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连说：“不敢当不敢当。”也满了自己的酒,站起来双手擎向我,轻碰一下后,我们各自一饮而尽。
他落座后,吸着一支烟,盯着袅袅的烟缕,即兴吟道：“少时爱诗不爱钱,而今理财不理诗,人生从来无长物,尚存几分诗心痴？”
吟罢,大摇其头道：“见笑见笑,太俗太俗,没了诗心,哪儿还有诗趣啊!”
谈到他的婚姻,他慢条斯理地、推心置腹地说：“替我操心的人不少,真是不少。主动自荐上门的也很多,真是很多。但那些女子,都太年轻了,太漂亮了,也太现代了。有一个还不满十八岁,就死活非要嫁给我不行!沙奶奶的话说——‘那哪成啊!’我总觉得,她们都不是冲我这个人来的,是冲我的钱来的。所以我和她们接触,总免不了存着几分惕心。不拿你们当外人,帮我分析分析自己,我这种心理是不是也有点儿成问题呢？”
我的朋友说：“我要是你,大概也会像你那么想。”
他的朋友说：“你们都不对。你们都大错特错了。金钱美女，自古如此。一个男人拥有大宗的金钱,金钱就是他的魅力的一部分了。即使冲着他的钱才爱他的女子，归根结底也还是爱他的魅力的一部分。反正晚上陪你上床睡觉的是一个物质的实体就成呗!干嘛非认真纠缠于她到底是冲你的钱还是冲你这个人才嫁给你的呀？结果于你不都是一样的么？”
他将目光望向我,问我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说我从没深思过这个问题,暂且容我想一想再回答。
他的朋友反问他：“那么给你介绍一个不年轻的、不漂亮的、不现代的,你倒容易接受了？你又不是英俊绅士,不现代的,受传统观念拘束的,怕人们说三道四的,左思右虑的,兴许还不愿嫁给你呢!我今天实话告诉你吧,不爱钱的女人,就你这小个子,这秃顶,这副没多大看头的容貌,才看不上你呢!”
一番话数落得他苦笑了。
他说：“那倒也是,那倒也是。娶个不年轻、不漂亮的,我也觉得太委屈自己了。那不白有许多钱了么？”
他的朋友审问他：“上次别人给你介绍的那位外县的摩登女郎,你们不是谈得好好的么？后来怎么又吹了？”
他低了头说：“她要求我一定要将二楼装修得豪华气派一些。”
他的朋友说：“那又怎么？我看是百分之百合理的要求。舍不得花钱？不就是几十万么？对你还不是小数哇？留着那么多钱干什么？想当守财奴呀？”
他说：“不是舍不得花钱。我要是将二楼装修得像她要求的那么豪华气派,我的雇工们看了,心理会不平衡。我的钱是靠他们挣的,我得经常考虑到他们心里对我会怎么想。”
我插言道：“这么考虑也对。”
他的朋友显然是那种贪杯又没多大酒量的人,几盅酒后，已有些醉意。仗着醉意，放肆地说：“对个屁!纯粹是钱多烧的。庸人自扰。我要是你,才不考虑那么多呢!真只是怕雇工们心里嫉妒，在县里选个好地方,另建处别墅式的家不也行么？”
他说：“这么小地盘儿一个县城,我在哪儿建,别人都会知道那是我的家。建得一般,又何必多此一举？建得太高级了,不是招人指着议论——‘看,地主的狗崽子,现在又成地主阶级了,住上地主庄园了!’再说,我每天怎么上班？步行？骑自行车？那还不如现在就住我的厂二楼方便呢。坐小车？巴掌大个县城,车轮没转几圈儿就刹住,不是太招摇了么？别忘了我是县人大常委。我必须得注意点儿形象……”
他的朋友就用双手捂住耳朵,连连叫道：“不听不听,又来了又来了!”
他轻轻拍了下桌子,目光盯向他的朋友,以较为严厉的语气说：“不许再喝了!从现在起,暂时剥夺你二十分钟的发言权。”
直至此时,他这位似乎太没脾气的中国当代“小资本家”或曰“小业主”,在我眼里才稍稍显示了一点儿威严。但是这一点儿威严显示得非常之含蓄。我注意到,他拍桌子时,不是用手掌的全部,而仅仅是用并拢的五指的指梢。
即使如此,他那有些醉意的朋友,也还是表现得仿佛受到了警告似的,识趣地用一支烟堵住了自己的嘴，不再开口,只默默地听他和我们交谈了。
他告诉我们,本县的诸位领导对他非常之关怀。能给予他的荣誉,基本上都给予他了。谈到这一点,他的口吻不无感激,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知恩图报的意味儿。
他说：“如果让我散尽家私,将自己十几年来苦心积攒的钱都分给县里的穷人,那我做不到。给我再多再大的荣誉,我也不甘心情愿那么做。如今我差不多是一个彻底的拜金主义者了。一旦丧失了我的钱，我会孩子似的号啕大哭，就像一个小孩子死了娘似的。不是有那么两句歌么——‘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我一旦失去了我全部的钱,我就会觉得我又会变成一个连根草都不如的人了。我曾是穷光蛋,我害怕再成为穷光蛋。有时做噩梦又变成穷光蛋了,醒来吓出一身冷汗。说了真实感想不怕你们笑话,与钱比起来,我的老母亲倒像是我的奶娘,对我有奶哺之恩,此恩是我必报的。但钱却好比是一位有思想的、真正教导我如何做人的、在关键时刻又能挺身而出庇护于我的母亲。我感激第一位母亲,真正能依赖一下的,却往往是钱这第二位母亲。不是号召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扶贫么？我前边已经说了，让我奉献出我的钱我是不干的。何况也没谁这么强迫过我。但我,我一心一意将这个小鞋厂办好,解决县里一百多人的就业问题。每月给他们开五六百元工资,比国营单位还高些,这不也就等于扶贫了么？再经常捐点儿钱,做点儿积德行善的好事,不也就等于是识抬举、以恩报恩了么？县里的父母官对我不错,县里的老百姓提起我的名字都挺有好感,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方面有利因素,我这个小厂在我们的县境内都占着了,我自己又已经是我们县里的一个人物了,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我时常约束自己一点儿,做人谨慎一些,是不是也是对的,也是明智的呢？”
我的朋友肯定地说：“对，当然对。”
我也肯定地说：“是明智的，当然是明智的。”
他一指他的朋友,控诉似的说：“可他总讽刺我活得不洒脱,活得太累，有钱也白有钱了。”
他的朋友憨憨地笑了。
他自己也笑了。
我和我的朋友不禁随之一笑。
他忽然问：“你们二位认识浙江省那个当年因卖‘傻子瓜子’而名噪一时的杨某么？”
我说不认识,但是关于那人的经历了解一些。
“他后来离婚了是不是？”
我说这我就不清楚了。
我的朋友说：“对，此事确凿。”
“对他离婚,他们当地人都怎么议论的呢？”
他的朋友这时又忍不住插嘴道：“你还没结婚呢,打听这么详细干什么？”
他看看手表,笑了,对他的朋友说：“刚到二十分钟。”
我的朋友说：“议论总归是要被议论一阵的。何止他们当地人,些个小报上也议论过，也算名人了么,不能不允许议论的。”
“听说他离婚后又结婚了？”
“对。”
“女方不但年轻漂亮,还挺有文化？”
“对，我记得是一位大学毕业生。”
“那,他们现在呢？”
“不太清楚……”
他沉默了，陷入了个人心事的独想。过了几分钟,又自言自语地说：“我总之还是要结婚的，也应该早点儿有孩子。否则我算怎么一回事儿呢？不是白有一千多万了么？最好是个儿子。其实我真想有个亲生儿子啊!”
他的自言自语,也使我们一时都沉默起来。
“不瞒你们说,我想有一个亲生儿子的心情,比想有一个好老婆的心情都急迫。我今年已经四十四了啊!即使娶了一个好老婆,也未必能一准为我生一个儿子……”
我们都明白,他是想到了他的财产和钱将来的继承问题。
我们都很理解这一位用他的朋友的话说,“活得不洒脱”、“活得太累”的中国县城里的“小资本家”或曰“小业主”的忧郁。
那一天我们聊到很晚才散。
似乎,在那个县城里，值得他推心置腹、相与深谈的人并不多。我怀疑他的内心里其实是相当寂寞的，所以将我们两个远道来客当成了无需设防的倾吐对象。我们告辞时,他竟显出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子。
此前,我没接触过一位像他那样的已拥有一千多万,年收入二百来万的富人。
他使我又联想到了爱迪生的一句名言——“如果富人们真的像穷人们所经常以为的那么幸福,他们就果然算得上幸福了。”
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印象当然是好的。
此前给我留下好印象的中国当代大小“资本家”，实在是寥寥无几。
我在另外一个省份某县,也结识过一位“小资本家”或曰“小企业主”。与上边提到的那一位一样,同属不靠权势背景,不靠“灰色潜能”,没有多么幸运的机遇命中也无贵人相助,而完全是靠人一心想要富起来的激情和生财有道的精明的盘算,加上一往无前的实干才拥有千万以上资产的。
他所在那个县很穷。他初中结业后就卷入了民工潮流落大城市。洗过抽油烟机,冒险擦过高层住户的阳台玻璃,当过杂市上的垃圾清扫工,挨过饿,露宿过街头,受过歧视和欺辱。总之一句话，饱尝过人生的酸涩苦辣。后来他终于混到了较为固定的“职业”——在邮电局门前看自行车。那儿有一个修自行车的外地人，人家修,他就留心从旁看，看得差不多了，就常常动手帮人家修,不要人家钱。人家觉得他这青年挺好,也肯于指点他。不久,他有把握自己也能修了,就暗中溜须讨好负责那一片儿“治保”的一个街道委员会的老头儿。结果在一次市容大检查前夕,他的“恩师”被驱赶走了。对方竟还与他依依惜别,不知就是他这个“徒弟”捣的鬼。后来他不但在那儿看自行车,而且修起自行车来。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有些大城市里,摩托车很是时髦过一阵子。他挺钻研,在那几年里又学会了修摩托车,积攒下了两万多元钱。他有一个老乡在一家大宾馆当杂役,他常去那儿沾老乡的光洗澡。有一天洗完了澡,在宾馆商场闲逛，东瞧瞧西望望,发现一位外国女人在买一种薄被,标价一百五十美元。他当时还不晓得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只知道折合成人民币是不少的一笔钱。他问薄被为什么那么贵？人家说被面是几十块碎花布用手工拼缝在一起的。他问那就那么贵么？人家横他一眼,不爱搭理他了。过几天他印了一沓名片，身份变成了某某省“床上手工缝制品厂推销科副科长”,买了一身便宜西服换得上下簇新,还扎了条同样是在地摊儿买的领带,拎了个借的拷克箱,又到那一家大宾馆，找到商场负责人问——我们厂专做你们卖的那一种薄被,一百美元你们进货不进货？
人家说进啊,当然进货，那种薄被销得不错。
于是他与人家签定合同。
人家要进一百床。
他却说别进那么多，先进几十床,看看我们厂的质量再说嘛!
人家见他“实在”,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印象。
其实他是心里没底，怕自己一下子变不出一百床那么多。
双方签定了合同后,他保证一个月后先交十床样品，并当场主动给了人家一万元“信誉押金”。
人家也很实在,忙说按常规不该是这样的啊!应该是我们买方向你交“信誉押金”才对呀!似乎有点儿怀疑他究竟搞没搞过推销了。
他笑了，说是他们厂新实行的推销“举措”。那一年“举措”这个词刚刚在中国人的语汇中被应用。人家当然对那一“举措”欣然接受。
而他采取的是“欲擒故纵”的谋略。如俗话说的——“舍不得兔子套不住狼。”
他第二天立刻起程回家乡。
他那个县的农村养蚕户很多，因而有个小蚕丝厂，因而也有个小丝绸厂。但机械老旧,工艺流程落后,效益非常不好。
他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了些丝,买了些丝绸边角料,动员起了一切亲朋关系为他赶制样品。亲朋们不信他,他就拿出合同给大家看。合同是较有说服力的,亲朋们见他言之凿凿,信誓旦旦,也就都愿起早贪黑地帮他了。唯他母亲不太愿帮他。“知儿莫过母。”他母亲认为他异想天开,不如一心扑实喂好几口猪。因此他还跟他母亲大发脾气。最后连他母亲也不得不承担了“定额”。那些日子,他对他的“产品”质量检验得非常严格。丝绸颜色的搭配,绸块形状的大小剪法,针角的疏密,一一监督,事必躬亲。谁该返工,面孔一板，六亲不认。闹得他亲姐将他预付的二十元手工钱扔在他脸上,哭哭啼啼,而他姐夫捋胳膊挽袖子要揍他……
一个月后,他带着两个大包袱,又出现在那家大宾馆里。
人家一见货,大出所料地问：“原来是丝绸的呀？”
仅这一问,问得他暗自心惊肉跳,惴惴地反问：“丝绸的……不比布的强么？色泽鲜艳,手感也光滑呀？”
人家皱眉道：“好当然还是丝绸的好，也怪咱们当时彼此都没谈清楚,现在可怎么论价呢？”
他说：“合同上写着啊,原价呗。”
“原价？……没问题,太没问题了!”
人家喜笑颜开了。
他虚惊一场，也喜笑颜开了。但刚才吓出的一身冷汗顺着后背往下淌。
人家又问：“怎么这么柔？这么轻？”
他说内里是丝绵的。
“还是丝绵的？”
人家似乎有点儿不信。
“真是丝绵的!我怎么会骗您呢？”
他就要动手拆条缝,扯出来让人家检验。
“不必不必!这么细的针角你可别给我拆。我信就是了!”
人家不但当场还了他一万元“信誉押金”,还欲再与他签一份进货合同。
他说：“别急别急,咱们清一把,续一把。向我们厂订货的多,我先将剩下的四十床被按期给您送来。再签下一份合同也不迟。”
当场还给他的一万元,加上第二天付给他的一千美元,再加上预付给他的两万元,使他觉得自己当时就已经是一个富人了似的。
他的“信誉押金”回收到了他所预测的“利息”。
接了人家的预付款,又有合同从心理上压迫着,再靠动员起亲朋中的女人们赶制一批“产品”是不行了,人手太少了，被逼着非办起一个厂不可了!
他的厂就是在这种非办不可的情况之下“诞生”的。
中国的某些大小“资本家”或曰“企业主”,在他们成功以后,往往是不太讳言他们成功过程中的小狡猾和小奸诈的。往往不必你细问,他们的话匣子一旦对你打开,就会“竹筒倒豆子”般娓娓道来。他们从中能获得到某种愉悦。就如同某些名人津津乐道些个关于自己的或真或假的“小段子”,以为便是足以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的“逸事”。
他对我讲他以上那些经历时的地点就在他的厂房里。他已经发福,大腹便便，头发焗过,又黑又厚又亮,更显得是个身体强健、精力充沛的中年人。他穿吊带裤、“老板鞋”,双手的拇指卡着吊带裤的吊带,不时将两条松紧吊带弄出啪啪的响音。他底气十足,声音洪亮。嘴特大。一排门牙也颗颗都挺大，但还算比较整齐。在他的雇工,那些为他创造财富的人,也就是那些他从自己家乡农村招募来的小女子们面前,他春风得意,眉飞色舞,毫不避讳地谈着他的发家史。并且不时张开大嘴,发出哈哈的快意的大笑。
所谓“工厂”,简陋得不能再简陋。四墙极薄,顶盖只不过是遮阳瓦的。
总共近百名小女子，年龄大的二十四五岁,像些少妇；年龄小的,看去仅十五六岁。若在城里,该是些动辄撒娇的宝贝女儿。她们两人一组,守着半张乒乓球台大的案子。案子的做工都很粗糙,铺着旧了的白塑料布。那样的案子,那样的“工厂”和那样的女工们,倒完全是“和谐”的。她们一组组聚精会神，悄无声息地飞针走线。时值酷暑，阳光晒透了遮阳瓦。尽管有些窗子是开着的,但“工厂”里还是闷热难耐。她们中,有些人的衣衫已被汗湿透了。更有些人,为了图凉快,甚至裸着上身,胸前只戴乳罩。并且似乎早已习惯了那样,有男人出现在“工厂”里,也不觉得害羞了。几乎她们所有人手指上都戴着顶针、缠着胶条……
当时,我不禁地联想到了我在另两位“私营企业主”的“工厂”里见过的情形。一个工厂是生产人造大理石板的，电锯飞转,锯开石块时所发出的尖厉之声,刺得我耳膜似穿,头疼欲裂,心跳加快。我在那样的“工厂”里没“参观”够十分钟,就摇摇晃晃地奔出去吐了。
“厂主”却对我说,他的工人们起初也都有过我这种“不良反应”,吐过几次,以后习惯了就好了。
那话当然是在离开“工厂”后的另一种场合说的。
在那“工厂”里,不冲着耳朵大声喊,相互之间是听不清对方说什么的。所以那“工厂”里的工人们,仿佛全是聋哑人,以手势传达意思。那“工厂”里石粉飞扬弥漫,而从乡下廉价招募的青年们,却都舍不得花钱买口罩。“厂主”也绝对不发任何劳动保护用品。
我曾对那“厂主”提出建议——既然他已经很富有了,何不投点儿资,在“厂”里安装些必要的消声设备？
他大不以为然地一撇嘴,仿佛我的建议极具可笑性。他说他的钱挣得够多的了。不但自己这辈子花不完,保证儿孙辈是富人也绰绰有余了。不定哪天心一烦,就将“厂”卖了,还投的什么资，引进的什么消声设备呢？
我说，那你也该发给你的工人们些起码的劳动保护用品哇!比如手套、口罩、橡胶围裙什么的。我说在这么严重的空气污染环境中劳动,如果连口罩都不戴，多则几年,少则一年以后,工人们的肺里、胃里,肯定都将有石粉结石。我还说最好每月发给工人半斤木耳。虽然木耳对肺不起什么有益的作用,但对胃、食道、肠道,毕竟还是会起到点儿清除异物的作用的。
不料他不高兴起来，将脸一沉,没好气地说：“他们不是我的工人!他们是国家的负担。我使他们有了工作,已经是在替国家尽义务了!不但国家应该感激我,他们也是应该感激我的!没有我,他们就得变成些要饭的,讨小钱儿的,或者去偷,去抢!我每月已经发给他们一百多元工资了!如果他们惜命,他们就该自己掏钱买口罩戴!既然他们自己舍不得花钱买,那就证明他们都是些爱钱不爱命的贱种!天生的些个贱种,还想让我出钱买木耳给他们吃,笑话!拿我当‘大头’哇？”
我默默听他说完那一大番话,放下筷子说了句“失陪”,起身便走。
从此我一想起他,心里便骂他一阵……
另一个“工厂”究竟是什么“工厂”,我已记不清了。总之是与玻璃有关的一个“厂”。因为满“车间”这儿那儿,到处都是碎玻璃。过道还扯着一条条玻璃丝。
厂主一边陪我“参观”,一边不时地叮嘱我抬高脚步,小心玻璃丝割破了脚腕。而我发现有些裤腿儿短的工人,脚腕皆血淋淋的。也许是为了安全,他们的裤腿儿都较短。裤腿儿长的也挽着。有一个赤脚穿塑料凉鞋的工人,脚上缠着药布，一瘸一拐地在各机床间搬运东西……
他们的血淋淋的脚腕，使我看在眼里,疼在自己心里。
我也曾向那厂主建议,为工人们想点儿起到劳动保护的措施。
他却对我说您小声点儿。
离开那车间他又悄悄对我说,不能惯出工人们娇里娇气的臭毛病。那样他们以后将会不断地向他提出要求。工人就是工人,怕苦就别干。想挣这份儿钱的人多着呢!他说梁作家,不是我心肠硬,搞点儿劳动保护措施也多花不了我几个钱。主要是不能由我这方面先开这个头儿。要是有生命危险,不必您建议,我自己也会想到的。可没什么生命危险嘛!脚腕子离心离头远着呐!您看到那些脚腕子有一条条血道的工人们,都是初来乍到的。半年以后,脚腕子脱几层皮,长出了茧,以后也就不怕玻璃丝割了，割破也不出血也不疼了。你们城里人初次骑马玩儿,还兴许铲了大腿根儿呢!
在中国,在目前,尤其在几年前,似乎一个人只要办起了一个厂,也不管那厂是否名副其实,只要那人自己的钱柜日渐地满了,腰包日渐地鼓胀起来了。他似乎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了什么“私营企业家”了。似乎我们的某些同胞,包括某些中低级官员,手里有无尽的那样的礼帽,随时准备在自己的地盘儿内,慷慨地赠给他们看着顺眼的人。而他们为什么看着后者们格外顺眼,内情又往往是显明的。至于自己的另一部分同胞，亦即“有幸”成了以上那样一些“厂”的工人们的同胞,在工资收入方面是否受到极其严重的剥削,是否有权获得起码的劳动保护,则就无人问津了。
故,对某些已然戴上了“私营企业家”礼帽的人,我还是更愿保持一种冷峻的目光将他们视为“私营企业主”。我觉得，以他们那样一些“厂”,视他们为“企业主”仍太抬举他们了。
我也只能以我特有的方式从道义上谴责他们的不道德，却丝毫也妨碍不了他们以他们不道德的方式,通过对自己同胞的严重剥削,和近乎奴役般的雇佣聚敛金钱。
在中国,在某些地方,我之所见,使我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产生了从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的相当大的飞跃。
《劳动保护法》在那样一些地方,在那样一类“厂”里,在那样一部分“企业主”心里,几乎是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在某些一屁股坐在那样一部分“企业主”膝上的小官吏们心里,也几乎是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
甚至,在那样一些“有幸”被雇佣的“工人”们的头脑中，同样是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
而这,又往往的,恰恰的,是因他们看得相当分明,某些小官吏,甚至包括他们当地的某些“父母官”,是那么的情愿坐在、有时甚至是笑逐颜开地坐在他们的“老板”的膝上。他们对于争取同情和怜悯,不抱希望,不抱幻想。他们对于自己是“工人”的任何一条,哪怕是最起码最渺小的一条权益,其实都是不敢争取的，也深知自己是多么没有资格去争取。
这连想一想都令我心里充满了悲哀。何况我一次次身临其境,耳濡目染。
那么,让我们打住,再回到引发我联想的那个厂里去。
我问“厂主”,那些小女子,也就是与他同一个县的小女同胞们,每月大至能开多少工资？
他说他的厂里只定额,但是不实行计件工资。两个人每天必须完成一床被。工资一律一百五十元。下班还完不成定额的,自己加班,直至完成。他说他只保留熟练手巧的工人。手笨的,都被他先后开除了。他又以表扬的口吻说,她们相互之间倒还有帮助的精神。哪两个女工因什么特殊原因没按时完成定额,通常情况下总是会有几个姐妹下班不走,帮她们完成。
一百五十美元的出口价——一百五十元人民币的工资。
如果这还不足以使一个人聚敛金钱的速度极快,数量成几十倍增长,岂非咄咄怪事了么？
哪一个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买了那一种美丽的被子的外国人,又能想到在中国,它们生产于如此简陋的“厂”里？是由每月挣一百五十元人民币的些个中国小女子一针针一线线用颜色对比鲜艳的绸布角儿拼缝成的？
当他们满意于那一种被子的美丽和便宜的时候,当他们掏出钱包悦然而购的时候,当他们对手工劳动的成果大加欣赏的时候,他们肯定地想不到,某些中国乡下小女子们灵巧的双手，每天端碗拿筷子的时候，其实已是五指麻木的、僵硬的，手腕发抖的了。
我问“厂主”，冬天这“厂房”里靠什么取暖？
他说南方的冬天,取的什么暖呢!
我说据我所知,南方的冬天,有时也是很冷,冻手冻脚的。
他说那倒也是真的。又说他一个月只来“厂”里几次,监督监督就行了。而平时有人替他照应着“厂”里的事。
“我是当老板的，夏天再热也热不着我呀，冬天再冷也冷不着我呀。您放心,我才不委屈自己呢!”
他误解了我的话,以为我的话是因体恤到他而问的。
我说：“老板啊，这些女工都是你同乡,你给她们的工资,是不是太低了点啊？”
他倒没不高兴，甚至也没显出丝毫的窘相。
他哈哈大笑起来，之后摇晃着他那大个儿的头颅说：“不低,不低。我认为一点儿也不低。正因为她们都是我同乡，我才优先招募她们嘛!在我们这儿的农村，三千多元就可以盖一排大瓦房了。她们中年龄小的,干上三四年,结婚时就房子也有了,嫁妆也有了。而这是她们的父母想替她们做都做不到的!所以嘛,我自己这么认为啊,除了她们的生身父母,我也许就要算是她们这辈子的第二大恩人了!”
始终陪同我们左右的一名县里的小官吏,不失时机地插言道：“是的,是的,是的,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不但他可以这样认为,连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事实如此嘛!”
他听了那小官吏的话,满脸浮现出骄矜的微笑,望着那些小女子们问：“你们都听到我和秦副主任的话了么？”
那姓秦的小官吏,乃县“三产办”的一位副主任。
女工们一片屏息敛气般的静默。
“怎么？都聋了？都哑了？都抬起头来望着我。”
他脸上的微笑消失了,声音提高了,语调变得有点儿严厉了。
于是,女工们停了手里的针线,纷纷抬起头望向他,目光都是那么的惶惶不安。
“我再问你们一遍,听到我和秦副主任刚才的话了么？”
“听到了……”
回答得参差不齐，声音都很小，都有点儿怯怯的。
“重来!要齐声回答——听到我和秦副主任刚才的话了么？”
“听到了!”
“嗯,这还回答得像点儿样子。现在都注意听着,再问你们一句——都想涨工资么？”
又是一片屏息敛气般的静默。
“怎么？又变聋了？又变哑了？心里想,那就回答想；心里不想,就回答不想嘛!究竟想不想？”
“不想……”
尽管声音如前似的参差不齐,而且普遍小声儿小气儿的,但毕竟使他脸上又呈现出了微笑。
“大声点儿!”
“不想!”
他那微笑,水波也似的,渐渐溢满了他那张宽而扁的大脸。
他将他的脸转向了我,一只手不轻不重地拍在我肩上,表情庄重地说：“听到了吧？她们呀,乖着呢!雇工嘛,在老板面前乖就好。乖,本来不太可爱的,也有几分可爱了。我对她们有恩,她们也知恩图报,所以我们的关系牢不可破。真的，那是不管任何人想挑拨也挑拨不开,想离间也离间不了的。”
我将他的手轻轻从我肩上礼貌地推开,也表情庄重地说：“我并没有挑拨离间之心。我犯不着从北京到你们这儿来专干令人厌恶之事。”
他又将头往后一仰,哈哈大笑了一阵，随后说：“梁作家,你可千万别多心。你写你的书,我办我的厂,咱俩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井水不犯河水,我当然相信你没那种不良的居心。我指的是别人,我们县里的某些小人。他们至今仍到处散布些攻击我的言论。总攻击我是靠剥削家乡农村的些个小女子发家的!对他们的攻击我一概不予理睬,根本不在乎。有县里的各级领导支持我,我怕什么？怕谁呀？”
那秦副主任立刻又不失时机地插言道：“对,对。不予理睬对。你有这个高姿态很好嘛!你每年往县里交十多万元的税。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了你的贡献嘛!”
他又说,不久以后,他将提高女工们的定额,从两名女工每天拼缝一床被,到四名女工每天拼缝三床被,最后到每名女工每天一床被……
“趁着国外订货还多,争取年底将定额提高一倍。那样,我保证每年往县里交足二十万元的税。至于女工们嘛,相应的,每个月再给她们加三十元的工资就是了。那就每个月一百八十元了。一百八啊，秦副主任,你说够可以的了吧？”
“够可以的，够可以的……”
那秦副主任一迭声说“够可以的”,又将脸转向我,以表彰似的口吻说：“在全县私营企业中,他是首屈一指的交税大户。解决的就业人数也最多。我们这县,大而穷。农村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三以上。他这个厂,是县里唯一生产出口商品的。论起本县的经济发展成果,是各种报表上的一朵花呢!没了这一朵花,县里连个值得向上边说道说道的典型都没有了!所以呢,当着他面这么告诉你吧——县里就是哄着,也得支持他将这厂继续办下去。他若真不想干了，县里的头头们首先就非急了不可!非怪罪我们这些人没把他哄好不可……”
听了那位秦主任的话,我当时再也没什么建议可提,只有免开尊口,缄默点头表示理解。
他用他那肥胖的,保养得红扑扑的手往自己胸口一拍,保证地说：“秦副主任你放心!冲着县里一向对我的关照和支持,我怎么也得再干几年才收山。再者说了,钱又不咬手，又不是多了太占地方的东西,我又干嘛不抓住机遇？现如今不是都讲‘挖潜’吗？我看她们身上有潜可挖!”
他又摸摸旁边一名十五六岁的小女工的头,俯身轻佻地问：“宝贝儿,你说是不？”
那少女红了脸不吭声儿,却没敢拨楞一下头避开他的手,乖乖地低着头,任他的手摸在自己头上。
他的手从少女头上摸到少女脸上,在少女脸颊上轻轻拍了一下,冲我笑道：“看出来了吧？她们都听话得很。”
而我看出来的是——他感到他乃是掌握着,并且足以摆布她们命运的上帝，也看出来,他因经常感到那一点而特别快乐。
我还敏锐地观察出来了,他和她们中某些人的关系,显然另有玄妙。
我推说胃疼,坚决地拒绝了他晚上要宴请我的美意。
于是那秦副主任比他显得更遗憾似的。
离开那“厂”后,我见秦副主任将他扯到一旁去,嘀嘀咕咕了一阵。我听到了一耳朵,明白了个大概意思——秦副主任说服他晚上还是应该照请不误,因为预先已经和某些人打招呼了,不请就不好了……
在东北，我也“有幸”结识过一位农民出身的“私营企业主”，好像是早些年靠组织人编麻袋发迹的。某些年,中国忽然缺麻袋。于是他的“麻袋厂”应运而生。短短的几年内,他的资产也就逾千万元了。待到纤维麻袋普及了,他也不干了，办起了公司,开始转向对外贸易了。一个时期内,竟也“操作”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
文人“幸会”富人,或曰遭遇“大款”,照例免不了请客吃饭一项基本内容。而且,照例是“大款”热情做东,文人吃白食，文人的朋友和“大款”的朋友们凑趣沾光。通常,文人和“大款”坐在一起了,总是双方朋友们撮合的结果。好比有意“对象”的男女坐在一起了,大抵是媒婆们的成就。这种情况下,“大款”格外矜持,越发摆出有钱的样子。文人往往特别谦虚,言不由衷地说几句“一等智商从商,末等智商从文”之类不三不四的话。
席间,“大款”忽然道：“没‘芥末’,没劲，没劲!”
我便奇怪了，暗想这“大款”眼神儿怎么这么的差啊,桌上明明有芥末嘛!
于是将一小碟芥末推送于他眼皮底下。
他笑。众人也笑。
坐我身旁者悄语：“他要黄的。”
我说：“绿的已经够冲了,不过黄的也有啊!”
遂将一小碟黄色芥末也推送于他眼皮底下。
他笑得更加玄妙了。众人也笑得更加玄妙了。
他说：“撤!咱们换个有‘芥末’的地方!”
于是众人纷纷起身,随他离席。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坠云里雾中。
在车上,方有人指点迷津,说他要的非是“芥末”,而是“节目”。他舌上生过小小异物,怕转化为癌,开刀割了去，从此吐字有点儿不清。经一番解释,我才恍然大悟。
三辆小车一辆“面包”,载着八九个人,相跟着离开了市区。
我问：“这是往哪儿开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