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的研究目的是解读土耳其社会的性行为。他发表的文章总是遭到本专业同行的无情批评。在大学里，活像是在蝎子窝里，每个人相互之间都是敌人。许多研究人员都是伊凡的冤家对头，一贯敌视他。他们从来不放弃指责他在文章里用了别人的观点。他们宣称他所钻研的课题之前已经由别人深入研究过了。作为一名没有修过历史的社会学者，他竟敢重复这种陈腐观点，还称之为科学研究！在土耳其，需要泛用“科学”
这个词来守卫自己观点。个人观点没有经过“科学”阐述，就被看做没有价值，除非自己的名字前面有个像样的头衔，如教授、博士、副教授等。这一来，土耳其就产生了了大量的教授，因为只要在大学教书教够一定的年限，就会自动得到这种头衔。
伊凡在一个电视节目里揭示过这种教授过多的现象。他指出有些无知的教授连自己的语言也讲不好。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他那些冤家对头立刻群起而攻之，极尽挖苦之能事，说他是个骗子，是个吃软饭的家伙，靠他老婆的财产养活。
有时候，在大学里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伊凡会陷入沉思，心里纳闷自己怎么就树立了这么多的敌人。他很难理解这种憎恨，但是，在这种顾影自怜的沉思终了时，他总是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没有必要把这事往个人身上扯。在这个国家，人人都互相憎恨。军人鄙夷市民；空军军官鄙视同级陆军军官；政治学系毕业生看不起拿法律学位的；商人讨厌政客，政客厌恶商人；媒体评论员靠推倒偶像博取名声。还有什么地方的报纸专栏像这样充斥着亵渎和谩骂？知识分子群体是一盘散沙。他们培育仇恨，话语里充满讥讽、蔑视和恶意。
在近些日子以前，伊凡从来不在乎这些。他觉得生活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是很自然的事，成功必然招致妒忌。但是现在，这里的情形让他感到窒息。他不再想去俱乐部，不再迷恋伊斯坦布尔所谓的名流生活方式。他开始感到无能为力，像开车遇到打滑路段，觉得自己是在空谈，毫无价值，无比懦弱。他曾经感到非常成功地击败对手的方式，那些指责他们无用、脆弱、傲慢、低级或无原则的尖锐话语，那些用以抵御他们的坚甲利器，如今他却用来对付自己。他们是对的。他开始觉得，自己与他曾那样由衷鄙视的人们相比，不过是一丘之貉。
伊凡过去常参加国际会议和论坛，但如今在这种会议上他感到孤立，只呆在一个角落观察别人。他愿意和西方学者谈话，但是话题一旦转到了古希腊或古罗马哲学上，他就会三缄其口。他缺少一种和他们共有的背景。和*学者在一起也好不了多少——他也不属于东方世界。拉丁语、希腊语、*语的哲学和科学术语，都没有植根于他的生命之中。他是个肤浅无根文化的受害者，那种文化鄙视不能用只言片语或现成套话表达的概念。
伊凡认为他和所有的土耳其知识分子一样，是荡秋千的空中飞人，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荡来荡去。他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在已有千百年历史的“东方社会”于二十年代（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译者注）忽然全盘“西化”之后形成的文化真空中，饱受煎熬。那时，*字母也被拉丁字母取代。他就是个荡秋千的艺人，已经松开了东方的秋千把手，却仍然在空中飘荡，没能落在西方的接网上。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二部分 西玛尔的秘密（1）
伊凡的夜晚充满了恐惧和泪水，他感到已经失去了对他所了解的那个自我的控制。他需要抛开自己的身份，找一个途径改变自己的命运，克服这种已经植入他的肌体，其强烈程度与日俱增的死亡的恐惧。然而，只要他继续生活在象征他归宿的棺材似的家和办公室之间，他就无法实现这个愿望。伊凡扮演不下去丈夫和教授的角色了。就像长睡不醒的恩底弥翁一样，他不得对自己的命运做出决定，但是他的命运并不是一个长睡不醒的命运。
伊凡记起了他曾经惊讶地读到过一个文坛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来到他的死敌屠格涅夫面前，说他想对屠格涅夫坦白一件事。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信任，屠格涅夫一时大惑不解。
“我曾经在一个浴缸里诱奸了一个九岁的女孩。”陀思妥耶夫斯基直言不讳地说完，然后便转身离去。
屠格涅夫听了一愣，便问道：“为什么告诉我这事？”
“好让你知道我是多么鄙视你。”陀思妥耶夫斯基答道，头也没回。
只有大勇者才会这样做，伊凡真希望对自己的敌人也做类似的拜访，但是他没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故事或者哪怕是谎言好讲的。他的“成功故事”实在是不足挂齿。他自己是狗屎，他的朋友们也不例外。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是狗屎。伊斯坦布尔本身就是个垃圾堆，饭馆街上野狗徘徊、垃圾山滋生沼气随时可能爆炸，上面爬满了乞丐和海鸥，夜幕下儿童受欺凌沦为童妓，身穿女人衣服脚蹬高跟鞋的易性癖者手持尖刀抵住出租司机脖子。这里充斥着无知和污秽。伊凡甚至觉得不止是黄金角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处的一个海港。的水，就连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水都开始腐臭了。在这些臭气熏人地段的饭馆里，他那些所谓的朋友们以为自己已经跻身上流社会，就因为他们出手大方，花几百块吃一顿包括生牛肉片、香蒜沙司、生鱼片，以及取了外国名字的大餐。无论是自己的生存环境还是这种虚假不实的生活，都让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但是他不知道这想法怎么跟别人说，特别是怎么跟妻子说，实际上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
他已经知道阿赛尔的反应了：“你要是情绪低落，我们就去度假。”她会这样说，或者：“我们找个新地方去吃饭。”倒是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此外什么事什么人都不值得多费心思了。
又一次，伊凡想起了希达耶，他驾船出海去看卡瓦非的城市。当年家里送伊凡到伊斯坦布尔上大学，希达耶拒绝走这条路，而是选择了扬帆出海，如今竟成了珍贵的记忆。
“我为什么要去伊斯坦布尔学习？”希达耶当年这样问道。
当时两人在伊兹密尔市海关原址上的一家水边小餐馆里，正喝着冰啤酒，一边看着落日把海湾水面染成了红酒的颜色，宛如诗人荷马描绘的景色。
“那不是我的生活，”希达耶接着说，“按部就班，遵守各种限定，死气沉沉。我想要的生活可不是这样。”
“那你想要什么？”伊凡问。
“我不知道，但这就是最迷人的地方——你不知道生命会为你带来什么！”
几天后，希达耶驾着自己动手制作的船，扬起一块凑合可用的帆，渐成孤帆远影，消失在了天边的海平线上。海风兴许会把他吹到克里特岛也未可知，要不就是什么不知名的岸边沙滩；也许吧，他已经逐浪随波不知所终了。
伊凡带着与日俱增的怀旧心情，对希达耶思念不已。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二部分 西玛尔的秘密（2）
对山地不熟悉的人也许看不到远处的村落。只有走到很近的地方才能看清楚那一座座盖在山坡上的平房，颜色与周围光秃秃的山石土地无异。那天，大雪封山，在雪毯的遮盖下，看不见一棵树、一道小溪，一眼泉水。
西玛尔的小分队进了村子后，看不见一点儿生命的迹象。低矮的房顶上盖满了雪。没有袅袅炊烟，没有人的声音和家畜的声音，一片寂静。
西玛尔习惯了这种景象，处在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和土耳其军队之间，库尔德村民们都躲进了家里，对两方面的人皆避之唯恐不及。
根据情报，这个村子前一天夜里来了游击队。他们已经走掉了，但是西玛尔的小分队奉命前来清空村里的房屋，然后一把火全都烧掉。这样村子就不能给游击队提供庇护了。
西玛尔听说成千上万个村庄和无数公顷森林，因为可能提供掩护而被烧光。他个人参加过烧毁二十个村庄的行动，所以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不寻常的。
村民们被枪口逼着走出家门，集中到的小学学校进行审问，学校被当作临时指挥部。像往常一样，他们没有提供多少线索。女人们不住地哭泣，男人们只要不跟当局合作，就被剥光衣服罚站，或是光脚踩踏尖利的碎石头。上尉对他们的哀求充耳不闻，叫他们半小时之内腾空村子，并命令他们上缴武器，他们只是默不作声。士兵们知道收缴不上什么武器，因为村民们绝不会说出他们的枪埋在什么地方。
西玛尔确信，对这些人来讲，最重要的莫过于他们的枪，他们的骡子，以及他们的睾丸。他们严密地保护着自己的武器，保护着自己的骡子，这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只要一挨打，他们就会哀求道：“别打我的睾丸！”西玛尔从米摩那里学会了说库尔德语，成了小分队里唯一听得懂大部分库尔德语的人。
女人们一边哭一边往外面雪地里堆些家具，孩子们麻利地进进出出，往外搬运那些匆忙捆好的包袱，男人们还是一个劲地哀哀求告。上尉告诉他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许多人也许要去迪亚卡比尔落脚，另一些人可能要长途跋涉到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安塔利亚、阿达那或梅尔新。他们的去向对军方毫不重要，军方的目标是把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在这一带的庇护所全部清理干净。
西玛尔想起了无线电传来的声音，米摩的声音。西玛尔感觉离他近得出奇，禁不住心里暗想，他的朋友昨晚是不是就在这个村里过的夜。与此同时，他意识到了他俩之间的距离。战争就像他俩当年庆祝从俄国占领下解放的演出一样，不过，子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的战斗场面，还是令西玛尔浑身颤抖。这可不是无中生有的幻境。
西玛尔刚开始服役的时候，思绪就常常回到他和米摩在田地里摘瓜的情景，摘下来泡在溪水里冰镇；拿旧罐头筒捞鱼，和几个小伙伴一块儿打开一瓶红酒。他回忆过两人对纯真新娘的幻想，他在睡梦中犯下的罪，以及随后的愧疚。这些是少年共享的秘密。埋伏、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地雷、把朋友鲜血淋漓的肢体塞进一个塑料袋里，凡此种种把儿时的记忆一个一个擦抹干净了。
每年庆祝解放日，米摩总是扮演土耳其士兵，西玛尔总是扮演俄国士兵。如今这个角色又对调了，西玛尔穿着土耳其军装，米摩成了敌人，身穿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那套行头。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二部分 西玛尔的秘密（3）
通过对讲机，西玛尔能听到米摩用库尔德语和其他游击队员说话，还能听到他向土耳其士兵喊话，要他们缴械投降。在很长时间里，他听到这些一直没跟队里的任何人说起过。对无线电里那个声音无动于衷，这实在是很难做到的事。终于有一天，他把这事告诉了同寝室室友萨拉哈丁。“跟谁也别说，”萨拉哈丁立即回应，“只会惹麻烦。”
萨拉哈丁见多识广，让西玛尔心里佩服，就听从了他的劝告。
萨拉哈丁来自黑海岸边的里泽，看他那高高的鼻梁，一望可知，这是黑海沿岸居民的一个共享的遗传特征。西玛尔大部分战友都来自西部，如色雷斯、爱琴海沿岸、黑海沿岸等地。像西玛尔这样从东部来的只有几个。萨拉哈丁常常说起自己家，他家搬到了伊斯坦布尔，西玛尔很乐意听他聊起他家在水产市场里的门店，他叔叔萨利叶的船，还有他家在爱琴海边的水产品养殖场。
萨拉哈丁是个虔诚的*教徒，他和西玛尔两人一块儿祈祷，一块儿斋戒。西玛尔是教长的儿子，萨拉哈丁因此对他特别敬重，还经常问起他的父亲。萨拉哈丁是乌斯哈吉教派成员，十分虔诚，已经研读《古兰经》达八年之久，可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西玛利耶教派，而西玛尔的父亲是这一教派的精神领袖。西玛尔把自己对父亲教义的理解，都讲给他听，由于内容涉及的这个方面，他用的是一种混合语言，包括土耳其语、*语、波斯语。他还详细讲述了西玛利耶教派创立过程，其创立原则是：真主的容颜表明了世上的一切。萨拉哈丁没觉得西玛尔的解释很有说服力，因而心里暗自怀疑西玛尔的父亲是不是一个伪教士，因为在安纳托利亚，这种人可不在少数。
村子撤空后，士兵们挨门挨户搜查一遍，为的是确保房子里没留下任何人。接着他们把每间房子都浇上汽油点着。看着烧起的熊熊大火，女人们号啕大哭，哭声震天。烈火吞噬了她们的家，烧毁了她们的财产，烧碎了她们的心。男人们紧紧抓着骡子的缰绳沉默地盯着看。没有眼泪，但眼睛里燃烧着仇恨。
几个月前，西玛尔还会感觉到他们的痛苦，或许还会安慰安慰他们，但是他在山里的经历已经让他麻木了。有几座房子在大火中坍塌了，火光暗淡，没有他以前看到的那么亮。就在两星期前，他亲眼目睹了被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杀害的两名教师的尸体。一支游击队拦截了他们的面包车，命令他俩下车，然后就地枪杀。西玛尔感到震惊，看到他们的尸体，他的面部一下子就变成了青紫色。
通过无线电喊话时，米摩宣称游击队是“群山和夜晚的统治者”。他们自然比土耳其军队更清楚山里的每一个峭壁和岩穴。当地库尔德人和他们的狗也喜欢游击队。只要西玛尔和他的战友走近一个村庄，立刻就有猛犬扑来，他们有时不得不先打死一两条。可是游击队进了同一个村子，狗连叫都不叫一声。西玛尔后来总算是弄清了这个秘密，一天他听到一个库尔德村民招呼几条狗，那声音很特别，叽里咕噜从喉咙里发出来，狗一下子就安静下来。即便他懂库尔德语，西玛尔也不会模仿那种声音，和其他战友一样，一直没学会如何与狗交流。
村民们吆喝骡子的声音也很怪，活像在说外语。对他们的吆喝，骡子不见得唯命是听，也许是因为骡子有自己的思想意识。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二部分 公鸡为什么不叫？（1）
几天前，西玛尔的部队在一条河床上趴着。前面一块高地上埋有地雷，他们看到一个老人牵着一匹骡子慢慢走向危险地带。如果他们招呼老人停下，就会暴露自己的位置，不过爆炸声更能引起注意。
“站住，”他们喊道，“前面有地雷！”
老人停住了脚步，但是，尽管他惊慌地吆喝骡子停下，他的骡子就是不停。老人拼命要去救他的骡子，在后面紧追不舍。就在骡子快要走出雷区的那一刻，脚下炸响了。骡子的两条前腿炸飞了，萨拉哈丁给了它一枪，结束了它的痛苦。老人在死去的骡子身旁的土地上坐下来。他赖以为生的来源没了，他止不住恸哭失声。
西玛尔想象着在那些高高的山头上，米摩是那些狙击手里的一个。他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枪法。
西玛尔从米摩的声音里再也感觉不到丝毫的热情了，而每次他的部队里有人伤亡，他就把这责任归到从前的朋友身上。他的愤怒加剧了仇恨。
如果他有朝一日与米摩狭路相逢，他发誓自己会毫不犹豫地射杀他。他要为那些小伙子报仇，那些死去的、缺了胳膊少了腿的，他要杀死米摩以及国家和民族的每一个敌人。
他们的脸被火焰映得通红，烤得发热。村民们离开了燃烧的家园。背上背着包袱，后面跟着骡子和孩子，艰难地走上下山的路。在村边附近，有个老人，白发苍苍，眼窝深陷，躺在自家门前的一个床垫上，因为和别的住户离得远，还没人动他的房子。他身边站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一家惨遭战乱，劫后余生的就剩这爷俩了。
老人眼里滚出泪水，恳求上尉：“求求你，长官，就让我们留下吧。我腿瘸了……我们没有去处。”
上尉别无选择，心软了，西玛尔看见男孩的脸上露出笑容。男孩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些山了，还有每天牵上骡子去吃草，除此之外，对世界一无所知。远离大山到别的地方去，对他来说，一切他所熟悉的和感到亲切的，都将从此失去。
西玛尔避开其他士兵的目光，迅速从衣袋里掏出几个硬币，一边拍拍男孩的脑袋，一边偷偷塞进他手里。同时，他很谨慎地绷紧面孔，免得自己的善举让男孩受宠若惊。男孩仰脸笑了一笑，表示感激。
那天夜里回到哨所后，西玛尔又从无线电里听到了米摩和同伙说话。像往常一样，米摩又在咒骂土耳其军队，后来他说：“我要到诺亚去。”
西玛尔明白这句库尔德话，是说米摩要去阿勒山（阿勒山位于土耳其东部，又译“亚拉腊”山，据《圣经》记载，大洪水后诺亚方舟即停于此。——译者注），据说诺亚方舟的遗骸就在那儿。米摩曾对他讲述过，希望有朝一日能登上那座山，去发现那艘古船。
西玛尔立刻警觉起来，他怀疑游击队看到了他们放火烧村子的火焰，就从据守了几天进行狙击的山头上撤了，撤向阿勒山，土耳其士兵对那座山上的路很熟悉。晚饭后，他来到上尉跟前说：“我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长官。”他的脸因为激动而变得又红又烫。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二部分 公鸡为什么不叫？（2）
玛丽向真主和圣母玛丽亚祈求显灵。随后，见走进马厩的不是朵安，而是村里的接生婆古力扎，玛丽觉得是自己的祈祷应验了，不由得心里涌起一阵感激。玛丽很高兴，她注意了一下老太太围着的白布围巾，从来没变过的头巾，她那双温柔的眼睛，还有那柔软的双手。通过打开的门，太阳光照射进来，照亮了黑暗的马厩。
古力扎做接生婆很久了，村里某一个年龄以下的人出生，都是她上门接生的。似乎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她的孩子。
她在玛丽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玛丽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个体重仅一点五公斤的小不点，当时她被脐带缠住了喉咙，连呼吸都不会。是古力扎用一双灵巧的手解开了绕在她脖子上的脐带，也是古力扎把第一口气吹进她的肺里，这才使浑身发紫的婴儿自己呼吸起来。尽管她没能让孩子的妈妈起死回生，但她还是成功地救了孩子的命。
只要一想到死，玛丽就会想起这个情景，就会自言自语：“我已经死过一回了。”家里其他人就会添上几句：“玛丽生下来就死过了。她不能再死一回了！”
在惊恐和孤独中煎熬了这么多个日日夜夜之后，玛丽忍不住一下子扑进了古力扎的怀里。闻着古力扎头巾上新鲜的香味，玛丽不禁痛哭失声。
“他们欺负我，阿婆！”她哭诉着，用了孩子们对接生婆的称呼，“他们要我自杀。”
“我知道。”古力扎回答，“一定不要那样做。”
然后她就解释说生为一个女人是多么不幸的事，女人一生要过多少难关。她着重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女人生来注定要倒霉。“真主让女人堕落，”她哭着说，“你知道，就连圣母玛丽亚也要忍受她的苦难。”
玛丽问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说：“他们杀了她的儿子。你不知道么？”
“哦，我知道！”玛丽回答，“他们还杀了我们的圣母法蒂玛的孩子——我们神圣先知的孙子。”
“是的，在卡尔巴拉伊拉克中部城市，是*教什叶派的圣地。……”
“听着，宝贝。我费尽了周折才来到这儿。他们不想让任何人来看你。我一天一天求他们，求了好些日子，总算让我来了。你父亲脾气温和，不过你伯父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听我说……这可能就是你最后一个机会了；我恐怕再也不能来了。自从那天你像只受伤的鸟儿在墓地扑腾被人发现后，村里人人都为你感到难过。”
玛丽被荆棘戳的满脸是伤，血顺着两腿往下流，被发现时躺在墓地边的一条马路旁，状况十分悲惨，嘴里发出可怕的叫声，手指抓着泥土，胳膊腿在空中痉挛地抖动，头巾落在身旁的泥土里。发现她的两个年轻人以为她中了邪，但认出来她是谁以后，他们就搀着她的胳膊把她送回了家。她走得并不安静，一路又是踢打，又是挣扎。忽而清醒，忽而晕倒在地。他们一路就这么拖着她穿过广场和市场，所有的村民都出来看热闹。
玛丽在床上躺了两天，发烧，呻吟，时而清醒，时而失去知觉。古力扎被叫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她一眼就看出玛丽是被残暴地*了。老妇人使出全部医术为玛丽治疗，用浸泡了醋的棉布块敷在她额头上，并在她的胸脯上用碘酒画十字，逼她闻盐酸味儿，才让她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可是一见玛丽恢复得差不多了，家庭会议就判定把她丢进马厩关起来。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二部分 黑夜是堂吉诃德，白天是桑丘
“村里有许多有威望的人都在替你说话呢，还跟你伯父说这事，”古力扎接着说，“他们想说服你伯父这事不怪你，就不要按老传统办了。人人都想救你。”
“他们不是想让我上吊吗？”玛丽问。
古力扎沉默了一会儿。“有人可能想，不过其他人想让你活下去。”
“他们可以把我送到伊斯坦布尔去，就像过去那几个女孩一样。”
“孩子。”古力扎叹了口气，抚摸着玛丽的头发，“我可怜的孩子。伊斯坦布尔解决不了问题。最好能说服你父亲和伯父放你出来。你要帮我一把，把发生的一切从头到尾都告诉我……一切！是哪个禽兽伤害了你？”
玛丽什么也没说。她眼神迷惘，垂下了头。“告诉我他的名字。”古力扎温和地说。“你必须告诉我这个坏蛋是哪个，或者是哪些。”古力扎说，“这样才能救你自己。别担心，他会受到惩罚。宪兵会敲碎他的骨头，再把他关起来。或者你家人就会收拾他。”
玛丽还是默不作声，紧闭嘴巴，仿佛害怕吸进空气。她一前一后地摇晃着，好像进入了一种恍惚状态。
古力扎费了好多口舌，玛丽还是不吐一个字。在花了很长时间给她讲道理之后，古力扎终于放弃了，认为是这女孩没有辨认出歹徒是谁。说不定他们拿口袋蒙上了她的头，或者是她惊吓过度失去了记忆。
即便她记得，也没有多大用处。古力扎给玛丽的伯父提过建议，说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出那个*她的人，逼他娶玛丽为妻。可是玛丽的伯父一听就不耐烦，反驳说：“不管是个歹徒还是个*犯，都一样。这种人谁都不能进我的家门！”
古力扎看到玛丽给不了她丝毫的线索，就改了话题。
“我的孩子，发生了这事要是你怀了孕，情形可就更糟了。要是他们发现你肚里怀了个不合法的孩子，真主饶恕我们；我觉得有可能，要真是这样，那就必须拿掉。”
玛丽仍旧沉默不语，还是一前一后地摇晃着，好像她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不知道。她两眼盯着从敞开的门射进来的阳光，似乎陷入了沉思。
突然，古力扎把她一辈子听到过的骂人的话，一股脑儿全都骂了出来，因为这不幸的孩子的命运太让她感到悲哀了。她伸出双臂，仿佛在祈求
，嘴里愤愤地说：“真主啊，我这无辜的女孩受人欺负，求你放倒那些坏蛋，把他们在地上拖死吧！”
这么痛痛快快地骂了一顿后，古力扎看了看女孩，见她恢复了常态，又回到现实世界里来了。
玛丽用她那双绿眼睛看着古力扎轻声问：“阿婆，你觉得他们会让我洗个澡吗？我的头发油腻了，身上也臭了。有一桶水就够用了。”
不管多么没胃口，玛丽都必须吃点东西，家里的女人送过来放在托盘里的东西，哪怕就吃一两勺，随后就在朵安鄙视的目光下，来到外面院子
里，脱下裤子蹲在地上解手，这是最让她受不了的事。
古力扎一定是看出了玛丽的感受，她起身走出门外。因为是大白天，男人们都出去了，她就和玛丽的姨妈把事情搞定了。半小时后她回来了，拿着一个小塑料浴盆，一个金属碗，还拎了一捅热水。
玛丽舒坦地出了口气。至少姨妈允许她洗个澡。
“阿婆，”她说，“姨妈从来不来看我。”
“这不奇怪。”古力扎咕哝了一句。
两人都明白姨妈把她深爱的妹妹的死归咎于玛丽，假如她妹妹没有告诉她梦见了圣母玛丽亚，她感觉妹妹就像别的女人一样，是偶然出事的。但那个不祥的梦证明了孩子才是祸因。
玛丽小时候不理解她姨妈的行为。后来才弄明白了原因，她就尽量让姨妈高兴，希望姨妈有一天能忘掉过去的怨恨，别再奚落自己。然而玛丽
从来没有得到原谅。由于姨妈待她的态度，她还得了个克星的名声。
古力扎帮玛丽脱了衣服，像对小孩一样把她放进浴盆里给她洗澡。热水从头上浇下来，一种久违的温暖感觉包围了玛丽，老妇人动作轻柔，给她把头发洗干净了。
古力扎从外面拿来一块大毛巾，把玛丽紧紧包住，免得她着凉。一只手给她轻轻按摩，用另一只手把她身上擦干。
“好了，最亲爱的，按我说的做，我们把你肚里的东西拿掉。我知道你肚里有了，从你眼睛里能看出来。”
玛丽什么也没说。她顺从地让古力扎用毒芹油给她按摩，还喝下了古力扎给她的有腐臭气味儿的液体，而没有丝毫不情愿。
古力扎比别的接生婆都谨慎，从来不用危险的办法做流产，比如用鸡毛或干茄茎放进女人体内。
古力扎做完后，让玛丽把头枕在自己腿上，轻轻抚摸她的头发。
“阿婆，”玛丽呻吟着，“我肚子疼！”
“别担心，宝贝。很快就过去了。”
在古力扎饱含慰藉的抚摸下，玛丽感觉自己快要睡着了。就在要睡着的那一刻，她嘴里咕哝了一句：“公鸡为什么不叫了，阿婆？”
“公鸡总在叫呢，宝贝——有人能听见，有人听不见。”
“我听不见。”
“因为你不想看到天亮。”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二部分 埋伏与笑声（1）
伊凡一夜没合眼。他没感觉到吃安眠药片的效果，一直醒着，直到天亮。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整理书房的文件，在有遮阳篷的泳池边，坐在他那把藤椅上，注视着水面浮光闪闪烁烁。很奇怪，多年来令他心寒的那种恐惧，头一次消失了。坐在泳池旁，他把下一天的活动计划了一番——这一天，他要从受恐惧统治的生活中，从他人强加的限制下，获得解放。他像个快要淹死的人，脚被水草缠上，想踩住水底用力一蹬，浮出水面，呼吸新鲜空气，重见天光。一旦消除了恐惧和脆弱，他便感到一种改变生活、再创幸福感的不可言喻的喜悦。
他还没有跟阿赛尔说起什么。她正在楼上安睡，一点都不知道她的生活也要发生变化了。
那天上午伊凡来到大学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系主任那里，一改多年见面正式问候的习惯，他要朝主任那张难看的脸的中间部位猛击一拳。伊凡比主任年轻，也比他健壮，没什么能阻拦他揍这家伙，这小子居然背地里污蔑他浅薄平庸，诋毁他的名誉。这可怜的老东西，那张脸打上去肯定很过瘾。
那将让他多么扬眉吐气！伊凡就像格列佛（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讽刺作品《格列佛游记》（1726）中的主人公。——译者注），曾漫游过想象中的小人国、大人国等地。在小人国里抖落身上看不见的束缚。他要确保门开着，这样秘书就能看见那小子丑陋的嘴里掉了几颗烂牙。这个专爱搬弄是非的家伙一定会愣住。几分钟后，伊凡刚走，他才会回过神来，大喊大叫，威胁伊凡承担后果。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他一定会让秘书打电话给校长、律师，当然还有警察。他会把嘴上的血擦掉，努力用想象来安慰自己，想象着伊凡被投入监狱，一辈子就算彻底完了。
这事很快就会传遍整个大学。数百部电话会在同一分钟里同时响起，媒体立即对这一事件进行热烈的报道。伊凡的同事们会冲进走廊里打听最新的传闻，好比饥饿的狼群追寻血迹。
拜访过系主任跟那个老恐龙了结之后，伊凡接下来要去的是那个令人厌恶的女人瑟敏的办公室。他不知道该如何表示一下自己的情绪。在她桌上撒泡尿，让她惊得目瞪口呆也许很适当。说不定会叫她心脏病发作。他所要做的就是走进瑟敏的办公室，解开自己的裤子拉链。她一定会吓得魂飞魄散，歇斯底里地尖叫。惊恐的秘书会一个接一个打电话，随后，系主任咧着一张流血不止的嘴巴，赶到现场，看到发生的情况，和秘书一块儿大呼小叫。伊凡乘乱溜之大吉。
结果一如所料，伊凡不仅没有实施他的计划，甚至表现得比平时还要蠢。天亮之后，夜里的想象烟消云散了，太阳像个信使，把他拉回到了现实当中。他的计划在夜晚的黑暗中，显得那么切实可行，到了白天冷峻的天光下，却又变成了十足的幻觉。和许多人一样，伊凡在黑夜是堂吉诃德，到了白天就成了桑丘?潘沙。正是这个原因，他觉得必须去学校，仿佛是为了向自己证明报复计划不实际，在泳池边制定这个计划时他曾是那样愉快。
他还没出家门就意识到这点了，而当他走进办公楼时，迎面就遇上了系主任，和他不期而遇让这事更明显了。门不太宽，只够一个人进，伊凡便让在一边，嘴里嘟囔着平时见面的几句敷衍的客套话，让他幻想着要狠揍一顿的人先走。在昨夜的幻想中，他把这家伙的脸打得像西瓜，此刻却对其彬彬有礼。这的确证明了他有多么的懦弱。他非但没有羞辱这家伙，也没有损害他的形象，反而几乎要舔他的鞋子了。
不用说，他连想也不想去拜访瑟敏了。
伊凡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心里充满了对自己的怀疑，感到迫切需要补偿一下。他坐下来给妻子写电子邮件，仿佛觉得自己烧毁了所有的桥梁，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键入了阿赛尔的地址，却枯坐在那儿瞪着空屏发呆。
一想到也许永远实现不了自己的梦想，他心里就不是个滋味，在最上面一行写下“我的爱妻”几个字，就停住了。这不诚实。离别信不应该这样开头；可是对结婚已达十二年的妻子，还能怎么称呼呢，“我亲爱的妻子”，“亲爱的阿赛尔”，“阿赛尔”，或者就说“嗨。”
他决定就保持已经打上去的这几个字，这在他是最有意义的。必须让阿赛尔明白他的告别跟她无关。
我的爱妻：
你知道有个法律术语叫“正当防卫”，或者是我所谓的“合法防卫”，意思是保护自己。我再也不能隐藏这个事实了：几个月来我一直受到恐惧的禁锢。这和你没有任何关系。我比以往更爱你，但是我必须离开。
请你谅解。
这不是突发奇想的结果，这是合法防卫。如果我不走，我活不过明天。我必须是要么走，要么自杀。这两个选择我只能挑活下去。
我的根基动摇了，仅仅是为了能够呼吸，我必须另找个生存的地方，在那里成为真正的自己。我希望你理解，我是不得不这样做的。
不要找我。就当我是去长期旅行。如果我消除了这种可怕的恐惧，我会给你打电话。
别了，我的爱妻。
伊凡
伊凡盯着显示屏出神，想象着这个信息的影响，脑子里闪过一个个可能的后果情景。阿赛尔询问家里每一个人，司机、秘书、亲戚、朋友，都问过一遍后，她会觉得自己被彻底遗弃了。伊凡意识到自己的决心在减弱，于是立即点了“发送”键。信从显示屏上消失了。他已经破釜沉舟，没有退路了。
还有一件事，伊凡想着，就来到锁着的壁柜跟前，里面放着他的研究笔记，是准备用来写一本书用的，这本书已经计划了有些时候了。他取出几个笔记本，一些活页，还有一本关于鲍格米勒教派十世纪起源于东欧的一个基督教异教派别，其主要的教义是上帝有二子，一为撒旦，一为基督。的书。他把这些东西塞进公文包，离开了办公室，然后他打了个出租车去海岸，把自己的汽车留在了大学的停车场。他已经给自己的银行户头发出提款指令。他的金融顾问尼尔衮提醒他，下周存款利息就到期了，现在取款会损失他账户里七万两千美元的庞大金额。“无所谓，”他回答，“把钱取出来准备好，我中午前过去拿。”
如果等利息到期，他会损失更多。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二部分 埋伏与笑声（2）
士兵们蹲在岩石后面，心里默默咒骂突变的天气，本来是下雪，这会儿又下起了雨。他们要在外面呆一夜，不管身上裹着多少层塑料雨衣，雨水总能渗进来，像条蛇钻过他们的衣服，爬到他们的皮肤上。冰冷的雨水渗进靴子里，湿透了袜子，冻僵了双脚。这种天气的唯一好处，就是他们的敌人也受罪。
萨拉哈丁头上盖着一条毛毯，他在底下抽起烟来。尽管他很谨慎，还是可能给整个连队带来危险。不管多么暗的火光，都可能吸引狙击手的注意。以前就有过一次，一个士兵吸烟结果被狙击手打死了。如果让敌人怀疑他们是在打埋伏，那他们可能会全部丧命，而对方不会损失一兵一卒。西玛尔走过来，从萨拉哈丁嘴里拽掉烟，掐灭了。他神情十分严肃，所以萨拉哈丁没有反对。
西玛尔希望米摩和其他游击队员赶快进入埋伏圈，瞬间全都死掉。米摩不再是朋友，而是一个一心要杀死西玛尔和他的同伴们的嗜血成性的残暴敌人。西玛尔痛恨米摩，超过了任何其他恐怖分子，希望他受到惩罚。西玛尔把这话跟萨拉哈丁说了，萨拉哈丁说他这样想是因为自己怕死。西玛尔认为自己已经对死亡没有恐惧了，但是显然这种恐惧还在折磨着他。他很难忘掉同伴死去的悲惨景象，或是被子弹打穿眉心，或是被地雷炸成碎片。
西玛尔记得他和米摩常去打鹌鹑。米摩是个神枪手，持枪和别人不一样，仿佛枪是他肢体的延伸。他不用费力就能把枪抵在肩头，用不着瞄准就能击中目标。
西玛尔恨米摩，从没有恨谁恨到这种程度。他肯定此刻米摩的枪正瞄准了他和他的同伴。常常在这种时刻，他就总能感觉到那根看不见的枪管。米摩一定就在山坡上，准备好要一个一个结果了他们，就像打鹌鹑似的。
士兵们总有对死亡的恐惧感。他们匆忙地吃掉一份二百克的罐头食品，或者喝下一杯冻住一半的冰水，在这期间，总有遭受火箭弹袭击的可能性。一连多少天只吃干食品会让他们便秘，他们会拉出带血的粪便，蹲下拉屎的时候会感觉到背后有敌人的呼吸声。他们偶尔会生一堆小火，把食物加热，好让肠胃舒服些，火堆冒起的淡淡青烟有如死神般可怕。就连他们在寒冷坚硬的地面上铺块薄毯躺下来的时候，死亡的阴影也会时刻笼罩着他们。在这些充满敌意的群山里，他们心里老在琢磨还能不能活到下一分钟。
有些士兵在这种高度紧张的重压下，打架斗殴，寻求一死。这些小伙子们会说：“躺在棺材里盖上国旗回家，好过在这大山里等死。”
西玛尔知道米摩随时都想杀死他。当年两人曾多次在彼此家里过夜，一块儿吃饭，聊个没完。而现在，米摩却决意把他送进坟墓。西玛尔想起这个便怒从心头起，唯一消气的办法就是设想先打死米摩。这就是惩罚。米摩连拿枪都来不及了。“杂种！”西玛尔狠狠地骂道，“凶手、叛徒、杂种！”
几个钟头过去了，但依然不见游击队的踪影。打埋伏的时候谁也不能睡；士兵们每一秒钟都得保持警觉。就连耳语也不行。西玛尔知道他的每一个同伴都陷入了白日梦里。
突然西玛尔眼前出现了米摩的面孔。他的心猛烈地跳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正处在清醒与睡着之间。今夜任何士兵都不许出错，于是他努力控制自己，可是很快就又感觉要打盹了。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二部分 老家（1）
西玛尔回忆起了他和米摩在村子里玩过的游戏，足球比赛时两人互相挖苦嘲讽，有争议的进球，由此引起的打斗。两人大汗淋漓，互相咒骂，但用不了多久就消气了。
有一次，他俩都上场和邻村比赛，为了赢球，西玛尔赛前去求一位魔法师帮忙，请他做了个符咒。他把符咒埋在自家球门前，这样球到了这儿都过不去。
上半场，符咒果然效果不错，如有神助，对方最猛的进攻也没能进球，不是踢飞就是打在门柱上。西玛尔的队友们兴奋极了，他就把符咒的事跟他们讲了，有人提醒说下半场要换场地，也就是说符咒要为对方出力了。他们怎么能对抗自己的设置的符咒呢？而自家的球门就失去了符咒的保护。到了下半场，符咒效力依旧。他们组织的进攻要么被踢飞，要么被门柱弹回，那个村的球队三比一赢了。比赛过后，米摩冲西玛尔咆哮：“白痴！亏你想到要用符咒，你怎么就没想到要换场地呢！”
这话说得对，西玛尔对此无话可说。
如今米摩在寻找他。是米摩杀死了他的朋友：发射火箭弹放冷枪进攻他们；用毁灭性地雷把他身边的同伴炸飞；而且米摩还想杀死他。
冰冷的雨水渗进了西玛尔的上衣领口，但他保持着一动不动。士兵们必须忍受一切：雨水、寒冷、疼痛、疲劳、伤病、咳嗽、发烧；虱子咬得皮肤奇痒，也得忍着。他们在野外淋着冰冷的雨，一呆就是好几天。
西玛尔的思绪又回到了村子里，想起了他的父亲、母亲、叔叔、姐姐、朵安、玛丽。这时他眼前出现了父亲、叔叔和他自己。大家都把一块糖放进嘴里咬住，以便喝热茶时消除苦味，他喝下去时很想感觉一下那种温暖。他感觉不到。仿佛自己当兵前就没有活过似的；仿佛自己是在这大山里土生土长的。春梦中见到的纯真新娘，曾和她有过肌肤之亲，却没见过她的容颜，还有他的死敌米摩的小时候的样子，这些统统成了遥远的往事。家乡和家庭的图景渐渐暗淡下去，而米摩的相貌却变得异常清楚——他那瘦削的面孔，淡淡的胡子，弯弯的嘴角上挂着讥讽的笑意。
他父亲的形象当然也出现在脑海里了。有时候他恍惚听到了父亲的声音，劝告他避开危险，远离罪恶。他的父亲永远在教导，总是在他身边。
快到天亮时分，西玛尔能感觉到士兵们变得焦躁不安。在黑暗中，伸手不见五指，他们竖起耳朵聆听脚步声，就是那些把自己叫做“群山和黑夜的统治者”的脚步声。西玛尔知道上尉也屏住了呼吸，尽管他自己什么也没听见。这时只听一声响动，那声音和融雪的滴水声不一样，接着就听见黑暗中传来一团难以分辨的声音。士兵们甚至分辨不清究竟是不是声音，但都默默地举起了枪。西玛尔感觉自己的心不是在胸腔里跳动，而是在喉咙口狂跳。片刻后，那声音就会更近了，他们就会开火，枪弹的闪光会照亮天空，他手上这挺机关枪会瞬间叫敌人丧命。
“开火！”上尉大吼一声，因为那难以分辨的声音越来越近了。霎时间，连队里每一件武器都同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黑暗中枪弹的闪光没有多亮，士兵们盲目地开火。很难说黑暗中到底有没有人，但是他们的行动肯定会有些结果。
射击终于停了下来。也许根本就没有人，要么就是有几个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员躺在黑暗中已经死去。他们要到破晓才会知道究竟。士兵们依旧呆在各自的位置，眼睛盯着前方。雨已经停了。一阵枪林弹雨的吼叫过后，山谷安静得吓人。
黑夜终于过去了。初升的旭日在山背后射出道道霞光，令人目眩，西玛尔只好眯缝着眼睛往前看。他可以看出远处山峰的边际染成了红色。有一颗特别亮的星星还在拂晓的天空上眨眼。他打了一个寒战。这时已是天光大亮，可是看不出任何异常的情况。山谷异常宁静。一两个人想，也许是一次无的放矢的射击，便开始打哈欠伸懒腰了。上尉有点犹豫。如果他们真的是在敌人的山谷里开火，他会被认为是蠢透了。他命令自己的部下保持卧姿继续隐蔽，又守候了一个钟头。
突然，金黄色的太阳升上了山顶。
上尉站起来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地形。“那儿一个人也没有。”他小声咕哝了一句。
眨眼间他就躺倒在地，鲜血从脖子上喷涌而出，形成一股红色的洪流倾泻在冰冷的土地上。西玛尔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谁流过这么多血。士兵们哭了，“上尉，上尉！”有个士兵准备打电话报告这个消息。西玛尔刚才看见了远处的一块大石头背后有个亮光一闪而出。这足够让他发现击中上尉的狙击手就是在那儿藏身。他们立即展开进攻。整个连队一起朝那块岩石开火。一阵子弹风暴猛击那块石头；好几颗手榴弹投了过去，土地被炸开了花，火光闪闪，硝烟四起。西玛尔确信这样的射杀过后，没人能活下来。
尘埃落定后，士兵们小心翼翼地朝前挪，腹部着地匍匐移动。一颗手榴弹被再次扔过去后，一切危险好像都已经消除了，士兵们这才站起来。
他们发现岩石背后有具尸体，但是很难说是不是个人。肢体已经残缺不全，脑袋开了花，裂成两半，不过西玛尔能看出来这不是米摩。他心里发出一阵怪异的狂笑，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我真是被吓破了胆了。”他心想。
他们又发现了两个游击队员的尸体，但其中还是没有米摩。也许他在夜幕掩护下逃走了，而那些受伤的躲到了岩石后面。“狡猾无情的米摩，”西玛尔暗自思忖，“好你个狐狸！”他笑出了声，开始声音不大，然后越来越大，终于变成了歇斯底里的狂笑，在岩石间回荡。他的行为会被同伴牢牢记住，终身不忘，他会被当作一个被战事逼疯的人，在别人叙述时会援引这个实例。大家看着他，惊得目瞪口呆，中士挥手照他脸上给了一记重拳。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二部分 老家（2）
伊凡独自坐在飞往伊兹密尔的空客310航班公务舱里，感觉自己像在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上随波逐流。空姐问他要喝点什么，他说要一杯矿泉水加冰。他在机场买了一瓶“皇家礼炮”，这时打开酒瓶给自己兑了一杯橙色威士忌，深深地吸进一口苏格兰威士忌酒的香气，那是混合着红木、皮革、烟草的味道。“我被波浪卷走了，”他心想，“还把别人都拖在身后。”
教授在思考的时候总是用完整的长句，仿佛是在著述，或者是在向秘书口授信件。他养成了这种习惯，是因为他写过太多的文章、讲稿、电视谈话提纲。他感觉有责任理清思想脉络。出于习惯，他开始在纸片上做笔记。“洪流席卷了每一个人，”他写了一行，“社会的一切坐标都不见了，东方的根和*的根统统被剥夺了，但又距离与西方价值结合十分遥远。谁都不满意。把社会凝聚起来的不成文规则在哪儿都找不到了。我们正经历着一个虚无主义时期，人人都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没人知道它会以什么形式出现。没有规定的形式；所以民众既无神话可以寄托，也无理想可以追求。我们被一场洪流席卷而去。有些人采取自救措施，拼命抓住垂在河上的树枝。这些树枝包括宗教、民族主义、‘库尔德主义’或‘虚无主义’。”
伊凡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然后告诫自己说：“别说教了！你满嘴大话！说正经的——承认你的恐惧，然后放松下来。”
这时，那个身材高挑、容貌迷人的空姐来到伊凡跟前，对他说驾驶员很想请他去驾驶舱看看。伊凡就想独处，但还是不由自主地跟着空姐来到了驾驶舱。驾驶员一定是从电视节目里认出了他，于是抓住这个机会和他见面聊天。
他进了驾驶舱，发现里面满是电子仪器，却出奇的安静。他们听着从控制塔传来的只有驾驶员才听得懂的信息，一边调整方向一边并不中断谈话。伊凡心想一穿上制服，人人都显得那么神气。就连长途汽车司机也不例外，穿上定做的制服戴上墨镜立即就英俊了许多。
伊凡感到一阵冲动，想去拉动操纵杆，让飞机笔直地俯冲下去。后来他曾回忆这个时刻，想理解为什么对死亡的恐惧竟使他期待死亡。这是一种可怕的冲动。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人饱受眩晕的折磨，反而选择从高处跳下来自杀。
作为一个善于思想而不善于行动的人，伊凡不允许自己被感情摆布。他和驾驶员愉快地交谈，甚至谈起了“为什么土耳其永远无法解决其问题”这个话题。教授找了个机会结束谈话，回到座位上，降落前又喝了一杯。
飞机降低了高度，准备在阿德南?曼德里斯机场降落，这时伊凡想到了过去三十年来伊兹密尔经历的变化。跟他一样，伊兹密尔也失去了纯真。爱琴海沿岸的文化氛围渐渐蒸发，这座城市仿佛一个古老的偶像，因时间流逝而消磨了其原本光鲜的色彩。库尔德战争，或者如总参谋长所谓的“低强度冲突”，已经造成东安纳托利亚成千上万人死亡，同时也造成了成千上万库尔德人移民西部。三千个村庄毁灭了，村民们涌向了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与爱奥尼亚文化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掺和起来。
刚开始，伊凡对村庄被故意烧毁、村民被驱散这事抱着怀疑态度，但后来他看到了内阁监督报告，才相信了这个事实。不幸的是，世界各地反恐斗争都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尽管不采用这种毁灭的方式可能效果更好，每个国家毕竟都有合法权利保护自己不受武装起义的干扰。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二部分 老家（3）
出租车司机是个年轻人，瘦得皮包骨头，留着淡淡的小胡子，他拉着伊凡从机场到卡斯亚卡，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从东部来的。他说伊凡很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一路上不停地和伊凡说话。伊凡是不是坐过他的车？土耳其的经济走向如何？汽油这么贵，他就在自己车里安装了液化石油气燃料装置。教授要不要抽根烟？是的，抽烟对身体不好，不过能让人镇静。也许先生想听听音乐；他有新音乐磁带，还有先锋播放机。这玩意儿够酷的，对吧？突然间，小小的汽车里面变成了一个音乐厅，乐声震耳，随着凄婉的小提琴、嘭嘭的鼓声、忧郁悲凉的管乐伴奏，唱起了一支叫做“*花式音乐”的流行歌。
如果教授在此之前还感受到了一些宁静的话，现在这宁静已被驱赶得无影无踪了。这种城市庸俗音乐毫无和谐可言，伊凡感到仿佛有个锥子扎进了他的耳朵。他不是音乐学者，但是他确信“*花式音乐”体现了这个国家的颓废。这种音乐毫不真实，不像美国蓝调、葡萄牙思乡曲、探戈舞曲，或是希腊瑞贝提克（瑞贝提克（rembetiko）：一种源自19世纪末希腊的大麻烟馆、歌舞场所、妓院和监狱粗野之声的音乐。——译者注）音乐，所有这些音乐都表现了一种压迫下的呐喊。“*花式音乐”——涌向大城市的移民音乐——并不是一个伤者的大声呼喊，而是假装受了伤的无病呻吟。最著名的歌手们都带着镶满钻石的劳力士手表，开着奔驰，穿着真丝衬衫，一半敞开，露出长满毛的胸脯，却唱着痛苦、忧郁、绝望的歌曲。他们的音乐反映了中东的不可靠性。这是一种欺骗，一种谎言，还是一个例证，体现了弱者在强者面前假惺惺地卑躬屈膝之时遭受了怎样的践踏。
伊凡对自己的变化感到惊讶。仅仅在一个月前，他还把这种音乐看做是土耳其亚文化的一个色彩斑斓的部分呢，甚至还在媒体谈过这种观点。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变化，毁掉了他舒适的生活，把他逼到了疯狂的边缘？伊凡找不到准确的答案。他只知道这种音乐缺少诚实，和传统的民乐截然不同。这音乐他听着非常刺耳，但是伊凡忍住没有责骂年轻的司机，一直默不作声，让他最大限度地欣赏这音乐。
似乎经过了一段永远也走不到头的漫长时间，他们才终于在一座不起眼的公寓楼前一条窄道上停下来，伊凡的母亲就住在这座公寓里。他给了司机挺大一笔小费。也许年轻的司机还以为他的慷慨是出于对音乐的欣赏呢，下次拉客人时还会把音量开大。
地中海地区中下层年老妇女看上去都一个样。伊凡的母亲也不例外，忧愁的眼睛、疲倦的面容、困乏的动作。她并不掩饰对儿子突然到来感到的担心，她搂住了儿子，儿子曾经是她生活的中心，如今他已进入了上流社会。伊凡也拥抱了年迈的母亲，母亲在他现今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她那瘦小的身形一样无足轻重了，他在母亲脸颊上亲吻了一下。
伊凡的母亲每天做五次日祷，从不间断，常去拜访左邻右舍，天天听晚间新闻，儿子的节目她从来没有错过一次，熟人都来祝贺她，搞得她怪不好意思的。她去当地市场买东西，总要和小贩讨价还价——长期节俭生活养成的习惯——总是抱怨价格高。就像地中海沿岸的老年妇女一样，在更年期没有接受什么医疗帮助或咨询，不知道骨质疏松这回事，也不知道正确补钙，结果由于缺少护理，母亲的骨头变形了。当年窈窕少女柔软灵活的好身材，如今已是弯腰驼背，双肩伛偻弯曲，臀部也变了形，走路十分困难。见此情景，教授心里非常难过。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二部分 老家（4）
呼吸着家里的气息，他才意识到，从上次回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买这套很平常的公寓，首付用的是父亲的退休补助金，随后的月供耗尽了父亲的余生。这公寓曾经是伊凡生活的核心，现在想起来竟是那样陌生。从前他在这儿读书，长时间做白日梦，憧憬着未来。他并没有真正珍惜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宝贵时光：首次唤起他性意识的*杂志，父亲给他买的那辆车胎永远需要修补的二手自行车，还没完全停稳他就跳下去的摆渡船，夏天夜晚和女孩*，在海滩炒新鲜蚌肉吃，不买票就溜进去的集市，在街上并无恶意地开别人的玩笑，逃票坐公共车，几场山盟海誓的恋爱。
他父亲的铁路制服还挂在吱呀作响的老壁柜里。他还很小的时候，全家住在铁路宿舍，伊凡觉得父亲穿上那身棕色制服戴上装饰着金穗的帽子帅极了。随着一年年过去，伊凡看到那种贫困生活让父亲过得多么悲惨。记忆中父亲原来的形象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两颊内凹、眼窝深陷、嘴唇哆嗦的老头。生活对有些人而言是艰难的，伊凡小时候经历了生活中的许多艰辛。他在学校跟富家子弟在一起感觉很不自在，直到成年后，跟富人在一块儿依旧感觉别扭。
生长在富裕家庭里从来没感觉过手头拮据的人，和起先贫穷后来赚到钱的人不一样。伊凡一眼就能看出来一个人是不是在穷困中长大的。也许它会给人带上终身印记，如同伊凡身上的那样。阿赛尔是生来富贵的典型。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半点困苦，她可以对朋友说：“我没带钱，你买单！”伊凡要是这样说，定会感到羞耻。
小时候，看见富家子弟穿着新鞋，他会羡慕不已，自己想方设法遮掩脚上破旧的鞋子。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开始挣到很多钱后，要在壁橱里放上那么多双鞋子。但是这次旅行，他就穿了一双普通的软运动鞋。
伊凡年轻时，他常看到父亲穿着皱巴巴的铁路制服，一副疲惫、苦恼、失意的样子，拿他跟朋友们做生意的父亲相比时，尤其是这样。他内心会愤愤不平，一再告诉自己不是自己要选这个人做父亲的。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简单的人生目标——不能像父亲。
伊凡虽说发了个毒誓，到底还是十分想念自己的父亲。在那个四月份的夜晚，空气中充满了爱琴海春天的迷香，还有炒南瓜的气味，一闻到这种气味，他就感到夏天仿佛已经来到。想起来自己过去一直不愿意见老父亲的面，他感到心中一阵剧痛。离开伊兹密尔后，他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也没有给过他丝毫机会分享自己的成功，并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
他没有邀请父母到伊斯坦布尔参加他华丽的婚礼，甚至连婚礼这回事也没通知他们。他无法把自己可怜兮兮的父亲和身份卑微的母亲介绍给阿赛尔那个富豪船主的家庭。自己的父母和那个社交圈子格格不入，那个圈子里的人全是些生意人、政客、媒体人物。阿赛尔要他请父母来，她还没见过面，她说不需要为穷感到难为情。而且，有几个“真实”的人在场，肯定会很有意思。对阿赛尔来说，这一切不过是个游戏罢了；她哪里懂得伊凡的不安全感有多深。
五年前，父亲得了胃癌，瘦得皮包骨头，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伊凡也没有回来看他，甚至也没有回来参加他的葬礼。现在伊凡再也见不到父亲了。他现在完全不能理解这种行为的理由，更难过的是，对于自己既没有邀请父母参加他的婚礼，也没有回来参加父亲的葬礼，她母亲从来没有责备过他一个字。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三部分 英雄还乡（1）
伊凡的母亲一边唠叨个不停，一边在厨房给他做饭。她为儿子感到十分骄傲。街坊邻居看到她儿子出现在电视上，都来恭喜她这位教授的妈妈，这让她感到备受尊敬。当然她最关心的是，伊凡和他妹妹埃玛尔幸福健康，兄妹俩都上了大学，都幸福地结婚成家，这让她感到心满意足。埃玛尔在安卡拉过得很不错，伊凡的母亲每年冬天去女儿家住一个月。有段时间她去给埃玛尔照看第二个孩子埃布鲁——小姑娘可爱极了。伊凡很喜欢这孩子，她哥哥伊斯迈当然就忌妒了。伊凡小时候，也忌妒妹妹。埃玛尔出生后刚从医院回到家里，年仅六岁的伊凡一连几天躲在自己的床底下不肯出来，还说要想叫他出来，除非把那个难看的小家伙送走。想起这事，母亲忍不住大笑起来，仿佛又回到了丈夫还在世的时候，那时她全部的幸福都寄托在丈夫和两个孩子身上。
看着母亲容光焕发的面孔，伊凡心想：“啊，妈妈！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你的爱子这么受人爱戴，却深陷困境。他要么变疯，要么自杀。至于你的女儿，她知道丈夫有个情人，但是却选择对此视而不见，甘愿让自己的生活变味，依旧承担着照管两个孩子和工作的责任。你的女婿是公共建设工程部的一个总经理，你还一直为他感到那么自豪，实际上他全靠收受贿赂发财，又把钱挥霍在一个年方二八名叫泽丽哈的美甲女身上。你不知道埃玛尔常给我打电话，哭诉自己活不下去了，豁出去不要命了吗？我告诉她忍着点儿。这年头谁没情人呢？她一听就要撂电话，认定哥哥是在说傻话，我赶紧告诉她要与时俱进，自己也去找个情人。后来我想起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不一样，感觉有些遗憾。”
伊凡跟母亲聊起了往日的时光。“让她高兴一会儿吧，”他心想，“让她感觉烧了我爱吃的菜，我特别高兴。”可是很快他的心思就转到了阿赛尔身上。她此刻在做什么？
她一定回了家，洗了淋浴。她也许奇怪丈夫去了哪儿，但也许不会老想这事。她要多久才能看到他的电子邮件呢？天黑了，她会不会害怕，会不会没看到电子邮件之前就给朋友打电话，甚至报警？无论如何，她最终总会看到邮件，担心会变成痛苦。
伊凡开始感到不安，但他还是提醒自己心肠要硬。对有些事情而言，生命太短暂，但毕竟前面的路还很长，犯不上为了一个背信弃义的丈夫一直伤心。他敢肯定，阿赛尔会很快把他忘掉，继续自己的生活。如果他要实施自己的决定，那么现在不是让感情控制自己的时候。
到了晚上，伊凡独自一个人呆着，从母亲的缝纫盒子里拿出一把旧剪刀，把几张信用卡剪成碎片。现在，除了带有美国签证和几个其他签证的护照之外，他已经没有任何能显示个人身份的证明了。他感到一阵轻松，摆脱了一切束缚，生命之轻令他欣悦。
现在他要追随希达耶，乘着小船在爱琴海上扬帆远航。海上静谧安宁，水面如镜。白色的船帆在微风中缓缓鼓起，宛如斗篷临风，又如爱琴海神话故事中浮现的一个幽灵。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第三部分 英雄还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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