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华盛顿时间下午3点左右，杜鲁门接到并签署了命令。他把命令交给艾奇逊，由艾奇逊通知驻釜山的穆乔大使，再由大使把命令转交给佩斯，而当时佩斯正和李奇微一起呆在前线。接到命令后，佩斯要飞往东京，将命令当面交给麦克阿瑟。然而，国务院使用的商务通讯设备出了故障，佩斯未收到这则电文。当时，就在佩斯还在前线的时候，新闻秘书肖特告诉布莱德雷将军，不知怎么搞的，《芝加哥论坛报》已风闻免职一事，准备在次日上午刊登这则消息。布莱德雷立即前往布莱尔大厦通知总统，总统当即决定使用军事通讯系统，将命令直接传达给麦克阿瑟。他还指示尽快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于是，在4月11日凌晨1点钟，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记者们获悉了这个消息。遗憾的是，政府精心安排的计划却弄巧成拙，这使麦克阿瑟得到了公众更多的同情。
在记者招待会前大约一小时，总统的命令通过军用通讯线路传达给了麦克阿瑟本人。这条由布莱德雷署名的命令这样写道：
我奉命将杜鲁门总统的以下指示转达给你：作为美国总统和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我有责任撤消你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联合国部队总司令、远东总司令和美军驻远东指挥官的职务，并对此深感遗憾。请将你的指挥权立即移交给马修.B.李奇微中将。你将有权发布必要的命令以完成你所选择的归国旅程。下一道电文将对你的免职做出解释，也将同时与此命令一起公布于众。哈里.S.杜鲁门(签字)。
“下一道电文”是这样的：
我深感遗憾地得出结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在与其官方职责相关的事务中已不能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及联合国的政策。鉴于宪法赋予我的特定责任以及联合国委托给我的其他责任，我已决定必须变革远东司令部。因此，我已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权，并任命马修.B.李奇微中将为他的继任人。
对于国家政策的问题进行充分而热烈的辩论是我国自由民主立宪制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重要的是，军事指挥官必须以我们的法律和宪法所规定的方式遵守下达给他们的政策和指令。在紧要关头，这种考虑尤其必要。
麦克阿瑟作为我国最伟大的司令官之一的历史地位已经完全确立下来。国家要感谢他在担任要职期间为国家所做出的杰出而特殊的贡献。为此我重申，对于他的问题，我为我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感到遗憾。哈里.S.杜鲁门(签字)。
尽管杜鲁门通过军事通讯系统这个对于政府来说最快捷的手段来传达命令，但商业通讯机构却仍抢先将这条消息发往了东京。在麦克阿瑟接到正式电报之前，华盛顿记者招待会的结果已在东京的电台播放出来。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名副官听到广播后，打电话给麦克阿瑟夫人，正是麦克阿瑟夫人第一个把革职之事告诉了他。
李奇微将军也是首先从一位记者那里获悉此消息的。当时，那位记者询问他是否应该接受祝贺。这条消息经官方证实后，李奇微立即乘坐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的“星座号”座机飞抵东京。“星座号”要比李奇微自己的B-17飞机快得多。他到达羽田机场后，就直接赶赴第一大厦。麦克阿瑟立即在那里会见了他。李奇微后来写道：“当时，我怀着人类自然的好奇心想看看他在自己的高级职务被断然解除之后，情绪上受到了什么影响。他的情绪完全正常、泰然自若、不动声色、稳健自如，对即将接替他职务的我十分友好、热情相助。他含蓄地提到了自己被突然解职一事，但在他的口气里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伤心和怨恨。我想，对于一位正处于事业巅峰的职业军人来说，这必定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而他却能够如此镇定地承受这一切，外表上根本没有任何震惊的迹象，这本身就是对这位伟人适应力的崇高颂扬。”
麦克阿瑟到机场与李奇微进行简单告别。然后，李奇微又乘坐佩斯部长的四引擎“星座号”飞机飞回朝鲜，好将自己的指挥权移交给范.弗利特将军，范.弗利特将军本人当时正飞往朝鲜。佩斯的驾驶员应该飞到大邱的K-2机场，那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军事基地，设有一条供大型飞机使用的跑道。不幸的是，飞行员误把飞机降落到一座供轻型飞机起落的简易机场上，而且飞机还差一点与山相撞。当飞行员意识到飞错了机场时，急忙采取了制动措施。飞机一头扎进了稻田里，四只轮胎也爆裂了。
与范.弗利特交接之后，李奇微返回东京，直到麦克阿瑟离开东京后，他才搬进了帝国饭店。李奇微说：“出于对我的老司令官的礼貌，我尽量远离他的司令部。”麦克阿瑟于4月17日返回美国，抵达旧金山。在那里，他像英雄一样受到了热烈欢迎。将军从西海岸继续其行程，于4月19日午夜后不久飞抵华盛顿，马歇尔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前去迎接。欢迎的人们几乎被旁观者所淹没，他们甚至冲过了限制绳。当天晚些时候，麦克阿瑟在一次国会联合会议上侃侃而谈。这是一个微妙时刻，但民主党人不想把这次会议开成国会的一次联合会议。因此，这不是一次正式的官方盛会，而是对一位杰出英雄表示的礼貌。麦克阿瑟引用一首古老的战地军歌来结束自己的演讲：“老兵只是知趣的走开，而他们决不会消亡。”之后，经音乐家们重新配乐，这首歌曲在美国国内再度风靡一时，但在朝鲜却没有引起人们很大注意，那里的年轻士兵正面临死亡。麦克阿瑟接着到了纽约，他在那里受到了盛况空前的欢迎。
第54章 参议院听证会
罢免麦克阿瑟，杜鲁门政府不可避免会受到反对派的强烈批评。而差错迭出的罢免方式又为麦克阿瑟赢得了更多的同情。
政府内部争论不休，愈演愈烈，参议院所属的军事与外交两个委员会决定举行听证会。5月3日，听证会正式开始。不过，在此之前，即4月13日，军事委员会曾邀请麦克阿瑟到会，并让他就远东军事形势以及他被免职的原委发表看法。麦克阿瑟将军接受了这一邀请。随即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也要求参加这次会议。就此，两个委员会认为应继续联合举行听证会，以听取麦克阿瑟本人及与解职相关的人员的看法。同时，也请其他能够说明远东总的形势的人出席听证会。
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使美国改变了对朝鲜战争的态度。随着麦克阿瑟的解职，已没有人大力主张在亚洲扩大战争。一些共和党人希望利用听证会使杜鲁门难堪，攻击艾奇逊，并以此说明政府没有给予蒋介石足够的支持。但是，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共和党人准备发起一场圣战，把共产党人赶出中国和远东。
整个听证会持续到6月27日才结束，先后有14人出席做证，其中包括麦克阿瑟、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所有参谋长们，共提供了长达200多万字的证词，听证会的结果对杜鲁门政府造成的损害远不及许多人担心的那样大。倒是麦克阿瑟本人的声誉受到了严重伤害。在听证会的头三天里，一直由麦克阿瑟提供证词。将军向共和党人竭力证明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他对战争的看法。而当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并不赞成麦克阿瑟的观点，而是基本支持杜鲁门政府以及有限战争的观念之后，共和党上层人士深感失望。麦克阿瑟提出通过打击中国来结束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建议会使美国陷入很大的危险。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如果苏联出面干预，美国目前的力量不足以与之抗衡。布莱德雷将军最后把整个观点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表达出来：“人们常常把战斗进程描述成一场与红色中国进行的有限战争，这种战斗进程会增加我们所冒的风险，会使我们在一个战略上并不重要的地区投入过多的兵力……坦率地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这一战略方针会使我们卷入一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
艾奇逊国务卿是这次听证会中一些共和党人的攻击目标。尽管他遭到了猛烈攻击，但他却安然无恙。在听证会上，他得以阐述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并向委员会及美国公众说明，使美国陷入困境的行动是一种错误，这种行动不仅在战略上毫无意义，而且会带来苏联干预的危险，实际上也会使美国失去盟国的支持。
尽管听证会并未正式向公众公开，但为了安全起见，每天的记录都要检查，并删去那些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内容。当然，删除的内容极少，以免遭到委员会成员们的批评，否则，他们会要求举行公开听证会。
麦克阿瑟出席作证期间(5月3日至5日)，自始至终受到了人们的尊重。虽然他并没有对总统罢免他的权力表示质疑，但是将军既不承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也不承认有抗命不遵的过错。其他证人也没有指责他以下犯上。麦克阿瑟向国会提出的主要建议与他以前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建议没有什么差别，即加强对红色中国的经济封锁；封锁中国沿海；允许对中国满洲及沿海地区实行空中侦察；取消对中国国民党部队行动的限制。站在证人席上，麦克阿瑟暗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这些问题上同意他的观点。而这些建议一定是被杜鲁门或国防部长马歇尔给予否决了。他还暗示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已同意他的观点，即停火条款不应包括联合国接纳红色中国，也不包括把台湾丢给北京。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观点却遭到了“国防部长的反对，国防部长认为这两项内容可能会在和平谈判中加以认真考虑”。
当马歇尔随后出席作证时，他却矢口否认曾否决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他强调美国的政策是不把台湾拱手让给共产党中国的，并且反对红色中国在联合国拥有席位。他指出，尽管杜鲁门政府愿意(与中国)讨论这些问题，但停战条件中不能包括这些问题，政府在这一点上从来没有动摇过。马歇尔还否认了他和总统曾否决过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扩大战争的建议。马歇尔指出，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必须对美国在全球的安全负责，而麦克阿瑟的使命只限于某一特定的战区和特定的对手。他对麦克阿瑟还做了如下最具毁灭性的评论：“显然，麦克阿瑟将军很不赞成美国的既定政策，因而人们十分怀疑他在作决定时能否继续履行一位战区司令官权限范围内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将他解职，别无其他办法。”
布莱德雷将军也否认麦克阿瑟的指控，总统和国防部长并没有否决他和参谋长们的意见。相反，参谋长们有关战争的看法与政府的政策完全一致。布莱德雷指出，军事上要考虑的基本问题是：“美国及其盟国采取其他措施，会不会增加全球战争的危险。”他解释说，麦克阿瑟以为他所提出的建议不会加大引发全球战争的危险，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却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如无必要，不应冒这种危险。”
布莱德雷证实，柯林斯、范登堡和谢尔曼都赞成免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原因有三：一是麦克阿瑟已表明他不赞同将冲突局限在朝鲜的决定；二是麦克阿瑟没有遵守总统有关事先获准，方可发表政策方面声明的指令；三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一直认为，现在也认为，在这个国家，军方必须处于文职政府的控制之下”。
参谋长们在他们的证词中证实了马歇尔和布莱德雷的说法。到了6月25日，所有证人均已出席作证之后，麦克阿瑟已被解职10周了。驻朝联合国部队显然仍在朝鲜坚守。而麦克阿瑟被解职一事在人们心目中已失去了吸引力。尽管26名参议员中有8人将自己的报告公布于众，这些报告中既有对麦克阿瑟的赞扬，也有对政府的批评，但两个委员会还是决定不再就听证会的结果发布正式报告。
听证会并没有给麦克阿瑟正名，在这漫长的让公众耗费心血的听证会之后，麦克阿瑟的气数已尽，因为美国公众通过听证会了解到，杜鲁门政府试图将战争大体上局限于朝鲜及远东地区，而公众整体上来讲是支持这一观点的。艾奇逊作了定论：他说，听证会“使两个委员会疲惫不堪，让新闻界和公众感到厌烦，公开了大量的机密材料，成功地消除了‘麦克阿瑟事件’可能带来的潜在危险”。
与此同时，朝鲜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第55章 春季攻势
范.弗利特将军于4月14日到第8集团军走马上任。在此之前，联合国部队已经占领了“犹他线”，即铁三角西南重镇铁原以南、“堪萨斯线”以北的地区(参见图12)。显然中国部队正在后撤，准备发动春季攻势。但是，范.弗利特经李奇微同意之后，决定将西部的战线进一步向北扩展，移至“怀俄明线”。这条战线从铁原和金化镇北边穿过，南到“堪萨斯线”，自华川水库直至东海岸的大浦里。
到4月19日，美第1、第9两军各部均已进入“犹他线”阵地，准备出击。而此时，敌军准备反攻的迹象也愈发明显。中国人对飞越其阵地上空的轻型侦察机极为敏感，他们用机枪和轻型大炮向飞机射击，显然他们不愿被人刺探。4月13日，在中部第9军战区附近，中国部队开始在山中点燃稻草、树枝和灌木。到了4月15日，第9军前线上空出现了一条6到10英里宽的烟幕带，有效地阻止了空中侦察行动，为中国部队开辟了重新部署兵力而又不被察觉的机会。然而，从南边、西南以及西边刮来的风却吹散了弥漫在共军阵地上的烟幕，敌指挥部于是又派游击队到联合国部队阵地南边的山中点燃树林和灌木。
第8集团军以及第1和第9军的指挥官已经大致判断出敌军将从何处发动主攻。在西部第1军战区，美第24师和25师正向“怀俄明线”推进，以期向共军前线进行纵深穿插。作战训练处的指挥官们预料中国部队会猛攻这两个师，并有可能把他们困在原地；敌军还会在第1军左翼，即西侧派出主力袭击沿临津江布防的南朝鲜第1师、美第3师和英第29旅，占领紧挨25师西部的阵地。在第9军中部战区，敌军可能会从金化向南至加平一线实施猛攻。加平是朝鲜中部汉城至春川公路这条东西要道上的一个村庄，位于春川以西约12空里处，沿一谷地向北，进入崎岖不平的高山地区，便可到达19英里以外的一个小村庄。该谷地由南朝鲜第6师防守。作战训练处分析，敌军有可能攻击这一地带，主要原因有三个：山区使联合国军无法使用坦克，而大炮也同样会受到限制，联合国军无法从侧翼运动进行反攻；中国部队打算攻击南朝鲜部队；沿着部队的阵地边缘，成功地推进到加平，将切断第1军与第9军之间的东西交通联系。为了免遭袭击，第9军已在加平部署了英联邦第27旅作为阻击力量，并派一个美军坦克连作为增援部队。
敌军的进攻果真如预料的那样：最大的一场是向南发起主攻，直逼汉城。辅攻的规模也很大，他们突破了南朝鲜第6师的防线，向加平推进。这是一场双重围攻，目的是攻占汉城。与此同时，在东部山区麟蹄周围，敌军也开始发动小规模进攻，这些进攻大多由北朝鲜军实施。平壤电台还播报了行动的目标，即摧毁联合国军的指挥部，并预言会很快实现目标。这完全是鼓动宣传，因为中国部队只投入了在朝70万兵力中的一半人马，况且他们很少动用大炮和坦克；尽管中国和北朝鲜的空中力量自红色中国入朝以来得到壮大，但他们仍不能进行近地空中支援。中共军队还是沿袭他们常规的进攻策略，即夜间攻击；同时在正面发动攻击，以便把联合国军困在原地并从侧翼进行包抄，而且试图在后方设置路障。中共军队此次虽也开始使用大炮，但他们仍以常规武器为主，即迫击炮、轻兵器、机枪、手榴弹和(用来对付坦克的)炸药包。为了免遭联合国军的空袭和炮击，往往天一亮中共部队就会马上停止进攻，迅速隐蔽起来。
4月22日夜晚，敌军借着皎皎月色发起进攻。驻守在加平北边那座小村庄里的南朝鲜第6师于晚上9时30分左右报告，约有一个团的中共军队从三个地点渗透到前沿阵地。防守前线的南朝鲜两个团展开了激战并开始撤退。战斗打响后第一天(4月23日)，南朝鲜的这个师就退却了10英里。到了第2天，退得就更远了。4月份的美第9军司令部战报曾冷言评述道：“据报南朝鲜的几个团已在各处修筑了防御阵地，但考虑到在36小时内所设防的距离，这些防御阵地充其量也不过是些象征性的抵御工事罢了。”在加平北部3英里处，第27旅在阻击阵地上坚守，阻滞敌军。在第1军阵地上，右翼的美第1海军陆战师和左翼的第24师也在坚守，并阻止敌军从暴露的两翼向阵地渗透。4月24日一大早，中国部队便与第27旅的先头部队交上了火，并迅速包围了澳大利亚营，但澳大利亚人守住了阵地。当天傍晚时分，附属的第72营一个坦克连为澳大利亚人打开了一个通道，使他们能够撤回到加平北边第27旅的主阵地上。
在第1军战区，中国和一些北朝鲜部队曾几次渡过临津江，攻打南朝鲜第1师和美第3师。尽管有一部分中国部队渗透到了后方区域，但是，联合国军猛烈的炮击及快速而频繁的空中打击阻滞了敌军的前进。在铁原南边几英里处，防守联合国军最前沿阵地的美第24和第25师首当其冲，遭受了中国人的正面攻击。在他们的左翼，附属的土耳其旅阵地曾几次遭到敌人的突破，而防守中部的第25师24团部分队伍已向后撤退。即便如此，敌军的正面进攻基本上还是被扼制住了。第24师所在阵地的情况也与此相同，尽管敌军进行了一些渗透，但阵地并没有丢失。不过，在左翼，敌军沿临津江向前推进，驻守小村庄的南朝鲜第6师已经溃败，这样一来，防线出现了缺口，美第24师和第25师处境危险，因而不得不后撤6英里左右，退到了较易防守的阵地上。中国部队紧追不舍。他们袭击了土耳其旅、美第3和第24师的前面几个团，突入土耳其旅和第24师的阵地之内，迫使美第1军再次后撤，退到了三八线附近的阵地。
与此同时，由于南朝鲜第6师的溃败，防线上出现了很大缺口，第9军正竭尽全力加以封堵。英第27旅守住加平北部的阵地。第5骑兵团战斗队奉命配合英国人作战，并夺取第27旅防线以北的阵地。他们向前挺进，遭遇到了大量敌军，在这场遭遇战中，大约有175人伤亡。不过，直到弹药用尽，他们才脱离了战斗。
在此时刻，英第27旅更名为第28旅。阿盖尔营和萨瑟兰高地人营也已回英国，由英王苏格兰边境居民营取而代之。
尽管英联邦旅和美第5骑兵团战斗队顽强抵抗，但中国部队还是在4月26日切断了汉城至春川的公路，范.弗利特将军于是将第9军撤回到加平以南约10英里处的洪川江一带。在第1军战区的左翼顶端，南朝鲜第1师放弃了阵地，使英第29旅格罗斯特夏团第1营的左翼暴露给敌人。尽管该营孤军奋战且其阵地曾一度被敌人攻破，但他们仍英勇抵抗，坚守阵地达数日之久。最后，只有少数士兵安全地返回到联合国军防线。
中国部队切断汉(城)春(川)公路以后，集中主力来攻打汉城。4月27日，他们从侧面包围议政府，并迫使第3师后撤到汉城以北4英里的阵地。与此同时，南朝鲜部队从大汶里及临津江上的其他防线向东南汉城方向撤退。4月29日，联合国军飞机侦察到大约6000敌军正试图乘渡船渡过汉江，以期到达汉城西北的金浦半岛。随后，空军对共军实施了强有力打击，只有少数敌军侥幸脱身，其残部又受到了南朝鲜海军陆战队的牵制。敌军也曾试图从东部北汉江与汉江交汇处包围汉城，但美第24与第25师却把他们遏制在汉江北岸。
4月29日，范.弗利特设立了一条新的防线。因为没有命名，故称之为“无名线”。这条防线自汉城北部美第3师把守的弧形防御阵地开始，沿汉江向东到达北汉江的交汇点，从那里向东北方向至洪川北部的一个村庄，然后，继续向东北方向延伸，直至东海岸的大浦里。第8集团军指挥官希望部队能守住这条防线。范.弗利特也对部队重新进行了部署，以对付中共主力部队向汉城发起的进攻。他把南朝鲜第1师、美第1骑兵团战斗队和第25师划归美第1军。同时，他还把美第3师留作后备部队，并让英29旅镇守金浦半岛。在第1军东部，为了配合第9军的行动，范.弗利特增加了一些后备部队，他们是：第28英联邦旅、美第24师和第7师，南朝鲜第2师和第6师，以及第187空降团战斗队。在东部中心战区，归属第10师的部队有第1海军师，美第2师以及南朝鲜第5和第7师。再往东边是高山峻岭和沿海地带，由南朝鲜第1和第3军把守。
到了4月底，第8集团军已阻滞了敌人的进攻，并强有力地控制了横跨朝鲜半岛的战线。像以往一样，中共军队的进攻渐渐停止。为了补充给养和兵力，他们又转入了退却阶段。对于情报官员来说，这显然是另一场暴风雨前的平静。范.弗利特将军决定趁中共军队给养不足，对其发起进攻。5月的第1周，前线的几个师在“无名线”以北7英里以外地区建立了一些巡逻基地，并在此线以北10至12英里处部署了装甲巡逻队。第29旅肃清了金浦半岛上的敌军。南朝鲜第1师掉转头来，沿汶山里公路向临津江推进。中国部队于5月6日放弃议政府，将其让给了第1骑兵师。第25师的一支特遣队则沿另一条通往东北的平行公路从汉城向金化推进。第9军中一支装甲巡逻队击溃了据守汉城至加平公路的共军。5月7日，在第10军战区，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从洪川通往北部的公路上，袭击了躲藏在地下掩体中的北朝鲜部队，并重新夺回了春川。与此同时，第2师的一支特遣队(由法国营、别动队员、第9团和一些坦克组成)从洪川沿公路向麟蹄方向猛攻。右翼山区的南朝鲜部队也在向前挺进。
不过，5月10日以后，中共与北朝鲜的抵抗明显加强，显然，共军的撤退阶段已接近尾声，反攻阶段即将开始。5月初，共军似乎以汉城为主攻目标，集中主力在北汉江交汇处的西边展开攻势。然而在这之后的5天里，情报部门侦察到有5个军的中国部队正在向东运动，并在春川至麟蹄一线美第10和南朝鲜第3军战区的前方布防。敌军的行动出乎意料，范.弗利特已来不及重新部署部队，只好命令在第1军西部留作后备部队的第3师出击抗敌。尽管在东部联合国部队的装甲大炮无法施展威力，空军更难对目标实施打击，然而幸运的是那里山高路险、道路崎岖，为第10军和南朝鲜部队提供了优越的防御阵地。
在“无名线”这一防线上，部队利用一切时间构筑起坚固而又相互联结的防御工事，设置雷区、埋设触发地雷、架设铁丝网、挖掘地下掩体。5月15日夜至16日晨，敌军开始进攻。正如预料的那样，敌军在春川以东10空里的内坪里与东海岸大浦里以西10空里的卢洞这一地区袭击了第10军和南朝鲜第3师。在这32空里宽的战区里，敌军投入了大量兵力，共有21个中国师和9个北朝鲜师。南朝鲜第5师和第10军第7师布防在麟蹄东北10英里以外的一个小村庄附近的战线上，该条战线长20英里，全是山区。两支部队遭受了猛烈攻击。两个南朝鲜师在这里坚守了一阵，后来被敌军突入而瓦解，并向后溃败。
在南朝鲜几个师的左翼，美军第2师以及所属的法国和荷兰营，不畏敌军猛烈而疯狂的进攻，坚守住了阵地。防守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得益于强有力的炮火支援。在5月17日这一整天里，支援该师的炮兵共发射了近3.8万发炮弹。与此同时，联合国部队还共出动了174架次飞机，其中12架次为B26轰炸机。它们对集结的敌人投掷汽油弹和炸弹，并用机枪对敌军进行扫射。空袭紧贴着主战场的前沿阵地进行，有时距离躲藏在掩体内的敌军还不到100码远。情报部门估计，单单这次空袭就造成敌人5000人伤亡。
5月18日，范.弗利特认识到南朝鲜第5和第7师的溃败对整个联合国军防线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便派美第2师和海军陆战队向东前去弥补漏洞，并命令第9军向东部延伸，防守因海军陆战队和美第2师撤出后而空出的地带。范.弗利特还从汉城调来第3师的第15团战斗队以支持西侧的防守，抵御敌军的突出部，并派遣第3师的第7和第65两个团，进入最南边的一段阻击阵地，防止敌人渗透。
在向东大规模运动的过程中，第2师频频与敌军交火，并与全力进攻的中国军队进行了激烈战斗。事实上，该师还从西边攻入敌军的基地，切断了敌军的突出部。此时，“无名线”上残余的南朝鲜部队已彻底瓦解，他们未等到美第2师前来接应，就已被赶出了防线。这一天，联合国军共发射了4.1万多发炮弹；在这一战区，联合国军白天还出动了137架次飞机，夜间又对敌集结地进行了28次雷达控制的攻击。
在东部山区激烈战斗的同时，一股来势凶猛的强大敌军于5月17日沿北汉江南下，向汉江方向发起了进攻。不过，美第25师和南朝鲜第6师的士兵经过3天激烈的阻击战，遏制了敌军的进攻。
到了5月20日，联合国部队已阻止了敌军的反攻。第10军不仅再次从中国人那里夺回了主动权，而且还收复了“无名线”上的阵地。早在5月18日，范.弗利特就已开始反攻，他命令第10军左翼的美第1、第9军和第1海军陆战师派出强大巡逻队，准备向位于“无名线”与“堪萨斯线”之间的新防线(托皮卡线)推进。次日，新到的加拿大第25旅并入美第3师后，范.弗利特便扩大了反攻规模，他派上述3个军和东海岸的南朝鲜第1军一道展开反攻。(当时，南朝鲜第3军已被撤销。)
此时，敌军再次后撤以补充给养和兵力；第8集团军也再次向前挺进，而且只遇到了一些微弱的抵抗。几天之内，第1军便推进到汶山里北部的临津江一带，并进入议政府以及汉城北部的其他地域。第9军向加平方向推进，并将中国部队赶过了洪川江，继而向华川水库西端挺进。在第10军战区，第187空降战斗队占领了麟蹄，海军陆战队员也向驻守华川水库最东端的敌军发起最后冲锋。到了月底，第10军已在昭阳江沿岸布防，东边的南朝鲜部队也已夺取了港镇杆城。第8集团军此时也打回到了以往那道“堪萨斯线”。除了西部临津江一线以外，美军又回到了三八线以北的战线上。敌军再次被赶出了南朝鲜。
6月1日，范.弗利特命令第1和第9军继续向“怀俄明线”挺进。该条战线位于铁三角的铁原和金化以南。除了在通往铁三角的通道上遭到敌军顽强抵抗以外，这次代号为“打桩机”的推进行动进展顺利。第8集团军各部也奋勇前进。到了6月10日，在白天和夜间的空中支援下，美第3师、南朝鲜第9师以及第10菲律宾营已攻占了铁原南部的高地。与此同时，美第25师和土耳其旅也向金化突入了3英里。次日，敌军放弃了铁原和金化，铁三角的底部已被占领。6月13日，两支由坦克和步兵组成的特遣队分别从铁原和金化出发，到达铁三角的顶点——平康，他们发现共军也已弃城而逃。然而，联合国部队发现，敌军却在平康北部的高地囤积重兵。于是，特遣队迅速撤离。第9军的部队也从金化向东北方向的金城推进，发现这一线已由敌军重兵把守，共军正在构筑坚固的防线。这几支联合国部队也撤回金化。尽管6月17日中共部队再次反扑并夺回了平康，但因铁三角四周多为丘陵高地，双方都不想派重兵扼守那些地势较低的地区。
在第10军战区，部队向麟蹄北部挺进，进入一个底部有3英里、顶部有6英里宽的巨大的圆形山坳。在东海岸，南朝鲜部队沿海岸向杆城以北推进了大约11英里。
在后方，中国和北朝鲜部队正在加紧构筑地下炮台，在炮台周围，他们还修建了地堡和地下掩蔽室。这些地下工事均用圆木和泥土封顶，除非用155毫米口径的大炮直接轰击，否则任何武器都难以奏效。每一座地堡就是一个据点，而每一座山丘就是一个堡垒。1951年6月炎热的夏天里，在朝鲜中部那些陡峭而地形复杂的群山中，敌军构筑了坚固的阵地，望着它们，联合国军清醒地认识到一场阵地战即将开始。由于联合国军在“无名线”左右两翼加强了火炮攻击，再加上机枪和轻兵器的火力配合，整个防线上的防御大获成功。中朝部队要想突破，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中国和北朝鲜人也在构筑纵横交错的防御体系，他们深入地下，梯次配置。除非给予强有力的、毁灭性打击，否则，难以突破中朝的防线。
朝鲜实现和平的时机已到。除了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仍在力劝联合国为其征服北朝鲜以外，美国、中国和苏联都希望和平；实际上，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也期待着和平的到来。
第56章 边谈边打
随着麦克阿瑟的解职，口口声声鼓吹扩大战争的人离去了。参议院听证会表明杜鲁门政府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大力支持限制战争，并尽快结束战争。到6月1日，整个南朝鲜几乎已肃清了共产党，因此通过某种谈判的形式来结束战争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于6月1日所发表的谈话就反映出了这种看法。他说，只要能为这个动乱的半岛带来和平，那么，大致沿三八线停火就将达到联合国的主要目的。差不多与此同时，国务卿艾奇逊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时也表示愿在三八线解决争端。正是这个主张后来造成了麻烦。
艾奇逊认为通过联合国谋求停火不会成功，因而确定通过苏联来直接进行。5月间，美国向苏联驻法、德两国外交官员作出过一些表示，但没有成效。同样，通过香港对北京试探也没有见效。美国和瑞典驻苏外交官员在莫斯科所作的尝试也一一失败。最后，艾奇逊在5月中旬向乔治.凯南求助。凯南是国务院的苏联政府和苏联历史权威，当时正在普林斯顿大学休假。凯南选择马立克进行接触。马立克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兼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凯南打电话给马立克，马立克邀请凯南于5月31日到他在纽约长岛的家中进行试探性会晤。凯南说美国既不愿对抗也不愿继续打下去。这次会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不过马立克却与莫斯科进行了联系。6月5日他们进行了第二次会晤，马立克告知凯南，他的政府愿意尽快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是他说，苏联本身不能直接参与谈判，因而提议凯南同北朝鲜人和中国人联系。艾奇逊写道：“毫无疑问，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一信息是可靠的，不过却含有某种神秘性，这使我们摸不透究竟预示着什么，对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也心中无数。”
两个星期后，即6月23日，马立克大使干了一件极不平常的事：他在联合国为会员国发表公开声明而出资兴办的广播电台上露面，宣称苏联人民认为朝鲜冲突能够得到解决。作为第一步，他建议交战双方开始谈判停火与休战，如果双方都对和平抱有“真诚愿望”的话，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就不会付出太大的代价。
艾奇逊立即要求美驻苏联大使艾伦.G.柯克跟莫斯科外交部进行接触，问清马立克的建议是否代表苏联政策。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证实，马立克确是在阐明苏联的官方观点。葛罗米柯进一步向柯克建议，军事停战协议应由军事代表之间谈判签署，谈判只限于解决军事问题，而不涉及政治和领土问题。
葛罗米柯表示他不知道中国在停火方面的态度，但显然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已经互通了消息，因为克里姆林宫的人如不摸清中国人的情况，决不会说和平是有可能的。他们偶尔也许会是预言者，但却从来不是遇事“过分乐观的人”。
有了这一绿灯，艾奇逊按照葛罗米柯的意见，建议举行军事当局的谈判。在6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建议，由李奇微将军通过广播电台邀请敌方司令官派代表参加一个会议。布莱德雷与柯林斯两位将军表示同意，但范登堡将军认为这表明联合国是在求和。由于敌人正在联合国军手中蒙受损失，他对结束战争的意见提出质疑。但他并没有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同僚的支持，这不仅因为往朝鲜派有军队的美国盟国都赞成谈判，而且因为布莱德雷看到，如果不抓住这一机会结束战争，就难以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这次联席会决定成立一个工作组，为李奇微将军起草一份致敌方的广播文稿，要求敌方开始谈判。
该工作组迅即起草了一份文稿，并经第二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联席会议批准后，送李奇微过目。李奇微提出几点小的修改后，上报到杜鲁门那里。经杜鲁门核准，李奇微于东京时间6月30日上午8时，播发给了朝鲜的共产党部队总司令。内容如下：
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通知贵军下列事项——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充分保证此种停战的实施。在接到贵方愿意举行这样一个会议的消息之后，我将派出我方代表，并将在那时提出一个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提议此类会议可在元山港内一只丹麦医疗船上举行。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出席联席会议的几位参谋长、国防部长马歇尔、国务卿艾奇逊以及他们的助手共同制定了一份表明美国立场的计划。由于顾问们对共产党不信任，所以他们对计划提出了一些初步的疑点。这份计划经过6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联席会议的仔细推敲后，当晚由布莱德雷、马歇尔和艾奇逊送交杜鲁门审阅。总统批准后，参谋长联席会议迅即发送给了李奇微将军。
这份表明立场的文件后来成为美国同共产党讨价还价的基础。其关键条款如下：停战的主要军事用意是停止敌对行动，保证不再交火并保护联合国部队；达成的协议要“能长久为我方所接受，即便在政治和领土问题上达不成什么协议”；谈判要“严格限制在军事问题方面”，不涉及任何政治或领土问题；建立一条横贯朝鲜，纵深20英里的非军事区，“该非军事区要以达成停战协议时双方军队的阵地为基础”；由双方同等数量的人员组成军事停战委员会，负责监督停火；任何一方不得增加军事力量；战俘应在一对一的基础上尽快进行交换。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联席会议已经预见到将来会有麻烦，因为联合国军一般呆在三八线以北，而艾奇逊原先曾公开提到，美国将接受以三八线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有鉴于此，给李奇微的指示在这一点上便十分明确：“假如共产党司令官提到美国政府官员发表过的声明，即美国准备接受在三八线或三八线附近解决问题，你应坚持如下立场：此类声明不适用于战场上的停战，而可能是政府间就政治解决进行谈判的议题。另外，你还应当说明，你提出的军事安排在任何情况下都涉及到三八线以南某些受共产党军事控制的地区(如西边的瓮津和康翎半岛，临津江西边的地区)以及三八线以北某些由联合国军控制的地区。”
美国坚持以战线为停战线的不妥协态度，这一问题在未来几个月中将占很大的比重，因为共产党表示必须以三八线为停战线。因此，中国人在对李奇微的口信所作的反应里不提以三八线作为停火线便十分重要。
东京时间7月1日共产党作出了答复。李奇微就中国人的答复立即拍电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电文如下：
我向在朝鲜的共产党部队总司令发出的信息，现已收到了几种文本的答复。为保证协调一致，我建议以下列文本作为其正式的答复，同时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确认，在审议时也使用这个文本，即：“北京——这里有一则来自朝鲜前线的重要消息。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今天进行协商后，向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发出一份联合通知，以答复他在6月30日发表的广播讲话，他表示愿意派代表与我方代表举行停火谈判。”该项通知的内容如下：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你在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广播文稿已收悉。我们授权告知你，我们同意停止军事行动，举行和平谈判，我们的代表和你的代表会晤。关于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这是一个和解性的答复。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人显然需要和平，而且说服了(或者迫使)北朝鲜也一起行动。春季攻势中，中国人付出了很大代价，在试图突破联合国军防线中损失了数千人。但中国人却实现了他们主要的国家目标：把美国人从鸭绿江赶回到三八线附近，使北朝鲜成为将来美国入侵时的可靠缓冲地。中国人以其意想不到的伟大胜利彻底吓坏了美国军事当局，同时他们至少也部分地使美国领导人相信，他们威胁要把联合国军赶下海去，可不是说着玩的。
在此之前，中国人对停火的努力是不屑一顾的。现在他们不但愿意谈判停战，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李奇微和远东司令部从文本中看到的)，他们事先同意停止军事行动(但看下文)。根据远东司令部监听到的消息，他们在通讯中宣布谈判过程中愿意全面停止作战。事实上，中国和北朝鲜人所同意的正是美国领导人曾经坚持过的条件，即沿战线停火，而不是沿三八线。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对中国人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曾由李奇微将军明确表示过，但却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和总统的支持。正是这一怀疑才使双方通过协议一举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遭到了破坏。
李奇微接到北京答复之后不久，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份电报。在提到中国的广播时，他说：“他们的意图很清楚，即从停战谈判一开始，即应停止军事行动。这种做法很可能严重损害联合国军的安全和防卫措施，我认为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除非另有指示，否则我肯定会断然拒绝。”
李奇微还就此指出了不少理由，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明他为什么想在停战谈判进行时继续开展军事行动。他列举的主要理由如下：敌人正在继续“集结进攻力量”；敌人的公路与铁路调动大大增多；平壤以东约45空里处的谷山有一支未经核实的中共机械化军队；根据“部分核实”的报告，朝鲜境内已出现了苏联防空人员和防空物资；还有未经核实的报告说，朝鲜有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国际旅；战俘在审讯中“一再说下次攻势计划在7月15日或之前展开”，估计届时天气情况要恶化；敌人在北朝鲜境内新建机场及修复旧机场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李奇微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拍发的电报继续说：“总起来看，最新情报清楚地表明，对方军事能力有发展的态势，从7月10日起，对方有可能随时发起攻势。如果发动攻势，估计会利用天气的有利条件。另外可以估计到，如果按照敌人建议的那样进行谈判，在整个谈判期间，敌人将会加紧努力增强这一发动攻势的潜力。如果这样进行谈判，我们就无法在朝鲜遏制敌人的军事行动，特别是难以遏制敌人准备发动的重大地面和空中攻势。请尽早批复我建议的行动。接到你们的批复后，我计划立即答复共产党司令官的来函，接受开城为谈判地点，并为汶山至开城公路一线以及开城地区停止敌对行动作好准备，但要敦促将谈判日期提前。”
尽管李奇微的语气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但他还是应该受到赞扬，因为他担心共产党可能会发动另一次攻势。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中国人正在停止撤退，并已基本补充了武器弹药、食品和兵员。中国人并不了解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意图，李奇微对共产党军司令部的意图也不了解。中国人正准备用主动进攻这一唯一的办法阻止联合国军进一步推进。如果李奇微怀疑中国人，中国人也有理由怀疑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暂停军事行动后，双方都有可能在各自的一侧集结军事力量。
按照李奇微那份共产党的答复文本，中国人愿意举行谈判，并愿意在谈判期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这本是一种善意的姿态，而不是一种欺骗，以掩盖为新攻势集结兵力。此后中国人在朝鲜没有再发动攻势，这一点便是证明。自打他们宣布愿意停止军事行动时起，他们的军事态势就是防守现在的战线。
当然，李奇微无从了解中国人将来的政策，但他却不希望达成停火后战争就此停顿下来。这一点谁也无法估计到。停火可能会持续下去，因为双方都已厌倦了打仗，况且战争恢复后，双方谁也占不了多少便宜。可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决定批准李奇微的要求(大概总统也表示赞同，因为他并未取消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李奇微的指令)。因而，停火是否会持续下去这一问题尚无法回答，因为战斗并没有停止。美国人坚持谈判时不停火，这对中国人的不妥协立场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也无从而知。不过对共产党来说，美国采取这种态度，从一开始便破坏了停战谈判的气氛。
7月1日，李奇微就共产党的广播答复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一份电报(编号为CX66183)，随后又发了一份要求在谈判中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的电报(编号为CX66188)，参谋长联席会议于华盛顿时间7月2日回了他一份电报，一并作了答复。李奇微在电报中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认可他发给华盛顿的中国与北朝鲜的答复文本，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本不理会这一要求，而是说了下面这段话：“关于你的CX66183号来电，北京发来的中文本，在北京用英文播发之前已在华盛顿译为英文，该文本与后来北京播发的英文本完全一致，已被国务院和国防部当作正式文本。其原文如下：‘你在本年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已收悉。我们授权告知你，我们同意会见你的代表，就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有关事宜进行谈判。我们建议，会晤地点在三八线上的开城。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们的代表会晤’。”
华盛顿当作正式文本的文稿中，漏掉了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它根本没有提到远东司令部提供的文本中所包括的共产党同意先停止军事行动，再举行和平谈判一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华盛顿和东京这两个文本的重大差异并没有向李奇微作任何说明。既然两个文本有出入，就应澄清中国和北朝鲜信息的真实内容，比如迅即向北京发电询问，但却没有人提出来。相反，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李奇微的电报中却直接谈起了下一个要点，即李奇微提出的在停战谈判期间继续进行作战的要求，并未经讨论就表示了同意。这样一来，李奇微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而李奇微和华盛顿的文本上存在的差异，以后就没有再提了。
结论显而易见：华盛顿方面决意说共产党来信中没有要求立即停火，这样，华盛顿便可免受批评，即怕人们说它在共产党提出停火时，它却坚持要继续战斗。
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李奇微不要显出想把会晤日期提前的样子，要他按下列说法回答金日成和彭德怀：“我已收到了你们对我6月30日文稿的复函。我准备于7月10日派代表与你方代表在开城会晤。假如你们的代表能提前完成准备工作，也可提前进行会晤。既然在停止敌对行动前要先达成停战协定，那么会晤与达成协定如果拖延，将会使战斗延续下去，并将增加损失。”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就此作罢，他们又告知李奇微：“切不可放松我方军事努力，直到达成包括停止敌对行动在内的正式停战协定时为止。”
如此看来，乃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动机抱有疑虑，才使得战斗一直持续到双方最后达成解决方案。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曾建议不搞政治谈判，结果从一开始就没有搞政治谈判。假使葛罗米柯建议的纯军事解决方案能够得到完全实施，那么中国人提出的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假定李奇微的文本是准确的)肯定会像两年后那样，立即有效地沿战线结束战争。此后，双方就可尽情地谈判，而毫不影响和平现实。更重要的是，双方年轻人也不会再战死或伤残了，因为停战谈判开始后的人员伤亡远比停战谈判前要多得多。
如果双方没有合作的意愿，没有结束战争的真诚愿望，停火协议往往可能会使双方在暗中进行军事集结。问题是双方都以不同的观点来参加和谈。
美国的和谈立场是，沿现存的战线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停战委员会可在朝鲜境内不受限制地进行视察，由军事观察小组监督部队和武器的集结情况。共产党的立场是，所有外国军队，包括中国军队和联合国军队，统统撤出朝鲜，沿三八线来划分界线。难怪和平谈判从一开始就没有好兆头，充满了分歧。
7月10日，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C.特纳.乔伊中将率代表与共产党第一次会谈时，双方便在议程问题上陷入了一场争论。共产党方面坚持，议程中要包括讨论以三八线为分界线以及撤出所有外国军队的问题。联合国军代表却反对将这两项列入议程。不过关于三八线的问题到7月16日时暂时获得了解决，当时共产党方面同意了一项有关分界线的议程，尽管他们并未放弃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的主张，但却没有特别提出三八线。
但是撤出外国军队却成为十分关键的问题。正如施纳贝尔和沃森在他们合著的《朝鲜战争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史》中所说：“敌人坚持所有外国军队撤离朝鲜，这成了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难怪中国人感到美国人在跟他们打交道时不老实。毕竟说来，联合国停火委员会曾于1月11日在联合国提出了一项和平计划，那正是美国同意过的。该项联合国计划特别号召所有武装部队从朝鲜撤出。美国当时曾公开赞扬过这项计划，并曾投票赞成。毫无疑问，中国人不知道美国之所以同意此项计划，完全是由于艾奇逊深信中国人会加以拒绝，正如北京所做的那样。出于天真，红色中国人也许认为，停火时双方共同撤出外国军队这一点一定会为美国所接受。
可是现在对于李奇微和五角大楼来说，这一点都是不可接受了，理由是怕联合国军撤出朝鲜后，中国会又从满洲派大量增援部队到北朝鲜。美国人完全改变了原先的公开立场，而且在共产党代表明确提出要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时，美国却固执己见。这就反过来增加了中国人的怀疑，认为美国人所以要在朝鲜保留军队，可能是要在将来进行侵略。共产党要求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可能主要是以此问题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使美国人尴尬为难，而不是将其当作一项坚决的要求。但中国人也着实担心南朝鲜继续被一支强大的联合国军所占领；这支军队必定全是美国人，因为其他在朝鲜有部队的联合国成员国都没有在这个半岛上长期建立军事设施的念头。如果美国害怕中国人利用外国军队撤出之机，从鸭绿江涌过来威胁南朝鲜，那么中国人同样也担心留在南朝鲜的美国军队再次威胁北朝鲜，从而危及中国边境前方的缓冲带。
因此，双方以尖锐对立的立场进行谈判，必然会发生冲突。美国坚持在停战谈判过程中，不停止敌对行动，这使冲突更趋激烈。结果，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为谋求停战而进行的谈判就此中断，会场也成了双方针对对方进行激烈宣传战的阵地。双方互不信任，甚至完全怀疑对方。这一点在要求对方保证不再恢复敌对行动方面表现得十分清楚——美国要求成立一个停战委员会，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共产党方面则要求联合国军撤出朝鲜。
安德烈.葛罗米柯所建议的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协议可谓是一个极好的方案，美国在1951年7月也许就可能实现，就是沿实际战线停火，而且用不着双方撤军。共产党可能会抱怨美国背信弃义：一边宣扬退回到三八线，一边却不付诸实施；但按实际战线划定界线对共产党和联合国来说也满不错，因为共产党已沿现有战线构筑了一条牢固的主要防线，而沿三八线反倒没有这样的防线。共产党在当时很可能会像两年后那样，同意双方各后撤2公里，形成一个非军事区。这样的话，双方的主要防线就不必放弃，只不过各自后撤2公里罢了。简单的停火不会解除美国的顾虑，美国仍担心共产党会在北朝鲜集结军事力量，但是反过来说，简单停火也挡不住联合国在南朝鲜集结军事力量。因此联合国司令部也跟共产党司令部一样，都将拥有预防重起战端的保障。说到底，任何停火都要靠双方的诚意才能实现。
简单停火同样解决不了战俘问题，这一问题后来竟花费了一年半的谈判时间。不过炮声如果停下来，谈判战俘问题时就不会有年轻人在战斗中伤亡了。
然而，疑心重重的美国领导层却拒绝简单停火，停战谈判便以艰难持久而带有宣传色彩的方式进行；战斗也以血腥的悲惨方式继续展开。一切战争都是悲剧性的，但最后这两年的朝鲜冲突，其悲惨程度却难以描绘，因为任何一方在停战谈判开始后的一切战斗中都一无所获。虽然范.弗利特将军向一座座山头和阵地发起大规模进攻，但联合国军司令部却不愿承受全线向北推进时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同样，中国人要将第8集团军逐出阵地，再次赶回到南朝鲜去，会蒙受更大的损失，他们也不愿这样做。
于是，双方很快便形成一种对峙局面。可悲的是，这种对峙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西线在那恐怖岁月中的堑壕战一样。在对峙情况下，不时会有对敌方阵地的炮轰，间或发生个别的战斗和摩擦，也时有巡逻战和小部队的出击，几乎完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翻版。而且像一战那样，这种作战方式要不断有人流血牺牲。
从实际意义上说，朝鲜战争在开城举行和平谈判时就已结束。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已得到了各自原先打算得到的东西，而且也决不会再得到更多的东西。随后进行的两年战争，真是可悲可叹，令人难以想象；它简直不能叫做战争，因为基本上毫无目的可言，尽管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在这两年的冲突中，双方都一无所获。要防守或夺取一座山头，实际上都要付出数千人的代价，但是这种战斗实质上并没有加强己方的阵地，也没有削弱对方的阵地。为争夺山头而进行的无数次血战，只会对局部战术形势产生影响，而敌对双方的整体战略形势却未受到影响。因此，在这两年的冲突中，双方参战官兵都有一种独特的、几乎可以感觉到的绝望情绪，好像双方都在黑暗中朝着一个无法找到的出口摸索，但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双方又不断地互相进行盲目的猛攻拼杀。
朝鲜境外的人们对这场冲突愈来愈冷漠，这更加剧了在朝人员的这种绝望情绪。在和谈很快陷入僵局，大规模的攻势结束，而代之以争夺无名高地的局部战斗时，朝鲜的消息已不再是头条新闻。由于美国并没有真正进入战争状态，而且与二战中国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相比，此次冲突只牵涉到很少一部分人，所以朝鲜战争很快就变成了人们所说的“被遗忘的战争”。远在越南战争前，美国的陆、海、空三军人员在国内对本国所进行的战争都觉得与己无关，也不感兴趣。不像越南战争，朝鲜战争甚至没有在国内引起反战情绪，引发示威和请愿。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只是那些有孩子在朝鲜的家庭才显出关切的样子。随着1951年末部队实行轮换制，人员开始大批轮换，1952年轮换又有所加快，有人在朝鲜的家庭开始关注家里人什么时间能轮换回来，而不是想方设法为所有人寻求结束战争的办法。朝鲜战争没能像后来的越南战争那样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反应，也许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国防部反对把战争升级，不同意向朝鲜增兵。这当然也与中国人不再发起新的攻势有关。朝鲜战争没有像越南战争那样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反应，也是因为它是美国第一次抗击共产党的战争。许多美国人模糊地认为共产主义在亚洲已被战线遏制住了。另外，部分是由于当时麦卡锡主义正在盛行，美国政要没有一个敢挺身而出，反对与共产党作战。国内对共产主义广泛而持久的恐惧，使得美国的当权人物都不愿提出与共产党妥协，特别是不愿跟正与我们的“孩子”作战的共产党妥协。其结果是，美国很少做出让步，中国方面也同样很少让步。中国人的不妥协，部分是由于东方人极其看重“面子”，因此中国人总想造成一种由他们决定事态发展的印象。另一部分原因是，红色中国人决定利用和平谈判进行宣传，来支撑其新近建立、在中国国内尚不稳定的地位，并在未参与(朝鲜战争的)国家中提高自己的威信。另外一个原因是，华盛顿表现出的不妥协在北京产生了反响：一些领导人坚决主张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因为有的共产党中坚人物怀疑资本主义者的动机，和资本主义者怀疑共产主义者的动机一模一样。一方在某件事上不妥协，便会招来对方更为强烈的不妥协反应，不妥协便愈演愈烈。直到1951年8月10日，双方代表在和谈中隔桌而坐，长达2小时又11分钟竟一言不发，直至休会，因为联合国司令部拒绝讨论以三八线为基础的分界线，而共产党则拒绝讨论三八线以外的任何其他分界线。
第57章 喋血山岭
双方代表团到7月26日才在开城达成关于议程的协议。当时，共产党不再坚持议程中一定要包括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的内容，而以对双方有关国家政府建议的模糊措词取而代之。议程共有5项：1.通过议程；2.确定一条军事分界线，并建立非军事区；3.为实现停火与休战作出具体安排，包括成立一个监督停火休战的机构；4.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5.向双方有关国家政府建议事项。
第二项议程，即分界线问题的讨论，立即引起了冲突，共产党方面又重新回到了坚持三八线的立场。开城谈判桌上的斗争日趋激烈，因为这时又出现了允许联合国记者采访和限制联合国代表活动的问题。结果达成一项协议，以开城为中心，划出一个方圆5英里的中立区，允许双方代表团自由进出开城。紧接着，共产党便指责联合国军的空中扫射和地面炮火违反了协议；联合国军司令部则抱怨说，全副武装的共产党士兵在距联合国代表不足100码的地方行军。双方都否认对自己的指控，互相间更加重了怀疑。
8月19日，一支部队在中立区向共产党的一支军警巡逻队开火，打死了领队。[译者注：中朝方面军警9人在排长姚庆祥率领下巡逻，行至中立区松谷里附近，突遭南朝鲜埋伏武装人员袭击，姚庆祥中弹牺牲。]共产党指责联合国军司令部，联合国军司令部答复说是游击队干的。8月23日，共产党人要求把会谈中断几周，并指控联合国军飞机轰炸开城。联合国军司令部说，这纯属捏造，并认为是中国和北朝鲜人搞的宣传活动，不可相信。然而在9月10日，一架美国飞机的确错误地扫射了开城。联合国军司令部作了道歉。此举竟意外地得到了共产党方面的友好回应，他们提出了恢复谈判的建议。9月23日，双方联络官再次会晤。但这时李奇微将军却做出了不想再在开城会晤的决定。于是，联络官会议又在选择新的谈判地点问题上发生了纠葛。结果到10月7日双方才选定开城东边6英里处的小村庄板门店为会址，板门店大约坐落在双方前线的中间。
恰在这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与李奇微将军之间出现了分歧。李奇微对共产党在争辩中采用痛骂与折磨的策略极为恼火。他提出联合国要对共产党“强硬”起来，又说外交辞令在这种军事谈判上毫无用处。8月6日，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抱怨说：“同这些人坐在一起，将他们看做是开明的人，等于嘲弄我们自己的尊严，结果其背信弃义的行为给我们造成了灾难。”他指示联合国军代表要采用针锋相对的方式和语言，来对付这些“背信弃义的野蛮人”。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持不同态度，叫他平静下来，这样谈判才得以进行下去。
作战方面也是一样。经杜鲁门批准，由李奇微于7月30日派飞机对北朝鲜首都平壤进行了一次猛烈袭击。他同时还要求对北朝鲜的港口城市罗津进行一次海、空军联合攻击。因该港距苏联边境只有几英里，因此攻击罗津的决定一直报到总统那里。总统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空袭的建议，但未批准海军炮轰。8月25日，35架B29轰炸机在海军飞机掩护下轰炸了罗津。
李奇微也批准了范.弗利特将军的“魔爪战役”。制定的这次进攻计划，是准备在中线和东线防区内，从金化到东海岸杆城，拉直第8集团军的防线。但“魔爪”作战计划却一直没有打算执行，原因是范.弗利特在第10军防线内所发动的有限攻势就已付出了十分惊人的代价，记者叫做“喋血山岭”，可谓名副其实。从这次有限攻势中可以看出，如要攻破重兵固守的防线将会出现什么样的严重情况。
图13 1951年8-9月喋血山岭
范.弗利特本是担心和平谈判开始后作战放松，部队斗志松懈下来。他感到战绩下滑，士兵在巡逻时满不在乎，甚至抓不到俘虏。后来他曾说过：“一支驻守不动的部队，在遇到敌军进攻时，必然会不战而溃……作为第8集团军的指挥官，我不能让自己的部队麻痹大意，失去战斗力。”
范.弗利特打算在朝鲜东部太白山防线内越过低凹处。北朝鲜人在东、西、北三面的阵地都居高临下，在华川水库东北20公里处有一块环形低凹地，北朝鲜人可从各高地俯瞰联合国军阵地及部队移动，并可对准阵地开炮。如能攻占这些高地，既可消除来自这些高地的压力，又可缩短并拉直第8集团军的防线。
7月21日，即停战谈判开始后不久，范.弗利特指示第10军制定攻占洼地西部边缘的计划。7月底，第2师在克拉克.L.拉夫纳少将的指挥下，在西沿攻占了一个巡逻立足点1179高地。更大的冒雨作战行动受到了限制，一直到8月18日时，南朝鲜部队在洼地西南，才向一个丁字型高地进攻，但遭遇到了北朝鲜人利用坚固防御工事的防守，结果激战一直持续到8月27日，才将该高地之敌扫清。隶属于美军第2师的南朝鲜军第5师第36团也在8月18日向洼地西南的983高地展开进攻。结果这座宽2英里、纵深3英里的大山包被部队的星条报称之为“喋血山岭”。
进攻983高地前的序幕，是一整天的集中猛轰。这次轰炸过后，整座山头寸草不生，只剩下横七竖八的树干和一片灰黄的景象。南朝鲜人沿伸出的山梁向山顶正面发起了进攻。南朝鲜人这种战法在以后两年内的千百次战斗中成了样板，在山岭间的大规模战斗和小分队出击都一律采用。大炮的轰击和飞机的轰炸虽然清除了林木和灌木丛，但这破坏不了共产党的地堡掩体和地雷阵。这些地堡和掩体是用大木料上覆盖大堆土石构建而成的，只有大口径重炮直接命中才能摧毁掉。但直接命中十分困难，因为表层遍是浮土，极难识别。最有效的武器是155毫米的汤姆式远程大炮，但这种炮相对较少，而且不能部署在低弹道直射的阵地上。结果，在南朝鲜人一进到地堡射程内时，北朝鲜人就用自动武器和下雨般的手榴弹来打击进攻者，将进攻者赶下山去。
经过5天的正面攻击，南朝鲜人曾一度拿下了这座鲜血染红的山岭。但在北朝鲜人反攻下，又只好撤走。在这种情况下，拉夫纳将军只得将第2师第9团的部分兵力投入战斗，但北朝鲜人却岿然不动。南朝鲜第36团遭到严重伤亡，士气急剧下降。8月27日，这个团的有些单位垮掉逃散了。这种恐慌也散播到了第9团身上。
第10军新任司令克劳维斯.E.柏耶尔少将决定在全军前线对共产党施加压力，以期迫使敌人分散火力，使之顾不上支援“喋血山岭”。他命令南朝鲜第5师攻打洼地西北，又命令陆战第1师攻占洼地东北边，而由第2师拿下“喋血山岭”。南朝鲜第7师则向“喋血山岭”西部进攻，夺取这一带阵地。陆战1师很走运，他们进攻时正巧碰上北朝鲜军队换防。陆战队员们的强攻奏效了，攻下了洼地靠北边的边沿。
第2师又对“喋血山岭”展开正面攻击。尽管该师作战勇猛，但还是没有把北朝鲜人撵走。前锋9团伤亡惨重，但北朝鲜人还在坚守着阵地。临时指挥第2师的汤姆斯.E.戴夏佐准将制定了双重包围计划，在第9团继续正面攻击这座山岭时，同时使用该师的第23团和第38团进行协攻。9月4-5日，北朝鲜人损失太大，坚守不住，在山顶留下500具尸体，撤出了这座“喋血山岭”。在将近3星期的作战中，南朝鲜和美国人共死伤2700多人，估计共产党则损耗1.5万人。
范.弗利特显然仔细查看了“喋血山岭”死伤的数字，因为他在9月5日通知李奇微说，原来拟定的“魔爪”作战计划，比进攻“喋血山岭”规模要大得多。执行这项计划，要在人力、物力上付出那么大代价，不值得。他提出在9月末到10月1日前后，第8集团军东翼进行休整，而计划在西部由第1军发动进攻。如果第1军进攻得手，范.弗利特计划在东海岸靠近通川、北距元山30英里处进行两栖登陆，然后与由金化北进的陆上部队会师。李奇微在书面上虽然批准了这项计划，但最后却没有执行，因为这要冒失败的风险，得不到上级同意。但李奇微却不反对在条件许可时发动有限攻势。范.弗利特在9月8日很快发布了指示，强调要进行有限目标的攻势及侦察、巡逻战。同一天，他指示10军拿下“喋血山岭”正北面的一座山岭。
这座山岭在面积和高度上与“喋血山岭”差不太多。第2师又接到进攻的任务。这座山与相邻的“喋血山岭”在朝鲜血战的纪年史上是齐名的，它很快就获得了记者们所说的“伤心岭”称谓。
撤退的北朝鲜人从“喋血山岭”转移到了“伤心岭”。他们构筑了地堡掩体、堑壕和炮位，其坚固程度和隐蔽性，点点滴滴都和“喋血山岭”一模一样。美军的再次进攻，正巧碰上敌人防线上防守最坚固的地方。
攻打“伤心岭”是在9月5日，即结束“喋血山岭”战斗8天后才开始的。这给了北朝鲜人加强守备、增强山头及通道防守部队的时间。第2师代师长戴夏佐将军决定只用一个团，即23团，为进攻部队。该团从东面的河谷前进，截断了“伤心岭”与中部高地(931高地)及南部高峰(894高地)后，一个营折向北，顺着山脚夺取北面高峰(851高地)，另一个营攻打931和894两个高地。894高地一被进攻部队拿下，第9团即开始攻击894高地西南的一座小山。第38团与所属该团的法国营则部署在距“伤心岭”只有几英里的低洼地区西面的高地一带。
9月13日凌晨，在对“伤心岭”进行过半小时的大炮轰击后，23团进到了沙太里谷地。这时北朝鲜人对准这支部队猛烈开炮。23团不顾伤亡继续前进。当进攻的营进到一个东西向的山嘴上，正向“伤心岭”前进时，该营恰巧闯进北朝鲜隐藏在地堡中防守的一个团的射击范围，该团用机枪和轻兵器向他们猛烈开火。在火网下，该营只得在山嘴上隐蔽起来，想要一举攻克的想法只得放弃。
戴夏佐将军看到，要夺取这座山需要投入较多的兵力，于是重新部署第9团，攻击“伤心岭”的南岗894高地，以减轻对第23团的部分压力。9月14日，9团2营在坦克和大炮的支持下，于黄昏时分进到距894高地主峰只有650码的地方时，只遇到北朝鲜人轻微的抵抗，伤亡只有11人。但以后两天在北朝鲜人轮番反攻中，却死伤200余人。
第9团的进攻并没有使第23团的问题得到解决。北朝鲜人的火力使进攻部队都在斜坡上被牵制住了，不能前进。9月16日，第23团团长詹姆斯.Y.亚当斯上校命令其余两营并肩攻击正面部队的两翼，企图对各山峰构成压力。这次进攻在共产党火网下，多少有点进展。
这时双方打成了消耗战。美军的军车都挤到“伤心岭”西南峡谷内，受到敌人大炮和迫击炮的威胁。向上面搬运弹药、给养的朝鲜民工，把运的东西扔下后即四散逃跑，这就迫使美国人得自己来干。从山上用担架抬下一个伤员竟要花上10个小时。
在对峙中，9团团长约翰.M.林奇上校于9月19日派出第1营在“伤心岭”的西南穿过水川河，向山头进攻，以扩大进攻范围。林奇希望这样一攻，会使北朝鲜人认为美国人要从西面包围“伤心岭”，从而将其兵力和武器向这方面转移。第2师新师长罗伯特.N.扬格少将于9月20日到任后，认为林奇计划可行，即下令于9月23日展开攻击。范.弗利特在同时命令第10军军长柏耶尔将军指挥该军从西翼向前推进，在左面与9军连结起来。这样，在9月23日，柏耶尔就派南朝鲜第7师在距9团攻击目标的200码处，向另一山头发起进攻。原先估计从西面增加兵力对“伤心岭”进行强攻，必能对“伤心岭”上的北朝鲜军构成威胁。这种侧翼攻击果然奏了效，9月25日，9团拿下了目标。第二日，南朝鲜人也拿下了他们的目标。
不过北朝鲜人虽然放弃了侧翼防守，进行了转移，但在“伤心岭”上的守备力量却未受到削弱。9月23日，23团1营短时间攻上了931高地，但却难以守住，北朝鲜人在反攻中打垮了这个美国营。这时该营弹药又已耗尽，便只得退回到低处的高地上。
法国营出动去支援23团2营时，顺着山腰往南打；23团1营出动向北打，去攻931山巅，但北朝鲜人却先后击退了美国人和法国人。
经过两星期损耗惨重、枉费心机的战斗，23团团长亚当斯上校对师长扬格将军说，如照原计划再继续打下去，将无异于自杀。他的第23团已经遭受到950人的死伤，而全师这时总共死伤1670人之多。亚当斯主张扩大进攻范围，以分散共产党的抵抗力。扬格和军长柏耶尔同意他的意见。于是23团对“伤心岭”的进攻被下令停止。
第2师作战科长汤姆士.W.梅隆苦心琢磨，提出了一项新的作战方案。按照这项方案，在坦克掩护下出动三个团往北打，沿着水川河谷，到达“伤心岭”西面的文登里，而同时美国、法国一支步兵坦克特遣队在沙太里谷地向东打，进行佯攻。9团负责扫清文登里河谷的西侧；23团与所属的法国营负责攻占“伤心岭”931高地主峰；38团则提供支援。为使M4A3谢尔曼中型坦克能驶进狭窄的文登里河谷，师所属工兵营务必扫清敌人布下的地雷，重修一条可允许履带或车辆通行的道路。这项任务极为艰巨，但工兵们开始动工了。他们探测出敌人的反坦克地雷，取出后，以50英尺的间距排开进行引爆。各处的爆炸将附近埋的地雷也引爆了。
10月4日，战斗轰炸机袭击全师前方的目标后，美、法混合特遣队突袭沙太里谷地。其余全师部队集中待命，准备在文登里行动。10月5日下午，第2师的大炮开始炮轰面向文登里河谷的三个北朝鲜团。经过炮轰，这三个北朝鲜团各剩下不足千人。当晚在联合国军发起进攻前，海盗式飞机用凝固汽油弹和火箭弹袭击北朝鲜人的阵地，并进行扫射。
第9团沿文登里河谷西侧前进，只遇到轻微抵抗，于10月7日到达目标后折向西北。第38团随坦克之后进入河谷，第23团在“伤心岭”上也取得了进展。第23团1营佯攻851高地的北面，法国营向931高地的南面佯攻。第23团的第2营从南面进攻931高地，后面有第3营紧随其后支援。该营在亨利.F.丹尼尔斯中校带领下，不要炮火掩护，出其不意地出现在931高地前沿。战斗一打响，师的大炮立即向已探明的北朝鲜炮兵阵地攻击。大炮轰击起了很大作用，该营在损失很小的情况下，收紧了对931高地的包围圈，并用火焰喷射器、手榴弹和轻兵器从地堡中赶走了敌人。到10月6日凌晨3时，2营和3营已经占领了931高地南部，并且打退了对手的反扑。天亮前，美军仍继续前进，法国营也赶到了。到中午时，931高地才被完全拿下。
3营继续往北进，去支援1营，进攻831高地这个敌人在“伤心岭”上的最后堡垒。在下面文登里河谷，第2师的坦克部队在继续修路的工兵之后，全速行进，穿过文登里村，并对前来增援北朝鲜的中国部队以很大的杀伤。这次坦克的插入，出乎敌人意料，不仅截断了对北朝鲜部队在“伤心岭”的供应路线，而且还为38团北进开辟了道路。
10月10日，第23团2营离开951高地，占领了下面一个东西向的斜坡。该斜坡位于文登里的东南，通向851高地。对这座山的攻击是从西面和南面进行的。第23团1营和法国营顺着山势一步一步地从南面攻击851高地，高地上遍地是地堡，处处要艰苦地战斗。北朝鲜人和增援的中国人一道在死守，他们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伤，没有一个投降的。第23团的第3营在西面转移到山嘴上，继续压缩敌人。
10月13日黎明时分，法国营猛攻851高地，占领了“伤心岭”上最后一个高峰。经过30天的残酷战斗，联合国军终于攻下了“伤心岭”。
代价极为惊人。第2师死伤达到3700人，第23团和法国人几乎占整个损耗的一半。估计中国和北朝鲜死伤数高达2.5万人之多。
那么得到的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为战线填了一个小小的缺口罢了。而在“伤心岭”背面又赫然耸立着另一座大山，山上布满了就像在“喋血山岭”和“伤心岭”上一样要付出重大代价的地堡和火力点。双方军人都表现出了高昂的英雄主义和坚强决心，但可悲的是他们所参与的这些战斗却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的消耗战那样残酷。这就不免使人们要问，这究竟算不算得不偿失？我想最后经过判断，双方都会认为如此。
1951年秋季，沿线还有过许多次战斗。9月份在1军和9军防线内发生的一系列局部进攻、反击战和巡逻战，致使联合国军于10月份在西部，向被称为“詹姆士敦线”的一条新战线开展了一次大的作战行动。这次作战使西起临津江，北越铁原的中线，扩张了几英里。在东线偏东一带，9军的24师和南朝鲜第2、第6师，在金城正南进攻，使阵地略向北突出。1军和9军的战斗也很残酷，但都远不如“喋血山岭”和“伤心岭”战役时间长、损失大。骑1师在向北前进时，在永川西北、铁原西南一带，撞上了敌军防线的铁壁，骑1师在17天作战中，向西推进了不过5英里，却伤亡2900多人。第3师于9月28日至10月6日期间，在铁原正西三角地带的血战中也付出了死伤500多人的代价，只拿下几个小山包，使汉城通往铁原向前线运送物资的火车得以重新恢复。
尽管停战谈判于7月份开始后，和平的希望在翱翔，但从谈判起到11月份就分界线达成协议期间，双方在战场上所流的血及付出的代价，却是双方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最多和最重大的。前后相对比，就可形象地看出这一段争夺山头中伤亡总数是如何地突出了。据统计，这一时期，特别是9、10月两个月内，联合国军共有6万人伤亡，其中美国人占2.2万人以上。而从朝鲜战争爆发到中国人于1950年11月25日发起声势浩大的攻势止——其中包括1950年7、8月份的败退；釜山环形防御圈；仁川登陆；突破釜山环形防御圈；进军鸭绿江等所有战役在内，美国人伤亡总数也不过2.8万人。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在1951年7月至11月期间的伤亡数，估计要达到23.4万人，由此也可看出这一阶段的山头争夺战是如何惨烈了。
到10月份作战结束时，已可清楚看出这样一种情况，即：如要对敌人主防线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必将蒙受难以计数的重大伤亡。那么，既然联合国军掌握着制海权，难道不可以在后方两栖登陆，并从侧翼攻击共产党防线吗？不行，仁川那种决定性打击行不通，因为可资共产党利用的中国人力极为庞大(用在北朝鲜者只是极少数)。另外，中国人已在鸭绿江上空与美国争夺空中优势，尽管尚没有到达前线。从9月份开始，联合国的空中封锁已经遭到中国米格15式战机(中国得向苏联购买)越来越多的拦截。到10月份，联合国军只得在白天取消对靠近鸭绿江的清川江以北地区的空袭。这时初次发现共产党的喷气式战斗机在鸭绿江以南上空飞行。11月份，中国人同时部署了苏制图-2双引擎轻型轰炸机。虽然中国人在北朝鲜上空并未全力展开空战，但共产党高性能飞机的出现，对美国空中优势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这就提出了问题，要是和平谈判失败，美国该采取怎样的办法来加以应付呢？
第58章 再启和谈之门
当代表们于10月25日在板门店的大会议帐篷里相聚时，朝鲜实现和平的希望重新出现。联合国军方面提出了以实际接触线为基础，来划分军事分界线的方案。共方拒绝了这项方案，但却最终不再坚持以三八线为分界线。在联合国军坚持要把朝鲜故都开城划归联合国军防线前，谈判似乎就要真正取得进展。李奇微本来感到开城在战略上很重要，准备夺取这座城市，但因为邻近停战谈判，所以他放弃了1951年6月的这项计划。现在他改变了联合国的立场，索要开城。事实上，开城是在共军防线内，而联合国军方面又一直坚持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因此李奇微索要开城的主张没有什么人支持，即使在美国国内也同样。11月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告知李奇微说，公众的情绪并不赞成因开城而中断谈判。
11月7日取得了重大突破。共方代表提议以实际接触线为分界线，双方各后撤2公里作为非军事区。可是李奇微却拒绝了这一提案，坚持要以正式停战时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
共方代表团对李奇微的立场反应强烈，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感到这位远东司令太僵硬不妥协。李奇微抱怨说共方是在寻求事实上的停火。参谋长们在国务院与总统的支持下，告诉李奇微叫他接受现实接触线，不过要看到谈判中一个来月时间内，其他问题是否也可得到解决。
共方坚持分界线不能变更，即使一个月后也是如此，直至其他项议程解决后才能考虑。联合国军代表勉强同意。到11月23日，双方参谋人员开始在地图上核查战线，4天后，分界线才确定下来。
谈判人员处理完第二项议程，即军事分界线后，还有三项议程要进行谈判。现在谈判已进入第三项议程，即停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的方式。李奇微要求联合国观察组在全朝鲜境内的入港口岸和枢纽中心进行自由视察，并对朝鲜各地进行空中观察和摄影侦察及对非军事区进行全方位联合观察。李奇微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停火后阻止输入人员物资，以使共产党不能再暗中加强力量。
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同意李奇微的主张。11月1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李奇微说，地面与空中观察是必要的，但不能以中断谈判为代价。同时说国务院正在设法研究一项局部视察的替代方案，即由向朝鲜派遣军队的联合国成员国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在有破坏停战行为时，对共产党中国采取惩罚措施。这就是美国人心目中认为可产生重大影响的“严厉制裁”声明。特别是1951年秋后，当联合王国也同意同美国一道发出这个声明时，更使美国人坚持这个看法。所谓“严厉制裁”威胁的逻辑性结论意味着，如果中国人在停战后决定再在朝鲜前进的话，在远东就会猛烈扩大战争。这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和杜鲁门一直在讨论的行动方针。如果和谈失败，真正意义上的“严厉制裁”声明，就如视察一样有效，可以保证迫使共产党中国就范并停战。即便共产党中国想在朝鲜再次发动进攻，其惧怕的后果可能是海军封锁其海岸，空军攻击中国和满洲，同时，也意味着原子弹可能被动用，如此以来，它在发动进攻之前，就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李奇微坚持对朝鲜全境的视察和控制，但是联合国军代表和共方代表在11月27日讨论第三项议程时，却发生了激烈斗争。共产党要双方指派同等数量的人员，组成停战委员会，由停战委员会负责监督停战。联合国军代表提出在停战后，双方都不得增加军事力量，同时要求军事停战委员会人员可在朝鲜全境自由进出。联合国军同时拒绝考虑从分界线以北由联合国占领的西海岸外岛屿上撤出。共方阐明，在停战后，他们不会接受对修复公路、铁路、建筑及其设施的限制，其中包括机场。另外他们指明，如双方的外国军队在停战后完全撤出时，就根本没有必要再视察，或观察等。
看到联合国军的不妥协立场，共方在12月3日作出了让步，即，建立中立国组织来进行视察，以确保不得增加军事力量条款的实施。但他们却同时提出一项要求，即双方不得引进“任何”额外军事力量。这就连正常的部队轮换及派人到日本一个一个去替换也在禁止之列，而联合国军却少不了这种替换。
在这种微妙的谈判中，由于双方都不断提出导致冲突的高度敏感问题，杜鲁门总统也走到前台，对停战后北朝鲜的重建采取特别强硬的立场。杜鲁门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撤销除机场外联合国军反对的各项设施的重建方案严加审查(因怕共产党建立空军基地，威胁联合国军；联合国军当然也坚持不关闭在南朝鲜的空军基地)。
杜鲁门要过问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允许重建公路、铁路及除机场以外的一切设施。我们牺牲那么多的人，投下了千万吨炸弹，损耗了大量装备，好不容易才使这些人就范呀！他们在那样差的运输条件下，曾使我吃尽了苦头；他们连机场也没有，却那么能打。”
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向总统耐心地解释说：“因为他们并不指望朝鲜问题得到政治解决，停战状态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因而，在那么长的时间中，要想制止北朝鲜为国计民生而修复各种设施，是根本不可能的。”至于机场修复却是另一码事，参谋长们觉得那会造成真正的威胁。总统最后接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机场修复问题成为一个主要争论点。不管参谋长联席会议多么害怕，要想叫共产党接受这样一种不对等的安排，那是绝对不现实的。因为联合国军的飞机部署在南朝鲜各机场，而却不准共产党飞机使用北朝鲜的飞机场，能办得到吗？
经过很长时间，第三项议程中的许多争论，在艰苦斗争中，通过妥协都一一得到解决，只有机场问题，尤其是可容纳喷气式飞机的机场问题，却使谈判有遭到彻底破坏的威胁。联合国军代表在空中视察问题上让步了，最后提出同意修复民用机场，但共方代表却完全拒绝接受。1952年1月25日，双方代表团决定把机场问题先放到一边，而就第三项议程其他问题达成的协议进行起草工作。
最后双方转而着手解决各自所掌握的俘虏问题——即第四项议程，这是联合国军代表团一再提出要解决的。从和谈开始，已过了5个月的时光。这5个月的谈判进展缓慢，本已极为艰苦，但最后双方着手进行的这一问题，却使谈判拖延达一年之久！
战俘问题的谈判可说是在乌云满天中进行的。双方多次大动肝火，时而争，时而吵，时而斥骂，充满了离奇曲折，使谈判常常走进死胡同中。谁也不能说这是一个简单问题的谈判。美国拒绝遣返任何一个不愿重回共产党统治下的战俘，而共产党却坚持要将自己的人员全部遣返回去。
美国利用战俘问题进行反共宣传，向世界表明共产党国家的公民有许多对被遣返重回共产党统治下，要进行武力反抗。美国这样做，是出于对共产党人一切事物的憎恨，也可说这具有道德色彩(因可说明美国主张自由选择)，但这样做却为美国带来极为沉重的包袱。
首先，美国是1945年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第118条明文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予以遣返。”美国虽未批准这一公约，但在1950年7月4日，美国却通知红十字会说，它愿意遵守该公约。日内瓦公约有关战俘的条款是旨在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行为的再出现。苏联曾将上千万战俘多年扣押在劳改营中不予遣返。参加日内瓦公约会议的代表们没有提出战后大量战俘可能有不愿回国的问题。美国在停战谈判的早期，主张尽快一对一交换战俘，因为联合国军掌握的战俘数量比共产党多好几倍。这种一对一交换的概念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可在当时，谁又曾考虑到后来俘管当局要甄别所有战俘，问他们在战后宁愿不回家的事呢。后来甄别却真的发生了。
美国关于战俘的立场无疑拖延了停战。联合国军第一位首席代表、海军上将乔伊说过，美国主张不自愿遣返战俘，使他们付出了多打一年仗的代价。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联合国军在战斗中的死伤人数，远比不愿遣返的战俘要多得多。由此看来，战俘问题形成的所谓道德价值是极其狭隘的。难道应要求部队为国家怜惜前敌军士兵可能遭到的厄运，而继续打下去，并使一些人阵亡吗？且不说美国曾答应要遵守日内瓦公约，难道美国人应该为前敌人的自由选择而牺牲吗？
此外，美国这一立场又使得所有战俘——美国的，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的，北朝鲜、南朝鲜和中国的战俘，都得在问题解决之前，被额外多关押许多时日。
令战俘选择这一想法，是陆军心理作战部长罗伯特.A.麦克卢维尔准将首先提出来的，他向柯林斯将军建议说，中国俘虏中不少人以前是国民党的士兵(有很多这类人)，因为是投降过来的，因此害怕受共产党处分。他建议把这些人设法遣返到台湾。柯林斯把这件事转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坚持说既然台湾仍然是中国合法的一部分，这样办也算符合日内瓦公约！柯林斯又补充了一条建议，说一切敌军俘虏都不应该让其回到共产党的统治下。就在这时，麦克卢维尔将军又向李奇微请示，问俘虏们是否可按他们的意愿划分。很清楚，这就是实行自愿遣返政策的第一阶段。
李奇微并不太支持这种想法。他指出要是全面和平解决，日内瓦公约自然要求遣返全部战俘。正是因为这一点，他说他打算甄别，以便把现按战俘看管的4万名南朝鲜人送给南朝鲜政府。这些人原是被北朝鲜人俘虏后，强行编入北朝鲜军队，又被联合国军俘虏的。南朝鲜认为这些人不能被看做是俘虏。这个步骤，显然是对战俘身份不明确这一类人的解决办法。对于确是敌军士兵而被看管的战俘，不论其个人对被遣返抱什么样的态度，这项计划也不算合法。
这时柯林斯将军的提议已被送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51年6月18日起草了一份致李奇微的电稿，问他是否同意在征得战俘“完全同意”之前不遣返战俘的原则。李奇微的答复是，这样的政策符合人道原则，但却开创了违反日内瓦公约的先例，而且会在将来的战争中阻碍美国战俘归国，并为当前敌人提供宣传材料。
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把这件事提交给国防部长。当时罗维特是代理部长，但在马歇尔辞职前已被提名继任部长。罗维特又把这项提案提交给了国务卿艾奇逊。艾奇逊与李奇微持相同的理由，于8月27日表态，不赞成自愿遣返，认为这违犯了日内瓦公约。但艾奇逊一贯圆滑，当即建议对那些不愿回家的战俘采取宣誓释放的办法予以处理，这就搅混了水。日内瓦公约中有宣誓一说，但与艾奇逊所建议的形式根本不同。不过他的这一主张却叫美国领导人考虑后搁置到一旁。
罗维特部长的意见是，美国既然出于人道主义关心战俘，就不应该用我们战俘的福利为代价进行讨价还价。柯林斯在读完艾奇逊的答复后改变了想法，并劝说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同行们撤销自愿遣返主张。因为只有坚持日内瓦公约，在朝鲜战争和未来战争中，才真正有指望要回自己的战俘。
前述关于战俘自愿遣返的整个想法，到10月29日杜鲁门总统意外地过问这件事时，好像很快就要消失了。在他与当时的代理国务卿詹姆斯.E.韦博谈话时，他说如用联合国军的全部战俘去换共产党的全部战俘那就太不公平了，因为联合国军看管的战俘数量要比共产党看管的战俘多许多倍。另外杜鲁门害怕共产党战俘，特别是那些自愿投降过来及与俘管人员采取合作态度的战俘，会在回家后立即遭到处决。杜鲁门对于共产党战俘遣返问题当时虽还没有做出决定，但他却明确反对以“全体”交换“全体”的解决方法。除非联合国军能得到从其他任何途径中得不到的一些对方的重大让步才行。
杜鲁门的观点影响了国务院和国防部。他们在11月期间起草的战俘交换方案中，本来就包含有自愿遣返的胚芽，该计划指示李奇微设法搞“一对一”交换；如不行，就叫战俘们对遣返表态，按战俘的愿望达成协议。[译者注：这就是美国后来一再坚持的“自愿遣返”主张。]
共产党当然要求在停战后立即释放双方看管的所有战俘，而联合国军要求首先交换战俘的名单。12月18日，共产党在这方面让步了，双方交换了名单。联合国军方面收到的数字惊人，共产党交出的名单共有11559名战俘(3198名美国人，7142名南朝鲜人，其余为其他联合国成员的军人)。联合国军方面的失踪人数，美国为11500名，南朝鲜为8.8万名，因此就必然认为共产党应掌握比名单列出数多得多的战俘。
联合国军方面交给共方的名单为132474名，其中北朝鲜人95531名，中国人为20700名。另外，还有16243名原南朝鲜人，这些人是战争爆发后被俘而编入北朝鲜军的。但联合国军方面犯了一个大错误。它在这以前曾多交出过4.4万人的名单，这些人的名单是原先递交给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的，其中大多数属于原南朝鲜的居民而为共产党作战被俘的。对这些人联合国军已进行过甄别并重新做了分类。这件事在当时给了共产党一个宣传上的把柄。他们利用这件事攻击联合国军，说联合国军扣留了他们4.4万人。联合国军方面同样为共产党交出的人数不够而感到愤慨，因此也谴责对方扣留了5万名联合国军和南朝鲜的俘虏。联合国军代表团是根据战争初期北朝鲜广播中的数字，当时北朝鲜吹嘘说，他们在南进中俘虏了美国和南朝鲜6.5万人。
关于战俘名单的激烈斗争持续了很多天之后才缓和下来。1952年1月20日，联合国军代表、海军上将R.E.李比提出了一项联合国军基本提案，主张一对一地交换战俘。直到联合国军所看管的战俘中所有愿意释放的战俘被释放，及北朝鲜看管的南朝鲜人和其他外国公民被释放，然后再释放具有战俘身份而不愿被遣返的所有战俘。第二天，共产党对这项联合国提案愤怒地作了全盘否定。他们称这项方案是联合国想扣留他们16万人的卑鄙企图；同时说，释放与遣返决不是进行“奴隶交易”。共产党从一切可能的角度攻击联合国军方案。双方间又激烈争吵了有好几周时间。
第59章 战俘营风云
共产党对自愿遣返的愤怒无疑是出自内心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一情况，才使共产党在1952年初展开了一次世界性的宣传运动，指控美国进行细菌战。这次连珠炮式的攻击，是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首先开火的。他攻击美、英集团，重复前些时间北朝鲜指控联合国军用枪弹散发毒气的话。2月末，北京和平壤广播电台同时谴责美国在北朝鲜境内，于1月28日到2月17日期间投掷带菌昆虫。这项指控被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通讯社拣起来，再大肆渲染，说什么用炮弹发射带菌的苍蝇、蜗牛、老鼠等。美国否认这类指控，但共产党的仇美运动，甚至于在国务卿艾奇逊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到北朝鲜调查所谓疫情时，还在猛烈地开展。国际红十字会于3月12日向朝鲜与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希望给予方便，以便到北朝鲜进行全面科学的调查，但遭到拒绝。同样，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过调查，但中朝对其要求根本不予承认。到5月5日，共产党宣传达到了高峰。他们从1月份打下来的两名美国飞行员那里取得了供词，他们说向北朝鲜投掷了“细菌弹”。
细菌战运动到1952年中期渐渐平息下来。其所以如此，或许是由于到这时共产党人又有了一个宣传话题，即所谓的联合国军对共产党俘虏所犯下的暴行。关于战俘暴行的说法是从2月18日开始的，当时双方正在就自愿遣返战俘问题展开激烈争吵。北京和平壤是否在指挥战俘，其指挥又起了什么作用，至今尚弄不清楚，但当时对联合国军的处境却造成了严重损害。
事件发生在巨济岛上。该岛靠近马山，位于南朝鲜南海岸附近。共产党战俘及新划分开的被拘平民，都被关押在这座岛上众多密集的临时集中营房中。美国部队进入第62号营房，准备去重新甄别已由战俘划分为平民的朝鲜战俘，其目的是为了纠正错误，区别愿接受遣返者。结果该营场5600被关押者中，有1000-1500人用在营场内自制的长矛、小刀、带刺的钢鞭及石块等进攻美国军人。美国人当即开枪。在混战中，一个美国人被打死，38人受伤；朝鲜人有55人被当场打死，22人事后死亡，有140人受伤。
2月23日，板门店共产党代表团提出抗议，称这是“野蛮屠杀我方大量人员的血腥事件”。联合国军代表团拒绝了这一抗议，理由是巨济岛事件是内部事务，它牵涉的是平民，而不是战俘。这样就激怒了共产党，一个世界范围的宣传运动就展开了。范.弗利特将军撤换了原战俘营司令，改由佛朗西斯.T.杜德准将继任。但事件仍在不断发生。远东司令部提出了证据，说在巨济岛及其他地方出现的骚乱和别的问题，是共产党高层领导所策划的，战俘是从带着任务自愿被俘的特务那里获得指示的，这些特务来到战俘营后，还指挥杀害营场中的反共分子。
这时，整个2月份，在华盛顿一直就自愿遣返问题进行辩论，但最后却是由杜鲁门拿主意。对此事，后来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正如我一贯所坚持的，我们决不能放弃站在我们和自由一方的南朝鲜人。所以我现在决不同意违犯战俘意愿，把他们送到共产党统治下的任何解决办法。”杜鲁门后来还发表过一项声明：“我们决不能用送人们去遭受屠杀或奴役作代价来换取停战。”
在关键问题上，谈判有好长时间没有一点实质性的进展。除修复机场、战俘的自愿遣返之外，共产党又添了一项争论的难题，要求苏联任中立国监督委员会委员，以在停战后保证北、南朝鲜不会增加军事力量。联合国军不接受苏联，因为它不认为苏联是中立的，但对待这件事，联合国军的代表们却不愿公开说出来。
3月13日，巨济岛上的警卫人员和俘虏又发生了第二次严重冲突。情况是，当时有一群和联合国军合作的北朝鲜战俘，在出公差行经一个对联合国军持敌对态度的北朝鲜战俘营时，前面有一个南朝鲜军分队也在经过，其实他们与出差并无关系。营场的战俘突然向合作的北朝鲜战俘及南朝鲜士兵扔石头。在没有人发布命令的情况下，这些南朝鲜士兵转过身来就向营场内开枪，结果当场打死10名战俘，重伤二人，轻伤26人。一名过路的美国军官也被打死。板门店共产党代表当即又把这说成为再一次野蛮屠杀。到了4月28日，乔伊上将[译者注：乔伊当时为中将军衔，可能后来升为上将。]才最后向板门店共产党提出所谓的“一揽子方案”。这个一揽子方案是谈判代表、李奇微、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杜鲁门政府中的官员经过长时间准备的，旨在打破僵局。该方案提出只要共产党同意战俘的“不强迫遣返”，答应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成员能为双方所接受，联合国便同意接受在北朝鲜境内在恢复与重建机场方面不受限制的主张。在短暂的休会后，共产党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就说这没有用而加以拒绝。乔伊这时的答复是：这乃是联合国“最后的不可更改的”立场。5月6日，李奇微发表一项声明说，和平的责任落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肩上。从此谈判陷入僵局。
就像是在有意配合，巨济岛的麻烦又爆发了。当时正巧是艾森豪威尔辞去军职竞选总统，李奇微要卸任赴欧洲接替艾森豪威尔盟军总司令一职。李奇微远东司令的遗缺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意大利指挥过第5军的克拉克继任。克拉克于5月7日抵达，计划在5月12日就职。可是他刚刚到达，却传来了巨济岛发生问题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