“孙吴”。荀子说：“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以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韩非子的话更较明确：“今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 [ 注：分别见《荀子·议兵篇》及《韩非子·五蠹篇》。 ] 由此看来，至少可以获得两点结论：（1）在战国后期，孙吴之名与孙吴之书已经是家喻户晓；（2）非常明确地显示孙在吴前。事实上，《史记》也是如此认定。
吴起是战国初期的人，曾事魏文侯守西河。他的生年已不可考，但其死年据史家考证应为公元前381年。既然世称孙吴，则可以断言孙子的时代必然早于吴起。因此，孙子的书应该是春秋末期的产品，最晚也只是接近战国初期，而不可能是战国后期的伪书。同时也可认定荀卿和韩非所说的“孙”绝非孙膑。因为孙膑的时代在吴起之后。如果所指为孙膑，则照逻辑，应称“吴孙”而非“孙吴”。
依据《左传》（昭公二十七年）的记载推断，吴王阖闾元年应为公元前514年，孙武立功和立言必然都是在此之后，所以大致说来，孙子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似乎应处于同一时代。 [ 注：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前言，2页。 ] 至于孙子的生卒时间以及其一生的经历，虽已有人作了很多的研究，但仍只能算是推测而并非定论。不过，假使我们是以其书而不是以其人为研究主题，则这一类的史料也就并非太重要，只要能确认成书的时代是春秋后期也就够了。
反而言之，若从其书的内容上来加以观察，则对于其人又能获致何种认知？至少可以分为下述四点：
1．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孙子》这本书是出自作者一人之手笔，既非由他人所记录，也不是集体创作；既非语录，又非论文集。它是一本真正的书（book），代表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各篇顺序编排有其逻辑上的理由，十三篇大致前后连成一体，有头有尾，纲目分明。这样的书几乎完全符合现代化的标准，而居然是两千余年前的古书，真可以说是奇迹。
2．从书的内容中可以发现作者的思想受到其时代背景的影响。其所处的时代大致可以说是从春秋到战国的转型期。原有的二元（晋楚）体系逐渐瓦解成为多元体系。北面三家分晋，终于建立三个新国；南面由于吴越的兴起，引起不断的战争。孙武不仅亲自参加战争，而且也自然会以这个时代的环境和经验来作为其著作的基础。
3．同样地，从其著作中又可以发现孙武绝非纸上谈兵之士。书中到处都足以显示其作者是一位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军人，而他的书更是一本切合实际的将道教科书。就这一点而言，他与若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很相似，当代战史大师霍华德（Michael Howard）曾称誉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 [ 注：Michael Howard，“Jomini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Military Thought”，Studies in War and Peace（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71，p．31． ] 。假使真是如此，则孙子似乎更伟大，他的书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
4．由于时代的久远，从现存的文献上无法确知孙子在思想上曾否受到其他古圣先贤的影响，不过在他的书中曾引述《兵法》和《军政》各一段，那显然都是较早期的兵书。此外，书中有“古之善战者”之语，在“用间”篇更明确引征史例。这足以暗示孙子是学有所本，而且他也和现代战略学家的想法一样，相信历史实为战略研究的基础。
由于《孙子》是这样一本完整的书，所以在过去也就曾经引起两种对立的看法。孙星衍认为：“诸子之文皆由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惟此是其手定，且在列、庄、孟、荀之前，真古书也。”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2），79页（引自孙星衍，《孙子略解》之序）。 ] 梁启超则认为：“吾侪据其书之文体与内容，确不能信其为春秋时书。” [ 注：同上书（引自梁启超，《历史研究法》）。 ] 不过，仅因为某书的文体和内容与同时代其他著作有相当差异，即断言该书绝非那个时代的作品，则又未免武断。超越时代的著作和思想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的例证。如果认为时代有一定的模式，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则无异于否定人类文明有进步的可能。
四
概括言之，今天所保存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应为原始著作。虽其中不免有后人窜改错录之处，但绝非伪书，也非残稿。那是一本完整的书，有其完整的逻辑结构，代表完整的思想体系。尽管后世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但都不足为信。尤其是自从汉简出土之后，更可证明原文确为十三篇。至于《汉书·艺文志》所云“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只表示孙子在十三篇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著作，而并不意味着十三篇不是一本完整的书。事实上，在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中除十三篇以外，还有若干有关《孙子》的逸文，那也许即为《汉书·艺文志》所云八十二篇的一部分。 [ 注：杨少俊主编：《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20页。 ]
孙子是一位治学态度相当严谨的学者，此种态度在古代尤其难能可贵。从现代学术标准来看，他的书也应获得高度的评价。他对于重要名词常有精确的界定，其基本观念也始终一致，而殊少矛盾。虽然书中也有若干脱落或难以解释之处，但大致都可能是后人窜改之所致，而并非作者本人的过错。像这样一本古书，其中有脱落遗漏之处在所难免；而经过后人无数次的整理注释，也自然很易于使原文受到若干改动，实为事理之常，并不足为怪。不过，还是很侥幸，留传至今的《孙子》十三篇仍然还是一本相当完整的书，而且从书中可以看到孙子战略思想的全貌，并找出其中的精华。
《孙子兵法》是两千年前的古书，从古到今自然会有多种不同的版本。据陆达节的《孙子考》，《孙子兵法》有八十余种版本，现存者约三十余种，这是在1936年的估计。最近我国学者许保林指出：据现存书目粗略计算，历代注解批校《孙子》者有二百一十家，各种版本近四百种。 [ 注：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99页。 ] 版本虽多，但现存者大致又可分为两大系统：一为武经系统，另一为十一家注系统，二者均起源于宋代。虽然两种版本在文字上有若干差异，但并不会因此而对于内容的解释产生严重的歧见。过去研究孙子的人多以武经本为依据，而近来则以十一家注本较为流行。
1972年汉简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出土，曾经引起极大的震撼。经过精密的整理，所谓“汉简本”终于在1985年正式出版。 [ 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1985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一）》。 ] 这是孙子的最新版本，也是现有的最古版本。据考证，这一批汉简入土陪葬的年代约在西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到元狩五年（公元前118）之间，而抄写的年代当在秦代到文、景之间。所以要比早期著录《孙子兵法》的古书（包括《史记》、《叙录》、《汉书》等）都要早数十年到二百余年不等。 [ 注：杨少俊主编：《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20页（该书还附有《孙子兵法》版本源流图解，可供参考。20－25页）。 ] 汉简本不仅残缺不全，而且文字词句与传本也有若干差异。其中有些差异的确很重要，并且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过去一直被认为难以解决的疑问。不过，大致说来，整个内容也还是大同小异，这又可以证明各种版本都是出自同一来源。
最近又有所谓“樱田本”的出现。这是根据日本人樱田迪（1793－1876）所收藏的《古文孙子正文》，在日本嘉永五年（1852年，即我国清代咸丰三年）刊行的版本。据考证，所谓“古文”与传本在内容上有二百八十余处异文，并且更有人认为那是我国唐朝贞观时期（627－649）的抄文，所以其价值似乎有过于出自宋代的传本。不过，又已有人对于这个古本表示怀疑，换言之，很难确定其真正年代。 [ 注：穆志超：“樱田本孙子兵法补考”，《孙子新论集粹》，38－41页。 ]
面对着如此众多的版本，研究者又应如何选择？魏汝霖在1970年所编著的《孙子兵法大全》中曾说明其对原文作“总集校”时所采取的原则为：“共选定古今版本二十五种作为校勘之依据，虽以十家注与武经两大系统为主，但仍采辑众说，不专一家，衡其长短，择善而从。” [ 注：魏汝霖：《孙子兵法大全》（台北：“国防”研究院出版部，1970初版），190页。 ] 已出版的《孙子兵法大全》系列丛书第一种《孙子校释》中，其主编者吴九龙在书中“凡例”内说明：校勘是以十一家注本为底本，并主要参之以武经七书本和汉简本。他又接着指出：
传本与汉简本相雠，文字、篇次、段落顺序诸方面的不同之处三百余条。凡传本与汉筒本的异文，属于古语通假者，一般从传本。凡引起文义歧异的地方，则再以子书、类书等进行参校，以定孰是。汉简本乃今所见最早的抄本，在校记中，汉简本义长者，多从之，力图近于孙子兵法原本。
此外，他又说明对明清以来学者的意见，凡能自成一说者，也悉为甄录。 [ 注：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凡例，112页。 ]
实际上魏汝霖的总集校已相当完备，但因出书较早，未能将汉简本列入，实属憾事。吴九龙的《孙子校释》至少就目前而言，应该要算是最新也是最好的版本。所以，我这本书在引用孙子原文时，大体都是以其为依据。不过，当传本与简本有重大差异，而传本又有其特殊意义时，则将作对比的讨论。严格说来，无论何种版本，其间的差异并不太大，至少不至于因此而对于孙子的思想产生严重的误解。
对于《孙子》的注解比版本还要复杂。历代注解《孙子》的人真是多到不可胜数，留传至今的除宋代即已存在的十一家注之外，明清两代也还有很多自成一家的注释。不过，若对于这些注释作一概括观察，即可以发现其中又以注解文字和引用历史为例的两种形式占极大多数，至于对孙子思想作综合探讨的人则可谓少之又少。因此，过去的许多注释都有舍本逐末，见树而不见林之弊，对于今天想对孙子思想从事创新研究的工作所能给予的帮助似乎并不太大。
前人的意见又可以概分为三大类：（1）已成定论或众议佥同者；（2）尚有疑问或有人表示异议者；（3）已发现或已被公认为谬误者。关于（1）（2）两类的意见似乎已无再加检讨之必要。因此，在这本书中只有第二类的意见才有时会成为评论的对象。因为这本书的目的是从事创新的研究而非检讨过去，所以，我决定把对于《孙子》原文的分析限制在下述三个方面：（1）过去人所未言者；（2）见解与众不同者；（3）由于时代不同而应有不同解释者。反而言之，将尽量避免人云亦云和引述已有的成见。
五
从方法学的观点来看，战略研究（strategic studies）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境界（dimension）或途径（approach），即为历史、科学、艺术和哲学。概括言之，战略学家在其治学过程中对于这四种途径通常都会采用，并且也形成四个连续的阶段，而愈是后来的阶段也就愈难达到。但又必须历经此四阶段，然后始能成为真正伟大的战略思想家。 [ 注：钮先钟：“论战略研究的四种境界”，《战略研究与战略思想》（台北：军事译粹社，1988），1－24页。 ]
几乎可以确认战略研究必须从历史研究入门，换言之，一切战略思想的形成都必须以前人的经验为基础。《孙子》十三篇所代表的只是孙子的最后研究成果，至于孙子是怎样从事研究和如何获致其结论，则并无任何记录。不过，从其书中可以发现他曾引述史例，并表示尊重古人经验的态度。所以，以常理度之，孙子对于历史应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所谓科学途径即为科学方法的使用。欧洲学者加夫利科夫斯基（Krzysztot Gawlikowski）曾就这一点对《孙子》作下述精辟评论，值得引述：
孙武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他对于现实所采取的科学研究途径。他的书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最早提倡对于社会现象采取科学分析方法的。其书中包括若干量化评估的观念，以及对自然法则的引用。当然，孙武所用的分析方法并不能令现代学者感到完全满意，但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领域中，他却是一位孤独的先驱者。 [ 注：krzysztot Gawlikowski,“Sun Wu as the Founder of Chinese Praxiology，Philosophy of Struggle，and Science”，presented in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Sun Tzu's Art of War，（Beijing，China，Oct．1990）．（其中译文已载于《孙子新论集粹》，306页。） ]
简言之，科学方法就是客观的、逻辑的和有系统的现象分析法。在《孙子》一书中，对于此种科学方法的使用，以及其精神的表现，可以找到很多的例证。诚如加夫利科夫斯基所云，在中国古代学人中能够如此重视科学方法的确实是十分罕见。
仅凭历史与科学两种途径，还是不能够达到战略领域中的较高境界。主要原因是战略本为艺术，艺术有艺术的特质。战略家本身必须具有艺术家的心态和气质，否则很难成为第一流的战略家。换言之，必须进入第三阶段，即为艺术境界，而那也是一种远较微妙的境界。艺术的目的为创造，而其关键在于智慧（wisdom）。智慧固然必须以经验（历史）和知识（科学）为基础，但仅凭此二者又不一定能产生智慧。所以艺术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有时甚至不可学而致，而必须有赖于天才。
从孙子的书中可以发现他的确是天才，其智慧是高不可及，所以他的著作一向被人视为艺术。西方人将其译为《战争艺术》（The Art of War），足以显示此种认知。读《孙子》的人常会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这也正是暗示其艺术境界的高超。譬如说，他在书中一再强调“无形”的观念，例如“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微乎微乎，至于无形”，“形人而我无形”。凡此一切都表现出一种奇妙的境界，令人有悠然神往之感。 [ 注：所有的引述均出自《孙子·虚实篇》。 ]
此外还有一项不太为人所注意的事实，也最足以显示孙子的艺术天才，那就是其文词的优美欣赏起来十分钦佩。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曾指出：
孙子之文，精到而简约，曲折而峻洁，不愧春秋杰作……而其文亦虚虚实实，简尽渊通，不能增减一字……故《孙子》一书不但为兵家之秘宝，亦为文学上不可多得之大雄篇也。 [ 注：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版），27页（注）。 ]
研究《孙子》的学者刘伶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1990年的第二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中曾发表论文指出：
作为我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孙武是中国文化史上伟大的军事家、哲学家，同时也是当之无愧的语言文学艺术大师……他的不朽著作《孙子兵法》是突出的代表。《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卓越的军事哲理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开议论散文之先河的文学精品……对于后世散文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古代兵法卷帙浩繁，为何《孙子》十三篇却能长期流传，其盛不衰，这与孙武驾驭语言的卓越才能和超群技巧直接相关，可谓文词人皆诵习。 [ 注：刘伶：“孙子兵法的语言文学艺术”，《孙子新论集粹》，548页。 ]
从孙子的书中可以发现以上所云都是事实。在先秦时代的著作中几乎很少有其他的书在这一方面可与《孙子》媲美。由于文词之美，遂易于诵习，于是不仅使其书获得广泛的流传，而且更使其内容始终能保持得相当完整。
战略思想能达到艺术境界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不过，此种成就固然可谓尽美矣，但仍未尽善也。要想成为不世出的伟大战略思想家，则还必须进入另一层更高的境界，即哲学的境界。在战略领域中，那不仅是最高的境界，而且也是最后的境界。事实上，任何思想家当其思想炉火纯青时，也就自然会有超凡入圣的趋势，战略思想家自不例外。诚如当代已故战略大师，法国的博弗尔（André Beaufre）将军所云：“我深信战略也像所有一切人事一样，其中的支配和导引力量必须是理想，而那也就把我们带入哲学的境界。”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London：Faber and Faber，1965），p．318． ] 博弗尔的这句话出现在其主要著作《战略绪论》的结尾处，可以代表其个人的领悟。我们研究孙子时，迟早也会获得同样的领悟。
孙子的书虽然简短，但其中却含有极深奥的哲学思想，这也是其深受后世景仰的最重要理由。冯友兰先生对于《孙子》曾作下述的简评：“它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 [ 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一册，192页。 ] 加夫利科夫斯基认为，孙子思想中含有一种“斗争哲学”（philosophy of straggle），那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理论，在西方找不到与其平行的思想。他同时又指出，这是一种高度抽象性的观念，其所能应用的范围并非仅限于战争，而可以推广及于任何其他的情况。 [ 注：Krzysztot Gawlikowski，“Sun Wu as the Founder of Chinese Praxiology，Philosophy of Struggle，and Science”． ]
艺术还是人的境界，哲学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艺术家能探无形之秘，但他还是有我的。哲学家则余欲无言（因为天何言哉），所以他是无我的。方东美先生曾指出：“每一种哲学之后都暗藏着一种更重要的哲学。”“此种潜藏而更重要的哲学”即为“不言之教” [ 注：方东美：《华严宗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三版）下册，259页。 ] 。孙子书中不仅充满智慧，而更蕴藏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灵感，此即所谓“不言之教”，那也是其战略思想中最奥秘的部分，需留待后世有志之士去发掘和领悟。
基于以上的分析，即可了解孙子在思想领域中的成就已经登峰造极，令人有高山仰止之感。其研究已经贯通历史、科学、艺术、哲学四个阶层，其著作是由经验、知识、智慧、灵感所整合而成的结晶。所以，国人尊之为“兵圣”，而以色列战略学者克里费德（Martin van Creveld）之言则可代表国外的总评：“在所有一切的战争研究著作中，《孙子》是最好的（the best），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则只能屈居第二（second best）。” [ 注：Martin van Creveld，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1），p．231，241． ]
六
若把十三篇的内容作一总检讨，又可以发现孙子的思想呈现出四种不同的重要导向（取向）。此四种导向分别为：
（1）总体导向（total orientation）
（2）主动导向（active orientation）
（3）未来导向（future orientation）
（4）务实导向（pragmatic orientation）
孙子在其著作中只用一个字来表达其战略思想所含有的总体导向。这个字就是“全”字。所谓“必以全争于天下”，也就是必须采取总体战略（total strategy），而其最高理想即为“全国为上”。战略家必须认清其问题的总体性，并能以总体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古代战略思想家中具有此种取向者，孙子实为第一人。
主动导向也可称为行动导向．，不过在此处所特别强调的是行动必须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所以孙子说，“致人而不致于人”。战略的本质即为行动的指导。加夫利科夫斯基曾指出，“依据一切现代知识，西方研究行动学（praxiology）的学者所获得的结论是与两千余年前孙子所获得者大致相同。他的书可以算是行动学的基础”。 [ 注：Krzysztot Gawlikowski，“Sun Wu as the Founder of Chinese Proxiology,Philosophy of struggle，and Science”． ]
未来导向又可称为前瞻导向。孙子在其著作中经常强调一个“先”字，而“先知”也就是“先胜”的基础。孙子认为战略的研究应以计划为其起点，而计划当然具有未来导向。所以，孙子与博弗尔非常相似，他们的战略都是一种“为明日设计的战略”（strategy for tomorrow）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for Tomorrow（New York：Crane，Russak and Co．，1974）． ] 。
孙子思想的极高部分固然已经进入哲学境界，但他并不玄想，其一切观念又都以现实为基础。所以，他的哲学是一种实用的哲学（practical philosophy）。他重视经验，重视数量，在其书中到处都表现出其务实的态度。他的书绝非抽象化的空谈，而是一本具有实际可行性的教科书。简言之，孙子的思想具有高度的务实导向。
由此遂引起一项疑问。据历史记载，孙子是“以兵法见于吴王”，当时他的年龄不可能太大，应该还是在壮年期，所以，他不可能有太多的实际经验。但现在所留传的《孙子》却显然是一本非常成熟的书，并且也显示作者是一位已有丰富战争经验的高级将领。因此，壮年期的孙武能否写得出这样一本书，实在令人感到怀疑。但过去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也许惟一的解释是孙武当初献给吴王的十三篇只是一个初步的草稿或大纲；而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十三篇是他功成身退之后，根据其半生戎马的实际经验，再经过博考深思，然后综合写成的最后结论。若照这样解释则两者之间也就不再有矛盾之存在。事实上，司马迁对于孙武见吴王的记载相当不可信，尤其是吴王先称孙武为“子”，而后又称之为“将军”实属前后矛盾。此时吴王尚未“卒以为将”，“将军”之称呼更是不妥。因此，司马迁的这一段记载不值得重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司马迁除了记载这一段近似小说的故事以外，对于孙子的功业，又只是一笔带过而已。
综合言之，《孙子兵法》十三篇是全世界有史以来第一部真正的战略思想著作，其在战略研究领域中所居的地位是任何其他著作所不能及的。这固然已成定论，但有关孙子其人、其事，甚至其书又还是有许多问题迄今仍无定论。因此，我这本书只能算是个人的意见，其中有些部分不一定能获得大家的认同，甚至还可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议。关于这一点，我认为那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应该的。真理愈辩愈明，像《孙子》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其内容和意义的确值得深入的分析和反复的辩论。作为一位研究者，必须有勇气把自以为是的意见表达出来，即令因此而受到批评、反驳，甚至责难，也应无所畏惧。所以，在此除了提供一得之愚以供海内外学者参考之外，更希望能产生抛砖引玉的效果，并引起对孙子思想作更深入研究的兴趣和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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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论前言
原论的目的为对于《孙子》十三篇的原文作一次新的解释和分析。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孙子》原文经过如此悠久时间的流传，其各种版本在内容字句上自难免有差异的存在，而且又经过这样多家的注解，所以原文的意义也必然会出现不同的解释。尤其是孙子所用文字是两千余年前的古文，经过时代的变迁，从后人的眼里看来，也就可能有不同的意义。此外，孙子是春秋后期的人，其思想和经验当会以那个时代为背景，而且也一定会受到当时战略环境的影响和限制。所以，我们必须了解那个时代的战争形态和社会结构，否则很容易导致错误的认知。
在我国古文中，每一个字往往都有多种意义，而写文章的人对它也是作一种具有弹性的使用，很少对其意义作严格的界定。这也正是我国古文的传统风格，含有高度艺术化的滋味，令读者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妙感受。但很遗憾，到了现代，大家用白话文之后，这种文艺美感也就逐渐消失了。因为中国古文具有高度的弹性，所以翻译成为外文时也就会特别困难，往往都是照字硬翻，而丧失了其原有的意味。以《孙子》为例，可以发现书中若干关键字（keywords）都具有多种意义，而用在不同的地方必须作不同的诠释，甚至于还必须保持弹性的解释，而不可作硬性的界定。像“兵”字、“道”字、“势”字都是如此。但译成外文时，译者都常采取一字一义的译法，而且在全书中都一直维持到底。于是不仅会对文意作出错误的解释，而且更使原文的美感丧失无余。 [ 注：刘振志：“孙子的关键字及其思想内涵”，《孙子新论集粹》，118－128页。可供参考。 ]
基于上述的事实，我们在研究《孙子》原文时，必须首先明了其时代背景，以及其文字的原意。否则也就会像某些外国学者翻译《孙子》时一样，只能看到其外表，而不能了解其深意。
《孙子》是一本完整的书，书中有其完整的思想体系。每篇虽各有主题，但前后连贯，在思想上仍然构成整体。所以我们在研究《孙子》时必须采取一种求全的途径，宏观的视野，而绝对不可以断章取义，见树而不见林。但是有很多学者却常犯此种错误，而尤以外国学者为甚。汉德尔（Michael I．Handel）为美国当代著名战略学家，任教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其所著《战争大师：孙子、克劳塞维茨、若米尼》（Masters of War：Sun Tzu，Clausewitz and Jomini）一书为对于中外三大师的比较研究，曾传诵一时，并被视为美国研究《孙子》的权威著作之一。但他居然认为《孙子》任何一篇都可独立地阅读（call be read independently），并且还说孙子对于其观念的发展并未作系统的解释。这实在很令人感到惊讶。事实上，《孙子》全书为一不可分割的整体，至于未作系统的解释，那是受到古代写作环境的限制，而并不意味着其思想的发展没有系统。此种对《孙子》作断章取义的解释或引述，实为智者所不取而必须力求避免。 [ 注：Michael I．Handel，Masters of War：Sun Tzu Clausewitz and Jomini（New York：Frank Cass，1992），p．24． ]
《孙子》是代表完整思想体系的著作已为不争之论。就逻辑顺序而言，全书十三篇又可分为四大段。
1．第一篇到第三篇为第一段。其所讨论的内容大体都是属于现代所谓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或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的层次，不过还是把军事战略（military strategy）包括在内，甚至于有时也是以此为主题。事实上，这一段也可以称之为战略通论，并代表孙子战略思想的最高阶段。
2．第四篇到第六篇为第二段。其内容可以代表孙子对于所谓战争艺术（the art of war）的全部思想体系。在我国古代称为“用兵”，而现代西方则称为“作战”（operation）。我国官方军事术语称之为“野战战略”，但这只是我国特有的名词而并未获得他国的认同。这一段可以算是将道（generalship）的精华，也的确具有高度的艺术风味。
3．第七篇到第十二篇为第三段。所包括的篇数最多（共六篇），内容也比较杂乱，而且时常跨越不同的层次。以文字而言，也常有漏洞和难以理解的词句，以及很可能是后人窜改或错接的部分。不过，很侥幸，这六篇所讨论的多为层次较低的问题（包括战术、后勤、技术、地理等方面），因此对于战略研究的重要性也较低。不过各篇中又还是有若干足以发人深思的名言，值得特别注意。
4．第十三篇（“用间”）独立构成第四段。用现代术语来表示，其所讨论的主题即为情报。把情报提升到战略层次，实为孙子思想体系中的最大特点。而其全书在结构上是以计划为起点，以情报为终点，而后者又构成前者的基础。于是全书前后连贯，有头有尾，诚如孙子所比喻的，有如恒山（常山）之蛇，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孙子》全书虽字数不多，但言简意赅，书中所含有的思想真是博大精深，要想作扼要的阐释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但对于原文的阐释又为一切深入研究的基础，所以在原论中的以下部分即为对于十三篇每篇原文的解释和分析。但又并非每一句和每一字都要解释，因为无此必要。我假定本书的读者应该是曾经读过《孙子》的人，或对《孙子》至少已有初步认识的人。不过，为初学者着想，还是把《孙子》全书原文纳入附录之内以便可以参照（原文以吴九龙主编的《孙子校释》本为依据） [ 注：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是以十一家注本为基础，并参之以武经本和汉简本，要算是最近和最好的版本。 ] 。至于在正文中则只作必要的引述，而不全篇照录。尚祈读者注意。
当我们分析《孙子》原文时，固然可以采取新的观点，甚至于新的途径，同时为了解释的方便也可以使用现代化的名词和理论，不过有一点必须特别注意，那就是不可以忽视孙子的时代背景。孙子有其特殊的时代，不管他是如何具有天才和创新能力，但其思想还是自然有其现实的限制。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实，古今中外的任何伟大思想家都是一样而绝无例外。目前有某些学者对于孙子思想所作的解释和应用，就常有逾越此种限制的毛病。例如，魏汝霖认为“火攻”可与“核战争”相比拟，实乃拟之不伦。 [ 注：魏汝霖：《孙子兵法大全》的“火攻”篇名之下均有“核战争”的注记。 ] 我们必须指出某些流行意见之谬误，因为根据时代背景来研究判断，孙子不可能有那样的想法。所以原论的目的也就是要把孙子还原到其在历史中的原有位置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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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计篇
首先从篇名说起，由于版本之不同，篇名也不一致。武经本为“始计”，其他版本则为“计”篇。似乎很明显，“始”字是宋代编辑《武经七书》时加上去的。因为孙子以“计”为其研究的起点，在“计”字之前加一个“始”字具有强调此一事实的意义。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始”字实在加得很好，应该予以保存。概括言之，我们对于《孙子》原文的研究并非以考据为目的，而是以深入了解其思想为目的。所以，个别字句的差异有时实可不必斤斤计较。
孙子为何要以“计”为其书的第一篇？孙子自己所提供的答案是“兵者国之大事”。“兵”字是《孙子》书中使用次数颇多的一个字，一共为六十九次，除“火攻”篇之外，其他每一篇都有“兵”字。同时“兵”字也有很复杂的含义，在不同的地方应作不同的诠释，不可一概而论。在此，其基本意义应为“战争”，但也可以包括国防、安全、战略等含义在内。
为什么战争（兵）是国家大事？孙子在书中已自作答案，那是因为战争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孙子对于其重要观念或名词，都常会在文中加以解释或界定。在十三篇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证，学者钮国平称之为“文中自注” [ 注：钮国平、王福成：《孙子释义》（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10页。 ] 。因为战争是决定人民死生的场地（地），决定国家存亡的途径（道），所以自然要算是国家大事，于是也就必须加以认真的考虑（察）。这样才会使孙子把“计”列为其书的首篇。
“计”字的基本意义是计算（calculation），但也可以具有计划（planning）、分析（analysis）、评估（assessment）等复义。事实上，这不过是咬文嚼字，因为计划、分析、评估都必须以计算为基础，而且这些观念之间具有高度互赖关系，所以，也不可能划分出明确的界线。 [ 注：黄柱华：“孙子计篇之计与诡二字探义”，《孙子新论集粹》，76－79页。 ]
在认真考虑战争问题时必须作精密的计算、计划、分析和评估。然则其对象又是什么？孙子的想法和现代学者几乎完全一致。他认为必须以国力评估（power assessment）为起点，所以他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经之以五”就是首先对权力因素（power element）作必要的分类，然后再来对每一种权力因素进行评估。孙子认为决定国家权力强弱的基本因素共为五种，接着他又对每一种因素的内涵作了简要的说明：
1．道：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诡）。
2．天：阴阳、寒暑、时制。
3．地：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
4．将：智、信、仁、勇、严。
5．法：曲制、官道、主用。
国力评估即依照这样的分类进行，而上述的说明也就是在每一分类中对敌我双方所应比较（校）的项目。
在方法上，孙子的观念也和现代学者大致相同，只是名词不一样而已。“校之以计”即为量度（measurement），“而索其情”即为判断（judgement）。前者用来处理可以量化的因素，后者用来处理不能量化的因素。两者综合起来即孙子所谓“庙算”，用现代术语来说，即为“纯净评估” [ 注：“纯净评估”是美国国防部所用的名词，所谓“纯净”（net）的意义即为把敌我双方的权力作一比较而获得的优劣结果，所以与“庙算”的意义恰好相当。 ] 。（net assessment）现在再对比如下：
庙算 ＝ 校之以计 ＋ 而索其情
评估 ＝ 量度 ＋ 判断
“五事”是孙子所认定必须评估的权力因素，他这样的安排当然是以时代背景为依据，其中包括物质（硬件）和人事（软件）两方面，而又以后者为主。不过孙子又坚持先量度而后判断的原则，这可以显示其重视科学方法的精神。孙子所最重视的是“道”与“将”，其次则为“法”，至于“天地”则合并评估，用现代术语来表达即所谓“战略环境”（strategic environment），那是外在的和客观的，而非任何国家所能控制或运作。
首先要评估的权力因素就是“道”。这个“道”字曾经引起很多的争议，甚至于有人认为孙子在思想上曾受道家的影响。事实上，“道”字在此处的意义，孙子已作明确的界定。“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也正是孔子论政时所说的“民信之矣” [ 注：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面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第十二》） ] 。政府（上）能令其人民对其政策或行动表示同意就是有道，否则就是无道。用现代术语来说，“道”就是战略的国内基础（domestic foundation），亦即为其政治基础。孙子对于这一点非常重视，所以他在评估国力时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主孰有道？”至于如何始能令民与上同意，孙子并未作进一步分析。也许由于那是“主”的责任，他不便干预。
因为能令民与上同意，所以才能“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全国上下才会一条心，生死存亡与共，而不害怕危险。“可与之死”固然难，而“可与之生”也许还更难。前者例如我国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决心抗战到底，后者例如日本在1945年决定投降。“而不畏危”在汉简本中作“而不诡”，“诡”字作“疑”字解释，换言之，即人民对政府的决策毫无疑虑。两说似可并存，而且其义相通；不疑自无所畏，而不畏则也暗示其不疑。
第二个重要因素即为“将”，所以孙子接着就要问：“将孰有能？”严格地说，孙子认为“将”乃战争中的决定因素，所以战略也就是将道。“将”是战争的指导中心，从战前到战后都受其支配。古代的战争形态比较简单，由一个人来总揽全局是事属可能。因此，对于将才的选拔不可不慎，孙子遂列举五个字来作为评估的标准，即“智、信、仁、勇、严”。此种排列具有深意。他把“智”列为第一位，而“勇”则屈居第四位。这表明孙子充分了解战略的本质即为斗智。在其书中只提到“智将”而从未提到“勇将”。他的思想与孔子非常接近，不仅“智”、“仁”、“勇”的排列完全一样，而且对于战争也始终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
接着孙子就考虑战略环境：“天地孰得？”在孙子的时代，战略环境相当单纯，但孙子还是表现出其科学精神，对环境因素仍然加以有秩序的列举。在此有两点值得注意：（1）孙子在“天”的项目中所列举的都是自然现象，即“阴阳”（昼夜、晴雨）、“寒暑”（温度）、“时制”（季节变化）等。他所谓的天是自然的天而非神意的天，他是一个破除迷信的人。（2）从其所列举的项目上来看，即可以暗示其对于地理非常重视，而且也有相当科学化的深入研究。
“法”被列于五事中的最后位置，这绝非暗示它的重要性较低，而是有其逻辑上的理由。“法”的内涵为“曲制、官道、主用”。用现代名词来表示：“曲制”为军事组织、部队编制，“官道”为人事制度，“主用”为军费、物资的供应管理。简言之，“法”即为有关国防的一切法令规章和管理系统，其建立和制作都应由“将”来负责，并且受到战略环境的影响，所以在评估顺序上自应列为最后。
列举五事之后，孙子又作一小结说：“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由此可以显示“将”在评估工作中所居的重要地位。此处有两个字应略作解释，即“闻”和“知”。“闻”就是“预闻”，也就是参加。“知”字则值得特别注意。这是“知”字在书中的第一次出现。这个字是全书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关键字，一共出现七十九次之多。 [ 注：杨少俊：《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332页。 ] 孙子非常重视“知”字，所谓“知”者，又并非仅为“知道”（know）而已，更含有深入“了解”（understand）的意义。所以，为将者对于国力评估必须有充分和彻底的了解，然后其研究判断才会正确，并因此而能获得胜算。反而言之，若对评估内容缺乏了解，则自无胜算之可能。
孙子在重述“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之后就一口气提出七个问题（包括前述三者在内），于是在后世的某些注释中遂有所谓“五事七计”之说，因此也就引起一种误解，以为“五事”和“七计”是两种不同的评估。明代何守法对于此种误解曾作辩正如下：
愚谓七计，不过计五事。今云七者因增“强”、“练”、“明”三句也。然三句岂出于“法”之外哉？孙子欲人之慎用，故特祥言之，实非五事之后又有七计也信。 [ 注：何守法：《音注孙子》编人《孙子集成》（山东：齐鲁书社，1993）第九册，327页。 ]
为明确表示这七个问题与五事的关系，可以图解如下：
（1）道——主孰有道？
（2）天 ┐
├天地孰得？
（3）地 ┘
（4）将——将孰有能？
┌法令孰行？
（5）法 ┤兵众孰强？
│士卒孰练？
└赏罚孰明？
孙子认为根据这样的分类评估，即可知胜负。于是再作结语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这一段话又曾引起不同的解释，主要可分为两种：（1）“将”字作“如”（假使）字解，读若“江”。而这又是根据孙子以兵法见于吴王之说，认为孙子是明确地告诉吴王：听吾计否决定我的去留。（2）此“将”字乃指偏裨之将，其意即为在选用部属时必须是能听吾计者，否则应去之。但我却有第三种不同的解释，照文字结构来看，本篇中的“将”只应有一种解释，即为主（大）将，然后文意始能前后连贯。此外，现存的书可能是孙子传世之作，而献给吴王的“十三篇”也许只是其最初的草稿。孙子完成其书时，一定也像西方的若米尼一样，会深信他这本书“对于国王和政治家都是极适当的教科书”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217页。 ] 。所以他应该是在向后世的政治领袖发言，告诉他们必须如何选择其将才。概括言之，听吾计者即为合格的标准。
到此为止，孙子一共提出了两项基本观念：（1）“校之以计，而索其情”；（2）“将听吾计，用之必胜”。假使这两项基本条件都能符合，即为“计利以（已）听”，简言之，就是评估有利，而此种评估又已被接受，于是可以战矣。以上所说的一切都是在国内的战前作为，但在进入战争之前又还另有一项在国外的准备步骤。于是孙子说：“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即应在国外制造有利的形势，以作为辅助。如何制造此种形势并无固定的方法，而必须“因利制权”，换言之，好像用秤称东西一样，要依照所称的重量来调整秤锤（权）的位置。 [ 注：何守法：《音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九册，331页。 ]
接着孙子又说：“兵者诡道也。”这句话引起了无穷的争论。除“诡”字的意义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之外，而“诡道”究竟又是什么，更已成迄无定论的疑问。过去，大家大致都是把“诡”字解作“欺诈”，这也使孙子因此而受到“权谋有余，仁义不足”的批评。时至现代，论者的意见又已有相当的改变，于是“诡”字逐渐消除了恶意，而开始被解释为“变异”或“非常”。 [ 注：黄柱华：“孙子计篇之计与诡二字探义”，《孙子新论集粹》，80－84页。 ] 实际上，要想了解孙子用字的原意，就必须先注意字是用在何处。孙子是在说明应该“因利制权”以来造势之后，就紧接着指出“兵者诡道也”，可以显示他所谓的“诡道”即为“因利制权”的方法。换言之，必须采取各种不同的手段始能达到造势的目的，而并无一定常规可循。因此“诡道”并非专用名词，也不是一种固定观念，其真正的意义只是表示要想造势则必须灵活运用各种方法，而并非有一种特定的“诡道”存在。
以下连接着一段很长的文章：从“故能而示之不能”到“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于是结束了有关“乃为之势，以佐其外”的全部讨论。过去注孙子者常将这一段称为“诡道十四势” [ 注：何守法：《音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九册，331页。 ] 或“诡道十二势” [ 注：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孙子集成》第五册，81页。（所谓“十二势”即未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两项列入。） ] ，换言之，也就是认为“诡道”的内容即为此十四条或十二条。但从《孙子》原文上看来，他似乎是说既无常规可循，故可以采取下列各种手段，因此他只是举例而已，并非认为仅只是限于此十四势或十二势。最后，所谓“兵家之胜”也是指造势而言，因为在战前造势即可以增加获致胜利的机会。而这些手段都是因利制权，随机应变，所以也自不能事前泄密（不可先传）。
此外，还有两点必须再强调说明。“诡道”并非特定名词，只是表示一种随机应变、毫无常轨的形式。凡是属于这种形式的方法或行动都可以算是诡道。欺诈的确也是诡道，但诡道却非仅限于欺诈。其次，孙子对于“诡”字似并未特别强调或重视，在十三篇中就只有在“计”篇中用过，此一事实实颇微妙，但并未获广泛的注意。专就此一事实来看，似乎又可认定所谓诡道的适用范围是应仅限于战前的造势，而并非可以通用于其他的情况。至少《孙子》的原文是给予我们这样的暗示。
在插入这一大段有关战前造势的讨论之后，孙子才又回到本题，并作成其全篇的结论：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中国古人有敬天法祖的优良传统，用现代名词来表示，即为一种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所以，有关国家大事的决策必须在太庙中行之，此即为“庙算”一词的来源。孙子所谓的“庙算”也就是战前的纯净评估，其内容即为就五种权力因素分别评定双方的得分。分数多的（得算多）就会胜，分数少的（得算少）就会不胜。这也就是“校之以计”（数字的比较）。
但孙子已知道仅凭单纯的数字比较还是不够，而必须对数字的内涵有更深入的了解，此即“而索其情”。我们可以用当前的情况来作为例证。譬如说，媒体报道某国有飞机多少架，这并不足以表示该国空军的真实战斗力，必须对于其素质作进一步分析始能获得适当的结论。所以孙子最后才说：“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所谓“多算”就是精密计算，“少算”就是粗略计算。孙子认为必须计算得非常精密，然后得分（得算）的高低比较才有意义。于是始有真正胜算的可能。假使只是粗略的计算，则可能会受数字的欺骗，于是表面上的胜也许就会变成实质上的不胜。至于根本算都不算（无算），则也就斯为下矣，不值得一谈。
前人作如此解释者有何守法与蒋百里 [ 注：何守法认为“多少犹详略也”。见《孙子集成》第九册，343页。蒋百里认为“多算少算之多少两字，言计算精密者胜，不精密者不胜。”见《孙子新释》。由魏汝霖，《孙子兵法大全》加以引述，73页。 ] 。但一般的注释则常将“得算多”与“多算”混为一谈。事实上，此种看法的错误显而易见，假使二者意义相同，则孙子又何必再重复一遍，而且“无算”又应如何解释？双方在评分上固然可以有多少之差，但绝无得零分（无算）之理由。因此，很显然孙子的观念是分为两阶段，现在再图示如下：
┌校之以计→得算多者胜
庙算┤
└而索其情→多（精）算者胜
第一篇的讨论到此应告结束，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应该提出，即所谓“诡道”者应否列入“庙算”范围之内。从《孙子》原文上看来，可以断言其不应列入。孙子已经明确地指出“计利以听”之后才“乃为之势”。所谓“计利”即庙算的结果已经有利，这当然表示庙算已经完成。造势的企图是在计利之后，所以当然不应列入“庙算”的范围之内。
“计”篇为十三篇之首，居于领导全书的地位，也构成全部思想体系的代表，所以非常值得重视。孙子在这一篇中充分表现出其治学的基本精神和方法。诚如学者孙柏林所指出：“孙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运用朴素的系统观和运筹思想，讲求效益的综合分析和预测评价，都符合现代系统论和运筹学的基本原则。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给现代人类智慧的启迪。” [ 注：孙柏林：“孙子的系统和运筹思想”，《孙子新论集粹》，251－260页。（运筹学即作业研究（operation research）） ]
综观全篇，孙子一开始即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明确显示其对战争研究所保持的极端慎重态度。而在结尾处又强调“多算胜”的观念，更显示其对“精密分析”（critical analysis）的重视。此种力求慎重，力求精密的治学精神实为孙子给予后世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计”篇不仅是全书之首，而且也代表孙子的中心思想，其地位极端重要，以下诸篇均可视之为此篇之延伸，读者应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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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作战篇
第二篇的篇名为“作战”，但并不能完全按照现代军语来解释。过去对于此一篇名也早已有人提出疑问。明代何守法说：“篇名虽曰作战，而所载乃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者，何也？”何守法对此疑问的解答为：“亦以行师必先备乎此，而后可作而用之耳。”照这样解释，“作战”的意义即为“备战”。何守法又说：“或曰，作制也，造也，谓庙算已定，即计程论费，制（制）造战事也。” [ 注：何守法：《音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九册，346页。 ]
用现代语来解释，即认为在政府已经决定发动战争之后，第二个步骤就是要考虑如何制造战争（how to make a war）。所以，“作”字应照“作为”解释，若译成英语，“作战”即为"war making”。换言之，必须采取某些措施，然后才能完成战争的准备，
孙子可能是全世界上第一位注意到战争与经济之间有密切关系存在的思想家。“作战”篇的主要内容都是用来讨论此种关系。在孙子的时代中，经济因素对于国家安全不像今天这样重要，但孙子却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将其分析列为全书的第二篇。换言之，孙子在其大战略计划中，作了国力评估之后，即优先考虑经济因素。由此，可以显示其思想的敏锐确是不可及也。
在第二篇之首，孙子即引述了一连串的数据以说明战争对于国家财力和资源所造成的巨大消耗。其结语则为“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这些数据在今天当然早已不具有实际意义，但仍可显示孙子的分析有科学的根据。因为战争的消耗是如此巨大，所以他才会指出：“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这一段话的最前部分可能有脱落而不太好解释。“胜久”之意只能解释为虽胜但费时很久，于是结果仍不免钝兵挫锐。不过，武经本作“其用战也贵胜，久则钝兵挫锐”，似乎比较通顺，尽管那可能是后人所修改过的。其意为战争的目的固然是以胜为贵，但又不应因求胜而旷日持久，否则将导致钝兵挫锐的后果。以下两句的解释为：攻城将会使兵力蒙受重大损失（所以，孙子最反对攻城，可参看第三篇）；“久暴师”意为军队暴露在国外的时间过久，其结果则为“国用不足”（财政人不敷出，赤字严重）。
假使战斗力已经大减（钝兵挫锐），人力、物力又已过度消耗（屈力殚货），则其他的国家也就会乘机打落水狗，于是“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孙子遂提出其在此篇中的三句警语，而那也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1）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2）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3）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
这三句名言非常重要，应略作解释如下：
战争不打是最好，打起来就必须速战速决，即令结果不太理想，甚或有一点得不偿失，但仍然必须速决，而不可以由于追求较多的利益而故意拖延不决。简言之，宁可拙速而不可巧久。
战争结束得愈快，则国家元气损失愈小，对战后的和平发展也愈有利。反而言之，战争旷日持久，则即令能获得胜利，但对于国家前途也必然会造成重大伤害。这种例证在中外历史中真可说是不胜枚举。所以孙子根据历史经验而断然说：“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当代英国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著《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书为西方研讨战争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名著。其根据最近五百年来西方历史之研究而获得的结论，可以说是与孙子所见实乃不谋而合，尽管孙子要比他早了两千余年。 [ 注：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Randon Home,1987）． ]
第三句名言是第二句名言的延伸。孙子发现有许多国家由于忽视了第二条警告而自取败亡，遂自然会进一步推究其原因，于是就终于获得其第三条名言：“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概括言之，都是为了求利，但有利亦必有害。不过，人又往往由于急功好利之故，只看到利的一面，而忽视害的一面，所以才会自取败亡。因此，孙子遂提出警告，要求战略思考必须先害而后利。如果在利害的权衡上得不偿失，则万不可轻举妄动。
第一篇与第二篇在逻辑上是前后连贯。在第一篇中似乎有强调求利的趋势，所以可能导致知利而不知害的弊病，是以孙子在第二篇中才特别强调用兵之害，尤其要警告不可见利而忘害，以至于陷入久战之中。所以他才会说，宁可拙速，而绝不可巧久。换言之，必须确信本身有速战速决的能力，否则不应投入战争。
孙子接着就说明在用兵时如何才可以符合速决的要求。那就是“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现在分别解释如下：
1．役不再籍：仅在开战时对人员作一次召集，在战时不再动员补充。
2．粮不三载：对于军队所需粮食只作两次运输，即部队进入敌国时一次，从敌国回来时又一次。
3．取用于国：军队所需武器装备，由于各国规格不同，所以必须用本国制造的。
4．因粮于敌：在战争期间应尽量利用敌国的粮食，避免从国内运输。若能因粮于敌，则军食当可自足。
上述四者为最理想的情况，但不易办到，因此，战争对于国家经济一定会造成不利影响。国家因兴师而变得贫穷（国之贫于师者）又可分两种原因：
1．远师者远输：军队出国远征，则必须作远距离的补给运输，结果也就会民穷财尽（远输则百姓贫）。
2．近师者贵卖：在接近战场地区中，物价必然高涨，于是军费支出随之而增加，以致政府因财力不足而必须加税（财竭则急于丘役）。
因此，所产生的总结果为：
1．屈力中原：兵力消耗在战场上。
2．内虚于家：国内经济破产或萎缩。
3．百姓之费（财富）十去其七。
4．公家之费（包括各种物资）十去其六。
假使真是这样，则将无以善其后。然则又应如何应付？孙子的答案为“智将务食于敌”。值得注意者是孙子在全书中使用“智将”这个名词就只有这一次，可以暗示他认为“因粮于敌”是如何重要，如何困难，如何需要智慧。若能如此则对于“智将”的头衔应可当之而无愧。为什么那样重要，数字可以提供最佳的解释：“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上艹下忌]秆一石，当吾二十石。”因为古代运输极不方便，千里馈粮，其中大部分都是被输送人员途中吃掉了，所以若能因粮于敌则一方面可节省我方的消耗，另一方面又可使对方蒙受损失，实在是双重的收获，利莫大焉。
在此又可发现孙子的智慧的确是高人一等。一般传统战略家所考虑的都是在战场上如何寻求胜利的问题，至于后勤和经济的问题则最多只会被视为次要的事情，甚至于根本不予重视，连克劳塞维茨似乎也不例外。孙子则不然，他不仅强调后勤之重要，而更知经济实为国家的命脉。
如何能达到因粮于敌的目的，孙子认为应用重赏奖励部队作这样的努力，所以他说：“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前一句只是一个陪衬，重点是放在后一句上。其解释如下：要想部队奋勇杀敌，则必须激起其仇视敌人的怒火；要想部队尽量利用敌方的资源，则必须给予重赏。此外，又不仅限于粮食，俘获的车辆和步卒也都可以利用。这里又必须略作解释，在中国古代的战争中，乘车的武士由贵族充任，他们自成阶级，其身份受到对方尊重。但步卒则由平民（农奴）充任，他们没有正规军人身份，被俘之后只要能获善待，则照样会替对方服务。
基于上述的分析，孙子的最后理想即为“胜敌而益强”，因为在战后我方经济损失会较小，而敌方经济损失则远较巨大。不过，还有一先决条件，那就是“兵贵胜，不贵久”。只有不久才能胜敌而益强，反而言之，兵久而国利者，依然还是未之有也。所有的版本都作“兵贵胜，不贵久”，但各家的注释则又都把“胜”字释为“速”字，而无单独释“胜”者。不过事实上这并不太重要。因为“贵胜”一样讲得通，那也就是说，虽然兵以胜为贵，但绝不可能以久为贵。
“胜敌而益强”又有其更进一步的意义。那表示孙子的眼光已超越了战争而一直看到战争结束之后。那也正有如李德哈特所云：“大战略的视线必须超越战争而看到战后的和平……战略目的为获得较好的和平。”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477页。 ]
不过，孙子虽重视战争与经济之关系，而且也深知经济为国力的基础，但令人惊异的是他又和其他先秦诸子不一样，在其书中并无“富国强兵”之论。这一点的确令人很难理解。他似乎是故意把他的思想局限在“兵”的层次，而并未将其提升到“政”的层次。他虽然已经进入大战略的领域，但还是以战争为核心，他始终是站在“将”的立场上发言，这也正是他与孔子不同的地方。无论如何，任何思想家的思想总还是有其限度和弱点，因此对孙子也自不必因此而有所苛责。
孙子在第二篇的结尾处又回到其所一贯坚持的基本观念，那就是始终认为“将”的才能实为战争问题中的核心。他在全书中几乎是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立即趁机说明此一因素的重要。所以，他这样指出：“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所谓“知兵之将”其意义即为“了解战争”的军事领袖。只有这样的将才，始有资格掌握人民的命运和国家的安危。换言之，将所负的责任非常重大，不仅是在战场上争取胜利，而更要保护全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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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谋攻篇
第三篇名为“谋攻”，这两个字也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谋攻”乃“以谋为攻”，但又有人认为它是“以攻为谋”。有些英译本将其译为“Attack by Stratagem”即代表前者 [ 注：《孙子》英文译本见《孙子校释》的附录，267页。 ] ，而格里菲斯（Samuel B．Griffith）译为“Offensive Strategy”，则可代表后者 [ 注：Sun Tzu，The Art of War，trans．by Samuel B．Griffith（Oxford，1964），p．77． ] 。前者把“谋”字视为名词，后者把“攻”字视为形容词。但若照《孙子》的原文来分析，则似乎都不正确。《孙子》所说的“谋”，其意义就是“计”，所以何守法说：“谋亦计也，攻，击也。” [ 注：何守法：《音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九册，373页。 ] 这一篇的主题即为讨论应如何计划发动攻击。因此，比较精确的英译应该是“Planning Offensive” [ 注：The Seven Military Classics of Ancient China，trans．by Ralph D．Sawyer （Westview Press，1993）．p．160． ] 。
曹注说：“谋攻者，欲攻敌必先谋也。” [ 注：曹注见魏汝霖：《孙子兵法大全》，93页。 ] 用现代语来说，即为要想向敌国发动攻击则必须先有计划（谋）。然则为什么要发动攻击？这又应该是必须首先提出的问题。要回答此一问题，则又须了解战争的本质。国家为什么要想主动地投入战争，是因为它想用战争为手段以达到某种目的，而要想达到目的则又必须采取攻势。守势只能阻止对方达到其目的，但并不能使我方达到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所以，要想达到积极的目的，则必须采取攻击行动。欲攻者又必先谋，换言之，行动之前必先有计划。如何计划发动攻击，即所谓“谋攻”。
然则又应如何谋攻？孙子一开始就提出他的基本观念，这个观念可以用一个关键字来表达，那就是“全”。在拟定攻击计划时，最高的理想即为求“全”，而如何始能达到此一理想，其关键则在于“不战”。所以，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全”与“破”是两个相对的观念。“全”的意义就是完整而无任何损毁，“破”的意义即为造成无可避免的损毁。孙子的理想是希望既能击败对方而又能避免造成损毁。此一原则从最高的国家战略层次到最低的战斗层次都同样适用。所谓国者，军者……自曹操起，注家多释为敌方，即不使用武力而能使敌方屈服者为上策，击而破之则只能算是次等的成就。不过，贾林却有补充意见，其注曰：“全得其国，我国亦全，乃为上。”事实上，此种解释无异画蛇添足，既能使对方自动屈服而又获得保全，则我方本身也会获得保全乃自然之理，似乎无再作说明之必要。 [ 注：曹注及贾注均见《十一家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一册,407页。 ]
孙子所谓的“战”，其意义即为使用武力。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善之善者也（the best）。假使还是必须一战，则即令百战百胜，也还不能算是最好，而只能算是次好（the second best），因为即令每战必胜，仍然还是会使双方受到相当损失，其结果也自为破而不全。
由此观之，孙子不仅主张慎战，反对久战，而更企图不战。所以，他似乎可以算是一位非战主义者。但又必须了解孙子只是非战，而并不非攻。从战略家的观点来看，必须采取攻击行动，始能达到积极目的。不过，此种行动并不一定要使用武力，也不一定要采取战争的形式。因此，不战也一样能屈人之兵。孙子在思想上与法国当代战略大师博弗尔非常接近，后者创造了“间接战略”（Indirect Strategy）这样一个新名词，其意义为尽可能使用非军事手段来追求国家利益。 [ 注：博弗尔的间接战略观念的详细解释可参看其著作《战略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 ]
间接战略亦即为总体战略（total strategy），换言之，其所追求的是总体利益，而非仅为战争中的胜利。所使用的工具包括各种权力因素都在内，也自非仅限于武装部队。因此，孙子才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也表示他认为在拟定攻击计划时，可以考虑使用四种不同的手段，而这些手段也分别构成四个不同的层次。从层次的高低上看来，孙子所最欣赏者是“伐谋”和“伐交”，其次才是“伐兵”，但对于“攻城”则表示极端的厌恶。孙子的这种想法与其时代背景似有微妙关系。
据多数学者认定，孙子大致是春秋后期之人。到此时所谓霸政虽已式微，但齐桓公、晋文公所造成的典型则依然存在，所以此种遗风仍为当时精英分子所怀念和羡慕。尽管时代和环境都已改变，但他们的思想还是多少会受到其前辈的影响。最近有人认为孙子所主张的“伐谋”、“伐交”，以及“不战而屈人之兵”似乎有一点过分理想化的趋势。照实际情况来观察，在他那个时代想要实现此种理想，其成功的机会似乎不太大。此种批评固然相当合理，但孙子为什么会那样想，则又并非不可解释。
孙子齐人也，齐桓公、管仲的伟业自然会成为其心目中所想学习的模范。尤其是管仲更是春秋霸政的创始人，孔子对于其成就曾给予高度的肯定，足以被后世视为定论。孔子一方面指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另一方面又称赞：“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 注：孔子之言分别见《论语·八佾第三》及《论语·宪问第十四》。 ] 夫子之言应属信而有征，可以证明齐桓公的首创霸业并非依赖武力，而是由于伐谋、伐交的运用成功。《史记》中也说：“管仲既任政相齐，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 [ 注：《史记·管晏列传》。 ] 这也就是说管仲善于运用谋略，其心灵具有高度弹性，其政策绝不僵化，而且深知持盈保泰、适可而止的道理。
在齐桓公、管仲的霸政中，伐谋、伐交是经常运用而累获成功的战略，至于武力则很少使用，大致只是保留作为后盾而已。事实上，在晋国继齐国称霸之后，虽然使用武力的频率已经增高，但伐谋、伐交还是继续使用，并且仍然构成战略思想的主流。因此，可以发现在春秋时代，伐谋、伐交是一种成功的经验，而并非空洞的理想。孙子的时代虽已接近战国，但他是一位尊重历史的学者，其思想深受此种传统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事理之常，不足为怪。
孙子把“伐谋”列为战略中的第一等，“伐”的意义就是打击（strike），换言之，最好的战略就是打击在敌方的战略计划（谋）上。这也是所谓“釜底抽薪”之计，使敌方的计划失效而根本不能应用，则也就必然能迫使敌方放弃其原有的意图，于是自然能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即令不能直接打击敌方的计划，但若能打击敌方的同盟国或附庸，也足以削弱敌方的实力，并使其原定计划难于执行，故不失为次好的战略。事实上，伐谋与伐交往往不可分而必须联合运用，若能使敌方众叛亲离，则其原定计划自难实施，而其原有意图也须放弃，所以，伐交实乃间接的伐谋。关于“伐交”，过去也有不同的解释，例如曹操说：“交，将合也。”即指敌方部队将要合成阵形时而趁机对其发动打击。何氏、张预之注与曹注接近。不过，此种解释过分狭隘，已不为后世所认同。 [ 注：曹操、何氏、张预之注均见《十一家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一册，411页。 ]
如果伐谋、伐交都不能达到其理想的目的，于是“伐兵”遂为必要的选择，否则就必须放弃谋攻。所以，使用武力进行会战，也就势在必行，尽管那是第三等的战略。事实上，到孙子的那个时代，伐兵也是一种常用的手段，《孙子》全书中的大部分篇幅都是用来讨论有关伐兵的理论和问题。因此，孙子虽然还是向往霸政时代的传统，但又并非缺乏现实感。
如果不能在战场上击败敌方的野战军而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则最后可能就会采取下策（其下攻城）。孙子为什么那样反对攻城，甚至于可以说是深恶痛绝？在其书中已有详尽的解释。他估计要用三个月的时间来完成攻城的准备，再用三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围攻。若能结束（已）就算是很顺利。但也许并不能如此，于是指挥官（将）在一怒之下，命令部队用云梯攀登城墙，结果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一，而城仍然不拔。所以，孙子说：“此攻之灾也！”为什么攻城会这样困难，这又与时代背景有关。到春秋后期，守城和攻城的技术都有很大的进步，而由于各国兵力都已增大，想在一次会战中决定胜负也就变得不可能，于是城塞攻防遂开始变成常见的模式。此种形态的战争不仅不能速决，而且更会使双方都蒙受重大的损失。从孙子眼中看来，攻城违背了两项基本原则：（1）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2）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所以，他认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在对于战略的四个层次列举说明之后，孙子遂又作结论说：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这一段话实为“谋攻”的总结。他连续用了两个“全”字，可以明确显示求“全”即为谋攻的焦点。简言之，在拟定攻击计划时，应采取包括伐谋、伐交在内的总体战略，此即“以全争于天下”。从反面来看，又应尽量考虑不直接使用武力，至少不可久战，尤其不可攻城。若能如此，则兵不顿而利可全。换言之，就是能把损失减到最低限度，把收获升到最高限度。
兵不顿而利可全，当然是一个最合理想的目的，但在实际情况中又如何才能达到？孙子认为其关键为将之用兵能发挥高度弹性，也就是所谓“识众寡之用”。于是他用数字明确指出：
┌十则围之
│五则攻之
用兵之法 ─┤倍则战之
│敌则能分之
│少则能守之
└不若则能避之
简言之，即尽量保持数量优势，然后始能兵不顿而利可全。所以，当享有十倍优势时，可以分用一部分兵力去围困敌方坚守的城塞，而将其余的兵力用来追求其他的目标。当享有五倍优势时，虽不能采取围困的方式，但却可以凭借压倒的兵力迅速攻克敌方城塞。假使只有一倍优势，则不可攻城，但却可以企图在会战中击败敌军。假使双方兵力相等（敌），则应能设法分散敌方兵力，以在决定点上造成局部优势。假使兵力较少于对方，则只应守而不攻。假使居于绝对劣势（不若）则应避敌以求自保。若劣势兵力（小敌）仍坚持采取应战或固守的行动，则必然会被优势兵力（大敌）所击败，此即所谓“小敌之坚，大敌之擒”。
说到这里，孙子又话锋一转，回到他所最重视的因素——“将者国之辅也”。在此处“将”除照狭义解释外还应作广义解释，即指军事组织而言，“国”则应作政府解释。“辅”字的意义为彼此互赖，相依无间。政府与军事组织能彼此互信互赖（周）则国必强，若不能如此（隙）则国必弱。 [ 注：《左传》（僖公五年）有“辅车相依”之语，辅为车之外表，与车本身唇齿相依而不可分。“周”作周密解，“隙”作空隙解，“辅周”即密切互赖，“辅隙”即彼此疏离。 ]
因此，孙子遂指出“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即认为政府（君）有三种行为足以使军事组织（军队）受到伤害（患）。非常奇怪，照《孙子》原文看来，这个“三”字应该是“二”字，但古今注《孙子》者却从未有人注意及之。孙子明确指出两种行为，并且都分别给予一个特殊的名词。现在就图解如下：
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
├是谓縻军
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
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
├是谓乱军引胜
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
从上列的对比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孙子所谓“君之所以患于军者”的行为只有两种：一为“縻军”，另一为“乱军引胜”。而且《孙子》在原文中还说：“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更可以显示“既惑且疑”是一件事而不是两件事（用英语文法来解释即为both…and）。而且孙子也只创造了两个名词（縻军与乱军引胜），而并未创造第三个，尤其可以作为确证。所以，“三”字应改为“二”字，实属毫无疑问。除非《孙子》原文中本来还有第三点，但在流传过程中已经逸失。
在此还有几个字应略加解释：（1）“縻”的原义为牛辔，在此作牵制解。“縻军”就是政府从后方牵制前方军队的行动。（2）“事”为事务，“政”为管理，“权”为随机应变，“任”为责任。假使容许不懂军事的人参与军事的管理，不知通权达变的人同负指挥之责，则必使部队既惑且疑而无所适从，其结果即为“乱军引胜”。换言之，由于造成军队内部的混乱，而导致敌方的胜利。
基于上述的分析，孙子遂进一步认为在尚未交战之前，即可根据五点理由而能预知胜负谁属。此五者即所谓“知胜之道”，再图示如下：
┌（1）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2）识众寡之用者胜
知胜之道 ┤（3）上下同欲者胜
│（4）以虞待不虞者胜
└（5）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此五种知胜之道，其理论基础均已见前三篇。“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是根据“庙算”而获得的结论。“识众寡之用”即“兵众孰强”的比较。“上下同欲”即“令民与上同意”。“以虞待不虞”即“修道而保法”（见“形”篇，所谓“道”与“法”即“计”篇中的五事之二）。“将能而君不御”就是政府对军事不可作不合理的干涉，否则即为“縻军”和“乱军引胜”。
概括言之，“知胜”是“庙算”的结果，而又是“谋攻”的先决条件。若非已能预知胜利在望，则又何必计划发动攻势。反而言之，在无胜算的条件下，贸然发动攻势，实乃轻举妄动，则鲜有不败者。于是孙子遂作成其前三篇的总结论：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
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殆”者危也，“不殆”就是没有失败的危险。“一胜一负”的意义即为只有百分之五十的胜算，而无必胜的把握。“每战必殆”在武经本上作。“每战必败”。但依据逻辑则用“必殆”较合理。因为战争具相对性，若我方不知彼不知己，而敌方也同样不知彼不知己，则胜负之数还是未可知也，所以不能断言我方必败，而只能说我方的前途必然很危险。
从“计”篇开始，到“作战”篇，再到“谋攻”篇结束。十三篇中的前三篇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孙子首先指出一切战略思想都必须以计为起点，而所谓计者，其主要目的即为明辨利害。计的功用就是求知，能知然后始能谋。所以，一切关键即在于知。知为智的基础，而战略即为斗智之学，换言之，无知即为败亡的主因。
此三篇为孙子全部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其应用的范围从大战略层次一直贯穿到小战术层次，诚可谓“吾道一以贯之”。而且孙子虽仅以兵家自居，并仅以战争为其研究主题，但其思想具有总体性，其应用又绝非仅限于战争和军事问题。所以诚如加夫利科夫斯基所云：“其理论不仅别出心裁，而且也是合理的，并以一种数学性的智慧为基础。因此可以认为他是行动学的先知，而这也许即为其对于中国思想最重要的贡献。” [ 注：Krzysztot Gawlikowski,“Sun Wu as the Founder of Chinese Paxiology,Philosophy of Struggle and Sci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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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形篇
《孙子》书中的前三篇是其战略通论，也代表其全部思想的基础。以下各篇则都可以说是这三篇的延伸和发展，其基本观念始终是前后一贯，使全书在思想上构成完整的体系。从第四篇到第六篇，为十三篇中的第二大段。这一段所分析的内容大致是以“伐兵”为范围，用古人的术语来说，也就是“用兵”；用西方术语来表达，即为“作战”（operation）；而我国军事术语则称之为“野战战略”；此外，也可以总称之为“战争艺术”。在此又必须指明，孙子在其书中用“战”字时，大体是作狭义的解释，即专指会战（battle）或作战而言，但用“兵”字时，则反而作较广义的解释，即包括战争、国防、国家安全、战略等复义都在内。
这一段虽分为三篇，但在思想上前后连贯，几乎完全不可分，所以必须对其作总体性的研究，而绝对不可断章取义。固然，其所分析的主题是以军事战略（野战战略）为范围，但其中若干基本观念又还是可以通用到其他的层次，甚至于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
第四篇的篇名，武经本为“军形”，而其他版本则均为“形”。此种差异并无太多重要性，而对于“形”字的意义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此种文字注解问题对于战略研究而言，也并不重要。事实上，孙子的书在这几篇中所用的文辞都非常明白易解，很少有咬文嚼字之必要。所以，我们只要照原文读下去，则对于孙子的思想不至于发生任何误解。
孙子在“形”篇中一开始就提出他在这一篇中的基本观念：“胜可知而不可为。”他对于自己的逻辑讲得非常清楚：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这一段话暗示一个非常重要而常为人所忽视的观念问题，那就是战争是一种相对行动。战争一定有敌我（己）两面。诚如老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所云，敌方有其独立意志。换言之，战争中任何人所能确定的只有他自己方面的行动，而对方的行动则是他无从确定的。因此遂又如克劳塞维茨所云，战争是机会的领域。 [ 注：有关克劳塞维茨和老毛奇的思想，可参看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第十章及第十一章。 ]
因此，孙子才会说，“胜可知而不可为”，换言之，可以知道在何种条件之下即能获胜，但无法制造（为）一个胜利，因为“可胜在敌”。反而言之，所能为者仅为“不可胜”；所以也就必须“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这个“待”字非常重要，在战略领域中必须待机而动，而绝不可轻举妄动，但一有机会又绝对不可错过。“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