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的悲哀。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
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
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
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
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
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的乡土文学中，除《阿Q正传》外，我最爱读的是《故乡》和《社戏》，前者尤其是留下了时代的显明的痕迹，中国革命中最大的一个主角——农民，这时正受着极大的压迫，闰土便是被压迫农民的具体的形象。提出了问题就是解答了问题。在辛亥前后的革命者，着眼的目的是民族革命；最先朦朦胧胧提出中国经济改造的是孙中山；到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仍没有一个像样的土地政纲；但鲁迅借闰土这个人物，提出了被压迫的农民问题，农民方面对着“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像一个木偶人了”。闰土恭恭敬敬地喊一声“老爷”，这说明了二人之间阶级的隔绝，鲁迅希望他们“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但这生活不存在好意的希望中，要在没有路走的大地上走出路来，这便需要农民自己的觉悟，自己的斗争，我们可以说，鲁迅是第一个用文学形式，提出这个问题的。过了七八年，农民果真站起来了，不到三十年，他们就解放了自己。
＊ ＊ ＊
现在我们再回到鲁迅迁家至北京后的生活，他如何负起了一家之主的责任。
这时鲁迅颇有入不敷出的情形，他不断的向朋友借贷，一有收入，立即还清。有时须向义兴局出利息借钱 。
“一九三零年一月六日，午后往本司胡同税务处税房契，计见泉百八十。
“二月九日，还齐寿山所代假泉二百，息泉十一元七角。
“十六日，还齐寿山所代假百元。
“十七日，还齐寿山所代假泉二百，利泉八。
“三月四日，午后从齐寿山假泉五十。
“三十日，午后从戴芦舲假泉百。
“三十一日，甚疲，请假。
“四月十日，上午收三月上半月奉泉百廿。还戴芦舲百。
“十六日，晚庭前植丁香二株。
“二十一日，上午收上月所余奉泉百八十，还齐寿山五十。
“二十五日，星期休息。午后同母亲、二弟及丰游三贝子园。
“五月十六日，沛周岁，下午食面饮酒。
“十九日，沛大病，夜延医不眠。
“二十日，黎明送沛入同仁医院，芳子、重久同往，医云肺炎。午归，三弟
往。下午作书问三弟以沛伏，晚得答，言似佳。
“二十一日，上午往病院。
“二十二日，在病院。托二弟从齐寿山假泉百。
“二十三日，星期休息。在病院，上午一归，晚复往。
“二十四日，在病院，沛病甚剧。
“二十五日，在病院，晚归。夜半重久来，言沛病革，改驻赴病院。
“二十六日，沛转安，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二十七日至六月十四日，有十五天“夜在病院”，其他数目，无日不去病院。对于一个周岁的侄儿，看顾得直是无微不至，七月十三日，“沛退院回家”；十五日，“沛腹泻”，十六 日复入院。十八日，因直皖战争，“消息甚急，夜送母亲以下妇孺至东成同仁医院避”。十九日，“上午母亲以下诸人回家”。 这期间鲁迅不断向齐寿山借钱，几十元不等。
照《鲁迅日记》所载，一九二零年八月六日，“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午后往大学讲”。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日，“午后往高师校讲”，自此他在佥事之外，从事教学工作。一九二一年二月四日，“晚收大学九月、十月是薪水共泉卅六”。可见当时大学讲师待遇之低，也许鲁迅所开的课时间不多。
到了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作人生病进了山本医院，鲁迅又不断去医院看视，又不断的向齐寿山等人借钱，四月十二日，“下午托齐寿山从义兴局借泉二百，息分半”。直至五月二十四日，“上午齐寿山来，同往香山碧雪寺，下午回”。二十七日，“清晨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六月二日，“下午送二弟往碧云寺，三弟、丰一俱去，晚归。”嗣后又不断的去西山，替作人买佛经，付房租，代寄稿，前后达五个月之久。
作人《回想录》说：“我于六月二日搬到西山碧云寺里，所租的屋即在山门
里边的东偏，是三间西房，位置在高台上面，西墙外是直临溪谷，前面隔着一条
走路，就是一个很高的石台阶，走到寺外边去。这般若堂大概以前是和尚们‘挂
单’的地方，……我把那西厢房一大统间布置起来，分作三部分，中间是出入口， 北头作为卧室，摆一张桌子算是书房了，南头给用人王鹤招住，后来有一个时期， 母亲带了他的孩子们夜来山上玩了一个星期，就腾出来暂时让给她用了。
“我住在西山前后有五个月，一边养病，一边也算用功，但是这并不是什么
重要的工作，主要的只是学习世界语，翻译些少见的作品。后来在《小说月报》
上发表的从世界语译出的小说，即是那时的成绩；可是更重要的乃是后来给爱罗
先珂做世界语讲演的翻译，记得有一篇是‘春天与其力量’，说得空灵巧妙，觉
得实在不错，……在五月与九月之间一总给孙伏园写了六回的‘山中杂信’……”
作人的文章以悠闲著名，从他在西山养病的记载中，他没有一个字说到鲁迅的“劳瘁”。
作人从西山回家，据《鲁迅日记》，是九月二十一日，但可怪的是十月十九日的《日记》：“还二弟买书泉六元”，是不是从此时起，他们兄弟之间的经济已经分开了呢？我们无法得到其他旁证。一九二二年的《日记》遗失，现在所刊者，系据许寿裳的手抄片断补入。可注意者，正月二十七《日记》云：“旧除夕也，晚供先像。柬邀孙伏园，章士英晚餐，伏园来，章谢。夜饮酒甚多，谈甚久。”二月二日：“……又买泥制小动物四十个，分与诸儿。”可见他对于“祖先崇拜”，并不实行“思想革命”；而对于小孩子们的眷爱，永远不衰。
十一月十四日，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北京，住在鲁迅家中，备受他们兄弟照顾，直至第二年四月十六日，才回苏联去，中国的留苏学生在东方大学见过他。
鲁迅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和《桃色的云》，为当时的青年所爱读，笔者当时曾从他那悲悯反抗的希望里得到鼓舞。
鲁迅的小说《鸭的喜剧》，就是描写住在他家里的爱罗先珂的，“伊和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这句描摹孩子口吻的话，是最生动不过的，读了使人想像到一切都漂溢着诗的意境，和鲁迅，爱罗先珂，天真的孩子，作人夫妇那种情景交融的胸怀。又谁知三个月之后，这种胸怀竟尔不再存在了呢。
这三个月中，我们从《鲁迅日记》中找得到下列记载：
“一九二三年四月八日：下午伏园携惠迪来，因并同二弟及丰一往公园，又
遇李小峰章矛尘，同饮茗良久，傍晚归。
“五月十日，晚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并邀伏园。
“十三日，星期休息。午后与二弟应春光社约谈话。下午至中央公园会三弟
及丰丸同饮茶。
“二十六日，晚二弟治酒邀客，到者泽村、丸山、耀晨、凤举、士远、幼渔
及我辈共八人。
“六月二十六日，往禄米仓访凤举、耀辰，且见士远、尹默、二弟已先到，
同饭，谈至傍晚始出。
“七月三日，与二弟至东安市场……”
十四日的《日记》，忽然出现了不同的调子，记着下列字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看来似乎写得一样气定神闲，但熟知他们兄弟之间友于之情的，这样的句子，确乎是惊人心魄的了。
“十九日，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这封信的内容，鲁迅与作人从未披露过，据许广平后来的《鲁迅回忆》中所说，则是信封外面写着“鲁迅先生”，里面斩钉截铁地要鲁迅“以后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
于是鲁迅被迫要搬出八道弯了，他的《日记》说：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
“二十九日，星期休息，终日收书册入箱，夜毕。
“八月一日，午后收拾行李。
“二日，下午携妇迁往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鲁迅和作人不和，只苦了他们母亲，她两头奔走，两个儿子谁也丢不下。
“八月五日，晨母亲来视。
“十三日，母亲来视，交来三太太笺，假十元，如数给之，其五元从母亲转
借。
“十九日，上午母亲来。
“二十一日，午后母亲往八道弯宅。
“二十二日，上午得三弟信并泉十五元。
“二十六日，上午母亲遣潘妈来，给桃实七枚。三弟之款即令将交三太太收。
“二十九日，上午母亲来，交三太太信，并所还钱五元，即以泉还母亲。
“三十一日，上午母亲往新街口八道弯宅去。”
这样的记载，多至引不胜引的，但他母亲病了，看医服药，都是鲁迅的事。
“九月十六日，三太太以信来问母亲疾。
“十八日，上午同母亲往山本医院诊。母亲往八道弯宅。”
这期间，鲁迅不停的看房子，借钱，可是他也病了。从十月三日以后，至十月八日为止，他的病大概非常缠绵，八日《日记》：“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他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给母亲信说：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弯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
在病中，鲁迅仍不废工作和日常生活，而且于十月三十日买定了阜成门三条胡同廿一号的旧屋六间，价八百。他并没有钱买屋，钱都是向朋友借贷来的，这时他的主要收入做佥事的薪金，已积欠半年以上，例如十一月二十二日《日记》：“下午收奉金二月分者三十一，又三月分者百。”二十三日《日记》：“下午收三月分奉泉百五十。”至于大学里面教书收入，不仅为数甚微，而且积欠甚久，例如九月二十九日《日记》：“上午往师范校取薪水十四元，三月分讫。”十月十九日《日记》：“收大学四月下半月，及五月全月薪水共二十七元”，可见一斑。以后鲁迅的收入，主要得靠稿费和版税。
西三条胡同的房子是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日接收的，经过几个月的修理，到五月二十五日才得搬入。据许季茀所说：
“这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
夫人的房。南屋是他的藏书室。北屋的中间，后面接出一间房子去，鲁迅称它为
‘老虎尾巴’，乃是他的工作室。它的北窗用玻璃，光线充足。”
鲁迅移入新居后，便在八道弯搬取书及器物，六月十一日《日记》：“下午往八道弯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然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这不多不少是一出“闹剧”，《鲁迅日记》中以后不再有启孟二字，兄弟的关系永绝，关于此事，他们的共同朋友许季茀有公平的证述：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
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
给他。……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 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
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
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
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
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
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
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 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
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
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
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可是作人对许季茀这种说话，心有不慊，他在《回想录》上有二篇《不辩解说》，上篇说的许多话，其实只是为余澹心编的《东山谈苑卷七》的一则故事作注解，这则话说：
“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
鲁迅与作人失和的事，经许季茀在鲁迅死后公开一说，作人自然要加以辩解，但他先引用倪元镇的话“一说便俗”，以此掩盖他的辩解，其实他的不辩是辩，而且越辩越暴露了他的小气，和事实上曲在他这一面。
“……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
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十个左右，八月
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地记着冲突，并说徐、
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
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
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
一辙呢？不过他有一句话确是实在的，这便是鲁迅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他
说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得对了。鲁迅平素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并且还更进
一步，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说过这样的话，（原文失记，有错当改，） 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其主张的严峻有如
此，而态度的伟大又如此，我们可不能学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辩解报答他的伟大
乎？而且这种态度又不是处于一时之隐忍，我前回说过对于五十自寿的打油诗，
那已经是那件事的十多年之后了，当时经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
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芥蒂，这不是寻常人所能
作到的了。
或者有人说，书简所说乃是私人间的说话，不能算什么。那么我们来看他所
公表的吧，这第一是小说，收在《徬徨》里边的一篇《弟兄》，是写我在一九一
七年初次出疹子的事情，虽然是小说可是诗的成分差不多，主要的全是事实，乃
是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所作，追写八年前的往事的。可是最特别的是写成《弟兄》 的十一天以前所作，在鲁迅作品中最是难解的一篇，题目乃是《伤逝》，于十月
二十一日写成，也不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便一直收在集子里了。关于这篇小说，
我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里边只在地方略加考证，现在转录一部分，并加以补充 于下：
“《伤逝》这篇小说大概全是写的空想，因为事实与人物，我一点
也找不自什么模型或依据。要说是有，那只是在头一段里说：‘会馆里
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的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已经快
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
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
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第二段中又说到那窗外的半
枯的槐树的新叶，和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我们
知道这是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著者在民国初年曾经住过一时的，最初
在北头的藤花馆，后来移在南偏的独院补树书屋，这里所写的槐树与藤
花，虽然在北京这两样东西很是普通，却显然是指那会馆的旧居，但看
上文偏僻里云云，又可知特别是说那补树书屋了。当时忘记了说，他从
藤花馆摆搬到补树书屋的时候，日记上说明是‘避喧’，那么更可证明
会馆里偏僻的地方只是补树书屋的一处而已。这样的证明于了解那篇小
说有什么用处呢？《伤逝》这篇小说很是难懂，但如果把这和《弟兄》
合起来看时，后者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而《伤逝》乃是全个是
‘诗’。诗的成分是空灵的，鲁迅照例喜欢用‘离骚’的手法来写诗，
这里又用的不是温李的词藻，而是安特来也夫一派的句子，所以结果更
似乎很是晦涩了。《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
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
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
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均是能
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
的了，关于鲁迅以外的人我只有对许季茀一个人，有要订正的地方，如
上边所说的，至于其他无论什么样人要怎么说，全由他们去说好了。”
我觉得作人虽然这么说，实际上许季茀究竟造了什么‘谣’，还是没有具体的说清楚。许季茀所记他们兄弟失和的事，证以鲁迅的《日记》，并无一字造谣，周作人垂老所写的《回想录》，说及这事时，竟比许季茀为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这完全不符事实。至于发明鲁迅小说《伤逝》为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认为这是“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资料”，算是“对得起他”，这也无补于鲁迅生前所遭受的隐忍的痛苦。“对得起他”与对不起他，都是无关的了。
作人所说的五十自寿诗，附带在这里交代一下。由此可见鲁迅的胸襟浩旷，批评客观，对事不对人，确为作人所不及的。
一九三四年，林语堂在上海编《人间世》，他把作人寄给他的两首诗加了个《知堂五十自寿诗》的题目，给登了出来，诗如下：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功夫吃讲茶。”
这二首诗登出以后，会做诗的纷纷和作，年青人则多加以批评攻击，鲁迅对于林语堂的提倡闲适，本多不满，但对于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及和诗，并未公开批评，只在给杨霁云和曹聚仁的私人信中略有谈及。
致杨霁云信中谈到《人间世》者有云：
“……关于近日小品文的流行，我倒并不心痛。以革新或留学获得名位，生
计已渐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这一路。盖先前原著鬼迷，但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新， 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老庄，则惊其奥博，见文选，则惊
其典赡，见佛经，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
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有一部分青年是要受点害的，但也原是脾
气相近之故，于大局却无大关系，例如《人间世》出版后，究竟不满者居多；而
第三期已有随感录，虽多温暾话，然已与编辑者所主张的‘闲适’相矛盾。……
“……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
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
在给曹聚仁信中说：
“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
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
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
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成舆论矣。”
作人对于鲁迅的这种批评，亦称之为“伟大”的，但他对鲁迅的批评又如何？他在《老人的胡闹》中说：“往往名位就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
观乎此，作人与鲁迅二人气度之相去，简直不可以道里计了。
＊ ＊ ＊
鲁迅虽和作人决裂，但对于建人的太太——三太太仍旧看顾的，例如：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日记》：“得三弟信，十六日发，属以泉十交芳子
太太。晚往山本医院视芳子疾，并致泉十，又自致十。
“二十六日，下午往山本医院看三太太。
“六月二十一日，至滨来香食冰酪，并买蒲陶干，又购饼六枚，持至山本医
院赠孩子食之。
“七月七日，午往山本医院，以黄油饼十枚赠小土步。
“八月十三日，午往山本医院视三太太疾，赠以零用钱廿，赠重君蒲陶干一
盒。”
芳子和建人的脱离始于何时，建人与王蕴如的同居始于何时，在《鲁迅日记》中均无可考见，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记》：“买布人形一枚赠晔儿”，晔儿是建人与王蕴如的孩子，以后日记中常常提及他们，记载语气与以前谈到“小土步”时一样，可见鲁迅对芳子，王蕴如，以及她们的孩子一视同仁。
周作人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他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香港友人信云：
“……目前匆匆寄信，问于某女士回忆录之事忘记答复，兹特补述之。她系
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讯，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
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之故，对于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词，出自旧家庭
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属难怪，但传闻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
是难怪也。来书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者也。内人之女弟为我
之弟妇，亦见遗弃（以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现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议故亦
为其父所不承认，此系家庭私事，因便中一并说及耳。……”
鲁迅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日记》：“得许广平信”；四月十二日《日记》：“许广平、林卓凤来。”这是他们两人关系的开始，过了二年，他们才在上海同居。这时鲁迅和作人决裂已久，即使作人的太太信子同情朱夫人，有甚么对许广平不满之词传到上海，也决不会有甚么影响的了，作人说许广平因此迁怒到他，所以在《鲁迅回忆》的文中诋毁他，这却是近乎“妇人之见”了。
至于建人与芳子的脱幅，作人说“以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参考国内最近发表的鲁迅致章矛尘的信（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七日）：“乔峰将上海情形告之北京，不知何意，他对我亦未言及此事。但常常慨叹保持饭碗之难，并言八道弯事情之多，一有事情，便呼令北去，劝止两难，至于失眠云云。……”又，鲁迅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致母亲信，说建人所得的薪水，好像每月也被八道弯逼去一大半，生活颇窘，可见建人虽已在上海另组了家庭，对于八道弯的关系，他确是像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弱小民族”；作人晚年致书香港友人，谈到这件事，竟说“……至于王蕴如乃是他的所谓‘爱人’，若不客气的说，照上海话说乃是‘姘头’了，我当初写信规劝他儿女已长大（在一九三七年），何必纳什么妾，他为此便不同我通讯了。……”这是甚么话？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鲁迅生前从无一言道及，我们不必偏信景宋对她的攻击，芳子受她姊姊何种影响，我们也无从深究，但建人不是花花公子，那是可以深信的，在过渡时期中，婚姻的始合终离比比皆是，作人是五四前后时代的思想革命家，晚年思想简直退化到十足的冬烘了，用“姘头”，“纳妾”这种封建伦理观念的名词作为衡量自己兄弟婚姻变化的尺度，一脸孔悻悻之色，可见有人说他“风格清致、思想通达”那种溢美之辞，与他的为人是绝不相符的。
＊ ＊ ＊
鲁迅放弃了医学，从事文学，认为文学可以救时济世，但在东京时候，办《新生》文学杂志之事，既未实现，只印了二本《域外小说集》，销路又不佳；回国以后，借教书和到北京教育部当一名佥事的收入维持一家生计，眼见革命事业，瞬即为反动势力所淹没，意气消沉，住在绍兴县馆里抄抄古碑，书读佛经，过着知识分子“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生活。可是这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大声疾呼，震聋发聩，五四运动风起云涌，鲁迅也开始跟着呐喊了。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六年，这是鲁迅文学创作最收成果的时代，据他说，《呐喊》、《徬徨》、《朝花夕拾》、《野草》、《故事新编》这五本文学著作，都是完成在这段时期内的，过后间或有文学写作，如《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阿金》等，但与战斗性的杂感文相比，为数太少了，无法另行编集成书，只好散见于其他杂感集内了。
鲁迅是《新青年》的主要一员；对《新潮社》则不仅供给小说，在经济上也有帮助。但一九二一年以后，他的文章多在是《晨报副刊》上发表，是年一月，文学研究会，由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十二人联合宣言成立，他们的据点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小说月报》，标榜“为人生而文学”，与鲁迅旨趣相同，他虽不是会员，与会员一样供稿，他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均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九二四年冬天，孙伏园脱离《晨报》，拉拢了十六个撰稿人，出版《语丝》，这是一个异军突起的刊物，他们似乎没有固定的结社形式，也没有固定的编辑，所谓“社员”的稿子，由孙伏园或李小峰付排，外稿则送给周作人去看，这小小的刊物后来发生了大影响，鲁迅说：
“我付了十元之后，就不见再来收取了，因为收支已足相抵，后来并且有了
赢余。于是小峰就被尊为‘老板’，但这推尊并非美意，其时伏园已另就《京报
副刊》编辑之职，川岛还是捣乱小孩，所以几个撰稿者只好拿住了多睒眼而少开
口的小峰，加以荣名，勒令拿出赢余来，每月请一回客，这‘将欲取之，必先与
之’的方法果然奏效，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
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
响的谈吐。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
李小峰却由此发迹，开了北新书局，做了真实的“老板”，后来在上海欠了鲁迅为数不少的版税，几乎要用法律来解决。
《语丝》当时很打了几次硬仗，这主要是为了女师大被解散，与“正人君子”正面作战，鲁迅的打落水狗论对于青年们的启发很大，三一八惨案，《语丝》的战绩更大，鲁迅的文章，简直惊天地泣鬼神，直接促使青年人走到革命的实践，鲁迅自己也不得不因而离开了安身立命的北京。
对于《语丝》的特色，鲁迅认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缺点则是：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
刘半农给周作人信说：“就《语丝》的全体看，乃是一个文学为主，学术为辅的小报。这个态度，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着，若然，《语丝》的生命能垂于永远，我想当初《新青年》，原也应当如此，而且几年后已经做到如此。后来变了相，真是万分可惜。”按刘半农的说法，对于《语丝》和《新青年》的比较，也并不相符的。《新青年》的变化，是时代的变化，跟不上时代变化的，只有被淘汰下来，所以鲁迅和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人之间，在以后还是失去了作为朋友的了解。
林语堂认为“温文尔雅的是《语丝》，慷慨激昂的是《猛进》……”但温文尔雅四字实不足以尽之，因为如鲁迅所说：“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语丝并不是超政治的，他无形中自有一种爱憎，所以至终不免于被禁（一九二七年）。移到上海出版时，李小峰是要求鲁迅担任编辑，接着“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革命文学’家的拚命的围攻”。而《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在经过几次不愉快的事情以后，鲁迅提议停刊，但小峰不肯，于是找柔石编辑了六个月之后，柔石也辞职了。
在《新青年》之后，《语丝》确是尽了对北洋军阀黑暗势力的斗争作用的，这个作用一过去，便如鲁迅所说“……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待中国的内情太清楚，不免有失望之故罢”。
鲁迅却是一个愈失望愈激进的人，所以他要“寻找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不断与青年人在一起，把许多老朋友撇在后面了。
最先和他在一起的青年人，是“未名社”的人，这中间又可以分做二类，诚挚而又肯埋头苦干的是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发扬而有冲劲的是高长虹、向培良、尚钺、高歌、朋其，但他说：“这些人里面，做小说和能翻译的居多，而做评论的没有几个，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又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比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是鲁迅所能找到的不过是文学青年，不是“破坏论者”，只有革命家能从事破坏，而鲁迅自己也不是一个革命家。
可是鲁迅却遇到了一批“破坏论者”，那便是高长虹几个人，他们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的《京报副刊》上发表过狂飙运动的“宣言”，但由于他们那种“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终于使周刊难以存在”。鲁迅认为高长虹“似乎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但赏识他的“很能做文章”，他亲手替长虹编选了一本杂感和诗的合集《心的探险》，作为《乌合丛书》之一。
高长虹一伙在鲁迅离开北京后，便和韦素园他们发生了冲突，又因鲁迅不作左右袒，迁怒到鲁迅头上，他们到上海成立了狂飙社，在刊物上攻击鲁迅，称之为“青年的绊脚石，世故老人，戴着纸糊冠的思想界的权成者”。好好的一个团体，先分裂，后解散，长虹一伙成为内部的“破怀者”。此事对于鲁迅的影响很大，以后他对青年人就另有一种看法了。
“未名社”本身具有一种特色，和《语丝》完全不间，《语丝》虽有青年人投稿，但主要是由几个久已成名的老作家做中坚，所以非常容易获得读者信仰；“未名社”则以鲁迅为中心，四围集合着不出名的富于理想的青年作家。鲁迅除了主编《莽原》半月刊外，又编印二种丛书：《乌合丛书》专收创作，《未名丛刊》专收翻译。李霁野回忆说：
“一九二五年夏季的一个晚上，素园，静农和我在鲁迅先生那里谈天，他说
起日本的丸善书店，开始规模很小，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后来谈到
我们的译书出版的困难，便想到要是我们来尝试出版一些期刊和书籍，也不是怎
样困难的事。于是便计划起来了。当晚我们便决定先筹出版四期半月刊和一本书
籍的资本，大约需六百元，由我们三人和丛芜，靖华各筹五十元，其余便由鲁迅
先生负担。我们只打算买前书，印后书，并无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章程，后来
为了对外，才用已印的丛书名字名了它。我说这样每年可以出五六本书，鲁迅先
生笑着说：‘过了十年岂不是很可观了吗？’”
“未名社”出版了的书很多，韦素园译的有《外套》、《黄花集》；韦丛芜译的有《穷人》、《罪与罚》；李霁野译的有：《往星中》、《黑假面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文学与革命》、《不幸的一群》；曹靖华译的有：《第四十一》、《烟袋》；鲁迅译的有：《出了象牙之塔》、《小约翰》等。
创作方面，有韦丛芜的《君山》；台靖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鲁迅的《朝华夕拾》和《坟》等。
《乌合丛书》自长虹一批人分裂出去之后原已由“未名社”出版的他们的书，都纷纷另找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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