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似乎相信只有彻底弃拒了羞耻心,人类就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而我们的另一部分同类,却由衷地呵护着自己羞耻心的存在。认为只有与之共存,才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人类的伦理原则,夹在这两种相互对峙,分歧越来越巨大的意识营垒之间,日渐显出依从两难的尴尬性和危机性。
分明的,我感觉到了它的根基已然动摇。如地震前大地平衡的抖颤。
在今天,在中国,我声言我的意识倾向依从于我们的后一类同胞，我也替那一位女士的成功感到高兴。但是我反对她的逻辑。然而,说心里话,我的反对并非那么的自信。因为我后来知道,在她的生日里,以及在那一位继承了外国老太婆遗产的男人的生日里,都曾有某些达官贵人和某些社会名流,前往祝贺,相与而欢，并以结识他们和她们为幸为荣。一百年后,不,五十年后,也不,二十年后就能见分晓了——届时的世相究竟支持哪一种社会意识的潮流,恐怕现在就断然地下结论太早。
但有一点我是比较自信的，那就是——人类文化的和艺术的成果,不像那位女士所轻蔑地谈论得那么没有价值。个人资产的积累以及家族资产的继承,倘不能兼顾于造福社会,那也只不过就是一件纯粹个人的事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位破产了的亿万富豪跳楼身亡,在中国在外国,只不过仅仅造成新闻轰动效应,却很难引起社会的悲伤的缘故。
而如果有一天我们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省下我们的一部分面包,捐出我们的一部分积蓄,要么我们将失去我们继承着、欣赏着,精神得以享受到过的一切艺术,不,何须一切,只需一类,或音乐,或美术,或文学——我想,从老者到儿童,不分国际的千千万万的地球人,都会甘愿地奉献出我们的一部分面包,以及慷慨解囊。股市上任何一种迅涨的股票,都不可能吸引比那更多的人。
于是我联想到了一件关于贝多芬的事——年老的贝多芬视力减退而且耳聋。有一天他行走在路上，心中突然乐律澎湃,便蹲下身去,用一颗小石子在地面上疾书五线谱。恰巧一队送丧的人群走来,贝多芬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而不自知。他们中有人认出了贝多芬,大声说：“他是那个整天为我们创造美乐的人啊!我们不要惊动他,让他写完。”于是送丧的人群,鸦雀无声地等了贝多芬半点多钟……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乃至于在将来,据我想：一队送丧的人群,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那么有耐心地等待一位富翁起身让路的，也不会那么有耐心地等待一位以自身为股发迹了的女人……
我又联想到了小时候看过的一本连环画《贵妇还乡》，可能是根据易卜生的戏剧改编的。往事久远,我记不太清了。
萧伯纳曾说：“穷人的女儿是他们的原始股。”
毫无疑问,我们不难从此一句话中,感受到萧伯纳对于穷人们的深切的同情和怜悯。而这一种同情和怜悯,所针对的恰恰是穷人们连自己的羞耻心都维护不了这一不幸的不争的现象。
贵妇便是那样一家穷人的女儿。
她曾是娼妓。
她是以自身为股成为贵妇的。
她的衣锦还乡使达官、绅士和名流们礼迎唯恐不周,求见唯恐不及,奉承攀交之心唯恐表达得不虔诚。
然而贵妇的羞耻心,在如此这般的簇拥和包围之中,却更加像老鼠一样啃噬着她的灵魂。
终于有一天,她在舞会上对他们冷静地说：“我是回来料理一个至亲的亲人的后事的。我以为,她既然死了很久了,你们应该早已把她忘了，而你们却以你们的热情向我证明,她仍活在你们的印象里，她当然就是从前的我自己。”
她又一一指着他们说——您,可敬的衣冠楚楚的绅士,您曾经非常着迷于我这双眼睛不是么？当年你垄断它们的目光一整天,只不过出价一个金币。可是后来一位比你可敬得多的老伯爵垄断它们的目光一整天出十个金币!还有你,道貌岸然的市长先生；你,大腹便便的酒商；甚至包括你,主管我们灵魂的神父。你们都喜爱过我身体的不同的部分,都以很便宜的价格满足过你们的欲望。但是我今天要在上帝面前,在你们可敬的诸位夫人们面前,以最高的利息退钱给你们。因为，当年我向你们出卖我的肉体,实在是我最迫不得已也最感羞耻的事……
贵妇在众目睽睽之下,果然那么做了。她将大把大把的金币撒向那些道貌岸然的达官贵人,和他们的似乎很有教养的夫人们。
贵妇离去之前,造了一座坟,立了一块碑，碑文是——此地埋葬着一个最不幸的女人,她因将自己的肉体出卖光了,灵魂瓦解而死……
当年这故事使少小的我受到极强烈的震撼。
我因那一本连环画而流下过眼泪。
今天,在中国,我知道为数不少的女人,都巴望着以自身为股,简单而快捷地摇身一变成为贵妇。她们往往迫不及待地自己为自己大做广告,创造机遇。如果她们零售自己或批发自己收入可观,她们便心安理得。如果她们高价拍卖自己一锤定音,达到目的,是比画家画了一幅好画,音乐家的一首歌曲广为流传,作家完成了一部力作欣喜百倍的。而这种时候你若以略带同情的目光相视才是羞辱她们，她们只在她们没有“成功”之前需要点儿同情。
我的一位“童影厂”同事的朋友,夫妇二人都是演员，更确切地说,是杂技演员。他们的独生子是个气质很好、形象也很出众的小伙子。大学毕业,供职于某公司。未婚妻很漂亮，也是大学毕业生，当父母的正为他们筹办婚事。忽一日我的同事在办公室接到了他们的电话,以身陷灾难般的语调相告——婚事吹了。
问为什么吹了？
答曰就为一辆凯迪拉克，还不是那种加长型的，只不过是一辆小型的。
一位“大款”给那姑娘买了一辆小凯迪拉克,她便义无反顾地、兴奋地投入了“大款”的怀抱做“二奶”。
我的同事说——用道理好好儿劝那姑娘回心转意啊!
答曰——劝不回心转意了!人家说除非你们家能给我买一辆“大奔”。说现在是商业时代,一切按经济规律办事。婚姻当然也得讲竞争,你们没有竞争实力,那就只能怨你们自己了!
那小伙子受到意外的情感打击,精神恍惚,也许将被送入精神病院……
我的同事放下电话,与我们面面相觑,大家一时都默默地无言可发。男的一口接一口吸烟，女的一口接一口喝茶。
这样的些个女人,正需要那样的一类理论和逻辑。那样的一类理论和逻辑,正由她们中的成功者总结着、完善着、系统化着,并积极地推广开来着。
由我的眼对社会对世相所作的观察而得出的结果是这样的——在她们中,目的达到与否是互相看得起或看不起的前提。以自身为股聚敛金钱的数量,同所获的敬意成正比。数量巨大,则所获敬意便自然而然地超出于她们之间,拓展向全社会,并从某些达官贵人那儿,某些社会名流和艺角那儿,甚至各种媒体那儿,获得率先的好感与捧场。
在中国新生的资产者阶层中,这样一些不可等闲视之的女人是的的确确存在着的。她们一旦成了有钱的“富婆”或“富姐”、“款妹”,便社会能量尤其非凡起来。她们的通讯录上,大抵都有几位在必要之时足以庇护她们的官员的红线电话号码。她们提起某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官员们的秘书,口吻亲昵,像提起关系很“铁”的“哥们儿”。当然,这里有吹牛,有拉大旗做虎皮的成分。但人们也不要完全地这么以为，说不定在哪一家饭店的雅座,你会真的发现她和他们正在共尝佳肴……
我自己就撞见过那样的情形。
想想在中国,古往今来便是这样的,我也就不怎么觉得奇怪和犯寻思了。
但她们并不像某些人茶余饭后作为谈资所以为的那么多。事实上,在中国新生的资产者阶层中,她们的总数加起来,充其量也只不过构成一种阶层成分的点缀罢了。即使以自身为股,能在自己名下聚敛到一千万以上的她们，总数不会比一个军还多。女人的青春和容貌,既是一种“特价商品”,也是一种推陈出新速度最快，使她们无可奈何地贬值的时尚“商品”。对这一“商品”喜新厌旧的富豪型的男人们,总是明智地让自己永远处在控股的地位。所以她们的大多数,又只不过是这一以男人为主体的阶层的附庸罢了。尽管她们中的大多数住豪宅,开名车,饰金戴银,事实上也只能是些沾富豪型的男人们的光的女人,而自己并非名副其实的女富豪。
我之所以对她们格外地评说了一番,并不因她们实际占有金钱的数量,甚至也不是她们聚敛个人资本的独特的方式方法，而是她们竟那么引以为荣的“理论”与逻辑。对于我,她们的存在本是不太值得关注、分析和评说的。但她们的“理论”与逻辑,对我们社会的伦理原则的冲击和颠覆,以及对我们普遍人的意识质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轻蔑,才是引起我郑重对待的原因。
当我们即将结束这第一章,亦即对中国资产者阶层的冗长的分析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提及那样一些人——他们是：
不但自己靠筚路蓝褛的创业精神和诚实可敬的脑体力劳动富起来了,而且带动一方人们脱贫的人。他们热心于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社会福利事业，一向怀着某种良知支持以上事业。
这样的一些人的确是有的。
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是“中国特色”最值得称道的方面。
他们使他们所跻身于的这一个中国的新生阶层,在质量上多多少少有了一些“仁”的意味。
还有那些抓住了机遇,主要靠自己的知识成果或一技之长成为“老板”的知识分子。他们中不乏年轻有为者。他们不见得因自身是知识分子,便一定会从“仁”的方面“善”的方面提高中国新生资产者阶层的质量。而我们也根本不可以用那么高的质量标准对这一个阶层一概地强加要求与评说。但他们的后继,无疑会在“礼”、“智”、“信”方面,大大提高这一个阶层的质量。使这一个阶层显而易见的劣点被抵消一些,并且也能渐渐向社会证明自身的优点。他们成功的意义还在于,对于普遍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激励。普遍的中国知识分子太多地袭传了中国历代封建社会制度之下的文人的意识弊端。他们往往将仕途上的追求,视为自己终生为之努力的目标。以为唯有这一追求,才是自己最顺理成章,最光明正大,最能传名后世耀祖荣宗的前程。一旦仕途失意受挫,或安贫乐道地一头扎到故纸堆里去自寻其趣,或求借于道于禅,口中喃喃着“色空”,心头却仍系于科举。这一弊端,一直到建国之后,一直到今天,仍在中国知识者的头脑中作祟。其种种世相表现依然淋漓尽致,有时也是很丑陋很令人作呕的。所以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总在行径上有点儿像旧“文人”，而在骨子里不太是“知识分子”。这也是“中国特色”，是传统的“胎记”。中国旧文人是轻商恶商的。这是他们的迂腐之见。而在目前的中国,依我看,知识分子与其继续一味儿地向政治去要求自身的种种社会待遇,还真莫如悟悟经商之道,靠自己的知识,在“商海”里扑腾扑腾。“商海”里其实“淹”不死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地先天胆小。“淹”毙在“商海”里的都是胆大妄为,蛮干违法之徒，或孤注一掷的人。知识分子出身的“老板”们的出现,新生资本家们的出现,对自己的同类是一种有益的教育。起码教育他们明白了这样一点,这个世界的法则,并非悠悠万事,唯“官”为大，也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还有一些女性,她们不同于我们前边评说到的,以自身为“原始股”进行肉体投资的女人,也非是门庭显赫的深宅大院里的女公子们,更不是一些专善于欺诈的女骗子——她们原本是些普普通通的女人,甚至是些文化程度不太高的女人,从很小的个体经营做起,十几年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谨谨慎慎,终于也拥有了千万以上的私家资产。在全国各地,我结识过几位这样的女人。我对她们是怀有很大的敬意的。她们并不珠光宝气，消费方面也不一掷千金万金。她们依然过着拒绝奢侈的生活，依然保持着劳动妇女的某些可贵本色。所以社会的眼睛,一般很难评估到她们的家私的确切底数。只有对于她们较为信任的,她们感觉到对她们友好的,永远不至于算计她们或危害她们的事业的人,她们才悄悄地告诉你她们已经拥有了多少钱,并乐于比较坦诚地与你讨论她们对于金钱的看法。我当然不至于算计她们,当然永远不会做什么危害她们事业的不义之事,而且我与她们的结识,于我是一种缘,她们也认为于她们是一种缘,缘缘相投,我相信她们告诉我的是实底,并没有什么夸富的成分在内。她们实在没有什么对我夸富的必要。她们以最难的方式,而不是以最简单便捷的方式,在商业时代为普普通通的女人们争了气。但是她们并不存在于大都市,你只有在某些偏远省份的某些交通便利、经济发展活跃的中小城市,才有可能经人介绍结识她们。一旦站在她们面前时,你不禁地会惊异于她们的普通和朴素。是的,大都市不适合于她们的存在。大都市美女云集,机会都由掌握着机会的形形色色的男人们“恩赐”给他们所青睐的美女们了。她们有自知之明,并不轻率地向大都市延伸她们小事业的触角。她们很容易获得满足感。她们特别谨慎，也可以说较为保守。而这两点,恰恰保证了她们的小事业在自己们有限的天地里立于不败之地。从积极一方面而言,“保守”二字也可理解为稳健。让我们祝她们的事业永远顺利。
我们还应该提到某些残疾人。他们成为拥有千万以上私人资产的富人,应归功于中国“残联”的存在。他们的事业之初,皆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残联”的扶植。公平地说,“残联”的确为中国残疾人做了不少好事。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自白》一书,封面上我那一张照片，是出版社从合影上剪下来的。而原照上坐在我对面的,便是一位一级残疾者。我当时正认真地听他向我讲述自己艰难的创业经历。他是由组织十几名残疾人开一家小小的服装加工厂起步的。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奋斗,他成了一位集团公司的总裁，已拥有个人资产七千余万。面对这样的身残志不残的人,你不能不承认,机会需要加上奋斗的志气才是机会。“置于死地而后生”这一句话,也的确是有几分道理的。听了他的讲述,我当时暗暗感慨——其实我们大多数正常人,命境都谈不上被“置于死地”过,而是在不太称心如意的日子里得过且过,所以我们大多数正常人,其实也谈不上真的“奋斗”过。“奋斗”这个词,被我们中国人说得太多太多,于是几乎失去了原有的沉甸甸的分量。
我们还应该提到另外一些人——为数不多的影视明星、导演、独立制片人、歌星、“走穴”之风盛行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时期的“穴头”,以及某些曾在所谓出版业“二渠道”的黄金年代抢占滩头一呈“雄风”的“书商”们。据我所知,他们中有人当年由一本书就获过百万之利。某些所谓“合资”大片,以内行人的眼光看来,一半投资也就足以拍到那样的水准了。影视界的少数“大腕”,包括制片人、承包人,皆由此而富。但这毕竟是靠了才华和名气挣境外的钱，不挣白不挣，节省也白节省。提高中国影视明星及导演在“合拍”合同上的身价,此为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是这身价一旦由境外来的钱一米一米垫高,再要为国内影视而降低,却也不那么容易了。他们正面临着越来越显明的尴尬——境内用不起,境外不常用。而新人层出,后浪推前浪,身价那东西,闲置二三年,也就注定了要掉价的。这尴尬意味着是他们的一种危机。至于他们如何调整意识度过危机,那就纯粹是他们自己的事了。我预见，五年后,北京的名人饭馆将会增多起来，主人大抵便是他们。开饭馆几乎是他们共同的第二职业。好在他们已经比较地富贵了,怎么活都将会活得很潇洒、很滋润。
让我们祝他们生意兴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新兴的资产者阶层,是一个良莠掺杂的阶层。在这一个阶层中,又可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第一代是较幸运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原始积累”阶段大量的,眼花缭乱的机会。那是一种带有明显混乱性的机会。其混乱性怂恿他们以不择手段的甚至野蛮的方式去紧紧攫住它。这种机会在时代进程中往往是百年不遇的，而且一般只发生在转折时代。他们凭本能曾感觉到这一点。他们的发迹在带有神话色彩的同时,也带有不同程度的卑污。他们仓促上阵,准备不足,素质不佳。这一点无情而又冷酷地决定了,机会只能成全他们一次,不能成全他们多次。只能使他们变为富人,不能使他们变为杰出的大有作为的商业精英或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大企业家。他们的作为已经表演结束。他们的事业几乎全都处在守势，甚至处在颓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很难再有什么新的作为。
第二代的素质要比他们高许多，准备要比他们充分许多。第二代从他们身上总结了不少经验,吸取了不少教训。但是第二代面对的机会却不那么多了。混乱已经过去，规则开始渐趋完善。在秩序的制约下,商业只“创作”现实主义的故事。这些故事的风格总体上基本是“正剧”结构，几乎不再有神话产生。成熟的商业时代拒绝神话，尤其排斥闹剧和荒诞剧。而这对第二代的大志和雄心乃是严峻的挑战。
大约在十年前,也就是第二代在第一代无章无律的大合唱底气耗尽的尾声中趁隙接替上来的时候,某些经济学界的可爱人士们很是激动了一阵子。他们热情洋溢地断言,大陆的李嘉诚或者霍英东或者董浩云甚或洛克菲勒就要横空出世了!现在看来,这断言既未免下得太早,也未免下得太急太浪漫了。目前世界级的大财阀,几乎无一不是半个世纪前就孕成胎形的。巴尔扎克说：“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的教养。”同理,一个实力雄厚的家族产业集团,恐怕也起码需要两代的努力才能奠定基础。
无论从主客观哪一方面,我们都看不大出我们所着重评说的这个中国新兴的阶层,在今后二十年内会诞生什么鲲鹏式的人物的任何迹象。
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个阶层的总体作为,也许只能施展在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富有程度的局限内。而除了这一点,它的存在,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作用和影响,将注定了是有限的、微不足道的。排除个别,就总体而言,这也将是一个自在的、无忧无虑的,置身于中国社会普遍的烦愁与苦恼之外的阶层。因而也几乎必定是一个最淡漠了社会问题参与意识；最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最善于明哲保身的阶层。
他们政治上的最积极的态度,乃是对“安定”的本能的心理倾向。
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能比中国目前所有阶层都真诚。
不过他们也同时是心理上最不受动荡威胁的阶层。因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持有不同国籍的护照以防万一。
此阶层的形成,引出了“贫富悬殊”这个中国当代十分敏感的话题。
但是,倘我们冷静地客观地加以分析，则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承认——中国的贫者之所以贫,其实主要并非是由于他们变富了。换言之,“下岗”工人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下岗”的，失业者也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失业的。即使他们目前都不是富人,下岗者照样下岗,失业者照样失业,贫者照样贫。这一切时代的不幸,主要乃是由体制的更型转态造成的。此种严峻情况之下，命运遭受沉重打击的几乎一向是平民百姓。从表面看,他们大多数人似乎并未参与“体制内”的“蛋糕”的分配。他们大抵是在一份份“体制内”的“蛋糕”在“体制外”流通的过程中富起来的。一份“蛋糕”在流通的过程中,尤其在从“体制内”流通于“体制外”的过程中,是会翻倍增值的。这是商业的法术，他们受益于此过程。国家主宰我们大多数人在“体制内”的分配，转折主宰他们少数人在“体制外”的分配。国家只能就“蛋糕”分“蛋糕”，转折却分配机会。在商业时代,一个机会比一份“蛋糕”宝贵得多，而特权也是可以流通的。它流通于“体制外”也变成机会，有了那样的机会傻瓜都能富起来。
诚如爱默生所言：“就像在战争中,在政府里,在文坛上一样,在商业中也有天才；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人或那个人会获得好运气。它就在于每个人的具体条件,这便是商业本身能告诉你的全部内容。”
金钱的“生长”只能依赖于金钱的“种子”。权力变成金钱的“种子”,比知识和勤劳变成金钱的“种子”简单容易何止一百倍。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不得不作结论——“权钱交易”的手,间接伸入到每一个中国平民百姓的衣兜里过!
相当多数的中国人,对这一个新兴阶层的看法,又往往过于浪漫天真。那就是——将太多的社会慈善、社会公益义务寄托于这个阶层。
道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富了,所以他们应该做榜样。
这一种寄托是太理想主义的。
慈善源于仁爱之心。
公益义务的热忱源于社会责任感。
一个人在往钱柜里存放钱的同时,并不见得会将那两样可贵的东西也存放进去。富人的心,尤其中国的,较缺少宗教情感熏陶的富人的心,的确是和他们的钱柜的作用相似的。他们的钱柜里没有的,他们的心里也不大会有。有,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比他们成为富人的过程要长得多。也许我们期望的东西,将在他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身上才有所体现。如果我们还相信进化论,我们就应该坚定地相信：中国的富人在心性上也是终究会进化的。
杜威在《民主与教育》一书中曾提醒世人：“这样的想法是极为荒谬的,就是认为商业的事情在它自身的范围内可以成为一种理想的文化。如果谁觉得它可以把为社会服务作为它自身的宗旨,并希望它来代表社会良知,像它一贯自我标榜自我宣传的那样——那么这个人的头脑就太简单了!”
我们当然会因一位每月只领取少得可怜的退休金的老人面对慈善或社会公益义务的虔诚之举而万分感动；却大可不必因一个富人表现得无比冷漠一毛不拔就愤世嫉俗起来。因为——仁爱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恰恰存在于最广大的最普通的公众意识里。世界一向如此。因为并不富有，所以没资格摆阔、比阔。而比阔之心必抵消仁心。
同时也得承认,具有仁爱之心的富人是有的。你的仁爱表现在为一个穷孩子捐了一个书包,而他一旦慷慨解囊,一千名儿童就有了一所美丽的学校。量使质在这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我所知,在美国,有大约六百万民间慈善机构，而且,其百分之九十以上,乃是私人捐款。又百分之九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源于资产者阶层和中产者阶层的捐款。
富人们在美国是一个样子,在中国是另一个样子。美国的富人也并非皆是天生的上帝派遣于人间的慈善使者。美国这个国家对富人的要求比对穷人的要求严格得很。而中国的某些官员给予中国富人的“关怀”,则比给予中国穷人的体恤多得多。
种什么,收什么。
美国的法律、新闻,几乎时刻在以监督的目光注视着富人。
中国的法律对于中国的富人们是不是像对中国的穷人们一样的严厉我不敢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我常见到在一些早市或晚市上,收税人对于摆摊的小贩们真是如狼似虎。我也知道中国的富人们,怎样与中国的某些税务官员、公检法官员们称兄道弟,关系一团火热。而另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中国的某些媒介投向富人们的目光,往往并不是监督式的,而是谄媚式的。甚至,有时可以说是“卖春”式的。富人一出钱,它们就欣喜若狂地,忙不迭地为富人们大肆鼓噪。不惜辟出版面宣传富人的名车和他们的宠物,甚至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的哈欠他们的喷嚏他们的伤风感冒……
这个阶层一度是一个以高消费为自豪,并满足于此虚荣的阶层。他们的高消费狂热病,一度也确曾刺激某类商品跟着他们的感觉走,漫天涨价。广大的市民曾因此而深受其害。但现在,他们中某些人的狂热病已基本上发作过去了。那乃是暴富的阶层总是要染上的病症。他们有这个权利。商业现在也又明智地关照着广大市民的购买力了,而不一味儿地只跟着他们的感觉走了。他们的消费心理稍微变得正常了,商业逐渐成熟了,中国的广大市民也不必仍记前嫌,耿耿于怀。
富人有富人爱生的病。
他们比别人更知道怎么样治疗自己的病。
最后,只剩下了一点仍值得格外观察。那就是——中国的某些官员,和中国这个新兴的资产者阶层的关系。
这一关系呈现在世人眼里,有时未免显得太亲近,甚至可以说太亲爱了。这就难免使世人迷惑,怀疑“公仆”二字另有内涵。
这不好。很不好。对于资产者阶层没什么不好。他们喜悦于那么一种关系，心理上依恃那么一种关系，并且以为最有资格拥有那么一种关系。但是对于官员们太不好，有损于他们的“公仆”形象。
某些官员的子女，正是通过这一种关系移居或定居国外,连国人的身份也抛了的，有的甚至由前者们长期包养着。
所以,当听这些官员们大言不惭地高谈什么“爱国”论调之时,我真替他们臊得慌。
中国老百姓以及子孙后代,非中国而无别国可安身可立足,难道他们竟会比你们更不爱国么？
基本情感定位,关乎深层廉政。
一向亲疏倒错,有违党的宗旨。
此风当刹束,不可助长。
《左传》中说：“重而无基,能无弊乎？”
重指权势,基指黎民。
好在我们的党正自省之自查之。
现在，我读罢此章，真的很有些话要补充。首先觉得该说的是——我写此书时的眼量，委实是局限又短浅的。故我当年即使一再地要求自己客观些，再客观些，实际写来，竟还是那么的主观色彩浓浓。我虽然接触过一些当年的资产者人物，但也只不过就是一般性的接触，而没进行过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所以，我笔下的他们，代表性不能说完全没有，却显然是一种大打折扣的代表性。我曾写过一篇较长的时评性杂文《九三断想》，而在那一篇长文中，我将当年即包括1993年在内的那一个时代，形容为一个“贪婪的、粗鄙的、卑污的时代”。我至今也不想收回我当年的那一句书面语，并且我承认,我写此书时，也仍是以同样的眼量来看20世纪90年代的。既然我对时代本身持那么一种不喜欢的看法，我笔下所涉及到的那个时代的“资产者”们，当然再好好不到哪儿去，当然几乎尽是些可爱之点不足，投机能力有余之人。
然而，20世纪90年代又毕竟是中国转型时期的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交替之际的时期，即使确如我所言，是一个“贪婪的、精鄙的、卑污的时代”，对于时代有极深刻之洞察力者，也必能从那贪婪的、粗鄙的、卑污的种种世相的后边，看到也有种种值得称道的事物在萌芽。我也不是完全看不到这一点，但我对此点的前景当年其实是悲观的。好比于杂草丛生之地细观所见的好花卉的蓓蕾，欣赏自然是欣赏的，却不太相信它们确能五彩缤纷地开放。
我读中国之史也罢，外国之史也罢，着眼点每在于政治与文化的演进。政治方面看其是怎样逐渐民主的，文化方面看其是怎样以民主思想“化”一个国家的公民的。故对我影响大的，更是西方的启蒙文学。这绝不意味着我一心妄想当什么启蒙者；实在是因为，亲自经历了“文革”，对那十年间的黑暗专制深恶痛绝，几可形容为咬牙切齿。并且对中国那十年前的十几年中的林林总总的“政治运动”与“政治事件”，了解得越多越加嫌恶。然而一个国家的史，也是可以相对集中地从经济方面来总结概括的，故西方早就有《世界经济史》、《西方经济史》或某一国家的“经济史”类经典书籍。老实说，这类书籍，我是摸也不曾摸过的。而一个人若要对自己的国家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拐弯”时期发表看法，不读一些那样的书，眼量局限浅薄便是必然的了。
当年，我的一位朋友曾是《购物指南》报的编辑，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的新工作地址时，我大为诧异，接着说了一通大不以为然的话。
“购物还需要靠一份报去指南么？”
“中国会有几多读那种报的人呢？”
“那样的一份报将靠从何而来的经费给它的编辑、记者们开工资呢？你的工资一定很低是不是？”
我对那朋友满怀同情。
而事实上，当年《购物指南》销路相当不错，一个时期还是北京广告收益很多的几家报之一。而我那朋友的工资，自然也是令他极为满意的。
对于后来电脑的普及、手机的普及，以及相关的一切衍生文化产品之广泛的市场前景，我当年也是持大的怀疑的。
完全可以这么说，由于我本人是一个低消费者（我还曾写过一篇杂文是《低消费也潇洒》），故我当年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济保守主义者。
当年我的眼，根本预见不到中国之经济竟会取得今天这么巨大的成就。
也难以想象，仅仅十三四年后，中国会如雨后春笋般，一批批涌现出了数量令人瞠目结舌的富豪。而且他们的身价动辄几亿、十几亿、几十亿乃至一百几十亿。我这本书中那些当年的资产者阶层的人，与今天之资产者阶层的人相比，简直是野猪与犀、象不能同日而语了。
当年我的眼，也是根本不能预见到，这后十三四年中，中国之权钱交易、勾结、联袂的腐败现象，比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某些官员之贪之贿，亦动辄几百万几千万。更有甚者，为官数载，贪贿所得竟多达数亿。据报载，仅北京市，仅2009年内，由检察院所公诉的，贪贿百万元“以上”的官员便有一百四十四人。“以上”二字，想象空间很大。一百四十四这一数字，亦实在发人深省。这当然非是一个一网打尽的数字。可是，网外的仍在贪污受贿着的官员，他们又该是多少呢？
2010年2月5日的《北京晚报》告诉我们，商业部巡视员郭京毅因贪污受贿东窗事发。就数额而言，区区千八百万，实不足引起公众关注。但其贪污受贿之手段，却尤其发人深省。那标题乃是——“郭京毅式立法腐败”。
何谓“立法腐败”？即——一旦掌控立法、释法、监督法规之大权，为了满足贪欲，是可以玩弄其法于股掌之上的。
由而想到一个很没水平的问题——一个贪官或一个贪官团伙，他或他们究竟贪多少钱，才能引起普遍的中国公众的公愤？
对我而言，几千万不能。几千万是一个司空“闻”惯的数目。
几亿也不能。
十几亿、几十亿呢？
老实说，还不能。
只不过，引起我的一点儿讶然——要那么多钱干嘛呢？难不成连孙儿女辈的富有生活，也想靠贪污的方式方法一揽子承包？
我确实得承认，我对这方面的人数和钱数已完全麻木。麻木的意思就是完全没了脾气。好比言及“80后”、“90后”们的“自我中心”一样觉得毫不奇怪。一家只那么一个“宝”，他们又怎么能不“自我中心”呢？
我曾问过许多人对腐败的感想，大多数人一笑置之。不是讳莫如深，而是同样没了脾气，同样麻木了。
倘若某一天，某报以通栏标题显示一条新闻——某贪官将一百亿贪贿巨款转移到了国外银行，我猜测恐怕也未必会在普通的中国公民中激起多么强烈的心理反应。
“文革”期间有一部小说是《金光大道》。书中总希望日子过得比别人好的富农的名言是：“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发家致富，各有各道。”
曾有朋友这么对我说：“他们（贪官们）好比是猪，百姓好比是鸡。他们的拼命贪和百姓的拼命挣，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嘛！他们往前拱他们的，咱们往后刨咱们的吧。只要他们并没有偷偷划走咱们卡上的钱，他们爱怎么贪就怎么贪去。说到底是党管干部，不是人民管干部，何况想管也管不了。谁如果因为太关注他们是怎么往前拱的，而耽误了自己往后刨，那不是瞎耽误工夫吗？想通了这个道理，就应该心平气和地看待那些事了。”
好一个“心平气和”！
由而联想到，“改革开放”初年，曾有一种“睿智”的论调是——“腐败未偿不是改革开放的润滑剂。”
若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公民，对腐败修炼出了一种特高级的心平气和，并且还能总结出特“先进”的理论，倒真叫人不知该视为幸事，还是视为悲哀了。
但是却仍有对腐败还有点儿脾气的中国人。
他们的脾气通常发在网上。
我对于终究还有那样一点儿脾气的同胞心怀敬意，因为在我看来，对该发脾气的人和事还能有点儿脾气，起码更像人，而不简直就是鸡。
我在前边的原文中写了一句话是“商业时代拒绝神话”。现在我得说，那是我笔下最愚蠢最没有常识的话。
人类的历史证明，恰恰是商业的时代，最能制造一个又一个神话。我这么说，绝不含有任何暗讽的意味，完全是一句正面的话。
举凡一切科学、文艺以及一切发明创造，大抵是通过商业行为来实现其价值和意义的。没有商业行为的刺激和运作，照相机、摄影机、留声机、录音机、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等都难以像今天这么普及地服务于人类；一切医疗诊断、手术以及千般百种的药品，更不可能像今天这么广泛地用于救治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将肯定地看不到《2012》和《阿凡达》等令我们感到震撼的电影。没有商业之手的推动，电脑以及所衍生的一切商业产品，不能如神话般地使人和社会和世界的关系变得空前紧密，比尔?盖茨也就不能成为比尔?盖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也频频产生商业的神话。不少民营企业家的成功经历，都或多或少具有神话的色彩。在我所知的他们中，我钦佩马云、李书福、陈光标等人物。
马云和他的团队所打造的“阿里巴巴”网络世界，其名字就带有神话色彩。
李书福这一位民营企业家而竟在他的厂里生产出了小汽车，我也不能不对他实现梦想的一往无前的精神心悦诚服。
在我心目中，最可敬可爱的当属陈光标了。这一位集企业家、慈善家及慈善活动家于一身的人物，在中国的的确确是一位难能可贵的榜样。
做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已非易事。同时还不忘回报社会，兼顾慈善事业，自然可敬。并且还要特别高调地自觉自愿地肩负起慈善活动家的使命，全不在乎别人们对他的高调误解不误解，那么便真的是可爱到了极点了。
中国有一个陈光标实在是太少了。中国需要一批陈光标。我想，这正是他那么高调地做慈善之事的本心。
我曾是2009年全国优秀人物评委会的评委，他以全票当选后，评委们不由得一致鼓掌。
如果说将来中国应为一些优秀人物塑像的话，我觉得陈光标当是其中之一。
依我的眼看来，没有一个陈光标的现在，中国人对于中国的自豪感是要大打折扣的。
中国的民营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不论从吸纳就业的人数方面还是从占国、地税之比例的数字来看，都是功不可没的。
而这一点，也是我当年在写这一本书时，自己的眼量所预见不到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民营企业总希望紧紧抓住一只权力的手，而贪官们，往往将一只手友好地伸向民营企业家，同时将另一只手伸向民营企业的钱柜。
如果民营企业不靠拉着权力的手而自己也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那么权钱交易现象便会少许多。这在今天是一个悖论。而社会的进步，通常也是一个消除悖论的过程。
中国之悖论目前还太多太多，但愿以后有所改观。
最后，我要以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作为这一章的补充，表明我对中国之从前、现在和将来的基本看法。
《俯瞰商业时代》
世界的历史始终是一个人寻找面包和黄油的记载。
——洛思《人类的历史》
俯瞰商业时代，常感到中国和它的关系，正如同一个“再婚”的男人和自己已娶进了家门，已由自己替“她”掀去了红盖头，看着又爱又心存种种疑虑，又陌生又受到诱惑，又抱有莫大的希望又没法儿完全信赖的妇人的关系一样。
红盖头?“新娘子”
红盖头已然由自己的手替“新娘”掀去了。它还拿在自己手里。自己一时间愕异地瞪着那一张浓妆艳抹的脸——“她”的漂亮显而易见地是超出了自己的企盼和想象。“她”诱惑意味儿十足地向自己媚笑着。分明的，“她”极其性感，称得上是一个勾魂摄魄的美人儿……
但——“她”的漂亮又似乎那么的妖冶，使自己不禁地对“她”的品德究竟怎样产生大的怀疑。何况此前也就是在“她”没被娶进家门的时候，对“她”的那些风流韵事，自己早就耳闻多多了。于是凝视“粉面桃腮”、“花容月貌”，一切怀疑仿佛便都非是无根据的了。事实上“她”也的确够虚荣、够放荡的。水性杨花而且势利眼，而且还是个彻底的拜金主义者。将“她”调教成贤妻良母，明摆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需要充满了矛盾、争吵和冲突的“磨合阶段”。需要高超的驾驭“她”的能力和心理承受方面的实力。有时甚至需要取悦于“她”。为了最终达到能够驾驭“她”、调教“她”成为可敬的“贤妻良母”的目的，也需要放弃许多以前的原则，改变许多以前的思想方法。哪怕在以前看来那都是足可引为自豪的，足可流芳百世的好原则好思想的典范。
于是“她”的诱惑显出邪狞来……
于是“她”的笑靥在自己看来伪若妩媚的陷阱……
性感自然便性欲旺盛。性欲旺盛自然便也会刺激和鼓舞起自己的性能力……
后悔了么？不！
谁会面对一个风情万种正值芳龄的妇人而后悔不该娶了“她”呢？
只不过在以下几方面实在是没多大把握——自己真的能驾驭得了“她”么？真的能管束得住“她”那放荡的不贞不专的性情么？真的能靠其实并不丰厚的家业笼络住“她”那一颗贪图荣华嫌贫爱富的心么？真的可以指望“她”和自己组建成一个和睦的家庭举案齐眉白头到老么？真的可以指望“她”以身作则教诲出有作为有教养的下一代和下几代么？倘驾驭不了“她”管束不住“她”笼络不成“她”可如何是好呢？“她”肚子里是不是已经暗怀着别人们的“杂种”了呢？一旦生出些完全不像自己，一长大就离家出走，从此忘家弃父背祖对家对父对祖丝毫也没有责任感义务感和起码亲情的不肖子孙，自己将会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呢？
我凝视商业时代，常感到中国和它的关系，正如同一个“再婚”的男人和自己已娶进了家门已由自己替“她”掀去了红盖头，看着又爱又心存种种疑虑，又陌生又受到着诱惑，又抱有莫大的希望又没法儿完全信赖的妇人的关系一样。
这一种关系，使中国和商业时代的“洞房花烛夜”，不免地忧喜参半。有心欲道：“娘子，‘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又恐伊人那厢“‘沉恨细思，不若桃杏，犹得嫁东风’”。
在中国这一个“男人”业已五千余岁的漫长经历中，1949年10月1日乃是他刻骨铭心的一次“婚姻”。“前妻”的音容笑貌给他留下的记忆是那么的难以磨灭。“她”有着美好的“理想主义”的基因。因为“她”是从一个叫马克思的很伟大的犹太人以毕生的精力所从事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之中孕生出来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些中国的有志青年去西方为中国父亲寻访到的。马克思是“她”和中国的“月下老人”。青年周恩来的一首诗则能表达他们当年的宏愿大志。诗曰：
大江歌罢掉头东，
岁觅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蹈海翻江亦英雄。
他们要为中国父亲迎娶回一位前所未有的“理想伴侣”。要为中华儿女们恭请回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堪称是划时代的。“她”那无比年轻的、丝毫也不沾染有人类历史污迹的，并因此而感到无比自豪的风采，使当年的中华儿女极易联想到中国古代传说中炼石补天的神母女娲。“她”那毫不动摇毫不畏惧地向自己“横空出世”以前的一切世纪宣战的，不战胜毋宁死的雅典娜般的精神气概，使一切贫穷的、落后的、以严酷的剥削和压迫制度为统治手段的国家的儿女膜拜顶礼，甘于为“她”而破釜沉舟，而赴汤蹈火，而前仆后继，而肝胆涂地，而粉身碎骨。
“她”有一半儿的俄国——不，准确地说是“苏联”血统。因为“她”是在“苏联”向全世界证明了“她”存在的划时代的伟大意义的。中国人将“她”迎娶到中国，付出了半个多亿的儿女们的生命的代价。其中许多是中国父亲最优秀最卓越的儿女。与此相比，中国历史上一切求新生、求富国、求强民、求“永远站起来”的悲壮奋斗，都显得黯然失色了！与此相比，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同样性质的奋斗，似乎也都显得容易了。
中国这一古老的“男人”，曾怎样地喜悦于感奋于此一次“婚姻”所带来的十年“蜜月”啊！
中国的的确确地“从此站起来了”！
“她”曾使中国显得多么的朝气蓬勃啊！
但是，“她”在“苏联”的划时代的成功，使“她”的思维方式难免地“苏维埃模式”化了。其后“她”便引导中国变成为“苏联”的另一个拷贝。从政治到经济，“苏联”发生过的，中国无一例外地重演了。“苏联”没发生的，中国也惯性式地发生了。“她”使中国患了“苏联综合症”。“斯大林神话”的破灭，使“苏联综合症”在“苏联”总体爆发，这对中国意味着是巨大的危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所采取的应急手段，其目的当然是出于自救意识。但手段于目的缘木求鱼。结果无异于自践和自虐，使中国陷入了十年之久的一场“浩劫”。
于是中国与“教条社会主义”或曰“书本社会主义”的“婚姻”难以为续。
于是中国告别传统的教条的书本的“社会主义”，转向改革开放。这也好比“休妻”，休掉加于中国身上的旧模式。
“休妻”也是出于自救意识。如果说“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是“她”由于“更年期”作祟导致“内分泌紊乱”、导致“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的结果，那么“文革”告终之际的“她”，则就分明地显出“更年期”后的病态恹恹力不从心了。
“休妻”之举乃势在必行的选择,也是唯一明智的选择。然而毕竟的，“她”对于中国“站起来了”是功不可没的。如果“她”真的是人，将最有资格唱光荣“有你的一半儿，也有我的一半儿”。
十几年前，当中国知识分子在天安门广场扯开写有“小平你好”的字幅时，意味着向那一位铁腕政治人物发出紧急呼吁——“为了中国，拜托了，赶快做!”
鲁迅日记的最后几页中，也曾记下过“赶快做”三个字。
当时之中国内乱方息，百废待兴，不但需要做，而且的确需要刻不容缓、“只争朝夕”地“赶快做”！
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积极而又自觉地充当“改革开放”的马前卒。尽管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大棋盘上，本无需我起什么作用。我是一颗自行地从棋子盒里蹦上棋盘硬充“车、马、炮”的卒子。热忱，真诚，义无反顾，一往无前，被言行谨慎胆小怕事的中老年人视为“异端”也不在乎。非是为了实现什么个人野心，而纯粹是受一种时代使命的感召和驱使。当年我才三十几岁，正是热血男儿。觉得经历了一些大事件，其实并没有什么异于我的同代人的不寻常经历。觉得已经相当成熟了，其实头脑仍简单得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比积极自觉地充当中国“改革开放”之马前卒更能体现兴国责任和时代使命的么？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运动频繁。去年运动，今年运动，朝也运动，夕也运动，每一场运动，又似乎总是和国家命运紧密相关。因而中国人的头脑中渐渐形成了一条逻辑,仿佛只要有一场运动搞对了而不是搞错了，搞好了而不是搞糟了，搞到底了而不是半途而废了，那么中国肯定就从此国泰民安兴旺发达了。
所以，当年“思想解放”叫“运动”，“改革开放”也是被当成一场“运动”来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文革”后第一次评职称那一年，许多朋友曾请我帮他们起草过“自我申报鉴定”。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不分年轻年老，无一例外地要求我一定别忽略了重要的一条，即在“改革开放”运动中的表现云云。不久前我去单位资料室翻阅旧报，发现当年的报上经常抢眼夺目的通栏大标题也是“改革开放运动”。既曰运动，时间总不至于太长吧？“运动”二字，使普遍的中国人对于“改革开放”的时间性的估计是短暂的。普遍的中国人绝没有想到它会又延续十几年之久。绝没有想到在十几年后的今天看来，分明的，关于它的思想方向似乎只不过依然处在刚刚开始似的阶段。
当年的报刊上、电台、电视台里，官员和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乃至国营企业的管理者们口中，所说最多的话语之一是“阵痛”。其实当年中国人说“痛”的时候，其实除了“下岗”工人，并没有谁真的被“改革开放”弄伤了。当年说“痛”是非常夸张的，起码当年的腐败没有到如今这么严重的程度，当年贫富悬殊没有到如今这么咄咄逼人的程度，当年工人下岗也没有到如今这么多的程度，当年说“痛”是由于心理承受力实在太脆弱。如今真的使许许多多的人感到很痛却不言“痛”了，“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的确确可以被认为各方面的承受力都增强了。
当年，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这面大旌旗下，站在距政治大舞台极远极远的边缘为自己的国家击鼓呐喊，不遗余力，其实呼唤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是和它的“前妻”那一段朝气蓬勃又喜气洋洋的短暂的“蜜月”。是的，那乃是中国梦中最美好的回忆。它在普遍的中国人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乌托邦式的迷幻的光彩。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的希望其实只不过是——在他们的不遗余力的击鼓呐喊声中，由某一位或某几位自己最信赖的、对中国之命运最具主宰能力和权威的人物，高明地将保留在自己头脑中的那一段美好的回忆，直接剪辑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的后面，从而那么着组成一部历史和现实巧妙连接天衣无缝的“中国故事”。
这个期望值似乎一点儿也不高，但是历史将注定了会重演一遍。
当年便知道“改革开放”这位中国的“再婚”之“新娘”居然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商业时代”的中国人，实在是不太多的。
然而如今“她”已经被迎娶进中国的“洞房”了！
“她”的红盖头已经被中国的手替“她”缓缓掀掉了！
“她”正坐在喜床沿儿诱惑味儿十足地向中国媚笑着……
“她”似乎在默默地问——中国，我的真名叫“商业时代”，“改革开放”那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叫法。我随便，入乡随俗，任你怎么叫我都成。你这五千余岁的“二婚头男人”究竟打算不打算和我从此以后长过下去？长过下去你得听我的！按你以前的过法那可不成！
中国放眼世界，在20世纪的最末一页，“商业时代”是它唯一能“娶”的“新娘”。而且，迄今以后，世界“婚姻介绍所”的档案库中，也只存在“商业时代”这一种类型的“待嫁女”了。一切国家，无论奉行怎样的主义，无论坚持怎样的体制，无论情愿或不情愿，最终都是要与“商业时代”“结婚”的。早早晚晚而已。早“娶”了“商业时代”的，非但并未被“她”搅得国无宁日、“四邻不安”，反而受益多多。这一点，也是中国放眼世界看得分明的。中国其实已没了别种样的选择。除非打算与“前妻”破镜重圆，再立山盟海誓。而这又不符合最广大的中国人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