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龙象之舞——中印经济比较随谈(8)
这次《劳工法》的修改，是对法国商业社会的一次不大不小的手术，是法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一部分，也是其经济与社会改革政策的一个尝试。因为政府相信，改变企业雇佣抉择的担忧，可以使劳动力市场更加自由，从而推动经济的整体走强，进而带动就业市场的繁荣。这样的考虑是毋庸质疑的，但是希拉克政府必须出台相应的政策承担起本身应该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尤其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唯有如此，希拉克政府的风雨飘摇才能尽早过去，如果期待新政立竿见影，似乎未能如愿。
经济学的解释
根据法国先前的劳工制度，法国企业如果雇佣首次就业的劳动力(一般是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就不能无成本地解雇他，企业在解雇职员时需要有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辞退证明，并且要说明动机，否则就会面临被职员告上法庭的可能。这种制度使得法国企业不敢轻易雇用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因此被认为是降低企业竞争力，导致年轻人高失业率的罪魁祸首。
法国的《劳工法》做出种种限制，如果解雇，就必须做出一定补偿，实际上给企业的自主经营进行了外部性的限制，使企业的雇佣成本上升很多。这项在法国实行的劳工法案实际上是法国政府的一种社会保障压力的转移，本来应该是政府负责的失业保障权利强行转嫁给企业承担。无疑，从工会的角度来看，失业的年轻人从富裕的企业主那里获得更多的生活补助，似乎是一个不错的情形。但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使劳动力市场偏离正常的供求曲线，存在一种扭曲。
假设如果没有《劳工法》的限制，一家企业的工作需要10个首次就业的年轻劳动力，由于《劳工法》的限制，这家企业可能会基于成本的考虑，减少雇佣人数，从而降低经营风险。如果没有十足盈利更多的把握，企业雇佣更多劳动力，也会无形增加经营风险，因为一旦赢利未达到预期，企业要么硬着头皮雇佣这些人，要么忍痛拿出额外金钱补偿给解聘的人。企业对雇佣人数的保守，无形中影响到了企业经济利润最大化的基本原则，因为他所雇佣的人数显然是在外部性的限制下被扭曲了，干活的人少了，创造的价值自然也随之下降了。
况且从就业者的角度看，企业对解聘成本的担心，也可能造成一些能力不足的人继续停留在原有的工作岗位上，使他们产生惰性心理，反而不利于年轻人的自我成长。
澳大利亚劳工法案风潮
相比较而言，澳大利亚现任联邦政府更倾向于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2004年7月其以较大的优势第四次获得了大选的胜利，25年来第一次控制了参议院。因此使其劳工改革法案的推行具备了条件。
澳大利亚现行的劳资关系法被其政府认为过于重视劳工权力。而政府力图推行的新劳工法，使雇主在选用雇员上拥有更大的自由和权力。改革方案旨在创建一个单一的全国劳资关系体系，取代此前由各州操办的分散制度，简化最低工资的设定。改革还将员工不超过100人的企业免受了不公平解雇法的约束，将新员工的试用期从3个月增加到6个月，并引入有利于个人合约而非集体谈判的做法。一旦该法律通过的话，将会改变澳大利亚近100年的劳工立法历史，涉及40％以上劳工的利益。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新的劳资关系法将为工作单位提供一个更简化与有效的劳资制度。改革可以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在解读此次改革时表示，如果要保证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那么劳资双方的雇佣条件必须变得灵活。
而反对者说，新的立法将剥夺长期以来雇员在工作单位享受的权益与福利，会降低工人的收入，缩短假期和休息时间，减少奖金和补贴，此外该议案还将削弱工会的权力。民意测验也表示，公众普遍怀疑改革会减低工作的职业安全系数，恶化工作条件。总理霍华德的民意支持率在两周内下降了7~10个百分点。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龙象之舞——中印经济比较随谈(9)
新法的推行受到澳大利亚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2005年11月，澳大利亚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三座城市约10万名工人走上街头集会，抗议政府计划进行的劳动法改革。澳大利亚反对党领导人在集会上谴责政府要在澳大利亚实行“美国主义”，部分抗议活动持续了一周之久，但企业界对霍华德总理公布的改革表示欢迎。由于近年来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雇主团体非常担忧，而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相对较高的最低工资一直被视为是创造就业的障碍。
法、澳劳工法案风潮对我们的启迪
除了上述两国的劳工法案风波近期相对突出外，西方其他国家在劳工法案和福利制度的改革过程中也引起了不小的社会震荡，例如日本小泉政府的邮政私有化计划、美国布什政府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无不如此。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国家的政府对上述政策的推动是非常积极的，有的即使冒相当大的风险也要强行推出，而且其主要潮流是削减员工的福利，以减少公平来换取发展的效率。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断定这种举动在很大程度下是迫不得已的。
我国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现阶段社会上要求公平的呼声日益高涨。近期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更注重于保障广大劳动者的权益，提高他们的福利水平。但发生在西方国家的这些风潮，也带给我们许多思考和启迪：妥善解决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就业问题，不仅是民生之本，也是消除社会动荡的最有效手段；对涉及民生的重大政策的出台和调整来说，如何把握最佳的时机和量度，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在具体政策出台和调整时，必须与社会各界和群众充分交流沟通，并做好宣传引导工作，以取得良好成效；公平和效率永远是对立的统一，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
外汇储备金牌的价值及挑战
中国的外汇储备终于突破了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当之无愧成为世界经济中国家外汇储备的“金牌冠军”。
随之而来，外汇储备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那么，外汇储备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需要外汇储备？为什么不用外汇储备来修地铁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什么可以用一小部分外汇储备来充实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外汇储备是不是越多越好？
日本的经济规模以美元计大约是中国的三倍，如果以每一美元GDP所拥有的外汇储备计，中国的外汇储备拥有率是日本的三倍！是不是太多？当然，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因此，中国人均拥有的外汇储备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是不是太少？印度与中国人口相当，但其外汇储备只有1500亿美元，只占中国的六分之一。与印度比，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不是太多？
外汇储备是指一国货币当局所持有的、可以用于对外支付的国外可兑换货币。并非所有国家的货币都能充当国际储备资产，只有那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且能自由兑换其他储备资产的货币才能充当国际储备资产。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对外贸易与国际结算中经常使用的外汇储备主要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
最容易理解外汇储备的一个比喻是赌场。进入赌场之后，游客必须用现金兑换筹码，然后用筹码参加场内的赌博或游戏活动。离开时，游客可以用所剩或所赢的筹码从筹码兑换台来换取现金。
将这个例子应用到中国，筹码就是人民币，筹码兑换台就是中央银行，其收到的现金就是外汇储备。来中国投资的人越多，人民币发行就越多，外汇储备就越多。筹码与现金的兑换率就是汇率，人民币升值就相当于筹码升值，会吸引游客收藏筹码来玩筹码升值投机游戏。
这个赌场筹码的比喻将有关外汇储备的复杂的政治及社会问题剔除，只剩下最基本的经济逻辑，对厘清以上问题很有帮助。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龙象之舞——中印经济比较随谈(10)
外汇储备到底是什么？简单地看，就是投资者(游客)暂时抵押在中央银行(筹码兑换台)的外汇现金。投资者离开中国时就需要用所剩及所赢的人民币(筹码)换取外汇现金。
为什么需要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动用外汇储备可以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当国内宏观经济不平衡，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可以动用外汇组织进口，从而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促进宏观经济的平衡。同时当汇率出现波动时，可以利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使之趋于稳定。因此，外汇储备是实现经济均衡稳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一国经济更易于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影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仅可以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而且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企业在国际上的信誉，有助于拓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降低国内企业融资成本、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
如果央行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投资者获利回吐，希望取回外汇并离开中国时，央行的可兑换承诺就无法兑现，这就可能触发投资者恐慌性撤离，也就是亚洲金融风暴时在泰国、韩国等地出现的情况，那时这些国家不得不贱卖资产给外国人来换取外汇。因此，外汇储备其实是别人让我们的央行保管的钱，并不是中国政府可以自由支配的财政收入，是不能擅自使用的。
现在，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多了，市场上就出现很多言论，希望中央银行积极地投资外汇储备以取代消极被动的管理，为国家理财，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样的言论是具备一定道理的，可真正实现外汇储备的积极投资战略就很不寻常。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历史上，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曾试图采取积极投资外汇储备策略，但是成功的例子很少。
马来西亚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积极投资外汇储备，也曾经春风得意，在美元/英镑市场上呼风唤雨。但是在1992年索罗斯投机英镑，英国突然决定贬值英镑，并且退出欧洲汇率机制。这一年马来西亚央行外汇储备是36亿美元，马来西亚央行仅因为积极投资外汇就损失22亿美元。1994年，马来西亚央行处于资不抵债的窘境，央行行长引咎辞职，市场操作的损失最终还是由马来西亚政府承担。
从马来西亚的惨痛教训来看，“积极”投资外汇管理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外汇市场相当庞大，根据国际交易银行估算，主要货币的日交易量就达一万亿美元。再强大的中央银行与如此巨大的市场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操作风险巨大。韩国央行曾经一度考虑把部分外汇管理进行外包，但是出于风险的考虑，也只是纸上谈兵。
用外汇储备来充实中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是一个创新的做法。中央汇金公司在各个国有银行的600亿美元的资本金投入，不仅还是外汇而且并没有消费掉。如果有需要，在外汇储备短缺时，中央汇金公司完全可以要求财政部以同样价值的人民币购买汇金持有的国有银行股权，或出售银行股权给外国投资者，以便收回占用的外汇储备。
因此，从本质上看，汇金公司以外汇储备入股国有银行，更多的是灵活投资外汇储备，而不是将外汇储备作为财政性消费。当然，有投资就有风险，如果汇金的股权投资血本无归，对外汇储备就会构成风险。
中国的外汇储备比日本及印度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比日本及印度要多很多。如果中国今后出现经济、金融动荡，二十多年积累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资本升值有可能在短期内要求撤离，那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很有可能不够。如果以过去15年每年平均大约5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计，剔除资本增值，外商直接投资在过去15年的存量就达到了7500亿美元；加上资本增值，外商直接投资的总存量一定超过今日我国外汇储备8500亿美元的水平。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龙象之舞——中印经济比较随谈(11)
中国积累的外汇储备当中，除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美元流入，还包括中国贸易顺差，即出口超过进口导致的美元流入。
过去外汇紧缺时，中国老百姓都选择持有自己个人的外汇储蓄账户，那时央行的外汇储备就不必增加太多。可是，在过去几年，因为投机人民币升值盛行，不再可以储存老百姓手中的外汇，但是老百姓还是逐渐减持手上的外汇，这也导致央行的外汇储备快速增加。
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就越好。如果外汇储备主要是由于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流入造成，就会冲击短期内人民币的供应。这时，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央行就必须进行对冲，即在购入美元放出人民币的同时，在市场借入人民币(由于收购外汇的同时投放了等值的人民币称为外汇占款)。人民银行的对冲活动在最近几年非常成功，避免了由于国际资本流入可能导致的通胀，但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胀，而今后对冲的任务将会由于资本管制的放松而越来越具挑战。
官方外汇储备太多的一个政治风险就是被别人嫉妒，导致美国、欧洲及日本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应该鼓励个人及企业持有外汇，也就是“藏汇于民”，但要达到这个目的，汇率变化必须相对稳定及中性，即可升可跌，可参考的波动方式应该是美元与欧元的汇率关系，而不是美元与日元的单向波动，必须让老百姓有一个汇率会长期相对稳定的预期。
在化解外汇储备面临的风险问题上，央行似乎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中国外汇储备的80％为美元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或是准国家的机构债券。如果现在大量抛售美元资产，无疑会导致美元进一步下跌，结果会使我国损失更为惨重；如果按照有些人提示的“静观其变”，则无异于“束手待宰”。因此，央行应谨慎从事，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综合各方观点，笔者认为，以下三个策略值得考虑：
一是优化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按照“买涨不买跌”的市场原则，美元越是下跌，美元资产越是不能轻易抛售。因此，当前对外汇储备进行大规模存量调整是不明智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外汇储备进行增量调整，即停止购买新的美元资产，使新增的外汇盈余以其他硬通货形式储备起来。这样，我们就可在不事声张之中，悄然改变目前外汇储备中“美元独大”的局面，使币种结构变得较为合理。
二是变部分货币储备为物质储备。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而我国进口量最大的一些原材料如原油、铁矿石、贵金属等的国际市场价格一路看涨。如果动用部分美元外汇批量订购这些原材料，并形成一定规模的物质储备，则既能保值，又能缓解国内市场原材料供应紧缺的矛盾，可谓一举两得。例如黄金价格一路飙升，前景看好，国家应该储备更多黄金等贵金属，既减少外汇压力，又能够增强国家的金融安全。而且有效的资源配置，尤其是建设原料储备的合理结构，还会缓解国内房地产价格上扬的势头。
此外，改革结售汇管理，逐步从强制结售汇过渡为意愿结售汇。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为选择更加宽松的外汇管理制度创造了条件。目前，可以先进一步放宽出口企业的留汇额度；再逐步改变一些项目的强制结售汇为意愿结售汇。这样就会增加企业和个人的外汇储备而减少国家的货币储备，进而缓解外汇占款的压力。
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迅猛发展的标志，而且具有现实的国际政治及经济意义。在国家环境日趋复杂的今天，我们必须从这枚外汇储备金牌中看到非比寻常的机遇和挑战。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欧元的守护神”——德伊森贝赫(1)
欧洲央行前行长、人称“欧元先生”的德伊森贝赫(WillemDuisenberg)，2005年7月31日因心脏病发作溺死于他位于法国南部别墅的游泳池，享年70岁。
人们对他再也熟悉不过，2002年，当欧元纸币开始流通时，在票面上就可以看到这位荷兰人的头像和签名：WinDuisenberg(维姆·德伊森贝赫)。
1957年签订的《罗马条约》宣告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经过半个世纪的磨合发展，欧盟政治一体化成为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之中，货币一体化，共同制宪显然是最重要的工作。因为欧元的诞生，德伊森贝赫成为世界经济里程碑式的人物。
身材瘦长、满头白发、不停抽烟的德伊森贝赫先生，在2002年1月主持了一场大规模的货币转换，三亿多欧洲人将他们的法郎、马克、里拉等货币换成了欧元。
1998年5月3日凌晨，欧盟首脑会议经过11个多小时的激烈商讨，将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的桂冠授予了德伊森贝赫。他于1998年7月1日荣任。
德伊森贝赫1935年7月9日出生于荷兰北部的弗里斯兰，成长过程中学会了荷兰语和弗里斯兰语，后来又掌握了法语和英语。50年代毕业于语法学校之后，在格罗宁根大学读经济学，主修国际经济关系，1961年毕业，他顺理成章地成了凯恩斯主义者，毕业后留校任教，1965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出版成书，书名为《裁军的经济后果》。他先留校任教，随后到了纽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总部工作三年。70年代初，他回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担任教授，主讲宏观经济学，兼任荷兰中央银行顾问，并开始涉足政坛，成为荷兰工党议员。他在1973年进入登厄伊尔政府担任财政大臣，时年38岁。当时的德氏是一个热衷于发展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积极推行高税收、高消费的财经政策。在他任职的数年中，公共开支大幅上升，荷兰经历了战后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德氏在备受指责后卸任，受聘担任荷兰一家大银行的董事。
1982年他再次出山，担任荷兰中央银行行长。他吸取教训，再不像当年那样慷慨大方，而是将手中掌管的钱袋子紧紧握住，积极推行紧缩经济政策。在这个位置上他一待就是15年。从此以后，他的名字一直是与“稳定”联系在一起，在他的维护下，荷兰盾也成为了多年来全球最坚挺的货币之一。在执掌荷兰央行期间，德伊森贝赫坚定不移地保持荷兰盾与德国马克的联系汇率，推行低通胀和低利率的方针，使荷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失业率不断下降。为创立使德国等许多西方国家仰慕的“荷兰模式”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也因此而获得了“反通胀能手”的称号。
满头卷曲银发的德氏在国际金融界深受好评，不少专家称他是阅历丰富又注重实际的学者型人物。据与他共事的人讲，德氏处事灵活，待人热情，没有架子，善于听取相反意见，因此颇受下属敬重。
情系欧元
1997年7月，德伊森贝赫出任欧洲货币局局长。按照欧元区各国共同商议的结果，他将成为该局最后一任局长。一旦欧元区启动，欧洲货币局将转而成为欧洲中央银行，而行长一职无疑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与此同时，该职位也将面临空前的挑战与困难。当时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欧元启动后欧洲央行面临的主要难题是既要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又要与各国央行与政府进行协调，以解决国家利益不同的矛盾，在当时的候选人中，既能抗政治干扰又善于协调的人选似乎非德伊森贝赫莫属。
德氏担任局长之初就明确表示，他愿意做欧洲中央银行首任行长的候选人。以德国为首的大部分成员国也都同意让德氏担任此职。英格兰银行行长乔治称德氏是“绝对第一流的中央银行行长”。德氏的前任也曾多次表示，德氏是“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德国央行和科尔总理更是给予德氏坚定不移的支持。德国舆论称，德氏的可贵之处在于，“你越是猛烈地打击他，他就越是坚强”。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欧元的守护神”——德伊森贝赫(2)
德伊森贝赫获得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一职实属不易。德法等国历经艰难的讨价还价才达成一致，这个过程本身就说明了德氏今后工作的难度。德氏上台后将会奉行强有力的货币政策，继续全力保持低利率和低通胀。德氏担任欧洲货币局局长后曾多次发表讲话，他对欧元充满信心，称对欧元是强币还是弱币的议论完全是“废话”。他表示，欧洲中央银行将和各国中央银行联手，继续推动预算赤字的进一步削减，而与此同时，欧洲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将会使物价不断下跌，低通胀与低利率的目标因此一定能够达到。
正因为如此，国际金融市场给予这个新的中央银行一定程度的信任，认为欧洲中央银行因为有了这个满头白发像烟筒一样吸烟的荷兰人，而可以控制新货币——欧元。尽管全球金融市场风起云涌，欧洲统一货币成员国应该相对处在受保护之中。
欧元的守护神
德伊森贝赫在各种声明或是讲话中一再强调“欧元的兑换比率是一个市场行为”，而欧洲中央银行对欧元的兑换比率没有设定任何框架。尽管如此，如果欧元走偏了，那么欧洲中央银行和德伊森贝赫就是替罪羊，这也就是被封为“欧元先生”的他在这个有史以来最独特和富有冒险性的货币项目里应承担的责任吧？
近三亿的人口，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群体，将要在没有统一国家的基础上使用同样的货币是非常令人怀疑或是批判的，这个荷兰人要做的就是在一个情况不明的水域里让欧洲统一货币毫发无损地顺利通航。至少到目前为止，他成功地在欧盟的12个国家推广欧元，使欧元正式进入流通领域，加快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并使欧盟经济得到稳定发展。
大部分欧洲人已经无法追忆起通货膨胀率小于2％的时代了，最近的这个比率已经是5％~10％，尤其是南欧地区。这个追求稳定的“偏执狂”打算用他的外交技巧，和几十年来在众多高层位置上积累的丰富经验并且结合荷兰人对自由的执着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他的笑容背后是实施计划的坚定意志。
德伊森贝赫作为推行和保护欧元的最高斗士，希望把当年在荷兰盾上的杰作在这个欧洲新的货币上重现一次。因此他向公众和中央银行许诺，他会毫不妥协地执行整个欧元区的价格稳定政策，而且不会和德国前财政部长奥斯卡·拉方丹强烈倡导的航线偏离半步，即将货币政策和解决失业问题联系起来。
1998年开始，德伊森贝赫开始统治着坐落在德国法兰克福的36层欧元大厦暨欧洲中央银行。他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并且以金融正统论而著名。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他一直是公众注意的焦点。除了要应付使欧洲统一货币平稳着陆的挑战之外，德伊森贝赫还要应对欧洲政府特别是德国政府所施加的政治压力：为了支持就业率和经济增长而降低利息。当然，还有法国人。
欧元减息之争
1998年11月德伊森贝赫开始有力的攻击——在当时欧元区的11个成员国内推行一项调节性的利息降低政策。其中10个国家把它们的利息降到了3％，他们认为这是欧元区在“可预见的将来”的利息基准。只有意大利中央银行的最高统治者AntonioFazio坚持运用他的个人魅力来抵制通货膨胀的趋势，但是他无法走完全程。1999年1月1日开始，欧洲货币统一组织的11个创建国必须达到3％这一基准。
在德伊森贝赫推出调节性的利息降低政策的当天，接受了《金融时报》的采访，他把这一举动形容为“相当理智”。他毫无保留地表达了由于市场的惊奇带给他的愉快，并且认为这对那些政客的批评——他们一直怀疑欧洲中央银行在推行价格的稳定和金融学正统论方面“比教皇更像个天主教徒”——是个很有分量的回答。这和人们普遍理解的“德伊森贝赫式稳定”的确大相径庭。
在这之后的经济周期里，减息带来的不是对经济推动，而是由于担心商业信任度就此大幅降低而导致欧洲经济增长的“吞吞吐吐”。当然不能排除经济发展的缓慢是由于亚洲经济危机、俄罗斯经济的长期疲软以及相关联的拉丁美洲市场“地震”此起彼伏。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欧元的守护神”——德伊森贝赫(3)
当时的美国也已经在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带领下连续降了三次利率，以便应付全球性的经济下滑。但是作为和艾伦·格林斯潘在欧洲相对应的角色，德伊森贝赫在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上受到更多的制约。
首先，欧洲中央银行是一个新的没有经验的银行，因此尤其需要牢固的可信度。突然降低利息会被市场解释为欧洲央行是迫于政治压力。在这种市场情况下，德伊森贝赫在1998年秋天关于低利息的宣传显得苍白无力，而且影响到以后的减息行动。
其次，尽管欧洲央行希望为欧元区制定一个未来的金融政策框架，但是这会为国家的中央银行留下借口。现在法兰克福的欧元大厦和各国的国家央行之间微妙的平衡尚且保持着，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当欧元区的金融机构遇到麻烦的时候，由谁来承担危机管理这个角色呢？
最后，德伊森贝赫一直以欧洲央行行长的态度行事，并且作为欧元区的形象代表出现。但是法国总统希拉克不断地在敦促应该轮到他们的法国中央银行最高统治者特里谢上台了。这个令人焦躁不安的交易更加促使人们把欧洲中央银行的第一任行长称作“WimClaudeTrichenberg”(威姆·德伊森贝赫和特里谢名字的组合)。
2000年11月，德伊森贝赫对欧洲央行当时干预汇市的目的首次作出明确表态。他说，干预的目的仅为改变市场观念，而非为使欧元汇率达到特定的汇率水平。
德伊森贝赫说，欧洲央行干预市场的主要原因或理由之一就是要打破欧元只跌不升的市场观念。德伊森贝赫的这番话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曾经保证对干预行动保持沉默，并且几乎拒绝对欧洲央行的干预行动作出任何评论。
欧元2002年1月1日正式进入欧元区12国的流通领域，并将逐步取代这些国家原有的货币，成为欧元区各国的唯一法定货币。
德伊森贝赫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欧元现金问世庆祝仪式上表示，欧元是“欧洲合作、统一的催化剂”，是欧元区3亿人民的理性选择。他说，随着欧元区12国开始使用同一种货币，欧元区内部的合作将进一步加深，对外也会更加开放，欧洲将会更加强大。
作为欧洲央行的行长，德伊森贝赫掌管着欧元平稳地走过了不平稳的第一年：欧元兑美元降到很低的水平。2001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欧洲的银行以刺激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为名，要求调低利率，羽翼未丰的欧洲央行面临信誉上的考验。坚定的德伊森贝赫对此置之不理，要求政府采取重要的也是困难的结构性改革。他对请求调低利率的官员说：“我听到了，但是不会听从。”后来欧元反弹，到2005年兑美元的水平创了纪录。现在欧元由于其稳定性，已经跟美元一样成了很多国家中央银行的储备货币。德国财政大臣汉斯·艾歇尔在柏林对美联社的记者说：“他以他的沉着建立了人们对欧元基本的信任，我们将铭记他的人格和他的成就。”
虽然他在其任期内保持了欧元的稳定性，但是更令人容易记住的不是他的成就，而是他富有争议的政策和一些闪失。他因为说话非常直率而容易惹麻烦。
著名的中央银行研究专家古雷哈特曾经这样说过，“一个出色的中央银行家必须集良好的判断力、谦卑之心与择善固执于一身，承认自己所知不多，但当对某种政策确实有信心的时候，则要以坚定的意志，顶住政治和经济压力，将政策大力推行下去。”中央银行的执掌者必须以宽容而坚韧的性格面临变幻莫测的局面，无疑，德伊森贝赫在世界上最为复杂的中央银行体系做到了。
尽管欧洲中央银行行长被欧洲人看作是最有权力的人，实际上威姆·德伊森贝赫却处在权力和货币战争的中心，特别是当这么一个有诱惑力的交椅不断被觊觎的时候。
一个出色的银行家必须集良好的判断力、谦卑之心与择善固执于一身，要以坚定的意志，顶住政治和经济压力，将政策大力推行下去。无疑，德伊森贝赫在世界上最为复杂的中央银行体系做到了。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欧元的守护神”——德伊森贝赫(4)
当初，就连他的任命也引发了一场纷争。在他被提名担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之前，他已经因担任荷兰财政大臣和荷兰央行行长而远近闻名了。从1982年到1997年，他做了15年的荷兰中央银行行长。德国尤其支持他，视他为对付通货膨胀的行家。但是对他的提名遭到法国的强烈反对，法国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五秒钟先生”，五秒钟是他决定跟随德国的政策需要花费的时间。法国想任命自己央行的行长特里谢。为打破僵局，据说是布莱尔的提议，德伊森贝赫保证他不会做满8年的任期。这一决定后来经常让他处于尴尬的境地，欧洲中央银行每个月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经常会有人问他何时辞职。终于，做了5年之后，2003年他宣布辞职，特里谢接任央行行长一职。
2000年10月，他说欧洲央行不会为了扶植欧元而干预货币市场，这话虽然诚实且明智，但此言一出国际上的投资人立即采取行动，欧元和德伊森贝赫的股值剧烈下滑。他有点冤枉地得到了“傻瓜威廉”的外号。
欧元趋于稳定之后，德伊森贝赫又面临欧洲人的抱怨，他们说欧元抬高了日常生活的开支，比如理发和一杯咖啡的价格。他常果断地顶住政治压力，在非选举的、可以不负责任的欧洲央行，他还是坚持利用欧洲央行每月一次的新闻发布会详细、耐心地解释其政策决定，虽然他许诺的透明度因为不能破坏保守利率确定会上的秘密的规则而打了点折扣。他努力用金融市场专业人士以外的人能理解的语言来说话。在反驳新的货币导致了通货膨胀的言论时，他坚持说他每周在汉堡包和奶昔上的花费，用马克跟用欧元是一样多的。
偶尔还会有人痛批他的妻子格蕾塔，她坦言她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2003年，荷兰政府反对她在持外交护照前往巴勒斯坦时去西岸拜访阿拉法特。德伊森贝赫则坚定地为他妻子辩护。
他爱饮酒，爱打高尔夫球，还是美国乡村音乐歌手约翰尼·卡什(JohnnyCash)的忠实歌迷。他获得过很多荣誉，包括荷兰的奥兰治拿骚勋章(Orange-Nassau)和法国的荣誉军团勋章。
2005年，这位来自“风车之国”的倔强又有些可爱的老人令人遗憾地告别了这个世界，他为这个世界第一种跨国性货币——欧元的流通作出了重大贡献，而欧元的流通，是这个世界走向大同的一次伟大实践。
他去世后，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格林斯潘发表声明，赞扬德伊森贝赫为欧元问世所作出的贡献：作为欧洲中央银行第一任行长，德伊森贝赫为成功启动欧元(所作的贡献)以及他本人卓有成效的领导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和赞扬。
资料：欧洲中央银行
欧洲中央银行于1998年7月1日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德国法兰克福。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管理超国家货币的中央银行，它不接受欧盟领导机构的指令，不受欧元区各国政府的监督，是唯一有资格在欧元区发行欧元的机构。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后，12个欧元国政府便失去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而实行欧洲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
欧洲中央银行是根据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成立的，其职能是“维护货币的稳定”，管理主导利率、货币的储备和发行以及制定欧洲货币政策。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是设在法兰克福的欧洲货币局。
欧洲中央银行的组织机构主要包括执行董事会、欧洲央行委员会和扩大委员会。执行董事会由行长、副行长和4名董事组成，负责欧洲央行的日常工作；由执行董事会和12个欧元国的央行行长共同组成的欧洲央行委员会，是负责确定货币政策和保持欧元区内货币稳定的决策性机构；欧洲央行扩大委员会由央行行长、副行长及欧盟所有15国的央行行长组成，其任务是保持欧盟中欧元国家与非欧元国家接触。
欧洲央行委员会的决策采取简单多数表决制，每个委员只有一票。货币政策的权力虽然集中了，但是具体执行仍由各欧元国央行负责。各欧元国央行仍保留自己的外汇储备。欧洲央行只拥有500亿欧元的储备金，由各成员国央行根据本国在欧元区内的人口比例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提供。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欧元的守护神”——德伊森贝赫(5)
1998年5月3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特别首脑会议上，原欧洲货币局局长威姆·德伊森贝赫被推举为首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任期8年。德伊森贝赫是荷兰人，曾任荷兰中央银行行长。欧洲中央银行的副行长是法国人克里斯蒂安·努瓦耶。
2001年6月12日，应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德伊森贝赫的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法兰克福正式访问了欧洲中央银行。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天才的银行家——艾伦·格林斯潘(1)
2006年初，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将把联储主席之职交给继任者本·伯南克。世上无不散宴席，格林斯潘已经在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职位——美联储主席位置上稳坐了18年半，他的交棒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历经无数次风云变幻，格林斯潘从容应对，有惊无险，他完成了一份完美答卷，缔造了一个奇迹。应该说，从政策经济学的方面看，格林斯潘堪称前无古人。
对于1987年以后才接触西方经济学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格林斯潘就是美联储，格林斯潘就是美元基准利率，格林斯潘就是世界经济的晴雨表。格林斯潘善用他的“模糊的手”，他说话总是似是而非，从不把话说死。金融市场时时刻刻都在猜测他的想法，而他时时刻刻都力图把市场调节到“某个正常的区间”。如果这个区间公布时低于市价，那势必人人卖空，无人买多；或者高于市价，则人人买多，无人卖空。而合理的市场必须由一半人坐轿，一半人抬轿，达到长期的均衡，究竟是抬轿还是坐轿，就取决于他们是否猜准了格林斯潘心中的那个区间。市场的需要造就了这个“格林斯潘时代”。
作为中央银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局”。从1913年起至今，美联储局一直控制着美国的通货与信贷，起着“最后的借款人”的作用，并运用公开市场业务、银行借款贴现率和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比率三大杠杆调节经济，旨在为美国“提供一个更安全、更稳定、适应能力更强的货币金融体系”。
格林斯潘从容应对，有惊无险，他完成了一份完美答卷，缔造了一个奇迹。
1966年7月，格林斯潘发表《黄金和经济自由》一文，预言美国将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可当时，美国经济正如日中天，没有人听得进他这个无名之辈的话。结果到了1974年，他的预言灵验了，美国遇到了“二战”后最可怕的通货膨胀，经济陷入了全面困境。尼克松总统猛然想起了格林斯潘这个神人，连忙请其担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也由此正式步入了美国政经界高层。
1987年，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退休，格林斯潘出人意料地应声而起，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继任者。在美联储的历史上，格林斯潘的出现之所以显得突兀，是因为美联储主席向来从内部产生，而格林斯潘以前从来没有在美联储任过职。
格林斯潘在1988年1月的股灾前夕受命于危难之际，上任伊始就遇上了1987年美国股市的“黑色星期一”，许多投资者甚至绝望自杀。格林斯潘冷静出招，他当时开出的药方是放松银根，终止股市继续恶性发展，稳稳地拨正美国这艘大船的航向，令许多原先对他的能力表示怀疑的美国人大喜过望，并从此就与美联储主席一职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此以后，格林斯潘“怪招”频频，1994年他一次接一次地提高利率，被人视为“简直疯狂”；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沉着应战，三次削减利率，从而使美国免受金融危机的波及，并且最终遏制住那次危机蔓延的势头。这一次次的辉煌使他被媒体称为“金融之神”。格林斯潘坚持反通货膨胀主义，勇于突破经济理论的束缚。传统理论认为，失业率高于6％将导致经济萎缩，低于5％将触发通货膨胀。而目前美国的失业率仅为4％，经济仍在稳定增长。传统理论的另一个论点是经济过热必将引发通货膨胀，但他注意到大规模的高科技投资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在推动新技术革命方面不遗余力。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称这是格林斯潘“最了不起的历史性贡献”，他“不仅改变了金融政策，也改变了我们的经济和未来”。结果美国经济得以平安“软着陆”。
谈到格林斯潘，往往容易关注他“有为”的时候，他在危机环节的果断和敏锐，让人记忆犹新；但是，我们总是容易忽视他“无为”的时候，特别是考虑到格林斯潘在18年来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和市场影响力，他在一系列重大的判断和选择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市场的谦卑与尊重，更让人印象深刻。在强调政府干预的论者看来，在许多场合，格林斯潘简直是有些“不作为”了。在领导美国经济的18年中，格林斯潘犹如一个高明的调音师，当美国经济的琴弦绷得太紧或显得太松的时候及早进行调整，以使美国经济始终保持和谐的最佳音调。如果把政府和市场比喻成两位舞伴的话，位高权重的格林斯潘很少让政府独舞，处处显示出对市场这位舞伴的尊重。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天才的银行家——艾伦·格林斯潘(2)
例如对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争论，格林斯潘说：“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泡沫，如果想要刺破这个泡沫，就要先想好药方。”
格林斯潘研究了40年代末以来的美国经济周期。他在美联储显示出了对数据的高超把握，不仅利用政府的统计数字和美联储发展的数据系列，而且能利用公司年报和零星非正式证据。研究美联储历史的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MellonUniversity)教授艾伦·迈尔策(AllanMeltzer)表示：“他从各种不同的来源获取信息，并准确地提炼这些信息。我不知道还有其他哪位美联储主席如此关注每天、每周、每月发生的事情，思考它们的意义，并在多数情况下准确把握局面。”
格林斯潘曾是一名商业经济学家，这使他怀疑复杂的经济模型，以及假定以往是未来可靠指南的预测。“某种关系可能已经改变的最初迹象，通常是出现了一些与我们对世界经济运行方式的假设似乎不符的事件。”他曾对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EconomicsAssociation)说。
格林斯潘在那次演讲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方法。他表示，挑战是要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作出决策，美联储不仅必须考虑最可能的经济发展路径，还必须考虑增长和通胀方面的一系列风险，他称这一方法为“风险管理”。他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不仅必须考虑基准预测，还必须考虑会对经济产生大冲击的低概率风险。以2003年为例，美联储将利率降至不同寻常的低水平，以作为一种“保险”措施，防范发生概率并不大的通缩。
整体而言，1987年以来，美联储遵循了一套相当可预测的方法。“泰勒规则”(Taylorrule)为格林斯潘时代的货币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总体指南。“泰勒规则”由斯坦福大学(StanfordUniversity)的约翰·泰勒(JohnTaylor)在90年代初提出，并得到其他经济学家的发展。这一规则提出一个等式，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描述为对经济增速和通胀的反应，并考虑该经济增速偏离潜在增速的程度，以及通胀相对于假定通胀目标的偏差。但曾有某些期间，美联储的决策和依据这一规则所应采取的行动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咨询公司宏观经济顾问(MacroeconomicAdvisers)创始人、曾在1996—2002年担任美联储理事的拉里·迈耶(LarryMeyer)表示：“正常情况下，格林斯潘会按规则行事。人们往往认为他会凭直觉办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泰勒规则在大多数时候非常适用。当格林斯潘必须偏离规则的时候，恰好显出他的高明。”
准确解读经济信号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格林斯潘最大的成就，在于他对90年代劳动生产率猛增的征兆所做的反应。他很早理解了这种变化，并采取了相应行动，让失业率降低至相当低的水平，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么做必然会引发通胀。当时一般预测，不致加快通胀的失业率约为6％，而格林斯潘在2000年让失业率降到4％以下，通胀却没有上升。除了让经济更快增长带来的产出增长外，低收入人群的工资增加了，需要熟练工人的企业则在培训方面加大了投入。
他在危机管理上表现卓越。1987年股市崩溃之后，有人建议他应该先静观其变，评估对经济的影响，但他没有采纳这一建议。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债务拖欠危机和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他也加大了流动性。这既可以说明格林斯潘的危机管理能力，也可视为他运用了自己典型的判断力。
比如，毫无疑问，俄罗斯1998年的债务拖欠危机在美国引起的问题，会比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CapitalManagement)近乎破产的问题更大。与此同时，没有多少迹象显示这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影响。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美联储作为全球央行的实际角色(虽然国会没有给它这样的授权)，美联储此前已将利率降低到正常水平以下。俄罗斯拖欠危机之后的降息，正是新兴市场国家所需要的。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天才的银行家——艾伦·格林斯潘(3)
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不可知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改变，改变途径，才有可能逐渐接近完善。
格林斯潘总是对美国经济过热保持着一种警觉，只要一出现过热的迹象，他就会采取措施把温度降下来。他指挥着美国经济巨轮驶过了暗礁丛生的80年代，使美国在90年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对于这一点，就连苛刻的批评者们也不得不承认，过去25年来没有人比格林斯潘更胜任美联储主席这个职位。据统计，在全美400多位资深高级主管中，对格林斯潘的支持率是97％。不少美国人说，格林斯潘是影响力仅次于美国总统的“美国第二大有影响的人物”。全球金融界人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格林斯潘一开口，全球投资人就要竖起耳朵”，“格林斯潘打个喷嚏，全球投资人都要伤风”，因为他所处的位置实在太敏感，这就注定了他必然要成为各种风暴的中心。
从外表上看，格林斯潘更像一位老学究。他永远穿着一套深色西服，永远戴着一副黑边眼镜，讲起话来永远慢条斯理，没有一丝感情色彩。华尔街的投资者们花了很大力气研究格林斯潘的每次讲话，试图从他的遣词造句中捕捉到哪怕一点蛛丝马迹，但结果总是失望。因为格林斯潘的讲话总是语意暖昧、模棱两可。格林斯潘自己也承认：我花了不少时间努力回避问题，因为我担心自己说话过于直白。最后，我终于学会了“美联储局的语言”，学会了含糊其辞。
伟大的经济学家极其少见，这种人必须具备几种人的天赋：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艾伦·格林斯潘正是这些天赋的化身。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自由的旗手——米尔顿·佛里德曼(1)
“在黄色的树林中分出两条路，很遗憾我不能同时走，我选择了一条近路，这导致了所有的不同。”这是西方诗人佛罗斯特的诗句。我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是经Google中国区的总裁李开复博士推荐的，后来我发现在经济学界也有一个人对这些诗句情有独钟，他就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货币主义”理论的创始人，自由市场的伟大旗手米尔顿·佛里德曼先生。
2006年11月16日，94岁高龄的佛里德曼先生在旧金山辞世。消息传来，我正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整理即将出版的书稿。我马上知道，自己的这部书稿还没有完成，因为任何一本经济学的文集都不能避开这位可爱而倔强的犹太老人，他的逝世，作为一本经济学的散文集，要有专门的篇幅纪念，否则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佛里德曼的思想对现代货币经济理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无法估量。在经济学家中无人在他之上。”在20世纪的经济学界如果有谁可以和凯恩斯并驾齐驱，那只有佛里德曼。这是在新旧千年交替之际，经150位经济学家投票通过的。当之无愧，佛里德曼是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当然，纵观佛里德曼一生，这个称号似乎有些姗姗来迟，就如1976年那次诺贝尔的颁奖礼一样。
1912年，佛里德曼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户俄罗斯犹太家庭。他是这个贫寒家庭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全家人当时就居住在由母亲经营的一个服装店的楼上，而父亲在曼哈顿打工。有一些戏剧性的是，佛里曼后来经常批评美国的公共教育制度，但显然他是美国诸多福利制度的受益者。小时候，他家附近的公共图书馆是他汲取知识养料的宝库。而佛里德曼的小学和中学也是在免费的公立学校度过的。正是依靠新泽西州政府的奖学金，佛里德曼得以进入一所私立大学攻读数学专业。但是在他毕业后，佛里德曼遭遇人生第一次滑铁卢，他在精算师考试中失利，使得这个穷人家孩子成为保险精算师的梦想破灭。但是正是这次失败，给了佛里德曼一次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他晚年在自传《两个幸运的人》中这样回忆，“我的毕业时间正是在1932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中最黑暗的日子。如何摆脱经济危机，如何减少失业，如何解释一方面是巨大需求，另一方面是资源闲置的矛盾现象？在这种形势下，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似乎比成为一个应用数学家或者是精算师更符合时代的要求。”
祸兮福所倚，佛里德曼的选择使得他走上了人生的辉煌之路。他因此进入了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众所周知，芝加哥大学向来不缺少思想独立的经济学家，他们有时会与主流经济学界格格不入。这些“芝加哥小子”（学界对于芝大这些思想新颖的经济学者的昵称）后来成为世界经济学界的一批开风气之先河的力量，而佛里德曼显然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对那时候的学习生活回忆说“这是个世界性的、充满活力的研究环境，之前，我从未想得到，之后，我再也没能从中摆脱出来。”那段时间的学习生活对于佛里德曼经济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敏锐地意识到，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导致了危机的发生，本来是一次正常的经济衰退，而美国政府因为过于信奉凯恩斯的计划经济思想，过多发行货币，从而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变成了一次噩梦般的经济大萧条。这也正是佛里德曼后来的“货币数量化理论”所强调的，就是通货膨胀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
但是起初，佛里德曼的学术之路并不顺利，他从1950年代开始全力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并完成了划时代的经济学著作《消费功能原理》。而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凯恩斯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人们愿意相信，政府凭借“调控的手”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佛里德曼的学说被人们认为“歪理邪说”，他随时随地与人辩论，受尽白眼。由于学术界的排斥，他于194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独立职业行为的收入》在二战后才得以出版。1962年，佛里德曼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也被看作左翼谬论，很多大学图书馆甚至不愿意把这本书摆在书架上。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自由的旗手——米尔顿·佛里德曼(2)
1950年代，以布鲁顿森林体系为主的全球固定汇率制大行其道，但佛里德曼已经意识到固定汇率制是国家计划经济的“帮凶”，日子不会太久，他所创立的浮动汇率制度才是真正的出路。当然，佛里德曼的胜利是在等待了二十年以后。
佛里德曼的思想形成于芝加哥大学，也是芝加哥大学的同窗最终使得佛里德曼时来运转，为他的学说找到了用武之地。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素来与智利关系紧密，几乎每年都有来自智利的学生，甚至一位主任还娶了个智利人做妻子。1973年，皮诺切特在智利发动军事政变，成立军政府。皮诺切特任命了一位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智利学生担任财政部长，其他几位“芝加哥男孩”也出任政府要职。
因此，系里那位主任和佛里德曼也参与了智利经济“休克疗法”的制定。主要举措是卡住货币供应，同时放开外汇管制。这是“休克疗法”的第一次实施，比俄罗斯早十多年。休克疗法见效很快，马上结束了持续的通货膨胀，经济恢复增长。到1980年代，智利成为了南美经济增长的奇迹。
佛里德曼声名鹊起的同时，他也因为帮助智利军政府而招致骂名。在他1976年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他不得不从厨房走到领奖台，就是为了躲避抗议者的西红柿。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上，佛里德曼是唯一一个没有全票当选的获奖者，赞成和反对票书比例是3:2。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佛里德曼开始在公共政策领域频频发言，他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说他有温和的社会主义倾向。但出于科学的态度，他不相信知识分子能够改变现状。佛里德曼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只有危机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同时，他认为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有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意义上可以理解成为自由额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他举例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外汇控制，英国公民不准去美国度假；在这件事情上，英国公民所被剥夺的基本自由正和美国公民由于意识形态原因不被允许去苏联度假一样。在外表上，一个是对自由经济的限制，而另一个则是对自由的政治限制，然而两者所指的区别不大，就是对公民的自由造成伤害。
佛里德曼是一个愿意用经济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的人，他愿意针砭时弊，用犀利的眼光看待政府的公共决策。他一生的工作都是在捍卫自由市场经济，正如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第一章中写道：经济自由给人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特殊集团认为他们应该需要的东西。在反对自由市场制度的各种论点中，最基本的观点就是缺乏对自由本身的信任。
佛里德曼夫妇热衷于游历各国、布道讲学。正是在这样的旅行中，佛里德曼和中国结下莫大的缘分。中国香港是他最钟爱的地方，并称香港为“自由经济制度的堡垒”。佛里德曼认为香港由“二战”之后人均收入为英国1/4的一个贫穷小岛，发展到1997年人均收入已同英国持平，并且迸发出巨大的经济活力，就充分证明了自由的巨大生产力。
佛里德曼关于中国经济的一句评价广为人知：“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并且喜欢把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推销给中国领导人。他在自传中说，“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我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佛里德曼先后于1980年、1988年和1993年三次访问中国大陆)
1990年代中国所走的道路，包括解除价格管制、放开商品自由流通等，在他1988年给中共中央的备忘录中都曾经详细提及。
佛里德曼曾经说过，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自由市场通过分散权力，可以防止政治权利的任何集中。把经济和政治权利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肯定会给人民带来暴政。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自由的旗手——米尔顿·佛里德曼(3)
佛里德曼第二次访问中国时，看到正在繁荣兴起的商品市场，曾经表示忧虑中国政府是否愿意为了经济发展而放弃自己的某些特权。他说：“我对这一进步能否长期持续表示悲观。开放的制度将会形成权力与责任，这会对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产生威胁。可能的结果是再次否定改革。”有时我们不能不小心审视佛里德曼的预言是否准确，或者起码他是在为我们敲响警钟。
坦桑尼亚第一任总统尼雷尔说：“我们的人民愿意点燃一支蜡烛，把它放在乞力马扎罗的山顶，让这支蜡烛的光亮穿过国境线，照亮整个非洲。光线所到之处，希望将会代替绝望，爱将会代替恨，尊严将会代替屈辱。”而今日的世界，佛里德曼的思想也正是高山之巅的一支蜡烛，代表的是光辉四射的自由与理性之光。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谢林——唱反调的“琵琶”(1)
托马斯·谢林总喜欢把自己称为“不安分的经济学家”，的确他不是抽象理论家，又很少从事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经验工作。但是他的研究领域广泛，思维活跃。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托宾回忆，早在哈佛读书时，此公的思想就“比别的同学和教授们深几个层次”；萨缪尔森也说“时间磨不平他的创造力，他的路数总是变幻无穷”。诺贝尔授奖委员会把他誉为经济理论的“探路者”，确是精当。
托马斯·谢林1921年生于加州奥克兰，1951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马里兰大学执教，目前是马里兰大学经济系和公共政策学院的杰出大学教授。1991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谢林在长期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1945—1953)，参与过战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并担任过杜鲁门政府的政策顾问。这些政府经历为他日后思考国际政治和军事策略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背景。
谢林的著作包括《国家收入行为》(1951)、《国际经济学》(1958)、《冲突的战略》(1960)、《战略与军控》(1961)、《武器与影响》(1966)、《微观动机与行为》(1978)、《透析能源问题》(1979)、《选择与结果》(1984)、《讨价还价、沟通和有限战争》(1933)等。
在宏观经济学获得推崇的数年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在2005年再次转向微观经济学，2005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托马斯·谢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博弈论方面的开创性贡献，此举也再一次印证了博弈论的巨大威力。这也是博弈论领域的经济学家第二次获得诺奖。第一次获奖是在1994年，得奖者是约翰·纳什、约翰·海萨尼和莱因哈德·泽尔腾。
谢林对博弈论的研究与别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别人都是用数学模型推导，他则是从实际例子出发，所用的数学知识很少。上一次因博弈论而获得诺奖的纳什虽然研究的也是博弈论，但是重点在非合作博弈，而谢林更多关注的是在非合作博弈过程中如何化解冲突、实现和解、获得双赢，这个在实际运用中会对人们更有帮助。纳什的研究有更多悲观的成分，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多面对的是企业竞争等问题，所以更需要的是研究问题、化解冲突。
与谢林共同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还有以色列经济学家罗伯特·奥曼，两个人的区别比较明显：奥曼的工作是非常技术化的，他从数学问题出发进行推理；而谢林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手段则不大一样，他更多从政策制定者的视角提出问题，是结果导向的研究方法，使用较多的是几何方法，这两个人用的工具完全不同，但是思想都非常重要。很多人觉得谢林的东西比较好懂，他的书也相对浅显，实际上他的理论壁垒的确比较低，容易让人接近，但不见得就容易理解。
博弈论的力量
谢林的获奖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的惯例，诺奖得主通常是那些对经济学基础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人。这种基础性贡献的主要标志就是在标准教科书里能够找到他们的经典模型，在研究生课程的必读著作和论文目录里一定有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工作一般是高度技术性的。谢林似乎不属于这样的经济学家。他所有著述较少涉及数学模型，也没有广为引用的经典论文，他的名字只有在人们讨论纳什均衡概念时才会出现，而且是和一本书联系在一起，这本书就是196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冲突的战略》。在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奖的新闻稿中就特别提到了他的这本书。毫无疑问，《冲突的战略》是谢林获得诺贝尔奖的最重要的原因。
《冲突的战略》有什么特殊之处，使得经济学界在近半个世纪之后赋予它最高的评价?要真正理解这本书在博弈论发展历史上的独创意义和重大影响，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一些理论背景。在谢林写作此书的时候，博弈论尚处于它早期的发展阶段，纳什于1950年提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并证明了纳什均衡存在的条件。那时博弈论主要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对经济学主流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当人们讨论谈判问题时主要从合作性、零和博弈的角度研究什么样的谈判结果是公平和有效率的。谢林没有受当时博弈论发展现状的束缚，而是从非合作、非零和博弈的角度研究冲突和谈判策略的一般理论基础，该理论可以适用于大国间的核战略、国外援助、黑社会帮派冲突甚至大人对小孩的管教策略。更重要的是，谢林不只是满足于一般性的理论探讨，而是直接关注如何从这些理论框架出发深入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策略互动和选择，尤其是国际事务中的冲突与合作问题。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谢林——唱反调的“琵琶”(2)
谢林在《冲突的战略》一书中发展出来的最重要的思想是关于可信承诺(crediblecommitment)在冲突或谈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思想最早源于他的一篇论文《论谈判》(1956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后收入《冲突的战略》，成为第2章的内容)，其基本内涵是，在谈判和冲突的场合，如果博弈一方能够以可信和可观察的方式限制自己的某些选择自由，反而会增强其谈判地位，而赋予一方更多的相机决策权，则可能伤害该参与人的利益。乍听起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更多的行动自由总是意味着更多的机动性，即便在最差的情况下，你至少可以将机动性弃而不用，保留它怎么会对你不利呢?
大家熟知的“置于死地而后生”是这方面最好的一个例子(谢林在书中也提到这个例子)：炸毁唯一逃生的桥梁可以向你的敌人显示誓死一拼的决心，从而达到阻遏敌人进攻的战略目的。在这里，炸毁桥梁就是一种关于绝不退缩的可信承诺，它限制了你的行动空间，但反而收到了吓退敌人的效果。而如果你保有它，给自己留一条退路，看起来似乎万无一失，可是问题在于，这时你再威胁敌人说绝不后退就不那么可信了，敌人可能推断你心虚，进而发动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说，“相机决策”、“因地制宜”这些似乎永远正确的决策原则在一定的博弈环境中并不一定是最优的。谢林在书中多次提到以合约或立法形式确立可信承诺的意义。
谢林的思想启发了德国经济学家雷恩哈德·舍尔顿(IleinhardSelten)，后者于1965年提出了子博弈精练均衡概念(subgameperfectequilibrium)，是对纳什均衡的一种修正和精练，旨在剔除纳什均衡中含有不可信承诺的均衡。舍尔顿正式提出子博弈精练均衡概念之后，可信承诺这一重要思想才真正在经济学模型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有趣的是，当我们站在博弈论已经高度成熟和发达的今天，再来重读这本《冲突的战略》，就会发现书中大量关于可信威胁对谈判地位的影响以及如何确立可信的威胁的精辟见解，竟与经济学家二三十年后用严格的博弈论模型所论证的如出一辙，好像谢林当时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精确的数学模型!这种思想的准确性和预见性不得不让人们惊叹。谢林的贡献显然是思想先于模型的典型例证，在这一点上，他和科斯、哈耶克是相似的。舍尔顿的工作也说明了数学模型的力量，思想一旦借助了数学模型就会插上翅膀，展翅高飞。
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说明可信承诺在当代经济学中的一些经典运用。诺斯和温加斯特(North&Weingast)的一项著名研究发现：在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王室财政困难，但又无法在民间金融市场上借到钱。富人不敢把钱借给王室，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君王拥有无限的权力，不管他如何做出口头承诺，他想赖账谁拿他也没办法。后来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富裕地主通过议会限制王权，尤其是限制随意征税的权力。在君主立宪之后，王室借钱就容易多了。君主立宪限制了君王的权力，是一种“自残”行为，但只有这样，君王借钱还钱的承诺才是可信的。所以说，一个强大的专制政府是无法做出可信承诺的，专制政府也因其强大和权力无边而受到损害。另外一个例子是科尔奈提出的软预算约束。根据德沃特里彭和马斯金(Dewatripont&Maskin)的新诠释，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无法在企业亏损之后做出不予救助的可信承诺，因为政府控制了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只有当政府手中的财力有限，银行的贷款也无法支配或影响的时候，政府对企业不予救助的承诺才可信，企业也就不敢再寄希望于政府了。后来有学者，如安德鲁·沃德(AndrewWalder)、钱颖一和车嘉华教授，在解释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时认为，乡镇企业的预算约束比国有企业相对硬一些，因为乡镇政府控制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的能力要相对弱一些。除了可信承诺之外，《冲突的战略》还包含许多非常精辟和深刻的见解与思想。比如在第3章中，谢林把纳什均衡的结果理解为博弈参与人相互预期对方最可能采取什么策略的“聚焦点”(focalpoint)，一种双方基于共享经验、文化或认知的默契，为人们理解纳什均衡的选择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事实上，“聚焦点”理论已成为博弈论讨论参与人如何达成一致或理性预期的一种经典解释。谢林利用“聚焦点”理论解释为什么交战双方有时会自愿达成某种“有限战争”的默契，如不使用毒气和原子弹等。再比如谢林提出，在动态博弈中，拥有更多信息也许是一件坏事，不知道反而更好。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谢林——唱反调的“琵琶”(3)
谢林提到一个有趣的例子，一对夫妇在电话里为碰面的时间与地点争执不下，如果此时妻子说完何时何地碰面之后立即把电话挂了，那丈夫也只能听从妻子的意见。小孩有时会故意大声哭叫以装着听不见大人的呵斥和警告。在很多场合，策略地屏蔽信息、变得“无知”是增强自己谈判地位的一条捷径。我们经常说的“眼不见心不烦”、“无知者无畏”与谢林的这一观点有相通之处。书中诸如此类的真知灼见不胜枚举，读者可细心体会。谢林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从核扩散、军控、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到能源和环境政策及种族隔离问题，著述甚广。他另外一本影响较大的书是《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MircomotivesandMacrobehavior)，1978年由诺顿公司出版，研究在社会领域个体的选择如何导致了社会层面的系统现象，如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谢林自己也承认，对于长达50余年的研究生涯，很难用一种简洁的语言概括自己的研究兴趣究竟是什么，但在他自己看来，这一切研究都相互关联，而其中最重要的纽带是痴迷于理解人们(包括国家)如何相互应对和影响对方。确实，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人们之间的互动及其影响，构成了谢林所有学术贡献的一条主线。
博弈论对于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使得三位经济学家——纳什、舍尔顿和哈桑尼——分享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时隔11年之后，谢林和奥曼又因对博弈论的巨大贡献而获奖，这凸显了博弈论在当代经济学中的核心地位。然而，这些经济学大师的原创贡献大都体现为高度技术性的论文，让一般的读者望而却步。所幸谢林的原创贡献是一个例外，他的《冲突的战略》没有涉及多少专业术语和数学模型，完全依靠逻辑的力量展现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无疑是体现博弈论如何帮助人们理解现实世界的最好范例。我相信，任何对博弈和策略感兴趣的读者都将从本书的阅读中直接获益，因为智慧在深层次上是相通的。
谢林的“荒诞之举”
博弈论的出现给经济学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以至于“当代最后一位经济学全才”萨缪尔森会说：“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谢林在博弈论研究领域占据着独特的重要地位。所谓独特，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他因在博弈论方面的研究，荣获200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另外一方面，翻开当今世界流行的博弈论教材，其他学者的论文都被这些教材频繁地引用，但是谢林被引用的却只有一两本著作，而不是通过匿名审稿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为此，我们有必要从博弈论的发展与谢林教授的研究入手作一个简单的梳理，有助于大家理解上述似乎矛盾的现象。
1950年，约翰·纳什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概念后，博弈论开始大行于天下，甚至改写了经济学的基础。博弈论诞生于数学王国，受宠于经济学领域。但正统的研究仍旧是，必须以高深复杂的数学理论为工具才可以在这片领域里继续开疆辟壤。数理模型、经济实验和非数理方法等成为博弈论研究的主要手段，建立模型，进行纯粹的逻辑和数学推导得出结论。对博弈论进行的主流研究沿着完全的信息理论和严谨数学表达的两条基本途径发展到今天，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理论推演的结论严重偏离现实的困境。
托马斯·谢林教授“反弹琵琶”，抛弃数学工具来研究博弈论，创下一个“荒诞行为的壮举”。他主张超越传统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假设，突破了经济学理论数学表示的传统方法，开创并发展了非数理博弈理论(nonmathematicalgametheory)。在他看来，在双方或多方相互影响的情势之下，博弈是不可能通过建立模型来表述，进而加以研究的。因为决策主体的期望和行为无法通过纯粹的逻辑和数学推导而得到。混合动机博弈的决定因素，与其说是数学的，不如说是经验的，即参与人在选择博弈战略时，不仅有数学上的考虑，也有创造声誉、沿袭传统、建立自信、显示大度等许多非数学因素。基于这样更接近现实的观察，谢林教授开创了非数学博弈理论这一新的领域。
第四篇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谢林——唱反调的“琵琶”(4)
“反弹琵琶”自然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幸好谢林教授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非数理博弈理论避开了上述障碍，并且非常熟练而又令人信服地将博弈论运用到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及国际关系等不同领域之中，从而形成了社会科学的经典理论。他的贡献有讨价还价和冲突管理理论、相互依存的选择和行为理论、自我控制理论等。谢林教授的理论及各方面的应用源于其对理论和实践良好的综合。这一点在其代表作《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这本书从人们耳熟能详、简单易懂的例子入手。开篇头一个例子，就是作者应演讲之邀走进讲演厅，发现前面12排座位全都空着，听众都坐在后面。他就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是谁在指挥或者操纵吗？不是。因为没有主持讲演的人会喜欢前排空荡荡的会场。既然这样，那就要从个体的动机找原因，考虑是怎么样的“微观”个体动机造成了讲演厅前面12排空荡荡的“宏观”行为结果。为此，作者设想和讨论了6种可能的动机，结果发现，即使大家都愿意坐得比较靠前，但只要他们微观上都受“不应该坐在第一排”的固定思维的影响，就会出现前面许多排都空荡荡的宏观结果。
讲故事有好手和庸手之别。谢林的故事，不但讲得引人入胜，让人欲罢不能，而且处处渗透着理论的洞见和分析，使人眼明心亮。
谢林取得的成就告诉人们：“即使是像博弈论这样被毫无疑问地认为完全数理化的学科，也可以从非数理化的角度做出斐然成就。在一个课题面前，人们不该固化为一种思维或方法，而墨守成规地排除了金光殊途，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思维或道路。”在经济学研究日益数理化、模型化的今天，谢林在数理方法开辟出来的“经济学王国”(博弈论)中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非数理博弈理论)，证明了成熟的思想和客观的理论本身远远胜过完美的形式和金玉其外的包装。非数理博弈理论研究已经成为同实验经济学、分形学、资产定价理论、数据挖掘技术、公司治理、面板数据分析、社会经济复杂系统、模糊经济学、随机微分经济模型等备受瞩目的当代经济、管理学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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