垓下会战
楚汉相争大致起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202年即已接近尾声。是年8月，楚汉双方达成和议，约定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于是双方暂时休战。9月，刘邦接受张良和陈平的建议，违约追击已在东归途中的楚军。这样遂导致楚汉战争的最后一幕——垓下会战。
10月间，刘邦亲率大军10余万，追至阳夏(今太康县)南暂停。其目的为等待韩信和彭越的部队。项羽已知刘邦违约，也命令其部队(约10余万人)在此地区等待。由于韩信、彭越两军不至，刘邦只好再向前进，当他到固陵(今淮阳县西北)时，项羽挥军反击，大败追兵，迫使刘邦就地构筑工事固守待援。此时，韩信已率领将军孔熙、费将军陈贺，从齐国(山东)南下，以灌婴的骑兵为先锋，至于其总兵力史无记载，大致约数万人。韩信用兵神速，首先攻下彭城(今之徐州，为项羽的根据地)，再从苏北直趋豫东，到达项羽军的背面。于是他与刘邦发动夹击，楚军死伤约万人，向垓下败退，齐汉两军在颐乡(今之鹿邑县南)完成会师。
此时已经11月，彭越、英布等人的兵力也已到达。汉方诸侯大军共约30万，由韩信统一指挥，继续追击。项羽在垓下(濉水南岸，距离固陵200公里以上)整顿残部，尚有9万人，准备作最后的决战。于是惊天动地的大会战开始揭开序幕。
韩信立即部署其兵力。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韩信自居中；刘邦在后，周勃、柴将军为刘邦之后卫。以上叙述完全以史书为根据，兵力数量没有记载，至于诸侯之兵如何配属也不可考。不过，从史书的原文看来，这次会战是由韩信负责设计和指挥应毫无疑问。
会战的经过有如下述：韩信首先自引军向前进攻，项羽立即迎击。韩信军不利后退，项羽乘胜追击。于是孔、费二军立即左右夹击，而韩信也回军乘之。在三面夹攻之下，楚军大败，项羽遂筑垒自守。韩信立即调动30万大军把楚军重重包围，准备将他们完全歼灭。
项羽困守垓下，兵少食尽，其败亡只是时间问题。项羽遂乘黑夜突围逃走。次日韩信命灌婴率5000骑兵向南追赶。到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东北47里)，项羽遂自刎而死。楚汉战争至此终告结束。在垓下会战中，汉军斩首8万，楚军全部被歼。
从上述的记载看来，令人获得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我国史书对于战争的记录远不如西方古史那样详尽。太史公(司马迁)虽然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其地位绝不逊于波里比奥斯，但是他对垓下会战的描述却远较简略。我们无法知道较精确的兵力数字，也无法知道双方的详细战斗序列。因此，后世就更无法作精密的分析。
不过，仅凭这一点简略记载，我们仍可获得少许结论：
1．韩信在垓下所采取的部署的确是施利芬所谓的坎尼模式，也就是两面包围。他的诱敌方式和决战部署都和汉尼拔所用者大致相似。
2．韩信在会战时享有的数量优势并不太大。最初投入战斗的兵力可能仅为韩信和刘邦的兵力，而其他诸侯可能是作壁上观。仅当项羽被击败之后，他们始参加包围行动。
3．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坎尼会战时，迦太基的骑兵是一重要因素，但在垓下会战时除最后用于追赶项羽个人以外，骑兵似乎毫无表现。
4．韩信面对的是勇敢善战的项羽，而汉尼拔的对手则为急躁无能的法罗，所以韩信的取胜似乎远较困难。
5．坎尼会战，严格说来，并不算是一次决定性会战，因为汉尼拔虽然赢得会战，最后还是输掉战争。但垓下会战却是不折不扣的决定性会战，这场会战决定了楚汉相争的结果，也决定了历史演进的方向。
湘西会战
1945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国已经无力再战，而日军在太平洋上也已节节败退，全面胜利似乎指日可待。但就在这个时候，日军却在湖南发动了一次相当规模的攻势，从4月上旬开始行动，到6月上旬才完全结束。这也是中国军队在日军投降前夕所赢得的一次光荣胜利。战史学家称这一阶段的作战为湘西会战，也可称芷江会战。
当时侵华日军在地面上的兵力并无太多变化，但航空兵力自湘桂作战以来，损失逐渐增大，因未获补充，其战斗力有逐渐减少之趋势。由于应付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进攻，其第五航空军主力又已转用于东南方面，所以中国陆上的天空已成中美空军的天下。日军已丧失制空权，中方飞机已能使其后方地区及交通干线受到严重损害。
因此，日军遂企图攻占湘西的芷江，因为那里有巨型空军基地，可借以维持湘桂和粤汉两条铁路的交通。从3月下旬起，日军即开始积极修筑公路和囤积补给，并分别集结兵力。至4月初，全部兵力已达七八万人，由第二十军统一指挥，下辖六个师团和一个独立旅团，其目的为歼灭中国军队在湘西的野战军并占领芷江机场。
中方在湘西地区的全部兵力由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统一指挥，其参谋长为萧毅肃将军。何萧二公的关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名将兴登堡(Von Hindenburg)和鲁登道夫(E. F. W. Ludendorff)之间的关系极为相似。兴登堡曾获得“你怎样说元帅”(Marshal Was-saget-du)的雅号，因为他凡事都要请教鲁登道夫。何公也几乎一样，有人问他什么问题，他总是回答说：“你去问萧参谋长！”所以，事实上，湘西会战的全盘战略指导都是由萧公负责。
2月初，中方即已获得日军将蠢动的情报，萧公曾指出，王耀武虽无他长，但他在会战前夕曾俘获日军官兵约百余人，实为一大贡献。这些日本人成为重要情报来源，尤其日本军官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毫无掩饰地把许多机密资料都写上，遂使中方对于敌情获得“先知”的利益。
国民党陆军总部所指挥的兵力相当庞大，战区的面积也相当辽阔，部队的素质和数量有很大差异，尤其是地形恶劣，交通不便，而中国军队又缺乏运输工具，几乎全靠徒步行军，构成很大的困难。不过，有一重大优点就是空军实力已远超过日军。据日军的记录，中美空军的活动曾使日军的行动受到严重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方大规模空运更有叹为观止之感。其记录中有云：
本作战中，中国军队之特点为以强大美空军输送部队。日军攻势开始时，中国军队立即自昆明向芷江机场开始空运，四日之间约运一个师，迄月底以前，连续十数日，已将新编第六军空运完毕。
当时中国军队的全盘战略计划是以兵力最多的王耀武第四方面军(下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一百、第十八，四个军)守着正面，挡着进攻的日军，且战且走，但以退到洪江之线为极限。同时调集第三方面军的第九十四军和第十集团军的第九十二军，兼程向日军侧面及后方进逼。此外，又立即空运新编第六军为总预备队。等到日军进抵洪江之线，已成强弩之末时，中国军队即开始从三方面发动反攻，而以将日军围歼于新化和武冈之间为最后目的。
从以上的叙述中即可明了当时所采取者即为坎尼模式，但诚如拿破仑所云，战争理论实在很简单，问题在于执行；又如克劳塞维茨所云，简单的事情并不容易。以湘西会战而言，最大的难题是中国军队机动力太差，行动非常迟缓，所以，真正的关键是正面上的兵力必须能苦撑达足够的时间，然后始能完成合围之势。
日军于4月上旬开始进攻，一路受到中国军队的阻击，到4月底已进至洞口和武冈附近，攻势始略告顿挫。此时退守最后防线的第四方面军也已疲惫不堪，损失重大。但正在向敌军侧面和后方压迫的国民党军兵力却还差一段距离。到5月初，日军开始发动最后的猛攻，王耀武此时精神上已经支持不住，一再向总部要求准许其所部撤退过沅江，而若干美籍将领也随声附和，但均为萧公所严词拒绝。
萧公事后曾告诉作者说，当时他真有度日如年之感，惟一的办法就是猛抽香烟，一天要抽一听(罐)“三炮台”。诚如鲁登道夫所云：“一位将军要能负重，要有坚强的精神力。”假使当时若无萧公毅然坚持，则湘西会战不可能有胜利的结局。
5月8日，中国军队都已到达所计划的位置，于是开始全面反攻。作为总预备队的精锐兵力，也立即投入战斗。上文中曾经指出，在坎尼会战时有一决定性因素，即为迦太基的骑兵。湘西会战中也有一类似因素，那就是中方的中美联合空军。在会战期间，空军曾倾全力支援地面作战，并对敌军后方交通线予以重大打击。
据日方的记载，其所谓派遣军总部曾在5月8日命令停止作战，并撤退其深入湘西的兵力。但实际上，其兵力已陷中方包围之中，最后，日军虽有部分突围逃走，但其损失已超过万余人，为其在中国内地战场上罕见的大败。
国民革命战争史认为“此次会战，中国军队之战略指导成功，能依计划于预定地区，将日军大部击灭或击溃，使其损失重大，因之对双方士气影响甚大”。
美国人也盛赞中国军队的英勇：“参加芷江会战的中国部队官兵并未领到编制上所规定的武器装备，也没经过有计划的训练，但已表现非常勇敢。”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记载都不曾提到幕后真正的英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萧毅肃将军。萧将军已经逝世多年，我们应该替他向历史讨回这段公道。
结论
基于以上的分析，似乎可以获得两点综合结论。
1．“坎尼模式”的确存在，那就是两面包围。事实上，这种模式虽因坎尼而得名，但并非起源于坎尼，古今中外的名将采取此种模式者很多，非仅限于汉尼拔一人。甚至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决定性会战(马拉松会战)中，希腊军所采取的也是这种模式。
2．不过，坎尼会战又自有其特点：(1)汉尼拔的兵力总数居于劣势；(2)他能在会战中歼灭敌军的极大部分。但那只能算是偶然，因为他在总数量上虽居于劣势，但其骑兵却在数量和素质上都占优势，而更重要的是法罗急躁无知、自投罗网。
所以，诚如施利芬所云，一个完全的坎尼会战在历史上是很少遇见。不过，采取此种模式的中外名将还是很多，而其成就也未尝不可与汉尼拔相比拟。
第十一章 亚历山大的将道
引言
亚历山大的生平
将道的分析
高加梅拉会战
亚历山大与拿破仑的将道比较
结论
引言
在西方历史中真可以说是名将如云，但辈分最高、最受后世崇拜，而盛名也历久不衰的则莫过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汉尼拔、恺撒、拿破仑等人固然也都被后世尊为一代名将，但若与亚历山大相比较，则都不免瞠乎其后。至少有两点是其他名将无法与他相比：(1)其他的名将在其一生当中总会有失败的记录，惟有亚历山大在其短短一生之中，几乎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2)后世兵学家或史学家对于其他的名将都会有所批评，褒贬也不一致，但对于亚历山大则除了歌颂以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议论。
亚历山大真是如此伟大吗？是否由于时间太久远，信史已难考证，于是就自然地把他送入了神话的境界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很值得作较深入的探讨。
在此又必须首先说明为什么要研究名将(great captain)及其将道(general ship)的理由。李德哈特曾经指出，军人和其他的专业人员不一样，他并不能经常从事他的专业，战争似乎只是偶一为之，很多将军甚至一生都没有打过仗。
不过，俾斯麦却曾提醒我们：“愚人说他凭经验学习，我却宁愿利用他人的经验。”俾斯麦的话使我们认清有两种不同形式的经验，一种是直接经验，另一种是间接经验。后者的范围远较宽广，也较有价值。一位军人即令其一生多彩多姿，但他的直接战争经验仍然可能非常有限，而且这种有限的直接经验，其能应用的范围也必然相当狭隘。反而言之，间接经验的价值正是在于其较复杂的性质和较宽广的范围。
所以，李德哈特认为“历史是宇宙经验”，它不仅是另外某一个人的经验，而更是许多其他的人在各种不同条件之下的经验。因此，以战争史为军事教育的基础实完全合理。
但是对于将道的研究而言，仅研读历史似乎还是不够，因为历史的优点是客观和简明的，但其弱点则为完全缺乏人情味，所以，我们在历史中所看到的人好像是X光片上所看到的，只见骨骼而不见血肉。假使军人想学习将道，则他必须把历史中的名将当做活人来模仿，甚至还应设身处地，把自己当做古人来考虑当时的问题。因此，学习将道要比研究战争史远较困难，因为后者只是一种科学化的努力，而前者则必须进入艺术化的境界。
诚如拿破仑所云：“像亚历山大、汉尼拔……一样地采取攻势；一读再读他们83次战役的记录，以他们为模范，此乃成为名将和学会艺术秘诀的不二法门。”
简言之，想要学习将道的精华，必须研读名将传记，最好是他本人所写的回忆录，但不幸，只有较近代的名将才会留下这样的记录。尽管如此，经过若干前贤的发掘和整理，对于西方名将的言行，还是累积了不少资料可供后人作为研习将道的根据，至少对于一个初学的人而言，也许还会感觉到资料不少而嫌多。
说到这里，又不禁令我们感到惭愧，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国，过去的史籍中却非常缺乏这种资料。一部二十六史对于战争的记载可以说是因陋就简，而对于名将的思想和战法则更是无从查考。这也使后人想研究都无法下手，至少我个人是常有望书兴叹之感。
闲话不说，还是回到本题。这篇短文所要分析的主题即为亚历山大的将道，而尤其重视的是战术方面，并希望能从这种个案研究中提出有价值的教训。
亚历山大的生平
亚历山大出生于公元前356年，他的父亲腓力(Philip)是马其顿(Macedonia)的国王。历史上常有古今类似的故事，非常耐人寻味。亚历山大和18世纪普鲁士的腓特烈(Frederick the Great)非常相似，他们都有一个好爸爸。他们的事业都是爸爸替他们建立基础，假使不是这样，则他们未必能有那样的成就。
马其顿在古代希腊文明时代只是一个边陲小国。西欧世界是最先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重心，仅当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这两个巨强两败俱伤，北方文明水准较低的国家始得乘虚而入。首先称霸的是第比斯(Thebes)，而后来居上的则为马其顿。
腓力花了20余年的时间，在希腊境内扩张其势力，直到公元前338年，才在柯林斯会议(Congress of Corinith)中被各国推选为希腊联盟(Hellenic League)的盟主(Hegemon)，这是其一生事业的巅峰。此后，他就开始准备远征波斯，但不幸在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其未了的大业只好留给他的儿子去完成。
亚历山大立即承继大统，此时他只有20岁。不过，他不仅已经学会了一身武艺，而且更曾拜希腊大哲亚里士多德为师，精研文史之学。至于他的将道则可能是出自其父王的亲授。腓力死后，众叛亲离，亚历山大立即着手恢复控制。在两年之内，他重建了马其顿的权威，并于公元前334年开始准备东征。
他一共花了4年的时间(前334－前331年)，才进入巴比伦(Babylon)，完成其征服波斯帝国的伟大目标。此后3年他继续在波斯东北部进行扫荡行动，最后在公元前327年，越过开布尔隘道(Klyber Pass)进入印度，并终于在公元前326年的希达斯皮河会战(Battle of the Hydaspes)中击败印度国王波罗斯(Porus)，这是四大会战中的最后一个。
他还想继续前进，据说他想走到大地的终点为止，但他的部队此时已归心似箭，尚未进入恒河(Ganges)流域即拒绝再向前走。所以，亚历山大只好同意返回波斯。从马其顿到印度，他们已经走了大约2.7万公里的路程，可以说前无古人。
到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又准备离开巴比伦去进行另一次远征行动，他企图从海上环绕阿拉伯半岛航行，以建立波斯与埃及之间的交通线。但不幸突然患病，可能是疟疾，不过10余天即一病不起，到6月13日日落时，他永远闭上了眼睛。去世时他还不到33岁，一共统治了12年又8个月。他这样静悄悄地走了，没有留下遗嘱，也没有继承人。事实上，也无人能够继承他。诚如波里比奥斯所云：“这是大家所一致公认的，这位国王的天才超出人类标准之上。”
亚历山大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所历经的大小战役真是不计其数。最著名和最重要的当然是所谓四大会战：(1)格卡尼西亚斯会战(Battle of Granicus，前334年)；(2)伊苏斯会战(Battle of Issus，前333年)；(3)高加梅拉会战(Battle of Gaugamelae，前331年)；(4)希达斯皮河会战(前326年)。前三次会战都是以波斯人为对手，而最后一次则是以印度人为对手。这四大会战早巳成为后世学习战术的范例，而其中最重要也最具有决定性的则为高加梅拉会战。这一战不仅决定了波斯帝国的命运，而对于亚历山大的将道也代表最高度的发挥。
除了四大会战之外，亚历山大还曾参加过许多次其他战役，其中包括各种不同形式的战斗，有围城战，有登陆战，有山地战，有反游击战，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亚历山大真是像我国小说中所形容的，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无论任何环境他都能适应，并且更能随时调整其组织和战术以因敌制胜。孙子说：“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在西方战争史中也许只有亚历山大能够达到此种境界。
将道的分析
何谓将道？在此必须先作少许解释，然后始能作进一步的分析。“将道”这个名词虽然沿用已久，但始终只是一种模糊的观念，而缺乏明确的界定。尤其到今天，它已经不算是标准化的军事学术名词，不过我们研究战争史的人还要继续用它。
首先要指出，在古代所谓“将”者真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职务。所以，今天英文中“general”一词仍然含有“总括”的意义。简言之，将军必须是通才(generalist)，他样样要懂，无所不能。尤其是像亚历山大那样以国王的身份而身兼统帅，更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事无巨细，他可能都要管。据我们所知，他既无一位参谋长(军师)，也没有完整的幕僚体系。
因此，对于所谓“将道”必须采取最广义的解释，其所涵盖的范围应该是上自大战略，下到战术，而且还要包括后勤、行政、战地政务，以及领导(1eadership)的艺术。换言之，作为一个总指挥(Commander in Chief)所需要的一切素质都应视为将道之一部分。
李德哈特曾认为，亚历山大对后世的教训大致在两方面，即大战略与战术。这种说法似乎暗示战略非其所长。事实上，这多少代表一种误解，应该在此加以少许澄清。
李德哈特对于名词的用法和我们今天的用法是有若干差异的。他对于战略和战术两个名词的解释大致还是遵从克劳塞维茨的传统。简言之，二者之间是以会战为分界。会战之内的一切行动为战术，会战之外(即其前后)的一切行动为战略。现代欧洲军语将后者称之为“作战”(operation)，而我们的军语则称之为野战战略。
在古代战争中，会战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就是所谓“决定性会战”观念之由来。因此，战术遂成为将道(战争艺术)的主要部分，而战略(作战)则比较不那么重要。其原因又有两点：(1)古代军队的运动能力都很有限，而战场的空间和距离也很小，所以，在会战之前部队很难作大规模的调度；(2)在古代，几乎是必须双方同意然后始能会战，否则，任何一方均不能有所作为。换言之，会战之前的造势并无太多意义。
李德哈特的话并没有错，而我们不要因此误以为亚历山大是长于战术而短于战略。反而言之，亚历山大在战术方面的造诣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且确如李德哈特所云，足供后世作为学习的模范。
现在再回到字义的解释，到底“将”是在做什么？将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兵”，所以，“将”就是指挥(command)，而指挥的对象就是兵(部队)。没有兵也就不成其为将。有人以为只要将道高明，则所指挥的无论是何种兵力，都一样能够打胜仗。甚至孙子也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择于人。”这种说法虽然完全不是这种意思，但多少也会使人有那种想法。
克劳塞维茨也曾以击剑为例。他认为将军和剑士一样，他只应注意如何用剑的艺术，至于剑的本身则与他无关，而且也与比赛的胜负无关。事实上，他的比喻颇有疑问。战争并非体育比赛，后者有规律，对双方都同样适用，前者则无规律之可言。在竞技场上，双方所用的剑是标准化的，所以，才可以完全凭用剑的技巧(剑道)来一决胜负。假使双方所用的剑在素质上并不一样，则此种比赛就不公平了。但在实际战斗中正是如此，所以哪一方面的剑比较好，则自然居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假使他的剑道又比较高明，则与宝剑配合，也就更能得心应手，相得益彰。
从这个观点来看，名将与精兵不可分，名将若能指挥精兵，则如虎添翼，可将其将道发挥到最高限度。亚历山大的故事即为最适当的例证。
腓力首创一种新的军事组织，它用现代名词来形容，就是“联合兵种编组”。比起那个时代其他国家的兵力，马其顿部队在组织上是远较进步，因为它能把各兵种融合成为一个合作的整体。所以，也许以数量而言，它并不太大，但却有远较坚固的凝聚力和远较强大的打击力，而在战术运用上的灵活则更非其他国家兵力所能及。
此种军事改革原是由第比斯的名将艾巴米仑达斯(Epaminondas)首开其端。当第比斯全盛时期(前371－前362年)腓力曾以王子身份在该国为人质，亲受艾巴米仑达斯教诲。因此，以后始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立他的新军制。
不过第比斯军队与马其顿军队制度原本不同，在艾巴米仑达斯指挥之下的第比斯部队中，步兵仍然是主要兵种，而骑兵只是一种支援兵力。而腓力统治的马其顿本来就是强于骑兵，自从他征服了附近的色萨利(Thessaly)之后，其骑兵实力也更形增大。于是他不仅能够用他自己的骑兵击败敌人的骑兵，而且还能够从侧面攻击敌人的步兵。根据历史的记载，我们知道自马拉松时代开始，希腊的重步兵方阵在这方面是如何敏感。
所以，从此骑兵不再只是一种支援兵种，它不仅与步兵同等重要，甚至也能作为主力出击。有时在步兵交战之前，骑兵即早已在侧面发动攻击。有时甚至在这种打击之下，整个敌军即已放弃战斗，开始逃走，于是步兵方阵根本无须进入战斗。
因此，甚至有战争史学家相信骑兵现在已经变成主要兵种，而方阵仅是影子而不是灯光，它不再是军队的核心，而只是一般兵力。依照他们的见解，方阵的任务现在只是维持战斗，构成一道不能穿透的防御墙，等待骑兵去主动进攻，赢取决定性胜利而已。不过，若对亚历山大的战斗记录作精密的分析，即可发现这种看法多少有一点言过其实。实际上，重步兵和方阵在其取胜中仍然扮演一种正面的、积极的角色。在另一方面，骑兵也经常受到机动轻步兵的支援，后者不但替骑兵开路，并且用标枪、弓箭、投石等提供一般支援。(马其顿军事组织参看附图1)
马其顿军事组织的特长为其所有战斗单位之间都能有严密的整合，构成一种统合战斗力，而能采用德尔布吕克所谓的“联合兵种战术”(tactics of the combined arms)。所谓兵种，在英文中的原文就是(arm)，这个词的原意即为“手臂”，所以说，联合兵种战术，就是在搏斗时，能够把几只手臂联合使用的艺术。在此还要提醒大家，手臂并非仅限于两只，亚历山大时常就是由于能够伸出第三只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
附图1 马其顿军的战斗序列
马其顿的联合兵种军队，固然是腓力所首创，但带着他们去打天下的人却是他儿子。仅仅由于在亚历山大指挥之下，这支兵力才能百战百胜。亚历山大的战术，严格说来，并无固定模式。诚如孙子所云：“形兵之极，至于无形。”高谈所谓模式，都是后世附会之词，其虽有助于解释，但究属皮相之谈，并非将道的精义。
依照一般研究者的看法，亚历山大所惯用的战术是一种所谓“hammer－and－anvil tactics”，若予以直译则应称为“锤砧战术”，但似乎不如意译为“打铁战术”。过去铁匠把铁块烧红后，把它放在铁砧(anvil)上，然后用铁锤(hammer)猛打，就能打出他想要制造的东西。这种程序就叫做“打铁”，俗语“趁热打铁”就是由此而来。
亚历山大经常是将其一部分兵力(不一定是步兵)当做铁砧，再把其他兵力当做铁锤，于是在双方夹击之下将敌军击碎。事实上，此种“打铁战术”并非亚历山大所发明，其来源也已不可考。古今中外的名将使用此种“模式”的人也很多。不过，能像亚历山大如此得心应手，马到成功的人却不太多。
亚历山大所常用的“打铁战术”，一直到今天仍为基本战术，虽然亚历山大从未完成一次典型的两面包围(double envelopment)，实际上那也是“打铁战术”的变体，不过这种包围作战在执行上常较困难，因而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所实施一次非常漂亮的两面包围，后人遂称之为“坎尼模式”。
为了说明“打铁战术”在战争中的一般重要性，我们还可以引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段往事来作为例证。根据战争史学家的评论，麦克阿瑟从荷兰地亚(Hollandia)进攻莱特(Leyte)的战役远比巴顿在欧洲的战役更勇敢也更微妙，整个战争可以代表最卓越的战略观念和战术执行。麦克阿瑟在其回忆录中曾经指出：“在此战役中，莱特就是铁砧，我希望在菲律宾中部把日军锤击成碎片。”
在将道的分析中，最后还有两点值得简明地指出：第一，亚历山大不仅每战必胜，而且他更能够把部队的损失减到最低限度。汉蒙德(N. G. J. Hammond)解释说：“从来未有一位征服者在战争中的损失会如此轻微。其原因是亚历山大善用头脑来避免‘老鼠战’(the battle of rats)，意即消耗战，他不仅要赢而且还要赢得最经济。”亚历山大的此种成就也暗示一项事实：一支有良好训练，严格纪律和旺盛斗志的部队，自然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其次，亚历山大不仅智慧过人，更神勇无敌。这一点在古代的战争中尤其重要，因为在那种冲锋肉搏的战斗中，将领的个人英勇程度实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他不仅每战必身先士卒，而且武艺超群，常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曾多次负伤，这是现代指挥官所很难想像的。
富勒将军对此有很精深的解释。他说：“要正确欣赏这个时代的战术，必须了解英雄决斗的重要性。”所以古代历史学家对于这种决斗常作详细的描述，因为这正是战斗中最具有决定性之一幕。
高加梅拉会战
要想对亚历山大的将道作认真的研究，则必须对他的战争记录作深入的分析。这当然不是本文所能尽述，现在为了示范起见，只准备以其一生中的一次最重要会战为例，来简略说明亚历山大是如何运用其将道的。即令如此，这种工作似乎还是费力不讨好，因为所要参考的资料实在太多，而想把它浓缩成为几千字，真有不知怎样下笔之苦。
据推断，高加梅拉会战发生在公元前331年10月1日，高加梅拉是一片平原，在底格里斯(Tigris)河以东，接近古城尼尼微(Nineveh)，在小镇阿贝拉(Arbela)以西约110公里处，所以，有时也称阿贝拉会战。
波斯军的数量极占优势，虽然亚里安(Arrian)所说的百万以上是过分夸大，但可能在10万到25万之间。至于马其顿军则仅约4.7万人，其中步兵4万人，骑兵7000人。此外，波斯王大流士还有装着镰刀的战车(scythed war chariot)约200辆，据说他计划凭此种秘密武器制胜。概括地说，波斯军是量多而质不精，尤其缺乏坚强的步兵，稳定性严重不足。
双方的战斗序列都是步兵居中，两翼为骑兵。由于波军兵力居优势，作战正面远比马军要宽，故当双方接近时，亚历山大发现在波军战车部队前方的地面已被碾平，不利抵抗，他立即命令其所部向右斜行前进，迫使波军战车移往崎岖的地形，以削弱其战斗力，而使大流土企图采取两个包围，用其大量骑兵绕过马军两翼进攻，同时在中央发动战车攻击以震撼马军步兵的战术失败。
关于亚历山大的战术部署，陶奇(Col Dodge)指出，“此种部署曾被称为一种大空心方阵(grand hollow square)”，但实际上不仅如此，此种部署主在保证比一个方阵更能获得较大的机动性，使其能够应付多方面的威胁。(参阅附图2)
不过，从会战过程中显示，比战前部署更重要的是其弹性的心灵。他不仅能猜透敌人的意图并准备其对策，而且还能依照自己的理想来发展战术。他之所以获胜主要还是由于他有先见之明。
附图2 高加梅拉会战(前331年)
当其兵力右移时，遂与由帕尔梅尼奥(Parmenio)所指挥的左翼之间发生空隙。为了预防后者被包围，他就命令部队采取梯次队形(echelon formation)。其整个计划也是由帕尔梅尼奥在左方担任防御性和牵制性的奋斗，而亚历山大本人则在右方找机会亲率精锐骑兵突破波军的战线，然后使大流士陷在“锤”(马军骑兵)和“砧”(马军重步兵方阵)两面夹攻之间。
当大流士看到马军向右斜行时，就命令其左翼的骑兵单位去攻击马军的右翼。亚历山大也派出若干骑兵单位来与之对抗，于是双方开始发生激烈的绪战。此时，大流士即向马军步兵方阵发动战车攻击。但散布在马军主战线前面的轻步兵(以标枪手为主)并未用整齐队形，所以能迅速向两侧散开，然后在战车通过时，袭击其驭手和马匹。等到战车冲到方阵前，马其顿重步兵凭着熟练的操练，严格的纪律，并未发生惊扰，而能迅速把正面让开，然后由骑兵从后方将那些战车击毁。简言之，大流士的秘密武器未能发挥想像中的威力，马其顿的联合兵种战术却稳住了阵脚。
此时，马军战线已断裂为两段，于是大流士遂命令对左翼马军(帕尔梅尼奥)发动猛攻。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只是徒然分散其兵力和注意力。事实上，他应该倾全力来攻击右翼马军(亚历山大)。帕尔梅尼奥受到包围，情况极为紧急，几濒于危。但由于波军纪律废弛，士兵纷纷去抢劫在后方的马军营地，才使他得以渡过难关。
在右翼方面，波军仍在继续攻击，有若干骑兵单位单独前进过远，遂使波军左翼步兵与骑兵之间呈现出一个空隙，这也正是亚历山大梦寐以求的机会。他立即亲率精锐骑兵以楔形队形向空隙钻入。突入之后又立即向波军中央后方疾驰，那里是大流士本人所在的地点。此时，马军步兵正向前推进，一部分甚至跟在骑兵后面冲进了突破口。在这样惊心动魄的前后夹攻之下，大流士已经精神崩溃，立即弃军而逃。
不过，亚历山大并未立即追击，因为在孤军苦战中的帕尔梅尼奥亟待援助。所以，他立即赶往解围。等到解围之后再企图追捕大流士，已经太迟了。不过，这位波斯王是仅以身免，他不仅输掉了一场会战，而且也丧失了他的帝国。
马其顿部队在这一战中的表现可谓异常卓越，而亚历山大在将道方面的成就更可以说已经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不过，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有两点是一般评论家所不曾注意，或至少是不曾强调的。
1．亚历山大的智勇固然高人一等，但真正的决定因素还不是智勇，而是意志(Will)。假使大流士能有较坚强的意志，不弃军而逃，死拼到底，则鹿死谁手实难逆料。在滑铁卢之战时，英军主将威灵顿(Wellington)以将才而论虽不如拿破仑，但因其具有坚定的意志，故终能获得最后胜利。所以富勒将军有云：“将道在其最高的境界，即为意志与理想的结合，而并非单纯的计算。”
(有关滑铁卢与高加梅拉之比较详见下文。)
2．诚如施利芬所云，想完成一个“坎尼”，一方面需要一个汉尼拔，另一方面还需要一个法罗。这也说明战争是一种相对性事务。其结果由双方的互动关系来决定。在高加梅拉会战中，不仅大流士不是亚历山大的对手，波斯军在素质上也远不如马其顿军。前者人数虽多，但训练不佳，纪律松懈，近似乌合之众，自难敌马其顿的百练精兵。譬如说，当他们包围帕尔梅尼奥时，若不去抢劫马军辎重，则也许能迅速将马军左翼击溃，于是即可转过头来对亚历山大的右翼兵力加以前后夹攻。果能如此，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现在再以滑铁卢为对比：威灵顿所指挥的英国步兵，人虽不多，但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所以能死守阵地，一再击败法国骑兵的攻击，而终于获得胜利。
古代历史对于会战死伤数字的记载一向不太可靠。依史料记载波军已全部崩溃，非死即逃。但狄奥多(Diodorus)估计马军大约战死500人，另有非常多的负伤者。德尔布吕克认为这似乎较为可靠。
亚历山大与拿破仑的将道比较
研究将道和战争史有一重要方法即为比较法，把不同的人物和时代做一对比，往往能够发现个别研究所不能发现的特点。所以，假使想欣赏亚历山大的将道精华，最好是把他拿来与其他古今名将作对比研究。现在，就以亚历山大与拿破仑作一比较，以加深对亚历山大的认识。
选择拿破仑作为比较的对象也并非随意，因为他们的性格和事业都很类似，而且早已有著名的史学家曾做这样的比较。康德勒(David Chandler)为当代研究拿破仑将道的最著名学者，他曾认为：“拿破仑为近代史中最伟大的军人，若非有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在前，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者。”
研究亚历山大的史学家也曾发现二者之间颇为类似。马斯登(E. W. Marsden)曾指出，他们面临着显明相似的战略问题，一个要征服波斯，另一个要征服俄罗斯，但前者成功而后者失败。拿破仑在埃及时，要秘书把亚里安的《远征记》(Arabasis Alexandri)读给他听，但显然他未能由此而学会成功的秘密。
当然，从亚历山大到拿破仑，历史已经前进了两千年，战争形态已有很大的改变，但若作较精密的观察即可发现，改变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巨大。而古今的比较仍足以显示亚历山大对战争艺术的重大贡献。
为简便起见，还是以滑铁卢来作为比较的基点，因为这是一场许多人都知道的会战。现在首先提出一个玄想的问题，假使当时法军是由亚历山大指挥，他是否能赢得这场会战？
滑铁卢会战发生于1815年6月18日。对于会战的经过不拟在此细述，我们假定读者对拿破仑战争史已有相当了解，以下的分析都是以这样的假定为基础。如果读者对于滑铁卢的故事还不太清楚，请自己去找一本参考书看看。
拿破仑在上午9时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高谈阔论花了不少时间，所以延迟了战斗发动的时间。直到上午11时30分才发射第一枪，到下午1时，主战斗才开始。假使是亚历山大，他决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于是会战可能会提早开始，提早结束，这也会带来一个重大的结果，那就是敌方援军(普军)可能赶不上。
拿破仑的计划是要对英军阵地发动一系列的正面攻击。他命令他的勇将内伊(Marshal Ney)元帅指挥第一线兵力。他本人亲率禁卫军(Imperial guard)留在后方，这支精兵准备在决定性时刻始投入战斗。
一直大约到下午4时，内伊才决定对威灵顿的阵地发动大规模骑兵攻击。他出动了5000骑兵，但值得注意的是并无步兵支援。猛攻了1小时，英军还是守住了阵地。到下午5时，内伊在盛怒之下，又把其最后赌本——另外5000骑兵攻进去，而英军仍能坚持不退，尽管其方阵所承受的压力极为沉重。但此时，布吕歇尔(Bluucher)所率领的普军也已经逐渐接近。
下午6时，内伊始要求拿破仑动用禁卫军。下午7时，拿破仑把禁卫军——他的精锐步兵，带到距离前线600米处，交给内伊指挥，此时，普军已在战场上出现。下午7时半，禁卫军在“皇帝万岁”呼声中向英军发动最后一次攻势，但他们不仅没有骑兵的支援，而且还受到侧面的威胁。不久，在气衰力竭之后，败下阵来。于是在夜幕低垂时，拿破仑输掉了这场会战，也断送了他的帝国。
所有战争史学家都认为拿破仑和内伊在滑铁卢会战时曾犯不少错误，根据前人对亚历山大的研究，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他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拿破仑的第一大错误已见前述，而亚历山大是从来不会这样拖拖拉拉的。内伊对于骑兵的使用简直不可理解，充分显示他完全不了解“联合兵种战术”，而那正是亚历山大所擅长的。最后，亚历山大决不会像拿破仑那样一直不亲临前线，这似乎很难理解。威灵顿曾说过，“拿破仑在战场上的出现可值4万大军(Worth 40000 men)”，但在滑铁卢，很奇怪，他却一直留在很远的后方，当然也就不能发挥这样的心理效果。甚至据说他对于内伊的指挥方式感到很不满意，但因为距离太远而无法加以矫正。像这样的错误，对于亚历山大而言，是绝对不可想像的。
在此还可以提出一点比较性的解释。亚历山大在高加梅拉之战时只有25岁，真是少年俊才。拿破仑在滑铁卢之战时已经46岁，不仅入到中年，而且养尊处优，早已发福了。尤其征俄失败，以致放逐厄尔巴岛，此次卷土重来，他的意气已不免消沉，意志也已开始动摇。所以，他的身心状况都已过巅峰而呈现疲态，这也许即为他所以比过去远较消极懒散的原因。
结论
亚历山大逝世距今已两千余年，当然，要把这个时代的战争和那个时代的战争相比较，的确是很难，因为有许多因素根本无法比较。不过，他在两千年前即已把将道提升到最高水准，则应为大家所公认的事实。以后，罗马人对步兵的组织虽曾加以改进，但历数古代名将，从无任何人在将道的贡献上能超过亚历山大。
诚如陶奇所云：“以为将而论，亚历山大的成就超过任何人。在他以前，没有任何人替他留下榜样，但他却能以身作则，指导后人应如何作战，并建立了第一套战争艺术原理，而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斯、屠云尼、尤金亲王、马尔波罗、腓特烈和拿破仑都只是将其发扬光大而已。”
亚历山大的将道，就历史而言，虽称得上是“前无古人”，但就战争未来发展而言，却不一定就是“后无来者”，只要我们学习其将道精髓，并有效融会现代战争特质与艺术，仍可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机会。
第十二章 腓特烈大帝与其将道
引言
18世纪的欧洲
普鲁士的兴起
腓特烈二世的生平
鲁腾会战
腓特烈的将道
引言
18世纪中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不仅是一位明君，更是一代名将。在欧洲战争史上，他应该与拿破仑列于平等的地位。但到了近代，他却比较不为人所注意，尤其在台湾地区更是如此。我还记得30年前与老一辈的将领(例如方天逸将军)闲谈时，还偶然提到鲁腾会战(Battle of Leuthen)，因为当他们在陆军大学受教时，教官还曾以这次会战为范例。如今这一代的青年军官对于腓特烈的生平可能已经感到相当陌生。事实上，战略思想是源远流长的，不了解过去就会无法预测未来，战争史始终是战略研究的根本。从战略家的观点来看，历史研究不仅是为了通古今之变，而更是想要识事理之常。所以，诚如英国已故战争史大师富勒将军所云：“除非历史能告诉我们如何展望未来，否则战争史就不过是一种血淋淋的浪漫故事而已。”
以上所云为本文写作之动机，现在就要对腓特烈的时代背景、生平大事、将道精华，以及其对后世的教训分别扼要检讨如下。
18世纪的欧洲
被后人尊称为“大帝”(the Great)的腓特烈二世出生于1712年，即位于1740年，崩逝于1786年，所以他的一生都生活在18世纪。要研究他的事业和思想，则必须了解其时代背景，因此我们首先应对18世纪的欧洲，尤其是有关战争的方面，加以简略的概述。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欧洲的过去，真可说是多灾多难。诚如布朗(R. H. Brown)所云：“欧洲的原始是从战火中锻炼出来的。”17世纪有一次长期大战，即所谓“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这次大战使欧洲各国都元气大伤，于是此后遂有一段比较缓和的阶段出现，同时，欧洲的学术文明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即所谓“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人道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使许多人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无论为平时或战时，都应受法律的限制。荷兰法学家格芬秀斯(Hugo Grotius)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的权利》(Rights of War and Peace)是全世界第一本国际法著作，它代表时代思想的结晶。
三十年战争还结束了私人性的佣兵战争。18世纪，欧洲的战争都是由专业性(professional)的军队来进行，这样也就使社会组织中的“军”(military)“民”(civilian)分离，其结果遂使战争形态也随之而改变，此即所谓“有限战争”(limited war)。
欧洲各国在表面上虽已统一，但国王的权力仍相当有限。他不能充分动员其国家的潜力。军官必须贵族出身，他们占全国人口还不及2％。一般老百姓除守法纳税之外，与政府则毫无关系。兵员的招募都是以最无经济基础的平民为对象，有时还包括大量的外国人在内。这样的军队成本非常高昂，差不多要花两年的时间才能把一个无业游民训练成职业军人。军队的纪律也非常难于维持，在战时的逃亡率更是高得可怕。
由于受到三十年战争的影响，欧洲许多地方都已残破不堪，几乎成为废墟，军队必须自备给养而无法就地取食，所以后勤尾巴又长又大，成为作战行动的重大障碍。这也限制了部队的数量，再加上欧陆的交通情况十分恶劣，遂使部队的调动益增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军会战自然也就非常稀少。
在战争进行的同时，一切商业、旅行、文化学术交流仍维持不断，战争是国王的战争，与老百姓殊少关系，而启蒙时代的人也不再认为战争是人类的必然命运。简言之，许多复杂的因素加在一起，才产生了所谓“有限战争”，那是为了有限的目的，用有限的工具来打的战争。腓特烈一生所打的都是这样的战争。
普鲁士的兴起
从历史的观点来命名，普鲁士应该叫做布兰登堡普鲁士(Braudenburg Prussia)，因为前者才是其王室发样之地。普鲁士的正式建国是在17世纪，但其根源却可以追溯到10世纪。三十年战争是日耳曼中世纪文明的坟墓，也是法兰西与日耳曼对抗的起点，以后300年的欧洲历史都深受影响。日耳曼民族精神是在这次战争中培育出来的，其象征即为1640年即位为布兰登堡侯的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他是腓特烈二世的曾祖父。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他开始生聚教训，奠定普鲁士的开国基础。
威廉死于1688年，王位由他的儿子腓特烈继承。1701年，后者自封为普鲁士国王，上尊号为腓特烈一世，也就是腓特烈二世的祖父。1702年，腓特烈一世参加反法大同盟，把他父亲所遗留的军队2.5万人扩充到4万人，出兵参战。当西班牙继承战争结束时(1713年)，普鲁士对法兰西已经变成一种经常存在的威胁。
腓特烈一世崩逝后，由其子腓特烈·威廉一世接任(与其祖父同名)。这位腓特烈·威廉就是腓特烈二世的父亲，他即位于1713年，崩逝于1740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即位时只有24岁，但立即显示出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严厉而勤勉，其自奉的节约在国王中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他的一生可以作为勤俭建国的最佳榜样。
他一方面把总数达4万的南日耳曼人移民到东普鲁士以充实国力，另一方面厉行经济改革，广辟财源。在这样不断努力之下，他终于能够将其常备军从5万人扩充到8万人。这样也就使普鲁士开始有资格变成欧陆四大强国之一，尽管还是名列最后(其他三强为法、奥、俄)。
他的军队的数量在欧洲虽不是最大的，但其纪律和训练却是最严格的。这位国王对于军事具有癖好，但一生却不曾打过仗。他似乎只把军队当做玩偶。他对于操练极有心得，算是一流的专家。他最喜欢的“玩偶”就是由“巨人”组成的禁卫团，他甚至不惜到欧洲各地去绑架身材特别高大的人来充数。实际上，这种巨无霸并无任何军事价值。
他一共有14位子女，其中第4位就是以后在历史中被尊称为“大帝”的腓特烈二世。这位王子的个性至少在表面上与他的父王完全相反，他似乎是一个活泼浪漫、崇尚法兰西文明的青年，所以父子之间的代沟极深。老王训子极严，对子女近乎虐待，有几次若非群臣力劝，腓特烈二世险些被老王盛怒之下处死。
腓特烈·威廉一世一生尽瘁国事，到1740年生命垂危时，他听到环绕着病榻唱圣诗的人唱出：“我赤裸裸地来到世界也赤裸裸地回去”时，他还挣扎着说：“不，我要穿上我的军服。”
腓特烈二世的生平
若照个性来判断，腓特烈二世应该是一位与我国历史中李后主或宋徽宗类似的皇帝，但事实上却完全相反。他一即位，立即显示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过人的天才，而且那都是其父王所预想不到的。不过，他还是应该感谢他的父亲，因为他所获得的遗产是一个高效率的政府，一个充实的国库和一支欧洲训练最佳的陆军。
英国大文豪卡莱尔(Thomas Carlyle)称腓特烈为“国王中的最后一位”(the last of the Kings)。事实上，他是另一种新类型的国王，与当时的那些国王都不一样。概括地说，他正是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理想中的“君主”(或“君王”The Prince)。他的一切行为几乎都能达到《君王论》所揭示的标准。
腓特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他在治国治军之余，还有许多著作，足以证明其精力过人。不过同时也显示其思想相当复杂，甚至相当矛盾。他有一点犬儒主义(cynicism)的倾向，相信性恶论，并把战争视为一种“原罪”(original sin)。
作为一位国王，他非常开明，他说：“我和我的人民有一种双方都满意的谅解。他们说他们想说的话，我做我想做的事。”他开放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禁止刑求拷问，提倡学术，救济贫民，不愧为一代贤王。
当他即位之时，普鲁士的战略地位相当脆弱，既无天然的疆界而又为强邻所包围。因此，他认为普鲁士若欲保持强国的地位则必须扩张。但扩张必须有借口，于是他立即抓住奥匈帝国继承问题来大做文章，结果到1740年12月，他就进军西里西亚(Silesia)，这也是他走入名将之列的第一步。
在第一次战役中，腓特烈并不曾充分表现出其军事天才，西里西亚战役之于腓特烈正像高卢战役之于恺撒。这次战役使他的战略思想得以结晶，并使他有机会衡量其对手。到1745年圣诞节，普奥两国签订合约，腓特烈获得了西里西亚和格拉兹(Glatz)，这使他的领土增加了2.56万平方公里，臣民增加了100万人，并且在返回柏林时上尊号为“大帝”。这些收获对于初出茅庐的腓特烈而言，可以说是非常丰硕。
这场奥匈帝国继承战争又继续拖了3年才全面结束，但腓特烈非常聪明，他像赢了钱就退出赌场的赌徒一样，乘机休养并准备在有利时机再下场捞一把。
从1746年到1756年，这10年要算是太平无事，腓特烈就利用这个空隙来改进其国家和军队。如上次战争中他发现当时各国军队都缺乏机动性，所以遂决定建立一支骑兵，这也成为其以后决胜的主要工具，因为他的骑兵之精锐为任何国家所不及。
1752年，腓特烈发现奥匈帝国、俄罗斯、瑞典和撒克逊(Saxony)正阴谋对付普鲁士，同时，他也知道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可能一触即发。腓特烈基于经济上的考虑，决定与英国结盟，但这样引起了法国的反感。到1756年，他又发现奥匈帝国已与多国合作，并正在备战。
腓特烈遂决定先发制人，于1756年8月29日发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他计划在其强大邻国尚未压倒普鲁士之前，先主动击败撒克逊，然后再强迫奥匈帝国人在其同盟国尚未来得及救援之前与他媾和。在开战时，普军约15万人，而敌军则接近45万人。不过，地理位置却使腓特烈可以在内线上作战，这在当时环境中实乃巨大利益。
战争开始之后，进展并不理想。普军虽然能消灭撒克逊的兵力，但俄、瑞、法、奥四国兵力已形成合围之势。腓特烈必须连续痛击敌军，始有转危为安的机会。1757年11月，他在罗斯巴赫(Rossbach)会战中，以2.2万人击败法军5万，而普军的死伤仅为300人，诚可谓杰作。接着在12月5日，他又在鲁腾会战中大败奥军，而这一战也被战争史学家认为是腓特烈的代表作。
拿破仑曾评论如下：“鲁腾会战是机动和决断的杰作。仅凭这一战即可使腓特烈不朽并成为最伟大的将才之一。”他以残破之军击强大之敌，不仅大获全胜，而且损失也远较敌军轻微，对于攻势、机动、奇袭、节约、集中等原则的应用，鲁腾会战都是一个典型。
虽然有这样两次惊人的胜利，但战争还是继续发展下去，又拖了5年才告结束。在这5年之内，腓特烈的处境非常艰苦，全凭其超人的耐力、机智和勇气才渡过许多难关。最后终于出现转机，其敌人逐一退出战争，同盟开始解散。到1763年2月，签订胡贝尔茨堡条约(Treaty of Hubertsburg)，结束了7年的苦战。
这场战争确定了普鲁士欧洲强国的地位，同时证明腓特烈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最伟大将领，而且被列入古今名将集也无愧色，但更令人佩服的是腓特烈深明“持盈保泰”的哲理。七年战争之后，他就开始偃武修文，一心治理国家，从事复兴重建的工作，而不再作任何扩张的企图。这也正是拿破仑所望尘莫及的。
鲁腾会战
七年战争中有许多次会战，虽然规模大小不一而且胜败互见，但其中最受战争史学家重视的则莫过于罗斯巴赫和鲁腾两次会战。以战果而言，罗斯巴赫似乎代表一个较大的胜利，不过其致胜的主因与其归之于腓特烈的将道，则毋宁归之于法军的腐败无能；反而言之，鲁腾对于腓特烈的将道可算是一次真正的考验，尤其是其最负盛名的“斜行序列”(oblique order)在这次会战中作了最完善的表演。所以凡是研究腓特烈和七年战争的人对于鲁腾会战必须给予最大的重视。
在正式讨论会战本身之前，又必须先了解腓特烈所用的工具，那就是所谓“斜行序列”。腓特烈本人对此所作的解释可以引述如下：“你把对着敌人的一翼缩回并同时增强准备用来攻击的另一翼。你尽量利用后者从侧面攻击敌人的一个翼。一支10万人的兵力若遇到3万人的侧击，都很可能在极短时间内被击败……这种安排的优点是：(1)一支小型兵力可以和远较强大的敌军交战。(2)它在决定点上攻击敌军。(3)假使你失败了，那也只是你全部兵力之一部分，而你还有3／4的兵力可以用来掩护退却。”
事实上，这种观念并非腓特烈所发明，而是古已有之。希腊时代的名将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会战中(Battle of leuetra)就曾使用这样的部署。此后，其他名将也常作类似的部署，但不一定能保证胜利。要想获胜则攻击者必须有优越的机动性而守者却缺乏这种性能。所以诚如拿破仑所指出的：“腓特烈的斜行序列仅在对付一支不能运动的军队时始能保证成功。”
腓特烈之所以能战胜，不是由于他的斜行序列，而是由于他的部队素质较佳。从早年的战役中，腓特烈认清了当时的战术是如何的人工化和笨重迟缓，于是他立即决定要训练普鲁士陆军使其获得当时他国陆军所未有的能力。他用苦练的方法使其部队能够走得更快，能够迅速变换队形(由纵队变成横队)，尤其是能够射击得较快和较准。腓特烈曾经这样说：“一个普鲁士的营就是一座活动的炮台……其装弹的速度可以使其火力比其他所有部队快3倍，这样普鲁士军也就可以获致3：1的优势。”
普鲁士部队行动的迅速和精确扩大了腓特烈将道运用的范围，使其能对部队作一种空前未有的艰巨要求，并确信他的命令能够彻底执行。在罗斯巴赫会战之前，他的部队曾在两星期之内走270多公里，在当时是一种破记录的行军速度。而在会战时，部队的行动能够那样整齐精确，则更是苦练的成果。
腓特烈治军极严，因为很明显，那些由社会中的渣滓组成的军队若无严格的纪律则可能未战先溃。所以他讽刺地说：“士兵必须害怕其长官过于敌人。”他在当时所下的命令使人感到毛骨悚然：“在战斗中若有士兵似乎有逃走的模样，又或脱离他的战线，则站在他后面的士官就应立即用刺刀将其当场正法。”
尽管如此，他对士兵还是相当宽厚，他不仅重视他们的给养医疗，而且有时也非常有人情味。有一次，一个逃兵被送到他的面前。他问：“你为什么想离开我？”逃兵答：“陛下，我们的情况的确已经坏透了。”他说：“好吧，好吧，让我们今天再打一仗，假使我打败了，明天我们一同逃走！”于是他没有处罚那个逃兵而把他送回原单位。
另一方面，腓特烈对于军官的素质十分重视。从本质而言，普鲁士军官团完全是由贵族所组成，但他们与其他国家的贵族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他们与王室有长久共患难的经验，所以乐于为王室效命。从腓特烈曾祖父的时代开始，普鲁士即相当重视军官的教育，而腓特烈本人则更强调军官的精神教育，使每个人都有为普鲁士王国而战的决心。他尤其重视军官的勇敢和决断。他说：“一个勇敢的校官构成一个勇敢的营，而在危机时一个校官的决定可能左右国家的命运。”
综合言之，在鲁腾会战之前，腓特烈虽居于数量劣势，但享有素质优势。奥军有84个步兵营，146个骑兵连，火炮210门，总数在6万到8万人之间。普军共3.6万人：步兵48个营(2.4万人)，骑兵128个连(1.2万人)；火炮共167门，但其中有61门重炮和10门超重炮。战场是一个开阔平原，腓特烈平时曾在该地演习，所以对地形非常熟悉。
1757年12月5日上午5时，普军从新市(Newmarkt)向鲁腾前进。走了一半时，他命令全军暂停，把所有的将领集合训话。他说：“查理亲王(Prince Charles)的兵力要比我们强三倍，但我还是要违反一切固有的规律，决定攻击。我必须冒险采取这种步骤，否则就会一败涂地。我们必须击退敌人，否则宁可全军死在他的炮口下。现在你们回去把我的决定向各团宣布。”
奥军分两线展开，在他们前面为坟场，而鲁腾村位于其阵地的左端。普军在与敌军一接触时即首先攻占波恩(Borne)村，这对于胜负是一重要因素。因为从那里腓特烈可以看到敌军的全部部署，而且这片高地也使敌人看不见正分为4个纵队向该村前进的普军主力。(参看附图)
公元1757年鲁腾会战要图
腓特烈用他的前卫向敌军右翼发动佯攻，以吸引其预备队，而主力则向右转，从坟场后面经过，再梯次地打击在敌军的左侧上。每个营相距50步，所以普军战线右端要比左端前进1000米，每个营都可以各自为战而不需要特殊的命令。这样的队形使普军的战线一直绕过奥军的侧面而达到他们的后方。奥军企图挽回危局，遂在鲁腾村附近组成一条新战线，但普军骑兵向他们进攻并将其击溃。最后，腓特烈夺占利萨(Lissa，在图以外)桥而切断了奥军的退路，并结束了会战。
在实际战斗中，普军损失5978人，奥军损失7400人，可谓大致相当，但在追击时，普军却俘获奥军2.1万人，遂使腓特烈获得大胜。从表面上看，这是斜行序列的胜利，但决定胜利的因素却不仅此而已，它还包括平时训练，火力、地形的利用，兵种联合作战等，而更重要的还是腓特烈的将道。
腓特烈的将道
伟人的范例常被后世盲目模仿。自鲁腾一战腓特烈成名之后，斜行序列不仅为其部下所仿效，甚至他本人也不免一再尝试想重演一次“鲁腾”。事后回顾，我们却发现腓特烈将道的精华是远较深奥，而并非仅限于此种形式化的外表。
概括言之，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虽然受到18世纪环境的限制，但他还是竭尽全力以求突破那些限制。这也正是他制胜的秘诀。在那种困难的环境中，他仍然尽量设法寻求决战。也许除亚历山大大帝和查理十二世之外，腓特烈要算是所有名将中最具有攻势心灵(offensively－minded)的人。
柯林(J. Colin)说：“腓特烈二世所呼吸的完全是攻势的空气。无论在何种情况中，他都想发动攻击，即令面对着优势的强敌也仍然如此。有一次他说，任何军官，若不立即攻击而等待敌人的攻击，他马上就会叫这人滚蛋。他不仅经常攻击，而且也总是先发制人。他说，部队的全部力量在于攻击，若无良好理由而放弃攻击实乃愚不可及。”
拿破仑对腓特烈的评估极有趣味，值得引述如下：
“他在最紧急的时候也表现得最伟大，这也是对他所能做的最高称赞。”
“使腓特烈最杰出者不是他在调动部队时的技巧而是他的大胆。他曾做过许多我绝对不敢做的事情。他会放弃他的作战路线，他时常采取若干行动好像他完全不懂战争艺术一样。”
“面对欧洲三大强国，保卫普鲁士达7年之久的不是普鲁士的陆军，而是腓特烈大帝。”
事实上，拿破仑在思想上与腓特烈有非常微妙的关系，而这种渊源又是约米尼首先发现的。这个故事可能不太为人所知，值得在此简述一次。约米尼说：“腓特烈的遗著使我开始探索其鲁腾大捷的秘密，然后我又发现拿破仑在意大利的成功也是应用了同一套原则。于是我才开始写作。”结果他在1804年写成《大军作战论》(Treatise on Great Military Operations)。这本书深获拿破仑的激赏，并且认为约米尼的确了解其内心深处的奥秘。
七年战争结束时，腓特烈恰好50岁，他又继续统治普鲁士达24年之久，到1786年才以74岁高龄辞世。他在晚年有很多著作，那都是为了留给后世而写的。本文由于篇幅的限制无法加以详述，却可以概括地指出其思想的日趋成熟，而且饶有哲学家的风味。他有许多话相当风趣而深刻。譬如当他论及为君(或为将)之道时，特别强调必须独断。他很幽默地说：“假使牛顿首先与笛卡儿和莱布尼兹商量，那么他将永远不能创造他的思想系统。”
从这一点来看，即可暗示腓特烈具有一种独来独往的性格。他生在18世纪，由于客观环境之所限，不能不打有限战争，尽管如此，他还是竭尽全力以求突破环境限制，并了解即令在有限战争中也仍然需要寻求决战的道理。
对于后世而言，腓特烈的贡献在于“身教”而不在“言教”，他的书今天也许很少有人阅读，但他的功业却永垂青史，并且对于战略家应如何突破困境获致成功提供了最佳的模式。
第十三章 论拿破仑的成败
引言
革命的遗产
拿破仑的天才
拿破仑的失败
结论
引言
想写一篇关于拿破仑的文章，真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世界上有关拿破仑的文献真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要想阅读那样多的资料，一位学者即令穷毕生的精力仍会感到非常困难。以我个人而言，曾经阅读的书最多也不过一二十种，严格说来，实在没有资格写这样的文章。
拿破仑，其个人和事业，战争与时代，若加在一起，那会构成一个非常巨大的研究范围。其中有许多问题都值得精密分析，而且前人已经做过的研究也着实不少。尤其是拿破仑的成就是立功多于立言，他自己从来不曾有一本完整的著作，其思想的表达多分散在许多不同的文件中。所以，研究者的结论也就时常见仁见智，甚至互相矛盾，于是更使后学者有莫衷一是之感。
我现在想要分析的只限于一个主题，那就是探索拿破仑先胜后败的理由。这虽然是一个单纯的主题，但其牵涉的因素依然相当复杂。坦白地说，我并无特殊的创见，而只是把西方若干名家的意见加以综合并作成扼要的结论而已。
革命的遗产
本文首先分析拿破仑早期几乎战无不胜的理由，这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说：第一是客观因素，包括时代背景和物质条件；第二是主观因素，那就是拿破仑个人所具有的特质。现在就从第一方面说起。
克劳塞维茨是一位亲身经历拿破仑战争的人，他称拿破仑为“革命皇帝”(Emperor of the Revolution)，这个称呼有其非常微妙的含义而值得详细解释。
18世纪最后10年间，欧洲社会架构，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方面在内，发生了根本动摇。那就是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造成的后果。法国由一个古老的王朝变成革命的共和国。诚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战争并非独立的实体，而是国家政策的表现。当国家的性质改变了，其政策会随之改变，而其战争也会同样地改变。
拿破仑战争为法国革命的延续和扩张。拿破仑不仅接受了革命的遗产，而且也变成革命的人格化代表。所以，克劳塞维茨称其为“革命皇帝”，的确是有其深刻的意义。
革命带来的第一项重大改变就是征兵制的采用。欧洲旧王朝(ancient régime)政府对于军事预算无一不精打细算，因为在平时要维持巨大数量的常备军(由职业军人组成)，对于国家财政是一种沉重负担。但是革命政府却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和制度。
1792年革命战争开始，到1793年，志愿从军的人已经日益减少，于是在当年8月23日，革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到敌军完全被逐出共和国领土时为止，所有法国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结果在1年之内，法国境内已无敌踪，但征兵制却继续执行达20年之久。
18世纪，法国人口有稳定的增长，到1800年，人口总数已达2700万，每7个欧洲人中就有1个法国人。除俄罗斯以外(约4000万人)，法国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巨大数量也就构成其军事权力的主要基础。所以到1794年底，法国陆军总数已超过100万人。
兵员数量的大幅增加使法军在任何战场上几乎都能获得压倒性的数量优势，使法国指挥官敢于打硬仗。诚如当时的军政部长卡诺(Lazare Carnot)所云：“不再需要什么军事艺术，而只需要火力、钢铁和爱国心！”此种“全国皆兵”(the nation in arms)的观念和制度以后也使拿破仑坐享其利。
拿破仑的“大军团”(grande armee)是靠征兵制建立起来的。那是自罗马兵团(Roman Legions)之后的欧洲最大兵力。其征俄时所统率的兵力接近50万人。有了这样巨大的兵力，拿破仑始能纵横欧洲，所向无敌——至少在其早期的确如此。
人民既然可以征召入伍，而国家的资源也就自然可以动员。革命政府以严刑峻罚(其象征就是断头台)为基础建立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统制经济。人民的消费被压低到最小限度，一切工业生产都被收为国有，以应战争的需要。
这也是科技首次对战争作全国规模的应用。法国的科学家被迫对冶金、炸药、弹道以及其他与战争有关的问题从事研究制造工作。革命军与18世纪的旧皇军不一样，他们尝试把科学知识用在军事方面。也有人指出，拿破仑是第一位企图利用科学家才智的指挥官，实际上，他不过是把革命时代的传统加以发扬光大而已。
“全国皆兵”意味着拿破仑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革命之前，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任高级军官；革命之后，军队也变得像其他行业一样，有才能的人都可出头。革命之前，军队是国王的私人武力，为他的目标和荣誉而战；大军团，至少就理论而言，是为自由、平等、博爱和法兰西而战——不是为波旁(Bourbon)王室，甚至也不是为拿破仑个人。
革命产生一种威力远较强大的军队，那是旧欧洲所未有者。法国军队的勇敢善战、视死如归是以法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改变为精神基础的。克劳塞维茨对此深有认识，他说：“很明显，法国革命在国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由于新军事方法和观念的程度远不如由于政策和行政的彻底改变、政府的新特点、法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变等等因素的程度那样巨大。”
尽管如此，又并非暗示“新军事方法和观念”不重要。事实上，那些方法和观念对于拿破仑的胜利同样具有重大贡献，它们一部分正是革命的产品，另外有一部分虽然早已发源于革命以前的时代，但仅因为有了革命发生，然后才会彻底地付诸实行。概括言之，在军事组织、战术、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可以归纳为下述四点。
1．师(division)的编制。
2．轻步兵。
3．野战炮兵。
4．攻击纵队。
现在分别讨论如下。
“师”在今天已经成为常用的军语，大家也许已经忘记了它的演进经过。首先应指出，此种组织上的创新与步兵武器的进步有密切的关系。大致在17世纪末叶，由于燧发式步枪(Flintlock musket)和刺刀的使用，个别步兵获得了远较巨大的独立战斗能力。于是步兵在作战时可以不必完全集中在一起，而把一小部分步兵从主力中分派出来，充任前卫、后卫或侧卫，也就变成一种很普遍的措施。
七年战争(1756－1763)之后，法国包色特(Pierre de Bourcet)将军首先主张把整个陆军(军团)照这种方式加以划分，这就是“师”的观念之起源。“division”这个词的原意就是“分”。包色特在1775年所著的《山地战原则》(Principles de la Guerre des Montagnes)中这样建议：把兵力分为独立的“师”，其中包括所有不同的兵器。每个师沿着自己的路线运动，彼此互相支援，但每个师又都能持续地行动。这不仅可以获得远较巨大的运动速度，更可以获得新的调度弹性。
包色特的这种观念到拿破仑时代才完全发展成熟。其原因又可以分述如下。
1．假使兵力数量不大，这种划分也就没有太多的意义。等到实行征兵制之后，军队的人数急遽增加，于是这种组织方式遂具有重大价值。
2．武器的进步尤其是火炮，增强较小型单位的独立战斗能力(关于这一点下文中还要详细分析)。
3．欧洲在18世纪后期，道路系统有显著的改进，而耕地的面积也随之增加，于是部队在行军路线上有较多的选择机会。
从上述第三点遂又导致一种新的战略计算。过去，部队的人数很少，行动也很慢，所以其所需要的补给可以从后方用所谓“补给序列”(supply train)源源送达战场而不虞匮乏。等到部队数量增多时，这个老办法就行不通了。于是惟一的办法就是就地征收，亦即所谓“以战养战”(la guerre nourrit la guerre)。拿破仑在其全盛时期曾经这样说：“知道如何从你所占领的国家抽取各种补给，构成战争艺术的大部分。”
这种“因粮于敌”的系统构成了拿破仑战略的基础。拿破仑的大军团分成许多个师，每个师都由步、骑、炮三兵种以及其他支援单位联合组成。在师以上，他更有“军”(Corps)的组织。在战役中，这些大单位通常采取不同的道路，负责自己的地区，但能互相支援。这样则每个单位行动都能较迅速而有弹性，同时也使统帅有较多的战略选择。从1792年(法国革命战争)到1815年(滑铁卢会战)，法国人首创的这种模式也逐渐为他国所采用，而且在整个19世纪，甚至于以后，仍被继续采用。但严格说来，拿破仑并未创新，而只是把前人的思想遗产加以充分利用。
直到腓特烈大帝时代，欧洲军队在战场上还是采取密集的横线队形，他们在军官的监视之下战斗。但在许多特殊的环境中，这种战术却相当不适当，例如在山地、森林和村落中。在这些情况中必须使用一种自由运动，自由射击的“散兵”(skirmishers)。在巴尔干半岛和北美洲，这种轻步兵都曾有很好的表现。所以到法国革命的前夕，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有这种部队，但只被视为一种辅助兵力。
到法国革命时，遂产生新的改变：(1)革命军人数众多，但缺乏严格训练，不能适应要求严格的横线战术；(2)革命军是自由人，为保卫自由而战，他们以受军官监视为耻，以各自为战为荣；(3)军队火力的增强，尤其是炮兵，已使密集队形的损失太大，遂迫使欧洲的"正规(Regular)军”也不得不尽量采取过去所谓的“非正规”(Irregular)战术。
炮兵与拿破仑有极微妙的渊源，值得作较深入的分析。在七年战争时，奥普两国的炮兵技术和训练都远优于法国，但战后法国急起直追，在格里包发尔(General de Gribeauval)将军指导之下，法国炮兵在1760年代达到了标准化、机动化和精确化的要求。此后又有杜特(Du Teil)兄弟对于炮兵战术作了很多改进。法国革命时，许多贵族出身的军官纷纷逃亡，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炮兵军官则效忠革命政府，并变成军事组织中的主力，拿破仑即为其中之一人，而他也正是杜特兄弟的入室弟子，在思想上深受他们的影响。
在拿破仑执政之后，炮兵更成为他的宠儿。法国炮兵在全欧洲不仅效率最高，而且机动性也最强。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步兵在各不同的战斗阶段都能获得野战炮兵的密切支援，于是也使法军的打击力获得巨大增强。
最后一种战术革命就是在攻击中用纵队来代替横队，换言之，所强调的是攻击冲力(offensive shock)而非守势火力(defensive fire)。这种思想是以吉贝特(Count de Guibert)的《战术概论》(Essai general de tactique)为源头(该书出版于1772年)。
革命后的法军所采取的正常攻击队形为密集纵队而以一群散兵为掩护和前导。他们以高速前进，直扑敌军并企图用白刃来决胜负。这种攻击队形不能充分发挥步兵火力，而且有时损失也很惨重(不一定比密集横队高)，但其优点则为军官容易掌握部队，并让训练不足的新兵可以保持信心和团结。
综合言之，法国革命带来战争的革命，此种革命把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军事、技术等方面都包括在内。拿破仑不仅能充分认清此种革命的巨大潜力，还能发现将其中各种不同因素加以整合运用的秘诀。诚如克劳塞维茨所云：他把那些创新中的弱点都改正了，于是效力遂能充分发挥。把法国的全部资源用来替一种新系统服务，所以也就能够一度获得绝对优势。
拿破仑的天才
根据前一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法国革命的遗产实为拿破仑手中的最大资本，甚至可以说是赌本。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即为数量优势。诚如法国大文豪伏尔泰(Voltaire)所云：“上帝经常站在最大兵力的一边。”(God is alwarys on the side of the biggest battalions)不过话虽如此，拿破仑的伟大胜利又并非唾手可得。事实上，若无他那样的天才，则革命的潜力还是不能充分发挥。至少应该说，拿破仑的天才与法国革命的遗产是彼此配合，相得益彰。
拿破仑被公认为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西方世界中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他打过的会战的次数要比亚历山大、恺撒及腓特烈三人的总和还要多，他所打的战争是大规模的征服战争，自查理曼(Charlemagne)以来，在欧洲也无前例。
拿破仑是天才虽已成定论，但他是哪一类的天才，天才本身又应怎样界定，却是一个经常引起辩论的课题。在此为篇幅所限，无法列举各种见解，只能解释若干名家之言来作一综合说明。
拿破仑是一个天生的领袖，其心灵和体力都有一点异于常人。英国大文豪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worship)一书中说：“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他自然应该为王。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如此。”
梅纳瓦尔(Meneval)说：“他不仅在思想上居于主动，而且事必躬亲。他有超人的精力，好像有充分的时间来管理一切事务。”科兰古(Caulaincourt)则认为：“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在同一时间内完全专心于一个思想或一个行动。”这两位发言人都曾在拿破仑手下工作很久，其意见代表他们长期的经验。
拿破仑在1812年出发征俄时曾说：“我感觉到我是被某种力量驱使着向一种我所不知道的目的前进。”他像一位艺术家有一种创作的狂热。诚如斯彭格勒(Oswald Spengler)所云：“拿破仑的生活是一种无限的劳苦，不是为他自己，不是为法兰西，而是为未来。”
一般人所尊重和分析的都是拿破仑的军事天才方面，但德国伟大史学家德尔布吕克却认为，尽管拿破仑具有战略眼光和指挥会战的天才，但其真正的才能却是政治多于军事。他并非把战争当做一种最后手段和用它来补救外交的失败，战争是其外交政策中的一个中心因素。而且除非为环境所迫，否则他也从不用不适当的军事资源去追求重要的政策目标。
拿破仑身兼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达15年之久，很少有人能限制其行动自由，所以他的确做到政治与战争的密切整合。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可以消除组织上的摩擦，尤其是能够迅速做出决定和迅速加以执行。其外交手段也有惊人的弹性，能适应军事情况的变化。反而言之，其战略又经常有一个明白的政治目标。
因此，政治目标支配战略计划，而战略计划的要旨即为找到敌军位置上的决定点，然后再以雷霆万钧的力量向它发动打击。拿破仑从他的老师(杜特兄弟)思想中学会了下述的秘诀。他说：“战略计划像攻城战(Sieges)一样。集中火力对准一个单独的点。只要打开一个缺口则敌军就会随之全部崩溃。”
拿破仑不大喜欢战略计划(strategic Plan)这个名词，他认为那具有一种固定和不变的含义，所以他宁愿用“战略准备”(strategic preparation)。战略在他那个时代要比今天更具有在不确实领域中思想和行动的意义。这又表示必须考虑各种不同的情况，包括最坏的在内。所以，拿破仑说：“除非计算，否则在战争中将一无所获。”正像我国孙子所说：“多算胜，少算不胜。”拿破仑又说：“我的习惯是要作多种预防措施，而不把任何事委之于机会。”
实际上，拿破仑使用的都是当时已经存在的制度和方法，所以，他的战略有许多也是出自他人的思想。柯林为20世纪前期研究拿破仑的权威，他曾这样指出：“假使把拿破仑最卓越的计划拿来与其对手的相当计划作一比较，我们将很难发现其间有太多的差异。”但拿破仑的特点却是能把军政大权都控制在手中，并能充分发挥战争革命的潜力。他始终相信：“战争艺术很简单，一切都只是执行的问题。”
拿破仑虽然强调计划和准备的重要，但实际上，有时也不免采取临时拼凑(improvization)的办法。不过他有一个中心思想始终不变，即寻求决定性会战。他总是尽可能把优势兵力集中在决定点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宁愿让次要的基地或交通线暂时居于无保护状况之下。
由此遂导致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指挥统一”(unity of command)。拿破仑在这一方面说过的“格言”(maxims)非常多，甚至到今天也仍然常被引用。但很具讽刺意味，“指挥统一”一方面是拿破仑辉煌胜利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正是其最后失败的根源。(其说词见后)
拿破仑说：“在战争中许多人是轻若鸿毛，而一个人则重如泰山。”他又说：“一位坏将军要比两位好将军还较好一点。”拿破仑自视颇高，目无余子。他说：“我之所以为我者就是意志、性格、勇气所使然。”然后他又反而言之：“由一头鹿所领导的狮军(an army of lions)根本上不是狮军。”
自法国革命以来，法军在组织上分成若干大单位，这虽然带来了作战的弹性，但也使各单位之间缺乏协调，各自为战。拿破仑决心要矫正这种毛病，实施严密的集中控制，因为必须如此，始能把优势兵力集中在决定点上。
拿破仑经常采取攻势，甚至在战略上采取守势时(1813－1814)，他仍然在战场上发动攻击。他几乎永远保持主动，他曾经这样说：“我的想法和腓特烈一样，必须经常先攻击，容许自己受攻击实乃大错。”他又说：“像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斯、屠云尼、尤金、腓特烈等人一样地发动攻势战争，把他们当做模范，那是成为名将和了解战争艺术秘密的惟一途径。”
不过，他并非有勇无谋，像查理十二世(Charles Ⅻ)那样。他说：“是否应该进攻，必须事先慎重考虑，但一经决定发动攻势就必须坚持到底。”他还说：“当决心入侵一个国家时，不可害怕决战，必须到处寻觅敌人而将其歼灭。”
攻势作战必须要求旺盛的精神和士气，拿破仑在这方面有其惊人的成就。他有一句留传千古的名言就是：“在战争中精神之于物质是三比一。”他个人的魅力和信心对于他的部下和敌人同样能够产生重大的精神冲击。诚如他的劲敌威灵顿所说，拿破仑个人的出现相当于4万大军。克劳塞维茨对此也深有认识，他曾剀切地指出任何战争理论若不考虑指挥官和部队的心理则毫无意义。
拿破仑对于心理问题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他善于用种种方法来激励士气。他深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威灵顿对于这一点有非常生动的描述：
“拿破仑是国家元首也是最高统帅，其国家的组织建立在军事基础上。一切制度都是为了发扬其军队的攻击精神，国家对军人给予特殊奖赏。任何军人，甚至一个二等兵，都有封王拜将的机会。”
但仅凭物质奖励还是不够，拿破仑说：“英勇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所以他的秘诀是诉之于“荣誉”(la Gloire)。他了解人之所以愿意牺牲生命，往往是由于一种其本身并不了解的原因。他深知心灵感应的微妙，经常与部下保持个人接触。他说：“官兵对我有信心，精神力量往往比人的数量更能决定胜利。”
拿破仑的失败
尽管如此，拿破仑最终还是不免失败。其原因安在？这也是一个永远争论不休的问题。曾经是拿破仑手下大将、以后又背叛他的贝纳多特(Bernadotte)说过一句公道话：“拿破仑不曾为他人所击败，但因为他只依赖自己的才智，所以上帝才会惩罚他。他把他的才智用到最大限度遂终于难以为继。任何东西最后总还是会破裂的。”
首先从军事方面来看。拿破仑的最大本钱就是他有素质和数量都远较优越的兵力。但当战争旷日持久之后，这两方面都难于继续保持优势。法国部队连年征战，损失重大，新兵的素质逐渐低落。而其敌方(普鲁士、奥匈帝国、俄罗斯)也已经实施征兵制，并厉行军事改革，所以到了后来，拿破仑也就不能赢得会战，于是其整个战略开始破产。
拿破仑一向坚持由他一人指挥，但当他的大军人数多到了6位数字时，这种办法也就开始行不通了，战场的辽阔、单位的众多，已经无法再由他一人控制。简言之，拿破仑未能建立一套适当的C3I系统(指挥、管制、通信、情报)，实为其失败的主因之一。
拿破仑对他手下的大将(元帅)只要求他们服从，而不要求他们指挥，诚如他的参谋长贝尔蒂埃(Berthier)所云：“无人知道他的思想，我们的职责就是服从。”这也正是古今独裁者的通病，对于奇才异能之士往往不敢重用，而庸才却能获得信任。
拿破仑的最大弱点也许还不是在军事方面，而是他未能从大战略的层面上来考虑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是法国革命的儿女，但他并不了解工业革命的意义。他只想推翻旧秩序，却完全忽视“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s)的原则，尤其是他缺乏全球性的眼光，他的战略始终是以欧陆为范围。到最后，他丧失了平衡的战略意识，也用尽了其国家资源和部队精力，遂终于难免败亡。
拿破仑在陆军或陆战方面的成就固然有目共睹，但他对于海权(sea power)却几乎毫无了解。他想用所谓“欧陆体系”(continental system)来封锁英国使其经济崩溃，那完全是幻想，因为英国握有海权可以继续与全世界维持贸易关系。反而言之，由于他企图严格执行其封锁禁令，遂终于导致入侵俄罗斯，从而敲响了其大陆帝国的丧钟。
结论
以上分析的是拿破仑为什么在其全盛时期能够赢得辉煌的胜利，而最后又终于不免败亡的原因。虽然这种分析很简略，但至少都是以西方名家的著作为依据的。
从现代战略研究的观点来看，战略的范围早已不仅限于纯粹军事领域。不过，以往研究拿破仑的人，无论为军人或文人，其重点几乎还是放在纯军事方面。许多人都企图发现拿破仑在战略思想和作战技术方面的秘密，并希望这对于未来战争的准备有所贡献。
拿破仑的丰功伟业对于欧洲，甚至全世界，都已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其晚年的失败也未降低其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从19世纪开始，一个拿破仑传统学派遂终于发展形成，直到今天仍继续保持相当巨大的影响力。
欧洲参谋本部的精英分子，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同样地对拿破仑推崇备至，他们的言论可以摘要引述如下：
“虽然拿破仑时代距现在已经很远，但拿破仑战争的研究对我们还是有重大价值，因为这些战争的教训构成今日军事思想的基础。”
“虽然我们不能照抄拿破仑的模式，但它还是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启示。对于拿破仑战争若能作反省的思考，则所产生的理念是可以应用于20世纪的。”
在此，对于所谓“启示”和“影响”应有辨别之必要。前者只是一种暗示，它是属于心理方面的，后者则比较具有实质的意义，那就是认为拿破仑的战略与后世的战略，其间有一脉相传的关系。关于后述这一点，似乎有存疑之余地。
法国当代大师阿宏(Raymond Aron)有一句传诵一时的名言：“战略思想是在每个世纪中，又或，在历史的每一阶段中，从事件本身所提供的问题内吸收其灵感。”简言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战略。诚然，战略思想都有其历史背景，但更重要的是战略若欲成功则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条件必须能作适当的运用并适应它。
我们时常会发现有某种战略要比其当时的现实情况落后甚远。所谓将军们老是在准备打上一次的战争，那不仅是一种讽刺，而且也是一种悲剧。拿破仑的最大成就也许就是他最初充分了解当时的现实条件，并能发展一套战略来加以利用。但是等到后来条件改变了，他却未能作有弹性的适应，遂终于不免失败。
现在还是引述克劳塞维茨说的一段话来作为结论的结论：
“应知对于战争艺术根本不可能建造一套模式，足以当做鹰架，好让指挥官在任何时候都可依赖它的支持。”
第十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起
——80年回顾
引言
战争的远因
七月危机
最后阶段
结论
引言
80年前，也就是1914年的7月，欧洲正处于和战之间的平衡点上，但不幸战祸终于发生，它给整个世界带来难以估算的灾难。究竟第一次世界大战(World WarI)是为何爆发的，这个问题曾经引起诸多的争论，可以说甚至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定案。尤其是根据战后80年来所发现的新资料，翻案文章的出现更是层出不穷。此种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实际价值。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进入核子时代，战争的威胁变得比过去更可怕，于是“危机处理”(crisis management)成为一门新兴的热门课题。要想阻止未来战争的发生，则对于过去战争的缘起(origins)实有深入探讨之必要。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是80年前的旧事，但在今天冷战虽已结束，而巴尔干的战火又再度燃起的环境中，对于1914年“七月危机”(July Crisis)的分析，还是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和战问题的了解。所以，本文之作，不仅具有抚今追昔的纪念意义，更有激发读者温故知新的教育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从东欧开始的，但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对于当时东欧的情况反而多未给予应有的注意。此种现象似不足怪，因为战争结束之后，德国成为公认的罪魁祸首，于是原来放火的人反而被忽视了。不过，最近的研究发现，东欧国家在战前的决策和行为对于战祸的爆发具有重大的影响，这方面的史料也是我们研究战争史的学人感到比较缺乏者，所以本文把分析重点放在这一方面，敬祈读者注意。
战争的远因
研究战争史的人，往往遵从修昔底德的传统，把战争的起因分为远因与近因两大类，虽然此种分类在最近所有的历史著作中仍然存在，但我们对于战争起因的认知已有很大的改变，即发现许多因素都有复杂的互动关系而很难予以硬性地划分。从1911年起，欧洲在同盟关系、军事计划、政府形态、民族意识等方面，都已发生巨变，而这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视。
1912年，所谓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和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都已形成。前者为俄、英、法三国，并协同塞尔维亚；后者为德、奥、意三国，而德国又与罗马尼亚秘密结盟。因此，欧洲已经形成两大权力集团，在基本问题上彼此针锋相对，虽然有时也会出现暂时的合作或和解。
从1912年到大战前夕，双方都在增强其内部的团结。法国的行动最为积极，它一方面加强与英国的军事合作，另一方面向俄国投资协助其发展铁路交通，以便能加速俄军的行动，同时采取三年期的兵役制来增加其现役人数。
俄国则加强其在东欧的活动。1912年春季，俄国策划建立了一个所谓“巴尔干联盟”(Balkam League)，来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和奥匈帝国，其成员为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门的内哥罗四国，结果导致了1912、1913年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虽然那只是一种短期局部战争，但可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曲，没有任何其他的事件更足以引起1914年的浩劫，因为它破坏了原有的权力平衡。
俄奥两国关系变得日益恶化，因为奥匈帝国认为俄国对于权力平衡的破坏实应直接负责。反而言之，塞尔维亚因战胜而态度日益骄横，更想向奥匈帝国在波黑二省(Bosnia and Herzegovina)的统治挑战。这自然引起奥匈帝国的强烈反应，并认为在外交上绝对不能让步，否则，其帝国威望将会受到严重打击。
各国的决策者中，再没有人比军事首长对于这种新形势的反应更较迅速而强烈。所谓“攻势崇拜”(cult of the offensive)和“速战速决”(short war and quick decision)的军事思想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中都已成官方的教条。法国人在1911年后修改其战争计划，来配合这种教条。德、英、奥、俄等国也部分别拟定其攻势作战计划，并深信其攻势能迅速获致成功。在各国军人之中，从未有人敢向这种教条挑战，更无人提出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则又将何以善其后的问题。此时各国都已有相当规模的情报组织，对于假想敌的人力、装备和一般意图都能获致足够的信息，所不能完全确定者仅为兵力部署的位置和开战的时机。很少有人考虑到僵持(stalement)也可能是攻势作战的结果，尽管老毛奇(Helmuth C. B. Moltke)在1890年就曾提出预言式的警告：“假使战争爆发，则谁都不能预知它会打多久，或如何结束……它可能是七年战争，也可能是三十年战争。那个首先引燃欧洲火药库的人是死有余辜的。”
在各国参谋本部中，那些被视为军中最优秀的人才自认已经算无遗策，尤其对于动员更是有精密计划，但他们从未考虑其本国的动员对于他国的意义是什么，他国又会有何种反应。简言之，他们都是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换言之，根本不懂大战略。
各国之中，又以奥匈帝国将领在1912年之后所面对的问题最为严峻。南面的塞尔维亚为其劲敌，该国在巴尔干战争中有良好的战绩，其领土和人口几乎已增加一倍。罗马尼亚在战时可能倒向对方，而使奥匈帝国增加一条需要防守的边界。保加利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的失败，使其丧失了牵制塞尔维亚或罗马尼亚的能力。从柏林传来的情报更令人忧虑：俄国正在设法将其动员时间表缩短5天到7天。这对于施利芬－小毛奇计划(Schlieffen－Mohke Plan)的执行构成压力，并使德国强烈希望奥匈帝国能在东线对俄国作较大的牵制。1914年5月，奥匈帝国的参谋总长康拉德(general Franz Conrad)与德国参谋总长小毛奇会商如何应付俄国威胁日益增大的问题。康拉德要求德国把较多兵力留在东线，而小毛奇则要求奥军应立即用主力对抗俄军，并视塞尔维亚为次要的战场，结果二人未能达成协议。康拉德希望迅速击败塞尔维亚，但他又不能忽视俄国的威胁，对此两难问题他始终无法解决。
1912年之后，欧洲各大国的陆海军当局对欧洲的前途似乎都不看好，因为从统计数字来看，各国的陆军人数都在增加，而海军造舰计划也都在加速推进。军人遂一再向其政治领袖提出警告，要他们重视军备竞赛落后的危险。军备竞赛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更能产生恶性循环，结果是军力愈强，则愈缺乏安全感；反而言之，军备竞赛本身若已形成一种动力，也就很难加以制止，就像吸毒者一样，上了瘾就很难戒绝。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值得警惕。
与军备竞赛具有密切关系的还有另一种战争远因，那就是帝国主义(imperialism)，而它又受到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racism)的加强。一般研究者只注意到帝国主义在亚洲或非洲的侵略，而忽视了其在东欧所产生的影响。1911年俄国开始争取土耳其海峡的控制权，于是与德国在该国的势力发生冲突。1912年德意两国计划对小亚细亚划定双方的势力范围，英法两国也同样企图对正在崩溃中的奥斯曼帝国开展趁火打劫的行动。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波黑两省的问题。它们本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1908年为奥匈帝国所兼并，但现在又成为南斯拉夫主义或大塞尔维亚主义的煽动焦点。当然，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Franz Joseph)自然不会同意放弃这两省，于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遂又与帝国主义发生了严重冲突。
民族主义在20世纪本是一股极强大的力量，德、英、俄、法等国莫不利用民族主义来作为一种加强政治团结的向心力。但对于由10个不同民族混合组成的奥匈帝国，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破坏团结的离心力，而且更与外来的威胁互相呼应。最危险的地区是其南疆，由于巴尔干国家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获致胜利，遂使奥匈帝国境内的南斯拉夫人对于民族的前途满怀信心，他们的政治领袖甚至公开谈论大南斯拉夫的统一建国，而这也得到以大斯拉夫主义(Pan－Slavicism)为号召的俄国的幕后支持。
奥匈帝国对于这种发展当然感到非常忧虑，并认为塞尔维亚应负直接责任，而这也确有真凭实据。塞尔维亚不仅发动宣传，而且资助分离运动，更恶劣的是还组成一个号称“黑手”(Black Hand)的秘密组织从事暗杀以及其他的非法暴力活动。所以，奥匈帝国自然视塞尔维亚为头号敌人，因为它不仅威胁国家安全，更威胁皇室生存。
此时，奥皇约瑟夫已经是80多岁风烛残年的老人，所以对于奥匈帝国在其逝世后的前途，国际社会早已有人做出各种不同的评估。约瑟夫的继承人为其侄子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他自然成为一身系天下安危的人物。斐迪南是一位颇有才华的人，一心只想努力使其帝国能够维持生存，并且相信若采取亲俄的政策则也许有助于目标的达成。他所代表的是一股寻求和平的力量，因此在国内受到强硬派的反对。1914年6月28日，斐迪南在萨拉热窝(Sarajevo)遇刺丧命，他的死使维也纳不再有主和的呼声，并且对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的发动决定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
七月危机
所谓“七月危机”早已成为历史名词，有关这一复杂主题的著作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而且见仁见智，仍有许多争论无法解决。以本文的篇幅而言，自不可能作详尽的分析。为了便于综合判断，只拟选择在7月全部过程中所作的若干关键性决定作为分析焦点。大致说来，每一个决定导致下一个决定，如果这一系列的决定中缺少了任何一个决定，则危机也许即能化解。当然对于本文所作的选择，也许有人还会表示不同的意见，但整合许多著作的观点之后，作者仍认为本文所讨论的决定在走向战争的道路上，足以代表最重要的里程碑。
走向战争的第一步在维也纳开始。斐迪南的遇刺使奥匈帝国的外长贝希托尔德(Leopold Berchtold)以及其他内阁成员都大感震惊，他们要求立即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参谋总长康拉德和军政部长亚历山大也都表示支持。所以，7月初，早在德国表示强烈支持之前，奥匈帝国政府即已计划惩罚塞尔维亚，只有一个人不表赞同，那就是匈牙利首相蒂萨(Istvan Tisza)。
在说服了奥皇(兼匈牙利国王)同意采取报复政策之后，贝希托尔德在奥匈帝国政府中已无任何反对者。7月3日奥皇正式宣布有采取行动之必要，因为萨拉热窝的审讯已经确定凶手属于黑手组织，与塞尔维亚政府有密切关系。简言之，维也纳是自动做出这个决定的，并未受到来自柏林的任何压力。
“七月危机”中的第二步，为德国决定支持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Ⅱ)及其首相贝特曼(Bethman Hallweg)都真诚地对斐迪南的死深表悲痛，并要求应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7月5日，德国通知奥匈帝国保证支持其行动。贝希托尔德遂认为德国的保证将足以威慑俄国的可能干涉。
德国为何要支持奥匈帝国的行动？传统的解释为对同盟的忠诚、个人的情感以及国际威望。不过，也许还有恐吓三国协约和彻底解决巴尔干问题的意图。不管怎样，德国的决定遂又引起许多不幸的后果。
若无柏林的保证，维也纳也许还不会悍然发动战争。现在由于柏林已经表示赞成，于是维也纳更无顾虑，其结果却把德国卷入危机之中。
虽然7月6日维也纳即已获柏林保证支持的承诺，但又拖了两个多星期，维也纳才在7月23日向贝尔格莱德(Belgrad)发出最后通牒。有人认为奥国人做事一向拖拖拉拉，所以才会延误这样久的时间，此说并不恰当。实际上，这一事实另有合理的解释，概括言之，可分下述三点。
第一，奥匈帝国军方有一种放“助割”(Harvest)假的传统政策，准许士兵在农忙时回乡助割。当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大量士兵正散布在各地度假。假使立即下令停止休假，则会使整个欧洲都知道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同时也会扰乱农业生产，甚至还会使铁路的动员计划发生混乱。所以，康拉德决定不立即收假，只是不再放假，直到收假时间7月21日或22日，大多数士兵才能回营。这也是军方给予外交部的时间表。
第二，因为匈牙利首相蒂萨仍继续反对军事行动，在未获其同意之前暂不能有任何动作。7月7日蒂萨在奥匈两国内阁联席会议上仍坚持其立场，稍后又直接向奥皇(匈王)陈诉，而后者则表示他强烈主张行动，于是蒂萨的态度始略软化。贝希托尔德在说服蒂萨时，除强调德国已同意支持其行动外，更指出若不严惩塞尔维亚，则罗马尼亚将起而效尤，向特兰西瓦尼亚(Trunsylvania)地区施压，直接受害者将为匈牙利。7月15日，这位匈牙利首相始同意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其所提出的惟一要求是应先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并说明保证不兼并任何斯拉夫领土。
第三，还有一个更偶然的理由。法国总统普恩加来(Poincare')和总理维维亚尼(Viviani)恰好预定在7月20日至23日到俄国访问。贝希托尔德当然不想当他们正在圣彼得堡时发出最后通牒。所以，最后通牒在7月23日下午6时发出，而此时法国领袖正在返国的航行途中。
虽然拖了半个月，但贝希托尔德仍能利用这一段时间来掩饰其意图。7月12日以后，他开始封锁新闻，并限制媒体评论塞尔维亚问题。康拉德已去登山，奥皇留在郊外的离宫中，其他的官员则照常办公，维也纳似乎已经恢复常态。贝希托尔德采取此种欺敌手段还另有动机。他发现德国外交部在7月11日曾致电其驻意大利大使，告知奥匈帝国有对塞尔维亚用武的可能，而后者又将其转告意大利外交部。这一事件使贝希托尔德对于德国的不能保密深感不满，此后他也就不再让德国人事先知道其计划的详细内容，甚至连最后通牒的全文，也是在最后一分钟才通知德国。
7月19日，奥匈两国内阁在维也纳举行秘密会议对最后通牒作最后的讨论。虽然与会者并无一人相信塞尔维亚会接受最后通牒中所列举的条件，但还是一致通过发出，同时也接受了蒂萨的建议不要求兼并任何领土，仅要求在胜利后对边界作少许战略性调整。不过，康拉德在散会时带有讽刺意味地说：“我们走着瞧吧！在巴尔干战争之前，各国也是高谈维持现状，战后却不再有人提它了。”他的话足以暗示奥匈帝国对战争的期待。总而言之，1914年7月，奥匈帝国的确是想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并且不惜冒与俄国冲突的危险，但又希望，甚至相信，德国的支持足以威慑俄国。
当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送达之后，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也就变成新的焦点。虽然以帕希茨(Pasic)为首揆的塞尔维亚政府并未保有详细记录，但从最近公开发表的战前文件上看，该国政府早已知道“黑手”是受军事情报单位的控制，并曾企图阻止暗杀事件的发生。不过文人政府对于骄横的军人感到无可奈何，于是斐迪南终于遇刺身死。此后，帕希茨不得不隐瞒真相，硬说其政府对此事件毫无所知，当然更不能把幕后的真凶交给奥匈帝国处理。
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塞尔维亚在此事件发生之后，其人民反奥情绪仍然高涨，所以任何最后通牒只要内容对于其主权有极轻微的损害，都绝对不可能被接受。7月18日，帕希茨可能是从意大利驻塞尔维亚公使馆获知奥方的意图，于是他立即发表一份备忘录明白宣示不容许该国主权受到任何侵犯。以后在接到最后通牒时，其政府在7月24日和25日曾作冗长的讨论，此种原则仍一再为发言者所坚持。因此，事实与过去流行的解释相反。塞尔维亚并非由于已经获得俄国的支持，态度始趋于强硬，而是早在奥匈帝国发出最后通牒之前，即已主动表示其坚定立场。当然，在采取这种立场时，帕希茨和他的同僚又显然确信俄国会给予援助。简言之，在1914年7月间，塞尔维亚政府从未考虑用妥协方式来委曲求全。这种生硬的态度当然足以导致危机的升级。
基于上述背景，则法国总统和总理的访问俄国遂又显示出新的重要意义。当意大利政府将奥匈帝国可能对塞尔维亚用武的消息通告其驻外使馆时，其驻圣彼得堡的使馆当然也会收到通报，因为情报单位通常都会破解外国使馆的密电码。所以，法国领袖在俄国访问期间，他们与俄国当局必然曾就此事进行讨论。7月21日，法国总统接见奥匈帝国驻俄大使时，曾很不寻常地当面向其提出警告，表示法国反对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任何行动，并将给予后者坚决支持。在整个危机中，法俄两国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都足以暗示双方是以先知的情报作为协调政策的基础。无论这些假定是否正确，但很明显，法国从未劝告俄国应慎重并对塞尔维亚加以约束。俄国从7月25日起即开始进行军事上的准备，这又可以显示该国对于法国的支持具有足够的信心。此种信心，很可能是出自法俄两国领袖在圣彼得堡所秘密举行的会谈。简言之，俄国此后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事先已获法国的同意。
7月23日下午6时，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公使把最后通牒送交塞尔维亚政府，并说明限48小时答复。次日，该国即将答复送到奥匈帝国使馆，其速度之快令奥国人感到惊讶，而其内容更令他们啼笑皆非。从表面上看，帕希茨的态度非常恭顺，他接受了奥方要求的大部分，于是也就赢得了欧洲诸国的同情，但他对于最重要的要求却采取非常巧妙的回避方式而毫不妥协。最重要的一点即为不同意奥匈帝国派员参加调查工作，除此以外，塞尔维亚人表现得楚楚可怜，好像他们已经受尽了委屈。不管怎样，奥国人在心理上也早有准备，对此表态自然无动于衷，他们对这种答复不仅立即予以拒绝，并同时宣布与塞尔维亚断绝邦交。7月25日，奥匈帝国政府下令局部动员，并从7月28日开始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