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营司令杜德将军来到76号营场的大门口，去会见诡称说有情况要讨论的战俘。李奇微写到这件事时，说杜德没有采取正当的防卫措施。意思是说杜德的警卫力量不够。战俘们把杜德抓住，拽到了营场内。此后不久，这些战俘竖起了一块告示牌，说如果警卫要用武力抢救杜德，那么他的命就是抵押物。他们捎出话来，要求其他营场派代表前来召开代表大会。这次要求被吓得手足无措的美国守营的军官们答应下来。当天晚上，各营场分别向76号营场派来两名代表。
范.弗利特将军指示说，不经他本人批准，要抢救杜德，不得使用武力。这倒不只是怕杜德的生命出问题，而是担心突发战俘大规模越狱逃出的事件，怕武力引发一场激战，造成人员严重伤亡。
范.弗利特同时正式撤销杜德的战俘营司令职务，由第1军参谋长查尔斯.F.柯尔生准将接替。柯尔生当即赶往巨济岛。在柯尔生到达前的5月8日，战俘们提出了一些要求，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同意他们建立一个正式的协会组织。釜山的第2后勤司令鲍尔.F.扬特拒绝接受，要求释放杜德。柯尔生到达后，他通知共产党领导人说，杜德已不再是战俘营司令，但他要被安全释放，否则部队将进入营区以武力营救。战俘们未予理会。
这时李奇微偕同克拉克飞到朝鲜，先与范.弗利特，后又与乔伊上将商讨局面。李奇微授权范.弗利特采取必要行动，争取杜德的释放；同时可根据需要，随意使用武力。范.弗利特出于担心杜德生命安全的考虑，没有立即作出有力反应。他命令第3师的一个坦克连，从北方200英里远的阵地由陆路开来，再由登陆艇运到巨济岛，又命令第2师的38团和第9团的一个营也开来，乘登陆艇到巨济岛。
5月9日上午，柯尔生将军要求释放杜德。6个小时后，他又再次提出此项要求。但战俘们却拒不释放杜德而要求与美方谈判。本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可立即攻击营场，但柯尔生却要等深夜坦克开到后，这就意味着进攻营场要等到5月10日早上。与此同时，柯尔生则授权战俘们举行一次会议。
一件怪事发生了。战俘们自行组织了人民法庭，列举了19项打死、打伤营场同伙的罪状，要杜德逐一答复每一项指控。恰如沃特.G.赫尔姆斯在其所撰的有关朝鲜战争的后两年战争史中所说：“虽然(战俘们)一般能被他说得接受他所作的解释，撤销了各种指控，但处于战俘身份，又被重兵包围着，竟能将战俘营司令劫持使之作为被告，负罪受审，这种场面在当代军事史上可以说是绝无先例的。”
中午刚过，范.弗利特就飞到了巨济岛就局势进行商讨。他本人以及李奇微和克拉克都决定不让记者对这一紧急情况进行采访。范.弗利特通知柯尔生，叫其在5月10日上午10时前结束与战俘的谈判，并对柯尔生说他有权动用他调来的所有武装力量。可这时，囚犯法庭对杜德的审讯却一直拖到了夜里。而杜德通过为他提供的电话，要求柯尔生将期限延长到5月10日中午。但由于范.弗利特的命令言犹在耳，柯尔生对此加以拒绝。当天夜里，第3师的20辆坦克(其中5辆配备了喷火装置)开到了巨济岛，并进入阵地。
第二天一大早，在美国军队按计划进攻76号营场一切准备就绪的情况下，俘虏们又向柯尔生发出了最新的要求。尽管英语很蹩脚，也不太清楚，但俘虏们的这项要求却明显是针对世界听众的，而且成了强有力的宣传文件。俘虏们要求说：
1.立即停止暴行，停止侮辱、拷讯、强迫写血书的做法，停止威胁、监禁、虐杀、以及毒气、细菌武器的试验。按国际法保障战俘的人权和生命。
2.立即停止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所谓自愿遣返。
3.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的甄别。
4.承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组成的战俘代表团，并予以密切合作。在我们收到贵司令部解决上述各项问题的满意答复后，战俘代表团将把美国杜德准将交给你们。望给予热情、诚恳的答复。
这一引人注目的战俘文件使柯尔生踌躇不决，不敢立即行动。同时，他又从自己的情报部长那里获得一个十分头痛的报告，报告说在其他各营场，一旦柯尔生发起攻击，就马上一齐起来进行大规模越狱暴动。因为对这件事担心害怕，战俘营附近朝鲜村庄的人也都逃光了，荒无人烟。尽管柯尔生手里掌握着一支1.1万人的军队，能够很快平息暴乱，但他还是只得按兵不动，而后与后勤司令扬特将军再就这件事进行磋商。
随后，柯尔生答复了战俘要求。他否认联合国军犯过所指责的罪行，坚持说关于自愿遣返这件事是由板门店谈判决定的；同意战俘成立协会，并称今后“本战俘营再不会对战俘强行甄别，同时也不会再设法搞什么名义上的甄别了”。
战俘们继续在同柯尔生讲价钱，而范.弗利特和李奇微对随时发生的情况却得不到消息。李奇微非常生气。中午前后杜德给柯尔生打电话，谈了战俘们的情况。杜德争辩说，过去确实有过一些事件，当时打死过战俘，但柯尔生的答复却说没有那么回事，一口回绝。杜德的说法只不过是措词不同的问题，但战俘们还是不满意，不释放他，直到问题得到完全澄清。这时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发生了：在战俘领袖坐在身旁的情况下，杜德把战俘们和他自己的建议转给了柯尔生，要柯尔生采用战俘可以接受的形式，重写答复文。杜德甚至于答应用俘虏们都认为是命令式的语气叫其改写。柯尔生于是按照俘虏的要求起草了书面答复，同时向扬特将军通报了这个书面答复中的一般内涵。柯尔生的答复全文如下：
1.关于你方信中的第1项，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伤亡。今后按国际法原则给战俘以人道待遇。今后我将尽最大努力防止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我将负全部责任。
2.关于第2项，北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自愿遣返问题正在板门店讨论，我无权左右和平谈判的决定。
3.关于第3项，强迫甄别问题，只要杜德将军安全获释，就保证不再强迫审查。
4.关于第4项，同意根据杜德将军和我的批准，组织北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团。
由于取得了极大成功，怪不得共产党要求将杜德释放时间推迟到第二天上午，以便表彰他立了功，为他披红戴彩，并把他护送到大门口。但柯尔生却实在等得太着急了。他要求立即释放杜德。5月10日晚9时30分，杜德从76号营场走了出来。但他出来后却立即被送到某处，被隔离开来，不得与外界接触。
因为远东司令部指示不让记者采访巨济岛，新闻界又急切等待发布的新闻，克拉克将军便决定就此事发表一项声明，声明中有战俘要求和柯尔生的答复。记者们还会见了杜德。杜德就他被俘和被释放的情况作了简短说明。
历史学家赫尔姆斯对这次事件的惨痛结局进行了总结。他写道：“柯尔生用杜德的一条命和宣传武器作交易，对共产党来说，这项宣传武器比他们许许多多战俘的命还要有价值得多。”
范.弗利特对柯尔生声明造成的影响似乎看得不重，但是克拉克将军和华盛顿的领导却立即看出了其严重危害性。作为美国的将官，在任何情况下承认虐待、杀害、打伤战俘，并答应设法将来给战俘以人道主义待遇，都是灾难。在东京，克拉克痛斥柯尔生声明，说它是“十足的敲诈”，并说战俘被打死是因为他们暴动。在华盛顿，则在谈论怎样否定柯尔生的声明。杜鲁门决定不采用克拉克说是“敲诈”的话，但他的行动在起同样的作用。他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克拉克宣布柯尔生的“答复”“绝对无效”。因为它“牵涉到联合国军官生命遭到威胁，是在压力下产生的”。克拉克应声明，整个声明是一种宣传，其目的是在战俘问题上搅浑水，并说明柯尔生没有资格“答应接受这类罪恶且虚假的指控”。
扬特将军曾建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这次事件。该委员会认为杜德与柯尔生没有过错。范.弗利特不同意这项调查，建议对杜德和柯尔生进行惩戒。克拉克比范.弗利特又进了一步，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道：“我真的无法理解，该调查委员会怎么会从两个明显缺乏判断能力的军官那里，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建议将杜德及柯尔生降为上校。扬特也受到惩戒，因为他事先了解柯尔生那个声明中的有害段落却没有设法删掉。克拉克的建议一层一层地一直报到总统那里。总统批准执行，两人被降了级。
克拉克同时迅速免去了柯尔生的战俘营司令官职务，改由第2师副师长海登.F.波特纳准将接任。克拉克又派去了第187空降团和一个坦克营的部队，使联合国军的数量达到将近1.5万人。以后事实证明，波特纳十分称职，使巨济岛上不听话的战俘恢复了秩序。
板门店谈判中，共产党对杜德事件大做文章。南日将军在5月9日的发言中说：“发生在你方战俘营当中永无休止的血腥事件，清楚地证明了你方所谓的甄别只不过是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一种手段。”第二天他又谴责联合国军“为了实现长期蓄谋已久的以武力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目的，系统地采取了一系列野蛮措施”。
杜鲁门当年决定反对强迫遣返，以占领道德高地，共产党则在世界舆论中威胁着要把美国人从道德高地推下来，现在这一问题已难以说得清了。
不管联合国军在世界舆论中会碰上什么难题，巨济岛上潜在的灾难性局面总得设法予以消除。该岛包括最极端分子在内共有8万名俘虏。由于各营场间距太近，整个营场暴动是有可能发生的，并且要想防止令人吃惊的伤亡，也极难办得到。克拉克的计划是把俘虏分散成一个各500人的营场，分别设在巨济岛、朝鲜大陆和距西南海岸80英里的济州岛上。
6月10日开始认真分营场时，反抗又一次集中在有6000人的76号营场。波特纳将军并不去谈判，而是派去了配有催泪瓦斯和震荡手榴弹的部队。这次暴动冲突造成一个美国士兵死亡[译者注：这次冲突和前两次冲突一样，各有1名美国人死亡，且未留姓名。]，14人负伤。共产党有31人被打死，139人负伤。从此后，其他营场被震慑住了，再没有发生反抗事件。在清理营场中，警卫部队收缴了3000把长矛、1000颗汽油弹、4500把刀子、大量带刺的钢鞭、棍棒及其他武器。在整个营场发现有被杀害的16具战俘尸体。
第60章 暴君李承晚 鹰派克拉克
正值联合国军总部为杜德被绑架事件所造成的极为严重后果心神不宁、大伤脑筋时，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独裁专制作风。这对联合国在南朝鲜支持这样的政府引起了普遍的怀疑。
根据南朝鲜宪法，总统要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李承晚的总统任期在1952年届满。由于他独断专行，不容异己，引起了强烈反对，所以李承晚深知他不会再当选连任。为此，他想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即修宪实行全民选举。李承晚对左右选民投他的票感到颇有把握。但李承晚在国会中却有许多对手，他们都反对修宪。在这种情况下，李承晚在政府所在地的釜山地区宣布戒严法，同时并用叛国及和共产党勾结为名逮捕了一些国会议员。剩下的其他议员因怕遭到逮捕，都四处隐匿了起来。
李承晚的这种对有序政府的蔑视，以及要打倒一切反对派的决心，在南朝鲜引发了骚乱和共产党的讥讽。同时联合国军总部和杜鲁门政府也只好采取各种不切实际的过火计划，以促使李承晚重新回到法制轨道。这其中包括联合国军在釜山地区接管戒严法，以迫使李承晚取消戒严。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奏效。7月2日，南朝鲜警察搜捕了大批抵制(修宪)会议的议员，并把他们强行送到了议会大厦。这时另有7名议员以涉嫌共产党阴谋被送上了法庭受审。议员们在压力下不分昼夜连续多日在议会大厦修订宪法。7月4日，被吓怕了的议会在以163票对0票，3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直接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及两院制宪法。同时(为了安抚议员情绪)，通过了大内阁对议会负责。8月间，李承晚以压倒多数票重新当选。但这件事给美国及其盟友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此外，它还预示着联合国军未来在与这位反民主的所谓民主共和国总统相处中，将会出现很大麻烦。
就在这时，威廉.K.哈里逊少将(后提为中将)因乔伊上将工作调动，接替他的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职务。但哈里逊并不比乔伊更能使共产党达成协议。克拉克将军因为共产党的顽固，难以推动，感到十分懊恼。在这种情况下，经过考虑后，他决定采取后来美国领导人在越南所采取的行动，即发动大规模空中攻击，迫使共产党接受美国的和平条件。由于北朝鲜在军事上有价值的一切凡能炸的都已炸了，克拉克就另找可打击的北朝鲜目标。结果他发现，其中有11座发电机组和两座变电站，早先由于李奇微将军认为是民用设施不是军用设施，炸不炸不会迫使共产党接受停战而没有被轰炸过。
克拉克将军一反李奇微所采取的立场，在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国务院负责人及杜鲁门总统批准后，下令海、空军战机从6月23日开始，持续3天对电站进行大规模轰炸。两军对目标共出动2300架次的飞机，严重破坏了发电设备。北朝鲜有两周陷入一片漆黑中，后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修复。
使克拉克和华盛顿这些当事人吃惊的是，轰炸发电设备一事引起了全世界一片喧闹声，甚至美国的盟国也不例外。当时艾奇逊正在伦敦参加外长会议，当面听到了英、法外长火气十足的猛烈指责(艾登与舒曼)。艾登对事前没有得到通知极为恼火，而舒曼则对轰炸引起法国人民和议会的批评大加抱怨。盟国和中立国都公开说美国好战，其政策在军事上是不负责任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对世界舆论的强烈不满作了总结，说他“对联合国的将来及战争与和平不是通过协商来决定，而是按军事指挥官的意见来决定的情况非常担心，因为当地指挥官只顾当地的军事目标却不顾对世界大局的影响”。换句话说，尼赫鲁乃是强调了那句格言：战争至关重要，不能听任将军决定。
这样，美国在板门店夏季的谈判中就有两件丢丑的事发生，一是轰炸发电站，二是杜德事件。这两件事使美国搞自愿遣返的动机遭到了挫败。
克拉克将军既不顾世界舆论的批评，也不顾共产党的强烈义愤，在1952年夏加紧了对北朝鲜的空袭，这更使盟国日益不满。七八月间，联合国军的飞机持续不断地轰炸平壤，使北朝鲜首都基本上被夷为平地，完全没有了军事价值。联合国军飞机也袭击鸭绿江沿岸目标，有一次轰炸一座炼油厂，距苏联边境只有8英里。
对北朝鲜的持续轰炸完全归于失败，一点也没使共产党屈服。尽管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整个夏季都在寻找打破僵局的各种可能，但却毫无成效可言。共产党和美国在战俘强迫遣返问题上完全陷于停顿。这时，其他国家开始私下对这个问题主动提出了建议。9月20日，墨西哥总统米邱.阿尔曼也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建议，主张所有愿被遣返者应尽快被送回家，而每个联合国会员国应承诺接受一定比例的抗拒遣返者。这项建议很快公开发表了。最后于9月24日，杜鲁门总统与他的高级文职与军事顾问商讨后，就这些问题作了一些决定。在其顾问们对包括墨西哥建议在内的不少建议发表意见后，杜鲁门作出了坚决的决定，即哈里逊将军在板门店应就战俘问题提出三种十分接近的选择；假如共产党对这三条全都拒绝接受，哈里逊就可宣布无限期休会，联合国将可能作些其他必要的事情。这隐含有在一切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将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本身。
9月28日开会时，哈里逊要共产党代表对战俘问题就以下三个方面作出选择：1.将战俘全部运送到非军事区，经过核对后，除允许表示愿回到居留一方者可重回拘留方外，其他战俘一律予以遣返；2.将反对遣返的战俘运到非军事区，由中立组织就其愿望进行甄别；3.将上述同类战俘运到非军事区后加以释放，由其自行选择何去何从。
10月8日双方代表团再次在板门店开会时，南日将军告知联合国说，三项方案都是不能接受的。哈里逊将军当即发表声明正式作出回答，称共产党的立场是不合理的、自相矛盾的、不人道的，并说联合国再无法提出别的建议，要求无限期休会。从停战谈判开始，已为时1年又3个月，但最后谈判却完全陷入僵局。
克拉克将军在东京发表了一项声明，说联合国军尽一切最大努力来结束战争，但敌人却拒绝“以人类大多数所主张的基本道德原则，来解决俘虏问题”。艾奇逊则在华盛顿说：“我们不会用人的生命作交易；我们决不会把人们强行交到共产党手中。”
停战谈判的中断立即在战场和战俘营得到反应。在暗中授意下，俘虏们又开始滋事。他们故意向警卫部队挑惹是非，以引起警卫员采取严厉措施控制战俘，结果便发生了联合国警卫人员打死打伤俘虏的事。这就又给了共产党以指控的机会，说他们的人员仍持续不断地遭到屠杀，仍处于暴行之下。共产党战俘在共产党高级司令部的得力指挥下，不断同联合国进行斗争。
在战场上，从9月份开始，共产党为了在冬季前改善其阵地，小规模强攻不断。10月8日，哈里逊将军单方面宣布谈判休会后，克拉克将军授意范.弗利特将军发起摊牌战役，目的是夺取金化以北的铁三角一带的高地。范.弗利特预计以200人为代价，可在5天内实现目标。但第10军从10月14日发起进攻，在共产党猛烈抵抗下苦战了好多星期，使美国和南朝鲜付出了9000人的代价，共产党死伤达1.9万人之多。在战斗于11月18日逐渐停下来时，联合国军的阵地只略略有点微小改善，而损失却太大太大了。直接进攻敌军主阵地，实现一点有限目标无异于枉费心机。为把共产党从准备已久的主要防御阵地引出来，第8骑兵团于10月15日在元山以南约25英里的东海岸库底进行了一次两栖登陆佯攻。但共产党不入圈套，结果这次佯攻遭到了很大失败。
由于在板门店看不到动摇共产党决心的前景，远东司令部和五角大楼于是认真考虑在和谈失败后应当立即采取的行动方针。作战部的官员们为防谈判陷入困境，曾提出了一套又一套方案，但最后却什么肯定性主意也拿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克拉克将军于10月16日，即共产党拒绝哈里逊关于战俘问题最后方案的第8天，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他们的8-52作战方案。这份提交批准的8-52作战方案是想以军事手段立即扭转战局。他主张以大规模两栖登陆展开进攻以消灭大量敌军，对战略要地实行空降；更为重要的是使用海、空军进攻中国和满洲的重要目标。克拉克就这样，在他接任远东司令后还不到两周时间，便步麦克阿瑟后尘，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送国民党数个师到朝鲜作战，对中国大陆进行报复性进攻。这套理论归根结底，是认为只要对中国狠狠轰炸，就能使共产党接受美国的和平方案。
克拉克在提出作战方案的同时，还发了一封信。信中说他的8-52方案虽未提到使用原子弹，但他却力劝应认真考虑去掉使用原子弹的限制。克拉克说要能最有效地使用空军力量打击目标，并抵消敌人在满洲与华北的基地，核武器的使用将是必不可少的。
这是地地道道在亚洲扩大战争的行动计划，并极有可能扩大为一场核大战。
克拉克的方案遭到了反对，首先是陆军部长佛朗克.佩斯，他的理由是财力和人力问题。但参谋长联席会议搁置此项方案的理由则更是不可辩驳的：在两周多一点的时间里美国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都不是哈里.F.杜鲁门。
参谋长联席会议之所以持不打算扩大战争的态度是有理由的，因为几乎从1952年总统大选开始，国家对朝鲜采取什么政策一直是注目的焦点——共和党人总是在激烈攻击。民主党候选人德莱.史蒂文森虽然对杜鲁门民主党政府的政策尽力辩护，但他同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立场一致，也想通过政治手段结束战争。两个候选人谁也不主张取得明确的军事胜利。
共和党极有可能的胜利预示着对战争的指导将要发生变化。在克拉克提出8-52战争方案后的第8天，即10月24日，对决定扩大战争的任何意见喊刹车的时间终于到来了。这天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底特律对朝鲜半岛发表了最引人注目的讲话。究竟是不是这次讲话把艾森豪威尔最终推向胜利倒很难说，但它肯定是促成因素。因为它使许多美国人在心目中感到艾森豪威尔这个人必能设法把事情办好。仔细剖析艾森豪威尔的底特律讲话，实际上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或允诺了什么，但那却是许多美国人想要听到的。这篇讲话包含有令人激动的新希望，使人感到通情达理的艾克能解决好杜鲁门和他那个老于世故的圆滑国务卿艾奇逊所干不成的事。
艾森豪威尔在底特律曾保证说，他的一个目标就是“早日体面地结束朝鲜战争”。他说他将诚实地下决心“不搞党派游戏，而要集中精力于结束朝鲜战争的工作，直到这项工作体面地完成。这件事需要我亲去朝鲜一趟，我就动身去一趟。只有这样，我才能学会在和平事业方面怎样更好地服务于美国人民。我会去朝鲜”。
“我会去朝鲜”这一句打动人心且带有结论性的话，就像艾氏一跃能到朝鲜，颠簸在各条公路上，在与将军和士兵们谈话；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在几天内就找到了别人头痛的、开启和平之门的秘密钥匙。当然，这种想法是荒谬的，不过艾森豪威尔作为20世纪最有经验的战地司令官之一，他比谁都更清楚，他的这趟旅行只不过是一次能给国内人印象的公关旅游罢了。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他的这句话却恰恰说出了他们的心声。这就是对那些叫嚷报复，要扩大战争到中国的好战者的否定，而在朝鲜实现和平。
无怪乎在艾森豪威尔以442票对史蒂文森的89张选票，并以5比4的全民投票差距，取得竞争的胜利。3天后的11月7日，柯林斯否定了克拉克的战斗计划。柯林斯对克拉克说，参谋长们曾对8-52方案进行过研究，也对使用原子武器的意见进行过考虑，但我们要在人员和后勤支援方面承担世界范围的任务，这确实太重了。因此，我现在就未来将采取什么行动的事，尚无法答复。
第61章 中立国的介入
由于看到美国在板门店进一步受挫后，其好战势头在增长，许多温和国家对美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此外，再加上板门店停战谈判的突告中断，所以联合国就自然想把结束战争的责任拿到自己手里。这件事显然本是联合国自己的事，尽管从一开始就由美国掌管着。第7届联合国大会于10月14日在纽约召开时，国务院设法争取对美国立场的支持，尽量想阻止住联合国的接管活动。在以后的几周时间中，有不少国家提出过结束战争的方案，其中包括墨西哥人所提出的阿尔曼建议。但11月间，印度所提出的动议却很快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方案。印度建议由一个4国遣返委员会负责掌管所有战俘，凡愿回家者可一律遣返回去；然后允许双方向剩下的战俘解释被遣返的权利。在90天之后，凡反对回家者可交由战后政治会议去解决。遣返委员会的任何争论，可一律由仲裁人裁决。
印度此项计划很快得到了广泛支持，特别是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的支持。美国则要求对草案进行修改，以保证对俘虏不使用武力，还主张，如停战后的政治会议在30天内未对被遣返者做出决定，这些战俘将重新交给联合国。印度议案于12月3日被通过。这项议案迅即为共产党中国和北朝鲜拒绝。不过虽然如此，但其主张却绝没有从此被彻底否定。
当上总统的艾森豪威尔于12月2日到达朝鲜。陪同他一道去的有将任命为国防部长的查尔斯.E.威尔逊、布莱德雷将军及太平洋舰队司令亚瑟.W.雷德福海军上将。克拉克和范.弗利特两位将军与艾森豪威尔进行了商谈，并在艾森豪威尔3天停留期间，陪他到战地及他处视察。对如何取得和平，艾森豪威尔从将军们处得不到什么新东西。他们所讨论的主要是把南朝鲜军队增加到20个师，使用国民党军队在朝鲜作战及各方面军事问题。艾森豪威尔最后同意扩充南朝鲜军队，但没有承诺使用国民党军队。不过他就任总统后，却取消了杜鲁门总统1950年禁止国民党人对大陆采取行动的命令。对克拉克的8-52作战方案未予讨论，尽管艾森豪威尔事先知道这项计划。艾森豪威尔此行是为了在朝鲜寻求体面停战，而不是想扩大战争，以寻求军事胜利。正如克拉克后来所写的：“当时对于究竟付出多大努力才能打赢战争的问题，根本就未作讨论。”
但这时作为联合国战俘营的暴行，却由于赤色分子继续布置闹事而停止不了。12月14日共产党被拘平民在距巨济岛不远的一个叫做龙草岛的小岛上，又上演了一次有组织的暴乱，结果引起了战俘与南朝鲜警卫部队的对抗。警卫人员向俘虏人群开了枪，当即打死85人，重伤113人。对许多人来说，这一死亡数字未免太大了。红十字会抱怨，苏联也在联合国试图谴责美国在龙草岛大规模屠杀战俘行径。苏联的努力未能成功，提案以45票对5票被否定，但当时却有10个国家弃权，这表明对战俘的局面相当不满。
说来也很奇怪，当时有一件人们很少注意且又与板门店谈判毫不相干的事，却成为打破战俘谈判的僵局，导致双方作出决定在最后达成协议的促成因素。这件事于1952年12月发生在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该委员会以15票对2票(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反对)敦促双方作为友好的表示，在朝鲜立即释放伤、病战俘。
克拉克在东京看到有关红十字会组织的这一新闻报道后，建议进行这样的交换。他所以这样，并非认为共产党会同意，而是觉得在宣传上有好处。对克拉克的建议，华盛顿根本就像没有听见，但到1953年2月22日时，却批准了这项建议。因为国务院听说红十字会这项建议可能在近期计划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被提出。共产党到3月28日才作出反应。北朝鲜和共产党中国的司令部不但接受这项交换伤、病战俘的倡议，而且还提出了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两天后，又有了更有意义的突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电台除重申了司令们的意见外，还说：“为实现停战，解决这整个战俘问题的时机应认为已经成熟。”他的解决办法与联合国大会12月3日所通过的印度方案很近似。周说：“在所有要求遣返的战俘遣返工作完成后，其余战俘应交给一个中立国，以保证其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第二天，中国人就这项建议拍电报给联合国大会轮值主席、加拿大的勒斯特.波尔逊。这项方案北朝鲜也同意了。4月1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电台上称这一方案是“十分公正的”。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谁也说不清是不是这件事才使共产党的不妥协立场突然化解的。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反正共产党所持阻挠态度已为合作态度所代替。4月20日，交换工作在板门店正式开始。被联合国叫做“小交换”的伤、病战俘遣送工作进展顺利，没有遇到太大困难，于5月3日基本上完成。联合国军遣返北朝鲜战俘5194名，中国战俘1034名，另加446名被拘平民。联合国军接受了471名南朝鲜士兵，149名美国士兵，32名英国人，15名土耳其人，17名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的俘虏(总数为684名)。
解冻的结果是板门店停战谈判于4月26日复会。但双方代表在提名监督战俘交换的中立国问题上又陷入停顿状态。这一争论一直持续到5月7日。这时共产党突然放弃了一个中立国的主张，而建议成立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这与印度年前秋季在联合国所提方案大体相近。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由印度代表和四个中立国代表共同组成，各国各出同等数目的军队来掌管遣返工作，这个方案与美国的条件接近。联合国所坚持的是所有军队只由印度派遣；委员会行动要全体通过(不是多数票)；对政治会议在30天内处理不完的战俘则予释放，使之成为平民身份。共产党坚决不同意这些要求，但谈判却在继续进行。
在双方几乎要达成协议，所剩问题相对来说都比较次要，已可通过妥协来求得解决时，老独裁者李承晚毫无理性的故意阻拦行为却恰在这个关头发生了，这一行为危及停战的前景。就像瓦格纳的主旋律一样，李承晚对任何形式的停战的反对，贯穿了谈判全过程。他希望在美国帮助下征服全朝鲜，他的这一目标从未动摇过。谈判刚一开始，他即提出许多要求，其中作为他同意停战的代价之一，就是中国军队全部撤出朝鲜及解除北朝鲜武装。他曾发表广播讲话来破坏谈判，还上演过群众集会，发表过新闻述评，以反对联合国谈判。最典型的事例便是1952年4月14日发表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说：“有人相信谈判会取得成功。我对这些人所持态度不能理解。我仍然反对置我国分裂状态的任何停火。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决心要用我们的双手统一我们的国家。”
1953年4月，“小交换”正在进行。当最后达成停战协议的前景总算大有希望时，李承晚反对和平的劲头越来越按捺不住了。他表示，如联合国同意停火，南朝鲜很可能单独同共产党干下去。5月12日，李承晚通知克拉克将军说，他不同意把不愿遣返的北朝鲜战俘释放给中立国，而且根本不承认印度是中立国，也不允许印度军队呆在南朝鲜。为了迁就李承晚，克拉克要求共产党同意所有不愿遣返的北朝鲜战俘，在签订停战协定之后立即予以释放。这项方案在5月13日自然遭到共产党拒绝。这件事造成了一段时间内毫无成果的争论，使谈判休会到5月25日。
与此同时，克拉克自信持续空袭能使共产党就范，因此，他决定轰炸北朝鲜为农民稻田供水的水库大坝。炸毁这些水坝，可以水淹没公路、铁路，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因此，克拉克认为是合法的军事目标。5月13日，他第一次下令轰炸平壤北面靠近德山的一座水库。大水冲毁了6英里铁路，5座铁路桥和2英里公路。同时大水还冲毁和淹没了3200多亩稻田。以后10天中，联合国空军又炸了另两座水坝。但是共产党反应迅速，在第一次遭炸后就放水降低了水位以防洪水泛滥。
就在板门店休会期间，参谋长们在5月20日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就一旦谈判完全破裂美国应采取的方针提出了建议——为美国在决心扩大战争时所做出的决定。也许这就是那句常挂在人们嘴边的那句话的来源，即所谓艾森豪威尔总统威胁说要使用原子弹，共产党才就范的。但参谋长们却绝没有叫美国采取这一行动，共产党也没有接到最后通牒。毋宁说参谋长的建议只是远东局势不可收拾，美国愿冒全球战争风险时的一种应变措施罢了。艾森豪威尔早已表明他是在设法和平解决朝鲜的僵局，并不是要扩大战争。因而参谋长们建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对中国大陆强化海、空军作战及原子弹的广泛战略、战术使用，这只不过是为了取得最大惊人效果和影响。要求取得惊人效果，就排除了向共产党发送最后通牒的可能性。
到1953年5月中旬时，对停战的威胁却绝不是来自于北京和平壤的共产党领导人，而是来自于南朝鲜领袖李承晚本人。摆在朝鲜和平道路上的障碍不是敌人所设置的，反倒是一个盟友，这真是一种讽刺。
克拉克认为李承晚只不过是少数人。他认为只要美国提出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同时给予经济援助，再帮助南朝鲜军队发展到20个师，南朝鲜总统就会服服帖帖。出于这种考虑，在板门店于5月25日恢复谈判后，美国官员就把为安抚李承晚，在停战后立即释放所有朝鲜俘虏的要求搁置到一旁。
在双方谈判代表开会前一小时，李总统接见了克拉克将军和1952年11月接替约翰.J.穆乔任美国驻韩大使的艾利.O.勃里奇。克拉克和勃里奇尽量设法使李承晚消气。他们说，只要他充分支持停战协定，美国一定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支持他，可是李承晚的反应却是完全抵制。他说：“你们可以全部撤除联合国军，并撤销一切军事经济援助。我们将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不要求别人替我们打仗。也许一开头，我们依靠民主来帮助我们就是错误的。对不起得很，在现有条件下，我很难保证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合作。”
在板门店却是明显的对立，乐观的气氛令人振奋。哈里逊将军提出了联合国军的条件：中立国委员会不得对战俘使用武力；印度必须提供全部部队；全部说服工作(解释工作)必须在90天内完成；如果停战后的政治会议不能就遣返战俘问题达成协议，对不愿遣返战俘的处理应交给联合国大会。对联合国军方面的建议，共产党不是像过去一样进行攻击，而是多少作一些温和批评。然后双方休会到6月4日。那天共产党同意停战，并提出了一个协议文本。该文本与联合国的原文件的不同处，只是限于关于不愿遣返者不由联合国大会处理这方面。共产党提案提出政治会议未作处理的战俘，应立即释放。6月5日，联合国军代表团对共产党代表团的文本，只提出了几处需澄清的地方。
6月8日双方就战俘遣返达成了协议，并就不愿遣返战俘问题签署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文件。
第62章 最后的危机
和平好像只有几天就会到来了，但李承晚却从中作梗，破坏停战工作。6月6日，他宣布联合国协议是根本不能接受的。他要求首先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而不是谈互相撤退联合国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的事，要是这两个方面都不能接受的话，李说：“那么，就应当允许我们继续战斗下去。”
还是出于安抚这个南朝鲜强人，艾森豪威尔写信保证继续寻求朝鲜的和平统一，停战后尽快谈判一项共同防御条约，并提供经济援助。艾森豪威尔写道：“在目前关键时刻，分离的念头是一种悲剧。”克拉克将军和勃里奇大使把艾森豪威尔的信送给李氏时，李表示对信的内容没兴趣。他又宣称他不允许有印度部队呆在他的国家内，同时也不允许朝鲜战俘屈从共产党解释人员的“灌输”。正如克拉克将军告诉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样，李氏完全不讲理性，丝毫不做让步，好像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究竟要走多远。看来，他毫无疑问会讹诈到底的。
李氏立即下令在美国接受训练的军官回国，又撤回了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团的南朝鲜代表。南朝鲜到处爆发了带有反美情绪的空前示威游行。李氏及其他政府官员则发表威胁性的讲话。
而这时在前线，范.弗利特于2月11日退休，刚刚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麦克斯韦尔.D.泰勒中将却不得不对付共产党的一系列进攻。这些进攻预示着共产党对实现停战是真诚的，因为他们想在停战以前改善他们的阵地。
共产党于5月25日在西线认真地展开了进攻，当天正是板门店谈判恢复时。到6月初时进攻转移到了东线中部一带。那里的中国部队开始猛攻，企图清除联合国军伸到金城附近约8英里的一小片地方。到6月18日攻势减弱时，驻防这里的南朝鲜军被击退约2英里。中国军队在全线集中力量，主要攻击南朝鲜军防守部队，似在告诉南朝鲜人，如他们要想单独打仗该是多么困难的事。
面对李承晚的挑衅行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杜勒斯决定派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沃特.S.罗伯逊去会见李氏，以消除在停战后其对美国政策的误解。6月17日，李氏告知勃里奇大使，说他愿与罗伯逊会晤。
当晚李承晚下令，由南朝鲜军执行了一次背叛南朝鲜盟国的行动。这次行动正如李承晚所明显期望的，即使美国人望洋兴叹感到无能为力，又给共产党接受停战投下疑团。李氏指示4个战俘营的南朝鲜看管部队协助不愿遣返的北朝鲜战俘冲出了营区。在论山、马山和釜山这些战俘营里的美国营区司令们和其他行政人员，根本挡不住激流汹涌的人潮，以上各地逃出的北朝鲜人都受到了南朝鲜政府官员的支持关照，很快消失在南朝鲜农村。在北朝鲜3.5万名俘虏中，有2.5万名不愿遣返者在头一天就逃离了。以后几天又有少量的俘虏从上述营区及另4个营区逃出。到这个月月底时，联合国军还只看管8600名不愿遣返的北朝鲜人。
由于李氏在签订停战协定时释放朝鲜不愿遣返的战俘的打算被美国人所拒绝，所以他便采取了单方面行动，以使大多数战俘实现此目的。这对联合国军司令部同共方达成协议来说，不啻为一种破坏。这样一来，如共产党因此而拒绝停战，李氏便会感到求之不得，是再好不过的事。
李氏在下列声明中，坦率承认该事系出于他的谋划。他说：“6月18日这一天，我下令释放反共战俘是出于我的责任，我应当这样做。我之所以未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及其他有关方面进行充分商量，其理由明显不须解释。各道首脑和警察都奉命要尽量照顾好这些战俘。我充分信赖我们的全体人民和朋友们在这件事上将会给予合作，绝不会在某方面有不必要的误解。”
克拉克将军早些时候就预计李承晚会释放北朝鲜不愿遣返的战俘。他甚至还考虑过将各战俘营区的南朝鲜看管人员换为美军。但后来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怕刺激已很敏感的形势。
哈里逊将军要在板门店向共产党代表坦率承认已发生了事，这工作对他来说真太尴尬了。6月18日，他向共方联络官交了一封信，信中说韩国政府与战俘逃跑有牵连，向共方保证美国军队正在接管各战俘营的警卫职责，并将尽一切努力来搜捕逃跑者(不过这些人分散到民间后，是很少得到南朝鲜政府帮助的)。在共方要求下，6月20日开会，会上共方谴责联合国军有意串通“李承晚集团”。但事实很明显，美国人对李氏的行动比共产党还要吃惊，因为他们完全不信任李氏。在道义上对美方严加谴责之后，共方抓住问题的关键质问说：“联合国军司令部到底管得了南朝鲜政府和军队吗？如果管不了，那么朝鲜停战协定是否包括李承晚集团？如不包括，停战协定的执行在南朝鲜方面还有什么保证？如果南朝鲜包括在内，共方要求联合国军交回2.5万名北朝鲜战俘，并且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克拉克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意见说，联合国军司令部显然控制不了南朝鲜政府和南朝鲜军队，因此停战不包括南朝鲜。由于当时无法解决这种情况，华盛顿决定派沃尔特.罗伯逊与李氏会商。
在柯林斯陪同下，6月24日罗伯逊到达东京，两人立即同克拉克将军、联合国军政治顾问罗伯特.D.墨菲及驻南朝鲜大使勃里奇会晤。大家一致认为如李承晚不妥协，那么罗伯逊就应告诉他联合国军就将撤出朝鲜。这里面隐含着联合国军将立即同共方达成协议，撤出所有联合国军队并释放美国和联合国军的战俘，然后，把包括南朝鲜安全在内的其他一切问题都统统交给李承晚，不再过问。大家认为如李氏相信美国是当真的，那么他就会回心转意。这是开的一个天大的玩笑，因为不管有无李承晚，美国毕竟在朝鲜投入了那么多，损失那么大，毕竟又认为朝鲜对美国的安全如此重要，就绝对不会打起行李卷，悄悄地溜之大吉。美国可以威胁，可以摆出这么个姿态，但却绝不会真这么做。现在的问题是李承晚会不会了解这一点。
威胁着要撤出，这代表美国政策的改变，非同小可。因此他们便赶快征询华盛顿的意见。6月2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与国防部长威尔逊、国务卿杜勒斯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开会讨论此事。会后艾森豪威尔授权克拉克可视情况需要而采取行动，但不得动用武力迫使南朝鲜服从停战。艾森豪威尔同时指示克拉克切不可承诺从朝鲜撤出联合国军。但他却授权克拉克，让他使南朝鲜领导人相信，如他们不遵守停战规定，联合国军的撤出就有可能发生。
这时李承晚亲自出马拧紧了螺丝。6月21日，他命令为联合国军服务的人员都得效忠于他。这一决定立即使美国的反情报工作陷于瘫痪。李氏又下令所有英语翻译都应征入陆军。釜山、仁川港的朝鲜人突然停止为联合国军干活。驻韩大使馆的朝鲜汽车司机都不敢上街，怕被南朝鲜国家警察当逃避征兵者抓走。甚至为美国的一些部门搞清洁卫生的人也受到了警告。整个南朝鲜爆发了多起游行示威。
从6月26日起，罗伯逊与李氏开始进行了一系列会晤，开始时几乎毫无进展。克拉克将军便开始估量怎样才能制造联合国军即将撤出的印象。他召集美军高级司令会议，把不愿遣返的战俘集中起来加强控制，放慢了向南朝鲜的水上运输，暂停了对新建韩军4个师的装备供应。7月1日，李承晚让步了，答应把战俘运到非军事区。这样印度部队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就算离开了南朝鲜领土。这时他又补充说：“我们已差不多快同意停战了，不会阻止停战，只要美国明确保证在政治会议一旦失败时，再与我们一起战斗，直到完成朝鲜统一。”如果美国同意这一点，对李氏来说不过是一张空白支票，但这却使他在战后会议上一点儿也不会同北朝鲜达成协议。罗伯逊在得到华盛顿同意后回到了美国。回到美国前，他重申了总统的立场，即：只要国会批准，就与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帮助韩军扩大到20个师；等国会批准给南朝鲜经济援助；在政治会议上与南朝鲜合作一致。
南朝鲜政府同意以上各点，但要求推迟停战直到参议院批准共同防御条约。罗伯逊说，对这样的拖延不能给以考虑，不过艾森豪威尔政府会尽快完成条约起草工作。
在助理国务卿罗伯逊于7月9日迫使李氏作出承诺时，会谈达到了高潮。尽管南朝鲜不签署停战协定，但李说：“我们也不会破坏它，只要按停战协议所采取的措施不损害我们国家的存在即可。”李氏又说：“我将努力进行全面真诚的合作，以求本民族通过政治和平途径实现统一，因为那是我们最根本的民族目标和需要。”
这是一场很费力气的斗争。美国制止住了李氏对停战的积极反对，而且背上了要花大钱的沉重包袱，即不仅要签订安全互助条约(1954年1月经参议院批准)，而且还得长期给南朝鲜政府以经济、军事援助。另外，美国将自己与李承晚紧紧地捆在了一起。
在美国领导人同李氏斗争时，共产党军队在全线展开了最后的攻势。进攻的目的部分是为了宣传共产党最后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部分是为了惩罚南朝鲜军队；另外，部分则是为了取得长期最有利的停战阵地。进攻于6月24日在东线和中线开始，仍然集中在金城突出地带。当双方在7月10日重回讨价还价的谈判桌时(李氏已被安抚住了)，前线战斗达到高潮。到7月14日时，6个中国师猛攻在金城地带的南朝鲜军阵地，并实际上消灭了南朝鲜首都师。双方伤亡极为惨重。因为这是共军在主要防线插入南朝鲜防御阵地中心部位的一场攻坚战。在这可悲的最后的一系列战斗中，许许多多年轻人仅仅不过是为了尺寸土地而死伤。联合国军在1953年6至7月份的伤亡数字超过52000人，大多数是南朝鲜军。共军同期伤亡数估计达到108000人。
正当板门店双方为自己一方万无一失而费尽心机时，李承晚又在进行抵赖，但这时艾森豪威尔已经烦透了，李氏未能得逞。7月23日双方参谋人员就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达成协议。最后于7月27日上午11时，通过生硬冷淡的仪式，哈里逊将军和南日将军分别签署了停战协定的9个文本及一份将不直接遣返战俘而将其转交给非军事区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授权附件。后来克拉克在他的前方司令部文书上签署；北朝鲜首脑和中国司令员彭德怀分别在其司令部签署。12个小时后，历时3年又1个月零2天的战争宣告结束。
之后，中立国视察小组很快表明无法将工作进行下去，因为联合国军断定共方绕过他们，秘密向朝鲜境内运送人员物资。这样，联合国军曾为之费过大力气的视察被作废取消了。
7月27日，由参战各国在华盛顿所签署的“大制裁”宣言，其本意是美国想依靠它来阻止远东再燃起侵略之火，却有一周时间未予公开发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的盟国对给予李承晚什么保证都不太热心。后来它一发表就寿终正寝了，因为联合国军关于停战及谈判过程的特殊报告，各盟国都一致不予表态。尽管该项宣言声称如破坏停战会引发在朝鲜以外更大的敌对行动，但实际上却不为人所重视。因为有一件对每个人都十分清楚的事，即：所有在朝鲜支持美国的国家，在看到由“警察行动”升级为煎熬人的长期消耗战争后，今后如不经过较长时间的清醒权衡，是绝不会再仓促从事了。
到最后，旨在谋求北、南朝鲜和解的停战后政治会议，直到1954年4月才得以召开，且当时只是作为日内瓦会议的部分内容。这次会议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越南的分隔，从而结束了第一次印度支那的越法战争。关于朝鲜则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板门店战俘交换(大交换)于8月5日开始，到9月6日完成。共方遣返要求回国的南朝鲜战俘7862名，美国战俘3597名，英国战俘945名，土耳其战俘229名，其他联合国军战俘140名。另外还有335名南朝鲜人，23名美国人，1名英国人拒绝遣返。其中有8名南朝鲜人后来决定遣返回国，还有2名去了印度，其余的回北朝鲜了。有2名美国人返回美国，剩下的21名美国人和仅有的1名英国人又重回北朝鲜。共产党方面的战俘中，有70183名北朝鲜人，5640名中国人作为自愿遣返者回国了。总共有14704名中国人拒绝遣返，其中有440名后来决定回中国，有12名去印度，有17名死亡、逃跑或失踪。最后有14235人返回南朝鲜，大多数人最后去了台湾。有7900名北朝鲜人拒绝遣返。其中188名后来回家，有74名去了印度，34名死亡、逃跑或失踪。最后有7604名回南朝鲜了。
双方遣返和不遣返的战俘共有118917名。为战俘命运在谈判中吵了一年多时间。这期间在战斗中就有数万人阵亡或伤残。仅从战争的最后4个月来看，联合国军和共军在战场上加在一起的死伤数就高达20万人之多。
美国在整个战争中的伤亡总数为139272人，尚不包括冻伤及其他受伤人数。其中有24965名死亡，101368名负伤，另有12939名失踪，估计已经死亡。南朝鲜共损失272975人，其中有46182名死亡，15972名负伤，另有66436名失踪。其他联合国军成员共损失14103人，其中2597名属于死亡，9581名负伤，1925名失踪。共产党方面，据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北朝鲜620264人死伤总数中，有214899名死亡，303685名负伤，101680名失踪。中国死伤总数909607人，其中401401名死亡，486995名负伤，21211名失踪。
因此在整个战争中，双方伤亡总数达到195.6万人。北、南朝鲜共有200多万平民死亡。此外，南朝鲜大部分地区及实际上全部北朝鲜遭到巨大破坏，要想恢复需耗时数年。
人们也许早该读一读孙子在公元前500年所写的《孙子兵法》，并认真加以注意，孙子说：“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第63章 朝鲜战争的长期阴影
美国未能打赢朝鲜战争，这使美国领导人深感不安。因此，他们在战后2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总在想方设法地伤害阻挠美国取胜的红色中国。
其实，中国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不仅如此，它在东亚追求的国际目标实际上也和美国的一样，即和平、贸易，并与苏联保持距离。然而，由于美国领导人心怀强烈的报复欲望，所以针对中国还是投入了过多的精力。
美国领导人以报复的心态拒不正视上述事实，坚持认为中国意欲征服整个东亚。这些显然与实际不符。可是美国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相信过去对红色中国的指控，当时中国一开始干预朝鲜战争，就被扣上了“侵略”的帽子。然而希望什么就相信什么，因为美国领导人被中国人的行为激得怒不可遏，他们需要有一个“侵略成性的中国”的存在，这样才能证明他们要摧毁中国政权的迫切愿望是正当的——而这个政权曾彻底挫败过美国。
当朝鲜战争最后停火时，美国最高军政领导人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乐观的信息。他们带给人们的印象是：美国实际上赢得了胜利，因为它遏制了共产主义的发展势头。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人民整体上接受了这一看法，或者起码认为，这场战争最差也是打了一个平手。不管如何，美国人民对停止流血、战争没有升级为世界性冲突而感到欣慰。
但是在美国高层领导人的心灵深处和私下商讨中，却有一种深深的受挫感，这种情感因无法向公众透露而变得特别强烈。他们明白，本来1951年就可取得的和平却延至1953年才最后得到。他们知道两年间所受到的一切痛苦、牺牲和损失通通都是无谓的；1953年的最终停火线和1951年的几乎没有多大差别；1953年美国所接受的条件两年前也许就有可能达到。
这且不说，尽管美国公众很少有人了解真实情况，但美国领导人却心中有数，他们曾计划征服北朝鲜，使之与李承晚的南朝鲜合并，而这一计划却被红色中国挫败了。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美军又入侵北朝鲜，其唯一原因便在于此。美国领导人知道，遭到失败后进行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战争，但公众却鲜有人知。
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红色中国人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
1951年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莱德雷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说服力的话：同红色中国的冲突，将会是一场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因为美国面临的巨大危险是拥有核武器的苏联。尽管美国领导人承认这一现实，而且事实上也并不准备直接进攻中国，但他们对北京所抱的仇恨，却远比对克里姆林宫的要深得多。这一点有两个事例可以说明。首先，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实际上是禁止与红色中国开展贸易，竭力阻止中国发展成为工业国。这些制裁比对苏联进行的还要苛刻，即众所周知的“中国差别关税”。华盛顿还迫使其他国家也对中国进行类似制裁。尽管其他国家在60年代后期放松了制裁，但美国却继续了20年之久。
美国特别敌视中国的第二个例证，是1953年11月5日即朝鲜战争结束尚不足4个月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作的决定。该项决定作为美国一项官方政策，旨在摧毁中国共产党政权，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苏联从来都未作过这样的决定。
为了替这种极端的对抗立场寻找根据，美国只得坚持说红色中国人侵略成性，无可救药。美国领导人在心目中为这种侵略臆造了三个证据，即：中国在朝鲜进行干预；北京有意攫取台湾；中国人支持自1946年以来一直进行的越盟反法叛乱。
然而这三个证据中没有一个能证明中国的侵略。进入朝鲜的行动从严格意义上说是防卫性的，其目的是为了保留一块历史盾牌，保护北京周围的中心地带。对北京来说，决心拿下台湾乃是内政问题，因为就连蒋介石也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对越盟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防范措施，因为中国担心美国会干涉越南，消灭共产党，在中国的南疆建立一个由美国扶植的国家。这与美国支持印度支那的反动势力相比，北京对共产党的支持是不过分的，而且完全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
然而美国领导人却拒不正视中国人的和平意愿，尤其是误解了中国在东南亚所起的作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基本观念是，如果共产党在印度支那争得一席之地，他们就会继续对这一地区的其他自由民族进行侵略。
1954年春天，法国一个军在越南西北部奠边府被包围，全军陷于覆灭的边缘。此时东南亚问题已到了危急关头。法国为了从越南抽身，同时又要保留一点“面子”，便策划了一次日内瓦会议，来讨论越南和朝鲜问题。有关朝鲜问题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在越南问题上会议提供了显著的证据，证明苏联和中国在这一地区并无侵略意图。而美国由于抱有敌对情绪，却没有看到这一点。
1954年9月8日，国务卿杜勒斯诱劝东南亚条约组织中的7个国家支持美国。虽然当时标榜说该组织与大西洋公约组织类似，但它却要脆弱得多，因为并没有条文规定在受到攻击时要成立联合军事司令部。由此可以看出，各缔约国并不相信面临着什么危险。只有美国的几个主要盟国支持美国，即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而印度、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却表示拒绝，这说明他们并不担心共产党的颠覆。
杜勒斯对1954年4月发起的一场运动的意义也没有认识到。当时周恩来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在以后的20年中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这些原则号召所有国家“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而杜勒斯和其他美国领导人却把五项原则看成是一种宣传，根本不予重视。然而1954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不结盟外长会议上，北京由于承诺在他国之间的关系中采取这些原则而赢得了众多国家的支持。这就大大减轻了各国对中国意图的担心。
美国对红色中国的敌视在台湾问题以及该问题的处理办法上表现得最为充分。朝鲜战争结束前，美国就曾派遣军事顾问团到台湾，帮助重建国民党的军队。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第7舰队又在台湾海峡游弋，阻止共产党夺取这座岛屿。
美国抱定决心保护蒋介石国民党，为制造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3年11月宣布，台湾对美国在远东的防御地位十分重要，美国要继续使该岛“独立于共产主义之外”。
本来在1949年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曾判定台湾在战略上并不重要，但现在却又重要起来，这并不是因为台湾的军事重要性提高了，而是因为国民党还占有一小块中国地盘，由此可以引申并保留一种假设，说它仍是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这样就可给美国以口实，阻挡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取得安理会的合法席位，同时也可在外交上否认中国。
美国曾一度想暗中帮助蒋介石重新夺取大陆。这是1953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不久的一种推测。当时总统决定“放开”蒋介石的手脚，不再限制国民党攻击大陆的目标。但这种想法很快就寿终正寝，因为国民党的军力太弱，无法从事这一事业。
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想法在1954年5月就破灭了。当时红色中国军队开始采取行动，意欲夺取距离大陆不远的一些岛屿。由于北京此前专心致力于朝鲜半岛，这些岛屿仍在国民党手中。其中最重要的有两座岛屿，一座是金门岛，一座是马祖岛。
蒋介石在这些岛上派驻大量守备部队以防共军。但这些岛屿显然是守不住的，而且在军事上毫无重要性可言，军队应该从中撤出。但是许多美国军政领导人却反对让中国心满意足地得到这一点点土地。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亚瑟.W.雷德福海军上将曾派第7舰队的一些舰只去访问这些岛屿，以防发生任何战端。
1954年9月4日，中共海防炮兵开始炮击金门。国务卿杜勒斯做出反应，他预言该岛一旦失守，就会危及台湾的国民党人。这本是一派胡言，而且陆军参谋长李奇微也曾说过，失去金门并不会影响台湾的防务，但雷德福上将却主张美国出面干预。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华盛顿官方曾仔细考虑过在金门问题上挑起战端。美国领导人后来之所以取消了这一决定，是因为中共没有采取任何进攻行动，而且艾森豪威尔也曾指出，如果打起来，战火肯定会远远蔓延到台湾海峡之外，甚至会发展成为一场与苏联的核对抗。然而以杜勒斯为首的一帮人，却力主做出反应，而不论会产生什么后果。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十分强烈，中共如果试图拿下金门岛，确实会有美国干预的危险。
与此同时，国民党从其他易受攻击，或易受中共空袭的所有其他岛屿上撤了出来。不过在美国的强力支持下，蒋介石决心保留马祖和金门。
1955年初，美国将台湾列为“保护国”；5月国会授权艾森豪威尔，可以动用武装力量保护台湾地区；2月9日参议院又批准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这样一来，美国就已正式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英国和美国的其他友好国家反对美国采取这样一种僵硬立场。从那时起，美国不顾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意愿，独家支持国民党呆在联合国。
只是由于北京踌躇不决，才使台湾海峡的重大对抗得以避免。虽然1958年8月中国人对金门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炮击，但其目的则是为了表明他们不惧怕美国，并不是真要侵犯该岛。尽管这次炮击又在一段时间内引起了红色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但中国并未试图侵占金门。从此以后，金门、马祖问题便渐渐消失了。1960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访台期间，又发生了一次炮击。但自那之后，由于北京认为这两座岛屿被国民党占领并不构成威胁，于是便把它们搁到一边去了。
朝鲜战争之后，北京便全神贯注于全国农民的社会主义化，并致力于创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国仍深怀敌意，毛泽东与周恩来因此便放弃了谋求解决争端的希望。由于美国断绝了同中国的正常国际贸易和援助，红色中国只得指望苏联援助。但因苏联一心致力于从二战中恢复元气，只愿给予有限的援助。
与此同时，中苏之间的一场根本冲突也使昔日的朋友反目成仇。俄国害怕核大战，正寻求与西方和解。但是红色中国却被美国的行动排除在文明国家范围之外，这令人十分怀疑美国的意图。北京担心苏联会以中国为代价与美国结成同盟。
1959年6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出尔反尔，撤销了他在两年前达成的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的协议。中国领导人深信他是在讨好华盛顿。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后不久，赫鲁晓夫建议毛泽东接受美国所提出的“两个中国”的方案。这是一项完全不能接受的建议。1960年6月赫鲁晓夫将帮助中国发展工业的1400名技术人员全部撤回，并带走了图纸和技术资料。从此以后，两国间的敌意便公开化了。
1961年1月，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此时他本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利用中苏之间的分裂与人民共和国达成谅解，从而孤立美国的主要对手——苏联。但肯尼迪却暴露出了对中国的偏见，这一点并不亚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他不仅不设法与中国解决纠纷，反而同俄国谋求谅解，并于1963年7月，建议美俄两国携手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对中国新疆罗布泊的核弹实验基地进行打击。但赫鲁晓夫未为所动。
在肯尼迪执政期间，继续孤立北京已毫无道理，因为中国的动机不再有任何可疑之处。十多年间，中国与各国间的相处十分审慎，越出国界的行动只有一次即在朝鲜，而当时也只是为了保护他们本国的利益。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领导人陷入了理智的死胡同中。国共两党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在逻辑上就意味着台湾的地位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是无权干涉的。蒋介石当然明白，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他那早已失去人心的政权就会消亡。蒋介石和美国要规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逻辑推论，只能坚持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土生土长的分子，而是克里姆林宫指挥下的一个征服世界的阴谋集团的代表。根据中苏分裂、莫斯科努力同西方和解这一情况，认为红色中国是克里姆林宫指挥的阴谋集团的代表这一观念已变得荒谬可笑了。如果美国承认事实，他就根本无权控制台湾。但肯尼迪却不顾事实，继续坚持那套阴谋集团的鬼话。
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不久，越南内战便死灰复燃，而约翰逊总统对越南内战也越发关注起来。他在印度支那半岛动用了庞大的美国军事力量，又在1964年末和1965年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中国曾对此提出抗议，但却私下传话给华盛顿，只要美国不派遣地面部队入侵越南北方，威胁中国边境，中国便不会对越共给予物力以外的援助。
这样一来，中国当年入朝参战的理由及其在日内瓦会议上所宣布的必要条件，再一次摆在人们面前：中国不会容忍其边境上出现美国军队。约翰逊至少从朝鲜战争中对此有所了解，因而尽管其军事顾问曾力劝他向北越出兵，但他却始终未这样做。
与此同时，中国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并于1967年6月19日搞出了氢弹，中国从而作为一个大国完全登上了世界舞台。这证明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已变得极端危险，因为如果中国继续受到蔑视，并被拒于联合国大门之外，那么奢谈限制核武器就毫无用处。然而约翰逊得知中国爆炸原子弹后，却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反应，他暗示中国要利用原子弹进行讹诈。而事实上此时周恩来已告诉约翰逊，中国永远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969年1月尼克松成为美国总统之时，很少有人认为他会改变美国对红色中国的既定政策。然而尼克松却成为罗斯福以来第一位对中美关系进行透彻分析的总统，他还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起认识到，让这个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重返国际社会是绝对必要的。
1972年2月，当尼克松及其夫人联袂访问北京时，他们得到了绝大多数公众的支持。这两个伟大国家也终于恢复友好关系。倘若没有朝鲜战争，两国的和解肯定会来得更早。这场痛苦而可悲的冲突就是这样在两国之间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并使整整一代人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后 记
1996年6月，在朝鲜战争爆发46年之后，我应邀到大田的韩国陆军战争学院作了一次报告；作为韩国陆军的客人，我又访问了板门店和迄今仍使朝鲜南、北分离的非军事区。
我是在1952年夏末离开朝鲜的。此次故地重游，于我乃是一次朝圣之举，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在这次旅行中，我既看到南朝鲜已变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工业国，又目睹了那条当年引发战争，迄今余毒仍继续肆虐的分界线。
1951年当我驾驶吉普车首次穿过汉城的大街时，整座城市只是一个空壳而已。坍塌的楼房、废墟瓦砾，比比皆是，只是看不到人的影子；空旷的大街也似乎成了死胡同。国会大厦弹痕累累，只设有一个警卫，形单影只。汉江上的那座大桥在战争的最初几天里即被炸坏，残存的桥墩上搭了座临时的便桥。城南几英里外的金浦机场，又叫K-14，是座灰蒙蒙的空军前方基地。我曾亲眼看到一架打算降落的英国海军战机，因有一个起落架无法放下，在天空飞来飞去，无法着陆。
1996年的金浦已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巨型航空终点站，与达拉斯、奥黑尔等其他大的航空中心相比已看不出差别；而汉城已成为光辉灿烂、拥有1100万人口的世界大都市——街景繁忙，国产汽车穿梭往来，多如过江之鲫，其拥挤与忙乱之状不亚于华盛顿特区的交通高峰期；玻璃装饰的国际水平的大酒店与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在闹市中矗立，看上去与亚特兰大一般无二；行人衣着考究，无数座桥梁飞架在汉江之上；这一切使我记忆中的昔日那种破败凄惨的景象一丝痕迹都不见了。
对非军事区的访问却迥然不同。到板门店去的访问者要受到严格控制。非军事区以南几英里处有座楼房，所有旅客都得在那里集中，获得许可，并划分为小组。我们这个小组分乘两辆汽车，拐进了一条很窄的小路，在这里接受美国陆军检查站的检查。然后我们通过一座小铁路桥，桥上铺有木板，可供汽车行走。这条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我带着迷茫不解的神情望着我的主人——一位韩国将军。他对我的表情立即心领神会。
他说：“对呀，和1951年和平谈判开始时的情况一模一样。”
“就连这座残破的铁路桥上的通道也照旧吗？”我问道。
“可不是么，”他回答说。
走到板门店南边一个韩、美联合基地时，我们听了一番关于在双方接触点上会遭遇什么危险的告诫。一位年轻的美国军士向我们指出，朝鲜战争只是暂停了下来；双方仅仅是遵守停战协定而已；战争并没有结束。他警告大家说：“事件(意指暴力)随时都会发生，而且过去曾经发生过。游客进来是要冒风险的。板门店可不是那种普通的旅游场所，没有健谈的导游领着成群的游客转悠，没有礼品商店和嘹亮的音乐，更没有面带微笑的北朝鲜士兵与笑容可掬的南朝鲜士兵手拉着手的情景。”
听明白后，我们登上一辆公共汽车，动身前往板门店。美国军士虽然那样说，但那里看上去却也平和宁静。当我们走进那间小木屋，站在共产党和联合国军从1951年到1953年使用过的那张谈判桌前时，却看到两名南朝鲜士兵虎视眈眈地在站岗，仿佛瞬间就会冲上前去，抗击任何可能会破坏现存微妙现状的北朝鲜人。
走出门外后，我向这位将军——我的主人发问道：“这到底是在演戏呢，还是双方的冲突真的会一触即发？”
“这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他淡淡地回答说。接着他开始谈到韩国政府不久前达成的一项为北朝鲜人民提供粮食和其他食品的协议，因为北朝鲜人粮食歉收，面临挨饿的危险。他表露出来至今仍在朝鲜半岛存在的强烈的敌对情绪。
他用恐怖的语调问我：“北朝鲜人正把我们的一些粮食发给北朝鲜军队，你知道吗？”
我意识到有一种差别，我的主人领悟到了，而我却不曾领悟到：对他来说，养活北朝鲜人民是可以接受的，但养活北朝鲜人民的军队却是不能接受的。一阵迷惑和悲伤使我转过身去。哎，战争结束已经43年了，然而这种相互隔离的辛酸却还保留着。在别的地方，“冷战”早已结束了。德国已经统一，苏联业已消失，它的所有卫星国都已转向西方(背离时代的古巴除外)，华盛顿和河内也已取得谅解，终于把越南战争搁到了一边；同中国的关系，美国更为关心的是贸易，而不是对抗。但在这里，大体上沿着三八线，在这个东方和西方、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间的冲突爆发点上，昔日的敌意却依然存在。一切依然如故，毫无变化。
东道主把我领到板门店附近的一个高地上，在那里我们可以望见大山和北朝鲜，此时的情景更令人伤心。当我置身那里时，一种异样的感觉突然袭来，似乎我离开朝鲜后的这44年光景刹那间消失了，好像我又一次站在了这条主防线上，和往日一样瞭望敌人的防线。我被一种似曾经历的强烈感情所紧紧攫住，吃惊地意识到我正在谛听打过来的大炮和迫击炮声，尽管此时已非彼时，尽管那天上午又是那般宁静。
我的东道主和我一样，在战争时都是军人。他当即捕捉到了我眼神中流露出的迷惘。
“看起来一如当年，对不对？”他问道。
“是的，”我回答说。“只是这些山体现在都已有了植被。过去嘛，你知道，山上都光秃秃的，什么都烧光了。”我的一颗心在怦怦直跳。
“不错，”将军回答说，“起码这些山已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了。”
东道主又领我到非军事区看了看。除了我看到的士兵都是南朝鲜人以外，除了听不到枪炮声，看不到战斗的迹象以外，整个感觉还和40年前一模一样，这一地区当时曾是主要防线。1952年时我曾多次经过这条防线，当时的紧张局势自不待言。时至1996年的今天，这种紧张局势依然如故。每个人对前方敌人所持的一贯态度，即使不说出口，也可以从许多细微处看得出来：公路都是由山腰间开辟出来，以隐蔽过往车辆，炮位和地堡都披有伪装，以防被对方发现，呈现给敌人的面貌则是一片苍茫。
但是对在主防线上呆过的任何一名士兵来说，这个非军事区明显还是一条火线。它自身是一个整体，构成相互联系的空间，并有自身的目的，相互独立，又很独特；这是最前沿的边境，它像一柄投枪的枪尖，在保卫着后方的国家和社会。
东道主带我去看一条深深的地下坑道，这样的坑道有20条之多，均深挖在距地表三四百英尺处，据信这是北朝鲜人在过去几十年内挖掘的，目的是从非军事区的地下把间谍派到南朝鲜，发生战争时，军队也可通过非军事区，进入南朝鲜。看到这种情况，战争的感觉突然变得更为强烈起来。
南朝鲜人共发现了其中的4条坑道。这些坑道是用瑞典高级开矿机挖成的。坑道从北朝鲜一方的深处开挖，地下水都回流到北方，以隐蔽坑道的位置。一名中尉领着我走下陡峭的通道。这条通往下方的通道呈30度斜坡，高与宽各6英尺，是南朝鲜人为了截断敌人的坑道而挖成的。在通道的底部，对方那条坑道直接通往北朝鲜境内，其宽度和高度与这条通道大体相同。
南朝鲜人在谈到这些坑道时都很愤慨，他们认为这些地下坑道都是明证，证明北朝鲜不诚实，拒绝和解。
我在韩国期间，许多纪念战争的场合里都强调了这种分裂观念。汉城有一座庞大的民族战争纪念馆，所有南朝鲜阵亡将士的名字都镌刻在那里。在这座纪念馆里，我曾和几百位参加过朝鲜战争并受到表彰的同龄人见过面。然而所到之处，无不感到有一种不愿民族分裂的意识。最常问我的问题是，我对北、南再次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有什么见解。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谢绝作答。不仅因为这个问题当前在非军事区两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一个局外人对此应闭口不谈)，而且因为考虑到半个世纪的分离状态和互相敌对的现实，朝鲜民族的重新统一，必须在双方人民达成一致解决办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在我结束访问行将回国时，韩国爆发了一连串大学生要求统一的游行。而在这些反映韩国人民迫切盼望统一的游行之后，接踵而至的却是一艘冲上韩国岸边的北朝鲜潜艇。据说这艘潜艇运送了十几名北朝鲜破坏分子，他们已散布到全国各地，并已被南朝鲜部队捕获。
不过在1996年12月29日，北朝鲜为派出潜艇一事曾进行道歉。持有疑心的韩国观察家们说，这只是因为再次开始往北方运粮才作出的姿态。但不论怎么说，北朝鲜的任何道歉都是空前的，这给许多人带来了希望：结束朝鲜分裂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作为以前的一名老兵，我心中深深挚爱朝鲜人民，并为这个至今仍被分裂的美丽国家感到痛心。在本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中，朝鲜人民大部分时间里被当作大国间斗争的马前小卒受尽了折磨。但是东西方之间的斗争已经过去，我希望至今仍横在非军事区两边人民之间的敌意迅速消除，晨静之国将再度成为一个统一的幸福国家。
我相信这件事必将会发生。我不敢冒昧预断什么时间发生以及怎样发生。我相信朝鲜人民根据自己的明智判断会找到一条道路。然而在目前，要求统一的力量远远大于保持分裂的力量。统一起来的好处是巨大的。
当朝鲜再度成为一个国家后，其历史机遇将是壮丽无比的，她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已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在经济上也将成为伟大的国家。
在历史上，朝鲜曾充当过中、日两国间的缓冲国。在20世纪，1894年至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占领了朝鲜，朝鲜失去了缓冲国的地位，日本将朝鲜作为侵略满洲和中国的跳板，朝鲜从此开始了灾难深重的岁月。
谁又会料到，1945年为了便于日军向北面的苏军和南面的美军投降而划定的一条临时分界线，竟固化为一条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边境线，并已延续到1996年乃至将来？
既然东西方已不再对立，那么朝鲜将自身看做是东西方之间的一个缓冲国就不再是明智之举，就连朝鲜作为中日之间缓冲国的历史作用也已淡化，因为中日两国在军事上的对抗已经消失。也许有些观察家会认为朝鲜仍将是一个缓冲国，但只是中美之间的缓冲国。不过，美国没有必要与中国对抗，大多数明智的领导人也都看到了这一点。
一旦重新统一，朝鲜则具有发展成为世界大国的能力。她拥有发展生产和国际贸易的潜力，并可达到与日本不相上下的水平。朝鲜潜在的伟大在于其人民的勇敢、勤劳和智慧。朝鲜人民的这种天然禀赋，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岁月中都得到了证明。当前，这一宝贵财富正被北南双方的冲突引向内部，一旦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朝鲜就会把这些浪费掉的能力向外转化成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企业。
朝鲜从未以大国风貌走上现代国际舞台。在其现代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受到了只顾本国私利、不顾朝鲜利益的强大邻国的压抑。所谓缓冲国，顾名思义，就是一局大型棋赛中的一名小卒。
我认为朝鲜必须抛弃她的缓冲国作用。这并不意味着要抛弃盟友，特别是不要放弃与美国的联系。但这的确意味着要奉行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奉行这样的外交政策在21世纪并不困难，因为世界已不再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然而，其他大国总想使朝鲜始终处于从属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