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交流方面，从科研到音乐、美术、文学和电视等，德中两国也进行了频繁的交流.早在１９８１年，中德双方就开始了军事交流. 联邦德国海军“德意志”
号训练舰，应我国的邀请，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艘联邦德国军舰访华.当时，正在访问中国的科尔在这艘军舰上招待了曾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主席.所有这些交流和合作，都是在互相尊重和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的.两国间新的关系，再也没有以前那种殖民主义的痕迹. 这种关系的发展不仅对两国有利，也对世界和平事业有益.
○民主德国结交中国
民主德国与中国没有利害冲突，与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关系本应是一帆风顺的.但民主德国是抵制西方的最前沿阵地，又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唯一的非斯拉夫国家，受到苏联最严格的控制.民主德国独立自主的色彩最淡，它的举手投足都要看苏联的脸色，民主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只能随中苏关系的变化而变化.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民主德国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１９５５年１２月，两国还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在５０年代，两国政府和人民来往不断，关系一直很好.从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上半期，中苏关系分裂，民主德国紧跟赫鲁晓夫，把德、中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双方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往来大为缩减，民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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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龙鹳同舞１７３
国时常发表反华言论和文章.但即使在这一时期，民主德国仍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坚持“一个中国”
的政策，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从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中期，中国同东欧许多华约国家的关系有所恢复和发展.例如，匈牙利同中国恢复了外贸和科技合作关系，捷克斯洛伐克同中国恢复了互派记者和科技合作协定.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６年，保加利亚同中国先后签订了海运协定和航班过境协定.但由于中苏关系仍存在一些障碍，民主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没有多大的发展，只是表示“愿意根据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原则”
与我国关系正常化.进入８０年代，借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使中德关系进入健康发展的时期.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５日，统一社会党十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局报告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在采取建设性的步骤，谋求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互不干涉等原则基础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
从１９８３年初以来，民主德国和中国的关系开始了事实上的改善，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合作又有新的发展.１１月，昂纳克在党的十届九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时谈了两国关系，他说，１９８４年５月，两国签订了“文化与科学合作协定”。
我们作出努力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这种进展对双方是有利的，而且不损害第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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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３不要忘记德国
１９８５年，人大副委员长王任重和李鹏副总理先后访问民主德国.１２月中旬，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议长辛德曼也率领议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１９８６年５月底，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访问民主德国，同民主德国外长菲舍尔会谈，双方签订了一项两国“领事协定”。
１０月，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正式访问中国. 昂纳克和当时的赵紫阳总理会谈时一致强调：相互尊重和发展协作的愿望，是进一步加强两国合作关系的牢固基础.我国领导人在宴请昂纳克时指出：我们充分尊重民主德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充分尊重民主德国根据本国利益所奉行的对外政策；充分尊重民主德国发展对华关系的考虑和采取的具体步骤. 这是我们对民主德国和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根本性方针.昂纳克表示，民主德国将发展同中国为加强社会主义和保卫和平的合作.昂纳克访华期间，两国签订了一项为期１５年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昂纳克访问中国，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１９８７年６月，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访问民主德国.他在同昂纳克会谈时表示相信，这次访问民主德国促进了两国的进一步了解、信任和合作. 两位领导人认为，两国发展双边合作关系的前景十分良好.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和“关于互免签证协定”。
此后，中国与民德国之间的高层互访更是络绎不绝，中德外交部建立了定期磋商制度.双方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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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龙鹳同舞３７３
不断发展，文化交流与军事往来不断增加.在８０年代末期，中德双方的商品进出口总额保持在６亿美元左右，基本保持贸易平衡. 双方军事关系不断发展，迟浩田、徐信、周克玉等中国军队领导人访问了民主德国，民主德国也派来了不少军事友好代表团.１９０年１０月３日，两德实现统一.德国统一当日，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外长分别致电魏茨泽克总统、科尔总理和根舍外长，祝贺两德正式实现统一. 同时，吴学谦副总理会见德国驻华大使时表示，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统一的德国加强和发展中德国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德国统一以后，中德关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二、冷和平里话知音
○惺惺惜惺惺
科尔一向重视发展德中关系，在对华关系上是最具战略眼光的西方政治家之一.科尔曾五次访华，他的五次访华构成了中德关系的“科尔路线”
，即对华友好的路线. 德国统一后，科尔分别于１９３年１１月和１９５年１１月访华，不断推动中德关系的发展. 正象科尔所说的那样，他是培育中德友谊之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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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３不要忘记德国
中德关系如此友好，致使科尔受到德国反对党的批评，说他对中国“唯命是从”
，“使德国对外政策的独立性成了问题”。
１９８９年的“天安门事件”
后德国对中国实行全面制裁，它甚至成为唯一通过立法对中国实行制裁的西方国家. 但德国统一后不久，就通过议会决议，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取消对中国的制裁，这使两国关系得以恢复. １９１年１１月，联邦经济部长默勒曼率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１９２年１１月，新任外长金克尔首次访问中国，初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１９３年是中德关系极为重要的一年，两国关系实现完全正常化.３月，新任的联邦经济部长雷克斯罗特率领一个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与李鹏的接见.５月，钱其琛外长访问德国，与联邦政府领导人会谈，双方强调要扩大和发展双边关系.９月，经贸部长吴仪访问德国，参加中德经济合作混合委员会第８次会议，两国决定成立“经济合作与投资委员会”。双方一致认为，中德经贸关系进入健康、稳定的发展阶段. 双方还就建立天津工业园小区、铁路合作、煤炭和有色金属工作小组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代表团向德方提出了７００多个合作项目. 同年１１月１５日至２３日，科尔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完全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１９４年７月，李鹏总理回访德国，第一次提出了对德关系原则，即：着眼未来，长期友好；相互尊重，增加信任；平等互利，全面发展；加强磋商，扩大合作. 科尔表示：两国应争取在尽可能多的领域中达到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长期、稳定与全面的合作. 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双方要保持高层往来的势头，共同努力，促使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并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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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龙鹳同舞５７３
加强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１９５年７月，江泽民主席第一次访问德国，这是中德关系中又一重大事件. 同年１１月，科尔对中国进行了第五次访问. 科尔的来访，将两国的良好关系推向新的高潮.德国统一以后，中德之间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互访已达５人次，这不仅在中德关系史上，而且在中欧关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两国外长几乎每年都进行互访或定期会晤，此外，部长级以下的交往则更多.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双方经常就东西方关系、裁军与和平、环保以及南北合作等一系列的重大国际问题，及时交换看法，协调政策，合作支持，从而加深了了解，密切了友谊.不过也有人指出，中国并非德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德国外交的首要目标是欧洲，其次是美国，再次是东欧（俄罗斯）
，其后是拉美，最后才是亚洲和中国.确实如此. 德国外长舍克尔１９５年１月１６日在波恩德国外交部成立１２５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在德国本来的外交政策任务中，欧洲一体化和大西洋联盟的合作居于首位”
，“德国外交政策有四个重点：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巩固大西洋关系；将欧洲——大西洋结构向东扩展；表明德国在人权和维护和平共处原则负有全球责任”。
这并不影响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对此法国领导人有明确的认识.科尔总理说得很清楚：“今天已没有任何重大的国际问题能在没有中国参与下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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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３不要忘记德国
１９５年７月１３日，德国总统在欢迎江泽民主席的晚宴上亲切地表示：“我们之间没有双边的政治问题，我们有的是活跃的政治对话.我们要进一步加深这种对话，因为我们对艰巨的世界任务负有共同的责任.主席先生，您这次对德国的历史性访问加强了我们两国间的对话和合作，使我们传统的良好关系更加紧密、富有成果和引人注目.”
科尔说：“德中之间不存在影响关系发展的障碍，两国有一切理由使关系更加密切.中国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有重要影响，德中两国建立面向２１世纪的良好关系，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坚持：“一个中国”
政策
在支持“一个中国”
政策方面，科尔是最坚决的一位西方大国领导人.自１９１年以来，台湾曾多次向德国探询购买潜艇之事.但在１９３年１月２８日，科尔指示联邦安全委员会驳回德国财团的有关申请，决定不批准售台潜艇. 同年６月３日至４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同德国驻华大使换文，就德台通航问题达成协议.如前所述科尔尊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迄今为止，他是正式访问西藏的第一位现任外国政府领导人.１９６年，在联邦议院辩论西藏问题的会议上，这位受北京尊敬的领导人只是短暂地露了一下面，他一言未发.在西方国家，总理有时拿议会也没有办法. 这是给北京的信号，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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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龙鹳同舞７７３
能得到北京的谅解.科尔事后再次强调：联邦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历届联邦政府持续坚持这一政策.他说，他不会忘记，中国也曾始终支持德国的统一.这位总理在１９５年７月向前去访问的江泽民保证：“德国一直坚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个政策今后也不会改变.”
科尔很想显示对中国的友谊.在１９５年１１月访华时，他热情地握住李鹏的胳膊，这种镜头在１９６年的亚欧会议上我们再次看到.
○相互尊重：人权问题
科尔没有在人权上给中国制造麻烦，相反，他参观了平息“６。
４事件“
的中国军队，他是１９８９年以来访问人民解放军军营的第一位西方国家政府首脑.在谈到人权时，科尔对江泽民主席说：“联邦政府认为，在人权问题上关键是进行坦诚的对话，以达成共识和制定普遍的人权原则.但要互相尊重，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的文化传统在制定人权政策和对人权理解上也会有差异.”
○全面发展友好合作
在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中，中德关系不象中美、和中日关系那样有那么多矛盾，中德关系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也许正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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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３不要忘记德国
这一点，双方才倍加珍惜，更看重它的战略意义和地位.美国人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但几乎每一天都在给中国人的对外开放设置障碍，阻挠中国复关就是一例.但德国人显然比美国真诚.德国愿通过接触，支持中国的开放. 他们认为，如果中国被世界孤立，将会对亚洲和世界稳定带来严重的后果.中国与欧盟关系的发展，德国应记头功，德国一直积极推动中国与欧盟的合作. 科尔指出：“无论在欧盟还是双边关系范围内，德国都主张并将推动欧盟同中国建立更积极的关系”。
另外，德国领导人吕厄还表示：“德国欢迎中国加入地区安全和经济组织，我们也支持在明智的条件下吸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在冷战后的中德关系中，经济关系是很重要的组织部分，中德经济关系的现状及前景使两国的关系更加紧密.吕厄说：“我们亚太政策的重点是在经济领域、技术合作领域、通讯联络和环保领域，以及职业培训领域、科学和文化领域.”
这些领域正是中国在“九五计划”
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
中所要重点发展的.中德两国经济的互补性是显而易见的. 德国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资金实力强，技术先进，产品有竞争力，信誉好，但缺乏商品销售和投资市场.中国是一个正在搞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缺少资金和技术，而劳动力便宜，市场广阔，与德国这个依赖出口贸易的外向型经济具有很大的互补性，这既符合两国的利益，又能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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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是德国在亚洲除日本外的最大的贸易伙伴.自１９３年９月中德经济合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德国举行以来，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发展相当迅速.科尔执政以来，两国文化交流逐年深入发展.几乎年年都有文艺团体互访，体育交流项目不断增加，互派留学人员日益增多.足球教练施拉普纳和维尔纳是不会被中国人忘记的，他们来华是中德文化交流的产物.中德两国军事关系逐步恢复正常. １９５年１０月科尔总理访华前夕，德国国防部国务秘书舍恩博奴访华，这标志着两国军事交往重新启动. 科尔总理访华期间又访问了“中国军队”。
科尔提出，为确保今后的国际安全，中德两国必须加强合作，这为建立两军面向未来的新关系开了好头.“距离产生美”
，这也许适用于国际关系，瓜葛不多的中德两国，相隔遥远，冷战以后则有不少相似的观点和看法，成为和平与发展的知音.如果说，中德关系还不是全面开花的时期，那么也可以说是全面播种的时期.中德两国在高奏和平、友好、合作的主旋律.当然，假如我们倾耳细听，有时也会有一些不谐之音.
○不谐之音
人权问题和西藏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的敏感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外事发言人冈特. 费尔霍伊根说：“多年来，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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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３不要忘记德国
在其对华政策中一直回避人权问题和西藏问题“。
德国政界和新闻界某些人公然声称“人权就是干涉”。社民党代表弗莱穆特. 杜沃说，德国纳粹时代的历史表明，在人权问题上需要“外来干涉”。
基社盟的一位议员说，中国领导人只懂得“清楚、强有力的语言”。
杜沃说什么，德国政府总是为了眼前的经济合同，而牺牲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他以美国为榜样，要求德国也在经济与科技合作上，以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改善为条件. 他声称，美国总统在人权问题上立场非常坚定，但美国去年对中国的出口增加１３％，而德国在同一时期对中国的出口只增加了３。
７％.“抨击中国的人权并不排斥取得经济利益”。
德国绿党一负责人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说：“政府常常必须根据现实政策的需要来衡量其行动，而议会可以并且应该制定更高的要求.”
瑙曼基金会主席拉奴斯多夫说得更明确，作为民间团体比政府有更多的活动余地，瑙曼基金会正是要充分利用这一点. 言下之意，政府对中国可以用胡萝卜，但民间团体和议会则可以用大棒.除了科尔以外，德国人在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上“捅了太多的漏子”
，以致于１９６年闹得沸沸扬扬.德国统一以后，有人立即就忘了中国人曾经一贯支持德国的统一的立场，做出了过河拆桥的举动. 统一后的第一天，即１９０年１０月４日，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柏林会见达赖喇嘛.１０月６日，中国外交部西欧司负责人就此事向德国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指出，德总统会见鼓吹西藏独立，从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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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中国活动的达赖，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违背了德国政府一再宣称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违背了互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准则，给正在改善的两国关系带来损害.要求德国政府以大局为重，采取切实措施，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但就在同月的３１日，德国议会又通过决议，诬指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对此，中国驻德国大使不得不致信德国议会领导人，予以批驳.西藏及人权问题并未就此而止，１９６年中德两国差点为此闹出矛盾，甚至走得更远.金克尔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批评了中国的人权政策，中国人理所当然地作出了反应.一位著名的记者说过：“大国就象明星，他们刚刚成名时总会引起别人的吵吵嚷嚷”。西方人对中国就是如此，他们不仅散布什么“中国威胁论”
，还在人权等问题上指手划脚.但科尔应当排除在这些人之外.一位著名的记者说过：“大国就象明星，他们刚刚成名时总会引起别人的吵吵嚷嚷”。西方人对中国就是如此，他们不仅散布什么“中国威胁论”
，还在人权等问题上指手划脚.但科尔应当排除在这些人之外.德国《商报》说，金克尔原定于７月１１日访问北京，但波恩在为这次访问作准备期间，察觉到北京不愿意接待他.《商报》以：“德国驻北京大使馆注意到，中国外交部借口钱其琛外长的活动日程安排得很紧，没有显出对金克尔的访问特别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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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金克尔访问北京的日期还没有确定.德国人与中国人的理解也许是不同的，德国政府认为：与达赖的接触以及对中国人权的讨论是合情合理的. 它不是对中国的干涉和背叛.但中国人已剪断了与达赖的纽带. 中国人正以敏锐警惕的眼睛注视着所有地方，看“一个中国”
的原则在西藏问题上是否得到了遵守，看谁向达赖伸出了手.北京想让德国政府取消定于６月１４日在波恩举行的西藏问题会议，并制止德国下院就一项根据国际法对西藏的地位提出异议的议案进行表决.金克尔必须在平衡经济及现实政治利益和批评中国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这是德国对外政策最有争议、最困难的课题之一. 金克尔没有设法阻止这次会议的召开，但同时也不支持，他拒绝了瑙曼基金会为周末召开的这次会议要求资助２９万马克的申请.在波恩的西藏问题会议如期举行.会议呼吁北京领导，就和平解决西藏冲突问题进行紧急谈判. 会议公然提出，“首先是必须结束西藏人民的苦难和对西藏文化的破坏.”
代表支持团体和西藏流亡分子的２５０名与会者在１７日会议结束时，就一项批评中国的行动纲领达成了一致，这个纲领将在全世界付诸实施.会议参加者不顾中国国情，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 他们说，要反对汉人大规模地移居西藏以及按照汉人的生育政策强迫西藏妇女堕胎和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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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开幕式上虚伪地说：“在中国采取了新的镇压措施以后，我的立场依然不变：我继续主张不使用暴力，并相信可以通过谈判找到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德国《世界报》竟将这位终身从事分裂中国的人吹捧为“和平和无暴力的辩护士”。
《世界报》毫不掩饰它的反华论调：“反差恐怕不能再大了：在西藏的饭店、商店、寺庙和私人住宅，中国的打手在辱骂声中将达赖喇嘛的画像从墙上扯下，而这被北京当作政治敌人加以侮辱的人，星期六在德国联邦议院原议会大厅提供了一幅和气和温和的图像. 尽管在人的交往中达赖喇嘛求实认真，但仍显出爽朗的魅力，他以自己的行为说明了奥托. 拉奴斯多夫对他的评价：‘他是当今世界上最受人喜爱、最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
中国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这项决议“是对国际法准则的公然践踏和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国还明确表示，金克尔按原定时间率领贸易代表团于７月１１日至１４日访问中国气氛“显然不合适”。
同时，中国关闭了德国瑙曼基金会驻京办事处，拒绝德国议员７月初去西藏考察人权问题.西藏会议使德国政坛发生了一场地震. 德国《商报》发表了一篇报道，题为《对中国的政策使联合政府陷入混乱》，副标题为《西藏会议——总理生气——金克尔否认有下台意图》。
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以及执政党联盟内部都出现了混乱和矛盾.西藏会议出现的一些伴随现象已经破坏了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的宁静，联邦总理对整个做法感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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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受到会议邀请的一些政府官员也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其中包括发展援助部长卡尔——迪特卡. 施普兰格尔.在野党显然在幸灾乐祸.绿党和联盟９０议会党团发言人费舍尔说：“联邦政府在交易与义道之间走钢丝，现在终于摔下来了.”
社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冈特. 费贝霍伊根表示，中国政府对联邦议院关于西藏决议的反应是“粗暴的和不能接受的”。他同时攻击德国政府对华“安抚政策”
失败，而对事态的发展联邦总理科尔也是有责任的.德中关系成为当时除了教皇访问、欧洲足球锦标赛（德国队以２∶１战胜克罗地亚队进入半决赛）
之外最重要的新闻.德国中央和地方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攻击德国政府对华政策顺从中国意愿：——“做交易可以，谈人权不行”
，认为这是德国政府自食其果，“今后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德关系”
已经成为德国棘手的外交问题.执政联盟内部显然出现了分歧，主要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一些头面人物积极参与了西藏会议.会议在波恩原议会大厅举行是得到议会主席聚斯穆特（基民盟）
同意的. 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都在这次反华决议上签了字.在自由民主党党内，金克尔也受到批评，一些人说，金克尔辞职“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但金克尔说：“那全是胡说八道”。
金克尔在北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 三年前金克尔访问北京，与李鹏讨论人权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否想当中国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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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
尽管如此，金克尔不得不对中国推迟他的访华仍保持理智的态度，他说“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与德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德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维护同中国的良好关系，他将以“冷静和和缓的态度”
观察事态的发展. 他强调：“现在双方必须以冷静和和缓的态度尽一切努力，以避免对如此重要的德中关系产生严重的干扰.”
他还表示希望在当年９月联大开会期间能与钱外长会见.中德关系的挫折立刻引起西方大国的兴趣，它们的报纸对此津津乐道.法新社报道称：“中国今天宣布推迟德国外长金克尔原订下月对中国的访问，这使中德关系陷入了自１９８９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说：“由于德国对中国的西藏政策发生争执，波恩同北京的关系开始变冷，因此，科尔优先发展德中关系的政策遇到挫折”
，“眼下波恩的观察家们正等着瞧，科尔对德中关系突然恶化一事将作出何种反应”。
中国人的老朋友科尔不得不出来打圆场. 他说联邦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始终是维护中国的政治稳定和领土完整.科尔再次强调：联邦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历届联邦政府始终遵循这一政策.不过他也补充说：“对我来说，在许多方面具有良好合作的两个伙伴国家之间，也讨论批评性的和敏感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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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归旧好
德国政治家和工业界终于寻找到一种减少损失的方法.在９月底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金克尔与钱其琛进行了会晤，金克尔显然在某些问题上作出了保证.金克尔访华终于成行.１０月２１日中德两国外长在北京会晤.钱其琛说：“中德关系在经历了前一段时间的曲折和困难后，已经回到正常和健康发展的轨道，我们希望中德关系能长期稳定地发展”。
金克尔说，德国政府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都将坚持“一个中国”
的立场，这一立场得到德国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 他表示，德国将努力消除欧中贸易中存在的障碍，并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一时期，德国前政要对联邦议院通过的“西藏决议”
展开猛烈批评.施密特说：“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历史才过去５０年，我们现在竟然又要在人权问题上向世界开‘处方’，要求世界按德国风格恢复‘健康’。”
根舍说，联邦议院的“决议”
并未对德国政治起有利作用，把中国领土完整作为议题来讨论不好.巴泽尔说，德国战后是沿着“谦虚”
的轨道成长起来. 现在不能翘尾巴，他警告德国不要背离“谦虚”
的轨道. １９６年下半年，德国总统赫尔佐克访问中国，再度将中德关系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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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贸易之花万里香
一、握着德意志的左右手
○“贸易”
是政治的晴雨表
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贸易已经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活动了.它渗透了政治的影响，与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对外战略紧密相连.贸易既是国家合作的渠道，它使不同的国家互通有无，协调发展；也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影响、牵制与施压的手段.两国关系发展良好，两国的贸易更呈现出繁荣与合作发展的势头，此时，贸易更是加强两国合作与友好的手段. 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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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倘若出现了分歧与摩擦，国家之间关系恶化，它们之间的贸易便随之减少甚至中止.贸易作为两国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明显地反映出交往国之间的政治冷暖变化. 在中国与民主德国及联邦德国之间的长期交往中，贸易的这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关系有一个热变冷，再由冷转热的“马鞍形”
变化过程，两国间的贸易也同样呈现出热——冷——热的变化.民主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受制于苏联的.建国之初，中苏关系友好，民主德国也是最早与中国交往的国家之一. ５０年代初，民主德国与中国就建立了贸易关系.１９５８年，两国贸易总额达到２。
５亿美元.６０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民主德国尾随苏联，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关系也随之后退.６０年代两国贸易额急剧下降. 甚至一度两国之间只有民间经贸往来.从６０年代初的中苏关系破裂到７０年代初的东西关系第二次缓和，这十几年中，中国与民主德国所签订的经贸协定平均每年只有一个；且其级别都有所下降，有的纯粹只是民间性质的协定.随着东西关系缓和，东欧国家独立性有所增强. 从７０年代开始，中国与民主德国的贸易又逐步恢复.到１９８０年，两国贸易额达到４。
２９亿美元，比１９７０年增长５倍. ８０年代世界形势进一步缓和，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也不断得到了改善.两国的贸易得到了较迅速的发展. 到１９８８年，两国贸易总额达６。
８亿美元.中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则呈现出一个由冷到热逐渐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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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 这个过程又以１９７２年为界明显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７２年以前，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一直僵持，联邦德国尾随美国，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封锁和禁运.两国之间甚至长期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７２年整整２０年时间内，两国之间几乎没有政府间的贸易往来，两国间所签订的民间贸易协定总共才四个.它们分别是１９５２年６月２５日，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与联邦德国企业界代表在柏林签订的贸易协定；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联邦德国东方经济委员会与中国达成的四点贸易协议；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７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和德意志经济东方委员会在北京签订的协定；１９６４年７月２３日，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与联邦德国鲁奇公司就我国购买联邦德国原油提炼装置所签订的合同.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从而中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得到迅速的发展，联邦德国与中国关系的发展甚至走到了美国的前面.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１日，两国建交.两国的贸易随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同年，两国政府草签贸易和支付协定. 此外，两国还签订了１９７９年经济合作协定、商标注册互惠协定、海运协定、民航协定、科技合作协定、经济合作协定以及投资促进和保护等协定. １９８３年，两国召开了关于发展政策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１９８３年两国签订了关于对所得税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漏税的协定. 同年还签订了关于财政合作的协定.到１９８８年，中国与联邦德国的贸易总额达到了４１。
９亿美元. 两国的贸易往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总有来看，我国与两德的关系是朝友好的方向前进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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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间的贸易也是不断朝前发展的.
○初尝贸易之果
在中国与民主德国的长期交往中，我们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果.１９８５年７月，两国政府签订了１９８６—１９０年长期贸易协定.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访问了我国；１９８７年６月，赵紫阳访问了民主德国，不仅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而且为两国贸易的稳步发展打下了基础.１９８７年，中国和民主德国贸易额为５１７９３万美元，比上年增长１２％. 中国对民主德国出口２４７１万美元，增长１０。
９％；从民主德国进口２７０２２万美元，增长１３。
１％.１９８８年，中国与民主德国贸易总额为６８２４９万美元，比上年增长３１。
８％；中国出口３１６０万美元，进口３６５８９万美元，分别增长２７。
８％和３５。
４％.民主德国与中国主要进行的是记帐易货贸易.民主德国向中国提供的商品主要有：运输工具、纺织机械、电机、机车、农业机械、钢材和化肥.中国向民主德国提供的主要商品有：罐头土特产、矿砂、有色金属、化工原料、大米、机床、纺织品等.在两国政府协议贸易的基础上，地方易货贸易也有了发展.自１９８４年以来，上海、北京、黑龙江、湖南、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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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龙鹳同舞１９３
等省市自治区先后派出经济贸易代表团去民主德国进行考察访问. 民主德国的“中国沿海开放城市考察团”
也于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对我国的大连、上海、天津进行了考察.上海市与民主德国进行了地方易货贸易.民主德国非常重视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 １９８８年４月，民主德国在北京举办了出口商品展览会，展出面积６，５００平方米. 这是民主德国在我国举办的一次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览.虽然民主德国在１９０年以后成为了历史，但它为中德关系及中德贸易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中国与两德的贸易是同时进行的. 在中国与民主德国贸易取得成就的同时，它与联邦德国的贸易有了更迅猛的发展，得到了更大的成功.１９７２年的两国建交，１９８４年以后的中德两国高级领导人每年一度的互访和两国部长级经济合作混合委员会的成立，有力地推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７０年代是中德贸易大发展时期，除１９７７年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均呈加速增长势头.进入８０年代以后，由于受到国际经贸大环境的影响和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制约，双边贸易到１９８２年滑入低谷.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９年又进入快速发展阶段.１９８３年，中国和联邦德国两国贸易额比建交时的１９７２年增加３。
２倍，平均每年增长１１。
１％.其中，中国从联邦德国进口增加３。
５倍，平均每年增加１２％；中国向联邦德国出口增加２。
８倍，平均每年增长９。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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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６年，是中国与联邦德国贸易迅猛发展的两年. 其年增长率分别为６４。
２％和３３。
１％.１９８７年中国和联邦德国贸易总额达３９。
１亿美元，１９８年达４１。
９８亿美元，１９８９年达到５５。
４４亿美元.１９８９年，联邦德国从中国的进口第一次大于对中国的出口，改变了中国在与联邦德国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的形势.在联邦德国与中国的贸易发展中，两国的贸易商品结构呈典型的互补性.联邦德国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向中国出口资本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 中国对联邦德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是农副产品、土特产和轻纺产品以及机电产品；进口主要是机器设备、化工产品和技术产品.经过７０年代与８０年代的努力，中国与联邦德国的贸易有了巨大的进步，各自在对方的对外贸易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国在１９８７年已成为联邦德国在第三世界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对华贸易在联邦德国外贸中的重要地位稳步上升.联邦德国是中国在西欧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已占居第４位.中国与德国的贸易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两国人民开始体验到了中德贸易的带给自己的利益.但这仅仅是开始，它远没有达到两国人民的期望，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紧接着的是中国出现了１９８９年的风波，德国１９０年实现了统一. 政治的巨大变故影响到了经济贸易. 中德贸易１９８９年始又陷入了低谷，１９０年双边贸易额再度下降，１９１年虽比上年有所回升，但仍比１９８８年减少了１９。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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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段变故只是历史的插曲，它不属于理智的选择，不符合两国的利益，而是一股短暂的时代逆流. 所以，我把它从自己的著述中抹去，进入中德贸易的另一个发展阶段.
二、新形势、新战略与贸易新发展
○面向亚洲
历史上每次经济发展高潮，都会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产生新的经济大国，也将会淘汰一些经济大国. 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准备，从迎接经济发展新高潮的到来，争取在未来的世界中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９０年代以来，一种真正的全球经济正在形成，世界经济格局在变动.世界经济多极化格局正在形成.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已成不可避免的趋势，它同日、欧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美国呈现相对衰落.日本和西欧进一步增加了对美国的独立性，它们之间的摩擦与矛盾随着日、欧地位的提高而发展.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它们不仅日益减轻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而且已经扭转了南北差距拉大的趋势.这特别表现在亚洲的崛起，中国地位的提高，东盟作用的加强.“新兴力量”
正在崛起.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以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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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一倍多的速度增长，从而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东亚的发展尤其显得突出.３０年前，东亚仅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４％，现在已占到２５％（包括日本１９８９—１９６年）
，发达国家经济总共只增长了８％，东亚则增长了４１％. 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现今的世界经济是一种相互依赖、共同繁荣的经济.亚洲（尤其是东亚，特别是中国）
又走在经济发展的前列，它已经成了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源. 西方国家看准了这些国家繁荣的经济和潜在的巨大市场，想通过与亚洲国家加强经济联系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增长与贸易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用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萨蒂什. 杰哈博士的话来说：“经济增长既得益于贸易发展，也是贸易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亚洲也将成为世界贸易的新的增长源. 西方国家都把亚洲当成开拓海外市场的主要对象，认为今后２０年，世界贸易增长的３４将来自亚洲.国际贸易发展的重心开A始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了.虽然西欧早就在酝酿调整对亚洲的经济政策，但自８０年代末以来，欧共体（１９３年后改称欧洲联盟）
一直忙于欧洲内部事务，以致在对亚洲市场的争夺中大大落后于美、日. 为了扭转这一劣势，１９３年２月，德国率先制订了《联邦政府亚洲政策》。
紧接着，法国、英国、意大利、丹麦也相继提出了自己的新亚洲政策.１９４年夏，欧盟为了协调政策，加强力度，通过了《走向亚洲新战略》文件，声言要与亚洲国家建立一种稳定和平等的伙伴关系.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是世界经济与贸易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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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源的主角.在西欧面对亚洲的政策中，中国也是他们注目的首要对象；同时，德国又是西欧实力最大的经济主体，也是面向亚洲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国家.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是欧盟对亚洲经济政策调整的重点，德国表现得最为积极.在西方国家面向亚洲的过程中，尤其在欧盟面向亚洲的过程中，贯穿着一条主线，把亚洲最大的增长源与欧洲最大的经济主体连接起来了.
○中德贸易新成就
１９３年１１月，科尔总理访问中国，签订了价值４１亿美元的新协议，大大促进了中德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以此为起点，中德贸易以非常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此后，１９４年初，乔石委员长访问德国.７月，李鹏总理访问德国，随行的有庞大的企业代表团，包括国内重要企业负责人１４０余人. 在李鹏总理访问德国期间，经过充分准备，中德企业签订合同、协议和意向总共５３个，金额达４５。
２亿美元，为今后双边经贸合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除了两国之间的高层访问以外，还进一步扩大了省州和部门之间的交流，有力地推进了双边经贸合作. １９４年一年之中，德国有９个州的负责人率领企业家访华，其中有巴符州、萨尔州州长和柏林市市长，巴伐利亚等６个州的经济部长.我国有１８个省市负责人去德访问，共２０余人次.国务院２５个部委负责人访德，共３０余人次. 通过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建立和发展了关系，使今后双边贸易与合作的基础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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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在加强双方人员往来的同时，中德两国政府还积极采取措施，认真落实有关协议，为扩大双边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如根据中德经济合作混委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在慕尼黑和北京召开了中德标准合同小组会议，初步草拟了贸易和投资的标准合同.目前，中德贸易额还不及日本、美国的对华贸易，但增长速度却非常迅猛.据我国海关统计，中德贸易额１９１年是５４。
０４亿美元，１９２年是６４。
７１亿美元，而１９３年，达到１０。
０８亿美元，１９４年为１１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