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泳池中,一女郎正与两只大狼狗戏水玩耍。
当地的作家朋友说,女郎便是他的妻妹。
“奔驰”绕行至别墅门廊前停下,主人夫妇迎了出来。男主人身材比我略高些,也比我胖些，和我年纪相仿。但脸上却几乎全无皱纹,面色光润,白里透红,红里透粉,一张养颜有术的女人的脸似的。女主人的个子却明显地高于我，尽管穿着拖鞋,看去也有一米七五左右。四十余岁,微施粉,淡描眉,浅涂唇,初见之际,使人觉得仿佛才三十几岁。坐定之后再看,才看出眼角已有了细细的几条鱼尾纹。
他们那客厅,使我联想到了导演李少红新拍的电视剧《雷雨》中周宅的客厅。不过因大屏幕电视、组合音响、冰箱、金属框壁画等等现代东西的存在,显得比周宅的客厅多些生气。不协调的是,在客厅对应的两隅,摆着一人高的木雕观音和关公，并且香笼中都有香在袅袅地飘出着,气味儿异芳。
一盘盘水果是早已摆着的了。他的马来西亚“妾”,很及时地出现,笑盈盈地为我们一行四人沏茶。她才二十六七岁，身段丰满,模样妩媚可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采。
他的妻子对她低声说：“你陪孩子玩儿去吧,客人们由我来招待就行了。”
于是她温良地躬身退去,直至我们离开,再没露过面。
女主人虽然四十余岁了,却一点儿也没发胖,身材仍很苗条。不知是先天基因决定的,还是后天健美与节食的结果。她亲自为我们削水果皮。比起她的丈夫,她话不多,俨然一位礼节性坐陪的外交官夫人似的。
我预先早已了解到,她是中国粉碎“四人帮”后某外语学院的第二届毕业生，英语程度较高。至于她和她的丈夫究竟是怎么“有缘千里来相会”的,则就连陪我同去的人也说不清了。反正据他们预先告诉我,以往十几年中,她一直是他的高参。
我们去他家其实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性,无非是当地三位热心朋友,非建议我务必结识一下他们当地的“名流”。在他们,他的家似乎更意味着是当地的一处“景观”。仿佛不引导我“到此一游”,是他们没尽全地主之谊,是我难以弥补的遗憾。
我暗觉我们的造访其实带有点儿强加于人的骚扰性,心态拘谨,一时不知该与主人夫妇攀谈些什么才好。幸而男主人表现得颇为热情，寻找种种话题与我这位远道而来的生客主动言说。但也不过就是南北气候的差异与当地风土人情的话题，漫无边际而又彼此带有试探性。那样的攀谈两三个小时内双方也是难以接近一步的。又幸而同来的三位是常客,高谈阔论中不时地插科打诨,倒也将气氛营造得怪热闹的。
其间他的妻妹仅着三点式游衣,浑身水淋淋地由我们面前穿堂而过,被两条狼狗追逐着奔上楼去。狼狗耸毛几抖,水珠落了我们和主人夫妇一身。他们司空见惯,彼此笑笑。我也佯装见怪不怪,顺口夸两条狼狗雄壮。男主人替它们谦虚地说,它们被宠坏了,太没规矩了。
忽而他的妻妹下楼了。“三点式”外,只不过又加了件无袖无领的薄绸袍，袍带扎得随意而又宽松。白晳的颈子连同一部分胸口半裸着。她嚷嚷着要大家都唱歌,小女孩儿般地任性模样显得天真烂漫而又性情放纵不羁。我暗想被宠坏了的,看来非是他家的两条狼狗,而是他那身份同时是“妾”的妻妹。
于是开了音响和电视。大家都伴着歌带一展歌喉。我在盛情难却之下,也唱了一段《年轮》插曲。获得掌声最热烈的,当然还要数他的妻妹。男主人唱得来了情绪，扯过妻妹,合唱了《今夜想你》和《爱到地老天荒》。
他们并头唱时,我又联想到《金瓶梅》这一部书,联想到西门庆。觉得这位年龄和我相仿的,自认为仅次于“富豪”的中国男人,正过着和西门大官人差不多的生活。同时联想到席勒的一句名言：“一切不正当的事情如果受到的仅仅是羡慕了,那么就会渐渐变成似乎纯粹受羡慕的事情。”在中国，许多不正当的、不正常的事情恰是如此。
众人都唱够了,另外三位客人中的一位又提议看一盘影碟。看的是《这个杀手不太冷》的原版影碟。主人夫妇看过了,请求恕不奉陪,一同到院子里游泳去了。男主人的妻妹虽也看过了,却情愿陪我们再看一遍。虽没中文字幕,有她从旁讲,情节不难明白。
三位同来者一边看,一边向她介绍我写过些什么书,编过些什么电视剧。她说她都看过,都爱看。但是我觉得她分明在说违心话。也许她在上中学时仅看过《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她却看过王朔的不少小说和电影电视剧。扳着指头如数家珍,不停地问我关于王朔的近况。看来她崇拜王朔时已久矣。这使我多少有点儿不自在。也使陪我来的三位很是替我感到尴尬,有意将话题由王朔一次次引向梁晓声。而她却其情独钟王朔,抓住机遇，不向我这位北京来客将王朔打探得一清二楚不肯罢休似的。
我问她喜欢王朔作品的哪一点？
她偏着头略一思索,脱口道：就喜欢王朔作品中怎么想就怎么活的真实。
随后又补充了一句：“达不到那个境界的读者,也就没法儿领略那份真实的价值。”
她告诉我她曾考上过南开大学中文系。可没毕业就离校了。前来为她的姐夫管理一个私营的小包装纸盒厂。据她自己说效益还不错,每年五六十万利润。她说她当年离开“南开”时认为,管理一个小包装纸盒厂,根本无需大学文化程度。她一点儿也不后悔当年的决定。说她姐姐和姐夫,都不主张她往大了经营往大了发展。无非是使她有件事儿干罢了。她说她的想法和她姐姐姐夫的想法完全一致。说她一个星期去厂里一次,看看账,监督监督质量就行了……
看完了《这个杀手不太冷》,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家里雇了位一级厨师,有一间专门招待客人的餐厅,装修规格很上档次。我们入座时,酒已开瓶,头几道佐酒冷盘已摆好。
那一顿饭边吃边谈耗去了两个半小时。如今回忆,当时谁说了些什么已完全记不清。连自己当时说了些什么都记不清了。唯对男主人当时说的一句话和发的一席高论记忆犹新而且仍觉深刻。
他那句话是——“不瞒诸位,过去若干年里,经我手所‘洗’的钱何止一亿二亿!”
他当时说罢,在自己目光的注视和众目所望之下,将伸在面前的双手缓缓翻转了一次,仿佛是在展览他的双手似的。他的表情中,有一种检阅自己辉煌成就般的骄傲意味。而我等的表情中,则都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意味。
他的妻子那时就蹙眉责备他：“别再喝了，喝点儿酒就开始胡说八道。”
他那一席高论是——“人在贫穷的时候对金钱的需求意识往往是最现实的。一文不名的人梦中捡钱,捡到的只不过是一个鼓鼓的钱包罢了。一文不名的人没法儿不做钱的孙子。挣钱很不容易的人也几乎没法儿不做钱的儿子。只有挣钱不太难,而且已经挣下了很多钱的人，才有可能和金钱之间达成某种较为平等的关系。类于品貌、才能、年龄、社会地位和门户相匹配的夫妻之间的关系。而在中国,在目前,一个人有了一百万或几百万,你会感到你是金钱的爸爸。有了一千万或几千万,你会感到你是金钱的爷爷。做金钱的爷爷,是人和金钱之间最优越最良好的关系。这种情况之下金钱完全是为你服务的。人是主,金钱是仆。处在中国,一个人的消费方式毕竟是局限的。你不需要有私人飞机和游艇。一幢漂亮的别墅,一辆名牌汽车,加起来不过几千万的几十分之一罢了。而你所拥有的钱,一旦超过了几千万,人和金钱的平等关系就又被打破了。交给别人管理你不放心,自己管理你就得为钱操心。你唯恐它贬值,于是你思考着投资,思考着怎样使钱生钱。一个人的钱多得超过了一定的限数，钱就成精了,有魔力了,它会以它自己的语言一而再、再而三地怂恿你用它去变更多更多的钱。那时你已不是因自己消费的需要去动用它。你不知究竟为了谁、为了什么才想要用它变更多更多的钱。但它已开始左右你的活法，左右你对它的价值的看法了。于是钱为主,你为仆了。你无形中变成了钱的儿子。你的钱再多,多到一亿几亿,实际上你已经差不多又是钱的孙子了。而且你与金钱之间这种颠倒的关系,几乎终生都难以再改变了。世界上所有的亿万富豪,几乎都无可救药地是钱的奴仆,钱的孙子。他们没法儿不为他们的金钱几十年操心如一日。这种操心往往一直至死。死前还要立下一份遗嘱,确定他所拥有的钱在后人之间的分配。甚至弥留之际,咽最后一口气前,还要挣扎着修改某一项遗嘱,并按上自己的手印……”
他慢条斯理地说时,我等众人,包括他的妻子,都一声不响地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由于他说得那么严肃认真,连她的妻子似乎也不便打断他,怕惹他生气似的。我等众人,当然是一边聚精会神地听,一边点头不止。仿佛经他指点迷津,顿时的都茅塞顿开似的。尽管我等众人,其实此生谁都不会有做钱的儿子甚至孙子的运气。而他,则一副钱的爷爷的至尊无尚的姿态。
他问我——美国有一部早期的经典影片《公民凯恩》知道不？
我说知道——那部影片讲的是美国的报业大王“凯恩”,临死前说出了一个令许多人都大惑不解的单词“蝴蝶”。后来由一名女记者几经周折,终于揭开谜底——原来他死前所想到的,可能是他在穷困的童年时期玩过的一辆雪橇，而那雪橇的商标是“蝴蝶”。
他又问我——你认为或许是什么原因,使《公民凯恩》这部早期美国影片,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名列次次十大经典影片之首？
我被问得一怔。因为这个问题我从来也没认真想过。我支支吾吾,无从谈起。
他微笑了一下,以非常之自信的口吻说——我认为,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影片中那个叫“凯恩”的报业大王,是古往今来一切资本家中,唯一一个死前所想与他所拥有的金钱毫不相干的人，一个在死前几分钟内才摆脱了自己是金钱孙子的角色的人。而这样的资本家,往往只能出现在小说或电影中,在现实生活中几乎绝无仅有。我想,美国人正是冲着这一点,才始终将《公民凯恩》列为经典的吧？这不是也符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理论么？我不太懂啊,班门弄斧了。我是外行,你是内行,我是姑妄言之而已,你们都姑妄听之吧,见笑见笑……
我当然不完全赞同他的话，但是又觉得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我说：“你的看法很独特。不妨尝试当一位业余影评家。”
他又微笑了一下,谦虚地说：“我可不敢生此念。我刚才那番话也主要不是在评论一部电影,而是在谈人,具体地说是在谈资本家们和他们所拥有的资本的关系。一位资本家的资本,既是他脚下所驻立的阶石,其实也是他背上所负的十字架。他站得越高,他背上的十字架越沉重。要不怎么说‘高处不胜寒’呢？几乎所有的亿万富豪,最终都为他们所拥有的金钱而付出了代价。那代价就是由于对他们所拥有的金钱几十年如一日的操心而减寿……”
同为客人的另外三人中,有一个忍不住高声发表异议：“你这纯粹是仅次于富豪之人的奇谈怪论!生活中又有多少人在因贫困而几十年如一日地、无望地为钱大操其心啊!那也同样会生癌会减寿的!”
又一个说：“他的话是得了便宜又卖乖!我只听说过因为穷而愁死的,从没听说过谁是被富折磨死的!”
第三个以可怜兮兮的腔调接着说：“上帝啊,请也赐我被亿万金钱的十字架所压迫的苦难吧!”
于是众人,包括主人夫妇皆大笑。
而我却联想到了一则外国幽默：
一个人诅咒上帝的不公平。
上帝降临了,问他究竟有什么不满的？
他说：“为什么您使有的人那么富，而使有的人像我这么穷？”
上帝回答：“其实在最宝贵的东西方面,我给予世人的差不多是一样的。难道你不承认‘一寸光阴一寸金’吗？”
上帝的话音刚落,那人迫不及待地大叫起来：“是的,我承认我承认。既然它们是等价的,那么务必请您从我这儿收回去一百寸光阴,替我从富人那儿换一百寸金子吧!因为我不在乎减少了一百寸光阴,正如富人们并不在乎减少了一百寸金子啊!”
当“奔驰”送我们驶离那幢花园别墅,我不禁扭头从后车窗回望——静谧的,水银也似的月光下,花园里树影婆娑,充满南国的妙曼情调。别墅彩灯初亮,交相辉映,泄照出一派旖旎的温馨。
我暗想,这些个仅次于“富豪”的人们,的的确确是应该对以往的一个时代感恩戴德的啊!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另一类人们。亦即那些非是凭着权势背景,非是凭着稍纵即逝的机遇,更非是凭着“灰色潜能”聚敛起了“灰色财富”——而是砺砺斫斫,筚路蓝缕,百折不挠,坚韧挺进地加入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人们。
我对他们一向是怀有大的敬意的。
他们,只有他们才是,而且最应该是“改革开放”这巨大产床上接生下来的健美婴儿。他们中不少人,十余年间,已由婴儿成长为“英俊少年”了。
在我们中国,对于凭着权势背景“先富起来”的些个人,我一向是持批判态度的。只不过这一种批判态度,目前已变得由尖锐而温和,由激烈而含蓄，由毫不动摇而左摆右晃了。因为正如我前边谈到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父爷为官,儿孙得利。这是中国古往今来的规律。这规律产生的基础乃是封建法权的系统构架及其残余支柱。民主政体不至,此规律难破。某些共产党人的自我约制,虽堪称典范堪成楷模,毕竟的只不过是个人的道德完成，并不能改变规律仍以规律的惯力导至现象的存在。因而存在的从规律性上去认识,几乎是合理的。人不可能要求物体在自然光下没有影子，不可能要求海鱼没有海腥味儿。
林肯在《答美国纽约工人联合会》的演讲中说过：“一些人注定的富有将表明其他人也可能富有。(这种对财富的追求)将对我们的企事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某些中国人也说过和林肯这句话的意思差不多的话。但如果将林肯话中的“一些人”,与靠着权势背景富起来的中国目前的“一些人”相提并论,则其谬大也。他们的存在,绝对不表明“其他人也可能富有”。
而对于某些靠机遇富起来乃至成为所谓“富豪”的人,爱默生的一句话说得相当精妙：“机遇其实不具有任何规律性,它不仅属于极少数对它有所准备并善于一把抓牢它的人,也往往属于某些命中注定与它有缘的人。它通常是带着可望不可求的偶然性降临在人头上的。否认这一点将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一个一辈子守着轮盘赌的人最终仍是穷光蛋,而一个仅进过一次赌场的人，却转眼间带着获得的一百万赢码离开了。”
令我一向怀有大的敬意的人们,如果说他们也有什么机遇可言,那么除了是同样降临在所有中国人头上的“改革开放”这一种机遇,不再是任何其他意义上的机遇。
他们最终成了中国资产者中的一员,大抵靠的是白手起家,渐渐从小本生意发展壮大的曲折过程。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原本不过是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脱去军装复员的下级军人,甚至是一些失业者,某一个时期内几乎途穷路末的人。他们的成功非是“交好运”的结果,而是与命运抗争的结果。
他们的产生和存在,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至于变得像是一部仅仅由《百万英镑》式的喜剧和《钦差大臣》式的讽刺剧“编辑”成的、充满了“拍案惊奇”情节的通俗又肤浅的畅销小说,而具有了一些应该具有的凝重感、庄重性,以及令人欣慰的乐观。
否则,“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则便不过是对某些靠权势背景、靠“灰色潜能”、靠闪烁着戏剧色彩的“幸运的雨点儿”而发迹的人的陈旧故事的“内容提要”罢了。
他们的产生带有空前活跃的原发性。
他们的存在证明了时代即是他们的阳光，即是他们的水分,即是他们的土壤。只要归还这样的一个时代给他们,对于他们就足够了。他们并不需要比别人更多的、另外的、在他们看来是非分的东西。只要给了他们起码的条件,他们就能靠自己的奋斗获得成功。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许多乡镇、许多农村,他们发展个人财富的作为有声有色,方兴未艾。
他们不是靠在国外代销别人的产品起家的，而是靠生产和四处推销自己的产品或靠显示自己的行业技能的竞争力渐成气候的。
温州当年曾有一条“纽扣批发街”，号称中国第一街。比之房地产,纽扣的利润又是多么地微不足道。但房地产只能使极少数资本雄厚的房地产商大牟其利。而“纽扣批发街”却奠定了许许多多小百姓以后在商业时代发家致富的资本基础。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缔造”了十个指头数两遍就数得过来的些个“富豪”,实在没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
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时代在这一点上都是相似的。
一批穷人的命运的改变永远比几个富人的产生更值得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欣喜。
正是纽扣或类似纽扣的小商品构成的繁荣的小商业景观,使相当一批不靠权势背景,不靠“灰色潜能”,命运中也没有什么吉星高照过的小百姓,一批批地发展为中国的小业主。他们中某些人,如今脱颖而出，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私营企业家。他们不但壮大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行列,而且使这一行列令人最初大不以为然的成分有所改观。渐渐削减了中国人对它的嫌恶心态,渐渐修正了中国人对它的不太正确的看法,渐渐使中国的其他阶层能够与之和平相处了。
他们的资本,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几百万的,虽然也可放在中国资产者阶层的最低档次的一个群体加以评说,但我还是更愿将他们归入中国中产者阶层中去进行分析。因为资本的有限,分明的,使他们身上中产者阶层的特征更显著些。
那些多则几千万的,乃是些名副其实的个体或曰私营企业家。他们的分布情况,沿海省份多于内地省份,南方多于北方,乡镇及中小城市多于大城市。在南方,尤以长江三角洲经济最发达地区分布为多。大城市不太适合他们的存在。他们对这一点的认识也很明智。他们的目光虽然也经常觊觎大城市的大市场,但是普遍地缺乏胆识、缺乏自信去长驱直入进行占领。归根结底,乃是因为他们拿不出质量过硬的东西投放到大城市的大市场竞争一席之地。他们的企业一般都盘踞在乡镇及中小城市赖以发展。对于他们,那些地方劳务低,人情熟络,各种关系容易得以疏通。所以他们轻易不会转移“根据地”。他们的产品,普遍销往全国各乡镇、乡村和中小城市。他们已经建立了他们的商业渠道。各乡镇、乡村和中小城市,几乎都有他们的较长期的、较为固定的,而且轻车熟路并信得过的代销者。中国人口众多,乡镇、乡村和中小城市的人们购买水平仍很低,他们的产品价格较为便宜。他们得利于此。有时他们的产品也被贩进大城市,但往往只能出现在民贸市场的摊床上。从日用小百货到衣帽鞋袜,千般百种,应有尽有。大城市中人在民贸市场上买到的便宜货,十之八九是照顾了他们。
我家楼前的一条小街,几年前辟为民贸市场街了。每天六点至十点,热闹极了,叫卖声一浪高过一浪。
有天早晨我买菜,听到卖衣服的小贩用手提话筒大声叫：“十五元一套!十五元一套!厂家直销绒衣绒裤,十五元一套！”
我不禁驻足观望,见围着挑选的人不少。
一个炸油条的听到叫卖声,甚至忘了翻动油锅里的油条，呆望着自言自语：“十五元一套？那小子是多少钱进的呀!”终于经不住叫卖声的诱惑,让自己的帮手接替了自己,拔腿奔将过去。
与我同逛早市的妻警告道：“扭头看什么？不许你乱买!”
我说：“别这么专制,买不买,我得过去看看再决定。”
她说：“反正我不会给你钱。”
我说：“反正我兜里有钱。”
我也经不住诱惑,撇下妻奔将过去。
对于我的消费水准和消费观,家楼前有那一条早市就够了。我一年四季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穿的,大抵是我自己从早市上买的。我最难以接受的照料和好意,就是妻对我的衣着的横加干涉。我们之间的互不干涉条约，是她买她和儿子穿的，我自己买我自己穿的。我喜欢穿我自己从早市上买的,往往将妻给我买的挂入衣柜，一年到头不穿几次。
十五元一套的绒衣看去质量也还可以。
我问旁边一个挑选着的中年妇女：“太便宜了吧？”
她一手已挑选定了几件,另一只手仍在挑选,头也不抬地回答：“是啊是啊,怎么这么便宜呢？”
小贩却没好气地瞪着我来了一句：“您这位,嫌太便宜反倒不想买了？专穿名牌儿的？要是专穿名牌儿的就往后闪闪,给想买的人腾个地儿？”
我说：“你这做买卖的怎么这么说话啊？你看我像那种专穿名牌的人物么？”
他说：“我早就看出您不是了，所以才那么说嘛!别生气,我是看着你们北京人挑花眼了,成心借您的话说给别人听呐!您穿这件准合适!放心,没毛病。不过是眼瞅着天要暖和了,提前清仓大甩卖。不图别的,赔本儿赚吆喝,就图个卖得快卖得爽气!”
那是一套白色的。我忘了妻对我的警告,买得也很爽气。
在早市上,我从不议价。
我逛了一遭,锻炼了二十几分钟回来,早市已散,那卖绒衣的小贩在收摊儿。
我走过去,搭讪着问：“南方来的？”
他说是。
我又问：“哪个省的？”
他警惕地反问：“想拜把子？问得这么清楚干嘛？”
我笑笑,装出一副虚心求教的模样说：“我是想从你这儿讨个明白,卖这么便宜,你还有赚头儿吗？”
他说：“大哥,听您的话,内心里挺体恤我们摆摊儿人的。当您真人咱不说假话,我还有赚头儿。”
“那多少呢？”
“一套才赚两元多。”
“那肯定亏在厂家了？”
“厂家亏什么呀!厂家批发给我们时,一套三十多元呐!厂家该赚的早就赚定了。我是进多了,压在自己手里两年了。两年前我才不十五元一套卖呢!我卖过五十多元一套。”
“那么你也没亏？”
“我当然没亏了。我该挣那份儿,两年前就挣得差不多了。”
“是换个厂标挣的吧？”
“哎大哥,您可别这么说!这么说,明摆着让我脸上挂不住不是么？换厂标的事儿,咱不能说绝对没干过,但那是以前的事了。您看,这衣服上的厂标是原有的——××省××服装厂。可实际上是一个县里的服装厂生产的。标出了县,不就掉价了么？就这么一点儿小奥秘。再告诉你,这绒布料也是那县里的一个厂出的。厂倒闭了,服装厂将所有库存的绒布料都买下了,便宜得没法儿再便宜,几年都做不完。那开私营服装厂的老板两年内又发了一大笔,听说在扩厂房呢!我们是老关系,我常进他的货。”
我说：“谢谢你给了我个明白。”转身正待走，他叫住了我,扬着手里的两套绒衣说：“您内心里既然体恤我们摆摊儿人,就干脆体恤到底,帮个忙,连这两套也买去得了。我就卖剩这两套了,二十五元您都拿去吧,两套我只挣你一元钱。我都二十五元两套了，大哥!”
我经不住他左一声“大哥”右一声“大哥”叫的那个亲劲儿,只好又掏钱……
一进家门,妻见我手拎三套绒衣,气得一跺脚,直翻白眼。
我高叫：“儿子,快来看,爸也给你买了一套绒衣!”
妻又一跺脚：“儿子,不许要!灰土扬长地在地摊儿摆了几天了,不卫生!”
我说：“你也太毛病了吧？着点儿灰土就不卫生了？你每天身上穿的衣服就不着灰土了？洗衣机里转一转不就卫生了？”
洗衣机里转过,干了以后,倒没缩小,却肥大了许多。
由某省某县的服装厂,我联想到广东某县的一家鞋厂。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去广东时曾到过那个县,参观过那家鞋厂。也不是什么正式的参观,我不太喜欢身不由己的随团的正式参观。那种参观对人和事所得出的印象,往往是从听报告式的情况介绍中得出的。即使主动提问,也是象征性的。双方都没从容的时间进行无拘无束的聊家常式的交谈,彼此的了解和认识也就都非常概念。
那一次我是单独去广东的,陪我的只有一位报社的朋友。他正巧要去那一个县采访,我说我也想接触接触南方的县城生活,于是我们不谋而和地同行了。
那家鞋厂的老板的朋友,认识我的报社的朋友,于是我们到那家鞋厂去看看,成了一件虽不在原计划内却自然而然之事。
老板长我两岁，是四七年出生的人。当年我三十七八岁,他已四十岁了,其貌不扬,半秃顶。
我问他家中几口人？
他说目前就两口。
我说：“夫妻俩只顾了创业,连孩子都顾不上要了？”
他脸红了。
他的朋友替他回答：“他现在连老婆还没有呢!”
见我困惑,他说：“你可别以为我是成了老板,因而弃了前妻,打算另娶一个年轻漂亮的，我压根儿就没结过婚。”
见我仍困惑着,他朋友替他回答：“以前他家成分高,所以村里没姑娘肯嫁给他。”
我不明白“成分高”是什么意思。
他说“成分高”就是成分不好,他是地主的儿子。摘掉“地主狗崽子”的帽子后,成分对于嫁娶之事不那么严重了,他也成了大龄青年,成了在村里难娶上媳妇的“尴尬人”。
有一个时期他进城打短工,拜一个修鞋老头儿为师。离开那老头儿自己单干后,由修鞋而做鞋。当年市场上鞋的样式还太有限,他手工做的鞋不但质量好,且样式新颖,买主颇多。有些人甚至预先交钱请他定做。渐渐他做鞋有了名气,有了信誉,也有了一定的积蓄。于是租了一个门面儿,招了两个徒弟,办起了一家个体的鞋作坊。再后来徒弟由两个而四个而六个而八个十个,他就正式办起了一家小鞋厂,并且购进了几台设备。
再后来的再后来,也就是我见到他的那一年,他已拥有了一千余平米的厂房,招了百余名合同工，积累了一千余万的流动资金。
我问他这个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国外的华侨亲戚投资或解囊相助？
他摇头说,想有那样的华侨亲戚，可惜没有。
我问他是否贷过款？
他说也没有。说当初把房子卖了。
他说他办厂后生产的第一批鞋,是和从前的“解放鞋”类似的胶鞋。南方雨季多,一逢雨季,乡村四处泥泞,那一万多双胶鞋竟销得极好,在乡村大受欢迎。因为当年“解放鞋”似乎已经绝迹了。
他说他每年仍生产一批类似“解放鞋”,但比“解放鞋”看去样式秀气的胶鞋。因为有些乡村仍很需要。生产胶鞋主要是为圆一种对乡村人的情怀,牟利已在其次。只要还受欢迎,他说即使赔点儿自己也愿继续生产下去。说这句话时他笑了,又补充道：“如今赔得起了嘛!”
他如今主要生产皮鞋、布鞋和旅游鞋了。
他说他厂里生产的各种鞋,一部分销往国内各市场,一部分销往东南亚。由一位华侨亲戚代销。在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销路一直不错。
我不禁奇怪地问：“你刚才不是说你没有什么华侨亲戚么？”
他说：“是啊,我认为是没有啊。即使真有,我父亲‘文革’中自杀了,我老母亲头脑糊涂了,记不清楚了,从前又一直没有过书信联系,我怎么会知道究竟谁真是亲戚谁其实不是呢？可有一天突然打上门来一个香港人,偏说是我远房亲戚,我也不好将人家拒之门外非不认啊!这事儿他了解。你说,不是我去攀的人家吧？”
于是他的朋友从旁证明道：“对对,不是他去攀的人家,是人家突然来认的。”
他又说：“亲戚不亲戚的倒无所谓。做生意嘛,贵在一个诚字。我见对方人挺忠厚的,信得过他,就索性连代销关系和亲戚关系一并认可了。我们的合作至今很好。”
他从成品架上拿起一双旅游鞋说：“现在,中国人也开始讲名牌了。可一双名牌旅游鞋,最便宜也得二百多元吧？而我的出厂价才八十几元。样式不比名牌差。名牌穿两年不破,我也保证穿两年不破就是了嘛!大多数中国人还是经常穿不起名牌的。便宜并非肯定没好货。所以我厂里出的鞋几年来没积压过。”
他放下那双旅游鞋后又说：“八十几元,合十几美金。我厂里出的鞋还销到了美国呢!十几美金,对美国人来说未免太便宜了,那就无人问津了。所以同是这样一双鞋,到了美国得标五十几美金。五十几美金对美国人来说,仍算得上物美价廉,所以我一年挣美国人二十几万美金。”
我说：“那你就全销往美国呀!”
他说：“我也想多挣美元啊!可代销的那亲戚，使出浑身解数,每年也就能销完五六千双。”
我问他以后有什么发展打算？
他说也没太具体的打算。只有一个目标是较为明确的：争取在五年内将个人资金积累翻一倍,达到两千万以上。
我问他有信心么？
他淡淡一笑,以轻松的姿态说：“这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啊!”
我问他想没想过怎样发展他的厂的规模？比如扩建厂房,再招聘一批工人等等。
他沉吟片刻,很坦率地说：“那得投入不少资金。投入自己的积累,不敢。因为对市场前景的预测实在没把握。去年好,今年好,估计明年也行。但后年怎么样,就看不大准了。哪儿敢将辛辛苦苦的积累过多地卷进去呀？”
我说：“那就贷款呗。你已经有了抵押,不至于愁贷不出款来吧？”
他说：“对。凭我目前的情况,贷款的确不是件愁事。只要我开口,从县里的几家银行都贷得出来。他们甚至主动向我表示过诚意。可贷款不是白给,得付利息,到期得还的呀!咱是私营的,逾期还不上,没人从中担保的话,人家可能真来封厂抵债的呀!那太有压力了。我觉得,就我目前这样已经挺好的了。是挺好的了。咱一个从前连媳妇都娶不上的人,还想咋样呢？船小好调头嘛,是不是？”
他的朋友这时朝他使眼色,他连说：“明白,明白!”转而又笑着对我和我的朋友说：“他让我送你们二位一人一双鞋。当然是要送二位的,不过不是旅游鞋,应该送你们一人一双皮鞋。”
他的厂仍保留着一个小车间。一个继续以手工做皮鞋的小车间。十来名青年男女,是他从一百多人中挑选的,工作态度极其认真的人。
他引我们到了那小车间后,从架上拿起一双皮鞋,以权威的挑剔的眼光细细看了一会儿,满意地点点头后对我们说：“不瞒二位,对外说是手工车间,其实不完全是。无非皮子选得更好些,做工更考究些,能用手工的地方,尽量用手工罢了。手工的效果,也不见得就真的高过机床啊!但现如今的消费潮流不是反过来了嘛!什么东西一讲是手工的,似乎就与众不同了。我这个车间一年做的鞋不多。做些特大号或特小号的,样式别出心裁的。一部分当我厂的礼品赠送朋友,一部分满足某些有特殊消费心理需求的人。你们二位随便挑吧!也替你们各自的夫人挑上一双!”
对他的好意,我和我的朋友都说心领了,哪儿好意思动手就挑呢!
他却不高兴了,说二位既然光临我这个小厂了,那就是看得起我。既然看得起我这个人,那就不可以拒绝我送你们一双鞋。
我们盛情难却,各自挑了两双。
他又说：“我这个小鞋厂出的鞋还是不错的。真的!讲款式有款式,讲质量有质量。我是一心一意要办好我这个小鞋厂，不敢以‘假冒伪劣’骗人。一旦毁了信誉,弄黄了厂,我以后几十年干什么？再办起一个别的什么厂可不容易。尤其我这个车间出的鞋,当一份儿礼品送人,那是绝对拿得出手的。”
我们离开那车间,回到他那装修得像三星级宾馆套房的会客室时,他在楼梯上又自言自语：“唉,我这个小鞋厂出的鞋,在国内主市场是很难打开销售局面了。但在第二销售渠道，还是信誉很高的。”
我说：“那你对主市场也别放弃啊!替自己多做广告,大力宣传宣传嘛!”
他说：“要想在主市场打开销售局面,就非得频频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不可!一般的广告其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得请明星帮着吆喝。我可没那个经济实力,也没那份儿雄心壮志了。就这样行了。能在守业中通过苦心经营求点儿小发展,我这辈子就心满意足,此外别无他想了。”
他执意请我们吃饭。
二楼不但有他的办公室、会客室，还是他的家。我们没到外边去吃，他吩咐人去饭店里叫的菜,就在他家的餐厅里吃的。
我提议见见他老母亲,他高兴地带我和我的朋友去见了。老太太看去很慈祥,身板儿也还算硬朗。我们对她请安后,她双手分别拉着我和我朋友的一只手,亲热地说：“我儿子这些年来多亏各路朋友扶助,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了!”压低声音接着又问：“是不是又为了给他介绍对象？”
他的那位朋友赶紧从旁说：“对对,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老太太抖着我们的手说：“拜托了!拜托两位贵客了!这次有点儿成的指望？”
我和我的朋友相看一眼,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他的那位朋友赶紧又从旁说：“您老放心吧!咱们有产有业的人家，还愁找不到个儿媳妇？前几次没成,不是人家姑娘们挑剔你儿子,是你儿子太挑剔人家姑娘们!您老不信问他!”
老太太就将目光望向儿子,教诲地说：“儿呀,你都老大不小的了,可千万别挑花了眼。我还盼着抱孙子呢!再拖几年你就把自己拖成老头儿了。到那时候,多少钱也没法儿使你变年轻啊!”
他则挠头苦笑。
饭桌上,他的朋友喋喋不休地夸他多么多么孝心。终于夸得他不自在起来,打断他朋友的话说：“世上孝心的儿女还是多的，不孝心的毕竟是少数。我不过属于大多数,有什么值得夸的啊!”
他在经营管理上自有他的一套办法和经验。
据他说,每年初他都拿出几万元存在银行里，存期为一年，并且对雇工们讲明——如果大家齐心协力,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当年的利润指标,那笔存款就作为奖金,人人有份。如果没完成,那笔存款就只能补进利润缺额了。
他说这方法很受他的雇工们欢迎。每年的利润指标基本上都能完成。如果超额较多,他还从超额部分中提取几成,加到那笔存款里。功劳显著的雇工，最多时年底获得过五千元奖金,几乎相当于全年的工资。
他说他内心里很清楚——他和他们的关系,自己愿意承认也罢,不愿意承认也罢,事实上是一种劳资关系。而劳资关系,事实上又是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统一中有矛盾,矛盾中有统一的微妙关系。一旦处理不好,矛盾性质就上升了,变得有点儿像阶级矛盾了。一旦惹起众怒，自己就会落个众叛亲离,成为敌视目标的下场。所以他对雇工们一向是比较体恤的，轻意不炒谁的鱿鱼。对有过失的人,一般也不扣工资、扣奖金，批评几句就是了。而且,批评了,事情也就算过去了，绝不暗记心中,秋后算账。所以,他的雇工们对他也都很拥戴,一向将他当一位开明的家长似的尊敬着。
他说,雇工们挣的都是辛苦钱，都是要靠那一份儿辛苦钱补贴生活过小日子的。几十元钱几百元钱对他无所谓,但对雇工们就不同了。他们很在乎，也不可能不在乎。不管扣得多么对,他们的切身感受还是一种委屈的感受。所以他很排斥动辄扣工资、扣奖金的做法。他说,他自己从前也有过被扣工资、扣奖金的感受,那种感受使他记忆深刻,故能理解和体恤他的雇工们。
当我们举杯对他的经营之道表示赞赏时,他谦虚地说：“‘螳螂误入琴工手,鹦鹉虚传鼓吏名’,当年我何曾想到,我竟会成了现在中国的一位小资本家啊!正应了老百姓们的一句玩笑话——‘不会干,瞎干!’……”
我的朋友和他的朋友立刻都说——“别谦虚别谦虚,你很会干,干得很出色嘛!”
他随口引用的那两句诗,使我不禁地“友邦惊诧”。因为我依稀记得,那是《雪桥诗话》中清人阎古古的名句。喜欢古律诗的人,大抵于唐诗的绚丽多彩中吟哦复吟哦,一般而言,对清人的律诗不见得多么关注。何况《雪桥诗话》是一部发行量极有限的书。阎古古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能诗清人,留传至今的完整律诗更是少而又少。我是在北影资料室中偶然翻到过《雪桥诗话》的,曾从中抄录了几行佳句，故有些抹不掉的印象。可这位南方县城里的私营鞋厂小老板,何以竟会信口引来,如出己腹呢？
我问：“你读过《雪桥诗话》？”
他一笑,淡淡地说：“小时候读过。”
我不但惊诧,而且对他刮目相看了。
他的朋友说：“他祖父是清末的最后一批举人之一。他父亲当年在县里办过私塾。他自己当年是县里的小诗童。‘文革’彻底断送了他的大学梦。”
他脸一红,摆手道：“不谈这些,不谈这些。”
在我和我的朋友以研究意味儿的目光的注视之下,沉吟片刻,自己忍不住又说：“其实,在律诗和绝句方面，清人对唐人的继承，成就也是相当高的。只不过罹于战乱,失于疏理,使我们后人能读到的太少罢了,比如‘一截云藏峰顶塔,两来船断雨中桥’，比如‘不知山寺近,渐觉远村低’、‘绝壁垂樵径,春泥陷虎踪,石桥今夜月,应为照长松’,谁能不承认是含蓄凄澹的好诗佳句呢？”
我和我的朋友听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我的朋友暗中碰了我一下,我有所领悟。满了一盅酒,站起来,双手擎向他说：“遍中国寻访儒商,不期然就在眼前,敬你一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