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过去好的，回到过去，
说现在好的，留在现在，
说将来好的，随我前去！
中国当然知道——这是鲁迅的话……
历史，曾定商人声名狼藉
商业活动是人类史的基本内容。
“地球村”这一个词是一个舶来词。
在宇宙中，地球实在是太渺小了。尽管称地球为“村”，开始体现出人类对自身存在意义这一最基本的问题的极度谦虚的美德，但若按照《时间简史》的天才作者，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斯的观点看来，这极度谦虚的美德无疑仍意味着是极度的夸张。说是“村”至少将地球夸大了几十亿倍。
我常想，如果我是历史教师——小学的也罢，中学的也罢，大学的也罢，在第一节课上，我将告诉学生些什么呢？
我肯定会这样说——人类历史所记载的一切最重大的事件，尤其那些最惊心动魄的事件，比如改朝换代，比如战争，其实都只不过是人类史中最微小的章节罢了。相比于漫长的人类历史，正如同“地球村”和整个宇宙的关系。
好比一个人所能记住的，往往是他或她生命历程中极特殊的日子和极特殊的事件。对于时间概念而言，对于具体的某个人，那些日子和那些事件，可能意味着便是他或她生命历程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内容。一个人在二十岁那一年被判了无期徒刑的结果就是这样。但是连上帝也不能将整个人类关进监牢，也不能对整个人类判处无期徒刑。
那么人类更多更多的时间里在做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学生如果将他所学过的历史中那些大事件发生的原因、年代以及结束的时间背得滚瓜烂熟，却对以上的问题懵懂不知所答，那真是白学历史了。
人类更多更多的时间里在做什么？
我觉得一位教历史的教师，如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只管在课堂上倒背如流绘声绘色地讲述某些大事件，而根本忽略了对以上问题的解答，那么几乎是在做着“篡改”历史真相的事了。
因为这起码会导致一种最为简单可笑同时当然也是极其荒唐极其错误的理解——仿佛只要将一个又一个大事件“剪辑”起来，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了似的。而所有那些大事件加起来，可能也不会超过人类历史时间总和的百分之一。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人类历史的真相其实是，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件。不是情节跌宕的章回小说，而是从容不迫地进行着的极为寻常的状态。
正是这一点，既被一切形成文字了的历史所摒除和排斥，又最接近着人类的真的历史的真相。
托尔斯泰对“历史”二字有过相当贴切的解释。
他说：“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
伏尔泰则认为：“古代的历史只是些脍炙人口的寓言罢了。”
艺术讲述人们体现了什么。文学讲述人们感受了什么。宗教讲述人们信仰什么。哲学讲述人们思考什么。
历史讲述人们曾做了什么。
休谟在此一点上对历史持最不以为然的态度。他说：“人类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都是非常相同的，厉史在这个特殊的方面并没告诉我们什么新奇的东西。”
看得出，他不满于历史对人类“非常相同的”方面被隐去了，避而不提，讳莫如深。
洛思回答了休谟的质疑，他说：“世界的历史始终是一个人如何寻找面包和黄油的记载。”
我觉得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只不过俄国人寻找的是“土豆加牛肉”。
中国人寻找的简单朴素一些，是“大米干饭炒豆芽”。同时“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而已。
小时候，我常见一些女孩儿们一边跳皮筋一边这么唱：
姥姥问，吃的啥？
大米干饭炒豆芽！
爷爷问，香不香？
半月一顿咋不香！
而民歌中所体现的中国农民们的温饱要求，比城里女孩儿们“大米干饭炒豆芽”的向往还要简单还要朴素：
家有二亩地呀，种上那大地瓜，
一家人吃饭全都靠着它！
到了秋天，地瓜熟了，
大轱辘车呀，轱辘轱辘转呀，
转到了咱的家，
一家人笑哈哈！……
只不过洛思“看到”的，仅仅是人类在物质方面的“寻找”。而且，这“寻找”的“内容”，早已超出了“面包和黄油”的初衷。
人类几乎变成了地球上最凶猛的腔肠怪物，不停地耗费资源，不停地创造商品，不停地消费商品。
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人类生生死死，代代繁衍，事农、事工，操百业，行为最终都纳在“商”的“调控”之下。
所以我又常想，肯定的，“商”若非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动，起码也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以人类商业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梳理人类历史，阐述人类历史的沧桑进退，与以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宗教的观点、以文化的观点和以改朝换代的大事件演绎历史的方法相比，倒可能是更符合规律的。阶级斗争和改朝换代，无疑影响着阶级矛盾的缓激和改朝换代的成败。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要比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深远得多。区别在于，后者对于前者的影响，有时好比台风对海洋的影响；而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却好比是季节变化对气象的影响。归根结底，台风仍只不过是气象反应之一种。
在人类历史上，从商曾是最声名狼藉的一业。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伟人和名人，都是非常厌恶商业鄙视商人的。比如柏拉图，比如亚里士多德，比如培根。他们由厌恶商业而厌恶贸易厌恶商人进而厌恶金钱以及财富，或也可反过来说，他们在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眼见人们疯狂地贪婪地不择手段地完全不顾道德谴责地追求金钱聚敛财富的现象比比皆是，于是由对金钱和财富的厌恶与鄙视，进而导致厌恶和鄙视一切商人，厌恶和鄙视贸易乃至商业。有趣的是，在他们的言论中，有过一个共同的比喻，那就是都曾将商人比作“富有的白痴”。以他们的修养和教养，这比喻证明了的厌恶和鄙视已无需多说。
但是也有和他们差不多同样伟大的人物并不赞同他们。
比如孟德斯鸠。他说：“贸易和商业使纯朴的风俗腐败，这是柏拉图的责难之点；但我们又几乎经常看到相反的事实，贸易和商业正在使野蛮之邦日趋典雅与温厚。”比如爱默生。他说：“我们都咒骂商业，但今后的历史学家们将会看到，商业建立了美国，摧毁了封建制。它还将消灭奴隶制。”他对商业的高度赞美，是与培根们对商业的厌恶和鄙视程度一样的。他甚至说：“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进步，就是自私自利的、讨价还价的商业的出现。”他甚至还赞美被普通的世人斥为万恶之源的金钱。他公然说：“金钱，这个在生活中被虚假地认为是最无聊的东西，这个在公开场合谈起来脸就红的东西，它的实际作用和它的规律却像玫瑰花一样美丽。”
最厌恶商业的声音的确发自于一些知识者之口。
《无原则的生活》的作者梭罗曾大发牢骚地说：“这是一个商业的世界，这里是永无止境的喧闹。我每夜几乎都被汽车的喷气声吵醒。它打断了我的睡梦。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了休息，你如果能有一次看到一个人在休息那也是好的啊！这世上除了工作、工作、工作，别的什么也没有了。我简直不能容易地买个本子把我的思想记录下来。到处都被金钱统治着。有个人看到我在路边停了会儿，他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正在计算我的工资呢！如果谁从阳台上摔了下来致残，造成了痴呆，那么他终生最大的遗憾肯定是他从此无法经商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不断地发展商业与诗歌、哲学，甚至与生活本身相对立的了！”
他说得不错，诗歌这一最悠久最古典的文学体裁，几乎就要在全世界绝迹了。这不能说和商业的迅猛的发展完全没有关系。虽然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一位写了一辈子诗的爱尔兰女性，却似乎鼓励不了已属“珍奇动物”的诗人们的没落心情。
梭罗不是上帝。如果他是，我想他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所处的商业时代判处无期徒刑，投入监狱。假如世界上有关押时代的监狱的话。
正因为他做不到，所以他用自己的一本书，将商业时代宣布为“无原则的生活”。
但是另一个人针锋相对地说：“我不知道任何其他什么事情比商业更与革命的态度截然对立了。商业天生就与那种暴力的感情无缘。它热爱温和，喜好握手，有意识地避免争端。它是忍让的、折中的。除非在一些绝对必要的情况的迫使之下，它从不寻找极端的解决办法。商业使人们互相独立，使人们对私人的重要性予以极高的评价和重视；它引导人们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并教会人们怎样才能处理好这些事情。它必然使人们寻求友好关系并谨慎地避免战争。”
说这番话的人是托克维尔。他的《美国的民主》是比《无原则的生活》更著名的一本书。
梭罗在《无原则的生活》中还说：“人能够获得超出自己需要的金钱的各种方式，几乎毫无例外地导致了堕落。有时使自己堕落，有时使别人堕落。”
而普鲁塔克说：“正确地使用金钱是比使用武器更高的成就。”
梭罗的人生观、世界观，看来是与中国的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灵犀相通的。
他还说：“中国古代哲学家都是一些在金钱和财富方面几乎一无所有，而内心精神生活博大丰富的人物。我们如果能多理解他们，多学习他们，人们就会明白，一个人活着并不需要太多的东西。世界也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财富。”
这个“老外”是非常主张人应该安贫乐道的。
他满怀激情地教导世人：“视贫穷如园中之花草而像圣人一样地耕植它吧！”
他认为：“一个人甚至在济贫院里，也要爱那一种生活。因为生活在济贫院里的人，肯定也有愉快、光荣和尊严的时候。夕阳反射在济贫院的窗上，是和照在富人家的窗上一样明亮的。济贫院门外的积雪，也肯定会和富人家门外的积雪一样地在早春融化……”
但是这位终生思想激情不泯的“老外”似乎大智若愚地避开了这样一个前提——世人不可能都成为老子、庄子或梭罗。那样的话，十之七八的世人也许早就饿死了，或者又集体地归隐回祖先栖生过的山洞里去了。当和平持久，商业时代自然孕成；当一个商业时代已经孕成，大多数世人的状态，除了按照商业时代的价值观念去生活、去作为，还能够按照另外的什么状态去生活去作为呢？他还说：“寻找旧的吧！回到那里去！万物不变，是我们自己在变。只要你保留住你的思想，上帝保证你不需要社会。如果我得整天躲在阁楼的一角，像一只蜘蛛一样，但只要我还能思想，世界对于我不是一样的大么？”
比之一切厌恶商业时代的思想家，梭罗是最极端也是最激烈的一个。
如果他地下有灵，知道他所推崇和隔洋喜欢的中国，也正紧紧地搂抱住“商业时代”这个在他看来简直是娼妓一样的时代狂亲狂吻呜咂有声，他肯定会十分难过的吧？
这是他的错。因为他不清楚，普遍的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也是非常爱享受、爱奢侈、爱金钱和爱财富的。“商业时代”其实也很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时代的选择。一个中国人如果沦落到了济贫院里，并不会像他隔洋想象的那么热爱济贫院的生活。
但我们无需过分认真地批驳他。
因为爱默生有一番话，似乎正可以援引了说给梭罗听——“教士和某些道德家在斥责人们渴求财富方面有着共同之处。但是，如果人们按他们的话来理解他们，并且真的停止对财富的追求，这些道德家们将不顾一切地在人们之中重新燃起另一种欲望之火——而那很可能是权欲之火。如果人类毫无欲望，文明就衰败了。”
在爱默生和梭罗之间，我更能接受爱默生的思想。尽管我实在没法儿像他那么坚定不移旗帜鲜明甚至不无赞美意味地宣讲商业时代的伟大之处。但是我也并不反感梭罗。只不过觉得他率真得过于迂腐，偏执得过于简单罢了。他的率真的偏执之中，不失极可爱的成分。他毕竟是思想家，另外许多话是很智慧的。
比如：“多余的财富只能买多余的东西。”
比如：“人的灵魂必须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
比如：“奢侈生活产生的果实都是奢侈的。”
同样，对商业时代一向持理智的温和的批判态度的培根，也有许多极为精辟极为深刻的名言。
比如他说：“金钱和财富好似肥料，如能使民众受益则像施在了土地里。”土地缺少肥料仍不失为土地，肥料不作用于土地却只不过散发出臭气而已。
亚里士多德在他所处的那个商品货币时代已相当发达的古希腊现实中，对于贫富悬殊现象的深深忧虑，对于贵族和富人们豪奢极欲的生活的尖锐无情的批判，今天看来对于中国依然具有警醒的意义。
他说：“这就是富人——过度浪费，庸俗无节制，为了一件小小的事件而耗资巨大，安排阔绰乏味的场面。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炫耀他的富有，认为会被人羡慕……”
他说：“富人目空一切，拥有财富使他丧失了理智，似乎人间一切快乐都属于他所有，财富和金钱成了他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价值标准。而且还幻想金钱可以买到一切。总之，由富有而导致的典型特征是——富有的白痴。”
今天，在与商业时代拥抱亲吻的中国，我们不是也几乎随时随处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辛辣讽刺的富人么？
后世的史学家们，在分析强盛一时、商业繁荣一时的古希腊帝国灭亡的原因时，指出社会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贵族和富人的穷奢极欲也是主要的一条，显然根据是相当充分的。
萧伯纳对商人的刻薄辛辣也是当年在英国出了名的。
在一次宴会上，一位大腹便便的富商走到萧伯纳跟前，没话找话地说：“萧伯纳先生，您为什么总是这么瘦啊？看了您这副样子，外国人一定会以为我们英国一直在闹饥荒呢？”
萧伯纳瞥了他的大肚子一眼，冷冷地回答：“那么看了您这副样子，外国人一定就同时明白我们英国闹饥荒的真正原因了！”
还有一次，萧伯纳在海滩上遇到了一位家财万贯的房地产商。他倒是对萧伯纳挺崇拜的，希望萧伯纳能给他签个名留作纪念。萧伯纳用手杖在沙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冷冷地说：“那么请收下吧。最好能让我领教领教，你是怎样连地皮一起刮走的！”
以上两件事，不仅在当年几乎人人皆知，而且在后世广为流传。
萧伯纳曾经这样说过：“全部文明的记录，就是一部金钱作为更有力刺激而失败的记录。”
他的话包含有这样两重意思：一、商业与人类文明，尤其资本主义文明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几乎贯穿于后者的“全部记录”。二、但这一种关系在本质上又是失败的。
为什么又是失败的呢？
他接着说：“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并没有平等的机会去致富，而少数利欲熏心的家伙却在极有限的机会下轻而易举地成为百万富翁。使人们大为惊奇的是他们的德行和他们的财富形成鲜明的反衬。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地思考并加以怀疑，商业时代究竟是不是我们找到的一个救世主？”
在萧伯纳所处的时代，他的怀疑，包括他的愤慨的指责与批判自有道理与根据。
相比于富人们对社会财富的贪婪的占有和聚敛，他“统计过，培养一个穷孩子的费用，包括破衣服在内，只不过需要二先令”。
我对外币缺乏常识。
一英镑是否等于十先令呢？
他当年的统计使我不禁地联想到了今天中国咄咄逼人的贫富悬殊的现象，以及今天中国那千千万万因为难以支付极少的钱便上不起学的穷孩子。
所幸我们毕竟有一个“希望工程”。
萧伯纳们，亚里士多德、梭罗们，在他们所处的世纪和时代，目睹的是原始的“商业”。原始的商业的的确确具有邪恶性。
爱默生们对商业时代的歌功颂德，却更是以他们的预见性为自信的。
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商业这个资本主义文明的“配偶”，如今又的的确确在许多方面改邪归正，由当初那妖冶放荡、虚荣贪婪的“新娘”，修炼成了一个善于抚养资本主义文明，有不可轻视和低估的能力呵护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贤妻良母”。
正是“她”的这一种嬗变，使20世纪的世界，开始以乐于接受的态度对待之了。
商业将更加紧密地贯穿于世界文明记录的未来……
在中国人心目中，商人是什么？
商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从来不是“俊媳妇”。
除了某些客观公正的经济学家，几乎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曾是不同程度的蔑商态度者。经济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是在近当代才兴盛起来的。此前，古典经济学家们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是不怎么受世人重视的。它的处境往往还不如哲学。古典经济学的魅力是其包含着大量的社会学的思想性。其不足往往也正由于思想性大于经验性和规律性。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从很古的时期便是一个轻商蔑商的国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古时被称作“士”。由“士”而“服官政”，就成了“士大夫”。仕途不畅的，则便以“文人”自诩自居。中国五千余年历史中，改朝换代，兴兴衰衰，“士”和“文人”们是起过不小的作用的。成了“士大夫”的直接起作用。成不了的间接起作用。中国五千余年的历史，也是由“士”和“文人”们一代代书写的。被朝廷承认了的，曰“正史”；不被承认的，曰“野史”。
正如希腊思想乃是工商业城邦文化的产物，中国文化的渊源，虽然并非和工商无关，但在本质上是“史官文化”。
这是一个生前名字不太被中国人所知，死后依然不太被中国人所知，但却思想极为深刻的当代中国人的思想结论。
他叫顾准。
“士”也罢，“文人”也罢，往往都是“科盲”。不要说化学物理了，十之七八，连对诸业生产的起码常识都是一窍不通的。所以老百姓讽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而他们自己洋洋得意地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理工科的书，他们是不读的。因为皇上不考他们那些。
能否中状元、中举人，惟看诗写得好不好，文章是不是辞藻锦绣。
凭一篇好诗，一篇好文章，一旦中了状元或举人，将来可能就做宰相，做“中书”，相当于西方的总理或部长。甚至可能入赘皇室，一步登天，做了皇上的乘龙快婿。
比如陈世美。
中举是古代中国“士”和“文人”们的至高理想。
而在西方，单凭诗写得好，能获得的最大荣誉不过是由宫廷封的“桂冠诗人”罢了。单凭文章写得好，不过会有幸接到一份请柬，参加宫廷宴会罢了。比如普希金。
当然，中国古代也不是没有科技发明。有是有的，比如“四大发明”，但都是能工巧匠的贡献，非是知识分子的成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也当然是有科学家的，但他们的科学成果，要么被收入皇家书库，束之高阁，要么成了皇宫里的摆设，很难推广于民间，转化为生产力。更很难给他们自己和给国家带来什么“经济效益”。爱迪生若是中国人，就根本不可能一辈子有一千多项发明了。
科举制使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心理上重文轻理轻商轻百业。又由于他们的传统志向是“服官政”，所以中国历代君王的治国思想，也不同程度地受他们的种种“高见”的影响，不能向发展科学繁荣商业的“立体国策”方面去拓展。当然，科学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前提是国家大局的安定。中国是一个内战不息的国家，农业生产倘还能进行着，君王们也就很是高枕无忧了。
《商君书?农战》中有言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意谓国家若要强盛，重视农业，军备充足，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一种典型的以农养国的国策，甚至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时期，都能看到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深挖洞，广积粮”，如出一辙。
对商又是什么态度呢？
《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句谚语是这么说的：“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意谓贵族子弟，就是连死，也不能死在商街的。
《史记?货殖列传》中还说：“因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
依市门当然是指女子依门卖笑，暗娼行径也。这是商的负面。对商的嘲，可见一斑。
按照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一个对爱情和婚姻有追求的女人，那是绝不会嫁给商人的。
所以中国还有句话是：“好女不作商贾之妾。”
说得再明白不过——你是一个好女子么？那么连给商人做小老婆或外室，你都应该感到羞耻。其羞其耻，不在于为“妾”不为“妾”，而在于为什么人的“妾”。为商贾之妾，当然是抱恨终身的了。
联想到今天中国女性们的以“傍大款”为时髦，为时尚，为荣为乐，令人对女性的终于挣脱传统文化之束缚，倒真有些不知该怎么评说才是了。
我记不清是否《红楼梦》中有这样的一个情节了：某丫环犯了过失，或其实并没真的犯什么过失，只不过无端遭主子嫌弃，将被卖出府去给人做“小”，而她预先得知，对方是商人，于是含恨自尽了……
但中国的“士”和“文人”们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无论对于社会对于时代还是对于女人们而言，毕竟是很“软”的一手。往往只不过是自说自话罢了，哪里抵得过商靠了金钱和财富对社会对时代对女人们施加的巨大号召力呢？所以就实际情况看，中国的普遍的女性们，和西方诸国的女性们并没什么两样，权势和财富，从来都是她们所喜欢依傍的。“郎才女貌”这句古话，几乎总是意味着“郎财女貌”或“郎权女貌”。而普遍的老百姓们，也是都不太将“士”和“文人”们的絮叨当成回事儿。只要一有机会，无不向商亲拢。
商的的确确具有难以匹比的贯力。有时候这种贯力又的的确确是相当令人憎恨的。
我们翻开历史细看一下便会知道——当年南京遭劫之前，上海已然沦陷。日军正从淞沪方向逼近过来，一路烧杀奸掠，而危城南京里，某些商人依然在洽谈最后一笔生意，店铺的幌子依然招展，妓女们依然拉客……
所以中国的诗词里才有“商女不知亡国恨”一句。
可以认为这是商的丑陋。也可以认为这是商的顽固。
商正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只要自己头顶的天还没塌，只要自己脚下的地还没陷，只要抓紧时间还来得及，两个商人一定会为了各自的金钱利益争取做成最后一笔交易，而绝不让时机白白从身边错过。
正如马克?吐温所说的：“商人是一种一遇到金钱立刻便和金钱融在一起的动物。”
莎士比亚的某部戏剧中有一个商人说得精妙：“只要金钱在向我招手，《圣经》、地狱和我母亲都不可能使我转身。”
而你若跟商人们谈论这句台词，他们则也许认为，那恰恰是一位好商人的本色。他们也许反问你——这就叫商的原则啊。商人不那样能成功么？
但是世上毕竟还有比商更强大更权威的事物，非是上帝，而是政权。
1949年10月1日以后，商在中国遭到了空前严厉的禁止。而此前五千年以来，它只不过遭到灾害的破坏，战乱的摧毁，横征暴敛的打击罢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是的，不管对它的功过如何评说，在人类历史上，它还从未被某一政权严厉地全面禁止过。
这政权是“红色”的，是革命的，是以“暴烈的行动”方式夺取的，是虔诚地代表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的最广大之利益的。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新的一种政权。它是那么的年轻，那么的虎气勃勃，又是那么的果敢，那么的激进。它一经建立，身躯上带着累累伤痕，征袍上沾染着自己英勇牺牲了的将士的鲜血和敌人的鲜血，在尚未消散的硝烟中和刚刚升起的胜利的旗帜下，声色凛凛铿锵有力地向全世界宣布——从此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以及一切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发生连带关系的事物誓不两立！
在这一点上，它体现出一个新政权的史无前例的英雄气概和非凡自信。但它的英雄气概和非凡自信，又是那么的充满着浪漫色彩。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毛泽东的这两句诗，最能体现出它当年的雄心大志。
实事求是地、公正地、尊重历史地说，这摇篮之中的新政权，当年的的确确遭受到了西方世界的虎视眈眈的敌意和咒诅。的的确确是曾被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视为“共产主义恶魔”的。
它的存在使对方们大受威胁，深感不安。
对方们的敌意和咒诅，也使它戒心倍加，防范不懈。
所以毛泽东当年忧心忡忡地时刻提醒全党——巩固政权是比夺取政权更艰难的！
在苏联，列宁向工人阶级发表演说——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像死人一样被钉在棺材里埋到地底下的！它的尸体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污染空气，时时刻刻企图毒害我们的生命！
在中国，毛泽东则严肃地告诫和教导新政权：“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做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的提出问题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又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也许，由于商业在资本主义初期，给资产阶级带来的利益太大太大，给广大民众带来的利益微乎其微；也许，由于资产阶级利用资本的垄断这一“法宝”，对广大民众尤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太野蛮、太贪婪、太无人道可言；也许，由于新政权对这一点的深恶痛绝，所以视商如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铲之除之唯恐不彻底。
当年苏联如此。中国亦如此。
受惠于资本主义的前一个时代并遗留下来的商人们，习惯了被金钱所诱惑，在新政权的监视和管制之下也居然是胆大包天，为所欲为的。
比如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在莫斯科公民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三两黑面包的情况下，主要是由旧地主旧富农组成的粮贩子们，狼狈为奸、勾结一气，暗自囤积，售以高价。
所以当年列宁亲自签发过对他们实行严厉打击的“特别法令”——凡经证实，一律枪毙。
在残酷的卫国战争期间，粮贩子们无视法令的活动依然猖獗，而斯大林也亲自签发过和列宁同样的法令，无情镇压之。少则一次枪毙数人，多则一次枪毙几十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发生过不法粮商跨省勾结与国家抢购贩灾之粮囤积居奇企图暴发的事。还发生过以次劣布匹棉料为抗美援朝将士生产假冒伪劣军服军鞋的事——其下场可想而知。
正应了那句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这些仿佛证明了“无商不贪，无商不奸”的事例，在中国，最终导致了对商的“扫垃圾”式的铲除。改造成了取缔。引导成了禁止。治理成了专政。
1957年后，“垃圾”被彻底铲除。新政权“清洁”了。中国没商了。
这是从根子上进行的铲除。担心繁殖出新的资产阶级，担心会复辟出资本主义的“温床”，被“铁帚扫而光”。
几乎人民生活的一切必需品，都由国家通过票证的方式平等分配了。粮、油、布、棉、火柴，灯泡、糖、烟、酒、茶，当然包括过年的肉、鱼、蛋……等等。
每个人的生存质量都被限制在接近平等但同时又是最低的水准。
共和国似乎在对自己的做法满意地考虑——一个活人有了这些也算可以了吧？再需要别的什么就未免太奢侈了吧？而人一旦奢侈了，是会使共和国感到忧患重重的。
一切需求皆票证化了，商似乎也就没用了。今天的票证收藏家的收藏曾作出过权威性的统计——最多时共和国发过七十六种票证。
在“票证年代”，对十八级局以下的干部的特殊待遇乃是——每月多半斤糖，一斤黄豆。
所以他们又曾被老百姓叫做“糖豆干部”。
只不过多半斤糖，一斤黄豆，所以，你又真的不能不心悦诚服地承认——共和国对干部和百姓几乎是一视同仁的。
“票证年代”的产生，究竟是由于自然灾害、人口众多、物资匮乏导致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国策，还是由于对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原则的一厢情愿的，求成心切恨不得“一步到位”的实践导致的？似乎不可以下非此即彼的结论。以我这个共和国同龄人的身份，重温“票证年代”的感觉，认为两种原因都有。
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个国内无商、国际经济关系中只有“援外”几乎没有“外贸”可言的国家，物资不匮乏倒反而是奇怪的了。
几乎没有，不等于完全没有。
中国的马路上，曾驶过苏联的小汽车——在哈尔滨，市一级领导才有资格坐。和“老大哥”关系僵化后，它们成了宝，成了彼此身份显出区别的标志。毕竟是“进口车”。毕竟觉得比“上海”高级。而且，以后不再“进口”了。
老百姓曾享受过的“外贸”成果，却只不过是古巴的红糖，老百姓的孩子们吃过巴西的蜜枣。
春节商店的供货摊床上出现过朝鲜的“明泰鱼”。
那都是中国人民节衣缩食，用优等的大米、白面、黄豆、棉和布换来的。同时换来了充当亚非拉美诸反帝穷国慷慨大方的“老大哥”式的精神领袖的国际地位。
古巴的红糖当年使大批中国人患了肝炎。
巴西的蜜枣使许许多多的老百姓的孩子生了肠胃寄生虫。
朝鲜的“明泰鱼”倒是很好吃的一种鱼，肉厚、刺少，却只有春节才能买到……
商被铲除净尽到何种程度了呢？
在我家居住的至少五千户组成的一片社区，只有四个商店，三个饭馆。四个商店中，两个只卖酱醋咸菜火柴食盐什么的，各有三四名售货员，我想每天营业额大约不会超过五六十元。另两个要算是较大的综合商店了，但也不过各有十几名售货员。三个饭馆，只中午和晚上卖馒头、烧饼，几乎没卖过包子和糖包，因为缺肉和糖。售货员的工资，由二十一元至三十六元，干一辈子，退休时也许有望长到五十几元。都是拿“公”薪的，因为那些商店和饭馆无一例外是国营的。连夹在它们之间的理发铺也是国营的。常挂出一块牌子，上写着“今天政治学习”。
人们的工资既已被限定在最低程度，物质生活的需求既已被限定在最低水平，五千余户有那么四个商店三个饭馆，还真的似乎也就足够了。除了年节前夕，它们的售货员往往是挺清闲的。一阵阵忙点儿的，是售酱油、醋和咸菜柜台的售货员。她们往往是初中或高中毕业的女学生。她们刚参加工作，当然只配从最基本的服务做起。熬了许多年头，接近中年的女人，才有资格站布匹柜台、鞋帽柜台、日用小百货柜台。那儿的顾客永远断断续续的。身上也不至于沾染酱油、醋和咸菜味儿。如果看到一个显然刚参加工作的姑娘也居然例外地站在那些柜台后，那么不消说，她一定有点儿“来头儿”，或有什么“后门儿”。不过“来头儿”肯定大不到哪儿去，“后门儿”肯定不会太宽，否则她就不至于被分配到“商业战线”了。
尽管“商业战线”也同样是很光荣的，但除了侥幸被分配到大百货公司的人不至于感觉委屈，十之七八是不情愿的。
初、高中毕业生的最高理想，是能够被分配到较大的国营工厂，从每月拿十八元开始学徒。车、钳、铣、刨乃“王牌”工种。学徒期满后上了车床，那份荣耀好比英国皇家海军士官生登舰。而若非中等技校毕业，且有“后门”，则很难进入国企大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