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大荜命前的对产权与自由
戴维哈里斯〃萨克斯〖》在《税收困境：英格兰的 财政危机、国会和自由》一文中分拆了 1640年英国大革命前两个世纪的 財税思想。
早在十五世纪，英国思想家福特斯鸠将君主专制分为两种：一种是绝 对君主制，统治者在其主要仆人的协助下，自行判断他的收人需要和掠夺 本能什么时候会对其臣民的生产生活造成长期的伤害，或者刺激他们造反。 在这样的制度下，臣民无异于“家长治下的奴隶”。另一种则是当时英国 的混合君主制，在此国度，国王根据其人民同意的法律来治理人民，因此 在没有他们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对他们征税。
尽管福特斯鴻对当时的法国保持着某种偏见，但必须承认的是，他对 未来两国的分途有着清醒的判断。福特斯鸩清楚地看到丨如果国王的统治 像法国一样，“仅仅是君主的”统治，那么所有类型的邪恶都会产生，比如士兵驻扎在村庄不用支付任何费用，如果村民拒绝这种负担就会遭受棍
棒的敲击。相反，在尊重个人自由与財产权利的英国，没有紹背主人的 意志而住进另一个人的房子，也没有人不受惩罚地强制使用他的物品。尽 管国王可以通过王室食物征用权从他家里拿走必需品，但是国王必须以适 当的价格进行字正因为此，福胃鸡相信，在英国，民众不会彼此伤 害，而且拥有生存所必裔的所有物品，他们不仅强大到可以抵抗王国的敌 人，而且会比法国的臣民更加善待自己的国王，给他带来更多的利益。关 于这一点，透过后来的历史可见分晓。英国与法国虽然在革命的年代都处 死过自己的国王，但是英国不像法国大革命那样血流成河，而且至今仍保 留了君主立宪制度。
1610年，在反对王室对一系列进口商品课征的调节税的时候，一位 叫托马斯^赫德利的律师曾经做过一个精彩演讲。赫德利并不反对国王征 税，但前提是这种征税应该征得纳税人的同意，英格兰应该同时保卫居民 财产免受来自邻居或者政治的拾劫。葙福特斯鳩一样，赫德利认为由于英 国人自由地享有他们的财产，所以适合成为战士，像骑士和绅士一样保卫 他们的自由与财产。任何对财产的侵犯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对自由的侵犯， 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的人.也一定保卫不了自己的自由。1628年的权利 请愿书提议对财产与自由加以保护，反对非国会批准的税收，没有正当理 由的囚禁，士兵驻扎而未经同意并没有恰当的?唯以及对酱通臣民运用军 事法等等。在他们看来，任意征税和任意拘禁都会使公民在这个国家失去 安全感，损毁这个国家存在的价值。
应该说，正是上述一以贯之的税权思想，为英国后来的两次革命以及 《权利法案》的颁布提供了理论资源。
法国大革命时的物权法
2008年的两会上，温家宝就公共財政改革谈到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 话：“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 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而熟悉法国大革 命历史的人知道，那场革命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当时法国的王室財政出 了严重问题。
在《逃往瓦朗纳斯——法国大革命前夕财政改革启示录》一文中，李 炜光对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法国財政做了深刻的分析。尽管文章通篇未提中 国，但对当下中国的借鉴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法靥的君主专制制度制造了^^超级庞大的政府，人民不得不 用有限的资源去填补这个巨大的无底洞，由—成无法摆脱的财政负担和 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统治者的财政需求是无穷的，“加 之又不愿意向三级会议索取，于是卖官鬵爵制度应运而生，这种现象世所 未见"。早在亨利四世时代，就建立了卖官鬻爵制度，路易十三以后达到 了疯狂的程度。而且，鬵官制犹如“潘多拉盒子”，一旦揭开盖子，“就再 也无法将它关闭?
资产者在买得官职后，便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虽然他们与旧贵 族有所区别，但官职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和各种特权仍然使他们中的大部分 人心甘情愿地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而这也正是封建君主利用鬻官制分化 瓦解资产阶级的政治目的。由此产生的经济结果是，鬻官制使得资产者将 大量资金用来购买官职，而无法将其用于生产经营投资，法国的资本主义 发展因而受到不良影岣。
在旧制度下，国王的財政资海配置的权力是无限的，他把国家財政当做私产，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钱用到哪里是他自己的事，旁人无权说三 道四，这也是无限政府的表象之一。在法国，国王把责族们尽可能地笼络 到身边，让他们成为弄臣，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大革命前夕，凡尔赛宫 内常有一万七八千名贵族廷臣，其中舶9名专侍王后，274名侍奉王弟， 国王的伯母有200名随从，连路易十六的新生女儿也有80名贵族侍候， 养活这些人的金钱，也是来自王国政府财政。
其次，君主专制政府的賦税征收缺乏正义和平等，是导致阶级矛盾和 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引发革命的根源。法国的旧制度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 贵族政权，国王为了削弱和分化贵族阶层的勸，防止其对王权构舰胁， 便向封建贵族和教士作出妥协，放弃了向贵族和教士征税。
更严重的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也加人到盘剥农民的队伍中来了。 一些资产者向政府购买官职，获得官职以后，他们便拥有陚税的豁免权， 而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也就不断地发明新的职位出卖，于是又出现了 一大批新的免税者。
这样，在政府的赋税枉收额不断增长的同时，承担这些賦税的人数却 不断下降，维持无限政府庞大国家財政需要的税收负担便全部落在第三等 级的肩上，尤其是落在农民肩上了，于是出现了托克维尔所描述的那种情 况：“最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最无能力应付的人却得交税，当捐税以此 为宗旨时，就必然要导致那一可怕的后果一富人免税，穷人交税。”“于是， 在已经存在所有个别的不平等中，又加上一项更普遍的不平等，从而加剧 并维持所有其他的不平等。”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賦税负担的 不平等，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严重阶飯时立，是导致资产阶级对君主专制政 府不满，在大革命中毫不犹豫地起来“造反”，推豳君主专制政权的原因。 以研究法国财政闻名的历史学家马塞尔”马里恩则认为，法国大革命 时期摧毁法国财政的力量正是特权以及享有特权的人，即贵族。他们享有的財政豁免权，不管是继承的还是购买的，在摧毁法国财政的同时也将国 王置于一个荒谬可笑的位置；对那些没什么东西可征税的人征税。尽管一 些敏感的贵族提出愿意放弃财政豁免权的想法，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细 节都被忽略了^：其是在法国王室前后化解了 1720年和1763年的两次 财政危机之后。而且，如托克维尔所说，那个时代在法国历史上是个既开 明又富裕的时代。谁也没有意识到，一场人头滚滚的革命即将来临。
尽管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发生还有其他很多原因，但是在众多原因中， 民众没有税权和预算权既是专制政府无限扩张的理由，也是法国民众在弱 肉强食的社会里最终忍无可忍，走向革命的源头。今日中国，透过无以数 计的学生放弃创业，纷纷挤破脑袋去考公务员，便知道政府部门有着何等 诱人的待遇。与此相关的是，―规模在几十年间急剧膨胀。如前文所述, 建国之初，大的县机关也就百余名干部，而现在一些乡镇机关干部就多达 四五百人。
个体权利与公共精神
伊丽莎白一世在其著名的“金色演讲”中强调，君主有一种神圣职责, 要保护王国免受“危险、不名誉、耻辱、暴政和压迫”，它们既容易来自 王国内部，也容易来自王国外部。为了提供这种保护，不仅释要聲银，而 且需要行使权力’并因此霈要资金。
尽管如此，预算还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如萨克斯所说，对于那个时代 而言，预算的好处不仅在于避免財政危机，同样在于尽可能避免国家卷人 战争。一个国王进行战争，他的花费超过了他所收的税。如果他借债弥补 了这个差额，就没有财政危机。但是如果他不能借到足够多的钱，或者如 果他被迫拖欠旧的贷款，那么危机就爆发了。如果他采取狗急跳墙的措施，譬如说掠夺其臣民的財产，或克扣部队给养，那么危机同样爆发。所以，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聪明的国王会尽可能节制，因为一旦遇上难缠的 敌人，有可能因为战争带来的巨額开支导致政府玻产。
在十四五世纪的英国，征税的理论依据是必需理论。当王国面临紧急 情况或处于危险之中时，其所有成员有责任来帮助它。有时，和平计划也 能得到直接的国会税收的支持，为了做到这一点，王室律师不得不寻找聪 明的方式，把它们说成是在面临即将到来的危机情况下为国防所做的准备。 比如，在英国历史上有一种税收叫“抗丹税”（！^哦以)，目的是为了应 对丹麦人的人侵及其余殃。而到了十六世纪中期，支持税收拨付的这种法 律的或者说辞上的基础有了修正，王室要求资金的理由已不仅是支持它的 军事需要，而且是帮助它提供好政倚的一般成本。简单说，是为了购买政 府更好的服务。
说到战争与税收，就不得不提到梭罗以及他为什么抗税。尽管抗税的 行为多不见容于现代社会，但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梭罗抗税却是受到某种 公共精神的驱使。
这位《瓦尔登湖》的作者，曾经因为拒绝交积欠了几年的人头税而入 狱。之所以抗税，不是因为梭罗家贫而交不起税，而是因为他反对当时的 美国政策：其一是奴隶制度，其二是美墨战争。因为这样的理念，他愿意 入狱而拒绝㈣。据说亲戚主动为他补税后梭罗很气愤，不愿意出狱，直 到狱长把他赶了出来。这一细节，颇有点百年后美国黑人维权时“把监狱 填满”的气势与决心。有关这段经历，梭罗后来写下了《论公民之不服从》。 正是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和“公民不服从”的 精神后来影响了托尔斯泰和甘地。
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梭罗简单记载了这一段经历，并解释自己为 什么采取非暴力而不是极端的方式抗税：“有一天下午’在我的第一个夏天将要结束的时候，我进村子里去，找鞋匠拿一只鞋子，我被捕了，给关 进了监狱里去，因为正如我在另外一篇文章〖即《论公民之不服从》〗里 面说明了的，我拒绝付税给国家，甚至不承认这个国家的权力，这个国家 在议会门口把男人、女人和孩子当牛马一样地买卖。我本来是为了别的事 到森林中去的。但是,不管一个人走到哪里，人间的肮脏的机关总要跟他 到哪里，伸出手来摧取他……真的，我本可以强博地抵抗一下，多少可以 有点结果的，我本可以疯狂地反对社会，但是我宁可让社会疯狂地来反对 我，因为它才是那绝望的一群。”显然，梭罗在这里谈到的“社会”，严格 说并非德鲁克意义上的社会，而是被政府裹挟的社会与国家。
相较而言，中国人为什么鲜有公共精神？为什么远离政治？明恩溥在 《中国人的衆质》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1851年，就是道光蛊帝"驾崩”的那一年，一个叫赫克（！！皿）的外 国人和几个朋友离京外出，在一家客栈饮茶时，通到一伙中国人。几个外 国人想发起一场“小小的政治讨论”，他们针对皇位的继承问题提出了各 种猜测，意在引导在场的中国人说出他们的看法。但是，那几个中国人对 @动于衷，继续喷云吐雾，大口饮茶。中圉人的冷漠激怒了外国人，并 且引起了他们的不满。这时，一个中国老者起身走过来，把双手放在赫克 先生的肩上，冷笑着说”听我说，朋友，你为什么要让这些无聊徒劳的 推測来劳心、费神呢？大臣们关心此事，他们拿的就是这份俸禄。让他们 拿他们的俸禄去吧，可别让我们操这份心。我们一无所得，还要去关心政 治，岂不成了天下最大的傻瓜？“
所谓"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关心你”。无论你是否关心政治，政治 最后仍会影响每个人的命运。然而，从整体而言，国民公共精神的多与少, 与其享有的权利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权利的社会令人沉睡。如果国民得不 到应得的权利，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对这个国家失去信心，对国家的关心也会越来越少，这样的国家迟早会分崩离析。显然，一个国家更应该用货 真价实的权利团结民众，重建公共精神，而不是虚伪的道德说教。这种说 教得到的往往是表面上的应承，内心的反抗。
用罗曼“罗兰的话说，一个国家，如果让它的国民连批评的兴趣都没 有，那才真是不可救药。
“看不嵬的政府”
奥利佛，霍尔姆斯说：“税收是我们对文明社会的支付。”约翰丨马歇 尔说：“有权征税就有权毁灭。” 一方面，税收可以从个体或者机构那里汲 取财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税收支持的有组织国家力量 的保护，生活和自由就不可能得到保障。从这方面说，税收既可以保障权 利和自由，也可能威勝权利和自由。关于这一点，孟德斯鳩有很好的概括。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鳩分析了税收、不同政体和自由之间的 关系，指出“公共税收是每个公民从其財产中出II：一部，其目的是为了保 护和享受剩下的部分”。孟德斯鸠相信，温和政府会比专制政府更可能对 其公民征收重税，因为“公民一旦认为是在付钱给自己，他们就会高兴地 交税”。
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的商低，同时决定于国家的预算能力以及征税是 否征得国民的同意。从表面上看，税收与公共预箅只是政府关于未来某个 时期的收支测算，是一个技术问题，实际上它I个政治问题。从某种程 度上说，也是政治最核心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说一个未经人民 同意而征税的政府，是一个“明火执仗的政府”；那么一个没有预箅的政府， 便是一个“看不见的政府”。
如李炜光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6条皿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从形式上来讲，税收也箅是进了宪法， 但其不完整性是显而易见的0与税收对应的同样有税权，税收应该是权利 与义务的统一。从宪法的规定看，上面既没有任何税收法定的内容，没有 任何纳税人权利的规定，也没有明确说明征税是否霈要代议机关（人民 代表大会）的同意。在税收这个涉及国家生死存亡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 的最重要问题上，国家的根本大法竟然是一片空0，不能不说是一个极 大的缺憾。
由于宪法存在明显欠缺，税收立法必然更加残缺不全。中国目前所开 征的二十多1钱种，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的仅有三个，即《个人所 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税收钲管法》，而且税收 立法绝大多数都是违宪的，也是违反《立法法》的，比如税收行政法规没 有明确的授权，更不用说符合《立法法》所规定的授权要求了。
根据李炜光的理解，就纳税而言，权利是第一位的因索，义务是第二 位的因索。税法是以纳税人权利为本位的，纳税人权利构成税收法律体系 的核心。权利是纳税个体的自主性、独立性的表现，是国家创制税收法律 规范的客观界限。纳税人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义务的设麓是为了 纳税人权稠的实现。而在专制社会或雜民主社会里，这个关系正好相 反。法律是统治者维持特权的工具，他们拥有无限的权利，人民则承 受着无限的义务，是义务本位的法律。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最大弊端, 就是重义务、轻权利，把法律视为防民、治民的工具，把民众看做唯 统洽者马首是瞻的仆人。而中国人至今所能理解的国家、政府与人民 的关系，仍然是“亲民"“爱民”，这不过是传统的官在上、民在下思 想文化的反映，与我们对现代民主文明社会追求的权利本位观念相去 甚远。（李炜光，《写给中国的纳税人》）
土地与宪政
谈到宪政制度的起淇，里查德‘泥普斯在《财产与自由》里论诬了土 地私有制是英国宪政、代议制的基础。由于土地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狙，所 以国王必须求財产所有人交税。由于私人财产所有者财政上独立于国王， 反而是国王有求于百姓，所以收税一直是个头痛的事。早期英国王室卖王 室土地得到相当财政收人，后来主要靠税收。为了解决税收的困难、国王 开始召集国会，让国会自订税率，并形成宪制承诺一“不经国会同意， 不能加税”。
国会在英国历史上是独立于王权的另一个政治中心。国王虽然不会喜 欢它，但在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约束下，又不得不在国会的帮助下收税。 英国国王的财政在这种制度环塊下不得不依赖民意代表机关。有几位国王 尽量少开国会，只是要加税时才想起开国会。但这种制度逐渐演变成 习惯：“没有代表则无税。”国王慢悝接受了这种公共财政与国王税收 之间的关系。
到了十七八世纪英国的平均税率氐法国髙得多，但老百姓老老实实交 税，却民富国强（比法国人均收入髙三分之一），这自然是私有财产加代 议制的功劳。法国虽有《拿破仑法典》，但对私产的侵犯比英国厉害得多。 土地地表下的矿藏在法国就不是土地所有者的，而英国的土地私有权却非 常彻底，地上地下的东西都归地主所有。按默克的说法这是英法宪制游戏 规则差别的基础。有了代议制，让人民自己决定税率，税率反而可以高些， 以用于公共建设。关于税收意义在宪政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区别，历史学家 黄仁宇在其著述中曾经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为什么英国崛起的间时法国却衰落了？关键就在于英国宪政暇制了王 权，从而确保产权明晰，不受最高统治者干扰；而法国的绝对王权使腐败丛生，落后利益集团维护旧的秩序，产权不受尊重，压制新兴的工商阶层。 用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的话是，“如杲不保护土地产权的制度是对的，当 年就应该是法国比英国更富强，而不是法国在落后的刺激下爆发大革命， 不得不改专制制度。”
相较重建对法律的信仰，重建对权利的信仰或许更切合这个时代。因 为一切法律的规制都是为权利而设；因为权利是法律的根本；因为只有秉 持坚实的权莉观念，才能支撑起制度与法律的良心。如果承认宪政必须有 税权与产权支撑，就不难发现，在“去权力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化与资 本化过程，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它更在为中国走向 宪政奠―路。
普天之下，莫非国土
土地问题左右着中国的历史，也深刻地影响着今日中国的发展前景。 《物权法》的颁布，唤捶了公民对其私有权利的保护意识，也在某种程度 上开始了由“普天之下，莫非国土”的观念向“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 卫兵不能进”的私有财产权厲意识的转向。
两种极端
历史的变革总是围绕着土地所有权的争夺展开。对于许多参与改朝换 代的膂通人来说，拥有属于自已的土地是伴随其一生的朴实梦想。囡顾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共产主义革命，并非没有谋求土地私有的传统。
自1931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首次明确地提出给农民“土地所有权”, 到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土地农民私有”都得到法律的 确认。只是历史风云际会，农民的土地最后像变戏法般变没了。1952年 完成土地改革后开始的集体化道路探索，从最初农民被组织成立农业生产 互助组到初级社、髙级社、人民公社，本属于农民的土地被划归集体所有， 开始了 “土地充公”的过程。从这方面说，今日中国是否摘土地私有化， 取决于我们要上接到哪一个传统，是最早“耕者有其田”的承诺，还是“不 断革命”后的土地充公。一个深刻的悖论是，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以 承诺土地私有“打天下”始，以土地收归国有“坐天下”终。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包产到户” “家庭联产承包制” “责任田”的实行，中国大地出现了久违的生机。然而，九十年代以来各地有关土地兼 并的纷争不断’让人看到更多的却是危机。
土地实行家庭承包后，集体的所有权只剩下出售土地、变更所有者的 权力，以及将土地发包给本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承包的权力。而且， 集体不过是一个虚置的权利主体。由于只能无条件配合国家征购土地，却 无权出售自巳的土地，集体因此成为国家或特殊利益集团侵占社会的连接 器、桥头堡。更形象地说，这种国家至上的产权制度设计，无异于捕鱼者 常用的那种因装有倒剌而只进不出的“鱼苟”。
无论是在国王至上的王权主义时期，还是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时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普天之下，莫非国土”代表了两个极端。前者， 君王垄断一切，天下归一个人所有，钽民实际上是一无所有，关于这一点， 皇帝享有的“抄家”权无疑是最好说明；至于后者，在国家垄断一切、政 府包办一切的时期，名义上一切属于人民，但是，人民是一个虚拟的主体， 从产权上说，属于任何人的东西也意昧着不属于任何人。
这方面，西方的理论家有“公有地悲剧” 一说，中国的惧子同样贡献 了 “兔死谁手“的寓言"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 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焉，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取，非不 欲兔也，分已定，分巳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一百人追赶一只野兔，并不是因为这只兔子可以供百 人分，而是因为人人都想捕为己有，因为这只兔子权属未定;而到了兔市， 谁也不能随便拿，正是因为其确定了权属。
正因为是无主之地，近年来中国“国土”严重流失。当然，和“王土” 在一夜之间被抢光相比，国土则属于数年之间被偷光。回顾始于上世纪 五十年代“反右”带来的知识国家化，经济国有化，不难理解的是，当时 变戏法般的土地集体化式的充公，不过是国家吞并社会的不同步骤。其核心内容却;^样的,即完成雌、国家与社会的“三位一体”。&^意义上， 土地私有化既意味着将社会从国家体制中重新解放出来，也意味着权利的 赎回或者失而复得。
安泰悲剧
有人将中国人“富不过三代”归咎于富家子弟挥金如土，这显然不是 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诉诸强力与暴力的“拆 迁政治”与"拆迁文化”主导了中国的历史。当财产得不到真正的保护， 人们对财产的占有就只能追求谁占得最多，而不是谁占得最久。
一个腰缠万贯的大财主，平日里过得优哉游哉，有次遇到了大洪水， 于是抱着财宝爬到了树上。由于水没有退，他也下不了地，这些财宝全是 累赘，最后他掉到水里淹死了。这个故亊间接表明，土地所有权才是一切 权利的根本，因为人必须依托大地创造、生活与积累财富。没有土地所有 权的任何财产权，甚至包括人权，都可能变成水月镜花、空中楼阁。从这 方面说，没有什么出把国土归还给国民更有益于长治久安的了。否则，国 民便可能像那位大財主一样处于那种“穿金戴银挂在树上”的塊地。
类似的故事还有“巨人安泰”的悲剧。古希臜神话中的安泰从地球母 亲羞婭身上获取力量，挑战敌人并打败他们。当“大力神"赫尔克里斯知 道了他的秘密，就把他举起来。脱离了大地母亲的安泰因此变得不堪一击， 最后被赫尔克皿撕成了碎片。或许这也是未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土地的 人时常遭通的悲剧。
那些失去了大地的人，也同样会失去天空；正如失去了物权的人会失 去人权。如果连基本的物质生活的权利都要仰权力之鼻息，个别人也许能 在精神上保持某种自由，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所能坚持的自由与权利必定大打折扣。
如上所述，中国农民失去土地所有权，始于政府的“不断革命”。问 题在于，如果政府、国家〉可以"不断革命”而不受约束，那么公民纸上 的产权，就不可能成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的真正产 权。从这方面说，即使有朝一日农民再次获得土地所有权，也还需有制度 保卫他们的土地。国家禁止社会成员之间的彼此侵害，社会同样要有力量 免于来自国家或胃的折腾。
铁打的房子也在风雨飄摇
2003年以后丨随着中国房产市场的升温，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下， 许多村镇幵始直接或间接开发“小产权房”。然而无论政府以什么名义“叫 停”，以其低于城区一半甚至更多的价格来看，相信“小产权房”热还会 持续下去。因为老百姓越来越买不起房，因为“大产权”房盘剥得太多。 有开发商曾经“爆料”：“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开发商能够傘到 其中40免的利润，余下超过―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 掉了。”所以，在政府的参与下房价越调越高，而“个人合作建房” “不买 房运动”等同样在各种因索的干预下一事无成。
“小产权”房低价热销,独辟蹊径地嘲讽了政府“调而失控"的政策^ 在政府缺席的地方，社会反而将房价调控彳射艮好。
产权就是产权，只有“有”和“无”的问题，没有“大”和“小"的 问题。就像一个人，有生命就活着，没有生命就死了，若非有人无事生非 或者势利歧视，本也无所谓“一条大命”和“一条小命”的区别。如果“小 产权"房都违规，那么农民自己盖着住的房子又箅什么？能把产权分出个 “乡镇级”与“国家级”，这不得不说是转型期中国的一大发明。退一步说，就当今日世界有“小产权”和“大产权"之分，笔者以为 这个区别也不在中国。中国人习惯拿自己的房价和国外比，其实从购买力 的角度来计算，中国的房价巳经高到天花板上去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以中国房地产的产权格局，与国外对比房价本来就不在一个 重量级上。区别在于，中国人讲“房地产”，实际上只有“房产”而无“地 产”。在此意义上，中国的商品房鉢上都是“小产权”房。
政策专家反复告诫大家，“小产权”有风险，不受国家政策保护，其 实在我看来，房屋的最大风险并不在于不受国家政策保护，而是在于可能 遭受国家行为的侵害。以目前大行其道的“拆迁政治”与“房地分离”的 政策来论，中国什么样产权的房子没有风险？
在信奉土地私有的国家，买了房子便是置了袓业，可以一代代传下去， 因为土地是自己的，拆掉重建也没有关系，其权利不会因为天灾人祸而消 灭于无形。而在中国，买房子不过是买了地面上的几块砖，因为所有权并 不包括土地。土地永远在那儿，而砖玦总有一天会消失，这决定了中国人 当下拥有的这种权利不过是一种可以“被风化掉的权利"。套用海子的一 句诗耿，在“房地分离”的状态下，铁打的人也在忍受生活，铁打的房子 也在风雨飘摇。
与此相关的法律背景是，1990年颁布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和转让暂行条例》对住宅土地最高使用年限做了七十年的规定，即今天说 的“七十年大限”。从法理上讲，使用他人土地建筑的住宅权利属于地上权， 是限制物权而非完整物权。
更令人不安的是，在2009年春，新的《土地管理法》修订案征求 意见稿对住宅到达七十年期陧后的土地使用权改变了说法，从原来的“无 偿自动续期”变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动续期”，从而给有偿续期埋 下伏笔。
杞人忧地
谈到土地私有化，反对者曾经列出两个理由：一是土地是农民生活的 保障手段，不能私有化；二是农民一旦有了所有权就会发生土地兼并，就 会产生无地农民，所谓市场推动造成两极分化。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从逻辑上对前者加以厘清与驳斥：所谓土地保陣不 能私有化，这个概念本身讲的是社会保曄的义务不能私有化。那些主张所 有权都给了农民反而农民的保障少了的说法，无异于是在说自耕农没有保 障，成了佃农反而有保瘅了。
至于后者，论证者与中国民主缓行论者如出一辙。说农民保护不了自 己的土地，就像他们保护不了自己的选票一样。其潜在的逻辑是“有钱会 使人变穷”，因为一个人有钱了会乱花掉。然而，回顾近年来的土地兼并， 不难发现中国式“圈地运动”早巳来临，而造成农民失地的主要原因正是 来自于行政垄断部门“权力市场化”。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认为，中国农 村的根本问鹿是“乡村社会的官权过剩，民间权力衰落”。
历史是种种增欺的累积，对于一个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权利亦如是。 打破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明确地权，还土于民，也是在既有权利基础上增 加一种权利。然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农民没有能力妥 善处置自己的财产？艳人忧天是担心天塌下来，杞人忧地担心的则是农民 目光短浅，不会箅计自己的利益、打理自已的人生，从而导致大地沦陷, 葬送了中国的前程。
如上所述，从本质上说，那些认为农民不配拥有地权者与某些官员或 者学者拒绝中圉人拥有民主权利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害怕农民不会正确 处理自己的土地指向的是经济权利，而民主指向的是政治权利。四字以蔽中国的“国际接轨”与“中国国情”有着十分傲妙的关系。凡是对自 己有利的改革措施，就大呼与国际接轨，仿佛不如此，就不能见容于世界； 凡是对自己不利或要承担更多责任的改革措施，就拼0调中国国情，仿 佛不如此，就不实事求是。最惊艳的是2009年春天，当有高官被问及财 产申报制度进展如何时，这位高官竟有“与百姓接轨”之愿望一一凭什么 老百姓不先公布自己的财产？
几千年来，中国人渴望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竟然变成了不知天 髙地原，没有自知之明的“你也配” ？
转型’拿土地开刀
为什么中国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落空？ 对此疑问，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负责人将矛头指向现行土地收益分配办 法^ “多占地、多得益”及“耕地保护越好，地方越吃亏”的旧机制使 一些地方或部门热衷于“低进髙出” “权大责小"，谋求“地利”最大化。
市场可以细分利益，但是未必能约束权力。“看不见的手”在“看得 见的脚”面前总是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当人们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 口诛笔伐时，更应该将矛头指向某些与民争利的“既得权力集团”。
中国现行土地批租制度在上世纪十年代借鉴于香港，它从客现七解 决了土地不能流转的问题和城市改造建设的资金匮乏问题。但是，1993 年底分税制改革将土地出让金完全划归地方政府后，这些土地收益顺理成 章地沦落为地方政府的“金库”与“提款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各地政 府“?X政绩”，终于导致了今日“土地财政”中兴的局面。二十年来中国 经济发展曾经历三轮“围地热”，究其原因都是地方政府把土地当成生財之道，很多土地储备中心甚至把农用地预征后直接纳人土地储备，“守土 有责”因此变成了 “靠地吃地”。
另一方面，中国土地所有权问题目前仍然未解决。这个时代迫切箫要 回答的是，当人们群起呼吁“必须保卫土地”时，究竟谁最有资格奋起保 卫具体哪片土地。对于每位公民来说，只有他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才谈得 上要誓死保卫什么。
若干年前的一次釆访中，社会学家陆学艺老先生曾向笔者感慨，.乡村 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实际上许多土地被父母官任意支配，“我们把不 可再生的最宝责的资源，委托给了一些最不可靠的人?还有一次是在天 津武清做有关従地纠纷的采访，当地农民在路边搭了个帐篷，轮流看守。 帐篷外高髙悬着一条红布横辐，上面写着“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保护我们的 每一寸土地”，帐速里面则祭着一口空棺材。如果此情景，不可不谓触目 惊心0
人类文明史，到底是一部关于土地的历史。从旧时“废井田，开阡陌” 到今曰《物权法》出台，从拿破企横刀立马翻越阿尔卑斯山到今天欧盟开 放国界，这一切无不说明，人类关于土地的态度将决定自己的命运。和美 国史诗《乱世狀》一样，影片《大地雄心》（細8！^如好】同样演绎了 欧洲人寻找土地的壮阔精神史；
约瑟"多内里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爱尔兰的一位农民，他的“爱尔兰梦” 就是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父亲临终前留给他的唯一遗产是一段充满‘温情 与希望的话：“一个人只有拥有土地才有价值，才有灵魂。当你拥有自己 的土地时，父亲便在上帝所在的天堂里徽笑，在天堂里看着一路上倒下又 站起来了的我的孩子。”
无疑，中国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转型，“转型”因此成为我们这个 时代的显著特征。然而’对于转什么型，许多人并不淸晰。说来凑巧，我
在“型”字上观察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型”字，一“刑” 一"土"，“刑" 即“幵刀”，“转型”就是要“拿土地开刀”。读者一定会说我牵强，中国 的未来，当然不在于这个字如何写。不过，透过我的上述分析，这一判断 也并彳&完全无理。
转塑，实际上是完成一场关于土地的革命。广义而论，“土地"并不 局限于物质层面，还关乎精神层面；既关乎物权，又关乎人权。即， 人不仅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可以自由行走的土地，还要有属于自己的、不容 趴侵犯的精神领地,以及自我实现的权利。没有这两个层面的充分自治， 人就不可能真正获得自由和幸福。
幵放社会，关门大吉。本书作者以为，宪政第一步是“关门大吉"， 即每个人都可以守住自己的所得。转型时期注定是个“悲欣交集”的时代。 一方面，旧的事物在发酵；另一方面,新的亊物在生长。而我们之所以“自夸" 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就在于这个时代为这场关乎土地的“双元革命" 提供了某种可能。
从自由到民主
从自由到民主比起个人来，时代更容易出错。
―约翰“密尔
自由是反对滥用权力的唯一堡垒。
安德魯，汉密尔顿
帝国稻草人
近年来的中国，“农民该不该拥有土地”一直是社会讨论的热点。不过， 考虑到五十余年的城乡分治艰制了中国农民的违徙自由，并上溯到千百年 来帝王对流民的控制，将他们牢牢检于故土，本书作者宁愿相信，中国首 先霈要解决的是“土地该不该拥有农民”的问题。
得而复失的宪法权利
1954年，中国颁布实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 的自由”。然而，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连续颁发4个限 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人城市的文件。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 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 种不同户籍。在事实上废弃了 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其目的 无非是为了发展经济，稳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以及实现毛泽东组织起来的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想等等。到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有 @徙自由的规定，此后一直没有恢复。
在严格的户籍制度管理下，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之间处于一种“隔离” 状态之中。出生在农村的孩子如果想进入城市，只有考学、参军（提干》、 招工（或者顶替在城市工作的父辈）等非常有限的几种途径，而城市之间 的户口迁移也是非常困难的，特荆是从小城镇迁往大中城市。尽管1978年之后，中国的户籍制度逐步有所松动，近年来，相当一部分省市已经开 始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6但是，北京、卿丨I、上海等大城市仍然实行严 格的户口管制。
对于中国的城乡隔离，秦辉先生写过一篇《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 将中国与南非历史上的暂住证做了简要的比较：“中国的市场竞争力，来 源于中国的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权。中国如果不搞全球化，就相当于 朝鲜，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如果不是低人权，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东欧国家， 也不会有太大的奇迹^^球化和低人权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了奇迹。 中国经济奇迹的终极因素，就是两个：圃地运动，农民工一如果没有 这两条，就无法想象爆炸性的城市化和世界工厂地位。”相较而言，南非 黑人在城里打工，黑人家庭安置在城夕卜的隔离型贫民区；中国也差不多， 让农民在城里打工，但农民没法在城里安家，中国的办法主要是把他们 安置在单身的集体宿舍。这种举措就产生了一种身份证制度一一南非叫 通行证，中国叫暂住证。两国有个共同的暈观，就是大批的城管在街上 巡査，可以将没有暂住证的人抓走。南非1984年有16万黑人因为没有 通行证被抓走；广东的人口相当于南非的两倍，但2000年，因为拿不出 暂住证而被抓的进城农民，相当于南非的3.5倍。这也是当年孙志刚死 于非命的时代背景。
臓曾经感慨长城让中国人在精神上处于一种状态”，事实上丨 中国的户籍制度亦如是。如果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不能自由迁徙，农民 就只能像“帝国稻草人” 一样被种植在土地上，听任有权有势者摆布，甚 至像得了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一样，被掏空了灵魂，在心底默唱“我是 你的稻萆人,我没有自己的灵魂，我只能听你的摆布，都^福”（歜曲《稻 草人》》。I孔教”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当务之急是需要“孔先生”， 让社会重新发育，拓展联结，其功劳绝不逊色于收获鲜花无数的“德先生" 与“赛先生”。“孔先生”的意义在于让社会更自由与开放。一个好的社会 应该在自由与开放中寻求平等，而不是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开放的社会是一个多孔性的、人与物皆可以自由流动的社会。与此相 反，封闭社会则要以“一孔治天下”。关于这一点，早在两千多年以前， 管仲曾经这样劝诫其服务的君王：“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 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 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 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管 子’国蓄》）
简单说就是：一个国家要想天下无敌，就要建立一套“利出一孔”的 制度，让老百姓只有一个获利的通道。这样’老百姓就只有依赖于君王政府， 事事仰君王彝息，而君王就可以有效地控制民间势力，并积极地调控自由 市场的无序状态一用管仲的话来说，就是“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 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自人了这“一孔教”，臣民就只能吃君 王的“君饷"，上帝隨的战车，为帝国效力，“长恨此生非我有” 了。帝王 之所谓“以天下为己任”亦不过是“以天下为己用”。
利出一孔的极致，就是政治全能主义时期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 ―个领袖”。哈耶克械通往奴役之路I书中曾经转引托洛斯基的如是说； “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 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显然，利出一？[便是“通往奴役之孔”。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政治自由，西方的民主无疑起源于商业文明。 因为人是会交换的动物，商业让人们合群生活，自我组织，可以不断地“以 选择救济选择”。市场经济之所以使社会走向自治更走向善，是因为商品 必须是一种善，而有远见的生产者在“善的推销”中看到自己的前途。与 此同时，因交换而締结的横向之网形成了对纵向的权力之网的挑战。我们 不难理解为什么自古以来中国的专制主义者不仅采取了严苟的户籍制和什 伍保甲连坐制，还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让农民成为“帝国稻草人”， 在其耕种的田地上站岗、流放。
用脚投票
中国转型至今，发生在上世纪初的选举如今更傢是一道历史的苍凉手 势。然而，在人类历史上丨获得“用手投票”的权利之前“用脚投票”的 筹码同样居功至伟。回顾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的成长，最赏心悦目的进步莫 过于一个开放社会的正在瑕成，以及用脚投票的机会增加。
2006年“中非论坛沘京峰会”召开时，北京出租司机都开玩笑说“老 家来人了”。显然这不只是开玩笑，而是有科学根据的。人类学家和历史 学家们早就论证了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大陆。至于理由也是异彩纷呈，除 了埋藏于远古的头骨化石之外，有人甚至找到中国成语撑腰。在我印象中， 有位法国人类学家便是从汉语“树倒猢胁散” 一词中获得灵感，坚信錄 最早起源东非大裂谷附近，由于当地倒了许多大树，以至于猿猴像熟透的 果实一样纷纷落地，从此走出非洲，在世界各地埋下了文明的种子，开始 享受人类文明的初夜。直到有朝一日生根发芽，繁花四起。照此理论，不 难推断，如果没有当年“猫琳英雄"之“出树梢记”，断然不会有后来的 雅典、罗马、巴黎、伦敦、北京、纽约以及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4己录㈣的村庄。
简单说，人类文明首先是自由行走出来的。当然，这不仅包括走出地理， 同祥包括走出禁忌、苦难与不公正。我曾经多次提到，古罗马时代是人类 历史上最风光施旎的时代，也是现代文明的摇篮与草图。比如，共和制之 于三权分立，辛辛那提图斯之于华盛顿，康茂德之于极权统治，角斗场之 于大众传媒，元老院之于议会等等，无论是制度、法律’还是体育、文化’ 似乎都不难从中找到参照。通常，人们将哲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源 头追搠到瓦尔登湖畔的亨利"梭罗，其实，梭罗这种“公民不脤从”的思 想乃至行动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深入人心，并且一直是平民博弈责族的 利器。
公元前510年，此时的罗马虽然巳关上王制的大门，转入了共和时代， 但由于当时是贵族共和，由贵族組成的元老院控制了一切，平民有的因为 债务变成了奴隶，所以矛盾十分尖锐。最后的结果是，为了摆脱责族的控 制，许多平民带着武器和生产工具离幵罗马城。公元前494年，一大群平 民撤出罗马城去了东郊的圣山，穌要建立自己的城市。“永别了,罗马！ ” 由于平民大量出走，势必造成生产停顿、兵源班乏，责族一时慌了手脚, 子是派出代表追到圣山找平民谈判，最后谈出了保民官制度。应该说，这 是世界历史上最万种风情的用脚投粟，最有收获的用脚投票一因为此 后，只要保民官一声“耽10”（拉丁语：我禁止）就可否决政府的法令和 元老院的决议。作为罗马法渊源的《十二铜表法》同样是平民与贵族博弈 的产物。用脚投票的可能不仅使平民挺直了腰杆，更是他们自我价儂及有 权选择更好生活的无声宣言。面对这场“古罗马式罢工"^确说是“罢 国”，你会知道，旧时代有旧时代的自由，而且其时的壮观与成就远在“廑 门？X”事件时小试身手的“中国式散步"之上。市场政治
罗马平民能够取得胜利，至少有两个条件。其一是可以自由离开罗马 城；其二是在罗马城外有一片可以属于他们的土地。前者保障了罗马平民 用脚投票的权利，后者则使他们在用脚投粟时不至于无路可去，陷入“霍 布森选择”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困塊而别无选择。在国家吞并社 会，有主义无社会，禁止自由行走的特殊时期，用脚投票多是空谈。
事实上，正是因为古罗马时代的先民们有这种“用脚投票”的权利， 我才有缘在公元2000年后的一个秋天，在意大利旅行时，在不经意间走 进一个叫圣马力诺的国家，并在群山的怀抱之中倾听与我不期而遇的圣马 力诺“总统” 1联合执政官〉讲述这个国家用脚投票的久远传说。
回到中国，上述封闭的情形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经济体制改 革与幵放的拉动下，社会才一点点地从国家体制中解放出来，即我所谓的 “社会解放”。不可否认，近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就在于逐步打破了原 来的单位体制，使国民能在不同单位、不同地区之间自由流动。从单位人 变成社会人，从政治人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自然人。
而在开放国家，不同的州之间是竞争的。如弗里德曼所说，“假如 我不喜欢我居住的州所做的事情，我能迁移到另一个州。”也就是说， 在那里不仅要有市场经济，同样应该有“市场政洽”。自由抉择的背后 是一套“市场政治’’的法则。活跃于政治市场的竞争不仅体现在不同国 家之间的移民，同祥体现在一国之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迁移。由 于没有户籍和单位的禁忌，开放时代的居民可以通过居住地的自由抉择 客观上使地方政府陷人关乎治理能力的竞争之中。就傢平民离开罗马城， 僙自己用脚投票的权利与治理者充分博弈一样。
如果承认好社会是不断地用脚投票的开花结果，就不难发现，开放社会及随之而来的用脚投票其实暗合了一种民主内涵。甚而，大到美国，小 到圣马力诺，何尝不是“用脚投票”投出的国家。在严格的产权制度下， 如果土地私有，針人都可以完雌种意义上的“建国”。或许我们可以说， 在地权慈母般的眼神里，每一片土地都是一个国家。你种下一棵树，如果 土地是你的，它就可以在这里自由生长几万年。
然而，在園家压倒社会的时代，自然资源实际归厲于“权力所有制” 的时代，人们却不得不面临“无地自容”、“走投（用脚投票）无路”的困 境。真正的“国家”，应该是有“国"有“家”，公私分明。国家至少应该 保障国民这样一种权利，即当他们无心国事时可以甩脚投粟回到自己的茅 屋或精舍以求自治。
出乡村记
我在《南方都市报》连载的《乡村纪事》中，有一节是“出乡村记”。 众所周知，“出埃及记”讲述的是古希伯来人在先知摩西的带领下走出埃及、 重归自由之乡的故事。而我所谈到的“出乡村记”要勾勒的则是几代中国 农民淡出农村的几道熵影。相同处在于’ 二者所描述的都是一群人，他们 迫于生计或者只是向往另一种生活不得不离开一个地方去了另一个地方。 不同者广出埃及记”讲述的是一群人跟贼知从异乡到故乡，首先是他救; 而“出乡村记”则I群人分期分批，近乎自发地离开故乡，而且要把他 乡当故乡（所谓“融人”〉，在这里没有先知，每个人都只能自救。如易卜 生所说，“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幸福，首先来于可以选择。如罗索所说，“须知参差不齐乃是幸福的 本源”。只有人人都可以自由抉择，人类的生活与利益才有可能从整体上 达到最优。无论是上述希伯来人的“出埃及记”、圣马力诺人的“出罗马记”，还是中国乡民的“出乡村记”，背后的逻辑都莫过于~^人都应 该拥有随心所往、自由迁徙的权利。
今日中圉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渐人眼帘的民工潮中看到了中国的希 望。事实上，早在民国时期，中国知识界便已经开始关注当时的“民工 潮，，了。关于这一点，我在《近代中阖农民进城的社会史考察》中读到不 少有用的资料。根据1923年至1925年的抽样调査显示，农村人口的离村 平均数为4.61^，而进入三十年代，农民离村率有了大幅攀升。据1933 年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对22省农户的调查，统计出“全家离村之农 家”共有1920746户，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4，8免；“有青年男女离村之 农家”共3525349家，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8,9^。到1935年，全国22 个省中举家外迁至城市逃难、做工、谋生、住家的户数比分别为14.29^， 21观15.41隱,四项合计达沔.1%，到别村垦荒、务农、逃难的 占36.9^。同一时期对青年男女离村之去处的调查表明，因各种目的离村 进城的达64.9呢，而到别村务农或垦荒的为28,5呢。
和现在一样，在中国近代城市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中，农村人口流人 城市者主要是男性青壮年人口，根据《独立评论》李聚汉的调査，在 1338位被调查者中’ 20岁至49岁‘‘离村”的农民，占到71.289^。另 据陈翰笙等人调查，广东、广西及河北等省的离村人口中，男性占85呢 以上，而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者，占四分之三以上。与此相伴的，自 然是农田大量抛荒。1932年,《农业周报)^』文指出广强健者多逃人城市， 另谋糊口 ；而所残留于乡村者大都老弱贫病者流。农民麋集都市，都市 固嫌人口过剩；但农民离乡，则农村基础根本动摇，农村经济惟有曰见 摧毁。”时光倒转，得见如此光景，两相对映,其与今日之中国究竟何异？
论及当年农民为何进城，理由自然繁多。比如，天灾、人祸。天灾古 已有之，至于人祸，主要指胡适所谓“五素”之一的扰乱。据统计，仅自1927年戛至1930年夏这短短三年中间，动员10万人以上之内战已多至 近30次。由于长期战乱，大批散兵游勇变为土匪，一些没有生活来源的 流民也加人了土匪队伍，因此，不少地方简直成了土匪的世界。据称在河 南南阳等地，有的农民外出耕田，竟还要背扛枪支以防止土匪抢劫！由于 盗匪横行，一些农民只好求生于相对安定的城市。
除此之外，还有中国的城市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上世纪三十年代，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谈到，此前一二十年，上海附近的城市机缫 丝业的发展极快，城市工业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江村周围的蚕丝厂也是 遍地开花，许多女青年被吸收到工厂里做工，江村16至25岁的女資年共 有106名，“80^以上现在村外的工厂或在合作工厂工作。她们就是新的 挣工资的人?
重读这些段落，难免令人想起几十年来无以数计满身力气的男男女女， 因为中国城乡分治这一基本国策几十年不许外迁或打工，尽做“帝国稻草 人”。从1990年代开始，民工潮像上世纪初一般在中国各地卷土重来。这 种“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景象，更给人一种光阴虚掷、今夕何夕的历史悲 情。事实上，一个多世纪以来，并坷以上搠到更遥远的年代，无论农民为 何走出乡村.最真实的理由也许只有一个，即每个人都有逃避灾祸、追求 美好生活的动力与权利。
岁月如流，光阴荏蒋，好在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开始侮过自新，终于续 接了人类之猿祖猿宗“出树梢，走天下”时的自由传统，使中国乡民能够 在幸福的召唤下逆塊求生,感受杨万里《桂源铺》一诗中的禁忌与解放：“万 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乳房与民主
没有国王，人民照常生活；没有人民，国王可一天也过不下去。国王 与人民，谁比谁重要，大家早巳心知肚明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生活在 世界各地的臣民们很早便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奋起反抗，但是，民主的 大树从破土而出到枝繁叶茂，却足足花了二十五个世纪。
那时花开，民主的起源
人类文明史，同样是部民主发展史。民主是人类的发明创造，却不是 一次性的发明创造，甚至也不限于某一个地方。不过，每当谈到民主的起 源，人们仍会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雅典和罗舄。
古希腊由包括雅典、斯巴迖在内的数百个独立城邦组成，并非现代意 义上的国家。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疆域相自治权。大约在公元前507年, 雅典采用了一种民选政府的制度，尽管两个世纪后雅典被马其顿征服，但 是雅典创造的民主却留传了下来。
与此同时，在古罗马也出现了与雅典相似的民选政府。罗马最初也只 是个小城邦，当它征服了周边许多地方后，罗马政府甚至也将公民权赏赐 给那些位于边远地区的臣服者。然而，由于传播和制度设计的缺陷，当中 绝大多数人并不能真正以公民的身份参与管理一因为作为权力中心的公 民大会在罗马广场上，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对于那些居住在 帝国圓周上的公民来说，亲自到罗马广场议政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简单说，这里涉及“权力半径”和“民主半径”的问题。一方面，帝 国的战车可以轻易抵达边境，画出统治者的权力半径；另一方面，由于没 有发明建立在民主选举之上的代议制政府体制，也没有便捷的交通和足够 大的广场，民主半径则只能紧紧围绕着罗马城，处于一种蒌缩状态。在此 意义上，一党制国家从党内民主走向全民民主的过程中，最需要解决的仍 是权力半径与民主半径如何辐合的难题。
显而易见，无论古希腊还是古罗马，当时的民主只具維港。雅典政府 的核心部门是公民大会，每个公民都可以参与其中选举重要的官员；至于 其他的公职人员的遴选，则是通过抽签产生。据说，按人口密度计箅，理 论上每位公民一生都会有一次机会当官，有点“村长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的味道。
有人或许会问：中国有没有民主传统？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即使许多 人不愿承认中囯有民主的制度传统，但是民主的思想传统还是有的。在中 国还没有长成秦朝这个大一统的怪物以前，曾经空前繁盛的民本思想或可 成为民主的起源。臾可惜星火不曾燎原。甚至，那时花幵于亮舜禹时代的 禅让制度——如果它是真的，何尝不是民主早夭的雏形？只不过因缘际会、 历史弄人，在各种合力的作用下，这些民主的种子终于被飞鸟衔走，变成 历史的有机肥，却始终没有长出民主制度的大树。至专制既出，往日光辉 的思想无奈流落于江湖，消失于草莽。
所幸，东边不亮西边亮，人类终究要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而此时的雅 典，生机勃勃，已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了。
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
必须承认，民主的发展同样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毕其功于一役的民主，在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即使是那些今日看来玉树临风的民主 国家，其公民权的普及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拉拉扯扯。
如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就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但事实上这里 的“人”并不包括黑人和印第安人，甚至未包括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美国 废奴运动持续了近九十年，最终还是通过内战，黑奴才成为自由人。直到 三四十年前《民权法》通过，黑人的公民资格才得到真正的承认。
同样，公民权的普及在人权与組主义故乡的法国也有着相同的坎坷。 1791年法国宪法仅赋予450万人以选举权，不到当时法菌人口的五分之 一。尽管该宪法以《人权宣言》为序，名义上取消了等级，却又来取政治 隔离政策将公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凡不符合财产规定的 消极公民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几百年后我们在中国看到了类似的逻 辑一2004年湖南人事厅对女公务员提出“双乳对称”的要求，何尝不 是将妇女的天乳分成了 “消极乳房”和“积极乳房”，并在此基础上“有 奶才是公务员” ？
尽管政治平等的原则在口89年已经被法国的“公民们”接受，然而 事实上，包括卢梭本人在内，没有哪位启蒙思想家赞同一人一票。显然， 此时的权利更多是面闻经济意义上的有产者，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公民。 专事普选史研究的法国著名学者罗桑瓦龙在《公民的加冕礼》里写到：此 时的社会更像个大企业，积极公民就是社会大企业的股东，他们具有投票 权，而消极公民则是那些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的人。
大革命前后占法国人口 1/12的家仆是没有选举权的。在许多人看来， 他们没有主见，而且，既然主人已经去投票了，他们的投票就只能是重复票， 仿佛他们是不知权利与思想为何物的“鸦鹉公民”。当然，有一点似乎是“公 平”的，既然没有选举权，他们也不必纳税。梭罗因为抗税而引起的那些 麻烦事倒也免了。此外，“流放家中”的妇女同样没有选举权。甚至像卢梭这样自称被 人类抛弃了的平等派，依旧认为妇女不过是“有缺陷的男人”，解放妇女 兄会使妇女堕落。
如罗桑瓦龙所指出，此时“就妇女的地位本身而言，在人类学上没有 完成；就家庭的认识而言，在社会学上没有完成"。在这个“情欲放纵悖 论也放纵”的世界，一方面男人们热烈地追求女人的爱戴，并自称是爱女 人的，另一方面却又让她们手无寸权。直到1801年，法国甚至还出现了 禁止妇女读书的法案。“理性希望每种性别各在其位……理性希望妇女保 持丰[仪方節的优势，不要向往政治方面的优势,
英国也不例外。十七世纪中叶，英国“平等派”战士为了实现成年男 子普选权甘愿牢底坐穿，然而即使到了十九世纪，平等逻辑仍只是对少数 人才有效。一则来自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资料表明，平等派运动结束近两 百年后的1831年，英国20岁以上投票人数的比例仍只占到了总人口数的 4.4^，直到1931年，这个比例才扩大到了 97免。从平等派起义到的 投票率，英国足足花了三百年时间。
跟後蛇与鸽子
为什么实行民主？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经历无数历史的磨难之后，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许多理由。比如，民主可以避免暴政，可以保障 国民基本权利、普遍自由、独立思想，可以让人性在宽阔舒展的环塊中健 康成长，可以让社会在政治平等的条件下走向和平与繁荣等等。不民主的 恶果同样显而易见。在极端的年代，“意识形态屠杀”和“种族屠杀” 一 起将人类推到了苦难的极致，使人类文明瀕临破产。
从17沾年美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到今天全世界60呢以上
的國家实现民主化，民主的大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世界上不乏民主 国家，同样不乏“冒牌民主”国家。
遥想萨达姆先生当年手握枪杆、威风凛壤，甚至要为美国穷人捐款时， 伊拉克是何等的民主与团结！伊拉克民众不但可以参加选举，而且还可以 在光天化日之下，万众一心地投独裁者的赞成票。全票当选？ ！真可谓“给 民主一个机会，还领袖一个奇迹” ！然而，谁都知道，此时的投票不过是 枪杆子指挥笔杆子交朝廷作业。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美军压塊 时，这位全民拥护的总统先生，竟无人救驾，甚至忠心耿耿的共和国卫队 也都用脚投^跑光了。
对于这种冒牌民主国家，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这样评价：“一 只眼铤蛇不会因为它的主人说它是鸽子它就成了鸽子。无论一个国家的领 袖们和宣传家们说得多么动听，只有当它具备了民主所必箱的全部政治制 度，这个国家才有资格被称为民主国家广
宪政，一场“縐蝶梦” ？
没有民主的推动，就不会有真正的宪政；没有宪政的竖守，也不会有 可持续的民主。今天我们不难理解民主与宪政之间有着怎样紧密的联系， 宪政约束但不反对民主，它巩固和加强民主体制。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 间里，包括卢梭、潘恩和杰斐逊在内的时代风云人物都认为民主与宪政水 火不容一因为宪政强调现在对过去的某个静止状态的遵循，而民主则更 多是着眼于未来，关系到变化与进步，具有一个动态的视角。
反对宪政的民主主义者认为宪政是死人设计出来的，而民主却是活人 参与的。如果人们在追求民主的同时，却要服从宪政的条条框框，那么就 无异于做了一场“蠛蝶梦”，让活人接受死人的管束，让死人折磨活人。正因为此，宪政被视为死人统治活人的工具。主张“每一代人都要来一场 新的革命”的杰斐逊相信宪政是反民主的^‘ “地球是活人的天下，不是 死人的天下。”言下之意，接受宪政就意味着今人坐古人的牢。与此针锋 相对的是，反民主的宪政主义者则相信民主是一种“暴民的统治”，其最 后的结果是走向无政府主义。由此出发，宪政主义者的理想是打造一个公 正有序的政府。
然而，这种对立并非不可救药。历史的风云际会使人们渐渐达成一个 共识：民主将受到宪政保护并使后者有尊严地运转。显而易见，有的转型 国家之所以像微软推出双；！！如㈣新版本一样马不停蹄地修宪，一个重要 原因便是在宪法制定过程中没有充分吸纳民意，并获得一个实用的、具有 前睹性的法律文本。
在民主与宪政的理论融合方面，佛罗伦萨政治学家布隆代尔曾有深刻 挖掘。在他看来，宪政与民主实际上分别代表了对人类两种天性的防范与 弘扬。宪政所面对的是人性悲观的一面、恶的一面，宪政的目的就是通过 制度建设约束人类。相反，民主所面对的则是人性乐观的一面、善的一面， 民主主义者相信通过民主参与人类将拥有美好未来。他们相信，这个美好 未来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今天，当我们回顾人类历史，最大的悲哀或许就 是，我们相信真理拿握在少数人手里，结果少数人成为暴君。
简而言之，民主与宪政并非一对天然矛盾，它们为人性的菩恶而设， 其目的就在于“阻恶扬善"。前者，人们通常以为，宪政的目的在于限制 公权、保障民权。理解这一点并不难。但是宪政的作用并不止于此，因为 它不仅要隈制公权，同时也要为民主设一个底线，防止出现“多敗人的暴 政”。殊途同归的是，无论是限制“唯一政府"还是限制“多数民众"，无 论是立足宪政还是民主，一切目的莫不都是为了保卫具体的个人，^^ 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免受来自政府与社会的侵害。
駐社会主义
今天的中国，如何重新评价民主社会主义？推崇者认为中国过去对民 主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唯我独革” “唯我独社” “唯我独马”的僅化思维， 不能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吸纳世界，其结果是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窄。 中国人民大学前剷校长谢韬在《炎黄春秋》撰文指出，一个制度好不好， 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中国制度不能够阻止把50万人打成“右派”， 不能租止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疯狂’当“文化大革命”废止中国宪法，停 止议会活动时，中国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谢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 克思主义的正统，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民主社会主义在哪？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以北欧为代表的福利国家 实行的社会民主主义。这种制度在政治体制上强调民主，与西方其他国 家一样有条共同的民主底线，与此同时，在经济上比较照顾弱势群体的 利益。此外，中国曾经取经的“新加坡模式”也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新加坡前副总理拉贾拉南总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 上的资本主义。新加坡本土学者认为，新加坡模式更像是一种社会主义 和资本主义的融合，即利用资本主义手段去创造财富，通过社会主义方 法来分配财富。
反对派则将民主社会主义的矛头直接指向前苏联的“破产"。他们认 为短短六年的时间，戈尔巴乔夫鼓吹和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非但没有 给苏联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导致亡党亡国，政治上遭到 了彻底的失畋。
争论归争论，不能忽略的是，无论实行怎样一种制度，国家必须捍卫 民主与自由等价值。事实上，西方民主国家不会因为左派和右浓的互相攻击和拆台而分崩离析，便是因为有一个共同底线。以人类进步与幸福的名 义，应该说，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都 有一个共同底线。如秦阵先生所说，共同底线是个不可妥协的领域，简言 之就是“权界要划淸” “己域要自由” “群域要民主” “权责要对应”。显而 易见，在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泛滥时是没有这种“共同底 线”的，因为它们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自由。
在此，不必去纠缠什么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 的，即对共同底线的坚守保证已经获得的幸福不再流失。
好东西？坏东西？
民主是好东西？还是炼东西？相关争论由来已。从民主在雅典生根发 芽，到罗马共和国的建立，二十五个世纪以来的民主历程不可不谓艰难困 苦。有史料记载，斯巴达的民主其实比雅典述要早一百年，只不过中途夭 折，从此以专制的面目跳上历史的擂台。
二十世纪，民主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其被专制政权取代的例子 不下70起。直到二十世纪下半期，伴随着苏联解体与柏林垴的倒掉，这 一局面方有所改观。在民主浪潮“第三波"（亨廷顿）的席卷之下，在某 些地区非民主国家变成了被民主国家包围的“飞地”。
如罗伯特，达尔所说：“所有对民主的主要替代物要么烟消云散，蜕 变成稀奇古怪的残存物；要么退出原来的领域，龟缩进它们最后的堡垒中 去。” 二十世纪，不仅让建立在排他性参政权之上的中央集权君主制、世 袭的贵族制、寡头制在人们眼里丧失其合法性，同样让那些披着进步马甲 的反民主体制消失在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废墟里。
民主是人类创造的、用于改善自己命运的工具，所以并非全能。如有学者指出，民主化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㈣率、政治和谐、 自由市场及“意识形态的终结”，更不可能导致弗兰西斯，福山所说的“历 史的终结”。然而，民主政权有着良好的自我纠错能力和自组织能力是不 容置疑的。如果不考虑产油国，世界上几乎所有最富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 家，而几乎所有最贫穷的国家，除了印度及其他一两个特例外，都是非民 主国家。民主不是万能药’但却是其他灵丹妙药的先决条件0
无论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民主首先是个为人所用的“东西”。 今天，历史翻过极权的一页，从价值理性上说，绝大多拟都相信民主是 个好东西，但从工具理性上说，认识到民主在一萣条件下会变成“坏 东西”也未尝不是件好事，毕竟希特勒是通过竞选握住了第三帝国的 权柄。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所以人们不惜冒险犯难，坚守民主 的价值；同样，认识到民主可能衍生出“坏东西”，民主才有进一步提 髙的必要和可能。
民主进步史，就像飞机发明史。我们不能因为偶有飞机失事便否定人 类的飞行理想。时光永远流逝丨不难想象，后人站在未来观看我们，就像 我们坐在波音飞机上回望1903年莱特兄弟制造的“飞行者1号”一样。今天， 我们看到了雅典民主的粗陋，也在漫长的时光长河中见证今日民主究竞获 得了怎样的成长。作为工具，民主并非十全十美，可以不断进化与修正； 作为价值，我们看到的则是人类想飞的信念始终不渝。
新“农村包围城市”
本节开篇，我不禁要问：“又要农村包围城市了吗？ ”近年来，中国 基层民主实验与地方政府创新可谓异彩纷呈。比如在2008年《南方农村 报》报道了广东蕉岭农村摘了个草根版的“三权分立"。这一 “三权分立” 制度的内涵是：村民代表大会就好比立法机关，村委会好比行政机关，而 监事会则好比司法或者监督机关。三种力量互相制约，构成了一种蕉岭特 色的乡村民主政治模式。无论其效果如何,中国社会为了一个可期的前景， 努力求进、日拱一卒的良苦用心与赤诚都是显而易见的丨与此同时，个中 不乏走样与曲折，令人捧腹，又无比辛酸。
案例1电线杆上的民主
民主是怎么炼不成的？ 2007年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大兴庄村的村委会 换届选举给出了点解释。在选举前一周，该村出现了公开叫卖选民证的热 闹景象。谁能相信，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作为“权利图腾”的选票竟然 像性病小广告一样曲折却又堂而皇之地爬上了电线杆。
民主之花凋谢在电线杆上。按村民的说法，在当地，选民证“跟股票 一样，一天几个价”，最高的已经涨到600元。
或许有人会说，这种两厢情愿的合谋“最大化” 了双方利益，卖选票 的村民急于兑现眼前的交易，而买选票的人则更倾向于将此视为长线投资。 然而，稍有一点民主常识的人都知道，民主权利作为一项政治权利，既不可以被剥夺，也不可以被收买。
谈到村民为什么乐于出卖手中的选民证，有人轻而易举地找到“众所 周知的原因” ^民“贪图小利” “见识短浅”。然而，人毕竟是活在自 己的经验世界中，如果我们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就不难发现，这个所谓的“原 因”实际上只是另一个原因的结果一即这个社会还没有让这些选民看到 600元以上的“民主的好处"。换句话说，“民主不值600块”才是我们真 正需要面对与思考的现状与困境。
与买卖选民证相比,更为恶劣的是村干部“不说理由便将选民证拿走”。 面对这种种发生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权利抢劫”，有村民提起粉笔杆子出 来“反抗?比如在家里的蓝色大门上写着三行字：“谁拿选民证，必须交 600元，二话别说。”这或许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草根也最无奈的“钱权 交易”。和通常理解不同的是，这里的“钱”更像是一种小恩小惠，而“权” 则—民㈣】。
值得追问的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 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玻坏村民委员会选举 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拫，有关机关应当负 责调査并依法处理。然而，为计么这些规定对于选民与买票者双方都没有 形成有效的约束？
法制形同虚设，民主也便淘空了意义。当村官及其随从可以百无禁忌、 大摇大摆地跑到村民家中索要选民证时，对于许多村民来说，他们对民主 的信心便巳经动摇。村民们私下里会认为即使不卖掉自己手中的选票，其 他人也会这样做。在这场个人对抗“组织”的博弈中，结果必然是有钱有 势的买票者笑到最后。
买票者的到场实际上已经启动了 “选票垃圾化一回收”的过程。既然民主变成了有钱人的买卖，既然选民倾向于认为手中的选票如同废纸， 那么将一张“废纸”卖到600元也算是卖到了天价。从这方面说，村民跟 风而上，做出叫卖选票的“短视”抉择，也并非没有内在的理性。事实 上，这也是为什么在有些地方选民宁可用一张选票换回几个鸡蛋的原因所 在一一在他们看来，这几个鸡蛋总比换个“民主的鸭蛋”要强。
如何使民主成为公民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首先得让村民相 信民主。如果选民认为手中的选票与自己的命运毫无关系，而投票也只是 奄无意义的参与，那么选举就不会有一个乐观的前景。即使我们可以通过 某种渠道村民不主动叫卖自&的选票，也难免不遭遇“无人投票”的 馗她局面。
印度生态学家安尼尔丨河加尔瓦在《再使村庄郁郁葱葱》中，雄辩地 支持将自然资源交给村-级管理的思想。同理，将权利交给村民，让他们 有机会为自己的现在与将来投上一票，也是为了让中国大地郁郁葱葱。然 而，任何萆木的生长都离不开一个大的环境与气候，如果不能在制度与文 化上完成对民主的双重建设，不能给选民有关民主的信心，那么这种零敲 碎打的民主就难免会变成“黑箱裹着红纸”的空洞的仪式。
案例2 “拆迁户公投”
在民权觉醒的今天，当民众要求自己做主，“拆迁党”的日子就不是 那么好过了。2007年初在重庆上演的“钉子户引导人民”，着实让那些自 以为掌管了推土机“拆按钮”的官一商被动了。拆迁遇到了 “钉子户"怎 么办？痛定思拆，有髙人在北京酒仙桥打出“化钉绵掌”——^^家去投票 吧，如果多数人同意拆，就一鼓作气，把那几个钉子给拔出来！
2007年6月9日，涉及5473户居民的《酒仙桥危改工作补充意见》首次尝试“全民公投”。当晚11点40分，在公证员和观察员的见证下， 酒仙桥街道办事处公布了最终投票结果，2451票同意，1228票反对，32 票无效，共3711票。该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表示，酒仙桥危改项目肯定会 继续推进，开发商将对投票结果进胃估，拿出下一步的实施意见。（《京 华时报》6月10曰〉
且不说最后投票结果如何及如何“评估”，事实上，这个“公投方案" 从一幵始便受到民众的广泛质疑。面对如此“唯民意马首是瞻"的民主方 略，为什么街头巷尾、网上网下竟然未见掌声如雷，反而骂声一片？答案 或许就在接下来的问题里：作为各自财产的拥有者，每个人只能对自己的 那份契约负责，既然我没有权利通过自己的签名取走你银行里的存欽，那 么你又有什么权利通过选票上签字夺走我的应有之物？
显而易见，发生在酒仙桥的“零敲碎打的民主"从一开始就走样了。 表面上看，拆迁最后决定权似乎从推土机高扬的铲斗下放到每一位居民手 中，政府与开发商不再心急火燎地走到台前进行协调与谈判，而是将“钉 子户”问题直接抛给了拆迁户。然而，一个微妙的变化是，在没有进行投 票表决之前，每家每户有着同等的权利，他们团结一心、最大化自己的权 益，在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旦付诸“民主”表决，原有 的利益共同体迅速被瓦解成两半。
有人说’ “拆迁户公投”可以避免因为“钉子户"的出现而导致的对 其他居民不公平。我想，稍有点产权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送温暖”的逻 辑如何没有根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底线”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 财产不受侵犯”，它意昧着所有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巳经 受到了国家根本大法的认可与保护。在此意义上，罔顾公民宪法权利的所 谓“一碗水端平”，不过是摆了个优雅的？究其实质，端的却是个“漏 碗”一照这样端下去，用不了多久，公平与正义之水恐怕都要流光了。不难发现，当处主与开发商之间的讨价还价让位于民主表决，实际上 是将个体利益绑上群体利益的战车，是将一对一的“经济问题”付诸多对 多的“政治解决”。在这个信手拈来、可有可无的伪民主程序面前,坐收“公 共利益”红利者必然是坐山观虎斗的开发商与相关权力部门。这种虚置民 意的冒牌民主因此变成了箅计社会、瓦解社会甚至使社会族群对立的工具。 民主，和其他许多价值一样，是全人类共享的文明成果。作为一个政 治文明后发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少进口民主零部件，也试图组 装，但是最后多半走了样，不是装错了零件，便是放错了地方。比如说价 格听证会，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引入中国后，十有八舰后都难逃“听必 涨”的宿命。在很多地方，价格听诬会不但没有真正起到保障民权的作用， 反而为相关部门的“为所欲为"提供了堂而皇之的辩护一人民霈要涨价， 政府顺势而为。同样，舀“超女民主”席卷长城内外，黑龙江省也出现了 惊动全国的“报纸选票民主”，为选优秀人物，一份普普通通的报纸竟被 炒到50元。当公民的评议权被附着在报纸上随意转让与买断，所谓“民主” 不过是挂在公意羊头下的狗肉。
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并由此引发争论。其实，不管民主是 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民主首先得是个东西。如果民主连东西都不是, 恐怕应该讨论的就不是民主的好坏问题，而是民主的真假问题。当有关部 门虚拟出一个莫须有的“公共利益”来让酒仙桥的拆迁户们“公投”，“私 权充公”的程序其实已经启动。显然，这种假借公意试图通过投票来损害 他人权益的厮胃“民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更不是我们这代人或上 几代人所盼望的民主。按照托克维尔的理解，"酒仙桥式民主”充其量厲 于“多数人的暴政”。在我看来，这是有人在酝酿一场“多数人参与的有 道德的抢劫”。
案例3后安岭蠼变
2008年9月，北京市怀柔区汤河口镇后安岭村开始新一届村民代表 选举。不料随之而来的是该村近二十户村民同时“闹离婚”。他们的目的 很明确，是通过离婚的方式实现夫妻分户，从而增加选票，选出自已支持 的村民代表。
此番“后安岭婚变”难免让人想起贵州农民“分公章”以限制公权的 故事。它们同样都发生在农村，同样关乎权利或者权力的“算计”，而且 这些“算计”都近乎粗陋。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芷是这些“原生态” 的拆分与重组，为我们毫无遮拦地展示了这个转型时代特有的分分合合。 对于“后安岭婚变”，许多人从中解读出不少积极意义，认为它从侧 面生动地反映了基层民众依法参与、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热情，表明了他 们“不惜代价”维护自身民主权益的决心。
在中国，通过离婚来获取更多的权利早已不是新闻。比如，2005年8 月，为帮助下岗职工特别是单身下岗职工再就业，位于河北省任丘的华北 油田管理局规定允许离婚的下岗职工〔视同单职工〉重新上岗，但以离婚 证为准。政策一出台，许多选择了 “突击离婚”。同样，2007年5月， 宜宾县革坪村上百对夫妻相继闹起了“突击离婚”，个别家庭甚至还出现父、 母与儿、媳双双离婚的情况，原因是离婚者可以在即将到来的征地拆迁过 程中获得奖励和补偿。
民主的发展同样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它同样为我们见证了“从 户到人”的转变。在我看来，这种以户为单位的选举方式，实际上在一定 程度上重温了世界历史上的“消极公民”与“积极公民”等民主实践的缺 陷。比如在十九世纪初的法国，由于穷人和妇女作为“消极公民”被剥夺 了选举权，这种选举实际上是以“富户"为单位进行的。从这方面说，西方民主进程可以概括为从“富户”扩大到“户”再落实到每一位公民。
回到后安岭。今天以户为单位分配选票与上述消极公民和积极公民无 疑有着本质区别，但必须承认的是，在同一个家庭里，上述“消极公民” 并非不存在。因为以户为单位的权利实际上通过“家长制”而不是由每一 个具体的公民来实现，正是这种家长制使家庭的其他成员处于一种未成年 人式的被监护状态。当然，和以往不同的是，由于没有户的歧视，这里的 “消极公民”随时可以通过离婚“另立门户”而变成“积极公民”。顺着这 个思路，我们不难发现，尽管这种转换是开放的，但是“离婚”却是“消 极公民”转向“积极公民”时必须支付的成本。I
案例4 “计璀政治”下的民选坏蛋
总统有民选，坏蛋也有民选。若干年前，安徽奄州某所技校便发生过 一桩“民选坏蛋”的伟大事情。由于该校屡次发生失窃事件，在査无结果 的情况下学校便举行了这样一场选举：投票选小偷！结果6位同学榜上有 名，并因此受到处罚。
显然,从“疑罪从无”的法治精神出发这6位同学都是淸白的。然而， 这种异化的选举却真实地发生了。“民选小偷”以其特有的恢谐方式为我 们再现了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多数人的暴政”。
有人可能会说，总统能民选，坏蛋为什么不能呢？不郝是货真价实地 体现民意了么？个中区别，相信许多人早已心知肚明。不过，在此我们不 妨再换个角度加以赘述：总统是自己报名参选的，而坏蛋并非心甘情愿。 总统在当选后会兴商采烈地发表就职演说，而坏蛋却只能低头，更不会讲 一些感谢国民信任之类的大话。简单说，民选坏蛋违背了 “坏蛋”的意愿， 所谓选举由此成为对“坏蛋”侮辱与损害的开始。
同样，民选总统会因就职领取薪水，而民选坏蛋则不一样。尽管民选 坏蛋也会在当选后时常被作为反面典型用来教育民众，但是他们充其量只 是在一种被动境遇中做道德建设的“义工”。如你所知，杀鸡儆猴时，鸡 被杀的过程同样是鸡被工具化的过程。但是，鸡是从来不会因为自己被工 具化而获得傲猴的报酬的。
之所以想起这个“民选坏蛋”的故事，是因为曾经读到的一则新闻。 据《城市晚报》2008年2月26’日报道，长春市公安局为了提髙警察的纪 律作风，将在年末抓各类反面典型，并确定了全局民瞥恢的比例。这些 1絲的待遇将是集中学习，学习不合格者将被取消其执法权。
今曰中国社会的确大有进步。在过去，这种“大快人心”的消息一放 出来，相信很多人都会叫好，比如显示“重拳治警”的决心云云。然而， 现在不一样了，无论是面对社会生活还是权力运行，公众目光的重心巳经 騎移向了程序的正当性与具体的权利本身。长局的“数目字管理" 却让人满腹狐疑，为什么是1呢，而不是2^或05铱？
曾经风行一时的计划经济的一钱坏处历史早已证明。显然，那种刻舟 求剑式的制度安排不仪低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同时也大大限制或 者降低了国民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机会。众所周知， 计划盛行的时代，实际上也是权力登峰造极的时代。除了计划经济，同样 也有划政治”。当然，这种“计划政治”并不是指现在政府做预算， 而是指一种异化的计划，指的是有些执法部门或者单位，将抓坏蛋当做一 种生产性行为，只需随心所欲地圉定一个比例，准备生产多少就是多少。 而这种指令性生产通常都具有刚性，所以，为了完成这个比例，哪些人是 合格的坏蛋还要取决于不断地定义。计划刚性导致的定义的随意性使按计 划抓坏蛋变成了 “打哪指哪，页发百中”的荒诞游戏。
谈到“按指标抓坏蛋“，难免让人想起那个法治荒芜甚至人治也崩溃的时代。为了狠抓右派，一些单位被下达了 “右派指标"。于是乎人人挖 空心思找坏蛋，社会风气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从概率上说，一个地 方坏蛋越多越安全，没有坏蛋的地方反倒是人人自危。在此逻辑下，坏蛋 只会越造越多。就这样，鲜有坏蛋的地方纷纷造出“民选坏蛋” “计划下 的坏蛋”。
“按比例抓反面典型”之所以无人喝彩,是因为历史已经告诉未来“按 计划抓坏蛋”将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多少痛苦的记忆，是因为“按计划抓坏 蛋”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巳经成为新时代的“反面典型”。
案例5 “萝卜白莱议事规期，’
当然，并非所有民主实践都那么令人沮丧。2009年2月11日，《新 文化报》报道了这样的一条新闻：在安徵阜阳颍州区南塘村村民新近学习 应用了一种名为“萝卜白菜规则”的议事方式。据南塘兴农合作社负责人 称，自从2008年11月培训以来，南塘村村民活学活用“萝卜白菜规则”， 已经知道如何民㈣论与表决了。
什么是“萝卜白菜规则” ？读完这则新闻才知道它指的就是早已风行 世界的“罗伯特议事规则”。该规则由亨利’马丁，罗伯特撰写，于1876 年出版，几经修改后于2000年出了第十版。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内容非常 详细，包罗万象，堪称会议宝典。尽管西风东渐已逾百年，但@个规则 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听过。难怪南塘村民听到这个“拗口”的外国 规则时丨索性就地取材直接译成了 “萝卜白莱规则”。这一点想来就十分 有趣，今日中国，常常有人说农民愚昧、落后，不适合民主。谁知如今他 们已经先行一步，开始和国际上的会议规则接轨，都“罗伯特” 了。
政治的关键之一就在于议事程序。环视古今中夕卜，议事程序主要区别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只有重要人物在会场上说话、训示，大多数人只顾埋
头做笔记，开会变成了 “听话” “学习”和“传达精神”；另一种则是每个 人都有一个麦克风，都有机会发言，会场也是针锋相对的辩论场。当然， 议事规则不同，话语权也就不同。比如同样是在近千年前的东方与西方， 同样是英雄豪杰，欧洲有圆桌骑士，他们不分主次，每个人各占一席；东 方则有梁山好汉，虽然都是自家兄弟，但还是排了 108个座次，聚议之时， 说话最管用的还是大哥。在过去的文章中，我之所以赞扬欧盟的旗帜，―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这面旗帜上看到了欧洲圆桌会议的现场。
任何规则都会在客观上影响人性的呈现。众所周知，从人性的角度出 发，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某种或善或恶的东西。至于如何向外界呈现，除 了决定于内心的驱使〔良知与欲望〉，同样受制于他与环境的互动（放纵 与约朿〕。这也是人们心悦诚服地相信“一个好的制度会使坏人变好，一 个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变练”之原因所在。
无须髙深理论，即使是生活经验世在反复告话人们一个好的规则可以 帮助呈现人性之美好。比如，公共场所排队所倡导的秩序文明，灾难来临 时让妇女与孩子先走的人类道德等等,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们， 劝人向善。同样，会议组织者果真秉持某种民主与开放的原则，就应负责 建立并且遵循一套行之有效的议事规则，使会场真正成为公民议事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