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她们和她们的兄弟们一样,也是些极其缺乏友情的女人。这一方面是由于她们自幼生活在门第观念和等级差别难越的环境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父辈们在“文革”中的恩恩怨怨造成的。
她们在她们的阶层圈子里难觅“知音”。而女人是天生不能没有同性的“知音”伙伴的。所以她们的情感谨慎地、有选择地外延，试试探探地向她们的阶层以外去发现和结交。她们真正看得起的女性并不多。承蒙她们看得起,而且渐渐引为密友的女性，大抵是些中青年名女人。而且必得善解人意,知道怎样才能随时揣摩透她们的心思,善于曲意逢迎,不过分肉麻而又恰到好处。肉麻的逢迎其实并非她们所习惯于接受的。但一点儿也不逢迎她们,平等意识太强,试图完全将她们当寻常女友看待的女人,却又肯定会令她们恼火透顶。
这样的友情在她们和别的女人们之间是较难建立的。而一旦建立,她们对女友们又是很慷慨大方很讲义气的。
她们对追随过她们的人多一份责任感，多一份女人特有的人情味儿。但对于对不起过她们、伤害了背叛了她们的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她们的打击报复又往往比她们的兄弟们更冷酷无情。
哪怕只不过是她们自认为谁对不起她们了,伤害她们了，背叛她们了,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她们意识到打击错了报复错了大抵也不忏悔也不内疚，更不请求谅解，索性将错就错一错到底。
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说——正由于她们身上几乎共同具有这样的性格特征,才没有被编入“革命接班人”的“梯队”去接受政治上的培养。或者反过来说——正由于她们的显明的性格缺陷不适于从政治方面去培养,或直言明摆着没有培养的前途,她们的性格特征才更显得是共同的特征。
她们的亲情义务、亲情责任和爱心,在她们的家族中却往往表现得格外动人。最可贵的东西既然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谁们配从她们那里获得,又不能像物质的东西一样束之高阁封存起来期待增值,那么也就只有充分地在骨肉亲人间布予了。这体现为一种较封闭的,家族系统内部的,情感的自给自足，是贵族阶层在情感方面的小农方式的循环周转。在家族中谁生病了,往往来自于她们的关怀最为上心最为情真意切牵肠挂肚。谁名誉受损生意亏损仕途不遂,也往往是她们表现得最激愤解危救难的姿态最义不容辞上疏下导的努力最活跃。而谁若事涉法案,四处奔走八方呼号组织捞救的,也正是她们。
她们对于亲人和家族最富有牺牲精神。
她们喜欢时装但非常不喜欢时装模特。偶尔喜欢的也是外国的。
她们基本上不看国产电影但却看影视画刊。对于中国的当红的女明星们一概嗤之以鼻,而对于某几位她们认为颇有不凡气质的男演员,往往又视为初恋情人似的不容别人评短。
她们对珠宝钻石情有独钟，但是颇不愿与珠宝商人多打交道。如果对方经常而又无偿地向她们奉献另当别论。
她们喜欢名车犹如骑士喜欢宝马。但是当亲自驾驶了短短的一个时期以后又会“移情别恋”，觉得名车也不过就那么一回事儿罢了。
她们真的从内心里有点儿崇拜的艺术家是画家。她们认为真正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当然也只是画。
她们对记者的印象强于作家。前提是如果还没有被记者揭过短的话。
在她们的心目中“国产”作家是和妓女差不多的一类人,仰人鼻息寄生于政权而又心怀叵测不安分守己。
她们偶尔也看书。但大抵看的是外国的传记文学,主人公大抵又是名女人。
她们真的从内心里有点儿尊敬的是中国体育运动员。
实际上她们不可能是较长久地喜欢某“一种”事物的女人。
她们的婚姻几乎都不美满。
她们几乎都曾一度陷于情爱饥渴状态。
她们几乎都曾有过“弗朗西丝卡”情结。
但是她们所心仪的男人在中国的现实中又几乎没有。
并不爱看小说的她们中,估计有不少人读过《廊桥遗梦》这一册薄薄的美国小说,而且肯定有人感动得泪流满面。
她们中不少人对于自己的现存婚姻当成一种家庭义务和责任来维持。
她们对于当代青年男女间的情爱自由非常羡慕。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实际年龄也就懒得离婚仿而效之了。她们常常顾影自怜叹息青春不再。因而尤其难以容忍她们的丈夫拈花惹草。
为家族的长富久安她们忘我地聚敛钱财。同时渐渐忘却了自己是女人,性情特征渐渐变得类乎一些“中性人”。
她们精明强干,发号施令之际气使颐指。动念一生,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声色俱厉。
这种时候她们使面对她们恭听吩咐的男人们一个个变得太像小女人,而她们自己则变得尤其像男人。
如果她们自己的家庭门第较悬殊地高出于她们的夫君们的家庭门第,则她们在“小家庭”中的地位形同女王。
维多利亚女王结婚不久便和丈夫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原因是讨论到当她的公婆身体欠佳之时,她究竟应该不应该主动前去问安的问题二人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丈夫姿态傲然地离开了卧室,将自己关在他的书房里。维多利亚女王气冲冲地跟在他后面,用鞋尖踢书房的门。
丈夫高声喝问：“谁？”
她回答：“英国女王驾到。”
丈夫未开门。
她又踢门。
丈夫又问：“谁？”
她又回答：“英国女王。”
丈夫还是不开门。
等她终于有礼貌地、轻轻地敲了一下门,回答道：“你亲爱的妻子,阿尔伯特。”丈夫才开了门请她进去……
如此这般的戏剧式“情节”,在她们和她们的夫君之间,肯定是经常发生的。不过,家庭门第低于她们的夫君们,显然不会像维多利亚的丈夫那么“威武不能屈”。因为那丈夫本身也是一位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亲王,并不将“王”的地位看得多么了不起。
在“文革”中,她们中有些人由于命运的沦落,由于企图证明自己们与家庭的决裂,也由于被现实逼迫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曾一度下嫁给底层社会的男人。但这一种“历史性错误”,“文革”一结束,几乎都由她们自己理所当然地予以“纠正”了。随即她们也是理所当然地又将择偶的目光投向了门当户对的大院里,而在这个太有限的范围内寻找到两心相悦的真爱并不那么容易。“文革”后她们的婚姻在门当户对的大前提来看似乎都比较般配了,但这并没给她们带来她们所希望的幸福。而这一次没有“历史”的也没有“政治”的罪孽,完全是她们自己的责任了。
于是不禁使我们联想到托尔斯泰开篇于《安娜?卡列尼娜》这一部世界名著中的那句几乎人人知道的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针对于她们,似乎反过来说更为恰当——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却都是相似的。
是的,由于相似的背景，相似的原因,相似的情况,她们婚姻上的失败以及家庭生活的不幸福,也都自然而然地带有了相似性。
她们是些当代中国的“安娜?卡列尼娜”。
她们身边大抵也有“渥伦斯基”式的情人,他们未必是贵族之子她们也不在乎了。但敢肯定不会是平民之子了。她们不允许自己犯那么低级的“错误”。
她们内心里有“安娜?卡列尼娜”般的痛苦,但却不会陷于“安娜?卡列尼娜”般的绝望。
她们比“安娜”现实得多,并不非要求情人最终一定“升级”为丈夫。
她们也是绝不会卧轨的。因为她们实在犯不着那样。
何况现在中国女性们的流行说法是——真爱又如何？这正渐渐成为一种“主流意识”,“主流境界”。
这为她们在观点上树起了旗帜。
作为女性,比起她们的兄弟,她们的性别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娶一个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小家碧玉”,或“文娱圈”里的“娇俏女娃”为妻,似乎不足为怪。在后者们，还是幸运,还是荣耀，还等于一辈子有了依赖。而她们若和每个月仅有几百元的最高一千多元的“次阶层”男人结为夫妇,不但他们将不知如何做丈夫才好,还将连带得她们自己的身份随之骤跌。
这是她们顾此失彼的两难之境。
1877年4月1日,小乔治亲王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祖母维多利亚女王：
亲爱的祖母：
昨天我看到一具好看的木马,想买下来。但我没有钱,请您给我一英镑好吗？
您的孙儿乔治
女王回了信：
亲爱的孩子：
你的信证明,你还不太懂各种东西的价值,这不好。你应该学会懂得这一点了，而这是人生相当重要的一点,对于你也不例外。等你真正懂得了这一点,就不会再写信向我要钱买什么玩具之类了。
你的祖母维多利亚
几天后,她又收到了孙子的信：
亲爱的祖母：
我十分感谢您对我的教诲。您的信促使我对各种东西的价值进行了有益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是——我把您的信以两英镑的价格卖给了一位收藏家。这样我不仅得到了我喜欢的木马,而且剩下一英镑。您认为,我是否已经真正懂得了各种东西的价值呢？
您的孙儿乔治
以上一则逸事,又好比她们对她们的父辈,在价值观念方面的“推陈出新”的“修正”。
公而论之,她们的父辈们,亦即那些曾经在中国共产党党旗前庄严宣誓,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一辈子的革命老人,对于子女们的教诲一向还都是比较符合革命者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的。正如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对孙儿施以“节俭为荣”的教诲和影响一样。但无奈时过境迁,充当下一代思想教官的,不只是父辈母辈,还有时代,还有社会,还有形形色色的别人。父辈母辈们充当的思想教官,太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理想主义教育的成果,只能产生于理想主义为主流意识的时代。商业时代乃是主流意识为现实主义的时代。相比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虽然色彩绚丽却未免内容空泛,所以它适合演讲家、鼓动家嘴上说说,不太能成为大多数人身体力行的情愿。而那大多数中,自然包括老一代革命者的儿子、女儿、孙儿、孙女们。
他们和她们,为了获得到自己们喜欢的追求的东西，卖父辈们的资历和资格,有时甚至卖他们的原则和尊严，正如乔治为了获得到他所喜欢的木马,以两英镑卖掉他的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写给他的回信一样“聪明”。而且自以为和女王一样,从此真正懂得了各种东西的价值。某些老一辈革命者们的某些后代,卖给了的当然不是什么收藏家，而是卖给了商业时代，卖给了在商业时代必然成为主流意识的现实主义的交换法则。
于是，上一代坐“上海”、“伏尔加”、“红旗”，下一代、下下一代坐“公爵王”、“宝马”、“奔驰”等高级进口轿车。
上一代住大的或小些的四合院,并且尽量布置得朴素一些,以避免与人民的生活水准形成太远的距离。下一代、下下一代却动辄以百万几百万巨资争购豪宅别墅,且装修唯恐不奢华、不气派。因为他们和她们,是向西方贵族资产者们的生活水准看齐的。父辈们十之七八没有见到过,又由于有着革命者精神境界里的拒奢崇俭的支柱,因而没有横向攀比的目标,也不太会产生横向攀比的心态。他们和她们却不但见到过,而且身心感受过西方贵族资产者们的富贵生活。精神境界里既无原存的支柱，或虽原存过却早已折塌了,也就随心所欲没商量了。现实中既有横向攀比的目标,既有可以达到的捷径,又怎能不使他们和她们向往之追求之,不遗余力地去达到呢？
波斯王一世居鲁士大帝出身于平民,他的儿子从小为所欲为,不受约束。
有次儿子对他无礼,他训斥道：“从前我跟我父亲讲话,绝不像你现在跟我讲话的样子!”
小居鲁士顶撞道：“别忘了你从前只不过是平民的儿子,而我是居鲁士大帝的儿子!”
他们或她们的父辈们,其大多数从前只不过是些穷苦劳动者的儿子,是些放牛娃出身的人。而他们或她们,现在却是些名声显赫,职高权重,一言一行都对国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的人们的儿女,或地方首席官僚的儿女。
这一种代与代的区别,以及由此发生的思想的、观念的,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离经叛道,非是谁的主观意志所能定向的。
任何事物都是有生命的,从爱情到一种思想到一个政党。而举凡有生命的事物,皆是有生命周期现象的。十二三年是普遍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周期。两个周期交替之际,人的健康与病弱状态显明，思想的生命要比人的生命长久得多。它是精神生命界中的银杏树。尽管如此,既没有不死的银杏树,也便没有所谓不朽的思想。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想一想,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某些堪称伟大却很古老的思想，对于我们当代人的头脑来说,其光耀已如遥远的银河系尽头的一颗颗星一样暗淡了。好比今天的孩子能立刻回答出“希瑞”是美国动画片中手持宝剑、跨一匹长着双翼的白色神马的女斗士,却说不出写过童话《海的女儿》的作家是谁,而且很可能根本就没听人讲过那一则优美又忧伤的童话。
新的思想的芽,通常都是生长在古老思想的干上的。
然而我不敢妄谈一个政党的生命的周期也许是多少年。
我只想说,它的腐败的严重,显然与它的生命周期有着一种内在的可能是必然的关系。正如人体的健康在生命周期交替之际最易受疾病的侵袭与危害。
目前,中共中央、中组部、中纪委联合颁发了有关文件，它将可能使子女直接或间接地借助和利用父辈的权力谋取个人以及家族财富的现象，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时间能使许多事情不再值得人们关注和论道。权力乃是与具体人的生命同在之物。
我们有充分的根据作如是之想：
十年二十年后,当一个人企图和另一个人成交一笔生意,一方如果说——“想必你已经知道,我是某某人的儿子或女儿。”又如果他或她的父辈早已随权而故。那么对方一定会感到讶然,感到说得唐突并且说得没有意义……
或者十年二十年后,当两个青年男女互相吸引。一方向另一方搭讪着说——认识你很高兴,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的爷爷是某某人时,那情形肯定也是极为滑稽可笑的。
在成熟的商业时代,政治权力,尤其人亡而易的政治权力,根本不可能隔代产生将带来实际利益的神奇效应。
须知丘吉尔的后代和罗斯福的后代,都正在英国或美国的什么地方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呐，区别仅仅在于,是普通的富人或普通的平民。除了目前尚存在于少数国家的王室而外,世界上一切所谓名门望族的代的延续,几乎全都注定了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过程。
这乃是时代演进的法则。
匪兮今兮,亘古如兹。
我曾与一名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就这一话题交谈过。
他说：“江山是人家的父辈们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打下的,中国人总得通情达理些,允许人家的儿女辈们沾点儿光是不是？如果连这也不允许,显得咱们中国人太不懂事儿了是不是？说到底，无非就是儿女们凭着老子们的权力地位,轻而易举地捞个几百万几千万的事儿嘛。只要别太过分,只要别太肆无忌惮,只要别太贪,适可而止,只要今后不再那样了,只要把经济真正搞上去了,能使咱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别弄得今天一批下岗的,明天一批失业的。人心惶惶,人人危机,对他们那点儿摆不上台面儿的破事儿,中国老百姓其实可以猫头鹰似的，睁只眼闭只眼,装成大傻帽儿,装成什么都没瞧在眼里的样子……”
我很同意那名出租汽车司机的话。
他的话最能体现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的大度。这一种大度在这个地球上也是不多见的。
所以我倒想向某些“老子”们的某些儿女们斗胆进言,若觉得活在中国的地盘儿上还不至于太委屈自己的话,其实是不必总打算随时往国外溜的。只要你们“自己人”不“修理”你们,中国老百姓是不太会碰你们一指头的。你们是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地盘内悠然地做富人乃至富豪的。这可比在国外做富人或富豪更现实些。当然,唯一的前提是务必记取那一名出租汽车司机说的几个“只要别”。否则,你们应该明白,猫头鹰是有两只环眼都瞪圆了的时候的。那时它就会发出尖厉的叫声了。按迷信的说法,这隼禽一旦耸叫连声,便是不祥之兆了。真弄出什么双方都不希望发生的事,对你们,对中国老百姓,就都不好了!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屈指算来，我这一本不三不四的书，出版已经十四五年了。此间，中国之变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而权力的寻祖现象，也分明的越演越烈。当年的高级干部们，本身并不沽权于市，标价寻租。他们干不来那种勾当。即使他们出于私心提拔亲信，那也是绝不收钱的。当年“跑官”的现象照例也是有的，却不过就是带上礼品而已。礼品终究非是钱钞，也很少听说以名车、豪宅、别墅做礼品的事。故当年之“跑官”现象，毕竟还是有别于后来之买官卖官的。买卖个科级处级的行径，肯定也是难以杜绝的。但那类芝麻官职的买卖，是沾不上高级干部们的边的。
而今，却是“兄弟齐受贿”、“贪污父子兵”、官员与妻子或情人共同开拓权力寻租市场，“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买官卖官好商量，“遍地英雄下夕烟”。他们的腐败，早已成亲历亲为的事，亦算是“与时倶进”之一种了。我曾被问及，何以不写“反腐小说”？是啊，我确实是很少写“反腐小说”的。出于反腐义愤，杂文是写过些的，但是小说，每一闪念，旋即摇头。因为权力寻租的方式，贪污受贿的花样，委实太超出于我有限的想象能力了。有所知时，每瞠目结舌。想象力太低于他们的现实操作经验，只能知难而退矣。
但有个问题我总是很困惑，一位高级干部，在职时大抵已将子女亲属的工作、生活安排妥当了，自己离休之后也能享很高级的待遇，不显山不露水地贪贿个千八百万的，够花就得了呀，为什么非频出大手笔，几千万几亿元狂搂不止呢？
后来我逐渐想明白，症结无非是一个“信”与否的问题。不是信仰的“信”，不是诚信的“信”，而是相信与否的“信”。
即——他们真的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可持续的吗？
倘相信，自然便是有信仰的官员。
而有信仰的官员，那信仰，必定会多少削弱一些贪欲。
而他们的贪欲之大，只能证明他们是无信仰的。
他们在成为高级干部之前，最经常之事莫过于政治学习。何以学来学去，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可持续，竟然也还不能坚信呢？
是他们的头脑太愚钝，再好的主义也装不进去呢？还是他们其实太过聪明，自己们首先就从那“特色”中看出了毛病？
凡贪官，其实都不过是将做官当成一种“营生”。
营生营生，实乃为了生活得好而经营某事。区别仅仅在于，是苦心经营，还是靠表面文章来经营。不管哪一种经营，出发点都是以“我”的良好感觉为中心，以“我”的“利益最大化”为“基本点”的。由那“小我”而“大我”，自然仅能延及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再大也大不到哪儿去的。
要使人们，包括身为官员的人们，发自真心地相信并拥护一种制度无可争议的优越性是不容易的。“加强学习”是一方面，制度本身之改革也是必须的。
贪官们无一例外地在法庭上自认“放松了学习”，他们隔三差五地就被集中起来学习一通，却还是没有解决好相信与否的问题，这很耐人寻味……
在中国的资产者阶层中，数量为多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抓住了机遇的人。
对于人,已有多种分类法。比如现实型的,或浪漫型的；激情型的,或理智型的；忧郁型的,或欢乐型的；以及按血型、血质、智商、基因等等的分类。最新的分类法是——心血管型的,或癌型的。心血管型的,是指精神长期处于紧迫压力之下的男女；癌型的,是指一些积郁成疾,抑而不渲的男女。这一分类法比较武断,而且令人沮丧。
对于中国的资产者阶层,我这里也可介绍一种简单的分类法——夸富型的,或隐富型的。当然,这种分类法,仅适用于他们中的某些人。对于这某些人,也不是非此即彼。但只要留意观察,却都不难从他们身上看出以上两类的特征。
夸富型的——唯恐人们不承认他们是“富豪”。很在乎自己是第几“富豪”。被承认是,或不被承认是,又似乎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全部尊严,得到或没得到普遍的公认。是第一或第二的区别,于他们,如同奥运会上的金牌或银牌或铜牌的区别。在常人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干嘛还非要争个是第几呢？常人们实在是难以理解的。而在他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干嘛不争做第一呢？好比参赛的运动员一般都想竞争到金牌一样。常人们觉得那是梦。他们觉得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即或常人们也认为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但同时又不禁的会想,那是几级多么难以跨上的台阶啊!而他们的想法却是——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不能？
人都是或多或少有些攀比心理的。也可以说人差不多都是有些攀比目标的。常人自然的大抵总与常人攀比,与自己周围的人攀比。而他们的攀比目标往往是李嘉诚、是霍英东、是希腊船王或其他的什么商业巨子。那几级台阶对他们的诱惑,比一幢花园别墅对常人的诱惑强烈一百倍。他们是那么的希望被视为被称作中国的什么什么“王”。
如果他们感到他们的“富豪”地位还没被公认,或虽被公认了,却没被排在应在的榜上,他们的心理就会特别地不平衡。好比一位影视演员或歌手,自认为自己的名字当在“十大”或“二十大”明星之列,却名落孙山一样。这时他们就会通过媒介弄出一些响动,以期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哪怕实际上他们所获得的公认,并不像他们感到的那么有限,那么应该觉得委屈,他们也还是要煞费苦心地弄出些响动。他们从来不怕出名,弄出的响动越大越好,越引起社会注意越好,越出名越好。他们绝不是一些害怕为名所累的人。不认为盛名之下其实难附的感觉是不良的感觉,更不会因而别扭。
我这个写小说的人,不知怎么被挖空心思的出版界人士赐予了一顶“中国的巴尔扎克”的桂冠。某一时期内这七个字常印在我的书上。请求把我从这“盛名”之下“解放”了也没用，抗议也没用。以至于一个时期内,一从自己的书上见到这七个字,仿佛被电光击眼，脑仁儿倏地疼一下。倘朋友讨书,只得专选没有那七个字的相赠。当然现在我也习惯了。由习惯而麻木了,不那么娇气了,见了那七个字脑仁儿也不疼了,但心里却还是常感到份儿有口难言的别扭。
他们和我这个小说家是不太一样的人。
他们是要叮嘱秘书,将些个投其所好的人为他们所写的盛名之下其实难附的不三不四的文章从报刊上剪下来,妥善保留的，并在必要之时对人引用——某某报刊认为我是中国的什么什么。
这是中国的什么什么,一个时期内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大大的。凭了是中国的什么什么,足以接近些想要接近的官员,足以当成一种信誉凭证,从银行贷出款来,或使商业合作者另眼相看。
所以,他们爱名的程度,是和爱钱的程度一样的。名在他们那儿,不是虚的,而具有实的性质。为了名,他们有时是很舍得花一些钱的。这体现为一种先期的商业投资行为,体现为一种个人的广告行为。
因为他们渴望不断提高知名度,需要不断提高知名度,故他们与某些文人、自由撰稿人、记者,乃至某些报刊,力求保持友好关系。
当他们觉得有必要替自己的名弄出些响动了,后者们招之即来。
他们有时为了他们的名,难免会意气用事，难免会由夸富而斗富，甚至,难免会私下里相互攻讦、触霉头、揭隐私。
隐富型的——这些人唯恐自己被视为“富豪”，唯恐自己的名字列入了什么“富豪”排行榜。他们倒不是怕受名所累，也不是承受不了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那份儿别扭，他们的隐富心理,主要基于对自己的同胞的防范意识。基于对时代的不信任，基于对中国前景的变幻莫测的谨慎的看法，基于一种由中国近当代政治所传授给的自我保护的本能。
他们远避媒介。一切从业于媒介的人,以及一切与媒介关系紧密的人,都是他们本能地冷漠对待和小心应付的人。
一般情况下,他们绝不会自愿地在社会上弄出什么响动。
他们也暗中以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结交某些肯定有助于他们事业的官员,甚至结交得很深。但平时不会轻易地以自己和某些官员的特殊关系炫耀于人，也不会凡事都加以利用。好比在打扑克的时候,有些人摸到了王牌,往往用其他的牌将王牌遮挡住,还环顾左右,装模作样自言自语地问：“王牌在谁手里了呢？”他们深知王牌的意义，不到关键时刻是不往外甩的。
他们从不在交际方面浪费时间和精力。
他们的商业上的成功,也是一次次不显山不露水的暗中的成功。
他们似乎没有成为中国的什么什么的雄心大志。但是他们的商业眼光比“夸富型”的人们更为准确,商业头脑的反应也更为缜密敏捷。后者们每每什么都想做,但不知道先该做什么，看到别人成功自己嗒然若失望洋兴叹后悔错过了机会；他们却非常清楚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而且果断地悄悄地去做。
对于“富豪排行榜”之类,他们是嗤之以鼻的，深知那一套的不可靠。
他们每年的收入极为可观。而这一点便是他们的自信。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大笔金钱的拥有者,比做一个全社会都知道的,而又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富豪”感觉更好,活得更轻松更潇洒——这便是他们的人生观。
他们往往不运作任何实业。他们往往只有名分上的公司。那类公司一般仅有数人，并且肯定都是他们最信赖的,对他们无比忠诚的,与他们建立起了唇亡齿寒的关系的亲友。而对于他们,有公司的最主要的意义是有账号。有账号金钱利益的获得就成了一件极便利的事。
其实除了他们自己，他们再很难信赖任何人。所以连自认为对他们最忠诚的人,都未必完全清楚他们的“商业秘密”。那秘密是他们的“黑匣子”，大抵是在他们“折戟沉沙”之后才被彻底开启。而其中所暴露的内容,又往往管叫那些自认为对他们最忠诚的人目瞪口呆，内容中肯定包括着他们如何利用对他们最忠诚的人的情节，使后者们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始终“与狼共舞”,悔恨交加。悔之迟矣,恨也白恨。
他们中又有人的公司其实只有他们自己。他们中更有人甚至连公司的名分也不需要。连转账这一金钱的拨付方式都拒绝没商量。他们觉得最万无一失的方式往往是——眼盯着成捆的钱塞入自己的皮箱拎了便走。这情形我们在许多电影中常见到，从前是在外国电影中常见到，如今在国产电影中也屡见不鲜了。当些个中国的编剧们在创作类似情节时,当些个影视策划人以及评论家在认真研究和讨论类似情节的真实性的时候,其实从南到北,这情形正在中国各地发生着。只不过不是发生在摄影机镜头前罢了，只不过交接那塞满了钱的皮箱的双方都非演员罢了。
如果说他们除了自己还真的信赖什么人，那人又几乎可以肯定不是男人，当然也不会是他们的妻子或女儿，更不可能是他们的母亲。几乎注定了必是他们的情妇无疑。
“信赖”是一个有永远的恒定数限的词，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针对于任何具体之人,其数限都永不可能小于一，它只能等于一或大于一，它绝不至于等于零。“信赖”乃是体现为人心的一种近乎本能的需要。好比一个人要活着,他的肠胃最起码需要一个面包或一个馒头，外加起码一碗水。一个真的连一个人都不信赖的人,便会连活着都觉得没多大意思了。一个连活着都觉得没多大意思了的人,对金钱也就缺乏积累的意识了。
而他们都是些觉得活着很有意思的人，甚至可以说都是些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
对于他们,能在这世界上还信赖着一个不是妻子不是女儿更不是母亲的女人,也就足够维持他们的心灵的需要了。
所以在他们的名字被写上公检法机构的立案卷宗以后,使他们的“灰色人生”最终画上句号的,也往往是女人。于是关于他们的案卷中,差不多都记录着一则充满了种种欲望色彩的爱情故事。其基本情节类似电影《尼罗河惨案》或《阳光下的罪恶》中的同谋男女，其基本主题是——“真爱又如何？”
他们是中国当代最有活动能量,最策划缜密，最胆大心细的一批“灰色收入”者。
在当今世界上,以往十几年来,中国也许是为“灰色收入”者们留有最多隙机可趁的国家之一。目前可能仍是这样的国家之一。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是有“灰色收入”的。这乃是中国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合理不合法的,有些是合法不合理的,有些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
我在某些场合不期然地接触过一些专善于替他人拉赞助的男女,他们或她们每年以“吃回扣”的方式获得的“收入”，大抵可买一幢别墅。
据我所知,“回扣”的最高比额竟达百分之四十。甚至一半对一半，乃至倒“四六”。
他们——我们这里所分析的“隐富者”们,当然也是深谙此道的。
不过他们并不仅仅专一于此。
以往十几年来,他们还是一些倒卖商业批件过程中的“二传手”。他们中的大多数,一般并不能直接获得与巨额金钱等价的批件。但经由他们的暗中运作,能使批件本身翻倍升值。所以拥有批件在手的人,往往不但需要他们这些“二传手”,而且不能不重视他们的存在。
他们还是些走私商的合作伙伴。
总之,他们的“灰色收入”,十之七八是通过不合法也不合理的方式获得的。一个商业头脑卓越的中国人所能想到的一切可趁之商业隙机中,都留下过他们游刃有余的,进退自如的身影。
他们还是些高明老练的“洗钱”能手。
雇用他们“洗钱”的也当然皆非等闲之辈，其中不乏以权谋私的官员和损公肥己的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者。
他们的存在,与腐败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腐败借助于他们的“有偿服务”更加腐败。而他们本身的存在即意味着是腐败的催发酵母。好比霉菌与脚气病的关系。
他们的身份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的有颇为体面的公职,有的不需要有公职,在“道”中已是名人。好比江湖杀手在江湖上已闯出了大名声。谁需要他们,只须出得起重金,通过“道”中的关系网,便能将他们引荐到自己跟前。
即使我这个写小说的人,即使我这个以很正统的观念确立社会关系的人,即使在今天,如果我想借助于他们的“服务”并且出得起重金,如果我确有一条发财之路指给他们,并有意与他们共谋取之,我也是不难找得到他们的。只要不是图财害命、杀人越货之事,只要钱数诱得他们动心,只要他们觉得策划得很缜密,觉得有成功的把握,他们都是敢做的。
《水浒传》中有一章写的是《智取生辰纲》。
他们中某些人,如吴用,如晁盖,如公孙胜,乃是他们中的一流人物。
他们中某些人,如刘唐,如阮氏三兄弟,胆大于智,乃是他们中的二流人物。
他们中某些人,如白胜,乃是他们中的小角色，三流人物。
猫有猫能,鼠有鼠道。一流人物做一流之事,小角色有小角色眼中的隙机。
他们通常并不合起伙儿来，互相也不发生瓜葛,独往独来地在大千世界里各行其是。
而若他们一流二流三流人物串通在一起了,报刊上其后便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了。
他们所“劫”之“生辰纲”,大抵都是来源于公有体制内的钱。当然他们并不于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持杖提刀舞棍地“劫”。那是亡命歹徒们的行径。他们与亡命歹徒们不是一路人，不能混为一谈相提并论。他们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们善于“智取”，最起码也是“文取”。一旦得手,也如晁盖们似的,作鸟兽散,分头隐居起来。一挨风头过去,相安无事,以另一副面孔出现,按各自的不同喜好,从容潇洒地享受各自瓜分到的“胜利果实”。由于往往有贪官污吏参与其中,被收买了存心制造似乎既合理又合法的机会让他们去钻,所以国家的钱明明被“劫”了,往往还糊里巴涂的,搞不清楚“流失”的真正原因。所谓“国有资产流失”这一事实,有相当一部分十几年来是被合理合法地里应外合地“劫”走的。中国太大,国有资产巨细并存,仿佛一个永远也清理不详的没有尽头的仓库,又处在“双轨制”的时代,一忽儿公化私,一忽儿私挂公,分分合合,一部分流失到他们的口袋里,倘无人洞察、无人怀疑、无人举报,“流失”了也就“流失”了。这“一部分”,按照道德评判的尺度是“靠不诚实的劳动”巧取暗攫的；按照法律裁决的条文数额往往是巨大的；按照时代演变的规律,却又不得不承认,乃是发生在一定规则逻辑之内的现象。针对于具体的国营企业和单位,往往是所有脑力和体力劳动者月工资甚至年工资的总和,甚至还要多,但若针对于国家而言,又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他们的“智谋”,很难在私营企业或外企那儿获得成功。比之国营企业和单位,私营企业主和外企资本家的钱柜是靠比他们更聪明的头脑为锁的。绝不是那么轻易就会为他们打开的。
由于他们大抵没有权势靠山,一旦被法网罩住没有谁会义不容辞想方设法地搭救他们,其下场往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他们都是些心态过敏,看社会看时代看他人的目光极冷的人。这冷中又自有着他们的一套深刻。
他们敌视那些靠权势背景一次次得意而又轻而易举地成功的人。与后者们相比,他们自己的成功带有太大的冒险性和侥幸性，是火中取栗之事。一有机会，他们便以刻毒的话辱骂后者们的娘和祖宗八代。这一种辱骂包含着用文字难以表述的嫉妒和替自己所抱的不平。当然,又只能是背地里的辱骂。因为,他们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他们少不了也是要与后者们打交道,互相利用的。在这种时候,他们内心里想要不卑不亢,想要平起平坐,却又办不到。因而,不但暗生自己的气，对后者们内心里的敌视,便又增加了几分。
他们逍遥于法网之外的时候,其实是些完全不被社会所注意的人。他们只能以这样一种存在方式而存在。因为他们一旦被社会所注意,他们的存在方式的实质就暴露于社会了，也就没法儿悠然地存在着了。然而他们中的某些人,其实也是很想引起社会注意并供人们谈论的。对于那些不时在社会上弄出些响动,已然使自己具有了新闻色彩的“富豪”们,他们的嫉妒也是超过于寻常百姓的。他们认为那些“富豪”们才真是本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们,而自己们并不是。想引起注意引起谈论而不能为不敢为,他们的内心里就不但满怀着嫉妒,满怀着符合他们逻辑的愤世嫉俗,而且经常的状态是颇为寂寞。
在有权势靠山的人们面前他们没法儿摆脱骨子里的自卑,但却一点儿也不给予尊敬。那一种尊敬表现了也是装出来的。在物价一涨心慌意乱的寻常百姓们面前,他们由于自己已经是仅次于“富豪”们的人了而优越无比,但却一点儿也不给予同情。那一种同情变为了行动,目的也不过是为自己体验一份儿快感，与慈善心肠是无关的。
他们虽然不至于也敌视百姓,但看百姓们的不幸遭遇时目光是冷的。他们总在想——我一旦被宣判有罪,甚至拉赴刑场执行枪决,百姓们必是夹道乐观,拍手称快的。
因而他们又常感自己们是本时代的孤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不定哪一天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所以他们身边总有至少一个不是妻子不是女儿更不可能是母亲的女人与之心心相印,又是那么的合乎人性。
他们中的二流三流人物,亦即刘唐、阮氏三兄弟及白胜式的人物,为了克服自己内心里那份儿孤寂和人生的不安全感,既不但需要至少一个与之心心相印的女人的慰藉,还往往从“中国特色”的黑社会那儿购买关怀。而且,也只有黑社会才卖给他们某种他们所需要的关怀。
所以,谁如果真的对他们构成了莫大的威胁,谁的人身就处于黑社会的报复计划之中了。轻则要你的一只耳、一只眼、一条胳膊或一条腿，重则要你的命。
与“夸富型”的人比起来,他们不炫耀、不张扬、不镀名饰姓,仿佛壁虎似的隐存潜在于芸芸众生之中，是些“陌生的人”。他们虽不像“夸富型”的人那么喜欢时不时弄出响动,引起社会的注意以及人们的讨厌和嫉妒,但却可能比前者们具有危险性。尽管他们的危险性往往是出于自我防卫而不是出于主动攻击。他们一旦弄出响动,那响动可就必然散发着血腥气了。
谁如果有兴趣,到全国各监狱采访一番,准会发现些在押的他们的同类。十几年来,中国一茬茬儿地滋生着他们,也一茬茬儿地铲除着他们。总的趋势是,铲除多于滋生。当法制越来越健全,他们也就越来越“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但是所铲除的,十之六七还是他们中的三四流人物。他们中的一二流人物,文明地存在于当今的不少。在中国的这里或者那里,较安分守己地过着自认为仅次于“富豪”的生活，或者变成了当地富有的社会“贤达”。对于他们的富有程度以及富有过程,许多喜欢刺探别人隐私的男女,将在较长的时期内当成一个谜而进行种种的谈论与推想。他们对于自己的富有程度,也将一如既往地守口如瓶,秘而不宣。他们对自己的富有过程却开始变得不那么谨慎回避了。他们会讲些颇为引人入胜的故事满足某些人的好奇心；或与房地产有关,或与股票有关,或与什么鼎力相助的“命中贵人”有关。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假作真时真亦假”。不消说,都是他们替自己编的,带有“演义”性和戏剧性。
尽管他们的智商堪称一流二流,但毕竟的,时代留给他们可钻的隙机是越来越少了。企图再做得天衣无缝不露破绽,实在是不那么容易了。他们又都是些较冷静较明智的人,并不觉得自己比时代更高明,一味儿逞能地与时代叫板。
他们大抵已“退出江湖”、金盆洗手了。他们既能正视现实,承认时过境迁,世不由己了，也都普遍地感到自己“廉颇老矣”。“退出江湖”才备觉“江湖”险恶。一方面较心安理得地享受自认为仅次于“富豪”的后半段人生,另一方面欣慰于自己的幸存。这一点使他们由衷地感激中国，感激“恩赐”了许多隙机使自己成功的以往的十几年。
他们是一些不太需要教化也挺“爱国”的“爱国主义者”。
金钱在他们身上发挥了“功德圆满”的影响，而这不能不说也算是金钱作用好的一面。
谈到“改革开放”,他们的拥护之情溢于言表。
谈到“腐败”,他们则就不免地态度暧昧了，起码是言词温和,不露锋芒,有所保留。
他们轻易不肯重操旧业。金钱对他们的诱惑力已不像从前那么巨大了。因为如今的他们已不太缺钱。他们很怕因为一招棋失算而连眼前的已有一并地统统断送了。当然,能获得较大宗的钱的机会明摆着,他们也还是会动心的。钱之对于他们,如同女人；对于已有三妻六妾的男人,虽然好色之心不泯,但若冒倾家荡产的一份儿险,他们是万万不干的。冒险的激情已被审时度势的理智与冷静所代替。
有一年,在南方某中等城市,我“有幸”被请到他们中的某一位家中做客。那是地处市郊风光优美处的一幢漂亮的别墅。是一辆“奔驰”将我从宾馆接去的。院子很大,有露天游泳池。车上,陪我前去的当地作家悄悄告诉我——他实际上有三个妻子。另外两个,一个是他年轻貌美的妻妹,俗称“小姨子”者是也；另一个是有异国姿色风情万种的马来西亚姑娘。妻妹做他的管家。马来西亚姑娘善按摩,除了亦充当他的性爱伴侣,还充当他的保健医。她们竟能平等而又和睦地亲处,常年相安无事。
当地的作家朋友悄悄告诉了我之后，叹曰：“有钱真他妈的好哇!”
高墙上爬满藤类植物，油亮肥大的绿叶在七月的夕阳下闪闪发亮。院门是欧式的双开铁栅门。为我们开门的是一位留一绺花白山羊须的老佣,穿明末清初的对襟褂子,但脚上却是一双皮鞋。
当地的作家朋友又悄悄告诉我——那老佣是他妻子从家乡接来的远房亲戚。他妻子祖籍河北沧州,亦即林冲火烧草料场那个古县。那古县至今仍有武术世家的传人。而那老佣的一身武功也很了得,可用柔软的柳条为矛刺穿人的胸膛。我虽姑妄听之,心里并不是那么信,但也不禁地对那老佣刮目相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