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么？那我现在承认，‘根本’两个字我用得有些绝对化了。只要存在着几分可能性，就不可以用‘根本’两个字。”
“变相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存在不？”
他一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模样。
“目前？”
“目前。”
我明知故问：“‘变相的’怎么理解？”
“比如，夫辈为官员，儿女间接利用父辈的权力，并且打着合法的招牌，为自己的家族暗敛私财。”
我一时沉吟，不知该如何回答。
“你如果摇头，或者说‘不’……”——他从手拎包里取出了一个小本子，准备随时翻开，索根引据地驳我。
我说：“亲爱的，你不必翻你那小本子。并且，请把它收起来。你是‘老外’，我是中国人。你居京才三年多，我居京二十年了。你知道的，我差不多全知道。你不知道的，我知道的也不少。但我仍然认为，他们的数量，针对于十二亿人口的中国，是构不成一个阶层的，更构不成一个阶级。”
他眯起眼睛望着我，想了一会儿之后说：“我终于明白了。”
我说：“我很高兴你接受了我的看法。”
他说：“你别高兴得太早。我还没彻底接受你的什么看法。我只不过明白了，我们原来在对阶级和阶层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你认为，阶层和阶级的概念，需要由一定数量的人群构成，是么？”
我问：“难道你不这样认为么？”
他说：“我当然不这样认为。阶级是由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阶层是同一阶级中的等级差别而区分的。怎么能以人的数量多少而论呢？如果按照你的观点，那么你倒说说看，在你们中国，究竟一个什么样的数目，才可以被认为已经构成了一个阶级或阶层呢？一万？几万？十几万？还是几十万？百万人以上？”
他这一问，居然把我问得一时语塞。
“是所有的阶级或阶层都以大致相同的数量存在才能被认为已经构成了，还是不同的数量？如果大致相同，岂不荒唐？因为地球上目前还没有一个阶层人数大致均等的国家。这并不像你们中国小学校里按照男女生比例配划班级那样可以由人的意志来决定。如果数量不同，又为什么不同也可以被确认呢？那被确认的内容，是不是恰恰推翻了你以人数分阶层的观察的不正确呢？”
我不但语塞，而且懵懂，更加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了。
那一天，他与我辩论了一下午才离去。辩论的结果是——我承认我过分片面地强调以人数为前提来作为是否正视一个阶层的存在是机械论了一点儿；他承认他若企图评说中国目前已存在着“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无论本意的还是变相的。仍缺少足以说服人的立论资料。
我们在这样一点上达到了初步的共识——在中国，在目前。明目张胆的官僚资产者和官僚买办者，尽管很少很少，尽管一经证据确凿的揭发和指控便大抵会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但变相的，似乎合法化了的，由儿女和至爱亲朋们间接“操作”。目的在于为家族暗敛私财的商业现象。已成为“中国综合症”之一症，“中国特色”之一种。
他坚持认为他们已然形成了阶层。
而我认为他们只不过组成了一些形形色色的利益群体，还没有扩展到配冠以阶层这一概念的地步。
最后他用了一个法语词给他们下一个妥协性的定义，由他译成中文是“阶层分子”。
见我对他的法语式命名大为困惑，他进一步解释遭——“分子”二字不是我们中国人习而惯之的社会学方面的“分子”二字，如果我那样认为就曲解了他的意思了。应当成物理学和化学方面的“分子”二字去理解。他说这些“分子”的存在，一遇适当的条件，必然发生“分子组合”，那么必然形成我这个中国小说家不甘愿正视，甚至有点儿讳莫如深的那一种阶层。
我洗耳恭听后哭笑不得。想不到和他这个中国话说得极溜儿，一心成为“中国国情专家”的“老外”认认真真，讨论什么学术问题似的讨论了一下午，我竟还是给他留下了个文过饰非、巧舌狡辩的下场。
我这可是为谁们蒙受不白之冤呢？
我为准们暧昧为谁们心口不一呢？
他走后，我坐在沙发上陷入长久的沉思。以我的浅薄的知识，析古剖今。不知怎么，便由中国共产党联想到了大明第一任皇帝朱元璋。由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一事，联想到韩国判处贪污受贿的前总统死刑，联想到朱元璋亲自制定的（大明律）。
（大明律）可以认为是大明朝建国初年昭告天下“反腐倡廉”的宣言。其中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和工律，乃是针对六部官员的。而尤以律官的吏律条款严厉——大臣私自许官者，斩；结党营私者，斩；应奏不奏者（当然包括报喜不报忧者），或笞、或杖、或罢官、或斩；官商勾结，搞权钱交易者，官越高，罚越严，轻者革职论处，没收家产，重者砍头。
我记得我还是个孩子的年龄，看到一本关于朱元璋的连环画。讲的是他限定官员，不论功劳多大，职位多高，身份多重要，储姬纳妾不得过三。而他的一名好色又年轻的宠臣，虽已纳三妾，但家中仍窝藏两个娇娆丽人不遣出府去，且夜夜听她们歌唱看她们舞蹈，寻欢作乐。朱元璋得知后，不给替他求情的百官一点儿面子，下旨杀了他。
这故事当年给是孩子的我留下极深刻的记忆，非是因为明朝律官的严厉，而是因为连环画上的两个丽人画得那么美。朱元璋为了维护他的（大明律）的威严性，竟连两个美人儿也杀了。
当年是孩子的我，多么替那官那两个美人儿难过啊！
而朱元璋的爱婿，驸马都尉欧阳伦自以为是皇亲，目无法纪，指使奴仆私自贩莱出境——在今天叫作“非法贸易”或日“走私”，也令朱元璋大怒，不顾女儿的哀哀哭求，连皇后的面子都不给，竟将爱婿也“斩立决”了。
成年之后。尤其腐败盛行的这些年，才渐悟法对国的无比重要性。于是每每想到卡龙达斯。感慨他以身殉法的壮烈。
卡龙达斯是公元六世纪古希腊的一位伟大的立法者。在他制定的诸多法律中，有一条是：公民不得携带武器参加集会。
有一次卡龙达斯不慎佩剑走进了一个会场，当即有人指责他践踏了自己制定的法律，该受到严惩。
他庄重地说：“向宙斯发誓，我会维护这一条法律的。”说罢。毫不犹豫地拔出剑来，自刎而死。
每想到这则历史记载。我总替卡龙达斯的死惋惜不已，甚至不平，有点儿憎恶那个当众指责他的人。
一个伟大的立法者，显然比我们常人更加深知法的神圣性，因而才不惜以自己的死向我们后人进一步申诉这一点。
近日报载湖南省岳阳市进出口商品检验局领导班子三名党组成员。七名局务会成员中，除一人外，全部贪污受贿。一个乡，一个县，一个局，一个市的最高级官员集体贪污受贿之案例，仅近三年以来，在中国大约已几十起了。中国官员的腐败，正以塌方式的现象接连不断地呈现着。与世界上其它法制国家相比，这实在是令中国汗颜的事。
如上的一批贪官污吏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在经济领域内依仗父辈权势与奸商勾结牟取暴利的子女们的存在，的的确确证明着“官僚资产者阶层”和“官僚买办者阶层”日趋形成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夸大了予以评说会被斥为“左”，而轻描淡写地予以评说甚至态度暧昧地替之掩丑则等于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现象。
而若根本没人来说，那么这样的社会某一天涣散而沙化是一点儿都不奇怪的。并且，简直还很活该！
所幸质问之声不曾间断。公开的质问和不愿公开的质问，不是少了，而是渐多渐大起来。
三
在我修正此书的日子里——北京和各地正在召开“两会”。报载，北京市检察院在向“两会”所作的报告中公布，2009年一年提起公诉的百万元以上的贪贿案便有四十七件。
多乎哉？
少乎哉？
白痴才会认为，仅有那么四十七位贪官，他们悉数都被绳之以法了。
这四十七之确数，想来该是多大一个群体中的“倒霉者”呢？
东窗事发的这些，和深潜未现的那些，该是一比几的比例呢？
这么一想，并且推及全国的话，我觉得，他们究竟够不够得上一个阶层，自己倒真有点说不准了。
也是在我与我的法国记者朋友唇枪舌剑的辩论中，时时置我于被动之境的两难之点。
站在这个两难之点上的一切大小官员，一切知识分子，乃至一切中国人，除非矢口不谈腐败二字，若谈，自己们首先就都难免地尴尬了。
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是对的。
但“一个指头”肯定不是“一”啊！
它显然是代数中的X。
谁能较为说清，如此这般的X，它所代之数是多少？
谁又能肯定地证明，所谓“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不是“社会能见度”不高情况下的比例，而实际上是“八个指头和两个指头”、“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六个指头和……”
不愿想下去。
谁敢言“社会能见度”已很高了么？
如果不高是一个事实，谁又能限制别人推测的自由呢？
而“社会能见度”，这又是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这一部书，不管再怎么修正，也只能是所谓文人的“印象书”。我也只能写到这个份儿上。
我的法国记者朋友真诚地希望我和他共同写一本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小册子。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怕我们会在写的过程不断地发生不愉快的争论乃至争吵。我请求他牺牲他计划内的中国版权，支持我单独写。他以友情为重，同意了。
以上便是我决定写这一本小册子的始末。
第一章当代资产者阶层
在商业时代,没有资产者阶层是匪夷所思的；没有买办者阶层也是匪夷所思的。好比水族馆里没有鲨鱼,没有巨或没有鲸,没有豚。也好比动物园里没有狮、虎、豹、熊、犀、象。它们是水族和兽纲中最不可或缺的种类。没有它们的存在,水族馆不算是水族馆。动物园又何谓动物园？资产者阶层和买办者阶层,是商业时代繁荣链上最重要的一环，是商业时代的酵母。没有他们的存在,商业时代只能是一种幻想,一种传说，一种愿望。恐慌于他们的存在的人,是“叶公好龙”式的人。我们有理由反对的,只应当是“官僚资产者阶层”和“官僚买办者阶层”的滋生、形成和存在。而且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反对。因为这两个以官僚为母体,受孕于资产者阶层和买办者阶层的“杂交阶层”，对于权力的腐蚀性是无可比拟的，对于普遍的商业原则的破坏性是巨大的，同时必定等于对全社会的公平意识实行强奸。它们使商业委身于权力,因而使商业的行径近乎于“偷汉子”。它们使权力卖淫于金钱,因而使权力形同暗娼。结果是商业和权力,同时变得下贱、卑鄙又肮脏。一个“官僚资产者”和“官僚买办者”层出不穷的社会,哪怕他们还没有形成为阶层,都是在本质上难以真正建设起所谓“精神文明”的。他们对全社会的污染和危害,一点儿也不逊于黑社会和流氓团伙。虽然他们表面看起来比黑社会斯文,比流氓团伙体面。
中国的资产者和买办者们,当然已经阶层化了。
资产者中,也当然不乏由我的法国记者朋友定义了的“阶层分子”。对于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主要是依赖于父辈权力的大小而聚敛的。其过程往往简单得令人咋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商业的意义可言。“中国特色”在这一点上具有极大的讽刺性。在中国经济秩序还没来得及形成的几年里,他们往往很容易地就能从银行贷出大笔款来,而且往往是无息的或低息的,然后迅速投机于最初的股票买卖或房地产买卖。对于他们没有所谓风险可言，因为他们得天独厚，信息灵通,买入顺利，卖出及时。在别人来不及反应和动作时,他们已然作出了反应实行了动作。当别人被“套”住时,他们早已携利别往。当一些地方呼吁建立经济秩序的声浪高涨时，他们的身影早已出现在另一些有机可乘的地方。对于他们,“游戏规则”差不多总是滞后产生的东西。而所谓机会，总好像是有人专门为他们创造的；或者，为他们预留的。他们的后边，似乎有一个“机会服务团队”，或曰“机会黄牛党”。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个沿海小市营造起了开发热潮。我曾在那里见到过他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身影。因为那在当时是中国又一个提供地皮炒卖大好时机的地方，所以几乎成了他们的一个“会师地”。我是应邀去参与一次电视剧策划的,他们是为地皮炒卖这一种商业“游戏”而去的。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有半大不大的官员陪同,充当“高参”一类角色。我到后黄金地段皆已有主。那当然是一纸空文就了结的事。他们转手倒卖地契，旋即乘机回归,坐收其利。一亩地价翻涨五六十倍甚至近百倍,他们“创收”之丰可想而知。短短的数日内他们便暴发了一次,并且同时享受了一次愉快的旅游观光。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合法的范围以内进行的。只不过这种合法进行的商业“游戏”,是别人没法儿也没资格“玩儿”的罢了。
如今那小市的开发热早已冷却,因为地价在炒的过程中涨得失去了开发利润。当然也有人倾家荡产在那里，不过绝不会是他们中的某些人。
钢材、木材、煤炭、石油、水泥、烟、酒,凡是曾一度紧俏过的商品,哪怕属于国家调控物资,几乎都为他们中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所染指过。“卖批件”、“卖条子”这一种现象,在中国曾经是见惯不怪之事。王宝森不是挪用过两千万人民币给他的情妇去做生意么？他难道不是先成了阶下囚,才详查出这一条罪状的么？否则,“挪用”将不成其为罪名,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成是北京市副市长亲笔“批给”的。有权支配几十亿美元的一位官员,“批给”谁两千万人民币做生意还不是小事一桩么？公开的对外的对付审计的招牌往往是“集体所有制”,实质上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是“个体”的。非说“集体”,也是他们自己那一个小“集体”。赚了一概划入个人账号,亏了算国家为繁荣“集体经济”交“学费”了。亏个一干二净算全交“学费”了，挥霍了也算全交“学费”了。在中国经济秩序杂乱无章、剪不断理还乱的几年里，国家如此这般交了许多不明不白的“学费”。当然也不能说完全白交了，毕竟地使他们先富起来了。甚至，也能说交的“不明不白”。
切莫以为他们富起来了便都是些非常之幸福的中国人了。其实,除了在资产的占有方面和优越的物质生活的享受方面他们足以高枕无忧而外，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是郁闷多多的，依然是些备感失落的中国人。老百姓的郁闷和烦恼是可以找个倾诉对象诉说的。老百姓是有权利通过发牢骚甚至诅咒骂娘对现实宣泄不满的,他们却丧失了这种宣泄的权利。因为他们已然是现实的最优先而且最实惠的既得利益受用者了。老百姓发牢骚或诅咒现实的时候,他们只有充聋作哑缄口不言的份儿。老百姓骂娘的时候,他们总感到那等于就是在骂他们自己。他们都清楚,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眼睛始终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鸿沟,是再也没法儿填平了。起码在他们这一代是没法儿填平了。而他们的上一代,亦即他们的父辈们,原本是些曾为拯救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出生入死,功勋卓著,因而曾深受中国老百姓爱戴的人物。这一种关系的失落,乃是他们于中国当代诸种失落之一种，最心有千结之一种。最欲说还休之一种。最惴惴不安之一种。不要单看他们在现实中的表现便以为他们并不在乎，事实上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很在乎的。又由于他们也清楚,他们从现实中依赖父辈的权威和名望获得的越多,父辈乃至家族在中国人中的声誉和威望越下降。他们的失落,他们的惴惴不安,包括他们难免常有所生的愧疚,便越加困扰他们。获得和丧失恰成正比，这一正比将是他们心口“永远的痛”。
他们中四十岁以上的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他们的精神父母。而且曾是他们绝对崇敬之绝对忠诚于的精神父母。相比而言,他们的慈父爱母,倒更像是他们的奶娘,更像是受了共产党委托教诲他们成长的监护人了。他们从小就曾立志要当“革命接班人”。只不过“革命接班人”五个字,体现于他们的意识,与体现于老百姓子女的意识,内容是大不相同的。老百姓子女立志要当“革命接班人”,往往意味着要当比是工人的父辈更不计所得的工人,比是农民的父辈更肯付出的农民,比是教师的父辈更优秀的教师,比父辈更服从国家和“革命”对自己命运的统筹安排,比父辈更勇于更乐于为国家和“革命”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一辈子从事最艰苦的工作,并以此为荣。而他们立志要当“革命接班人”,往往意味着最终要接父辈的班,要像父辈一样身居要职,要像父辈一样为国家为“革命”实践文治武功并受人们的普遍爱戴。这一种意识尤其较早地成熟在男性的“他们”的世界观里。
“文革”粉碎了他们的理想,嘲弄了他们的志向,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正如硬性地,根本不可抗拒地改变了正在成长着的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的人生轨迹一样。
最虔诚也自认为最有资格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继承“革命事业”的他们中的许许多多人,竟一夜之间成了方式极为粗暴严酷的“革命”对象,成了“狗崽子”,成了连最起码的尊严、家庭安全和生命保障都没有能力维护的人。这一种袭击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
“文革”结束以后,江山疮痍,人事皆非,改朝换代,百废待兴。
这时的他们,终于算是结束了含冤赍愤流徙民间的苦难,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讨个说法了”。
而仅仅为他们的父辈平反,为他们的家庭恢复名誉那是不够的。
必须也为他们被耽误了的人生做出适当的,较令他们满意的安排。
事实上中国也以它特有的种种方式这样做了。但首先是向他们赎罪。需要直接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安抚的也首先应该是他们。因为他们具有特殊的、意义深远的代表性。这一种安抚亦表明着对他们的活着的父辈的承诺。而这一种承诺又几乎是必须的。因为中国的政治需要他们的父辈继续参与并起巨大的作用和发挥稳定的影响。如同一切做父母的人们一样,这些年事渐高的中国政治老人,不可能不替他们的并不年轻了的子女们未来的人生前途分心考虑。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对于当时的中国政治显然是必要的。而且可以说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种安抚又表明着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建国功臣们的祈恕。同时也是国家良心自身获得慰藉的方式。否则国家精神难以甩掉它所背负的沉重的“文革”十字架,而较快地从冤气孽障之中突围出来。
这是一种情感色彩浓重的突围。
它符合中国政治的历史特点。
这是一个国的“韦斯巴芗式”的两难之境。
据说在这位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加冕时,有心测试他的主教,将皇冠和法典放在天平的两端。如果他双手捧起皇冠,天平倾斜,法典就会当众落地。如果他首先捧起法典,以证明自己对法的重视程度远胜过对皇权的重视,那么皇冠也会当众落地,而那对于他意味着不祥之兆……
仪式规定他不可以同时拿两样东西。
于是他只得连同天平一起捧了过去。
而中国摆脱两难之境的办法是——只从所谓“太子”中选拔了少数人培养从政。他们的人数在今天一一算来,十个指头数两遍也就差不多全包括了。时值中国的经济要腾飞,其余的他们便被鼓励去经商。
如果中国人较为平和冷静地想一想,则就不难得出结论——在文化、艺术、教育、科技、文学和学术等等领域,中国的高干子女是很难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他们从小就距这些领域甚远,而离中国政治太近。在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家族的观念中,从政才应该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高干之子们,以及他们的父母们的思想意识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几十年中,这一点几乎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血缘原则”。
我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位相当走红的女电影明星,与一位父辈姓名掷地有声的高干子弟双双坠入情网。
而他的母亲坚决反对,并且严厉地批评他说：“中国没适合你的女孩子了？干嘛非要从边边角角的人堆儿里找对象？”
而他的父亲已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致死,其实家族中已没了权力支柱。
除了从政,中国以往的高干子弟们还适合选择其他的什么职业呢？
总不能在“文革”结束后,依旧撒手不管地打发他们还去当普通一兵、当工人、当农民、当机关小办事员吧？
于是他们被鼓励去经商,在当年的中国几乎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甚至可以说“幸而”中国又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出路。
当我们中国人析明了以上背景,我们似乎也就对某些高干子弟如今在中国商界的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看待得较为符合中国特色、较为客观温和了。
“那就让孩子们到商业领域闯一闯吧,中国将来也需要商业人才。”
这句在民间几乎人人皆知的话,即使是杜撰的,即使严格地要求不应打上引号,想来也跟原版的意思差不太多。
而既然当初是鼓励他们去“闯一闯”的,那么肯定要给他们“闯一闯”的种种必备的条件和万无一失的保障。这些条件和保障如果给别人,别人也会“闯”出一份产业的。但作为中国人,这一种平等的要求,在当年的中国,是单纯幼稚的要求，现在也是，具有“不可理喻”性。正如以这一种单纯幼稚的平等要求的意识看中国现象,皆具有“不可理喻”性一样。
事实上,当我们中国人看着他们中的某些人如今俨然加入了中国资产者阶层,并且推断他们家私多少心怀嫉恨诅咒世事不平时,我们也许不大能想到,这些上一代共产党人变了种的子女,当初不得不退离中国政治时,是很有几分依依惜别,几分意灰志冷,几分失落和几分对人生前途的渺茫惆怅的。那才是——“若问此愁深浅,天阔浮云远。”
当年我曾在朋友家中“有幸识君”。
当年我三十七八岁,他看去小我二三岁。其父乃调入京城不久的某“地方元老”。他是其家子女中的“老末”。话不多,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仿佛刚丢了什么贵重之物,来找我那位朋友商议报不报案。
朋友当着他的面对我说：“你可别见怪,他不是成心冷淡你。他近来心情不好。”
隔了会儿,又当着他面对我说：“他被从‘梯队’名单中划掉了。”
我困惑,不禁地问：“什么‘梯队’？”
“干部接班人‘梯队’呀!”——朋友回答了我之后,转而劝他：“想开点儿,你现在经商不是也挺好嘛!当官的有车,你也有车；当官的有秘书,你也有秘书,而且可以任由你随时聘换更年轻、更漂亮的秘书；当官的出国,你也可以出国；当官的请客,谱儿大了违反党纪,你请客,不论多少钱一桌那也是商务需要,你还想咋的呀？”
他阴沉着脸说：“但有一点我已经明摆着和他们不一样了。他们的儿女将来填简历时,父职那一栏是高干,我的儿女将来怎么填？”
朋友打趣儿道：“将来你就让你的儿女填‘中国第一代红色资本家’呗!”
一句话把他逗笑了。
他说：“我哥哥总算如愿了。要不然,共产党对我们家可就太欠公道了!”
显然,对于做了官员的别人家的子弟,他们是很羡慕的，也是很不服气的。他们这一种仿佛遭到了排挤的心理上的不平衡,注定了以后必然要通过为个人和家族聚敛财富获得匡正。何况财富是种一旦开始聚敛,必定专情独钟的东西；一旦开始喜爱,永远觉得自己拥有太少的东西。
法国的一位巨商,有次拜见阿拉伯某石油国的国王。金碧辉煌的宫殿使他惊叹不已,头晕目眩。
过后记者问他有何感受？
他说：“这真是一次不幸的拜见。从今以后,我觉得我是一个穷光蛋的感受,恐怕将笼罩我一生了。”
商界使年轻的“中国第一代红色资本家”们眼界大开,在他们接触某些香港的、台湾的、日本的、韩国的、新加坡的以及欧洲的商人们时,他们肯定的也有自己仿佛是“穷光蛋”的感受。这种感受肯定加剧了他们“只争朝夕”的急迫感。替自己的将来和家族的将来聚敛更多的财富,正是在这一种急迫感的鞭策之下成为一种原动力和使命的。因为他们渐渐地悟到了,中国的民主进程虽然缓慢,但还是比他们所预料的速度要快得多。在这种速度中,一旦退离了中国政治,那么也就几乎意味着是与它的“诀别”了。今后,若企图使自己们不沦落为普普通通的些个中国人,除了站立在个人财富上,显然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再能垫高他们自己了。而他们原本是和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们不一样的啊!
我知道这样一件事——他们中的一个,某次与一位意大利商人会晤时,对方问：“打算同我们合资经商,你能出多少本金？”
他犹豫了一下。横横心反问：“三千万如何？”
对方又问他是人民币还是美金？
他说是人民币。
对方不屑地摇摇头、耸耸肩,通过翻译告诉他——请他记住,在和欧洲人洽谈商务时,资金的概念一向是以美金来计算的，否则容易产生故意骗对方上当的误会。
那一项商务由于对方嫌他的资金能力太渺小而没谈成。
他却从此明白了人民币原来在外国人眼里是多么的“跌份儿”。
现在我校改和修正此书时，“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大大提升，“改革开放”在中国之成就也已举世公认。事实证明，中国当年一批头脑清醒的政治老人们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宏观设计，不管有多少令今人质疑的方面，但基本是正确的。并且我进一步认为，非一人之功，而是一个思想解放者的团队的卓越表现。在当年，他们的义无反顾的坚持，以及反对者们的义无反顾的反对，千真万确地仍可用“路线斗争”来形容。此种斗争未再一如既往地残酷无情，亦是中国之一大欣慰。
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他们中的某些人。某次在北京接待某几位香港的富商子弟,为了在虚荣心上一争高下,乘坐奔驰600或劳斯莱斯,要求他们的夫人或准夫人佩戴上最名贵的项链和钻戒……
结果当然是他们的虚荣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但过后他们又彼此挖苦和嘲讽自己们的庸俗。
因为宴后当他们欲付账时,对方们中的一个阻止了他们,淡淡地说：“我在这里等于是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在我自己家里朋友们聚在一起吃顿饭,我岂能让你们掏钱买单？”
原来那五星级饭店的百分之九十的股份归于对方家族的名下。
“外向型”的比照,的确常使他们相形见绌。于是他们再多利用一次父辈们的显赫名声或权力关系之念头油然而生。他们知道这是不好的,也明白每多利用一次就贬值一次,但却还是一定要利用的。因为那是他们在现实中唯一可以利用的。有时利用了直接谋利,有时利用了间接谋利,有时仅仅利用了支撑自己们表面卓而不凡内里非常之虚弱脆薄的自尊。若他们的父辈们已经退位了,或根本就不在人世了,他们则便难免地心生惶惶的危机感，如同即将被富贵生活所弃的娇宠小儿。
他们虽退离了中国政治舞台,却仍密切关注着它的云诡波谲潮汐变幻。时常暗自分析这种种变幻对他们的存在有利还是不利。“反腐败”、“反特权”声浪高涨时,他们中某些人的内心里意乱弦惊,悄然遁往国外,很是担忧自己不幸成了祭畜,被政治高高拎起抛给民众以平不满之怨。前几年有些经济学家高谈阔论“中国的资产阶层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太少,需要立法加以重点保护”,这话他们很爱听,仿佛是替他们所作的正义的宣言。有些法学家提出应像西方一样,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条确立为国法至高无上的一条,也很令他们暗生感激,觉得在中国“知音”还是有的。
我没通读过我们的宪法和刑法,不知这一条是否已经确立了。但是我可以肯定,即使确立了,他们也难以高枕无忧。
现在，众所周知，中国宪法已补上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一条。这已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我当时曾戏曰：“老百姓没有多少财产可被侵犯，故几近于富人财产保护法条。”我并未公开反对过，内心里却是有几分不以为然的。如今想来，我当时的不以为然，确乎意味着思想上的几分偏执。我未免太纠结于“私有财产”的是否清白，而又未免太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宪法若无以上一条，首先对于招商引资是大不利的。其次，即使当时看不出那一法条与财产少得可怜的一般公民有什么意义，但却总归也会发生些关系的。比如现在的“拆迁纠纷”，觉得显失公平的公民若依法维权，往往也得在法庭上依据“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后来的“物权法”据理力争。
他们最是中国一些处于“不可名状”之状态的人。
他们总担心中国哪一天又发生“文革”般的动乱。而他们多年来苦心聚敛的家财私产顷刻化为乌有。不管谁向他们保证这一种情况是绝不会发生的,都不能彻底打消他们的忧虑。
他们观察着中国的现实常不禁地暗问自己：我是可以无忧无虑地以富人的身份在这个国家里永久居住下去的么？
于是他们将人民币兑成坚挺的美元,并且储往国外银行。
于是他们常将一份或几份外国护照放在随手可取的保险之处。
非走不可时去香港么？
香港业已回归。
去台湾么？
“台独分子”一直表现得极为活跃,去了恐怕会成为新闻焦点,染上他们实在不愿沾染的政治色彩。
新加坡太小太近。日本这个国家的商业已经成熟到快软烂的程度了,除了商的本能膨胀几乎再就不可能发生别的什么激动人心之事了。他们怕被那一种软烂的商业社会陷没了。英国这个国家的贵族传统太悠久,在国民意识本性上尊崇的是贵族,是绅士,而不怎么真的尊崇富人。何况自己果而去了的身份又只不过是一个中国富人。法国比较理想,但是华人在法国不太受待见，属于还能勉强容忍在法国生存的人种，尽管目前看来中法关系发展得不错。德语难学。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前景不太乐观。挪威、瑞典、瑞士太寂寞,它们的中青年人也还耐不住那一种恒久般的平静寂寞纷纷往国外跑呢!
似乎只有美国还值得一去。可美国太民主,平等意识太强。倘知道了自己富起来的底细,会不会瞧不起甚至轻蔑了自己呢？何况美国的华人已经太多,而且成分复杂。“民运分子”们会不会将自己当成他们敌视的一个活靶子不断地进行攻击性骚扰呢？
再说,离开中国,去到国外,得有多少外汇储备,才有可能维持住一位富人的体面的生活水准呢？拥有名车、别墅、遗产的外国富人多了去了。
几百万美元够么？
细细一寻思,心里没底。
好比孔乙己数茴香豆,觉得实在是“多乎哉？不多也”!
他们清楚,在美国“百万富翁”其实已是一种时过境迁的说法,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富人。哪一片社区都隐居着一些,过着和别人差不太多的日子,进行着并不比别人阔绰的消费。如果苦心聚敛了一笔私有财产,最终不过是移民到美国去过那么一种许多方面都和别人差不太多的生活,那又何必呢？那么他们在中国的自我感觉还要远比在美国强啊!在中国他们起码是人上人,起码被羡慕，最最起码也是被眼红被议论啊!
而在美国,他们将不太可能成为人上人，不太可能被羡慕，甚至,也不太配被眼红议论。
而这连想一想都是着实令他们沮丧的。
再说,到了美国他们干什么呢？继续经商么？在美国经商,赚钱可比在中国难多了。没了曾经有过的,在中国经商的便利条件，他们也几乎就彻底的没了自信。
倘其他什么都做不来,因而什么也不做,那不就等于坐吃山空了么？
自己的外汇储备经得起自己坐吃无患么？
经得起几代呢？
如果仅仅经得起自己这一代,那么下一代、下几代的命运又将会怎样呢？
他们更清楚,华人后裔,倘在美国跻入富有的上等人的阶层,并且一代代保持住这种身份,谈何容易！
我们了解他们内心里以上种种忧虑、种种苦闷烦愁后,是否会对他们也生出一丝同情呢？
当然,这么说,有些滥施同情的意味儿，有卖舌帮腔之嫌。因为中国毕竟还有六七千万尚未脱贫的农民；有日益增多的一大批又一大批的失业者；有“希望工程”和慈善事业救助不过来的、上不起学的穷孩子……
爱迪生曾说过：“如果富人们的生活,真如穷人所想象的那么幸福,他们才会真的感谢上帝。”
我的本意,其实也不过就是爱迪生这句话的意思。
“他们”中的男人,是些缺少友情的男人。因为聚拢于他们身旁的,十之七八是正图利用或攀附于他们的男女。他们必得提防那样一些男人的手趁他们不备伸入他们的衣袋。他们必得经常告诫自己,别一次又一次被亲爱于他们的女人颠覆了他们的夫妻关系。因为每一次夫妻关系的破裂,对别的男人们是多么心力交瘁苦不堪言的过程,对他们其实也同样是。有钱人之离婚,有由于有钱而造成的别种样的麻烦。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格独立精神较强的,不太容易为虚荣所惑的男人和女人,一般不会轻近他们的社交范围。他们也从内心里很反感那样的男人和女人的高傲与孤芳自赏。素质太差、文化层次太低的男人和女人,根本没机会结识他们。追随于他们左右的,几乎永远是一些精明的、专善仰人鼻息的、唯他们马首是瞻的、不耻于时时表达忠心的、介于有自尊和没自尊、有身份和没身份、卑俗和斯文、优秀和平庸之间的男人，以及年轻的、漂亮的、介于单纯与不知廉耻、浪漫与放纵、多情与多智、现代与现实、天使与妖姬之间的女人。某类人们因具有太显明的被攀附的意义和被利用的价值,身旁也就大抵只能聚拢着些介于优秀和平庸之间的男人,以及做派现代目的现实的女人了。这符合人类社会的寄生规律。像他们利用他们父辈的权力能量和影响一样,他们自己的能量和影响往往也被直接或间接地借助与利用。他们有时会对那样一些男人或女人心生厌恶,弃之如弃旧履。但有时也会遭到那样一些男人或女人的背叛——当他们身价跌落在特权阶层渐渐失宠之时……
他们几乎都是些不读书的人，尤其不读小说、诗、散文。他们从天性上轻蔑文学,极端讨厌作家。如果他们欲请某位作家赴宴，那作家还真的受宠若惊打算前往的话,那么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大约自己的笔要为他们“服务”一下了。
但他们却读时事报刊，偏重于读海外的，并且从不排斥某些对中国立场暧昧甚至立场“反动”的报刊。他们有许多渠道收集到这类报刊。海外舆论对中国局势的分析、预测和评说,一向能引起他们较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们对中国政治了解得并不少,也不乏独到的,甚至是深刻的敏锐的见解。流传于中国民间和海外的“小道”政治消息、动态、“内幕”、“秘闻”什么的,其实往往源于他们的有意无意的提供。他们通过报导“出口”和“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杀伤可能危害他们及他们家族利益的、因而令他们不快的中国政界人物的形象,同时为那些可能对他们及他们的家族利益有帮助的、受他们喜欢和拥护的中国政界人物树立口碑。
他们像某些司机从心理上逆反交通警察一样逆反“中纪委”的存在。尽管“中纪委”并不意味着就是由一位铁面无私的当代包公坐衙的开封府。
他们当然不进影院,也当然不看国产电影。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偶尔宴请影视明星。
他们颇喜欢高尔夫球。情绪好时,也打保龄球或台球。
他们中有人是围棋和桥牌高手，也有人骑艺不俗,可驰骋于跑马场。
倘有外国足球队到中国来进行比赛,他们一般是不愿错过观看机会的。并且总持有一等票位。但他们绝不是球迷。谁若将他们与球迷相提并论,那等于是在侮辱他们。
国外的交响乐团、芭蕾舞团、时装队或花样滑冰队到中国来演出,在现场每每可发现他们的身影。他们矜持地向熟人点头时,仿佛在说——“这我怎么会不来呢？”
人生苦短，现在，他们也老了。中国人在举凡一切公开场合，很难再见到他们的身影了。中国的一切文艺演出，他们早就看不上眼了。外国的不论多大的明星甚或大师以及世界一流的文艺团体在中国的演出，一概激不起他们的欣赏欲望了。因为他们早已在国外欣赏过了。若论对文艺的欣赏水平，他们无疑是中国眼光最高的一些人。他们大抵已不再在商海中弄潮了，先后做起了深居简出的“寓公”。或在中国，或在国外。其实，他们从未真正爱过商业，这一点是他们与中国一些卯足了劲儿在商场上往前拼的商业“骄子”们最大的也是最本质的区别。他们大抵连对政治也不复像以往那么关心了。他们明了他们已经安全，并且竟然特别体面地安全着。这于他们已差不多是如愿以偿了。当初也许否，而今不后悔。他们曾是中国这大舞台上某一折戏中的主角，也是后来冷眼旁观的看客。他们经历了寻常之人经历不到的事情，看到过寻常之人难以看到的真相，体会过寻常之人难以体会的况味。他们禅透了“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的世事规律……
而当年，他们都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开放”。似乎都觉得“改革开放”的步伐太慢太慢思路太僵化保守，仿佛早已超过了他们的忍耐限度。
可谁若问,依他们看来,还应该怎样“改”怎样“放”？他们却又往往的三缄其口莫测高深。不是说不出来,也不是懒得说；而是觉得,也许还是不说的好。
其实他们内心都曾封闭着一股强烈的激情。那激情更适于通过慷慨激昂的政治演说,运筹帷幄机智幽默的外交谈判,身临战争前沿麾下千军万马指挥若定来体现。然而在今天,这太是过去时的“童话英雄主义”式的向往了。他们也早已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内心里的激情的火苗都渐渐熄灭了。
他们的“不可名状”的状态,说到底是这么一种感觉——既不甘心一辈子像他们现在那么活,一辈子做他们现在所做之事,又前瞻后顾两茫茫,找不到另一种或比现在更好的活法,以及比现在所做之事更能体会到满足感的事。
相比于他们,在他们看来,那些一辈子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似乎永远不思改变地从事俗常职业的人,简直是一些成仙得道之人。他们也体恤芸芸众生没资格没能力与自己命运抗争的处境,但是非常羡慕芸芸众生满足现状自得其乐的“境界”。正是由于他们的内心永远难以达到这一种安于俗常的“境界”,才总是无可奈何地处于“不可名状”的状态。
今天的他们，早已从当年那一种状态中超脱了，简直也可以说超越了。故以他们的眼来看中国诸事，看得比许许多多自以为明了透彻的人更明了更透彻。但是他们往往不与人道，不屑于。若谁被他们看得起，成了他们的朋友，谈到中国之政治，他们往往一开口便会令对方缄默良久，那种睿智，那种精譬，不由得你不肃然起敬。今天之我，也不复是当年那个“世人皆醉我独醒”、“拿起笔来作刀枪”似的我了。若读者以为我是在巴结，那也随便。而于我，只不过是在补充我的印象。我觉得，他们中有人更像是另类的“红学”专家，将“中国红”解读得入木三分，且更善于从“红”中看出别色来。时代转型，总是会必然地派生出些前所未有之人。当年的时代选择了他们，他们也趁势而上，顺势而为了。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得意也罢，失意也罢，一言以蔽之，时代产物而已。并且，已成往事。真的，我不复再能像当年写此书时那样，对于他们曾靠的是特权而耿耿于怀。毕竟，他们的父辈们，曾是新中国的功臣。何况，当年惠利于他们的那点钱，才哪儿到哪儿？比起后来一些贪官们所贿得的巨大总数，连零头还不够！更何况，说到子女依赖父辈的特权，如今这现象也仍不少！今日的那些父辈，比起他人的父辈又算老几？连“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干过革命”这一起码的资本都没有！是以反而便以平心静气的眼看他们了。倒是对于如今的种种以权谋私现象，格外地嫌恶了……
现在,让我们来说说“他们”中的女人们。据我看来,作为女人，她们十之七八其实是不怎么幸福的。希望她们成为某一家庭的贤妻良母是不切实际的。那实在是太难为她们了。而一个男人居然能成为她们心目中的好丈夫,则这个男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处在男人们对自己们的和自己们对男人们的两难标准之间,她们的身份与其说是妻子、是母亲,莫如说更像是同事、老板秘书、经纪人、股东、“大内总管”或后台老板。
她们在钱财和情感两方面严控丈夫，但在这两方面却宠纵儿女。
她们中的大多数,从小都是备受呵护的、娇生惯养的、任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优越感很强并且具有难以驾驭的反叛性格的女孩儿。
她们中有些人在“文革”中曾大出风头,甚至大打出手过。当年她们狠起来也是令人恐怖的。当年她们对于别人的悲惨命运和别人家庭的毁灭缺少起码的同情心。但是对于自己命运的曾经沦落和自己家庭受到的冲击却至今耿耿于怀。
她们几乎从小就本能地反叛一切约束。包括来自于父母的约束。她们反叛一切妨碍她们个性自由的外力，但是却唯独并不反叛父辈的权力，深知那对她们多么重要。
她们是在“文革”中思想渐渐成熟起来的。这成熟意味着她们自认为“已看透一切”，认为“再没有什么假象”能够骗得了她们了。谈论起种种中国话题来,她们的言词往往既准确又尖酸刻薄。但是见解缺乏公允也不深刻。
她们对于中国政治的态度又厌恶又不敢彻底予以轻蔑。因为她们比谁都更清楚,连天生桀骜不驯的她们,也是逃脱不了中国政治的巨大惯力的摆布的。
她们自己倒不见得多么向往当一位中国女高干。尤其在她们从商之后，几乎个个都自嘲自己曾经还有那样的一种向往。但她们很在乎自己的家族中是否仍有人身居地位显赫的要职。倘竟然没有,她们不但是要诅咒别人,甚至也是要嘲讽和挖苦亲人们的不争与无能的。
她们在经商方面的作为,往往尤胜于自己们的兄弟，起码毫不逊色。而她们直接或间接地借助和利用父辈们权力的稳操胜券、胸有成竹、得心应手,却是她们的兄弟们不得不甘拜下风、望尘莫及、五体投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