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谥号
谥号是周代才有的。这是给贵族上层人物，如天子、诸侯、卿大夫等死后起的一个带有盖棺论定性质的称号。《逸周书·谥法解》是这样解释谥号的：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这说得非常清楚。你行为高，功绩大，就给你一个伟大的称号；行为平常，功绩不突出，就给你一个一般性的称号。行为虽由你，但谥号却由人。所以秦始皇一登上皇帝宝座，为了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便迫不及待地下诏书说：朕闻太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被推翻之后，汉王朝不知是否为了同“暴秦”有别，故意反其道而行，又恢复了谥法，从此谥法一直延续到清。下面分几个问题加以介绍。
第一节 谥号的依据
定谥号是依据传说为周公旦制定的《谥法》进行的。这部《谥法》就是《逸周书》中的《谥法解》①。唐代张守节作《史记正义》时，把它抄录下来，附在了后边，仍袭用《逸周书》中的名称。现附于《史记》的后边。
自东汉刘熙以来，注解《谥法》的有六家。因为各家所据的本子不同，加上历代传抄讹错，条目、文字、次序都互有出入。宋代苏洵奉皇帝之命，重新编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取刘熙等六家《谥法》，删定考证，除其糅杂，凡所取者一百六十八谥三百十一条，新改者二十三谥，新补者十七条，又有七法八类，于旧文多所刊正。
这部《谥法》就是历代定谥号的“宪法”。其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类：褒扬，贬斥，怜悯。我们各举数例如下(据《史记》所附者)：褒扬类
民无能名曰神
靖民则法曰皇
德象天地曰帝
扬善赋简曰圣
敬宾厚礼曰圣
照临四方曰明
谮〔zen〕诉不行曰明
经天纬地曰文
道德博闻曰文
学勤好问曰文
慈惠爱民曰文
刚强直理曰武
威强敌德曰武
克定祸乱曰武
贬斥类
外内从乱曰荒
好乐怠政曰荒
不勤成名曰灵
好祭鬼怪曰灵
杀戮无辜曰厉
好变动民曰躁
不悔前过曰戾
怙威肆行曰丑
壅遏不通曰幽
动祭乱常曰幽
好内远礼曰炀
去礼远众曰炀
名与实爽曰缪
怜悯类
早孤短折曰哀
恭仁短折曰哀
年中早夭曰悼
在国遭忧曰愍
祸乱方作曰愍
慈仁短折曰怀
《谥法》的内容，大致如上。看来并不复杂，但如具体到某一个人身上，是否能恰如其分，能否做到“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却也并不容易。
注释：
①“解”字为注释者所加，如同《淮南子》各篇皆加“训”一样。
第二节 上尊号、赐谥和私谥
天子死后，由群臣讨论拟定谥号，上奏新皇帝，经允准，然后施行。殡葬之前未定谥号，只称“大行皇帝”①，意思是永远离去的皇帝。《汉书·高帝纪》记刘邦死后，谥号是这样定的：群臣曰：“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曰高皇帝。
颜师古注说：“尊号，谥也。”《昭帝纪》也说：“尊号曰‘昭’，不亦宜乎！”所以为皇帝议定谥号也叫上尊号。但有一点要说明，后代一些皇帝还在位的时候，大臣们为了歌功颂德，编造一串辉煌美盛的字眼奉献给皇帝，也叫上尊号，皇帝给逊位的太上皇加美称，也叫上尊号，这同死后议谥是两回事。前者是终生定称，后者乃一时之荣。
虽然说，“谥者，行之迹也”，但不少皇帝的谥，并不能真正反映他的所作所为。譬如晋惠帝是个白痴，什么都不懂，听见蛤蟆叫，问身边的人说：“蛤蟆是属公家，还是属于私人？”看见饿死的老百姓，竟然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晋书·惠帝纪》)就是这样一个蠢物，竟给定了一个“柔质慈民”和“爱民好与”的“惠”字！其实他何曾给过百姓什么“惠”？臣子为皇帝定谥号，不能不为尊者讳，不得不用曲笔。
在中国古代皇帝的谥号中，也有“婉而多讽”的。晋安帝司马德宗，“自少至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变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晋书·安帝纪》)。这样一个植物人，死后谥为“安”。《谥法》说：“好和不争曰安。”也真亏了礼臣们会咬文嚼字，想出了这个“安”字！ 口不能言，不辨寒暑，行动需人，地地道道地是“好和不争”。
一些被权臣挟制，出来做“禅让”表演的末代少年皇帝，当他们举行完“禅让”仪式后，很快就被悄悄地杀害了。新王朝议谥的礼官们，能善体人主之意，都献给他们一个得体的尊号。如晋司马德文被刘宋谥为恭帝，刘宋的刘准被齐谥为顺帝，齐的萧宝融被梁谥为和帝，梁的萧方智被陈谥为敬帝，北周的宇文阐被隋谥为静帝，隋的杨侑〔you右〕被唐谥为恭帝，等等。这些谥号无一不同被谥者的禅让“美德”相应，无一不显示新王朝之得天下是应天顺人。如《谥法》说：“尊贤让善曰恭。”这受禅让者岂不是非贤即善了吗？
相对说来，对大臣赐谥，还能比较多地反映一些受谥者的行迹。因为评定谥号的时候，主持者无避忌，朝臣敢直言，阿曲较少。宋人王辟之在《渑〔sheng绳〕水燕谈录》卷一记载了夏竦赐谥的故事。夏竦死后，仁宗赐谥文正。当时刘敞任职考功，正是主管大臣赐谥之事，便上疏说：大臣赐谥，是主管部门的事，况且陛下赐给夏竦的谥号也不合乎《谥法》，您何必侵犯主管部门的职权呢？司马光也上疏论争，说：“谥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可当？”最后改谥文庄。这夏竦勾结丁谓和王钦若，做过许多不光彩的事，所以说他不配谥文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也记有宋代大臣赐谥的事。丞相赵正夫死，徽宗亲往吊唁，其家属请求皇帝加恩的有三项，其中之一是要求谥号中带一“正”字。其他两事皆应允，独谥号一事，只说“待理会”(等研究一下)，结果谥为清献。
原来自魏晋以来，大臣赐谥都是先由掌管考核官吏政绩的部门——考功司，提供其人的生平事迹资料，太常寺的太常博士拟定谥号上奏，言官及其他朝臣如有意见，可提出讨论，最后议定。尽管如此，也还是有挟嫌报怨，假公济私的事发生。《老学庵笔记》卷五还记载了关于欧阳修赐谥的故事：欧阳文忠公初但谥“文”，盖以配韩文公(愈)。常夷甫方兼太常，晚与文忠相失，乃独谓公有定策功，当加“忠”字，实抑之也。李邦直作议，不能固执，公论非之。
虽然赐谥比上尊号少了那些溢美不实之辞，但倘若遇上常秩(夷甫)这种小人，或挟嫌报怨，或朋比为奸，或曲意偏袒，那么要真做到“细行受细名”，“大行受大名”，也仍有困难。相对而言，还是私谥公允一些。
赐谥官职限制很严，不到规定的级别，任你品德再好，也得不到谥号。《晋书·刘毅传》记王宫为刘毅死后无赐谥，愤而不平，上疏给皇帝说：臣窃以《春秋》之事求之，谥法主于行而不系爵，然汉魏相承，爵非列侯，则皆殁而高行不加之谥，至使三事之贤臣，不如野战之将……臣愿圣世举《春秋》之远例，改列爵之旧限，使夫功行之实不相掩替，则莫不率赖。
大臣虽然都赞同王宫之说，但皇帝不同意，结果只赠刘毅仪同三司的官衔，没赐谥。
宋代赐谥的限制宽一些，北宋一些道学家和某些著名隐士，死后多赐谥，但有的是到了南宋才实现的。清代必须官阶一品者才赐谥。《郎潜纪闻三笔》说，李荣保“殁时官止二品，例不给谥”，到了乾隆时，因其子平定大金川之役有功，才追谥为庄恪。为国而死的武将，有的官阶虽不到，也有赐谥的，但那要皇帝的“特旨”才行。
正因为朝廷赐谥是以官阶爵位为依据，使一些品德端方、文行卓越的中下级官员，以及隐居不仕的学者、高士得不到谥号，于是民间就出现了私谥。
私谥一般认为始于春秋之世，最著名的例子莫过柳下惠了。他是鲁国公族，是公子展的后裔，遂以展为氏，名获字禽，《左传·僖公二六年》称展禽。因居于柳下，自以柳下为氏。他只是掌管讼狱的大夫，死后不得向国君请谥，所以就由亲友自谥了。刘向《古列女传·贤明·柳下惠妻》是这样记述此事的：柳下既死，门人将诔〔lei磊〕之。妻曰：“将诔夫子之德耶？则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诔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诚信而与人无害兮……呜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门人从之。
从此人们管展禽叫柳下惠，也就是后世妇孺皆知的“坐怀不乱的鲁男子”。
私谥都是由亲友、门生故吏、弟子，以及仰慕者所定，自然没有朝廷赐谥的明争暗斗了。东汉以来，私谥之风大盛。如《后汉书·文苑传》中夏恭被“诸儒共谥曰宣明君”；《独行传》》中范丹被谥为贞节先生；晋代大诗人陶渊明被谥为靖节征士；《宋史·儒林传》贾同，其门人谥其为存道先生；黄震被谥为文洁先生；《文苑传》中朱昂，被其门人谥为正裕先生；清初的冒襄被亲友谥为潜孝先生，等等。
注释：
①电视剧《唐明皇》中，唐中宗死后，牌位上大书“大唐皇帝李显之位”，实在荒唐！因为直呼皇帝的名，不合礼法，为封建礼教所不容。
第三节 关于称谥号
谥号是一个带有鉴定性的称号，但因它来源于敬名和避讳，所以对前人不称其姓名或字，而称其谥号时，总带有敬意。不过称历代帝王的谥号当作别论。
帝王生前的名字得避讳，不但口头上不能讲，就是书面上也不得写；非用代表他名儿的那个书写符号不可时，可用同音字或同义字代替，万不得已要用原字，那么这个字不准写完整了，必须缺一笔。等他死了，有了谥号，有了庙号，人们习惯上都称他的谥号。渐渐地便约定俗成了。称帝王的谥号是无可选择的，是被动的，不是自愿的，因此便无示敬可言。当我们说到号称圣人的周文王及昏庸残暴的周幽王和周厉王时，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一些有选择称谓自由的历史人物来说，情况就不同了。
朝廷赐谥重爵位不重品行，只要达到赐谥的官阶就可得到谥号，只要有人从中维护，就可得到美谥。譬如宋代许多不光彩的人物，入了奸臣传的都有很冠冕堂皇的谥号：曾布谥为文肃，蔡京之弟蔡卞谥为文正，汪伯彦谥为忠定，卖国贼秦桧谥为忠献，秦桧的重要帮凶万俟卨〔moqixie莫齐谢〕谥为忠靖……然而又有谁去称他们的谥号呢？即使秦桧后来改谥为谬丑，也无人理会。古今上下，男女老幼，统称之为秦桧。公道在人心，坏人有谥也不称。
六朝人作品，如以《世说新语》为例，称人多称官职，例如称陈寔〔shi时〕为太丘(陈曾为太丘县令)，谢安为太傅，王导为丞相，王敦为王大将军，嵇康为中散(为魏中散大夫)，王羲之为右军，等等。而唐人于作品涉及名公巨卿，则多称其封爵，如称房玄龄为梁公，杜如晦为莱公，魏征为郑公，裴度、韩滉为晋公，颜真卿为鲁公，等等。这在《大唐新语》、《隋唐嘉话》、《朝野佥载》等书中习见。到了宋代，除仍用上述称谓外，又多称前人的谥号。如欧阳修在《归田录》称鲁宗道为鲁肃简公，张知白为张文节公，杨亿为杨文公，孙奭〔shi市〕为孙宣公，王曾为王文正公，李沆为李文靖公……江休复在《嘉祐杂志》中称韩愈为韩文公，杨亿为杨文公。范镇在《东斋记事》中，称丁度为丁文简公，薛贽为薛简肃公，王曾为王文正公，蔡齐为蔡文忠公，范仲淹为范文正……宋人笔记中，称谥号的例证难以枚举。至清代此风更盛，只要翻开杂录、随笔之类的书，就会发现俯拾即是，所以我们就不再胪列了。
宋以来盛行称前人的谥号，大概是有原因的。对一些勋业彪炳，或极为人所钦仰的历史伟人，称其字，则似乎有些欠妥。因为称表字只限于平辈之间，或尊长对卑幼者表示亲近和喜爱时才用。如果称别号，又与其人身分不相称，也欠庄重，况且他还不一定有别号。当然还可称官职，这虽能体现其人之身分，然不能见其人之立身行事，生平业绩。看来对这些人，称其谥号，是最佳选择。如范仲淹之称范文正公，不是正可令人想见这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代政治家那种奉献精神和浩然正气吗？岳飞之称岳武穆或岳忠武(后改谥忠武)，不是也可使人想像到这位“危身奉上”，勇御外侮的民族英雄的气概吗？还有如刘墉之称刘文清，也可体现出这位一生自奉廉洁而多善政的清官形象①，纪昀之称纪文达，也充分反映出这位学识渊博而又诙谐机智的儒臣风貌。
由此可见，对历史伟人，名公巨卿，称其谥号既可示敬，又可体现其身分地位和生平业绩，这一点确实是其他称呼所不能替代的。
附带说一下，明以前，对皇帝不称谥号就称庙号。从明到清，民间开始习惯上称年号②。如永乐皇帝、正德皇帝、嘉靖皇帝；顺治皇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等等。这种称呼当是民间的创造。
注释：
①关于刘墉为官清正的事，民间颇有口碑。如公案小说有《刘公案》，相声有刘墉参皇帝、斗和珅等，戏曲有《刘墉铡叶阁老》。在山东有关他的故事传说尤多。
②《桃花扇》为清初人作品，《哭主》中已有“可怜圣主好崇祯”和“我的崇祯主子呀”等称呼。《儒林外史》第九回娄府的看坟人邹吉甫称明太祖为洪武爷，成祖为永乐爷。
第八章 别号
号是名和字之外的一个颇具艺术色彩的符号，所以又叫“别号”。它是文人雅士们自己起的。所谓“别”，是对名和字而言。文献资料中介绍某一个人的时候，常常说他名某，字某，号某，别号某某。这个所谓“别号某某”，意思是说另外一个号叫某某。不是说号之外，还有一种叫“别号”的东西。
第一节 号的来历
号，最初大约是隐士们自称的。他们隐居山野，就是为了不求人知，所以把真名实姓也隐去，而另起一个“名”作为自己的代表符号。战国时代有位隐士叫鬼谷子，至今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虽然有的书上说，他叫王诩〔xu许〕，但学者多以为是后代人的编造。 自从汉赋创造出了亡是公、子虚先生、乌有先生等人物名号，给文人起别号以很大的启发。《后汉书·耿弇〔yan演〕传》有位精通《老子》的安丘先生，李贤注引嵇康《圣贤高士传》说：“号曰‘安丘丈人’。”《方术传》封君达号“青牛师”。李贤注引《汉武内传》说：“常乘青牛，故号青牛道士。”《三国志·魏志·管宁传》注引《魏略》说：“山东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不过东汉末年这些人的号，恐怕多是群众起的，不是自号。
晋宋渐有自号出现，著名的如葛洪自号抱朴子，陶潜自号五柳先生。像葛洪、陶潜这样知名度高的人有了号，对后世毫无疑问地要产生影响。唐代文人有号的逐渐多起来，如杜甫称杜陵野老，卢仝号玉川子，韩偓号云山樵人，张志和号烟波钓徒。到了宋代，文人起号已蔚然成风，几乎人皆有号。而至明清，甚至并不文的人也有了雅号。明人祝枝山的笔记小说《猥谈》，就讽刺过这种现象。清人别号不但普遍，而且多，一人两三个别号的，大有人在，像傅山一个人就有50多个！可谓登峰造极了。
第二节 号的内容与形式
名和字是他人所命，不能表现自己的意愿。而号就不同了，它是文人雅士自我表现的产物。它可以把个人的生活经历，思想情趣，处境心愿，种种情况充分表达出来。乐意怎么抒发就怎么抒发。客观情况变了，号还可以随着变。名和字当然也可以改，但不能常改。
号所表现的内容很多，但不能都把它看作是真实的。某一内容具体到某一人时，甚至须从反面去理解。如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号稼轩。“稼轩”只能看作是他罢职闲居、报国无门的愤懑心情的反映。他曾慨叹：“空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由此可见号稼轩，并不真是想务农。不少人的别号，亦作应如是观。
我们就常见的别号概括为如下14项：
(1)居处 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徐炼号耶溪野老。
(2)境况 苏庠号后湖病民，程千顷号东瀛病客。
(3)情趣 欧阳修号醉翁，丁敬号玩茶叟。
(4)身分 杜甫号杜陵布衣，方以智号药地和尚。
(5)职业 朱彝尊号小长芦钓鱼师，龚贤号柴丈人。
(6)形貌 祝允明号枝指生，谢榛号眇〔miao秒〕目山人。
(7)纪实 高凤翰号丁巳残人，黄丕烈号癸未生。
(8)自诩 唐寅号江南第一风流子，金农号百二砚田富翁，齐白石号三百石印富翁。
(9)倾慕 郑燮号徐青藤门下牛马走，杨守敬号邻苏老人。
(10)特征 贺知章号四明狂客，陆游号放翁，姚廷瓒号懒迂。
(11)明志 莫忭号知足居士，奕訢号乐道主人。
(12)自勉 杨万里号诚斋，奕询号惜阴主人。
(13)自谦 侯元棐〔fei匪〕号兔园先生，俞临号识字农，浦起龙号三山伧〔cang仓〕父。
(14)达观 高士奇号藏用老人，耆龄号无闷居士。
别号内容涉及面太广，我们虽然举出了14种，还不一定完全概括它，略见一斑而已。
别号有这样一些表现特征：第一，高就低，雅就俗。如高官显宦、文人雅士，起别号都喜用农、牧、渔、樵等下层人民的称号，把一些并非美词的懒、迂、盲、跛、伧等字，也用到别号上来。第二，喜用山川景物、田野风光和建筑名词，如岩、峰、岚、麓、洲、汀、村、野、园、畦，楼、台、轩、亭、斋、堂、庵、阁，等等。第三，本是儒生、名士，偏喜用道人、道士、和尚、居士、山人等名。第四，以各种称谓词入号，如客、主、叟、夫、翁、生、老人、主人、先生、女士、女史等等。
顺便说一下室名。
宋以来文人士大夫，多喜欢给自己的书房、居室起个名字。内容大致与别号一样，有的室名也就是别号，有的加上“主”、“主人”等名也就成了别号。室名以体现庭园周围环境，所收藏的书籍、古物状况、志趣，或者自我勉励等内容居多。如红杏山房，涵碧轩，宝晋斋，皕〔bi必〕宋楼，四砚斋，如不及斋，志学斋，求古居，味学斋，娱墨轩，乐志居，还拙堂，畏斋，惜庐……名目繁多，难以备举。
第三节 号和字的区别及应用
字须和名有意义上的联系，这是常格，否则就不成其为表字了。至于先秦人的以行第字眼为字，西汉人的以爵位字眼为字，与名无直接联系，毕竟是少数，应视为变格。号就不同了，它不要求和名有什么意义上的联系，可以脱离名任意选取。所以号和名是以无意义联系为常格，有意义联系的倒是变格了。清代人取号，有的似字，和名有意义上的联系。譬如冯锡镛字鸣虞，号笙侣。镛是打击乐器的一种，形状似钟。笙是吹奏的管乐器，与镛连类而及，完全可以作字。又如黄绘字子章，号太素。《论语·八佾》：“绘事后素。”可以看作是概括经义的字。又如朱凤标字桐轩，号建霞。这是用孙绰《游天台山赋》“赤城霞起而建标”文意，这真是“又专傍字义，转取别号矣”。
号和名不必有意义联系，这是它和字的重要区别。如果同名有了意义联系，那也不为过。
好比做律诗，首联不要求对仗，只要颔联、颈联对仗，但诗人有本事，首联也对仗了，那也很好。没要求做的做到了，可以；要求做的没有做，不可以。字和名不联系，不可以。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发现、纠正各种文献资料、人物传记中有关人物的字和号的错误。如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字楝亭，这就不正确。曹寅字子清，是取《书·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语典的。楝亭和“寅”风马牛不相及。曹寅在织造局供职时，府第中种有楝树，树旁建亭叫楝亭，所以自号楝亭。他曾有《题楝亭夜话图》诗和《楝亭留别》诗，这足以证明楝亭是号，不是字。
《中国人名大辞典》中，这类问题比较集中，稍有疏忽，必被所误。我们从中举数例加以分析，以见一斑。
〔清〕沈·凤字补萝，号凡民
按，补萝与凤无所取义。当是字凡民，号补萝。此取《世说新语·简傲》吕安访嵇康的故事以为名字：嵇康与吕安，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鸟也。
这是吕安讥刺嵇喜是凡鸟。凤，繁体为“鳳”，拆开为凡鸟。文人好奇，并表自谦，所以取此故事为名字，以凡夫自居。
〔清〕桂·馥字未谷，一字冬卉
按，未谷与馥不协，当是字冬卉，号未谷。此因姓取名。骆宾王《上齐州张司马启》：常山王之玉润金声，博望侯之兰薰桂馥。
又《楚辞·远游》：
嘉南州之炎德兮，丽桂树之冬荣。
桂之华、实、皮皆香，严冬不凋。卉为百草总名，所以名馥字冬卉。未谷当是号。
〔清〕陈·樽字苇汀号仲尊
按，苇汀与樽不协，应是号。尊、樽古今字。这是以名作字，故用古今字加以区别。
〔清〕祝·维诰字豫堂，一字宣臣
按，当是字宣臣，豫堂为号。天子宣示臣下的文书为“诰”，君王传召为宣，二者义相连，故相协。
《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将号作字的例子的确很多，难以枚举。一个人名某，字某，号某，或又别号某，这是事实。但将号作字不仅有悖字号常识，也有违历史事实，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第四节 称字和称号
原先为了敬名，所以才称字。两个陌生人相见，彼此寒暄时，必然是问：“贵姓？”“台甫？”或“尊字？”这就是敬名问字。而回答者必是先回答名某，后回答字某。因为对方所问者实际是名，这“台甫”、“尊字”，是问名的委婉语。号推广开之后，人们觉得称字不够恭敬了，称号才最雅、最恭敬，于是“台甫”、“尊字”变成了“尊号”和“大号”。其实这仍然是在问名。不过，经过这样长时期的使用后，号受到字的同化作用，号竟成了字的同义语。譬如《儒林外史》第十五回中就是字号混用的：马二先生着实恻然，说道：“你且不要伤心。你尊讳尊字是什么？”那少年收泪道：“晚生叫匡迥，号超人。”第十七回则这样说：(景兰江)便道：“先生贵处那里？尊姓台甫？”匡超人道：“小弟贱姓匡，字超人，敝处乐清。”
可见号就是字，字也叫号。有时也可能指名。如《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五》：其祖姑闻客出视，又大骇曰：“是东光赵君耶？三十余年不相见，今鬓虽欲白，形状声音，尚可略辩。君号非某耶？”
这里说的究竟是名还是字，我们虽不能十分肯定，但近代民间问人的大名时，却说：“你大号叫什么？”
综上所述，不难看到号的普及和影响之广之深。
号不但取得表字的词汇意义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一出现即具有表字所没有的一种特殊表敬功能。
封建社会是讲究避讳的，父祖之名是叫不得的。有句古训一直在流传，叫作：“父母之名，耳得闻而口不得言。”就是说，父母之名别人叫得，自己可以听，但自己不能讲。话虽如此，但在大庭广众场合，当人面直呼其父祖之名，也是一种失礼行为。所以《世说新语·方正》说，卢志在大庭广众中，向陆机问道：“陆逊陆抗是君何人？”陆机便毫不客气地回敬说：“如卿于卢毓卢珽！”由此可见中古时代对直系亲属避讳之严。
上古时代，在叙称中本可以称呼父祖之字的，但后世也不允许了。这可能因为字和名的关系太贴近的缘故吧。如果父祖有官爵，有谥号，或者有科举功名，对人称说起来还方便，如没有这些荣身的称号，就不好措辞了。自从有了号，改变了这种尴尬局面。因为号完全同名脱离了关系，无避讳之可言了，不论在书面表达，或是口头称说，都可自由运用，不过还得加上“先生”、“公”或“翁”等敬词。
宋人称父祖之号的还少见，元明就多起来，至清而大盛。元代吴师道在《跋杜端父墨迹》中说道：“盖先大父碧溪翁之友。”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他的尊亲都称号，如称其外祖为雪峰先生，称其曾伯祖为光吉公，称其舅父为健亭公，称其叔父为仪庵公，称其祖父为宠予公，等等。其父曾为姚安知府，称为姚安公。梁章钜在自订《年谱》中，称其父为翼斋公，称其叔为九山公，称其祖为天池公。蒲松龄五世孙蒲庭橘在《〈聊斋文集〉志》称蒲翁为柳泉公。梁绍壬在《两般秋雨盦〔an安〕随笔》中，称其曾伯祖梁同书为山舟学士，号与官职合称。本来称字的，清人也改为号了。如王渔洋①在《香祖笔记》中，称其兄王士禄为西樵、西樵先生，纪昀则称其兄为晴湖，都是称号。
中国人有尊老敬贤的美德，对前哲，对时贤，一向都是敬名称字的。 自有了号之后，多改称号。宋人已称杜甫为少陵，称苏轼为东坡先生、坡公、东坡，称辛弃疾为稼轩，称陆游为放翁。明清时此风更盛。以何良俊为例，他在《四友斋丛说》中，对他的前辈和朋友，几乎全都称号：徐阶为存斋，文征明为衡山，皇甫汸为百泉，康海为对山，陆师道为五湖，顾清为东江，华夏为补庵，沈周为石田，祝允明为枝山，等等；于晚辈则仍称字，如称文征明之子文彭为寿承(号三桥)，文嘉为休承(号文水)。清人称号更是普遍，随笔、笔记，诗话、词话类作品中，几乎触目皆是。在社会交际中，甚至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一些正统思想严重的士大夫，对社会上流行的称号现象，曾有过刻毒的讽刺。《儿女英雄传》第三二回，作者就曾借邓九公在戏园中的所见所闻，对那位长得像虾米样的状元公和那位胖阔少，同小旦们互相称呼号，作过绘声绘色的描写和挖苦。
尽管称号比称字显得风雅而尊敬，但到底还是有字的多，有字又有号的少，号并没有取代字而成为一尊。因为字是傍名而生的，名不废，字也不会废，号却是游离于名之外的，难以起“表德”作用。
注释：
①原名士禛〔zhen1真〕，为避雍正讳改名士正，乾隆时赐名士祯，号渔洋山人。
第九章 绰号
所谓绰号，就是抓取人物特征起的名号。最初只叫“号”，后来叫“浑名”。所谓浑名，是与庄重的正名相对的，意思是诙谐戏谑的名字(传统戏曲管丑行的逗笑叫浑，或者叫插科打诨)，现在一般叫外号。顾名思义，外号的意思是人物表现特征的名号，也可以说是外人就其各种特点起的名号。旧时武侠小说写人物在某种场合自我介绍的时候，常说：“在下某某，闯荡江湖二十多年，蒙朋友们抬爱，送号某某某。”外号都是别人起的，自己起的不叫外号，它是和“自号”相对的。下面介绍绰号的情况。
第一节 绰号的起源
绰号也是古已有之的，太早的难以稽考了。拿《史记》来说，这里边的“卿子冠军”、“飞将军”、“苍鹰”，就应该说是绰号了。如果同后代的“急先锋”、“双枪将”、“扑天雕”相比，毫无两样。也许春秋战国时代就有绰号了，但同政事无关，史书不载，我们就不便推测了。不过，像战国时代国君的亲属，功臣名将，很多都有封号，像孟尝君、马服君、望诸君，等等，难免不给绰号以影响。
汉末三国，起绰号的多起来。《三国志·魏志·张燕传》说：“燕剽捍捷速过人，故军中号曰‘飞燕’。”张燕原是黄巾军，属于黑山一部。他的合作者叫张牛角，其他人有叫黄龙的，有叫白爵(即雀)的，有叫雷公的，有叫羝〔di低〕根的，大约都是绰号。裴松之注引《典略》对其中一些名字作了解释：黑山、黄巾诸帅，本非冠盖，自相号字谓骑白马者为张白马，谓轻捷者为张飞燕，谓声大者为张雷公，其饶须者则自称于羝根，其眼大者自称李大目。
从《典略》的解说来看，这都是绰号，只不过是当时无绰号之名罢了。
绰号不只行于民间，士大夫中也有起绰号的。《隋唐嘉话》和《朝野佥载》等笔记，就记载了不少唐人的绰号。如李守素精于世家大族的谱系，人们称他为“肉谱”，虞世南改称他“人物志”。唐太宗因虞世南学识渊博，称他为“行秘书”。这是雅一些的。还有俗的。如《朝野佥载》记酷吏周兴，严酷残忍，人称他“牛首阿婆”。牛首阿婆就是后代说的牛头阿旁，佛家讲的地狱里的恶鬼。苏征举止轻浮躁动，被称为“失孔老鼠”(找不着洞的老鼠)。王熊糊涂贪婪，被称为“王癞獭〔ta塔〕”。这些都极形象生动。
唐代俗文学中有一种形式叫作说话，也就是后来的说评书。发展到宋代，形成了好多专业门类。其中有专说“杆棒”、“朴刀”的，内容都是英雄好汉争斗拼杀的故事。南宋已有说水浒梁山故事的了。说话人为了人物生动形象，都给这些好汉起了绰号；经过文人的加工，现在的《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个英雄，每人都有一个符合身分的绰号。从此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没有绰号的。后世绰号就成了擅长技击者的“专用品”了。
第二节 绰号的性质
绰号是一种品评方式。它体现了人们对一个人的看法，表明了人们的褒贬和爱憎。根据感情色彩的不同，我们可把绰号分为四类。
(1)褒扬称美
西汉李广被称为“飞将军”；南朝梁任昉被称为“五经笥〔si四〕”；《水浒》中，宋江被称为“及时雨”，花荣被称为“小李广”，吴用被称为“智多星”，都属于这一类。
(2)嘲讽讥刺
唐苏征被称为“失孔老鼠”；张元一肚大腿短，缩颈凸眼，被称为“逆流虾蟆”；卢怀慎好两眼盯地上，被称为“觑鼠猫儿”，均属此类。
(3)憎恶诅咒
西汉严延年判案好杀，被称为“屠伯”；唐周兴被称为“牛首阿婆”，李全交被称为“人头罗刹”，王旭被称为“鬼面夜叉”；后世的活阎王、笑面虎、南霸天、花花太岁等，都属此类。
(4)客观形容
这一类属中性色彩。有时须据具体人物而定，其本身无感情色彩可言。如《水浒》中独角兽、菜园子、金眼彪、打虎将、锦豹子、金钱豹子、出洞蛟、玉旛竿、等等，都属这一类。
第三节 取绰号的根据和方法
取绰号的根据，大致可分为七类。我们以《水浒》人物为例，罗列于下：
(1)品德
宋江仗义疏财，济人危困，被称为“及时雨”。石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顾利害，被称为“拼命三郎”。裴宣当孔目，执法不阿，被称为“铁面孔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