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女儿真是大大地鼓舞了我。我在心里暗暗地想：我们遇到过那么多的困难，可我们还是将孩子带得这么好，八个月就会走路了。今后的困难我们也一定会战胜的。而我也绝不会垮掉，我会找到小保姆，我会很好地工作和写作。
在后来的日子里，女儿那八个月颤巍巍的小腿成了我奋勇向前的榜样和力量的源泉。
一个人成年了，谈婚论嫁，然后生儿育女 这套人生的程序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般顺理成章。至于有了孩子之后，一个人的生活将会发生多么重大的变化，却恐怕是每一个人都始料不及的。
我的女儿开始在室内蹒跚学步了，俨然以主人翁的姿态取用家里的一切家什。甚至在尿急的时候公然蹲在房间中央撒尿。于是，从前两个人的世界开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从形式上，我们两个成人的空间急剧缩小，房间有了女儿的小床、推椅，抽屉也有三分之二成了女儿存放衣物尿布的专用地方，开水瓶和瓷器玻璃器之类的工艺品统统收藏起来或者向高空发展，沙发上书桌上到处是各种儿童玩具。
变化当然是逐渐地使人不易觉察地发生的。随着形式的变化，家庭内容也开始变化。家庭内容变化中最主要的是人物关系的变化。
我想我得承认，是我首先感觉到丈夫不那么重要了。当然，也许丈夫早就感觉到我不再重要，只是男人不愿说出来罢了。
在有几年的时间里，我丈夫绝对是我们这个小家庭中最主要的人物。只要双方都在家中，我的注意力就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的喜怒哀乐总是直接影响我的情绪，他的举止动作也无不影响我的思绪。我总觉得，偌大世界，茫茫人海，而偏偏我们结为夫妻，这是多么大的缘分。尤其是在新婚的日子里，我常常兀自呆望着丈夫的身影，心中涌起一层层感动和感激。
我想，承蒙这个人如此地包容我，迁就我，爱护我，那么我该拿什么回报他呢？这样我就非常用心地做他爱吃的菜肴，为他洗衣服，为他收拾出一个整洁的家园，对他嘘寒问暖，无微不至。与此同时，也希望他要求他配合我，领我的情，也对我好。
记得有一天我做菜，没有了酱油，我让丈夫速速买一瓶酱油回来。丈夫出门了，一去就是二十多分钟。我左等右等，焦急万分。因为买瓶酱油最多用不了十分钟的。当二十多分钟过去之后，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一边换衣服准备出门寻找，一边想到了车祸之类的天灾人祸，这么一想眼睛就发潮。
正在这时，丈夫安然无恙进了家门，手里拎着一瓶酱油。问他出什么事了。他答没事。问他怎么去了这么久。他答不过瞅了瞅路边耍把戏的。听他这么一回答，我的焦虑、忧心和泪水统统化作了愤怒。我斥责说：“你怎么能够这样？”
丈夫望了我一刻，愤怒地说：我怎么不能这样？你太限制我的自由了！”
我觉得气血上涌，心都在痛；想必他也会与我同样感觉，只是角度不同。因为他在顷刻之间横扫餐桌如卷席，顿时陷我于一地的菜蔬之中。
当然接下来就是吵架，怄气，互不理睬，一个睡床一个睡沙发。然后是彼此不动声色偷偷窥视对方，察言观色，最后寻到某一契机双方一笑，一笑泯恩仇。这才又开始正常的生活。
举这个例子，我只是想说明，在两个人的世界里，彼此都太注意对方了，幸福和不幸常常并蒂开花。如此这般好不好？我不想妄下结论。但有一点必须承认，那样生活人很累，心也很累。
在这么累了一次又一次之后，我非常希望改进一下夫妻关系。可是，光有良好的愿望根本不行。正如常言说的：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恨。两个人只要彼此太在意对方，恩恩怨怨就难了断。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的女儿降临了。
从怀孕那一天起，我的注意力就一点点被转移，及至生下女儿，及至与女儿朝夕相处到八个多月。某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有很久没有过问丈夫的衣食住行了。
当然，做饭我也还是为他做，洗衣我也还是为他洗，只是不那么饱含注意力了。丈夫上班下班，早一点晚一点我都无所谓，晚一点无非是多给他留点菜。我们的话题也不再纠缠在对方身上，因为光是女儿的话题就交流不尽。
女儿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一个幼小生命的成长太重要太重要了。投入到照料女儿的生活中，便再没有多余的心力去顾及别的了。
看来男人也一样，以前丈夫下班回来，一进家门，面对的是妻子。现在他一进家门面对的就是女儿。一天没见了，他忍不住要抱她，亲吻她，急迫地想知道她一天的情形。终究是血浓于水。这是他的女儿，他的骨肉，他生命的延续呀！
单纯的两人世界，矛盾一产生，互相是不可原谅的，责任不在男方当然就在女方。有了孩子，大家都不那么分析矛盾了，两人看对方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么一种身份：孩子他爹或者孩子他妈。看在孩子的分上，许多矛盾就迎刃而解，再大的委屈也得咽下去了。
当我意识到自己在忽略丈夫的那一瞬间多少还有一丝歉意和惶惑，但通过观察，我发现丈夫并没有计较。相反，他似乎生活得更惬意。我醒悟到：男人被一个女人精细地照顾着也是很烦人的。他太受限制了。男人首先需要自由，其次才是爱情。只有女人才会傻乎乎地为爱情牺牲一切。男女如此地不同，怎么会相处得好？我觉得我悟出了家庭和谐的真谛。我想从此我会努力去做，尽量少管男人的事情。
话说这又是夏天了。这是我女儿出生以来经历的第一个夏天。
武汉市的夏天有着令人难耐的高温，这恐怕是众所周知的。那年头，民用空调还极少极少，我们又穷，连想都不敢想为自己装一部空调。但眼看着女儿那热得全身起痱子的难受样子，我们坐立不安。这当口，有一个企业来请我丈夫写电视剧，说是可以在我们附近的机关客室包一间有空调的房间。我丈夫什么条件也没讲，也不管这一类行业片有多么难弄，一口气就答应了下来。这样，白天，我丈夫在客室写剧本，晚上，我们就可以把女儿带进去睡觉。
客房是一间双人间，有两张单人床，我和女儿共睡一张床。我女儿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是独自睡一张小床，睡到现在已经习惯了，不愿意与人共睡。一张单人床，且又是鼓鼓的席梦思床垫，两个人非常不好办。我女儿只要碰到我的身体就拳打脚踢。我离女儿太远了，怕照应不到，离她近了她又不容忍，所以只能提心吊胆地睡在床边，一连几夜都半睡半醒，搞得十分疲倦。
有一夜我实在熬不住，睡熟了过去，这就出事了。半夜里只听见咕咚一响，紧接着是女儿凄厉的哭声，女儿掉下床了。
我们这张床离墙壁很近，只有窄窄一条缝，女儿掉进了这缝里，憋在夹缝中，脑袋朝下栽下去，整个身子扭曲着。女儿哭声一起，我和丈夫不约而同跳起来。我一看女儿的情形就吓坏了，胳膊直发抖。我丈夫一把推开我，迅速地从夹缝中捞起女儿，打开电灯上下左右察看她的身体，同时冲我大发其火，吼道“：你摔了我的女儿！你摔了我的女儿！”
在丈夫珍爱地怀抱着女儿怒斥我的时候，我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释然了。我明白丈夫也和我一样，将女儿摆在了第一位。我们的夫妻关系拥有了一种默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成熟的松弛的阶段。
女儿的诞生不仅仅使我们的夫妻关系有了阶段性的变化，慢慢地我意识到，我和所有人的关系都在调整着。
首先是陌生人，尤其是孩子。坦率地说，过去我对孩子并无多大兴趣，我只是偶尔喜欢某个漂亮的乖巧的小孩，摸摸他们的头，让他们叫我一声阿姨，然后就走开。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走在大街上，我的注意力经常被别人的孩子吸引，只要是发现有孩子摔倒，我几乎是本能地就冲过去将他抱起来。无论是漂亮孩子还是丑陋孩子，无论他们洁净还是肮脏，也无论他们是乖巧还是调皮，我都乐意和他们交往。
有时候我心情不好，外出散步，看见骑自行车的父亲带着幼儿，孩子睡得像一团糨糊，父亲则十分的得意且狼狈，得意他的孩子非常会睡觉，狼狈是怕孩子会摔下来。这一对父子经过我的身边，我准会笑起来。
孩子们似乎对我也有所感应。有一次在游乐园，一个约摸两岁的小男孩穿过人群朝我走过来，他径直走到我的身边，眼含泪水对我说“：奶奶不见了。”
小男孩神情中那种信任，那种依赖，那种乞求，那种真纯，真令人感动。我牵住了他的手，告诉他说没关系，奶奶没丢，我们马上就会找到她。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小男孩的奶奶。
当时我丈夫就在旁边，他迷惑不解地提出这么个问题：园子里那么多人，小男孩为什么偏偏找你？
我想也许我身上有奶腥味吧！
由于自己有了女儿，我开始喜欢所有的孩子。由于喜欢孩子，我又开始喜欢所有幼小的动物。由于喜欢幼小的动物，我发现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便是天真和自然。由此，我开始修正自己性格中虚伪做作的成分。
我还进一步联想到了我的文学创作，想到了许多文艺理论上的问题。譬如建国以来我们文学概论这本教科书上所讲授的现实主义到底是什么？我今后将写什么？在我带女儿的时候，我的思绪触及到一个广阔的理论空间，我觉得我们从前所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似乎并不能描绘出真正的现实。我模模糊糊地感到自己受到了某种召唤某种激动。我想当我再写作时，我要写一种新的现实，我要写真正的生活。
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坐在女儿的摇床边，我望着女儿沉睡的脸，我给女儿打着扇。我坐着，恍恍惚惚，又困又清醒，只觉得只要我现在铺开稿纸拿起笔，我就能写小说了。
我看过关于作家生活的外国电影，记得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非洲生活的情形，他坐在很舒适的躺椅上，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草地、湖泊、树林，吹过额头的是原野的风，手中擦拭着一管打猎的枪，身后是野营的帐篷和美丽的情人。
我也知道国内的一些作家写作时的情形。他们需要烟，或者浓茶，或者咖啡，或者音乐，至少是独自拥有一间房，四周是书籍。
而我，我想我在一堆尿布里创作，灵感喷发，我就为自己感到高兴。
说到与成年人的关系，我想从前我的性格是比较娇气的，脾气也不小，一直都争强好胜，再加上孕期由于无人关爱而非常地憎恶成年人，更懒得与他们交往。及至女儿一天天长大，我也一天天更能理解人了。
我越是有困难越能从心底里变得宽容起来。谁没有过困难？谁没有过孤独无助的时候？最后毕竟是挺过来了。我为自己总在叫苦感到难为情。《国际歌》不是早唱过：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告诉自己：没有人应该为你做什么，没有人欠你的人情，你自己的苦应该自己受，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做。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这唯有一次的生命过程中，凡能与你认识的人都是与你有缘的人。
是的，也许我一时半刻修炼不好，也许我偶尔还会记仇，也许我仍然计较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但我已经明白道理了。
我将尽量不再要求他人。
我将尽量宽厚待人。
我对天下的父母都永存一份敬意。
当女儿满八个月之后，我上班了。从武昌水果湖到汉口花桥，我要转车三次，历时两小时。过去几乎每次都要与人发生摩擦。武汉市挤公共汽车是烦恼人生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的人都经历过公共汽车上的争吵。现在我的那股无名火小得多了。只要不是恶意踩我的脚或者挤我，我就不吱声。我若不当心碰了别人，我赶紧主动道个歉。我尽量远离恶意远离争吵。
我想从前我与人太近了，现在我得拉开距离。我的精力我的心都得用在女儿身上，还得用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上。我没时间与人搅和。
在单位，我也只操心工作。做完了自己分内的工作就赶紧回家。同事之间的任何纠纷任何是非我都不想知道不想介入。
在工作之余，我喜欢与同事们聊天，真正是聊天而不是聊人。我对人事纠纷不再有兴趣。
一段时间过去了，我丈夫看出了我的变化。有一天他告诉我：你的脾气变多了，过去有些唠叨，现在变得不说话了。
我知道自己变得很厉害，远远不只是由唠叨变得少言寡语。对整个社会所有的人来说，我过去是个孩子，我现在不再是孩子了。过去我对他人有很多希望和要求，现在几乎什么希望和要求都没有了。只是但愿别人不要故意为难我就行。
我真的不再是孩子了。
除了过去在读书的时候担任过学生干部以外，在我工作过的几个单位，人们都当我是孩子。开什么会，选举什么，我能溜号就溜号，人们也就一笑了之。对于社会上的一些荣誉称号，我每次都公开申明我不要，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大人们的事情。
产假满了以后，我上班了。刚刚上班，就面临了几个大会。武汉市文联换届，召开换届大会。其中作家协会也换届。
会议很重要，单位要求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会议在汉口新华饭店召开，住在武昌的工作人员都被要求住会。我住会我的女儿怎么办？
我去请假，要求跑月票，不住在会议上。领导认为，在学习讨论阶段不住会还可谅解，投票选举领导班子的那天，人人都须得住会，必须保证投票率。这样，我只得住会一天，参加投票。
当时我最大的人生理想是能够睡一个好觉。一想到住会的那天可以完完整整睡上一夜，我心里还是不免窃喜。所以到了那一天，我理直气壮地把孩子交给了丈夫，自己高高兴兴住在了新华饭店。
在饭店的晚上，几个女同事睡在床上聊天谈心。她们很希望我能够参与，老是叫着我的名字。我嗯嗯啊啊地答应着，很快眼皮就撑不住了，舌头也像喝醉了似的发硬。我哀求说我八个月没睡过整夜的觉了，请让我睡一觉好不好？同事们都很同情我，说好吧，让你睡吧，今天让你睡个够。
我这一觉就睡到了第二天的中午！
等我醒来，太阳老高，房间里空无一人。我怔忡了好半天，突然想起今天上午必须参加投票。这一吃惊，我的瞌睡彻底惊醒。单位之所以让我在饭店住宿，就是为了要我参加选举文联和作家协会的领导班子。我赶紧下床，匆忙洗漱了一下就跑向大会会场。当我赶到会场的时候，主席台上的会议主持人正在宣布：唱票完毕，现在公布当选名单。我觉得我真不像话，白白占用了公款，我愧疚极了。
我站在会场的最后面，随时准备接受领导的批评。
会议主持人在念了作家协会主席管用和的名字之后，接着就宣布副主席的名字。副主席的名字是按当选票数排列顺序的，立刻我就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愣了，接着有点脸红。怎么我还成了副主席？我觉得，我一个大觉醒来，却变成了文联委员和作协副主席，这种事情未免太滑稽了。
机关的同事们朝我拥了过来，笑着嚷着要我请客。在餐厅进餐时，大家闹得更加热烈，要服务员小姐将酒和饮料都记在我帐上。大家这般为我高兴，我也挺高兴。尤其和我同房间的几个同事更加快乐，她们照顾我大大睡了一觉，居然一醒就是作协副主席。
笑了一番，乐了一番，我还是去找了领导。我说我正处在哺育孩子的特殊时期，不宜担任作协副主席。领导说：是群众选举的你，我们怎么办？领导说：正因为你已经有了孩子，你就是一个大人了，你就应该有一些社会责任了。
这个时候，我才实实在在地感到我真的不再是孩子，我是大人了。
作家协会新一届主席团会议，我坐在六个男同志之中，商谈武汉市的文学创作如何发展。我没有经验，我不想参与行政工作。我也不认为文学创作的发展是会议开出来的。在这种肩负重担、老生常谈、忧国忧民的成年人会议上，我只是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点：我在参与一种沉闷的无效的成年人会议，因为我是成年人了。
女儿是我的一个句号，有了女儿我便结束了我的女孩子生涯；女儿还是我的一个破折号，是她向世人解释了我的成熟。
一个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很难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成长的阶段性，自己的身份和处境。我的女儿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的编辑工作很快做得好起来。我认真地给作者回信。将作者请到办公室来，认真地与他们谈话。我约稿也很负责，上稿率大大提高。我以为我应该做好分内的工作，不为别的，只因为我是个成年人。
我是一个成年人了。除了工作要更出色之外，我还要彻底解决请一个小保姆的问题。小保姆的问题已经严重地阻碍了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严重地伤害了我们家人之间的感情。这是我们家久拖不决的老大难问题了。我已经寻找了好多次，失败了好多次了。现在我当上了作协副主席，我至少得有勇气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你别无选择 这是一篇小说的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经典。你别无选择，因为你是一个大人，你是孩子的母亲，无论你想不想，你都必须去做。因为没有人会比你更心疼你的孩子！
我又开始四处奔波，到处询问，到处拜托同事和好友。我恳求一切我有可能恳求的人，我一再重复这么一句话：我需要一个小保姆。
终于，在六月份的一天，我家来了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她一进家门，看见我的女儿，就拍着手，无限喜欢地说：这娃儿好胖好逗人爱呀！
听她这么一说，我的心就放下了。因为她首先表示了对我女儿的由衷喜爱，我便留下了她，并且从此处处包容和爱护她。
小保姆叫秋。
原本以为，小保姆进了家门，家里的一切困难便迎刃而解了。可事实却并不是这样。
秋是两手空空来到我家的。她没有行李，没有换洗衣物。她坐了一天长途汽车，蓬头垢面，肚子饿得发慌。她得洗澡洗头，可是她却没有自己的毛巾香皂拖鞋和内衣。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没有自己的随身用品呢？我呆呆地看了秋好一刻才明白过来，原来秋也是个孩子，而且是乡下的穷孩子，一个乡下的穷孩子是不会有个人用品的。我不能说她什么，唯有照顾她而已。
我把女儿暂时放在一边，去为秋做饭做菜。在秋狼吞虎咽的时候，我又为秋去商店购买一系列的日常用品。
在大街上奔走的时候，我看见报摊上的晚报刊登了我们新一届作家协会主席团的照片。我想起三天之后还有一次主席团会议。而在这三天里，我还要为秋安排居住的地方，还要教她使用煤气灶，还要设法替她消灭一头的虱子。有谁能够告诉我，头虱怎么消灭？
在六月份暖融融热烘烘的大街上，我越想越感到生活的沉重。我悄悄坐在一处街心公园的石头上，不住地抹泪。我发现自己不适合做作协副主席，也不适合被人当作成年人看待。我想做那种受人怜爱的女孩子，或者某种能干而又阔气的男人的太太，或者做公婆呵护备至的娇媳妇。只要能够这样，我对天发誓：我保证自己养 中国农民对城市居民有着深刻的仇恨，这是我早在十七岁下放农村当知识青年的时候就认识到的问题。我们的国家管这种现象叫做“城乡矛盾”。自从我被招生回城，上了大学之后，城乡矛盾自然渐渐地离我远去。过了几年单纯的生活之后，小保姆秋却又把这个巨大的矛盾带到了我们家。
虽说秋只有十六岁，也没有什么文化，但她是个人精。她非常有自己的个性。她对社会上时髦的物质享受十分敏感并渴望拥有，对于自己在城市只能当个小保姆深感无奈和不服气。她聪明地利用她的年幼无知来表示出她的反抗。
来到我家的第一天，我就发现了她头发上爬动的虱子。我大吃一惊说：你有虱子？”
对，秋坦然地答，怎么会没有虱子？我们生产队里的姑娘人人都有。
我说那我们首先必须消灭它。
秋说：为什么？秋是明知故问。
我被气得结结巴巴。我又想，秋才十六岁，又是初来乍到，又是生平第一次离开她的母亲，还是挺可怜的。我自己忍了忍气，不指责她了。我耐心地给她讲道理，讲头虱的危害，等等。其实秋哪里不知道虱子是肮脏的害虫呢？她在那里翻着杂志，享受了半天我的服务，这才怜悯起我来，笑一笑说“：那就消灭呗，随你弄。”
第一个回合秋就赢了。
我给秋用食醋洗头发，熏头发，一忙就是大半天。结果一看，虱子还是没有彻底消灭。秋这才告诉我：最好使用农药。
到哪儿去弄农药呢？
秋轻蔑地说：城市真见鬼，连农药都没有。
一时间我还真被秋给弄得束手无策。但是我又不能因小失大，为了一头虱子而辞掉好不容易请来的小保姆吧？秋大概认为她已经占够了上风，于是又给我指点了一下，说：去买点敌敌畏吧。城里敌敌畏总是有的。我便赶紧去药店购买敌敌畏。回来又烧一大壶开水，张罗着给她洗头什么的。
秋总喜欢抱着孩子站在阳台栏杆边张望大街。我说这样太危险了。秋马上就说那我抱孩子下楼去吧，在楼下总不会有掉下楼的危险吧？秋抱着孩子下楼玩去了。不一会儿，我从窗口往下看，看见秋把我女儿放在地上爬。我赶紧下楼，抱起女儿。
我说：地上多脏啊！”
秋不以为然地说“：这地天天都有人扫，脏什么？我们乡下孩子都在地上爬，小娃儿不沾地气长不壮实。” 秋像一头野外长大的动物那样极其地不驯服。她洗了衣服之后，只用清水漂洗一次，并说她们乡下在河里就是只漂洗一次的。她冲奶粉总忘记试试水温，牛奶不是太烫就是太凉。她使用了煤气之后总是记不住关好总开关。我给她买了水果她装作不屑一顾，晚上到她借住的爷爷奶奶家，却偷吃人家的水果。秋不知道，爷爷奶奶能够让她借住是多么不容易。是我丈夫下了多么大的决心才开的口。如果因为秋的不检点，爷爷奶奶不肯让她借住了，那么她去哪里睡觉呢？难不成就与我们夫妻睡在一个房间里？一个狭小得连挂一张布帘子都不可能的房间里？秋这么做实在太可恶了，我不能不说说她。可是秋不是一个好惹的姑娘，她马上反击，机关枪一样地说“：你凭什么相信他们？像他们这种老人我还没有见过，自己住得宽敞舒服有吃有喝，却不管自己的孙子，这是能够相信的人？我每天晚上过去之后，还要给他们做清洁拖地板，你知道不知道？我老要看他们的脸色，你知道不知道？你怎么不敢说他们几句？我们乡下人，穷是穷，脏是脏，可就是没有这样没心肝的人！你们城里人就是自私，没有心肝！”
秋说着还骂骂咧咧，骂得很难听很刻薄。她自以为她既辩护了自己又帮我说了话，以为我会袒护她或者默许她。秋错了。我当场给了她一巴掌，打得不算轻。我从来没有动手打过人，这是第一次。是秋的狡猾和挑拨离间把我气坏了。秋大哭。我就让她哭好了。 秋哭完之后。我苦口婆心地与她谈心。我充分发挥曾经当过乡村教师的经验，给她讲许多做人的道理，把秋说得口服心服。
秋把我弄得像国务院总理，迫使我首先解决家里的城乡矛盾。
严厉批评了秋之后，我又抓住她的优点表扬她。我紧缩我们夫妻的开支，给秋购买礼物，送她漂亮的衣服、裙子、发卡、发带什么的。家里熬了排骨汤，我首先就给她盛一大碗，让她吃个够。
更重要的是，我一如既往地抢着做家里的事情。但凡我自己的时间来得及，我决不支使秋去做什么。秋来我家很久了，主要还是抱抱孩子，出去逛逛。买菜做饭，消毒熨烫也还都是我的活。
日子一天天过去，秋终于被我感动了。
秋常常抱着孩子在楼下玩耍，接触了许多小保姆和居委会老太太。她与她们将情况一交流，就发现了自己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有好些小保姆，与女主人关系尤其僵化，日子很不好过。经过比较，秋就知道自己还是挺有福气的了。
终于有一天，秋开始抢我手里的活计去做。她经常心疼我，说“：姐，你太累了。”她还主动向我请教，学习怎么做菜，等等。
最难忘的是女儿将近一周岁的那个初秋。
那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女儿的脸烧得通红，目光黯淡。我想她可能是感冒了，便给她喂了一些感冒药。当晚，女儿稍好了一点。我一夜都守在她的身边，观察着她，为她做物理降温。第二天上午，女儿的体温一下子升到了摄氏四十度，咳嗽凶猛，呕吐得厉害。我丈夫不在家，他出差去了外地。我抱起女儿就往医院跑，秋紧紧跟随在我的身后。
女儿看了急诊。在急诊室，医生给她打了吊针，注射的是头皮静脉。女儿使劲挣扎和哭泣，几个人按住她，护士好不容易才找到血管。但是，我的女儿对青霉素过敏，赶紧又换红霉素。不一会儿，又发生了过敏，吓得我又连忙拔掉了针头，再换庆大霉素。输液反应是很凶险的，我胆战心惊，不住地流泪。女儿的额头被扎得到处都是针孔淤斑，她哭得声嘶力竭，抓住我的手哀叫不止。
这时，外面偏偏又下起了暴雨。狂风大作，气温骤降。一直到午后，我们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又没有雨伞回家。急诊室里，其他病人的家属纷纷送来了饭菜和雨具，唯独我们什么都没有。女儿开始盯着人家的饭菜叫嚷肚子饿。秋说她在上午已经给爷爷奶奶家打过电话了，他们知道我们在急诊室。爷爷奶奶家就在医院附近，他们看见天气突变，一定会来人的。于是我就哄孩子。我们等啊等啊，已经是下午了。我想不行，我得想办法了。就在我要冒雨冲出去的时候，秋拽住了我。秋没有指责和埋怨任何人，只是说：我回去拿东西吧。秋一头冲进倾盆大雨之中。秋表现得非常出色，她回家取了雨伞和包裹女儿的小棉被，自己湿透的衣服都没有换下，也没有吃一口东西，立刻返身跑回了医院。我们俩用被子裹好孩子，一个人抱着孩子一个人撑着伞走进了瓢泼大雨之中。大风一次又一次吹翻了我们的雨伞。除了孩子，我也被淋得透湿。
回到家里，我赶紧去煮了面条。我让秋首先换下湿透的衣服，让她首先吃热腾腾的面条，吃了让她躺在沙发上休息。我对她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事后，我照看着孩子，一定要秋好好暖暖身子，好好睡个午觉。秋躺在沙发上，主动地对我讲起了她家里的事情和她自己的心事。这是我们问了她好多次她都不肯告诉我们的。她讲她家有几亩地，有几口人，父亲如何，母亲怎样，兄弟姐妹都叫什么名字，都有些什么特点，她喜欢谁不喜欢谁。秋还告诉我她谈过恋爱，但是后来她不想谈了，因为她不想因此留在农村受苦，她想找一个城市的男朋友。秋在自己喃喃的话语声中渐渐入睡。我也打了一个盹。然后我站起来，到阳台上去舒展了一下疲乏的身体。
就这样，小保姆秋从此不再对我使她乡下姑娘的乡下脾气了。
秋天是武汉市最好的季节 我是这么看的。夏天的武汉是火炉，冬天的武汉是冰窖。春天的武汉缺点更多，漫天是迷眼的细绒，这是法国梧桐撒播的。另外，梅子雨也下个不停。只有秋天，武汉天空湛蓝，气候凉爽，雁阵发出悠远的啼鸣飞过长江往南去。不耐秋的梧桐、白杨、杨柳黄了，耐寒的樟树、松树、杉树依然浓绿。当一九八九年的秋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家又诞生了一个节日：我女儿的生日。
我的女儿亦池一周岁了！
在亦池一周岁来临的前几天，我忙坏了。我为女儿缝制了一整套的新衣服新鞋袜。又为我们夫妻准备节日的服装。待到打开衣橱，竟然发现没有一套像样的衣服。我和丈夫差不多有两年没有购置新服装了。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去逛服装商店。物价是在一九八八年底开始猛涨的，时装的潮流也是在这之后开始汹涌的。面对日新月异的市场，我们无能为力。且不说男人的服装问题，我，作为一个女人，对服装一直都很讲究。从上小学开始，我就因为在服装问题上有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屡受批评。可是，批评和批判都对我无效，我什么都可以忍受就是不能忍受让我穿我不喜欢的衣服。一直到怀孕之前，我都在精心挑选自己的服装。武汉市四季分明，冬可穿皮，夏可穿纱，对服装的讲究在武汉市可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然而，在女儿一周岁的前夕，我茫然失措地发现：我竟然许久许久忘掉自己应该穿些什么衣服了。我在衣橱面前徘徊着。丈夫建议，要么我们上街去买，要么我们随便穿点什么。我不同意随便。一个那么漂亮的公主般的小女孩过生日，她的父母怎么可以随便穿点什么？而上街购买更不现实，低档的服装看不中，高档的服装买不起。其实无论高档低档，斯时斯刻都用不着讨论。我们所有的工资都花在了孩子和秋的身上。每逢月末，抽屉里的每一分零钱都要被找出来买菜。月末的几天里，我们顿顿吃素。
我的心情虽有几分沮丧，但也冲淡不了为女儿庆贺生日的高兴劲儿。我们湖北有过一部歌剧，名叫《洪湖赤卫队》，我就自嘲自娱地哼哼里头的一句歌词：没有钱，泪汪汪，撕块破被做衣裳。
我哼着歌儿，操起针线熨斗，将我们过时的旧服装好好洗熨整理了一番。
十月二十日这一天，我们一家三口来到了儿童公园。一对干净整洁、体体面面的夫妻牵着一个花团锦簇的小姑娘。所谓花团锦簇只是我们记忆中的一种印象，根据照片提供的实际状况，吕亦池没有花团锦簇。吕亦池只是穿着十分别致：她穿着用我的一件斑马衫改小的小斑马衫，额头上扎了一条红缎带。我丈夫追赶着女儿为她拍照，吕亦池则顽皮地到处躲藏，伸舌头，做鬼脸，咯咯直笑。我站在一边，看着这个到处乱跑的白胖漂亮的小女孩，想起她刚刚出生时的瘦弱小模样，心中真是无限感慨！这是一个多么健康活泼的孩子啊！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我们一同经历和战胜了鹅口疮、婴儿湿疹、臀部糜烂、吐奶、腹泻、发烧、咳嗽等疾病。我们共同摸索出如何洗澡洗头，如何穿衣睡觉的规律。我们没犯什么大错误，终于迎来了今天。
带女儿到公园晒太阳和玩耍，成了我最重要和最开心的事情。
人们都说孩子过了周岁就好养了，会吃会走，一天一个模样。人们也说孩子过了周岁就不好带了。母亲给予的先天抗体逐渐减少，孩子就更容易生病了。任凭人们怎么说我都不会掉以轻心。我已经有了一年的经验，我的女儿也有了一年的人生经历，我们会将今后的日子过得好好的。
亦池和她爸爸疯闹了一圈，满头大汗，脸蛋红艳艳，从一丛花草里朝我跑来。这时候我的心像泡进了蜜罐里那样甜，我也向女儿跑去。在我丈夫追上女儿的前一刻，女儿躲到了我的怀里，女儿扬起得意的小脸蛋向四周致意，那小脸蛋真像一面胜利的旗帜。
孩子的生日这天，我们还举行了一个传统的节目，武汉叫做“抓周”。我们举行的是“抓周”仪式。据说孩子首先抓着什么了，那东西便预兆着她将来从事的职业和她的前途。根据我母亲的回忆，她说我周岁的时候，抓周抓的是小葱。小葱意味着聪明。我觉得抓周不一定准确，因为我已经发现自己远不够聪明。
我们把女儿放在床上坐着，在她四周放了各种各样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物件，有小葱、钢笔、人民币、化妆品、刀、枪（自然是玩具刀枪）针线、锅铲；很想找一柄象征种田的锄头，但没有找到。另外还放了注射器、算盘等等。
我们松开了亦池的手，示意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抓一件东西。我们紧张地盯着她，密切观察她的表情以及动作，结果亦池转动着骨碌碌的眼珠，扫视了这些物件之后，忽然拿起了锅铲，紧接着用锅铲将所有的东西乱铲一气。
于是，我们的女儿将来可能是一个厨师。民以食为天嘛，我们的这一行当是世界上最本质最不朽的职业。我们祝愿女儿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名厨。
亦池生日这一天，我们逛了公园，拍了照，抓了周，我还做了几盘好菜。我和丈夫一人倒了一杯酒，为女儿的周岁干了杯。干杯的时候，我们多看了对方一眼，会意地笑了笑，这一年来，我们的脸上都增添了不少皱纹了。
让我们为人生的皱纹干杯！因抚育孩子而增添皱纹是值得骄傲的！
入夜了。亦池累了，安静地躺在了她的小床上。我伏在小床的栏杆上，看着我一周岁的女儿，我一本正经地对她说“：亦池，你一岁了，不再是奶娃娃了，以后我们的目标不光是长胖，我们还可以学着做好多的事情，好不好？”
亦池郑重地望着我，干脆地回答“：好。”
我的女儿非常喜欢说这个“好”字。
好！从明天开始，我们将有新的生活内容了。
我在《宝贝成长记录册》一周岁的这一页记下了我们女儿的成长状况。当时的记录是这样的：
亦池一周岁了。现在体重二十市斤还强，身高七十三公分。
亦池白白胖胖，脸色鲜润。
亦池八个月能够独立地站在床边，九个多月就已经可以扶着床沿自己走路了。十个月的时候不再扶着床沿。十一个月蹲站自如，自己弯腰捡手帕。十二个月就摆动双手，勇敢地朝前走了。
亦池现在基本上是一日四餐。清早一个蒸鸡蛋，一百六十毫升牛奶；午餐是面条，蔬菜泥，肉末，或者是猪肝泥，鱼泥，配加豆制品；晚餐亦然；临睡前的夜餐一百六十毫升牛奶，几块饼干。
亦池会叫妈妈、爸爸、爷爷、姨，会叫某些人名，如兰兰、秋秋之类的。
亦池酷爱户外活动，每天清早就要去一趟儿童公园，午后还要去一趟。
亦池喜欢躲猫猫。喜欢啃咬东西和啃咬妈妈。
亦池整天缠绕在妈妈的腿下，不厌其烦地说：“妈妈抱抱。”
亦池会数数，很流利地从一数到十。还学会了正播映的电视连续剧主题歌《吴兴才女沈珍珠》。
亦池见了陌生人沉默观察，不苟言笑。
亦池与人对话，最先说出来的是一个字是“好”字。
亦池还是一双单眼皮，日后会变双吗？ 亦池从长相到性格，大部分都像她爸爸（妈妈
池莉对此深感遗憾）。
以上是我的记录。过了几天我丈夫得了空，也在本子上记录了一段，如下：
亦池从十一月份开始一日三餐。
亦池是一个调皮的小家伙。
亦池会学大人讲话。特别会摹仿声音，比如汽
车的声音是“汽汽”。
亦池会伸出一个手指头告诉人家她一岁了。
亦池会将手腕挽呀挽的跳舞……
亦池一副很懂事的样子，意志坚决地要她想要
的东西。
显然我丈夫的记录不如我的细致。
我知道这种记录对于其他人没有什么意义，我是留给女儿日后看的。女儿长大之后会对自己的成长感兴趣。谁都对自己有兴趣。谁都希望父母多给自己保留一些儿时的记忆。我太忙，我不可能像有些母亲那样每天写日记。而且我已经年过三十，不再喜欢华丽的词藻。我只是平实地记下一些事情，还留了女儿的一撮胎发。但愿女儿将来能够从中体味出人类最美丽的那个词：母爱。
但愿她能尽早懂得：爱不是语言，而是行为。
生活当中不可预料的事情太多了。
原本想着，请了一个小保姆，必然就解决了我们夫妻上班工作的问题。没有想到小保姆不是我们这个空间的人，拒不进入我们的生活。费了极大的气力，花了许多的时间，好不容易驯化了小保姆。没想新的、更严重的问题又随之产生了。
秋进入了我们的家庭，日渐地与我们随便起来，有了一种自家人的平等感觉，甚至还经常地自作主张地摆弄家里的物件。秋晚上借居在爷爷奶奶家，清早过来上班。起初她过来之后，如果我们还没起床，她就在厨房做些家务，不敢擅自进房间。现在她随便了，平等了，无论天色还有多早，她只要一过来，就用钥匙捅开房门，大摇大摆地闯了进来，根本就不给我们一点起床的时间。秋不尴尬，她非常自然，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夫妻倒尴尬起来，觉得当着一个十六岁少女的面，睡在一个被筒子里简直有伤风化。我们商量是否应该分被子睡觉，又商量如果不分被子的话是否可以两人不睡在一头。总之，这两种睡法都是我们极不习惯的，而且不利于晚上共同照顾孩子。最后苦恼得我们没有办法，天色一亮我们就紧张，不敢睡沉，只要一听到钥匙捅门的声音，我们就赶紧披衣起床。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没有整夜的好觉可睡。晚上总是要替孩子把尿几次，还会给她煮牛奶喂牛奶。偶尔孩子还会哭闹。我们很累，很欠瞌睡。清早我们总想多睡一会儿。有时候，听到房门钥匙响，我就捅捅丈夫，示意他先起床。他本来就属于那种爱睡觉的人，加上半夜还起床过好几次，因此他这个床就起得非常非常难受。因为这种难受，他会一整天垮着脸，甚至好几天没有笑意。
事情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了。我只好私下与秋谈谈这件事。
我说“：秋，你早上来了可以先在厨房吃早点。”
秋却大大咧咧地说“：和别人家共用的厨房，不舒服。没有关系，你们只管睡你们的。我喜欢一大早首先洗掉夜晚的尿布，不然晒不干。没关系。”秋又笑嘻嘻地说“：你们只管睡你们的。”
我说“：那你就事先敲敲门，过几分钟之后再进来，好不好？”
秋不高兴了。她 着嘴说“：就是你们城市人规矩多，我记不住这些规矩。我又不是外人，你们只管睡觉好了。”
我与丈夫说：我们只管睡我们的好了。
丈夫苦笑，摇头，脸色阴沉。他不可能习惯。 我习惯吗？我也不。可我不习惯又能怎么办？
我从十六岁开始居住在单身宿舍。在许多年里，我是一定要在单身宿舍里营造一角自己的小天地的。我的皮箱里锁着相册和日记本，枕头下放着手绢和香水，洁白的床单和被子一丝不乱，蚊帐终年垂挂着，为的是不让来串门的男孩子随便坐在我的床上。我丈夫虽然看上去外表粗犷，但实际上也是个有着良好卫生习惯的人。别人坐过了我们的床，他必定换掉床单。我们喝水的杯子，都是各自专用的。有专门的水杯提供给客人。我们的小家尽管简陋清贫，但一直都是整洁的和卫生的。
秋不仅仅是清早闯进我们熟睡的房间，她还开始使用我的喝水杯和洗漱用具，喜欢用我的润肤霜，随意拿我的手绢、发卡之类的女性爱物。说心里话，我是多么讨厌秋的这种随意的行为啊！这不是乡下人和城市人的问题。哪怕秋是王室成员，我都讨厌。
女人的许多小东西纯粹是女人自己使用的，它很私人化，它没有共用性。许多次，我话到嘴边，又强咽了回去。我知道十六岁的乡下少女秋她不懂这些问题，她没有这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意识。如果我说了她，她只会认为我是瞧不起她这个乡下人。她会闹着要走，说不定还会在我的孩子身上搞一点小报复。比如怠慢孩子什么的，让牛奶烫她的嘴巴，等等。一想到我的女儿在我们上班的时候被秋放在地上乱哭乱爬，我就不寒而栗。我只有一步步退让，一点点习惯，一次次容忍。要学会容忍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帮佣职业观念的乡下姑娘简直太困难了！
每当我抱着女儿的时候，我就会理智地告诫自己：再困难也要容忍！
同时我也说服我的丈夫，我希望他也能够和我一样，尽量地容忍。
日子在一天天地过去，我们的家庭生活一天天面目全非。我们对许多具体的细节可以装作视而不见，但日积月累的细节堆积突然使我们意识到从前笼罩在这个小家庭的亲密氛围已遭到了惨重的破坏。
从前，我们的小房间里不但轻松自由，并且还充满了爱情的欢乐。我们夫妻经常开玩笑，打打闹闹的。有一次我出差回来，我丈夫在房间里贴满了他日日思念我的漫画。这些漫画是绝对不便让外人看到的，它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亲情和浪漫。
可是，由于一个小保姆的闯入，一切的浪漫全然消失。现在我们俨然是一对封建社会的夫妻，整日行着齐眉举案、相敬如宾的礼数。说话就事论事，举手投足都是一副男女授受不亲的模样。
秋却照样在清早闯进门来。她大声地咳嗽，吐痰，擤鼻涕。吃饭的时候，她在菜盘里大肆地扒拉，常常把已经夹到嘴边的菜肴退回到盘子里面。她还常常碰到我和丈夫的筷子。有时候，我丈夫的筷子被她的筷子碰上了，她还慒懂无知，我丈夫就摔下筷子不吃饭了。尤其在炎热的夏季里，我丈夫挤公共汽车下班回来一身大汗，却不能脱个干净，冲冲凉水澡，然后只穿一条短裤在家里凉爽。我丈夫因此而实在不堪忍受，他开始长时间地情绪委靡，焦躁，气呼呼地不理睬任何人。
我无数次地，委婉万分地与秋谈话，告诉她如何讲究卫生，如何闭着嘴巴吃饭，如何尊重他人。秋也不是完全听不进去，但她转身就会忘掉，真正应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句话。
转而我又与丈夫谈话，央求他多多忍耐。尤其不要一看见秋扒拉菜盘就满脸的不悦，就不再吃饭，这样对身体有害。我丈夫认为他已经够忍耐的了。
我丈夫说“：难道看着一个小保姆在菜盘里胡乱扒拉，心里不高兴都不行？”
“行。”我说“，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希望你能够高兴。”
我丈夫说“：我高兴得起来吗？”
我说：那么我呢？我不也是要装出高兴的样子吗？”
我丈夫说“：对不起，我实在装不出来。”
我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不能没有小保姆啊。我们没有人帮我们带孩子啊！”
我丈夫认为我这是在埋怨他的父母。我很想说是你的父母不替自己的儿子着想啊，如果他们帮帮你，问题不都解决了吗？但是我不能把这样的一些话说出口。可是我丈夫怨恨地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是我没有本事给老婆孩子创造一个好环境。我是一个很没有用的男人，行不行啊！”
我说“：这些话可都是你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这么想。”
我们夫妻都惊愕地发现，我们自己好像不是在自己家中了。
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我们要在半夜里给孩子煮奶喂奶把屎把尿，我们要在白天跑来回三个半小时的月票上班工作，我们要购买奶粉购买果汁购买鱼肝油，还要上黑市给小保姆高价购买食油和大米（当时城市的粮油都是按居民户口定量供应的），我们要按时给小保姆月工资，要替她添置鞋袜和衣服。我们要容忍这个，迁就那个；怕这个不高兴，怕那个生了气，更怕孩子夹在中间受委屈。我们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能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能做，终日里谁都没个笑脸，终日里谁都心烦意乱。我们吃饭不香甜，睡觉不安稳，口袋里还常缺钱。如果不是我远在外地的父母经常给予一些人道主义的物质援助，保证我的女儿能够每天吃鸡蛋都会是一种过分的奢望。
我这才明白过来，在咱们中国，保姆哪里是家家都可以使用的。使用保姆需要足够的经济收入，需要有宽敞的住房。最好还要有一个驾驭保姆的管家，还需要保姆具有一定的职业训练。一个人，首先必须拥有自己生存的空间，拥有自己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不然，请了小保姆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家已经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候。最后，我彻底失去了周旋的信心。我不再劝慰丈夫，也不再劝慰小保姆。我只劝慰自己。我经常凝视我的女儿，让她给我战胜恶劣环境的勇气和力量。从男人的角度来看，我也着实为我丈夫抱屈，我非常理解他的苦恼。可难道我就不应该为自己抱屈吗？我的处境最差，我凭什么要劝慰和迁就他人？我做不了这个家庭的救世主。
秋还是那个脾气的秋，谁也改变不了她的性格。不过，秋对我还算是温顺和听话的。但她对我丈夫，已经敢于公开地表示不敬了。她对我丈夫的吩咐装聋作哑，还时常地对他出言不逊。甚至在私下对我抱怨说我丈夫是个坏脾气的男人。
秋还问我“：你怎么会嫁给他这种男人呢？你真是太划不来了。”
我呵斥秋说：放肆！”
秋说：好吧好吧，我不说了。”
秋哪里知道，她才是万恶之源。正是她，破坏了我们家庭原有的环境与气氛。但我不能把这个原因告诉秋。我们家之所以出现秋，是因为我们有了孩子。我们的孩子比我们的生命还要重要。事情的实质就是这么简单。一个死结。到这里，我无法再往下想，我只好无奈地提心吊胆地过一天算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