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天公不语对枯棋 不完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
一春无日可开眉，未及飞红已暗悲。
雨甚犹思吹笛验，风来始悔树幡迟。
蜂衙撩乱声无准，鸟使逡巡事可知。
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
——清·陈宝琛《感春》
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完美的。
人们公认的事实是，大多数获奖人的研究课题，大家都没有了解。大家无从知道那些赢家究竟做了些什么，值得获这么大的荣耀。即使从事经济研究的一部分教授，也总是坦白地说：“不知瑞典皇家学院为何要把奖项颁发给这一个人，这两个人或者是这三个人？”
关于中国人何时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猜测，有人说：“这是个很单纯的问题，就是水平远远不够罢了。正如有一个孙继海在英超踢球，是远谈不上什么时候拿世界杯的。”
不管是否是酸葡萄心理，围绕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兴奋，与前些年相比已经减弱了很多。而且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大多数人明白了：我们在某些方面的距离，短期内是穿着跑鞋也追不上的。一味地强调诺贝尔情结，常常是吃力不讨好。
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从1969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总是被美国大学的从业者拿走。美国人主宰诺贝尔经济学奖，已是不争的现实。从1999年罗伯特·蒙代尔获得殊荣以来，美国人已经是连续六年拿到此奖项。而且有专家表示，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也不会有人惊讶。甚至瑞典皇家科学院都表示：美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动力，其部分原因要归于是他们花在研究上的钱。这自然是说，现代经济学的智力重心已经移到了美国。
在获奖者获奖时就职学校方面，芝加哥大学占绝对多数，共有9位。另有10位获奖者曾短期或长期就读或者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因此有“经济新自由主义芝加哥学派”之称。芝加哥学派获奖人数如此之多可能也与瑞典从福利国家向政府作用更小、经济更自由的国家作政治转型有一定关系。剑桥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大学各有3名以上获奖者。
我们容易产生，也倾向于轻易地抹杀自己的诺贝尔情结。事实上，与中国一样经济高速发展的印度，也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寄予厚望。特别是在1998年，终于有印度人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获得这个最高奖项。这种期待终于在发展中国家梦想成真。但我们还是要注意到，有为数不少的印度裔经济学家是在美国从事着前沿研究。而且与其他社会学科相比，印度人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也最成熟。
可到了今天，印度学界意识到，与其徒劳地期待和预测印度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如出现更多的商业管理领袖，听起来更有希望，更令人鼓舞。印度人意识到，自己在国际上被引用的论文索引，实在是乏善可陈，而这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关重要。
比较起来，中国学者甚至更没有优势。大部分人的研究，还停留在学习西方的阶段，没有原创性的东西出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曾表示，从中国目前的情况说，拿到诺贝尔奖至少是一代人以后的事情。这涉及到具原创性思想的出现，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需要长时间实践验证的过程。
但是，林毅夫依旧坚持不懈地邀请不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演讲。他希望以获奖者的现身说法，消除中国人对该奖项的距离感。“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倒也不是说一定要。比如说打网球，不见得每个人都一定要拿冠军，但你看到有人得到冠军会激励大家去努力，去作为一个奋斗目标，我觉得这样有一定的目标比较容易挖掘大家的潜力。”林毅夫说。
其实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充满争议。因为首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根本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多年来关于此奖项是否应该设立一直都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包括一些奖项获得者也都持反对或者保留意见。例如瑞典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缪达尔(GunnarMyrdal)就曾经呼吁取消此奖，虽然正是他在1968年帮助瑞典中央银行设立了这些奖并于1974年亲自领取了奖项。
第三篇 天公不语对枯棋 不完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
与他同年获奖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利(Friedrichhayck)在诺贝尔颁奖酒会上向瑞典国王和王后祝辞时也说到，如果当初咨询他的话，他会建议不设立此奖。
第二个争议在于经济学是否是门科学。事实上，经济学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其他奖项获得者所轻视。反对者认为经济学不够科学的标准，也不能对人类进步作出足够的贡献来继承诺贝尔这个名称的荣耀。毕竟，在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学的毕业生获得的是哲学学位。
这种说法突出了经济学被排斥在科学之外的状况。在传统意义上，“科学应该是有基于事实的理论模型。它包括知识的系统化、现象的观察和可以被实验或者其他方式验证或者否定的假设”。
经济学中许多伟大的概念比如“看不见的手”、“比较优势”以及“劳动力分工”等都是在20世纪前提出的，但概念本身并不是科学。正如贝多芬、莫奈、柏拉图对于声音、色彩和哲学都有卓越的理解，但这些天才们都不是科学家。因而，诺贝尔在19世纪末设立时，经济学并不具备一门科学的要素。
有人说：“把科学和诺贝尔加在这个奖项的头上，是多么荣光的一件事情！这个荣誉是如此的沉甸甸，单凭此，就可以获得数十亿的贷款。不幸的是，在现实经济中，它几乎无法产生货币价值。”
传统上，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作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长期以来，经济学被普遍视为是一种依赖于实际观察的经验科学，但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Marshall)在1890年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经济学原理》，自此经济学知识开始系统化。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学已经转型成为了一门符合科学所有要求的技术学科，充满了定义、证明、参数估测以及假设测定。有些人甚至认为，如今的经济学已经比物理学更加数学化。
在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纷纷抱奖而回后，许多人开始认为没有足够多真正杰出的经济学家配得上这个奖。于是关于得奖名单的争议也越来越大。
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70年代的获奖人基本没有引起太多争议。罗宾逊(JoanRobinson)、卡尔多(NivholsdKslfot)、勒纳(AbbaLerner)和帕廷金(DonPatinkin)可能是由于离世过早而没能获奖。到80年代中期，那些无可争议的伟大人物或者已经不在人世或者已经得奖，评奖委员会更难做出让所有人都满意的选择。
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评奖委员会将1972年的奖项共同授予阿罗(DennethArrow)与希克斯爵士(JohnHicks)是一个错误。不是说希克斯不配得奖，而是因为阿罗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两到三位经济学家之一，他和1970年获奖的萨缪尔森一样应该得到单独肯定。而提出经济成长模型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梭罗在1987年才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青睐也显然太迟了。
诺贝尔经济学家地位崇高，但得奖者常常早已过了学术研究的巅峰期，甚至过了教书育人的黄金时期。这是因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很少将经济学奖授予近期的经济研究成果。与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52岁相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达到了67岁。有人批评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成了所谓的终身成就奖，这与诺贝尔奖“鼓励未来工作”的初衷相违背。
也许，由于政治与经济的紧密关系，瑞典科学院也想避免外界将奖项误读成为现有的政治或者制度行为。
有人认为，每两年颁发一次给40岁以下最杰出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在这一点上比诺贝尔经济学奖更有价值，但是两个奖都拿过的麻省理工教授梭罗一语道破天机：没人知道克拉克奖是什么，可每个人都知道诺贝尔。
第三篇 天公不语对枯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史(1)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与之前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以及马歇尔、帕累托为代表的着重于微观的新古典经济学不同，凯恩斯开始提出对宏观经济事件的解释。最早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凯恩斯学派的先驱，他们对计量技术应用的研究对凯恩斯学派的革命起了重要影响。Frisch(1969年获奖)、Tinbergen(1969年获奖)、WassilyLeontier(1973年获奖)和Haavelmo(1989年获奖)都属于计量经济学派。斯德哥尔摩学派的经济学家——GunnarMyrdal(1974年获奖)和BertilOhlin(1977年获奖)，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将期望元素引入了凯恩斯理论。SimonKuznets(1971年获奖)和Rich-ardstone(1984年获奖)则承担了凯恩斯理论的实证解释。
战后，凯恩斯学派分为了后凯恩斯和新凯恩斯学派。其中新凯恩斯学派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缪尔森(1970年获奖)、JamesMeade(1977年获奖)、Klein(1980年获奖)和RobertSolow(1987年获奖)试图将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而Hicks(1972年获奖)则因为其IS-LM模型而成名。
随后经济学逐渐从新凯恩斯学派转向了货币理论和政策。JamesTobin(1981年获)从理论上证实了凯恩斯的利率理论。FrancoModingliani(1985年获奖)和MertonMiller(1990年获奖)则在企业货币结构和投资需求上有很大贡献。HarryMarkowitz(1990年获奖)将投资组合概念引入了投资理论。WilliamSharpe(1990年获奖)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以定价股份和债券。之后FischerBlack(早逝)、RobertMerton(1997年获奖)和MyronSchole(1997年获奖)提出了期权定价理论。这些理论共同构成现代金融经济学的基础。
1945年后，新自由主义开始萌芽。Arrow(1972年获奖)、Koopmans(1975年获奖)、Debreu(1983年获奖)和Allais(1988年获奖)是教学方法的倡导者。他们最重要的两项贡献是一般均衡理论和成长理论。他们创立的方法论和概念本身一样重要。其中，Kantorovich(1975年获奖)与数学大师GeorgeDantzig、FrankRamseu和JohnvonNeumann一起成为了优化方法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奠基人。
最成功的新自由主义是货币学派，他们强调货币最重要。Friedman(1976年获奖)是货币学派的掌门人，RobertLucas(1995年获奖)提出了理性期望理论。Stigler(1982年获奖)和Becker(1992年获奖)也属于自由市场思想流派，后来被称作芝加哥学派。
制度主义是与后凯恩斯主义相关的。它反对经济学抽象化和数学化。Myrdal(1974年获奖)、TheodoreSchultz(1979年获奖)和ArthurLewis(1979年获奖)是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六七十年代，Coase(1991年获奖)、North(1993年获奖)和Fogel(1993年获奖)提出了制度的形成理论并帮助建立了现代制度主义的基础。
行为学派是制度学派的一个分支。它结合了心理学理论、数学方法及管理学一般理论。HerbertSimon(1978年获奖)提出人们不总是能找到最优解，这导致了微观经济学的革命。完全竞争和市场重建平衡被市场参与者的战略行为研究以及不完全不对称信息下市场失败的研究所代替。这导致博弈论和代理理论成为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重要支柱。Nash、Harsanyi和Selten(1994年获奖)，以及JamesMirrlees和WilliamVickry(1996年获奖)是上述两种理论的开创者。GeorgeAkerlof、MichaelSpence和JosephStiglitz(2001年获奖)则为不对称信息市场的一般理论奠定了基石。
这些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工具和思路被许多应用研究所采纳，包括政治和共同决策。Buchanan(1986年获奖)的公共选择理论正基于此。Sen(1998年获奖)则对社会选择理论做了重要贡献。
2004年挪威经济学家基德兰德(FinnKydland)和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EdwardPrescott)由于揭示了经济政策和世界商业循环后驱动力的一致性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三篇 天公不语对枯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史(2)
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学派的代表人物，提出了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认为：正的技术冲击引起劳动生产率提高，就业、投资和产出提高，总供给曲线上移，经济高涨；反之则反是。商业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即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市场失灵，政府没有干预经济的必要。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罗伯特·奥曼和美国人托马斯·谢林，以表彰他们通过博弈理论的分析增强世人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解释价格战和贸易战这样的经济冲突以及为何一些社区在运营共同拥有的资源方面更具成效”，因此获得了1000万瑞典克郎的奖金。
200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埃德蒙·菲尔普斯，这是美国经济学家连续第七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获奖的理由是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跨期权衡分析上所做的研究。具体说来，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快速增长，是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但是政策目标总是面临两者不可兼得的矛盾。通货膨胀与失业如何平衡？当前这代人的消费与未来几代人的消费的此消彼长又该如何抉择呢？菲尔普斯通过分析经济政策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改进了人们对这两个替代关系的理解。他强调，不仅储蓄与资本积累，而且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平衡，都基本上是福利的跨期分配问题。他的研究既对经济学理论，也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创新引领未来(1)
明月出天山，
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
吹度玉门关。
——唐·李白《关山月》
创新世界
弹指一挥间，白云千载。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年前，世界上没有安全有效的抗生素，没有飞机，没有电视，没有计算机。许多人死于普通的感染，欧洲的鼠疫令千万人丧命。耗时100天的海上之旅是从美国前往亚洲的主要方式，蒸汽机车只在极少数地区得以使用。但是因为世界在创新之中发展，所以我们对物理和生物世界的驾驭能力大大加强了。在100年前，人类的平均寿命不到50岁，时至今日，地球上的大多数居民都可望活到65岁甚至更长。
“机械化”和“水稻基因工程”改变了农业，地球现在可以养活自1929年以来已经增加了两倍的人口。我们大大延伸了空间物理学，在月球上留下了鞋印；我们创造了互联网，使得天涯两茫茫成为尘封的记忆；我们学会了如何解读人类基因组，克隆的技术令医学的神秘面纱逐渐掀开。
感谢创新，感谢技术的进步，工人们能够生产出的产品要远远多于1929年时的水平。美国单位小时的产量在过去75年间几乎提高了4倍，这意味着生产率平均每年上升两个百分点。其他许多工业国家也取得了相似的增长，而发展中国家也能够利用快速的空中交通和几乎瞬时的通讯网络而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但是当我们真正审视革新经济的状况时，我们会清楚地看到技术演变的进程并非一片坦途。近年来，信息处理和卫生保健领域的变化速度要远远高于能源、交通和制造等领域。在许多产业内，我们还在依靠可追溯至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陈旧技术。内燃机是19世纪60年代在德国发明的，托马斯·爱迪生的第一座商用发电站开办于1882年，而今天将铝土矿炼成铝的工艺则是于1886年首次向世人展示的。对于从1929年过来的人来说，今天的汽车和汽油泵看上去在功能上似曾相识，虽然在技术细节上有些差别，而今天的计算机对他们来说则是个完全神秘的东西。
目前世界上公认的20个左右的创新型国家所拥有的发明专利数量占全世界总数的99％。
创新在各个领域大显身手，虽然工业领域和信息领域出现了不均衡局面，但是我们必须把创新当作信仰一样坚持，因为文明的发展告诉世界，创新是世界的灵魂，也是这个星球发展存在的命脉所在。
技术创新
创新的整个过程远比大多数人所想象的更为微妙而脆弱。它既需要有为基础研究提供资金和鼓励冒险的大环境，同时又需要有能够发现最佳产品并将其投入市场的市场秩序。
创新的速度和途径对决定世界经济的未来至关重要。事实上，对于增长而言，拥有一个革新型的社会可能要比拥有一个高的资本投资率更为重要。自1995年以来，美国的商业投资平均只占全国产出的11.3％，几乎与前两个10年持平，显著低于日本。不过美国的生产率却大大提高了，原因在于迅速采用了新技术，其形式就是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
如果没有技术上的突破，要解决最为紧迫的长期问题将会非常困难。例如，从长期来看，如果没有新能源，将很难找到办法来解决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对能源高速增长的需求。而为日渐老龄化的世界人口提供承担得起的卫生保健也将是一大挑战，除非医疗生产率大大提高，而如果没有卫生保健技术的充分发展来降低医疗费用，这个目标也是无从实现的。
同样，如果没有创新型的新产业出现，美国工人也不可能拥有足够的就业良机。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告诉我们，一项技术突破，比如说互联网的出现，会极大地刺激就业，全新的职业类型也会应运而生，就像过去汽车和铁路等创新一样。美国的繁荣取决于它的全球创新能力，这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的道理。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创新引领未来(2)
创新不一定都是像互联网那样的技术突破。例如，它们可以是在制造、零售或者一个公司内部工作流程重组方面常见的改进。丰田汽车公司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创的精益生产理念向我们展示了提高质量和降低装配线生产成本的可能性。大约就在同一时期，沃尔玛连锁店(1962年开办了首家商店)之类的仓储式零售商的出现将高效的物流和紧密一体化的供应链条引入了零售业。这种创新应该说依赖的是对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这也正是美国零售生产率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欧洲的关键原因。另外一个恰当的例子是，成功实现在线拍卖的eBay公司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销售渠道。这种商业模式正在全球迅速得到推广，人们因此受益匪浅。
此外，金融创新的快速步伐，主要在美国，大大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和稳定性，这将带来更多的创新和增长。第一家真正的风险资本公司——美国研发(AmericanResearch&Development)成立于1946年，它在为创新型新公司提供融资方面得心应手。信用卡是1958年由美洲银行公司发明的，它的发明为美国中产阶级提供了简便而直接的贷款渠道。20世纪70年代住房抵押贷款的出现改变了住房的融资方式，使业主可以利用房产融资。今天花旗银行正在推广新型的非接触型信用卡，也许他们相信，创新的应用技术会使得他们重温ATM自动取款机发明时的辉煌。
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的创新应用，使得企业发展步伐加快，越来越多成长型的小企业一飞冲天，傲视同侪，只因为资本技术的创新使得人们的盈利预期可以提前兑现。更多的金融衍生品可以促进兼并和扩张，于是更多的货币流向市场，更多的卓越人士因此成就“财富神话”。
2006年，中关村将突破4000亿的营业收入，这一切都依靠知识、技术的创新。这里每年的研发收入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达到4％。创新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一个创新的中国在这里可以看到光明的未来。
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谁都说不准一定会怎么样。科学突破转化成适销的技术和产品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而企业能够弄清如何最好地利用它们也可能需要同样长的时间。
创新商业
产品主义是更现实的生存逻辑，但品牌主义也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大多数商品种类超越了简单的满足日常所需的要求。在供过于求、竞争激烈的市场条件下，品牌以及商业维度的技术性创新在引导商业的滚滚洪流。
创新意识为商业提供更多高附加值的东西，而不是原料成本自身。作为一种非产品的因素，商业的创新是附加值的决定性因素。在同质化市场中，创新成为市场的决胜所在。
创新的影响可以在中短期见到效果，企业的体制和机制，还有社会的价值导向都是重要的因素。现在的商业人士认识到创新已经成为商品附加值的最大来源。
思考一下喝咖啡这种简单的行为吧，这种看似平凡的日常行为，事实上意味深长。喝咖啡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个人习惯。它不只是个喝饮料的问题，其中还传达出了某种信息。此外，咖啡也是一种社会润滑剂。通常情况下，两个相约喝咖啡的人，可能对凑在一起聊天更感兴趣，而并不在乎他们实际上喝了什么。商业的创新让人们因为知道喝的是什么而更加兴致勃勃。人们逐渐意识到，杯中的咖啡，是经过一系列历史、经济和社会发展才到达你手中的。
因为这样，普通的消费品——咖啡被赋予更多附加值，从业者惊喜地发现高价咖啡市场惊人增长，销售网点不断增加。很多公司都因自己在成功革新方面的无能而深深自责。或许，有些时候，它们只是没有对身边的世界投以足够的关注，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去研究在有商家提供的情况下，哪种产品的革命性创新可能会让潜在消费者蜂拥而至。
高价咖啡的供应商已经取得了极其罕见的成功，而其他大多数商业活动对此似乎依然望尘莫及。他们的创新思维提升了人们对某种东西的需求。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创新引领未来(3)
高价咖啡行业的兴旺带给我们的另外一个重要启示，是让我们看到了存在于发达世界的一种重要的全球性趋势：走向高端市场，享受更高级奢侈品的愿望。正如《消费升级》一书中论述的：这个新市场中的胜利者不会低估他们的消费者，他们在创造性地努力提高产品本身和消费者整体体验两方面的质量。
沃伦·巴菲特说过，“你支付的是价格，你得到的是价值”。这样的商业创新是在近一个世纪才出现的，当我们还处于生活的基点水平线的时候，物品的价格只是反映自身的简单价值。
商业的创新令市场繁荣，消费者因此获得琳琅满目的选择和舒适惬意的生活感受。这样的商业，这样的日子，会在经济繁荣的理性条件下，由创新引导。
创新中国
时至今日，“中国制造”已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包括本土企业的产品，也包括了合资、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可以说，“中国制造”相对于短短的改革历程，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之骄傲，它是中国工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也给中国带来了国际声誉。
但是，当“中国制造”的产品大量流向国际市场时，因为国内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国家给予外商的超国民待遇，以及在石油等原材料方面的外部补贴，中国的创新能力被人寄予厚望。
如果缺乏创新，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中国的崛起将大而不强。
从经济数据上看，中国经济实力已排世界第四，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居世界第二。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产业附加值不高，平均国民收入不能跃居世界前列呢？其中的关键就是我们没有核心技术。不掌握核心技术的“中国制造”不是制造而是组装。中国制造业经济总量占全球的6％，但在制造技术领域，中国的专利发明数只有美国、日本的1/30，韩国的1/40。
国家的科技研发投入少是其中原因之一。中国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只占全球的0.3％。而我们寄予厚望的“市场换技术”和“资源换技术”的发展方式，效果也难如人意，中国汽车行业作为重点试验领域，已经成为各界质疑的焦点。
中国政府及时开出了“自主创新”的药方，希望通过自主创新，改变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让中国能从大到强。
大多数人不太注意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与1970年代石油危机前的西方国家非常相像，竞争性产业如家电、IT、手机、汽车、房地产都完成了一轮爆发性增长后归于平淡，重化工业如钢铁、能源、化工等行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据核心地位。西方国家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国内传统产业迅速被波及，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恢复到早期的劳动力雇佣水平。这种镜鉴不远，中国也同样值得警惕。
但有一个国家虽然也遭遇了石油危机，它的经济却在十年后重新蓬勃发展起来，它就是美国。奥秘在于美国利用十多年的时间转变成了一个创新型国家，如今美国每年新注册的公司是60万个，是1960年代的7倍，美国的风险投资资本在1960年代还是寥寥无几，但到1990年代已经迅速饱和。
自主创新是制度和体制的产物，为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中国已经决定从财税金融、政府体制、市场和法律各个方面进行改革。我们热切期待我们的国家用这些伟大的变革赢得这场伟大的赛跑。
“自主创新”战略提出后，我们实际上开始了一场新的赛跑。这场赛跑的结果将决定中国的国运，决定世界的未来。
未来十年，“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是我们的必经之路。中国企业现在还是处于追赶状态，但在追赶过程中我们的创新能力将会让世界为之震惊。
创新竞争
北美的商界有一个不切实际的观念，即设计和创新将主宰他们的未来，而一些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则会继续充当低技术含量和低成本商业运营的大本营。这一观念植根于大卫·李嘉图于19世纪开创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以英国用毛呢与葡萄牙交换酒为例子，揭示了只要拥有比较优势，各国就都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创新引领未来(4)
事实上，着眼于全球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并没有将创造、设计和革新的工作拱手让给“第一世界”的竞争对手们。的确，与这些竞争对手相比，它们在成本方面占据着惊人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能从事设计和创新工作。以所谓的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李嘉图式的逻辑也许根本不适用于当今社会，而这已不是它第一次遭遇尴尬了。
至关重要的研发工作和常规实用技术间的分界线正变得日益模糊。在全球化贸易的大环境下，这个趋势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如印度、中国这样的国家不但拥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而且每年还会培养出大量工程专业的毕业生，这些国家很可能会继续在技术就业方面获得最大收益，而且还将日渐成为重要的知识产权供应者。一些分析人士甚至预见到一种新的劳动分工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产品创新的最高层次，而把想法转变为实际产品和服务的所有工作都可以转移至其他国家和地区。《全新的思想》一书认为，“左脑”负责的是思维工作，这部分工作“千篇一律，工作方式类似于计算机，而且可以利用设计图纸进行总结和描述，鉴于亚洲经济体日渐崛起以及电脑网络的神奇作用，这部分工作完全将会转移至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美国则将仍然保持“右脑”工作的优势，这项工作“需要一定的艺术性、创造性以及对顾客体贴入微的态度，这需要你密切接触和了解市场”，美国在创新上存在优势。
不过上帝从来都会给勇敢者以机会。能力是不变的，优势是永恒的，这样的假设因为创新成为世界的灵魂而不再成立。气候、地理位置和矿产资源方面的自然禀赋也许会持久，但企业的潜力却是不容小觑的。同样错误的一个假设是认为竞争对手不会试图开发一种它们看上去并不擅长的技能。低成本是中国和印度等国的优势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会去培育自身的创新优势。
不要忘记，激烈的竞争一向是创新的可贵源泉。
创新未来
我们不禁要问：在未来的时代，我们是否能迎来同样令人兴奋的巨大变革，就像在信息技术和卫生保健领域已经发生的那样？变革的进程是否会缓慢一些，创新的领域是不是会出现极大的不平衡？更趋于渐进式的对现有的技术和产业进行改进，而不是产生全新的飞跃？简而言之，创新经济将走向何方？
那么必须意识到全球经济可能正处于一个可以与过去200年相媲美的创新时代的全盛时期。所有有利的因素都已经具备了：科学正在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将资源用于研发和教育，而企业经理们也对变革的重要性深信不疑；更为重要的是，单极化的世界已经消失，政治多极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更多的国家走向民主，走向市场，这一切都是创新发展的土壤。
综观各个领域，从能源到生物技术、从软件到汽车，创新都处于进行之中，这些创新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革命性变革。
近年来，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一直在为纳米技术打基础，为原子和分子级的工程技艺铺路。这样的小奇迹最终可能会制造出基于碳纳米管、微型医学探针、新型光线和新型太阳能电池的、运行速度要高得多的计算装置。
也有迹象表明，能源技术将实现大突破，有望产生高效的燃料电池、利用太阳能的新方法以及更为安全的核电厂。煤变油的技术研发正在步步推进，只要解决清洁排放的问题，广泛的普及就指日可待。这些进步有望在不远的未来颠覆能源经济学，减弱世界对石油和其他矿物燃料的依赖程度。把能源问题上升为战略高度的大国将对此不遗余力，做出最大的贡献。
而在生物科学领域，目前健康和死亡所面临的种种限制将来可能都会被跨越。因为DNA序列组的破解，医学人士正在寻找生命运行的根本方式。如果他们能弄懂基因重组变异的密码，将会对人类的医疗技术产生惊人的影响。在1946年，当时计算机和电子技术的潜力才刚刚萌芽，那时人们满怀憧憬。今天，我们同样有理由期待。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创新引领未来(5)
并非巧合的是，就在革新走向全球化的同时，这个崭新的技术浪潮正在蓄积力量。在工业化国家，非国防性私人及政府研发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从1981年的1.6％上升到了2002年的2.1％。1988年以来，已发表的惠及全球的科学研究论文增加了40％。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都在借鉴美国的方式，将更多的资金投入高等教育，这产生了关键的革新投入，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走向工作岗位。
而且，革新的“火车头”——美国仍然生气勃勃。美国引导着革命性创新的潮流，在短时间内，技术领先的美国在创新方面将会把可能实现的领域继续扩大。
闭上眼睛，冥想未来，在“信息革命”之后会不会有一场“生物”、“能源”或者“纳米革命”呢？没有人知道。但是革命性的事物在“智慧”和“理性”的人类创造下必将来临，随着全球更多的国家注重创新，越来越多的聪明人致力于新技术研究，“江山代有才人出”，成功的机会要好于先前的任何时候。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龙象之舞——中印经济比较随谈(1)
印度共和国位于亚洲南部的印度次大陆，是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如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印度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印度”旧译名为“天竺”，这个名字来源于梵文，得名于印度河，意思是“月亮”，人类四大文明之一的印度文明就是诞生于此。由印度河与恒河冲积而成的冲积平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富饶的土地，其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是农田，生产谷物、茶叶、蔗糖和蔬菜。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将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隔开，但却与中国拥有全长约2000公里的边界。
印度的历史是从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文明诞生开始的，317年的孔雀王朝经历了多次的统一分裂，在16世纪莫卧儿王朝统一了北部和中部，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繁荣时期。但是，1600年由于英国在印度设立东印度公司，开始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更趁1858年的动乱，将印度置于直接统治之下。以马哈多玛·甘地为首的国民会议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羽翼丰满，在1947年宣布印度独立，1950年成立共和国。
从地理位置上说，中印是重要邻国，渊源颇深，唐朝高僧玄奘西行取经，去的就是古印度。但是在近代，双方在克什米尔地区出现领土争议，涉及大约33000平方公里疆域。中印交流一度停滞。
冷战结束后，双方关系出现缓和。2003年，中印政府签署《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迎来了中印关系的新时代。毕竟当今世界，搁置争议、共同发展，已成为外交战略的一个明智选择。
进入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印度在高科技领域增长迅速，带动国内经济复苏，其钢铁、计算机软件、外包服务、电影等行业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亮点。在2005年，印度仅软件出口一项就超过了100亿美元。
于是，经济学家喜欢将中国和印度相提并论，它们通常被看作是消除贫困、迈向繁荣的成功典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两国宏观经济环境稳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持续稳步上升。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几乎增长了三倍；而自1991年实行经济自由化以来，印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一倍。
然而，经济腾飞似乎并不是这两位“亚洲巨人”引起世人关注的唯一因素。标准普尔信用评级机构认为两国能否成功实现经济现代化将给全球经济的振兴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虽然中国和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只占据全球的4％和2％，但其人口总和却占全球的1/3。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一个如果不能实现现代化，经济的全球化就将大打折扣。
相对于印度而言，中国极有可能率先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印度。在过去10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平均超过8％，而印度只有6％。根据官方统计，中国近年来吸收了约5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外资引入国。即使考虑到统计上的偏差，这个数字也遥遥领先于印度40亿美元的水平。尽管在未来10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可能会略有提升，而中国的势头有可能会放缓，但中国较低的人口增长率会确保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继续保持略高于印度的态势。
中印两国主权评级的差距进一步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繁荣，财政实力的雄厚。标准普尔对中国长期外币的评级为“BBB+”，并预测中国经济前景看好。相比而言，印度被评为“BB”级，经济前景同样被看好。中国的评级为投资级，而印度的评级并未达到投资级。中国雄厚的财政实力以及较低的债务负担将两国间评级的差距拉大。印度政府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高于中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资金的有效利用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其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比印度高出一倍多。虽然两国的总要素生产率都有所增长，但中国比印度要高出50％。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龙象之舞——中印经济比较随谈(2)
两国在贫困程度、教育水平和人均寿命方面也存在明显差距。近年来，有超过两亿的中国人已经脱离了贫困，这堪称有史以来最令人瞩目的成就。虽然印度的贫困程度也显著降低，贫困人口所占比例从1993—1994年的36％降低到2000年的26％，但这个数字依然高于中国。此外，中国人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寿命比印度多10年，婴儿死亡率也比印度低一半，同时人均收入也要高于印度。
时至今日，中国改革开放已有20多年，印度改革也经历了十多年，这两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及领导核心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正是因为这点，两国政府在经济改革过程中都成功避免了采用休克疗法。大刀阔斧地采用休克疗法能很快抑制通货膨胀，并改变人们的预期，而在尚未建立健全现代市场经济各种制度的情况下，采用循序渐进和切合实际的做法可以使改革更加持久和深入。
没人能预料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中国能否继续保持目前领先于印度的优势。的确，中国近几十年来在如何解决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这一矛盾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而印度也建立了能够适应社会不断变化的稳定的民主体制。中国和印度的对外清偿能力都很强，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增长很快。未来一段时间内，对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改革和国家信用进行评级还要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也包括本文中提到的一些因素。
如何综合评价这两个国家改革所取得的经验？这需要我们对“成功”的内涵外延进行界定，其中不仅要确立一个时间范围，而且还需要认定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孰轻孰重。这样一种分析将有助于外国投资者更好地在全球经济环境下了解中国。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正以更开放的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改革，并正迅速与全球经济接轨。
中印的联络
双方关系缓和后，印度的跨国软件公司开始在中国的上海、北京投资实体，逐渐成为一种潮流，至今方兴未艾。更多的印度人对中国经济产生浓厚的兴趣，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投资者似乎对印度仍然了解不够。的确，中国的许多指标领先于印度(见附表)，比如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尤为出色，中国的发电量为印度的2.7倍，公路货运量是印度的4.5倍，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是印度的16倍，空运量大约是印度的10倍；过去3年，中国每年出口的增量超过了印度出口的总量；即便在印度见长的服务业出口方面，中国也强于印度；中国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近年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纺织服装占中国出口的比重已经从十几年前的1/4降到了15％，而科技机电产品的比重则上升到了1/4，而印度的出口商品中，纺织服装的比重远大于科技产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可能的解释包括中国的基础较好、改革开始较早(中国始于1978年，而印度始于1992年)、改革更为深入、地理位置优越、经济管理的能力，等等。但是许多人陶醉在这些数据之中，对印度的发展模式不屑一顾。事实上，印度的增长模式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之处。
项目(单位) 中国 印度
货物出口(十亿美元) 593.0 80.3
服务业出口(十亿美元) 62.4 51.3
出口占全球比重(％) 6.8 0.9
进口占全球比重(％) 6.1 0.9
纺织服装占本国出口比重(％) 15.0 22.0
科技产品占本国出口比重(％) 23.0 5.0
贸易占GDP比(％) 70.0 23.0
加权平均关税(％) 6.0 28.0
FDI流人(十亿美元) 60.6 5.5
外汇储备(十亿美元) 614.5 135.2
银行业资产回报率(％) 0.2 0.8
不良贷款率(％) 14.0 6.0
印度的起飞，加强了全球经济的稳定和韧性。十年多来，全球的经济增长基本依赖于中国和美国这两台发动机，可是现在美国的经济开始减速，中美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严重的全球贸易与资本流动失衡。相比中国，印度的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因此，印度这第三台引擎将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平衡运行。由于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处在起飞阶段，未来十年中，印度对资源的需求也将进一步支撑全球的原材料价格。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龙象之舞——中印经济比较随谈(3)
过去15年里，中印双边贸易平均每年增长50％，从1990年的5000万美元左右上升至2005年的180亿美元，也仅仅相当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上一周的贸易量。目前，中印双方正在探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因此中印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将会有惊人的增长潜力。不用多久，就会在新德里、孟买和班各劳出现不少中国投资者的面孔。
直奔市场差异导致的不同结果
中印在经济领域重要的差别之一，是印度的资本市场不像中国那样过多地受到政府的干预。在中国的体制下，政府和大型国企能够比较容易地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和资本密集型项目，而大量的民营企业却难以融资，在资本市场上明显苦乐不均。印度的经济中虽然仍存在过多的繁文缛节，但其资本市场却相当自由和独立，比如哪一家公司可以上市，完全由投资行和交易所把关，而不是由证监会和其他政府部门审批挑选。印度的20多家交易所基本上都是独立经营，彼此之间竞争激烈。印度的银行贷款也较少受到政府的指导。相对中国而言，印度中小企业从银行借贷到上市都有良好的环境和渠道。
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产物，这有效地弥补了其国内私营企业实力不足的现实。在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已经腾飞，但中国的私营企业却没有随之腾飞，中国迄今还没有出现能够与大型跨国公司一决高下的世界级私营公司。
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额远远落后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差距反映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印度的自由市场改革承诺的怀疑。但印中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差距仅仅是因为海外侨民力量的巨大差距。中国富裕的海外侨民长期以来希望帮助祖国，他们的资金也受到热烈欢迎。相反的是，至少到最近，印度的海外侨民却由于他们的成功而遭到怨恨，他们也不愿意向国内投资。新德里对海外印度人和外国投资总体上持怀疑态度，转而从本国内部寻求发展经济的动力。
在这一过程中，印度成功地培育出一大批目前能够与欧美最好的公司展开国际竞争的公司。这些公司中许多是属于最尖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行业，如软件方面的信息系统公司(Infosys)和维普罗公司(Wipro)，制药和生物技术方面的兰巴克西公司(Ranbaxy)和雷迪博士实验室，等等。2002年，《福布斯》杂志对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进行年度排名，印度就有13家上榜，而中国仅有4家，并且都在香港。
印度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比中国略微领先，但资本账户仍然没有完全开放。目前有700多家外国投资者在印度注册，但是这些海外机构投资者可以从事的交易受到一些限制。比如对冲基金要投资印度股市的话，只能在境外从高盛、美林这样的QFII手里买卖与印度股市挂钩的衍生产品。事实上，目前印度股市上一半的海外投资都是对冲基金通过这个渠道流入境内的。海外资金对于近年印度股市的欣欣向荣功不可没。
中印资本市场的差异直接导致以下三个后果。第一是中国经济过多地依赖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的投资，而这个依赖度近年还有所加剧，比如生产每单位GDP，中国消耗的资源为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3倍。这个差距也可以用资本产出率(ICOR)来衡量。在1994—2004的10年间，中国的ICOR为4.2，即为了比前一年多生产1元GDP，中国需要追加4.2元的投资。过去5年，这个指标上升至4.8。而印度的ICOR指标则只有3.7。中国的ICOR指标也远远高出其他一些地区在经济起飞时的水平，比如日本的ICOR在1960年代为3.2、韩国和中国台湾在1980年的这个指标分别为3.2和2.7。同时，中国的成功企业更依赖于电力、公路港口这些基础设施，或称为硬资产。印度的成功企业则依赖于知识产权这样的软资产。这解释了为什么印度在软件和制药行业拥有强势，很多人也由此认为印度企业在自主创新能力上要强于中国企业。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龙象之舞——中印经济比较随谈(4)
第二个后果便是印度的投资回报率远远高出中国。在中国，对于能够借到资金的政府和企业，其资金成本往往低于影子价格，从而容易造成投资的浪费。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无可非议，但同时也不可否认，中国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也为数不少。
第三，当投资回报的差异反映到金融业，便是金融产业效率的差异。比如，根据IMF统计的2002年数据，印度银行的资产回报率(ROA)为0.8％，而中国却只有0.2％。印度的不良贷款率在2004年大约为6％，中国却高达14％。过去5年，中国股市跌掉了一半的市值，而印度的股指却几乎翻番。
中国和印度都是全球的大国，它们也提供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目前处于更快的发展轨道上，从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他重要的经济发展数据来看，印度仍然很难与中国相提并论。然而，这些统计数据仅仅体现了两国经济的部分状况，即宏观经济的状况。而在两国经济的微观层面，情况却大不相同。印度借助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正在更加充分地利用其资源，并已选择了一条有可能比中国依靠外国直接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
印度的经济发展日益依靠私营公司推动，而中国仍然追求一种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映出它们的政治体制的不同。但印中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也有其历史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就根除了所有的私营经济，虽然它目前已经推行了2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但其私营企业的力量仍然不够强大。而印度从建国伊始就推行“费边社会主义”，其目的不是摧毁资本主义，而是减少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印度的私营部门在非国家垄断行业表现出勃勃生机。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对外改革开放方面要大胆得多，但对本土的私营企业却从法律和规章上实施了实质性的限制。事实上，仅仅在几年前，中国国内的私营公司才最终获得了外国企业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就一直享受的相同待遇。根据国际金融公司提供的数据，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仍然禁止本土的私营公司进入20多个行业，其中包括一些最重要和最赚钱的部门，如银行、电信、公路和铁路。这些限制措施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中国的私营企业家避免与外国人竞争，而是为了阻止国内的私营企业挑战中国的国有企业。
印度企业创新能力更强
较为公平竞争的资本市场和商业环境使得印度的公司呈现出更强的创业精神。比如同是制药企业，印度医药公司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远远超过中国。印度的资金要比中国昂贵很多，语言的障碍也增加了管理的困难，他们在中国的竞争优势，就是手中的知识产权。
印度在服务业上的竞争能力也值得中国企业借鉴。目前，印度的外包服务已经遍及全球，相当数量的跨国公司选择印度承揽他们的软性业务，因为这里提供低廉的英语人才，以及与全世界接轨的服务模式。
目前，能与跨国公司的外包公司抗衡的强大的中国竞争对手还没有出现，但这种局面可能很快就会改变。对于盗版的担心，相对较差的英语水平和缺乏高级国际质量认证，这些因素阻碍了中国刚刚成长起来的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发展。但是经过训练和经验积累，这些障碍都是可以克服的，而且精通亚洲语言仍为一大优势。通过在近在咫尺而又快速发展的市场上磨砺技术，中国的信息技术外包行业一定会迅速发展起来。
印度经济落后于中国？
既然印度在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则等方面都明显地领先于中国，那么印度的优势为何没有反映在经济发展的具体数据上呢？为什么印度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他经济指标上都远远地落后于中国呢？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经济改革从1991年起才开始认真地进行，比中国接受市场经济改革要晚十多年。除了经济改革的起步较晚之外，印度的国民储蓄率也比中国少一倍，其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比中国少90％。此外，印度一直受到民族和宗教问题的困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则一直享受着和平与稳定，几乎能够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经济发展方面。因此，印度能够取得仅仅比中国低大约2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已经是一项非凡的成就。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龙象之舞——中印经济比较随谈(5)
印度的银行也许不是全球金融业的榜样，但它们犯下的错误却很少。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直到2001年，印度的银行资产中仅有大约10％属于不良贷款，因此印度的经济植根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但是，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不是中国和印度当前处于何种位置，问题在于它们未来将处于何种位置？印度追求的经济发展道路优于中国吗？我们在许多年之内可能还无从知晓。
中国和印度追求着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印度目前没有全面超越中国，但它在一些关键性领域正在超越中国。这些领域的成功可能促使中印的差距在缩小。
印度经济的软肋
热钱太多，FDI太少
2005—2006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实际增幅达到了8.4％。强劲的本土需求引领着印度经济的增长，尽管预计2006—2007年该国经济增长将小幅放缓，但仍有可能在今明两年实现良好的表现。亚洲开发银行(AsianDevelopmentBank)预计，2006年和2007年印度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7.6％和7.8％。该国的公共财政状况正得到改善，联邦财政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降至4.1％。
新近暴露出来的问题之一，便是印度对“热钱”——外国机构投资(FII)的依赖，该国依靠这些钱来为日益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融资。近年来，追逐收益的国际投资资金中，投向印度的比例高得超乎想象。虽然该国在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新兴市场指数中仅占6％的权重，但经济学家们估计，全部新兴市场投资中有20％~25％流向了印度。这些波动较大的资金流，使得外国直接投资相形见绌，反映出印度商业环境中存在着的问题。在截至2006年3月31日的上个财政年度，外国机构投资几乎达到了110亿美元，而以外国直接投资方式进入印度的资金，则刚过51.3亿美元。
2006年5月12日开始，印度股市出现大幅下挫，外国机构投资者减持了印度股票。5月11日孟买股市创下历史新高之后的11个交易日内，外国基金净卖出价值24亿美元的印度股票。尽管近日来，外国投资者多少有些谨慎地重返市场，但2006年1月1日以来他们的投资总额不足30亿美元。同时，印度卢比汇率走低，分析师预计，2006年底之前卢比汇率将跌至47.5卢比兑1美元。
逆差过大
JP摩根(JPMorgan)经济学家拉吉·马利克(RajeevMalik)表示：“对于印度近来的一些经济趋势，我们主要的担忧之一，是该国越来越依赖潜在波动性较大的资本流入来弥补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印度的出口增长率在15％~20％之间，在一个有着“出口悲观主义”传统的国家，这是一个显著转变。但迅速飙升的国内需求，意味着进口额正以高得多的速度增长。
印度贸易逆差的扩大，不仅受到日益攀升的燃料价格的推动，还受到资本物品和工业原材料进口的推动，在截至2006年3月31日的财年中，印度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396亿美元，进口额增长了33％，而出口额仅上升22％。2006年4月份和5月份——本财年头两个月，逆差已达到了80亿美元，高于上年同期的72亿美元。JP摩根预计，当前财政年度，印度贸易逆差将创下近700亿美元的历史高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
其中大部分的赤字，将由印度庞大的无形盈余所抵消，它们来自于海外的印度人汇回国内的汇款，以及增长迅速的软件出口。本财年软件出口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3％左右，即340亿美元，而且将会由于卢比贬值而得到推动。但由于印度2006—2007年经常账户赤字仍可能占到GDP的3.6％(相当于304亿美元)，政府很难承受得起外国资本流入大幅减少的后果。
亚洲开发银行在其2006年展望中指出，印度2005年的资本流入足以抵消经常账户赤字，但该机构同时警告称，投资组合(portfolioinvestment)在全部资本流入中的重要性，以及相对于印度总体外汇储备的重要性，都在不断提高。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龙象之舞——中印经济比较随谈(6)
展望中称，“考虑到这些资本流动潜在的波动性，这不仅引发了人们的一些担忧，同时还表明有必要改善外国直接投资的环境”。
通胀抬头
印度储备银行(RBI)在4月份暂停近期的货币紧缩举措后，市场对通胀抬头的担忧重新燃起，这似乎令该行感到意外。6月8日，该行出人意料地在两次货币政策会议之间将利率调升25个基点，预计在7月25日的下次季度货币政策会议上，该行将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印度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可能放缓，市场人士对此日趋担心。摩根士丹利驻孟买经济学家舍唐·阿赫亚(ChetanAhya)预计，印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信贷周期将告结束。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造成卢比进一步走软，这将迫使印度储备银行进一步上调实际利率，遏制由债务资助的经济增长和投资。因而短期风险在于，印度可能难以维系目前逾8％的强劲经济增速。
“过去3年里，实际利率水平较低，银行信贷急剧增长，这一直是印度经济增长提速背后的核心原因。”阿赫亚表示，“名义银行信贷增长率，已经从2003年9月10.7％的低点，升至目前的31％。信贷周期将会发生逆转。过去3年，债务型消费增长一直是GDP增长高于趋势水平的核心原因，而资金成本的上升将对此产生影响。”
改革受限
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解决印度外国直接投资匮乏的问题已不能再拖了。对国大党领导的印度政府而言，这预示着它将与印度共产党左翼阵线爆发新一轮的对抗。该阵线使联合政府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但自身并未进入政府，它倾向于从外部提供“支持”。左翼阵线极力反对放宽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私有化和劳动力市场改革。
印度顶尖经济学家之一比马尔·迦兰(BimalJalan)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写道：“在未来战略方面，很多经济和政治层面的辩论，仍受制于殖民时期遗留的思维，这令人感到惊讶。在印度，外国直接投资的份额居于全球最低水平，相对于国家的经济规模，显得无足轻重。印度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如今主要集中在印度人手中。然而，放宽外国投资限制的政策，仍会引发诸多的政治争议。”
印度在放宽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它在开放重要行业(如银行业、保险业和零售业)方面步伐缓慢，这一直是外国投资者面临无尽挫折的原因之一。
做生意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在最新的国家报告中表示：“投资者对印度的兴趣仍然十分浓厚。在很多调查中，印度均名列外国直接投资属意的三大投资地。但与其他很多新兴市场相比，印度获得的实际外国直接投资仍相对较少。”印度每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不及中国的1/10，其原因不难找到。在世界银行(WorldBank)2006年针对全球155个国家经商便利程度的调查报告中，印度排在较低的第116位。亚洲开发银行在其2006年报告中称：“该国的总体投资环境必须得到改善。”该机构同时指出，创业者可能需要经历11个步骤，才能创办一家企业，所需时间超过71天，是该地区平均水平的两倍。
无论是从企业雇佣和解雇员工的容易程度、标准货运单位货物进口或出口的成本和流程，还是从及时执行商业合同的有限能力来衡量，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相比，在印度做生意的难度确实更大一些。
如果对于经常账户融资的担心令市场不安，最终可能引发推动长期投资增长的改革。
劳工案折射的政府困境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崛起，西方国家传统的制造业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这些国家一方面利用贸易壁垒等手段保护国内产业，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劳工法案、福利制度等方面的调整，来压缩成本提高竞争力。但西方各国政府在推行上述政策措施时，都遭遇了强大的社会阻力，举步维艰。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龙象之舞——中印经济比较随谈(7)
2006年3月18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正式实施争议已久的首次雇佣劳工法案，以此改善不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现行劳工制度。但法国的大学生和工会组织却对这项新劳工法案十分不满，认为新法案可能导致年轻人就业更加不稳定。于是，法国各地工会和学生组织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反对德维尔潘总理提出的“首次雇用合同”法案。
根据这一即将施行的法案，法国境内20人规模以上的企业，在与26岁以下年轻人签订雇佣合同后的最初两年内，可以随意将其解雇，无需说明原因。但作为补偿，被解雇者可以获得企业的违约金，还可以向政府申请460欧元的补助。法国政府希望通过“首次雇用合同”为企业松绑，让他们毫无顾忌地雇用青年人。从技术角度看，该法案起到了给法国松绑的作用，鼓励企业多招工，对于促进青年的就业数量也是有裨益的。
但是此法案一出台，便引起法国大学生的普遍不满，认为这项新劳工法可能导致他们的工作更加不稳定，企业可以随意将其解雇，但是学生却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希拉克总统在电视上表现得诚恳和悦，一派和风细雨，我们看不出关于这项法案在国内引起的轩然大波。但是事实上，这项法案自从总理德雷尔潘提出，一直到议会通过，法国国内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纷争日益激烈，直到近日大批民众走上街头，由此可见首次雇佣劳工法案对民众的影响的确非同一般。
“首次雇佣合同”法案带来的梦魇
法国的劳工法案风潮背景成因是复杂的，比较公认的看法是源自2005年冬天巴黎郊区的骚乱。在实行高福利制度的法国，企业每雇一名工人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每月至少要支付1200欧元的工资(最低工资保障)；每月交纳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金也不低于八九百欧元；除周末和近十个节日休息外，企业每年还要为工人的带薪假期(每年4~5周)支付高额工资。而根据法律，工人在工作季节每星期工作时间不得超过35小时。按照原有的劳工制度，法国企业只有招工的自由，而没有解雇员工的自由。除非企业倒闭或职工犯有严重错误，否则企业解雇职工就要冒被告上法庭的风险。这就意味着，雇主多雇一个员工就多一份“永久性负担”，这种制度使企业不敢轻易雇用缺乏经验的青年人，目前法国25岁以下青年人的失业率高达25％，一些教育落后地区年轻人的失业率甚至超过40％。极高的失业率成了社会不稳定和骚乱的根源。
但一石激起千重浪，“首次雇佣合同”法案一提出，就在法国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震荡，引发了各地大学生的抗议浪潮，使法国在经历了2005年年底骚乱的短暂安定后，再次陷入喧闹的局面。许多年轻人，尤其是法国的大学生们，认为该法案具有“歧视”因素，担心自己的就业岗位会因新法案的出台而变得不稳定。他们更加担心这项新劳工法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对于一名不满26岁的女性来说，如果她在与雇主签订“首次雇用合同”后的两年内怀孕，她就很可能因此被解雇。而在过去，雇主必须给她产假，并且保留她的职位。抗议的大学生还担心，在新劳工制度下，他们可能仅仅因为参加工会便被雇主解雇，这会使他们丧失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工会权利。抗议学生除了以传统的游行和罢课方式表示自己的不满之外，还在多个城市占领大学、封锁学校，并演变成一些暴力事件。
实际上，青年人的不满是担心改革会冲击既得的利益。因为法国长期实施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样的体制下，劳工制度严格限制雇主解雇员工，一旦找到工作，就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这种僵化的体制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已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科技领先的法国近年来经济之所以一直在衰退，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背负着过于沉重的税务负担和劳动保障压力。企业经营不善，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民众。为了给企业减负，改革势在必行。但民众却早已习惯了这种安逸而稳定的模式。这样，当政府想打破原有体制以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时，就遭到了部分民众的强烈抵制。法国政府多年来数次尝试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甚至政府内阁还因此改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