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
王余佑主张用心理战来为军事战扩大战果，这要算一种颇富创意的观念。因为乘着战胜之余威，招降自易于成功，于是也就可以较迅速地结束战事。反而言之，若一定要赶尽杀绝，则只会促使残敌作困兽之斗，徒然消耗兵力，甚至引起不利结果而使前功尽弃。此种观念在大战略层面上也同样适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同盟国坚持“无条件投降”，遂使战争丧失可能提早结束的机会，即可为一例。
六、攻取必于要害
攻击必须以要害之地为目标。因为“要害之地，我不得此则进退不能如意”，于是行动易受敌方控制。王余佑警告说：“古恒有军既全胜，而一城扼险制吾首尾，几覆大业者，皆由于谋之不早也。”
七、据守必审形胜
防御也像攻击一样，必须根据地理形势来拟订作战计划。所以，“能取非难，取而能守之为难，泛守非难，守而得其要之为难。昔项羽委敖仓而不守，弃关中而不居，而率使汉之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较著者也”。
八、立国在有规模
从卷一到卷七，所论者都是不出军事战略的范围，但这一卷所论者则层次较高，其重点为说明立国之初，政府必须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只有如此，始能“崇大体，立宏纲，破因循之旧格，布简快之新条”。简言之，任何国家(朝代)的前途都与其开国规模具有密切关系。所以在开国时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必须作深谋远虑，然后始能长治久安。
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能提供的例证真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但我国旧有兵学著作中却很少提到这一问题，所以五公山人的确是一位颇有远见和创意的思想家。
九、兵聚必资屯田
从较广义的观点来解释，此卷的核心观念为说明后勤的战略重要性。自古以来，谈战略者往往只注意其作战方面而忽视其后勤方面。王余佑能把后勤也列于其“原则”之内，实属不可多得而值得钦佩。
在农业社会的时代，主要的资源即为粮食。有粮则兴，无粮则亡。“古所谓百万之众，无食不可一日支”良有以也。王余佑认为屯田是“以人力补天工”，实为解决后勤问题的要诀。
十、克敌在勿欲速
前面九条都是积极的训示，而这最后一条则为消极的警告。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结论。欲求成大业则必须有宏伟的理想，长远的计划，而切忌贪近利，求速效。孔子日：“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是所有的战略家必须遵守的最后一条原则。
《乾坤大略》在我国古代兵书中要算是独创一格，其基本观念可谓要言不烦。其所以定名为“乾坤”也就是暗示这套原则具有永恒性，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虽然不免有教条的意味，但仍不失为好书。
何守法与《投笔肤谈》
何守法，浙江人，其生平及生卒时间均不详，大约生活于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他曾注解《武经七书》颇有创见，而这本《投笔肤谈》在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陈汝忠所刻印的《音注武经七书》中以附录形式出现。原书在引言后署名为“西湖逸士”，但在卷首又记为“浙江解元钟吴何守法撰音点注”。所以，陈汝忠遂断定该书为何守法所著，“西湖逸士”为其笔名。不过从战略研究的观点来看，作者是谁并非重要问题，因为值得重视的是书中的思想。然则其思想是否值得介绍，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书名中的“投笔”二字表示作者为文人而有从戎报国之志。“肤谈”者，浅谈也，这是谦虚的措辞。作者非常推崇孙子，他指出：“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所以，他不仅仿效《孙子》的体例，而且也大致接受《孙子》的思想。但其书又绝非抄袭而确有若干创见。他自己也声明“篇名虽与孙子相参，文义则有别”。事实上，这是一本完整的书，各篇排列有其逻辑顺序，前后连贯自成体系。其内容虽多为孙子思想的引申，但也有若干观点越出孙子之范围而自成一家之言。每篇之前有题解，说明本篇内容及与前篇之关系；正文之后又有注解，除解释文义外，有时还引述史例以供参证。凡这一切都可以显示作者写书时的确曾下功夫而非拾人牙慧。
《投笔肤谈》分上下两卷，共十三篇。其篇名列举如下：(1)本谋；(2)家计；(3)达权；(4)持衡；(5)谍间；(6)敌情；(7)军势；(8)兵机；(9)战形；(10)方术；(11)物略；(12)地纪；(13)天经。前六篇为上卷，后七篇为下卷，但实际上，此种划分几无意义。若照逻辑来看，该书似可分成四段：第一到第四为第一段，是一总论；第五和第六为第二段，分析情报和敌情；第七到第九为第三段，专论作战；第十到第十三为第四段，讨论工具与环境。以现代眼光来看，第一段最有价值，其次为第三段，再其次为第二段，至于第四段则由于时代的进步，已无太多价值，可不予置评。以下即为对其中七篇的剖析。
本谋第一
“本谋”的意义即为“以谋为本”。“谋乃行师之本，无谋无以制胜于万全，故以为第一篇。”这一篇又分两节，前节解释“兵兴有害”，后节则主张“尚谋以免害”。必须先知害、知危、知亡然后始能知利、知安、知存。所以，“得胜算者不先料敌而料己”。故“国不富不可以兴兵，民不和不可以合战”。是以“不难于杀敌，而难于不贻患于国”。必须以谋为本，始能富国利民。
家计第二
所谓“家计”者即“保自家之计”。“用兵之道难保其必胜，而可保其必不败。不立于不败之地而欲求以胜人者，此侥幸之道也，而非得算之多也。”进一步说，“敌若有衅栈不可失，则警吾之备而乘之，兵佣未警不先从敌，此得算之多也”。总之，必先自保然后始可图敌。
达权第三
“达权者通达权变也。家计既立则凡军中之事，备之周密，已不败矣。然欲求胜，犹须见微知著，随机转移，以通达夫权变而不可胶结袭辙也。故以达权为第三。”“但不可以听谣言，不可信谶纬，不可拘风占，不可惑物异。”“知兵者必先自备其虞，然后能乘人之不备……兵贵乘人，不贵人所乘也。”所以“惟善与敌相持者，识众寡之用，明刚柔之用，达进退之机，知顺逆之势”。
持衡第四
“持衡者，持攻守而校其优劣，如衡之低昂无差也。”攻守各有利害，“不能悉其利害，妄于攻，怯于守，则未有不败者，必察形审机行之”。全篇都是在分析攻守之相对利害，而“善用兵者，违其葘(害)而乘其利，用之以攻则守无术，用之于守则攻无策，此之谓持衡也”。最后“攻守实要于无形也。攻者攻其心，守者守其气，则不滞于形而神于机变，此持衡之主要也”。此处所谓“攻心”者，即使敌人在心理上丧失平衡；所谓“守气”者，即保持我方之士气，此即所谓“要于无形”。
以上这四卷可谓全书之精华，对于战略理论能提供一种合于逻辑的架构以及思考的步骤，在古代兵书中颇为罕见，很值得赞赏。以下两篇(谍间第五及敌情第六)另成一段，分别讨论获知敌情的手段，以及研究判断敌情的方法。大致说来，是属于较低层次的实用问题，所以不拟评述。接着第七、第八、第九三篇又自成体系，主旨为分析作战层次上如何制胜的问题，颇有创见，值得加以较详细的介绍。
军势第七
“军势者三军之体势也”，体强则势实，体弱则势虚。虚实虽无形，强弱则有迹，欲知虚实，先观强弱。虚实由强弱而生，胜败因虚实而决。必须注意此处所谓虚实是指“军势”而言，与战道无关。简言之，军队必须保持强大实力，然后始能求胜。如何能体强势实，关键则在于将，所以将才非常重要，必须慎重选择。将又可分三类：儒将、武将、大将。儒将者决胜庙堂者也(例如张良)，武将者折冲千里者也(例如韩信)，大将者深明天地，兼资文武者也。换言之，“大将”即今之所谓大战略家。最后，结论为“养兵者主，治兵者将也。兵之权不握于主而握于将，然后将得以尽其才”。
兵机第八
“凡用兵之法，主客无常态，战守无常形……出没变化，敌不可测。”“惟无常则运用之妙存于心矣，故曰机。”简言之，用兵之道必须随机应变，并无一定模式。故善用兵者首先必须保持强势(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乘机制胜(不失敌之败也)。
战形第九
“战形者临敌合战之形也。”“知战之形(有形之形)非难，而能知所以战之形(无形之形)为难。能知以战之形，则能因形以措胜，因形以措胜者上智也。”本篇又分别指出，“战有必胜之形者五”和“战有必败之形者五”。前五项为：(1)得天之时，(2)得地之利，(3)得敌之情，(4)得士之心，(5)得事之机。后五项为：(1)谋人而使人知者，(2)诈人而使人识者，(3)间人而使人反者，(4)乘人而使人觉者，(5)攻人则使人袭者。所以，“明则胜可先知，不明则败可立待”。
《投笔肤谈》最后四篇已无多大价值，可以存而不论。综观全书可以认为，其在古代兵书中要算是颇有价值的一部书。尤其是该书在编排上虽采取孙子模式，但其思想又非完全受制于孙子，而有其特殊的创见，更是值得称赞。
唐甄与《潜书》
唐甄，字铸万，四川夔州人，生于明崇祯三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630－1704)。其著作现存《潜书》97篇，原名《衡书》。据他自称，积30年而成，分上下两篇。下篇谈政治，成书似较早，上篇论学术，成书则反较后。其书之所以改名，据其友人王远闻说：“衡者志在权衡天下也，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潜书。”(《铸万行略》)唐甄自负颇高，以周秦诸子自居，但他又很少引用天经之语，其文“独抒己见，无所蹈袭”，换言之，他是一位独来独往、自成一格的思想家。
唐甄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不是本文的主题，本文所要介绍的是他的战略思想，从他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对所谓“兵”者有其非常特殊的见解，值得深入分析。
唐甄首先提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观念：“学者善独身，居平世，仁义足矣，而非全学也。全学犹鼎也，仁一也，义一也，兵一也，不知兵则仁义无用而国亡。”(《全学篇》)简言之，兵与仁义三合一，始为“全学”。他认为兵事即人事，不知兵学即不知人事。所以儒生谈兵不但不足怪，而且不知兵正是儒者之耻。他说：“凡世之论将者，谓戎事尚力，使儒生御敌，如以卵投石也，是未明乎用兵之道也……所贵乎勇者，不过登城、冲阵、先犯、间出，是大将之所使，而不可为大将也。……孙子十三篇，智通微妙，然知除疾而未知养体也。夫将者，智足于军未善也，军不可偏也；智足于战未善也，战不可渎也；智足于破敌未善也，破一敌又有一敌也。善军者使天下不烦军，善战者使天下不欲战，善破敌者使天下不立敌……兵以力胜，力以谋胜，谋以德胜，非学不可。”(《全学篇》)
他这一段话除驳斥世俗之见以外，更有一特点，即对孙子的批评，具有高深的含义，值得详细分析。自秦汉以来，我国治兵学者对孙子的推崇可说是至矣尽矣，而且几乎达到盲目崇拜的程度。唐甄不仅敢于批评，而且还正确地指出孙子在思想上有一大弱点，这不仅表示他有超人的勇气和智慧，而且也的确代表一种创见，言前人之所未言。同时又使人联想到现代战略大师，法国博弗尔将军的观念，更足以显示唐甄的思想真是超时代，与300年后的西方战略大师在思想上若合符节。
博弗尔认为，战略家像医师一样，应该重视如何教人卫生保健，而不是仅以治疗疾病为任务。这也就是唐甄所说的“养体”与“除疾”的差异。若能养体保健自无须除疾。所以若只知除疾而不知养体，实乃舍本逐末，非善之善者也。孙子虽然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全国为上”，但纵观其全书，分析重点还是放在用兵(作战)方面，对于大战略则未作深入讨论。所以唐甄批评为“知除疾而未知养体”并非没有理由。也许说孙子“未知养体”不免过分，但其书未讲养体而只讲除疾则似为事实。过去论孙子者几全是有褒无贬，唐甄能如此明白地指出其弱点，实属难能可贵。
唐甄又非只高谈仁义，他对“用兵”也有很多高见，他提出基本观念如下：“善用兵者，有进无退，虽退所以成进；有先无后，虽后所以成先；有速无迟，虽迟所以成速；有战无守，虽守所以成战；有全无半，虽半所以成全。”(《五形篇》)
这段话相当难懂。他首先提出用兵的五项原则，即进、先、速、战、全；而在理论上绝对不可退、后、迟、守、半。但事实上，所有的观念都是相对而非绝对的，于是善用兵者有时必须用后五项为手段以使前五项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变为可能。若用李德哈特的观念来解释，即为用间接路线来达到直接目的。这是一种相当微妙的战略运用，过去很少有人论及。
唐甄对于心理因素有深入了解，认为使对方心理丧失平衡即制胜之秘诀。他说：“人之情，始则惊，久则定。惊者可挠，定者不可犯。善用者乘惊为先。敌之方惊，千里非远，重关非阻，百万非众。人怀干面，马囊蒸菽，倍道而进，兼夜而趋，如飘疾雷，乘其一而九自溃。”(《五形篇》)这段话对于蒙古人的武功和德国人的闪电战，都是极佳的解释。
欲产生奇袭效果，其先决条件即为“得机”。唐甄对机会因素的重要有极深刻之认识，比之克劳塞维茨似有过而无不及。他说：“凡用兵之道，莫神于得机。离朱之未烛，孟贲之甘枕，此机之时也。侗射惊准，伺射突免，先后不容瞬，远近不容分，此用机之形也。机者不再……时当食时，投箸而起，食毕则失；时当卧时，披衣而起，结袜则失……机者天人之会，成败之决也。”(《五形篇》)其最后一句，“机者天人之会，成败之决也”，真是千古名言，比其他任何学者的话都更有力。
克劳塞维茨曾认为，若所有其他因素相等时，则数量决定胜负。但这实在是一种抽象的假设，因为在实际情况中，不可能除数量以外，其他因素都完全相等。唐甄则采取一种反面的推理方式，似乎要比克劳塞维茨的想法更有意义。他首先假定双方数量相等，然后再来分析制胜之道。此种分析远较复杂而更具有实用价值。
“彼以十万之众来，我以十万之众往，众相如也。彼怯我勇，则勇者胜。彼实我诈，则诈者胜。彼诈而我知之，我诈而彼不知，则知者胜。彼知而发之疑，我知而发之决，则决者胜。彼决而攻不善，我决而攻善，则善者胜。若自料不如，未可可胜，则固守封疆，俟衅而动。此所谓自然之理而非神也。”(《全学篇》)
以上分析的是一种正常的情况，但他又进一步指出，仅凭双方的差距还是不够，如欲获致胜利还必须有赖于“三奇”。“三奇”的观念就内容而言虽非创见，但把它们合并构成一名词，则是古所未有。何谓“三奇”？现在分述如下：
1．“正道之上，我之所往，敌之所来，战之所争，敌之所御，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出所当出，出所不当出。无屯之谷，无候之径，无城之地，可以利趋，能趋之者胜。”
2．“必攻之地常固，必攻之城常坚，必攻之时常警，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攻所当，攻所不当攻，欲取其东，必击其西，欲取其后，必击其前，能误之者胜。”
3．“我有众，敌亦有众，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专主乎一军。正兵之处有用，无兵之处皆兵。有游兵以扰之，有缀兵以牵之，有形兵以疑其目，有声兵以疑其耳，所以挠其势也，能挠之者胜。此三奇者必胜之兵也。”(《五形篇》)简言之，能超之者胜，能误之者胜，能挠之者胜，此所谓“三奇”，必能用此“三奇”，然后始握必胜之算。
唐甄也像孙子一样，非常重视情报。他对于情报与反情报之间的相对关系尤有独到的体认。他说：“谍者，军之耳也。有以谍胜，有以谍败。敌有愚将，可专任谍；敌有智将，不可专任谍。我有巧谍，彼乃故表其形，故声其令，故泄其隙，以诱我。吾闻之，善用谍者用敌人之谍，不可不察也。知敌之情者，重险如门庭；不知敌之情者，目前如万里。”(《五形篇》)
唐甄虽是一介书生，但他深知战争并非纸上谈兵，所以认为实际的生活和经验至少像理论一样重要。他对于为将之道曾做这样的忠告：“士卒未安不先寝，未食不先食，草食不甘食，疾病必视药，赏赐俘财，尽以分赐，曰烹牛豕，飨众亲之，如此士卒爱之如父母矣。”(《审知篇》)
必须首先获得全军爱戴，上下一心，然后可以“变化从心，合而不扭，散而不乱，进而不兆，退而不先，隐而不惑，危而不慑。我可以挠敌，敌不可以挠我；我可以入敌，敌不可以入我”(《审知篇》)。
唐甄对于战略曾作深入研究，体认其复杂多变的本质，所以他说：“善用兵者，即显即隐，即常即变，使敌莫之所从，莫知所避，斯为神矣！”(《五形篇》)于是他对于战略思考提出七项原则：“立谋尚诡，临危尚决，取事尚短，制事尚长，出言戒易，谋功戒贪，图成戒幸。”(《审知篇》)前四项是积极的，后三项是消极的。换言之，必须尽量做到前四者，并同时尽量避免后三者。这又显示唐甄在思想上与博弗尔非常接近，因为博弗尔曾指出，战略本身即为一种思想方法，必须先知如何思考，然后始可言战略。
这也就达到最根本的观念，唐甄又像孙子一样，特别强调“智”之重要(事实上，所有的战略思想家莫不皆然)。他具有强烈的“唯智主义”(intellectudism)倾向，他说：“三德(仁、义、礼)之修皆从智人，三德之功皆从智出。”(《性才篇》)智而后能虑(思考)，战略实为智虑的结晶。
唐甄在我国战略思想史上真可以算是一匹黑马。他的著作一向很少有人注意，而他的战略思想又分散在他的著作中，人们对其更缺乏系统的分析。当代首先发现唐甄和他的战略思想者是侯外庐先生，在其所著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中曾以一节的篇幅专论《17世纪的政论家唐铸万》，并誉之为“天才”。侯先生之书是在抗战期间(1944年)出版于重庆。目前在台湾地区已很难见到。幸淡江大学李子弋教授从内地找到一部，本文所引用的资料即以此为来源，特此说明，并向李教授致谢。
结论
对于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来说，我国的古书真可以说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只要你肯用心，则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现前人所未想到的新观念和新解释。诚然，时代在进步，今天的环境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但就战略思想的研究而言，古人的著作和思想有许多到今天仍值得重视。甚至其价值不但没有减低，反而更有增高的趋势。
本文介绍的三位战略思想家和他们的著作都可以说是“冷门货”。但用现代的治学方法加以整理和分析之后，即能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并且增进不少智慧。
第八章 孙中山先生的外籍军事
顾问：荷马·李
引言
荷马·李的生平
荷马·李的著作
荷马·李的理论体系
荷马·李的战略预言
结论
引言
在全部的西方战略思想史中几乎完全是欧洲人的天下。被大家尊称为四大名将的都是欧洲人，19世纪的两位大师也是欧洲人，至于其他的近代战略思想家差不多也都由欧洲人包了。反过来看，美国人在这方面几乎是交了白卷，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更是如此。
由艾里(Edward Mead Earle)主编的《近代战略的制造者——从马基雅维里到希特勒的军事思想》(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 cdhyy注：钮译为“马基雅弗利”，现改为“马基雅维里”，后同。 ] 是一本1943年出版的名著。其目的是要把西方近代战略思想的源流和梗概介绍给战略无知的一般美国读者。这本书以后曾多次重印，行销历久不衰，直到1986年，始由巴芮特(Peter Paret)主编，加以增补修订再版。新版书的正名仍旧，但副名中则把“希特勒”一词改为“核子时代”(The Nuclear Age)。
艾里在该书第一版的《导言》中曾指出，书中曾讨论过的只有两个美国职业军人，即海军方面的马汉(Admiral Mahan)和空军(陆军航空部队)方面的米切尔(General Mitchell)。他解释说：“其理由当然是我们对于战争的重大贡献都是在战术和技术领域，而不是战略领域。”
在举例说明了美国在战术和军队技术领域中的许多贡献之后，艾里不禁感慨地说：“但我们始终不曾产生一位克劳塞维茨或一位范邦(Vauban)。马汉是我们惟一的一位军事理论家，其声誉可以勉强与他们比较。”
真的如此吗？以美国之大，真会这样缺乏战略天才吗？至少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反证，就是在20世纪初期，比马汉稍为晚一点，美国有一位旷代奇才，有资格列入世界一流战略家的行列，但他的大名却很少为人所知和提及。他就是本文所要介绍的荷马·李(Homer Lea，1876－1912)。不仅是在艾里主编的大作中(厚达553页)找不到荷马·李的大名，甚至在巴芮特改编的新版中虽然有两章专论：《从开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战略》(第15章)和《太平洋战争中美日两国的战略》(第24章)，其中也不曾提到荷马·李以及他的思想，这的确令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照理说，人们对于荷马·李似乎不应该如此陌生，尤其我们中国人对他更应有亲切之感。他的时代到今天并不算太久远，他的著作现在也还存在，他不仅曾是孙中山先生的军事顾问，而且他的骨灰就埋在阳明山公墓与我们“长相左右”。所以本文之作，其目的不仅是要鼓励大家对于战略思想史作较深入的探讨，而且也含有缅怀先烈的意思。
荷马·李的生平
荷马·李为美国人，1876年11月17日出生于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Denver Colorado)。他在家排行最小，有两个姐姐。当他读高中时，举家迁往洛杉矶，在那里他高中毕业并进入斯坦福大学。由于患脊骨侧凸病(scoliosis)，他只长到1.5米高一点，体重约100磅，并且严重地驼背。因此，在青年时代身体就很弱，患有严重的头痛病，而且视力极差。尽管受到体力的限制，他仍然积极地参加校内的政治活动，并与其友人从事户外旅行。
在此期间，荷马·李开始对军事史产生浓厚的兴趣，他研究古今名将的战役，从亚历山大、拿破仑直到美国南北战争时的李将军(Robert E Lee)。他的雄心是想做一位军人，但他的体格迫使他只能以研究战略来满足其“跃马疆场”的幻想。当美西战争爆发时(1898)，他曾参加大学中的骑兵训练单位，但他还是不能像其同学们一样到菲律宾去亲尝战争的滋味。
除了爱好战略的研究以外，荷马·李还对中国产生了迷恋。他很早就学会了中国话，那是洛杉矶的唐人街距离他的学校很近的缘故。以后进入斯坦福大学之后，他曾与两位中国留学生为友，过从甚密，并且由他们介绍而加入“保皇会”，那是一个华侨组织，以支援康(有为)梁(启超)、打倒慈禧、帮助光绪重获政权为目的。
荷马·李在大学只读了两年，就于1899年离开斯坦福，其原因似乎并非由于健康问题，比较可能的解释是他已经决定前往中国去实现其梦想。他究竟何时前往远东，他在那里做什么，有很多不同的传说，经过后世史学家的深入考证，发现有若干说法在时间上无法吻合，而且有些甚至出于他本人的捏造。
比较可信的是他在1900年6月25日专程前往远东，首先到新加坡把美金6万元(可能是华侨捐款)送交康有为。此时康梁的“百日维新”(戊戌变法)早已结束，他们师生正亡命国外。荷马·李在中国期间大致都是在香港、澳门、上海(租界)等地活动，并在清廷特务监视之下。所以，他想潜入内地(北京)去发动推翻慈禧政府的军事行动根本就不可能。
1901年初他离开中国前往日本，在那里他遇到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后者强烈主张中国改革和中日合作以对抗俄国向东北亚的扩张。荷马·李在思想上可能颇受其影响。他也可能是在日本第一次与孙中山见面，后者曾邀请他出任其军事顾问，但他并未作肯定的答复，因为此时他仍站在康有为的一边。以后他回到美国仍继续公开地为保皇会工作，但也有人说，从1904年起，他即已暗中参加孙中山的革命运动。
1904年，他在美国加州开办了一所私立军校，以训练未来的中国军事人才为目的，聘请若干美国退伍军官为教官，并自任校长。同时也开始对其生活的另一方面进行准备工作，那就是著书立说。
直到1908年11月，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逝世之后，海外华侨遂开始转而全面支持孙先生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此时，荷马·李与孙中山的关系完全公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此时孙中山正在丹佛城，遂与荷马·李一同兼程赶往伦敦和巴黎，其目的为：一方面阻止英法两国继续借款给清朝政府；另一方面也企图说服他们，给予革命政权外交和经济上的援助。这段故事在孙中山所著《孙文学说》第八章中有明确的记载。当时，孙中山称他为“美人同志咸马里”，足以证明他此时已经是同盟会的会员，并且与孙中山有极亲密的关系。
1911年12月25日，他随孙中山由巴黎回到上海，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时他仍为孙中山的军事顾问，并曾到处视察军务，时人称之为“美国李大将”。但很不幸，到2月1日，荷马·李突然中风并立即昏迷，以后虽清醒过来但已半身不遂。等到略事恢复可以旅行了，他决定返回美国。回美国后，他的病况并无起色，终于在11月1日去世，其时还不到36岁。
直到1969年4月20日，荷马·李及其夫人的骨灰才由美国当代著名战略家之一的潘松尼(Stefan T Possony)护送运来中国台湾，安葬在台北阳明公墓。葬礼颇为隆重，参加者除美国“驻华大使”以外，还有国民党政要多人，包括严家淦、孙科等在内，可谓备极哀荣。台湾地区的报纸当时曾有详细的报道，但在美国，除荷马·李故乡的《丹佛邮报》(Denver Post)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媒体报道这件事。
古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像荷马·李这样一个人，虽属旷代奇才，但却英年早逝，立德、立功都说不上，假使他再没有著作传世，则与草木同朽也就是命中注定了。但非常令人惊讶的是，荷马·李不仅是一位行动的人(Man of action)，而且更是一位思想家，尤其是以他那样恶劣的身体状况，除为中国前途热心奔走之外，还能留下两本具有不朽价值的战略名著，的确有点近似奇迹。
荷马·李的著作
荷马·李所受的正规教育相当有限，他大学只读了两年而未毕业，至于有关战略的学问则完全是靠自修，真是无师自通。所以，他的学问不免有一点杂乱，尽管如此，他还是自有其体系，能成一家之言，应该说是难能可贵。
大概是在1907年的春天，也就是日俄战争结束不久，荷马·李开始着手写作他的第一本书，书名为《无知的勇气》(The Valor of Ignorance)，也许更文雅的译名应该是《匹夫之勇》。根据他的自序，他是在完稿之后故意等了两年才出版的，其目的是想让时间来证实或否定其书中的假设和结论。虽然仅在几年前，荷马·李对中日两国志士的合作还表示乐观的态度，但现在却采取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日本有支配中国和太平洋的野心，将成为美国的重大威胁。
甚至这本书在1909年出版之前即已受到当时美国高级将领的重视，包括陆军参谋长贾飞(Lt. Gen. Chaffee)中将在内。他还曾把这本书献给美国元老政治家之一，国务卿鲁特(Elihn Root)。他后来也曾要求鲁特给予中国革命运动以援助。
不过，除军人以外，这本书在美国几乎没有其他的读者。据说纽约市立图书馆有一本，可惜直到1941年，一共只有3个人曾经借阅。该书在日本却有盗印本出现，经由孙中山的安排，将其译成日文，于1911年出版，改名为《日美必战论》(The Inevitable Japanese American War)，并由日本参谋本部写了一篇《前言》(Foreword)。该书出版之后3个月内发售了8.4万本，以后又曾再版多次。
至于把这本书译成中文、法文、德文的计划始终不曾实现，但英国的陆军耆宿罗贝兹(Field Marshal Earl Robberst)元帅却十分欣赏这本书，并特别致函荷马·李表示仰慕之意。不过，以后成为地略学大师的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此时虽已崭露头角，却似乎不曾看过荷马·李的著作。换言之，荷马·李也不曾与当时的地略学家有任何接触，或受其影响。
在其第一本书完成之后，荷马·李即开始写他的第二本书，定名为《撤克逊时代》(The Day of the Saxon)。此时他的视力已经减弱，每天只能工作很少几个钟点，但他的文思却如泉涌，写得非常快。1911年初，他计划前往德国接受一个著名眼科医师的治疗。1911年中期他前往德国就医，同时仍继续写作。并无确实证据足以证明他在德国曾与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会晤，豪斯霍弗尔却的确在思想上曾受荷马·李的影响。不过就一般德国学者而言，一直到《撒克逊时代》在德国出版(1913)，才知有荷马·李其人。也像前一本书在日本的情形一样，这本书在德国曾畅销一时，并再版数次。
荷马·李随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前往英国时，曾与罗贝兹元帅会晤，而不列颠帝国海洋协会(British Imperial Maritime League)也曾邀请他演说，但他因为忙于协助孙中山从事外交谈判，遂予以婉拒。这也可以证明他是急公好义而不重虚名。
在《撒克逊时代》完成后，他立即计划写第三本书，并已定名为《斯拉夫的蜂拥》(The Swarming of the Slav)，若意译则以《斯拉夫狂澜》较佳。但非常可惜，他尚未完成此书即已病逝，而未完成的原稿也已丧失。他的《战略三书》(Strategic Trilogy)未能完成，诚属憾事，不过从其定名上来看，可以想像其最后这本书是以分析俄罗斯的未来扩张为主题。此外，这本书虽未完成，但他对于俄国的若干看法在其第二本书中也还是有一鳞半爪出现。
荷马·李虽只留有两本书，但从这两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学识相当渊博，而其见解更是相当高远，足以显示他是一位独来独往的天才，其思想的确是超时代。这两本书有一共同目的，即警告美英两国要他们注意前途上的危险。在结构上，两书也是大致相同，概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以理论为主，第二部分则以应用为主。前者虽不免有点杂乱但还是有其特殊的体系，后者则不仅综论当时的世局，并且预测其未来发展。荷马·李的放言高论在当时固然有危言耸听的味道，但事后发现其预言有些真是灵得惊人。所以，1942年这两本书在美国再度发行，并畅销一时。
这也可以证明人类真是非常浅薄，荷马·李是一位天才，他有其独到的思想，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有其特殊的理论基础。所以应该深入研究的是其书中的理论部分，而不是其预言部分，因为后者只不过是他本人应用其理论分析所获得的若干结论而已。
荷马·李的理论体系
要了解一位思想家的理论，首先必须了解其时代背景。他是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期的人，那个时代的学术界与今天相比几乎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今天已成常识的观念在那个时代可能根本不存在，所谓“国际关系”，甚至“国际政治”这一类的学问在大学领域中根本没有成为一门“学科”，甚至现在所流行的名词，在那个时代也都完全没有。
大家都知道，“国际关系”成为一门公认的“学科”为时不过四五十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实。而所谓“战略研究”(stratesic studies)者则其资历更浅，甚至今天还有人对其作为独立“学科”的资格表示怀疑，尤其对它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更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假使我们了解学术的境界是随着时代而演进的，则对于超时代的天才也就不能不倍加欣赏和赞叹。他的确是无所师承，甚至没有太多的前人著作可以作为其发展思想的踏脚石，但他居然能创出一套理论体系来作为其分析现实问题的基础。
概括地说，他的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学术领域中的现实学派(Realist，亦称现实主义者)相似。但后者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盛行的学派，换言之，荷马·李的思想似乎要比他的时代超前50年。当然，他还是受到其当时和以前的若干观念的影响。从正面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流行的达尔文主义，以及日耳曼学者所主张的国家有机体论。此外，他还多少受到中国哲学和佛学的影响。他懂得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念，以及佛家的“生老病死”循环论。在负的方面，19世纪末叶是一个国际和平主义流行的时代，西方人对于“海牙和会”和国际裁军都寄予很大的希望。荷马·李则忧心如焚，力排众议，向当时的西方政治家提出警告。
简言之，荷马·李要算一位“现代”战略家，他的思想早已超过传统军事战略的境界，他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其所讨论的范围既非仅限于战争，也非仅限于军事因素。他的确是一位“大”战略家，尽管他并不曾使用“大战略”这个名词。
他的基本思想是国家和个人一样，都是一种有机体，都受到自然的支配。人类无法与自然抗衡而只能适应。假使不明(ignore)此理，则为一种民族悲剧(national tragedy)；若故意忽视(neglect)，则更是民族罪行(national treason)。
人的一生通常不外四种际遇：生、老、病、死，国家(民族)也是一样。对于国家而言，老的意义就是成长(growth)和发展(development)，而病的意义就是衰颓(decline)。换言之，国家若不继续成长和发展，也就开始衰颓。进一步说，成长即为军事扩张(military expansion)，扩张为民族活力的表现，也就是生存斗争(struggle for existence)。荷马·李认为这就是自然律。
最令人敬佩的是，在当时那个时代，荷马·李即已一再强调现代技术的冲击。他特别指出下列四点：
1．人口增加和生活水准提高的压力，对于资源的需求将日益增大；
2．过去所受的资源限制，现在已经变成了扩张的潜在目标；
3．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互相依赖日增，于是竞争和冲突也会随之而日趋激烈；
4．战争现在可以迅速地发动，超过遥远距离，并产生巨大的毁灭效果。
简言之，技术已经使地球缩小，于是增强了国家利益的互动，并对民族生命循环产生必然的后果。
当解释国家由兴而衰的理由时，荷马·李认为，美国、英国和中国都已走向衰颓的道路，而这三者也是他最热爱的国家。主要的病象就是不用扩张而以维持现状为满足。次一步当然是连现状都无法维持，而只好退却(retreat)。
为什么不进反退呢？荷马·李认为，其主因就是国家利益逐渐为个人私利所代替。个人私利的抬头又会产生下述三种后果：(1)政府日趋代表形式(representative forms)，即政治日益民主自由；(2)商业主义(commercialism)的兴起；(3)颓废思想(decadent ideologies)的出现。其进一步的影响即为不仅不想扩张，而且对于军事准备也不再表关切甚至表示反对。荷马·李认为这是一种讽刺悲剧：军事活力和扩张带来霸权(hegemony)，而霸权又使国家变得骄奢淫逸。
荷马·李对于政治的日益民主有相当尖锐的批评，他说：“当国家的国际事务受到群众偏见的控制时，其政治智慧也会成比例地减弱。因为人民对于与其小环境距离遥远的问题所作的判断不是基于最大的个别智慧，而是基于最大的集体无知。”
他又指出：“一般人都相信人类社会将日益团结是趋势，其实并非经常如此。人类之所以团结是由于自保的需要。一旦缺乏外来威胁的刺激，个人主义、地方主义、种族主义就会随之而起，终将导致社会的分崩。”
他认为此种“局部化爱国心的爆发”(outbreak of iocalized patriotism)是代议制政治的危险后果，但又不仅如此，他同时认为此种政制还会带来低劣的领导：“参加指导国事的人愈多，则国家行动的智慧与国家的安定和生存能力都会受到不利影响。”
政府领导力减弱会带来重视财富和商业的社会风气，而这又会间接削弱国力。荷马·李说：“富庶不是国力的基础而是导致其毁灭的祸根。”他又指出，军事支出会与国家财富成比例增加。富国所付出的国防成本会比穷国较高，所以，“国家在平时较富者，到战时反而会变得较穷”。
导致国势衰颓的最后因素即为颓废思想。当一个人发了财之后反而会意志消沉，缺乏奋斗精神，除吃喝玩乐以外，会感到无事可做，于是其生命也丧失了价值。国家也是一样，富庶的生活会（左亚右斤）丧国民的意志，养成腐败颓废的风气，于是国势的衰颓遂成必然的结局。
当时有许多人对和平与裁军寄予希望，荷马·李则直斥之为幻想。他指出，有人类就会有战争，战争与人类的存在实不可分。同时他又说：“和平与战争是一种相对的名词，用来描述人类斗争的两个阶段，其间并无明显分界线之存在。国家像个人一样经常在斗争状态之中。当斗争程度降低转为消极时即为和平，反之当程度升高转为积极时即为战争。”
基于以上的概述，可以看出荷马·李的思想实与现代战略家的观念几乎没有太大差异。当然，他的话在某些地方也许有一点偏激，但就其整体而论，不仅合乎逻辑而且也自成体系。为篇幅所限，对于其思想的理论部分就介绍到此，现在要进一步谈到其应用部分，尤其是其战略预言。
荷马·李的战略预言
荷马·李以当时的世界情况为分析的起点，认为在世界权力斗争舞台上扮演主角的国家共有四个，即英国、德国、俄国、日本。虽然当时其他的学者，例如麦金德，对于前三国也都有所讨论，但认为日本有建立帝国雄心的人却只有荷马·李。他是惟一强调日本和太平洋重要性的西方战略家。后来，豪斯霍弗尔曾采用他的理论，并也承认自己的原始观念出于荷马·李。
荷马·李认为，俄国有能力向东、向西，或向南扩张其帝国。英国和日本同为岛国，前者虽仍为一个大帝国但不久就会没落，而日本则方兴未艾，注定要走向扩张的道路。德国虽是一个非岛国的欧陆国家，但其尚武精神与东方的日本在伯仲之间，所以也会同其命运。
在当时处于衰微状况中的国家只有英国还保有相当巨大的残余力量。美国则缺乏意志点燃其尚武精神，至于中国则更已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
荷马·李对俄国似乎最感兴趣。他说德国或日本的前进像闪电，而俄国的前进则像冰河(Glacier)。一次军事失败对其他国家而言，可能是崩溃，但对俄国却会使它把力量集中在另一地区。于是他在俄国的扩张中发现了一条特别的定律：
“俄国经常是在某一条侵略线上前进，而同时又在另一条侵略线上后退，其前进与后退程度之比为3：2。因此，无论为胜为败，俄国始终不断地在亚欧两洲扩张。”
俄国共有五条扩张线：波罗的海、波兰(东欧)、土耳其、波斯和印度，并进入太平洋。假使在某一条线上受到某国的阻挡(例如1905年的日俄战争)，则其在其他线上的努力就会随之加强。因为它的前进速度较慢，所以在短时间不易感觉到其威胁。又因为德国和日本的行动较快，所以他们的成败也会影响到俄国进展的方向。荷马·李在回顾历史之后，又发现过去在每个世纪开始时，俄国常遭遇失败，但失败之后，俄罗斯帝国反而成长。所以，他认为也许只有俄国有能力实现其世界帝国梦想。
在介绍了主角之后，这场国际权力斗争的“大戏”(Great game)又将如何演出呢？这可以从他们的扩张线和可能的交点上去寻求答案。德国的扩张线为丹麦、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奥匈帝国。日本的扩张线为韩国、中国、美国及其属地(菲律宾、夏威夷、阿拉斯加)，另外还有澳洲。英美两国并无扩张线，但他们的领土和利益则与那三国冲突。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冲突；德国与英国在低地国家冲突；德国与俄国在东欧(尤其是波兰)冲突；日本与俄国在中国和太平洋冲突；英国与俄国在亚洲和小亚细亚冲突——主要为印度，次要为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波斯(波斯湾的控制)及阿富汗(世界门户之一)。
荷马·李认为德日两国在其主要方向上都有获得成功的可能，而俄国则由于东西受阻，将会倾全力向南扩张。但等到它达到了印度洋，则又可以此为枢轴再向东西旋转，于是也就有了变成世界帝国的希望。若欲制止俄国的前进，则必须守住波斯和阿富汗，所以他特别强调说：“不应容许俄国越过喀布尔－德黑兰之线。”
荷马·李在1911年预言下一次的战争是英德之战，他主张英国应在德国动手之前先占领丹麦和低地国家。但他又说由于英国坚持不侵犯中立国的原则，所以他的忠告不可能被采纳，因此他对大英帝国的前途感到非常悲观。
不过，更有趣的是他认为德俄战争的机会并不太大。他说：“德俄战争只会使两国同受其害，即令是胜利也还是得不偿失。”他又进一步指出：“瓜分大英帝国才是俄、德、日三国利益的交点，所以他们应以英国及其殖民帝国为共同攻击目标。”他更感觉到就地理而言，日俄两国是天然的同盟国，因为他们都面对着中国和撒克逊(英美)的权力，而且一个是海洋国家，一个是大陆国家。换言之，英国应知道其天然同盟国是一个复兴的中国，那不仅足以对抗日俄同盟，而且更能保护印度。
他的德、俄、日三国同盟构想曾为豪斯霍弗尔所采纳，以后经由豪斯霍弗尔的献策并最终成为希特勒大战略中的一部分。在1939年德俄合作瓜分波兰之后，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Von Ribbentrop)曾与苏俄外长莫洛托夫(Molotov)秘密谈判，力劝苏俄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并提出瓜分大英帝国的蓝图，也正是以荷马·李的构想为基础。
他对英国的忠告自然也适用于美国。美日利益既然冲突，“吾敌之敌即吾友”，中美合作自然是有益于美国。他在《无知的勇气》中曾详述为什么日本必须攻击美国来发动其扩张的理由，因为只有美国在太平洋的权力能阻止其行动。此外，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不仅有军事的一面，而更有经济的一面。它必须控制亚洲未开发财富的主要部分，然后天皇才能成为万王之王。
荷马·李认为，日本的第一个攻击目标一定是菲律宾，因为占领了菲律宾即解除了其侧面的威胁。他甚至指出日军在吕宋岛上的两个可能登陆地点，以及其进攻马尼拉的路线。同时也预测完成入侵作战的时间应在三星期之内。
《无知的勇气》出版于1909年，32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菲律宾的一切作战都几乎完全如其所料。麦克阿瑟的幕僚简直视之如神明。事实上，可能是因为日本参谋本部在拟定计划时根本就是以他的构想为基础的。
接着荷马·李又预测日本还可能攻占阿拉斯加、夏威夷，而以美国西岸为最后一站。他更想像日本人会很容易占领奥尔良和南加州，而美国人即令一再反攻也还是不能收复失土。在站稳了立足点之后，日本就可以扫荡亚洲、澳洲和其余的太平洋国家。于是也就建立了一个真正世界级的帝国。“不管未来世界在政治、军事、工业上将会受哪个国家或同盟的支配，太平洋的主人仍然是日本。”
除重视太平洋的战略意义以外，他又指出，向未来看，全球第二个最重要战略地区即为加勒比海。他提出警告说：“加勒比海若受某一欧洲国家支配，则它不仅将控制巴拿马运河、南北美洲的西海岸，从哈提拉斯角(Cape Hatteras)到好望角的大西洋，而且也会切断美国与南美洲的关系，并完全取消门罗主义。”
当苏联驻兵古巴后，他的这段话让今天的美国人听来真有毛骨悚然之感。
结论
基于以上的简略分析，似乎可以断言荷马·李的确是一位不世出的战略天才，若能假以天年，他的成就也许能与克劳塞维茨相比。所以，认为美国过去除马汉以外，即更无其他值得称道的战略思想家，这种见解不仅浅陋，而且错误。
荷马·李虽然是一位先知者，但其思想仍会受到其时代背景的影响。所以，其中有若干部分当然已经不合时宜。此外，他的预测也不可能完全灵验，因为那只是推理的结论，并无任何神秘。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的某些言论不无偏激，但的确切中时弊，例如其对社会风气败坏的斥责，对尚武精神的提倡，等等，都是一位先知者对后世所发出的诚恳警告，其意义在今天也许比在当年更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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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引言
历史背景
战争经过
修昔底德与历史
修昔底德的思想
精密分析
历史教训
现实主义
结论
引言
《孙子》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本真正的战略思想著作，其在战略领域中所居地位是任何其他著作所不能及。在西方古代哲人的著作中，虽也可发现有若干战略观念之存在，但都是一鳞半爪，不能算是有系统的思想。最为现代西方人所推重的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它常被人视为西方的第一本战略著作，严格说来，那也只是一部战争史，尽管其中含有许多极有价值的战略观念，但究竟不是一部以战略思想为主题的理论著作。所以，这本书在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还是不能与《孙子》相提并论。
也许最能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进行恰当比较的是春秋时代的《左传》，因为这两部书同为古代的战争史名著。修昔底德的著作到今天仍受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所重视，而蒋百里先生则曾指出：“《左传》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模范战争史。”所以，二者的确可以相提并论，不过其间还是有若干差异之存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著作者为修昔底德(前460－前406年)，其时代和身世大致都可考。《左传》是先有书的存在而由后世替它定名。首先为司马迁，称之为《左氏春秋》，以后班固作《汉书》时，又改称《春秋左氏传》，从此后世遂简称为《左传》。司马迁和班固都确认其作者为盲人左丘明，《论语》中曾提到他，足以证明确有其人，并大致与孔子同时，不过其生卒之年已不可考。概括言之，左丘明似乎比修昔底德大约要早数十年。
《左传》是一部相当完整的编年史，其所包括的时代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7年)，全部长度为255年，对当时各主要国家的兴衰都有简明记叙。同时也是一部充满战略思想的军事史，对于后世战略家可以提供许多极有价值的教训。全书共分283篇，记载大小战役共计550次，其中有一部分为我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左氏对战争的写法可谓要言不烦，极为精简。若无此书，则后人对那个时代的战争将无从了解。
对比言之，修昔底德所写的仅限于一个战争，即所谓“伯罗奔尼撒战争”，其全部过程长达27年，即从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修昔底德的战争史是从公元前435年写起，也就是战争爆发之前4年。他本人逝世于公元前406年，而战争到公元前404年始结束，所以，他的书也可以说没有写完。其最后的部分是由克塞诺丰(Xenophon)所续成。总之，他的书只以一个战争为主题，而不像《左传》包括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代。因此，他的记叙和分析也远较详细精密，专就作为战略研究的资料而言，其价值似乎较高。
国人对于西方战争史的研究多以近代为主，至于古代则比较生疏。但修昔底德著作中的内容和思想又常为西方学者所引用。因此，对于号称“西方第一战争史”的名著若未能获致相当的认识，则在研究西方战略思想时必然会遭遇若干困难。本文就是基于此种动机，其目的是对修昔底德的时代背景、著作内容、思想特点，提供简明分析以供读者参考。
历史背景
首先必须简略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背景。希腊人为印欧(Indo－European)人种之一部分，何时迁入希腊半岛已不可考，大致应为公元前2000年到前1000年之间，其移民的范围由爱琴海到地中海，而进入近东周边地区。他们建立所谓“城邦国家”(city－state)，总数在1000个以上。在公元前600－前500年之间的时代，以雅典(Athen)为首，有一部分国家采取所谓“民主”(Democracy)制度，但同时还有其他的国家则未采取此种制度，其中以斯巴达(Spartia)最为强大。
在此同一时期，近东文明也早有长期的发展，公元前500年时希腊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即为波斯。大流士(Darius，公元前521－前483年)已经建立地中海世界中的最伟大帝国，并开始向希腊半岛进攻。这样也就导致西方军事史中的第一次决定性会战。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会战(Battle of Marathon)中，雅典人在孤立无援的状况之下，居然击败了波斯的远征军，赢得西方对东方的第一次胜利。
10年之后(前480年)波斯人再度来犯，其声势之大远胜于前次。但在雅典海军奋战之下，希腊的联合舰队遂又能在萨拉米斯会战(Battle of Salamis)中击败强敌，不仅赢得西方海军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而且也象征着西方海权的兴起。
经过两次胜利之后，雅典在希腊诸国之中，也就自然跃居于领袖的地位。于是为威慑波斯再向希腊发动侵略，雅典遂提倡组织一个同盟。这个同盟以提洛岛(Delos)为基地，所以遂称为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它组成于公元前478年，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海洋同盟，也可以说是现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先驱。这个同盟的会员国最初以那些感受波斯威胁的城市国家为主，包括在小亚细亚西岸(今之土耳其)以及爱琴海半岛上的国家在内。为保护这些国家并将波斯人逐出希腊北部，雅典遂必须继续不断地扩张其海陆军兵力。同时也修建所谓“城墙”(Long Walls)以保护其本身的安全。城墙分为北、中、南三道，将雅典城与其港口区连成一体，等到城墙完工时(前456年)，雅典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一个陆上的岛国，由此更可显示海权对雅典的战略重要性。(城墙可参看附图)
雅典城墙防御系统略图
在对波斯获得一系列的胜利之后，这个同盟组织日益扩大，其会员国总数增到200多个。但诚如常见的情形，每当外来威胁减退时，同盟内部就会出现问题，主要原因是有若干会员国对于雅典的支配逐渐感到不满和畏惧。大致说来，受到民主党派控制的国家仍效忠于雅典，但受贵族统治的国家则开始倾向于斯巴达。由于有分裂的意图，遂引起雅典的政治或军事干涉，于是提洛同盟终于变成一个雅典帝国，而不再是一个由独立国家所组成的同盟。那些国家在名义上虽享有自主权，但实际上已成雅典的附庸，不仅被迫要向雅典纳贡，而且外交政策和重要的国内政策也都是由雅典来决定。
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日益恶化，遂终于在公元前457年爆发武装冲突。雅典支配着希腊中部，并拥有优势海权。斯巴达则控制伯罗奔尼撒半岛，为一强大陆权。所以大致说来，双方旗鼓相当，到公元前454年直接冲突停止，并在公元前451年达成休战。于是雅典遂又将全部注意力用在整顿同盟组织的工作上，并利用同盟的资源以对科林斯(Corinth)和埃伊纳(Aegina)扩张其权力，而这与同盟对抗波斯的原有目标毫无关系。
希腊与波斯终于在公元前449年签订和约，于是雅典领袖伯里克利(Pericles)遂邀请所有的希腊城邦国家到雅典来参加一次改善国际关系的会议。结果，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国家拒绝参加，而其他国家对于雅典的诚意也多表怀疑。此时在斯巴达支持之下，维奥蒂亚(Boeotia)地区发生反雅典行动，于是双方直接冲突遂又一触即发。但很侥幸，双方还是在公元前445年签订了一项假定为期30年的和约。其条件为雅典容许一部分勉强的会员国脱离提洛同盟，而斯巴达则承认雅典对其余的会员保有控制权。换言之，双方互相承认其势力范围，并同意彼此之间大致保持权力平衡。此后有一段时间相安无事，但实际上双方都在乘机巩固其势力范围。
修昔底德的历史是以公元前435年为其起点。他开始详细描述战争前夕的情况，并分析某些导致“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特定原因。在此又有三点必须先作少许说明：(1)严格说来，在公元前431年爆发的战争应该算是第二次，因为在公元前457年所发生的战争才是第一次。但那次战争时间很短，所产生的效果也不显著，遂不为人所重视，所以，史学家所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都是指第二次而言。(2)第二次战争实际上又是分为两段，前段长达10年，后段则为8年，中间9年为和平阶段，所以从根本上可以说是两次战争，但修昔底德却认为那是一个完整的战争，因为在因果关系上是彼此相连，无法分开的。虽然名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但战争范围并非仅限于这一地区。此外，当时希腊的国际体系也并非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两极化。虽然两大同盟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领，但其他国家之中也还是有某些国家握有强大权力足以左右局势，换言之，当时希腊国际体系的结构相当复杂不能用单纯的系统观念来加以解释。
战争经过
从公元前435年开始，双方即已剑拔弩张，战祸有一触即发之势。公元前432年反雅典国家在斯巴达集会商讨宣战问题，并决定派代表前往雅典进行最后谈判，但不幸未能达成协议，于是全面战争遂于次年(前431年)展开。
史称雅典在战争初期采取的战略为“伯里克利战略”(Periclean Strategy)，因为那是由他一手设计故以此得名。根据富勒将军的分析，那是一种“消耗战略”(Strategy of Exhaustion)：在陆上采取守势，而在海上发动攻势。前者的基础为将雅典城与比雷埃夫斯(Piraeus)港区连为一体的要塞系统(长城)，它根本不可能被突破。后者的基础为舰队，若能加以巧妙运用，可以说是无敌。虽然阿提卡(Attica)的居民必须退到长城之间地区避难，并坐视其家园受到敌军的蹂躏，但与此同时雅典海军却能摧毁敌方的经济和贸易。伯里克利希望用此种战略即能确保其帝国的安全并使敌方最后被迫求和。
李德哈特则认为“伯里克利战略”是一种采取间接路线的大战略，其目的为使敌人不能获得决战的机会，并终因无力支持长期消耗而自动放弃其意图。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说明其战略构想的演说曾予以详细记述，并指出当战争开始时，雅典在经济和海权上正处于巅峰状态，所以对于胜利深具信心。然则为何终归失败呢？
诚如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Archidamus)所云：“在战争中有太多的事是不可预测的。”伯里克利虽自以为算无遗策，但他并未想到瘟疫的来临。瘟疫对雅典的人力和士气构成严重的打击，而其无可补救的损失则为伯里克利本人也在公元前429年因疫病逝世。他的死遂使其所拟定的战略无法贯彻，并终于导致雅典败亡。诚如修昔底德所形容，“在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中，权力实际上是握在其第一公民(First Citizen)的手中”。伯里克利连续执政15年，保有无上权威，无人敢反对其决定，他一方面能“尊重人民的自由，但同时又能对他们加以制衡”。自他死后，雅典内部的政争遂层出不穷，于是对于战争指导也就自然摇摆不定。
从公元前426年起，雅典遂完全放弃伯里克利战略，改用由克里昂(Cleon)拟定的直接攻势战略。富勒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李德哈特认为，这样虽能获得若于卓越战术成功，但在战略上不仅要付出较大成本，而且得不偿失。
双方僵持不下，互有胜负，但到公元前424年初冬时节，斯巴达名将布拉西达斯(Brasidas)攻克安菲波利斯城(Amphipolis)，使雅典人辛苦赢得的一切战略利益都化为乌有。不过在这一战役中，双方主将(布拉西达斯和克里昂)都同时阵亡，因为克里昂为雅典主战派领袖，所以他的死使和谈排除了主要的障碍。公元前421年双方终于签订和约，结束长达10年的第一阶段战争，因为雅典签约代表为尼西亚斯(Nicias)，故史称“尼西亚斯和约”(Peace of Nicias)。
和约签订后，双方大致恢复战前的地位，但根本问题并未解决，所以不久外交战即已开始进行，双方都利用各种手段争取与国，并拆散对方的同盟。尼西亚斯本有意与斯巴达修好，但受到雅典新青年领袖亚西比德(Alcibiades)的反对。后者野心勃勃，欲取尼西亚斯的地位而代之。于是雅典国内的政争遂又与外交发生微妙互动，而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公元前418年斯巴达开始对雅典的同盟国用武，而雅典也不得不采取因应行动，于是冲突逐步升高。公元前416年6月，在西西里(Sicily)岛上的塞杰斯塔(Segesta)派使节前往雅典，劝说其出兵该岛以锡拉库萨(Syracuse)为攻击目标。这一游说立即在雅典引起激烈的战略辩论。尼西亚斯力主慎重，而亚西比德的意见却获得人民的支持。于是到公元前415年6月，一切准备就绪，雅典大舰队遂开始向西西里岛发动远征，并导致世界战争史中少见的全军覆没。
锡拉库萨之战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阶段中的主要战役，全部过程长达3年之久(前415－前413年)，其最后结果为希腊雅典远征军5万人，除被俘者7000人外，其余全部死亡。三位将领之中，尼西亚斯和狄莫森(Demosthenes)被杀，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罪魁祸首亚西比德却逃往斯巴达保住了他的性命。修昔底德说：“这是这次战争中，甚至整个希腊历史中，最伟大的行动。对于胜利者来说最光荣，对于失败者来说最悲惨，他们全军覆没，生还者几无一人。”
西西里远征失败之后，雅典元气大伤，但其海军仍能保持相当实力，所以遂使其不至于立即崩溃。经过9年的海战，雅典不仅转危为安，并已获致比较有利的战略地位，但令人惊异的是，9年之功却毁于一旦。斯巴达海军将领来山得(Lysander)在公元前405年的伊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会战中彻底击毁雅典舰队，于是雅典丧失了手中最后一张王牌，而不得不求和。
谈判到公元前404年才达成协议并签订和约，正式结束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4月，来山得的斯巴达舰队驶入比富埃夫斯港，这也象征着雅典霸权的结束，希腊史进入一个新时代，斯巴达的陆权代替雅典的海权而成为支配因素。
修昔底德与历史
修昔底德大致生于公元前460年，死于公元前406年，其出身为上等中产阶级。在战争发生时任海军军官，在战争的第7年(前424年)奉派率领一支兵力前往救援安菲波利斯城，因未能适时赶到，致使该城落入斯巴达人之手，于是被革职并不准返回雅典。此后他一直流亡在国外，直到其死前4年始被准返国定居。
作为一位军事指挥官，他的遭遇可以说是不幸，但对于历史而言，他的不幸又可以说是大幸。假使修昔底德一帆风顺，官运亨通，则我们今天也就看不到这部西方第一战争史了。他的书一直流传到今天，被译成各国文字，本文所引据的是以最近的英译本为主。
现在英文中所用的"history”(历史)一词发源于希腊，其原词为"historie”，但其原始意义不太明确。它含有“寻求”(enquiry)和“研究”(research)的概括意义，它之所以具有“研究过去”(research into the past)的现有意义，是因为西方第一位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用这个词来作为其著作的名称。他的书也就是西方的第一部史书，其范围非常广泛，但却以记述公元前5世纪初期希腊与波斯之间战争为主题。
希罗多德虽为西方第一位史学家，但其治学态度并不十分严谨，他曾说：“我的责任只是报道人们所说过的事情，但我并不一定要相信它。”不过，到了他自己的那个时代，其记载也就比较可以信赖。希罗多德生卒之年为公元前484－前430年，修昔底德则为公元前460－前406年，所以后者比前者差不多晚了一代(30年)。修昔底德在其书中虽不曾提到希罗多德的大名，却以希罗多德所叙述的终点为其书的起点，足以暗示其对前贤的景仰以及薪火相传的意义。
修昔底德的治学态度远较严谨，其书中很少有闲话。他说：“我的历史似乎不易于研读，因为其中缺乏浪漫因素。”他所说的话完全正确，但他所做的牺牲也完全合理，因为当他书写的时候，心里怀有一个非常严肃的目标。修昔底德指出，他这部历史是“为那些想要对过去寻求正确知识的人们而写的，同时也帮助人们解释未来，因为人性不变，经常会在未来一再重复出现”。他又说：“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赢得时人的掌声，而是希望能永垂不朽。”
就上述目标而言，修昔底德可以说是完全成功的，他的书在2400年后仍被视为经典，他的叙述和分析对于后世研究战争和战略的人仍为一种实用的楷模。
希罗多德所写的都是过去的事情，其“历史”的终点为前466年，当时修昔底德只有6岁。修昔底德所写的是当代史(contemporary history)，所以，其史料的来源当然也就远较充实而可靠。同时，其治学态度也远较严谨，对于资料来源更是已作相当精密的选择。概括言之，其资料来源可以分为四大类。
1．他本人亲自经历或观察的事情。他可能听过伯里克利发表的演说，他也曾亲自参加对斯巴达的战争。
2．他曾充分利用许多目击证人(eyewitness)的证词。因为他在国外流亡20年，所以有很多机会与双方人员交谈。
3，他曾参考官方文件，不过那比较稀少，例如雕刻在石板上的条约。
4．对于决策时的重要发言他也都有记述，不过由于当时并无速记术，所以只能作扼要的简述。
无论为何种来源，修昔底德又都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彻底的核对。换言之，必须他本人认为正确无误的事实才会纳入书中。他的书一开始就这样写着：“雅典人修昔底德写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可以显示其书的惟一主题即为战争，凡是与战争无直接关系的事情都不会被列入。根据那些资料来源，他所写的战争史是如此的合理、如此的明确、如此的客观、如此的公正，所以19世纪的西方史学家们一致推崇他是世界上第一位“科学化史学家”(scientific historian)。
修昔底德的战争史对于后世而言，至少可以提供三大贡献。
1．其书对于世界战略环境的演变，提供了很多精密分析，凡是想要了解国际关系动态的人，读其书可以获得极大的助益。
2．对于如何“从历史中学习”(learning from history)，其书提供了最佳的例证。足以使政治家和战略家以古为鉴，而在决策和行动时知所警惕。
3．对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所谓现实学派(Realist)，修昔底德可以算是始祖，甚至有人说，过去2400年一切有关国际关系的著作只能算是对修昔底德的注释(footnote)。而所谓现实主义(realism)又正是战略研究的理论基础。以下分别从这三方面来讨论其思想贡献。
修昔底德的思想
精密分析
修昔底德的历史有一最大特点，就是他并非仅以叙述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为满足。他之所以要写历史，其主要目的是想从其叙述中抽取有关战争一般现象的较大教训，而此种教训应该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test of time)。因此，他对若干问题都曾作精密分析。
他想要回答的第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战争爆发的原因。他首先把所有战争的原因分为两大类，即所谓“远因”(underlying cause)与“近因”(immediate cause)。他的这种分类方式为后人所采用，包括波里比奥斯(Polybius)，孟德斯鸠(Montesquieu)，康德(Kant)等人在内，并且沿用到今天。
什么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远因？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使战争无可避免者为雅典权力的成长以及其在斯巴达所引起的畏惧。”换言之，斯巴达害怕的就是与雅典比较其权力地位已在相对地衰颓(relaetive decline)。此种观念也被称为修昔底德的“霸权战争论”(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其基础即为权力平衡。每当有一霸权出现而使权力平衡发生改变时，则必然会引起他国的忧虑和猜忌，这也就会构成任何战争的远因。
其次则为人性(human nature)因素。修昔底德对于这一点采取悲观的看法。他也像我国的荀子一样，相信人性本恶，他认为人对权力有天然的爱好，人都有个人的贪欲和雄心，这也构成一切罪恶的主因。不过，他并不认为人性本恶即为一切战争的远因，因为战争毕竟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其说见后)，但人在决策和行动时，又常受人性的影响。
远因可能潜伏很久，若无近因则战争也许不至于爆发。试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如果没有奥匈帝国皇储遇刺事件发生，则战争可能不会在1914年爆发。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有两个近因：(一)为科孚(Corcyra)；(二)为波提达(Potidaea)。前者本为斯巴达同盟国科林斯的殖民地而倒向雅典方面，后者为雅典的同盟国却受到斯巴达的勾引。于是双方之间的战争终于一触即发。以上所云不过是举例而已，事实上，他这本书的写法是夹议夹叙，其分析的结果也就是历史的教训。
历史教训
在这本书中所含有的历史教训可以说不胜枚举，但照修昔底德本人的观点来看，最重要者莫过于西西里远征的失败。雅典人之发动这一战役足以显示骄傲、偏见、无知与急躁，终于铸成大错。诚如修昔底德所云，雅典人对于西西里岛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他们却仍然对锡拉库萨(西西里的主要城邦)宣战。所以，修昔底德的思想几乎是和孙子完全一致。他强调“先知”的重要，同时也确认“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基于其对整个战争所作的观察，修昔底德获得一条最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国家由谁来领导，在结果上足以产生非常重大的差异。举例来说，当雅典在伯里克利领导之时，这个国家既富且强，几乎可以说是无敌于天下，但在他逝世之后，由于后继无人，国势遂衰并终于走向败亡的途径。所以诚如宋代苏洵(老泉)在其所著《管仲论》中所云：“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似乎不约而同，足以发人深省。
最后，修昔底德还认为另有一个问题也值得深思，那就是胜利者应如何对待失败者，强国应如何对待弱国。他指出，国际情况的变化很难预料，胜利之果很快就会变酸，今天的胜利者可能就是明天的失败者。所以，当政者必须有容忍的大度，而不可受到仇恨和报复心理的影响，尤其是必须为国家的长远利益着想，而不可对短程利益作过度的追求。
现实主义
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范畴中，所谓现实主义大致是以下述四种基本假定(assumption)为基础。
1．国家为主要演员(principal actor)。
2．国家为单一演员(unitary actor)。
3．人为理性动物(rational being)。
4．安全为最重要利益。
综观修昔底德的著作，即可发现在其思想中同时含有这四种基本假定在内。所以无怪乎许多学者都认为其著作可以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现实学派的理论基础。
在其故事中的主角即为雅典与斯巴达两国，而双方的同盟国则居于配角的地位，至于非国家性的演员，例如神谕(oracle at Delphi)或佣兵等，则只是偶然被提及而已。修昔底德对于国内的辩论虽也常有记述，但一经对某一问题作成决定之后，则国家对于外在世界的发言就只有一个声音，所以可以把国家视为一个单一角色。
修昔底德也像其他希腊学人一样，相信人类就本质而言是一种理性动物，所以他认为政治家或战略家所做出的决定或计划都应该以合理的思考为基础。不过，他又指出，在实际情况中，虽有合理的计算，但又不一定能够产生理想的有利结果。
修昔底德在其书中曾一再举例来说明所谓理性(rationality)者常受认知(perception)的限制。他虽然不曾使用这些现代化的名词，但他对这些观念已有充分认识，并在其书中举出若干实例。他完全了解所谓实际环境与心理环境之间的差异。
简言之，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可以看到决策者往往会犯下述三种毛病：
1．把敌方的能力估计过高；
2．把自己的选择范围看得太窄；
3．受到一相情愿想法(wisgful thinking)的影响。
而在这三种毛病之中，尤其以最后一种的伤害最为严重。
最后，修昔底德的书是以战争为主题，很明显，他曾重视安全问题，而这对于所有的国家也都是主要利益。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所谓安全的意义就是保护国家和社会来对抗外来的和内在的威胁。虽然安全是以国防为主，也就是说武装部队扮演主要角色，但战略还是有其非军事方面的因素，这又包括经济和外交等因素在内。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外交(尤其是同盟关系)经常成为记述的对象，并且很值得讨论。尤其在冷战时代，他的书更是备受西方研究同盟外交的学者所特别重视。
结论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到今天仍然受到研究国际关系和战略思想的学者们的重视，其作为经典名著的地位一直屹立不动，并不因为时代的久远而丧失其学术价值。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他的战争史并未写完，只写到战争的第20年(前411年)就停止了。而他本人在公元前406年逝世，也未能亲见战争的结束。以后克塞诺丰虽继续完成了最后一段战争史，但因为其治学态度并不像修昔底德那样严谨，所以随着时代的前进，克塞诺丰的著作也就不再为人所注意，而只留下修昔底德一个人名垂青史。
第十章 论坎尼模式
引言
布匿战争
坎尼会战
近代研究
垓下会战
湘西会战
结论
引言
略有战争史知识的人几乎无一不知“坎尼会战”(The Battle of Cannae)。公元前216年8月2日，迦太基(Carthage)名将汉尼拔(Hannibal)在此大败罗马军，赢得惊人的胜利。这一战也使汉尼拔名垂青史，被后世尊为“战略之父”(the father of strategy)。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次发生在2000余年前的会战保有相当完整的历史记录，而在20世纪初叶又曾受到非常详尽的研究。于是“坎尼”也就变成一种“模式”。究竟“坎尼”之战是怎样打的，是否构成一种特定模式？这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准备分四段来进行分析。
首先根据历史记录简述坎尼会战的经过，并检讨其胜败的因果关系。其次说明德国战争史大师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tick)和曾任参谋总长的施利芬元帅对坎尼会战的研究，以及坎尼模式的由来。然后在我国历史中指出两个与“坎尼”非常类似的伟大会战，那就是楚汉相争时的“垓下会战”以及对日抗战时的“湘西会战”。最后，再以战略观点来评论这一模式的真正含义。
布匿战争
西方历史上所谓的“布匿战争(Punic War)”，实际上即为罗马与迦太基之间之战争。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尼西亚斯(Punicus)”，其意义就是无耻小人，布匿战争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这两个位置在地中海对岸上的国家，从地略学的观点来看，是天生的劲敌。它们之间从公元前268年开始发生战争，一直到公元前146年才完全结束。在此百余年间，战争又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次布匿战争(前268－前241年)
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9－前202年)
第三次布匿战争(前149－前146年)
这三大阶段又以第二次布匿战争最为重要，不仅双方的胜负是决定在这个阶段，而且由于汉尼拔的出现，更使这次战争增添了不少惊奇和刺激。
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地中海和其中岛屿为战场，双方缠斗达27年之久。最后，虽然是罗马略占优势，但迦太基并未完全失败。于是双方同意签订和约，以便养精蓄锐，再来决战。战后，迦太基的主将哈米尔卡(Hamilcar)，也就是汉尼拔的父亲，决定采取间接路线的战略，从北非越过赫丘里支柱(Pillars of Hercules)，即今之直布罗陀海峡，进入伊比利亚(Iberia)，即今之西班牙。然后再以此为基地，从陆路进攻意大利北部，直捣罗马的心脏地区。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战略计划，但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执行。哈米尔卡于公元前236年前往西班牙，直到公元前217年，始由他的儿子率领大军，越过重重障碍进入意大利北部。这里所谓“大军”实在是一个不太恰当的形容词，因为他的兵力数量实在很有限，而且素质也不佳，完全由佣兵组成，是一支真正的杂牌部队。
迦太基是一个富国，其人民以经商和务农为本，从不愿服兵役，所以只能采取募兵制。其军事人力的来源就是出自许多不同的半文明部落。汉尼拔全军中具有迦太基公民资格的人也许还不到十分之一，其他的人员都分别来自非洲和南欧各地。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各单位所用的武器和战术也各不相同。其中最优秀的部队为非洲人组成的重步兵和纽米地亚(Numidia)部落提供的骑兵。
数量方面很难考证。古代史学家对于数量的记载往往不免流于夸大，而且各家的记载也时常彼此不同。有人说汉尼拔在渡过罗讷河(Rhone)时，兵力为步兵5万人，骑兵9000人，但到进入高卢(Cisalpine Gaul)平原时，只剩下步兵2万人，骑兵6000人。罗马史学家波里比奥斯(Polybius)认为，当汉尼拔在特雷比亚(Trebbia)河岸上与罗马军接触时，其兵力为步兵2.8万人，骑兵1万人。虽然数字很不精确，但汉尼拔经常居于数量劣势，则似可认定。
若与迦太基做一对比，则罗马的军事组织可以说要好许多。罗马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其公民以服兵役为荣，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罗马军的主力就是由公民组成。所谓“罗马兵团”(Legion)是西方古代史中最优秀的战斗单位，通常是由4200名步兵和300名骑兵组成。罗马的重步兵不仅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而且也采取标准化的战术，几乎无须指挥，即能适度而弹性地应付各种不同的情况。罗马的同盟国有义务提供一定限额的兵员，通常总是一个罗马兵团配一个同盟兵团，但后者的战斗力较差。罗马的骑兵不仅数量较少，而且素质也不如步兵。罗马经常依赖同盟国提供骑兵，其组织和战术也常听任其单位指挥官各自为政。
假使要问罗马的军事组织有什么缺点，则其缺点不是在组织本身而是在军事思想方面。罗马人把战争视为一种纯机械化的行动，全凭勇敢、纪律和操练来取胜。罗马没有专业性的高级指挥官。每一个公民都自以为能胜任此种职务。罗马元老院每年选举两位执政(Consul)，他们在战时也就是野战军的总指挥，假使两人同在军中，则隔日轮流指挥。这可能即为他们屡次败在汉尼拔手下的主因。
坎尼会战
汉尼拔在进入意大利北部之后，即接连在三次会战中击败罗马军，那分别是公元前217年11月的提希纳斯河(Ticinus)会战，同年12月的特雷比亚河会战，以及次年4月的特拉西梅诺湖(Lake Trasimeno)会战。罗马军每次损失都很惨重，而他的损失则很轻微。同时，他不仅因粮于敌，而且还能就地补充其兵力，所以他的确是胜敌而益强。
连续的惨败，在罗马城内已经造成严重政治危机，于是元老院决定推举一位独裁者统率全军并享有绝对权威。被选中者为费边(Fabius)。费边深知汉尼拔在屡胜之余享有战略优势，决心忍耐，采取持久战略，以争取时间和恢复元气。这种战略后世称之为“费边战略”(Fabian strategy)。他本人也因此获得“拖延者(cunctator)”的绰号。
费边虽然能暂时稳住局势，但不能反败为胜，所以没等多久，他的战略即已引起普遍的不满，于是罗马人遂又恢复他们的老办法，另行选举两位执政来指挥战争。到公元前216年，新当选的罗马执政为包拉斯(Paulus)和法罗(Varro)。前者是贵族，后者是平民，其性格的差异恰如其背景。
6月初，汉尼拔为补给问题进攻坎尼城，罗马军也随后赶到，于是名留青史的大会战遂展开序幕。包拉斯知道汉尼拔有优势的骑兵，而当地地形平坦特别宜于骑兵的驰骋，即力主慎重，但法罗则有“灭此朝食”的豪情，一心求战。同时，所有罗马官兵也都渴望一战，并怒斥包拉斯为懦夫。
8月2日，是由法罗轮值指挥之日。他在拂晓时，只留下少数兵力留守营地，自己率领大军进入战斗位置，其面向南方，在奥费达斯河(Aufidus)左岸的附近。这一切部署似乎都在汉尼拔意料之内，也许是他有很好的情报组织之故，他早已把军队调到左岸的一个河湾内，使其全军面向北方并背水作阵。历史学家对于战场的位置究竟在河的哪一边仍有许多争论。不过，根据记载来印证，似乎还是左岸比较合理。
双方的兵力数量也无确实的数字，古代资料来源意见不但不一致，而且前后常有矛盾。不过，很明显，罗马方面是居于优势。大致估计，罗马军总数为8.6万人，其中6000为骑兵。有1万人留守营地，致实际参战人数约为7.6万人。8万步兵可能分组为16个兵团，每个兵团约5000人，这些兵团是罗马军和同盟军各一半。迦太基方面共约5万人(留守营地者约5000人)，其中有1万人为骑兵。所以，其总数虽少于罗马军，但骑兵却占优势。
汉尼拔对会战有充分的准备，其计划能发挥以寡击众的功效。他以轻步兵为前哨，中央正面上为伊比利亚步兵，两翼为非洲步兵，这也是他的精兵。在两翼顶点上由其弟哈斯德鲁巴(Hasdrubal)率领的伊比利亚和高卢骑兵居左，纽米地亚骑兵居右，后者人数虽仅有2500人，但却剽悍善战为全军之冠。把阵势摆好之后，汉尼拔遂命令其中央部分的步兵前进，使战线成为向前凸出的弧形，他本人则位于部队的中央，以便能控制全局。
坎尼会战图 第一阶段
罗马军也是以轻装步兵为前导，后面就是其惯用的三线战斗序列，全由重步兵组成。右翼为罗马骑兵，左翼为同盟骑兵。后者虽数量较多但战斗力却较差。当法罗看到迦太基军列阵在河湾之内，并使其左翼以河岸为依托而可获相当掩护时，也决定改变其兵团所惯用的队形。他把各营的正面缩短，纵深加长，同时缩小各营之间的间隔，其目的为加重步兵攻击时的冲力，希望一举突破对方的战线。但这也使人与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靠得太近，使他们丧失原有的弹性。尤其是部队对于这种从未用过的新式队形，自然感到难以适应。(参看附图)
法罗列阵完毕后即命令其全军前进，战斗于是展开，双方主力逐渐接近时，前哨兵力都从战线空隙中退往后方，让出空间好让双方步兵主力决战。当罗马兵团以全力向迦太基军正面中央部分直冲而来时，后者且战且走，向后退却，但同时左翼的骑兵也立即向罗马骑兵发动攻击。右翼的纽米地亚骑兵虽数量远居劣势，但仍能挡住罗马同盟骑兵，使其不能支援步兵的前进。
在中央方面，迦太基军在汉尼拔直接指挥之下，缓缓向后退却，把凸出的战线变成凹入的战线，罗马部队也就自然跟着前进，并向空出的中央狭窄空间乱挤，这也正是汉尼拔所希望的。当罗马人挤成一团，连挥动武器都感到困难时，位置在两侧的汉尼拔的非洲重步兵突然向中央回旋，将他们包围在核心之中。
坎尼会战图 第二阶段
此时，哈斯德鲁巴率领的骑兵不仅已经击溃罗马骑兵，并绕过罗马军的后方，打击在其左翼(同盟)骑兵的背上。在前后夹击之下，后者也立即崩溃。于是，纽米地亚骑兵继续追击，而哈斯德鲁巴则勒马回头，封锁罗马军的最后退路。罗马人虽继续作困兽之斗，但死伤枕藉，只是徒然惨遭屠杀而已。诚如富勒将军所形容的，罗马军好像是被地震所吞噬。
这样就结束了历史上永垂不朽的坎尼会战。但还留下一个难题，那就是双方损失数字的估计。据德尔布吕克的推算，罗马方面的损失数字可能有如下表所列：
阵亡步兵 45500
阵亡骑兵 2700
被俘步兵 18000
被俘骑兵 1500
逃走步兵 14000
逃走骑兵 1800
失踪 2500
合计 86000
至于迦太基军的损失则约为5700人到8000人之间。
近代研究
虽然罗马史学家波里比奥斯和李维(Lvy)对于坎尼会战都有很详细的记载，而后者又是以前者为根据，但对于这次会战作认真研究的人却是20世纪初叶的德国战争史大师德尔布吕克博士。他首先考据古代资料来源的真伪，发现波里比奥斯的著作具有真正的权威。他指出在罗马方面，波里比奥斯根据的资料是费边·皮克托(Fabius Pictor)所提供，后者是一位罗马元老(Senator)，曾亲自参加会战。在迦太基方面，波里比奥斯的来源是一位曾任汉尼拔幕僚的希腊人。但德尔布吕克又指出，有关坎尼会战的记载品质极高，所以它必然出于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的手笔。所以，他深信那是汉尼拔本人所写，也或许是由他口授再由那位希腊人笔记。
事实上，汉尼拔在坎尼所用的战术即为“两面包围”(double envelopment)。不过，任何聪明的指挥官除非享有相当巨大优势，否则决不会使用两面包围，而且若无压倒的数量优势，则通常也很难成功。德尔布吕克指出，虽然其骑兵已经溃逃，但罗马军在总数上仍然握有相当优势。孙子曾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也曾说：“较弱的方面不宜对敌人采取向心的行动。”而拿破仑更曾指出，较弱的兵力是不宜两翼包围的。但坎尼却是一个显著的例外，汉尼拔以较弱的兵力却能围歼敌军。
德尔布吕克对于胜负的关键曾作非常精密的分析，他举出若干疑问然后又自行作答，所以读他的书真像看侦探小说一样过瘾。总而言之，他把结论归并为两点。
1．罗马步兵惯于以密集队形向前猛冲，直到敌军败退时为止。现在突然听到“攻击来自后方”的呼声，于是在最后列的兵员必须转过身来应战。因此，向前推进的压力立即减弱，整个方阵都会停顿下来。大家都不知所措，数量优势也就瘫痪无用。
2．迦太基人用其杂牌佣兵，在坎尼居然能大获全胜，其原因是由于他们享有骑兵优势；有优秀的军官团，能掌握部队并作适当的作战指导，尤其是其指挥官是毫无疑问的天才，能将其兵力变成一个具有统合力量的有机体。
汉尼拔的天才受到古今史学家的一致肯定。孟森(TheodoF Monmsen)认为：“有关这个时代的每一页历史都显示其作为将军和政治家的天才……他是伟大人物，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成为世人注意的焦点。”霍尔沃德(B. L. Hallward)在剑桥古代史中评论如下：“汉尼拔的卓越成就，其对战机的配合，与步骑战术的协调，都可为军事艺术的模范，在古代战争中无出其右者。”不过若非罗马军有其内在的弱点，则他可能还是不能创造历史上的奇迹。
由此也就应该进一步谈到施利芬对坎尼会战的研究。严格说来，施利芬是一位职业军人，他既非史学家也不曾受过正规的学术教育，不过他也像克劳塞维茨和毛奇一样，不仅好学而且也多少具有一种天赋的学者性格。他研究坎尼是在其从参谋总长位置上退休之后。他所研究的并非原始资料而是以德尔布吕克的著作为根据，也就是在1900年出版的《战争艺术史》第一卷。因此从学术观点来看，施利芬的研究相当肤浅而不够深入，并且多少有借题发挥的毛病。不过，因为他曾任德国参谋总长，年高名大，所以也就有一言九鼎之效。坎尼模式正是由于他的提倡而变成一种流行世界的军事思想教条(military doctrine)。
他曾发表许多篇论文，以后将其集合在一起，以《坎尼研究》(Cannae Studies)为书名出版。他以汉尼拔为第一个模范，但其研究内容又不仅限于此。不过其总结论却是“侧面攻击为全部战争中的精华”以及“历史中一切伟大指挥官都是以坎尼模式为其目的”。
施利芬认为腓特烈大帝的重要胜利只能算是不完全的“坎尼”，因为他的兵力不够强大，无法作那样歼灭性的打击。拿破仑在其全盛时期也显示出汉尼拔的作风，例如1805年战役中以在乌尔姆(Ulm)俘获马克(Mack)的全军为最高潮。反而言之，拿破仑的失败也正是坎尼战略的结果，尤其在莱比锡(Leipzig)和滑铁卢(Waterloo)的会战中更是如此。普奥战争中的萨多瓦(Sadowa)会战也是采取坎尼模式，但设计虽佳，执行却不算太卓越。普法战争中的色当(Sedan)会战则构成一次真正的“坎尼”。
施利芬的研究不仅有过分简化的毛病，有时甚至不惜扭曲历史事实以适应他的理想。他时常把现代观念纳入过去时代之中，有时也不考虑战术与战略之间之差异。所以，他的研究若与德尔布吕克的相比较，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尽管如此，他对于坎尼有一段综合的评论，不仅其中警语常为人所引用，而且也的确算是难得一见的高论。现将其引述如下：
一个完全的坎尼会战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要完成这样的会战，一方面需要一个汉尼拔，另一方面还需要一个法罗。双方合作始能达到这个伟大目的。
假使不具有数量优势，一个汉尼拔必须知道如何创造此种优势。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兼有下述的特长：像沙恩霍斯特那样铸造坚强的陆军，像毛奇那样专对主敌集中兵力，像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那样把主攻指向侧面或后方。最后还需要有良好专业训练的各级指挥官，能够了解高级司令部的行动计划。
所有这些素质很难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历史中的其他将军很少有像汉尼拔那样的天才以及他所握有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在历史的所有时代中却都会有法罗的存在。
施利芬是一位自视极高的人，他心中未尝不时以现代汉尼拔自居，但很可惜，他始终不曾获得在战场上一显身手的机会。所以，直到垂老之年，才著书以抒愤懑。就历史的观点来看，他的研究固然不够深入，但就战略的观点来看，他的评论却十分允当。
简言之，坎尼模式只是一种理想，古今中外历史中只有一位汉尼拔，也只有一次坎尼会战。不过，与坎尼类似的两面包围却是常有的。在中国历史中至少可以找到两个相当类似的例子，那就是垓下会战和湘西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