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论将，把智列为五德之首，足以表示他对于智的重视和崇尚。但智是一种抽象的境界，其具体的表达又即为知。所以，若能经由好学的途径，获致必要的知识，于是也就可以近乎智了。孙子所研究的是兵学，所著作的是兵法。“兵”字有很多的复义，包括战争、军事、国防，而尤其是战略都在内。所谓战略者又有三种不同而又形成一体的向度（dimension），简言之，战略同时是一种思想，一种计划，一种行动。但无论是思想、计划，还是行动，又都必须以必要的知识为基础。无知固然不能行，无知甚至于也不能思，而尤其是无知则更不能计。思是行的起点，行是思的终点，计则介乎思与行之间并构成两者的桥梁，若无此一桥梁则三者也就自不能形成一体，而此思、计、行三位一体的总基础又还是知。所以，战略家无论其所专精是思想、计划，还是行动，或兼而有之，其入门的途径还是相同，那就是求知。如何求知？其总诀即为孔子所说的好学。好学在这里是采取一种广义的解释，即指对于知识有一种追求不舍的热情。必须如此，始能从事彻底认真的研究。这样的治学则不仅能获致充分的知识，而且还可能将知识转变为智慧。
孙子是这样吗？孙子虽不曾说明其治学方法，但其书却能对此提供不少暗示。孙子以“计”为其首篇，计的基础即为知。孙子所说的第一句话是“兵者国之大事……不可不察也。”“察”的意义就是彻底认真的研究。应如何察？孙子明确指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这也正是其求知的方法。在战争计划作为的阶段中，所应追求的又是何种知识，换言之，需要建立何种资料库（data base）？孙子也已作明确的列举，即所谓“五事”。孙子更强调主持计划作为（国力评估）的“将”，对此五事不仅要闻（预问），而更要知（了解），而这也是胜负的关键，所以“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孙子在第二篇（“作战”）中有一句名言：“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这句话含有三点重要意义：（1）利和害是所应知的重要问题，求知的目的之一即为明辨利害。（2）人在思考问题时，往往见利忘害，所以，孙子遂特别提出警告。指出不知害也就不能知利。（3）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字就是“尽”，尽的意义即为彻底、完全。所以，对于利害的比较考虑必须非常彻底，毫无遗漏，而不可以有任何一厢情愿的想法。
诚如何守法所云：“谋亦计也。”“谋攻”篇的主旨即为应如何计划攻击。又诚如张预所云：“计议已定，战具已集，然后可以智谋攻。”从这些前贤的注释中即可认清谋、计、智实不可分，而其共同基础即为知。“谋攻”篇对于“知”一共提出三点重要观念：（1）不知军事者不得干预军事，否则就会产生严重后果（乱军引胜）。（2）知胜有五，孙子明确指出“此五者，知胜之道也”。（3）孙子首次提出“知彼知已”的要求。如何能知彼知己，其方法即为寻求正确的信息，再加以精密的评估。此即所谓“庙算”。
“形”篇中的基本观念即为“胜可知而不可为”。为何可知？其理由又即为“谋攻”篇中所指出的知胜有道。但不仅要有道而且还要有法，因此，必须“修道而保法”，始能“为胜败正”。所谓法者，即为如何评估（研究判断）情况的步骤。这也就是求知的方法。
“势”篇无“知”字，但并不表示这一篇与知无关。事实上，所谓分数、形名、奇正、虚实都无一不是知，无知又焉能任势？“虚实”篇中的要义即为“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其先决条件则又为“知战之地，知战之日”。从“形”篇、“势”篇，到“虚实”篇，本是三合一而成完整体系，所以孙子的总结论为：“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因为人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所以才能自保而全胜。”
孙子说：“用兵之法，莫难于军争。”然后又说：“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在“九变”篇中，他又说：“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地）利不能得人之用矣。”“行军”篇无“知”字，但其内容则全是实用的知识，包括侦搜敌情的方法在内。“地形”篇的主要内容为孙子的特殊的地略理论，但其结论则为天下共知的名言：“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九地”篇内容庞杂，“火攻”篇内容单纯，均可置而不论。“用间”篇为十三篇的最后一篇，从“知”的观点来看，也是全书中最重要的一篇，可以说是画龙点睛。这个睛又是什么？孙子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于众者，先知也。”如何能先知？孙子的答案是“以上智为间”。那也正是博弗尔所云：“国家必须建立高效率的情报和研究组织。”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46． ]
综观《孙子》十三篇，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一篇无知字，也几乎没有一篇不与知发生关系，由此可以显示孙子在思想方法中是如何重视求知。
二、求先
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接触到“先”字。孙子不仅求知，而且也求先，尤其是此二求有时也不可分，所以，我们首先接触到的观念即为“先知”。但孙子所求的先又非仅限于先知，还有较复杂的意义和较广泛的范围。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分析。其一是所求的“先”不仅为先知，而且还有先行。其次是所谓“先”者，狭义言之，是比敌人领先，广义言之，是比时代领先。因此，在分析求先的问题时，必须重视这些差异。
孙子在“计”篇中所主张的“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就含有两种不同的求先目的。其一是在战前先造成有利的态势，其二是比敌人抢先居于有利的态势。而要想达到这样的双重目的，则所需要的先决条件遂又不仅为先知，而且还有先行（先动）。“计”篇结论中所谓的庙算是一种先行，在战前行之，而庙算的结果则为先知，“胜负见矣”。
曹操对“谋攻”的注释说：“欲攻战，必先谋。”谋是在发动攻击之前所先采取的思考程序和计划作为。其目的则为决定攻击所应采取的战略，而此种决定作为的基础即为“知彼知己”，这当然是先知。因为有这样的先知，所以在“形”篇中才能“先为不可胜”，又因为“胜可知”于是“胜兵才能先胜而后求战”。
“虚实”篇的主旨为“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其先决条件即为“先处战地而待敌”。孙子在“军争”篇中则认为“先知迂直之计者胜”，因为那才能够“后人发，先人至”。“九变”篇中虽无“先”字，但有一名句：“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此一“待”字具有吴子所谓“先戒”的含义。最后，又回到了“用间”篇，孙子在此所强调的惟一观念即为先知。孙子在所有一切的求先工作中，最重视先知，必须能够先知，然后始能先行（包括一切行动在内）。不过，仅凭先知还是不够。先知对于先行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足条件。要想在行动上领先，还需要主动、速度、果敢等因素来配合。
最后，还必须指出，孙子的思想虽然表现出强烈的求先趋势，但无论是先知或先行，其所考虑的范围似都只是狭义的，换言之，只以与敌争先为目的，而并未达到较远程的境界。所以，孙子的思想虽不乏未来导向，但又并不算太深远。
三、求全
学者吴如嵩认为《孙子兵法》的核心是一个“全”字。《孙子兵法》中的“全”，如同孔子哲学的核心“仁”，老子哲学的核心“道”，是我们研究孙子军事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 [ 注：杨少俊主编：《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44页。 ] 。他的意见相当正确，孙子的思想方法确有求全的趋势。“全”字在《孙子》一书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一共仅十次，而其中七次都是在“谋攻”篇中。谋的意义即为战略，可以暗示孙子的战略思想是采取一种求全的途径（holistic approach）。
所谓“全”者在孙子的思想中也有广狭二义。从狭义的观点来解释，“全”就是“破”的相对词，简言之，所谓求全即力求保持现状而不予破坏，至少也应把破坏或损毁减至最低限度。从广义的观点来解释，“全”就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哲学观念，而在思想方法的领域中也代表一种特殊的思考途径。
先从狭义说起。孙子在“谋攻”篇一开始就提出“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的总原则。这也是他对“全”字的最基本想法，而其总结论则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佳的选择，最高的理想。孙子所说的“用兵之法”意即为战略，而所谓“不战”则为不用战斗的方式。简言之，孙子是希望在战争中尽可能不直接使用武力，以使双方损毁（破）都能减到最低限度。所以，全是最高的理想，而破则为不得已的选择。
然则如何才能达到，或至少能接近此种理想？孙子提出三点概括的建议：
（1）屈人之兵而非战也——不会战。
（2）拔人之城而非攻也——不攻城。
（3）毁人之国而非久也——不作长期消耗战。
但这三点都只是消极性的，若仅能如此则还是不能达到战争的积极目的（胜利）。于是孙子遂进一步指示：“必以全争于天下。”若能如此，其结果即为“兵不顿而利可全”。孙子认为这一整套观念即为“谋攻之法”（战略原则）。过去研究孙子的人似乎都不曾注意到孙子的指示有其消极与积极的两方面。仅只非（不）战、非攻、非久，所能达到的目的也不过仅为“兵不顿”而已。必须以“全”争于天下，然后利才可“全”。“利”在此应作“胜利”解释，孙子在“地形”篇中说“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可以作为证明。
最值得注意的是孙子一连用了两个“全”字，那又应该如何解释？在此，就必须进入广义的范畴。作为哲学观念，“全”字应有三种不同而又不可分的意义：（1）总体（total），（2）综合（compmhensive），（3）宏观（Macro）。在思想方法领域中的“求全途径”也就是说此种思路同时具有这三种趋势或方向。必须把所思考的对象视为总体，不仅需要分析而也需要综合，力戒见树而不见林，同时又要保持宏观，不可近视，而必须高瞻远瞩。战略思想家必须如此，始可算是战略思想家。孙子即为一个模范，读其书自能体会其宏伟的心胸，高远的视野。
现在再回到那两个“全”字。孙子所说“必以全争于天下”，用现代语来翻译，即为“在战争中必须采取总体战略”。所谓“总体战略”是博弗尔所首创的名词，也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大战略”，其意义即为对于各种不同权力的综合运用，当然也包括军事行动（伐兵）在内，但却应尽量多用非军事行动（伐谋伐交）。若能如此则可以导致“而利可全”的后果。这第二个“全”作“完全”（complete）解，也就是应能获致“完全的胜利”（complete victory）。然则何谓完全的胜利？即为没有不利后遗症的胜利，也就是李德哈特所云能够导致“较佳和平”（better peace）的胜利。
总结言之，孙子所求的“全”不仅具有狭义而且也具有广义，不仅只是希望在战争中把损毁减到最低限度，而且更企图用总体战略来获致完全的胜利。
四、求善
“善”字在《孙子》书中共出现三十三次，可说是频率颇高。用兵求善是孙子独树一帜的战略思想。学者谢国良认为孙子的“善战”思想充满于十三篇之中 [ 注：杨少俊主编：《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332页。 ] 。的确如此，孙子在其思想方法中，具有强烈的求善意愿。他希望他的理论能够完美更完美，不仅是“善”，而且更是“善之善”。简言之，他是以止于至善为其理想中的最高境界。
在《孙子》一书中有两种常见的语法：（1）“善战者”（或善用兵者），而且又时常在前面还加上一个“古之”或“昔之”。（2）批评某种成就尚非“善之善者也”，并指出必须如何始为“善之善者也”。这两种语法所表示的意义有所不同。前者表示孙子对于“善”是有一定的标准，而这种标准的拟定又是以前人的经验为基础。因此，可以认定孙子的求善虽有理想主义的趋势，但他还是未与现实经验脱节。后者表示孙子四求的基本精神，因为学无止境，知也无涯，无论是哪一种学问，哪一种思想都是天外有天，所以都必须以不断进步、止于至善为最高理想。
孙子说：“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其理由安在？因为“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又正因如此，所以“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在其全书中明确认定为。善之善者”就只有这一项。可以显示“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他的最高理想。换言之，他和博弗尔的想法一样，武力的使用愈少愈好，最好完全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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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十三篇是全世界第一部战略理论著作，那也是其思想的结晶和思考的成果。从其著作中可以发现他在治学过程中经常以求知为起点，以求先、求全为目的，而以求善为理想终点。事实上，此四求又是互相融合，彼此沟通，而凝结成一整体。读《孙子》而能吸收四求的灵感，则不仅可以算是善读者，甚至于还有成为“善之善者”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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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孙子论将
一、五德与五危
二、将者国之宝也
假定司马迁的记载真实可信，则《孙子》十三篇之作本是呈献给吴王以作进身之阶用的。换言之，用现代语来说，也就是一种自我推销的工具。把这样一本书送给吴王看同时具有两点用意。第一点是表示他自己的确具有大将之才，第二点是告诉吴王应如何选将，而其最后目的则为企图说服吴王使其确信这位自荐的齐国人即为最佳的选择。因此，《孙子》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将道”（generalship）。一方面阐述作为一位合格的“将”，所应具备的是哪些条件，其所担负的是何种任务，其对于国家（主）具有何种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教导执政者（主）应如何选择其“将”，对他应有何种期待，以及在主将之间应如何建立适当的合作关系。所以，一方面像若米尼一样，孙子的书对于国王和政治家是一本良好的教科书；另一方面，也像霍华德推崇若米尼一样（甚至于犹有过之），《孙子》十三篇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孙子所教的是如何治军，如何用兵，以及为将所必备的一切知识，换言之，也就是将道的精华。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孙子个人的得失荣辱并不重要，真正具有不朽价值者是他的书对于后世名将（great captain）永恒的指导意义。
一、五德与五危
《孙子》一书中所谓的“将”是专指“主将”或“大将”而言，用现代语来表示，即为最高指挥官（highest commander）。对于战争他是最高的指导者，包括战争的计划、准备、执行都在内。将是国防事务（兵）的总负责人，因为兵者国之大事，所以负此总责的人对于国家安全而言非常重要。因此，将之选任必须十分慎重，这也是“主”所必须重视的问题，是以孙子在分析国力评估（庙算）时，在“主孰有道”之后，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为“将孰有能”。然则所谓“能”者又是根据何种条件来评定？孙子列举了五项基本条件，即智、信、仁、勇、严，这五项又常总称为五德。曹注说：“将宜五德备也。”这表示五项均为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这五个字的意义是众所周知，不必作太多的解释，但这五个字的排列顺序却有略加说明之必要。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智、仁、勇三字的排列，孙子所定的顺序与孔子一致，只是再加上信与严二字而已。为什么文武二圣都同样重智，将其列为第一优先，这是一个很有意义而值得分析的问题。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即为最佳的答案。所谓“不惑”者就是对于所面对的问题有彻底的了解，对于所遭遇的情况有完全的掌控，这样遂自然感到一切都有把握，而没有任何疑惑。如果毫无疑惑则也就自无忧惧之必要。所以，照逻辑来说，智者不仅能仁而且也必有勇，智实为仁勇的先决条件。尤其是在战争的领域中，战略本来就是斗智，如果缺乏智计，很可能流于妇人之仁，匹夫之勇，则鲜有不败亡者。韩信对于项羽的评论即为最恰当的例证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276页。 ] 。
孙子重智，这也是他与克劳塞维茨之间的一大差异。这当然又与二人著作所重视的层面有相当关系，孙子比较重视大战略，包括战争的准备和计划在内；克劳塞维茨则比较重视作战的层面，仅到晚年才进入大战略的境界，所以他重勇有过于重智遂为必然趋势。不过他们两人的观念又最多只有程度上的差异，因为诚如克劳塞维茨所云，军事天才存在于许多要素的“和谐组合”（hamonious combination）之中。换言之，虽然其中有某种要素可能比较具有支配性，但任何一种要素的作用又都不会等于零，也不能与其他的要素冲突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rinceton，1976），p．100． ] 。
孙子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这表示机会与危险经常同时存在而不可分。事实上，克劳塞维茨也所见略同，他说：“战争是一种不确定的境界，……所以需要敏感和明辨的判断力，即为一种能嗅出真相的巧妙智力。” [ 注：同上书，101页。 ] 有勇气始能敢于利用机会，但克服不确定性又必需智力，智与勇交相为用，始能相得益彰。克劳塞维茨指出：“军人地位愈高，其活动受理智管制的程度也愈大。”不过，他又说：“单独的智不能有勇，我们常见非常聪明的人反而缺乏决断。” [ 注：同上书，102页。 ]
于是克劳塞维茨遂强调勇之重要：“勇敢能替理智和知识添翼，此种翅膀愈强，也就可以飞得愈高，视界也愈广，而结果也愈佳。”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rinceton，1976），192． ] 由此可见，他似乎是认为勇者必有智，而智者不一定有勇。孙子的结论则恰好与其相反：智者必有勇，但勇者则不一定有智。孙子在其书中几乎从未强调勇之重要，他只说过“智将”而从未说过“勇将”。他曾明确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他更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凡此种种都足以显示孙子是如何重智。
孙子又不仅只在大战略领域中特别强调知与智的重要，甚至于在用兵的层面上亦复如此，他指出“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他更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理想。所谓奇正相生，兵形象水，都无不代表高度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孙子》十三篇，从“计”篇到“用间”，无一篇不是以智为基础。
除智勇二者以外，孙子对于将才的认定又还有信、仁、严三字也同被列为必要条件，其中尤以信被列为第二位，于是才把勇挤到第四位。概括言之，此三者都与治军有关。战争不是个人的行动，而是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必须先能治军然后始能用兵。古代国家的组织比较简单，所谓“将”者不仅在平时（战前）要负责战争的计划和准备，而在战时更要负责军队的指挥和管制（command and control）。“治”字的含义包括组织（organization）和管理（management）都在内。若不能治，则诚如吴子所云：“虽有百万何益？” [ 注：《吴子·治兵篇》。 ]
有了管理良好的部队，然后始有战胜的可能，否则徒有智勇，也还是无以用之。将欲善于治军，则他必须具备信、仁、严三种素质（性格），而信尤其重要。古人注孙子者，对于此三字所作的诠释都是偏重其与刑赏的关系，实不免过分狭义。事实上，应有较广义的认知 [ 注：《十一家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一册，370－371页。 ]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任何组织、国家、军队，或任何团体，假使其成员之间无共信，则这个组织也就很难维持其存在。所以，信对将而言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条件。若将本身言而无信，则又如何能建立共信，维持其部队的凝聚力？孙子把信列为第二位，仅次于智，良有以也。
治军不能仅凭严刑峻罚，这是孙子与战国时代的法家和兵家之间在认知上的重大差异。孙子所列举的第三点即为仁，仁就是爱也就是同情。将对他的部队必须像对他的子弟一样，孙子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篇）这要算是孙子的真知灼见，也可以暗示其思想与孔子非常接近。反而言之，军队究竟又是一种负有战斗任务的组织，与任何其他组织都不一样。军队必须有严格的纪律，维持纪律则又必须信赏必罚。所以，严也就成为最后（last）的一个条件。在此又应特别指出，严字也必须作广义的解释。严就是认真彻底，换言之，在军事组织中，所有一切事物都必须要求零缺点、无漏洞，只要出一点小毛病即足以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才是严的真意，并非仅限于律己以严或严刑峻罚。事实上，孙子在所谓“七计”之中所提出的最后四个问题，“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都无一不与严有密切关系。
总结言之，智、信、仁、勇、严，在排列上虽有先后，但其重要性并无太多的差异，而且彼此互赖，合为一体。善用兵者必须智、勇兼备，善治军则必须信、仁、严三者俱全。孙子所谓的将是必须既善用兵又善治军，所以诚如曹孟德所云：“将宜武德备也。”孙子就是这样教吴王应如何选将，于是他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这也同样是他对后世执政者的永恒教训。
以上所云都是正面的条件，但孙子为慎重起见，又指出哪一类的人绝对不可用。他在“九变”篇指出“将有五危”，即认为凡有此五种倾向的人，其性格中都潜伏着某种内在危险。所以，孙子说：“凡此五者，胜之过也，用兵之灾也。”值得注意的这个“过”字，因为此五者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并非不好，而且也不违反五德，但其毛病却是出在超过了正常的限度。现在分析如下：
1．勇固然是美德，但若每战均以必死自誓，不惜甘冒不必要的危险，则很可能自投罗网，而为敌所杀。此所谓“必死可杀”。
2．智固然是美德，但过分聪明的人往往对于利害作过分慎重的计算，而不敢涉险犯难，于是临难苟免，而不惜被俘。此所谓“必生可虏”。
3．信固然是美德，但由于过分守信，于是行动遂不免急躁求速，因而缺乏冷静思考，易受敌方刺激而自乱步骤。此所谓“忿速可侮”。
4．严固然是美德，但若过分持己以严，洁身自好，则有重细节而误大事的危险。此所谓“廉洁可辱”。
5．仁固然是美德，但治军用兵却不可仁爱过度，否则就会受到太多的牵制而贻误战机。此所谓“爱民可烦”。
将之所以有此五危，其动机完全是善良的，而且若不过度也并不为害。但若过度即可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孙子提出警告说：“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有关将才的选择，孙子所提供的建议可以说是非常明确：将必须能够兼备五德，而又能避免五危。
二、将者国之宝也
兵者国之大事，将的选择固不可不慎重，而对于被选为将的能人又必须予以极高度的尊重。孙子在书中曾一再强调将的责任是如何重大，将的任务是如何重要，其理由即在此。我们可以依照顺序把孙子在各篇中的警语列举如下：
1．孙子在“计”篇中说明“经之以五事”之后，就立即指出：“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2．孙子在“作战”篇中强调将必须尽知用兵之利害，始能胜敌而益强。因此，他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3．孙子在“谋攻”篇中除说明“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的原则以外，又更强调“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为五种“知胜之道”中之一种。
4．孙子在“九变”篇中指出“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地利，不能得人之用”，并强调“君命有所不受”。
5．孙子在“地形”篇中对于将的任务有详细的分析，值得特别注意。孙子首先说明六种地形之特点，然后指出：“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接着孙子又对“败兵”作了六种分类，并指出：“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然后再说：“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因此，将必须敢于负责，依照其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来自作决定，而不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若能如此，就可以获得孙子最高的评价：“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家），国之宝也。”
若把孙子的名言加以综合，即可以明了将之至任（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以知为基础。他应能知计，知胜，知变，知地，知败。若能如此，则可以算是“知兵之将”，于是他才有资格主宰国家的安危，并被公认为“国之宝也”。
这样的“国宝”，政府（主）不仅应对他表示极高度的尊重，而且更应给予绝对的信任。所以，孙子在其书中一再强调“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观念。他虽然认为政府与军事组织之间必须维持密切合作，但强烈地反对政府对于用兵（作战）作无理的干涉。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可以发现，政府对于战略的计划、作战的指挥，作各种不同的无理干涉真乃司空见惯，而其导致不利后果的例证更是不胜枚举。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即为一次最近的惨痛经验。所以，孙子主张应给予最高军事指挥官以较大的行动自由，他在必要时，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可以“君命有所不受”。
在孙子的时代，社会结构、政府组织、战争形态都比较简单，所以人才要比制度更为重要。国家大事常由一个人掌控，尤其是在军事领域中也尚无现代所谓参谋业务之存在。因此，孙子所论之将，其所负责任之重大，其所管事务之繁杂，比之现代高级指挥官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孙子在其全书中对于将道如此重视，的确有其充分的理由。
综观孙子的思想，可以发现其最重要的核心观念就是“知兵之将”。他的书最初可能只是献给吴王作为进身之阶，其目的是要说服吴王使其确认他就是最合理想的将才。不过等到他功成身退之后，再来修正补充其著作时（姑且如此假定），其所怀的目的就应该恰如司马迁所云，是希望能够“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 注：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 。于是他所想要教导的是后世的精英分子，让他们能从其十三篇中学会将道的精华。那不仅是流传千古的永恒教训，而更代表照亮世界、永不熄灭的智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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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孙子与未来战争
一、长程思考
二、信息优势
三、战争吊诡
四、知识战略
所有的高等动物都不同类相残，只有人类为惟一例外。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人类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自相残杀。战争比历史还要古老，至少可以说历史所记载的几乎都是人类互相残杀的故事。人类为什么会这样愚笨，对于战争居然乐此不疲，实在很难理解。不过，这又并非属于本书所拟研究的范围。我们所想探求的主题是向未来看，战争将会有何种演变趋势，而孙子的教训在这个问题的探索和了解上又能给予我们何种启示和助益？
英国战史大师富勒将军有云：“除非历史可以教导我们如何观察未来，否则历史就不过只是一种充满血腥的传奇故事。” [ 注：Hew Strachan，European Armies and the Conduct of War（George Allen and Unuin，1983），p．1． ] 简言之，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即为鉴往知来。基于对过去经验的分析，我们对于战争的演变可以获得何种认知，而此种认知又能帮助我们对于未来的趋势作何种推测？这是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
战争对于人类是一种悠久而复杂的经验。不仅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战争，甚至于同一时代，同一地区，也可有不同的战争。所以，要想对于战史作时期的划分，又或对于战争作性质的分类，都非常困难，而且由于所持观点之不同，不同的学者也就会有不同的结论。最近以《未来震撼》与《第三波》（Future Shock and The Third Wave）声名大噪的托夫勒夫妇（Alvin and Heidi Toffler）在其新书《战争与反战争》（War and Antiwar）中还是根据其原有的观念把战争分为三波。此种分类又与社会结构和文明水准有不可分的关系。概括言之，第一波战争（first wave war）所代表的为农业文明，第二波战争（second wave war）所代表的为工业文明，第三波战争（third wave war）所代表的为高科技文明 [ 注：Alvin and Heidi Toffler，War and Antiwar（Little Brown，1993）。这本书所代表的是未来学家对战争的看法，可供参考，已有中译本。 ] 。
因为在地球上，人类文明的进展并非同步，所以不同的战争形式也就可以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地区之中，甚至于在同一地区中也可能出现不同形式的战争。此种错综复杂的现象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范围，在此只能概括地指出作为人类文明的主流，所谓先进或已开发世界中，一切人事都已由第二波走向第三波，连战争也不例外。换言之，战争形态正在改变，未来战争即为第三波战争，也就是高科技战争。
要了解战争的形态和性质，则又必须首先了解其时代背景，所谓未来（future）究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简言之，未来时代就是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未来战争也可以称之为信息战争（information war）。人类在20世纪后期才刚刚踏入这个时代的大门，想登堂入室还有一大段距离要走。因此，对于未来战争的研究不过只是刚刚开始，当然也很难有定论。本书自然不可能对未来战争作深入研究，事实上，作者也自问无此能耐。本书是以研究孙子为目的，所以，在此只拟探讨孙子的著作对于未来战争的研究能提供何种助益。所采取的方法即为从国际学术界以未来战争研究为主题的若干文献中去寻找其与孙子在思想上的共同或类似之处，以及他们对于孙子的引述和评价。
一、长程思考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enter of Naval Analyses）的研究员弗拉豪斯（Michael Vlahos）曾以“下次竞争”（The Next Competition）为其论文的命题。他指出战争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其趋势非常难以预料。既不可忽视任何改变的预兆，更不可假定一切改变都是有利的。否则即可能输掉下次竞争。因此，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长程思考”（long range thinking）。所应思考的问题非常众多而复杂，思考不仅要广泛而更要深入。举例言之，所应考虑的问题有：未来的世界体系、未来的权力、未来的敌人、未来的战争形式，等等。改变还只是刚刚开始，战争也许不会发生革命，但我们对于战争革命的来临却不能没有准备 [ 注：Michael Vlahos，“The Next Competition，”Strategy Review（Winter 1993），pp．81－85． ] 。
弗拉豪斯又指出，即令在过去的时代中，长程思考对于国家安全和军事计划也常有重大的贡献。今后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更艰巨，长程的战略思考也更有其必要。从他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其与孙子的思想颇为类似。孙子所最重视者为“庙算”，庙算即为对未来战争的预估。孙子的“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即为一种长程思考的步骤。孙子不仅知道世局多变，而且也非常重视应变。孙子认为“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这又不仅是由于经济上的考虑，而也是因为战争拖得愈久，则发生意外变化的机会也就愈大。孙子又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实足以显示他非常重视对未来变局的应付准备。因此，孙子遂极端强调“先知”的重要。如何能先知，除必须依赖高效率的情报体系（用间）以外，还需要深谋远虑，也就是长程的深入思考。
依照托夫勒的划分，孙子时代的战争还是属于第一波的范畴，其形式和变化比起现代战争远较简单，但孙子的思想则远较先进，而且大致已接近第三波战争所要求的水准。
二、信息优势
阿尔奎拉（John Arquilla）教授是美国研究信息战争的权威，曾为文讨论“信息优势的战略含义”（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 Dominance）。他首先以海湾战争为例，指出美国的最大优点在信息技术的领域中，它可能不久即能在军事效力方面提供极大的利益。那正像过去的英国海权一样，能用小量兵力建立和巩固一个全球大帝国 [ 注：John Arquilla，“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 Dominancd”， Strategic Review（Summer，1994），pp．24－30． ] 。
何谓“信息优势”？分开来看“信息”和“优势”两个名词是很容易了解，但连在一起就变成一种复杂的观念。信息优势的最精确定义是“我方能知对方的一切事情，而又能让对方不知我方太多的事情”。这好像在打牌时，你可以看见对方手中的牌，而对方却不知你手中所拿的是什么牌，则胜负之数自不待言。
此种信息优势要比孙子所要求的“知彼知己”还更进一步。孙子虽要求知彼，但他除用欺敌的手段以外，即无法阻止对方也能知彼。今天，尤其是明天，高科技已经开始能够阻止对方获得其必要的信息。在孙子的时代，所能获致的信息优势只是有限的或相对的，对于胜利只能构成必要条件，而不能构成充分条件。克劳塞维茨则更较悲观，他认为摩擦和战争之雾会使信息优势不能发挥其效力。
不过到了近代，又有若干征候开始暗示信息的重要性正在增大，对于战争的指导和胜负的决定足以产生重大影响。简言之，由于战争形式的演变，科技水准的升高，使信息优势已经不再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并且也逐渐显示其在冲突领域中有支配全局的潜力。套用孙子的说法：在未来战争中，若能获致信息优势即能“为胜败正”。孙子在两千年余年之前，即已深知“知”之重要，他不仅要求先知，而且更要求全知（知彼、知己、知天、知地），而“先”与“全”即具有优势的含义。
三、战争吊诡
许多世纪以来，战争一向都呈现出明确的形象，但现在却形成复杂的吊诡，这是美国陆军上校哈蒙德（Grant T．Hammond）所写“战争吊诡”（Paradoxes of War）一文的开场白 [ 注：Grant T．Hammond，“Paradoxes of War”，Joint Force Quarterly（Spring 1994），pp．6－16． ] 。所谓吊诡者是一种与常智（conventional wisdom）相违反的自我矛盾现象（self-contradictory phenomenon）。因此，未来战争可能需要与现在不同的观念、不同的工具，并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这样的战争可能在外表上与和平不可分，甚至于无形（invisible）。未来战争可能呈现两种对立的形象，此之所谓吊诡。
如下页表中所示，前列为人尽皆知的战争常态，后列则为孙子早已知道的变态，甚至于孙子更认为二者经常同时存在而不可分，这也反映了其二元论的哲学思想。中国兵家在孙子教导之下，对于此种正反共存的观念早已司空见惯，不以为怪，并相信此乃事理之常，而不像西方学者到今天还视之为异常，甚至于以吊诡称之。
哈蒙德认为若不把此种观念纳入战略思想之中，则美国在后冷战世界中将不能作成功的竞争。他指出战争常在尚未开火之前即已决定胜负。所谓战争者并非真正的战争，平时对战争准备的竞赛才是真正的战争（real war）。战略的意义本为斗智不斗力，而智的基础即为知，但又如克劳塞维茨所云，知识必须变成能力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第二篇第二章，14页）。 ] 。战争不仅要争空间，而更要争时间，孙子不仅要求先知，而更强调先行——先处战地，后人发先人至。
战 争 的 矛 盾 形 象
常 态 变 态
暴力冲突 和平竞争
斗力 斗智
以空间为战场 以时间为战场
毁灭行动 创造过程
以实质攻击为始终 以精神目的为始终
以对方工具为焦点 以对方认知为焦点
有形措施 无形措施
硬件导向 软件导向
用赢得战斗决胜负 用平时准备决胜负
战争以胜为目的 战争以不败为目的
善战者胜 不战而胜者则更好
战争为毁灭行动，人所共知，战争也可能是一种创造过程（creative process）则似为新论。孙子却早已有这种认知，他认为“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他反对久战，企图不战，更希望胜敌益强。孙子谋攻，最重视者为伐谋、伐交，伐兵已属不得已，而攻城则斯为下矣。
西方学者直到最近才开始了解精神重于物质，无形重于有形，软件重于硬件。他们对这些观念都有新奇之感，并认为那超出常智之外。孙子，甚至于一般的中国读书人则早已有这样的认知。精神重于物质，仁义胜过暴力，对于中国人而言，不仅是传统，而且更是常识。孙子虽也说兵贵胜，但他更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高的理想。从西方战略家的眼中看来，战争的未来趋势充满了矛盾，但从孙子的眼中看来，则是吾道一以贯之，而无任何矛盾之可言。
四、知识战略
托夫勒不仅首创“第三波战争”这样一个新名词，而且对于此种新的战争形态也作了相当生动的描述和解释。他指出第一次海湾战争实际上是新旧两波战争的混合。一部分是第二波，而另一部分则为第三波。结果是美国所领导的联军获得惊人的胜利，其实际损失仅约为三百四十人，约相当于战前预估数字的百分之一。战后评论文章多得不可胜数，但最值得引述的是下述的意见：“海湾战争显示电脑中的一两矽可能要比一吨铀还更有价值。知识的重要性不亚于武器和战术，毁灭敌方指挥管制工具即能使其屈服。” [ 注：Alan D．Campen，ed．The First Information War（AFCEA Intenational Press，1992）．由托夫勒引述。 ]
很可能会有一天用电脑的军人比用枪的还要多。美国国防部从1993年就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走，美国空军已经签约采购个人电脑（PC）三十万台。不过，虽有电脑，仍需人脑，若无优秀的人员，则最好的武器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据调查，美国企业界的经理阶层中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只占总数的19％，而在准将阶层的军官总数中则占88％。所以，军事也像经济一样，大量的原始人力已经远不如少数优秀技术专家重要。虽然孙子不可能梦想到今天这样的高科技世界，但其重视求知，而尤其是先知的教训，在今天不仅完全适用，而更给予我们中国人以极大的鼓励。
科技的进步又会带来组织的改进，组织必须适应新的环境，否则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摩擦。由于通信工具的进步，有人遂以为在后方的中央政府对于战争的控制一定会变得更较严密。但第一次海湾战争却提供相反的例证。美国国防部给予其野战指挥官以极大的自主权，对于其行动自由从不加以不合理的干涉。这固然与越南的失败经验有关，但又足以显示孙子所云，“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是一条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基本原则，甚至于可以说在未来战争中，此种原则会比过去变得更较重要。
由于通信和运输速度的增加，所以现代人所过的生活是一种高速的生活，一切的思想和行动都在以高速（甚至于还是加速）进行。战争自不例外。未来战争将是一种高速战争，胜负之机，可能决定于分秒之差。孙子的时代还是过着一种安详缓步的生活，但很奇怪，他却早已有一种似乎是反常的急迫感。他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简言之，必须求速，始能发挥主动，致人而不致于人。
美国已有许多专家学者天天都在把孙子的名言念个不停：“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他们已经把此种观念推进到一种新的战略理论水平。他们认为已经有很多新技术存在，可以用来击败敌人，而可以把毁灭流血的行动减到最低限度。今天的困难已经不是没有适当的工具，对创新构成最大障碍的瓶颈还是守旧的思考方式。如能改变旧有的思考方法，则许多难题自可迎刃而解。因此，当第三波战争开始形成时，新的“知识战士”（knowledge warriors）也开始出现。他们相信知识不仅能够赢得战争，而且甚至于还能预防战争。他们已经超越狭隘的技术境界，而升到广阔的战略境界。换言之，他们正在企图发展一套完整的“知识战略”（knowledge strategy）。
美国国防大学已经开设“信息战”（information warfare）的课程，美国国防部更已成立一个专责单位进行所谓“纯净评估”（net assessment）的工作，那也正是孙子所早已提倡的“庙算”。曾在美国国防部中充任主管C3I的助理部长安德鲁斯（Duane Andrews）指出：“信息已经是一种‘战略资产’（stratesic asset），而在信息战中，双方都将尝试运用信息和智慧来影响对方的计划和行动。”不用解释，我们也能立即感觉到他所想像的信息战即为孙子所说的“上兵伐谋”。此外，美国学者们也认为重视情报并尽量利用心理作战（psychological operations）可能会减少财力和人力的消耗，以及战争中的损毁，于是也就恰如孙子所云，“兵不顿而利可全”。
所谓“知识战略”还只是最近才发展成形的新观念，其架构和内容不仅尚无定论，而且也不是本书所能详述。不过，某些要点则又是非常明确。任何公私组织在知识方面所必须从事的主要工作可以概分为下述四项：获致（active），处理（process），传送（distribute），保护（protect）。根据此种分类，即可以建构一种知识战略的综合架构。
所谓“获致”者是把知识的生产和购买都包括在内。国家必须重视情报和研究，这也正是孙子重视“用间”的老教训。今后，对于“脑力”（brain power）的输入和输出更应特别注意。人才外流将是国家最严重的损失。
有了知识之后还必须“处理”，这也正如克劳塞维茨所云，知识必须转变为能力。这种步骤必须迅速，然后始能收“先知”之效。
处理之后的信息又必须能够迅速完整地传送到使用者的手中，因此必须有非常便捷的传输网路，始能掌握全局。
最后，知识是一种最宝贵的财产，对于其安全必须加以严密的保护。机密知识的泄漏对于国家利益实为重大的损失。更进一步说，信息或知识的优势固然可能赢得战争，但这种优势又非常脆弱（fragile），要想维持已有的优势则必须继续不断地力求精进，否则可能很快就会丧失优势而退居劣势。所以，信息战将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拔河游戏。
综观上述四点，即可以发现我们在前章中所提出的“孙子四求”对于知识战略可以作为理论基础。“求知”即为知识之获致。在知识处理和传送过程中必须既“求先”而又“求全”。知识不仅需要严密保护，而且更需要不断的研发，始能确保信息优势。必须如此努力“求善”，然后才会达到孙子所谓“善之善者也”。
※ ※ ※
未来的时代将是信息时代，未来的战争将是信息战争。如何发展知识战略，争取信息优势，已成当务之急，而孙子的理念对于此种努力的确能够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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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孙子与现代企管
一、大战略
二、作战
三、战术与地理
四、情报
企图把孙子的思想应用到经贸和管理的领域中，早已成为一种风气。只要到书市中去巡礼一番，就能立即发现以孙子与管理为主题的书是到处都有。虽不能说是汗牛充栋，但的确是不胜枚举。已经有了这样多的讨论，还有什么意见可以算是“新论”呢？
事实上，想把孙子以及其他兵家思想应用到经贸领域中的企图又并非自今日始。我国古代即早已有人作这样的尝试，并获致显著的成功。根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范蠡、白圭等人都曾把兵法用在商业方面而获得卓越的成就。尤其是白圭还曾亲述其成功经验：“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足以证明我国古代的大企业家都曾读过《孙子》，并且把《孙子》的理论加以活用而获得实质的利益 [ 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 。
孙子的著作在唐代传入日本，从此之后即深受该国统治阶层的推崇。在日本以研究孙子为主题的著作很多，但可叹息的是日本军人并不曾真正了解孙子的思想，结果遂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败。战后的日本，推崇和研究孙子的风气并未少衰，不过现在领导此种风气的人不再是军人而是企业家。若干工商业巨子都相信孙子的教训对他们能提供最佳的指导。自从日本在世界上跃居经济大国地位之后，全世界也就有许多人认为日本在经贸领域中的惊人成就实应归功于他们能够对孙子作深入的新研究，并将其心得应用到新的范畴中。孙子虽未能帮助日本人赢得“兵战”，但却能帮助他们赢得“商战”，真可以说是历史的讽刺 [ 注：Wee Chow Hou，Lee Khai sheang，and Bambang Walujo Hidajct，Sun Tzu： War and Management（Addison－Weslep Publishing Co．，1991），pp．3－5． ] 。
战后的日本一跃而成为经济大国，甚至于还有抗衡美国而变成世界经济超强的趋势，美国企业界自然不甘落后，而开始掀起研究《孙子》和其他中国古兵法的热潮。通用汽车公司（GMC）的董事长曾说明他从《孙子兵法》中学得一些教训，而哈佛大学商学院也要求其学生必须熟记孙子的某些名言 [ 注：杨先举，“论《孙子兵法》的管理价值”，《孙子新论集粹》，526页。 ] 。日美两国领先，其他各国也自然追随。于是企业界重视孙子的研究和学习在全世界遂已成为共同的风气，中国自也不例外。
今天在日本、美国、中国都已有不少以孙子与企管为主题的书，在中国台湾书市中也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书。但就其内容而言，除对于《孙子》原文和原意常有误引或误解以外，最大的缺失则为仅只对《孙子》作断章取义的引用，并企图利用《孙子》来作为现代理论的佐证。这些作者似乎并不了解《孙子》有其完整的思想体系，于是《孙子》也就受到“五马分尸”的悲惨待遇。这样的书对于孙子和企管两方面的研究都不算适当。
因此，企业家若想学会孙子的教训，若想有效地把孙子的理论应用到他们的事业上，则首先必须对孙子思想获致足够深入的了解，然后始不至于舍本求末，贪小失大。这个“大”字尤其重要，应先略加解释。在今天的世界上，所有一切经贸活动都必须具有大格局、大气候，小本经营的小买卖已经日益没落，在未来将更难有生存的余地。此种趋势也就使孙子的思想显示出空前巨大的重要价值。因为孙子所重视的是大战略而不是小战术。孙子的书表现出宏观的视野，伟大的气度，假使企业家能精通《孙子》，则他应能学会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如何迎接新的挑战。
不过，在此又必须向企业家发出诚恳的忠告，要想学习《孙子》则必须对十三篇从头到尾作完整的研究，而不可学习某些以专家学者自命的人，只是断章取义，削足适履，见树而不见林。对于经典名著，要研究则必须深入，否则宁可不研究。因为一知半解之为害有时甚至于有过于完全无知。
《孙子》全书代表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此一体系是如何建构，如何分段，本书第一篇（原论）中已作详尽分析，自可不必赘述。在此所要分析的仅为《孙子》十三篇中某些对现代企业具有特殊密切关系和重要价值的部分。十三篇可概分为四大段，各有其主题：（1）大战略，（2）作战，（3）战术与地理，（4）情报。虽然每一主题各有其重要性，但对于企业家而言，最值得重视的又还是大战略。
一、大战略
《孙子》前三篇属于大战略层面，也是全书中最重要的部分，对于企管方面的应用亦复如此。孙子论兵是把它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战争的计划和准备，其次才是战争的执行（用兵）。对于企管而言，也同样适用这样的分段。计划以计算为基础，计算的产品即为“庙算”（评估），孙子所列五事对于企管也完全适用。
道——企业经营的理念，由董事会（主）决定。
天┐
├——情况（环境），包括现状和未来趋势。
地┘
将——领导者或管理者。
法——组织、制度、法规、训练等。
经贸活动和战争一样，即俗语所云“商场如战场”，必须先有精密的计划始能付诸行动。
孙子在第二篇（“作战”）中所提出的三原则对于做生意几乎完全适用：（1）做生意不可投机取巧。（2）国与国之间不可进行长期的贸易战，否则将可能两败俱伤。（3）不可见利忘害，贪小失大，做生意和打仗一样，在利害的评估上必须十分慎重。
商业必然有竞争，必然有假想敌，所以也同样需要“谋攻”。孙子在“谋攻”篇中所提出的两大原则：（1）全国为上，（2）上兵伐谋，在商战中也是最高的理想。虽然竞争不可避免，但应以对双方都不造成严重损害为限度；而最理想的竞争方式即为使我方的计划较优于对方。
以上所云都是大原则，也是大战略，在计划和准备阶段均应重视，然后始能选择适当的战略目标，决定适当的行动路线。
二、作战
《孙子》的第二大段也一共包括三篇（“形”、“势”、“虚实”），以指导如何作战（用兵）为主旨。“作战”乃现代军事术语，英语为“operation”，在非军事领域，常译为运作、行动或作业。孙子的作战理论就整体而言，为一三层架构，而每层又都有正反两面：攻守、奇正、虚实。此种理论架构对于非军事性行动也同样适用。
“形”篇所论为攻守的部署，孙子的基本指导为“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此项原则在经贸领域中的重要程度绝对不比在战争领域中低。做生意的目的固然是赚钱，但更重要的先决条件却是不亏本。所以，任何企业的经营都必须稳扎稳打，而不可好大喜功、投机取巧，否则就会有偷鸡不到蚀把米的可能。这本是常识，但经孙子点出之后，遂成为千古名言。但孙子的态度又非消极无为，只守不攻，他指出一有可乘之机则绝不可轻易放过。所以，他才说：“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若把这种观念用在企管的领域中，似乎可以解释为：会做生意的人是绝对不会赔钱，但也绝对不会放弃任何赚钱的机会。孙子认为善战者之胜无智名、无勇功，换言之，赢得很自然、很轻松，好像一点都不吃力，他称之为。不忒”。所谓“不忒。也就是有绝对把握。为什么能如此，其原因又是由于事前已有周密的计划和准备。此即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很明显，善于经营的企业家也应以“不忒”为其理想目标。
在战争领域中，指挥官（将）的主要任务有二：其一是“治兵”（管理），其二是“用兵”（作战）。前者为体，后者为用。前者为后者奠立基础，后者为前者发挥功效，所以两者必须并重。孙子在“势”篇之始即综合指出：
凡治众与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毕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
前两句是军事管理的原则，后两句则为用兵致胜的总诀。治军之难是由于人众（多），人少管理当然很容易，人愈多则愈难。在平时当然比较容易，而在战斗中当然远较困难。孙子指出要管理一支庞大兵力则必须依赖“分数”，分数的意义即为部队的组织编制。曹注曰：“部曲为分，什伍为数。” [ 注：《十一家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一册，451页。 ] 在战斗中仍能维持部队的管制，则又必须依赖“形名”。曹注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 [ 注：同上注。 ] 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表示即所谓“指管通”（C3）系统。尤其必须有良好的通信网路，然后才能对散布在广大地区中的大量兵力作灵活有效的运用。现代大企业比军队还更较复杂，其所要管的对象也非仅限于人员，其分支机构更可能遍及全球。但孙子所指示的原则仍然有效，尤其是他对于通信系统的重视更是超时代的见识。
在用兵方面，孙子综合地提出两种基本观念：（1）为奇正，（2）为虚实，并在两篇之中（“势”与“虚实”）作连续的讨论。孙子说“战势不过奇正”，也就是说一切运作（行动）都不外乎这两种方式。但古今中外对这个。奇”字都曾有很多的争论，尤其是西方学者更似乎“故意”地把它与欺诈、诡道混在一起。这实在是大错而特错。奇就是知机，一发现机会就立即利用，对于敌方自然就会构成奇袭，并不一定含有欺诈的含义。在商业领域中更是如此，平时必须正派经营，但又必须随时掌握商机。“机不可失”对于打仗和做生意都是同样重要。
奇正又必须与虚实配合始能获胜。孙子对于虚实只作狭义的解释：实是兵力部署上无懈可击，虚是兵力部署上有隙可乘。孙子的基本原则即为以正合实，以奇袭虚。在经贸的领域中，对于虚实则必须作较广义的解释：实即为正常的经济环境，或正常的市场走向，虚则为不正常的环境或有危机出现的趋势。在正常情况中当然应该采取正常的经营方式，但若面临不景气的征候，则必须保持警觉，准备采取应变措施。反而言之，若突然出现可以利用的良好机会，则又应毫不迟疑地加以掌握，并乘机大赚一票。我想成功的企业家都一定会这样做，而这也正是孙子的用兵原理。
三、战术与地理
《孙子》的第三大段，即从“军争”到“火攻”共为六篇，所讨论的是层次较低的问题。概括言之，可分为战术和地理两方面。在战术方面虽也有值得重视的内容，但由于比较琐碎，姑置不论。至于地理方面的分析则要算是《孙子》的一大特色，并且对于企管领域可以提供很多启示。孙子认为战场的选择和地理条件的利用，对于用兵之成败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对于地理必须作精密的分类和深入的认识。若把此种观念移用到现代企管的领域中，则只要把战场改为市场，则几乎大多数原则都可以适用。不过，有一点必须特别指明。我们还是不能把孙子的名词或分类直接用在经贸方面，因为市场与战场究竟还是两种不同的环境。的确有人尝试进行这样的器官移植手术，但似乎相当的勉强，并不能算是成功 [ 注：Wee Chow Hou，bee Khai sheang,and Bambang Walujo Hidajct，Sun Tzu： War and Management（Addison－Weslep Publishing Co．，1991），pp．3－5． ] 。事实上，我们读古书应保持一颗弹性的心灵，有时师其意即可，大可不必作这种刻舟求剑、缘木求鱼的尝试。
四、情报
孙子非常重视情报（用间），不仅把情报提升到战略层面，而且更视情报为其整个思想体系的终点和全部战略计划的基础。孙子指出：“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如何才能先知，则又“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其结论则为“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孙子极端重视情报的事实在本书中曾经一再说明，似可不必再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各国的大企业也都早已认清情报工作之重要，尤以日本人最为显著。据说，日本商社的情报网早已遍布全球，其情报的精确迅速，甚至于有时会超过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
在今后的世界上，企业经营必然会向国际化、多元化的路线发展，闭关自守的观念早已落伍，信息的传输交换、情报的综合处理，将变得日益重要。第三波的经济正像第三波的战争一样，将以知识为基础。凡是不知重视情报和研究的企业必然会走向没落的途径，最后终将被淘汰出局。反而言之，又诚如孙子所云，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这也许是《孙子》全书中最后一条教训，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政治家、将军和大老板，都应同样地牢记在心里。
孙子的书要言不烦，最易掌握重点，企业界人士，尤其是后起之秀，若能熟读深思，则也许要比读一百本现代人所写的书更为有益。（还应附带说明，本篇中“孙子四求”和“孙子论将”两章，对于企业家也可以提供重要的启示，希望能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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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孙子的缺失
一、战争与政治
二、大战略与经济
三、治疾与养体
四、失败的研究
五、战争与道义
六、深远的未来
孙子的地位已经受到全世界的肯定，其著作也已成公认的经典。所有的读者对他都无不推崇备至。古今中外注释或评论《孙子》的人几乎都是异口同声，有褒无贬。孙子的伟大固然已成定论，但诚如若米尼所云：“在太阳的底下没有哪一样东西尽善尽美。”即令伟大如孙子，他的思想中也还是不免有若干缺失之存在。所以，当这本书的写作就要结束时，我认为我们必须表现高度的勇气，敢于站起来向伟大的兵圣挑战，指出其著作中所呈现出来的若干缺失。以下就是我个人的意见。
一、战争与政治
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非常重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对于战争所应接受的政治指导，曾作相当详尽的讨论。孙子也同样重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但在其书中对于政治家应如何指导战争则并未作较详尽和较深入的分析，只是寥寥数语而已。除在“计”篇中提出“主孰有道”的评估，“谋攻”篇中提出“君子所以患于军者”的警告，以及在其他两篇（“九变”、“地形”）中强调“君命有所不受”以外，孙子对于“主”与“将”的适当关系即未再发表任何比较积极的意见。孙子思想体系未能对军政关系给予较多的注意，似乎是其第二项缺失。
孙子的意见可以说都只具有消极的意义，而缺乏积极的价值。他在庙算时所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只限于“主孰有道”，换言之，他似乎认为政府对于战争计划和准备所应负的责任不过仅此而已。能否“令民与上同意”对于是否应进入战争的决定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主”所应负的责任应该还有其他更较积极的部分。孙子是春秋后期的人，他对于春秋中期霸政时代的战争经验应该不陌生。试以城濮之战为例，根据《左传》的记载，可以明确显示晋文公对于战争是作了全程和积极的参与。但是孙子并不要求主在战争中扮演较积极的角色，他只希望主不要对军务作不合理的干涉。虽然《孙子》一书中曾一再提到明君贤（良）将，但实际上，他对于将道曾作相当深入的分析，但对于君（主）道则几乎很少论及。这也很像近代西方职业军人一样，把他们的思想局限在所谓纯军事的领域之内。反而言之，孙子对于将的重视不免有一点过度，对于将所应有的能力也不免高估，并且也给予将太大的行动自由。这也许是与其个人背景和专业精神有关，孙子可能是严守本分，不敢逾越，尤其是在初见吴王时，更不愿对超出其本行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不过就书论书，无论如何解释，这还是无可讳言的缺点。他不如孔子，因为他只谈兵而未论政，尤其在军政关系方面更有重将轻君之嫌。
二、大战略与经济
诚如本书原论中所早已指出，孙子可能是全世界上第一位注意到战争与经济具有密切关系的学者。他在“作战”篇对此一问题曾作非常卓越的分析，其所获结论也的确具有不朽的价值，对于后世更是永恒的忠告。
孙子虽然如此重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而且也深知经济为国力的基础，但令人惊异的是他和先秦时代其他诸子不一样，在他的书中并无“富国强兵”之论。这的确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事实。孙子对于战争中的经济动员和后勤问题，以及战争的消耗破坏作用，都曾作非常合理的分析，足以显示其治学的精密程度和科学精神。不过，他的思考似乎又只是到此为止，对于平时应如何厚植国力的问题在其书中是完全不曾加以讨论。比起其他先秦诸子实颇有逊色。孔子有足食足兵之教，商君说“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甚至于墨子也提倡“节用”，只有孙子对于立国之本的经济政策则丝毫不予注意。但他又并非不知经济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尤其是在“作战”篇中还有很多超时代的高见。
惟一的解释即为孙子对于其思想方法自我设限，他虽然对“兵”的层次作了深入的研究，但并不企图把他的思考提升到“政”的层次。他虽然已经进入大战略的领域，但又还是只以战争为其思考的焦点，始终还是站在“将”的立场上发言，这也正是他不如孔子的地方。无论如何，不管我们怎样解释，就书论书，不曾对大战略的经济基础给予适当注意，要算是孙子的另一项缺点。
三、治疾与养体
孙子非常重视战前的计划和准备，这也正是他把“计”篇列为十三篇之首的理由。他认为必须握有胜算始可言战，此种慎战观念实为安国全军之道。不过，他似乎假定战争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命运，所以除了事先作周密的准备以外，更无其他良策。但他从未考虑到战争也许可以避免或预防，他从未研究战争的起因，以及如何预防战祸发生。这很像医师只知如何诊病，但并不重视疾病的预防一样。
明末清初的唐甄（1630－1704）是第一位注意到孙子思想中有这样一个重大弱点的学者。唐甄字铸万，著有《潜书》九十七篇，是一位独来独往、自成一格的战略思想家。他在其“全学篇”中有云：“《孙子》十三篇，智通微妙，然知除疾，而未知养体也。”真是一针见血，正确地指出孙子的重大缺失，的确是一种创见，言前人所未言，其智慧和勇气都令人佩服。 [ 注：关于唐甄的生平与思想可参看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489－495页。 ]
唐甄的观念又与博弗尔的想法不约而同，但他在时代上却早了三百年。博弗尔认为战略的主旨是“防避”（avert），而不是“治疗”（cure） [ 注：André Beaufre，The Suez Expedition，1956（Praeger,1967），p．156． ] 。这也正是唐甄所说的“养体”和“除疾”。若能养体使人体健康，则自然无须除疾。因此，若只知除疾而不知养体实乃舍本逐末，非善之善者也。孙子虽然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全国为上”，但综观其全书，分析的重点又还是放在“用兵”（作战）方面，对于大战略（伐谋、伐交）的运作则并未作深入的讨论，所以唐甄的批评并非没有理由。也许说孙子“不知养体”未免过分，但其书未讲养体而只讲“除疾”则确为事实。过去论孙子者几乎无人及此，唐甄能如此明确指出，实属难能可贵。
四、失败的研究
孙子虽说：“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但综观全书，其内容还是以如何求胜为分析的主题。他虽然强调善战者应立于不败之地，但对于如何始能立于不败之地，则并未作详细和深入的讨论。从逻辑的观点来看，不败可能比求胜还较重要，至少是处于平等的地位。孙子自己曾说过“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足以证明他本人也认为知害是要比知利更较重要。因此，战略家对于利害、得失、成败两方面至少应作平衡的思考，不可偏重前者而忽视后者。
以孙子之睿智，自必能通此理，所以他强调“先为不可胜”。尽管如此，他在全书中对于此一先决条件又只是一笔带过，并未认真地加以检讨。若把书中内容全部加以检视，即可发现讨论如何求胜的部分与讨论如何不败的部分，几乎可以说是不成比例。孙子仅在“地形”篇中有一段文章对于兵的败象作了六种分类并略加解释，然后指出“凡此六者，败之道也”。
孙子曾指出“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足以显示要想立于不败之地是己方本身可以做到的事情。但要想胜敌则必须有待于敌方的合作。尽管如此，孙子在书中又一再说“知彼知己”其排列的顺序为彼先己后，似乎不无重彼轻己之嫌，而这也正是世俗往往误言“知己知彼”的原因。
简言之，孙子对于失败的原因，以及应如何避免失败的方法，都不曾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过，这也是古今兵家之通病，甚至于在西方，所谓“失败的研究”也只是最近才受到相当的注意，所以，对于孙子也就似乎不必苛责 [ 注：Eliot A．Cohen and John Gooch，Military Misfortunes：The Anatomy of Failure in War（FreePress，1990）。这本书是以科学方法剖析战争失败问题的第一本书。 ] 。
五、战争与道义
在西方有人批评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完全忽视了“道德”（ethics）的考虑，譬如说，他不曾深入讨论战争的起因，也不曾追问导致战争的政策是善是恶。这些意见的确曾引起不少的争论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279页。 ] 。假使说，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是忽视了有关战争的道德（morality）问题，则孙子的著作对于此同一问题的忽视程度甚至于还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克劳塞维茨还研究了战争的性质，孙子则假定那是一个已知因素，根本不必列入考虑范围之内。
先秦诸子对于战争都各有其好恶。概括言之，道家反对一切战争，儒家和墨家则都反对侵略战争。他们都反对用武力来从事侵略或扩张，而只同意用武力自卫或反侵略，此即所谓“义战”。法家最为晚出，其对战争的态度与他家恰好相反。法家不但不反对战争，而且提倡战争，崇尚暴力，鼓励侵略。
孙子对战争的态度则可谓独树一帜，与儒、墨、道、法四家都迥然不同。他既不反战，也不好战。他并不认为战争在本质上有所谓善恶之分，他的思想中也无“义战”观念之存在。简言之，孙子对于战争保持完全中立的地位，他只是把战争视为一种政策工具而已。孙子并非像一般人（尤其是西方学者）所想像的那样重视诡诈，而他也并非认为在战争的领域可以完全不考虑道义。所以批评他“权谋有余，仁义不足”并不公平。不过，他虽然把“仁”列入五德之中，但他又把“爱民可烦”视为五危之一，足以表现其中立的态度。孙子不反道德，但又认为道德的考虑不能有损于国家利益。他的基本原则始终是“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荀子认为用兵乃济仁义之穷，所以只是不得已而用之；孙子则认为仁义乃补用兵之不足，因此仅在必要时始用之。这也正是儒家与兵家在基本认知上的差异。
从战略学（兵学）的观点来看，孙子的思想完全合理而无可非议，但从代表中国文化正统的儒家眼中看来，则孙子之学似不无重利轻义，甚至于是见利忘义的趋势。
六、深远的未来
孙子重视“求先”，其思想具有未来导向实属毫无疑问，不过若对其书作较深入的研读，又可发现其未来导向似乎并不太深远。孙子只希望在知识和行动上都能领先敌人，换言之，能发挥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功效。但对于较远程的未来则并未予以重视，甚至于也未将其列入思考范围之内。
就这一点而言，博弗尔似乎是超越了孙子。博弗尔认为战略家的眼光必须高瞻远瞩，看得愈远就愈好，战略家不仅要能先知，能对历史的未来趋势作成合理的推测；而且更要及早采取必要的行动，以期能够影响历史的发展，引导其未来的走向。博弗尔又指出人必须凭借其智慧和努力来争取其自由，他必须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p．48－49． ] 。
就基本观念而言，孙子与博弗尔并无区别，他们都同样重视未来，同样认为先知的目的即为控制未来。但就观察和思考的限度而言，则孙子远较狭隘，而不像博弗尔那样深远。当然，孙子是二千五百年以前的人，要希望他的思想能够完全与当代西方大战略家看齐，实乃不切实际的幻想。何况即令在今天，博弗尔的思想也仍然是曲高和寡，并未能获得普遍的认同。不过，虽不免有吹毛求疵之感，但仍然应该指出比较缺乏深远的未来意识，要算是孙子思想体系中的最后一项缺点。
古语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事实上，诚如西谚所云，“To err is human”（人人有错），即令是圣贤，有时也难免不错。尤其是在思想领域中，见仁见智，更是可以有不同的观察和判断。总结言之，任何人的理论和著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毫无缺点。所以，即令孙子思想是确有其缺失之存在，但并不因此而有损于其不朽的地位，而且足以增强我们深入研究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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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孙子三论》终于写完了。在“三论”均已结束之后，对于全书又应作如何的总结？
首先要指出的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虽已在“导言”中作了详细的说明，但在写完全书之后，还应向读者作一次再提醒。我是感觉到全世界上对于孙子的推崇虽有加无已，但对于孙子的研究却反而有日益浮夸的趋势，所以才决定想写这样一本书。主要目的有二：一方面试图矫正时弊，把孙子还原到其历史上所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于孙子的研究提出若干新的途径，尤其是未来导向。
由于有这两种目的，所以这本书的内容实际上也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于《孙子》原书所作的新研究，另一方面是对于孙子的历史（包括未来）地位所作的新评估。概括言之，第一篇“原论”是以前者为主旨，第三篇“新论”则企图以后者为重心。至于为什么又还要有第二篇“校论”，其理由是，我发现对于孙子和其他学派或著作的比较研究还是很少有人尝试。事实上，这种比较研究不仅有其特殊的价值，而且还能对孙子的研究带来新的境界。因此，我才把比较研究作为另一个独立单元。
我写此书时，内心里一直都坚持四种基本观点（理念）：（1）我所研究的对象是孙子的思想，而思想的惟一表达即为其著作。所以，我要研究的是《孙子》其书，而非孙子其人。（2）我认为孙子确有其完整的思想体系，所以研究孙子必须采取总体的和宏观的途径。（3）我所要研究的是孙子思想中的战略部分，而尤其是大战略部分，至于其他的部分则都视为次要的因素。（4）我的目的既非考古，也非考据。我也不以注释孙子原文为目的，我所重视的是他的思想特点。
在写作时我还是坚持我一向主张的“四R”原则。所谓“四R”者是由四个英文字所组成，即为：（1）Rationality（合理），（2）Reliability（信赖），（3）Readability（可读），（4）Responsibility（负责）。其含义可简略解释如下：
（1）一切内容都必须合理，而不可强词夺理。
（2）凡所论述必有根据，不可作无稽之谈。若有疑问，必须指明。
（3）应有高度可读性，在内容的了解上不会产生困难，尤其不至于引起误解。
（4）作者应有责任感，对其著作应负完全责任。
我在此应坦白地告诉读者，对于前述的四项基本观点，有时是不免稍有逾越，但对于后述的“四R”原则，则自信尚能坚持。
为什么对于自定的基本观念有时不能坚持，那自然是不得已也。此种情况以在“原论”中最为显著。最初我的想像是以为孙子已有这样多的注释和分析，其原文本身的意义应该已经没有太多疑问，所以不再需要咬文嚼字。但当我开始写“原论”时，很快地就发现事实与我的想像颇有距离。《孙子》原文中还是有不少疑义之存在，而过去的注释更是时常彼此冲突，莫衷一是。我最初所准备采取的方法是只论大体，不重细节，但却发现有若干细节是必须先加以分析，否则新的研究也就无法进行。换言之，本来是以为只需宏观而无须微观，结果却发现微观有时已成宏观的必要条件。
此外，又有三个因素对于研究方法产生重大影响作用。第一是汉简本的出土使我们能够获得一种比过去流传的宋版更较古老的版本。这样也使我们对于宋版以及前人注释中的若干疑问或错误有了澄清的机会。根据汉简本，某些过去难以解释的字句都已不再构成障碍。第二，《孙子》是一本完整的书，其十三篇有其逻辑上的顺序，虽然各篇的重要性有所差异，但在研究过程中又还是必须逐篇分析，有时对某些部分虽可省略，但却不可跳过，因此所论的范围遂不能仅以较高层次为限。第三是时代的进步。当前的时代距孙子的时代已有两千余年，有许多观念和事实都不是孙子所能梦想得到的。今天研究孙子，若希望把他的思想应用到新的环境之中，则必须使用新的观念，尤其是新的名词。如何能够把古今新旧融为一体，实乃一种新的考验。
因此，虽然这本书的研究是以较高层面的战略思想为主体，但有时又还是不得不降低其层次，而把若干细节包括在内，尤其是对于前人的误解更是不能不加以辨正。
当读者阅读本书时，一定很容易发现其中有若干重复之处。关于此一事实必须在此作出解释。重复并非疏忽之所致而是有其用意。大致说来是基于两种理由：其一是某些观念或词句的确有其特殊重要性，所以才会一再出现。其二是本书除“原论”部分以外，其他各章均具有其独立的主题，在论述时对于同一信息来源遂自然难免重复引用。此外，重复有时也有其需要，至少可以提醒读者对于某些观念的注意。
另一方面，又必须坦白承认遗漏或错误之处更是在所难免。任何著作都一定是这样，其理由也无须解释。不过，我还是要作诚恳的声明：任何遗漏和错误均应由作者负其全责，同时更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在“导言”中，我曾明确指出，除非能有创见，或至少能有新见，否则就不必写。写完了“三论”之后，再来检查一次，虽自认并非十分满意，但敢于自信的则为书中确有若干新观念和新见解。因此，我也就敢于将其付梓，并希望能对海内外研究孙子与战略的学人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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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十三篇原文（校释本）
计篇
作战篇
谋攻篇
形篇
势篇
虚实篇
军争篇
九变篇
行军篇
地形篇
九地篇
火攻篇
用间篇
计篇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土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作战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屈力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上艹下忌]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谋攻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輼，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闉，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形篇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正。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势篇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毕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击，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左弓右广]弩，节如发机。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此动之，以卒待之。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虚实篇
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者，出其所必趋也。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军争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军将；劲者先，罢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军将，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故夜战多金鼓，昼战多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九变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军篇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止涉，待其定也。绝天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军旁有险阻、潢井、葭苇、山林，蘙荟者，必谨复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薪来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役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肉食，军无悬甄，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言入入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近，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兵非多益，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地形篇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易、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九地篇
孙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自战其地者，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山林、险阻、沼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以整，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坐者涕沾襟，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者，诸剀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恒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易其事，命其谋，使民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彻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其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圮地，吾将进其途；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王霸之兵也。夫王霸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害，勿告以利。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火攻篇
孙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行火必有因，因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其兵静而勿攻，极其火央，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之。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用间篇
孙子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故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故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不能用间，非仁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