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八年前结的婚，偷偷结的婚。因为那时我还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那是最后的一个学年，也是我个人意志最薄弱的时期。单身生活，我已经过够了。过得让我害怕和恶心了。
我十七岁不到的那一年高中毕业，离开家门上山下乡当知青，从此就再也没有真正地回家。在农村，我作为女单身和别的女知青居住在一起。后来读医学院，我理所当然地居住在女单宿舍。毕业之后分配到武钢卫生处，我依然居住在武钢职工医院单身宿舍。再后来我投考了武汉大学，还是居住在拥挤嘈杂的单身宿舍。我始终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个女孩子在结婚之前，一定只能与其他女孩子一同居住？我喜欢读书，我喜欢安静，我喜欢有一张自己的书桌，可以伏案写作。可是我不能。在整整十一年的光阴里，我没有自己的房间。我的许多大好时光被其他女孩子们占用了，正如其他女孩子也被我委屈了一样。有时候，我趴在自己的床前静静地读书，她们只好停止说笑，或者关掉收音机。有时候，她们的男朋友来了，也只好出去在马路边逛来逛去。在我的青春梦想里，单独拥有一个房间是我最大最美的梦。我曾经想方设法找朋友借居房子，可是居然引出了天大的灾祸。在那个年代，周围所有的人都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陌生的邻居、我们医院的领导以及同事，对一个没有结婚的姑娘单独居住的动机非常猜疑。他们展开了跟踪、暗访、突然破门而入等手段来证实他们的猜疑。借给我房子的朋友是一个男孩，我们的关系就是一般的熟人。因为是他的房子，所以他偶尔会在下班之后来看看我。房门一旦在他身后关上，监视我的人们在外面急得抓耳挠腮。在那个时代，男女之间如果关系正常，就应该用敞开房门这种约定俗成的信号来表示他们的清白。我是在冬天借居的房子，我不能敞开大门让寒风无限地灌入，所以我要随手关门。我也不是没有意识到房门的社会功能，我是准备熬到夏天再说的。到了夏天，我会注意，只要有男性进入，我就对外界敞开房门。可是，根本不可能有我的夏天了。人们找到了我那位朋友的单位，与他们的领导交换了意见。很快我的朋友就被领导找去谈了话，领导警告他说：你可是要求进步的青年，正在入党的预备期当中啊！”
我是不怕人们的猜疑的。我好不容易有了一个个人的空间。我在这个空间里生活得非常惬意。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我怕什么？那时候，我太幼稚了。我太不了解我们中国这个具有五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性格了。我不了解事物的关键在于：不是你是否做了坏事，而是别人是否认为你做了坏事。别人认为你做了，你就是做了。
借给我房子的朋友受到再三的警告，另有其他的朋友遭到了更大的威胁。这样，我就不能不考虑放弃和撤退了。我不能为了自己拥有一个单独的空间而断送我几个朋友终身的前途。我无比地愤恨和激怒。但是我还是败下阵来。
我又回到了单身宿舍的生活之中。我与大家居住在一起，日复一日地在吵闹、腋臭和各种不同生活习惯的碰撞中度日。更何况还总是有一些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姑娘的骚扰。在只有一张公用桌子的狭小房间里，读书和写作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性。日常生活也更加难以忍受。我清楚地看着岁月在流逝，我感到我在浪费生命，我恐怖极了。
就是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最后一个学期里，我对集体生活和单身宿舍厌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强烈的情绪促使我寻找到了另一种途径，这就是结婚。那一年我二十八岁，写了一些诗歌和中短篇小说，在湖北范围内小有名气，外面知道我的不多。这使我很沮丧。本来我是决心先立业后成家的。可是有一天我醒悟到，如果我不用正常的方式获得自己的写作空间的话，我人生的理想和目标将更加渺茫。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咱们道貌岸然的中国至少还没有禁止男女结婚。他们给我留下了一线生机。
我开始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小家，这个家里只存在爱人和我两个人。我可以随心所欲，穿着很随意地在房间走来走去。可以以最轻松的姿态歪在床上看书，想看多久都行。我写作的时候不必遮掩稿纸。我可以独自拥有一张阔大的写字桌，把双肘很舒展地放在书桌上面。哦！我太想了，以至于恹恹成病，一回到集体宿舍就烦躁不安，食欲日益减退。吓得我的男朋友连连惊呼：你怎么啦？
记得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夜晚，霉气熏人的宿舍暂时只有我一个人。我抓紧这难得的安静时刻趴在床前写作业。写着写着，只觉得脚下痒痒的。起初我没有在意。一会儿，我的腿也痒痒了起来。忽然，有什么东西以十分明确的线性方向爬进我的大腿。我悚然一惊，跳了起来，举目一看，天哪：我们宿舍满地都是密密麻麻的灰色小虫。湖北人叫它们豌豆虫。而我的双脚，基本淹没在豌豆虫里。我大叫一声，眼泪不由自主地哗哗直流。我仓惶地爬上床，发现床上也有豌豆虫。我爬上桌子，踮脚站在那儿，抽抽搭搭痛哭起来。这是什么日子啊！我从桌子跳到床上，从这张床爬到另外一张床，将自己脚不沾地地移出了房间。我跑向电话，一把抓起电话就拨通了我男朋友家的号码。
二十分钟以后，我的男朋友赶到。他将我从桌子上扛下来，一直扛着往外走，说：好了，我们这就结婚！”
就这样，我从此便离开了单身宿舍。我们通过熟人开后门办理了结婚手续。我没有告诉学校。我没有举行婚礼。我没有光鲜漂亮的新房。我也没有什么钱。我丈夫也没有什么钱。在一幢五十年代的筒子楼里，有一间被油烟熏黄的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套家具，家具的柜子和抽屉都是空荡荡的，一只陈旧的黑白电视是我们唯一的家用电器，还是我丈夫下了千百次决心才开口问他父母借的。我们这个小家最醒目的是有一张宽大的书桌，有九个抽屉。因为有了这九个抽屉的大书桌，我就觉得幸福极了。八十年代中期的婚礼已经比较豪华了，一般年轻人结婚，父母总是要为他们尽量办得风光一点，崭新的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收录机什么的总归是要有几件的，液化煤气的户口，也是要高高挑在竹竿上展示的。我们没有任何展示，也没有什么新东西，所以开初，邻居对我们也有一点探头探脑，他们感到我们的新婚清贫得可疑，很像露水夫妻的苟合。但是，这一次我不害怕了。我们的确非常穷困，但是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婚证书。
我结婚了。我们没有蜜月。利用星期天的时间，我们搬到一起居住，星期一清早我就背着书包上学校了。
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我没有去仔细清理我如潮的心情里面每一片激动的浪花。是甜是苦？是满足是委屈？是骄傲是沮丧？是赢了是输了？我在自己的心潮里起伏，把秘密深藏在心里，对同学满口谎话，根本没有考虑生孩子的问题，一般说来，生儿育女是结婚的最天经地义的根据，而我却是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武汉大学毕业之后，我来到武汉市文联的《芳草》文学月刊社做编辑。很惭愧，我这个人从小就是一个好孩子。听人的夸奖听习惯了，被惯出了一种坏毛病。这毛病往好里说，是有事业心；往不好的方面说，是虚荣心。我虚荣心极强，事事不甘后人，做什么事情都想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以至于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仅仅是为了做一个好编辑，我便很坚决地不去触碰生孩子的问题。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编辑也做得不错了，工作游刃有余了。按照人之常情来说，我应该考虑生孩子的问题了。可是不，我觉得我应该写小说了。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一种叙事方式在这个时候成熟了，我欣喜地迎接这种灵感的到来。
当那么一日，在我一个人的空间里，我沐身净手，铺开稿纸，在稿纸上写下了小说的题目《烦恼人生》，这个时候，我突然放下手里的笔，奔到窗前，望着绿树蓝天，心酸而又幸福地流下了眼泪。
我热爱写作。自小就热爱。这种热爱也许有理由，也许没有理由。无论是在多么艰难的日子里，我都在不停地写着。在全国文学大萧条，没有什么作家也没有什么刊物的时候，我的写作纯粹是为了自己。一九七八年，我首次正式发表作品，那是一首长诗，发表得非常偶然。那时我在冶金医学院读书，我们班级要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我的诗歌是为了这个朗诵会应急写就的。写得非常随意。没有料到的是，后来的朗诵一举成功。全场听众掌声阵阵，当时我自豪得要命。其实那是一首非常稚嫩的诗歌，简直不值一提。但是，事隔不久，它被一本诗歌集收录进去了。一个人手写的文字变成铅字，在那个时代是极大的荣耀。我们班级的同学为之轰动，我为之不停地请大家吃糖果。
不久之后的一天，我们在学校义务劳动，一个漂亮女人穿过大操场朝我走了过来，她的身姿娉娉婷婷。我心中掠过一道惊喜的闪电，我预感到她是某个文学刊物的编辑，她找我约稿来了。
果然，这个女人站在我的面前，微笑着说：我是某某刊物的编辑，请你为我们刊物写一点诗歌，好吗？”
我说：好的。”
我也对她微笑了。我的微笑在暗中等待了十几年，在这一瞬间释放出来。我的心中充满了欢乐。我当然见过许多的漂亮女人，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数不清的漂亮女人被我记忆的灰尘所淹没。唯有那个女编辑，永远靓丽可人地站在我的面前。毫无疑问，她是我的世界里最漂亮的女人，她的微笑是我生平看见的最动人的微笑。
从此，我的作品开始顺利发表，一篇接着一篇，一发而不可收。但是，那是何等艰苦的写作环境啊！我没有自己的空间。我在晚上九点之前的图书馆写作。在深夜之后的蚊帐里面写作，用手电筒照亮我的稿纸。在星期天的公园里写作，自己的膝盖就是书桌。而且那时候，中国的文化界思想界还是那么封闭，写作严格地受制于各种陈旧的观念。就在我挣扎着写作，作品连连发表，还有作品获得了省里的文学奖，小说集子也进了印刷厂的时候，我终于病倒了。我大病了一场。后来又因为借居住房的事情引起轩然大波。天灾人祸，打击接踵。小说写作的思想方法和叙事方法也走到山穷水尽之处。我停笔了。
笔是停止了，可是心没有停止，思想没有停止，热爱没有停止。三年之后，在绿树蓝天之下，在自己宽敞的书桌上面，重又提笔写作，文思泉涌。那欢欣，那仇恨，那种百感交集的感受，真是难以表达。
我仅用了几天的功夫，一口气，刷拉拉就写完了《烦恼人生》。写完之后，我一点都不怀疑它是一个好小说。当时我还不知道社会接受不接受这个小说，但是我自己喜欢它珍惜它。在一些刊物提出了破坏性的修改意见之后，我宁可不发表也不愿意修改。我固执地认为《烦恼人生》是一个好东西。我把它放在案头上，时常自己朗诵一番。
我怀着一种近乎复仇的情绪写作。日夜伏案，沉醉其中。在这些日子里，我几乎忘掉了自己已经结婚，忘掉自己结婚几年却依然小腹平坦。邻居打量我的异样目光，亲朋好友婉转的提醒，全都动摇不了我不要孩子的决心。
不要孩子的决心，首先是出于写作的需要。我的写作已经生不逢时，所以我要趁自己还年轻追赶失去的时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微妙的心理因素使我不想生孩子。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便是我在妇产科做实习医生的时候留下的恐怖印象。我亲手接过生。第一次接生，看见鲜血流出来，我和另外一个女同学赶紧跑出来往脑门上涂清凉油，否则我们要晕过去了。我真是被那种疼痛和鲜血吓破了胆。曾经有很长的时间，我和一群女同学成为激烈的女权主义者。我们经常聚会，慷慨激昂，声讨男权社会。我们甚至指责苍天不公，为什么不让男性怀孕生子呢？既然他们那么强壮有力。
当然，还有客观条件的不许可。我们住房狭窄，经济上捉襟见肘。我们两人都要跑月票上班，披星戴月，每天累个半死。如果孩子来了怎么办？让一个娇弱的小生命一出生就遭罪吗？我实在是不忍心。我们的同时代人，一般小夫妻，结婚生孩子都是无法独立解决问题的，都必须依靠父母的力量。可是我们无法依靠谁。在没有任何力量支持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孩子简直是残害生命。总之，对于生孩子，我只有一种姿态，那就是拒绝。
现在，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坚冰是从哪一刻开始融化的。
过三十岁生日的那一天，我在镜子里端详一个女人三十岁的模样。三十岁的女人有皱纹了，这一点我并不奇怪。我从生下来就有皱纹并且从来不曾消失过，因为我几乎没有过平坦的日子。这一天，除了我丈夫，没有人记得或者祝贺我的生日，家里很安静。我安静地与镜子里的自己对望。脑子里想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如果这个女人现在生孩子的话，已经是高龄初产妇了。高龄初产妇将会遇到很多生理方面的问题，对孩子将会非常不利。
这一天，我从书本上学习来的，与高龄初产妇有关的种种疾病像蛇一样悄悄爬进我的心里，从此怎么驱赶也赶不走它。
我开始长时间地倚靠在窗前，望着马路上的行人。我仿佛若有所思，其实心中空洞无物。黄昏的浓荫里，走过来一个孕妇，穿着漂亮的孕妇裙，慵懒而又自信地依傍她的丈夫。不一会儿，又走过来一个孕妇和他的丈夫。在我眼里，散步的人群里孕妇最是醒目。她们的脸蛋无论漂亮与否，却都拥有一种女皇般的神气。我被她们深深地吸引。后来终于忍不住对我丈夫暴露出我对孕妇的羡慕。
我丈夫说“：你用得着羡慕她们吗？”
他刮了一下我的鼻尖。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在生孩子的问题上，我的任性充分地表现了出来。我一旦拥有了某个念头，便会不顾一切地要达到目的，而且会变得一点不讲道理。
我自己曾经再三考虑的结果被我自己轻率地推翻了。重重困难都被我弃之脑后。甚至连写作也被我暂时搁到一边。我为什么写作？我要事业做什么？我要名利做什么？我要江山做什么？ 身为女人，却做不成孕妇生不了孩子，那岂不是白做了一场女人！
我像一个没有子嗣的皇帝一样，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我朝思暮想的就是要怀孕生子。本来我一直坚信自己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当我想要孩子却没有怀孕的时候，我对自己是否正常都产生了怀疑。我皱起了眉头，有了难言的心事。直到我自己突然醒悟，受孕是要有过程的，又不是写小说，说写就可以写的。我还是学医出身的呢，着急起来，连基本常识都不顾了。那是一九八八年初春的时节，天上下着小雨，我居住的水果湖绿树成荫，空气格外清澄明净。我从水果湖省直机关门诊走了出来，手里拿着妊娠试验的化验单，那上面盖着一个鲜红可爱的“＋”字，它表示妊娠阳性，我怀孕了。我一路上小心翼翼地迈步，向所有的行人微微含笑，心中柔情似水。我想那天即便是天塌下来我也会面不改色心不跳。我终于体味到了女人的一种幸福感觉。这感觉来自对于自己创造能力和孕育能力的发现，很奇妙，觉得自己像魔术师一样有魔力。我是多么感谢我的孩子啊！是他赐给了我这种幸福之感。他在他生命刚刚萌芽的时候就为母亲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别人不可能拥有的幸福。
一九八八年夏天，怀孕八个多月。穿着自己缝制的孕妇裙，在丈夫的陪同下天天散步，以为这就是天下最幸福的事情。
晚上，我试图把这种幸福感觉传达给我的丈夫。他却一味地傻笑。我看得出来，他万分高兴，可他无法体验那种特殊的幸福。可怜的男人！我这才明白苍天是多么公平。它虽然给了男人女人所没有的东西，却也给了女人男人所没有的东西。暗夜里，我恭顺地仰望苍天，祈求它保佑我的孩子健康成长，祈求它保佑我的孩子聪明漂亮，祈求它保佑我的孩子能够顺顺当当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漫长的等待由此开始。
我进入了另外一种人生状态。脑子里什么大事都不想，社会上发生什么轰动的事情都不觉得奇怪，整个人有一点傻乎乎的。所有的意志完全支配着眼睛向里面凝视，与肚子里面的孩子隔山隔水始终相望。
我为自己缝制了孕妇裙，裙子做得很漂亮。我享受到了丈夫细心的呵护：你别太累了！下楼梯当心啊！想吃什么东西就说啊！每当这些时候，我心里就特别滋润。女人就是好哄，明知只是一句甜话儿，可女人人生的某个阶段就是想要这种甜话。我也开始由丈夫陪同着，每天在薄雾的东湖边散步。总之，在我渴望怀孕时候那些十分小女子气的向往，我大都得到了。我想我得承认的是，这些小情调小细节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乐趣，也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一个女孩子成长为一个女人的刺激素。严格地说，结婚并不能完成女人质的变化。性关系也就意味着女性身体里面破了一张粘膜而已，与口腔烫伤没有根本区别。怀孕才是女人的分水岭。一旦你怀孕了，你就不再是女孩子，而是女人了。身体曲线的变化是外表的，许多变化谁都看不出来，包括女人自己。但是，女人开始有了带着奶香味道的柔情，也有了刻薄和坚定。有很多事情，从前她不会想到，也不会去做，现在就不同了。从前她看人漫不经心，现在她目光如炬，一眼就要判断对方的好坏。她必须爱憎分明，以便保护她的孩子，她与护崽的母鸡一模一样。
所以，初孕的喜悦还没有过去，我马上就开始面对种种严峻而复杂的现实问题。
首先是我国的国策 计划生育的问题。
从前以为，计划生育就是大街上的宣传画：只生一个好。到了怀孕以后，我才知道国家对育龄夫妇的要求，不仅仅是只生一个孩子，还要按国家规定的时间来生。说是要控制人口的密度。如果说我们单位今年没有生育指标，我就不能够擅自生养孩子。偏偏我们单位管理计划生育的同志说“：还真不知道我们今年有没有指标。”
顿时我的喜悦就被吓跑了一大半。
我们的同志说“：怀孕之前你应该说一声啊。”
我的脸涨红了。想要怀孕这种事情怎么能够事先对别人公开呢？这是女人自己的秘密啊！神秘即是惊喜所在啊！
令人尴尬的是，国家政策不管个人感情。我必须去补办生育指标。经过我们单位同志们的帮助和努力，我终于拿到了一张巴掌大的发黄的纸片，上面字迹模糊，但是它代表国家管理机构，它上面盖了一枚鲜红的公章印迹。就是它决定了我腹中胎儿生死存亡的命运。我用手指触摸了一下这枚公章，眼睛就湿润了。
有了这张纸片，我和我丈夫就开始跑路。我们在武汉市管理计划生育的各个部门奔走，领取各种小本本和各种卡片，交纳各种费用。由于没有经验，我们跑了很多冤枉路，挨了办事员不少的呵斥。我大略计算了一下，连同孩子出生以后的上户口，办理独生子女证、医疗证、粮油关系等等，我们所跑的路程加起来等于地球赤道的半周。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两万多公里。为了一个孩子的合法出生和成为一个合法的社会人，我们居然跑了这么多的路！将所有证件跑齐备并且计算出两万多公里的那个时刻，我的眼睛又湿润了。
知道我怀孕了，有些朋友祝贺我。可是她们用嘲讽的口气说“祝贺”这个词语。接着她们警告我说：怀孕和哺育孩子要花几年的时间，怀孕还会损害自己的体型和皮肤，一个女人有几日青春？有多少精力？不是每一个女人都适合生养孩子的，你就是属于不适合之列。首先你有自己热爱的写作事业，你是肯定放不下的；其次你们夫妻自己没有多少存款，也没有抱孙心切的老人承诺为你们抚养孩子。你这是何苦呢？八十年代的年轻人，难道还不懂得潇洒一点？反正国家人口过剩，不缺乏孩子，你一定要孩子干什么？
我惊愕地望着朋友们，不知如何是好。本来我是一个最坚定的不生育主义者，突然热烈地怀孕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任性。
不过，我并不后悔。
虽然我不后悔，朋友们的忠告还是强烈地震动了我。我的实际情况比她们了解的更加糟糕。并且我早就已经开始承受这些糟糕带来的痛苦。
口袋里没有钱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人的积蓄加起来都购买不了一套家具。我们家具的抽屉和衣橱结婚几年依然还是空荡荡的。我并不是一个喜欢贫穷的人，但在当时，我为我们的清贫感到自豪，因为许多年轻人的小家庭是老人为他们建立的，而我们非常独立，没有依赖任何人。同时，我把我们的清贫当作了人生奋斗的动力。我一直用清贫这根小鞭子抽打自己，让自己加倍努力地工作，希望总有一天我们会丰衣足食，笑傲江湖。并且还可以用丰厚的礼物答谢帮助过我的朋友。让我的朋友喜出望外，让天地良心得到报答，让轻视过我的人见鬼去吧！
可是，现在，我壮志未酬，我的孩子却要来了。
我的孩子要来了，我们依然一穷二白。到时候万一需要用钱，家里连一件能够出卖的东西都没有。怎么办？孩子不是小猫小狗，是一个人。孩子一出生就得穿衣服。可笑的是我在怀孕之前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好像孩子的衣服会从天上掉下来一样。许多次，在商店里，我徘徊着不敢靠近婴儿用品柜台。一只小兜兜需要几块钱，一套绒布婴儿衫需要十几块钱乃至几十块钱。我们买不起。眼看着一些孕妇欢天喜地地购买婴儿用品，从衣服到鞋袜到斗篷。我的眼睛一次又一次地湿润了。可以想见，用钱的日子还在后面呢。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没有钱是多么叫人伤心。
另外的一些困难也不比钱的困难小到哪里去。比如孕期的恶心呕吐，是我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来的。居然可以使人完全丧失食欲。没有食欲就会使人觉得这个世界毫无意趣。分明胎儿需要营养，分明肚子饿得前胸贴后背，可是你就是吃不下去东西。有的时候突然想吃某种食物了，却还不能自己动手做，一旦闻到厨房的气味，立刻就会翻江倒海地呕吐。我们没有钱，从来不打上餐馆的主意，我的父母又远在外地，我的身边没有谁想到要照料我。我特别特别害怕胎儿营养不够，缺钙什么的，所以特别特别地想要有人为我做一点吃的，熬一点骨头汤。可是没有！就这样，我经常饿着肚子。后来孩子出生之后，发现有点鸡胸，这是先天缺钙所致，我顿时泪如雨下。
没有钱，没有人特别为你做一碗热汤，没有谁在你两个小时的上班途中给你让个座位，将来孩子出生之后没有人带他，如果请小保姆带孩子，我们既没有钱，房子还不够住。我未来的孩子没有衣衫，没有尿布，没有鞋袜，没有小床，没有摇篮和摇篮边缓缓哼唱的催眠曲。看看我冒冒失失做的事情啊，前景一片昏暗，令人不寒而栗。
在整个怀孕期间，我不知哭了多少次，大约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尽了。我的心情矛盾到了极点。一方面，孤苦无助使我对他人的仇恨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我发现有一些人是多么自私，多么缺乏人性啊！另一方面，我对胎儿的感情越来越浓厚，我认识到这孩子只有靠母亲的爱和勇气才能出世。我由对自己胎儿的心疼延及到对所有的孩子的心疼，渐渐又延及所有人。在公共汽车上，有人挤了我，我就退开。有老人和孩子摔倒了，我会马上过去扶起他们。我常常挺着大肚子望着满世界熙来攘往的人，心里是一种对他们既绝望又宽恕的感情。
我终于明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要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不再是孩子，我是孩子的母亲了。 我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奋斗是从怀孕开始的。因为对于世间各色人等的认识是由此拉开序幕的。而以前对于人们的了解，多少有一点浮光掠影，或者过于诗情画意。通过十月怀胎，与各种社会机构和远远近近的人们打了实际的交道，我看透了人是个什么东西！我还明白，如果你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如果你贫穷，那就不要指望任何人会怜悯和帮助你。我想要我的孩子顺利出生和好好活着。我想要自己好好活着并且抚养好我的孩子。我要振作起来。我要强迫自己吃饭。我要努力工作。我要自己动手创造自己的世界。
我这个人是那种惰性非常强，一定要被逼到无路可走才激昂起来的人。但是一旦激昂起来了，我能够做出许多难以想像的事情。
我开始拖着笨重的身子为我未来的孩子营造他的小窝。今天找出几条破旧的棉毛裤，洗了烫了做成一块块单尿布。明天翻出从前的棉袄，在太阳下晒了，做成棉尿布。我弄不清应该为一个婴儿准备多少尿布，就去居委会，找一个面目慈善的老太婆询问，然后自己再合理想像一番。我从商店买来各种绒面棉布，铺在床上操起剪刀就裁。裁衣服一直是我比较畏惧的事情之一，纵然有很丰富的想像，一旦面对布料我总是迟疑不决，总是担心裁剪不成功。现在可好，我总算学会毅然决然了。因为我没有时间迟疑。孩子在足月之后是一定要出世的。衣服裁剪好了就上缝纫机缝制。在缝纫机嗒嗒嗒嗒的声音中，一套套婴儿服装就诞生了。如果缝纫机中途出了毛病，我立刻又去修缝纫机。接着，我做童鞋童袜，织小毛衣小毛裤。所有这一切事情，对我来说，都是从来没有做过的。我也不管懂还是不懂，会还是不会，总归是一往无前往前闯。比如小毛裤的开裆怎么织，婴儿衣服的和尚领怎么滚边，我都是想当然地自己发明创造。我一天比一天自信起来，大有“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气概。
随着孕期的增长，肚子在日益膨大和沉重，我感到自己累得厉害。人坐也不行，站也不行，躺也不行，全身的骨头酸痛难忍，三十岁的孕妇可真是老了一点。我咬牙坚持着。每天清早去电车站挤车上班，下午又挤车回家，江南江北来回跑，然后利用业余时间做这做那，酷像一只衔泥的雌燕。
在临产前一个月，我忽然想到也许我将来会奶水缺乏，我想得赚一笔稿费预备给孩子买奶粉，否则到时候没钱岂不苦了孩子？我想到就干。腿肿肚大没办法坐下来写作，我就站在桌前写。我站立了十来天，写完了中篇小说《不谈爱情》。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地为了挣钱而写作，内心里居然非常安详和堂皇，丝毫不觉得对文学有什么亵渎。《不谈爱情》写起来十分顺手，后来一发表，竟被全国各种刊物纷纷转载。这一笔稿费专款专用，果然成为了我女儿的奶粉。
小被子准备好了，小枕头准备好了，小衣衫准备好了，柔软的尿布准备好了，一笔小小的专款也将如期而至。我全靠自己的努力，为我的小家伙准备好了一切。来吧，孩子。
就在这些日子里，我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在全国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小说在《上海文学》发表后，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及一些报纸转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等报纸不停地有评论文章。我丈夫把这些报刊搜集回家，希望让我高兴。我很高兴，但也不免心中酸楚。这简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我正处在人生的烦恼中呢。我成功地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烦恼人生。
其实也就是十个月。我吃的苦很多，想的事很多，悟出的道理更多。我变得果断了，独立了，务实了。我不再为一些小小的情调所动心所陶醉。我的虚荣心也少多了。人坦率多了，胸怀也宽阔多了。我家阳台前有棵大树，我伏在阳台的护栏上的时候觉得我很像它。我很低，根扎在土里；我又很高，头昂在云空。后来的研究者和评论家都说我成名于《烦恼人生》，我想这种说法也许有道理。而我自己当时真是没有成名的感觉。我没有和新闻界接触，尽量回避记者，创作谈是丈夫替我写的。而我却处在心力交瘁的孕期。我已经太明白社会上的热闹与荣耀对我毫无用处。我还是得吭哧吭哧拖着大肚子操心劳累，我还是吃饭不香睡觉不甜，日夜惦记着腹中的胎儿。什么也比不过人的重要，比不过一个幼小的生命重要。怀孕真是一种奇特的经历，女人既造就了一个新生命又造就了一个新自己。
预产期就要到了，我突然害怕起来。
尽管我做过医生，尽管我在妇产科实习过，尽管我亲自接过生，可事情轮到自己头上，就完全糊涂了。我不知道我会什么时候生孩子，是否能够顺利生产？孩子会不会缺胳膊少腿？我们母子能不能平安渡过这一关？我心中阴影重重，恐惧极了。当预产的日期到来时，我盯着日历，捧着肚子，不知道自己在这一天会发生什么变化。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七日，这一天是我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一天。从清晨开始我就坐立不安，高度敏感地感觉着胎儿的一举一动。他稍稍动得厉害一点，我就以为他要出世了。我吃不下东西，合不上眼皮，一心等待着我的孩子来到人间。分明他就在我的肚子里，可他似乎在遥远的某地正向我走来。我翘首眺望，就是看不见他的身影。但我们肯定是有约的呀！秋天天气很好，我从窗前看着太阳移过湛蓝的天空，最后没入地平线。电灯亮了，我无意中一瞥镜子，发现自己眼圈都黑了，脸浮肿着，脸色苍白，疲惫不堪。我凑到镜子前，看着自己那双极度失望而空洞的眼睛，心里真有无限的感慨。有这样等过什么人的么？过去总以为谈恋爱的时候等待爱人是最苦的。爱人一旦失约，就胡思乱想，虽然有对他的关切，怕他遇到什么天灾人祸，但也有对他的怨气，对他的挑剔。爱人忽然出现，好好一个完整的人，不由就恼了火，扭过头去不理他，抗议他的失约。然而等自己的孩子却不是这样，没有对他的怨气，没有对他的猜测，没有对他的挑剔，惟有期待，惟有对他的浓浓的不讲任何原则的爱意。
也许，我不应该把爱人和孩子相比较，那是两种不同的身份，两种不同的爱。在爱人面前，我愿意是他的孩子；在孩子面前，我则是他的母亲。道理是这样讲的，但母子之间那种刻骨的相思，那种无怨无悔无私无畏的挚爱，的确胜过了其它感情。我揣摸着自己与胎儿之间的骨肉亲情，连自己都不胜惊讶。
第二天又过去了，孩子他依然没有来。我的同事们来看我，发现我等得如此紧张，如此憔悴，就拿话激我，说：这是怎么啦？生孩子的事，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你着什么急？像我们过去生孩子，前一刻还在上班呢。”
我听了这话，初时不太入耳，认为她们感情太粗。过了一会儿，想想又觉得人家挺大方的，遇事不乱，一派大家风度。人是要有点大家风度的好，小女儿模样，愁兮兮的，孩子不降生你再愁也无济于事。于是，我就想找一些事情做做以分散注意力。
找什么事情做呢？同事们建议：去剪头发。
我自幼没剃过胎毛，从小到大一头乌亮的秀发。在我看来，女人的头发是最重要的，除了为女性增添美感之外，我认为它还可以体现女人的阴柔魅力。女人的头发便是女性的旗帜，是人间烟火之气的标志。不然，尼姑为什么偏偏要落发？出家为何要剃度？我也是滚滚红尘中的俗人一个，因此，我一向是十分爱护头发的。为了保护发质，我从来没用电烫和发胶摩丝之类的理化方法整理过发型，而且总是偏重留长发，至少齐肩，这样我的头发便有流畅的感觉，抚摸着它就像抚摸缎子一样。
现在这个时候就不能讲究了 大家说“：你的头发应该剪短，走，我们陪你上理发店剪头去。”
一般孕妇都剪短发。孕妇剪短发很有道理，之一是孕妇需要大量的钙，缺钙会导致头发脱落，短发总比长发需要的钙少，这样既保护了头发又保证了胎儿钙的供应；之二是孕妇产后要坐月子，行动不方便，梳头平添了一种麻烦，还是省去的好。
我们去了理发店。里面正好有一个孕妇在剪头发，理发师显然漫不经心。我问：师傅，你这是什么发式？”理发师说“：孕妇嘛，要什么发式。”几乎全社会的人都不把孕妇的头发当一回事，理发店剪孕妇头剪得最恶劣，没有任何款式可言，短短的粗粗糙糙的就行了。我没有像别人那样缺钙掉头发，我也不相信每天梳个头有多麻烦，所以我就不想剪头了。我一固执，矛盾就展开了，大家就讨论头发问题，就劝我，吓唬我，说是坐月子一个多月不准洗头梳头，看你这么长的头发难受不难受。
最后我说好吧，我剪。我知道我不剪会更难受。
在又一次动身去理发店的路上，我想：肚皮里的胎儿不知是男孩还是女孩。若是男孩，做母亲的丑一点就算了，小男孩总是憨乎乎的，问题不大；若是女孩呢，母亲就应该讲究一些，女孩心眼灵活，落地看一眼母亲，母亲就成了她终生的榜样。如果我的孩子是女孩，我宁愿她长得平凡一点，但要有一头好头发。这么一想就节外生出一枝，决定先到医院做个 超，看看胎儿性别再说。
我去了医院。一般医院有规章制度，不准许鉴别胎儿性别，怕影响男女比例。可我在医院是熟人，根本无须我提要求，做 超的姑娘就替我看了胎儿性别，然后神秘地问我想男还是想女？我说想女，她笑了，告诉我，你如愿以偿，你怀的正是个女孩。
女孩我坚决不剪头发。
我不再与大家啰嗦了。
我当然没去理发店。回家之后，我加倍细心地洗了一个头，把头发梳得顺顺的，在脑后编了根粗辫子。我知道我随时可能进产房，我不愿意自己搞得蓬头垢面，我要给我女儿良好的整洁的第一印象。
头发的风波平息了，心中的波澜却又轻轻荡起：怎么是个女孩呢？
说实话，我希望生个男孩。只是怕人家误以为我重男轻女我才不对人说真心话。如果让我说出我真实的心愿，我愿这辈子儿女成群，就像美国电影《音乐之声》的主人公那样， ，七个孩子一串音符。然后骑着自行车，带着我的由大大小小的自行车组成的车队，唱着歌，去郊外春游。遗憾的是，这只能是一个梦，永远的梦，此生无望的梦。我被国家规定了，只能生一个。生一个便只有一个选择，是男便是男，是女便是女。男女其实是一样重要的。有男缺女是遗憾，有女缺男也是遗憾。我之所以想要男孩，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女人太苦。身为女人真的是太苦。不漂亮是一大不幸，漂亮却又怕红颜薄命。一想到自己将来的女儿也要来月经，结婚，生孩子，心里就万分的难受。可身为男人就幸福多了，漂亮可以潇洒，丑也可以潇洒，永远不知道流血和疼痛是什么滋味，多好！女人的一生，没有爱是不幸，拥有爱也不见得幸福；无情心寂寞，多情心更寂寞；太强了人疏远，太弱了人欺负；靠别人生活日子难过，靠自己生活日子也难过。可男人，多情多爱是风流，无情不爱是冷峻。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职业都是男性的，从政治家到马路边的乞丐，无一不是男性占绝对优势。迄今为止，中国社会还是男人的社会，我没法不希望生男孩。
另外，我怎么告诉我丈夫呢？
我们在怀孕的十个月里经常猜测孩子的性别。我像所有的孕妇一样，也问过丈夫，喜欢男孩还是喜欢女孩？丈夫非常狡猾，说生个什么就喜欢什么。他一直不赞成用 超“超”胎儿，他认为超声波对胎儿有害。他对胎儿的性别似乎一点也不在意。对于这种表面看起来满不在乎的男人我可是比较警惕的，他准有一颗心藏在极深的地方。
我定睛看着丈夫的眼睛，慢吞吞地告诉他我做了超，我们是个女儿。
丈夫毫不迟疑地说“：好！”
他眼睛里没有别的表情。我只好顾自叙说身为女人的种种痛苦和艰难。他一句话就打消了我的忧虑。他说：女人有什么不好？比如你就挺好。你的社会比许多男人的社会大得多，也不见得付出了更多的代价。”
我说“：我也许是一个个例，我憨，憨人有憨福。” 他说“：有憨母必有憨女，顺其自然吧。”
对，顺其自然吧！心疼女儿是母亲的天性。而女儿说不定会非常荣幸自己是个女人的。
就这么着，让三三两两的事情分散着注意力，时间似乎稍稍过得快了一些。
在十九日的晚上，我正要睡去，身下忽地涌出一片温热。我的心猛地一沉，明白这是早破水了。来了，我们母子的劫难。我们到底要经过多少跋涉才能相见？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团聚？我这个人就是运气不好。凡是我真爱的东西总是非常难以得到，非常难。
破水是在子宫口全开，胎儿即将分娩时产生的现象。胎膜破裂后，羊水流出，胎头则由这股力量引导着下降到阴道口，便连贯着发生分娩转机，胎头俯屈，接着内旋转，接着仰伸，接着外旋转，接着前肩娩出，接着后肩娩出，再接着胎身和四肢娩出 一个婴儿就呱呱坠地了。
由于我拥有专业知识，曾千百次地用这套正常分娩过程为自己想像着接生。人体是一架非常奇妙而精密的仪器，胎儿与母体配合得天衣无缝，接生者无非是因势利导，助他们一臂之力罢了。十年前，当我为一个健康正常的产妇接生时常常情不自禁地感叹，感叹母体与子体竟有那般绝妙的默契。相比之下，自然分娩是那么灵巧，顺理成章，而人工辅助是那么笨拙，画蛇添足。我相信人类从前一定是可以由个人自然分娩的，后来慢慢地被人类自己娇坏了。我就是一个被自己娇坏了的女人。我非常怕疼，我的身体过分敏感，一只蚂蚁的轻轻爬行便可以激起我全身的紧张痉挛，一杯茶水足可以导致我彻夜不眠。十年前的学医，筑成了我心理上厚重的障碍，因为这种心理障碍我竟然差点不要孩子了。
我终于在慢慢地懂事，结了婚，怀了孕。我锻炼自己的意志，克服自己的懦弱，磨砺自己的神经。十月怀胎，我静思内省，胸怀坦荡，不说谎不奢望，对天对地对人尽量做到一片赤诚；我给钱给所有向我乞讨的人；我坚持打扫公用楼梯；我崇尚自然。我希望我有朝一日能够正常分娩。在那个秋天，我养的一盆小小石榴结出了十个鲜艳的果实；我的文竹枝繁叶茂；我的金鱼肥硕而漂亮。这些都应该是好征兆。
但是我到了预产期不发作，现在又突然三更半夜早破水了。
早破水就是子宫口没全开，胎儿还没准备发动攻势，胎膜却已经破了。轮到胎儿出来时，将没有羊水为他引导和润滑产道。我女儿的人生第一步怎么就如此艰涩呢？我真是不敢深想。一想到我女儿尚未睁开眼睛就要靠自己奋斗，我的眼泪就如泉如潮。我帮不了女儿，我内疚极了！
我的早破水吓坏了我丈夫。那时候医疗条件远没有现在好，急救车不会公布电话号码，我们家也没有电话，生孩子还须在对口医院。幸好我们在医院有熟人，人家黑夜里也出了诊，很快就赶来了。她们为我做了检查，说宫口开得很慢，估计到天亮也不会全开。于是就让我平躺着，垫高了下半身，等待宫口扩张。她们长期在妇产科工作，对各种意外司空见惯，不以为然，对我说“：剖腹产算了，自己生多疼，又早破水了。”
我告诉她们只要羊水流得不多，没有危及胎儿，我还是想自己生。
我固执地认为胎儿经过他应该经过的路程比走捷径要好。胎儿他得有个相对缓慢一些的过程才好适应人间。为了孩子享有正常的过程，我就疼一些好了。
腹疼几乎是在早破水的同时发生的。一阵一阵的疼痛使我很想侧卧一下，蜷缩一下或者翻翻身。但一动又怕羊水往外流。羊水流多了胎儿不仅不方便出生，而且还失去了在子宫内的生活环境，他会因缺氧而窒息甚至死亡，我哪里敢动！
在这漫长得无边无际的夜里，我硬撑着仰卧在床上，头朝地脚朝天，手里抓着一条手绢，疼痛袭来时我就使劲咀嚼它以免发出呻吟吵醒了家人的睡眠。
我丈夫睡在我身边。本来他已经睡着了，我的早破水吓醒了他。他手忙脚乱地为我服务了好一阵子。医护人员来过之后他就放心了。起初他好像准备陪我熬过漫漫长夜，拿了一本闲书翻着。我疼的时候他就捏捏我的手以示慰问。
我说：你睡吧。”
他说“：许多女人埋怨丈夫在她分娩的时候没彻夜守着，一辈子都埋怨。”
我说：那是别人，我不会的。”
为了怕落个一辈子的埋怨而守着妻子 那些蠢男人和傻女人！我早就是不需要那些虚假文章来敷衍的女人了。做丈夫的只要有那份心，哪怕他此刻远在天涯海角呢。我想对丈夫说这几句话，话到嘴边觉得既无力气又无必要。张张嘴我什么也没说。
丈夫睡了。可是他一睡着我就开始瞅他的眼睛。没有别的意思，没有埋怨和感伤，只是因为在这垂挂着厚重窗帘的小房间里，当他的眼睛睁开时才意味着长夜的结束，白天的到来。
疼痛在缓慢地加剧。我运用自己从前学到的知识，让自己在疼痛的时候哈气。呼 吸 我指导着自己。可是我发现这一套书本知识顶不了多大用。我还是疼。而哈气却使我嘴唇干裂得像久旱的土地。我不敢动弹，我盯着热水瓶无限向往就是不许自己动弹。如果我起身喝水，羊水肯定又会流出来不少。我必须设法使羊水保留在子宫里，让它滋润着我的孩子！天亮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具僵尸，全身的骨头无一处不疼。
我丈夫一睁眼，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说：怎么啦？”
我说“：天亮了。”我说“：快喂我喝口水！”喝水的时候，我的眼泪扑扑地掉进水杯里，我自己又喝干了它。
腹部的疼痛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我已经疼傻了，呻吟的气力也不再有，仅仅只能在嗓子里头呜咽，像条垂死的狗。
医生说住院吧，再不住院怕出危险。我就住进了妇产科病房。医生给我检查了之后说宫口还是没有开全。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孕期一切正常，我的骨盆尺寸也反复测量过，横径啦斜径啦也都十分标准，超提示胎儿也不特别大，为什么宫口就是不开？医生朝我发问，可我问谁呢？
我不知道原因在哪里。万分疼痛熬不过去的时候，我暗暗乱叫一气：菩萨！上帝！主！我眼前浮现出教堂的尖顶，西藏的寺庙，归元寺的千手观音，等等，等等。我恳求普天下所有的神灵：求求你们！求求你们！
母亲来到我的身边，不停地抚摸我的额头，为我擦汗。丈夫也在我身边，不断用眼神鼓励我。可是没用！没有什么人能分担女人此时此刻的痛苦。人都有无能为力的时候，而我此刻需要的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力量。
事后回想起这段经历，我豁然理解了宗教的魅力，理解了天下善男信女们的心。我知道从此以后我会敬重宗教，认真读他们的书。事实就是如此：当一个人痛到极处，苦到极处，爱到极处，除了寻求宗教的理解，似乎很难找到别的什么寄托了。
到了下午，我的情况更糟糕了。我被送到了急救室，吊上了液体。妇产科主任与我很熟悉，她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手术做得十分出色。
杨主任问我“：受得了吗？”
我当然受不了。可我回答：还行。”
杨主任说：我们再坚持一会儿，看能不能自己生。”
我说：好的。”
“再坚持一会儿”这句普通的话对我来说是多么沉重啊！可再沉重我也得接受下来。我太想让我女儿正常出世了！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在一分一秒地苦捱着时光。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护理我的医生听罢胎儿的 心音之后脸色骤变，说：不好，胎心加快！”
医护人员马上围过来检查和观察，很快就用了一些药，可药品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胎心继续加快。
我女儿在宫内缺氧了！
杨主任赶来，诊断说“：胎儿宫内窘迫，必须马上进行剖腹产。”
我说“：没有别的办法吗？”
杨主任说：没有了。胎儿现在严重缺氧，憋得厉害，剖腹吧。”
我只好放弃了最后的坚守。我白白地疼痛了一天一夜。我说：好，那就赶快剖腹吧！”
在护士们飞快地推着我向手术室一路小跑的时候，我再次泪流滚滚。我的女儿还没有出世就已经窘迫了一次。我觉得这都是我不好，因为我没有力量，生不出她，我没有供应她足够的营养，使她体力充沛地挣扎出来。我对不起我的女儿！
但愿人生刚开头的这一次窘迫能够抵消我女儿终生的窘迫，但愿！只要让我女儿一生平安，我愿付出任何代价。
在进入手术室的那一刻起，时间过得真慢，我女儿在子宫内缺氧窘迫，可医生护士们还是不慌不忙地给我量血压，注射这药注射那药，采血配血浆，左一块白单子盖在我身上右一块白单子盖在我身上。我恳求她们：“请快点好吗？”
她们居然笑得出来。她们边笑边说：够快的了。”麻醉师将我在窄小的手术台上拨来拨去，用冰凉的手好玩似的数我的脊椎，我又一次地克制不住，几乎是用乞求的口气说“：请快一点好吗？”
麻醉师反问“：这还不快？”
最后我只好叫住了杨主任，我要杨主任快一些。杨主任举起消过毒的双手，说“：好，我们这就开始。”
但是她仍然从容不迫地看了看钟，该做什么还做什么。我随着她的目光看去，发现时间居然只走了十分钟，十分钟，一切基本准备就绪，这对手术室来说已经是够快的了，这个我知道。我为自己发疯一般催促她们感到抱歉。但是，时间这个东西我认识它，它不是均衡的，不是永恒的，它欢乐时短，痛苦时长，尤其对女人来说更是如此。
手术开始了。
杨主任拈着一根针划了划我的脚背，问：有什么感觉吗？”
我摇头。
我的脚和小腿乃至膝部往上一点都麻醉了。杨主任划了一下我的大腿，我被刺得抖动了一下。杨主任皱了皱眉，又划了划我的肚皮。我的肚皮抽搐了。“疼吗？”
“疼。”我说。
麻药的剂量显然不够。
我心里头正在埋怨麻醉师。杨主任却微笑着俯下身，对着我的脸说“：我告诉你一个情况，你不能再加麻醉剂了，因为你前几年动过一个大手术，现在的麻醉得用很大的剂量才管用。但是胎儿的情况不好，用大剂量他就有更大的危险。怎么样，能忍受吗？”
顿时，我明白了我的处境：我的胎儿需要我就这样剖开腹部，不彻底麻醉就开刀！
在那一瞬间，我的确非常震惊，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这么可怕的事情会出现在我的身上。说实话，我害怕。平时我划破了手指头都疼得掉眼泪。这不光是我有娇气，事实上我是个痛域值非常低的人。痛域值是个医学术语，它是指人体耐受疼痛的能力与范围。对于人类来说，个体之间的痛域值差异很大。传说关公不用麻药就能够刮骨疗毒，我相信除了他的意志力之外，他的痛域值一定很高。
我大大地睁着眼睛，望着杨主任。我全身的肌肉已经在哆嗦。但这一瞬间飞快地就过去了。我闭上眼睛，沉着地告诉杨主任“：就这样剖腹吧。”
四周静静的。我听见杨主任吩咐护士说：我一取出胎儿，你就赶快推麻药。”
护士说：知道。”她说着用手轻轻抚摸我的鬓角。
我此时此刻却没有眼泪。我在全身心地聚集着我的勇敢，我的坚强，我的忍受力。我无声地问自己：你不是说宁死也要保住孩子的吗？
疼痛算什么？我想像着我女儿在子宫内憋住了气的难受模样，我想只要我挨一刀她就可以畅快地呼吸了。如果是这样，一刀算什么？十刀我也愿意挨。
医护人员加固了我身上的束缚形式，往我嘴里塞了一块敷料以防止我在疼极时咬破自己的舌头。我想告诉大家我会忍受住的，可是我已经没法说话。
当听见刀剪钳子等手术器械相碰撞的叮当声响起，我再次睁开了眼睛。我望着上方的无影灯，觉得它是有影的。它是一面镜子，我从中看见了杨主任，她浅蓝色的口罩和帽子，她手中雪亮锋利的手术刀。
我等着等着。首先触到我皮肤的是杨主任的手指。她用指头在我肚皮上划动，划得太温柔，这份温柔让我心惊肉跳。
突然，一阵巨痛刺进我的身体，我无法形容那疼痛。当一柄刀子切开人的腹腔时，文字就显出了它的苍白与无能。我怎样描述才能向人们传达那种手术刀切割肉体的感觉呢？我没办法描述。我只能说我疼死了！真是疼死了！
切开了腹部，切开了子宫，发现胎儿脐带缠颈，于是只好再切，扩大开口。在这种时刻，我最希望的就是哪一刀能够干脆利落地捅死我。
疼到极处，我顶不住了。我的心跳紊乱起来，头脑里一片昏暗沉重，汗水从每个毛孔往外涌，整个人失重地恐怖地往无底深渊掉下去。医护人员的声音从一个呼啸的大洞中浮现出来，她们在叫嚷“赶快输氧”、赶快输血”之类的话语。我不知道我的身体全垮下去了是什么还坚持着。我清醒着。我听见我在对自己说话：别昏过去！别！还没有看见孩子呢！孩子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别昏过去！别走开！我真的听到了自己的声音，非常熟悉的声音。于是我顽强地拽住一只手，等待着见我的孩子一面。
事后我才知道那是我母亲的手。我母亲也是医生，她披了件白大褂，在手术台边紧紧握着我的手。
忽然我的颈部注入一股凉气，这是麻醉剂！我抗拒着这突如其来的诱惑力非常强大的舒泰感，不肯睡过去。我还没有看见我的孩子，她好吗？
几个护士围在一块儿忙碌。我盯着她们，心里充满恐怖感：她为什么没有啼哭？她会不会缺胳膊少腿？就在这时，手术室里升起了初生婴儿的啼哭声。一听到这哭声，我居然昂起了脖子，四处扭头寻找，仿佛刚才没疼痛没流血，仿佛此刻没有人在我肌肉里穿针引线地缝合。护士们欢欣地笑了，接着是七嘴八舌的赞美，说这婴儿皮肤好白，头发好浓。
我说：妈妈，看看她的胳膊腿。”
我母亲说“：嘿，齐整得很。”
我母亲将婴儿抱到我眼前，果然是白皮肤，浓头发，苗条的个子，眼睛还不曾睁开。就是她？这么小的一个小东西？小东西动手弹脚地哭着，哭声格外地与众不同，嗓音和流行歌星一样沙哑动人。发音也不是一般婴儿的“巩啊巩啊”，而是清晰无比的“爱，爱，爱”。我的女儿一出世就是一首歌！我心里涌动着热潮，趁母亲不备就去摸她。可机灵的护士拦住了我，另一个护士很快抱走了她。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下午十七时我被推上了手术台，十七点四十五分，我的女儿出世了。
我女儿身高五十六公分，体重三点二五公斤。刚从母体拽出来的时候脐带绕在脖颈，呼吸困难，十分窘迫。当护士阿姨给她吸去呼吸道堵塞物，剪掉脐带，拍打拍打屁股，她就充满感情地唱起歌来。
只看了唱歌的女儿一眼，我就瘫软了。腹部疼痛大减，睡意一阵阵袭来。我大功告成，我放心了，还没有离开手术室，我就已经昏昏沉沉睡着了。
我一觉醒来已是午夜，麻药的劲道已经过了，我是被疼醒的。这次的疼我可忍受不了。我不住地呻吟，不住地请求夜班护士，我反复地说“：给我一支杜冷丁吧！”
我丈夫试图从精神上减轻我的疼痛，便想起了一个好消息。他告诉我今天白天收到北京的一份电报，《小 说选刊》编辑部发来的，说我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获得《小说选刊》沈努西杯优秀中篇小说奖，并通知我赴京参加颁奖大会。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我是高兴的。换一个场合，说不定我会请我丈夫吃一顿丰盛的晚餐，我们俩要举杯庆贺一番。《烦恼人生》毕竟是我封笔三年之后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它的获奖向我展示的是我文学创作的一片生机。
可是，今天我完成了另一件更伟大的事业。我忍受了剖腹的剧痛让我女儿诞生了。与之相比，世界上任何的荣耀都黯然失色。我女儿就是我最好的奖品。我为自己骄傲，为自己自豪。我把北京的电报往枕头底下一塞，毫不谦虚地说：往后我的小说会更好。”
接着我疼得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孩子已经平安出世，我可以放松地自由地嚷疼了。我得寸进尺地要求：“再给我一支杜冷丁！”
我幻想着所有的疼痛完全彻底地离开我。
我折腾了一夜，累了，清晨时分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
妇产科病房是医院里最不安静的病房，老有推车的轱辘声，一会儿推人进产房一会儿推人从产房回病房。不过大家住上几天病房，也就习以为常了。但是有一种推车的声音永远能激起病房的骚动，那就是婴儿车。每当躺着十来个小宝宝的婴儿车出现在走廊，父母们就奔走相告：来了来了！然后就赶快去抱自己的孩子。
在矇眬的睡梦中忽然听到推车的声音和伴随其后的“来了来了”的嚷嚷声，我激灵一下就醒了。我发现这已是新的一天，而我的女儿已经在昨天下午出世了。我兴奋地连声叫我丈夫，让他快快去抱我们的孩子。
我丈夫呵欠连天，说今天不可能有我们的孩子，因为医院已经通知过了，剖腹产的婴儿三天之后才能出婴儿室。
“为什么？”我气愤地说“，这不公平。”
我丈夫摊摊手。
我更气愤了。我想你摊什么手？一个男人应该想办法满足妻子的合理要求。
我丈夫一夜未眠照顾我，此刻满眼红丝，渴望睡眠。其实我何尝不感谢他。但想见孩子的愿望却使我变得蛮不讲理。
我说：你去把她抱来！”
丈夫说：我怎么去抱她？医院有规定的呀。”
我说“：什么规定？现在有什么规定可讲？规定不都是人为的？这里都是熟人，怕什么？你怕，那我去！”
我说着就挣扎着起床，一挣扎腹部的伤口就疼痛起来，一疼痛我就不由自主倒在了床上。丈夫为我掖好被子，说“：你看你，你现在开始坐月子了，就是没有动手术也是不准出门的呀。”
他这么温柔的态度，我就不好意思倔犟了。平时我丈夫的脾气是很硬的，哪能受女人的气？如今这般忍辱负重，也是因为爱孩子。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我找他的岔子干什么？我不再找丈夫要孩子，将头缩进被子里百般劝慰自己再等待一会儿，十个月都等过来了，一江水都喝了还在乎这最后一口水？
劝是这么劝自己，想想还是觉得很委屈。昨天只让我看了孩子一眼，今天只剩下了一个模糊印象：一个白嫩的小粉人儿。我如此这般挨刀流血辛辛苦苦生了她，可还是用一个教条的规定不让我们见面，这不是活活气死人？
孩子出生的第二天，我们母女的第一次合影。 我母亲来看我，我第一句话就说“：替我把孩子偷出来好吗？”
我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不一会儿，我母亲就抱来了孩子。
那是一只花色鲜艳的襁褓。我一看见襁褓，心就咚咚咚地加快了跳动。我伸出双手接过了我的孩子。
我母亲对她的外孙女说“：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妈妈。”
妈妈！我想，我成了妈妈！我的脸一阵火热。我埋头在女儿的襁褓里掩饰了我初为人母的羞涩。我是没有料到和女儿见面的时候会脸红的。一点都没有料到。
我女儿那细腻的眼皮抖动起来，她慢慢睁开了眼睛。我注视着这双纯净无比的眼睛，满心满腹的话语只化作了一句悄悄的问候：早上好，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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