垓下之战
引言
从战略研究的观点来看，我国历史上的“秦楚之际”可算是一个黄金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中出现了许多战略家，其表现都极为杰出，值得赞赏和学习。就大战略而言，也许应该首推张良，但就作战(野战战略)而言，则似乎无人可及韩信。韩信用兵的确令人佩服，若用近代的眼光来评论，我们可以说他是精通李德哈特所提倡的“间接路线”观念。李德哈特在其所著《战略论》中曾引述西方古今名将的事迹，以作为其战略思想的依据和解释。但很可惜，大概因为他不懂中文所以不曾研究中国的历史，以至于对中国古代的名将毫无认识，在他的整本书中只曾非常简略地提到成吉思汗和速布台而已。假使李德哈特曾经读过《史记》和《汉书》，则他对于韩信就一定会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会替他写一本专著也说不定。
我们常说我国古代历史的记载比较简略，所以细节的研究也就比较困难。不过对于韩信而言，却似乎算是一个侥幸的例外。因为有关其用兵(作战)的记载，就中国史书的标准而言，应该算是相当详细。这也许是因为在当时，他的故事已经传遍天下，所以写历史的人自然不免多说几句。不管怎样解释，至少我们今天根据历史的记载对于韩信用兵的经过，尤其是他指挥的三次重要会战，仍然可以获得一个概括的了解。这就是本文准备分析的主题。
初期战役
楚汉元年(前206年)，韩信才因萧何的推荐，成为汉军的大将，负责指挥还定三秦的作战。关于这次作战虽无详细的记载，但从韩信所选择的前进路线上看，即可以充分显示出其“间接路线”的战略观念。他作了一个大迂回，由汉中向西进入现在的甘肃境内，达到白水，然后折向东北，沿白水的上游而上，出大散关、渡渭水、越陈仓，进袭雍城。他所走的距离虽然很长(比跨越秦岭的栈道至少要长两倍)，但他却能秘密兼程前进，遂终于使敌人受到奇袭。这一战对于韩信而言只能算是牛刀小试，但已暗示出其战略作风。
三秦底定之后，韩信并未随刘邦出关，而是留下来围攻困守废丘的章邯残部。这种安排似乎很难解释，也许是刘邦在内心里始终没有把韩信当做“自己人”看待。等到刘邦在彭城一战被项羽杀得落荒而逃时，萧何立发关中的老弱，命韩信率领去作紧急救援。韩信与刘邦残部在荥阳会合，并击退项羽的追兵。关于这次作战经过也无详细记录，但其后果却至为明显：楚军因此遂不能西越荥阳，汉军得以巩固这一战略重镇，并形成尔后持久防御的态势。
刘邦于彭城惨败之后，诸侯多叛汉附楚。西魏王魏豹托词归视亲疾，渡黄河后即封锁渡口，他本是项羽所封，现在遂又重返楚军阵营。西魏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其辖区为今山西省西南部，古称河东之地，其地理位置在汉军的左侧背上，足以威胁汉军的主要交通线。
刘邦企图解除这一重大威胁，遂于楚汉二年八月派韩信率领步将曹参，骑将灌婴，去攻击西魏。兵力史无记载，大致不会超过3万人。魏军兵力应较占优势，但因分守各城，所以主力也不会太多，大致与信军相当，那是集中用来防守蒲坂、临晋等城和渡口的。韩信并未从河南由南向北进攻，而是先回陕西再由西向东进攻。
韩信首先在临晋西岸集中船只，佯作大规模渡河攻击的姿态，另一方面却派曹参率步兵潜往夏阳(在临晋之北，今陕西韩城县)，用“木罂”渡河，以疾风迅雷之势，南下猛攻魏军的侧背。魏军大乱，于是韩信和灌婴的骑兵顺利地在临晋渡河。魏王豹惊于汉军骤至，仓皇迎敌，遂屡战屡败。信军又猛烈追击，终于在九月擒魏王豹以归。合计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即结束了破魏之役。
韩信在这一战役中充分表现出其战略天才，仅凭古史的简略记载，我们也可以获得下述几点认识。(1)他不采取由南向北而采取由西向东的作战轴线，并于渡河之后，置主力于北翼而向南压迫，就战略而言，这是很高明的选择。因为若不如此，则魏军败退之后，很容易逐步向北退却，并与代赵两国的兵力会合，于是战事将拖延不决，对于汉军极为不利。(2)他擅长用奇，使敌人在心理上丧失平衡。他的行动都出敌不意。他在临晋摆出渡河的姿态，而掩护曹参在夏阳用“木罂”渡河。“木罂”究竟是什么东西，史书上的记载并不太详细，但总而言之，那是临时搜集的器材而不是船只，所以才能使敌人受到奇袭。(3)韩信深知扩张战果的重要，他每次战胜之后一定继续做猛烈的追击，使敌人不能获得喘息的机会。所以他能速战速决，充分发挥出歼灭战的威力。
井陉之战
韩信破魏之后，遂向刘邦建议继续进攻赵国与齐国，以对楚军造成大包围的态势，这是一个极具雄心的伟大战略构想，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眼前的主要敌人则为陈余。陈余的身份是代王兼赵相。其本人驻赵国辅助赵王歇，而令其相夏说守代(代在今河北省蔚县)。当韩信破魏时，陈余已令夏说引兵南下，驻守太原南方的邬县，以防韩信北进。
韩信获得少许增援，即从魏都平阳向北进发，击斩夏说后，迅速破灭代国，于是准备取道井陉攻入赵国。井陉在今河北获鹿县西10里，山西平定县东90里，为太行山脉中险要隘道之一。这个地区群山环绕，而隘路则在其中通过，诚如广武君李左车所形容的：“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井陉东口北侧有革山，距获鹿城仅8里。井陉之西有冶河，从南向北流，横过西端入口处。该河东岸有一片高地可以封锁隘道西口。
陈余与赵王歇和谋士李左车率赵军20万驰抵井陉东口外，筑垒据守。当时李左车建议：“愿假臣奇兵3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不至十日，两将之头可置于戏(麾)下。”陈余素以儒家自命，常称义兵，不尚诈谋。他说：“吾闻兵法，什则围之，倍则攻之。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疲)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将谓吾怯而轻我伐我。”遂不听李左车之计。
韩信经由间谍得知上述情报，大喜过望。立即引兵渡过冶河，宿营在其东岸高地上，并令一万人在那里构筑工事，建立坚强的桥头阵地，这就是所谓“背水阵”。因为赵军都集中在隘道东口以外，所以韩信的行动不曾受到任何妨碍。夜半，他令灌婴选轻骑两千人，人持一赤帜(汉军旗)，从间道秘密进至萆山埋伏，监视赵军营垒，并令之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你)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
次日拂晓，韩信亲引大军，建大将旗鼓，通过隘道，出井陉东口向赵军挑战。赵军开壁迎击。双方大战良久，韩信与张耳始引军佯败，抛弃旗鼓，向隘道西端的背水阵退却。赵军果然空壁而出，争取汉旗鼓，一路向前追击。汉军退到“背水”阵地之后，即拼命坚守。赵军一时无法取胜，主要原因是隘道狭窄，赵军兵力虽多但不能展开。此时，埋伏在萆山的两千汉骑兵已奔入赵空壁，尽拔赵帜而易以汉帜。当赵军久战无功遂欲撤回时，突然发现壁上都是汉帜，不禁全军大惊，以为汉军已经攻占了他们的根据地，于是开始溃散。韩信立即挥军追击，遂大破赵军。在井陉大捷之后，韩信又立即做猛烈的追击，他不让敌人有重整的机会。到楚汉三年十月，韩信已连续击破魏、代、赵三国，前后历时尚不及三个月。
井陉之战，双方兵力相差颇大，赵军20万而汉军也许不到6万。韩信之胜完全是靠战略。他作战的全部过程都有良好的计划，而敌人的行动也几乎完全在其控制之下，真可以说是算无遗策。(1)假使他不大张旗鼓，又不大战良久，而只稍一接触即行后退，不似主力战败则赵军未必空壁而出，更未必追入隘道。若不利用地形的拘束，使敌不能发挥数量优势，则韩信绝对无法对抗赵军的追击。(2)假使不派骑兵先行埋伏，并定下易帜之计，则敌军的心理不会丧失平衡，于是后者即令不能攻入背水阵，也仍可以全师而还，结果将会形成一场无结果的混战，对数量优势的方面将比较有利。(3)关于“背水阵”，据说韩信在会战后讲评时曾亲自解释说它具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义。这可能只是一种附会的传言，因为韩信当时已经是战无不胜，他的威望已经够高，其部下对他的领导具有坚定的信心，似乎不需要用这种手段来维持纪律和士气。不过若不占领背水阵，则对敌军的吸引力也许会不够强烈，不足以引诱他们倾巢而出。所以这仍要算是一种战略运用。
潍水之战
韩信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连续攻下魏、代、赵三国并且招降了燕国，使汉对楚的全盘战略形势获得很大的改进。自楚汉三年冬十一月到秋九月之间的11个月内，楚汉两军在荥阳、成皋的争夺战达到最高峰。韩信与张耳此时率赵军南下驻屯修武，与荥阳、成皋成犄角之势，一面牵制楚军，一面确保河内的安全。楚汉三年七月，刘邦认为必须开辟新战场始能突破当前的困境，遂决定拜韩信为相国，率曹参和灌婴，发赵兵之未发者(即尚未征召者)击齐。这也正是韩信的大战略构想中的最后一章。
楚汉四年十月，韩信开始向齐国进兵，而刘邦与此同时另遣郦食其去劝说齐国投降。齐国同意投降并撤退守军，韩信闻齐既和便决定还师。范阳人蒯通却向韩信说：“蒋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无行也？”信听其言遂继续挥军前进。齐国君臣在无备之下受到奇袭，全面崩溃。
在韩信穷追之下，齐王广不得已向楚求救。项羽遂派其大将龙且，亚将周兰与留公，领军救齐。韩信知道龙且军来，也立即集中兵力准备迎敌。于是两军在楚汉四年十一月展开了一场决定性会战，即所谓潍水之战。
当时两军的态势大致有如下述：(1)齐楚联军号称20万，驻在今山东高密市以南的潍水东岸地带。龙且军中多楼烦(北方部落)骑兵，相当精锐，机动力颇强。(2)韩信所部不过数万，加上破齐后收编的降卒，总数也不会超过10万。而且还必须留下若干兵力据守历下、临淄等城，所以能集中在潍水西岸上的兵力可能更少。
当龙且拟定作战计划时，有人劝他说：“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毋战而降也。”龙且反驳说：“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且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遂决定在潍水东岸列阵待敌。
韩信令人乘着黑夜用万余沙袋壅塞潍水之上流，使下流的水深降低。次日韩信引军涉水渡河进击龙且的阵地。龙且挥军迎击。信佯不胜败还。龙且喜曰：“固知韩信怯。”遂率军涉水追击。信俟龙且军半渡，使人决壅囊，于是上流之水奔腾而下，把龙且军淹死一部分并且把他的兵力切成两段。在敌军惊慌之余，韩信立即挥其全军痛击已达西岸的敌军。曹参斩龙且，灌婴擒周兰。当西岸兵力全被歼灭之后，东岸上的齐楚联军残部也就自动溃逃。
潍水之战算是一场决定性会战，韩信不仅获得一次伟大胜利，还使楚军的兵力和士气受到严重的打击，而更重要的是扭转了汉军的战略颓势，使项羽感到其面临的情况已经变得日益难于应付。
垓下之战
楚汉相争始于楚汉元年(前206年)八月，在以后连续3年之中，汉始终居于劣势，刘邦在荥阳、成皋地区的防御战线曾几次面临崩溃的危险，甚至刘邦本人也只是侥幸地得免于难。但到楚汉四年(前203年)十月，整个情况就开始有了新的转变，首先是刘邦乘项羽东击彭越于魏地的机会，在河南发动反攻，向占领成皋的楚军挑战，结果楚军大败，其主将曹咎与司马欣皆自刭于汜水之上。于是刘邦遂复取成皋，守广武，恢复了原有的地位。
接着十一月遂又有韩信在潍水的大捷。这一战不仅击灭了楚军的精锐，而且也完成了对齐国的征服。于是韩信开始计划由齐入楚，直捣彭城，以完全实现其大战略构想。楚军在两个月之内连续打了两次大败仗，损失总兵力可能在20万到30万人之间，而对其士气上的打击更是无法估计。
更糟的是项羽又犯了他的老毛病，对于快要被消灭的彭越放下不打，却回过头来去攻击刘邦。于是他白白地浪费了时间和兵力，不仅一无所获，而且使形势变得比过去更坏。这样才使刘邦能在荥阳、成皋、广武三角地带又支持了11个月之久。
到次年(前202年，照当时历法计算仍为楚汉四年)八月，楚汉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约定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于是双方暂时休战。九月间，刘邦接受张良和陈平的建议，违约追击已在东归途中的楚军，这样遂导致楚汉战争的最后一幕——垓下之战。
楚汉五年(前202年)冬十月，刘邦亲率大军10余万人追至阳夏南(今太康县)暂停，其目的是等待韩信和彭越的部队到达，而项羽闻刘邦已经背约追来，也率领他的部队约10万人在此地区止军以待。等刘邦到了固陵(今淮阳县西北)，信、越军仍未至，于是项羽挥军反击，大败追兵，迫使刘邦就地构筑工事固守待援。一直等到信、越兵至，垓下会战才展开序幕。
韩信令曹参留守齐国，亲率将军孔熙、费将军陈贺，领兵数万(史无明文)南下，以灌婴的骑兵为先锋，首先击破彭城，然后从苏北直趋豫东到达项羽的背面。接着刘邦与韩信发动夹击，项羽军死伤约万人，向垓下败退，于是齐汉两军就在颐乡(鹿邑县南)完成了会师。
这时已经是十一月，彭越、英布等部队都已到达，汉方诸侯大军共约30万人，在刘邦命令之下，由韩信统一指挥，向项羽继续追击。追到垓下(在濉水南岸，距离固陵已在200公里之外)，项羽止军集中其9万之众准备作最后的决战。
于是韩信也立即开始展开他的兵力。命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信自居中。刘邦在后，又令周勃、柴将军为刘邦之后卫。(以上完全是以史书为根据，兵力没有记载。至于诸侯之兵如何配属也不可考。不过照这种记载看来，会战是由韩信负责计划和执行是毫无疑问。)
韩信首先自引军向前攻击，项羽立予迎击。信军不利后退，项羽乘胜追击。于是孔、费二军立即左右夹击，而韩信也回军乘之。在三面夹攻之下，楚军大败。项羽遂筑壁垒以自守，韩信立即调动30万大兵对楚军加以重重包围，准备将他们予以全部歼灭。
因为困守垓下，兵少食尽，楚军败亡只是时间问题，韩信为加速其崩溃，遂又用“攻心”之计。夜间信命令汉及诸侯军皆唱楚歌，项羽闻之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何楚人之多也？”这一计造成了楚军极大的心理震撼，使项羽完全丧失了再战的意志。(有人说这一计是张良所献，但史书并无记载。)
于是项羽亲率麾下壮士800骑，乘黑夜突围逃走。次日清晨，汉军才知道，韩信立即命令灌婴率5000骑向南追击。项羽渡淮河时，所余仅百余骑，到达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东北40里)已剩下28骑。他最终不肯渡江，自刎而死。楚汉战争至此终告结束，在垓下会战中，汉军斩首8万，楚军全部被歼。
垓下会战在世界战争史上是一次有名的决定性会战。它的形态和施利芬最推崇的坎尼(Cannae)会战颇为类似。但其间又有相当的差异。(1)诚如施利芬所云：“一个完全的坎尼会战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要完成这样的会战，一方面需要一个汉尼拔，另一方面还需要一个法罗(Terentius Varro)。”在坎尼会战中，汉尼拔的对手是一个急躁无能的庸才；而在垓下会战中，韩信的对手却是七十二战、战无不胜的楚霸王。所以韩信的任务远比汉尼拔艰巨。(2)汉尼拔的兵力处于劣势，而韩信的兵力则几乎占绝对的优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汉尼拔在会战之前并无尽歼敌军的意图，而韩信却是根据这个目的来设计他的会战的。他必须在这一战中彻底毁灭敌军，结束整个战争。所以就决定性而言，垓下远高于坎尼。事实上，汉尼拔虽赢得了坎尼会战，最后还是输掉了战争。
假使这一战不能把楚军全部歼灭而让项羽带着残部逃回江东，则楚汉相争还是未能结束。当时与汉并立而非刘邦嫡系的诸侯还很多，尤其是彭越、英布更是一向各自为战，不受汉王的控制。所以就政治战略而言，必须乘诸侯正在同心合力对楚作战时，彻底解决项羽，万不能留一个后患。在此更须进一步指出，韩信此时虽然已经功高震主，而且也已经有一点尾大不掉，但就其内心而言，还是效忠刘邦的。只要看当蒯通劝他独立时，他回答说“汉王待我厚”即可作为证明。因此，他才会竭忠效智来帮刘邦毁灭项羽。
为了迅速而彻底地毁灭项羽，“楚歌”之计真是非常重要。因为楚军的战斗力(素质)非常坚强，项羽本人更是神勇无敌，仅凭围困不足以使其屈服，而且必须旷日持久始能奏效。但拖延时间并不一定有利于汉方，所以韩信才决定采取“攻心”的措施。他深知项羽的个性，对其心态有微妙的了解，所以才能制造出“忽闻楚歌，一败涂地”的奇袭效果。项羽听到楚歌四起之后，其心理反应又是怎样的呢？他的直觉使他感到已经完了。因为在当时的战争中，战胜方每占一地即征召当地壮丁来作为补充，如果征的不是楚人，则当然不会唱楚歌，现在既然四面楚歌，即可证明楚地已全部丧失(投降或被占)，所以他已经没有再赌的本钱。
这一刺激不仅使项羽丧失心理平衡，而其强烈程度甚至超出韩信的预料，因为连他也想不到项羽会在夜间弃军潜逃。这一行动是完全不合理的，可以证明项羽已经丧失理智。在以后的突围过程中，项羽所作的完全是困兽之斗，所表现的只是一种本能的冲动而已。
现在我们无妨作一个假想，如果项羽终能掌握着他的兵力(大概还有8万人，并非一个太小的数字)，决心逃回江东，则他也许能够达到他的目的，至少并非没有可能。当然，更合理的战略是在固陵击败刘邦追兵之后，即不等诸侯兵至就赶紧退守江东。不过，这里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项羽手下没有一个萧何，所以江东对于他而言，能否算是一个安全的基地则很难断言。这些话未免扯得太远，这篇文章是以论韩信用兵为主题，所以就不必再说。
第五章 从战略观点看三国时代
引言
三国时代的界定
《隆中对》的分析
赤壁之战
刘备跨有荆益
吴蜀关系的变化
黄金时代的尾声
引言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我国的历史，有两个时代可以称为“黄金时代”，第一个是楚汉相争的时代，第二个就是三国鼎立的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中有许多战略人才出现，他们的表现都很杰出，这在我国的全部历史中可以算是难得一见的盛况。而这两个时代之间又有一个显著的差异：秦楚之际，人才是集中在一方面，遂终成统一之局；三国时期，人才却分散成为三大集团，于是也就造成了分裂的后果。虽然有如此的差异，但这两个时代的故事又都是一样地值得后人欣赏和研究。
以时间而论，三国时代要比秦楚之际较晚，照理说，史料应该比较丰富，因而研究工作似乎应该比较容易。但事实并不如此。首先必须指出，陈寿的《三国志》对于战争的记载远不如《史记》那样清楚。《史记》的记载虽然也很简略，但对于重大的会战我们从记录中还是可以摸索到一点轮廓，但《三国志》在这一方面所能提供的资料就差得多了。
其次，最足以产生混淆的就是《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因为这部小说已经畅销几百年，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所以其影响力之大简直难以估计。但是小说中的叙述与历史有相当的差距，尤其是对于时间的记载有许多差误，对于人物的评述也有很多扭曲。其在社会传统认知中所产生的不正确印象也就变成了精密研究的绊脚石。
因此，三国时代的精密历史研究是似易实难。不过对于本文的目的而言，并不那样悲观，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只想从现代战略的观点来分析古史，并且企图从此种分析中获致若干实用性的教训。所以，并不需要知道太多的细节，而且也无须作严密的考据。我们只是根据正史(不是小说)的记载将其当做一种战略研究的个案而已。
三国时代的界定
所谓“三国”是一个很模糊的名词，严格地说，要到曹丕篡汉称帝的时候，历史才真正开始进入三国时代，那也就是公元220年，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同时也是魏文帝黄初元年。刘备称帝还要迟1年，即公元221年，至于孙权，则直到公元229年才正式称帝。但事实上，“赤壁之战”(208年)以后，三国鼎立的局势即已形成，从战略的观点来看，把三国时代的起点定在这一年似乎比较适当。在此以前还应算是汉朝的末期，那个阶段大致始于董卓之乱(190年)，接着就是军阀混战。在长达十余年的混战中，曹操最终扫平群雄，掌握了中原的控制权，到公元208年，他开始进兵荆州时，历史也就走到了它的转向点。
如果赤壁一战曹操获胜，则中国将回到统一的途径，由于这一战失败，遂粉碎了曹操统一全国的雄心，而三国鼎立的局势也就终于形成。所以，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赤壁之战”的确算是一场决定性会战。换言之，这一战决定了历史的方向。
虽然历史的分段应以208年为界，但战略的研究却不能以此为起点，因为在此以前，战略形势早已在发展之中，而那些重要人物(战略家)的过去也都有分析之必要。所以本文所涵盖的时间应起自汉献帝元年，而以三国的再统一为结束。
三国时代最杰出的战略家还是首推曹操，尤其就用兵(作战)而言，更是无人可比。诸葛亮《后出师表》中有云：“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这种说法不仅对其推崇备至，而且相当客观，对于曹操而言，更可谓盖棺定论(曹操死于220年，《后出师表》大致作于228年)。
曹操最初起兵声讨董卓时，其实力真是非常渺小，他不仅没有自己的地盘，而且5000人的兵力也是七拼八凑的。当时其他的关东州郡都各有兵力达数万人，在结盟时，自然推举兵力和威望最大的人为盟主，那就是号称“四世三公”的袁绍。这个时候，曹操在群雄之中只能算是一个小人物，但他却开始表现出他的机智和勇敢，令人刮目相看。
当董卓被消灭之后，中原变成了权力真空，在军阀混战之中，曹操终于脱颖而出，并在官渡会战中彻底击败袁绍(200年)，建立了统一中原的初步基础。曹操的胜利的确得来不易，其所以能如此主要还是归功于其战略的高超。我们还是引用诸葛亮的意见来作为证明：“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隆中对》)这里所说的“人谋”即为战略。
刘备的战略才能显然不如曹操，但他有一个最大的特长为人所不及，那就是他对于战略的心理方面有其独到之处。虽然他的基础和运气都不太好，而且经常打败仗，但他依然是名满天下，众望所归。这的确是一种惊人的成就，连曹操都不能不佩服，所以他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刘备之所以能终成帝业，主要的就是他知道如何善用心理(精神)因素。
在曹操的心目中，刘备是其第一号敌人而且也是最后的敌人。在他下荆州时，为了追击刘备，曾轻骑一日一夜行300余里，可以想见曹操是志在必得。假使刘备在长阪(没有坡)被俘，则曹操也就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孙权绝不敢独力迎战，赤壁之战也就不会发生。
从历史记载看来，刘备虽败而未溃，这正是其最大的长处。依照诸葛亮在游说孙权时所说的话，刘备始终能够保持相当完整的实力，似乎更难能可贵，由此可以反证刘备并不像小说中所形容的那样不善用兵(当然，诸葛亮也许有一点夸大)。
若与曹刘相比，孙权显然又差了一大截。他不仅是晚辈而且缺乏经验。不过，他仍然是一位很杰出的领袖，他不仅知人善任，而且果敢决断。所以他能承继父兄之业，并终于达到鼎足三分的地位，也并非偶然。
除了三大巨头以外，三国时代还有许多人才，真可以说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曹操网罗的人才最多，在他的幕府中有很多优秀战略家，不过因为曹操本人的确是了不起，所以有月掩众星之感。孙家兄弟网罗的人才也不少，其中像周瑜、鲁肃、陆逊都算是第一流的。比较差的还是蜀汉方面，不过刘备能够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好像是打了一只“全垒打”，因为其他所有的人才都无法与他比拟。
尽管陈寿批评诸葛亮“奇谋为短”，但从现代的观点来看，诸葛亮之为伟大战略家还是应该获得肯定。可以说是一种奇迹，虽然已经相隔1700多年，但到今天还有完整的记录足以充分表达诸葛亮的战略思想。如果看过此种文献记录，还说诸葛亮不是伟大的战略家，则这个人就可以说是完全缺乏战略的认识。此项文献就是《隆中对》。
《隆中对》的分析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常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类似事情发生。说到《隆中对》，就让人想起《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 Plan)。从表面看来，这二者之间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战略家的眼中看来，二者之间却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存在。因为它们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长远计划。
施利芬虽贵为元帅，但一生都没打过仗，其作为“战略家”的大名完全是靠所谓《施利芬计划》才能传流至今，如果没有这套文件的存在，则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人知道施利芬为何许人了。
非常类似，诸葛亮一生中也很少有指挥作战的机会，至少在刘备去世之前，他似乎很少过问军事。而且还有一项事实也许是很多读者所不敢相信的，那就是刘备对他也并非言听计从。这又是小说害人，因为我们从小就看《三国演义》，对于刘备之信任孔明，以及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获有深刻的印象，所以很难接受历史的记载。
在刘备的时代，诸葛亮的贡献似乎都是在外交和内政方面，至于用兵作战，刘备是自有主张，并不一定尊重他的意见，甚至也不征询他的意见，至少诸葛亮本人能够感觉到他的意见有时不如法正(孝直)的有分量。直到刘备称帝时才以诸葛亮为丞相，换言之，在此以前诸葛亮的地位并非“位极人臣”。
诸葛亮真正执政是在后主的时代，而他亲自指挥作战则更是只限于“六出祁山”那个阶段。虽然受到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但他没有打胜仗也是事实。因此就事论事，陈寿的评语并非毫无根据。
假使说没有《施利芬计划》，则后世将无法证明施利芬是伟大的战略家，那么也可以同样地说，若无《隆中对》，则今天人们也无法证明诸葛亮是伟大的战略家。
《隆中对》的“对”字，就是“对话”(Dialogue)，换言之，即为当时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与他谈话的记录。它虽然不具有战略计划的形式，但却有其实质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将它与《施利芬计划》相提并论。陈寿对诸葛亮所说的话记录得相当完整。从这段记录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为一位战略家的诸葛亮，眼光是如何高远，思想是如何周密。
因此，正像施利芬的情形一样，仅凭《隆中对》即可了解诸葛亮的战略思想。同时，它也和诸葛亮大名同垂宇宙。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所以现在将其全文引述如下，然后再作精密的分析：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士，高祖因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这段话一气呵成，并不太长(不到500字)，但却气势雄伟，层次分明，足以表现其极高深的战略修养。真可以说是要言不烦，其说服能力远超过万言书。无怪乎刘备非常佩服而决心聘请他下山为“军师”。
诸葛亮首先以曹操胜袁绍的事实为例，指出事在人为，成功要靠战略(人谋)的基本道理。接着他就作情势和利害的分析，而获得四点重要结论：
1．不可与曹操争锋；
2．江东可以为援而不可图；
3．荆州为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
4．益州刘璋暗弱，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基于以上的分析，则刘备所应采取的战略也就至为明显：
1．夺取荆益二州来作为霸业基地；
2．利用内政和外交手段以巩固和扩大权力基础；
3．天下有变，始发动总攻势，以期一举而复兴汉室。
必须了解诸葛亮提出的是一种真正的“长远计划”。以当时刘备的处境而言，此种构想在一般人眼中看来，几乎可以说是不切实际。但天下事的确是非常玄妙，许多近似梦想的计划终于能够变成事实(至少是一部分)，这也是历史给人类的最大教训之一：人的确有很大的行动自由，他能否予以充分发挥，其关键则在意志(Will)和智慧(Wisdom)。刘备戎马半生，屡败屡战，自然是一位意志极坚强的领袖，但他所缺乏的却是智慧，也就是一种能够高瞻远瞩、总揽全局的战略头脑，而诸葛亮正是这样一位“天下奇才”，足以填补刘备的战略思想真空。
因为是“长远计划”，所以自然没有预定的时间架构，而且内容也只能以“假想”(Scenario)来表达。《施利芬计划》也是这样，这足以证明古今中外虽然在情况上可能有很大的差异，但对于战略研究而言，某些基本原理并无改变。诸葛亮的《隆中对》含有很多的“假想”，换言之，也就是在当时(207年，即建安十二年)根本无从控制的因素。不过就其整体而言，它还是具有一种明确的目标意识。它所想像的每一个层面，都具有统一的导向，这也代表一种标准的战略思想方法。对于今天已经受过完美战略教育的人而言，这些道理似乎没有什么稀奇，但在那个时代，诸葛亮能有如此严密完整的战略思想，则的确应该称之为“天下奇才”。
诸葛亮只是首先指出应以荆益二州为初期争取之战略目标，至于应如何争取，他并未说明。当然，那是“运作”(operation)的问题，无法纳入这样的“大纲”(outline)之内。接着他就作了一个假定，“若跨有荆益”，于是再指出第二阶段的战略重点，即“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等到这些目标已经达到，则刘备始能居于不败的地位。
这样才达到第三阶段，也就是最后阶段，此时他又作了一个假定：“天下有变。”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天下有变，然后始能发动其想像中的钳形攻势，并一举达到复兴汉室的目的。但若无变，则绝对不可轻举妄动。诸葛亮虽未做这样的明白说明，但其前面所说“此诚不可与争锋”一语即可以作为暗示。
《隆中对》是一种概括性的长远计划，其主要价值就是能对尔后的战略行动提供一种总体性的指导。至于此种计划应如何执行，以及其进度应如何决定，那都是另外的问题。而且根据历史的经验，很少有任何计划能够完全依照原有的构想付诸实施，事实上，也并无这样的必要。所以，《隆中对》的构想以后究竟兑现了多少，对于其作为战略计划的评价并无任何关系。
赤壁之战
刘备到荆州投刘表是在建安六年(201年)，得诸葛亮于隆中是建安十二年(207年)。其间有长达6年之久的时间，而刘备却一点作为都没有，这也是一件很不易解释的事情。假使说，过去他一直没有考虑夺取荆州的问题，那么等到诸葛亮正式向他提出此种观念之后才开始动脑筋，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曹操开始大举南征，情况发生剧变，诸葛亮原拟的计划完全落空。这一事实可以提供很重要的教训，足以证明战略就本质而言是一种艺术，战略家必须具有弹性化的心灵，能随机应变而不墨守成规。否则，一遇到紧急事变，就会手足无措。简言之，战略绝非八股，而且也无公式，对于今天许多从事战略理论研究的人，这些历史故事应该能产生警戒作用。
曹操大军压境，本已多病的刘表在八月间忧惧而死。九月曹军兵临新野，刘表的幼子刘琮迎降。这一连串的变化实在是来得太快，不过刘备(在诸葛亮帮助之下？)还算是应付得很好。他不仅逃过了曹操的猛烈追击，而且还保持着由关羽和刘琦(刘表长子)所指挥的兵力约2万人。由于还有这点本钱，所以诸葛亮的“联吴”战略才能付诸实施。
在此还有一点应该指出，《隆中对》中所假想的“外结好孙权”是在“跨有荆益”之后，而此时刘备决定寻求孙权的合作，并派诸葛亮入吴游说，却是一种应急措施，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当曹操进占荆州之后，立即向孙权展开招降的工作。这种威胁利诱的心理作战已经产生相当明显的效果，吴下群臣中很多人都主张投降，甚至连孙权本人也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时，东吴的主战派以周瑜和鲁肃为领袖，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感到孤掌难鸣，幸亏诸葛亮此时来到使主战派声势大振。诸葛亮的说辞非常锋利，直指孙权的心理弱点，这样才迫使他决心一战。
诸葛亮的说辞很值得引述和分析，因为这对于“攻心”之术可以算是一种最佳的模式。他首先对孙权说：
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这段话中有两个要点应特别指出：(1)不讳言“豫州遁逃至此”，并要求孙权量力而处，使所有反对与刘备合作的人无法反唇相讥；(2)公开指出孙权“事急而不断”，这也正打在他的心理弱点上。凡是犹豫不决的人最怕人说他不能决断，只有这种刺激才能使他立下决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皇尼古拉二世之所以投入战争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当孙权反问：“苟如君言，刘豫州遂事之乎！”诸葛亮遂又乘机从另一方面对其施加心理压力，他说：
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
这段话诉之于孙权的“荣誉感”，孙权一向以英雄自居，他当然不能忍受“刘备不能降而孙权可以降”的侮辱。最后为了增强孙权的决心，诸葛亮又作了下述的研究判断。
豫州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
这段话也可以对后世研究战略的人提供重要的启示：战略是讲理的，战略必须以利害的分析为基础。所以在激之以情之后，还是要服之以理，而更重要的是动之以利。这一段研究判断平实合理，对于敌我的比较也很客观，说的全是内行话，而且对胜败的后果也作了合理的推测。
孙权下了决心之后，接着就展开了“赤壁之战”。关于这次会战的资料实在很贫乏，严格说来，我们实在不知道它是怎样打的，甚至不知道其正确的时间和地点，惟一能确定的事情就只有它的胜负和后果。现在为了简便起见，根据历史的记录分成几个问题讨论如下：
1．双方的兵力。联军方面很容易确定：周瑜有3万人，刘备大约2万人，合计5万人。曹军的数量则争议颇多。80万当然是夸大之词，周瑜认为总计不过20余万，其中七八万为荆州降军，不可靠而且素质也差(过去荆吴交战，荆州兵几乎总是战败)。其余十五六万北方部队，不但不服水土而且也不善水战。大概说来，周瑜的分析相当正确，而且与诸葛亮的意见一致。不过仍有两点必须澄清：(1)总兵力是一回事，参加会战的兵力又是一回事。曹军南来，征服了整个荆州，对于若干后方重要城镇，不可能不酌留驻军。所以能用在会战中的兵力远比总数要小。也许可以这样说，会战时曹军在数量上只是略占优势，达不到三对一之比。(2)“水战”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因素，这个战场很特殊，两军主力之间隔着一道大江，因此，不善水战的部队在作战上吃亏很大。
2．时间与地点。谁都不知道会战是在哪一天打的，不过曹操是在九月进入荆州的，接着他要接收地盘，调整状态和等候东吴对招降的回答，花掉一个月的时间是一种合理的估计，所以赤壁之战应该是在十一月。假使这种推断是正确的，则又可以获得下述两点结论：(1)曹军的确已成强弩之末，因为在古代，军队冬季很少作战(中外都一样)，这时北方部队早已归心似箭。(2)在长江流域，十一月吹东风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孔明也就不必“借”了。地点也是一个谜。现在大家都认为是在湖北嘉鱼县西南。赤壁是一座山，位于长江右岸，周瑜的主力位置在此，对岸是乌林，也就是曹军的集中地。所以，一般人所说的“火烧赤壁”是完全不对的，烧的是乌林而不是赤壁。两军为什么会在这里遭遇，为什么会以此为战场？历史也无交代。
3．会战的经过。历史对于这次重要会战的经过，记载得非常简略，而且也很模糊。我们对于双方的“战斗序列”一点都不知道。只有两个因素可以肯定，那就是“欺骗”(deception)和“奇袭”(surprise)。黄盖诈降的确使曹操受到欺骗，于是也就产生了奇袭的效力，最终造成了北军大败的结果。有人认为像曹操那样精明的人，怎么会受骗，似乎不可理解。这实在很容易解释，因为当时东吴群臣中，尤其是老一辈，想降曹的人很多。“火攻”在古代很普遍，所以《孙子》列有专篇，在外国也是一样，可以找到很多例证。“连船”也不是一件奇事，在长江中假使许多船只碇泊在一起，自然会彼此用缆索连系，以免碰撞流失。至于所谓“连环计”则完全是小说的虚构，技术上也不可能。最后，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由于受到小说夸大描写的影响，大家都以为曹军是被一把火烧垮的。事实绝非如此，“火攻”只是会战的序幕而已。假使联军不发动突击，则曹军不会自动崩溃。
4．刘备的贡献。于是我们就要谈到另外一个疑问，究竟刘备在会战时扮演何种角色？照历史(和小说)的记载，这场会战好像是周瑜一个人打的，刘备只是旁观而已。事实上，绝对不可能如此。联军一共有5万人，刘备所部占了2万，在决定性的会战中后者居然不参加，那岂非怪事。刘备参战另有一项旁证，那就是后来发生荆州主权争论时，关羽曾指出：“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自力破魏，岂得徒劳而无块壤？”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在会战时，周瑜是从长江南岸直趋北岸，从正面攻击曹军阵地，因为吴军擅长“水战”，所以此种两栖攻击是优于为之，它可以吸引曹操的注意，因为那是他的心理弱点。与此同时，刘备的精兵从北面打击曹军的背面，直扑乌林，并与南面登陆的吴军会合。在这样前后夹击之下，曹军才会完全崩溃。这样的打法不仅入情入理，而且也符合中外战争史的典型。不过令人遗憾的却是历史并无明确的记载。
5．胜负与后果。赤壁会战的记载虽然不完整，但其胜负和后果却是非常明白，也不会引起任何争论。曹操的确败得很惨，几乎“仅以身免”，而更重要的是从此他对于南征的兴趣已大打折扣。以后，他虽曾再度进攻东吴(213年)，但半途而返。所以诚如诸葛亮所预测：“鼎足之形成矣。”“赤壁之战”使统一的汉朝变成分裂的三国，所以，对于历史而言，它是决定性会战自无疑义。
刘备跨有荆益
赤壁会战结束后，曹操率其败军向北撤退，周瑜和刘备当然乘胜追击，但后续作战进行得并不顺利，不仅曹操能够脱身逃走，而且他的部队还守住了所占领的荆州北部。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值得加以较详细分析。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兵力数量，因为“赤壁之战”主要是凭奇袭取胜。曹军虽败但其剩余实力还是相当可观，而且重要的城镇(襄阳、樊城、江陵)都早已留有守军，所以能够挡住追兵的攻势。
其次，周瑜所部虽然擅长“水战”，但是遇到真正的陆上作战，尤其是攻城，就会感到不那么得心应手。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吴军好像是较轻型的陆战队师，而不是重型的陆军师。在此可以提供一个重要暗示：部队由于受到训练、装备和思想的影响，往往只能打一种战争，连著名的精兵也不例外。1982年，以色列军进攻黎巴嫩南部，原以为不过是牛刀小试，理应势如破竹，结果却发现事与愿违，因为以色列军一向是惯于在开阔的西奈沙漠地区作战，到了地形完全不同的黎巴嫩南部，就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
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以外，还有第三个较微妙的原因，那就是刘备乘机夺取荆州的地盘，而未倾全力去帮助周瑜追击曹操。荆州当时一共有七个郡。其中南部四郡分别为长沙、零陵、桂阳、武陵，都在今天的湖南省。其余北部三个郡则位于湖北省内，即为江夏(包括现在的武汉)、南郡(包括江陵)和南阳(包括襄阳，也就是荆州的首府)。曹操南下时，北面三郡都已为曹军占领，而南部四郡由于距离较远，大致仍维持着半独立的状态，尽管在名义上已经归降曹操。
刘备此时派遣诸葛亮统一指挥关羽、张飞、赵云三支兵力去收拾南部四郡，而其余的部队则由自己统率去帮助周瑜攻击江陵城。从战斗序列上看，即可知道前者代表他的主力。诸葛亮很快就把这四郡收复，这也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那些地区本来就是荆州的领土，不可能对刘备的兵力作顽强的抵抗。
另一方面，少年气盛的周瑜却在打硬仗。他虽然攻下了江陵城，但自己也身负重伤，结果到建安十五年(210年)遂不治而死。那时他只有36岁，可以说是英年早逝，非常可惜。小说(《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以及诸葛亮气死周瑜，那完全是胡说八道，不过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刘备不曾倾全力追击曹操却是事实，所以若以这种观点来解释，指责他放走曹军似乎也不无理由。
江陵攻下之后，这个“战役”(Campaign)也就暂告结束，局势暂时恢复了平静。在此对于有关名词的使用要略作解释。在西方军事术语中，“会战”(Battle)，“战役”(Campaign)，“战争”(War)代表三个不同的层次，各有其定义，不可以随便乱用。但在我国古书中，“战”和“役”常常混用，而且也无明确界定，所以应特别注意，最好不要用“xx之役”这样的话，因为那实际上是指会战而言。
此时若作一次结算，则可以发现荆州七个郡，刘备获得了四个，孙权获得了两个(江夏和南郡)，而最北面的南阳郡仍保留在曹操的手中。若专就郡数来比较，似乎在这场赌博中，刘备是大赢家，尤其是他本来寄人篱下，无尺寸土，现在已有四个郡的地盘，更应该算时来运转。
这一时期，对于荆州的主权问题并无任何法理上的争执。因为刘表的长子刘琦还在，荆州应该物还原主，实乃理所当然。所以在赤壁之战后，遂由孙权和刘备联名上表给汉献帝保刘琦为荆州牧，完成了合法的手续。当然刘琦只是挂名而已，实权是在刘备手中。不久刘琦病死，于是孙权又表刘备领荆州(209年)，这表示孙权对于刘备在荆州的政权合法性已作主动的承认。
因此，以后所谓“借荆州”的说法实在非常牵强，而且于法无据。荆州本是刘家故物，孙权何得而借之。这些争论留待下文再谈，专就赤壁之战后的情况而言，刘孙之间仍属合作无间。其理由也很简单，可以略释如下：曹操虽败但孙曹之间的和平关系并未形成，双方仍处于敌对的状况之下，孙权必须依赖刘备的合作。尤其是周瑜死后，孙吴损了一员大将，而代替他的鲁肃又是一位能识大体、力主孙刘合作的人，所以在那个阶段，双方的关系相当好。
实际上，刘备兵力有一部分驻在南郡的境内。他将司令部设在江陵对岸的油口(后改名公安)，并在那里筑城，表示有久居之意。所以假使说刘备“借”荆州，那也许只应解释为他借了南郡的一部分，即长江以南的几个县。不过，很明显，那是出于战略上的需要，而且也是孙权同意的。
到第二年(211年)，情况又有新的发展。刘璋主动派法正到荆州迎刘备入川，这对刘备而言，真可以说是天赐良机。刘璋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概括地说，是受到张松和法正的影响，而这二人早已与刘备互通声气，所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次政治战的成功运用，至于其中的细节今天人们已无法知道。
刘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是受到曹操的威胁，换言之，他希望借重刘备去抵抗曹操。但这却是一个致命的决定，真是引狼人室。刘备入川带去的部队并不多(约二三万人)，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希望用政治手段来达目的，而不准备使用武力。假使兵带得太多，反而会引起刘璋的猜疑。同时荆州是其立足之地，而且对未来发展非常重要，所以必须留驻重兵。因此，他把他所有的老部下(包括诸葛亮)都留在荆州而只带赤壁战后吸收的新部下前往益州。
这些安排都不错，但可惜入川之后并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样顺利，结果还是不免使用武力，这也给予后世一个很有价值的启示：政治手段往往有其极限，想完全不用武力可能是一种一相情愿的想法。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要想收获必须付出成本。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对政治战略作了过高的期待，结果才会投入战争而不能自拔。
事实上，刘备征服益州一共花了4年的时间，到214年，才算是终于达到了“跨有荆益”的目标。换言之，也就是勉强完成了《隆中对》所想像的第一个阶段。不过，所付出的成本也很大，就战略而言，最大的牺牲就是不得不动用保留在荆州的总预备队。诸葛亮、张飞、赵云都奉调入川，在荆州只有关羽留守，这对于未来的战略发展构成严重的隐忧。
吴蜀关系的变化
当刘备“取成都”这幕戏刚刚收场，孙权导演的“讨荆州”就紧跟着上了场。吴蜀之间的争论根本不是讲理的问题。双方的关系本来就是以利害为基础，从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这也非常正常，古今中外都是一样。所以“借”和“讨”只是一种外交辞令，不必多花时间去研究。值得重视的还是19世纪英国外相帕默斯顿(Lord Palmerston)所说的那句名言：“国家只有永久的利害，而无永久的敌友。”
同盟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当目的改变时，手段当然会随之改变。孙权之所以要与刘备缔结同盟，主要是想对抗曹操。213年(建安十八年)，曹操再度南征，至濡须口而还，此后孙曹关系遂趋于缓和，其暗示孙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刘备的合作。同时，刘备的主力都已入川，荆州空虚，也授人以可乘之隙。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结果即为孙刘交恶，战祸一触即发。
建安二十年，吴将吕蒙袭取了长沙、桂阳二郡，关羽往救也为鲁肃所击败。荆州眼看危在旦夕，刘备只好亲率大军赶到公安，准备发动反攻。孙刘如此失和，无异给曹操制造机会，于是他开始进兵汉中。此时刘备才决定与孙权讲和，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关系又恢复正常。
这次签订的和约很值得分析，结果是双方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东边属孙权西边则属刘备。刘备牺牲了长沙、桂阳二郡的大部分，而换得了南郡的江北部分。从战略观点来看，刘备并未吃亏，因为刘备志在中原，南郡对他有特殊的重要性，可以作为跃出的跳板。令人百思不解的是《三国演义》对这次孙刘交战及其后果竟然一字不提。这一事实对于研究者而言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若不知道这段插曲，则对以后的若干变化就不易获得相当的了解。
对于刘备而言，危机虽然度过，但很明显，这是一次严重的警告，它至少已经暗示出下述四个问题，一位心灵够敏感的战略家，对此警告决不会忽视。
1．它暗示刘备新征服的荆益帝国，基础非常脆弱。对于他来说，显然扩张得太快。所以他迫切需要的就是时间，好让他能够用来巩固其新帝国，那也就是应该赶快推行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建议的内政和外交政策。
2．到了跨有荆益之后，东吴的合作对于刘备而言，其重要性也就日益明显。严格地说，若无孙权的合作，不要说是进攻中原，就连确保荆益都很困难。诸葛亮对此早有认识，但刘备是否有此共识则似有疑问。不过，想争取东吴的合作，必须付出重大的成本，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争天下者必须不惜成本，刘备的老祖宗刘邦在这方面有杰出的表现，可惜他的子孙远不如他那样有魄力。
3．荆州虽为“用武之国”，但就战略地理而言，它的形势暴露，夹在孙曹两方之间，的确是腹背受敌。所以除非后方的安全有足够的保障，否则贸然向北进攻，实无异于自取灭亡。欲求后方安全能有保障，则所依赖的有两个因素：(1)与东吴保持可靠的同盟关系；(2)当大军北上时，荆州仍有足够对抗奇袭的能力。
4．基于以上的分析，则刘备对于荆州不仅应留置适当的兵力，而且更应慎选留守的将领。这里就要谈到关羽的问题。当初刘备入蜀时，把诸葛亮留在荆州，这种安排是正确的，等到以后，诸葛亮不得不调走时，留下关羽守荆州，也算是合理的安排。有人曾指出，若能改派赵云，荆州也许不会丧失。这不仅是一种“后见之明”，而且依照当时的情况也不可能。关羽在刘备军中地位最高，根据人事制度当然非他莫属。还有一点最容易引起误解，那就是赵云的地位。大家都被小说骗了，以为赵云仅次于关张，实际上，赵云的官阶要低得多。不过这次危机却已证明关羽能力有限，不足以当大任，所以刘备没有乘机调整人事，而让关羽继续驻守荆州，至少应算是一种疏忽。
瓜分荆州之后，孙刘双方虽能暂时和平相处，但真正的合作关系并未建立。尤其是关羽不仅完全不懂外交，而且态度也非常恶劣。东吴方面，一向主张联刘抗曹的鲁肃又已病逝，接替他的人是吕蒙，正是上次危机的制造者。到建安二十三年(217年)，孙权与曹操恢复正常关系，所以实际上，孙刘的关系已经接近破裂的边缘。
就在同一年，刘备接受法正的建议，进兵汉中，而曹操在与孙权和解之后，遂于次年进兵长安，出斜谷，到汉中与刘备对抗。这次汉中战役打到建安二十四年五月才结束。结果是曹操退回长安，放弃汉中。对于刘备而言，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同时，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击败曹操，但可惜这也是最后一次。
汉中战役胜利结束之后，刘备又接受法正的建议，在七月间自立为汉中王，并且大封功臣。从战略上来看，这一行动并非没有意义。汉朝的中央政府此时已经名存实亡，不绝如缕，曹操已在建安二十一年晋爵为魏王，这也是篡汉的先声。刘备素以复兴汉室为己任，此时重建一个政治中心可以发挥号召作用，而且汉中是当年高祖发祥之地，称汉中王，更可振奋人心。
刘备称王之后就回到成都，只留下魏廷镇守汉中，表示战事已经完全结束。但非常奇怪，关羽却在八月从南郡向襄阳和樊城发动攻击。假使说这个攻击是在汉中战役尚在进行时发动，则在战略上具有牵制的作用，但到此时发动，简直是画蛇添足，毫无意义。我们也不能认为那是由于协调不佳，在行动的时机上缺乏密切的配合，因为汉中的战事在五月即已结束，到八月中间隔了三个月，足以证明二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关联。
关羽这次行动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没有任何思想上的联系。因为诸葛亮所假想的“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是总体计划中的一部分，绝非单独行动，而且更有其必要的先决条件。第一，必须“外结好孙权”。很明显，仅凭荆益之众还是不能收复中原，要想打倒曹操必须孙刘协力。所以对于孙权的要求不仅为消极的中立，而是积极的合作。第二，必须“天下有变”。除非曹魏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否则即令是孙刘合作，也还是胜算很少。最后还有第三点，荆州方面的攻击只是钳形攻势中的一面，而且也不是主攻，刘备在结束汉中战役之后，很显然需要休息，自无“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可能，所以关羽的行动更是荒谬。
关羽的行动很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决定，事先甚至不曾报告刘备，因为照当时的情形来看，他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之所以这样做，其动机可能是看到他人在汉中立有战功，所以希望自己能有更好的表现。不管如何解释，他的战略却是完全错误的。结果在初期虽能获得若干战术性的胜利，但等到攻城不下，曹军来援助时，吕蒙从后面发动奇袭，攻占江陵，使其进退失据。关羽此时腹背受敌，其毁败已成定局，到十月间由樊城退走时，中途遇伏击被杀。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吴更违盟，关羽毁败。”就逻辑而言，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吴若不违盟，则关羽北进不利时还可以退回荆州。但就战略而言，关羽发动攻击时，孙刘之间的同盟关系早已不存在(至少是名存实亡)，所以当时关羽要想守住荆州都已不易，如何还可以轻举妄动？
有人指出，当关羽受到魏吴两面夹攻时，刘备为什么不赶紧援救，而坐视关羽毁败呢？从时间上来分析，似乎可以获得一种解释。关羽是八月出师，到十月全军覆没，前后不过两个月，而在最初阶段他还打得很好，所以情况的逆转来得太快，从成都到荆州距离相当遥远，以当时的通信和运输条件而言，刘备很难采取适当的措施。
总而言之，问题的关键还是孙刘不能合作。本来在国际事务中，总是和比战难，双方不能合作，不一定是哪一方面错，甚至都没有错。不过，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刘备若欲进窥中原，甚或只想确保荆益，都有赖于孙权的合作，则实属毫无疑问。
黄金时代的尾声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曹丕称帝(220年)才是三国时代的开始；但从战略的观点来看，自曹操和刘备相继去世之后(分别为220年和223年)，所谓“黄金时代即已接近尾声”。此后三国鼎立，暂时成为定局，虽然三国之间互相攻伐，但对于基本权力结构均已不能产生任何重大改变。这种局面大约勉强维持了40多年才开始发生突变。263年，魏军大举伐蜀，刘禅投降，接着在第二年，司马炎采取曹丕模式，改魏为晋。于是三国已亡其二，但是吴国仍能继续偏安江左，苟延残喘。到了279年，晋国才分六路进兵，大举征吴。次年，孙皓投降。所以三国时代的结束应定为280年，从曹丕称帝算起至此三国时代共计60年，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算起，则长达90年。
自曹刘相继去世之后，在战略的天空中呈现出月落星稀的景象，假使说还有一颗闪闪发亮的“将星”仍然留在黑暗的长空中，那就是诸葛亮。
刘备死后，诸葛亮才正式当国，这是223年，他逝世于234年，这11年可以算是诸葛亮的时代。不过，他的处境很恶劣，所接管的是一个非常脆弱而且危机四伏的国家。当时荆州已经完全丧失，所剩下的只有一州之地。经过连年用兵，累遭失败之后，国家的军事实力已有很大的消耗，外交方面则完全处于孤立的地位。同时，内部也隐藏着严重的危机，政府中已有分离分子出现，而在边区更有南蛮的叛乱。所以，真如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所形容的，“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面对着这样的情况，而刘备又临终托之以大事，可以想见诸葛亮此时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如何巨大。但他还是表现出其意志的坚定和智慧的高远。从历史记录上来分析，他的决定和行动都足以证明他有资格列为世界级的一流战略家。若干批评者的意见不仅不太公平，而且似乎没有把事实的真相搞清楚。
诚如法国博弗尔将军所指出的，战略是一种思想方法。战略家是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思考问题的。这种方法的要点就是必须首先确定“总路线”(Ceneral line)，然后再根据总路线来采取行动。尽管行动应有弹性，也可以根据环境来作适当的调整，但整个战略路线却必须保持一定的方向。
诸葛亮几乎是立即就做出其基本战略决定，而且在他当国期间，此种基本路线也能始终维持不变，凭这一点即应认为他具有高度的战略天才。他所作的决定有二：(1)联吴制魏；(2)以攻为守。
“联吴”本是《隆中对》中的基本观念，诸葛亮对于这一点有极明确的认识，但是过去因为种种原因，而使这种路线未能坚持，结果才有“关羽毁败，姊归蹉跌”等一连串的不幸事件发生。到了此时再来重弹联吴的旧调，不仅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而且心理上的障碍也非常难以克服。所以，诸葛亮能够排除万难，毅然采取联吴政策，足以充分表示其果断和明智。
在此可以提供一项重要的原则：国家大事必须诉之于理智而不可诉之于感情。对战略家而言只有一种考验，那就是利害。战略路线只要符合国家利益则必须排除众议，坚持到底，而不可受任何感情因素的影响。这种原则就理论而言，似乎很简单，但人都是感情动物，战略家也不例外，尤其在决策过程中必然有反对意见出现，而且往往理直气壮，很难予以驳斥。
公元229年，吴王孙权主动称帝并遣使告蜀，这对蜀国而言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因为蜀一向坚持“汉贼不两立的原则”，吴称王尚可容忍，称帝即构成挑战，所以蜀国有许多人主张与吴断交。此时，诸葛亮却表现出他的高度战略弹性，不仅派使者到吴国“庆其正号”，并且利用这个机会与吴国签订了一项比过去更具有实质内容的盟约。
诸葛亮的联吴战略可以说是相当成功，自从他当国之后，蜀吴双方始终合作无间，使蜀国的确已“无东顾之忧”。甚至在他逝世之后，此种政策仍能继续推行，直到蜀亡为止。
但是他的第二条基本路线“以攻为守”，在某些人眼中似乎并不那样成功，而且究竟应否采取这样的路线也曾引起很多争论，不仅在当时，甚至到今天仍然如此。
假使我们认定诸葛亮的基本观念就是“以攻为守”，则从历史记录上来看，他的战略运用还是相当成功的。因为在长达10年以上的阶段中，蜀国不曾丧失任何领土，而且还经常保持着出师讨贼的态势。我们决不可以批评他劳而无功，浪费国力，至于在作战方面虽曾偶遭挫败，这也不能算是大错，因为不仅“胜负兵家常事”，而且即令诚如陈寿所云，他是“奇谋为短”，也不影响其作为大战略家的评价。
现在就要谈到第二个问题：诸葛亮究竟应否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这个问题不仅远较复杂而且也更值得深入分析。
有人认为，如果诸葛亮的目的只是限于防守，则他实无一再发动攻击之必要。因为益州险塞，他只要凭险固守即能达到其目的，这样可以保存较多的资源以供厚植国力之用。反而言之，以诸葛亮的战略修养，他应该知道天下三分已成定局之后，如果天下无变，仅凭蜀国的努力根本不可能收复中原，所以他在这个阶段的行动似乎已经违反自己的原则。
这些批评从表面上看来，似乎相当正确，但诸葛亮的“以攻为守”并非那样简单，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背景，然后始能作比较客观的批判。
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任何战略计划都是政治性的，对一重大战略问题不可能作纯军事的研究判断，也不可能用纯军事计划去求解。”这一席话可以提供很重要的启示。当刘备崩殂，诸葛亮接管政权时，其所面对的政治环境非常恶劣，不仅外交孤立，边区叛乱，而且政府内部也已呈现分裂和颓丧的现象，甚至已有人暗中通敌。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振作精神，重整士气，否则就会自动崩溃，绝对不可能持久。
因此，“以攻为守”是一种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战略，必须发动攻势才能团结内部、振奋人心。这样才能渡过政治难关，若仅采取消极的守势，则在心理上无异于已经承认失败，其后果当然不堪设想。而且从另一角度来看，“以攻为守”的军事战略与“联吴制魏”的外交战略彼此之间又有微妙的配合。蜀国之所以想要联吴是为了制魏，反而言之，吴国之所以愿意联蜀，当然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诸葛亮一再发动攻击，就是要向吴国表现蜀有制魏的能力，这可以产生两种心理反应：(1)使吴国尊重蜀国的实力，并愿意保持双方的合作；(2)刺激吴国起而仿效的意愿，这样就更能产生制魏的实质效果。如果蜀国采取坐守的态势，则吴国就可能要考虑改变其联蜀政策。事实上，在诸葛亮当国的10年间，吴国曾累次与魏国作战，的确尽到其作为同盟的义务。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于诸葛亮大战略家的地位应予以肯定。在他死后，三国时代也就不再有值得一谈的战略问题，所以本文也就写到这里为止。
第六章 北宋为何积弱不振
引言
宋之开国
一、重文轻武
二、强干弱枝
三、分权制衡
四、先南后北
五、定都开封
冗兵与冗官
两次变法
北宋的外患
辽宋的对抗
宋与西夏
金灭辽宋
结论
引言
当我们谈论中国历史时，提到战国时代的秦，通常都喜欢加上一个形容词说它是“强秦”，而谈到宋代时，则往往会形容它是“弱宋”。的确如此，在我国历史中的各个朝代似乎很少有像宋朝这样如此积弱不振者。宋虽然勉强完成了统一，但始终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甚至也摆脱不了贫弱的命运。严格说来，宋从建国之日起就只能算是偏安之局，而且也一直与外患相终始。为什么北宋一代会如此衰弱？这不仅是史学家，而尤其是战略家所应该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给予我们很多的启示和教训。
宋代并无内乱，甚至少许的匪祸也不严重(《水浒传》是小说不足为证)。以政治而言可以算是相当的清明，一向困扰着中国政治的权臣、外戚、女主、宦官等问题几乎完全不存在，这在中国政治史中可说是少见的现象。用现代的说法来形容，宋朝的政治可以说是相当自由开放，至少士大夫阶级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就一般社会阶层而言，所过的也可以算是一种精致生活，据外国人的考据，开封城内到处都有水声花香，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见拙译：《只有一个地球》)。民风文弱是生活方式的自然后果，官吏坐轿、妇女缠足的习俗都是起自这个时代。
从内政的观点来看，宋朝的成就至少不比其他任何朝代差，但可惜的是安内并不足以攘外，宋朝之亡是亡于外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事实。近代西方学者论国家利益时，认为生存为首要，如果政府不能确保其国家的生存，则其他一切成就即令再显著，结果也还是等于零。宋朝的往事在这方面足以发人深省。
宋之开国
宋之开国与汉唐不同，宋太祖(赵匡胤)是靠军人拥护而取得政权的。所谓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要算是五代史中军人拥立皇帝的第四次。所以建国后当权者的第一要务就是裁抑兵权，使这样的军人政变不再发生。这也正是宋室政权确保生存的惟一途径，从国家利益的观点来看，这种政策并无错误，问题是任何政策都有利亦必有弊，如何作适当的控制而不让它发展过度，实乃高度的艺术。宋太祖采取二系列措施以杜绝军人干政、藩镇割据的遗风，可以算是非常成功，北宋一代从无内乱即为明证。但是这种政策的后遗症也非常严重，宋朝因此而积弱不振，对于外侮几乎变得毫无抵抗能力。
克劳塞维茨在观察1806年普鲁士的战败时，发现以前数十年的政策在战争尚未开始之前即早已大致决定了其胜负。宋代的积弱不振，我们也可以说开国时所采取的某些政策实为其根本原因。概括地说，可以分为下述五点：
一、重文轻武
政府对于文人采取尊重和优待的态度，对于武人则采取轻视和抑制的态度。所谓“文人管兵”的原则在宋代的确已做彻底的实施。宋朝以科举取士，有“一考定终身”的趋势。甚至有人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引尹洙语)。在这样的风气之下，职业军人感到自惭形秽，完全丧失自尊心，而且人微言轻，对于国事根本没有发言权。另一方面，文人都向考试的窄门里钻，读书就是为了应考，于是一切经世之学也就无人讲求。所以南宋刘克庄(后村)有诗云：“先皇立国用文儒，奇士多为笔墨拘。”
二、强干弱枝
宋代采取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当然是为了防止军阀割据，但其弊病却是使地方州县不但没有自卫的兵力，而且也没有建设的财力，这是贫而且弱的另一根本原因。尤其是在兵役方面宋采取一种非常特殊的制度。兵员以招募为主要来源，应募者非游手好闲，即负罪亡命，因此素质不佳。然后又将其中比较优秀的兵员都集中在都城，称为禁军，至于留下来的素质差的士兵，分驻各地方，称为厢军。后者根本就不是兵，但同样吃粮，所以养兵虽多，却毫无一战之力(下节还要详细分析)。
三、分权制衡
宋朝的中央政府，若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明，可以说是非常合于“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原则，皇帝、宰相、谏官(相当于民意代表)三者之间构成微妙的平衡。而其结果则导致政治瘫痪(汪彝定先生称之为“无力感”，见1983年2月1日的《中国时报》)。宋代的宰相权威远不如前朝：宰相不与闻兵事，军令权属于枢密院(参谋本部)，甚至财政归之于三司(户部司、盐铁司、度支使司)也不受宰相支配。另一方面，谏官却有很大的权威，对于任何问题都可批评，而且其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以致任何政治改革都不可能。最后，太祖又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这样更使他们无所畏惧，而敢于发动激烈的政治论战。因此，到了紧急关头，政府就会丧失其决策能力，此即所谓“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实可为殷鉴。
四、先南后北
宋太祖在开国时，听赵普之谋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决定，那就是采取先南后北的统一作战。从好的方面来说，这是一种老成持重的想法，因为南方诸国几乎都不成器，比较易于征服，而北方的契丹(辽)则势力强大，不易应付。但是此种战略构想的弱点是避重就轻，假使不能乘开国时国威鼎盛之际，一举击破强敌，而等到南方平定，兵力疲惫之后，更将成为强弩之末。果然到太宗时，虽已统一江南，并再平北汉，但对辽两次亲征都惨遭失败。于是幽蓟之地始终无法收复，而北面的威胁也就成为宋朝的致命伤。当然太宗战败的原因很复杂，但最初战略决定的错误是很关键的因素。
五、定都开封
宋朝定都开封从地略的观点来看非常不适当。黄河北岸的敌骑若长驱南下，三四天即可到达河边，而开封位置在南岸上，地势平坦暴露，没有任何天然屏障，敌人只要一渡河则都城立即会面临直接威胁。同时对于西北也鞭长莫及，难于控制，所以契丹之外又有西夏的边患发生。不过宋都开封又自有其不得已的原因：(1)从朱温建立梁国时起，开封就是五代的旧都，在宋以前的周也以此为都，它有现成设施，宋接收了周的政权，在此定都是一种自然的安排；(2)张方平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开封有漕运之便，对于国防政策(把禁军集中在首都)是理想的选择；(3)由于受到唐末五代时的兵祸，长安、洛阳两地都已残破不堪，所以要想迁都也非易事。尽管定都开封属事非得已，但此种苟安之计最终还是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冗兵与冗官
富国为强兵之本，实乃不易之真理。北宋一代不仅对外积弱不振，国内也终年闹穷，而且形成恶性循环，终致不可收拾。所以这个国家也就变得奄奄一息，无力从事任何建设。即令没有外患，也还是非亡不可。
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只要国家统一，国力马上就会随之恢复，以全国的土地和劳力供养一个中央政府，只要不是穷奢极侈，好大喜功，则绝对不至于患贫，而宋代的情形却可算是例外。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养兵，二是养官。
通常新王朝建立，天下统一之后，必定会一方面实行军事复员，一方面建立新的国防体系(军制)。只有宋代的情形特殊，军队不但不曾复员，反而人数日益增加。据估计：
年号 公元 兵员总数 内含禁军数 附注
太祖建隆时 960 200000 —— 开国之年
太祖开宝时 968 378000 193000
太宗至道时 995 666000 358000
真宗天禧时 1017 912000 431000
仁宗庆历时 1041 1259000 826000
英宗治平时 1064 1382000 663000
以上只是一种约略的估计，当然也有其他不同的数据，但概括言之，从太祖到仁宗前后不过百年，兵员增加达6倍以上，实在很够惊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兵员？其原因可分述如下：(1)这种募兵制的部队逃亡率极高；(2)在战争中的消耗也非常大；(3)吃空缺成为公开的事实；(4)凶岁募饥民当兵，把兵役当做救济失业的工具，此种政策虽可收效于一时，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其使成年健壮者游惰，而留耕者皆老弱，于是农村生产力遂日益减弱。
募兵终身服役，自20至60岁，其间40年，实际可用的时间至多不过20年，换言之，至少有20年是白吃粮。至于所谓厢军，实际上是杂役，但也由政府供养到死。假定养兵100万人，其中至少有40万为厢军，而禁军60万人中又至少有1／3为老弱，再加上其他的消耗，所以能用之兵最多不会超过30万人。这种部队极易流于骄惰，据云“卫士入宿即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简直像老太爷一样，如何能够打仗？
宋朝的制度是把精兵(禁军)都集中在首都，但这只是一个理想，因为如此巨大的国土，不可能没有驻军(厢军毫无用处)，于是采取禁军分番戍守郡县的措施。然三年一调防，即无异于作战一次，故在平时军费的支出有时与战时相等。这种办法不仅减弱京城的防御力量，而且也增大部队的消耗，另一方面，这些部队在某一地区驻防好像做客一样，根本不能熟悉情况，所以战斗力也大打折扣。
宋代的军队，沿着五代的积习，除正式的薪饷以外，还有各种不同的额外赏赐，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年一次的“郊赉”。据估计在英宗时，禁军约70万人，每年需军费3500万缗(1000钱)，厢军约50万人，每年需军费1500万缗，共为5000万缗，而此时政府收入只有6000余万缗，换言之，养兵之费几乎占全部岁入的5／6，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情形。即令上述的数字不免夸大，但军费支出之大还是毫无疑问。
其次，宋代政府是一个标准的“大政府”(big government)，不仅冗员充斥，而且待遇极佳，同时职业也有保障，做官可以做一辈子，又有“祠禄”，即退休后还有“下台俸”可拿，还有荫子荫孙的恩典，于是做官的人不仅自己可以做一辈子，而子孙后代也都吃定了政府的俸禄。下述的数字可见一斑：
年号 公元 官数(人) 俸禄(万钱)
真宗景德时 1004 10000 9785
仁宗皇佑时 1049 20000 12000
英宗治平时 1064 24000 16000
这样多的公务员所司何事？严格说来，有许多人都无事可做，而一般机关的行政效率也极低落。大多数知识分子只会应考试和唱高调，他们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反对一切改革，使政治陷于瘫痪。
总而言之，宋朝竭力想抑制军人，然而不能不养兵，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文人为害国家并不亚于军人。于是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国家元气大伤，到仁宗时(距开国约100年)，想要粉饰太平都已不再可能了。
两次变法
一般人都知道王安石变法，实际上，宋代共有两次变法：(1)仁宗庆历三年(1043)的范仲淹变法；(2)神宗熙宁二年(1069)的王安石变法。前者可以算是后者的先声。
仁宗深感辽夏交侵，而财政又已达崩溃边缘，遂决定重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要他负改革之责。范氏遂提出十项政见以为变法张本(即著名的“十事疏”)。其项目为：(1)明黜陟；(2)抑侥幸；(3)精贡举；(4)择官长；(5)均公田；(6)厚农桑；(7)修戎备；(8)减徭役；(9)覃恩信；(10)重命令。概括地说，前五项是属于人事改革的范围，最后两项则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只有第六和第八两项与经济有关，而与国防有关者则仅为第七项。
由此可知范氏的看法是必须从根本着手，首先改进公务员的素质，并提高行政效率，否则其他的政策即令再好也无法推动。这种观念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必须假以时日，始有成功的希望。
仁宗几乎全部接受他的建议(仅第七项恢复府兵的观念因朝臣反对而被否决)，但是范仲淹的改革计划却与士大夫(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冲突，于是引来极大的反对。仅仅一年的时间已经使他感到难以招架而只好自动求去。仁宗也不敢与举国汹涌的公众意见相抗，遂干脆打消变法的念头。
但变法的要求事实上依然存在，范仲淹的尝试虽然失败，不到30年王安石又继之而起。王安石的变法不仅规模较大，而且时间也较长，所以其产生的冲击以及在历史上的地位也远超过范仲淹。王安石受到神宗特达之知，于熙宁二年为相，到熙宁六年，先后共5年，新法次第成立。到熙宁七年四月，暂停新法而王安石也随之罢相。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又去，从此不再起。但神宗仍继续推行新法(元丰八年即1085年神宗逝世时大部废止)，直到哲宗元祐元年其全部废止，所以新法之实施，先后共计17年之久；
所谓新法的内容相当复杂，而且项目繁多，不易列举。概括言之，可分三大类：(1)经济政策，如“均输”、“免行”、“方田”、“水利”等；(2)社会政策，如“青苗”、“免役”、“和买”、“市易”等；(3)国防政策，如“保甲”、“保马”、“置将”、“军器监”等。关于王安石的变法又有下述几点特别值得注意。(1)他与范仲淹有极大差异，即范氏重视人事和行政改革，而他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只重视新制度的建立。有人认为这是儒家与法家，也就是人治与法治两种思想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尽然。王安石从未以法家自居，而且常以孟子自命。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看到范仲淹的失败而有所警惕，并且知道人事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不欲因此而树敌过多。(2)王氏的新政几乎都是长远计划，对于当前的难题并不能提供立即有效的解决方案。宋朝的大病为贫与弱，而问题的关键即为如何消除冗兵与冗官，他的新政对此可谓文不对题。反而言之，为了推行新政，他更增加机构和人员，而为了立边功，自然也不能裁兵。(3)王氏的作风非常特别，大致说来，他对于旧的东西几乎完全不动(这可能是害怕反对)，但同时又增设许多新东西。此种叠床架屋的办法完全不合乎行政管理的原则，所以他的改革效率极差。
王安石的新法虽然勉强推行了17年，但其最后的失败则为注定的命运，绝非任何人力可以挽回。因此，我们对其失败的原因似乎不必花费太多笔墨去加以检讨。在另一方面，值得指出的是，新法即令能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对于宋朝的弱势也仍然不会有太多的补救。宋朝的病到神宗时已经很严重，要想治疗必须动手术或注射特效药，而王安石所开的药方只是一些温补剂，好像维生素等，这种药固然有益于健康，但不能治重病。所以就事论事，宋朝的两次变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已故当代战略大师，法国博弗尔将军曾经指出：人类的命运受到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哲学思想，另一个是战略。战略固应接受哲学思想的指导，但适当的战略选择又是保证哲学思想得以实现的惟一途径。范仲淹和王安石都不缺乏哲学思想，但却未能选择适当的战略，此实为变法不成的主因。
北宋的外患
北宋自立国时开始，即已种下贫弱的病根，等到两次变法不成，其康复的机会遂接近于零，奄奄一息，坐以待毙，只等外来的野蛮人来替这个王朝敲响丧钟。北宋一代的外患可分三方面，即辽、西夏和金。这三方面又有相当的关联，在时间上也错综重叠，但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还是分别加以讨论。
辽宋的对抗
辽(契丹)的正式建国是在916年，比宋要早44年，它虽然是非汉族的国家，但已相当汉化。五代时，中原大乱，而辽却能维持安定和发展。当宋太祖建国时(960)，辽国在北方早已是当时第一强国，尤其自石敬瑭割赠幽蓟十六州之后，宋在北面也就没有任何的屏障和缓冲之地。所以就形势而言，宋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过有一偶然因素对宋有利，在这个阶段(947－967)，辽国的两代君主(世宗及穆宗)都昏庸无能，实为宋人北伐的最好时机，周世宗(柴荣)曾一举而下三关可为证明。
宋太祖错过了这个北定燕幽的大好机会，等到太宗北伐时情势就变得大不相同。太宗才弱又无良将，而辽之景宗至少可以与他旗鼓相当，所以太宗两次亲征都惨败而归。到宋真宗时，辽国在其圣宗统治之下进入全盛时期，于是发动南侵，宋朝立即紧张万分，众议迁都，若非寇准力主亲征，北宋当时可能就已经南渡了。
寇准用孤注一掷的险计，终于达成“澶渊之盟”，使宋朝度过了第一次外交危机。在盟约中宋辽结为兄弟国(宋兄辽弟)，宋岁输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自此两国不交兵达120年之久，可以算是真正的长期和平共存。有这样长的一段时间，宋人若能发愤图强，即时努力，则国事尚可有为，但他们却因循苟安，一误再误，于是国事遂终不可为。
宋与西夏
西夏在战略上扮演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西夏本是唐朝胡籍藩镇余孽，赐姓李氏，到宋仁宗时国势骤强开始对宋构成边患。范仲淹、韩琦以中央大臣的身份被派前往陕西主持军事，但他们实不知兵，所以用了四五倍敌人的兵力，浪费了五六年的时间，还是不能获得胜利，最后还是以和议了事。宋岁赐西夏银绮绢茶共25.5万(单位不明)。这也引起辽人的眼红，要求利益均沾，于是富弼使辽，重固和议，岁增银绢各10万。
到神宗时，这位志大才疏的青年皇帝很想开边耀武，而王安石为了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也投其所好。辽国强大，宋不敢犯，于是选择西夏作为目标。这种战略可谓荒唐至极。事实上，中国西北部自安史之乱以后，饱经摧残，所以西夏的权力基础非常薄弱，最多也只能偶然犯边，而决不会成为大患。宋之大敌在北面而不在西面，若能用经济手段安抚西夏，使其从侧面牵制辽国则远较有利。不采取此种战略，而劳师伐远，消耗宝贵的国力以追求毫无实利的威望目标，真是愚不可及。
神宗对西夏用兵前后将近10年，最初尚有王韶熙河之捷，使他精神感到相当满足，但王安石却妒忌王韶(西江同乡)的成功而予以抑制，使这位在宋朝惟一能打胜仗的军人无法出头。最后到元丰五年，卒有徐熙永乐之败，史称官军、熟羌、义保(民兵)死者60万人，帝临朝痛悼，于是结束了毫无意义的西夏战役，而辽人也乘机蠢动，结果宋又割让河东地700里。西夏在战略棋盘上本是一颗无关重要的棋子，如果运用得当，还是有其价值，但运用不当反而导致意外的损失。
金灭辽宋
宋辽在长期和平共存状况之下，政治日趋腐化，国防日趋松懈，于是金人乘机突起，两国遂接踵覆亡。辽国之衰始于辽道宗时(1055－1100)，而女真建国号(金)称帝则在1115年(宋徽宗政和五年)。金人初起，锐不可当，从始至终只花了12年的时间就征服了辽国(1125)。此种趋势，自非宋人所能制止，但宋所采取的外交政策(远交近攻)不仅加速辽之覆亡而且也无异引狼入室。这种战略错误值得深入检讨。
当辽衰金兴之际，宋朝若有战略眼光应立即考虑未来的危险，为安全起见应设法保存辽国以为缓冲。如果害怕引起未来金宋之间的恶感，不敢援助辽国，则从慎重起见，也应一面采取中立态度，一面增强国防以预防辽亡后所产生的冲击。但事实上，宋朝所采取的却是联金灭辽的战略，那真是致命的决定。
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宋派马政由海道使金，约金出兵与宋夹攻辽国。金使报聘到汴京(开封)发现宋兵备废弛，遂轻视宋朝而未达成盟约。宣和二年(1120)，赵良嗣复使金，极言辽之可伐，并许以优厚条件，才缔结了同盟。内容可分三点：(1)宋金南北同时进攻；(2)灭辽后山前十七州(原燕云十六州加新设的景州)归宋；(3)宋与金岁币之数同于辽国。
开战之后，金兵势如破竹，而由童贯(宦官)所统率的宋兵反为辽国守军所击败，结果不得已始向金人求援，于是辽之五京均为金军所克服。金责宋出兵后期，只肯把山前六州归宋，若要燕京则须再付出代价100万缗，军粮20万石。宋皆屈从其要求，金人遂更轻视宋之无能而动了南下灭宋的念头。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兵分两道侵宋，徽宗传位太子钦宗，接着即为“靖康之耻”。钦宗靖康元年(1126)农历正月，金人渡黄河，围汴京。结果宋人求和并订条约如下：(1)尊金主为伯父；(2)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3)输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金人退兵后，宋又毁约，于是11月金兵再来，将钦宗父子掳去，并立张邦昌为帝，北宋遂亡。从灭辽到灭宋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在这一战役中，宋兵几乎毫无抵抗，养兵百万而结果落得如此下场，良可哀也。
结论
北宋为什么积弱不振，终归覆亡，前面的叙述和分析似乎已经提供答案。从综合起见，现在再以四个字来作为总评，那就是“战略无知”。在北宋九朝186年的历史中，几乎找不到一位合格的战略家，汉有良、平，唐有李靖，北宋则既无知兵的文臣，也无善战的武将，从开国到亡国，所采取的国家政策，所作的战略决定几乎无一不错。如此立国焉能不弱？如此谋国，又焉能不亡？
第七章 明末三大战略思想家
引言
王余佑与《乾坤大略》
一、兵起先知所向
二、兵进必有奇道
三、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
四、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
五、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
六、攻取必于要害
七、据守必审形胜
八、立国在有规模
九、兵聚必资屯田
十、克敌在勿欲速
何守法与《投笔肤谈》
本谋第一
家计第二
达权第三
持衡第四
军势第七
兵机第八
战形第九
唐甄与《潜书》
结论
引言
明朝在我国历史中不能算是一个光荣的时代。明太祖朱元璋虽然能够驱除鞑靼，重光禹奠，但他建立的帝国，无论开国规模或以后的政绩，都不如汉唐远甚。概括言之，自从中期起，明帝国即已日益走向衰颓的道路。宫廷政治腐败，无论在陆上或海上，边患始终不绝。虽然其统治勉强维持了将近300年，但实际上，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
尽管如此，国势的衰颓却对中国读书人(精英分子)在思想上产生很大的冲击。他们目睹时艰且怀有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态。其影响所及即为研究兵学的人非常多，而兵学著作以数量而论则更是居历代之冠。
尤其从明末到清初，外有异族的入侵，内有流寇的肆虐，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更是一个艰难困苦的阶段，但同时也有许多精英分子潜心于兵学的研究，希望能从学术报国的途径来对民族前途作永恒的贡献。这些先贤不仅志节堪嘉，而其在学术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应获充分的肯定。
我国历史中最伟大的军事百科全书——茅元仪的《武备志》，最伟大的军事地理著作——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一直到今天，凡研究中国兵学的学者，这些巨著仍然是必备的参考古籍。不过，除此以外在同一时代中，还有若干其他的兵学著作，其中也有非常有价值却不太为人所知者。
本文的目的是要介绍三位不太为人所知的战略思想家以及他们的著作。简记，即为(1)王余佑的《乾坤大略》，(2)何守法的《投笔肤谈》，(3)唐甄的《潜书》。他们三人中除唐甄外，其他二人生平都已不详，不过，都是属于明末清初这个时代中的人。他们的著作侥幸能完整地保存，而且也都含有其特殊的创见。对于我国古代战略思想的研究，这三部著作是值得重视和分析的。
王余佑与《乾坤大略》
王余佑，字介棋，自号五公山人，河北献县人。生卒年已不可考，大约为明末清初。早年受业于孙奇逢，学习兵法并随之征战。明亡后又从孙奇逢讲性命之学，并隐居五公山授徒讲学，五公山人之名即由此而来。他曾著作兵书数种，而足以显示其战略思想特点的代表作即为《乾坤大略》。
《乾坤大略》全书共十卷，外加补遗一卷，其卷目如下：
卷一：兵起先知所向。
卷二：兵进必有奇道。
卷三：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
卷四：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
卷五：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
卷六：攻取必于要害。
卷七：据守必审形胜。
卷八：立国在有规模。
卷九：兵聚必资屯田。
卷十：克敌在勿欲速。
补遗：佐胜之著，编中未录者，偶记于此。
王余佑对其著作此书的动机和书中的内容曾自作说明。他在总序中指出，该书主旨为：“熟览天下之大势，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败之机。”他又进一步解释：“此非谈兵也，谈略也。兵则千百端而不尽，略则三数端而已明矣。”(跋)简言之，他是以分析历代成败得失的因果关系为目的。但他所重视者又非实质问题，而是抽象的原则。所谓“乾坤大略”即为“一般原则”(general principles)之意，所以他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以提出“战争原则”(Principles of War)为目的。他做这样的尝试就时间而言又是远在西方学者之前，因为西方之有所谓“战争原则”是始自克劳塞维茨。
当然，这就难免有教条主义的趋势，不过作者早已考虑到这一点。他指出，这些原则是“其为机也甚活，其为用也甚广，其为体也甚约”。所以“此定局亦活局也，然须先识活局而后始识定局也，此又非解者不辨也”(跋)。简言之，他认为必须先从应用上去了解各种变化(活局)，然后始能认清原则的永恒性(定局)。但这并不容易，因此他才说：“此又非解者不辨也。”
王余佑说：“十卷挨次而进，各有深意。”(跋)也就是自认为其书有合理的逻辑顺序，能够构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在每一卷之前都有“自序”足以表达其创见。虽然全书的绝大部分都是史例的叙述，但那只是对原则活用的示范而已，并非其主要部分。现在就依照其卷目的顺序来简介其精华。
一、兵起先知所向
王余佑的这部书每一卷都有一句卷名(卷首语)，那是其全章的主旨，也就是现代军语所说的“战争原则”。所以严格说来，读他这部书的时候只要了解他那十句话的意义也就够了。而这十句话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诚如克劳塞维茨所言，简单并非意味着容易。若真能了解这套原则并能作弹性的运用，则亦可以为名将矣。
为何一起兵必先知所向？王余佑认为起兵“贵进取，贵疾速”、“进取则势张，疾速则机得”，这就足以决定成败，其中关键又在选择进兵的正确方向。方向如何选择又是以敌之强弱为准。所以，“敌弱或可直冲其腹，敌强断宜旁剪其支”。用李德哈特的理论来解释，即敌弱时可采取直接路线，而敌强时则必须采取间接路线。其理安在？那就是“避实而击虚，乘势而趋利”。
这两句话原本出自孙子的思想，但王余佑曾作进一步的解释。他说：“避实击虚则敌骇不及图，如自天而下；乘势趋利则我义声先大振而远近向风。”简言之，前者足以对敌产生奇袭作用，而后者则更扩大其心理影响作用。这也正如李德哈特所云，间接路线的意义不仅为地理性的，而更是心理性的。
二、兵进必有奇道
这一条可以说是前一条的补充或延伸。王余估认为，既已决定了方向，则正道之存在自不待言，但“不得奇道以佐之，则不能取胜”。因为“一阵有一阵之奇道，一国有一国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即有时正可为奇，奇亦可为正”，所以敢于断言其“必有奇道”。因此，他作结论曰：“进兵而不识奇道者，愚生也，黯将也，名之曰弃师。”
此种思想大致与孙子所见略同，孙子主张以迂为直，后人发先人至，要想达到此种理想，则必须采取“奇道”。李德哈特也认为，虽然同时有直接和间接路线之存在，但善用兵者必然会尽量采取间接路线。
三、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
进兵固然应尽量蹈隙乘虚，出奇制胜，但不可不与敌军遭遇，当与敌第一次遭遇时，必须主动寻求决战。其理由是“非我乐战也，不得已而与敌遇，非战无以却之”。盖兵已深入，若不猛战疾斗，一为敌所乘则无可救，反而言之，若能出其不意，一战而胜，则敌军丧胆，我军士气大振。这也正是“古所谓一战而定天下”的道理。简言之，应乘初起锐气，寻求决战，否则师老兵疲将无以善其后。“速战速决”本是孙子的基本观念，王余佑不过是予以再强调而已。
四、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
这一卷所论者是会战时的战术问题。虽然必须寻求决战，但又不可逞匹夫之勇，所以王余佑说：“战固无疑矣，然不得其道，祸更深于无战。”在战术领域中所应重视的基本观念“出奇设伏”，其目的为“用寡以覆众，因弱而为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