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前言
第一篇 中国篇
第一章 论晋楚城濮之战
第二章 从战略观点看战国时代
第三章 楚汉相争的战略分析
第四章 论韩信用兵
第五章 从战略观点看三国时代
第六章 北宋为何积弱不振
第七章 明末三大战略思想家
第八章 孙中山先生的外籍军事顾问：荷马·李
第二篇 西方篇
第九章 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第十章 论坎尼模式
第十一章 亚历山大的将道
第十二章 腓特烈大帝与其将道
第十三章 论拿破仑的成败
第十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起
第十五章 从施利芬计划说到马恩河会战
第十六章 兴登堡与坦能堡会战
地图
地图索引
前言
战略研究必须以历史经验为基础，尤其是历史中有关战争的部分。这是古今战略家的共同意见，从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到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1895－1970)，可以说是几无例外。诚如李德哈特所云：“历史是世界的经验，比任何个人的经验都更长久，更广泛，更复杂多变。”因此，他用一个问句来作为其一本书的书名：《为何不向历史学习？》(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
45年来，我一直在从事战略的研究，在此过程中，我也经常感觉到战略与历史的研究之间存在着一种可分而又不可分的微妙关系。历史学家虽不一定即为战略学家，但战略学家却似乎必然是一位业余的历史学家。若把我个人的写作和译述加以分类，即可发现其中有关战争史的部分远多于战略理论的探讨。事实上，克劳塞维茨和李德哈特也是如此，所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
这些年，我写的和译的战争史著作的确不少，除专著外还有很多的短文，那大致都是刊载在期刊上，其数量甚至连我本人也无法计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论文有一部分也许已经丧失其原有的价值，但还有某些文章到今天仍可供参考。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文章有很多已经很难找到，而且是分别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就连想阅读和引用的人也会感到非常不便，这样也就导致我产生了选择若干旧作编一本论文集的意愿。
这本论文集完全以对战争史的分析和检讨为内容，所收论文共为16篇，分为两部分。前者所论为中国史，后者所论为西方史，又分别各为8篇。后者论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时代较近，问题更多，已另编成集，即为已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我对战争史的研究导源于战略的研究，其写作的范围自然比较偏重西方与近代。因此，对于中国和古代的部分，过去投入的心力也比较有限。近年来，由于年事较高，所见遂又比过去较为深入，于是逐渐认识有向古代史尤其是我国古代史寻根溯源之必要。
我能在战略与战争史领域中小有成就，得益于已故老上级萧毅肃上将的启迪指导。萧公对我国古史极有研究，尤其是对“秦楚之际”、“韩信用兵”见解之卓越更是令人佩服。我所写的两篇论文大体都是以其当年的议论为基础。萧公逝世多年，每每念至仍令我无限地怀念和追思。
李德哈特晚年曾指出，历史是其最感兴趣的学术领域，我今天似乎有此同感。历史的教训是如此深远，但人类从历史教训中所学得的东西又是何等浅薄，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钮先钟 写于1997年
第一章 论晋楚城濮之战
引言
春秋时代
晋楚争霸
城濮之战
会战分析
结论
引言
中国历史对研究战争的人而言，是一座尚未开发的宝库。有太多资料值得研究，但从事此种研究的人并不多，而已有的成就也很有限。要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战争史真是谈何容易。不过，若能从历史中抽出若干片段，加以精密分析，则仍不失为一种奠基的工作，尤其可以引起年轻的一代对我国战争史研究的兴趣。
对于史料的选择应有两项标准：(1)在史籍中能找到足够的记载以作精密分析的素材。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国史书对战争的记载往往失之过简。所以，有很多事实虽明知其重要，但无法作认真的分析。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绝不容许凭空臆断。(2)战争本身有足够重要性，也就是说这次会战对于历史的演进是一关键，亦即所谓“决定性会战”(Decisive Battle)。在此有一点应附带说明，古代战争大致都很短暂，往往仅以一次会战为核心。所以，战争与会战在意义上几不可分，甚至也无区分之必要。
所谓“精密分析”(critical analysis)的观念发源于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他说精密分析是沟通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其目的是要帮助克服二者之间的差距。其内容包括三点：(1)可疑事实的发现和解释；(2)从效果回溯原因；(3)吸取历史教训，包括褒贬批评在内。
本文所选择的主题为春秋时代晋楚城濮之战。为何作此选择？其理由是它符合上述的标准：(1)(左传)和(国语)对这次会战都有相当良好的记载。尤其应指出的是，从战争研究的观点来看，《左传》的价值是远超后世其他史书。(2)这一会战从战争史家眼中看来，要算是名副其实的决定性会战，可以作为范例，并且在战略领域中也能提供若干有意义的教训，所以值得深入分析。
春秋时代
自西周灭亡(前771年)平王东迁起，中国历史进入东周时代。从此时开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前221年)为止，中间为长达550年的战乱时代。史家又将其分成两段，前段为春秋，后段为战国。“春秋”之定名系取自孔子所修鲁史，其起点为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终点为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前后共242年，但与西周之覆亡，战国之开始，两头都不衔接。所以，若把春秋时代的起点定为周乎王元年(前770年)，终点定为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则不仅时间可以衔接，而且也比较方便合理。照这样计算，春秋时代全长应为368年。战国时代起点通常都认定为三家分晋，那是在公元前453年。但周室给予其合法承认则在公元前403年，所以以此为正式起点是有合理根据的。
平王东迁后，虽名义上仍维持中央政府(王室)，但实际上对地方政权(诸侯)已丧失控制能力。所谓中原(黄河中下游)已成权力真空，大小诸侯互相兼并，形成无政府状态。内忧必然导致外患，中原的混乱衰弱引起四周野蛮民族(戎狄荆蛮)觊觎之心。当他们乘机入侵时，内忧外患又结为一体，使战争日益扩大，战祸日益蔓延。
从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称霸(前770－前679年)，其间90年可算是黑暗时期。中原诸国不仅互相攻伐，而国内也不断发生内乱，戎狄与荆楚两大野蛮势力分别从南北两面入侵，真乃危急存亡之秋。但很侥幸，齐桓公获管仲之助，奋起领导中原诸国，实施“尊王攘夷”政策，遂终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齐桓公开始称霸是周（上敖下厘）王三年(前679年)，到他于周襄王九年(前634年)逝世时为止，共37年，可称为齐桓霸政时期，也是所谓“五霸”的开始，就整个中国而言，可称是小康之局。
春秋初期，最严重的外患是戎狄交侵，所以中原的注意力是放在北面，而在南方又有一个更强大的敌人正在兴起，那就是楚国。比较起来，楚国是一个远较严重的威胁，因为北方野蛮民族缺乏统一组织，也无长远战略，而楚国则不然。它不仅文化水准较高，早已是个统一国家，并且采取长远的扩张战略。自周夷王时(前894－前879年)楚君即已自称为王(其原有的封爵是子)，换言之，即已脱离周室而独立。由于其周围都是小国和野蛮部落，楚国的扩张也就相当容易，不过数十年即已控制整个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成为南方惟一强国。
齐桓公称霸之前，楚国即已灭了申、息、邓等国，并攻入蔡国，其势力已駸駸北上，对中原开始构成重大威胁。所以，从战略观点来看，齐桓公是处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管仲所采取的似乎是一种先北后南的战略，直到齐桓公二十三年，即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在北面威胁已暂时解除后，始兴兵伐楚。但齐国并无彻底击败楚国的实力和决心，其真正意图不过是以战迫和。
楚成王看到七国(齐、鲁、宋、陈、卫、曹、许)联军声势浩大，遂一面发兵北上迎敌，一面遣使(屈原)去和齐国谈判。结果双方在召陵会盟，结束了这次危机。楚国承认齐国的霸权，不再向北扩张，但不幸只是暂时而已。
齐桓公死后，情况立即改变。中原诸侯缺乏有力领导，不再能联合对抗外侮。而在此时，楚国以子文为令尹(宰相)，修明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国势大振。子文为春秋时代伟大政治家之一，孔子对他颇有好评。他对楚国的强盛有极大贡献，但可惜他推荐子玉为其继承人却是一大败笔，并终于使楚国受到一次严重的挫败(详见下文)。
中原方面也有一人想接替齐桓公的霸业，那就是不自量力的宋襄公。虽然他不乏堂吉诃德(Don Quixele)式的勇气，但他的失败却是必然的。其原因有三点：(1)宋是殷商后代，不是周室宗亲，根本缺乏政治号召力；(2)宋，小国也，权力基础薄弱，不是楚国的对手；(3)他本人头脑顽固，不识时务。结果在泓(水)之战(前638年)宋军为楚军所击败，他本人也身负重伤，从此一蹶不振。把他列入“五霸”名单只可以说是历史的讽刺。
宋襄公称霸不成，局势遂成一面倒。楚国北进几乎已无阻力。若非晋文公兴起，则周室之亡实指日可待。由于晋国不仅能继承齐国的霸业，而且还能维持较长久的时间，于是此后将近90年的历史遂以晋楚争霸为焦点。
晋楚争霸
西周初期推行封建制度时，似乎有一原则：与王室关系比较密切的宗亲会被安置在较好的地区，而关系较疏远的臣仆(多为异姓)则分得较偏远的地区。这也是自然之理，但后者反而因祸得福。因为在边区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他们的封地后来都变成春秋时代的大国。而那些当初最受优待的国家却始终挤在一起，很难强大起来。不过，晋国要算是例外。晋国的始祖是周成王的幼弟，他受封的时间已经很晚。那时中原土地可能早已分封完毕，所以，他获得的是一块接近戎狄的边区，即大致为今天的山西省。换言之，这块地在当时并不太好，但却有发展之余地。这也正是晋国以后能够称霸的基本原因之一。
晋国从周惠王、襄王时代(前676－前617年)开始，即已逐渐发展成为中原北部大国。其领土已经不仅限于今山西省南部，而更向北延伸，同时也向南进占今晋、陕、豫之间的重要三角地带。所以，在战略形势上是进可攻而退可守。晋国土壤肥沃，水利良好，人口适度，在经济方面有很大的潜力。简言之，这个国家有足够称霸的物质基础。
晋文公的父亲献公本来很发愤图强，后来因宠骊姬之故，废杀世子申生，因而导致晋国内乱达15年之久。晋文公名重耳，为献公次子，于周惠王二十二年(前655年)逃亡出国，在外流亡19年，到周襄王十六年(前636年)始由秦穆公派兵护送返国接管政权。
晋文公返国即位后，励精图治，其成就的确非常惊人。仅花了4年的时间，即能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军，大振国威，建立霸业，真可谓历史的奇迹。其成功主因是由于这4年内晋国进步神速，《国语》对此成就曾作详尽的描述：
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耇老，礼宾旅，支故旧。胥、籍、狐、箕、栾、郡、柏、先、（左羊右舌）、董、韩，寔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
简言之，文公不仅重视经济发展，而且也重视社会福利。他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贵族官僚体系，对财富也作公平合理的分配，所以，始能“政平民阜”，奠立富强的基础。
在整顿内政的同时，晋国也已开始其外交活动。所采取的第一项步骤是在文公即位次年(前635年)出兵讨伐王子带，把周襄王送回其都城(洛邑)，借以结好王室，这也是“尊王攘夷”政策的第一次尝试。这一行动出于狐偃(子犯)的建议，《左传》和《国语》都有记载，但内容略有不同，现在分别引述如下以作比较：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日：“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父之业而宣信于诸侯，今可为矣。”(《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冬，襄王避昭叔之难，居于郑地汜。使来告难，亦使告于秦。子犯曰：“民亲而不知义也，君盍纳王以教之义。若不纳，秦将纳之，则失周矣，何以求诸侯？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将焉依？继文之业，定武之功，启土安疆，于此乎在矣！君其务之。”(《国语·晋语四》)
把两种记录加以综合观察，可知这一行动具有多方面战略意义：不仅能宣信于诸侯和教民以义，而且抢先下手不让秦国获得勤王之功。
接着为表示修好，同年秋，晋又出兵助秦攻都(国名)，并袭取楚之商密。这是一石二鸟的战略。一方面帮助秦国打通出武关和荆紫关的路线，以导致秦国向南发展，而不在中原方面成为晋国的竞争者。另一方面利用秦的南进来牵制楚国，并减轻其向中原北进的压力。
同年冬季，晋又出兵围原(小国)，这又是一次炫耀武力的外交行动。文王命持三日之粮，到时原不降遂命去之。谍报人员说：“原将降矣！”军吏请待之。文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所亡滋多。”于是退一舍(一宿的距离)而原降。上述三次行动都可算是晋国争取霸权之前的热身运动，其主要是完成心理准备。《左传》对此有相当精辟的解释，现在引述如下：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日：“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其信。民易资者不求其丰焉，明征其辞。公日：“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搜以示知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毂戊，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诚如许多西方战略大师之共识，战争的准备要比战争的进行更重要。而在战争准备中，精神似乎又重于物质。人民必须知义、知信、知礼，然后始可一战。
战争涉及两方面问题，所以在说完了晋国方面之后，必须转而讨论楚国的情况。当晋国正在发愤图强之际，楚国也已经如日中天，盛极一时。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楚将围宋，使子文治兵(演习)于暌(他此时已经不做令尹)，终朝而毕，不戮一人。不久子玉(时任令尹)复治兵于（上艹下为），终日而异，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认为他举荐得人)。子文饮之酒，子（上艹下为）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之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不能入矣(战败不能回国)，苟人而贺，何后之有？”他是第一位预测子玉必败的人，真可谓有先见之明。
自宋襄公图霸不成后，宋即与楚结盟，事实上，已成其附庸。但在周襄王十八年(前634年)，宋成公又叛楚通晋，所以，楚成王遂决定次年兴兵伐宋。这一行动又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终于触发春秋时代的第一次决定性会战——城濮之战(城濮在今山东濮县临濮镇)。
城濮之战
宋成公叛楚通晋，自然给晋国以莫大的鼓舞，而对楚国则为一次重大外交失败。楚成王为维持其作为盟主的威信，遂在周襄王十九年冬季亲率楚、陈、蔡、郑、许五国联军围攻宋都，以讨其背盟通敌之罪。宋成公即遣公孙固如晋告急。此时，先轸遂向晋文公建议：“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文公采纳其意见，决定出兵救宋。但晋军若直接救宋，则必须经过曹卫两国，而这两国都是楚的同盟国，势必会构成障碍。于是狐偃遂又建议：“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毂戍以逼齐。)这也是很高明的计谋，有反客为主之妙，也正是20世纪前期英国战略大师李德哈特所提倡的“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假使晋军越过曹卫而救宋，则不仅要顾虑交通线的安全，而且更是劳师伐远，反之，楚军则可以逸待劳。若先攻曹卫迫使楚军北上，则不仅可解宋围而更能使主客易势。所以，文公欣然采纳此项建议。
于是晋国立即动员(搜于被卢)，决定战斗序列(作三军)，选择指挥官(谋元帅)。在战斗序列上分为上、中、下三军，以中军为主力，所以，中军将也兼全军总司令(元帅)。每军都有一将一佐，但从以后战斗情况来看，他们似乎是各自指挥一部分兵力，而非共同指挥一个部队。也许可以说晋军的编组颇有弹性，其兵力可以分合使用。对于指挥人选的选定，《左传》与《国语》记载大致相同，但后者较佳，现在引述如下：
文公问元帅于赵衰，对日：“郤毂可，行年五十矣，守学弥惇。夫先王之法志，德义之府也。夫德义，生民之本也。能惇笃者，不忘百姓也。请使郤毂。”《国语·晋语四》 [ cdhyy注：本处为引语，但用楷体有几个字不能显示，故只好用宋体。 ]
《左传》对赵衰之语是这样记载：
“郤毂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 cdhyy注：本处为引语，但用楷体有几个字不能显示，故只好用宋体。 ]
似乎不如《国语》的简要。
蒋百里先生曾说：“《左传》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模范战争史。”他认为赵衰之言颇有深意，因为当时的贵族(武士)会打仗并不稀奇，但“说礼乐，敦《诗》、《书》”的人却极少，所以应该请他出任元帅(见《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
至于其他将领又是如何选择的，还是看《国语》的记载：
公使赵衰为卿(将)，辞曰：“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佐，臣弗若也。”乃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公使原季(赵衰)为卿，辞日：“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纪民，其章大矣，不可废也。”使狐偃为卿，辞日：“毛之智贤于臣，其齿又长，毛也不在位，不敢闻命。”乃使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国语·晋语四》)
从这些记录上可以获得两项印象：(1)晋国当时的贵族政治是相当“民主化”，臣下都勇于发言，而君王也能察纳雅言；(2)那些精英分子都有谦谦君子之风，尤其是赵衰和狐偃均为文公最亲信的人，在流亡期间曾共患难，而能如此谦让，把重要位置让给那些过去不曾追随文公的人，更是难能可贵。这对于晋国内部团结应有重大增强作用。
最后决定的战斗序列如下：
上军 狐毛(将) 狐偃(佐)
中军 郤毂(将) 郤溱(佐)
下军 栾枝(将) 先轸(佐)
次年一月，郤毂在军中逝世，人事遂又调整。先轸以下军佐跃升中军主将，《左传》的评语是“上德也”，他的遗缺由胥臣接任。此后直到城濮会战时均无改变。
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农历正月，晋军开始出动，以曹卫二国为攻击目标。卫国内部发生政变，晋军顺利进入该国。曹国则作了相当顽强的抵抗，到第三日才完全攻占。晋军进攻曹卫的目的本是引诱楚军北上，但楚军不为所动，仍继续围攻宋。于是后者遂又遣使来寻求紧急援助。文公本欲立即前进，但由于同盟国(齐、秦)不同意而受到牵制，所以感到左右为难，于是先轸献计如下(以下的引述均出自《左传》)。
公日：“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轸日：“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
这段话比较复杂，所以要略加解释。先轸建议一方面让宋向齐秦行贿，请他们代向楚国求情解围。另一方面，晋军却拘禁曹君并把曹卫之田分赐宋人，以激怒楚国使其必然拒绝齐秦的请求。于是二国既喜宋之贿赂，又怒楚之顽固，就一定会同意晋国进军。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在国际关系中，同盟有时是一种包袱。
关于晋国方面暂时说到这里为止，现在再谈楚国方面的情形。楚成王一向都很敬佩晋文公，当其流亡过楚时，曾给予其礼遇，并且拒绝子玉想杀他的建议。他们之间还留下一段“退避三舍”的佳话，可以说彼此惺惺相惜。当晋军破曹时，楚成王即决定撤兵回国，不与晋军冲突，这是一个相当明智的决策。他本人首先回国(入居于申)并令申叔去谷，子玉去宋，而且还特别告诫子玉曰：
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岂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
子玉冥顽不灵，反而使伯芬向成王请战。他说：“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成王很不高兴但无可奈何，只好给他少量增援，包括“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在内。于是子玉派宛春为使向晋文公说：“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解宋之围。”子犯认为：“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机)矣。”先轸却有较高明的见解，他说：
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
先轸这段话分析得非常清楚，也提供一项重要启示：战略的主旨就是斗智，必须在智慧上超越对方始能获胜。文公乃拘禁楚使，并私下对曹卫两国许下复国的承诺。这两国遂宣布与楚绝交。子玉大怒，开始求战(从晋师)。晋师退避。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立即作了合理的解释：
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晋师退了三舍，楚方全军都认为应适可而止，但子玉不肯，于是春秋时代的决定性会战遂无可避免。
夏四月，戌辰日，也就是会战前夕，晋侯(他的正式封爵)、宋公、齐(大夫)国归父及崔夭、秦(大夫)小子懋次于城濮。楚师背酅(丘陵地名)而舍，因为楚人居高临下，文公遂颇感忧虑。以后又听到舆人之诵更使他感到疑惑。简言之，即令到此时，他还下不了决心。子犯遂替他打气说：“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这就是说胜则为天下盟主，败也还可自保，所以不必患得患失。晋文公又问：“若楚惠何？”栾枝遂晓以大义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夜间文公做了一个噩梦，子犯又设法解释才使他情绪恢复稳定。从这些记录中，即可了解决策者的心情是如何沉重，而只有读历史的人始能感觉到此种心情。
子玉使斗勃请战，这是一种礼节，但所说的话则非常轻浮无礼：“请与君之士戏，君冯(凭)轼而观之，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文公派栾枝去回答，措辞非常庄重得体，不愧为大国霸主风度：“寡居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
于是晋军作战前的最后一次演习，足以证明其准备的认真。晋军七百乘，（左革右显）(背甲)、靷，(胸甲)、鞅(腹甲)、靽(后甲)(装备齐全)，文公登有莘之墟(今山东曹县西北)对全军作了一次校阅，然后讲评说：“少长有礼，其可用也。”直到此时，他似乎总算是放心了，接着就砍伐当地的树木用来作为补充武器。
会战分析
对于这次会战，《左传》有完整记录，现在先把它全部抄下，然后再根据原文和战略理论来加以精密分析，以期能解释若干疑问，并吸取有价值的教训。
已巳，晋师陈(阵)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先)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 [ cdhyy注：本处为引语，但用楷体有几个字不能显示，故只好用宋体。 ]
上述记载似乎很简短，而且也好像有漏洞和疑问，并且在后世引起若干争论。事实上，若与其他史书比较，《左传》的记载要算是相当详尽扼要，蒋百里先生的评语并不过分。后人的意见有些是不曾经过认真分析的，以致引起误解，并非《左传》本身的过错。为方便起见，现在将我个人的看法逐条列举如下：
1．首先要提出的问题就是双方的兵力，这也是研究古代战争时的最大难题。这个问题又可分成三个小问题：(1)齐秦宋三国兵力是否参加战斗；(2)晋军的兵力；(3)楚军的兵力。
(1)《春秋》经文的记载为：“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但《左传》在对会战经过的叙述中完全不曾提到同盟军。照战略理论来判断，则三国之师既不可能参加会战，而且也无此必要。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同盟兵力联合作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必须事先有很好的协调，否则根本无法行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晋国与那些国家的同盟关系刚刚建立(秦国可能例外)，其意义是外交多于军事，他们之间并无统一指挥组织，所以不能够联合作战。为什么无必要？同盟国即令派遣兵力，也只是象征性的。晋军已经很强大，根本无须他们协助。所以，少数的同盟军可能只作“壁上观”，并未投入战斗。这在古代也是常见的现象，不足为怪。孔老夫子认为他们“战于城濮”也没有错，因为参加战争并不一定就要投入会战。
(2)晋军到底有多少兵力？《左传》告诉我们的惟一数字就是“七百乘”，一乘兵车配合多少人员，在当时应该是人尽皆知的常识，所以左氏也自然不必再作说明，但这种省略却给后人带来极大的困难。虽然一乘兵车配置多少步(徒)兵已有多种不同的考据和计算，但哪种完全正确则很难断言。照我个人想象，一乘兵车可能最多配兵员一百人，包括车士和步兵在内。如果是这样，则晋军投入会战的人数最高可达七万之多。这在古代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晋军共有三个军，似可假定上下两军各为两万人、中军为三万人，因为中军还包括“公族”(即保护君主的禁军)在内，人数较多也是合理的。兵车的分配可能也是照此比例。此外，晋国的各军似乎又分成两个战斗集团，由其将佐分别指挥，这是根据会战的理则来分析，并无具体的证据。果真如此，晋军每一个战斗集团兵力应为官兵一万人、车一百乘，依理那是一个可由一个人来指挥的有效单位。(七万人的估计也许还是太高，比较保守的估计可能应为五万到七万之间。)
(3)楚军的兵力则更难估计，其原因有三：①《左传》没有任何记载；②楚军单位名称与中原诸国不尽相同，对其组织也缺乏资料；③楚军中有同盟(附庸)兵力混合在一起，真正的楚军有多少，谁都不知道。概括言之，楚国在当时是天下莫强焉，其兵力的雄厚应无疑问。不过，城濮之战，严格说来，不是楚王所想打的。楚国事先也无计划，并未准备倾全力来与晋国争霸，所以，所用的兵力只是其全部的一部分而已。
子玉率领前往围宋的是一支同盟兵力，包括五国的部队，其中楚军所占比例自不会太高，宋国是一个弱国，用这样杂牌部队去围攻它也绰绰有余，所以，楚国自不必动用其主力。等到子玉请战时，楚王只勉强地给以少量增援，不过其中也包括若干精兵在内。尤其是所谓“若敖之六卒”一定是享誉国际的精锐部队，否则《左传》不会那样一再提到它。但城濮之战，楚方究竟投入多少兵力还是无从估计，而只能推断。
楚军(包括陈蔡)总数一定不会少于晋军，甚至可能略占优势，否则子玉不会那样狂妄，自信“今日必无晋矣”！再说到素质，楚军本身绝对不会比晋军差，但其同盟兵力则必然较差，这也就构成楚方的致命伤。在此应附带说明为何楚方能利用同盟兵力的理由，那是因为后者早已整合在楚军指挥体系之内，不会产生协调上的困难。楚军在这一战中有多少兵车，我们也不知道，但大致应与晋军相等。在步兵方面，楚军可能较多，而且素质也不差。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事实应说明：在春秋时代还没有编成战斗单位的骑兵。骑兵的出现是在战国时代，到那时兵车遂开始被淘汰。
2．在分析兵力数量之后，就应进一步研究双方的兵力部署。概括地说，双方都是分为三军，彼此对峙。但实际上还是有两个问题值得检讨：(1)晋军下军将栾枝所部布置在何处？(2)楚方右军(师)除陈蔡以外，是否还有楚国部队？这两个问题之间又有连带关系，所以，似乎应该合并讨论。
照传统想法，下军是一整体，栾枝当然应该在晋军左翼方面，面对着楚方右军。但《左传》只特别强调“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对栾枝的位置则未做任何说明，而且在“楚右师溃”之前也不曾提到栾枝，以后才说到“栾枝……伪遁，楚师驰之”。假使栾枝位置在左翼，则楚右师已溃，他又何必伪遁，而哪里又有楚师来驰(追)之？显然是不合理。从另一方面来看，假使楚军右翼除陈蔡以外还有楚国部队，则陈蔡奔后楚师也就不可能立即崩溃。因此，可以断定正因为楚右师是完全由陈蔡兵力所组成，素质低劣，所以晋方才敢只用下军的一半兵力来当它。也许有人要问：既然没有楚国兵力，为什么“子上将右”？这实在一点都不奇怪，同盟兵力由盟主国家将领指挥是常见的现象。
至于栾枝的正确位置在何处，只要细读《左传》原文即可知他是在晋军右翼方面。因此，我们又必须作进一步的推断，那就是晋军所采取的并非传统式的部署。若以半个军为单位来计算：左翼只有一个单位(胥臣)，右翼有三个单位(狐毛、狐偃、栾枝)；中央为两个单位(先轸、郤溱)，不过，还包括“公族”在内，它大概也相当于一个单位，也许人数略少一点。这可能是一种大胆而创新的部署，并且也构成胜利的主因(附图1)。
附图1 会战初期
楚军方面的部署，《左传》的记载更不完全。可以推断的只有下述几点：其右翼兵力(陈蔡)最弱，不过并不一定表示人数最少。其主力可能集中在左翼上，但子玉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所以，中军也控制了不少精兵，结果遂不免顾此失彼，尤其是中军兵力似乎根本不曾投入战斗。
3．现在就到了研究的焦点，即会战的过程。《左传》的记载实在很清楚，假使后人还不懂，则只能怪自己而不能怪古人。《左传》将全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胥臣首先发动攻击，马蒙虎皮产生奇袭作用，素质低劣的陈蔡部队立即奔散，迅速结束了晋军左翼方面的战斗(楚右师溃)。
(2)在晋军右翼方面，狐毛“设二旆而退之”，即移动军旗的位置，表示部队已在撤退。他可能是把兵力向侧面移动(包括狐偃在内)。栾枝则扮演比较戏剧化的角色，用车曳柴伪遁(扬起大量尘土)，使敌人误信晋军已全面退却。于是子西率领楚左军发动追击(驰之)，深入晋方阵地，自投罗网。接着晋军就从两侧发动夹击，把楚师击溃。
(3)到此时楚军已经败定了(楚师败绩)。不过，子玉仍能收回其所控制的中军兵力，停止前进(收其卒而止)。所以，这一部分兵力尚能保持不败(故不败)。
《左传》的惟一缺点是对晋军战斗序列的正确位置不曾说明。照理说，那样多的人不可能都摆在一条横线上。所以，晋军各单位可能采取梯次配置，也许栾枝在第一线，二狐分别占第二及第三线，因此，上军必须先移动，然后栾枝才能向后伪遁。这样在正面上就会呈现缺口，不怕楚军不钻进来(附图2及附图3)。
附图2 两军会战
附图3 击败楚军
结论
晋军的胜利绝非侥幸，他们应该胜的理由实在太多，诚如孙子所云：“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现在只把最重要的几点列举如下：
1．晋国对战争有充分准备，志在必胜，而楚王则根本不想打这一仗，也无意倾全力来与晋争霸。
2．晋方领导层的合作可叹观止，尤其是人才辈出，令人羡慕。
3．战争永远有两面，楚方的败因即为晋方的胜因。子玉刚而无礼是导致晋国胜利主因之一。其实他不应求战(将不可愠而致战)，他甚至视战争为“戏”，简直岂有此理。
4．会战前，晋国的大战略(外交政策)运用相当成功，增加了会战胜算。
5．晋军对于会战有周密计划，对于奇袭、欺敌、集中等战争原则都能作果敢的使用，就当时的军事学术水准来看，应该算是超时代的成就。
6．最后还有一点也许是过去论者所不曾注意的。晋方对楚方情况似乎知道得很清楚，是以能谋而后动。因此，晋军应有极佳情报来源。《左传》对此并无记载，但我却在《国语》上找到一个证据，相当有趣，现在引述如下：
昔令尹子元之难，或谮王孙启于成王，王弗是，王孙启奔晋，晋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晋将遁矣。王孙启与于军事，谓先轸日：“是师也，唯子玉欲之，与王心违，故唯东宫与西广寔来。诸侯之从者，叛者半矣，若敖氏离矣，楚师必败，何故去之？”先轸从之，大败楚师，则王孙启之为也。(《国语·楚语上》) [ cdhyy注：本处为引语，但用楷体有几个字不能显示，故只好用宋体。 ]
这是令尹子木在论“楚材晋用”时所说的话，应该信而有征。由此看来，孙子的话真不错：“先知者……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因为能先知，所以战略才会成功，这也许是城濮之战的最重要教训。
城濮之战为真正的决定性会战，虽然楚军损失并不太大，对楚国国力的减弱也很有限，但精神的效果远超过物质。在此之前，楚国的国际威望可说无与伦比，楚军几乎从未战败，以齐桓公之强都不敢撄其锋。齐桓公死后，宋襄公称霸不成，楚国的扩张遂再不受任何围堵。鲁、卫、郑、曹、陈、蔡、许、宋等国都已成其附庸。中原大部分都已成其势力范围。正当中原命运不绝如缕之际，城濮之战带来了空前未有的转机。
晋军击败楚军在当时造成的心理震撼之大实不难想像。一方面，楚军常胜的神话被击破了，另一方面，中原诸国团结御侮的信心又再度复活。以后晋楚虽继续争霸，但中原同盟在晋国领导之下始终能够抵抗外侮，稳定局势近百年之久。华夏文化能发扬光大，都应归功于城濮的胜利。简言之，这一战决定了历史潮流的走向，称之为决定性会战，实至为允当。
第二章 从战略观点看战国时代
引言
战国四阶段
变法与图强
合纵连横
远交近攻
统一的完成
结论
引言
我国历史上有某些阶段对于战略的研究能提供非常宝贵的例证和教训，战国时代即为其中之一。所谓战国时代，就是从春秋时代结束之后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时为止的这一段历史时期，大致是200多年。钱宾四(穆)先生在其所著《国史大纲》中认为，从周贞定王二年(前467年)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告成时，其间246年为战国时代。但一般史学家多认为战国时代应以三家分晋为起点，那是在公元前453年，照这样算，战国时代的长度就只有232年。如果照法律的观点来看，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韩、魏、赵三家(大夫)为诸侯是公元前403年，则战国时期的长度应仅为182年。以上这一点小考据并无太大重要性，概括地说，我们可以把三家分晋作为起点，把始皇统一为终点，而把中间大约200余年的阶段作为战国时代。
当周武王伐纣之前誓师于孟津时，据说与会诸侯有八百之多；周既灭殷，新封的诸侯至少有130个。以后这些国家互相兼并，于是数量日益减少而领土则日益扩大。在《春秋》上有记载的国家约50余个，加上《左传》所记载的，共约170个，但真正具有重要性的到春秋末期已经不过10余个了。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所谓“七”者就是战国七雄，即魏、赵、韩、燕、齐、楚、秦。事实上，至少在战国初期，除七雄以外还有若干小国存在，例如宋、卫、中山、和泗上十二诸侯等。但那些国家不仅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已不能发生任何作用，而且也都逐渐被大国吞食。所以整个战国时代的历史是以七雄为重心。在此更应特别指出，这个时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战国”(Wardom)时代。据英国已故战争史大师富勒(J. F. C. Fuller)将军解释，所谓“战国”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中战争支配了人类的其他一切活动。所以，凡是研究战争和战略的人对于这一时代的历史定不可不特别重视。
战国四阶段
为什么说战国时代的历史应以三家分晋为起点？因为假使晋国不分裂成为三个国家，则七雄并立的局势也就不会形成。在春秋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当中，所谓霸业者都是靠晋国来维持。由于有晋国这样一个超级强国的存在(梁惠王说“晋国天下莫强焉”)，所以北面可以阻止狄人的南侵，南面可以阻止楚人的北上，而西面也可以阻止秦人的东进(在那个时代秦经常是晋的同盟国而且只能以“遂霸西戎”为满足)。
自从晋国内部发生政变而分裂成为三个国家之后，天下形势(权力平衡)遂开始发生重大的改变。除狄患已经大致被控制外，秦、楚、齐，遂分别从西、南、东三个方向窥伺中原，想要填补晋国分裂后所留下来的权力真空，而晋国的继承者魏、赵、韩三国，则处于内线的地位(中央位置)以对抗三面的压力。当然这只是概括之论，实际的演变是远较复杂。若是引用现代国际关系学者所使用的名词，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属于一种“多元权力系统”(multipolar power system)的典型。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相当微妙而复杂，彼此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燕国在地理位置上比较偏在北面，在七雄中它是最不重要的)。
这七个国家互相斗争，其经过是相当的复杂，我们无法详述，但大致说来，似乎可以分成四个阶段：1．魏齐争霸；2．齐秦争霸；3．赵抗强秦；4．秦灭六国；现在就分别简述如下：
1．魏齐争霸
三家分晋之后，魏所分得的地区也许是最好的。面积虽然没有赵国大，但是赵国比较偏向北面，有夷狄之患，而魏国所占的却是旧晋国的精华地区。至于韩国不仅面积最小，而且易受攻击(韩非说“应天下四击”)。所以在“三晋”中只有魏国最有承袭晋国传统的资格。魏国开国之君文侯及其子武侯，前后统治了76年，励精图治，国势日强。其最大的成功是能够任用人才。第一位值得一提的是文侯用的李克(悝)，他是我国首著《法经》(法律教科书)的学者，可以说是法家的开山大师。以后商鞅在秦国所采取的政策也是以他为模范，其次就是武侯所用的吴起，他后来又把改革的思想带到了楚国。
武侯之子自称为王，就是孟子所见的梁惠王(因为迁都大梁，所以魏国也就常被称为梁国)。梁惠王企图恢复旧晋国的雄风，他所采取的战略是首先统一三晋，但是当他伐赵伐韩的时候，每次都由齐乘其后而功败垂成。这也由此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孙膑在马陵之战中曾有杰出的表现)。魏国争霸不成，齐国的阻力最大，但秦楚两国也曾趁火打劫，所以梁惠王亲口对孟子说：“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由此也就可以发现多元权力系统的一项特点，即任何国家若欲破坏现有的权力平衡，则必然会遭到其他国家的联合反对。最后，魏终于与齐妥协，彼此相王(即双方承认对方的“王国”地位)，而结束了这第一阶段，前后共37年(依照钱氏的计算)。
2．齐秦争霸
齐国自田和篡位称侯，传两世到威王，两次击败魏国，其子宣王继位，国势大盛。此时，秦国也日益强大(关于秦国的发展在下文中另行详论)。秦惠王派张仪去离间魏楚两国与齐国的关系，而使后者处于孤立的态势。于是也就形成了齐秦之间的权力平衡。
到此时，齐国突然犯了一个极大的战略错误，它不集中全力来与秦争天下，反而分散资源去贪图近利，北进侵燕，南进侵宋以自广(扩大权力基础)。这样也就引起了国际间的不安和谴责。于是燕将乐毅联合燕、秦、魏、韩、赵五国的兵力伐齐，齐湣王走死，国势遂一蹶不振，而秦国则坐享渔人之利。这第二个阶段共达48年。
3．赵抗强秦
当魏齐两国的争霸先后失败之后，秦国即将要获得独霸的地位。此时幸有赵国崛起，始能勉强地拖延了一段时间。赵国强盛的主因是由于武灵王胡服骑射(武灵王元年为公元前325年)，换言之，他把一种新的兵种(骑兵)引入了战斗序列，遂产生了战术优势。此外，赵国在这个阶段名将辈出，例如廉颇、赵奢、李牧等。
到了这个阶段，东方诸国尚有能力抗秦者也就首推赵国，所以六国合纵常以赵为盟主。秦赵之间的战争是以“长平之战”(前260年)为决定性会战。在这一战中秦将白起击败赵将赵括(赵奢之子)，坑降卒45万(这一数字不免夸大)，其为战国时代最伟大和最惨烈的会战。从此赵国无能为力。这个阶段大约长29年。
4．秦灭六国
长平之战以后，秦国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形成，其最后成功不过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孔子的六世孙，曾相魏九月因“陈大计辄不用”而喟然自叹的子顺，在公元前259年(即始皇统一天下前38年)感慨地预言说：“当今山东之国敝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齐、楚已屈服矣。以此观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尽为秦乎？”(见《资治通鉴》)
子顺所预言的时间虽然比实际较短，但秦国统一大业之所以延迟了十多年才完成，那是由于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受到外来的阻力。因为一代名将白起受猜忌而死，继秦昭王的两位君王都享国日浅，等秦王政冲龄践祚时，政权又暂时落入母后和相国(吕不韦)之手，所以才会如此，否则子顺所预言的20年也许还会太长。这个最后阶段，照钱氏的算法为36年，其起点是邯郸解围(前257年)，即历史上有名的信陵君(无忌)救赵之战，其终点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自上皇帝尊号。
秦之统一六国，从战略的观点上来看是一个标准的“长期斗争”典型。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算起，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为止，前后经过六个朝代，所以贾谊说他是“奋六世之余烈”(见《过秦沦》)。以时间而论，长达140年(秦孝公元年为公元前361年)。此种战略的运用经验及其成功的理由，的确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战略教材，值得深入分析。
变法与图强
所谓变法者用近代术语来表示就是改革，在战国时代变法很多，不只是商鞅一人，而商鞅也不是第一人，但商鞅变法在历史上却有其特殊的地位和重要性。因为他的变法不仅成功而且还能持久，尤其是更替秦帝国建立了深厚的基础。在我国历史中所有的变法运动最具有决定性影响者莫过于商鞅的变法。
当时的秦国仍不脱戎狄之俗，民风强悍而质朴，此种客观条件为文化水准较高的中原诸国所未有，实大有助于商君的改革，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变法不仅易于推行而且也不会受到强大的阻力。尽管如此，商鞅的成功也还是有其内在原因，据萨孟武先生的分析，可以归纳为下述三点。(1)他有一贯的思想，即法家思想。认法而不认人，不仅赏罚严明，而且刑自大官始，赏自细民始。(2)他有一贯的(战略)观念，各种政策均以此观念为主轴。此观念即为“农战”，人民居则尽力务农，出则勇于作战，如此始能富国强兵。(3)他的法令至为简单，概括地说只有三方面：①奖励军功；②提倡农业；③加强基层组织。(见萨孟武所著《中国社会政治史》)
商鞅执政不过24年，但值得惊奇的是他死后并未“人亡政息”(那本是我国政治史上的通例)。在他死后秦国仍能奉行没有商鞅的商鞅政策，换言之，他的思想能够制度化，这的确算是一种奇迹。其原因安在，似乎很难解释，可能与当时秦国的民情风气和政治背景有关。
秦自孝公以来“战未尝屈”，这不能不归功于商鞅农战政策所奠定的基础。事实上，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秦国都比山东诸国要高一等，其终于统一天下似乎应该说是理所当然。荀卿对于秦国的国情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写：“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畏有司而顺……其百吏肃然……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见《荀子·强国篇》)
秦国不仅政治清明，而经济也保持高度的增长，在这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商鞅利用外来劳力的政策。杜佑在《通典》中这样说：“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众，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关于这一点，荀卿也有类似而更详细的评述，足以证明其为事实。此种政策与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所采取者恰好相反(他是尽量让普鲁士人在国内务农而宁愿雇佣异国人去打仗)，但其战略意义却是一样。
最后，秦国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也有特点值得称述，《战国策》中的《司马错论伐蜀》一文可以作为最佳的例证。当时张仪与司马错争论于秦惠王前，前者主伐韩而后者主伐蜀，各陈利害，激烈辩论，极尽国家战略检讨之能事。最后，秦王终于采取了司马错的意见。在此有两点应该指出：(1)张仪当时为秦相，其地位显然在司马错之上，但秦王仍采纳司马错的观点；(2)司马错所陈述的理由可以说是无懈可击，诚如李树正先生所云，那是研究国家战略的一篇好教材，足以证明秦国的确有高水准的战略家而且受到政府的尊重(读者可参阅李树正先生所著《国家战略遂行问题之研究》)。
合纵连横
战国时代最为人称道的外交活动就是“合纵连横”。究竟“合纵连横”的意义是什么，其效果如何，都很值得检讨，尤其是有些事实也不无可疑。首先应说明合纵与连横的含义(目的)。韩非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事实上，他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合纵连横都不含有攻势的意义在内。所以不如改为“纵者合众弱以抗一强，横者分众弱以事一强。”“一强”即秦，而“众弱”就是山东诸国。这是两种不同的同盟模式，前者的目的在于威慑，或最多限于防御，即使“秦甲不敢出于函谷”。虽然也有诸国共攻函谷的记录，但那可能只是一种姿态而已。后者是秦国的一种外交战略，目的是分化(离间)六国，使其个别与秦国建立双边友好关系(签订互不侵略协定)。连横是出于秦国的主动，此项政策的主要代表人就是张仪，其时代大致相当于上述的第二阶段。那时秦国国力还不算太强，而且正在与齐国争霸，所以才企图用外交手段来争取与国和削弱敌人。
历史对于合纵连横的发展，记载是相当混乱和矛盾。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所谓“纵横家”并无一定的立场，他们把纵横之说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并无民族观念，他们的态度是“不问用我者为何国，而只问何国能用我”，所以苏秦、张仪都曾先后改变其立场。尽管苏秦、张仪经常为人所并称，但苏秦的故事却颇有疑问。照常理来分析，苏秦既与张仪同时(或稍早)，由于他那个时代的第一强国是齐，诸国若欲合纵则所对抗者应为齐而非秦，事实上，以后乐毅将五国联军攻齐时，秦国也曾出兵参加(钱宾四先生所持的看法与此类似)。
如果连横是秦国在与齐国争霸时所用的外交战略，则这种战略存在的时间应该很短，换言之，自齐国已经衰颓而秦国又更加强大之后，也就无连横之必要(取而代之的是“远交近攻”，详细分析见下文)。反而言之，重要的合纵活动不应在连横之前或同时，而应在其后，即在第三阶段。其理由很简单，必须秦国已经真正强大积极向东侵略时，山东诸国才会感到有合纵的需要。由于秦国的攻击矛头首先指向赵国，以后又转向魏国(及韩国)，当时魏公子无忌(信陵君)很有能力，所以合纵的工作似乎是由他来主持。他曾两度率领联军击退秦军。
概括言之，合纵连横的思想和活动，其存在应无疑问(并非伪造)，但其实际重要性却远不如某些古书中所说的那样巨大。连横只能算是一种过渡政策，而合纵则因为受到许多先天的限制，事实上很难成功。这些限制可以略举如下：(1)山东诸国之间彼此都有世仇宿怨，而且也时常有利害冲突；(2)地理环境不一样，对于秦国威胁的感受程度也不相同；(3)同盟缺乏中心领导力量，虽然也有所谓“纵约长”，但有名无实，各国力量大致相若，不愿接受他国的领导；(4)组织非常松懈，缺乏常设机构，对于会员的权利义务都无明文规定，而且随时都可退出，对于违约行动也无强制的处罚。
远交近攻
在张仪的时代，秦国虽有其主动的外交战略(连横)，但其军事战略却不能与之配合，有时甚至背道而驰。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由于文化水准较低，常为其他国家所轻视，所以强盛之后，为了扬眉吐气遂常向外用兵以显国威。同时，商鞅以奖励军功为主要政策，若不战又何来军功，这也是古今黩武主义所必然面临的问题。从商鞅变法到范雎谋用之间(前359～前268年)的91年内，秦国一共与魏国交战32次、韩国17次、赵国15次、楚国13次、齐国6次、燕国2次，共计85次，几乎是每年一次，不仅次数频繁，而且目标分散，有时除了炫耀兵威以外，似乎更无其他意义。这样好战不仅浪费国力，而且还可能产生不利的政治反应，加强六国合纵的决心，若套用李德哈特所常说的话就是：秦国是赢得了战争但可能输掉了和平。
自从范雎说服了秦昭襄王采取“远交近攻”的观念之后，秦国才有外交军事整合为一的国家战略，于是其统一大业又迈进一步。范雎提出此种战略观念的近因是反对穰侯越韩魏而(远)攻齐纲寿。但难能可贵者是他不仅指出穰侯所谋非计，而更能乘机提出一套有完整体系的新战略构想。他说：“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则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于是秦王用其谋，范雎遂代穰侯为相(前266年)，负责执行远交近攻的大战略。
在连横时代(即大致相当于第三阶段)，秦国的外交和军事战备不仅不能互相配合，而且还有一个极大的弱点，那就是在目标上缺乏合理的选择。在外交方面，秦国几乎是愿与所有其他国家建立双边合作关系；在军事方面，秦国又曾经攻击所有那些国家。所以这种杂乱无章的行动不仅浪费国力而且适足以“借贼兵赍盗粮”。范雎遂主张坚持“目标”的原则，把敌国分为远近两大类，远者交之而近者攻之，外交与军事的行动配合得丝丝入扣，于是不仅事半功倍，而且动则有成。
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一书中对于此种战略的成功曾有非常中肯的评论：“六国卒并于秦出于范雎远交近攻之策，取韩魏以执天下之枢。其远交也，二十年不加兵于楚，四十年不加兵于齐。其近攻也，今年伐韩，明年伐魏，更出迭入无宁岁。韩、魏折而入于秦，四国所以相继而亡也。秦取六国，谓之蚕食，盖蚕之食叶自近及远。”
从统计数字上更可获明证：自范雎谋用(前268年)到李斯用事(前237年)之间31年内，秦国共对外用兵33次，其中对韩11次、对魏10次、对赵10次、对楚2次，对燕齐则从未用兵。由此可知远交近攻的战略是执行得相当彻底。此处还有一点应补充说明，由于远交，燕齐等国得以苟安，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鼓励他们互相残杀，燕齐、燕赵、齐赵之间都曾发生过战争，这对于秦国可以算是双重获利：一方面消耗那些国家的国力，另一方面帮助其近攻的成功。
统一的完成
秦国在战略(政策)方面有一别国不可及的最大优点，那就是持续性和一贯性。从商鞅、张仪、范雎，直到李斯，都可以发现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大致都是指向同一目标。当然他们是代表不同的阶段，在实际战略行动上自应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影响其思想的一致。李斯是替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的最后一位“客卿”，到他那个时代，秦已占有绝对优势，成功已不成问题，问题不过是如何加速努力而已。李斯注意到六国内部的腐化情况，所以他主张采取一种内外夹攻的战略来加速敌人的崩溃，这也正是博弗尔(André Beaufre)所提倡的“内部动作”(interior manoeuvre)与“外部动作”(exterior manoeuvre)交相为用的道理。
李斯主张：“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乃使良将随其后。”尉缭所说的话则更为露骨：“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总而言之，就是使用威胁、利诱、收买、离间、暗杀等等不光明的手段来“软化”敌人和配合军事攻击。
秦国使用这种手段又非始于李斯，他不过是更较积极而已。从历史记录上来看，秦国至少在这一方面曾获三次成功。(1)在长平之战以前，赵军本由老将廉颇指挥，秦国在赵国散布谣言，说秦国害怕的是赵奢之子赵括(青年才俊)，于是赵王为这种心理攻势所惑，用赵括代廉颇(他遂前往楚国)，终于造成长平的悲剧。(2)在邯郸解围之后，六国中惟一能对抗强秦的人才就是魏信陵君，于是秦国又设法离间魏王和信陵君的关系(本为兄弟)，散布谣言说他想取而代之。于是信陵君遂以醇酒妇人自毁，从此再也无人能率五国兵击退秦军了。(3)在始皇时代惟一尚能抵抗秦军的人是赵将李牧，于是秦又用反间计使赵杀李牧(前229年)，自坏其长城。
在此种硬软兼施、内外夹攻之下，六国遂迅速崩溃：秦国首先灭韩(前230年)，其次灭魏(前225年)，然后灭楚(前223年)，再于次年(前222年)灭赵燕两国，最后(前221年)灭齐完成统一。其顺序是先从中央突破，再向右(南)，然后再向左(北)巩固两翼，再从南北两面向中央(东)包围而完成最后一击。此种战略计划的宏伟气度和周密安排，真可谓历史上的杰作。
结论
基于以上的简略分析，从战略家的观点来看，战国时代的历史至少可以提供下列五点教训：
1．因为世事都具有相对性，而尤以战争为然，所以好的战略并不一定能保证成功，但反而言之，坏的战略却几乎必然导致失败。观乎魏齐争霸不成的事实即可明了。魏企图首先统一三晋，在构想上无可厚非，但忽视与齐国的外交关系实乃不可恕之大错。齐在与秦争霸之同时，分兵侵略燕宋，终于自蹈覆亡而使秦人坐收渔人之利，均可为殷鉴。是以当国者对于战略必须作慎重的选择。
2．成大业必须有充分时间，秦国长期斗争战略的成功可为明证。孔子说“毋欲速毋见小利”，这对于战略家实为最宝贵的箴言。在长期斗争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战略必须能维持其连续性和一贯性。一切政策(战略)的执行必须贯彻始终，而不可虎头蛇尾、见异思迁。
3．人才是一切战略成功的关键。秦国本身人才很少，但能信用客卿，中原诸国有人才而不能用，听任其外流，这种对比很令人感慨。当然古今情势不尽相同，但就原则而言大致还是一样。晏子曾经告诉齐景公说：“国有三不祥：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秦国政府知人善任是成功的最大原因。
4．国家内部的团结安定实为立国的基础，也许可以说外患并不足惧，而内忧则为心腹之患。杜牧曾经说过，“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一般说来，六国的内部情况均远不如秦国那样安定团结，所以才给秦国以活动的余地。
5．从数量来说，六国加在一起实远占优势。“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见《史记》)。所以若真能合纵则抗秦应无问题。但同盟战略有其内在弱点，实乃古今一理，值得警惕。所以孙子说：“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国无分大小强弱，必须“信己之私”而不可妄想依赖同盟以保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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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楚汉相争的战略分析
引言
秦之灭亡
刘邦入关
汉初三杰
还定三秦
明修栈道
彭城之战
荥阳相持
最后阶段
引言
研究战略必读历史，诚如克劳塞维茨所云：“战争史不是一本模范书，但能扩大学者的眼界和增强其判断能力。”换言之，历史给我们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从这个观点来看，即令是很古老的历史，对于我们当前的问题研究也还是能够有很大的贡献。我国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其中充满了智慧，对于研究战略的学者来说，真大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感。值得研究的史实和可以吸取的教训不胜枚举，只看你自己会不会用心而已。诚然，古代历史也许记载比较简略，有时不免会有矛盾和错误，但对于战略的研究并无太大的妨碍，尤其我们所重视的是总体而非细节，所以更是如此。
从战略研究的观点来看，我国历史上有两个阶段可以算是“黄金时代”，也就是在这两个时代中战略家可谓人才辈出，有极杰出的表现，不仅值得欣赏，而且也可供式法。这两个时代是：(1)秦楚之际；(2)三国初期。它们之间又有一个显著差异：前者是人才集中，所以终于形成统一之局；后者是人才分散，所以结果遂为三国鼎立。本文拟就总体战略的观点来分析楚汉相争的经过，并替“为什么刘邦能击败项羽？”这个问题提供答案。作者不是史学家，也无意做考据的工作，只是想利用这一段故事来作为战略研究的例证而已。
秦之灭亡
所谓“秦楚之际”，照太史公的解释就是从秦之灭亡到汉之统一之间的阶段。秦的灭亡为公元前207年。楚汉元年是公元前206年，垓下之战在楚汉五年(前202年)，到此这个阶段即告结束。在谈到楚汉相争的经过之前，应先说明此种局势形成的原因，因此必须从秦之灭亡说起。
秦始皇在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天下，他立即采取各种措施来巩固其大帝国的统治，但是统治远比征服困难。尤其是古代，由于交通工具的缺乏，要想有效地统治一个大帝国更是非常不易，往往是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只要中央政权一减弱，分裂之势马上就会形成。秦始皇死于三十七年(前210年)，一共只有10年的时间供他使用，所以不管他有如何的雄才大略，在其有生之年，还是不能完成安内攘外的伟业。他死之后，由李斯、赵高拥立其12岁的次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很显然是不足以继续控制局势，于是革命的时机遂开始出现，只等有人来点火即可燎原。
几乎已成历史的通例，最初点燃革命火种的人往往是小人物，而其行动也往往出于偶然，陈胜、吴广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一群被征发戍边的壮丁约900人，行宿在靳县(今安徽宿迁)大泽乡，由于天下雨路不通而误期，照秦朝的法律都要被斩首，于是在陈胜、吴广(他们的屯长)领导之下，死里求生而发动叛变。这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偶然事件，但是革命之火一触即发，蔓延得极快。许多地区都分别发生抗秦复国运动。这些领导革命的初期人物，背景非常复杂，但他们有一共同目标，那就是推翻暴秦的统治。
在革命军中有一支比较坚强的部队，那就是由项氏领导的楚军。项家在楚国是一个军人世家(项氏世代为楚将)，陈胜起事时曾以楚将项燕为号召，可以证明项家有相当的威望和势力。项梁是项燕之弟，项羽(藉)是项燕之子，他们叔侄率领的八千子弟兵似乎可以算是一支劲旅。项梁颇有领袖之才，项羽虽然是大少爷出身，但才气纵横，天赋很高，尤其是武艺超群。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古代的会战中，主将的武艺和勇气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项羽之所以能七十二战，战无不胜，这是主要原因。不过他的大少爷气质是一个很大的弱点，也构成其失败的主因。
另外还有一支较小型的兵力也很特殊，那就是刘邦的部队，他所率领的也是子弟兵，因刘邦来自沛县所以自称沛公。他的特点是一起兵就有很好的助手。萧何、曹参、樊哙是最初追随他的人，不久又获得张良的协助。张良是韩国的世族，社会地位很高，但他对刘邦不仅效忠而且佩服，他和其他的人讨论战略，那些人都不懂，只有刘邦一听就懂，非常投机，所以他说“沛公殆天授”。刘邦是真正的平民出身，不受传统贵族思想的影响，这也是他的特长之一。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秦将章邯先后击败了陈胜、吴广以及齐魏两国的兵力，但遭遇到从南方北伐的楚军后却三战三败，这足以证明楚军实力的坚强，与其他乌合之众大不相同。但当项梁进围定陶时，因骄轻敌，遂为章邯所袭杀，秦军势力复盛。章邯以楚不足虑，乃还军击赵，围张耳与赵王歇于巨鹿，这样就导致了项羽所指挥的第一次大会战，即所谓“巨鹿之战”。
在此以前，项梁因听从范增之计，立楚怀王孙心为王，也号称楚怀王(换言之，祖孙用同一王号)，以此作为一种政治号召。因为项氏世代为楚将，采取这种措施也是非常自然。过去有人批评作为政治号召，似乎应立周室之后才对，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明历史，因为到战国时，楚早已成为独立国家，楚人根本不承认周室的主权。以后，诸侯又奉楚怀王为共主，不过事实上，军权还是抓在项梁手中，前者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等到项梁败死，楚怀王遂想乘机掌握实权，于是派了一位文人战略家宋义为上将军，并赐以尊号叫做“卿子冠军”，去北上救赵，项羽继续统率的项梁旧部也都由他指挥，此外又派刘邦西略秦地以为呼应。为了激励士气，又约定诸将有先入关中者即为关中王(先入关者王之)。
不幸宋义只是徒负虚名，他到了安阳就踌躇不进，天天置酒高会达46日之久。于是项羽一怒之下，遂杀宋义夺其军。此时项羽表现出惊人的神勇，命令部队破釜沉舟，有进无退。楚军莫不以一当十，大败秦军。巨鹿一战奠定了项羽作为“西楚霸王”的心理基础。但这一战虽为战术上的杰作，却未能发挥战略上的作用。项羽在战胜后，不迅速进入关中，却花了6个月的时间去围困章邯于棘原以迫使其投降，结果遂坐令刘邦首先进入关中，并在公元前207年冬10月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秦帝国正式灭亡，接着就展开楚汉相争的序幕。
刘邦入关
刘邦能够赶在项羽的前面首先进入关中，对于楚汉相争的成败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假使不是如此，则结果如何就很难断言。当项羽降章邯之后，始知刘邦已用张良之谋，从武关攻入关中，并已在蓝田与秦军交战。同时赵高也已杀秦二世，另立孺子婴(也是始皇之子)为王，并取消帝号，正式向起义军求和。项羽以为刘邦兵不满万，必不能攻入咸阳，必须等他的大军来到，始能完成亡秦的大功。所以他还是一点都不紧张，不料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秦王子婴突然杀了赵高并向刘邦投降。
刘邦兵不血刃地进入咸阳，见宫室之美便很想留居下来大大地享受一番。幸有张良和樊哙力谏，他才封存秦重宝财物府库，退出咸阳，还军灞上以等待诸侯联军的到达。萧何则乘机先收秦丞相府的各种资料，这一行动对于尔后的战争有非常重大的关系。萧何因此而掌握全国各地地略形势、户口和物资数量等等资料，于是也就能够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以支援消耗战，遂使汉军终能愈战愈强而获得最后胜利。
刘邦还立即采取措施来争取人心。他人关之后就公开宣布：“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灞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他又使人与秦吏到各县邑安抚人民，于是秦民大悦。
这一文告措辞非常得体，可以当作政治战的范例。其重点有三：(1)说明他是预定的关中王，并向人民宣布其合法地位；(2)尊重人民的愿望，因为父老苦秦苛法久矣，所以他将采取最简单的统治方式；(3)说明他还军灞上的理由，并声明无所侵暴，以表示其清白。换言之，透过这一文告，刘邦也就与关中人民建立了一种合法的统治关系，这对以后战争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刘邦之所以能如此从容部署，都是出于项羽之所赐，假使项羽在巨鹿之战以后，即迅速挥军西进，则刘邦根本不可能有“吾当王关中”的机会。
当项羽将王诸侯兵力西入关中时，以秦降卒众多恐其为变，乃密令诸军在新安夜袭秦降卒营，坑其众20万人，只留下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大军进入函谷关之后就驻在鸿门，与刘邦军相隔40里。接着就是“鸿门宴”这一段高度戏剧化的插曲。因为张良与项氏家族有深厚关系(尤其与项伯关系密切)，同时对于项羽的心理有微妙的了解，所以才能化险为夷，平安度过这次危机。
项羽完全是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咸阳，与刘邦的解放者姿态恰好成一强烈对比，所以在人民的眼中也就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印象。他屠杀无辜的人民，杀秦降王子婴，烧阿房宫，火三月不熄，他还将所有的宝货宫女都收为已有。接着他又故意违背楚怀王的约言，把关中之地分给三降将——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这也就是所谓“三秦”——而把汉中之地分配给刘邦，称其为汉王，并且勉强地解释汉中也是关中的一部分。同时又大封天下诸侯，但这种分配也有欠公平，与他有关系的人都分得较好的地区，而那些六国旧部则只分得较差的地区。项羽本人自称西楚霸王，占据一块相当大的地盘，以彭城(徐州)为都，并尊楚怀王为义帝但又把他徙置江南(最后还是把他杀掉)。
从上述的事实看来，项羽几乎完全不懂战略，他的行为无一不违反战略的原则。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完全不讲理的大少爷，一切都照自己的好恶来安排而不考虑后果。所以大封诸侯的结果是天怒人怨，许多人都感到不满意，只是慑于他的淫威而不敢表示反对，只要一有机会马上就会群起而攻之。项羽对于政治更是完全外行，他对于秦朝遗留下来的帝国应如何统治，不但没有计划，而且也根本没有考虑。他的头脑还是停留在战国时代，他只想恢复过去的旧观，而不知时代已经改变。
汉初三杰
所谓“汉初三杰”就是萧何、张良、韩信。尽管帮助汉高祖得天下的功臣人数很多，但这三人却是最杰出的。诚如刘邦本人所作的评判：“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史记》说萧何是“刀笔之吏”出身，碌碌无奇似乎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实际上，他是大智若愚。这个人有高度的智慧和远见，而且论功行赏他也应居第一位。萧何一入关就去搜集秦政府的一切统计资料(已见前述)，在当时可算是代表超人的智慧，同时也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
当项羽决定把汉中分配给刘邦时，因为汉中是放逐罪囚的恶地，所以刘邦抑制不住怒火，要与项羽一拼生死。萧何却能保持冷静，极力劝阻。他说：“虽王汉中恶地，不犹愈于死乎？今众(数量)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且汉中古称天汉，周所兴也。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刘邦遂终于恢复理智，接受汉王的封号，同意前往汉中。
上面这段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含义，现在就略加分析如下。(1)国家大事必须诉之于理智而决不可诉之于感情。尤其是在劣势之下，绝对不可轻举妄动。孙子的明训“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是永远正确的。(2)战略的考虑应该是纯理智的，但人却是感情的动物，即令是最理智的人有时也会感情冲动，尤其是所谓“当局者迷”，因此就必须依赖“旁观者清”。刘邦的最大长处就是他的心灵极有弹性，能够察纳雅言而不固执己见。(3)退守汉中并非消极无为，萧何这样简单的几句话已经把所应采取的步骤完全勾画出来，即首先利用汉中的资源尤其是要网罗人才，其次利用巴蜀的资源以扩大权力基础，最后还定三秦以争天下。这种大计划的确曾付诸实行，而主持其事的人也就是萧何。
其次就要谈到张良。这个人的确有一点神秘，他是韩国的贵族，与项家有深厚的友谊，但却效忠刘邦。反而言之，刘邦对他也极为尊敬，只要看上面引述的那一段话，就可以知道刘邦做了皇帝之后还很客气地称他为“子房”，而不像对萧何、韩信那样直呼其名。另一方面，项羽对他所说的话似乎也非常相信(其事见后)，尤其是他往来于汉楚之间非常自由，好像闲云野鹤一样，真令人有莫测高深之感。
秦二世二年六月，项梁立韩成为韩王，以张良为司徒(内政部长)，但张良却一直以这个身份追随刘邦，所以也就始终居于客卿的地位。楚汉元年(前206年)四月刘邦前往汉中就职，张良也随行。张良同时建议在进入汉中之后即烧绝栈道以示无东还之意。本来项羽还不太放心，曾使卒3万从之(即派了这样大的兵力监视刘邦的撤退)，现在便解除疑虑而开始疏于防范。
张良到汉中之后，又辞别刘邦返回韩国。此处必须说明，项梁虽立韩成为韩王，但项羽却始终把他羁留在彭城不让他就职。因此张良归韩实际上是前往彭城并留在那里(也许韩国还有一个流亡政府，不过韩成最终还是被项羽所杀，张良可能因此才与项氏完全绝交)。张良的归韩对于刘邦而言无异于是派遣一位极有地位而智慧又最高的内线驻在敌人的统帅部中。这真是完全符合孙子所说的“以上智为间”的原则。张良初抵彭城即说项羽“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因为此话出于张良之口，也就使项羽深信不疑(关于张良的故事暂时说到这里为止，以后还要再提到他)。
三杰中的最后一位是韩信，其出身与际遇又完全不同。他可能也是贵族世家(漂母曾称他为王孙)，但早已降为平民。他最初加入项梁的部队，以后在项羽军中当一名中级军官(郎中)，数进奇策而羽不听，遂转投刘邦并随赴汉中。因偶然的机会得与萧何谈话，结果萧何大为赏识，称许他是“国士无双”。
萧何向刘邦推荐，但刘邦并未接纳(可能是因为初到汉中，一切都乱糟糟的，无暇考虑及此)，于是韩信决定离开汉中另谋出路。萧何知道之后立即亲自去追赶，终于把韩信留住，这就是评剧中“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本事。因萧何追韩信时来不及报告汉王，于是有人去告诉刘邦说萧何逃走了，后者大惊如失左右手。一两天后萧何回谒汉王言往追信。汉王骂曰：“诸将逃者以十数，公无所追，独追韩信，诈也。”萧何回答说：“诸将易得耳，韩信国士无双。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者，顾王策安决耳？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逃去耳。”刘邦说：“吾为公以为将。”萧何说：“虽为将，信必不留。”刘邦说：“以为大将。”萧何说：“幸甚！”接着他又要求设坛拜将以示郑重并增强韩信的威望，刘邦都同意照办。于是“胯下王孙”才一跃而为汉军的总司令。
上面这段故事假使不是历史上有记载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它是真的。萧何推荐韩信要比鲍叔推荐管仲，罗恩推荐俾斯麦更为难得。因为鲍叔与管仲，罗恩与俾斯麦都是旧交，相知已深，而萧何与韩信不过是萍水相逢，仅凭一次接触就断定其国士无双，而敢于负责推荐他担负如此重大的任务，足以证明萧何的胆识真是古今独步。同样地，刘邦的度量也是人不可及，他仅由于萧何的坚持就决定用韩信为大将，而他本人甚至还未与韩信交谈，这种魄力也是少见的。这些故事都有传奇的味道，但历史却的确如此，历史上有许多事情似乎都是出于偶然，而且很难解释，甚至只好归之于天意。
韩信出任大将之后，第一项工作就是要对当前的情况作一个全面的评估，这是他上台后的第一炮，他能否真正获得刘邦的信任也在此一举。他这篇文章做得相当精彩，可以供后世参谋总长当做范例。他首先向刘邦提出一个问题，要他自己说他与项羽比较谁的本领高强。刘邦感到很狼狈，默然良久才回答说：“不如也。”韩信这一着非常重要，他首先要破除刘邦的心理障碍，使他能接受真正客观的分析。韩信对于刘邦的回答非常满意，遂拜贺曰“惟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这完成了“知己”的方面，现在就要进到“知彼”的部分。
韩信首先根据他个人的观察(臣尝事之)，指出项羽在性格上的两大弱点：(1)匹夫之勇；(2)妇人之仁。他虽然勇敌千人但不能任属贤将；他虽然恭敬慈爱，但对有功者不肯给予适当的奖赏。这的确是项羽的致命伤。其次他又列举项羽在政策上的错误：(1)不居关中而都彭城；(2)不尊重义帝；(3)对于诸侯封地分配不公平；(4)所过无不残灭，天下多怨。根据以上的分析，韩信遂作结论说：“其强易弱。”
现在就要进一步，提出我方的战略构想。韩信首先说明总原则，即“反其道”而行，然后再大概分为三点：(1)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2)以天下城邑封天下功臣，何所不服？(3)以义兵从东归之士，何所不散？换言之，就是多方面利用政治、经济、心理因素来瓦解楚军使其自动崩溃。
以上所云是大战略也是远程计划，紧接着韩信遂更进一步说到近期计划，也就是“还定三秦”的作战，来作为其评估的总结。他肯定地指出对汉王有利的因素：(1)三秦王都是秦将，秦人子弟牺牲惨重(尤其在安阳被坑杀20万人)，所以父老对他们恨入骨髓；(2)汉王入关时所采取的措施与项羽形成强烈对比，而且其应王关中又有合法的根据，所以人民都希望他回去。根据这两点来判断，韩信遂认为“今大王举兵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
刘邦有了韩信如虎添翼，于是他开始积极准备发动还定三秦的作战，根据历史的评述，我们至少可以认清一点，就是“知”的重要，孙子在其书中对此曾一再强调。为什么会成功，主因是知；为什么会失败，主因是无知。汉初三杰的最大贡献都可以用一个“知”字来说明。萧何抢到了秦朝的全部资料，所以能知天下事，他的推荐韩信，更表示有知人之明。张良与韩信都是“知敌之情者”，尤其是他们对项羽的个性有深切的了解。孙子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萧何、张良、韩信三个人加在一起，使刘邦方面几乎达到这样的标准。
还定三秦
楚汉元年(前206年)二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并同时大封天下诸侯，建立亡秦之后的第一轮国际秩序。刘邦被封为汉王，以汉中为其领土，而照法理说应属于他的关中却分给三位秦降将，即雍王章邯，都废丘(今兴平市)，塞王司马欣，都栎阳(今临潼区东北)，翟王董翳，都高奴(今延安市)，他们合称为关中三王，其领土也总称为三秦。汉王都南郑，其辖区从汉中到巴蜀(四川)，但实际上，后者还只是一个半开发的地区，所以其权力中心是在汉中，换言之，也是在陕西省内，与三秦(关中)之间隔着渭河与秦岭。秦岭是一道绵长而险峻的山脉，形成双方之间的一道主要障碍物。
四月间，诸侯都分途赴国，项羽本人也东归彭城(徐州)，刘邦接受萧何的忠告，忍忿启程前往汉中，但心里却早已立下待机还定三秦、再出关与项羽争天下的决心。不过，以全盘形势而论，楚强汉弱实乃不争之事实，如何能转弱为强，并最终能获得胜利，则主要是有赖于战略的运用。所以，刘邦以后亲口向项羽所说的话，“吾宁斗智不斗力”，也正是这场战争中决定胜负的总关键。概括地说，刘邦之所以终能击败项羽，那完全是战略的胜利(本文对于“战略”采取广义的解释并非仅限于作战)。
刘邦进入汉中之初，就采取了两项措施：(1)烧绝栈道以示无东还之意；(2)送张良归韩，实际上是前往项羽的都城(彭城)。这两项措施都是战略运用，是属于心理战和政治战的范畴，主要目的是要使项羽相信刘邦对于他的霸权已经不再构成威胁，至少在可以想见的将来是如此。张良与项家有很深厚的世交，尤其是项羽对他很信服，他一到彭城就对项羽说：“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由此即可明了这两项措施的配合及其效果。
刘邦到汉中之后，最大的一项收获就是获得韩信这样的将才。韩信在作战战略方面真可以说是旷代奇才，和古今中外任何名将相比都绝不逊色。他的作战与李德哈特所说的“间接路线”是若合符节，汉高祖之所以能得天下，韩信之功不亚于萧何和张良，后人称之为“汉初三杰”是一点没有过誉。(本文分析以大战略为主，对于作战细节不拟详述，下章再专论韩信的作战战略。我国古代史书对于战争的作战方面记载每嫌简略，但太史公对于韩信却似乎是一个例外。仅凭《史记》的记载，我们也还是可以领略到淮阴侯的将道精华。)
在萧何与韩信的辅佐之下，刘邦在汉中积极准备发动还定三秦的作战，到八月间就开始出兵；假定他是四月才到汉中，其间相隔不过四五个月，其行动真可以说是相当迅速。当时，汉王所采取的部署大致有如下述：
1．丞相萧何留守汉中，镇抚百姓，并收巴蜀租税，以供军食。这项工作非常重要，若无萧何这样经国之才，则刘邦绝对不可能劳师伐远。后方的安定和持续的补给为长期消耗战中制胜的主要因素。
2．将军曹参，率郎中樊哙等为前锋，兵力约数万人。精确数字不可考，但可能为3万人左右，其中一部分应为骑兵，而樊哙则为汉军中的勇将。
3．大将韩信，率将军周勃、太仆夏侯婴、中谒者灌婴、右骑将傅宽、骑都尉靳歙等，统兵约10万，为本队。汉王在本队与韩信同行。
从以上的记载看来，可以知道古今用兵之道是大致相似，同时也知道刘邦的兵力是相当有限，总数可能不超过15万人，如果不是依赖卓越的战略，实在很难有获胜的机会，
明修栈道？
还定三秦的作战是以传统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为起点。这两句成语几乎是人尽皆知，甚至有时也被引喻失义。但历史上并无“明修栈道”的记载，所以最多只能说是想当然耳。当时所谓“栈道”共有三条，都是由汉中越过秦岭而达渭河河谷的险路，其中有些部分是利用木材搭成的陆桥，那也就是可以烧绝(断)的部分。从东向西数，这三条栈道分别是“子午道”、“傥骆道”和“褒斜道”，都是根据所通过的山谷而定名，即为子午谷、骆谷和斜谷。刘邦进入汉中时所采取的路线是第一条，这条栈道已被烧断。张良返韩时所走的是第三条，也已被他烧断。留下的第二条(傥骆道)可能是最难走的一条，因为骆谷长420里，比那两个谷都短，但其中“路屈曲八十里，九十四盘”。因此，对大部队的行军似乎是不适用。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照常理来判断，汉军若欲进入关中，势必要先行修复栈道。但修复栈道的工程相当巨大，需要相当时间而且也无法隐瞒。换言之，这会给敌人以警告。因此，韩信既然想要采取奇袭的手段，则他似乎不必去“打草惊蛇”，就这种观点来看，“明修栈道”可能仅为一种传说，历史没有记载可以作为证明。
但也可以从另外一种观点来分析。10余万大军的行动可能根本无法完全保密，所以韩信不可能期望敌人会受到完全的奇袭，因此他才会用“明修栈道”为手段来欺骗敌人，使他们产生两种错觉：(1)以为修复栈道的工程需要相当时间，所以在心理上也就不感到紧张，而不积极迅速地采取防御措施；(2)相信汉军会从某一栈道中突出，于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因而忽视汉军的真正进攻方向。(假使真正有明修栈道的事实，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修的是哪一条，照理来判断，应该是“子午道”，因为这条和汉军所取的进路距离最远。)
假使事实的确如此，则“明修栈道”也就完全符合孙子所说“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原则。不过史无记载，所以我们还是不敢断言其真。尤其是太史公对韩信的故事记载得很详细，为什么会遗漏这样重大的关键问题，便似乎很难解释。
不管有无“明修栈道”，但“暗度陈仓”却是有历史记载的事实。汉军进入关中时所采取的是一条大迂回路线：先从南郑向西走，一直进入现在的甘肃境内，达到白水，然后折向东北，出大散关，在陈仓(今宝鸡县)附近渡过渭水而进袭雍城(今风翔县南)。雍城为关中西部最重要的战略据点，若此城失守，则咸阳也就唾手可得。汉军系秘密兼程前进，暗度陈仓之后，突然出现于雍城附近。(这里所谓的“暗”不一定是在黑夜而只是乘敌不备之意。)这一着完全出乎章邯(雍王)意料，他仓皇领兵迎击，被汉军迅速击败，结果自动放弃雍城而退守废丘。
在此后一个月之内，汉军扫荡关中，势如破竹，关中三秦先后被各个击破，塞王和翟王投降，而被围在废丘的章邯虽然苦撑了较长久的时间最后仍被消灭。整个关中遂落入刘邦的手中，并与汉中巴蜀连成一体，在萧何的治理下，变成了一个强大而稳固的权力基础，足以支持刘邦去安心地进行中原争夺战。
刘邦在项羽大军离开关中返回彭城之后，即乘关中三王基础未固、民心不附之际，立即反攻，并善用欺敌之计，充分发挥奇袭效果，其成功实乃理所当然。不过，汉之大敌还是楚，若当汉军进取三秦之际，楚军即迅速赴援，则胜负之数也就很难断言。甚至在三秦抵定之后，项羽若亲率大军来攻，则刘邦也未必抵挡得住。所以项羽的反应迟缓实为坐令刘邦成功的最大原因。
彭城之战
项羽为什么会坐视刘邦还定三秦呢？这是由于其受到东面情况发展的影响。自田荣重建齐国之后，其声势相当浩大，开始准备反楚。楚汉元年八月间，田荣首先发动战争，时间比刘邦开始进攻关中还较早一点。项羽因为已受张良的影响，此时还无忧汉之心，就立即发兵击齐。他是一个性情易于冲动的人，一作决定马上就动手而不再思考。等到刘邦已经袭取三秦，张良又遗书(写信)项羽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项羽此时还是相信张良的话，遂决心仍继续进攻齐国而置真正大敌刘邦于不顾。这真是一个致命的决定，在东西两面战火初燃时，项羽是居于内线作战的地位，他的兵力可西可东。假使他决定先行解决野心最大、心计极深的刘邦，则历史可能就要改写。
当项羽作此决定时，刘邦所采取的行动却非常迅速果断，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而且也恰好形成一种强烈对比。刘邦不待三秦完全平定，章邯残部消灭，就立即乘项羽东征齐国时，领兵出关进入中原。楚汉二年三月，刘邦已定河内(今河南省黄河以北部分，属殷王司马印)，并降殷王。于是渡河到洛阳新城，准备东袭项羽的都城(彭城)。此时他采纳三老董公的建议，至洛阳即为义帝发丧。他“袒而大哭，哀临三日”，并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而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残暴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这是义正词严的政治号召，能充分发挥心理战的效果。凭这样的号召，也使伐楚之战成为“义战”，并奠定刘邦取得领袖地位的合法基础。
楚汉二年四月，刘邦统率所谓五诸侯兵(代王、翟王、塞王、魏王、殷王)，共计56万人(数字不一定可靠)，向彭城进发并攻占该城。这是刘邦对楚作战的第一次大胜。可惜好景不长，同月，项羽已经得知消息，他亲率精兵2万赶回彭城，与诸侯军战于城外，结果刘邦大败，全部兵力被歼灭者约20余万，这可以证明项羽的善战确为事实。
刘邦在彭城会战中惨遭击败，溃不成军，诸侯也相继背叛。陈余(代王)首先背汉与楚约，田横(齐相国)亦与楚盟，彭越尽弃其所占领的魏地，撤兵北上，保存实力。殷王印战死。翟王和塞王又叛汉降楚。西魏王豹也借故回国，渡河后即断绝河津(封锁渡口)，叛汉附楚。当此之时，刘邦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危急。
四月下旬，刘邦率领残部向荥阳撤退，当他到达下邑时，甫下马即据鞍而问张良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譬如丢掉了)，谁可与共功者？”张良曰：“九江王英布，楚之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二人可急使；而汉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
刘邦立即采取张良的建议，开始采取新的战略部署，结果遂得转危为安，并终于反败为胜。在此必须特别强调指出，诚如克劳塞维茨所云：“任何大规模战略计划的主要路线大部分都是政治性的……不可能对重大战略问题作纯军事的研究判断，也不可能用纯军事计划去求解。”即令是在古代比较简单的环境中，此项原理也仍然不变。刘邦之所以胜，项羽之所以败，其决定因素绝非纯军事的，甚至可以说非军事因素远比军事因素更为重要。
荥阳相持
汉王的大战略计划可以分为下述三方面：
1．巩固以荥阳、成皋为中心的战略防线，一方面屏障河南西部，以求确保关中的安全；另一方面以关中(加上汉中和巴蜀)作为大后方，有效地运用其人力和物力，以支持前线作战，并尽量用持久战来消耗和困扰敌人。
2．为争取战略部署的时间，急派遣使者去说服九江王英布叛楚和劝诱彭越再度南下，以牵制楚军。(在当时的境况中，这也是最优先的工作；因为项羽的大军正在穷追不舍，如不迅速予以牵制，则荥阳之线可能被突破，以致全面崩溃。)
3．在局势稍为稳定之后，即开始用军事和外交双管齐下的手段，来争夺魏赵齐等国，以求孤立楚军，并形成大迂回的战略态势。
楚汉二年四月底，刘邦派随何出使九江(不是现在的江西省九江县，而是在淮水流域寿春附近)，五月初随何到达那里。随何用威胁利诱的手段终于说服英布出兵攻击楚军的后方。此时，项羽正在亲自指挥攻击下邑，遂不得不分遣项声和龙且二将去对付英布。英布本是楚之大将，战斗力很强，所以相战数月，到楚汉三年十一月，英布才被击败。这样使得刘邦获得了7个月的喘息时间，不致为项羽所彻底击毁。这对楚汉相争的最后胜负具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当刘邦退守荥阳，情况危急之时，萧何立即动员关中的老弱和未傅(20岁以下)者，让尚在围攻废丘的韩信率领着赶紧去赴援，与刘邦的残部会合于荥阳。此时楚军已有一部分到达荥阳以东地区，正拟进攻该城，但在京城与索城(均在荥阳附近)之间为韩信所击退，于是楚军的锐利攻势开始顿挫，因而不能西越荥阳。汉军才得以乘机巩固这一战略重镇，奠定持久防御态势的基础。
当情势略为缓和时，刘邦即开始着手执行其大战略计划的第三部分，也就是攻势部分。他在楚汉二年八月命韩信去进攻西魏，因为就地理位置而言，西魏居于汉军的左侧背上，足以威胁汉军的主要交通线。韩信以相当少的兵力展开其攻势，采取逐步跃进的方式，到楚汉三年十月，即已顺利地完成破魏、破代、破赵、下燕的目标，前后不到三个月，真可谓神速。(当时历法以十月为岁首，所以楚汉二年八月到楚汉三年十月实际上只有三个月。)
韩信的作战成功，遂使汉对楚的全面战略形势略见好转，但楚汉三年十一月，英布的反楚军被击退，于是十二月，项羽开始大举进攻荥阳，数度切断汉军的粮道，给予汉军严重威胁。刘邦一方面竭力苦撑，另一方面仍尽量利用谋略(非军事因素)来平衡项羽的军事优势。
陈平在汉营中是一位仅次于张良的谋臣，他深悉楚之内情，于是遂献离间之计(政治战)曰：“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捐出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刘邦立即采纳并给黄金4万斤与陈平，要他自由运用，不计出入。于是陈平就用大量黄金，利用其在楚方的人事关系，进行分化活动，并发动谣言攻势以造成楚君臣之间的疑忌，破坏其内部团结。此种工作虽不一定马上生效，但其长远效果却非常巨大。结果是范增离楚，周殷叛变，其他楚国重要将领也都各怀异心而不忠贞效命。
同年五月，项羽猛攻荥阳，刘邦使纪信伪装汉王夜出东门，扬言“城中食尽，汉王出降”，楚军欢呼遂放松了戒备并群往城东观看，于是刘邦乘机出西门逃往成皋。以后项羽又追至成皋并攻克该城，不过刘邦又已逃回关中并收集兵力准备再战。刘邦这次可以算是死里逃生，而汉将周苛樅公仍然能够坚守荥阳，使汉方的整个战略部署并未瓦解，而且还继续保留着卷土重来的机会。
从楚汉三年冬十一月至翌年秋九月之间的11个月中，楚汉相争的焦点是在荥阳、成皋这两个地区之内。到此时遂已接近尾声。从表面上看是楚胜汉败，但实际上，汉虽失成皋，却仍能守住荥阳，严格说来，仍然是一个相持的局面。
最后阶段
到此时，项羽又作了一个错误的战略决定，他不继续集中全力去攻击荥阳，而移师去东击彭越等魏地，这使刘邦获得喘息的机会并能采取反攻的行动。甚至在情势极为险恶时，刘邦都不曾放弃其攻势思想，早在七月间，他即已命令韩信独当一面去发动袭取齐国的作战。韩信用兵如神，再加上政治作战的运用，所以齐国遂迅速崩溃。正当项羽大军离开荥阳、成皋地区去进攻彭越时，韩信在齐国大捷的消息也已传来。项羽得知韩信破齐并拟南下攻击，于是遂不得不分兵救齐。这支兵力号称20万人，由大将军龙且率领，因此项羽的兵力自然受到相当的减弱。
楚汉四年冬十月，刘邦知道项羽大军已经东移，只留下大司马曹咎据守成皋，于是决定乘机重整荥阳、成皋之间的战略防线。汉军渡河向楚军挑战并大败楚军，曹咎和司马欣自杀，刘邦遂收复成皋，守广武，利用敖仓之粟补给军食，并进围楚将钟离昧于荥阳东。于是汉军威重振，以荥阳、成皋、广武三角形为核心，而据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态势。
项羽既已分兵援齐，现在又获知曹咎败亡的消息，于是在未能彻底消灭彭越之前，又急自引兵西向救钟离昧。在此应特别指出项羽虽然在会战时几乎无战不胜，但他在作战时总是未能竟其全功而留下一个尾巴，这是他在军事方面失败的主因。刘邦正在围攻钟离昧，听到项羽军至，急撤围退守险阻，于是项刘二军遂在广武形成对峙之势。
从楚汉四年十月到同年八月(照现在的历法来说应该是次年八月)，双方一直都在广武对峙，共历11个月之久。这不仅表示楚军已大不如前，同时整个形势也日益变得对楚不利。最主要的因素是韩信不仅已经征服整个齐国，并且还把龙且的20万大军歼灭在潍水之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开始和谈，最终决定以鸿沟为界，结束长达四年的战争。和约告成之后，项羽即引军东撤，而刘邦也想西归，此时张良、陈平前进计曰：“今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机而遂取之，所谓养虎自遗患也。”于是刘邦决定背约追击项羽。同时遣使至齐魏约韩信和彭越会师击楚。
楚汉五年冬十月，刘邦追击项羽至固陵(今淮阳县西北)，韩信及彭越军均未至，项羽挥军反击，大败追兵。于是刘邦复入壁，深堑固守。他问张良：“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良答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今可立致也。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自睢阳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复故邑。能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刘邦立即听从，遣使往封信、越。于是他们也立报曰：“请今进兵。”
到十一月，诸侯之兵大集，在数量上居于绝对优势。于是垓下一战，项羽遂终于败亡。假使信、越的兵力不动，则刘邦不可能击败项羽，于是中国将可能回到战国群雄割据的局面。刘邦最多做一盟主而帝业则可能终成泡影。
综合以上的叙述和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刘邦是胜在战略方面。概括地说，刘邦的大战略计划可分下述四项：(1)巩固关中及蜀汉；(2)保持以荥阳为核心的战略要地；(3)用政治战来争取友人和分化敌人；(4)使韩信行大迂回作战，直抵项羽的背面。在最后决战之际，分封信、越，乃战胜关键所在。刘邦一方面能坚持原则，另一方面又能充分发挥弹性。尤其是他能知人善任，察纳雅言，这更是项羽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刘邦击败项羽，正如荀子所云：“非幸也，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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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论韩信用兵
引言
初期战役
井陉之战
潍水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