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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德国

_15 黄永祥(当代)
○恶性
现在,再让我们来分析分析战后出现的新法西斯主义主要表现为哪几个特点吧!我们认为有如下三个特点:(1)
由于国际和国内政治气候对新法西斯主义并不十分有利,因此,各类新法西斯组织和政党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组织规模较小,尚未在任何国家上台执政,还没有构成对国家的威胁;(2)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当局对新法西斯主义组织及其活动进行监视,并惩罚和禁止进行恐怖破坏活动的新法西斯组织,各类新法西斯组织经常处于分散、聚集或调整的过程. 战后初期,一般处于潜伏或秘密活动状态. 近些年来,就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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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有所抬头,特别是主张通过议会合法夺权的新法西斯党派呈现出发展的趋势;(3)
除去少数骨干分子为老法西斯分子之外,新法西斯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是1945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据调查,30岁以下者占68%,31—50岁之间占23%,50岁以上者只占9%.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德国的法西斯即纳粹主义既不能高估他们,从而产生悲观情绪,也不能漠视他们.特别地,从第三个特点可以看出,这种纳粹党发展的趋势是在上升而不是下降,它影响或者说是毒害着年轻一代,而这些蒙昧无知的年轻一代已成为纳粹党的主力. 谁能肯定不会再次出现一个冲锋队,一个党卫队呢?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新法西斯主义组织有些什么样的政治主张.
三、他们要干什么?
——新纳粹主义组织的政治主张
战后德国出现的新法西斯主义组织,承袭了老法西斯主义反动思想本质,并在新的政治形势下表现出新的特征.战后出现的纳粹主义是欧洲法西斯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 希特勒倚仗他手下的一批纳粹主义政治理论家,狂妄地称日耳曼民族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并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搬入到社会范畴中来,以“弱肉强食”
、“生存空间”
“优胜劣汰”
等荒谬的社会理论来为其向外扩张,服务.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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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纳粹主义表现为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时隔多年,在德国出现的新的纳粹主义与老纳粹主义具有或者基本具有相同的政治观点,那就是反共产主义,反民主主义,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宣传领袖原则和建立法西斯独裁恐怖结论.如果要说得更具体一点,我们不妨从以下几点来看.
○美化希特勒,要求建立“第四帝国”
新纳粹分子对希特勒的崇拜达到了宗教狂热的程度. 他们鼓吹“阿道夫. 希特勒的名字,榜样和神话,将在千年之内鼓励我们的人民”。
希特勒及其鼓吹的第三帝国成为新纳粹分子心中的偶像和向往. 他们鼓吹“希特勒的精神不朽,超越了一切时间和空间界限……希特勒代表未来”。因此,新纳粹分子对现社会进行激烈的抨击,寄希望于出现一种奇迹,有一个希特勒式的领袖重新诞生,带领他们迈向他们心目中的“第四帝国”。
关于新纳粹主义追逐的政治目标,1974年纳粹党国外支部在其纲领中写道:“一种历史的延续性,一种不能摆脱的迫切任务,要求我们自豪地继承”第三帝国领袖的事业“。黑森——纳骚地区的纳粹党更鲜明地宣称:”我们的斗争是建立第四帝国!“
……
“我们拒绝以民主方式对之掩饰!
让我们共同进入第四帝国吧!“
他们做的“第四帝国”
的白日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他们梦想出现一个新的希特勒,一种新的纳粹党政权,将一切德意志人联合起来,不仅要重建1939年疆界的大德意志帝国,而且要求重建1914年疆界的德意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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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从前一切德意志地区,包括当时德国海外殖民地,以及奥地利、瑞士、荷兰等国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联合成为一个新的大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和全世界实现“德意志霸权”。
总之,一句话那就是希望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在今天复活.他们以希特勒为崇拜的偶像,以“第三帝国”
为理想国家的标本,极力宣扬德意志民族主义,宣扬世界霸权.
○宣扬反动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这同样是新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 在当今的德国突出地表现为排外主义.1945年后,德国处于分裂状态. 新法西斯分子利用人们心目中普遍存在的民族统一和振兴情绪,广泛进行民族复仇宣传.1974年,纳粹党国外支部在其纲领中这样写道:“在我们面前站着德国人民,它的自决权被剥夺了,受到国际民族害虫的奴役与压迫,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正在准备内耗. 在我们的种族和我们的文化领域中,一种由国际民族敌人掌握的退化过程正在加速德意志民族的没落”。
他们还叫嚣:“我们要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的民族”
,“要求重新自我理解的民族意识”。他们对战后欧洲的格局极为不满,要求粉碎欧洲边界,“寻找一种新的政治祖国”
,在欧洲“建立德意志霸权”。
新法西斯分子继承了希特勒法西斯的种族理论. 他们的全部种族理想,针对一切非白种人和被他们称为“非雅利安人”
等级的人.首先,新法西斯分子重弹反犹老调,强调“犹太人是敌人”
,叫嚣“毒死犹太人”
,“让犹太人见鬼去吧”!
寄给犹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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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吓信像潮水般地涌向犹太人机构和公民家庭. 几乎每周都有一处犹太人公墓遭到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生活的犹太人只剩下3万人.新法西斯分子由此从反犹转向“反对外国人”
,反对在德国从事最繁重、肮脏体力劳动的外籍工人——土耳其人、南斯拉夫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和叙利亚人.他们提出,“反对外国人与德国人融合”
,“维持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保持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
,要求遣返“外国人”!许多新法西斯分子经常袭击外国人和土耳其商店,对外国人施以暴行,杀死杀伤多人.仇恨外国人,对于新纳粹分子来说,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一种基本原则,即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来争取选票.
○极端仇视资产阶级民主制,推行领袖独裁原则.
在新纳粹分子看来,1945年之后开始了一个不自由、遭迫害的、进行“地下斗争”
的时代. 他们公开攻击联邦德国是“肮脏的共和国”
,推行“可恶的制度”
,是“失业,淫荡、腐败”
的国家,是“同盟国的临时机构”
,他们叫嚣必须“结束堕落的享有特权的政党”
,废除“假德意志的波恩政权、反对德国的死敌——议会制——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
,“反对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
新法西斯组织的头目罗德尔声称,为了反对议会民主制和联邦德国,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
新法西斯主义主张推行领袖原则的极权制. 所有的新法西斯组织均反对民主制与自由讨论的形式,主张“一人命令,全体服从”
,按照领袖原则进行组建和活动. 各级“领袖”
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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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产生,而由最高领袖直接任命.参加新法西斯组织的青年人确信,“党与领袖共存亡”
,“命令就是命令”
,“领袖命令,我们服从”。
○推崇暴力,主张扩军备战
新法西斯分子为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辨护.他们宣扬不是”德意志各部族的统一者“
希特勒侵犯了邻国,而是德国面对“一个反对它的敌人世界”
,被迫起来进行“防卫”
,并几乎取得“最后胜利”
,征服欧洲.由于将军们的背叛而使战争遭到惨败(指1944年7。
20事件)。他们反复强调,不是“天才的领袖”
,不是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不是纳粹党的政策,而是“非德意志的军官们”
,应该对战败负责. 他们把战争的结束视为充满忌妒之心的大国和“国际犹太人复仇大资本”
制定的一种霸占和粉碎德国的计划.因此,他们强烈反对认为德国法西斯主义负有“战争罪责”
的言论,要求“全部释放纳粹战犯”。他们宣扬“世界属于强者——我们必须保持强大”
,提出“重新恢复防卫能力”
,“建立一支能够应战的纳粹战斗组织,在决战时刻必须善战”
,应该“系统地准备战争”
,准备“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尽管战后出现了新法西斯主义及其组织的活动,当前又有重趋活跃的趋势,但是,从总的方面来看,还没有达到群众大规模地涌向新纳粹组织的地步,新纳粹主义尚未构成对德国议会民主制和世界和平的直接威胁. 问题是要清醒地注视它的状况,对它可能造成的危害不应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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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警惕新纳粹
各国民主进步力量近年来对新法西斯主义重新抬头的趋势感到忧虑不安,以各种形式逐步加强了反法西斯斗争.1973年春天在联邦德国埃森城举行的2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国际学术会议指出:“必须加强反对法西斯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及其反动派的斗争,这是我们时代的使命!”
1977年5月在华沙举行的缔造和平国际会议号召世界人民提高警惕,反对和揭露新法西斯主义派别及其恐怖破坏活动.在欧洲许多国家里,工人、学生、职员等各阶层民众,绘纷行动起来,举行集会和游行,抗议新法西斯主义及其活动.在联邦德国,1978年德国工会同盟做出反对新法西斯主义活动的决议:一,充分利用一切法律手段和可能性来战胜新纳粹组织及其活动;二,禁止新纳粹组织散发各种反动的宣传材料(图书、唱片、电影等)
;三,要特别注意纳粹主义在德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新纳粹主义在政府、议会、新闻及出版界所起的作用;四,在各类学校的历史和政治教学中,讲解纳粹主义问题.1989年1月28日—29日,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领导下,在不莱梅举行了联邦德国反对新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行动会议. 会上成立了一个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工会和基督教势力代表的政治上广泛的工作委员会,号召继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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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反法西斯主义统一行动. 正如许多行动和声明中所表明的那样,具有不同社会出身、政治观点和世界观的人们,从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会会员、绿党党员、自由民主党人、宗教集团、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直到基民盟基社盟党员,正在反法西斯运动中团结起来.联邦德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反法西斯公民倡导协会,自发地修建了各种反法西斯中心和历史现场:各类青年组织协会组织了多种反法西斯活动. 新纳粹分子的每一次集会几乎都遭到反法西斯抗议活动的明显反击. 在左派人士组织的反法西斯群众集会上,群众高呼“永远不要发生战争!永远不要法西斯主义复活!”
“外籍工人留下来,——驱逐新法西斯主义?”
他们要求彻底贯彻联邦德国基本法和各州宪法中提出的反法西斯主义任务.他们以实际行动表明,绝不允许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绝不允许德、日、意法西斯主义给人类造成的史无前例的战争灾难重演!
不论是在欧洲,还是亚洲、美洲、非洲,人们都通过各种形式,利用各种途经来表示反法西斯主义的决心.中国是曾经受过法西斯主义践踏的国家之一,所受到的战争创伤永远地留在12亿炎黄子孙的脑海里,激励着我们奋发向前!我们隆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向所有人宣传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在世界犯下的各种滔天罪行,旨在教育人们永远不要忘怀那么惨痛的历史,永远要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维护和平,反对战争.今天,我国与德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成为主要贸易伙伴之一,我们相信中华民族能与德意志民族一道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为中德新的友谊而作出更加辉煌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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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我们应当与德国爱好和平的人们一起站起来,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势力重新抬头,要密切地注视它的发展防微杜渐,让纳粹党永远地成为历史. 我们也应该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一道为此作出新的努力,争取把新法西斯主义扼杀在摇篮之中.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携起手来!
让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力量携起手来!
让法西斯主义作为历史的毒品永远地存放到历史中去!
让我们永远地生活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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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龙鹳同舞
文明的碰撞不只是产生震荡,更会撞击出美丽的火花.德意志人踏上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门启处飘入一缕清风,逸出一缕芬芳. 中国为清风所一振,德国为芬芳所沉醉.然而,近代史上,文明的碰撞震荡了古老的东方大厦.所幸者,当代的中国和德国在美丽的火花照耀下龙鹤同舞.人们不能不相信:文明的交汇最终将创造出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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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当代中德关系录
一、冷战之下结深谊
○阿登纳:恨不相逢未嫁时
二战以后,德国的任何一位总理,从阿登纳到科尔,都极其重视中国的政治影响.阿登纳和施密特都固执地把中国列为“超级大国”。二战以后的中德关系,似乎是在德国政治家对中国的盲目恐惧中发展的,虽然中德关系越来越好.阿登纳曾经哀叹:“现在的超级大国是美国和苏联以及居于稍后的赤色中国,现在欧洲已再也没有大国了.既成的事实是,自由的欧洲国家都在核大国的影子里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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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阿登纳十分看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而且从一开始就不认为中国属于与联邦德国有直接利害冲突的“苏联集团”
,使他对与中国的关系始终采取无所作为态度. 既不前进一步,也不后退一步.这首先是与当时的国际背景是有关系的.最大的背景就是冷战,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是冤家对头,势不两立.人民中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 中国不属于“苏联阵营”
,但更不属于“西方阵营”
,在阿登纳的眼里,从长远来看,中国是极可怕的敌人,简直会成为世界公敌.另外,在联邦德国必须实行美国的外交政策,它必须紧随美国的对华政策.西德在50—60年代实行“哈尔斯坦主义”
的对外政策,不承认除苏联以外的同民主德国建交的任何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西德的变种,它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区别就是让人更加不能忍受. 阿登纳解释说:“联邦共和国的政治活动能力受到限制,它始终还是处于被占领下的国家,在涉及亚洲的问题上它只能做旁观者.”
阿登纳在中国问题上采取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政策,与这位老人的谨慎、狡猾的性格也有关系.阿登纳紧张严肃的脸上写着对前途的恐惧,在德国的土地上有美苏的核武器,他太担心了,这使他成为世界上最谨慎的人. 他喜欢的是观望,而不是决定.1962年9月6日,当戴乐乐问他是否有兴趣同赤色中国搞点接触,这位老人回答:“时间还有的是.”
阿登纳对中苏分歧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1952年他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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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苏大使乔治. 凯南说:“苏联在亚洲有问题,它的背后出现了未来同它争夺共产主义领导权的赤色中国”。
阿登纳希望中国的强大会使苏联改弦易辙,有朝一日与西方和解,以便同中国抗衡.他说,“一旦赤色中国变得比苏联强大,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之间的争夺将具有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
,“其后果是,苏联人有一天会真心愿意谈判”
,“我们必须耐心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但阿登纳认为,对于中苏分歧,任何试图插手的做法,都有可能“适得其反,结果导致两个共产主义大国恢复团结”。
这位谨慎的老人担心,中德关系的改善可能会被怀疑为一种对中苏分歧的插手和挑拨离间.他不敢这样做,哪伯事实上那是有益的.阿登纳不愿意让德国冒风险,他将风险转嫁到西方盟国的身上.1964年1月,他无疑对中法建交表示高兴:“巴黎承认赤色中国无疑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声望,无论如何这只会叫苏联人对中国感到更加不舒服”。
他也力劝美国改善对华关系,他对尼克松说:“美国不应把它的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但联邦德国自己从不接受中国抛来的绣球.1955年4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德两国结束战争状态的决议.9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建立正常关系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对此,联邦德国外交国务秘书瓦尔特. 哈尔斯坦电告驻香港总领事馆:不接受中国方面发出的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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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指出:“为了和平和重新统一德国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国也欢迎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
但此话同样没有引起波恩当局的反响.联邦德国还压制国人同中国正式接触的呼声.1956年6月底,社会民主党联邦议院议员奥伦豪尔提出同中国政府签订贸易关系协定,认为这“对德国经济上有利是不言自明的”
,但毫无结果.同年,自由民主党联邦议院议会党团在本党议员赫尔曼. 施瓦恩访问中国期间,向议院正式提出“关于在北京建立常驻经济代表机构”
的议案,遭到联邦外交部长冯. 希伦塔诺的反对,并被外交部驳回.在中德建交之前,联邦德国和中国之间只存在处于“自流状态”
的贸易交往.1957年9月27日,经波恩当局批准,才由非官方性质的“德意志东方经济委员会”
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北京签订贸易关系协定. 次年9、10月间,新华社在波恩设立了常驻记者机构. 但两国政府之间始终没有往来.对于中国的台湾问题,联邦政府认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总的来说持中立态度,不发表明确反对人民中国的声明,也不考虑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1954年3月,阿登纳访问希腊,台湾驻希腊“大使”
要求与西德建交,阿登纳作了回避,联邦外交部随即指示驻雅典大使馆:不改变“观望”
态度.1958年秋,杜勒斯要求联邦德国就中国炮轰金门发表声明,遭到联邦外交部拒绝.在台湾加入国际性组织问题上,联邦外交部无视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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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要求,始终坚持投弃权票.德国人很清楚,“对台湾积极就意味着对北京失礼”
,北京将会认为是搞“两个中国”。
1961年3月,联邦外交部的形势分析报告指出:“如果同福摩萨确定关系,那就会堵塞通往北京的道路”
,“考虑到未来苏中关系的发展,保留这条道路是有利的”。
经常援引北京反对“两个中国”
用来说明反对“两个德国”
立场的联邦德国担心:德国搞“两个中国”
,中国就不会搞“两个德国”?
○带来了联邦德国最美好的祝愿
社民党于1969年上台后,勃兰特虽然改变了过去僵硬的东方政策,推行新东方政策,改善同苏联、东欧的关系,但仍不愿打开通往中国的大门.社民党政府非常担心同中国发展关系将会影响它推行新东方政策,影响它和苏联东欧改善关系. 因此自上台以来,除了在它的政策声明中简单地提到中国之外,在所有的声明、讲话中都不提同中国的关系.但在1971—1972年间,中美“乒乓外交”
、中国联大席位的恢复、尼克松访华等重大事件,在联邦德国引起很大震动.反对党领导人和报刊强烈要求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反对党基民盟副主席、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表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新东方政策不应终止于莫斯科,而要延伸到北京!
但政府发言人表示:政府正忙于同苏联、东欧国家的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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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要到1974年才能考虑同中国的关系.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讲:“在长城上找得到德国统一的钥匙”。
1972年7月,施罗德成功地对北京进行了访问.“我给您带来了联邦德国最美好的祝愿.”
这位友好使者对欢迎他的周恩来总理说.周总理笑着回答:“我感谢你带来了好雨.”
那些天北京久旱无雨,接见之前正好下了倾盆大雨,也许这是中德关系的良好预兆.总理问施罗德在长城上爬到了什么高度,他说爬到了最高的顶上.总理赞许说:“你比尼克松高出了一倍,比法国外长舒曼也高出了不少.”
施罗德到达北京后,同乔冠华进行了四次会谈,共同认为: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没有任何困难.毛主席知道施罗德访华情况后说:“可以请一些人来,右翼的也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
不久,毛主席批准了周总理关于同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1972年8月19日到9月21日,王炳南和史塔登经过40天谈判,草签了中德建交公报.10月,联邦德国谢尔外长访华.11月,姬鹏飞外长和谢尔外长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之间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贝多芬的乐曲随中德邦交的建立而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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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德国人好.”
科尔:“中国是非常可靠的伙伴.”
中德关系的发展具有难可贵的前提:没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没有悬而未决的问题. 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改善双边关系、加强两国合作等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德国是中国人心中的谜.19世纪的德国,后来居上,仅用20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工业革命.20世纪的德国,在短短的30年内,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 二战后,德国仅仅用10多年的时间,艾哈德创造了经济奇迹,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先进强大的国家.“德国人好.”
毛泽东对初来中国的施密特说.世界人民对德国人具有好感,不仅仅中国如此.他们办事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一诺千金. 德意志民族涌现过歌德、席勒、贝多芬、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出现过康德、尼采、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诞生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革命导师.中国灿烂的传统文化也对德国人有很大魅力.莱布民茨、歌德和布莱希特,这些伟大的德国人都受过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德两国互相敬重,彼此常把对方看成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德国政界人士认识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是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也充分认识到,作为西欧之首的德国,在欧共体和世界事务中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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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两国互相需要.德国需中国的原料和市场,中国需要德国的资金和技术.从中德建交到80年代以来,中德关系是比较全面的和健康的. 用科尔的话说:“中国是非常可靠的伙伴.”
1975年,当施密特总理第一次访华时,中国人似乎已把他当作朋友.“我们支持德国统一.”
邓小平副总理告诉施密特.“欧洲太散、太弱,”
毛泽东说,“如果欧洲今后10年依然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联合起来,它就要为此付出代价.欧洲人必须学会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美国.为什么60万西德人不能做到北越人做到的事情?”
中国人把欧洲看成和平的力量,是真心诚意的. 1985年初,科尔总理访华,邓小平在会见科尔时指出,要争取和平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我们认为欧洲就是一股和平的力量. 欧洲的强大是和平的因素,是制止战争的因素. 同样,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也是和平因素,是制止战争的因素.显然,在中、苏、欧三角地缘关系中,中欧友好显然有利于中国和欧洲的安全,也有利于世界和平.在许多美好愿望的驱使下,中德高层互访不断.仅仅在80年代,德国访华的就有卡斯藤斯总统、施蒂克伦议长、施密特总理、科尔总理、根舍副总理兼外长、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等政界要人.访问德国的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赵紫阳、胡耀邦、谷牧、方毅、李鹏、杨尚昆、陈慕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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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吴学谦在49期《瞭望》杂志中指出,中国与西欧领导人加强互访,对加深相互了解,加强双方的友好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国与西欧的共同点增多. 我们愿意在维护和平与加强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同西欧国家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1986年6月,胡耀邦访问德国,同勃兰特亲切友好会谈,对两国两党关系都表示满意. 勃兰特表示:“社会民主党也一直在为此而努力. 与此同时,两党交往和联系也有很好的发展,这有利于两国的关系.”
联邦德国总理科尔1986年6月在阐述西德对外政策时指出:“最近我们同中国关系的发展是特别有益的.”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近来向外界开放了,承担了更多的国际责任. 通过频繁的访问和磋商,我们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为了寻求中国对德国统一的支持,科尔做出了良好的表率:访问西藏. 这是一大壮举,他是正式访问西藏的第一位现任外国政府领导人.有一些人出于政治考虑,曾建议他放弃西藏之行.科尔反驳说:“我的西藏之行,不会改变国际局势. 同国际大家庭一样,联邦德国政府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在北京,科尔曾说:“我特别渴望看看西藏的发展.”
他表示,联邦德国要帮助西藏发展经济. 抵达拉萨后,科尔在与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多吉才让会见时,提出了具体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改进西藏地区的纺织工业和皮革工业的计划,拉萨皮革厂与军绒加工厂是德国与西藏合作的两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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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项目.科尔和夫人游览了大昭寺. 科尔夫人对大昭寺最年长的喇嘛士登仁青说:“大昭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
科尔代表联邦德国政府和人民,当场捐赠了一万马克.科尔一行还登上了拉萨西郊的哲蚌寺. 当科尔走下汽车的时候,法号齐呜,寺庙主持人丹增塔青,向科尔献上了象征吉祥如意的“哈达”。
由250名喇嘛组成的仪仗队,有的手执经幡、法器,有的手捧“哈达”
列队欢迎.在罗赛林扎仓(僧学院)
,科尔正赶上400名喇嘛集体诵经.参观游览之后,德国总理感慨地说:“在这里,我才真正认识到西藏的文化、哲学与自然地貌. 在拉萨的日子,将使我永远难忘.”
“这里的气氛和谐,特别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为改善人民生活所作的努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藏人民有理由为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感到骄傲.”
中德关系的发展不仅仅限于政治方面.正如科尔所说,中德关系是建立在“三大支柱”
基础上的,即政治上“相互磋商”
、经济上“相互合作”
,文化上“相互交流”。
中德经济合作成效显著.中德建交协议达成后不久,1973年便签署两国贸易协定,从此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仅仅在70年代,两国就签署了商标注册互惠协议、海运协定、民航协定等十几个协议和协定.80年代,德中经济合作联合会设立农业、煤炭、有色金属和投资四个工作组,签订几百项合作协议. 德国成为仅次于日本、香港和美国的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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