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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书写于1996年，某些章节曾发表于报刊；1997年成书出版，至今十三年了。
十三年中，未曾再版。
倒也不是遭遇过禁止，也不是没有出版社肯于再版。事实上希望再版此书的出版社真是不少，但我自己却一次次拒绝了。
原因单纯，我对自己这一部书的看法越来越不怎么样。我对自己其他书的看法也有不怎么样很不怎么样的，但那“其他”大抵是小说。小说家们十之八九都写过不怎么样很不怎么样的小说，即使不怎么样很不怎么样，由于成为自己某一时期写作状况的证明，只要别人以为还有点儿再版的价值，自己们往往也就悉听尊便了。
然而我这一部书却非小说。究竟算是哪一类书连我自己都说不明白。时评类的？沾那么一点儿意思吧。
我认为，时评类的书另有评价的标准，比如冷静、客观、公允、详实的依据等等。当然，若有预见性，并且预见得较准，最好。总而言之，时评类的书，一般以充分的理性表述为上。
而我这一本书，它的情绪色彩太浓了。
故当年有人批评我“不务正业”。
小说家而写非小说类的书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对“不务正业”的批评是不以为然的。
当年也有人批评这本书呈现了显然的“仇富心理”。
而我当年不满也很忧虑的，其实不是富人们本身，而是造成咄咄逼人的贫富悬殊现象的种种“体制”问题。
正因为不满很强烈，忧虑也是发自内心的；又不愿被讥为“杞人忧天”，所以成心用了一种调侃的文笔来写。结果不但情绪色彩太浓，也同时缺少了一部好的时评书应有的理性庄重，那么意义自然大打折扣了。
现在我正做着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抢救”的事情。也就是说，明知自己的某一部书不怎么样，但希望通过修改，“改判”其“死刑”，尽量使之“重见天日”。
在修改过程中，我对自己这一部书的不满一次次使我停止下来——因为十三年后的今天看十三年前的自己的这一部书，荒唐印象每每产生。比如十三年前的富人与今天的富人们相比，富的概念是太不一样了；十三年前我这种人的工资才六七百元，普遍国人对工资的诉求与今天相比差距也太大了；十三年前“下岗”是中国城市剧烈的阵痛，而今天这种阵痛基本熬过去了；十三年前农民们的生存负担已快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了，而今天的农民们之命运有了很大的改善……
而最主要的是——十三年前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像我一样，对于中国当年之现实是极其悲观的，而十三年后的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的社会心理主调，应该说已走出了悲观的阴影……
何况，我此书中片面的、偏激的、浅薄的文人之见比比皆是，改不胜改。最后也就只有不改，随它那么样了。
我还是决定让它“重见天日”的。起码，看了此书的人可以了解到，竟有一个写小说的家伙，对于我们中国诸事，十三年前“不务正业”地想了那么多，自以为是地公开发表了那么多看法。
在有几章的后边，我加了些今天重新来看来想的补白。
在此前言中，我最想补的有以下两点：
一、对于从政的、从商的,成为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中国人，他们中有一个群体是特别值得独辟一章来进行评说的，即——知青群体。十三年前我没这样写，现在认为实在是大的遗憾。
我对“上山下乡”运动再没多少话可说。一言以蔽之，不论对于他还是对于中国，那都是没有另一种选择的事。
但“上山下乡”客观上却使当年的广大中国城市青年与中国的农民尤其最穷苦的农民紧密地同时也是亲密地（总体上是那样）结合了十余年之久。这使他们对于“中国”二字具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也使他们对于“人民”二字具有了感情化的了解。
我的朋友秦晓鹰曾任《中国财经报》的社长兼主编；也是干部子弟，当年是山西插队知青。
十三年前我写这一部书时，我们曾一起开过一次什么座谈会。
会上，他讲过这样一件真事：返城开始后，有一名高干子弟终于可以返回北京了，十余年来他一向住在一户农民家里，房东大爷和大娘送了他一程又一程，硬往他兜里塞鸡蛋，非让他带回北京一篮子大枣……夕阳西下时分，已走出了很远的他不禁地再一次回望，但见大爷和大娘的身影仍站在一处土崖边，之间隔着一道道沟堑。那一时刻，那一名高干子弟，不禁地双膝跪下，痛哭失声……
晓鹰对我讲的这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深了，以至我又对别人讲过多次，并写入了我的电视剧新作品《知青》中。
那一名高干子弟，他返回北京又成为高干子弟后，会变吗？
又变回高干子弟“本色”的例子是不少的。
但，因为有着十年“上山下乡”那一碗粗饭垫底儿，以后无论身份怎么变，地位怎么变，对“人民”那一份儿深情厚谊非但没变，反而化作人性深处的“琥珀”；这样的“知青后”也是不少的。
那么，不管他们是从政了，是经商了，还是成为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了，都必然会是人文化了的从政者，人文化了的经商者，人文化了的知识分子。
进言之，他们将会使中国的政治、商业和文化变得“有良心”。
倘无对人民的真感情，我不知所谓“人文”是什么“文”……
二、在我这一部书中，对于歌星们（当然也包括歌唱家们）多有不敬之词，这也是极使我忐忑不安的一点。
十三年后的今天我想说，作为中国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汉族成员，我在此对他们和她们，郑重地表达我的大敬意。并且，因我书中当年写下的某些调侃的、戏谑的词句，郑重地表达我的真诚歉意。
因为我后来意识到，歌星们，尤其是汉族歌星们，正是他们和她们，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改变了，甚至可以说“改造”了汉民族。
我强调“尤其是汉族歌星们”，并非是要张扬一种“大汉民族”的狭隘意识，而仅仅是想指出这样一种事实，即——古代的汉民族，虽然不是一个善舞的民族，但也确曾是一个能歌的民族。
想想吧，连那时的樵夫和渔父、养蚕娘和采茶女都喜欢高歌低唱，证明汉民族也曾是一个多么爱唱的民族啊！但是越往近代过渡，爱唱的汉民族，分明的越不爱唱了。国难深重的近代，纵还
有些歌流行着，也大抵是些悲情的歌或愤激的歌。又往往的，是由一些人唱给众多的人来听的。1949年以后，汉族所唱的歌，渐渐变得极端政治化了。抒情的歌是极难产生的。以至于，汉民族要唱一首抒情的歌，要么是1949年以前的，要么是其他兄弟民族的，要么是外国的……
而今天，汉民族又变得空前能歌了！
尤其在城市里，到了春暖花开后的季节，街头歌者，公园里的歌声，往往的，真叫是此起彼伏。
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如果居然是一个不爱唱歌的民族，那真叫是世界性的遗憾了！
现在好了，我们又恢复了爱唱的本能了。
而我认为，汉民族的这一种本能的恢复，与20世纪80年代后一代代汉族歌手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大情怀也罢，小情调也罢，普遍情感也罢，人性私密情感也罢……总而言之，爱唱就比不唱好，唱出来就比压抑着好。
举凡一切与人情有关的情怀、情愫、情感、情调、情绪，三十年来，我们的汉族歌手们，几乎全都引领着我们汉民族唱遍了。
我们太有理由感激他们了。
而且，以我的眼看来，扫描中国大文艺状况，恰恰是通俗歌曲的品质反而优上一些。
因为，通俗歌曲中几乎什么都唱到了，就是没有一首通俗歌曲是唱权术计谋的。
也正因为如此，通俗歌曲反而做到了最大程度的“人性化”，而不是使人性狡猾和阴险……
2010年9月4日于北京
引言
一
任何比喻都有缺陷。
在此前提下，我将生产力比作一柄梳子。它处于落后的世纪和时代，梳齿稀少。因而只能通过其对社会的必然作用，将人类分成极有限的群体。那便是。且只能是——阶级的群体。
阶级是人类群体的服和现场。胶和它的是较为共同的“阶级意识”。存在班定意识，归根结底，胶和它的是较为共同的经济状况，以及较为共同的经济要求。
落后的生产力，决定着经济基础的虚弱。虚弱的经济基础，难以满足各阶级的普遍的经济要求。纵观历史，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般而言，它只能满足扩大化了的统治阶级的要求。亦即统治集团本身，和它所唇齿依存的嫡戚阶级的经济要求。为了维持这一种满足，它必然地，也不得不榨取其它阶级的经济利益。
于是阶级矛盾产生。
阶级矛盾迫使在经济利益方面受到榨取的阶级更加胶和在一起。
于是形成阶级的意识对立。
落后的生产力这一柄梳子。是梳不开胶和在一起的阶级的群体的。它对社会的梳理，相反只能使阶级更加明显。好比齿稀齿缺的梳子，梳不开胶和成缕的头发。
一百个人分成三个群体，则每一个群体都有足以认为自身强太的方面。人数少的也许以统治地位的优势而自认为强大。赤手空拳的也许以人数众多而自认为强大。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种阶级的对立一向是人类大的危险。
某些特殊情况下，此危险顺理成章地爆发为阶级斗争。
在生产力落后的世纪和时代，阶级斗争是传染性极大极快的“疟疾”。
发达而先进的生产力，决定着经济基础的雄厚盈实。雄厚盈实的经济基础，是以商业的空前繁荣为标志的。空前繁荣的商业是冲压机床。它反作用于生产力，是使生产力成为一柄梳齿排列紧密的梳子。甚至可以说。已不再是一柄梳子，而仿佛是一柄——篦子。
繁荣昌盛的经济时代，对人类社会而言，乃是效果最理想的“洗发剂”。阶级这一缕胶和在一起的头发，遇此而自然松散开来。经生产力这一柄篦子反复抗理，板结消除，化粗为细。
于是阶级被时代“梳”为阶层。
于是原先较为共同的“阶级意识”，亦同时被时代“梳”为“阶层意识”。
人类社会由阶级化而阶层化，意味着是由粗略的格局化而细致的布局化了。
格局是极易造成相互对立的存在态势。
布局是有望促成相互依托的存在态势。
而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一大幸事。
较为共同的“阶级意识”，是人类的一种初级意识，反应敏感，逻辑单纯，导致暴烈而又孤注一掷的行动。无论对于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是这样。
中国历史小说中的某些民间英雄口中最经常喊出的号召是——“弟兄们，反了吧！”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便往往发生。
法国国王查理十世迷信专政，曾对他的宠臣塔莱朗说：“对波旁王朝而言，在王座和断头台之外别无选择。”
以至于深感忧虑的塔莱朗不得不提醒他：“陛下，在下一次民众起义之前，您起码可以选择乘驿车‘临时出走’这一条路。”
阶级一经细分为阶层，便很难重新胶和在一起了。好比钢化玻璃一经破碎，便很难再复原一样。
一百个人若分成三十个群体，则每一个群体都不再强大。而当面包和黄油是一百零五份甚至更多份时，尽管分配的不公和不均匀可能依然存在，却肯定会被大多数群体相对的心理满足所抵消。
如果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份儿，瞪视手里拿着两份儿的人大声疾呼：“弟兄们，反了吧！”
他可能一点儿也引不起共鸣。
发达而先进的生产力，是必然会与民主与法治携手并进的。
一般而言，将会由民主和法治来解释某一个人为什么该得两份面包和黄油。完全不需要通过“造反有理”的方式解决。
只有手中一份儿面包和黄油也没有的人，才似乎有权那么大声疾呼。
在生产力发达而先进的时代，一无所有的人必是少数。这样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明白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关怀和体恤一无所有的人们的存在。最重要的是，它有能力。因为有能力渐渐富有经验。
由阶级而细分为阶层的社会不再发生阶级斗争。
生产力发达而先进的时代不再产生“革命”的英雄和“革命”的领袖。
发达而先进的生产力对社会进行的每一次梳篦，其实都意味着是对一条“革命理论”的无须言说的否定。
那一条“革命理论”是——“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
即使从前是，以后却不会再是……
对于中国而言，生产力正在摆脱落后，经济基础正在摆脱虚弱，商业时代正方兴未艾地孕熟着，阶级正日愈加快地分划为阶层……
故日阶层分析，而非阶级分析。关于“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为阶级”
二
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印度、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几乎我接触过的每一国或地区的作家和记者，甚至包括比利时和挪威这样的对他国政治不感兴趣的国家的记者和作家，都曾向我提出过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有“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么？
我的回答是——过去有。比如蒋家王朝和“四大家族”。现在没有。
他们当然都不相信我的话。都大摇其头，认为我在说谎。仿佛我是一个被中国官方收买了的既得利益者，或是一个因胆小而不敢讲真话的人。
我每每向他们表白我绝非他们所认为的那种人。
但他们还是不相信我的话。他们往往追问——那中国人常说的“官商”和“官倒”是什么意思？
我说——那其实是一些替国家从事商务活动和贸易活动的官员。
他们说——那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总好像对他们很有意见？很谴责？
我说——其实所谓“官商”和“官倒”，只是一种身份的界定之称，并不包含着贬意。当我这么解释时，我便开始怀疑我自己了。因为我知道，在某些情况之下，“官商”和“官倒”确实包含着“意见”的成份。确实是有别于人们谈论商业部门的一位局长或贸易部门的一位部长的。
语言障碍，翻译的词不达意，我的回避心态和对方们抱住不放的怀疑，使每_次就此话题展开的交谈都格外吃力。在我这一方面，似乎是《遭遇激情》，在他们那一方面，分明是《无人喝彩》。结果差不多总是——我在他们眼里更加是一个扭曲得不敢讲一句真话的中国人了。
若想对他们解释清楚“官商”非“官僚资产阶级”。“官倒”非“官僚买办阶级”，是比对盲人讲明白白鹅和天鹅的区别还费劲儿不讨好儿的事。
有一次，我与一位法国记者开门见山，诚不相疑的交谈，才算解释明白了一些。他是我1986年访法时结识的。他中国话讲得很地道。
我告诉他，大约是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曾一度允许。并且提倡和支持某些国家机构和政府部门进行规定范围内的商业经营。目的是为了鼓励和推行“精简机构”，使被从岗位上精简下来的人们积极“创收”，以其“创收”补充办公经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同时自给自足地提高国家公务人员的福利待遇。应该说，这初衷是好的。但是弊端也很快暴露出来了——商业经营的明显的实利性，使相当一批国家公务人员心态浮动，纪律涣散，趋益逐利，不但使他们自身的形象在公众面前受损，也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的职能形象。同时，极易形成滋生腐败的温床。证明弊端大于良好初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一位处长离职经商，一笔生意做成，其“创收”数目。可能是一个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全体公务人员一年的工资加办公经费的几倍，十几倍。于是他功劳大大的。全机关或全部门上上下下都不免感激于他。因为都得从他的“创收”中获得相应的利益。
原先骑自行车上班的这一位处长，于是有资格买一辆专车代步了。这名正言顺，属于工作需要。局长的车也许是国产的，而他的车可能是进口的。因为他此时的身份是“总经理”、“董事长”、“老板”什么的，而非国家公务员，所以他购车一般不受“控办”的限制。也不受干部配备专车条例的限制。如果局长小心眼儿，不能忍受一个曾是自己下属，本没资格乘坐专车之人，仅因身份一变，竟开始坐上了比自己的车高级的车，那么一种新的矛盾内容便由此产生了。如果处长会来事儿，将自己买的高级的车交换给局长去坐。并且局长高兴地接受了他的美意，那么局长实际上变相地违犯了干部配备专车某一条例的限制。并且，这种美意一向是要求回报的。回报的性质，将极可能是局长手中的大权在原则问题上的“灵活”和“变通”。某些官员，就是这么样开始，最终一头从座椅上栽倒的。所不同的是，他们非是栽在彻头彻尾的奸商的名下，而是栽在自己的下属，甚至可能曾是自己以往最信任、最赏识、最器重的下属的手里。
公款宴请，公款陪娱，公款礼赠，一切对国家公务人员明令禁止的公款消费，由于以上那一位处长的身份已然有所改变，似乎便都成为商务往来中的正常现象，也不受公务人员纪律条例的限制了。
我们分析一下那一位处长的双重身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许多如他一样的人，其实是非常珍惜自己的处长级别的。那意味着他们的另一半生命，绝不肯同意被“吊销”。他们离开他们的办公室时，不管是情愿离开的还是不情愿离开的，前提往往都是——保留级别。而这一要求又几乎是一向会得到恩准的。
于是，他们在商人中，被认为是有权的人。起码是，有不可低估的权力关系的人。他们在官吏中，是有钱的人。又因那钱非是属于他个人的。因而几乎随时可以被“共产”一下。问题只在于他高兴不高兴。而他一向总是颇为高兴颇为大方的。不花白不花。所谓“八路军花新四军的”，谈不上舍得舍不得。
我们分析一下那一位处长经商成功的“经验”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他的主要“经验”归结起来大抵只有两条——“名牌效应”和“背景效应”。他曾供职的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是他所经常要打出的“名牌广告”。也是他所要经常暗示的可依赖的“背景”。他的全部经商才干和能力，往往不过是将两种效应都利用足。都发挥充分。
在中国商业时代刚刚来临的时期。由于人们对彻头彻尾的商人的惕心，对他们便往往信任有加了。这使他们畅行无阻。如鱼得水。也使他们经商的成功率很高。他们贷款容易，买进卖出容易，信息来源准确，反馈迅速。游刃有余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双向受益，双向得力。
但是，老百姓困惑并发出质疑了：“这些人哪儿还像共产党的官员呢？”
商人们也愤愤然了：“这是不公平竞争！”
于是“官商”和“官倒”之说由此诞生。
实事求是地说：“老外”们在中国嗅到了“意见”和“谴责”的气味儿，并非因他们的鼻子出了毛病。
而国家也关注到了种种事与愿违的弊端。不久便颁布了法令——禁止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进行经商活动。禁止国家公务人员尤其国家干部同时兼任商业职务。个人和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必在规定时日内与商业活动“脱钩”。
这是中国进行的一次权与商的剥离。
法国记者问：这一次剥离彻底么？
我回答：比较彻底。此后我个人再没接触到一个既是商同时又是官的中国人。
当然，我也承认。我的社会接触面是相当局限的。
他认为并不像我肯定的那么彻底。他扳着手指一一向我道出他的根据。看来他对中国了解得不少。
而我只能向他强调——一名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的官员，如果他想当什么“总经理”或“董事长”，那么他就必须放弃官职。起码是必须放弃官权。一个公司隶属或挂靠某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的现象目前仍然是存在的，但它的法人。按照国家禁令，是不可以参与那一国家机关或那一政府部门的职权行使事务的。比如电影厂可以开办各类公司，这有利于“堤内损失堤外补”，但是作为党政机关的电影局原则上就不可以。电影厂的厂长，名片上可以印着身兼下属某公司“董事长”之类，但电影局长就不可以。尽管他们同属国家公务员委任序列。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本质区别，使同属国家公务员的他们也被区别对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乃国家事业单位，允许下属各类公司，这有利于中国报业走向集团化。但是它们的老总们却不允许身兼下属任何公司的商业职务。因他们的身份属于中组部任命的较高级官员。也没听说两报的直属上级国家机关中宣部，曾开办过什么公司。
我对法国记者解释到这里，联想到了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我的一位知青朋友，曾任北京某刊下属某公司的副总经理。那是全国最具权威色彩的政治理论刊物，历来享受部级待遇。春节前夕，公司要如期归还一笔银行贷款。数目是500万。如期归还了，可以向银行接着贷出。银行方面答应的似乎是1000万。但是公司陷入三角债务，一时无法盘活，便由总经理M“娘家”暂借。第一把手不在，他找的是一位主管财务的领导成员。他们私交颇好。但对方虽主管财务，权限却仅在批用50万以内。超过50万，需领导班子开会形成集体决议。
于是私交起了作用。
一方越权批借了。
一方保证数日内，也就是银行的二次贷款一兑现当即调还。
他们不但是在一起共过事，而且都是年轻有为，深受领导赏识的干部。只不过后者不再是干部，而是总经理了。
但是春节后。银行开业，事务多多，二次贷款一拖再拖，并未如期到位。尽管已作好了业务报表。
杂志社那一边，第一把手却已从党校归来，主持日常工作了。
越权批借者。自知所担责任重大，岂敢继续隐瞒？
500万非是小数，第一把手未知犹可，一知震愕。如今携款潜逃案多多，不得不防。于是速派人去银行了解实情。
这一了解，使银行对公司本身的偿还能力心存怀疑。于是二次贷款取消。
二次贷款一取消，公司借“娘家”的500万更还不上了。
于是批借者越职过失罪成立。
于是借款者以骗取巨额公款嫌疑罪收审待判。
事系500万，没人承担罪责是不行的。
投进个人腰包显然不能完全开脱掉罪责。
于是公司业务瘫痪。
公司说——“娘家”不派人去银行了解就好了，二次贷款一到位，“娘家”的钱不就能还上了么？
“娘家”说——巧舌如簧骗了社里的巨款偿还贷款，反而有理了么？500万谁能当耳旁风，听了也不去了解了解实情？
公司说——负债经营。是商业常事。“娘家”怎么那么不相倍我们有能力度过暂时的难关？
“娘家”说——你们又贷1000万。如果又纠缠到三角债里去，或者干脆赔光了。最终还不是得社里替还么？你们倒提醒我们得赶紧封了你们的账，细查一查。否则。有朝一日，我们社里的领导都成了负债的被告，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这一件事。尤其这一位国家的部级杂志社之首席领导者的话(他的话我并没有亲耳听到，是从别人口中间接听到的)，对于一切下辖商业公司的国家事业单位，都意味着是一种警告——在商业时代，商业是诸冒险游戏中最具冒险性的。向往由一个或几个公司的苦心经营甚至是惨淡经营，形成经济基础支撑住一个事业单位的存在，最终达到谢却国家拨款的想法，实乃理想主义太浓的想法。而被一个或几个公司的失败经营连同自身拖入负债累累的淖境，却是极其可能的。
我并没有对法国的记者朋友讲这件事以及我的思考。我只不过希望他明白，“比较彻底”并不等于“百分之百地彻底”。这种事实上的不彻夜性，目前仍遗留着甚至保持着某些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与“商”字的半明半暗的、暧暧昧昧的关系。一些具有“官商”或“官倒”身分的人，也依然暧暧昧昧地存在着。但是，他们的数量比前几年确确实实少多了。并且，他们绝对地与“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不是一回事儿。后者们从商所获的钱财，无不打上私有的烙印。而他们从商所获的钱财，毕竟属于公有性质。他们往往有支配权，却没有占据权，起码在股份制转化以前没有占据权。尽管股份制被中国某些经济学家的喇叭吹奏了一阵，但是某些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的官员，对由他们的隐形的手所制约的公司，一般都是不甘心使其从公有性质变为股份制的。通常情况下，他们倒宁肯考虑聘什么能人来承包那些公司。因为承包是有时间性的，届时可以收回。而股份制是一种性质的改变，一经改变几乎意味着永远。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股份制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化公有为私有。在这一点七他们大多数比较保守。
我自以为已经向法国的记者朋友解释得很清楚很明白了。他那双浅蓝色的眼睛专注地凝视着我，听我喋噪不休地尽说尽说时，不停地点头，仿佛“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从我的话中受益匪浅似的。
我说完了，他反客为主地替我往茶杯里续水。
说得口干舌燥的我，端起茶杯刚喝了一口，不料他又慢条斯理地操着一口近乎油滑的北京腔调打击我的热忱：“梁，尽管你解释了这么半天，尽管我有点儿明白‘官商’、‘官倒’并不就是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了，但我仍然坚持认为——你们中国确实存在着‘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
轮到我研究地凝视着他了。
我缓缓放下茶杯，讪笑了一下，挖苦地说：“哥们儿，你的话倒把我搞糊涂了。你既承认我向你解释清楚了，你又坚持你自己的看法，你不是自相矛盾么？”
他表情郑重地说：“哥们儿，‘官商’、‘官倒’并不就是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这是一个话题。这可能是别人有兴趣和你讨论的话题。但我对这个话题并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你们中国究竟有没有‘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这是另一个话题。恰恰对这另一个话题，你讳莫如深，绕避不谈。说了半天，不过是‘梁顾左右而言其他’。哥们儿，我对你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
事实上我并非讳莫如深。在他居京三年多的日子里，我至少巳在家中接待过他七八次了。而且，在一个春季还陪他郊游过。我想，我们几乎算是朋友了。在他面前，我一向并不隐瞒自己的什么观点。我们之间的交谈，尤其是就中国话题展开的交谈，从来都是坦诚直率的。在我这方面，既投用过“无可奉告”之类的外交词令，更没有过“顾左右而言其他”的时候。
他使我愕异，正如我使他感到不满意。
我瞪着他说：“亲爱的，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这么激头掰脸的？”
他也瞪着我说：“你骂我？你骂我，我就只好告辞了。”
我说：“你不是经常自诩是中国通么？那怎么从我的话里听出了骂你的成分？”
他说：“激头掰脸难道还不是羞辱人的话么？”
我说：“这四个字怎么是羞辱人的话呢！不过是一种形容嘛！看来你的中文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于是我找了笔和纸，写下“激头掰脸”一词，逐字对他讲解。
默默听完我的讲解，他不太好意思地笑了，说那就算你并没骂我吧！
我板起脸说：“什么叫‘就算’呢！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嘛！不过我不计较，咱们单刀直入吧！你是不是又带了你写的什么文章要让我看？”
他这位“老外”挺勤奋。经常写些中国见闻感想寄回本国，发在报刊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商业旅游民俗民情，方方面面，无所不谈。据说颇受法国读者欢迎。他立志要当一位“中国当代国情研究专家”。他认为从中法关系良好发展的前景看，当那样一位专家，在法国的社会地位会越来越高。他觉得对他成为专家较重要的文章，曾带着来我家请我过日，虚心听取我的意见。他的文章一向先用中文写毕，然后自译成法文，每每中法两种文字同时发表。
经我点破。他沮丧着脸，从纸夹中抽出几页纸给我看。
那文章的标题是——《从“官商”、“官倒”的存在，看中国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形成》。
我严肃地说：“你这篇文章不能以这样的标题寄出去发表。你得相信，我不是暗中拿了共产党的津贴才劝阻你。以你们外国人的眼睛看中国，有时难免误区，甚至盲点。我是中国人，我看中国，可能会比你们外国人的误区小些。何况我并不打算当中国国情专家，同样的文章发表出去，即使被看出了误区，也不太影响我一个小说家的创作生涯。读者只当一个小说家的信口开河罢了。但你可是想当中国国情研究专家的人啊！正如我刚才不厌其烦地对你解释的——‘官商’和‘官倒’现象的存在，确实和‘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有本质的区别。等同而谈，牵强附会。标题就牵强附会的文章，怎么可以署上一位准中国国情专家的大名发表呢？你们外国人一向又对调研性文章认真得很，发表了对你不是得不偿失么？”
他感受到了我的诚恳。
他嘟哝道：“你几番话报废了我多日的心血，我不恨你恨谁呢？
我不禁笑了，说：“你其实应当感激我才是。因为我及时保全了你这位未来的中国国情研究专家的名分。”
他收起他那几页纸后说：“那么咱们现在来谈我更感兴趣的第二个问题——中国究竟有没有‘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你要简单干脆地回答我——有？还是没有？”
我说：“没有。”
“没有？”
他的脸一下子涨红了，站起身，像瞪着一条丑恶的幼虫似的低头瞪着我，连连说：“撒谎！撒谎！你在撒谎呀你！你……你们中国人怎么可以这么毫不在乎地撒谎呢？你明明知道是有的，是客观存在着的。我也不是一个到中国来的瞎子聋子，我毕竟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三年半多了！难道我知道的，你这个中国人竟一点儿都不知道么？好，好，今天算我自讨没趣儿，咱们拜拜吧！
我说：“你坐下。”
他不坐，一副话不投机半句多，拔脚便要走的样子。我扯了他一下，他才重新坐下。
我说：“其实，我最近也经常思考你提的问题。因为经过了思考，所以我回答没有。我甚至认为，回溯半个世纪的历史。不但中国没有所谓‘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世界上其它国家可能也没有。这两类人，以形成阶级的群体概念存在，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阶级一词应该是一个较为广大的概念。这一概念需要起码多的数量构成的群体支撑着证实着才不显得空洞。你等着，我拿一样东西给你看……”
于是我起身去翻出了一本(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带回到他身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的第一篇文章。便是毛泽东那篇对中国产生了近半个世纪深远影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我指着说：“你看，毛泽东在他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将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列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我翻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章，又指着说：“你再看，毛泽东在他这一篇文章中间——谁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他的回答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的地主阶级。看来毛泽东这位农民出身的革命领袖，最痛恨的就是地主阶级了。我当年是知青时，通读过毛的这个合订本。在我的记忆中，毛这个合订本中，似乎从未用过‘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的提法。他经常的提法是军阀、官僚、买办、地主阶级。他为什么就不那么提呢？我想，肯定连他当年也明白，那种提法在概念上是不确切的。官僚者可能是资产阶级或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出身。也可能身为官僚以后，运用手中的特权，更加肆无忌惮地聚敛家族资产，从事买办经济活动，扩大土地占有面积。但若说这样的官僚们多到了形成一个阶级的程度，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不待多到形成一个阶级的程度。国家的统治集团也许就已经被推翻了，或自行瓦解崩溃了。因为那样一个官僚集团是根本没有办法长久统治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公众，可能不得不容忍一些官僚资产者和官僚买办者官僚地主的存在。却不可能，也无法长久容忍这样的一个阶级的存在。因为那一种压迫，将是人民根本无法承受的。这一道理，是连封建统治阶级都明白的。对于这一点，蒋介石当年又何尝没有防患于未然之心呢？他也担心他的官僚们以暗聚家私为第一能事，以为官廉正不知为第几嘛！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他最初是赞同和支持的。他自己不出面由儿子出面是一个策略。他以为儿子会较他更容易做到铁面无私。事实上当年血气方刚的蒋经国也是打算替父亲扫荡一批贪官污吏的。只不过一打便打到了‘四大家族’的至爱亲朋身上，而蒋介石的统治又是要依赖于他们的，不得不出面干涉，使儿子的护法哨棒高高举起，却落不下去了。不但陷儿子于大窘之境，也使他最初赞同和支持的‘打老虎’运动偃旗息鼓，不了了之。蒋介石还亲自下令处决过一些严重影响他的党国形象的贪官污吏。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因为他也想做长久统治中国的君主嘛。上防下憎，使……”
“使官僚资产者们和官僚买办者们，根本不可能有条件形成一个阶级——你是这个意思吗？”
他打断了我的话。
我说：“对。我是这个意思。”
“就像某类草，它们可能这里那里一丛丛地生长出来，但根本连不成一片草场？”
我点点头。
“根本？”
我说：“你别在字词上非要和我辩个天大地大。如果没有制约和惩罚，如果制约并不明朗，惩罚并不严格，像中国这样一个官僚密度重重叠叠的国家，又处在向商业时代转型的阶段。官僚资产者们官僚买办者们，其实是很可能形成阶层、甚至阶级的。在有些局部地区，整个县、市的官员，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形成贪污、受贿、走资、巧取豪夺的权力集团，恰恰说明了可能性的存在。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法治的权威毕竟在渐渐树立起来，成熟起来。监督的方式毕竟渐渐多了，作用毕竟渐渐大了。举报的责任也毕竟渐渐变为一种公民意识而深入人心，所以又渐渐形成着不可能性的依据。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并存，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过认为可能小，不可能性大罢了。”
“大到根本不可能？”
“根本两个字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反问我时你说的。”
“你刚才自己也亲口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