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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美]贝文亚历山大
前 言
朝鲜战争作为一次真正的国际暴力行动，自1950年6月25日始，至1953年7月27日止，历时达3年之久。这场战争是在吞噬了15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的生命，并使250万人伤残之后才得以结束的。这是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之一，由其产生的仇恨、怀疑和分裂的后果迄今尚存。本书试图说明，这场战争无须那么旷日持久，也无须付出那么高昂的生命和财产的代价，同时也没有必要在战后给那些得不偿失的敌对国家留下这样的敌对情绪。
该书力图表明，西方领导人，尤其是美国领导人，战前本已收到了充足的信号，倘若他们对此信号作出反应，则有可能避免红色中国介入战争；即使不能避免共产党中国的介入，也有可能以很小的代价尽早结束这场战争。
本书试图说明，美国在南朝鲜和一些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下，赢得了一场针对北朝鲜的战争，输掉了另一场针对红色中国的战争。这两场战争的起因本质上完全不同：北朝鲜人公然进行侵略而被挫败；红色中国人努力保护其家园免遭潜在的入侵威胁而获得胜利。
最后，本书还着力如实地展现朝鲜战争的作战情况，以及在制定战略战术方面的高下之别。本书充分展示了战争双方人员为他们所铭记的国家利益而做出的贡献，以及人类令人敬畏的献身精神与奋斗力量；由于这一力量掌握在各地的领袖手中，因此本书也充分展示了各国领袖在运用这一力量时所承担的重大责任。
在朝鲜战争中，双方都有许多人表现出了崇高的英雄主义。不过在刚刚经受了世界大战的普遍创伤之后，像朝鲜所表现的那种英雄主义，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一直很少为人所称道。在朝鲜战争中，有些人贪生怕死，有些人则凶残野蛮，而几乎所有人在面临危险时都无不感到心惊胆战。
朝鲜战争成了民族意志重大冲突的竞技场。在这一竞技场上，各级领导人都做出了决策。有的决策英明卓绝，有的则铸成了大错。因此，朝鲜战争亦是一部凡夫俗子在危机中依自己的见识而行动的人类传奇。
致 谢
在作家当中，能够有幸从私人朋友和以往的战友所著的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里引证大量材料来著书的人为数不多，而我却是一位享此殊荣的人。没有这些作家和其他研究人员所做的卓越工作，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这部著作是具有奉献精神的史学家长期以来所从事的大量工作的结果。本书中所包括的事实均出自朝鲜战争基础研究人员和史学家所披露的丰富资料，但书中的结论则由我本人负责。倘若本书能被人们作为一本公允描写错综复杂战争故事的书来接受，则本书应被视作是对上述那些史学家和研究人员的一座丰碑。
我尤其要向以下几位陆军史学家表示感谢，我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朝鲜共过事；像我一样，他们大部分都曾在陆军史学分遣队里担任过领导职务。他们是：罗伊.阿普尔曼、马丁.布卢门森、皮尔斯.W.布里斯科、A.斯图尔特.戴利、埃德加.登顿、罗伯特.F.费克特曼、威廉.J.福克斯、拉塞尔.A.古格勒、亨特.海恩斯、威廉.D.马格尼斯、约翰.梅华、哈里.齐.米德尔顿、比利.C.莫斯曼、詹姆斯.F.施纳贝尔和爱德华.C.威廉。
我特别要提出罗伊.阿普尔曼、比利.莫斯曼和吉姆.施纳贝尔，向他们三人致谢。罗伊.阿普尔曼的有关战争头5个月的官方记载是关于这场冲突的三部开创性著作中的其中一部，其详尽与客观性令人惊讶不已。吉姆.施纳贝尔的有关战争第一年的政策及指示方面的官方记载，以及他跟罗伯特.J.沃森合著的战争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方记载，是另外两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这两部书提供了极为生动的历史记录，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这场战争的了解。比利.莫斯曼从1950年11月起至1951年7月止，一直从事有关朝鲜战争官方历史的工作，他向我提出的建议以及提供的帮助对我极其有益。
我不曾有缘跟其他军种之官方史的作者谋过面，但我愿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在艰苦细致而又精确的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几位作者是：空军方面的罗伯特.弗兰克.富特雷尔，海军陆战队方面的林恩.蒙特罗斯和尼古拉斯.A.坎佐纳上尉，以及海军方面的马尔科姆.W.卡格尔和弗兰克.A.曼森。
供职于国家档案馆现代军事史司令部部门的约翰.E.泰勒具有百科全书般的记忆力，若没有他随时随地的匡助，我的研究工作将是不可能的。司令部部门以及马里兰州苏特兰的作战部门的全体职员都为我提供了帮助，我要特别感谢作战部门的维多利亚.S.华盛顿，感谢她在文献方面所作的勤奋研究以及对我的耐心。
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公共图书馆的参考书管理员V.威廉.S.辛普森尽可能合理地满足我对无名文献和书籍的要求，并且总是悉数向我提供，为此我要向他致谢，并感谢他所给予的多方面的热情帮助。弗吉尼亚州立图书馆助理馆长威廉.R.张伯伦尽力满足我对专门书籍和其他秘传书籍的“蛮横”要求，州立图书馆馆际借阅部门的特里萨.帕克特热情地从远近各地的藏书处为我寻找此类资料，我要向他们二位致谢。
我感谢三个儿子所给予的帮助和支持：小贝文首先坚持要我撰写本书，并且帮我应付所有法律方面的工作；特洛伊和他的妻子玛丽在纽约浩如烟海的商业原始资料中搜寻有关战争的图片；戴维在阿尔文-格罗夫帮助收割庄稼，因为庄稼熟了不等人。
我要感谢希波克雷茵出版社的总编罗伯特.皮金，他给了我忠告，并给予了很大帮助，而且指引我结识了北京的西德尼.夏皮罗[译者注：即沙博理先生]，他是《旧中国的犹太人》一书的作者。夏皮罗先生引导我在中国查找到了有关朝鲜战争的原始资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我要向我的责任编辑唐纳德.J.戴维森表示更深的谢意。他无情地(有时是严酷地)提出一些明智的问题，找出并纠正了多种多样的讹误，总是将我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坚定地引回到了可靠的事实上来。
制图员威廉.L.赫兹利特和米歇尔.皮卡德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本书绘制了精确的地图。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夫人佩吉.廷德尔.亚历山大，她对本书的内容和研究资料发表了聪敏的意见，随时给我以帮助，并且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她还承担起繁重的任务，在官方档案中搜索，从成千上万幅有关朝鲜战争的图片里找出了具有代表性的照片。
贝文.亚历山大
第1章 1950年的“六二五”
1950年6月25日凌晨，北朝鲜共产党军队侵入南朝鲜，自此之后世界便发生了变化。这场进攻使得两年前因苏联封锁柏林而引起的对共产主义直接入侵西方的担心成为现实。它似乎证实，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共产主义征服的阴谋。这一广泛流传的阴谋不论是真是假，但其引起的忧惧却会使很多人支持麦卡锡时代对赤色分子及其支持者进行的政治迫害。这一恐慌使欧洲减轻了对德国军队的担心，并允许西德作为一个西方盟友重新武装起来。美国对这场进攻的反应确定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共产主义世界实施的对抗外交手段，而这种对抗外交一直影响到美国在越南战争年代里所采取的政策。朝鲜战争为美国军事史上一位卓越的，但也是最有争议的领袖人物——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开辟了一个达到其事业顶峰的机会，也导致了麦克阿瑟突然一落千丈，过快地跌入其人生的低谷。朝鲜战争使美国人民历经了数周之久的参议院听证会，对美国该如何对待这场战争和共产主义进行审议。然而到朝鲜战争结束时，有关全面胜利和多年来一直支配着美国政策的善恶之间的冲突的简单事实，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虽然决不是对全体美国人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令人沮丧的世界里，依然缺乏足够的了解。
北朝鲜军队最初投入进攻的部队有7个师和3个独立分队，计8.9万人。他们分成6个密集的纵队，沿与三八线平行的边界攻击南方。他们在战略和战术上完全实现了突然袭击。面对他们的是4个兵员不足的韩国师和一个团，总计3.8万人，而且这些人并不都在前线。一些韩国部队作为后备军驻扎在三八线以南远近不等的地方。由于没有人事前预料到这场进攻，许多南朝鲜士兵离队过周末假期去了。南朝鲜的另外4个师则分散驻扎在南部不同的地方。
北朝鲜人数量上占据优势，在战线上他们集中兵力，在一些关键作战地点其优势为五或六比一。北朝鲜人拥有的大炮是韩国人的3倍，并且几乎所有的大炮都比韩国人的大炮射程远。北朝鲜人可以站在反击炮火远远达不到的地方任意轰击韩国阵地。
但是数量和炮火上的优势对于北朝鲜人来说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他们还拥有一种绝对武器：坦克。二次世界大战就已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坦克突破敌人防御的突袭能力，但是在二战结束5年之后，由美国装备起来的南朝鲜人却没有任何阻挡坦克的武器——既没有一辆自己的坦克，也没有穿甲炮弹、作战飞机和反坦克地雷。这种情况实在异常。
北朝鲜人自己仅拥有150辆坦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所动用的数以千计的坦克相比，这个数字显得荒唐可笑。但是由于很少受到阻挡，这些坦克便形成了一种无所不能、无坚不摧的力量。不论南朝鲜军队表现出什么样的勇气、献身和顽强的精神，在坦克面前都毫无作用。坦克本身是苏制T34型的庞然大物，重32吨，装有厚厚的钢板，外形轮廓低矮，携带有85毫米高速火炮。德国装甲部队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认为，正是这种坦克挡住了1941年对莫斯科发起的进攻，而当时坦克上只装备有一门76毫米火炮。
南朝鲜人拥有的唯一具有一点点抵御T34坦克潜力的武器是美式57毫米低平弹道反坦克炮和2.36英寸火箭筒。57毫米反坦克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废弃不用的遗物，只有靠偶尔侥幸的射击才能阻止身披重甲的T34坦克。坦克上易受攻击的部位不多，其中之一是后部引擎上方的格栅。火箭筒打到北朝鲜坦克的两侧要么不会造成什么伤害，要么就弹飞到一边。只有新近研制但尚未试验的、在最初几周匆忙空运到朝鲜的3.5英寸超级火箭筒，有些情况下才起作用，但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管用。
北朝鲜人显然知道南朝鲜人没有有效的反坦克武器，因为他们采取了在通常战争情况下会招致灭顶之灾的战术：他们将坦克车排成纵队，一辆接着一辆，在宽度为18英尺的狭窄的朝鲜土路上向南部进发；其步兵亦排成一行，紧随在坦克之后。
哪怕在路基表面的合适地方埋上几颗反坦克地雷，就可以阻挡住整个纵队。南朝鲜人拥有89门野战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步兵火炮连使用的近程105毫米M3轻型榴弹炮)，从其中一些发射出的炮弹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摧毁受阻的坦克纵队，从攻击机上投下的凝固汽油弹也能将其摧毁。但是由于南朝鲜人最初根本没有这些武器，北朝鲜人便在白天肆无忌惮地沿路南下，一路摧毁南朝鲜人的阵地，击溃任何卤莽向他们进攻的部队，为紧随其后的步兵开辟了实际上没有什么反抗的行进通道。
北朝鲜人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战术，不仅是因为南朝鲜人无法与之抗衡，而且还因为朝鲜的地形促使坦克只能呆在道路上。朝鲜的国土约有四分之三是山脉，这对坦克来说十分不利，甚至是致命的。大部分相对平坦的陆地在1950年夏天也都是小块的潮湿稻田，其间被隆起的狭窄走道和路堤分开。在很多稻田里，坦克行动都有困难。正是基于对朝鲜地形作出这样的评价，再加上如下一种判断(该判断被证明大体上是错误的)，即：朝鲜小溪上的单车道桥梁十分单薄，支撑不住坦克的重负，因而美国的军事顾问才在1949年拒绝了南朝鲜人对坦克的要求。也许那些顾问推论，苏联和北朝鲜人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从北朝鲜的武库中撤掉坦克。更有可能的是，美国人用地形作为一种借口，拒绝南朝鲜人对坦克的要求，因为他们担心好战的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一如他曾威胁要做的那样，会用坦克进攻北方。虽然美国有意只给南朝鲜提供防御性武器，但正是出于这种独特的美国式思维，美国顾问才未能提供任何足以抵御坦克的防御性手段。首批反坦克地雷是在6月30日，即入侵的第6天，才从日本空运至朝鲜的。当时南朝鲜军队状况混乱不堪，地雷的分发及使用方面的训练又花了许多时间。而这时，T34坦克却在滚滚推进之中。
北朝鲜人在许多方面很像他们的南朝鲜兄弟。两国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他们对艰辛劳作、忍耐与贫困已习以为常，并不以胜败为意，对他们信奉的东西则坚贞不渝，而且对上司大都唯命是从。双方的士兵都能够在给养不足的情况下进行远距离的艰苦行军，并且在行军结束后仍能进行战斗。他们可以翻山越岭，又不会因精疲力竭或用力过度而倒下。在这方面，他们不像大多数美国士兵那样，多半属于守备部队，习惯于乘坐机动车辆，很少进行体能训练，几乎没有长途行军和翻山越岭的经历。
尽管三八线南北的朝鲜人大体上一样，但他们的军队却大不相同，因为每支军队都各自反映出了他们的缔造者——即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的军事学说。
北朝鲜军队的压倒性力量(8.9万人)分布在7个突击步兵师，一个坦克旅和两个独立步兵团。除此之外，部队还有3个后备师，计2.3万人，另有大约1.8万人的边境保安队。只有5000人分配在指挥和后勤部门。相比之下，南朝鲜军队8个兵员不足的战斗师里，仅有6.5万人，而在指挥和后勤部门工作的就有3.3万人。南朝鲜军队反映了美国的军事编制：与作战人员相比，大量的是支援人员。而在另一方面，北朝鲜军队完全展现了苏联军队的简练学说：将每个人都尽可能地推到前线，给他一件武器去战斗。
从短期来看，北朝鲜人还具有一种额外的人力优势：他们的军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曾在中国共产党部队中服过役，在国民党人逃到台湾前后，他们退伍复员回到了朝鲜。这些人给北朝鲜军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作战经验和战斗勇气，而南朝鲜军队在开始时却不具备这些。
在战术方面，北朝鲜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采用一种极为有效的方法：他们向固定的敌军阵地直接发起正面进攻或发射火力，然后派部队从两翼包抄；如果可能，就按计划把敌军包围起来，将其挤进一个小小的环形防线内歼灭之，或者迫使敌人投降；倘若不能形成包围，就在敌军身后设置路障，以此切断敌军的退路或敌人的援军。
这种方法在1950年夏季的流动形式下十分奏效。当时，在难以从侧翼包抄的长达数英里的战线上，根本没有兵员充足的主要防线。T34坦克能够直接对着敌军设在道路上的阵地运动，用炮火牵制住敌人，而同时北朝鲜的步兵便悄悄绕过阵地两侧，抵达敌军后方。在这种战术下，上述方法尤其成功。即便一场包围不能奏效，其他包围也往往能成功。
双重包围对北朝鲜人来说也是惯常的战术。千百年来翼侧包围一直是战争的基本打法，但是一些士兵运用起来就比其他士兵获取的成功多。当北朝鲜人能够采用此种打法时，他们就仿效擅长包围战术的最伟大的军队的榜样，即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统率下的蒙古人。蒙古式的进攻方法是以其狩猎方法为基础的。成吉思汗在和平时期，每年冬季都通过大型狩猎这样一种手段训练他的军队。通常由一支队伍开始把猎物往后驱赶，然后侧翼的队伍就运动到中心队伍的前头，绕过猎物来到后方，将越来越惊恐的猎物包围起来，接着从四面八方把它们挤到一起。对蒙古士兵开展的训练，主要是教他们在收缩包围圈时，不让哪怕一只兔子或一头鹿逃掉。这需要对所有实施包围的部队进行难以置信的高度控制。这种方法奏效时，实际上没有一只猎物能够自行逃脱掉。对于那些在大型狩猎中善于包围动物的士兵来说，猎起人来就变得容易了。
当包围战术对北朝鲜人产生作用之时，而情况常常如此，事实上没有一支有组织的队伍，并且通常没有几个人能从陷阱中逃离出来。对于南朝鲜来说，幸运的是北朝鲜没有像成吉思汗那样的军事天才，能够将这一有限的战术观念扩展成一项深远的战略方案，在一场大的协同战役中征服南朝鲜。
第2章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进攻发动之后，在汉城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在华盛顿和麦克阿瑟将军设在东京的远东司令部引起的震惊一样令人头晕目眩。不断有人开始质问，美国的情报机构拥有巨大的极为机密的高级器材，而一支庞大的共产党军队，又有这一切设备、弹药、给养和骚动，怎么能够在一个友邦的边界对面集结起来，并且直到第一轮炮火开始倾泻到韩国阵地上时，竟然没有一个人事前对此有所察觉呢？
中央情报局局长、海军少将罗斯科.H.希伦科特就在进攻开始一天之后采取行动，推卸中央情报局的责任。他向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暗示，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充足的线索，表明进攻就要到来。这一手法立即在华盛顿和东京引发了紧张的秘密搜寻情报失灵的替罪羊的行动。结果却一无所获。每一个责任机构最后都证明，曾经预言北朝鲜的进攻可能到来，但却没有一家机构，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曾经预示进攻就会到来。
假如美国能够预测到这场进攻，假如取消了周末度假，南朝鲜人无疑会感恩不尽的。但是在美国，情报机构的失败也仅仅具有学术意义：因为美国根本没有任何针对入侵的计划，不论入侵发生在哪一天。
情报部门没有解释是谁策动了这场进攻。虽然大多数人把矛头指向俄国，也有一些人把矛头指向红色中国，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北朝鲜人推进的那种令人吃惊的速度仍使许多军官心存疑窦。这样的成功如果不是苏联红军亲自出马，也必然是在苏联的大力帮助下才能取得。在接踵而至的恐慌之中，没有人认识到消除怀疑的那种简单道理，即北朝鲜人拥有坦克，根本不需要其他力量积极参与。一直到某种可以阻挡住坦克的东西引进朝鲜半岛之前，北朝鲜人是战无不胜的。
这场战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朝鲜被迫分裂为两个对抗性的敌对国家，这是一种几乎没有一个朝鲜人向往的局面，但却被苏联和美国的战后地缘政治学的压力强加到了朝鲜人的头上。1945年，俄国一如其数百年来所做的那样，试图将其部队占领的每一寸土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俄国人拒绝接受代表统一朝鲜的全朝鲜政府，因为当时那样的政府可能会把苏联占领的北方并入进去，也许会在选举中击败共产党的控制。俄国人在德国采取了同样的政策，这一政策致使那个国度分裂为两个对抗性的国家。
美国人和俄国人的对抗并不完全针对俄国人拓疆掠土的欲望。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另一种愤怒就一直在郁积。而当依附于苏联的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开始公开地侵略时，这种愤怒便燃起了火焰。其基础是，人们后来认识到，就在俄国人跟德国人打得难解难分之时，日本事实上已被打败；如果美国认识到这些明确的信号，就可以完全将苏联排除在太平洋战争之外。
北朝鲜是俄国人介入对日战争所赢得的战利品之一。另一个战利品是满洲。日本军队在那里向俄国人投降时，交出了大量的作战装备。俄国人把那些装备送给了中国共产党人。由满洲提供的这些装备和牢靠的军事基地确保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内战中所需要的力量。到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人已把中国国民党人赶出了中国大陆，迫使他们逃到了离岸一百英里之遥的海岛台湾省。
在对日战争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为的俄国人，竟成了日本战败的主要受益者。美国在对日作战中提供了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力、物力和智力，却失去了大部分胜利果实，并为共产主义的扩张开辟了道路。
美国最大的错误是，直到1945年7月的同盟国波茨坦会议上，仍坚持要俄国介入太平洋战争，尽管到1944年秋季美国已经摧毁了日本的海军，并已赢得了战争。日本人将没有能力抵御对他们的本土岛屿实施的窒息性封锁。由于日本人对原材料(但最重要的是食品)要依赖进口，封锁就有可能使他们屈服。但是美国人担心，日本人不论其情况如何，将会反抗到底；此外，美国仍坚持一种要求无条件投降的立场。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所持的这一论调来自美国的战争观念：美国人把战争看做是一场善与恶的重大较量。因此，战争的目的是夺取全面胜利，彻底征服敌人。
这一观念跟19世纪伟大的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观念不相一致。克劳塞维茨在其主要论著《战争论》中鼓吹的战争观念是，战争是国家政策的延伸。他在下面一句话中说明，必须把政治目的跟进行战争联系在一起。“政治计划是目的，而战争是手段，决不能认为手段可以跟目的分割开来。”克氏的观点在描述战争的正当目的方面远比全胜学说准确得多。
不仅美国人进行的这场太平洋战争被无条件投降论无望地弄得很不正常，而且战事的明显成功使得许多美国人认为，全面胜利已被证明是战争的唯一目的。将战争看做是追求全胜的这一美国倾向，在朝鲜战争中将给美国人的思维蒙上厚厚的阴影。但是，克劳塞维茨这位造诣最深的西方军事思想家，却拒绝接受如下观点：战争的正当目的是将敌人踩在脚下，将其摧垮。克劳塞维茨说道：“战争只不过是运用别的混合手段继续进行政治交往而已……停止外交照会断绝了不同国家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吗？战争难道不是另外一种表达思想的作品和语言吗？它肯定有自己的语法，但却没有自己的逻辑。”
若没有无条件投降这一准则，日本人也许早就投降了，有可能在1944年晚些时候，而到1945年春天则是肯定的。日本人犹豫不决的原因是，无条件投降将会使他们的天皇面临被作为战犯予以处决的危险，这是日本人无法接受的；天皇对日本人来说是一尊神，也是武装力量的权威中心。日本人愿舍弃其他一切，但不愿失去他们的天皇，他们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观念维系在天皇身上。因此最大的讽刺是，哈里.S.杜鲁门总统最终在这一点上对日本人作了让步，对无条件投降作了修改，把天皇排除在外——但这只是在美国人于1945年8月6日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之后，也是在俄国人于8月8日介入战争之后。
这样一来，俄国人就得到了一份加入对日战争而又没有什么约束的真诚请帖。后来，美国人发现他们被俄国人愚弄了，尤其是被俄国人那种跟西方团结一致的说法蒙蔽了。在战争中打垮了作恶者，给国与国之间带来友谊的美国人发现，他们不仅消灭了对抗苏联势力的德国和日本，而且促进并帮助了苏联这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其领土扩张、控制邻国的倾向跟第三帝国所表现出的情形不相上下。
难怪当时受挫的美国人开始鄙视俄国人，并怀疑俄国人到处在搞共产主义阴谋。
当北朝鲜的炮火打破夏天的平静之时，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形势。美国人很自然地认为战争是由俄国煽动的，北朝鲜和红色中国都是共谋者，中国当时也被看做是苏联的一个附属国。美国人怀疑到处都有共产主义分子，正是这种疑心削弱了美国领导人把共产党大国当作普通国家来对付的能力，共产党国家也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和局限性。共产党国家被看做是黑暗的王国，是不能宽容的。因此，朝鲜战争——虽然根本不具备圣战的条件——从一开始(并且几乎到最后)都被许多人看作是光明与黑暗的凶恶势力之间的某种较量，是密特拉教和摩尼教式的较量。正是这一点才使许多美国军界领导人，尤其是麦克阿瑟将军，产生了一种看法，他们认为，这场战争不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应获取全面胜利。
第3章 分 割
朝鲜沿三八线被分割开来，由此引出了许多事端。但奇怪的是，这种分割却是漫不经心的安排，任何一方都没有进行认真计算。最初的意图只是在进入朝鲜接受日军投降的美苏军队之间划一条线。尽管盟军曾经答应朝鲜最终实现独立，但在战争结束时，朝鲜半岛仍被看作是敌占领土，因为朝鲜在1910年被日本并吞。而在那之前，朝鲜已经有了将近两千年的或多或少的独立史，不过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处在中国封建帝国宗主权力的保护之下。
在波茨坦会议上，尚没有出现俄国和美国之间的分界线问题。如果出现的话，美国官员已准备提出一条十分接近最终选择的分界线。时任陆军作战训练处处长，并且出席波茨坦会议的约翰.C.赫尔中将与他的参谋人员决定，美国在其区域内至少需要两个主要港口。他们选中了韩国首都汉城的港市仁川和位于该国东南角的主要深水港釜山。
这两个港口5年之后对韩国人和美国所具有的那种命运攸关的重要性，陆军作战训练处的军官无疑是一无所知的。朝鲜战争即将表明他们的直觉是对的，因为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果取决于对仁川和釜山的占领。
实际行动是由美国军官C.H.波恩斯蒂尔上校于1945年8月11日采取的。他协助起草了发给时任盟军最高司令官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第一号通令，并就有关日本投降和占领日本方面给麦克阿瑟下达指示。作为一条便于确定的分界线，波恩斯蒂尔上校将其定在三八线上，该线距汉城和仁川以北大约25空里[译者注：“空里”(airmile)是用英里计算的直线距离。]。波恩斯蒂尔的建议在最终草稿上得以保留，并得到了俄国人的同意，而且随着冷战的进展，变成了两个朝鲜之间的边界线。三八线作为一条行政管理分界线，而不是一条政治上的分界线，其本身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该条线从朝鲜最宽阔的地方穿过，跟任何地理特征都没有丝毫联系。另外，它还把西部的瓮津半岛从南朝鲜的其余部分划了出去。选定三八线作为一条分界线，立即引起了朝鲜人的愤怒。它将这个国家不自然地分割开来，这使三八线两边的朝鲜人群情激愤，他们都强烈希望将其清除掉，把国家统一起来。
1945年，苏联人迅速着手巩固其对北朝鲜的控制，并开始粉碎任何一种成立统一国家的可能，除非它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1945年后期，四大国(俄国、美国、英国、中国)联合委员会同意成立一个隶属于该委员会的全朝鲜托管的政府，俄国人却暗中对此进行破坏。俄国坚持，委员会只跟支持托管制度的朝鲜政治团体打交道——实际上只是少数共产党团体和亲共产党团体，因为所有其他的朝鲜政治派别都反对托管制，并要求尽快独立。俄国人还在三八线上封锁了边界，对出入北朝鲜的车辆进行严格限制。这就有效地制造了两个朝鲜国家。美国无法克服苏联的不妥协立场，便于1947年在联合国提出了这个问题。1947年11月14日，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同意进行一次全朝鲜选举，并任命了一个九国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UNTCOK)，对选举进行监督。
该委员会于1948年1月8日在汉城的德寿宫召开会议。不过，该委员会少了一位成员，因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拒绝参加；但是俄国却在北部禁止选举，并拒不允许委员会进入北朝鲜。这一失败在委员会内部引起了有关其合法地位的疑虑，委员会主席要求再作出一项联合国决议。1948年2月26日，联合国临时委员会决定，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在其尽可能到达的朝鲜地方继续进行选举。当然，这意味着仅仅在三八线以南的那一部分，即由美国军政府统治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个南朝鲜的极端右翼党派赞同联合国的选举，即李承晚的“迅速实现朝鲜独立的国民协会”和“朝鲜民主党”。
朝鲜人很少相信，在南部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将会最终产生一个统一的朝鲜，即使它得到联合国的支持，并标榜为全朝鲜的政府。大多数朝鲜人担心，这样的选举将会使朝鲜永远分裂，因为俄国人会在北部很快建立一个与之相匹敌的共产党国家。温和派和左翼党派对这一前景感到极不高兴，他们敦促人们联合抵制定于1948年5月9日举行的联合国选举。
在过渡期间(1948年4月22-23日)，北朝鲜共产党掌管的人民委员会邀请三八线两边的朝鲜团体，到北朝鲜未来的首都平壤参加一个大型的有关祖国统一的会议。与会代表545人，其中360人来自南方。参加会议的唯一一位有知名度的朝鲜右翼代表人物是流亡的前韩国临时政府(1919年在上海成立)主席金九，但是南方的许多温和派和左派组织参加了会议。驻朝美军司令官约翰.R.霍奇中将谴责这次会议是共产党分子的一个政治阴谋。大约在此时，俄国提议所有外国军队从朝鲜撤离，朝鲜的事情由朝鲜人民自己去办。这一建议与平壤会议公报中的要点相似。
平壤会议是苏联和北朝鲜共产党分子阻挠联合国选举的最后一次努力，其结果是使朝鲜的政治形势两极分化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由于南朝鲜所有的温和派领袖都反对联合国选举，在朝鲜境外逃亡40年之久的李承晚在南部便没有任何有力的挑战者。因而，联合国选举就意味着在南部建立一个右翼政府；而俄国就会在北部成立一个共产党政府与之相抗衡。无疑代表着三八线两边大多数人的温和派因此便被小小的伎俩彻底战胜，朝鲜也一举被分裂为两个极端的政治阵营，而且这两个阵营被三八线分割成了两块领土。这样一来，朝鲜在1948年5月便发现自身已在地理和意识形态上明显分裂开来，恰如1860年美国南北两方的分裂那样显而易见。因而内战的条件已经成熟。朝鲜的温和派在联合国选举之前，面对俄国的不妥协和美国对共产党动机的怀疑，曾希望和平地缔造一个统一而又民主的国家，而内战的重大损失使那种希望十分渺茫。此时，在一个分裂的家庭里，唯一赢得统一的手段将是战争。
如果世界在1948年没有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如果朝鲜不是处在这两个阵营的中间，那么发生在这个“晨静之乡”的冲突可能会是严重的，也许会是激烈的，但它最终会在朝鲜范围内，以朝鲜的方式得以解决。可是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偶然因素，朝鲜将成为美国和苏联之间力量竞赛中的一名小卒，而双方的目的则跟朝鲜半岛毫无关系，朝鲜人本身也已沦为牺牲品。
如果美国和苏联愿意在选举问题上冒险，让所有党派进行一次真正民主的全朝鲜选举，那么就不会产生右翼的南朝鲜，也不会产生共产党的北朝鲜，而会选出一个对共产党分子和右翼地主都不利的温和政府。但是美国对共产党在东欧的颠覆活动仍记忆犹新，因此并不相信俄国。而对西方抱有偏执性反感的苏联人也不相信美国。
也许更重要的是，俄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妄图控制朝鲜，不愿仅仅为了满足朝鲜人民的民族愿望，而从自己所占据的地位上撤下来。
因此，朝鲜发现其本身在双重地奉行一种一千年前就曾经采取的“和议”政策，即依靠一个大国以保护自身的独立。这一政策使得朝鲜能够脱离中国独立存在达数百年之久，从而对两国都有好处：朝鲜几近独立，中国对朝鲜加以保护，并把朝鲜当作一个缓冲国，以抵御日本人和其他来自东方的可能入侵者。
和议政策在李氏王朝统治朝鲜时期达到了顶峰。该王朝的缔造者李成桂国王甘愿作中国的“开化的进贡国”。他在1392年说道：“吾等区区小国，可充作围栏与墙壁，以报效皇上浩荡天恩。”
然而在1948年，朝鲜发现自己不得不同两个对立的大国，而不是一个大国，玩弄和议手法。在南方，出现了一个由美国支持、联合国认可的韩国，并由73岁的李承晚担任独裁总统。在北方，苏联则创立了朝鲜人民共和国，选举30岁的共产党人金日成作首相，金日成以前曾在苏联军队里做过军官。
至于说李承晚对和议政策的依赖程度，也就是说，如果他向北朝鲜挑起公开冲突，他是否期望美国前来帮忙，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很大分歧。美国在支持联合国选举之时，自己也不清楚这是否是在获得一个“开化的进贡国”韩国，是否是在像以前的中国封建帝国那样，同南朝鲜确立一种“老大哥”与“小弟弟”般的关系。然而李却经常鼓吹动用武力使朝鲜统一。可是知情的军界人士都很清楚，李并没有这样一支兵力。李把和平统一的观点当作异端邪说来对待。至迟在1951年3月1日，他曾说道：“尽管大洋彼岸的朋友建议，不要攻打北朝鲜的外国傀儡，但是北方处在苦难中的兄弟的呼声却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应对这一呼声作出反应。”
人们也不清楚苏联是否开始有意充当北朝鲜的老大哥这一角色。俄国的战略意图已经越过朝鲜，指向了美国。但是，北方的金日成却已摆出咄咄逼人的姿态，跟李承晚的架势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到1948年底之时，两个敌对的朝鲜政府在三八线上形成了对峙之势，每个都声称自己代表整个朝鲜，而且每个都努力要把对方消灭。双方都发动过边界袭击，有些袭击还造成了相当大的伤亡。北朝鲜游击队还渗透到南部的山区，在那里进行恐怖活动。三八线上以及南方内部的这些暴力行动，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战争开始。
北朝鲜尽管面积较大(4.8万平方英里，比英格兰和纽约州稍小一点)，由日本人建造的为数不多的工厂大部分也都归北朝鲜所有，但它大部分都是山区，不那么富饶多产，而且1950年时也才只有900万人。南朝鲜(面积3.7万平方英里，略大于葡萄牙，略小于弗吉尼亚州)有2100万人，并拥有最肥沃的农田、大部分轻工业和大多数大城市。
在这两个国家里，大多数人是农民(在北方农民占62%，在南方占70%)，他们耕种着小块的稻田或高低田，多半是靠手工劳动，间或借助于牛或水牛。农民们群集在小村庄里，住的是茅草屋顶的房子，每天外出到附近的田野里劳作。在一个自然秀美的国度里，完全用当地材料建起的村庄好像是从大地上自然长出来似的，它们常常是最优美的景观。在低地和较低的山区，几乎所有的农业都在那里开展，村与村之间通常只隔一英里左右。这些村庄宛如未经雕琢的璞玉一样，散布在修整过的一块块绿色的田野风景线上，与荒凉的、布满灌丛或林木的高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两边的士兵都把村庄用做方便而又易于识别的目标，也把它们当作集结点和防御点来使用。因此，村庄常常遭到战争的一般性破坏。尽管如此，很少有人不被它们那种质朴无华的美所感动。
村庄是乡村人生活的中心。村民们很少主动地远离村子。正如朝鲜作家姜泳诘(音译)在谈起他的故乡松树村时所说的那样，“千百年来，人们的衣食居住和风俗都没有改变，村民们一直过着愉快的生活”，从山上流下的溪水穿过田野，流到河里，然后注入大海。这道山水“是他们中唯一走得较远的漫游者”。
除了战争本身外，朝鲜还有两个方面跟嗅觉有关，使得这个国家看上去不像是一座伊甸园，至少对美国人和欧洲人来说是如此。其一是那些无处不在的牛拉“粪车”，车上装着简朴农民收集起来的撒在自家田里的自己的粪便，散发出一种极为浓烈而刺鼻的气味，简直能把西方人熏得头晕目眩。其二是朝鲜那种民族风味的菜蔬，由白菜、大蒜、辣椒、萝卜和其他物料混在一起腌制而成，通常叫做“泡菜”。碰到这种菜的时候，比如，一位可爱的朝鲜姑娘呼出的气，一般都会对西方士兵产生一种极强的影响，使他对她的兴趣顿时消失，他的性欲也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片外国士兵横行的国土上，朝鲜的许多姑娘得以保住贞操，她们的母亲无疑会感谢泡菜。
第4章 不许干涉台湾和朝鲜
从长远看，人口方面的优势将会使南朝鲜在这个半岛上占有优势。但是从短期来看，北朝鲜却占有军事优势。他们拥有一支俄国缔造的陆军和空军，这支队伍比南朝鲜的要强大得多。金日成和其他北朝鲜领导人显然推想，他们如果要发动攻击，那就必须尽快动手。
在远东地区，对于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来说，进行挑衅性冒险的条件也是再合适不过了。1949年后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同中国国民党人的内战中，已经在大陆取得了最后胜利，并且正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北平)。只有国民党的领导者和一部分国民党军残余撤到了中国岛屿省份台湾。1950年初，红色中国人正积极准备侵入台湾，这一行动将会把全中国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并将最终结束旷日持久的内战。美国没有必要干涉红色中国。然而，蒋介石和国民党人被打垮这一灾难，却使美国的“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和保守的共和党人坐不住了，他们紧急呼吁支援蒋介石，阻止红色中国接管台湾。
中国共产党人自身也使这个问题突然变得尖锐起来。1950年1月8日，北京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发了一封电报，坚决要求联合国接纳红色中国，驱逐国民党中国。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雅可夫.马立克提出了一项驱逐国民党中国的决议案。
在接着进行的辩论中，美国反对苏联的决议案，但却宣布说，美国愿意让安理会成员国进行投票表决，并且不使用否决权，若有7票赞成，美国就接受表决结果。马立克遭到了失败：1月13日的投票结果是6比3，英国和挪威弃权。虽然马立克仅差一票，但他却立即退出安理会会场，并宣布只要国民党代表不走，苏联就将抵制联合国。
这是一次难以置信的极端行动，因为已经有26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15个是联合国成员国)，如果苏联再耐心随和一点，这个问题也许很快就会解决。尽管在美国保守派给予蒋介石很多支持，但是杜鲁门政府还是决心不把这个问题推到摊牌的地步。马立克的行动激怒了其他联合国成员，使他们更加反对接纳红色中国。
不久，英国驻联合国代表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对苏联引发的这一危机的真正动机提出了质疑。他怀疑苏联不是要帮助红色中国进入这一世界机构，而是要阻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以便使北京“更为有效地同西方隔离开来，而处于俄国的控制之下”。按照克里姆林宫拜占庭式的想法，这样的政策是很合乎情理的，因为苏联不大想跟另外一个具有潜在力量和影响的共产党国家——红色中国分享这一重要的世界舞台以及其作为共产党世界卓越领袖的地位。
对于警觉的西方人来说，马立克的行动本应该是一种提示，告诉他们存在着打破共产党团结的可能性，至少有可能着手把红色中国从俄国脱离开来。遗憾的是，西方领导人，尤其是美国领导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坚如磐石、不可分割的威胁性力量。直到1951年春天举行的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时任国防部长的乔治.C.马歇尔还举证说，中国是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这种看法在美国广为接受，很少有人注意到埃德加.斯诺这样的人的声音。斯诺是红色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相识，《西行漫记》的作者。他在1949年4月9日的《星期六晚邮报》上撰文写道：“中国将成为第一个不受莫斯科支配的共产党掌管的大国。”
大约就在苏联代表走出安理会会场之时，美国在华盛顿发表了两个声明，一个声明很可能使北朝鲜人下定了侵略的决心，而另一个则减轻了红色中国对美国的担心。两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对两个声明都信以为真，而且对随后的美国行动作出了大错特错的评价，这使他们对变化不定的美国政治舞台的误解变得更加可悲了。
第一个声明是由杜鲁门总统于1月5日发表的。杜鲁门说，美国不想在台湾建立基地，也根本“不打算动用其武装力量干涉(台湾)目前的局势。美国政府不会走一条导致其介入中国内部冲突的道路。美国同样不会给福摩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出谋划策”。
第二个声明是由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于1月12日向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艾奇逊说美国的“防御半径”沿阿留申群岛至日本，然后延续到琉球群岛(冲绳岛)和菲律宾群岛，如有必要，这些阵地将由美国以武力来保卫。朝鲜和台湾都没有被艾奇逊包括在防御半径之内。在他讲话中的其他地方，他谈到了太平洋的“其他地区”：“必须清楚，谁也不能保证这些地区不会遭到军事袭击……如果发生这样的袭击……最初必须依靠遭受袭击的人民来抗击袭击，然后要依赖整个文明世界按照联合国宪章所给予的支持。”
这两个声明反映出一种忧虑，即对美国军队在亚洲的陆上战争所承担的义务放心不下，也反映出美国人对整个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国民党人的幻想已严重破灭。早在1947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杜鲁门政府的默许下就已决定，美国对在朝鲜保留地面部队没有多少战略兴趣，美国可以通过空中打击对付任何共产党人在那里的侵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则更加复杂，但是到了1950年，美国领导人已经得出结论，即美国的军事力量不应用在支持蒋介石上。这一决定则是在经过很长一段极为痛苦的深刻反省后作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美国就付出了非凡而又认真的努力，以避免中国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发生内战。杜鲁门总统派遣陆军五星上将、战时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去从事一项实际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的话来说，就是在“一个友好政府的领导人和致力于推翻该政府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间进行调解”。消除双方间二十多年的斗争和不可调和的分歧，这样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马歇尔于1947年1月无功而返，对双方均不妥协表示谴责。到了1948年，国民党人尽管有美国的有力支持，却显然正在输掉那场战争，杜鲁门政府于是便开始逐步从中国摆脱出来。但由于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敦促给予中国更多的援助，在中国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不是减少援助和努力，再加上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加紧施加压力，从中国脱身的进程因而就慢了下来。但在1949年8月5日，杜鲁门政府却坚定地表示要撤离中国，以减少在中国的损失。
这一举动是由迪安.艾奇逊以国务院白皮书的形式作出的。白皮书既遭到了美国右派的严厉谴责，也遭到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本人的严厉谴责。
编写白皮书的目的是澄清杜鲁门政府的立场，为政府赢得更多的支持。白皮书叙述了中国过去5年中事态的进展情况，力图说明美国为什么不能再从军事上援助国民党中国人，并力图解释美国别无他择，只能作壁上观的原因。
白皮书说，国民党人已使美国提供给他们的许多军事装备落入了共产党人的手中，即使给予更多的援助，也不能挽救蒋介石政权。艾奇逊说，美国进行全面的军事干预将会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并将使美国的历史政策改弦易辙。
“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艾奇逊最后说，“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一结局；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美国的批评家很快便指责艾奇逊是出于一己私利为美国的政策进行辩护，力图掩盖国务院方面的错误。然而，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却认为，白皮书中披露的资料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美国已经陷得那么深。
在国会内部，白皮书激起了共和党人的愤怒。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H.斯泰尔斯.布里奇斯说，白皮书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中国战争是输在了华盛顿，而不是输在中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威廉.F.诺兰、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肯尼思.S.惠里，以及内华达州参议员帕特里克.麦卡伦(其人是一位与保守的共和党人保持密切联系的民主党人)与布里奇斯参议员一道宣称，长达1052页的白皮书是“在粉饰一项无所作为、一厢情愿的政策，这项政策只能促使亚洲置于被苏联征服的危险之中”。
但奇怪的是，毛泽东实际上也把白皮书称作是一种粉饰，不过他说这种掩盖是在推卸美国政府失败的责任，它未能“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1948年8月，毛为红色中国的新华社撰写了四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他在其中一篇评论中说，白皮书透露“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来。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
毛也许比杜鲁门或艾奇逊想要承认的还要正确。不过，美国不干涉台湾的保证尽管遭到共和党人的谴责，但若不是爆发了朝鲜战争，人们还是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美国会信守诺言。虽然一些共和党人极力反对，但是美国不干涉亚洲的基调直到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抗击共产主义的圣战思想占据支配地位之后才发生了变化。
尽管后来艾奇逊因向新闻俱乐部发表的那一篇“放弃”南朝鲜的声明而遭到许多批评，但他只不过是明确表达了一项美国既定的政策决定，而其他国家若是仔细注意，也许已经明白了这项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所作的一项研究与此尤其相关，该项研究概述了美国在远东——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完全相同的“防线”。而且几乎在艾奇逊向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一年之前，麦克阿瑟在会见一位英国记者时就已划定了同样的防线。
北朝鲜人无疑对美国的这些声明完全理解，他们犯下的错误是相信了这些声明。
从表面来看，北朝鲜把宝押在了美国身上，美国可能会对发生在朝鲜的入侵行动置之不理，这种预测只能被看做是掷骰子式的预测。即便是在受制的情况下，人的反应也很少是可以预言的。在当时，不论五角大楼的领导人作出了什么冷静的战略预测，制定出了什么政策，美国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几乎完全是敌对的，并且是受突然的主观情绪上的反应支配的。
美国人普遍认为，是俄国人在怂恿北朝鲜人发动进攻，而俄国人错误地估计了美国的反应。虽然这一揣测出自一种一般的看法，即所有共产党国家都在一道密谋反对西方，但其中却蕴涵着一种逻辑要素。对于北朝鲜人来说，他们如果没有潜藏不露的优势，仅仅因为美国所表白的不干涉政策，就独自冒险去搞一场风险很大的游戏，那是十分愚蠢的。华盛顿以及其他西方首都的大部分忧虑和疑惑不决的原因即在于此：西方领导人认为，若是美国人真的出面干预，而北朝鲜人如果得不到俄国或红色中国，或者两者共同的援助保证，就绝不会悍然发动进攻。对于西方领导人来说，1950年的朝鲜进攻似乎跟1914年的萨拉热窝进攻差不多。北朝鲜人敢于蔑视美国，跟1914年塞尔维亚敢于小瞧奥匈帝国一样，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保证：如果对抗失败，俄国肯定会来帮助。
当然，即便北朝鲜得到了这样的保证，对方也从来没有兑现过。更有可能的是，北朝鲜领导人认为，如果他们遇到了麻烦，苏联或者红色中国将不得不前来援助他们。事实上，苏联从来没有付出任何努力伸出援助之手，甚至在美国空军对西伯利亚的一座机场(飞行员错误地以为该机场是在北朝鲜境内)进行袭击的情况下，苏联仍置之不理。红色中国的动因也跟挽救北朝鲜领导人的生命无关，而是要保护中国免遭美国的可能侵略。
根本没有证据表明苏联政府的确煽动了这次入侵行动。相反地，却有重要的证据证实北朝鲜人策划了此次入侵。并且证实俄国人在得到消息之后，跟北朝鲜人一起期望美国人不要介入。
在赫鲁晓夫(后来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回忆录中，据说金日成在1949年年底及以后的时间里，曾跟约瑟夫.斯大林讨论过北朝鲜的进攻计划。根据赫鲁晓夫的叙述，“北朝鲜人想用刺刀尖捅一下南朝鲜。金日成说，这一捅会在南朝鲜内部引发一次爆炸”，那将导致李承晚下台。赫鲁晓夫说，这个主意引起了斯大林的兴趣，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要好好想一想，回头拿出一个具体方案。过了一段时间后，金回来了。此时斯大林又迟疑起来，原因是美国可能会干预。回忆录中说，斯大林征询毛泽东的意见，毛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认为美国不会干预朝鲜的内部问题。
赫鲁晓夫对战争过程本身的记忆事实上存有错误。他对斯大林与金以及与毛的谈话的记忆是否更为准确，很难确定。如果斯大林果真和金日成一起密谋策划，那么他并没有认识到这场进攻在全世界将产生的影响，他应对此感到愧疚。当时，苏联仍在抵制联合国安理会，以抗议安理会拒绝接纳中国共产党人。这使美国得以通过安理会匆匆对北朝鲜表示谴责，并号召联合国成员国对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结果是，美国在朝鲜的行动堂而皇之地得到了认可，而北朝鲜人却被作为侵略者遭到了强烈谴责。
在这场宣传战上，美国赢得了没有异议的重大胜利。如果俄国人事先知道北朝鲜的进攻，他们本该提前返回安理会，以否决任何针对其同盟国和附属国的惩罚行动。俄国人没有回到安理会，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政策变化太慢，无论发生什么事件，其应变速度仍旧缓缓若冰河流动一般。即便如此，苏联也没有再犯这一错误。从1950年8月1日起，其代表便回到了安理会，对苏联不喜欢的任何提议行使否决权。
然而，有迹象表明俄国大大地卷入了，或者至少是默许了北朝鲜的进攻。其一是北朝鲜军队中有俄国的顾问。即使苏联自身没有参与备战，但这些军官应该觉察到了备战的情况，并提醒他们的上司注意此事。詹姆斯.F.施纳贝尔和罗伯特.J.沃森在其撰写的《朝鲜战争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史》中就持这一极端立场。他们认为，苏联对北朝鲜的军队控制很严，进攻必然需要斯大林本人的同意。苏联参与的第二个线索，是1950年10月美国军队在汉城发现的两道用俄文书写的进攻命令，这两道命令是在进攻前3天的1950年6月22日由北朝鲜军方官员发布给北朝鲜第4师参谋长的。第三个线索是，1950年春季从苏联往北朝鲜运送了大批重炮、自动武器和螺旋桨式飞机。运送了这么多物资，苏联不可能不问一问北朝鲜打算用它做些什么。
中国共产党人介入进攻的情况完全停留在赫鲁晓夫的说法上，他说在进攻之前斯大林曾经征询过毛的意见。事实上，红色中国人在征服台湾之前，不可能有任何理由鼓励他们在远东冒险。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的干扰，共产党人也许在1950年夏天就对台湾岛发动了进攻。因此，如果问及中国人的意见，十有八九将会是否定的。
关于战争的根源，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这一说法不是指责共产党人，而是指责南朝鲜的总统李承晚。该论点是由I.F.斯通于1952年提出的。斯通论述说，李本人可能挑起了战争，也或者是他故意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好让美国军队介入进来给他以支持，并以此作为挽救其政权的唯一方法。
1950年5月30日，南朝鲜国民议会的选举对李承晚来说是令人泄气的。曾经联合抵制1948年选举的温和派和无党派人士在1950年的选举中显得强大有力。人们对李的专横跋扈的工作方法感到愤慨(他试图将选举推迟到11月份，但是没有成功)，在此情绪的帮助下，温和派和无党派人士获得了议会中的大部分议席。这意味着李已成为一位跛脚鸭总统，他之所以还留在任上，只是因为他的任期为4年。在已发生变化的国民议会中，显然李是不会重新当选的。
斯通发问，进攻是从北方开始的，还是如北朝鲜人声称的那样，是由南方通过小的袭击故意挑起的？斯通详细叙述了北朝鲜的说法：南朝鲜首先发动了攻击，北朝鲜赶走了入侵者，然后转入进攻。北朝鲜人试图将罪责推到南朝鲜人身上，这种做法经不起调查的考验。一支防御漫长边界的部队，会把兵力分散开来，以承受对各个薄弱地点的攻击，因为如存在一条没有设防的通道，就会给入侵军队提供突人到后方的路线。北朝鲜军队并不是沿三八线分散部署在防御阵地之上。正相反，它是沿一条小的和三条大的接近敌人的通道集中纵深部署的，而且沿每一条大的通道都有两个师的兵力，以传统的防御阵式梯次加以部署。另一方面，在攻击发生之时，南朝鲜的8个师中只有4个师驻扎在三八线附近，这表明南朝鲜根本没有进攻的意图。
如果北朝鲜发动进攻，李承晚就指望美国前来帮忙，这种论点也同样值得怀疑。该论点假定，李对美国的态度和情感比美国国会议员和大多数美国的行政长官本人还要了解——因为在美国，根本没有出现高涨的支援南朝鲜的呼声。倘若不是杜鲁门决定果断地采取行动，美国很可能不会进行干预。例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N.布莱德雷将军，起初就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想到美国会完全改变自己的不干涉政策，为挽救南朝鲜而战斗。
就美国对南朝鲜的意图来说，李承晚还有另外一个小心谨慎的原因：尽管南朝鲜要求美国向韩国军队提供进攻性武器，但却遭到了美国的拒绝。李的逻辑信条和大概看法是，在遭受攻击的情况下，美国不会前来帮忙，反而会将他抛弃。美国不仅公开宣布南朝鲜不在美国的环形防线之内，而且故意缩减南朝鲜的军事要求，因为美国领导人担心，李会动用强大的进攻力量入侵北朝鲜。美国更害怕南朝鲜对北朝鲜采取侵略性行动，而不是相反。李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意识到，美国正在设法从朝鲜脱身，而不是将自己卷入进去。
李要从这些现实情况中作出推断，或者谋划一次对北朝鲜的虚假攻击，或者为了把美国牵扯进来，故意招引北朝鲜人发动进攻；这就意味着，李应具备预测美国人的态度和反应的能力，但李在以前和以后，从来没有表现出这样的能力，而且也没有一位美国领导人，包括突然完全改变美国政策的杜鲁门总统本人，曾经展示过这样的能力。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不是别人，正是杜鲁门使美国在朝鲜进行了干预，是他在未经考虑的情况下突然作出了这一决定。虽然计划是由艾奇逊带头制定的，但决定却是杜鲁门作的。其原因不是要挽救李承晚政权，而是要对突然臆想出的苏联的征服阴谋进行打击。这跟一位牛仔意外地发现一条响尾蛇盘卧在他的脚旁，便出于盲目的本能和怒火朝蛇打去没什么两样。
第5章 跨越三八线的攻击
北朝鲜人在迅速抵达汉城的行动中，大大加强了他们在西边的侧翼军队(参见图1)。北朝鲜指挥官蔡应峻将军将他的7个进攻师中的4个师投入到西边的两条接近敌人的通道中，又把他们的150辆坦克中的120辆投了进去。他还把另外两个师派到中间防区，一个师从华川向紧靠三八线南边的十字路口春川推进，另一个师(配备有其余的30辆坦克)从麟蹄向春川以南20英里的洪川压去。太白山脉沿东海岸形成了一段高高的难以克服的隆起地带，而在太白山脉那边，北朝鲜人将其最后的一个师(即第5师)和一个独立的团级规模的步兵队伍(第766支队)投入行动。他们沿着东海岸狭窄的道路推进，企图到达南朝鲜军队的后方。最后的进攻是一场旅级规模的进攻，矛头指向韩国驻扎在孤立的无法防御的瓮津半岛上的一个团。韩国军队在损失了一个营之后从海上撤离了瓮津。
图1 1950年-1953年的南朝鲜（点击图片可浏览大图片）
进攻的直接后果是，北朝鲜除了在春川受挫外，到处都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在春川，北朝鲜第2师的1.1万人在没有坦克帮助的情况下，遭遇到了韩国第6师2400人的第7团(没有给他们中的任何人放周末假)。韩国军队部署在该镇北边一道山岭上的混凝土掩体里，他们完全击败了北朝鲜两个团的进攻。到了下午晚些时候，北朝鲜的师指挥官又将他的最后一个团，即第3团，投入了战斗。但那时韩国第6师的后备团已从原州赶来，北朝鲜人便一事无成了。
春川之战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韩国部队抵御一般的没有装甲部队支援的步兵进攻的能力。
北朝鲜人只有命令正向洪川挺进的第7师及其坦克车辆掉转头来逼向春川，才能夺取春川。
他们和北朝鲜的第2师在6月28日拿下了春川，韩国人向南撤去。
西边的钳形进攻与此完全不同。面对北朝鲜4个进攻师和第105装甲旅的120辆坦克，南朝鲜人有一个师(第1师)驻扎在距三八线以南2英里的朝鲜古都——开城附近，另有一个师(第7师)守卫着通往议政府走廊的北方通道，这条走廊是千百年来从北方南下的历史入侵路线。
韩国第1师在开城周围的部署对于承受北朝鲜第1和第6师以及40辆坦克的进攻来说是很糟糕的。它直接沿平壤至汉城的主要公路和铁路线部署兵力。在进攻之前，美国顾问和韩国的军官就已决定，第1师唯一可守住的防线是开城南面和东面的临津江。但是在进攻的当日早上，该师的两个团(第12和第13团)却从开城以西15空里的永安分散部署到距开城以东15空里之遥的高浪浦，而其第三个团(第11团)仍在汉城以北留作后备部队来用。
北朝鲜人以坦克作先导，沿公路和铁路向开城挺进，他们打垮了第12团，该团的残部向东南方向临津江边的汶山逃去。第1师师长白善烨上校急忙把留作后备队用的第11团派往汶山，从左翼掩护高浪浦的第13团，并保护临津江公路大桥，直到第12团的幸存者逃过江之后，再把桥毁掉。但是，北朝鲜人紧跟在第12团残部后面穷追不舍，只有两个连逃脱追击，大桥却完好地落到了北朝鲜人的手中。
第13团的一些南朝鲜人意识到北朝鲜的坦克是一种决定性武器，便试图将高爆弹、炸药包或爆破筒投掷到坦克下面。他们倒也摧毁或击伤了几辆坦克，但大部分自告奋勇的南朝鲜人都在行动过程中被打死，于是，此种日本神风敢死队式的攻击很快就停止了。即便是这样，第1师仍在其阵地上坚守了3天，直到不久之后在议政府走廊发生的溃败才迫使它撤离，以免遭到敌人的包围。
议政府走廊是朝鲜铁原和汉城之间山岭中的一道几乎是南北走向的隘口(即所谓的东豆川路)。另一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低地走廊(即所谓的抱川路)在议政府处跟这条走廊相会。北朝鲜人派遣了一个兵员为1.1万人的师，在40辆坦克的援助下沿着这两条走廊向前挺进。阻挡两个北朝鲜师(第3和第4师)的是韩国的第7师，有兵员9700人，其中一个团驻扎在三八线上，另一个团部署在两条走廊上。第7师是所有南朝鲜部队中遭受打击最严重的队伍，不仅蒙受了80辆T34坦克的攻击，而且遭到了24门苏制SU-76型自行平射火炮的打击，该种火炮可以发射76毫米的高速炮弹。北朝鲜人在两条走廊上都取得了稳步进展。
到6月25日上午9点半，汉城的韩军最高司令部已判定，北朝鲜的攻击不是一次常见的“大米袭击”，而是一场真正的进攻。议政府走廊必须要保住，否则汉城就会门户洞开，被敌人占领。韩军最高司令部立即命令分散在南朝鲜内地的各师部队开往前线。驻扎在大田(距议政府以南大约140英里)的第2师(8000人)是第一支开拔的队伍，其部队于下午两点半离开了驻地。
韩军参谋长蔡炳德(“肥仔”)少将想让第7师于次日(6月26日)早上在左翼的东豆川路上发动反击，让尚未到达的第2师在右翼的抱川路上进行反攻。这就要求第7师将其派到抱川路上投入战斗的兵力脱离战斗，到东豆川路上集结，而夜间仍在议政府集结的第2师，必须在黎明时分部署到抱川路上。显然，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第2师师长李永君准将和蔡将军的美国顾问詹姆斯.W.豪斯曼上尉都告诉他说，这样是不可能的，但蔡将军置之不理，仍旧命令反攻。
第7师的部队大约在子夜时分从抱川路上撤离，于次日早上在议政府北边的东豆川路上集结，并发动了反攻。该师的反攻一时间取得了进展，这给军官们很大鼓舞，他们迅即把这一消息传到了汉城、东京和华盛顿。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因为在右翼的抱川路上一场灾难正在发生。第2师的指挥官李将军到6月26日早上仅仅把师指挥部和两个步兵营部署妥当，他显然判定反攻将是徒劳无益的——他也根本没有发动反攻。到上午8点，一队由坦克开路的北朝鲜人出现在大路上，正在向南挺进。韩国大炮朝坦克射击，一些炮弹打中了目标，但却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北朝鲜的坦克停了不大一会儿，然后又隆隆地穿过第2师的阵地，开进了议政府。紧随其后的北朝鲜步兵与韩国部队交上了火。韩国部队担心被围，便撤到了周围的小山里。
此时第7师的右翼已经敞开，因此它不得不停止反攻，撤退到议政府以南的地方。此刻，议政府周围有效的协调防守已经停止，仍在高浪浦周围坚守的第1师发现侧翼受到了威胁，于是不得不撤了下来。
前线的溃败在汉城引起一片恐慌。次日(6月27日)早上，韩国部队司令部撤离汉城，搬到了距首都以南汉江彼岸大约7英里的始兴里，连美国驻韩军事顾问团司令部和司令官威廉.H.S.赖特上校都没有通知。赖特上校在韩国发出命令之后，从驻韩军事顾问团的车载无线电上收到了东京发来的直接电讯：“麦克阿瑟个人致赖特：回到你们原来的地方。重要决定即将作出。不要懊丧。”赖特手里有了这纸电文，就可以说服蔡在当晚将韩军司令部搬回汉城去。毫无疑问，当时的情形是，驻韩军事顾问团的官员感到，他们常常在十分危险的形势下被迫代人受过；美国人于是戏言，驻韩军事顾问团真正代表的是“马屁精”。
韩国政府决定6月27日搬到大田。在走之前，国民议会正式请求美国和联合国提供“及时有效的援助”，抗击北朝鲜的侵略。
美国大使约翰.J.穆乔及其工作人员转移到了汉城以南大约20英里的水原。在此之前，穆乔已经开始组织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妇女、儿童和非军事人员从朝鲜撤离，这一进程在穆乔和美国大使馆撤至水原时仍在全面进行。按照几乎一年前就制定出的应付此类紧急情况的行动计划，穆乔在6月25日上午10点钟时开始组织平民撤离。到6月26日凌晨1点钟，美国人正从他们在汉城的住宅里向一艘停泊在仁川码头的匆忙征用来的挪威化肥船上转移；到下午6点钟时，共计682名妇女和儿童上了船，轮船离岸向日本驶去。在同一天，另一艘停泊在釜山的轮船，运载了从朝鲜南部撤离的美国人的家属。第二天(6月27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侨民，继续以更快的速度从水原机场和汉城西南几英里之遥的金浦机场乘飞机撤离。
从日本飞来的美国战斗机为了保护撤离行动，执行了无数次的护航和警戒任务。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也为两艘载满家属的船只护航。正是在这次撤离行动期间，美国人和北朝鲜人发生了第一次冲突：6月27日上午，3架北朝鲜雅克-3型活塞驱动式战斗机，大胆地向正在保护从金浦和水原进行空中撤离的4架美国喷气式战斗机开火。美国人立即将这3架雅克飞机全部击落，当天晚些时候又击落了4架。这样，在一天之内，美国喷气式战斗机就把北朝鲜整个空军战斗力量的六分之一摧毁了。
撤离工作在没有遭受任何伤亡的情况下顺利结束了。在4天之内，美国从朝鲜向日本转移了2001人——其中1527人是美国侨民。英国驻南朝鲜的公使及其工作人员，还有一些英国侨民，决定留在汉城，并提出外交豁免。他们非但没有得到豁免，反而在北朝鲜坐了差不多3年牢。
6月27日大约子夜时分，驻韩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们获悉，南朝鲜人准备将汉城汉江上的几座先前已埋好炸药的桥梁炸掉。这一举动对仍在江北的成千上万的韩国部队来说将会是灾难性的，更不用说为数众多的试图逃到南方的难民和那些堆满汉城街道、行将被抛弃的大量设备和给养了。
驻韩军事顾问团早些时候曾经从蔡将军那里得到过承诺：等到北朝鲜坦克到达韩国部队司令部所在的街道之后再把那几座桥炸掉。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们急忙赶往韩国司令部。在那里，他们从韩军副参谋长金白日将军口中了解到，蔡将军先前已乘坐吉普车撤过了汉江，南朝鲜的国防部副部长已下令在6月28日凌晨1点30分炸桥，因此必须立即将桥炸掉。金将军是仍然留在韩国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另一位请求保住大桥的军官是第2师师长李将军，他想推迟一下，至少等到他的部队和装备能够过江后再炸。金将军在强大的压力下，转身面对韩国军队作战训练处的张昌鞠少将，告诉他驱车赶往江边阻止炸桥。张将军在挤满了行人和车辆的街道上狂乱行驶，试图到达公路大桥北端附近的一座警用电话亭跟前。那是最近的地点，在那里他可以跟江南边担任爆破任务的一方通话。张将军走到距大桥约摸150码处时，巨大的桔黄色火焰便照亮了天空，接着响起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表明那座公路大桥和三座铁路桥同时被炸掉了。
时间是6月28日凌晨2点15分。巨大的爆炸将公路大桥的两孔桥身掀翻到了下方的汉江里。桥面三个车道上挤满了士兵、平民和车辆。炸前根本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当时在汉城的消息灵通的美国军官们估计，那两孔桥身陷落时，有500至800人被炸死或淹死。在没有塌下去的水面上方的那段桥上的人数，也许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江北面通过大桥的宽阔的八车道公路上，塞满了平民、行军的士兵和一辆接一辆的车辆，其中包括军用卡车和炮车。
炸桥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不必要的灾难，不仅因为无辜的人们死于非命，而且因为，正如罗伊.阿普尔曼在他的朝鲜战争初期官方陆军史中所说的那样：“它全然不顾作战形势，当时韩国军队仍在城郊阻击敌人，如果桥梁被毁，必然会损失成千上万的士兵、运输工具和几乎所有的重型武器。”
在北朝鲜人接近桥梁之前，南朝鲜人至少还有6到8个小时时间。在这期间里，江北三个韩国师的众多士兵和他们的大部分装备完全可能通过。驻韩军事顾问团一帮人，在早上6点钟乘坐征用的渡船渡过了汉江(和顾问团在一起的一名韩国军官一枪打穿了一名船工的衬衫，强迫他把渡船靠上了码头)。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们报告，战斗仍在离江一段距离的地方进行。北朝鲜提供消息的人士说，他们的部队直到中午才到达市中心。
可以说，炸桥是一场军事灾难。部队不得不抛弃他们几乎所有的运输工具、大部分物资和大多数重型武器。得以逃脱的大部分队伍是涉水过江，或者乘坐小船和木筏过江的。桥梁的破坏也开始瓦解了韩国的军队。6月25日那天，韩国军队中有9.8万人；一星期之后，可以计算在内的人数只有5.4万人，许多人成了落伍者；有些数字甚至更为悲观，因为三分之一的韩国军队是由司令部和勤务部队组成的；作战部队当时也蒙受了重大损失。张将军估计，7月1日受韩国组织指挥的部队仅有4万人。麦克阿瑟将军还要悲观：他在6月29日估计，实际可以作战的士兵只有2.5万名。不论是什么数字，曾在汉城以北投入战斗的几个师的战斗潜力已十分可怜：他们保留下来的武器还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第6章 华盛顿的抉择
华盛顿和东京的美国领导人所面临的形势是：韩国军队和政府即将解体，整个朝鲜瞬间将被吞并，成为一个共产党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后来担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并以其“战争边缘政策”而臭名远扬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译者注：杜勒斯竭力主张反共，他一再鼓吹“与共产党已到战争边缘”，并以此来吓唬人。]，为美国指明了最初行动方针。为维护两党外交政策的利益，共和党人杜勒斯最近被任命为国务卿艾奇逊的特别顾问。北朝鲜发动攻击时，杜勒斯恰在东京。他急电艾奇逊说，如韩国守不住时，“即使要冒苏联采取对应行动的风险”，美国也应该出兵。他还说：“在韩国遭受武装进攻，被无缘无故蹂躏之时，如坐视不管，就要引发一系列灾难性事件，甚至极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返回华盛顿后，杜勒斯说他的意思是，美国只出动海军和空军，而不派地面部队。
杜靳斯认为美国如不干预，将会引起世界大战，这一观点并不那么符合逻辑。尽管如此，杜靳斯的话仍然是耸人听闻的。尤其是只要他一谈到共产党威胁，就会在国会的共和党人中引起共鸣，掀起轩然大波。可是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在开始时并不这样担心。他曾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同行们说过：如果朝鲜陷落，我们或许就要建议采取更为强烈的行动，来对待福摩萨(台湾)，以抵消韩国陷落在东亚造成的影响。”但是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超越了布莱德雷的不干预主张，也超越了杜勒斯只派海、空军干预的观点。
入侵的消息刚刚传到，艾奇逊便马上临时决定美国把这件事提交联合国，他给在密苏里家乡度周末的杜鲁门总统打去了电话，并获得他的批准。联合国秘书长、挪威的赖伊要在星期天下午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于是，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与其同行们星期六晚上通宵未眠，赶着为安理会起草一项拟议中的决议。
星期天上午，即华盛顿第一次接到关于进攻的急电14小时后(华盛顿时间比汉城和东京时间晚14小时)，国务院和陆军部官员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人员有艾奇逊和陆军参谋长J.劳顿.柯林斯将军。与会者同意，在征得杜鲁门总统批准后，建立汉城、金浦机场和仁川空中保护区，以保证安全撤出美国家属，并向韩国军队运送武器装备。另外，如果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在朝鲜采取直接行动，就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动用他所指挥的部队和美国第7舰队，以稳定战斗形势。
杜鲁门总统于星期日下午飞返华盛顿，并于当晚在其住地——布莱尔大厦，召集了晚餐会，因当时白宫正在修葺。参加晚餐会的是总统的军事和外交顾问。
在飞返华盛顿的途中，杜鲁门在思想上已倾向于进行干预，他后来写到：“如果自由世界不加干预，允许共产党强行进入大韩民国，那么在强大的共产党邻国面前，就没有敢反抗侵略和威胁的小国了。”
艾奇逊也同样突然改变主张，放弃了1月12日他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发表的声明——即把朝鲜置于美国战略利益防线以外。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显而易见，这次进攻并不足以构成向苏联宣战的理由；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次进攻是对我们所拥有的国际公认的地位提出了明目张胆的挑战，我们是韩国的保护者，而韩国这一地区对美国占领的日本的安全又非常重要。看起来，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来使用武力。”
在杜鲁门飞抵华盛顿时，纽约成功湖的联合国安理会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这时苏联代表雅可夫.马立克因红色中国未被联合国接纳，尚在抵制安理会。这样美国就没有苏联使用否决权的干扰。经过几个小时的辩论后，只对决议作了少许修改，安理会就以9票同意，0票反对通过了美国的决议(南斯拉夫弃权，因为他们说其首席代表正在度假，无法赶来开会)。这项决议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要求北朝鲜军队撤回到三八线。虽然如此，但消息灵通人士几乎没有人认为北朝鲜人会理睬这项决议。
杜鲁门的布莱尔会议几乎进行了整整一晚上。这次会议产生了许多严重后果。出席会议的有艾奇逊和他的几个主要助手，还有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三军部长(即陆军部长小弗兰克.佩斯、海军部长弗兰西斯.P.马修斯、空军部长K.托马斯.芬勒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及其他三名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即陆军的J.劳顿.柯林斯将军，海军的福里斯特.P.谢尔曼上将，空军的霍伊特.S.范登堡上将等。饭后，杜鲁门要艾奇逊就朝鲜危机发表意见，艾奇逊谈了当天早些时候在国务院和陆军部召开的会议上所起草的建议要点。不过由于当时安理会尚未号召联合国成员国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艾奇逊并没有建议授权麦克阿瑟动用美国武装力量来稳定局势。
杜鲁门批准立即将库存在日本的武器装备运送到韩国，并动用美国部队来保护美侨撤出。
艾奇逊这时突然放了一炮。他提议，应命令美国第7舰队由菲律宾北移，并承担一项任务，即阻止大陆进攻台湾，或者台湾进攻大陆。此前，国防部长约翰逊也曾提出过讨论台湾问题。他后来说：“台湾对我们的安全比朝鲜还重要。”饭前他曾要求布莱德雷读一读他们两人访问东京时麦克阿瑟交给他们的一份备忘录。这项备忘录敦促授权麦克阿瑟派出一个调查组到台湾，以确定国民党在防卫共产党攻击时所需援助的数量。艾奇逊发言后，杜鲁门授权第7舰队开往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佐世保，但又约定该舰队的任务还有待审议。很显然，他当时尚未最后下定决心。经柯林斯将军提醒，杜鲁门也授权麦克阿瑟向台湾派出调查组。但谁也没有料到麦克阿瑟会亲赴台湾，并进行了大肆张扬。这样一来，不但使美国十分尴尬，而且还引起了中共政府深深的猜疑。
尽管6月25日在布莱尔大厦召开的会议并没有作出不可更改的决定，但它却启动了美国在军事上干预朝鲜的进程。而且从长远看，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还把台湾继续作为国民党的堡垒，与制止北朝鲜侵略相提并论。其实这两者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这次会议不仅预示着杜鲁门放弃了1月5日的声明，突然改变了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而且还暗示共产党中国卷入了北朝鲜的侵略，因而把第7舰队插到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就将抵消中国大陆的卷入，并有助于保护韩国。如说当晚布莱尔大厦的与会者都处于惊人的压力之下，是不错的；他们把北朝鲜的进攻看做是共产党总体征服阴谋的一部分，而且中共由于是共产党，因此也是有罪的。这一点也是真的。
第二天(华盛顿6月26日，星期一；汉城6月27日，一个恐慌不安的日子)事态变得更明朗化了：北朝鲜人将不理睬安理会决议，很快就将占领汉城。晚上7点半左右，艾奇逊打电话给杜鲁门，要他于当晚晚些时候在布莱尔大厦再召集一次会议。大多数参加过头一天晚上会议的人都于晚间9时左右汇集到布莱尔大厦，在这次会议上，杜鲁门批准了一些决定性步骤。
杜鲁门接受艾奇逊的建议，取消了对美国海、空军的限制。他们可以随意攻击北朝鲜的部队，包括装甲兵和炮兵。杜鲁门规定，这种攻击，至少在当前阶段，只限于三八线以南各点上。杜鲁门同时批准了艾奇逊的建议，即由美国向第二天开会的安理会递交一份决议，以寻求对这种公开军事侵犯的国际制裁。杜鲁门还批准了艾奇逊的第三条建议，责令第7舰队阻止台湾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敌对行动。
第7章 出兵朝鲜与隔离台湾
美国使台湾“中立”的决定，是与出兵朝鲜进行军事干预同时采取的步骤。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这两件事的指令，就是在安理会开会前，通过与麦克阿瑟的一次电话会议下达给他的。其实，只要苏联继续抵制安理会，这两件事取得安理会的同意是不成问题的。
第二天，即6月27日的早上，杜鲁门总统便向全国宣布了他的决定。关于美国武装部队的任务，他只用一句话概括道：“我已命令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向韩国政府军提供保护和支持。”其理由是北朝鲜人藐视安理会原来的决议。在台湾问题上，他说的要周详得多。他的声明为华盛顿当时的想法做了指导性的注解。
他说：“对韩国的进攻使人们一眼看出，共产主义已经不再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用武装入侵和战争手段了。它蔑视联合国安理会发出的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共产党占领福摩萨(台湾)，就会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在这一地区履行必要而合法职责的美国部队构成直接威胁。”
“因此，我已命令第7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作为这一行动的必然结果，我也会呼吁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作战行动。第7舰队将确保做到这一点。至于台湾将来的地位问题，必须等到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得以恢复，日本问题得到和平解决才予以确定，或者由联合国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