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曰：“到地方你自然就知道了。”
不久开到县里,又接上几个人,无非税务、公安、司法等方面吏员。
又片刻,几辆车开进了村里,停在一大院落门前。门楼高架，对开的朱红大门上,镶着衔环的兽头，黄灿灿的圆环,闪闪发光。门两旁的围墙上,画有山峦流水,花鸟鱼虫。门两侧还立有一人高的石雕，一尊是钟馗,一尊是关公。有人向我解说,钟馗乃避邪捉鬼的，关公表明主人家崇尚义气,好客庇友。
这一个大院落,与周围旧陋的农舍恰成鲜明的对比。
进了院中,但见正房厢房,灰砖红瓦,阶高门阔,煞是气派。门框窗框,皆铝合金的。方砖铺地,树绿花红。树下花前,居然有雌雄一对孔雀,昂首信步,从容踱来踱去,见了人也不惊慌。横在房顶的是太阳灶。竖在房顶的是高高的电视天线。
又有人告诉我,主人专聘了动物园养孔雀的园工为顾问,定期来他这农村的家指导饲养孔雀的事宜。
我看那院子至少有四亩地的面积。
各个房间拥出些男女,围着“大款”一阵阵寒暄不已。他也不向我们介绍,我也分不清哪些男女是他家眷,哪些男女是佣人。
自然也有狼狗。两条大的,两条小的,两条半大不小的。它们从正房后跑将过来,扑着他亲昵撒欢。
在西厢一间宽敞的屋子里,重排座次,主宾归位。一名家厨两名佣人忙碌了一阵,迅速上着一道道菜肴。数巡酒后,院子里有人叫道：“接来了!”
隔窗一望,但见一男一女,已然行至门外。男的四十余岁，女的二十多岁，各自化了妆,男的一身绿,女的一身红。
我暗想——这是唱堂会啊，却猜不到他们穿的是哪路戏服。不便问,也不想问,默然呆坐而已。
他们进了屋,主人说：“又劳二位大驾了。”
绿男说：“哪儿的话,高兴来。”
红女说：“您想着我们,是我们的荣幸呢!”
主人一笑,心悦地说：“那么,就唱吧!”
于是绿男红女一前一后,一个丁步一个弓步,拉了一个花架,随即倏地旋变身姿,对唱了起来。只一声“咿呼嗨”,我便立刻听明白他们是唱“二人转”的。
唱得还不错。
有人向我耳语——他们是“半路搭伙”的两口子。在这一带唱出了名,每月收入颇丰。
几句开场白后,“荤”词儿就一串串儿地脱口而出了。无非是类似《金瓶梅洁本》删去的那一部分。两方帕子舞得风车也似的转,上下翻飞。
主人非常之投入地看着、听着,不时擎起小酒盅,“吱儿”地饮一口酒。听到开心处,还大声喝彩。于是客人们也都跟着叫好,一个个盯着那声浪姿妖的红衣红裤红鞋的女人,两眼炯亮起来。
我暗自思忖，幸而座中再无女人。若有,也就将一桌男人的低俗品性了解得透透的了，以后再在她面前装得多么正人君子都无济于事了。
不禁地就想到了一句古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我看得心乱,听得脸上发烧,借故净手,离开了那屋子。在院子里逗狗,讨好那两只孔雀。
院子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在择豆角。我凑过去搭讪着和她聊,一问才知是“大款”他娘。
我说：“家里已雇了厨子和佣人,您老人家何必干这个呢？”
她说：“越老越闲不住啊,总得找点儿事干呀!”
我说：“您儿子出息了,您晚年多幸福哇!”
她说：“我也没觉出怎么幸福来。”
我说：“您还不满足？还想过怎么一种生活呢？”
她叹了口气说：“满足一过头儿了,人就不觉着幸福了。你看，加雇的人,才六七口人，可十三四间房子,多空得慌啊!天一黑,没人住的屋不点灯吧,黑咕隆咚的一片,心里不安生；全点着灯吧,明明没人住,不是白费电么？”
我说：“您儿子已经有一二千万了,还在乎区区几元电费呀？”
她说：“我不是一辈子仔细惯了么？”
我问：“那两个唱‘二人转’的,常来唱么？”
她说每个月总是要接来唱几次。
又问：“您老既然闷,怎么不一块儿听呢？”
她说：“那是人唱的么？那是人听的么？我能跟儿子的朋友们一块儿听那些么？”
我说：“那您老就该劝劝您儿子,何必非听那些呢？”
她又叹了口气说：“管不了啦!他偏爱听,我这当娘的有什么办法？起初他媳妇还干涉他，后来也不干涉了，也陪着他听了。我这当娘的也想开了,用耳朵听听,而且是在家里听，总比花更多的钱去嫖强。去嫖,被关押了,不是丢人现眼么？”
我觉得那老人家说的自有她的一番道理,默默点了一下头。
她却问起我来：“依你看,我们家是不是变成解放前的地主了？”
我笑了，说我没打解放前活过,不好比。反问她自己如何看法？
她说她是山东人。当年逃荒来到东北的。说山东某些地主的家什么样儿,她是确曾见过的。说东北解放前某些地主的家什么样儿,也见过。说她家现在的情形,那比解放前地主的家气派十倍都不止，而且是和不小的地主家比。
老太太显然平时太闷了,见我愿和她聊,也就聊起了兴头儿。
她压低声音悄悄问我：“你说。还要再划一次成分,我家还不被划成大地主哇？可我家只有钱没有地呀!划成大地主,不是太委屈我孙子孙女们了么？”
我说：“大娘,您一百个放心。中国再也不会像从前那么划成分了。现在国家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嘛!”
她又问：“那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呢？”
我说：“您老不必整天胡思乱想的。一次‘文革’咱们中国人就尝够苦头了,再也不会搞第二次了!”
她眯起眼瞧了我片刻,以一种“商榷”似的口吻说：“不一定啊,不一定啊!那些年里,这村就折腾过一户人家，一户从前的地主，还是户从前的小地主。村人们闲着没事了,就把他们全家老少赶到麦场上批斗一遭。如今我都不愿出这院子,碰到的大人孩子,都不拿好眼光瞪我,好像盼着我们家破人亡似的……”
我觉着,老太太头脑中,自有她看世事人心的一整套逻辑,一种颠扑不破的观点，而且轻意是不会改变的。
她说有人曾往她家的朱红大门上抹过屎,曾往她家院子里扔过死猫。说她儿子曾因此怒发冲冠,七窍生烟，喝醉了酒,端杆猎枪,在村里气冲冲地走来走去,一蹦三个高地破口大骂，还朝天空放了两抢,惊得村里人心惶惶,鸡飞狗跳。说她儿子一直打算在院墙上安装电网,并雇两名护院的。
老太太请求我劝劝他儿子千万别那么搞。
“那成一户什么人家了？那成一户什么人家了？那不太脱离群众了么？”
她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答应一定替她劝她儿子。
忽然她说：“咦,我的戒指呢？我的金戒指怎么又不在手上了呢？”
于是起身离去,唤了一名小女佣,帮她四下里找……
而听“二人转”的厢房屋里,正传出一声拖腔拖调的“咿呼嗨”和一阵笑声……
天黑了。“大款”留下了不回市里去了，只客人们心满意足地离开那气派的大院落。
在车上,我问众人——那等下流内容的“二人转”,值得听两个多小时么？听着真的就那么来劲儿么？
众人就七嘴八舌地批判我假正经,冒充君子。都说人活一世是一次造化,什么素的荤的刺激的,都应该领略一番。否则不是白活了么？转变观念,首先应该转变活法的观念。腥荤不沾，到头来委屈的是自己,亏待的是自己。而亏待自己，是一种不觉悟的罪。
我被批得体无完肤,寡不敌众,难以招架,也无意反驳。
想想自己答应了那当老娘的替她劝劝她儿子,却没得着机会相劝,就如实将她的话转告于众人，希望众人日后予以相劝。
众人又都挖苦我瞎操心。都道是为了安全起见,其实还是安装电网好，护院的也一定要雇。有钱了么,就不该拒绝有钱人的特殊活法。
大约是在1995年2月,春节期间,有消息传来,那“大款”家被炸了。一家五口,二死一伤。“大款”和他妻子被炸死,十四岁的儿子受了重伤,落了严重残疾。作案的恰是他所请的一名护院人。那小伙子和他家的小女佣有染,他自己也和小女佣有染，于是埋下祸根……
我还认识过一位开金矿的，据说当时已有三千万以上的家私。他有一宝贝女儿,一心想报考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表演系,将来当明星。某年来京,七拐八绕的,就经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介绍到我家了。
他的发家史，可就不怎么“光荣”了。因而，据我想，恐怕是要守口如瓶,讳莫如深的。用“巧取豪夺”四字形容也是不为过分的。
他家乡的山里有金矿，而他是寻找金矿很有经验的人。但苦于无资独立开采,只得替别人找,得点儿“经验钱”。他替别人找金矿时,存了一份儿不义之心。估计有厚矿处,反而故意着绕开了去。只将些金脉薄的地方指点给别人。一年后,那山上的厚矿,全清清楚楚地留在他心里了。于是他广交有钱人。当地的有钱人是不交的,专交远省的有钱人。终于，一位广东的有钱人被他说动了心,诚意投资和他共同开采。他照以往的计谋行事,用别人的钱，几乎将一座山掏得千疮百孔,却没出什么金子。却对人家说——我又不是土地神,山里挖金,再有经验,哪儿能一挖一个准儿？你还想要金子么？还想要,就再投钱挖!
一投便是十万二十万,对方投得心寒,终于与他扯毁了合同,“拜拜”了。
而这正中他下怀,使他计谋得逞。轻而易举地东挖挖西挖挖,金矿就源源不断地出洞了。当年矿山缺乏管理,无人问津。一卡车金矿石,成色若高，就可直接卖到十万二十万。那广东的有钱人闻讯始悟上当,前来理论。而他是“地头蛇”，家中弟兄多，家族中敢玩命斗狠的恶人多。那广东的有钱人被臭揍一顿,保命而逃,再也不敢前来争辩是非。
以上之“史”,是由于我在电话里一再地刨根问底,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地告诉于我的。
而拥有三千万家私的男人给我的熏香名片上,赫然印的是“××大酒楼董事长”及“××金店总经理”。“矿山开采法”实施以后，他就金盆洗手了。在“董事长”和“总经理”后,名片上还居然印着括号。括号内是“私有”二字。字号虽与同一行字相同,墨色却格外的黑，醒目夺眼，突出着一种强调重点的意味儿。
他是我所见过的“大款”中最为个别的一位。因为他人在谈到自己的企业或公司的性质时,要么顾左右而言其他，要么含糊其词。明明是“私有”性质,却往往显出有所讳言的样子,使识趣之人明白,那是最不该问的大隐私。而这一位,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却将“私有”二字赫然印在自己的名片上。他使我联想到了某些人名片上的另一类括号,内中印着“正处”、“正局”或“相当于正处”、“相当于正局”,以及享受什么什么“津贴”等字。人的心理,在有些方面，真是呈现得千奇百怪,有意味儿而又好玩儿。
他那宝贝女儿,既无形象优势,亦无气质可言。据我看来,想考上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表演系,想当明星，实在是太无自知之明的事。而且,心智方面,似乎也是个比较迟钝的姑娘。
我坦率劝他打消念头。
他却说：“我是经朋友介绍才找到你门上来的，你别当着我女儿的面念这个咒。我有钱,所以我一定要成全我女儿的心愿。你直言吧,替我女儿安排妥了得多少钱？多少钱我都舍得出,也出得起!”
我耐心地告诉他,不是钱不钱的问题。电影学院,我是有几位好朋友的。戏剧学院,也有熟人。可两院都是全国最高的艺术院校，你女儿要考的又是表演系,而当演员是需要先天条件的。先天不足,面试这一关就通过不了啊!
不料他急了,打断我的话,在我家里大声嚷嚷着说：“怎么不是钱的问题呢？怎么不是钱的问题呢？我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全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我几乎快跑遍了。事事处处都是钱的问题,怎么单单北京就不是了？难道北京不是中国的首都了么？我看在北京,核心问题也还是一个钱的问题!只不过你们北京人不肯把钱的问题摆在桌面上谈罢了！你们北京太落后了,到现在还没把钱的问题搞明白!”
他说到后来,口吻由反驳式而教训式了。一大清早,我还没来得及洗脸,还没来得及吃饭,先就挨一位不速之客的教训,心里别提有多窝火了。
他又恨恨地说：“所以你们北京才出王宝森!”
我说：“您小声点儿,邻居们听了,以为我在家里和人吵架呢!”
我婉言表示爱莫能助，彬彬有礼甚至显得近乎低声下气地一再请他谅解。
不料他大为光火，一把扯起他女儿,拔腿往外便走，被他带来的礼品袋绊了一下,还发泄地踢了礼品袋一脚。
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嘟囔：“北京怎么了？北京有什么了不起的？难道人民币在北京就不是钱了？我才不信这个邪呢!”
大夏天,他的每一句话,我的楼上楼下在家的邻居们,都是会从开在天井里的厨房窗听得一清二楚的。
我尴尬之极。
他一出门,我就抓起电话,心想骂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顿，却没拨通。转身一眼看见躺在地上的礼品袋,又气不打一处来。想追上他还他,又懒得那么做。何况那不过是一袋“燕窝”系列滋补品,不还也不算贪心。
过后我想,他肯定较少被当面拒绝。尽管我拒绝得那么委婉,但毕竟是拒绝。何况又是当着他女儿的面拒绝的。这当然足以使“大款”恼羞成怒起来。
在中国,钱似乎更是一种特等通行证。有钱人似乎都有点儿被宠惯坏了，正如某些所谓“明星”、“大腕”被宠惯坏了一样。
幸而还有极少一小部分他们有钱也办不成的事儿。
否则,岂不正应了九七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中一个小品的一句台词——有钱能使磨推鬼了么？
在他们中,也有的男人,无才无能亦无德,甚至在德方面是往事不堪提起的,仅靠了赌自己的青春年华、十几年如一日甘愿充当外国有钱老太婆的“干儿子”或曰“面首”,而终于“修成正果”,继承了遗产,于是衣锦还乡，摇身一变,归国做起富豪来的。
也有的女人,仅靠了花容月貌,妖姿冶色,不惜以肉体为股,而售身于某些境外的有钱的老头子们的大陆“外室”或曰“小妾”、“二奶”,于是过着住别墅开名车,一掷千金的富贵生活的。
但是我们在评说以上一类男人和一类女人时,分明的,是存在着观念作祟与否的问题的。按照道德规范的不成文法对世人的说教,传统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男人既不但是一个各方面都很正常的男人,而且还很年轻,而他却甘愿成为一个老太婆的风烛残年的日子里的附庸,则我们世人即使不发问,内心里也一定会暗想——他所图者何？
倘那老太婆恰恰很有钱,则我们世人就会不约而同地得出注定了一致的结论——他图的是钱。
于是我们世人便会一致地不屑起来。认为在他和她之间,肯定达成了一种“不道德”的交易。于是我们看待他的思想目光,也无疑介入了近乎“审判”的成分。而他作为男人的“道德资格”,定然要被我们的观念的罚牌严重扣分。
但是,如果她非是老太婆呢？如果她与他年龄般配呢？
那么,毫无疑问地，我们世人的思想的目光,则将更多地包含有嫉妒的成分了。假使靠修养克服掉了嫉妒劣性的人,大概也会暗自承认那实在不失为一组“幸运结合”。
再如果,她乃名门望族之后呢？
于是“不道德”的“交易”,往往既不但会被公认为“幸运结合”,而且可能会被传为佳话。
如果她不但有钱,不但出身于名门望族,而且是艺术家，或者虽非艺术家,但却是热爱艺术的女人——这时情况会怎样呢？
几乎无一例外地,这时佳话会上升为逸事,会被记载于书,成为小说家或戏剧家的创作素材。
同一件事,只消作为另一方的女人不是老太婆,或者除了有钱,身份还有其他“可取之处”,则我们世人的态度就会一变再变。
自从伟大的司汤达的《红与黑》问世以来,东西方的世人,无论男人或女人,皆对那个叫于连的法国某一个小市里的木匠的儿子充满了同情。但是于连之爱上丈夫是市长的德?瑞娜夫人,其实并非一桩寻常的婚外恋故事。按今天的说法,未必没掺杂着改变命运的企图和幻想。
那么世人为什么就同情于连呢？
因为德?瑞娜夫人不是老太婆。所以一个青年迫切想要跻身“上流社会”的野心,经起始缠绵结局悲惨的爱情故事一包装，就具有了另外的意味儿，就被世人的理解尺度所包容了。
按照同样的逻辑前提,我们世人也相当包容卢梭与几位贵族夫人们的“桃色关系”。《忏悔录》中记载得很翔实,他花她们的钱,接受她们的慷慨的经济资助,同时与她们保持“亲爱”的依赖性质的“交往”,以至于常引得她们相互猜妒。按照今天的说法,这也未必不有点儿接近于“傍富婆”。
好在那几位贵夫人的年龄,最大的也只不过大到可以做年轻时的卢梭的母亲的程度,绝没大到足以做他的祖母的地步。
如此看来,在一心想要“出人头地”的男人尤其青年,与某些有钱的或身份高贵的有权势的女人的关系中,只要年龄的差距是我们世人还能接受的,我们就不至于将此类世相归于“审丑”的范围。我们就随时准备矫正我们的思想目光,以及我们的观念的尺度。
但是我以为我们世人仅仅能做到如此包容还不够。
一名二十七八岁的中国青年,在中国“开放”的初年,将自己的头发烫成古里古怪的样式,戴一副刚刚在中国时兴的,被叫作“蛤蟆镜”的那一种太阳镜,穿一条也是刚刚在中国时兴的红色或黄色喇叭裤,整天守在北京饭店等大饭店门前,目光专盯在某些中年以上的外国女人身上,巴望有幸接近她们,从而结识她们,并被她们带出国去,靠运气变为高等华人……
对此类世相对此类青年,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如何评说呢？
我想,似乎还是不以“道德”与“不道德”的戒规来框定为好。
因为,既然我们对于连与女人们的关系是抱有同情的,既然我们对卢梭与女人们的关系是当成逸事来看待的,其实我们也是应该对那一类世相那一类青年不加过分尖刻的谴责的。
对社会对他本人,他变成了富豪总比变成了“二流子”好一千倍。
反之,在某些将对金钱的拥有作为人生至高追求的女人,以自己的青春美貌为赌码或为本钱,与有钱的男人或富商进行交易并且获利巨大的世相中,我们也是很难用非此即彼的对错人生观来加以区别的。这一种世相的越来越“普及”的存在,将使我们的评说越来越陷入迷惘和尴尬。
我结识过这样一个女人——她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70年代后期高考落榜,燕飞于社会。1983年她二十三岁时,一度成为一名香港小商人“包养”的大陆妾。二十四岁半她换了一条“人生游艇”。二十五岁半,她愈发出落得亭亭玉立,于是又换“载体”。她的人生就从二十五岁半改变。对方许诺她别墅,她不要；对方许诺她名车,她也不要。她要对方投资,由她来经商。这正中五十六七岁的半老头子下怀。因为那泰国华侨商人正苦于想在中国物色到投资代理人而不可得。由自己的“妾”来代理他很是放心。于是双方立下合同,利润平分。他先投资二百万,在南方某市建了一家饭店。她出任经理,经营有方。他来中国,她是他的“准夫人”。他一离境,她为自己找“准丈夫”们填补感情和生理需要。一年后那半老头子见她经营得有成果,又投资五百余万办了一家规模可观的服装厂,于是她一肩双挑,同任经理。在她三十余岁时终于找茬儿与那半老头子闹翻,而那时她自己的“私房钱”已近千万。按照合同,那半老头子(不,当时已六十余岁了,是一个真正的小老头儿了)还大方地补偿给她三百万。因为他的正室夫人及大儿大女们,对他在中国的风流韵事已有所洞察,郑重地召开家庭会议“帮助”过他,他不愿因她而闹家庭纠纷,分手又正中他下怀……
在这一世相从始到终的过程中,金钱关系当然是本质的关系。这一点他们双方都很清楚,都很明白，双方之间也从不讳言。
值得我们玩味的是——他并不觉得自己被利用了,更不认为自己吃亏。因为六七年内,他每到中国,总有她那样一位善解人意的倩女陪行陪宿,与之同游同乐,而且为他创收了一千多万。事实上他也的确没有遭受任何方面的损失。他是恋恋不舍地与她分手的。
她也同样并不认为自己吃亏。二十五岁半她“傍”上他时自己一无所有,只不过有一处仅十几平米的小窝，而且是租的。才三十余岁自己便成了拥有千万元以上的“富姐”,她觉得实在是太幸运了。当初以自己为“股”的“合资”决策,实在是太英明、太正确、太值得了。因为,对于一个在二十五岁半时还一无所有的女人,对于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的女人,几乎没有任何另外的方式,比以自己的青春和美貌,也就是自己的先天“资源”为“股”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合资”,能更迅速地使自己变成一位有钱的女人了。
“您说,您实事求是地说,还有另外的方式方法么？”
在冬日上午照进我家客厅的暖洋洋的阳光中,她故做天真状,大瞪两眼望着我发问。她眼中有一种思想单纯的、高中女生般的坦率。我竟没法判断那一种仿佛的单纯,是一种女人所善于的表演的技巧,还是因她的实际学历所局限的。
我说：“的确,没有什么另外的方式方法了。”
“你知道么？我也曾想当作家。”
她嘲谑意味儿十足地一笑。我觉得她嘲谑的并不是她自己,而是已经成了作家的人们。想必的,也包括我在内。
我说：“是么？”
除了“是么”两个字，我有点儿不知再说什么好。
预先,经北京某报一位与我关系友好的女记者打了两次电话约定时间,我才碍于情面,不得不在家里礼貌之至地接待她。
“你一定要见她!她会带给你许多新观念,而将你原有的一套观念冲击得稀里哗啦塌一大片!”
那记者朋友在电话里对我这么说。
我曾要求对方向我大致介绍一下我将在家里接待的客人的情况——她从事什么职业？她非要拜访我的目的是什么？她可能有什么事希望获得我的帮助？如果她当面提出,如果不超出我的能力,我应该全力以赴地帮助她么？
“你问些什么呀!人家没有职业。人家不需要职业。人家一向在好好地过着养尊处优的高贵生活。实话告诉你吧,人家是拥有千万元以上的一富姐,人家会需要你帮助什么呀？人家只不过想和你认识认识,随便聊聊文学创作和人生什么的。除此而外人家拜访你没有其他任何目的……”
记者朋友一再打消我的顾虑。言语中暗示着自己和她的关系非同一般。
然而她成为“富姐”的方式方法,却并不是我的记者朋友预先告诉我的,而是她自己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细长的玉指间夹着细长的坤烟,轻吞云缓吐雾地娓娓道来的。说时,微眯着眼,口述回忆录似的,脸上仍是一副高中女生般的单纯的坦率。我也仍难以判断,那究竟是擅长的表演技巧,还是她的真本色真性情。
她又说：“你知道么？我二十多岁是一名待业女青年的时候,你刚因一篇《神奇的土地》出名。我曾给你写过信,打过电话,还到‘北影’去找过你……”
我依旧说：“是么？”
“当年给你写信的女孩子肯定不少。你当然记不得了。”
我说：“我记忆的确很差。可是你在‘北影’见到过我么？”
她肯定地点了一下头：“你家当年住‘北影’最后一排二层小楼里。那小楼很旧,斜对‘北影’招待所。那一天我去‘北影’招待所拜访一位女演员,之后忽然想到你也住在‘北影’院儿里。当时是夏天，傍晚。我问一个在楼前纳凉的人你家究竟住几层,他四下望了望,指着说——那不就是梁晓声么？我就看见了你。你在不远处推着一辆童年,剃了秃头，穿一条裤衩,上边是挎肩背心，背心老长,又不掖在裤衩里，像下身什么都没穿似的。当时我觉得格外索然。觉得想要认识你的念头特没劲,也就没走过去和你搭讪……”
我说：“不错。那肯定就是我了。”
她问：“你当年为什么剃秃头呢？像刚获释的劳改犯似的。企图强调个性？还是对社会不满？”
我说都不是，只不过因为那一年夏天太热了。
她话锋一转：“你对金钱有什么看法？”
我被问得一怔，想了想……
她说：“你别想!立刻回答，立刻！”
我仍不免迟豫地说：“也没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想法。只不过认为金钱对人也很重要。”
“重要到什么程度？也别想，立刻回答。”
我皱眉道：“你好像是在我家里审问我。”
她红唇一绽,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极有魅力地一笑。
“讨论着玩嘛。也可以说是请教吧!在金钱、权力和艺术三者之间,你认为哪一种追求最永恒？”
我说：“艺术吧？”
她说：“错。其实我今天主要是来和你讨论这个话题的。你的《泯灭》我看了。你批判金钱,仿佛人一追求金钱,道德啦、精神啦、灵魂啦,就都会不可救药地堕落了。我就想,你这位作家,是真的安贫乐道呢？还是心口不一,装相给别人看呢？我太坦率了点儿,你不至于生气吧？”
我说我不生气。面对这么一位女人,我也只能没脾气。我说我并不主张安贫乐道，说我的《泯灭》也不是批判金钱的，而是批判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的人生观的。
她说反正都是一回事儿。说你梁晓声既然承认金钱对人很重要,那么人追求很重要的东西有什么值得非议的？谁又能分得清楚,人内心里对金钱的追求激情,在什么程度内是自然的？超过了什么程度就是拜金主义了？
她说人一死,人终生追求的权力,也就随之丧失。哪怕建立了世袭制度,也会受改朝换代的冲击。一朝天子一朝臣,才不管你世袭不世袭呢。她说人一死,他终生追求的艺术,也就金钱化了。或由别人拍卖,或由自己的后人换钱，或一文不值,或值百万千万。你们作家、编剧,不都巴不得自己的作品拍卖了高价么？价廉不是心里很别扭,很不服气很委屈么？一文不值了不是非常沮丧非常失落么？归根到底,这和你们追求金钱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有时你们是间接的,通过经纪人罢了。而艺术的才华一般来说是不能遗传的。艺术家的后代,平庸之辈多了!
她说人对金钱的追求却大为不同。比之权利,金钱不会随着人的消亡而消亡。比之艺术,金钱是可以留给下一代继承的实在之物。金钱是可以通过收藏艺术品的方式保值和升值的。而艺术品一旦不能再变成金钱,谁还看重艺术？
她说世上只有金钱是流芳百世、永远不会过时的东西。说美国发现了一张百年前的存单,如今还有效,区区十几美元已变成了数千万美元。
她说你不要相信富人们的那句话——我穷得只剩下金钱了。她说那是富人在故意调侃自己,逗穷人们也逗自己开心的话。她说有些记者、文人、社会学家们竟信以为真，还煞有介事地发出呼吁——救救富人吧!多滑稽呀!
她说,我现在富了,有钱了,我感到从没有过的充实。我这个富人怎么就从来也没觉得空虚呢？我只不过觉得有时候寂寞,没意思。于是我就出国旅游,尽情玩乐,大把花钱。难道你们文人就没有空虚寂寞的时候？穷人就没有？我的空虚寂寞,与你们相比,与穷人相比,那也是极高级的一种。如果我可以有二十种方式排遣,你们又能有几种方式？穷人又能有几种方式？所以,归根到底,人能追求到金钱的好处,是明摆着的,说也说不完的,怎么世人似乎都企图颠倒真伪,极力回避这一点呢？
她说她一点儿也不认为自己获得金钱的经验是不体面的,难以启齿的。她说如果男人的学识和才华是资本,女人的青春和容貌为什么不可以当成原始股？她说一个追求权力的人想当局长,只要目的达到了、当上了，不管手段多么卑劣,不都意味着他成功了么？而且,时间一长,有些人们照样会讨好于他、巴结于他。她说权力之争,你上我下,得到了权力的人,总是以别人失去权力为前提的。而一个女人靠自己的青春和容貌,说得再直白一点儿,靠自己的肉体追求到了人人都承认对人生很重要,人人骨子里都承认多多益善的金钱,并不危害别人的利益,也不遗祸于社会,可究竟有什么不好的呢？
她说她打算以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以现身说法替她这样的某些女人正名,通过一本书向社会讨个公道,阐述自己的金钱观和女人的道德观,刷洗种种世俗偏见强加给她这样的女人的道德污点……
最后她说,脱稿后,请我予以指点。
我说我水平很低,观念也很僵化保守,恐怕难负重托。
她说你别推,用不着你帮着联系出版,我买书号自费出版就是了。而且要用最好的纸,找一流的印刷厂印……
她走后,我头脑中一片混乱。我对自己承认,我一向自以为是的观点,的的确确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轰炸”，但却毕竟没到塌得稀里哗啦的地步。
我坐在沙发上静静地想——那女人的逻辑中明明有谬啊，可谬在何处？一时又想不出个所以然。
晚上，妻下班回来,我将那女人的来访,以及她对我的“教诲”叙述给妻听。
我不太有把握地问：“她的观点不正确吧？”
妻说：“那还用问,当然不正确。”
我又问：“那么不正确在哪儿呢？”
妻一怔,一时也答不出。
她想了片刻,反问：“这么说吧，假如咱们的儿子是女儿,你愿意她以与那个女人同样的方式去追求金钱么？如果当女儿的非要那样,你当父亲的怎么办？”
我说：“我揍她。揍她也不起作用,我就和她断绝父女关系。”
妻说：“这不就得了嘛!那女人的话就不正确在这儿啊!”
我一边吃晚饭一边仍在想。
晚饭后,我将妻扯入一个房间,避开儿子,悄问：“还是刚才的话题,还是好比儿子是女儿,几年后她有了一千多万,为咱俩买别墅,买名牌汽车,还为咱俩雇管家和司机,你说那咱们怎么办？仍视她为异类？仍不认她那样的女儿？”
妻张口结舌了一阵,推开我说：“你这人真讨厌!你不胡思乱想会有人治你的罪呀？到哪时说哪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嘛!”
我说：“怎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呢？”
她说：“别烦我,没工夫陪你瞎扯,我还得刷碗呢!”
躺在床上时,我忽有所悟——其实那女人客观上牵引我接触到了我们世人意识中最为隐秘的隐私。商业时代使这一种隐私渐渐暴露,最后彻底公开化。而我们世人克服和战胜羞耻感的最传统也是最明智的“战术”,便是将羞耻感彻底公开化。彻底公开了的羞耻不复再能作用于人。它先变得似乎合情合理,在人判断世相的低级观念中获得认可；后变得习以为常,在人评论世相的高级逻辑中达到近于天衣无缝的、普遍世人的心理接受起来不太别扭的完善。
对于我们世人而言,那句真理般的隽语也许大错特错了。它说人的“自我”和外界影响的关系是“我思故我在”，而实际情况却是“我欲故我在”。
商业时代恰恰是通过人性这一先天弱点,将我们世人中的一部分异化为特价商品的。在商业时代,人的这一异化,是比金鱼的种的演变简单得多的事。一条金鱼起码要进行两代杂交才能变种，而一个人经由一件具体之事的成败,就足以彻底改变其活法和对人生的态度。
我的妻子虽然并没有帮我直接找到反驳那位女士的逻辑突破口,但她以我的儿子为例的思想方式,毕竟动摇了那位女士振振有词的逻辑体系,帮我发现了对方的极“现代”的观念之中,缺少极重要的伦理原则——人作为人应该具有的羞耻心。
而世人需要伦理的原则,好比自然界需要环境保护的措施一样。
普遍的世人的自尊觉悟,是很难赞同男人或女人积极地靠自己的肉体去满足对金钱的占有欲望的“实践”的。哪怕那“实践”成功率再高,获得金钱轻而易举,具有海狮顶球般的精彩性。
因为人类一旦完全抛弃了伦理原则和起码的自尊觉悟,人类的行为现象也就下降到和动物相差不多的地步了。
羞耻心乃是这样一种事物——呵护之便有，弃拒之便无。在商业时代,它的丧失,比小小的酒精火焰蒸发掉一瓶水容易得多,而且无痛苦,不留痕迹。
原来人类那最隐秘的隐私是——丧失掉我们本能的羞耻心这一种企图由来已久。它蛰伏在我们古老的意识里,始终打算在寻找到最“正当的理由”以后进行最彻底的伦理原则方面的反叛。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一向在伺机发动对我们自身意识的“最后一役”，而缺少的又只不过是“正当的理由”。在这一种理由没被寻找到以前,我们的一部分同类百千年来“孜孜不倦”地创造着它。比如那一位以自身为股的女士,以及她那一套听来振振有词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