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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汽车修理厂工作的经验，从某种角度而言，他比我们更懂汽车。有外国
人来的时候，我们往往觉得很不自在，此时只有他的英文最能沟通。战争时
他驻在菲津宾的工厂，不幸乘飞机遇难身亡。
寻找零件
我奉命组织芝浦研究所的昭和11年 （1936年）5月，刘谷的组装工厂
已经完工，并开始生产G1型卡车。有一天我抽空和立松严 （现任丰田车体
顾问）到东京去调查零件市场。
都已经开始生产汽车了，才开始调查零件市场，这似乎不合道理，没有
零件怎么能制造汽车呢？这是因为丰田自美国进口了所有必须用的零件。丰
田汽车神气的地方便是从化油器至速度表。火星塞无一不是自美国进口的。
那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汽车自制率的。
当然日本的汽车零件公司都曾来向我们推销。东芝、日立制作所、富土
电机等都争先要做汽车的电气部分零件，但他们的质景未尽理想，而且价格
偏高。日本气化器公司开始做化油器后，丰田决心使用它，可是价钱较进口
货高出许多。日立知道这种情形后，便道：“本公司将自海外引入技术生产。
就用我们的产品吧！”
我的工作是发掘东京一带的零件制造商。总公司正在举母 （即现在总公
司工厂）建厂，所以有必要事先确保零件的来源。但昭和 11年前后。这个
工作很不顺利，也非常辛苦。喜一郎每天从工厂打电报来东京，报告当天完
成的汽车数量。有的时候一辆也没有，有的时候只有一两辆。
东京一带的零件商，情况都很糟糕。我们听说日立市有一家工厂在制造
汽车码表，特别前去参观。工厂就是一栋房子，中间放了一张作业台，其他
什么设备也没有，甚至也不见有工人在工作，工厂主持人对码表制作，根本
没有什么专业知识。
东京御徒叮的一间码表公司比上述那家还要不堪。公司建在铁路轨道
下，凡有电车通过，工厂便咔嗒咔嗒摇晃好一阵子，这种地方做出来的码表
如何能用？而老板居然大言不惭地表示：“我们会做码表。”这正反映了当
时不够专业的心态。
比较有规模的零件制造商中有一家名为东京车轮（现为托比工业）的工
厂，大概是因为有福特的技术指导，所以车轮品质与外国货相比较并不逊色。
当时东京的零件工厂林立于国道一号线的六乡附近。日本福特在横滨子安设
立了装配工厂，零件便由六乡供给。当时我看遍那一带的工厂，走得脚都麻
木了。
当时的日本福特以每日5元的高工资而闻名全国。刚刚大学毕业的我每
日薪资不过1元70钱而已。很多人就冲着福特的工资高而前去就职，其中
不少人因受不了工作辛劳，不久便离职而去，所以福特的人事流动率非常高。
我也参观了通用汽车 （GM）在大阪的装配工厂。神谷正太郎（前丰田汽
车贩卖的名誉会长）、加藤诚之 （现任顾问）及去世的花崎鹿之助（前丰田
汽车贩卖的常务）在那不久以后纷纷从通用转而投效丰田。
国产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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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入丰田自动织布机制造厂半年后，昭和11年 （1936年）9月，丰
田首次在东京九之内的东京府商工奖励馆举办“国产丰田大众车完成纪念展
览会”，并且配合展览，特别制作了《发展汽车的过程》这部电影，在展览
会中放映。那时还是无声电影的时代，我记得在盛夏之中，关在一间黑暗的
小屋，一面编辑影片，一面想台词。想好之后记录下来，再仔细教会一位小
姐，好让她在现场配合电影地进行朗读。
借着展览会的时机，当年 10月，丰田商标正式改用“Toyota”，在这
以前的名称是“Toyoda”，但是da在日文中被认为是“浊音”，所以去浊
存清，将商标名改为“Tovota”。
在展览会的前后，国会通过 《汽车制造事业法》，丰田并被指定为正式
认可的制造厂商。制定这段法律的原因是这样的：从数年前起，日本政府和
陆军便呼吁国内厂商自制汽车，但是响应者并不多，政府为此很感头痛。
正当各方意见都指向日本非依赖通用、福特等外国厂商不可的时候，有
两个人挺身而出，表示愿意投资汽车制造业。一个是丰田喜一郎，另一人是
日产的鲇川义介。
政府把他们两人找去：“丰田、日产决定生产国产车，政府应该如何制
定政策，帮助你们的发展？”喜一郎和鲇川异口同声地答道：“政府到目前
为止制定的辅助方法一点儿也没有发挥功用。我们不需要政府帮助。”两人
均主张自力更生。
迎击美商的挑战
福特在横滨，通用在大贩，分别设有装配工厂，他们不但继续全力生产，
而且福特还继续挟着余威，宣布计划在川崎正式设立制造工厂。当时日产及
丰田才刚刚着手开发国产车，而且已主张不需要政府的辅助，但是刚起步的
日本公司碰上有强大外资支持的正式工厂，到底不是对手。如何对付这个局
面，成为问题。
丰田、日产准备付出全力迎击外商的挑战，但是不论如何努力，恐怕都
难追上福特和通用。因此，为了抑止外资的进入，才有了汽车制造事业法。
此法规定“凡在本国一年间生产汽车3000辆以上者必须先得政府之许
可”，而“此等汽车公司半数以上股资持有人必须为日本国民”，很明显，
这是限制外资的法规。
如今看来，这个法规实在不免令人见笑，不过这是题外话了。反正，不
论如何，法律通过后，适度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的只有丰田、日产两家。政
府本着竞争原理，本来希望至少有两家公司参加国产车行列，正好这两家有
经验的公司挺身而出，倒也让政府松了一口气。
在法律尚未正式订立之际，有天晚上，一名陆军大佐到家中拜访喜一郎，
想来大概是陆军方面对于汽车工业不明究里，因此来与喜一郎磋商，请教一
下应如何是好。
基于新法，对日本通用汽车及福特汽车过去生产汽车的实绩给予认可。
但这两家公司年产量都已超过 3000辆，所以即使有了政府认可，也限于法
令不能再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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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察改良部
为我而设的新部门
昭和12年 （1937年）5月，我被调回到刘谷总公司。想必是觉得我在
东京游手好闲，要我回去真正开始做点事吧。我被分配到监察改良部（相当
于品管部），这部不但没有主管，属员也仅我一人，说穿了，就是喜一郎特
别为我而设的新部门。我的工作是彻底检查被顾客退回的车辆，找出有问题
的地方，并且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这不过是我进入公司的第二年，但
已经拥有相当的权责。
在刈谷，我和白井武明 （现日本电装顾问）一起住在公司的俱乐部，距
离工厂仅约步行 10分钟。每天三餐都在丁厂餐厅解决。虽然身为部门负责
人，不必打卡，但是我每天早晨7点便上班，直到晚上9点回到宿舍。回去
后睡一觉，第二天一早又接着上班，生活完全以工作为中心。
到了7月，工作稍为顺乎时，却爆发了芦沟桥事变。8月便接到征兵令。
在此一年前的夏天，我在户籍所在地的名古屋接受军队体检时，被列为第一
乙种体位，所以中日战争爆发，就成为第一批被征召的对象。
第一乙种兵中有已经当过兵的，立刻被送往战场。其中有许多人殉难于
上海的登陆战中。我因为是新兵，被留在名古屋的军营中受训。
一开始，军营被将赴战场的军队占满，我们这一群新兵便移置到附近的
小学，由邻近的民家供给伙食。每天没有事做，吃吃玩玩，倒也惬意。
我身属野炮三连队。最令我惊讶的是；野炮部队除了野炮之外，还必须
照顾马匹。部队原有的马匹己分别送往战地，所以不得不征用附近拖车的马。
马匹和我们互相不能习惯。最初时，马厩客满，只得在操场中间搭盖了一间
草棚，临时安置这些征来的马匹。既然有马，当然需要马僮。轮流当马僮的
日子，晚上不能睡觉。照顾马匹的辛苦，是我始料未及的。
等到前一批部队赴战场以后，军营空出，我们这些新兵部队才可能从小
学搬人军营，开始正式的训练。野炮部队是专门负责炮和马的部队。平时新
兵入伍，必须同时学习这两门技巧，但是紧急状态下，新兵被分为两批，分
别受训，只需学习一种技巧即可。
重回工作岗位
我被分到负责大炮。大炮是相当单纯的机械，并不困难。有一些庄稼汉
体健力大，可轻易举起重物，是我所不及的。但是反而言之，我对处理机械
非常在行，他们又比不上我了。军队从全国招兵，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我
深深地感到，军队在知人善用、发挥效率方面，实在差劲无比。
10月，我突然接到退伍令。这是因为政府临时通过一条新规定：“军
队不征召军需产业必要的技术者。”连已被征召的，都尽量让他们退伍。事
后喜一郎堂哥告诉我，这法规一通过后，陆军省一名朋友特地来向他说：“这
条规则通过了，你们那儿有没有适用这条规则的人？”堂哥第一个便想到我。
所以，我终究没有上战场。
当兵仅二个月。然而，就在我被征召后不久的8月28月，丰田汽车工
业正式从丰田自动织布机制造厂独立出来。我当兵前就在汽车部门工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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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退役后，自然地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恢复早7晚9的热忱工作。
那年12月，丰田汽车终于到达目标，月产500辆。同时，举母工厂的
建设计划，也因中日战争之下卡车需要量的激增而具体化。
其实从昭和11年 （1936年）底至12年 （1937年）初，丰田制的卡车
一直卖不出去。除景气不佳之外，更重要的是，品质实在很差。同年5月，
我被派到刘谷工厂主持监察改良部，就是因为公司认识到再不改进卡车的不
良部分，是无法推动销售了。事实上，改良并不如想象的容易，而且就算品
质改良，如何恢复信誉，又是一个问题。这样下去，只怕会将整个公司拖垮。
正在伤脑筋之际，中日战争爆发，陆军大批采购卡车，将公司所有的库
存一扫而空，可以说是中日战争的特种需要救了公司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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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丰田式生产
迁移工厂
丰田自动织布机制造厂于昭和12年 （1937年）3月在董事会上决定设
立丰田汽车工业公司，并建设举母工厂生产汽车。喜一郎堂哥写了一份 《成
本计算与预定计划》，获得董事会的首肯。
堂哥的论点大约是这样的：福特、雪佛莱等厂牌的卡车市价都在3mo元
以上，推算起来，经销商的买价应在2800元左右，而日本的福特、通用公
司想必又获有利润，因此推定成本约在2400元左右。那么，如果丰田能在
2400元内制造出卡车，并以原价卖给汽车经销商，至少可以不输福特和通
用。这是丰田的第一目标。
昭和11年 （1936年）10月丰田实际生产了150辆卡车、11月200辆，
12月250辆。计算成本结果，每辆成本10月为2948元，11月为2761元，
12月3088元。刈谷工厂产量为500辆。全力产的话，成本应可降至2140
元。
举母工厂设定产量为月产 1500辆。全力生产、全部售尽的话，成本可
降至1850元。如果 2400元卖，丰田仍可保有相当的利润。
照喜一郎堂哥的计算，丰田汽车从开始到第三期建设完成 （一年）为止
为准备期，作业不稳定，预估亏损百万元左右。第四期迁至举母工厂，运作
顺利以后，虽不能全力生产，月产至少1000辆，也会有120万元的利润。
第五期每月生产1500辆，全期生产9000辆，则可滋生185万元的利润。到
第六期时，就可以享有5分的股息了。如果照这样下去，到第十期贷款都可
还清。
因为中日战争的需要，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工厂也照预定计划建设，昭
和13年 （1938年）春天开始大量招考职员。这时，我的工作一转而为训练
新进人员造车。那时候我训练过的员工，后来在战争中死去，或战后不曾重
回丰田的人为数不少，因此当年经我亲身调教过，而最后也从丰田退休的人
虽然不少，但是比起原先进入公司的人数来，还是有相当的差距。
工厂在昭和13年（1938年）夏迁移到举母，从旧址的刈谷到举母之间，
不但路狭难行，有些必经的桥梁甚至摇摇欲坠，使得重机械的搬运颇费周章。
为了避免搬运车在一来一去时，半路上毁车之苦，事先都在地图上仔细拟定
来路与回路的途径。
生产上轨道
我的工作是指挥部分员工先到举母工厂接应，把机器放在预定的位置。
我们预先规划位置，再依图到现场，用油漆标明放置机器的正确位置，然后
等待机器到来。不料总公司完全依照自己方便的时间搬运。等到机器到达举
母时，已经入夜，四周漆黑，新工厂的电灯又很少，灯光不足之中接应机器
倍增麻烦。为了这件事，我们和总公司发生了相当的争执，工厂最后总算搬
移妥当了，但是前后差不多停工了一个月。
除了从总公司那儿把可使用的机器搬运过来之外，我们也引入了许多新
机器，有的是从欧美进口的，也有一大部分是向国内厂商采购的。为了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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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在迁移之前，我遍访国内机器制造厂，去确定、检验它们的产品是否
能合乎我们的要求。
我记得当时丰田已是政府的指定汽车制造厂，所以机械个部免税进口。
从这个角度而言，丰田的确受到政府的支援。不过，也正因如此，政府一再
强烈地要求我们尽快上轨道，增强生产力。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于同年11月3日邀请各方贵宾，举行了隆重
的开幕典礼.丰田至今仍认定创立纪念日为11月3日，而非迁厂的8月28
日。
英制、公制
在建设举母工厂的同时，我也开始大力推动度量衡公制化，全面将“呎、
磅”改为“公尺、公斤”。日本车最初完全模仿美国车，各种引擎尺寸全部
使用英制。
其实早在明治18年 （1885年），日本就已批准公制条约，但是一直未
能通用，到 1930年代，公制总算比较流行，于是丰田便以迁厂为契机，全
部改换为公制。转换作业看来简单，推行时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首先，
所有以前使用的工具均为英制，现在为了改为公制，即使是还很管用的工具，
也只得报废。此外，所有的设计图、蓝图都必须重画。一切都需要准备，不
但费时而且费钱。
其中最麻烦的是螺丝钉。SAE（美国汽车技术者协会）规格，和日本JES
（即JIS，日本工业规格的前身）不合。所以我参考SAE规格，将JES规格
的螺丝钉改良为丰田汽车可以使用的规格。后来这规格便成为日本的标准规
格。
日产为了自己的作业方便，直至战争结束均未由英制改为公制。陆军为
此怨声载道，因为丰田用公制、日产用英制，两种车的零件不能互换，在战
场上麻烦丛生。
从刈谷工厂迁移至举母之后，我的工作仍以监察改良部为中心，但是必
要的时候，一会儿帮忙迁厂，一会策动改换公制。说起来，公司当时规模真
是简陋，没有制度可言。
每天只做必要的数量
举母工厂一方面引用公制，一方面决定导人“丰田式生产”（也就是著
名的“看板式生产”）。工厂还没开始建设以前，喜一郎就想要导人“丰田
式生产”了，为了顺利进行，他还特地制定了一份解说非常清楚的小册子。
在刈谷工厂时，从铸品到半成品都首先入库，需要时再取货、加工。零
件也是每天依工厂需要而照传票出库，待用完后，再开下一批工作要用的传
票。
喜一郎堂哥的构想便是将这种传统式的整批生产方法改为弹性生产方
式。不但不再堆积存货，而巨仓库也不需要了。
存货减少，自然可以减省经费。而且，所购买的零件半成品等在付款以
前便已可卖出，如果能够长期实施，根本不需要周转金了。
简单他说，喜一郎堂哥的生产方式就是“每天只做必要的数量”。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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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他的想法，工厂无论如何都要实施丰田式生产。“恰好赶上”（Just in
time）便是他当时提出的口号，意思就是“只要做够量便成，不必多做。”
那时还不是用看板，每天有一张写着今天生产数字的传阅单在各部门传阅，
工厂便照着上面的数字生产，早做完可以早回家，做不完就要加班。
如何使弹性生产深入人心呢？完全得靠教育。不但是作业员，所有的管
理、监督人员都必须接受彻头彻尾的洗脑，完全忘却传统的生产方式，来接
受这种崭新的方法。喜一郎堂哥写的小册子足足有 10公分厚。我们便以此
为蓝本，教导大家，而奠定了丰田式生产的基础。
喜一郎喊出的“恰好赶上”口号，不但至今仍在丰田风行，并且已传至
美国。喜一郎本欲给所有员工洗脑，彻底实行丰田式生产，不幸战争爆发后，
这方法不能继续推行。后来大野耐一（曾任副社长）将传票改为有名的看板，
重新大力推行，于是丰田这个制度再度复活了。
我在举母工厂负责第二机械场，直接在现场指挥丰田式生产的推行。举
母一共有三个机械部门，分别为引擎、引擎附属品、汽车底盘部分零件的工
厂。
每所工厂内有3名工头，其中一人负责品管。照喜一郎堂哥的想法，品
管工作便是一旦发现产品有缺陷时，立刻找出原因，加以改良。因此，负责
品管的人主要工作不是分辨成品的好坏，而是要在机械、设备、道具等工程
上下功夫，以确保没有不良品的出现。
战后大家积极地导人QC（品管）观念，其实与喜一郎堂哥“由工程创
造品质”的理想如出一辙，可见大家的想法都一样。喜一郎并不是天才，只
是他把构想付诸实际行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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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时代的波浪
一、走上正轨
结婚
昭和14年 （1939年）春，举母工厂已走上轨道。我在父亲的规劝下，
与妻寿子相亲。我记得首次见面恰好是4月1日愚人节，半年后的10月便
结婚了。寿子生于大正7年 （1918年），比我小7岁。
我小学五年级时，名古屋电台开始播音。那一段时间，我时常将自制的
收音机贴在耳边听广播节目。内人当时恰好也参加一个节目的播音工作，这
或许也可算是我们两个人的前缘吧！
内人的父亲名叫高桥半助，是神户铃木商店的经理。铃木商店有一段时
间在金子直吉的领导下，直追三井、三菱，发展得很快，不幸抵挡不住昭和
2年 （1927年）的金融恐慌而全面溃败，岳父当时为名古屋的分店经理，便
利用现成的局面，做起生意来了。
从相亲认识到结婚的一段时间，我时常利用假日到寿子她家玩，但是两
人从未单独约会过。在我记忆中，我们的出外游玩也仅一次，是在夏天时与
内人、内弟、表弟等4人游登富士山。当时丰田不象现在，还没有推行工厂
统一暑期休假制度，所以趁周未赶夜行火车，次晨开始登山。午后到达山顶，
稍稍休息后就下山，赶黄昏时分的班车回东京，简直就象军队行军一般。第
二天早晨，仍与平日一样早晨7时上班。
蜜月旅行是去九州。从神户乘船经濑户内海到别府，由根城至阿苏山及
那马溪一带游览。这些地方都是我大学时代去过的地方，所以由我导游。回
程时也是坐船。内人第一晚晕船，后来船行便平稳了。
结了婚，就必须有个自己的家。父亲在工厂附近的丰荣町买了块地，为
我盖了一所住宅。新婚不久，房屋也建造完成了，我开始每天由新居徒步上
班，中途经过一片松林，秋季时松茸丛生，我便在早晨上班时采撷许多松茸，
藏在草丛中，下班时顺便带回家，好给妻子煮食。现在，我的长子于司郎还
住在那栋旧居之中。
丰田、日产、福特合作
就在我结婚前后，公司面临了一个头痛的问题，就是国内外厂商之间要
进行合作的可能性问题，当时参与合作的计有丰田、日产与福特。我从来没
有听喜一郎堂哥谈过这个问题，所以事实究竟如何并不很清楚，不过最近偶
然发现一批文件，可以证明确有其事。
昭和59年（1984年）春，在一个宴会上，日本福特的社长突然对我说：
“我们公司在清理旧保险箱时，发现了一批文件，不知丰田是否也有？”我
回答说：“没有。”后来他特地影印了一份送给我。
那是一份合作协议书，规定丰田及日产各出资 30％，福特40％，成立
新公司。下款有日产的站鲇川义介、丰田社长丰田利三郎及日本福特公司总
经理科普先生的签名。日期是昭和14年 （1939年）12月19日。
喜一郎究竟赞不赞成三社合并，这不需要进一步查证。不过，从文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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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合作之事己进展到相当程度了。而且昭和14年7月，喜一郎要
我“和斋藤尚一两个人去美国研修一趟”。我不十分明白他为什么突然派我
前去美国，但相信与合作事宜有关。
当时未婚妻寿子觉得如果我去美国，结婚日期势必得大幅延后，所以相
当不满，但是事情已经决定，不能不遵从，于是我从公司领了准备金，订了
几套西装，船票也预订妥当。朋友们热烈地开欢送会替我送行。不料临到快
出发前。又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取消行程。想必是当时外汇不足，如何分配成
了大问题，再加上军方从中干涉的关系，所以合作告吹。
最后，美国是没有去成，准备金却化为西装，无法交还公司了。对于那
些为我送行的朋友，更觉有失体面。我的美国之行突告取消，丰田、日产、
福特三家公司合作的构想，也随着美日关系的恶化而告终了。
到中国巡回服务
昭和 14年真是多事的一年。除相亲、结婚、国内外合作之外，丰田汽
车还因中日战争的关系，介入中国市场，并在天津设立了“北支（那）汽车
工业”。
15年 （1940年），建设完毕，我与喜一郎堂哥一同赴中国，名义上是
参加落成典礼，事实上是去巡回服务。
丰田出口的卡车，故障率非常高，遭到买方不断的抱怨，因此趁着这个
机会，从7月至9月，整整3个月的时间，到中国各地巡回考察，加强服务。
这是题外话。到达天津的第二日，我和喜一郎堂哥二人应一位中国友人
的邀约，到他家赴宴。菜肴一盘接一盘地端上来，每上一道菜，我们便问：
“这是什么？”然后大快朵吃起来。回到旅馆，两人扳指一算，前后竟然吃
了25道菜。起初几道觉得稀奇，吃得不亦乐乎，到后来实在是力不从心。
当时我们不懂得中国人长夜欢宴的乐趣，他们是先尝试几道菜，略饱之
后，休息一会儿，出去散散步，回头来继续再吃。我们却一口气吃了太多，
再加上回到旅馆后所喝的茶水不佳，结果吃坏了肚子。
当时中国的汽车市场，由陆军将满洲（即东北地方）划给日产，满洲以
外的地方则归丰田。所以参加了天津工厂落成典礼以后，我们便走访所有使
用丰田汽车的日本部队，查看他们使用丰田卡车的情形。
中国地域广大，日本军所能占领的仅是“点与线”而已，而其中的线又
常被切断。
当我们到达山西省太原市时，回程道路遭到破坏。太原的周围全是敌军，
白天还算平静，到了夜间则机关枪声不断。我们和北支汽车本部断了通讯，
他们恐怕我们遭遇不测，甚至传出“丰田的太子行踪不明”的谣言。事实上，
我只是无事可做，而道路又被封锁，因此，就在附近游荡而已。总之，最后
我们还是安全抵返北平了。
有趣的人
在中国时我遇见许多有趣的人。其中一位曾兴致勃勃地问我：“喂！我
们立刻乘西伯利亚铁路去德国玩玩，如何？”他便是石本惠吉男爵，也就是
战后成为社会党代议士的加藤静枝的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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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已故影星佐野周二与我在中国山野中同乘火车，促膝长谈，我对
他印象十分深刻。当时佐野是一名军曹，穿戴着整齐的军服。
回到天津后向陆军提出巡回考察的报告。我的意见是：“关于丰田汽车
在各地都发生故障的事情，大家言之凿凿。其实，主要是因为汽车都被交到
不懂车的人手上，随他们任意搬弄，自然容易损坏。不过，话说回来，对于
车子的保养使用既无教科书可循，又无教官指导，也难怪车子容易损坏，说
句实话，车子其实是被人破坏的。我认为应该编写一本如何使用卡车的说明
书，分发给各个部队。”
陆军也赞成我的提案，于是我们决定迅速着手编写这本说明书，由我负
责执笔。但是一开始撰稿，就遇到难题：应该用何种语言来撰写？如果只为
应付日军需要，印制日文版就可以了。但是丰田卡车的顾客不乏中国人，因
此也有印制中文版说明书的必要。然而，大部分零件的中文名称，连在大学
教科书中亦遍寻无着。
例如以 turbine（涡轮）一语而言，日本以片假名照拼音拼出即可，中
文则使用英文的turbine。那时候，我深深感到日文片假名的伟大之处！
再访上海
很辛苦地做完说明书，决定绕经上海回国。自从大正10年 （1921年）
与佐吉伯父一起来过上海以后，这是第一次造访。相隔 19年的上海已大不
相同。
当时上海分为法租界与共同租界。共同租界以前分为日本租界与英国租
界。但是日本租界已被日本军占领，所以事实上共同租界仅剩当年的英国租
界而已。
上海陆地周围已被日军占领，而临海的一面便是共同租界，受英法两国
的控制，船支出入皆受英法管制。在这种情形下，滋生出各种问题。
其中最麻烦的便是金钱。上海使用的是日本的军票和国民政府的法市。
兑换率每天不同。军票是纸币，价值一直下跌。日军为了维持一定的兑换率，
必须使用一些手段。所以有一名相当于日军参谋的人士，特地前往上海丰田
纺织厂拜会负责人西川秋次，希望他支持购买军票。
上海丰田纺织厂卖出纺织制品时，自然会收入法币。日本军要求西川用
这些法市购买军票。那时候，不谙世事的日本宪兵非常气愤丰田与中国国民
政府做生意的事。
反正当时的上海可以说是毫无章法。有一次，我听说有一家工厂会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