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交地则无绝。（交通线不可被切断。）
5．衢地则合交。（合交即结交。曹注：“结诸侯也。”即以外交手段争取与国。 [ 注：同上书，622页。 ] ）
6．重地则掠。（掠乡分众，因粮于敌。）
7．圮地则行。（不可逗留。）
8．围地则谋。（谋的意义为应智取，即采取间接路线。）
9．死地则战。（曹注：“殊死战也。”意即奋勇作战，争取速胜。 [ 注：《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一册，624页。 ] ）
照理说，对于九地的概论到此即应结束。但非常奇怪，在中间夹杂了一大段文章之后，原文又回到了此一主题：
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彻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
这一节与前述者之间有很多差异。（1）九地中并无绝地，这里却钻出一个绝地来了。此外，在“九变”篇中被认为有疑问的首部也有“绝地无留”之语。究竟绝地应否算是一个类别，无人敢于确定。假使是，则九地是否应改为十地？（2）绝字并非如赵本学所言，具有绝望之意。 [ 注：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孙子集成》第五册,403页。 ] 在《孙子》书中“绝”字常释为越过，例如绝山，绝水等，此处对绝地所作界定为“去国越境而师”也正是此意。但这样认定，则几乎所有的地都可以算是绝地，因为这一篇中所讨论的都是去国越境的行动。（3）除绝地以外，此处又只列举九地中的五种，其理由安在也令人难以索解，尤其是围地与死地的解释也与前述者不尽相符。
接着原文又回到前述的九地分类，并且再对于各种战法又作一次概括指导。
1．散地，吾将一其志；（统一意志使部队不离散。）
2．轻地，吾将使其属；（使兵力集中，“属”作连接解。）
3．争地，吾将趋其后；（催促后续部队迅速跟进。）
4．交地，吾将谨其守；（汉简本作“固其结”可能有误。）
5．衢地，吾将固其结；（汉简本作“谨其恃”似颠倒。）
6．重地，吾将继其食；（因粮于敌。）
7．圮地，吾将进其途；（曹注：“疾过去也”。 [ 注：《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一册，643页。 ] ）
8．围地，吾将塞其阙；
9．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
从第一项到第七项，大致与前述者并无太多差异，但（八）（九）两项则有相当差异，而且颇有探讨之必要。先从围地说起。前面所云“围地则谋”是一种极具弹性的观念，其意为运用智慧，采取间接路线，而不可直接攻击。后面所云“吾将塞其阙”不仅表示有死守之意，而更暗示我军已经陷入包围之中。这实在是非常荒谬，孙子所假想的将，怎样会自投罗网，进入围地？其次再说死地。照前面的界定，死地的意义是“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而并非死路一条，有如后文所云“无所往也”。在此种情况中的作战指导即为“死地则战”，其意即为不必作任何其他考虑，迅速决战，愈快愈好。后文所云，“示之以不活”不过只一种激励士气的手段，而并非目的。
严格说来，这一段大致重复的文章多少是有一点画蛇添足。从前面各篇（尤其是前六篇）的结构上看来，孙子的文章非常简洁清通，几乎从来没有这样的重复情况发生，所以，实在令人感到有点困惑。
在这一段之前和之后，都有相当长的大块文章，其内容与“九地”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大致所论都还是与用兵（作战）有关。其中也更不乏有若干常为人所引用的名言。但就全体而言，不仅其中有若干词句颇难了解，而且某些部分更显然与孙子的基本观念冲突。现在就择要分析如下。
这一篇有一种非常突出的观念，即所谓“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这也是经常为人所引用的名言，甚至于连韩信也不例外。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280页。 ] 但事实上，这种观念与孙子的基本观念恰好相反。孙子所强调的是先为不可胜和立于不败之地。他力主慎重，崇尚智谋，而反对冒险，他要求胜于易胜，所以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因此，他如何会主张自投亡地，自陷死地，以追求侥幸的胜利？照他看来，冒险求胜，虽胜也还是败兵，实不足取。
孙子崇尚法制，他怎样会主张“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把指挥部队比作“若驱群羊”，则更是拟之不伦，难免愚兵主义之讥。此外，所谓“巧能成事”也大有疑问，孙子的思想具有宁拙勿巧的趋势，他说，“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可以反证他不希望“巧能成事”。
尤其是此篇最后一段，从“是故政举之日”到“后如脱兔，敌不及拒”，更是令人有莫名其妙之感。不仅文字佶屈聱牙，完全不像出于孙子之手笔，而且其意义也极难索解。过去有许多人曾经企图加以注释，但结果都还是枉费心力。但有一点疑问似乎很少有人提出：为什么要把这一段放在“九地”篇的尾部来作为其结束？它不仅与九地毫无关系，而且和前面所讲的一切也都不连接。我敢断定这绝非孙子之所言，所以也就不必再去钻牛角尖了。
不过本篇中又有一节，从大战略的观点来看，颇具深意，值得较深入的分析：
夫王霸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
这一段话应该是属于伐交的范围，为什么在“九地”篇出现，而且与上下文也不连接，实在很难理解。但就其内容本身而言，却又具有特殊的价值。汉简本作“王霸之兵”，而宋本则作“霸王之兵”，按古书中常言“王霸”，例如荀子有“王霸”篇。“伐大国”指强敌而言，“其众不得聚”意为其军队来不及动员，“其交不得合”意为其友邦不敢假以援手。所以真正的超强（王霸）不必争取外交支援和缔结同盟，而相信自己的国力。因此才能威加于敌，无往不利。
一点都不错，国无分大小，都必须“信己之私”始能确保生存，绝不可妄想依赖结盟或其他外交手段。孙子在两千余年前所云，对于当前的世界仍为良好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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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火攻篇
“火攻”是全书中第二短篇，只比“九变”稍长一点，但内容完整，不像“九变”那样含有很多疑问。这一篇主题很单纯，而所论也都是古代的情形，自今日视之似已无太多价值。不过，这一篇又是十二篇中惟一专以技术为主题的一篇，并且也能充分表现孙子治学的科学精神，尤其是其结论更具有非常重要的含义，所以，仍然有详加解释之必要。
“火攻”就是用火来作为攻击的工具。在战争中用火攻敌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但对于火攻的技术作科学化的分析，孙子又可能是天下第一人。孙子首先根据攻击目标把火攻分为五类：
（1）火人：用火攻击敌方的人员（部队）。
（2）火积：焚烧敌方囤积的粮食（物资）。
（3）火队：队与隧通，意即用火切断道路。
（4）火辎：辎为在途中的运输车辆。
（5）火库：库为储存物资的后方仓库。
孙子又指出“行火必有因，因必素具”。执行火攻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因），而且对所需工具应有准备（素具）。所谓条件主要地即为天候，所以
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时”为时机，必须选择天干物燥之时，潮湿的气候自不宜于火攻，这是常识。“日”为日期，根据我国古代占星术（astrology），月的位置在箕、壁、翼、轸，四宿中时，天就会起风。占星术在古代是一种科学，其根据为经验，而并非迷信。
孙子接着就讨论战术与技术的配合。火只是一种工具，若无适当的战术，则火攻并不能发挥其威力。配合原则有如下述：
1．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根据五火对敌情所造成的影响（变），而选择相应的战术。这是基本原则。
2．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若我方间谍能在敌军内部纵火，则应及早从外面加以接应。迟则敌方可能已将火扑灭，于是攻击也就会无效。
3．火发其兵静而勿攻，极其火央（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之。——敌军没有发生惊扰，则不应鲁莽进攻。
4．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若可发于外，则无须等待内应，而应直接依照适当时机来发动火攻。
5．火发上风，无攻下风。——这是常识。
6．昼风久，夜风止。——这是古代气象学的判断。其意为白天起风，可以维持较久的时间，而夜间起风，则到天亮时就会停止。所以，昼风较有利。
于是孙子又作一结语，并顺便谈到以水佐攻的问题：
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应略加解释者有下述五点：（1）“以数守之”的“数”就是现在所谓的数据，换言之，必须经常注意有关时间、湿度、风向等情况。（2）孙子特别提出“佐攻”一词，强调水火都只是辅助工具。（3）“明”就是智，用火佐攻者必须有科学知识和随机应变的智慧。（4）以水佐攻则必须有“强”大的兵力，因为改变水道或流向都需要使用庞大的劳力。（5）水只能对敌军产生阻绝作用，而不能像火一样产生毁灭（夺）作用。
“火攻”篇的正文应到此结束，但孙子在此后又还有一大段文章：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这一段话真是千古名言，语重心长，实为孙子给予后世最重要的教训，也是最严厉的警告！
首先解释词句。“战胜攻取”意为会战胜利，攻击成功。“而不修其功”意为对于成功未能加以扩张（exploit），军事术语为“扩张战果”。“修”字在汉简本中作“隋”，可作“随”解，所以更含有追击之意。对于成功若不能扩张，则结果不利，即所谓“凶”，孙子对于这种情况给予一个专名：“命曰费留”。“费”意为浪费资源，“留”意为拖长时间。这对于战争而言当然极为不利（凶）。在我国历史上有一极显著的例证。楚汉相争时，项羽虽七十二战，战无不胜（指会战而言），但他每次战胜之后总是留下一条尾巴，而未能彻底毁灭敌人，结果遂终于不免败亡。反而言之，韩信则深知扩张战果的重要，每次获胜后必作猛烈的追击，使敌无喘息机会，所以能速战速决，充分发挥歼灭战的威力，与项羽在作战时经常未能竟其全功，成为强烈对比。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第七章（秦楚之际），366、378页。 ]
基于此种认知，孙子才又“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修”宇在这里作“儆”字解，也就是警惕之意。过去注孙子者常把“修其功”解释为论功行赏，并且设法使这一段与火攻和水攻发生联系，几乎可以说是完全错误，至少其观点非常狭隘。 [ 注：《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一册，666页。 ] 事实上，这一段可以从大战略的观点来作广义的解释。“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就是赢得战争而未能赢得和平。诚如李德哈特所云，大战略的眼界必须超越战争而看到战后的和平。换言之，战争目的不仅为赢得胜利而更是要获得较好的和平。假使不能在战后赢得较好的和平，则只是徒然浪费国力，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第十六章,471页。 ] 此即孙子所谓“费留”。
接着孙子又提出三项原则：“非利不动，非得（有所获）不用（兵），非危不战。”然后即发出其最严厉的警告。这一段名言是人所共知，传诵中外，而且语义明白，所以不必再解释。由此可以证明孙子是一位标准的理性主义者，他完全了解在战略领域中惟一的考虑即为利害，而绝无感情用事之余地，他的思想与现代战略家几乎完全一致，甚至于其谨慎程度尤有过之。
现在还要提出一个问题来作为结束：为何孙子要把这一段文章放在“火攻”篇之尾部？有人认为由于水火无情，所以孙子遂对于其使用特别以危词提出警告。 [ 注：何守法：《音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九册，763页。 ] 又有人认为应移到“谋攻”篇之内，更有人认为应将其放置在第十三篇之尾部，来作为全书之总结论。我个人认为把这一段视为全书的总结论是非常正确合理，但位置在第十二篇之末也未尝没有理由。因为第一篇到第十二篇都是以行动为主题，而第十三篇则另有不同的主题（情报），由于第十三篇与前十二篇性质不同，所以在第十二篇之末提出要求慎行（战）的警告是一种强有力的结论，同时对于第十三篇所强调的“先知”又可预作微妙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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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用间篇
这是十三篇中的最后一篇，就逻辑而言，独成一段，也构成《孙子》全书的最大特点。此篇名“用间”，“间”即间谍，所以其内容应为如何使用间谍之道。但这样的解释未免过分狭隘。所谓间者，照《孙子》的文意来看，是应作较广义的解释。用现代术语来说，此处的间就是情报（intelligence）。把情报纳入战略思想体系，孙子可能是战略思想史中的第一人。
《孙子》全书在逻辑上有其连贯性，在架构上构成完整的体系：以计划为起点，以情报为终点。首先说明战略的实质内容即为计划，而最后则指出计划又必须以情报为基础。简言之，若无“先知”则也就无“庙算”，于是全部理论遂不免沦为空谈。由此观之，可以发现孙子的思想不仅重视现实，而且也具有明显的未来导向。他深知战略家所要考虑的重点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所以，必须先知，亦即所谓先见之明（foresight）。
就这一方面来说，孙子在思想上与已故当代战略大师博弗尔将军非常相似。博弗尔认为战略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控制未来，而要想控制未来则又必须先知，所以他说：“控制就是先知。”（to control is to foresee） [ 注：André Beaufre，1940：The Fate of France（Cassell，1967），p．214． ] 孙子也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九变”篇）此处所用的“待”字，不是等待（wait）而是期待（anticipate），换言之，即对于未来的发展有所准备。因此，也就必须有赖于先知。然则如何才能先知？最简单的回答即为必须有非常良好的情报组织。但是情报的重要性又往往受到忽视，所以孙子在“用间”篇之首，即以非常严肃的语气来说明情报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
这一番话不仅入情入理，而且更揭穿了人性的弱点。孙子首先用数字说明战争对于国家是一个重大的消耗，这也正是他认为“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的基本理由。当双方相持（守）以求争取决胜的机会时，能否“知敌之情”实为重要关键。假使因为舍不得在情报上花钱而坐失良机，那简直可以说是罪该万死。所以孙子对于这样的人予以极严厉的谴责。欲知敌情，必须依赖情报，要有良好的情报，则又必须舍得花钱（爵禄百金）。从成本效益的观点来看，用在情报方面的钱也许是最上算。若照孙子计算，打一天仗要日费干金，而获致一件足以影响战局的情报，其代价不过百金而已。但人却往往贪小失大，这也许是人性中的一种基本弱点，所以孙子认为有这种性格的人不能为将。他指出这种人是“不仁之至”，所谓“不仁”通常都解释为缺乏仁爱之心，即不重视人民的牺牲和痛苦。但“不仁”又还可以当作“麻木不仁”解，换言之，即缺乏明辨轻重利害的敏感。孙子认为这种麻木不仁的人不能胜任将职（非民之将），不能为政府之辅弼（非主之佐），更不能主宰胜利（非胜之主）。于是孙子遂提出其最重要的观念：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这一段话不仅正式提出“先知”，而且更确认其为“动而胜人”的先决条件。此外，还有一点是大家所不曾注意者，即明确指出“明君贤将”，足以显示孙子知道情报不仅限于军事层次，而更延伸到国家层次。所以，孙子又可能是第一位了解“国家情报”（national intlligence）观念的战略思想家。
然则明君贤将又如何能够先知？孙子的答案非常明确合理：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这一段话不仅充分显示出孙子思想中的务实导向，而且更可以证明孙子在战略思想史中真是一位罕见的先知者。
孙子认为要想先知，有三不可：（1）“不可取于鬼神”。在我国古代思想家中像他这样否定鬼神的人真是极为少见，他认为一切求神问卜的行为都是迷信，毫不足取，这也充分表现出其思想中的科学精神。（2）“不可象于事”。曹注：“不可以事类而求。” [ 注：《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孙子集成》第一册，671页。 ] 用现代语来说，即不可以依赖“类比”（analogy）的方法。这一点对于战略家（决策者）而言尤其重要。古今中外的战略家都莫不重视历史经验，但由于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历史的类比很可能产生误导作用。 [ 注：Yaacov Y．I．Vertzberger，The World in Their Mind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296－341． ] 所以，不可依赖类比以求先知。（3）“不可验于度”。“度”就是数值分析，用计算方法来推测未来的趋势。孙子的时代与今天当然是相距颇远，但现在所用的兵棋推演、电脑模拟等等，也还是属于“度”的范围。这些现代科技虽然有很大的功用，但还是不能代替人脑，也不可能先知。
然则又如何始能先知？孙子的答案非常简明扼要：“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惟一的途径就是人。什么样的人？能知敌情的人。用现代语来说，即为情报专家。因为情报专家（即本篇所谓的“间”）对于敌情能提供正确的信息，所以，用其为根据，遂能对于敌情的演变趋势作成正确的判断。用间始能先知，而先知又是一切战略计划和战略运作的基础。这也就是十三篇中为何要以“用间”为最后一篇的理由。 -
当然，古代不可能有像今天这样复杂的情报组织，更不可能有像今天这样精密的情报技术。不过，孙子还是对于他那个时代如何用间的问题作了相当科学化的分析。他首先把间分为五类，并分别加以解释：
（1）乡间：因其乡人而用之。
（2）内间：因其官人而用之。
（3）反间：因其敌间而用之。
（4）死间：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
（5）生间：反报也。
这样的分类固然是适应当时的情况，但即令到今天也还是不丧失其价值。乡间就是利用战地的乡民搜集情报，这属于战术情报的层次，现代战争中也还常用。内间是利用敌国政府中官员为间谍，这种情形太普遍，几乎不用解释。反间就是利用敌方的间谍来替我方工作。以上三种都是利用敌方的人，以下两种则为利用我方的人。所谓死间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安排。先制造一件假情报（诳事）让我方间谍知道，并透过他传达给敌方。敌方信以为真而上当，于是一定会杀我方间谍以泄愤，所以称之为死间。生间为获知敌情之后能够返回提出报告的我方人员。即令在现代环境中，用间的方式也不过是这五种而已。
因为情报搜集是一种困难而又危险的工作，所以必须保持高度的机密，不惜花费巨大的费用。主管情报业务的人必须有高度的智慧和爱心，所以孙子说：
故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从这一段话看来，可知建立一个高度有效的情报体系实非易事。不仅要保持高度的机密，而且还要维持严格的纪律，主其事者不仅应能恩威并用，赏罚严明，而且还要有能够明察秋毫的洞察力，知道如何辨别信息的真伪，以及如何对敌情作成正确的研究判断。所以，连孙子也认为用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工作。
在古代的封闭社会中，我方所派出的间谍要想深入敌国内部非常不容易，其所能搜集的信息几乎都是只限于表面化的东西，而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机密。因此，孙子遂特别重视反间的利用。甚至于可以说，反间是一切情报搜集活动的总枢纽。所以，孙子指出：
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
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
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从上文中又可以发现四个要点：（1）必须通过反间始能得知比较深入的敌方内情；（2）根据此种信息，然后其他四间始能作有效的使用；（3）对于反间必须付出高价，而不可吝惜；（4）“五间之事，主必知之”，足以显示孙子认为情报是国家层次的事务，并非仅限于军事层次。
此种具有高度微妙性的重要工作，其最后成功的关键又是什么？于是孙子提出其惊世骇俗的总结论：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孙子这一番话曾经引起不少的非议。在世人的心目中，伊挚（尹）和吕牙（姜太公）都是古代的贤人，而孙子却认为他们是间谍（内间），而在一般人的想像中，间谍是一种阴险卑鄙的工作。所以有许多人都认为孙子失言，有唐突先贤之嫌。这种批评固然不无理由，但却未能了解孙子的真意。孙子所强调的是后面一段话，而前面的话只是作为比喻而已。
因为情报是一种非常重要而困难的工作，而且构成国家战略计划的基础，所以若欲建立适当的情报体系，则必须要有第一流人才，这才是“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的正确解释。过去，人们常鄙视情报，并认为从事情报工作的人都是人所不齿的“特务”，这种想法早已落伍。事实上，今天先进国家的情报体系（例如美国的CIA）所拥有的各种专家真是多得不可胜数。因此，孙子主张“以上智为间”实乃一种超时代的远见。
再回过来讨论伊吕的故事，虽然古史的记载很简单而也不尽可信。伊尹的时代较远，比较起来更不可考，至于太公（吕牙）则有较多的史料可供考证。他曾在殷政府中任职，或至少曾在朝歌（殷之帝都）生活很久，似为事实。所以他虽然不一定是间谍，但至少是“知敌之情者”，则应无疑问。
即令孙子引喻失义，也是一件小事，真正值得重视的是国之大事。良好的情报体系，优秀的情报人才，实为国家安全的必要基础。孙子在两千余年前即已提出“先知”的观念，真乃先知先觉。尤其是在他那个时代，能够如此充分表现出其合理、客观的科学精神而绝不迷信，更是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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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论前言
“校论”即为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战略，在国外也是一种较新的研究途径。1982年美国才有一本名为《比较战略》（Comparative Strategy）的期刊问世，这也可能是此一名词的最早出现。为什么要对于不同的战略思想和著作进行比较研究？汉德尔在其所著《战争大师》一书曾作扼要的解释：
此种比较分析的价值在于它能显示战略和战争的研究具有其基本一致性（basic unity），它容许我们从较宽广的观点来看这些著作，并使若干有争议的问题得以澄清，因此，也就可以对这些著作的内容获得较佳的了解。 [ 注：Michael I．Handel，Masters of War：Sun Tzu，Clausewitz and Jomini（Frank Cass，1992），p．4． ]
汉德尔的意见完全正确，不过还有其他的理由。任何思想家及其著作必然会受到其时代背景和战略环境的影响，但若仅研读其原著，则很可能会忽视这些因素。这也就是古人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假使能把不同时代背景和不同战略环境中的著作合而观之，则不仅可以较易于了解这些因素对于不同著作的影响作用，而且对于原著更可以获得较深入的认识。
最后，任何思想和著作又都非尽善尽美，诚如若米尼所云：“太阳底下没有任何东西是尽善尽美的。” [ 注：钮先钟译：《战争艺术》（Baron de Jomini，The Art of War）（军事译粹社，1954），70页。 ] 但若仅只研究某一位思想家的著作，则很容易会感觉到他所说的都有理，而难于发现其缺失甚或错误。反之，若能对同一主题的不同著作加以比较，则也就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的优劣得失。俗语说：“货比三家不吃亏”，研究学问也未尝不是如此。
古今中外的战略思想家和著作实在是太多，但有资格与孙子和他的十三篇比较者却并不多。在本书中把比较的范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中国古代，另一部分为西方近代。在中国古代部分只选择了两个主题：
1．孙子与先秦诸子的比较。
2．孙子与其他先秦兵书的比较。
在西方近代部分一共只选择了四个主题：
1．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的比较。
2．孙子与若米尼的比较。
3．孙子与李德哈特的比较。
4．孙子与博弗尔的比较。
“校论”的内容仅限于上述六项比较研究。也许有读者会感到不满意，会怀疑这样的内容是否嫌简略。我的答复可以分为两点：（1）有资格和孙子比较的思想家实在不多，所以选择必须保持宁缺勿滥的原则；（2）本书是以著作的分析为基础，必须有不朽的传世著作始能入选。
为什么在中国部分，比较研究只限于先秦时代？我在《中国战略思想史》一书中对于我国战略思想的演进趋势曾作详细的说明。战略思想在我国的发展是先盛后衰，先秦时代可以算是中国思想史中的黄金时代，尤其是从春秋到战国，各种学派都先后出现，形成所谓“百家争鸣”的现象。在此时代中，思想家受到普遍的尊重，著书立说，表现出浓厚的学术研究风气，以后任何时代都望尘莫及。简言之，只有在这个时代才有其他的思想著作够资格与《孙子》比较，到了秦汉以后，我们似乎已经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20页、119页。 ]
至于在西方部分，为何比较研究仅限于近代？其理由亦复类似。西方战略思想的演进过程几乎是恰好与我国相反。我们是先盛后衰，而他们则先衰后盛。西方战略思想从19世纪初期才开始突飞猛进，大放异彩。仅只到了近代，西方才出现了有资格与《孙子》比较的战略著作。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19－21页。 ]
“校论”虽为比较研究，但又还是以《孙子》为核心。换言之，是拿其他学者的思想来与《孙子》比较，而不是拿《孙子》来与他们比较。此种差异固然相当微妙，但又必须认清。所比较的对象以著作中所蕴藏的思想为主，至于其他因素，例如身世经历等，则均视为次要，只是偶然提及。《孙子》只有一本书，也是惟一的代表作，但近代西方作家则都不只有一本书，所以，选择用来作为比较根据的尽量以其代表作为限，至于其他著作则只是偶然引用以作补充而已。
此种比较研究当然很难完善，尤其是对于被引用来与《孙子》比较的著作，更是有欠公平。因为既以《孙子》为核心，所以凡不能与《孙子》比较的部分，当然也就不会列入讨论范围之内。譬如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所含有的思想非常丰富，但却并非全部都可以拿来与《孙子》比较。这固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限制，但也会有以偏概全的危险。在进行比较时，本书还是尽量引述原文，以免导致扭曲或误解。
总结言之，“校论”只是“三论”的一部分，本书是以对孙子提供新的解释和研究为目的，所以比较只是一种方法，而并非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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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孙子与先秦诸子
一、儒家
二、墨家
三、道家
四、法家
从春秋到战国可称为子学时代，虽然有所谓九流十家之说，但实际上，能够算是独立学派者又不过仅为儒、墨、道、法四家而已。概括言之，在此四家的主要著作中，几乎都可以发现有其战略思想之存在。不过，所谓战略思想者，又是采取较广泛的现代化解释，而非仅限于作战或用兵的层次。这四家主要著作的作者大致是与孙子同一时代，换言之，在时代背景和战略环境上似乎大同小异，所以若作比较研究，则不仅可以辨别其思想上的异同，甚至还可以发现其间的相互影响。此种研究应能有助于观念的澄清和疑问的解答。
一、儒家
儒家之祖为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为我国历史中的第一位伟大思想家，此乃人尽皆知的事实。他的时代已近春秋后期，大致比孙子早一点。足以作为其思想主要记录的即为《论语》，那虽然只是门弟子的记录，但却可以充分表达老夫子的思想。仅凭《论语》的记载，即可确定孔子有其相当完整而有系统的战略思想。
令人深感惊异的是文武两圣人在思想上的确非常接近或相似，这应该是与他们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源流有相当关系。有一个焦点特别值得注意。孙子齐人也，他的书虽未提到管仲的大名，但可以暗示其伐谋、伐交的观念很可能是以管仲的经验为范式。孔子虽非齐人，甚至于还批评“管仲之器小哉”，但对于管仲相齐的功业则又予以高度的肯定，盛赞其“九合诸侯，不以兵车” [ 注：孔子对管仲的评论分别见《论语·八佾第三》及《论语·宪问第十四》。 ] 。由于此种事实的对比，即可发现他们不仅观点相似，而且也有同一渊源。
孙子未作“富国强兵”之论，而孔子则有“足食足兵”之言。这似乎显示孔子的大战略思想要比孙子较为宽广，尤其是“足”字更含深意。孔子似乎认为国家的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都不宜过度发展，只应以足够保护国家安全，增进人民福祉为限度，若过度扩张则反而有害无益。这的确是高见而为后人所不及。从战略观点来看，这个“足”字似与1970年代的美国核战略家所主张的“足量”（suffiency）观念具有同样的意义。
孔子在大战略领域中除提出足食、足兵两项原则以外，还有其第三项更重要的原则，即“民信之矣”。孔子之言全部引述如下：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 注：《论语·颜渊第十二》。 ]
孔子回答子贡的话含有两点重要意义：（1）军事安全必须以经济成长为基础，此种思想与管仲非常接近，并足以暗示在春秋时代这是一种共识。（2）孔子认为“信”乃“政”的基础，不能立信即不能立国。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孔子所谓“民无信不立”，与孙子在“计”篇所列举五事中的“道”具有相同的意义，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而已。孙子判定“主孰有道”的标准，是能“令民与上同意”。换言之，必须人民完全信任政府，既不怀疑，也不畏惧，然后才能“可与之死，可与之生”。因此，就大战略的最主要基本原则而言，孔子与孙子的意见完全一致。
因为《论语》中有卫灵公问陈（阵）的记载，遂令后人对于孔子的军事知识表示怀疑。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盖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 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
孔子之所以作此语实乃有为而发。卫灵公为无“道”昏君，而且不度德量力，还想向外发动侵略。所以，孔子鄙其为人，才给一个软钉子让他碰。只要看“明日遂行”即可了解孔子的态度。孔子曾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 注：《史记·孔子世家》。 ] ，可以暗示他本人是文武兼资。在春秋时代，所谓君子（贵族）都曾受过军事教育，孔子自然不可能不知兵。事实上，孔子在其对弟子施教时更曾把军事列为课程。《史记》有下述记载：
冉有为季氏帅师，与齐战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 [ 注：《史记·孔子世家》。 ]
可以为证明。
孔子虽曾以军事知识教其弟子，但由于无记录可凭，我们还是无法知道其对于作战（用兵）层次的思想内容，所以，也就不能与孙子作比较。不过，就其对整个战争问题所持的基本态度而言，则又还是可以发现他与孙子是不谋而合。孔子对于战争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论语》有云：“子之所慎：斋，战，疾。”可为证明 [ 注：《论语·述而第七》。 ] 。下述的记载则更具有深意：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 注：同上书。 ]
仅凭这些证据，即可断言孔子的慎战好谋，实不亚于孙子。
甚至于还可以指出孔子思想中有一特点是孙子所不及，那就是他特别重视国防教育。他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 注：《论语·子路第十三》。 ] 孙子虽然也重视部队的训练，但对于全面国防教育则未能像孔子这样的重视。
孔子还有两句常为人引述的话也值得较深入的分析。
1．孔子说：“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 注：同上书。 ] 孔子所说的“无欲速”与孙子的“拙速”观念并不冲突，因为那是代表两个不同层次的思考。在大战略层次，有许多问题都是长期的，不可能求速效，例如上述的“教民七年”，此亦所谓“王道无近功”。而当战争已发生时，则又必须有如孙子所云，应力求拙速，而不可巧久。至于“无见小利”则与孙子的观念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孙子所云“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实已暗中含有“毋见小利”的观念。
2．孔子又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 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 这可以显示孔子和孙子在其思想上是同样地具有前瞻（未来）导向。从表面上看来，孔子似乎比孙子还较深入一层，因为孙子仅强调“先知”，而孔子则更重视“远虑”。实际上，又并无太多差异：若不先知，则也无从远虑；反而言之，若不远虑，则也无须先知。所以，先知与远虑只是表示作业程序上的先后，二者实为一体。
概括言之，我们可以获得下述五点认知：（1）孙子与孔子在时代背景上相距颇近，所以他们的思想显示出同一趋势。（2）孙子与孔子在身世上也很相似。孔子本为宋人，移民到鲁国；孙子为齐人，流亡到吴国。他们都是由贵族变成平民。（3）他们的思想都与管仲有相当微妙的渊源。在《论语》中可以找到直接证据，在十三篇中虽无直接证据，但还是可以感觉到强烈的暗示。（4）孙子虽然重道（政治），但其书又以兵学（军事）为主要内容；相对地，孔子虽也知兵，但其言论的范围则远较广泛，对于战争问题只是偶然提及。（5）尽管有其一切的差异，但二人对“国之大事”的基本观念又大致相同。
最后，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应该提出：他们在思想上是否有相互的影响。照时间来看，孙子晚于孔子，所以孔子自不可能受其影响。然则孙子是否曾受孔子的影响？至少也无明确证据，而照理说，也不太可能。因为孔子在其有生之日，甚或其死后不久，其思想的流传可能只限于狭小的范围（门弟子）和地区（鲁国），所以，孙子受其影响的机会也就自然不会太大，最多也只可能为间接的影响，而这也只能算是猜想。
孔子死后，其门弟子分别传授其学，于是孔门逐渐发展成为战国时代最大的学派。但儒家中能著书立说传于后世的人又并不多，孔子之后仅有孟荀二人而已。
孟子名轲，邹人，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距孔子已在百年以上。荀子名况，赵人，亦称孙卿或荀卿（称卿者时人尊之也）。其生年大致为周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比孟子又晚了三十二年。孟荀虽俱传孔子之学，但由于背景环境之不同，在思想上也自有代沟之存在。现在先从孟子谈起。
孟子有“七篇”传世，虽不一定是其手著，但能代表其思想应无疑问。凡读《孟子》者一开始就会读到孟子见梁（魏）惠王：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 注：《孟子·梁惠王上》， ]
依照直觉可以立即发现孟子有两个主要观念：（1）何必言利；（2）仁义而已。这两点都曾引起很多辩论和误解。
孟子似乎有高度的反功利主义趋向，事实上，并非尽然。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所谓“国”者实乃国王的私产，梁惠王所说的“何以利吾国”只是指其私利而言，与全民的公利无关。这也是孟子所以不欲言利的理由。他并非不重视全民的公利，不过为了避免言利，所以才提出一个较积极的观念“仁义”来作为代替。
孟子在思想上代表儒家的正统，他主张行仁政，也就是民本政治。他认为民为邦本，为政必须得民心，决策必须尊民意。若能如此，则“虽欲无王，不可得也”。 [ 注：《孟子·离娄上》。 ] “仁政”就是“王道”，是一种崇高的政治理想，但从战略家的观点来看，则又未尝不是一种大战略。《孟子》书中虽很少言兵，但还是有若干片段足以显示他确有其战略思想，最值得注意的是下述的一段名言：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 注：《孟子·公孙丑下》。 ]
这一段话显示出孟子对于战略不仅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而且还有其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可以说他的思想非常接近孙子。他把权力因素分为三大类：天时，地利，人和。作了一番评估之后，其所获结论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然则又如何始能获致“人和”？其关键在于“道”之得失。何谓“道”，其得失又如何判断？孟子在其书中作了下述的分析：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心。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 注：《孟子·离娄上》。 ]
很容易明了孙子之“道”与孟子之“道”意义大致相同。孙子强调“令民与上同意”，似不无强制之意；孟子则主张顺从民意，而绝无勉强之意。因此，就理想而言，孟子似乎要比孙子较高一等。不过，孙子也说“上下同欲者胜”，足以显示他也同样重视民心的向背。
“仁政”又不可仅为空洞的理想，而必须有其具体的内容。当战国之世，“富国强兵”已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孟子虽未公开作富强之论，但其所提倡的政策若能持之以恒，则似乎也能达到同样的目标。孟子为孔子之徒，在思想上与其具有连贯性。他主张养民教民以厚植国力。他像孔子一样，不仅重视经济，而更重视教育：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 注：《孟子·尽心上》。 ]
这又可以证明其最后目的仍为民心。假使全民同心则其国必强。所以孟子虽不谈兵，但自信其仁政能产生巨大的防卫能力，甚至于“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利兵矣” [ 注：《孟子·梁惠王上》。 ] 。
孟子提倡仁义，自必反对战争。不过他所反对者为侵略性战争，至于仁义之师则又当别论。同时，他又相信若能行仁政，则也就无须战争。他说：“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 [ 注：《孟子·尽心下》。 ] 这种论调虽不免言过其实，但也暗示他似乎像孙子一样，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孟子以孔子传人自居，应算是儒家正统。他的战略思想就最高层面而言，大致纯正合理，而且与孙子吻合，虽不免比较理想化，又还是不可以迂阔视之。
假使说孟子代表儒家的正统，则荀子应该算是儒家的改革派。其所学虽出于儒家，但颇能创新而不受传统束缚。荀子治学远比孟子严谨，其言论理智多于感情，与孟子恰好相反。他具有科学精神，重视现实，其书中所呈现的战略思想不仅比较系统化，而且与孙子非常接近。
荀子以治乱之责归之于人力。他重视人为（伪），相信人可胜天。荀子的不信天、不信神，与孙子非常相似，在当时可以算是反传统的异端。他们都同样反对消极无为，而主张应采取合理有效的行动。所以，用西方的名词来表示，他们都是所谓积极主义者（postivist）。
人不能单独生存而必须有组织，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不能无群。” [ 注：《荀子·富国篇》。 ] 组织工作又应由谁负责，荀子说：“君者善群也。” [ 注：《荀子·王制篇》。 ] 荀子之“君”即孙子之“主”，《孙子》全书以“将”为核心，对于“主”所论不多，而荀子则对“君”的重要有很详尽的分析。他对于“君”之功能曾列举如下：
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势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 [ 注：《荀子·富国篇》。 ]
简言之，国家的兴衰在于政府，政府的核心则为君。荀子与孟子相似，强调人治重于法治。他认为“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 [ 注：《荀子·君道篇》。 ] 。
荀子虽尊重君权，但也主张民本政治，他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 注：《荀子·王制篇》。 ] 。所以君主欲巩固其地位则必须顺从民意，为民兴利除害。他说：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 [ 注：《荀子·王霸篇》。 ]
他又提出严厉警告如下：
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己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 [ 注：《荀子·君道篇》。 ]
简言之，政府欲求富国强兵，长治久安，其关键在于爱民利民。在此种大战略领域中，儒家三子（孔、孟、荀）与孙子的基本观念几乎殊少差异，但荀子的分析似乎又比其他三子更深入透彻。
君之治国又必须有辅弼，那就是“相”。荀子之重“相”与孙子之重“将”虽层次不同，但用意则完全相同。事实上，大战略本是国事而非仅限于军事。我国古代伟人几乎都是文武兼备，出将入相。尤其是他曾引伊尹、太公、管仲为例，更令人感觉到并非偶然的巧合。
荀子是现实主义者，非常重视现实问题。其书中不仅有“富国”篇，而更有“议兵”篇。荀子对富国强兵所发表的意见不仅十分精彩，而且更有超越时代的趋势。其所言也并非仅限于这两篇，而且还散布其他各篇中。
孙子虽重视战争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但对于战略的平时经济基础则从未有所论列。这也是其不及荀子之处。萧公权先生对于荀子的经济思想曾作精辟的分析：荀子相信裕民政策能使物资生产大量增加，故富国之要诀不是降低需求，而是扩张供给。此种观点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颇为类似 [ 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联经，1982）上册，19页。 ] 。荀子曰：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 [ 注：《荀子·富国篇》。 ]
他认为必须藏富于民，然后国家安全始有坚固基础，所以他说：
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为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 注：《荀子·王制篇》。 ]
这一段话读后令人不禁有毛骨悚然之感，但同时令人不解的是以孙子之高明，为什么其书中却缺少这样的分析。
孟子因提倡仁政而不言兵，荀子态度则远较积极。他不仅“议兵”，而其议兵又常以仁义为本。他首先提出一个假想问题：“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接着就作答如下：
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 [ 注：《荀子·议兵篇》。 ]
换言之，荀子认为武力乃维持国际秩序的必要工具，用兵乃济仁义之穷。所以，他不但不反对必要时使用武力，并且还进一步研究用兵之道。荀子所提出的首要原则为善用兵者必先附其民，那与孙子所云“令民与上同意”几乎完全相同，其解释如下：
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在乎善附民而已。 [ 注：《荀于·议兵篇》。 ]
除先附其民以外，荀子又提出其第二项原则，即为慎选将帅。他对于“将”的最高选择标准有如下述：“能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圹’即‘旷’，意为怠忽），夫是谓天下之将。” [ 注：同上书。 ] 对于其所创造的名词，也都有明确界定，足以显示其治学之严谨和分析的科学化。
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徒举进退，欲安以重，欲急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
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事虑欲孰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
所以不受命于主者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
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夫是之谓五无圹。 [ 注：《荀子·议兵篇》。 ]
由此可见荀子对于将道之重视绝不亚于孙子，而其分析的精密则甚至于有过于孙子。不过，若从其内容上来观察，又可以发现在其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点。
在战争过程中，荀子要求严守仁义原则，不得残杀对方军民，不得掠夺对方财产。应恩威并用，发挥心理战功效，并尽量减少战争的损毁，以达到易胜速胜的目的。这样遂又能造成“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愈强”的后果 [ 注：同上书。 ] ，也正是孙子所希望的“胜敌而益强”。
荀子是理性主义者，他深知用兵之害，并断言仅凭武力不能统一天下。他也是反侵略主义者，其立论不仅是基于道义，而更是基于利害。他像孙子和孔子一样，对于战争采取极慎重的态度。不过，他又认为国无分大小，都应自立自强，这又与孙子所谓“信己之私”的观念完全一致。
荀子把战争分为三级：
王夺之人，霸夺之与，疆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 [ 注：《荀子·王制篇》。 ]
此与孙子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有异曲同工之妙。荀子的最高理想为以德服人，认为用王道来争夺人心实为上策。因此，他说：
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敢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 [ 注：同上书。 ]
此与孙子所云“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又有何差异？
总结言之，荀子实可谓儒家中的孙子，其战略思想之精深可与孙子并驾齐驱。然则荀子是否曾受孙子的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至少有证据显示荀子曾经读过《孙子》并给予以高度的评价。他说：
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以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 [ 注：《荀子·议兵篇》。 ]
从孟荀二子的著作中可以发现战国时代的儒家有其战略思想，而那又是发源于孔子，并且在大战略层面上是与孙子的思想相当接近。
二、墨家
先秦诸子中，墨家是地位仅次于儒家的大学派，其宗师和代表人为墨子。墨子名翟，鲁人，其生平事迹已不太可考，其生卒之年也无从确知，今人则多信墨子之时代后于孔子而前于孟子，因此，他应似乎和孙子的时代相当接近 [ 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推断墨子生年为公元前490年，卒年为公元前403年。 ] 。据《墨子》中“公输”，“备城门”等篇所记，墨子为一擅长机械的工程师，他不仅长于科技，而且也善于组织，所以能组成别具一格的学（教）派，并发展成为强大的势力。墨家的著作除现存的《墨子》五十三篇以外，余均散佚。现存各篇又均为后学所追述或编撰，并非墨子自著，与儒家的《论语》类似，而内容的繁杂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如此，书中内容还是可以显示墨子思想的梗概。令人惊异的是，若从战略观点来看，可以发现《墨子》书中确实蕴藏着一套完整的大战略思想。过去研究墨学的人似乎都不曾注意。
墨家思想的中心观念即为“兼爱”。墨子生当春秋战国之交，列国攻伐日益频繁，人民痛苦不堪。墨子怀悲天悯人之心，认为一切祸乱之源皆由于人之自私，所以根本解决之道即为能使人类不自私而彼此互相亲爱。墨子又深知人之好利实乃本性，自私的目的即为求利。因此，他遂进一步指出自私不仅不利而更有害。必须“兼相爱”，始能“交相利”，换言之，从利害的观点来看，兼爱与交利之间实有一种不可分的互赖关系存在。欲求交相利，则必须兼相爱。不兼爱而相互斗争，其结果必然为大家都不利。于是墨子的基本假定即为：如能设法说服世人了解兼爱交利之间的因果关系，则天下即可太平矣。
墨子的全部思想都是以兼爱观念为其核心。用现代名词来表示，他是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也是理想主义者（idealist）。其最终目的为建立互赖互利的国际秩序。果能如此，则国与国之间自不会有战争发生。
视人国若己国，谁攻？故诸侯之相攻国者无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攻，则天下治。 [ 注：《墨子·兼爱上》。 ]
萧公权先生认为《墨子》一书中共有六大基本观念：（1）兼爱交利，（2）尚同，（3）天志明鬼，（4）尚贤，（5）节用，（6）非攻 [ 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第四章。 ] 。除“兼爱交利”为其核心目标以外，其余五者则均可视为达到此一目标的手段。“尚同”的意义即为统一思想。墨子以一介平民，如何能统一思想，使人信服其理念？他所想到的为利用宗教，此即所谓“天志”和“明鬼”。人对天意（志）必须服从，而鬼神能为祸福，也是世人所畏惧。又因为墨子是以平民为主要说教对象，所以神道设教更是有其必要。于是墨家又变成一种教派，而不仅是单纯的学派。宗教精神足以巩固墨家的团结，并增强其不畏牺牲的勇气，这也构成墨家的最大特点。
以上三点都是偏重理论方面，但墨家又并非不重视现实问题。后三点可以代表墨子在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主要观念。墨子提倡贤能政治，他简单地指出：“尚贤为政之本。”换言之，若无人才，则一切理想均属空谈。如何能获致人才，对人才又应如何任用，墨子有其非常合理的意见：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 [ 注：《墨子·尚贤上》。 ]
简言之，对人才应破格选拔，不受出身限制，尤其应厚其待遇，重其职权，始能使政治发挥高度效率。
墨子尚俭，其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建议即为“节用”。节用的直接目的为充裕民生，而最终目的则为实现兼爱交利。墨子认为节流即等于开源，若能减少无益的消费，则也无须增加生产，而更无须向外扩张。其所提倡的经济政策完全不考虑富国乃强兵基础的流行观念，在其时代中实为一大特色。他希望凭借牺牲奉献的宗教精神，来劝诱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安于艰苦节俭的生活。他认为这样也可以消除侵略扩张的野心，而共同走向兼爱互利的途径。
最后，墨子在军事领域中所提倡的观念为“非攻”，这与“兼爱”首尾相应，同为其思想核心，也构成其大战略思想体系的总结。萧公权先生曾作评论如下：
吾人顷谓墨子节用之失，在徒有足民之心，而未究生财之道。至其非攻，则于鲜明之理论外，复具有防御战争的优美技术。故究实际上之价值而言，墨学之精无逾此者。 [ 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第四章，156页。 ]
简言之，“非攻”实为墨子思想的精华，若无“非攻”则《墨子》全书也就不过只是不切实际的宗教宣传而已。
墨子言“非攻”，孙子言“谋攻”，从表面上来看，他们两人的思想似乎恰好相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必须作较深入的比较分析，然后始能明辨二子之异同。
就根本而言，他们的思想都是以利害的考虑为基础。孙子认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必须采取行动以追求或增进其国家利益，而战争则为此种行动中之一种。因此，国家基于求利的考虑，有时必须发动战争，采取攻势，这也就是必须谋攻的理由。所以，孙子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采取这样的想法，当然又是在内心中承认战争的结果可能有利，至少并非完全有害。
墨子“非攻”的“攻”应作较广义的解释，其意义不仅为军事性的攻击行动，而更包括所有一切的侵略行为在内。换言之，他的基本理念为人类应和平共存，不应有侵略的意图。墨子的理论也和孙子一样，是以利害考虑为基础。他反复辩论，阐明“攻”之不利，所以，他所采取的思考途径完全是战略途径（strategic approach），但所获结论则与孙子不同。墨子分五点来作利害的分析：
1．战争对双方俱不利：“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两不利也。” [ 注：《墨子·公孟》。 ] 其故安在？因为战争无分胜负，都必须付出巨大成本。虽然获胜仍可能得不偿失，“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丧者之多”。 [ 注：《墨子·非攻中》。 ] 此种“两不利”的观念实为一种超时代的创见。
2．当时地广人稀，常感劳动力不足。把宝贵人力用于扩张国土的侵略战争实属不智。墨子说：“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尽王民之死，严上下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有余也。” [ 注：同上书。 ] 尤其是他认为只要能节约消费则土地就无异于增加一半，所以更无开疆辟土之必要。
3．战争也许能满足执政者的虚荣心，但结果则为劳民伤财。墨子用了一个非常幽默的比喻：“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 [ 注：《墨子·耕柱》。 ] 童子骑竹马，自以为享受骑马之乐，殊不知劳动的是自己的脚。大国之攻小国所能获得的满足亦复如此。
4．侵略者也许能一时得逞，但最后还是难逃败亡。墨子指出：“吴以阖闾夫差之好战而天下莫强，乃卒不免灭于勾践。晋之智伯势冠六军，兼并为务，而终败于三家。” [ 注：《墨子·非攻中）。 ] 此皆前车之鉴，足为攻伐两不利之明证。
5．最后，就宗教意识而言，攻之不利又非仅限于君主，而且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所以，侵略的结果是天怒人怨，害莫大焉。这当然也凸显了墨家的宗教性质。
孙墨两子的战略思想可谓同异参半。他们都同以利害考虑为基础，但对于战争之利害则有不同的判断。孙子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换言之，孙子虽主张慎战，企图不战，但并不认为战争绝对有害无利。墨子则确认侵略性战争绝对有害无益。不过，墨子所反对者又仅为侵略性战争，而并非所有一切战争。他甚至于指出：“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非所谓攻，谓诛也。” [ 注：《墨子·非攻下）。 ] “诛”与“攻”为两种不同的战争类型，前者为义战，而后者为不义战。墨子仅只非攻而并不非战。墨子认为战争有“诛”与“攻”之不同，而孙子则似乎从未考虑战争就性质而言，有分类之必要。所以，墨子思想与荀子很接近，比之孙子则似乎境界略高。
墨子虽是理想主义者，但并不缺乏现实感，他认为欲阻止大国的进攻，则小国必须善守。这也正是现代战略中的“吓阻”（deterrence）观念。若能使侵略者明知其行动得不偿失，即能产生吓阻作用。此种守势战略又非仅限于军事，而且也把外交、内政、经济等非军事因素都包括在内，所以实为一种大战略。其弟子禽滑厘问守小国，墨子告以：“我城池修，守器具，堆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其所以恃也。” [ 注：《墨子·备城门》。 ]
孙子也同样强调守势的重要和功效。他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能为不可胜……不可胜者守也……守则有余，攻则不足。”不过，孙子又非以自保为满足，他还想求胜，换言之，他认为守只是一种预备步骤，最后必须转守为攻，始能全胜。这也是他与墨子的重大差异。孙子始终在谋攻，而墨子则根本非攻。
墨子最重视“备”，他说：
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是故食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 [ 注：《墨子·七患》。 ]
简言之，国家必须提高警觉，保持战备，始能免遭奇袭，使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墨子又说：“凡大国之所以不攻小国者，委积多，城郭修，上下调和，是故大国不耆攻之。” [ 注：《墨子·节葬下》 ]
有备无患本是战略家的共识，孙子也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因此，至少就这一点而言，孙墨两子的意见是完全一致。
尤其令人敬佩者是墨子不仅坐而言，还更能起而行。他深知必须有充分的防御能力始能吓阻侵略，所以他亲自教导其门徒研究防御战术，研发守城技术（装备），并且把他们组成一支精锐的特种部队，能够实际从事守城的战斗。于是墨家由学派、教派，而摇身一变成为武装团体，能以实力贯彻其主张。
墨子救宋的故事，真伪虽不可考，但《墨子》一书中（“公输”）则有很详细的记录。如果属实，则不仅可以暗示当时军事技术已有相当高度的发展，而且甚至于已经知道用兵棋（war game）来模拟战况。《墨子》五十三篇中在“备城门”以下的十一篇都是论述战争中的实际防御问题，后世总称之为“城守诸篇”。据学者考证，大致都是伪托之作，但能代表墨家思想遗产则又毫无疑问。
由此遂引到一个非常有趣味的比较：在孙子的时代，城塞的建筑即已很普遍，而攻守战技也已开始发展。依照孙子的描述，可知攻城是一种极艰苦的战斗，孙子对它非常厌恶，所以才会说“其下攻城”。很明显，孙子是希望尽量避免攻城。墨子比孙子较晚，到他的时代，战争的形态又有改变，而攻城战的避免也就更困难。所以，墨子的想法也就比孙子较积极，他认为如能增强守城的能力，即无异于减弱攻城的能力。若能使侵略者自知攻城不易成功，则非攻的目的也就自能达到。基于以上的分析，即可显示任何思想家都必然受到其时代背景的影响。
三、道家
“道家”这个名词始于《汉书·艺文志》。司马谈（司马迁之父）称其为道德家，道家即为道德家之简称。道家以老子为原始，战国时已为显学，留传的书有《老子》、《庄子》、《列子》等，但可作为道家思想代表者则又只有《老子》一书。诚如萧公权先生所云：“先秦思想大家事迹之最难考见者殆无过老子与庄生，而二者之中，老子为尤甚。” [ 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173页。 ] 老子何许人也？其书成于何时？曾引起无穷的争论。有人认为老子在孔子之前，有人认为老子在孟子之后。现在依照钱穆和冯友兰两先生之意见，假定其书为战国时代产品，至于其人其事则不拟深究 [ 注：钱穆认为老子时代大致为公元前365－公元前290,冯友兰则谓“老子之学盖就杨朱之学更进一层”。分别见《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及《中国哲学史》。 ] 。
道家本身固已疑问颇多，而道家与兵家的关系则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兵家之言多出于老子，但也有人相信老子的思想来源可能与兵家有关。前者例如萨孟武 [ 注：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三民，1984年四版），71、76、79页。 ] ，后者例如李泽厚 [ 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华京文化事业公司），73页。 ] 。这虽然是很有趣的问题，但又不是本书所拟分析的主题。我们的主题仅为《孙子》与《老子》（道家代表作）之间的比较研究。
《老子》全部思想中有两大基本观念，一曰“无”，二曰“反”。无乃道之体，反乃道之用。所以，无比反更较重要。用现代语来说明，老子是所谓自然主义者（naturalist），相信自然之道就是“无为”，所以，他说：“圣人为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 注：《老子》第二章。 ] 如何能实现无为而治的理想，老子认为必须使民无知无欲，所以他提倡愚民政策。其逻辑为无知则无欲，无欲则无争。他说：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 注：《老子》第六十五章。 ]
此种“无”的观念实为道家思想的核心。战国时代，列国诸侯均欲富国强兵，大有为于天下，结果导致战祸频繁，民不聊生，所以才会引起思想反弹而产生此种偏激言论。老子不仅提倡无知无为，而且也具有强烈的反智趋向，所以在其思想中不可能有所谓“战略”观念之存在，因为一切战略理论的基础就是“知”和“智”，而一切战略的本质即为行动（action），也就是有为而非无为。如果真正无知无为，则整个世界都会冻结，则自无国际关系和战略思考之可言。老子的理论几乎全是幻想，他不仅是虚无主义者（nihilist），而更是乌托邦主义者（utopianist）。有人以为孙子五事中以道为首，就以为孙子思想出于道家，事实上，孙子之道有其特定意义，并非老子之道。
老子的另一基本观念就是“反”，他认为宇宙中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面，用哲学名词来说，即所谓“二元论”。从这个观点上来看，老子与孙子的思想似乎有相同的哲学基础，但若仔细分析，则又可以发现其间仍有重大差异存在。老子的二元论并非纯正的二元论，因为在二元论中，所有对立观念都是一律平等，而并无强弱优劣之分。但老子对不同的观念则有主观的好恶。他经常强调某一观念所代表者为“反”，而那也就是他所欣赏和主张的观念。例如柔弱胜刚强的观念。孙子的二元论是真正的二元论，他对于攻守、奇正、虚实并无任何偏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但过去比较孙老思想的人似乎很少注意这一点。
有很多人引用两书中的辞句来比较，并认为那代表相同的思想，或至少是有密切的关系。例如老子说：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是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 注：《老子》第七十八章。 ]
于是就有人认为这与《孙子》一书中所云“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和“兵形象水”等语有所暗合。此种看法实乃误解。孙子说得很清楚，激水之所以能漂石是由于势，而并非意味着水的本性能胜坚强；至于“兵形象水”只是一种譬喻，与柔能克刚毫无关系。在《孙子》全书中只有一次提到“刚柔”，那是在“九地”篇：“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此处所谓刚柔是指地理有刚柔之分，刚即艰险之地，柔即平易之地，与老子所言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总结言之，在基本观念上，道家思想中根本不可能有战略之存在，至于孙子与老子则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孙子提倡先知善战，老子提倡无知无为，真乃如冰炭之不相容。尽管如此，《老子》之书虽仅五千言，内容却非常复杂微妙，对于后世言兵者的确曾有相当影响，则又为事实。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就认为兵家之言多出于老子，而更不能确信孙老之间有其思想上的渊源。
四、法家
就学派成立先后而言，法家居四家之殿。《管子》虽含有法家思想，但内容驳杂，且系伪书，不能作为开宗之代表，严格地说，论述法家思想，必须以商韩为主。商鞅卫国人，以客卿身份在秦国为相，以实现其改革（变法）理想。今所存的《商君书》虽可能非其自撰，但大致仍能代表他的思想。韩非韩国人，与李斯同为荀卿弟子，终身坎坷，为先秦诸子中最不幸者。今本《韩非子》是否全为其手著亦有疑问，不过大体要算是完整可信。
概括言之，儒、墨、道三家对于战争都是采取否定的态度。道家反对一切战争，儒家和墨家则反对侵略战争；墨子非攻而善守，荀子则认为兵可济仁义之穷。但总结言之，他们都是和平主义者，只同意用武力自卫或反侵略，即所谓义战；而绝对反对用武力来从事侵略或扩张。法家最为晚出，其思想固然曾受到先进诸家的影响，但也自有其特点，并形成对他家思想的反弹。法家不但不反对战争，而且提倡战争；不但不反对扩张，而且鼓励扩张；不但不反对暴力，而且崇尚暴力。所以可谓一反旧有的传统而独树一帜。
这又与时代背景有关。从春秋到战国，周天子的尊严早已丧失无余。诸侯割据，攻战不休，旧秩序已荡然无存，所以除非另建新秩序，否则天下将永无太平之日。但新秩序的建立又已不可能依赖和平手段，儒、墨、道三家的理想都已由事实证明其不可能实现。因此，惟一的途径即为使用武力。所以，法家遂有其独特的大战略构想：选择某一国家来作为权力基地（power base），然后凭借其武力来统一天下。
既然必须发动战争始能统一天下，所以法家只有惟一的国家目标，即为富国强兵。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富国必须重农，而强兵则又必须习战，所以，法家宗师商鞅治秦时遂以“农战”为其政策的核心。在《商君书》中曾有一再强调“农战”的语句：“国之所以与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故圣人之为国也，人令民为属农，出令民以计战”。 [ 注：《商君书·农战·立本·算地》等篇。 ]
要使人民无条件接受此种政策，法家所采取的手段有三：（1）诱之以利，“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2）实行愚民政策，“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3）严刑峻罚，“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 [ 注：《商君书·外内·垦令·画策》等篇。 ] 就上述各点来看，法家思想与孙子所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实颇类似，不过其对于“令”字的强制性则又比孙子更较增强。法家之提倡愚民政策明显地受到道家的影响，这又与秦国的国情有关，秦是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民智本来就较低，所以商鞅才会主张“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 注：《商君书·更法篇》。 ] 。
韩非为法家之殿，其学实集前人之大成。商韩之间相距百年，在思想上仍一脉相传，尤其是其战略思想几乎完全因袭商鞅的旧说，而并无大多新意。不过，商鞅有强烈的反智趋势，韩非则不仅重视智能，而且还尊重专家。他虽然反对学术自由，但又并不主张采取愚民政策，而只是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 注：《商君书·五蠹》。 ] 。
在中国战略思想史中，法家居于不太重要的地位，除“农战”以外，几乎无其他观念值得评述。尤其是他们也不重视兵学的研究，甚至于还认为理论研究对国防建设有负作用。连韩非也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 注：《韩非子·五蠹》。 ]
不过韩非书中有“亡征”一篇，从战略的观点来看，要算是一种创见，并且更足以发人深省。韩非认为“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所以国家将亡也必先有征兆，此之谓“亡征”。于是他列举了四十七种不同的征兆加以详细分析，并说明其所以可能导致败亡的理由 [ 注：《韩非子·亡征》。 ] 。当然，其所分析的内容有许多到今天已经不再有意义，但值得称赞的则为他的远见。所谓“失败”（failure）的研究是在最近才受到西方战略学界的重视，第一本剖析战争失败的书1990年出版于美国 [ 注：Eliot A．Cohen and John Gooch，Military Mistortare：The Anatomy of Failure in War（FreePress，1990）． ] 。我国的战略家，包括孙子在内，大致都是只知求胜，而未尝注意如何避免失败的问题，因此，韩非能有见及此，实应予以高度的肯定。
※ ※ ※
如果把儒、墨、道、法四家思想作一综合比较，即可以发现孙子与儒家最为接近。孙子与孔子时代差距很小，他们都是春秋时代学术思想的末代传人，而且也可能有若干共同的来源。荀子晚于孙子，他是儒家大师中对战略最有研究的一人，他也的确曾受孙子的影响。墨子从表面看似乎与孙子思想对立，实际上，他们只是用不同的观点看同一问题。墨子有其完整战略思想体系，他与儒家，尤其是荀子，也很相似。严格说来，道家毫无战略思想之可言，至少孙子与老子是毫无关系，至于后世兵家曾受道家影响则另当别论。法家最为晚出，虽崇尚暴力，提倡战争，但除“农战”之外，对于战思想几乎缺乏任何深入的研究，也不曾受到孙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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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孙子与先秦兵书
一、吴子
二、尉缭子
三、六韬
前章曾言及法家好战而不喜言兵，此种现象又应如何解释？法家之不喜言兵似与战国后期社会形态的演变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为贵族，他们是精英分子（君子），不仅垄断一切权力，而且也垄断一切知识。他们都是通才，文武不分，出将入相都由他们包办。到春秋后期，此种垄断才逐渐被打破，所谓诸子百家之兴起即为其后果。不过新的平民学者所采取的治学途径还是跟着传统走，所以，他们也还是通才而并非专家，尤其是仍然文武兼资。但到战国时，文明程度日益进步，于是专精化的趋势也随之而发展。文武之学遂逐渐分离，由于有专业化的兵家出现，所以其他学派也就开始不再以兵学研究为己任。晚出的法家之所以不言兵，很可能就是受到此种专业化趋势的影响。
事实上，由于战争的频繁，兵书的著作也自然会受到刺激而增多。韩非所云：“今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即可证明兵书在战国末期已非常畅销。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加上秦楚之际的战乱，许多古籍都可能散逸。但到西汉初，汉宫所存兵书竹简仍堆积如山。汉高祖、武帝、成帝三朝中，对于先秦兵书曾先后作三次整理，其最后结果被纳入《汉书·艺文志》，而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目录，共为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180页。 ] 。
由此可知到西汉时，先秦兵书的存留数量仍相当可观。但到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正式颁定《武经七书》时，其中可以断定为先秦遗物者则不过下列五种而已：《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严格说来，此乃今日硕果仅存的先秦兵书。此外，尚可勉强列入者则为最近在出土的《孙膑兵法》残简，以及颇有疑问的《阴符经》。
本篇之主题为《孙子》，那些幸存的先秦兵书中又有何者可与孙子比较？严格说来，只有三种有资格，即为《吴子》、《尉缭子》、《六韬》，其他的书不是内容过分残缺，就是思想近于庞杂，所以，不应列入讨论范围。
一、吴子
在我国传统兵学领域中，孙吴居于互相伯仲的地位，学者往往孙吴并称，但事实上，他们之间有很多差异，值得较深入分析。
孙子的身世还是一个谜，但吴起的事功不仅《史记》有较翔实的记载，而且后世也几乎无人表示怀疑。《孙子》是一本相当完整的书，其思想也能构成体系。今天传留的《吴子》则不仅不完整，而且也缺乏有系统的思想，甚至于更可断言不是吴起所手著。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但《武经七书》中的《吴子》则仅有六篇。二者在篇数上的差异实在太大，因此，可以断言今存的《吴子》即令不是伪书，最多也只是一部残书。其六篇各有主题，但彼此间则几毫无连系。以体裁而言，它是一本谈话记录，记录者也许为幕僚或门人，但也可能为后人假托成书。所以，其价值实不如《孙子》远甚。尽管如此，其中还是有若干值得重视的战略观念不仅有其特殊意义，而且也足以与《孙子》相比较。甚至于可以说，有些观念不仅与《孙子》非常接近，而且更有超越的趋势。
孙子从未讨论战争的性质，也很少触及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吴子则在这两方面有其独特之见。也许可以说吴子是我国古代的若米尼，他的书与《战争艺术》第一章颇为相似：
吴子曰：凡兵之以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德恶（怨），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数，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则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 [ 注：《吴子·图国》。 ]
这是一篇简明扼要的“战争论”，首先分析战争的起因，其次为战争定名，分为五类并界定每类的性质。最后概述应付每类战争之道。此种战争性质的探讨，在古代实属难能可贵。
吴起重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并认为对二者必须作总体性的考虑而不可有所偏重。他初见魏文侯时，即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 注：《吴子·图国》。 ] 的总体战略观念。其书第一篇名“图国”，图国即谋国，所以可以证明其思想并非限于军事层面，而早已升到大战略层面。如何图国？他概括指出，“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 [ 注：同上书。 ] ，足以显示其所学出于儒家，像孔子一样，非常重视教育。他说：“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 [ 注：同上书。 ]
亲民教民的目的为培养向心力，吴子称之为“和”，他指出：
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人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告乃后举。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尽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 注：同上书。 ]
非常明显，吴子所谓“和”与孙子所谓“道”在目的和作用上完全一致。吴子虽主张“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并非表示他迷信鬼神，而只是向人民表示政府对战争的态度十分慎重。
吴子的慎战不仅代表儒家的传统，而且与孙子如出一辙。他更指出胜利含有内在的危险，甚至于足以导致亡国的后果：
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 注：《吴子·图国》。 ]
此种警告在战国时代对于好战者而言，真好像晨钟暮鼓，足以发人深省。尤其是与孙子在“火攻”篇中所云，“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之语可以互相印证。
《吴子》第二篇名为“料敌”，也就是对敌情的研究判断。篇中有一基本观念最值得重视：“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 [ 注：《吴子·料敌》。 ] 吴子所提出的“先戒”与孙子所提出的“先知”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欲求先戒，则必须先知。若不能知则又如何能戒。反而言之，先知的目的即为知所应戒，假使知而不戒，则即令能先知又有何用？
《吴子》第三篇名为“治兵”，其重点是“治”字。魏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起对曰：
以治为胜。又问曰，不在众寡？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 [ 注：《吴子·治兵》。 ]
吴子是精兵主义者，在其书中曾一再强调素质的重要。如何始能提高部队的素质？他的答案是“教戒为先”。他认为数量并非决定因素，真正的决定因素为“治”，治的意义就是组织。他说：
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则不可当，退则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 注：同上书。 ]
基于以上的描述，可知吴子所想像的兵力能适应各种不同环境，有高度有效的控制，并且永保团结，不会溃散。孙子虽也重视素质和组织，但并不像吴子这样强调这两种因素。反之，孙子则始终认为数量优势为决定因素。因此，他们在治兵方面的观点至少是有程度上的差异。至于用兵方面，吴子也像孙子一样强调速决，其所言甚至于比孙子还更有力：
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房之下，使智者不及怒，受敌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 注：《吴子·治兵》。 ]
这一段话真是千古名言，甚至于在《孙子》一书中也都找不到类似的话。
吴子第四篇为“论将”，其意见不仅可与孙子比较，而更能提供新的启示。吴子说：
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 [ 注：《吴子·论将》。 ]
孙吴二子论将，观点大致相似，尤其是他们都不过分强调“勇”之重要。吴子更明确指出，“勇”只是几种必要因素中之一种而已。另一方面，吴子又列举五点，认为那是将之所慎。用现代语来说，理就是管理，备就是战备，果就是果敢，戒就是警戒，约就是简单。这是他所独创的一套原则，非常有系统而富有实用价值。若与孙子所云“智、信、仁、勇、严”相配合，则孙子所言为体，吴子所言为用。彼此互动，相得益彰，诚可谓将道之精华。
《吴子》现存者还有两篇，分别名为：“应变”和“励士”。其内容属于战术及训练等较低层次，在此也就不必赘述。综观现存的《吴子》，可以发现其主要思想与孙子实颇接近，甚至于还有若干创见和名言，不仅能够媲美孙子，而且还有过之无不及。但其究竟是一部残书，在结构和体系上也就自然不能与《孙子》比拟。吴子晚于孙子，其思想是否曾受孙子影响，在其书中找不到任何证据。不过，此种可能性的确存在，甚至于几率也颇高。
二、尉缭子
《尉缭子》为《武经七书》中之一种，但其来历模糊不清，含有很多疑问，作者的身世时代都无定论。据最近的考证，似乎可以认定为战国末期作品。现存的《尉缭子》共分五卷二十四篇，要算是篇幅很长的古书（约九千余字）。其范围相当广泛，从大战略以至于小战术无所不包。全书编排尚属合理，但不像《孙子》那样构成完整的体系，各篇之间也缺乏逻辑上的必要关系。简言之，书中固有相当丰富的战略思想，但不免于杂乱。《尉缭子》大致可代表战国末期的战略思想，书中也确有若干值得重视的特殊观念，不过大部分所讨论者都是层次较低的问题。因此，我们只是逐篇说明其概括内容，并提出其值得重视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