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轮油价疯涨的日子里，我们同样看到了类似情况。即使那些平常可能被认为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飓风、小油田暂时停产等，也成为油价上涨一两美元的理由。那个时候，即便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出面作出承诺，油价也摆出誓不回头的架势。
小概率事件引爆对冲基金风险
由于追求绝对回报，对冲基金这些年来甚受各类资金的欢迎，基金规模出现爆炸性增长。但是过去两年，对冲基金的成绩却不理想。市场忽冷忽热、大起大落，无论沽空还是买多，大浪一左一右，都被迫斩仓。同时，市场上资金太多，平均回报越来越低。如此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将大量资金投入高风险的投资组合，其中结构产品尤其受欢迎。
结构产品通过一系列沽空、套期等衍生工具将投资风险降至低位。对冲基金在此之上杠杆炒作，通过大流量赚大钱。不过，小风险不等于没有风险。最新例子是对冲基金在美国通用汽车上的折损。
美国汽车业亏损严重，经营环境恶劣，导致其债券被大量抛售。不少对冲基金认为通用债券被过分抛售，其利率在息口甚低的今天很有吸引力，于是大量买进。为控制风险，对冲基金同时沽空通用汽车的股票。这个投资组合可攻可守，有通用汽车利好的消息，债券赚钱；有利空消息，沽空的股票赚钱。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亿万富翁柯克里安(KirkKerkorian)于5月4日宣布增持通用汽车2200万股，导致通用股价急涨，对冲基金被迫斩去股票空仓。第二天，标准普尔宣布调低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的信用评级，触发对其债券的新一轮抛售。更惨的是，一大批对冲基金持有相同的结构产品和投资组合，于是自相践踏，损失惨重。这些损失再因杠杆借贷而被放大。
第一篇 匹马西风听大潮 对冲基金的巨大风险(4)
在两日之内遭一好一坏两个消息的双重打击，可谓极不寻常，行家称之为tail，即概率曲线尾部的小概率事件，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当小概率事件发生时，对冲基金可能猝不及防，许多基金陷入同一陷阱则火烧连营，甚至可能引发金融风险。难怪美国联邦储备局纽约分行行长公开呼吁加强监管。但是目前，除了银行收紧贷款和基金内部管理之外，监管尚无从入手。
在经历了21世纪初的火爆过后，全球对冲基金行业近几年来的境遇江河日下。而在2006年，对冲基金经理的日子更加难过。随着在美元、石油和利率等上面的押注一个个以惨败告终，许多对冲基金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赎回压力。
在当前金融市场回报率极低且投资机会有限的不利大背景下，对冲基金的困境对所有投资者来说都堪称噩耗，而华尔街的各大投资银行则首当其冲，因为它们如今的大部分收入均来自对冲基金行业。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经就对冲基金行业提出警告。格林斯潘指出，对于管理着逾1万亿美元资产的8000多家对冲基金来说，为追求优异业绩而甘冒巨大风险的结果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在经过近期快速的增长后，对冲基金行业的发展有可能出现暂时萎缩，而那些富有的基金经理人和投资者的资产也免不了会缩水。
其实对冲基金的奖励机制孕育着巨大的风险。当基金经理为客户赚到钱时，可以提取收益的20％作为回报。如果亏钱，没有提成但也没有金钱惩罚。亏得太多，大不了基金结业，经理赔上声誉。这种奖罚的不对称，导致对冲基金全面性、结构性地倾向于高风险投资。
国际对冲基金显然存在许多弊端，而且越来越明显，对冲基金一旦失败，将造成巨大危害，既有经济性的，又有社会性的。一方面对冲基金被认为是触发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特别是老虎基金、量子基金等著名对冲基金在阻击泰铢和港币中所发挥的骨干作用。另一方面，对冲基金在1998年国际金融市场也遭遇重创，特别是1998年9月24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出现巨额亏损而濒临倒闭。但尽管它受到了部分损失，只要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减弱，对冲基金仍有发展前景，并会依然活跃地存在。
这是因为对冲基金的国际生存环境将客观存在。对冲基金之所以能兴风作浪，主要靠钻各国金融市场的漏洞。亚洲、拉美和东欧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吸引外资都已实现资本自由化，本国证券市场对外资开放，但金融监管和防御投机的机制及能力还比较薄弱，使对冲基金有生存市场和可乘之机。
虽然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监管制度和交易规则的不断完善，对冲基金的活动空间将受到更多限制，但是只要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仍然存在，对冲基金便会有继续生存的机会和空间。
而由于激励机制中的奖罚不对称，导致对冲基金全面倾向于高风险投资。当小概率事件发生时，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就很大。对冲基金是一颗不知何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
第一篇 匹马西风听大潮 大势所趋：汇率应该及时放开(1)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将人民币对非美元的外汇价的互动区间扩至3％，同时，央行还公布了有关改进国家管理的其他措施。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外汇市场的改革虽然以非常渐进、非常技术的方式出台，没有很大震荡也没有强烈冲击，但无疑是未来深层次改革的必要准备性步骤，正是“学习弹性汇率制”的过渡期。相信随着改革的推进，完善、开放的汇率时代必将来临。
在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辩论中，有两个占据主导型的声音，可能是造成决策部门迟迟不能拍板的原因之一，事实上耽误了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必要的及时调整。
一种是中国经济还不很强大，货币贬值将使得国家经济在全球贸易中竞争力下降，重蹈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后尘，进入经济萧条期。
业界人士应该明白，在市场体制下，人民币如何估值不可能仅凭主观愿望，而必须考虑经济基本面的直接影响；况且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有很大影响。在当前美元长期走低、贸易出超加大的格局下，人民币如果停留在当前“有管理的浮动价位”，其承受的压力在近期内会越来越大。这实际上是客观和必然的。
况且，央行对于浮动汇率的顾虑重重，实际上增加了中国经济对于全球贸易的补贴，国内生产要素的价格过低，名义上增强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但长此以往，使得国内人均收入水平涨幅受限。美国经验表明，货币的汇率水平与赤字关系微乎其微。因为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贬值25％，而赤字却持续扩大。
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其导火索是日元兑美元大幅贬值，实质上是日本国内资产定价扭曲、资源配置不合理以及金融业放开程度过大、国内市场规模过小导致出口比例极大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在目前的中国经济中，汇率注入更多弹性，只是令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变革条件。
另外一个广为流行的看法是，中国金融体系还过于脆弱，资本账户还不放开，因而汇率浮动不具备条件。
实际上，这一观点从根本上混淆了汇率灵活性和资本账户自由化二者之间的关系,把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与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性简单地等同起来。
所谓“完全可兑换性”，是指本国货币在经常账户下和资本账户下的所有交易都可与外币自由兑换，资本可跨境自由流动；而汇率灵活性，则指即期汇率水平基本上由外汇市场供需与宏观经济基本面变量决定，可以随着供需双方的变化而相应地上下浮动。
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无疑会影响到汇率以及既定汇率制下一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但是，汇率制本身的安排与资本账户并无必然的直接关系。
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完全可以和封闭的资本账户在一个市场体系内并存；换言之，走向灵活汇率制，并不要求以资本账户自由化作为前提条件。
反过来，如果一国的资本账户业已开放，资本跨境流动性很强，那么其固定汇率制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资本流波动性的干扰。
当宏观经济政策与基本面和固定汇率的要求不一致时，或者当受到冲击(比如世界利率水平、国际油价等)时，固定汇率制将面临尖锐的挑战。在严重的情况下，它将遭遇所谓“投机性攻击”，最终可能瓦解。
为了维持宏观与金融稳定，保障货币政策自主权，降低原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进口成本等，中国确有必要改变现行的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大大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
最近两三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为中国走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遗憾的是，中国未能根据自身的最大利益，抓住机会主动调整，却抱残守缺，在国内宏观经济周期性和美国等贸易伙伴国政治上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被动防守一个已经不合时宜的汇率制度。
第一篇 匹马西风听大潮 大势所趋：汇率应该及时放开(2)
为了在国际收支盈余下保持名义汇率稳定，政府对经常账户交易项目的外汇使用进一步放松，如减少强制结汇、提高居民换汇额度等，并破天荒地针对资本账户采取了一系列的“减压”措施，以各种方式鼓励境内企业和机构对海外投资。
这些放松外汇与资本管制的尝试本身极有价值，因为它们有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符合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终极目标，条件一旦成熟自应稳步推进。
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措施的出台有急功近利之嫌，纯粹着眼于减少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即使它们真是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前奏曲，也需要慎重思考，即汇率灵活性、金融改革和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性这三者的操作，究竟应有什么样的相对顺序。
诚然，银行体系的不健全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但增加汇率灵活性不会额外增加中国银行体系的风险。中国银行机构的对外净负债很小，仅汇率的波动并不会使其平衡表更趋恶化。汇率浮动本身也不会造成居民挤提银行存款，威胁银行的稳定安全。
相反，增加汇率灵活性可以帮助抑制信用膨胀，避免经济过热，实现宏观稳定，防止新一轮不良贷款高企。而且人民币汇率浮动后，境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将有诱因对冲汇率风险，从而刺激境内外汇远期市场和外汇衍生工具的发展，促进金融深化和金融稳定。所以，银行问题虽大，却并不应成为拖延向浮动汇率过渡的理由。
中国政府正在投入大量资源重组国有银行，推进包括财务重组、业务重组、公司治理、内控和风险管理等全方位的改革。
如果这些措施真正到位，中国的银行体系有望在三五年内化险为夷。在银行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中国仍有必要继续维持适当的资本管制。
自由的资本流动对于不稳健的银行可能造成实质性的威胁，而自由的资本流动，脆弱的银行体系，加上固定汇率制，则成为了一个随时可以引爆的炸弹。
在资本账户自由化和增加汇率灵活性孰先孰后这一重要问题上，中国似乎正在重蹈过去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覆辙，有车马倒置之虞。
央行一系列扩大外汇市场交易、发展外汇市场的举措，就是在为更深刻的汇率机制改革创造条件。与此同时，我们的金融机构也要增强自主定价能力和外汇管理的风险意识，起到在汇率形成中发现价格、规避风险的基础性作用。央行的政策将更有效地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篮子货币变动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规模比重越来越大，在未来，中国更会以一个负责任、公平竞争的大国形象出现。所以，汇率放开的时代不会太远。压力的存在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推进历史的动力。
第二篇 醉里挑灯看剑 1948年：崩溃的70天(1)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宋·辛弃疾《破阵子》
1948年是解放战争关键的一年，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与此同时，国统区经济也是危机重重，两者相互影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
这一年，国民党政府意识到经济恶化、大厦将倾，于是紧急颁布多项经济变革法令，企图力挽狂澜，绝处逢生，但最终还是无能为力。崩溃前期，社会形势风云变幻，波诡云谲，其中各大势力集团的博弈更是接连上演。现在，身处和平时期的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宏观经济对国家走向的关键影响。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时，是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除去接收大量的敌伪财产外，中央银行还拥有数亿美元的外汇和500万两的黄金储备，并且得到了美国数十亿美元的救济物资。然而，这笔家当很快在内战中被国民党军队消耗掉了。随着战线的延伸和参战人数的增加，国民党的军费犹如无底深渊，大量吞噬国民财富。翁文灏内阁上台后，国库收入仅占政府支出的5％，军事开支比重无以复加，其中东北战场就消耗掉总支出的40％。如此财政收支失衡、财政赤字，自然引起恶性通胀，物价飞涨。国民政府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支撑军费支出，截至1948年8月，累计发行法币(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定货币名称)660万亿元，相当于抗战前发行额的47万倍。这样的积极财政一
时可以凭借政府信用渡过难关，但长此以往，市场无情，伤害难以避免。上海《大公报》1948年8月16日统计：8月份的生活指数，食物上涨390万倍，住房上涨77万倍，衣着上涨652万倍，比一个月前上涨90％。如果这样的数字不够具体，看看当天报纸大标题“大饼油条，每件十万”！我们还可以注意到，食物和衣着这些易耗品的上涨幅度是最大的，可想而知普通百姓生活真正是水深火热。
而在农业方面，当时很有影响力的《观察》杂志有这样一篇文章可以说明：“无数农田化为战场。大量的劳动力，一批一批地被应征入伍，天天在做杀害人力消耗物力的蠢事。而征实征购，捐税摊派以及地主高利贷者对农民的苛刻剥削，把整个农村生产力弄得败坏到极点。”河北省参议会会长说：“物价如此之高，一亩地要出一石捐税，最低的也要五六斗，赋税超过了收成，叫人民怎么活下去。”古人说，“苛政猛于虎也”，大致也不过如此了。如果说农村的情形来源与外部因素的打压(战势、流氓、军役、天灾等)有关，那么城市经济活动的混乱不堪，则和当局阶段性施政的失误有莫大的干系。
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总员540万人，战事频繁，每天消耗大量物资。而东北的工业基地、华北、中原的粮棉产区都在共产党控制之下，当时的解放区面积是235万平方公里，人口1.6亿。国民党政府治理腐败而无成效，经济市场几大财阀寡头横征暴敛，国统区的经济在这种压力下，已经江河日下，很难支撑国民党的军事活动。
其实法币作为中华民国的法定货币一直信誉不佳。早在1940年，时任新疆财政厅厅长的毛泽民(毛泽东的二弟，曾任中央苏区国家银行行长，后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就曾经在新疆地区禁止扰乱经济秩序的法币流通，代之以新币(新疆货币的简称)，并且划时代地与美
元挂钩，为新疆社会稳定做出巨大贡献。当时《新疆日报》载文《商界同胞拥护新纸币的宣言》盛赞新币的发行“是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一种伟大收获，是我们新疆经济史上空前统一币制的新纪元”。
历史的指针走到1948年，法币更是声名狼藉，已无国家信誉可言，各种投机活动使得经济秩序混乱不堪。在重重压力下，时任国民政府财长的王云五提议以国家储备的黄金证券作保证，发行新货币“金融券”代替法币、东北流通券进入市场流通。这是一个以“良币驱逐劣币”为指引的经济政策，期待新的货币可以消除法币在流通当中的硬伤——膨胀巨大、信誉恶劣、已经不能有效代表市场流通中的合理价值。当时国民党政府具体实施的办法是利用各地的行政力量来收兑或收存人民手中持有的黄金、外币，实行政府管制型经济。中央政府拿到更多黄金储备，可以具备更多发行货币的能力，也使得法定货币具备较强的流通性。管制外币，可以有效保障国内经济的独立性，防止国内资本的外逃，从而避免金融危机的扩大化。
第二篇 醉里挑灯看剑 1948年：崩溃的70天(2)
于是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国民党政府在几个重要城市设置管制区，派经济督导员负责执行。当时的金融中心也是中央银行所在地——上海自然是新政的重点，于是蒋介石任命俞鸿钧担任上海的督导员，并且特派他寄予厚望的儿子蒋经国协助督导，实际上大权是掌握在蒋经国手里。
这次经济改革是国民党孤注一掷的决策。搞得好可以缓解经济危机，使国民党统治再延续一个时期。如果失败，再无力挽回。
从蒋经国到达上海(当时中央银行设在上海)，踌躇满志到黯然离沪草草收场，总共历时70天。这70天，国民党的经济已如西山落日，无可挽回地走向覆灭。
蒋经国雷厉风行采取的第一项设施就是在管制区限制物价，要求所有商品物价以8月19日为标准，不得改变，这称为“八一九防线”。限制物价通常出现在特殊的公用消费品上(市场垄断性比较大、需求弹性较小等)，可以保障市场供求的合理性。但在当时，针对所有商品的限价，目的是打击投机和囤积行为，保持市场稳定，降低通货膨胀，增加民众对金融券的信心，为新货币流通做好外部准备。
限价措施因为实施在有限的几个管制区，造成商品出现很大的地区性差价空间。于是，一方面很多商人把商品偷运到外地非管制区销售，从中牟利(当时混乱的政局已然不能使国家机器有效运转，杜绝此类现象发生)；另一方面，上海是重要的制造业中心，而本地制造商品不能随行就市(外地生产的原料价格不能控制)，出现销售价格高于生产成本的现象，进而生产停顿。这样管制区的商品就严重紧缺，大量商铺无利可图，无货可卖，只能关门休业。市场最终更加混乱，投机囤积行为反而愈演愈烈。
国民党政府同时在上海采取严厉措施用金融券换取人民手中的外汇和黄金储蓄，任何人私留都将受到拘役乃至枪毙。高压政策下，上海大概收兑到两亿美元的财产。但是民间的黄金和外汇毕竟有限，于是蒋经国转而决定向银行和大的金融寡头开刀，本来计划周全，但事与愿违，一场意外的风波转变了其改革的设想。
这时孔祥熙家族控制的扬子公司因为私自囤积商品被蒋经国属下查封，由此和蒋经国发生重大冲突，两虎相争，惊动蒋介石放下北平的军事会议飞到上海调停。在这次争斗中，以蒋经国退步告终。扬子公司公然挑衅经济改革，并且得到最高统帅的默许，实际上令蒋经国威望扫地，无力回天。
表面上看，这次事件是太子党和孔家利益集团斗争的失败，而实质上说明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利益集团的分割下失去了重生的活力。
因为蒋经国的失势，他已经不能在银行和金融寡头之间获得支持，因为扬子公司的事例已经给了这些金融势力以昭示，他们也就有恃无恐。多重压力下，此次国民政府的种种政策危机四伏，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解放军在这个时候已经攻克济南，辽沈战役正在进行，
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疲于应付，经济上根本无力支撑限价政策。根据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悲观的预期使人们丧失信心，导致经济衰退，经济崩溃的根源是人们极其悲观的预期。而时局的动荡也正增加了人们未来预期的悲观。
战场的消耗依然一天天在加剧，炮声隆隆，国民党政府只好饮鸩止渴，再度大量发行金融券来弥补巨大的财政支出亏空。
人民的恐慌有增无减，政府滥发金融券，市场对金融券的信心迅速崩溃。而在这个时候，被经济改革折腾一番的普通民众已没有任何“硬通货”，他们的手中只有金融券了。
很快，在畸形社会环境下发行的金融券不堪重负，其膨胀程度甚至超过法币。人民受到了一次空前的洗劫和欺骗。
时局的混乱、战争的败退、政治上的局限最终导致了这次金融改革的失败，所有的政策即使最初抱有良好的愿景，但最终既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也不为既得利益集团所容。
第二篇 醉里挑灯看剑 1948年：崩溃的70天(3)
随之，翁文灏内阁倒台，蒋经国离开上海，总共历时70天整。
当时著名报人储安平先生发表了这样的一段话：“70天的梦是过去了，在这70天里，卖大饼的因为买不到面粉而自杀了，小公务员因为买不到米而自尽了，一个主妇因为米油皆无而投河了。我相信
这些人都会死不瞑目，阴魂不散的。许多善良的小市民，都听从政府的话，将黄金、白银、美钞兑给了政府，可是曾几何时，现在的金融券已经比‘八一九’时期打了个对折对折了！惨啊，冤啊！一个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够熟视无睹、无内疚于心中吗？”
经济的崩溃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是给予民众和市场的伤害，以及其中所涉及的种种矛盾和争斗，殷鉴不远，更令我们深思。
第二篇 醉里挑灯看剑 失败的王安石和没落的王朝(1)
中国改革前行二十多年，历经风雨，错综复杂，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就。有人说变革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改革之难，难在国家结构重建，新的制度维系和利益分配总是在阵痛中产生。人民是变革中的主导，非决策之主力，而是受用之主流；成败与否，干系重大。实因为国家非意识危机环伺断难有变革之决心。既谈改革，总是有“虽千万人，吾往矣”之悲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才能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
秦因商鞅变法而兵马富足，清末因变法失利而王朝崩溃。盖变革乃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然而改革必有英雄人物的推进，则是历史必然。
历史学中的英雄与哲学中的英雄大体相同，通常指称那些已摒弃了意识形态色彩和世俗褒贬含义的、能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显然，这里所说的“重大影响”有两重含义：一是推进历史，一是将历史拉向倒退。
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英雄”。北宋的王安石一手操作“神宗变法”，但是惨遭失败，导致国家没落，就是其中一个悲剧英雄。
这里无意讨论王安石的功过是非，然而史学家们之所以将王安石当成比诸葛亮、魏征等贤相还重要得多的人物，原因就在于王安石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政策并将之付诸实践的经济学家。
在断代史研究中，宋史历来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在各种版本的中国通史中，有关王安石变法的记述及分析都有过于粗疏之嫌，但是仔细梳理，王安石的改革脉络还是清晰可见，仔细剖析，或有裨益。他的变法在中国封建经济史中还是占据重要位置的。
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这个专史领域，对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政策及经济后果的研究也远不能以深刻周密称之。
王安石写过一篇90字短文《读》，他在文中说，世人皆称孟尝君能招贤纳士，但他根本没有得到过真正高明之士，食客三千也不过是些鸡鸣狗盗之徒，当时，孟尝君如果得一真贤士，秦国的威胁也就不足为虑了。而高明之士所以不到孟尝门下，原因就在于大贤大智之人不愿和那些鸡鸣狗盗之徒为伍。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是个高风亮节、见识不凡、颇有吞吐宇宙之雄心壮志的人。他21岁中进士，在25年时间里皇帝屡招其进京均被婉拒，宁愿在边疆做一小官并扎扎实实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直至46岁值人主交替、老臣式微时才应招入京，开始施展其酝酿已久的一整套改革方案。
我们首先要确定，作为北宋王朝最重要的改革家，王安石是个才华横溢而且感情真挚的人，虽然他在这次变法的过程中是个铁腕的政治家。在他离别故土去朝廷上任的时候，他最喜欢的小女儿不幸夭折了，于是他把小女儿的遗物放在一个小船上，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划到水中央，把这些东西沉入水底，赋诗一首“今夜扁舟来作别，此生以往各东西”。
王安石在朝廷拜相，得到神宗的赏识，肩负起这个王朝寄予厚望的变革重任。当时的北宋国库空虚，外患严重。军事上的节节败退，已经露出衰亡之相。临危受命的王安石表现出他是一个极端的国家干预主义者。他的全部改革措施的着眼点就是如何充盈国库，因为经济上的困境是北宋最为致命的缺陷，而边疆战事频繁，对于军费的要求是与日俱增的。
自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开始，王安石的新政强力推行了8年，从政策面上讲，是具备相当开拓性的，但是在历史环境的约束下，结果是天怒人怨，最后连皇帝和他本人都到了十分心烦的地步。
王安石新政的内容大体为9项，可归纳为三组，即三种国营企业、三种新税和三项管制城乡居民的登记制度。三种国有企业是称为“均输法”的国营贸易局，称为“市易法”的国营零售店管理局及对农民贷款利息二分实收三分(加上申请和登记费)称为“青苗法”的国家信贷管理机构；三项新税是免役税、国产消费税和所得税；居民登记制度是把国民组织起来，编成10家为一组的征兵单位，称作“保甲”，重新登记土地和马匹，称作“方田均税法”。上述方案似乎已折射出现代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全部“思想光华”。我们可以看出，“均输法”和“市易法”就是国家直接参与和力图垄断贸易流通，用官办机构去控制商人，并用官定价格来管理市场。而“青苗法”从其本意上说就是国营农村信贷银行。本来，王安石早年在边疆为地方小官时就进行过此类试验：春耕时贷款给农民，秋收时连本带息一起收回。据说他年轻时的这一做法效果还很不错，并成为他获得晋升的优良政绩之一。据史书记载，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王安石于是踌躇满志，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过，令王安石始料不及的是：四海非一邑之小。在一个可充分掌控的狭小地区看起来行之有效的政策一旦变成在一个地域广大、环节繁复的国家范围内推行的大计划，就可能出现南辕北辙的效果。青苗法是王安石新政中的核心政策，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对之多说几句。
第二篇 醉里挑灯看剑 失败的王安石和没落的王朝(2)
和现时人们所理解的农村政策性贷款不同，青苗法所推行的农贷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府强制推行的农业高利贷。农业贷款作为一项解决农民资金短缺困难的举措，只有低息才能体现其本意，但在当时上级任命干部的体制下，各级官员放贷多少、收息几何也自然成了考核官员政绩的关键指标。在王安石新政推行之初，强大的改革声势形成一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行为惯性。为了取悦新政当权者，各级官员不但对农业贷款强制向农户摊派，而且变本加厉地将农贷定为三个月一期，每期利率达30％，农民不能缴还本息就难免牢狱之灾，官员推行农贷不力者，必定遭受革职查办。就这样，一项旨在帮助农民并为国家财政增加新利润增长点的美好纯正的改革计划最终演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国家掠夺闹剧。
虽然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了，自己也被罢官回乡。但国学大师梁启超对王安石新政褒奖有加，认为这是西方集体主义在中国的最早萌芽。
对任何人物、任何政策的评价都只能以历史结局为根本依据。王安石因此必然要承担失败的主管责任，那么变法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
林语堂对王安石新政的社会效果描述最为精到，他写到：“王安石使国家的垄断取私人的垄断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业，农人在无力付强迫的青苗贷款和利息之下，卖妻儿而逃亡，为之担保的邻居，或与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县镇监狱有人满之患，每一县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没收的财产，法厅也讼案充斥。朝廷这样施政之下，即使没有外族侵入，任何朝代也会灭亡的。”
王安石实行的政策没有相应解决三个问题，是他失败的重要因素。一个是清廉高效的官僚集团。北宋吏治腐败，变法的政策例如“青苗法”在地方上的推行成了底层官吏剥削人民的工具，这项法律的优势全无，反而存在的缺陷被放大。这里对政策实行监管缺位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是当时的制度设计不能有效落实新法。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起初是雄心勃勃的，但是在制度上的设计不能适应新法的需要，达不到有效管理。旧有的制度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不会为新法服务的，没有解决制度上的矛盾，采取有效办法缓解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抵触情绪。变法必然走向破产。
第三，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意思是大的国家治理要像做小菜一样慢慢来，不能轻，也不能重，否则做不出可口的味道来。也许是外部环境的压迫，也许是皇帝的急切，王安石变法的推行过于迅速，没有处理好各方面的协调关系。
自神宗采纳王安石新政建议起，经哲宗又至徽宗25年(公元1126年)北宋始亡，经历了不长不短的一段时间共47年。也许有人会说：北宋的灭亡主要原因是神宗之后的哲宗、徽宗过于昏庸而非王安石新政所致。我认为，这种说法过分强调了皇帝的作用，而忽视了任何朝代的治乱兴衰背后都有三个基本因素在共同起作用：(1)农业生产力是健全还是遭到严重破坏；(2)政策高明还是昏败；(3)统治层团结状况及是否存在外族入侵威胁。
王安石新政是北宋所以变成南宋的转折点，原因就在于王安石的一整套改革政策首先是对北宋的农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而动摇了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其次，王安石理想化的改革路线在推行过程中衍生了持续几十年的惨烈党争，一些已看到新政弊端同时又报喜不报忧的奸佞之徒打着拥护改革的旗号爬上高位，这些人对司马光、苏东坡等贤臣大肆排挤迫害，使得宋朝的统治力量变得既虚弱又残暴；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力孱弱，从而为外族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致使北宋在强敌的军事打击下灭亡。从北宋灭亡的过程、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看，一旦出现影响深远的政策失误使国家经济走上崩溃的边缘，这种内部条件一旦和外族入侵或军事动乱因素交相发挥作用，任何所谓英明君主和末世贤臣可能都回天乏力了。
第二篇 醉里挑灯看剑 失败的王安石和没落的王朝(3)
王安石新政的失败说明，改革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褒义词，只有顺应经济规律、能提高国民福利水准的政策变动才是积极意义上的创新和改革，否则就是制造浪费和混乱的“政策乱动”。用今天的话说，不顾国情和吏治现状用国家垄断主义解决中央财政困难、以官方高利贷款处理三农问题是王安石新政在经济上失败的根本原因。
而由路线政策分歧导致朝中绵延几十年的党争使统治阶级元气大伤，最终促使北宋灭亡，王安石这个悲剧式的改革家似乎弄巧成拙，成为了北宋的历史罪人。
杜牧在千古名篇《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所以，今天重新审视神宗变法的失败，也许还具有相当建设性的意义。
第二篇 醉里挑灯看剑 让历史失忆的超市(1)
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了震惊学界的“历史的终结”理论，而另一个美国学者亨廷顿则这样设想：一个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东方儒家文化的冲突，并最终战胜东方文明，将西方人的自由、民主、人权和博爱笼罩全人类。《泰晤士报》的主编威廉·里斯莫格从另一个角度诠释说：“国际市场的力量将使民族文化消失。”
从历史的年轮看，无论是十字军东征、殖民地开发，还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实际上的主体并不是当事者宣称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是许多优秀文化的消失。
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怀疑过文化的全球化。
2004年3月美国《哈泼斯》杂志刊登了世界知名的加拿大籍专栏作家约翰·索尔的文章《全球化已经死亡》，“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国家主义和民族国家比全球开始之前更为强大了”。文章以三个方面的事实，说明全球化不能兑现其承诺：首先，全球化的支持者都致力于发展“真正的竞争”，但事实上，他们追求的许多改变都削弱了竞争。其次，跨国公司设法作为新的实体取代民族国家的位置。最后，那些鼓吹全球化的人分辨不清伦理观和道义之间的差别。伦理是衡量公共利益的尺度，而道义是捍卫社会正义的武器。然而，全球化一开始就把伦理推到一边，并主张一种不寻常的道义争议，这种争议包括最大限度的贸易、无限制的自我利益和只关心外债问题的政府。在作者看来，具有“技术至上”和“市场崇拜”情结的全球化已呈衰亡迹象，拉丁美洲现在已经不相信全球化了，非洲也不信了，马来西亚成为最著名的反全球化国家。他指出，一些人已经找出全球化的悖论：这种理论一方面宣传普世的民主，一方面主张削弱民族国家的作用，可民主恰恰只有在一个国家之内才得以实现；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力量，你就削弱了民主。新西兰的故事就具有启迪意义——1999年，在实行了15年的拥抱全球化的政策之后，选民们发现：国家的产业落到了外国人手中，经济下滑，生活水平停滞，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移民海外，而这一切并非不可避免。于是选民们选择了改变，主张对经济有限干预的政府上台了。
不管人们怎样争论，全球化都是正在席卷的潮流，但是当我们平静心态，可以发现，一些变化就发生在身边。
历史不只存在于典籍里，还有老人家的讲述，我们尘封的记忆。当我们想起往事的时候，我们的思绪就会变得善良而且多情。如果有一天，走在曾经的城市，曾经的街道，发现熟识的咖啡店、鲜花店，还有小小的面包铺都不再有，只有一个超市那巨大的盒子矗立在社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见到的标示提醒你，一切都不存在，传统被吞噬，只有现代的商业机器满足你的所需，你的曾经刻骨铭心的时间、地点早成了废墟，你的追寻和留恋早成为千篇一律的商业模式，你会作何感想？
很不幸的是，连锁超市遍及之处，类似的事情正在不断上演，城市商业被可怕地克隆，传统的特色和地域的商业文化特征被完美地吞噬，也许还能看见恶劣的复制品，不过是被装在看似精美的礼盒里面，当然还是会摆在超市的某一个货架上面。
传统被超市野蛮地摒弃，历史因此会失去记忆。克隆时代人们的恐惧率先在零售业上演，也许人们正津津乐道超市的便利和价廉，未曾想已落入失忆的陷阱。
最近，英国下议院通过了一份报告《英国的商业区》，严词批评零售巨头挤垮传统独立商店，正在摧毁城镇的社会、文化、经济结构。这份报告其实并不具备预见性，因为可怕的传统消失已经在英国上演了好多年。
让我们看看曾经被拿破仑赞誉是“小店之国”的英国，英国的小店还存在吗？
Tesco等4家连锁超市控制了英国74％的零售业，尤其是Tesco一家就占据了英国零售业30％的江山，两年来每年的销售额都以23％的速度增长。在经济学上，我们可以认为英国的超市竞争是垄断竞争。
第二篇 醉里挑灯看剑 让历史失忆的超市(2)
一座城镇的某个社区有了大型超市，居民们乘坐免费班车前来购物，当地富有地方特色的慈善商店、贺卡店、酒廊、食杂店、加油站没几家活得下来。农民、小商店雇员、环境、传统生活方式因为超市受到了致命打击。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泰晤士河谷蔬菜种植联盟，菜农们种出的蔬菜品种很丰富。向超市供货后不久，因为无法达到超市对胡萝卜长度、大葱直径的严格要求，成员们相继被解除合同，现在70个成员中只剩下5个。一位菜农说，超市毁掉了英国园艺。
为了保护乡村生活，促进城镇文化的复兴，英国政府对在郊区建大型超市的计划审批得越来越严格。多数郊区小镇、乡村的地方自治机构也反对在本地建超市，甚至不惜闹上公堂。在这种形势下，超市只能改变实行了几十年的远郊战略。同时，超市巨头意识到他们对城镇商业区忽略得太久了。他们采取蚕食行动，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城镇，开设小型超市，还联手圈地，建起了“地产银行”伺机扩张。已在我国上海开店的Tesco最早开始在城镇商业区开小型超市，现有500家小连锁店，一年销售额高达2亿英镑，并雄心勃勃地计划10年内再开1200家小型超市。
英国政府担心的正是零售集团的攻城略地，只要大超市开一家小型超市，就会挤垮两三家当地的杂货店。连锁超市抬高了房租，英格兰城镇中心的商铺月租金在每平方米350~500英镑之间，贵得让小店主负担不起。超市每天营业时间长达十七八个小时，有的24小时营业，小店主们被迫加大工作强度，早上7点开门，晚上21点以后才能歇业，他们的子女都不愿意接手这份家业。相同风格的连锁店让不同的城镇形成了相同的商业街文化，遍地克隆城市。英国商业和工业指数显示，10年来有3万家独立商店被迫关张，传统零售业处于崩溃边缘，预测到2015年小商店将彻底消失。
零售巨头们显然不打算接受批评。英国零售联盟主席霍金斯说政府的《商业报告》夸大其词，耸人听闻。Tesco的发言人说他们的便民店并没有挤兑当地原有的独立商店，反而促进了商业积极性。零售业的分析家认为，人们接受民意调查时说喜欢传统小店，买东西时还是更愿意去大超市，因为那里方便、服务周到、价格便宜——全英国的连锁超市中共有3000种热门商品在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多么有诱惑力。
“二战”后，英国的零售业以超市形式为主。法国自1973年以来，政府就授权地方机构否决在当地建造占地1000英亩以上大超市的权力。在英国，超市巨头反倒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优惠政策，具备了价格优势，可以任意对小零售商进行不公平竞争。一些地方政府欢迎大超市来投资，大超市带来的利益比小商店丰厚得多，是它们最后的经济希望。于是曾经的家乡被克隆了。
政府终于感到了恐慌，超市把很多英国小镇、乡村、城市社区变成了幽灵城镇——没有商店、储蓄所等商业机构，甚至没有邮政所，街上极少见到人，冷清之至。英格兰白金汉郡的一个小镇自治机构7次反对Tesco开店的规划，最终闹到了伦敦高等法院，结果败诉。超市建起来了，很快当地的五金店、有机肉铺、农产品店、兼卖书报的杂志店、药店统统关张。
零售业巨头旗下的连锁店仿佛是章鱼的触手，轻轻一握，小小的独立商店即刻化为齑粉。据英国乡村商店联合会统计，目前在英国只剩下12000家乡村杂货店，消失的速度为每年300家。全国乡村协会说，在英格兰，乡村酒馆以每周倒闭6家的惊人速度在消失；1981年至2001年，全国乡村邮政所的数量从22000家减少到17846家。据1997年的情况，一个村子如果只剩一家商店的话，就是邮政所。1990年至2000年，全国有1/4的储蓄所被撤销。销售食品、香烟、饮料的商店在1994年至2001年间减少了37％，任此趋势下去，到2015年传统商店的灭绝不是不可能发生。
英国的调查数据指出，在有的大型超市所在的城镇中，中心地区凋敝，失业率和犯罪率上升，人与人之间充满隔阂，完全没有社会公益活动。
第二篇 醉里挑灯看剑 让历史失忆的超市(3)
地方商业的载体——杂货店、邮政所、酒馆、食品店、储蓄所等，在社区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们为居民提供社交场所，是消息集散地，甚至是帮助单亲家长、残疾人、老人的民间社会服务机构，向社区生活注入了温情。小店老板认识社区里的每一个居民，深得居民的信赖，社区里有异常情况也是他最先注意到。一些社区的居民开始自发保护社区文化。伦敦牛津街北边一个富有的社区在1990年后成立了专门的地产委员会，掌管社区内数十亿英镑的房产，对前来租房开店的商业团体实行资质审评。15年来，它们只接纳了两个零售集团的连锁店，其中一个是传统的药妆店Boots。委员会主席说，我们不会因为你出的租金高就同意你进来开店，我们要保留传统的、多样性的社区商业文化，保证高质量的社区生活。
一个绿色组织——英国新经济协会发布过一份调查报告说，到2010年全国的小商店和公共设施将减少1/3。届时，不仅是偏僻的乡村，就是大城市附近有数千居民的卫星城镇，自己的商业特色都会消失。目前的状况非常悲观。多年以来，地区性零售业一直遭到超市巨头的破坏性打击，面临崩溃，
英国政府对超市的遏制实质上是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之间的一种权衡结果，商业经济是不是真的无往而不胜，作为政府，结果是未必的。可惜的是，在竞争充分的市场环境下，政府的决策只能调节和延迟，并不能扭转乾坤。
经济学家认为，在地方混合经济中，货币在社区内流通，而超市产生的货币几乎不会停留在这个圈子里，不会对社区建设发挥作用。地方性商业机构的消亡，引发的最严重后果是导致地区公共设施倒闭，区域性生活受到毁灭性打击。
最近在韩国，沃尔玛和家乐福先后宣布关闭店铺，退出韩国市场，正是其文化受到韩国人民排斥导致经营情况恶化的必然结果。
所以说，在国际大型超市纷纷抢滩中国的情形下，如何从经济、文化层面认清楚超市入侵的内在含义，是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2004年欧洲出版的一本批判超市霸权的专著《购物》中提到，只要消费者把超市消费金额的5％花在传统小店，情况都会大不一样。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大超市和传统商店之间的竞争，考验的是他们的良心。
其实，人们仍然喜欢去传统小店购买食品，到传统酒馆消遣，赞叹银行面对面的服务更让人温暖；反感大超市对食品的控制权，网络电话提供的银行服务，连锁店千篇一律的服务。看似丰富实质上没有选择的商品，让消费者感到自己没有个性，缺乏品位。
人们还是怀念传统商店的场景：和蔼客气的杂货店老板，偶遇的邻家伙伴，带着香气的烤面包，水灵灵的冰糖葫芦，但那已经成了一种乡愁，一种被轻而易举割舍的传统。人们一边怀念家乡那不长但是琳琅满目的商业街，一边把钱花在了大型超市。对往昔的怀念在方方正正的巨型水泥盒子面前，毫无抵抗力，不战而退，胜利属于超市，代价是我们的历史会出现失忆。
和蔼客气的杂货店老板，偶遇的邻家伙伴，带着香气的烤面包，水灵灵的冰糖葫芦，但那已经成了一种乡愁，一种被轻而易举割舍的传统。
第二篇 醉里挑灯看剑 大国崛起的秘密(1)
——兼评《大国的兴衰》
最近随着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热播，社会上对国家崛起的讨论方兴未艾。于是我重新翻阅了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大国的兴衰》。这本书在1987年出版时就立刻引起了轰动。和《大国崛起》一样，这本书关注的焦点也放在了大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和自身变革的横向比较上，只是《大国的兴衰》更偏重于经济化的角度，而《大国崛起》侧重于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分析。我们关注世界的发展变迁，而世界也正在注视中国的崛起，或者有一些忐忑，也许还有一些惊奇，因为他们在思考，难道拿破仑预言的“睡狮”真的要在21世纪苏醒，屹立于世界之林？
2005年，中国那位最早提出“和平崛起”的学者以一般身份访问华盛顿，国务卿赖斯亲自接见并礼遇甚佳，可以看得出世界一流强国对于中国崛起的小心翼翼和如履薄冰。
总觉得国家的崛起是一个太大的话题，水平所限，不能妄谈，但是因为重新读了肯尼迪的这本著作，还是觉得一些想法不吐不快。权作一本无意为之的书评吧！
肯尼迪的原意是写一本薄薄的“文章式”的小册子，只希望就过去五个世纪里有关大国不断变化的实力阐述自己的观点。
但是，一个简单的命题戏剧性地造成了一本理论巨著的诞生。肯尼迪很快发现几乎从未有历史学家涉足这一领域，没人把军事史、经济史、国际关系史这样混杂在一起，提供一幅详实的大图景，而且前后贯穿五个世纪。
1931年，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对他的幕僚鲍尔温感慨，“我们都为日常的杂事而分心过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对全面的形势进行调查，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经受着一个又一个焦虑的折磨。”《大国的兴衰》给出了一个去除焦虑的理由。
肯尼迪显然并不想把自己的专著局限于纯粹的历史描述，而是融入了有别于以往的、清晰简约的经验型理论观点，用深层的历史观和理论从浩瀚的史实中区分并提炼出重点与关键，继而把理论深入贯通于历史之中，用公元1500年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来诠释在文中一再被提及的论点，最终达到历史与理论的浑然一体，这确实只有少数具有自觉理论意识的高明历史学家才能做到。不仅如此，肯尼迪更是一位高超的战略家，他在书中不是囿于历史与理论的圈子，而是根据理论引申出其他战略涵义、利用历史进行验证和比较其他战略思想，从而为国务家和外交家进行决策提供了更加直接的战略依托。同样，作为一个有现实感的历史学家，肯尼迪在书中也依据过去的历史对最近的将来进行了预测和推论。
这又不完全是一部军事史，它也追溯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但它也不是一部经济史，该书重点阐述了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与战略的相互影响。并对“今后世界政治的格局”作了预言。
肯尼迪没有想到，这本将近700页之厚的理论书籍，竟会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中国数次再版、新译。当然有原因，当肯尼迪教授开始撰写《大国的兴衰》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引起世界的关注；而2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迅速发展已经被西方媒体称作是“神话”了。在这本书中，作者对中国的大国之路、对未来世界将如何面临中国崛起之挑战，都作了相当精辟的分析。目前在西方出现的有关中国崛起的各种观点，大体上也可以在本书中找到“源头”。当中国准备在21世纪“和平崛起”之际，这本书显然是很值得国人一读而再读的。
在中日战争结束整整60周年之后，当我们试图全面理解这场战争的起因与全部过程时会发现，如果你想理解1931年发生在沈阳的危机，也必须同样考虑在1935年埃塞俄比亚、1938年苏台德区的危机。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地区性冲突，最终酿成了全球性的战争，它们反过来又改变了地区的战势。历史的表象似乎毫不相干，但内里的联系却是环环相扣。哲学家所讲的“蝴蝶效应”在历史层面上依然可以得到验证。
第二篇 醉里挑灯看剑 大国崛起的秘密(2)
去除掉战争中蕴含的民族情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经常被理解成两个崛起的大国对现行世界体系的挑战。一直到1941年12月，这种挑战看来都是成功的，德国让整个欧洲陷入哀嚎，而日本几乎横扫了整个亚洲。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以大英帝国为支柱的世界秩序，彻底坍塌了。
一个勉强的参战者改变了历史的行进方式，却获得了战争最大的利益，持续至今。尽管在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力量也是位居世界第一，但它的外交与军事的影响力却乏善可陈。1919年《凡尔赛条约》签订时，威尔逊总统试图向世界表明美国式的信念，却被欧洲老手们轻而易举地戏弄。不过从“二战”以后，威尔逊总统的目的轻而易举实现，美国式的信念一直风行世界。
世界霸权的接力棒如何从英国传递到美国手中？而德国、日本乃至后来前苏联的努力，又是如何被瓦解的？是什么因素促使了一些国家的兴起，又是什么令曾经的强大与繁荣衰落下去？这些命题令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与政治学者着迷不已。前者没有充裕的时间思考，只能发出类似麦克唐纳式的感慨，而后者又太缺乏直接经验，往往纸上谈兵。有过教授与国务卿双重经验的亨利·基辛格知道这两类人的立场多么不同，多么难以相互沟通。
肯尼迪研究的目光放在决定大国的各种关系和力量的综合效应。他帮助我们把大国的崛起与发展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放在不同地区发生的国际事件的相互关系中去观察，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大国兴起的缘由和维持大国地位的条件。《大国的兴衰》在带着我们从500年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的同时，并没有让我们的视角仅仅停留在历史上，而是能够透过历史放眼未来。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后顾与前瞻，才使得该书的分析更加透彻，在立意上就具备了开拓性的优势。
在肯尼迪看来，影响大国兴衰的主要因素是“国防费用与安全、社会与消费者的需要、增长的投资，这三者形成了一个争夺自然资源的三角”。他认为，要取得三者的绝对平衡是不大可能的，能做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大致的协调。如果在国防、消费和投资三个方面不能保持大致均衡的话，一个大国就不大可能长期维持它的大国地位。实际上，近年来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就面临着这样的挑战。
当然，要保持三者的平衡，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文化、机制、传统、机遇和不同利益集团的作用等。肯尼迪认为，生产步子的快慢、国家的兴衰以及力量对比变化等方面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或某一个人能够驾驭的，未来大国的发展及其大国体系的前景将取决于华盛顿、莫斯科、东京、北京以及欧盟各国的才智，取决于各大国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的“技巧和经验”。
他相信，今天的美国正在重复所有大国曾经的错误——军事安全的需要攫取了过多的国家财富，“过度扩张”将不可避免地使它衰落。
根据肯尼迪的理论，要成为一个大国，必须有可使国家欣欣向荣的经济基础，然而大国通常要进行战争或很可能进行战争，所以需要将国家的很大一部分“生产能力”用于生产武器装备，这就可能有破坏国家经济基础的危险，对于那些为得到长期发展而将绝大部分国民收入用于发展经济的国家的经济基础更是如此。这就从理论上提出了一项基本要求——如何确保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发展，也就是如何确保长期经济发展与短期军事安全的平衡。当然，理论上的最佳答案是“利润和军力齐头并进”，但是在历史上和实践中，国务家们却往往面临这样的战略困境——既要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又要满足老百姓的经济需求，还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由于这三者都要争夺国家资源，要解决这个战略困境没有绝对的万全之策，也许最好的办法是使三者之间保持大体的协调。但是如何达到这种协调，总要受到不同国家的各种具体条件的巨大影响。
第二篇 醉里挑灯看剑 大国崛起的秘密(3)
历史学家福格森对肯尼迪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他的思想完全是经济决定论。肯尼迪分析的基础是，如果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范围内，优势总是属于那些有更强的物质创造能力的国家，而技术上的突破与组织形式上的变革是物质创造的基础。但是历史的复杂性总是无法用理论和数据完全表明，可能理解真实的历史缺乏现实基础，寻求一条清晰的线索是学者对于社会的贡献。
依据“经济技术——军事——国力”的相关理论，肯尼迪把整个500年的历史划分为两个基本的时代——前工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在前工业时代，财政金融体制的确对国家的实力衰长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地缘政治作为一个基本因素其作用不可小觑。固然1500年前西方勃兴的基础在于其缺乏东方式的集权机构，经常的战争引起军事改革的需要，进而推动商业贸易与科学技术持续向上地螺旋式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逐渐走到世界的前头。但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王朝争霸欧洲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却在于其碎片化的国土，地缘位置过于分散导致军事义务过多、严重超过了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由此物质资源与军事力量的平衡之维系愈发难以确保，最终其失败不可避免。此后继起争霸的法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接近于控制整个欧洲，但是它的努力总是由于其他强国组成的联盟反对而无法实现，其原因也在于法国地理位置处于欧洲大陆的西端，极易受到攻击，况且作为海陆复合型国家，法国的战略总是在陆权与海权之间摇摆不定，造成战略的分散、重点不明确，从而为地缘位置更好的侧翼国家——英、俄与其他国家的联盟所打败。
然而到底什么是国家、地域、政治、技术与组织变化的基础？肯尼迪坦率地承认这并非他的研究领域，因此读者却很少被引诱进入更深的探索。
当然，500年的大国兴衰史能够为我们提供更为具体的教益。
● 保持消费与投资的适度平衡：协调国民的福利、消费与国家的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
● 保持军事性投资与生产性投资的适度平衡：协调防务投资与生产投资的比例关系。
● 保持国防需求与军事手段的适度平衡：协调在预期的国防需求与其所拥有的履行义务之手段的平衡。
● 保持长期经济发展与短期军事安全的适度平衡：由于国家既要在无政府状态的军事政治世界中存在，又要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世界中存在，所以要权衡供养庞大的武装部队以获取近期安全与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以取得长远经济安全的问题。
出于历史学家的本性，肯尼迪也对未来进行了预测。他从历史类比和理论推论结合的角度对未来进行预测，认为有两个趋势不可逆转：一是不均衡的发展方式伴随全球生产力对比倾向太平洋地区，另一个是由于新武器系统昂贵和国际上的抗争、军事费用将呈螺旋式上升趋势。在此基础上五极趋势将继续发展。经济上，前苏联、美国、欧洲共同体所占比重将继续缩小，日本、中国所占比重将继续增大；军事上，美苏两极体系将继续存在，但是世界的两极性有可能逐渐减弱。
考虑到《大国的兴衰》一书的成书时间是在1987年，那么对其中的许多预测和推论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先见之明。时隔多年之后，当我们回头再评测和反思肯尼迪对他那时的未来之预测，总有些许验证和批驳的味道。尽管不得不承认肯尼迪的推测在很多地方是正确的甚至是十分确切的，但是挑剔的读者仍然可以找到其预测的漏洞和缺陷。首先就是对“苏联解体、冷战和平结束”之可能性的一再排除，这是处于变迁之中的历史对历史学家思维极限的巨大挑战。的确，历史学家能够发现一些十分可能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要对所谓“历史偶然性”进行预测是需要天才和先觉的。无论在政治学界还是历史学界，真正能够预测到冷战能够以此种方式结束的罕有其人。诚然，问题的提出在于回答者本人，但是答案的判别标准确实有些旧，总是苛刻得很。
第二篇 醉里挑灯看剑 大国崛起的秘密(4)
在《大国的兴衰》出版之后的17年中，肯尼迪先生仍被热烈地引用。至今，没人可以忽略《大国的兴衰》，因为肯尼迪先生的非凡优势——将所有事件置放于一个整体框架中思考的能力，仍无人超越。判断一本书杰出与否的标志，除去它的思想深度、表达能力、想象力，显然还有一条更不可忽视——它是否具有里程碑意义。肯尼迪是第一个大胆地用如此丰富的素材来写作这一古老话题的作家，它多少可以帮助政治人物缓解麦克唐纳式的焦虑，尽管时过境迁，不尽如人意也是不可避免。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因为西方世界的出现，我们才逐渐产生了中国可能只是世界地图中的一部分的意识。一直到今天，中国仍处于向现代国家演进的最后阶段，仍未完全通过唐德刚所说的“历史的三峡”。
历史的复杂性与偶然性有时会冲破任何恰似清晰的分析。因为在理性的分析中，我们对于同样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民族士气、道德力量、文化创造力、政治能力、军事组织、动员能力、教育程度缺乏数字化的全面理解。就如吴敬琏先生所讲的，没有一个决策者可以分析出社会各个方面的细致供求，并且随之变化。经济体尚且如此，遑论全球背景下的国家。
事关中国，国家经历经济高速发展20年，市场繁荣，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问题迫在眉睫，困扰着决策者的思维。这些复杂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在历史关键时刻扮演支配性的因素。其中大体可以总结为四大问题。
(1)公权力腐化严重，政府执政能力备受考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英国出现了丘吉尔赢得战争却选举失败、失去政权的一幕。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腐败使得其在民众中失去信任，导致政权崩溃，一败涂地。这些并不久远的例子警示我们，历史的考验是严酷而且迫切的。在经济繁荣的时代，可能会拖延危机的爆发，但是却不能阻止危机的滋生与蔓延。那么，如何制止公权力腐败、防止执政质量下降是执政党所面临的最严峻考验。
(2)预防农村社会矛盾激化
近些年，因为各种利益纠纷引发的农村群体抗议事件层出不穷。可以说，中国社会矛盾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农村社会存在不稳定趋势。
中国共有19亿亩耕地，按照当下的农业技术计算，可以养活17亿人。然而，按照户籍计算，中国共有9亿农民，其中农业劳动力接近5亿。也就说，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耕作不到4亩田，每个农业人口仅拥有2亩。因为气候原因，北方每亩农作物产量仅为南方的三分之一。即使按照南方的产量标准，专家认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是“一亩地经济”。在清朝初期，中国人口才1亿，1950年接近5亿，而今是13亿。所以，中国的耕地对于农业人口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人均一亩地导致农业生产的现状：农业劳动力每年只工作三个月，从事的工作又附加值极低，且无效率可言。这样，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就存在天然劣势。世贸入关之后，我们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可言，这就进一步导致农村社会的经济压力增大。在一些发达国家，农业生产实际上是由极少数大型财团控制，而且在国家补贴下进行市场化运作，而我们是以数以亿计的“家庭农场”与之抗衡。
中央接连出台农业生产的优惠措施，连续几年的“一号文件”旨在减轻农村人口的生存压力。但是，“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是否能突破，会不会重复出现“谷贱伤农”的市场结果，则是需要慎重考虑的。2006年11月的《焦点访谈》播出了陕西农作物滞销导致农民血本无归的事件，就非常发人深省。
综观世界发达国家，把小农们组织起来离开农耕，进入工商业，曾经是它们发展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也一直把工农联盟看作是两条腿，缺一不可。所以，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策略无疑会为农业社会带来一次变革。
(3)城市出现新贫民群体，人口贫富差距增大
第二篇 醉里挑灯看剑 大国崛起的秘密(5)
近年，我们看到中国的贫富差距即基尼系数呈现加速增大趋势。表明中国的两极分化日趋明显，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民众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而因为这些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的行业，出现了大量财富转移的现象。例如地产，房价高涨，老百姓掏出毕生存款买房，甚至承担房贷，而其中暴利则为相关产业的经营者获得，例如开发商、地产经纪商等。一旦地产泡沫破裂，人们就会因此出现负资产阶层，其对于个人生活的破坏是致命的。
温总理曾说最头疼的问题是民众医疗问题。医疗费用过高，医疗保险制度不完善，还有接连爆发的医患纠纷已经使得民众在医疗问题上怨气冲天，医疗也成为老百姓经济上的一大负担。
还有一些因为国企破产造成的失业者，诸如此类，构成城市生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贫困阶层。因为历史原因，中国民众很难不产生仇富情绪，而这种情绪极易蔓延成一种社会对立的潮流，这是危险的，不可小觑。如何缓解，如何解决民众生活中的矛盾，对于当代中国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4)国家周边地区存在不安定因素，外患压力沉重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社会大动荡的原因恒定在内部腐化和外患压力的双向作用下产生。应该说，新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在21世纪内进入世界第一集团的前景越来越清晰。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写作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中一句名言是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开端：雅典与斯巴达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斯巴达对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惧”。迅速崛起是可观的，恐惧是主观的、可变的。
从边缘政治学来看，中国的周遭并不宁静，其中朝鲜半岛的局势牵扯巨大，各方角力是不是能得到最终平衡的结果似不可知，中国在其中虽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因为朝鲜政治举动的扑朔迷离，未来很长时间，朝鲜半岛都不能平静，那里的局势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人甚至认为，朝鲜半岛和巴尔干地区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也不见得是危言耸听。
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与一些国家的边界线之争还未解决，但不是迫在眉睫，关键是中国原油重要的运输管道马六甲海峡处于风口浪尖，因为一旦运输通道受阻，国内的能源将大受影响。
与印度的关系在实现高层互访后出现改良，但是因为边界领土争议较大，而且经济上与我国同质竞争，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印度的崛起和影响。
而在中国和平崛起之路上最大的障碍来自美国，美国决策层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坚定地认为：在可见的将来，中国是唯一可能挑战美国世界霸权的国家，因此要及时制止中国的崛起。虽然我们在经贸领域上与美国存在很多交集，但是必须清除“战略利益高于经贸利益”，注定中美关系未来不会一帆风顺。
美国遏制中国的主要外交手段不外乎两个：一是台湾问题，二是借助日本。因为日本右翼力量的不友好政策，使得中日关系经常风波乍起。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国必须重视他的存在，而今天日美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于中国真正是如鲠在喉。当然，中国政府和俄罗斯形成的战略同盟将会在一段时间内消除日美同盟对于中国的遏制作用。
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要保持稳定，安心内政，还是有很多针对外患的功课要做。外患有时是客观原因形成的，有时是因为中国的成功和崛起，而抵御外患的基本手段就是加强中国社会的内部凝聚力。而凝聚力来自于政治的清明，和一个英明且具备公信力的政府。
如果中国不能成功解决这四点问题，那么崛起和复兴的脚步就不会长远和坚定，甚至出现停滞乃至倒退。而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关键决定于如下两点是否取得成功：一是要坚持除非迫不得已、决不同美国长时期对立或大规模冲突，同时争取广泛的睦邻关系；二是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的、根本的创新，包括制度上和技术上的伟大创新。
第二篇 醉里挑灯看剑 大国崛起的秘密(6)
“和平崛起”是中国在韬光养晦之后提出的一项重要强国战略，是具备相当政治智慧的。这种提法所包含的深刻含义对于我们的国家大有裨益，因为它是把国际放在一个坐标系中，立体、多维、发展地看待国家和社会的变化，最后得出的一项政治主张。一个国家的强大，要是还取决于和其他国家的比较，而且这种比较理应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于某个狭窄的领域，那么，我们才可能稍微逼近“崛起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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