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其汉族官吏、士人的名字，一如先秦汉魏唐宋，全袭传统。少数民族贵族的名字，常见形式一是全部音译。如《辽史》中的耶律夷腊葛字苏散，耶律洼字敌辇，等等。二是姓氏音译，名与字汉化。如《金史》中完颜合达瞻字景山，撒合辇字安之，徒单思忠字良弼；《元史》中的耶律楚材字晋用，耶律铸字成仲。三是名音译，字汉化。如《元史》中的月鲁不花字彦明，廉惠山海牙字公亮。四是全部汉化。如《辽史》中的萧惠字伯仁，《元史》的马祖常字伯庸，汪世显字仲明，赵良弼字辅之，等等。这些名字和汉官毫无区别。
金、元两代，名字颇与北魏早期有点相似，即不避俗，不避丑。清代学者赵翼在他的《廿二史劄记》卷四“命名诡奇”条已指出这种现象。如《金史·海陵记》中有刑部郎中名海狗，《哀宗记》有完颜猪儿，兀术之孙名羊蹄，胡沙虎之子名猪粪；《元史》有石抹狗狗，《孝友传》有个宁猪狗。而像观音奴、买奴、高闹儿、张万家奴这一类名字，在《元史》中就算不得什么了。
明清时代涌现出了一批新的人名用字。最为突出的是一些建筑物名，如斋、堂、庵、轩、亭、台、楼等。
以建筑物为名字大约始于东汉。西汉的张良字子房，京房字君明，都是用的天上的星名，不是房舍名。东汉的温序字次房，房、序并举，互相证明，这个“房”才是指房屋。因为“序”是东西厢的墙，依名字相协的道理推断，“房”自然该是房屋的“房”，而不是二十八宿中的房星。其他像孙坚字文台，陈宫字公台，都是以建筑名物词为名字。
明、清人习惯用的“斋”，作为房舍之称，大约是从斋宫演变来的。斋宫是男子在祭祀前夕斋戒独宿之处，逐渐“斋”受了“宫”的影响，成了文人士大夫读书、聚会之所。《世说新语·言语》有“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世说新语·任诞》有“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等记载，后来就成了文人书房的专称了。但用于人名则较晚，大约南宋才开始作别号和人名用字。如杨万里号诚斋，刘容斋字南夫。明代人用“斋”作名字的比前代渐多。如：曾朝节字直斋 梅鷟字致斋
罗文止字艮〔gen亘〕斋
而清代以“斋”作为字的缀饰就成了一种风气了。如：章学诚字实斋 张体乾字确斋
庄亨阳字复斋 林时益字确斋
彭端淑字乐斋 汤修字敏斋
朱伦瀚字涵斋 郭起元字复斋
陈士璠字鲁斋 德沛字济斋
赵魏字晋斋 李大本字立斋
张曜字朗斋 崔如岳字岱斋
丁之鸿字渐斋 陆宪曾字慎斋
真是不可胜数。
庵、堂、轩、亭在宋代也是多见于别号，作为名或字则少见。如：赵彦端号介庵，朱熹号晦庵；陈著号本堂；熊禾号勿轩，蔡抗号久轩，辛弃疾号稼轩。朱熹讲学于建阳之考亭，世称考亭学派，但他本人并未以此作号。元人有施耐庵，但难以断定是名是字，还是别号，明代仍然是作别号的多⑤，但渐有将庵、轩、堂作字的。如陈鹤字鸣轩，陆堂字肯堂，周遇吉字萃庵，金问字耻庵。
前人既以庵、堂、轩、亭诸字作别号，清人当然也可将之作别号，但他们也普遍应用于名字中了。分别举例如下：金作楫字济庵 徐涛字江庵
任辰旦字待庵 汪士铎字振庵
乔大凯字颐庵 傅作楫字济庵
郎永清字定庵 傅鼐〔nai奈〕字重庵
胡季堂字升堂 臧礼堂字和贵
郑国鸿字雪堂 顾师轼字雪堂
石韫玉字琢堂 孔广牧字力堂
梁钦构字焕堂 曹仁字山堂
徐桐字荫轩 朱凤标字桐轩
吴敬梓字敏轩
刘玉湛字露亭 张肱字良亭
施廷枢字北亭 费金吾字晓亭
杨于果字硕亭 乔光烈字敬亭
冯浩字孟亭
“楼”在清代也成了时尚用字。如：凌曙字晓楼，费丹旭字晓楼，陆龙腾字云楼，黄金台字鹤楼，等等。
清代人还有一种奇怪的逆反心理表现：他们埋首举业，醉心功名，但在命名取字上，却颇爱用一些富有山林隐逸气息的字眼，如园、圃、畦、村、峰、岚、洲、汀、农、牧、渔、樵……宋人已有不少用这类字作号的，也有作字的。元明士大夫虽也继承此风，但只有到了清代，才堪称盛极一时。这里边虽也有不少绝心仕途的学者，但更多的却是虚恋林泉，附庸风雅。这类名字确实太多，略举数例，以为凭证。如：杨景素字朴园 沈庭芳字椒园
黄叔琳字崑圃 瞿馨字芳圃
曹为霖字雨村 陶元藻字篁村
秦蕙田字树峰 程矞〔yu玉〕采字晴峰
张若霭字晴岚 纪昀〔yun云〕字晓岚
凌扬藻字药洲 张步瀛字麟洲
陈勤字辛农 姚文田字秋农
徐起渭字吕樵 江忠源字岷樵
孔广牧字力堂 宋荦〔luo洛〕字牧仲
清代人所崇尚的人名用字，还不止这些，如梅、兰、竹、菊，舟、船、舫、舲诸字，也屡见不鲜。还有一个“奎”字，也写作“魁”。这是一个同科举制度有关系的字。自从纬书《孝经援神契》说“奎主文章”以来，迷信的人便把奎星奉作主管人间文运的神。据清初大学者顾炎武说，立庙塑神供奉，奎不便形象化，便改奎为“魁”，于是把神塑成一个鬼状的形象，一足立，一足跷，一手持斗，一手持笔，表示操持文运。科举时代的文士们中与不中，便由这位魁星来决定了。据学者们考证，南宋学校已立魁星庙。故自此以后，就有人以“奎”为名字了。如元代有吴景奎字文可，明代有孙应奎，其中有洛阳籍的字文宿，余姚籍的字文卿，还有个汪奎字文灿，萧奎字汉文。清代取名为“奎”或以“奎”为字的就更多了。如：程贞白字奎光 庄肇奎字星堂
徐联奎字壁堂 纪大奎字向辰
韩联奎字紫垣 戴联奎字紫垣
历史发展到了清代，文化积存已十分丰厚，历代命名取字的方式方法，也齐集在这里。同时有经史子集可供取材，有多种多样的名字格式可资借鉴，加上文人学者们的刻意求新，追求典雅古奥，所以清人的名字真正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不过也曲折隐晦，使人难以“闻名知字”和“闻字知名”了。很普通的一个名字，却被他们弄得莫名其妙。如陈阿平字献吉就是一例。这是用的汉代陈平的名字。为了避免同名，加了一个“阿”字。陈平死后谥为献侯，所以用“献”与“平”相应。因为《周礼·春宫·占梦》有“献其吉”一句话，便因“献”联缀上“吉”，并用“吉”来谐“计”，以暗示这是六出奇计的陈平。
说到谐音字，不能不指出这是清代人命名取字的一个特点。他们为求古奥，故意摹仿先秦人用通假字的办法。譬如有个著名棋手叫周懒予，他名嘉锡，字览予，是取《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文意的。但他故意将“览予”谐音作“懒予”，以显示名士风采。又如我们上文举出的费金吾字晓亭，也是用谐音的办法将“金乌”作“金吾”的。神话传说太阳中有一只三足乌，所以人们就以金乌指代太阳了。太阳的出没以分昼夜，所以用“晓”来应它，晓是天亮。
清代的命名取字，称得上是绚丽多彩，其文学性、艺术性，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不同时代人物的名字有不同的特色，这对我们判断历史人物的时代，倒有一定作用。同时还启示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不可不注意人物名字的时代色彩。如果后代人物名字带前代人物名字色彩，那不奇怪，因为名字有它的继承性；前代人物起了后代人才有的名字，那就荒唐了。
注释：
①《札记·王制》：“八伯备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郑玄注：“老谓上公。”
②《论语·宪问》记孔子评论鲁大夫孟公绰说：“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朱熹注：“老，家臣之长。”赵、魏是晋国的两家卿。滕、薛是两个小国，在今山东境内。
③《孟子·离娄上》记孟子称道伯夷和姜太公时说：“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朱熹注：“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现在犹称年高德劭的男子为“老”，如“耋老”、“谢老”。
④《论语·述而》：“窃比于我老彭。”
⑤《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所列明人以庵、堂、轩、亭为字的，多是号，因为它和名不协。
第五章 如何称名称字
既然古人一般都是又有名，又有字，那么名和字的用途有什么不同呢？什么场合称名？什么场合称字？对什么人称名？对什么人称字？这些在古代都是很有讲究的。如果不分场合，不论身分，不辨对象，任意而用，那将十分难堪：轻则受人讥笑，重则产生不良后果。
从命名取字上说，名是由父亲或其他长亲所起，行于家庭之内，是对尊长的。字是行冠礼时由选定的嘉宾所起，意在“敬名”，是行于外的。由此便形成了两个原则：名是尊长所叫，或用于自称；字是给外人叫的，不能用于自称。但其中情况也比较复杂，还须进一步分别讨论。
第一节 自称称名
总的来说是自称称名，但还要看是对谁，不是对任何人都要称名。
(1)对君父自称
封建社会提倡君父一体，儿子在父亲面前，臣子在君主面前，或对天子的使者，都要称名。这就是《礼记·曲礼上》所说的“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儿子在父亲面前称名是常事，可以理解，就不讨论了，且说对君主称名。《左传·僖公九年》周天子派使臣去赐给齐桓公胙〔zuo作〕肉，并且宣布说：天子因为伯舅年迈，不让你在阶下叩拜。桓公自称其名回答说：“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小白”是齐桓公的名。在封建时代，只有建立过特殊功勋的大臣和权臣，才能享受一种殊荣，叫“赞拜不名”。就是说，朝拜天子时，可以不像其他臣子那样，自呼其名行君臣大礼。这在史书中有不少记载。如曹操，司马懿，刘裕等，都享受过这种特殊礼遇。在君主面前，不但自称要称名，在提到其他人的时候，也得称名，就是涉及到自己的父祖和上代先人，都要直呼其名，要说“臣父臣某某”，“臣大父先臣某某”。封建时代，君权是至高无上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君主面前是不允许对自己的尊长表示恭敬的。从《论语》看，先秦时代凡在尊长面前谈起自己的同辈人，也都是称其名。孔子诸弟子，在孔子面前都是互相称名，而不称字。
更有甚者，如果儿子做了皇帝，老子也得倒过来称臣。《史记·高祖本纪》记载说，刘邦做皇帝之后，五日一次拜见父亲。老头儿不懂君臣大礼，仍以老子身分自居，他的家令开导他说，不可为父子关系而废君臣大礼，你应尽臣道。太公从此便向儿子称臣，刘邦十分高兴。《红楼梦》是大家都熟悉的一部古典名著，第十八回写贾元春回家省亲，当她父亲贾政进见时，元春因久居深宫，不得与家人常叙天伦之乐而伤心落泪。元春虽是贾政的长女，但她做了皇帝的妃子之后，便由父女关系变为君臣关系了，所以贾政劝慰女儿时就得自称名，说：“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这就是“君前臣名”。
(2)对尊长自称
对君父自称名，推而广之，对位尊者，对家族中、亲戚中的辈分高者，年长者，自称都要称名，这是一种尊敬的表示，是十分顺理成章的。许多大家的文集中，有不少写给名公巨卿的书信，其中都是自称名。譬如大诗人李白，出川之后，在荆州时想得到荆州刺史韩朝宗的提拔，便写了一封信，这便是有名的《上韩荆州书》。书信一开头就说：“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韩愈的《上李尚书书》、《上兵部李侍郎书》和《上宰相书》，都是自称“韩愈”。这是封建时代的一般礼仪。
在家族中，尊敬父祖一辈的人，见了他们自称名，这是很自然的。但古人还把哥哥当作尊长，且一直被视为一种美德和好的传统保留了下来。民间有“长兄如父，老嫂比母”的说法。东汉马援以敬事守寡的嫂子，被传为美谈。所以韩愈在《祭郑夫人文》中也自称名，郑夫人是韩愈的六嫂。
对亲戚中的长辈自称名，也是情理中事。清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八回，写蘧〔qu渠〕太守送别两位内侄时，曾说了这样一些话：二位贤侄回府，到令先太保公，及乃尊文恪公墓上，提着我的名字，说我蘧佑年迈龙钟，不能亲自来拜谒墓道了。
这太保公是蘧太守的岳父，文恪公便是他的内兄或内弟。“提着我的名字”，就是让两个内侄在墓前直称其名，这是他对他先岳和先内兄表示尊敬。
(3)对朋友自称
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在朋友交往中，不论对方比自己年长、年幼，自称时都是称名，不像后来俗文学中所写市民阶层和江湖中人那样，年长者便自称“愚兄”，对年幼者便叫“贤弟”。他们不论年龄，甚至同祖兄弟，年长者也自称名。三国的应璩在《与从弟君苗君胄书》中，开头称“璩报”，结尾是“璩白”。在唐代，朝臣对同列、朋友，还都是自称称名。如《隋唐嘉话》记长孙无忌宴请同僚，“酒酣乐阕〔que却〕，顾谓群公曰：‘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位，可谓极矣。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如果说，这是公开场合对群体，那么对个人又如何呢？同书卷下又记娄师德与李昭德一同入朝，“娄体肥行缓，李屡顾待不即至，乃发怒曰：‘叵耐杀人，田舍汉！’娄闻之，反徐笑曰：‘师德不是田舍汉，更阿谁是？’”唐代许多朝廷大臣，对同列多是自称名。《大唐新语》中也有不少例证。如《匡赞》一篇载，苏颋〔ting挺〕为中书舍人，掌制诰，“中书令李峤叹曰：‘舍人思如泉涌，峤所不及也！’”同篇记张说〔yue月〕评论陆坚，也是自称名。韩愈、柳宗元在致友人书中，不论是交情深厚的，还是一般的；也不论是年纪相似的，还是小于自己的，全都自称名。这个自称称名的传统，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保持。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三“自称字”条，曾举了几个致友人书信中自称字的例子。这虽是事实，但不足为训。朋友知己，相互忘形，不拘什么礼法，偶尔自称字，是不足为怪的，但不能视为正常的交游之道。
(4)尊长自称
尊长对卑幼者自称名，源自上古。从《论语》来看，孔子在与弟子们谈话时，都是自称名，如《公冶长》中的“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述而》的“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丘之祷久矣”和《季氏》的“丘也闻有国有家者”等等，都是自称名。三国时代，此风犹行。如曹丕《与钟繇〔you由〕书》，当时曹丕已是王世子，钟繇是臣，但书信的开头结尾都是“丕白”。曹植以贵公子之尊，在《与杨德祖书》中，也是自称名。《隋唐嘉话》卷上载，唐太宗“初嗣位，与郑公(魏征)语，恒自名”。唐以后，尤其是明清时代，皇帝对大臣自称名，根本没有了。太子、世子、王侯对臣僚自称名，也不那么时兴了。皇权至高无上了，皇室成员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了。
在家族中，尊长对晚辈自称名，三国时代还能看到。如曹洪与曹丕书信中自称“洪白”。曹洪是曹丕的从叔。唐代韩愈在《祭十二郎文》中，自称“季父愈”。这在后世也不太通行了。如果对群体，也许还能自称名，但对某一个人称名，就比较少见了。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直系尊长如父亲、祖父对儿孙是没有自称名的。有一个大家熟知的《水浒》故事，很可以证实这一点。《水浒》第三十九回和第四十回写梁山吴用为救宋江脱离江州之危，命萧让摹仿蔡京笔迹写了一封信，盖上金大坚摹刻的蔡京的印章，要戴宗带回江州，信中命蔡九知府把宋江押送汴梁，以便路过梁山时，打救上山。戴宗走后，吴用猛然想起假信中有个老大的破绽，不但救不成宋江，反会拖累戴宗受苦。当众人追问书信中有什么破绽的时候，吴用解释道：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师的儿子，如何父写书与儿子却使个讳字图书？ 因此差了。
原来金大坚摹刻的是民间常见的，蔡京早年做翰林学士的时候所用的一枚“翰林蔡京”玉筯〔zhu祝〕篆文图章。这是蔡京当年给人家写字、做应酬文章落款时用的图章，用于给儿子的家信上是不得体的。所以戴宗一到江州，就被那个机警狡诈的黄文炳一眼看穿，给蔡九知府分析道：如今升转太师丞相，如何把翰林图书使用出来？更兼亦是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令尊太师恩相是个识穷天下，高明远见的人，安肯造次错用？
这“识穷天下，高明远见”，就是说懂得父对子不当自称名。直到1949年前，父、祖、伯、叔写信，结尾都不具名，只写“父示”，“祖字”，“伯父手书”或“叔手示”，等等。当然，也有写“伯父某某”，“叔某”的。
下面介绍称字的问题。
第二节 称人用字
为了避讳才称字，所以古人在交际中都是称人之字。称人之字就是敬其名。不过封建时代等级森严，礼节繁杂，就是称字也还须看对象，不是任何人只“敬其名”就行的，称字也有许多讲究。
(1)平辈之间称字
亲友之间，凡是同一辈分的，原则上都可称字。孔子的弟子们，彼此间都称字。如《论语·子张》记颛孙师、卜商和言偃等人的相互称呼都是用字。如言偃评论卜商的弟子时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卜商听到这话则说：“言游过矣！”卜商的弟子曾向颛孙师请教交友之道，颛孙师先问道：“子夏云何？”言偃评论颛孙师时说：“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曾参则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卜商字子夏，言偃字子游，颛孙师字子张，这里都是称的字。又如《三国志·吴志·鲁肃传》记叙鲁肃第一次见到诸葛亮时说：“我子瑜友也。”子瑜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的字。又《吕蒙传》记鲁肃同吕蒙交谈后，对吕蒙的胆识才略极为激赏，“于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此也！’”
对朋友是不能呼其名的，这是一条传统的礼仪准则。除非对方没有字。许多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常常忽略这一点，让古人在集会场合，大呼朋友之名①，实在欠妥。
兄弟之间也以字相称，兄对弟，对称或叙称都可以；弟对兄，一般只用于叙称。三国魏曹丕在《与钟大理书》谈到曹植时说：“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时从容喻鄙旨。”曹植字子建。这是对他人称自己的兄弟，不称名，称字。 兄长可直呼弟之字，如《世说新语·伤逝》记王徽之听说弟弟王献之病逝之后，是这样描写的：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亡。
(2)尊长称卑幼者
身分地位高的对身分地位低的，年长的对年幼的，为表谦敬，可以称对方的字。早在先秦时代就是如此②。如孔子死后，鲁哀公在哀悼孔子的文辞中称“尼父”。封建社会早期，等级制度并非像后来那样森严，君主称臣子的字很普遍。如《史记·高祖本纪》记高祖评论群臣功勋时说：“夫运筹策帏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子房是张良的字。又《魏其武安侯列传》中，汉景帝劝窦婴说：“王孙宁可以让耶？”窦婴字王孙。《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有这样一段文字：权抚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
吴主孙权对大臣都称字。这里的公瑾是周瑜的字，子布是张昭的字，文表是秦松的字，子敬是鲁肃的字。
君主称大臣的字，在六朝时此风犹盛。以后随着君权的提高，对大臣就不兴称字了。
亲友中长辈对晚辈称字，比较常见，但父祖对儿孙称字罕见。《世说新语·德行》陈仲躬曾称两个儿子的字，就是有名的“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那两句话。但这是叙称，而对称则少见，尤其是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伯父、叔父不同于父亲、祖父；尤其是叔父，有的和侄子的年龄常相去不远，甚至还有侄子年龄大于叔的，所以对侄子多有称字的，阮籍称阮咸就用字。
(3)关于称尊长的字
先秦有称尊长字的，如孔子的弟子们称孔子，有称“仲尼”的。《论语·子张》记子贡批驳叔孙武叔时说：“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相传是孔子的孙子孔伋(子思)所作的《中庸》，其中有“仲尼祖述尧舜”的话。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在《孔丛子》一书中，对他的列祖皆称字，如称孔子为仲尼，孔伋为子思，孔白为子上，孔穿为子高，孔慎为子顺③。这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是要遭人非议的。父祖之名不能说，称字也渐渐行不通。有了别号之后，多称父祖的别号。
君主的字是不能叫的。《三国志·蜀志·马超传》注引《山阳公载记》说：超因见备待之厚，与备言，常呼备字。关羽怒，请杀之。
这段记载尽管有不符合史实之处，如马超归降时，关羽正留守荆州，并不在蜀中。但这里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三国时代，等级制已较为严格，对避讳已有进一步的要求，已不能称君主的字。马超武人，不懂礼仪，一有安身之所，便忘乎所以。尽管当时刘备尚未称王，但既然委身事人，那就有了君臣名分，怎可见刘备相待甚厚，便把刘备当作朋友而称其字？今天许多根据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让剧中人物直呼其君主之名④，实在太缺乏历史常识和文化常识了。
总之，名是自称的，字是为他人叫的。 自称称名，称人称字。当人之面，直呼其人父祖或君主之名，皆为不敬，有失起码礼仪。而自称称字，不被视为狂悖，即被当作无知，皆为古人所不取。君父之名，自己是不能叫的；中古以来，父祖的字晚辈也不能叫了，多称别号。其或有个别例外，皆不足以为法。
注释：
①电视剧《林则徐》写林和魏源相见时，称魏为“魏源贤弟”。魏字默深，不该叫名。士大夫交游并不以年龄定称谓。旧时师长称弟子为“贤弟 ”。又，林夫人称林为“则徐”，如母呼子，太荒唐。林字少穆。清代官吏，妻称夫为“老爷”，《红楼梦》王夫人称贾政为老爷，《儿女英雄传》安太太称安学海为老爷可证。
②孔子对弟子只称名，不称字。
③《中国人名大辞典》作孔顺子慎，殊误，《孔丛子》称“子顺”，不称“子慎”，足证慎为名，顺为字。
④电视剧《三国演义》“舌战群儒”孔明奚落虞翻时说，当年劝王朗投降孙策云云，实不应该。当东吴众臣面，直呼其主之名，失礼。电视剧 《请葛亮》中“智激周瑜”一集，鲁肃向诸葛亮解释说：“大乔乃孙策将军之妻”。 以臣呼主之名，就更欠妥。张昭当诸葛亮面直呼刘备，亦如电视剧《三国演义》孔明对虞翻呼孙策，皆不符宾主礼节。如忠实于小说《三国演义》的话，当无此失。
第三节 称名称字的变化
古人重礼仪，很注意称谓。先秦文献中，如《左传》、《国语》、《论语》，等等，凡涉及到人，多是称字。就是在叙述性文字中，也常是如此；名字并称时，字在前，名在后。如《左传·僖公三二年》：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
在此对秦国的三帅，都是称字。又如《僖公三三年》：辛巳，败秦师于殽〔xiao淆〕，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这是名字并称，字在前，名在后。
以上都是叙述性的文字，或称字，或名字并称。当然，称名的也不少。
《论语》中出现过几十个人名，其中对孔子的弟子们，叙述文字皆称字；涉及齐、鲁、卫、陈、楚等国的大夫也很多，或称字，或称谥，或称官职，或字与谥号并称，单称名的少见。
先秦这种重视称字的风气，一直影响后世。以《三国志》为例，当某人谈到其他人时，多是称人之字，甚至是自己的仇家，敌对者，也常是称字。譬如马超，他临死前，上表托付后事时说：臣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惟从弟岱，当为微宗血食之继，深托陛下，余无复言。
孟德就是曹操的字。马超一家被曹操杀戮200余口，对曹还称字。又如《吴志·吴主传》注引《吴历》写曹操对孙权和刘表之子的一段评论文字：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可见，对敌对者还是称字。当然也有辱骂的时候。
称人之字，不仅是对人的尊敬，也是显示自己的修养和风度。所以后世一些名人，在著作中写到某些不光彩的人物，有时也称其字。如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称秦桧为秦会之，明人笔记中，有的谈到权奸严嵩时，甚至还有称地望①的，叫他严分宜，严是江西分宜人。近代许多贤达提到袁世凯时，有的还称他袁项城，因为他是河南项城人。
中国人一向敬重历史伟人，对前代卓有贡献者，在某一方面成就突出者，品德高尚，堪为人楷模者，总不愿直呼其名，而称他们的字，别号，谥号，官爵，地望，或别的敬称，而以称字最为普遍。如李白之称太白，杜甫之称子美，柳宗元之称子厚，刘禹锡之称梦得，黄庭坚之称鲁直，辛弃疾之称幼安，陈亮之称同甫，等等，都不称名。别号兴起来之后，纷纷称起别号。没有别号的，当然仍旧称字。
前边说到先秦称人有名字并称的，后世虽仍然如此，但稍有变化。先秦是字在前，名在后；后代是名在前，字在后。如《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自成帝至王莽时，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纪逡王思，齐则薛方子容，太原则郇〔huan环〕越臣仲、郇相稚宾，沛郡则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经饬行显名于世。
颜师古注说：“并列其人本土及姓名字也。”
又如：
齐栗融客卿、北海禽庆子夏、苏章游卿、山阳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于莽。以上籍贯、姓名和字连称，都是名前字后。
这一格式一直为后世所遵从。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最后记述同游的另外四人时，是这样说的：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予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著作上署名，也是如此。如清道光三年刻印的何守奇批点本《聊斋志异》是这样署名的：淄川蒲松龄留仙著
新城王士正贻上评
南海何守奇体正批点
称名称字的情况，大致如此。
注释：
①称地望(亦叫郡望)是表示尊敬，如称韩愈为韩昌黎、昌黎；称曾巩为曾南丰、南丰。称汤显祖为汤临川，都是为了敬其人。电视剧《东方商人》中袁世凯自称袁项城，实在荒唐。
第六章 名字的应用价值
懂得了名和字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组合方式，不但有助于“闻名知字”和“闻字知名”，而且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应用价值。
我们日常写作、阅读或交谈，不时地会遇到有关古今人物名字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不免就会出错，甚至闹笑话。但如具备点这方面的知识，就不会随便说及、随便使用，也不会轻信人言，从而不至于落下话柄，这只是从消极方面说的。如果从积极方面说，其作用远不止于此。下边我们分别加以讨论。
第一节 避免误解
有的人不知道古人一般都是既有名又有字的，更不晓得何为名，何为字，名和字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所以常在人物名字上出错。如说杜甫字少陵，苏轼字东坡，陆游字放翁，唐寅字六如，郑燮字板桥，等等。这都是因为常听人说杜少陵、陆放翁、郑板桥如何如何，又朦胧知道古人有字一说，便错误地把号作字了。如只是口头交谈，随便一说，倒也罢了，如果写成文章，登在报刊，印成书，就会贻误他人。如有一篇谈人才的文章，说春秋秦国善相马的孙阳，因为鉴别马的技能太高了，所以人们都拿天上掌管马的星宿伯乐来称呼他。这真是不知所云了。当然，不能怪这位作者，他也是被人所误，《中国人名大辞典》“孙阳”条就是这样解释的。我们说，孙阳是字伯乐，并不是拿天上管马的星宿伯乐来尊称他。阳、乐在古代汉语中，都有喜悦、欢欣义，是同义相协。清代的学者俞正燮、王引之都曾讲过此事。编辞典的人没注意这些研究成果，所以弄错了。
那么，孙阳怎么同天体上的伯乐星拉上关系的呢？《晋书·天文志上》说：“传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马，或曰伯乐。星亡，马大贵。”造父，就是神话传说中为周穆王驾八骏马，周游天下的那位技艺高超的驭手，所以说是“御官也”。但因人世间又认为此星是主马政的(司马)，所以才又有此星为伯乐一说。但是这“伯乐”是秦穆公时代善相马的那位，还是春秋末为赵简子驾车的邮无恤？邮无恤亦字伯乐。恤是忧虑，无恤即无忧虑，无忧无虑就是欢乐，所以字伯乐。从天体上星宿的分布来看，造父之左，是以和邮无恤同时齐名的驭手命名的王良①，其右是以夏代的车正(掌管车马)命名的奚仲，造父之下有车府(盛车之处)，全是驾车的、管车的和车库，而没有管马的，后人才生出“一曰司马，或曰伯乐”，把善相马的孙阳给搬了上去。善相马，必然识马性，会养马。总之，是人世间先有了造父、王良、奚仲和伯乐，天上才有以造父、伯乐等命名的星宿。天上诸多星名，全是人间事物的投影。
又有人说，当代大文学家巴金先生字芾〔fei费〕甘，这也是由于不知道名和字意义须相协的道理而出的错。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是取义于《诗·召南·甘棠》“蔽芾甘棠”这一语典的。1929年发表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时，开始使用“巴金”这个笔名。然而芾甘是和他的原名相配的，和巴金则不相协。虽然李尧棠、芾甘和巴金三个符号同是指当代一位四川籍的文学巨匠，但却不能违反名字必相协的道理，而将“芾甘”配“巴金”。
注释：
①《汉书·古今人表》邮无恤与王良为二人，《左传》杜预注以为是一人。从名字关系看，应从《汉书》。
第二节 避免误将一人作二人
唐代刘肃在《大唐新语·惩戒》中记叙了一个有吏才而无学术的、名叫张由古的贵官的笑话。张由古在跟同僚闲谈时，说东汉的班固那么大的学问，那么高的文才，作品竟不被收入《昭明文选》，实为憾事。有人诘问说，《两都赋》、《燕山铭》和《典引》，明明都在《文选》中，怎说没收入呢？张由古反驳说：“此并非班孟坚文章，何关班固事？”原来《文选》编者为对前贤表示敬重，都是称字不称名，而不学无术的张由古，既不知班固字孟坚，又不知道名字相协之理，所以不能从坚、固同义这一线索得到启示，及时悟到班孟坚即班固，以至留下了笑柄。
早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也有不少将一人当作两人的条目，也都是忽略了名字关系造成的。举例如下：如“高”字下，收高咏字阮怀条，又收了高泳字阮怀条。以“阮怀”应“咏”是取晋阮籍《咏怀诗》为名字的，泳和阮怀不协，泳必是繁体“詠”的讹误，因为手写的“言”和三点水相近。倘若考虑到清人惯好摹仿秦汉人用假借字为名字，也会悟到“泳”同“阮怀”的关系。更何况“两人”全是清代宣城人，幼年又同有“神童之目”，还都有《遗山堂集》和《若岩堂集》，其为一人，不是十分明显的吗？
又，“李”字下，收了一个字景曾的李圻〔qi齐〕，又收一个字景鲁的李沂。可是两人同是明代嘉鱼人，又同是万历进士，还同为吏科给事中，并同因谏中官张鲸不法，招惹皇帝发怒而遭廷杖，被削职为民。天下哪有如此巧合的事。原来沂、圻二字相似，鲁、曾两字形近，所以才发生讹误。《明史·李沂传》作“名沂字景鲁”，别的书则刻为“名圻字景曾”。可以说，《明史》名对，他书字对。依名字相协和结合方式看，这属于“概括经义”。《论语·先进》记述了一个孔子命侍坐的弟子们畅谈个人志趣的故事，轮到曾皙时，曾皙说他愿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一起去沂水中洗洗澡，再到舞雩〔yu鱼〕台上吹吹风，然后兴致勃勃的唱着歌回来。这话触动了已近暮年而又不得行其道的孔子的某些酸楚，便慨然叹道：“吾与点也！”孔夫子被奉为圣人，他如此赞成曾点(曾皙的名)的行为，所以人们便取此经义以为名字。名沂字景曾，就是表示景慕受孔子赞叹的“浴乎沂”的曾皙。可见，圻完全是错了。鲁，还多少有点联系，因为沂水是鲁国境内的一条大河，且在都城近旁。但无论如何也不及“曾”和“沂”结合得紧密而直接。辞典编纂者忽略了名与字的关系，上了讹字的当，把一人分为了两人。
“林”字下收了一个宋代字咏道的林师点，又收了一个宋代字咏道的林师蒧，这也是将一人当作了两人。蒧，借作“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蒧，字皙。”集解说：“音点。”索隐引《家语》云：“曾点字子皙。”可见林师蒧就是林师点，只不过因为时而写作“点”，时而又写作“蒧”，后世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点、蒧是两个不同的字，自然就代表两个人。加上辞典编者所据资料又有出入，一作天台人，一作临海人，看来籍贯不同，就更像是两人了。其实，这是由于不了解宋代行政区划造成的。宋置台州临海郡，下辖有天台(台州就是由境内的天台山得名)，天台亦称临海，可见，并不是籍贯不同。朝代相同，姓名相同，籍贯又相同，名与字还同是取自上述《论语·先进》曾点言志的事，其着眼点又同落在“歌咏夫子之道”上，这岂不太巧合了吗？所以我们说：这是将一人误作二人。
这类例子还有不少，我们不能一一列举分析了。当然，同时代的人中，或可能有同姓名、同籍贯和同一个字的，要判断是一人还是两人，还要借助其他佐证，不可仅依名字相同而遽下结论。
第三节 校订书刊中人物名字的印刷讹误
书籍报刊印刷中，人物名字常有讹误。出现错字的原因很多：排字者不辨字形，将甲作乙；原稿字迹不清，排错后未校出；原稿写错，编辑未发现；原稿正确，编辑改错；等等。如果都具备一点名字方面的知识，作者、编者、校者都多留意，这种讹错就会减少。我们且以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为例，就人物名字印刷讹误者，举出若干剖析如下：313页 陈公璟字师未
按，师未与公璟不协。“未”应是“宋”之讹误。这是仰慕唐代名相宋璟，所以袭用其姓名。
330页 罗必元字享甫
按，享应作“亨”。这是取《易·乾卦》 “乾，元亨利贞”经文以为名字。
316页 赵与票字叔晦
按，票，当作“[上票下灬]”，即“熛”。《说文·火部》：“熛，火飞也。”火有光明之象，和“晦”反义相协。
417页 黄观字伯澜，一作伯润
按，伯澜是对的，伯润不应收。这是取义于《孟子·尽心上》“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伯润与观不协。
569页 张汉字月搓
按，搓，当作“槎”。两字形似而误。以月槎应汉，是取《博物志》所记海上有人乘槎直达天汉，见到牛郎织女的故事而为名字的。
695页 杨沂孙字子兴
按，兴是“与”的误字。繁体字興、與形相似，因而致误。这是取《论语·先进》曾点愿“浴乎沂”，孔子慨叹“吾与点也”经义作为名字的。
此书这类排印错误很多，不一一举例了。
其他书刊也有这类错误。如文物出版社的《鲁迅画册》，介绍鲁迅好友许寿裳时，说他字季市。其实，市和寿裳毫不相干。市是“市〔fu服〕”的讹误。市乃“韨〔fu服〕”的初文，是个象形字。远古时代，生产力低下，先民的衣著通常是将一块毛皮之类的东西扎在腰中，悬垂于两股之间“遮羞”，这就是“市”。到了文明时代，市发展成为礼服的一个组成部件，其颜色花纹则依身分等级而定，字则写作为“韨”或“绂”。这是人类的一种返祖现象：不忘本。巿、裳都是下身所穿，所以名寿裳字季巿。印作“市”就无法理解了。
第四节 考证古人的名字
许多古圣先贤，著书立说并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宣扬自己的信仰、理想、观点、学说和主张，使之能流传后世。如注《老子》的河上公，就没留下一个真实姓名。这个，我们就无法办了。有的作者在书中欲言又止，既不愿暴露真实姓名，又不愿让人认为是来历不明的书，便在著作中利用名字关系来向读者做暗示，让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越绝书》，从隋代起，就被认为是春秋末年孔子弟子端木赐(子贡)所作。到了宋代，又怀疑作者是伍子胥。也有人认为是战国时人所作，又经汉代人增补的。直到明代学者田艺蘅才据此书末的几句隐语和前人推断的启发，认定作者是袁康，编定者叫吴平。因为书末叙《外传》是这样说的：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
去、衣相合为“[上去下衣去亠]”，庚覆盖米，乃是“康”字。
又说道：
文属辞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
一二两句说明是会稽人；以口承天，乃是口天“吴”；屈原名平。合起来便是会稽吴平。
至此虽说可以定案了，但仍有猜谜拆字之嫌，还不能使之铁证如山。
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编《四库全书》，编纂官们在写《提要》时，采用了田艺蘅的考证。迻录如下：王充《论衡·按书篇》曰：“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tuo驼〕，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玄思》，太伯之《易章句》，文术之《箴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所谓吴君高，殆即平字；所谓《越纽录》，殆即此书乎？
编纂官虽是以推测的口吻来论断，不过表示谦撝〔hui挥〕罢了。从名与字的组合关系看，吴君高就是吴平，绝对没错了。屈原名平，《尔雅·释地》说：“大野曰平，广平曰原。”平、原同义相协。吴平自说与屈原同名，但《释地》紧接着还有一句说：“高平曰陆。”另外，“广平曰原”这句，有不少著作引用时，都作“高平曰原”。从训诂典籍的解释看，吴平字君高，是绝对无可置疑的了。至如《越纽录》和《越绝书》，古来同书异名的事很多，就无须多说了。
通过名和字的组合关系，可以从字认定名，也可从名确定字。因此，如果有几个历史人物，由于某种原因，名或字发生易位、错乱现象时，也可加以辨别，使之复原，各归其主。
《中国人名大辞典》“常”字下即收录了两个时代相同，地域各异，姓名相近，字却易位的历史人物。他们都是东晋人，一个是仕于蜀地成汉字道将的常璩，另一个是仕于西北地区前凉字元琰的常据(繁体字作“據”)。成汉亡后，常璩归降了晋，他就是《华阳国志》的作者。常据在主人张天锡归晋前，死于同苻秦的一次战役中。不知是什么原因，史臣将他们两人的字张冠李戴了。因为璩同道将不协，据同元琰无所取义。倒是璩和元琰相协，据和道将相配。璩是一种玉环，琰是玉泛出的美好色泽。《说文·玉部》：“璩，环属。”“环，璧也。肉好若一谓之环。”“琰，璧上起美色也。”璩字元琰多么相协！据和将都有扶或引义。《说文·手部》：“据，杖持也。”《广雅·释诂一》：“据，引也。”《诗·小雅·无将大车》郑玄笺：“将，犹扶进也。”扶进即挽引。《木兰辞》：“出郭相扶将。”另外，《史记·鲁周公世家》记有齐国子将，索隐云：“子将即梁丘据也。”这可作为常据应字道将的旁证。
两人不仅表字互易，姓氏也有讹误。常据在《魏书》中作常据，在《晋书·苻坚载记上》则作掌据，在《张天锡传》又作常据。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校勘记引丁国钧《晋书校文》说：“常据《传》凡三见，皆‘掌’之讹，《苻坚载记》及《元和姓纂》可证。按，《广韵》、《通鉴》一○四亦作‘掌’。”看来常据应当是掌据。姓氏都出错，何况表字！这个错是由于史官取材不精失于考证，还是历代抄写、印刷疏于校对，我们不去管它了。我们只是感到，如将表字交换过来则两全其美，如维持现状则各不相协。
许多文献古籍，千百年来辗转传抄，反复印刷，出些讹字、错字是毫不足为怪的。人们对这种问题多不注意，一则是不重视名字方面的文化常识，二则以为无伤大体，所以就忽略了。但这毕竟有悖历史的真实。这完全是应当避免的。如果从名字组合关系去考证一下，还其本来面目，才堪称是对历史的尊重。这类问题在历史书中最为集中，不妨举些例子加以分析。
《晋书》中有个比较有名气的人叫卞壶〔kun捆〕，但字叫望之。按词义，壶是“宫中衖〔xiang象〕”(见《尔雅·释宫》)，也就是房舍间的夹道。古代王侯、平民的房舍都叫宫。房舍间的夹道和“望”有什么关系呢？实在找不出来。我们说，壶是“壶”的讹字，二者形相似，只是一笔之差。不过，这样可就意义全异了。壶指的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海上三仙山：方壶、瀛壶、蓬壶。因其形状像壶，所以才以壶为名。这三仙山是神仙所居，远处可以望见，坐船靠近就不见了，它可望而不可及。此事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张守节正义有注解，《汉书·郊祀志上》和王嘉《拾遗记·高辛》也有记载。名壶字望之，是表示企羡神仙。这种求仙思想，自汉末至魏晋，非常盛行，不仅诗文中有反映，人的名字中也有许多反映。如《后汉书·逸民传·法真》“法真字高卿。”李贤注说：“高，一作乔。”乔的繁体字和高的形状很相近，易讹误，李贤的提示很重要。乔，指仙人王乔，也叫王子乔。《说文·匕部》：“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真，乔正相应，是表示羡慕神仙。三国魏曹真字子丹，则是表示通过服食丹药，求得长生不老，古诗所谓“服食求神仙”就是这个意思。卞壶同时代的温峤字太真，也是表示企望成仙。峤，指的是《列子·汤问》所说的海上仙山员峤。另有一个和峤字长舆，也是表示向往成仙。舆，指的同员峤齐名的另一仙山岱舆。名与字各用一仙山。所以我们说，卞壶应作卞壶。千百年来，人们习焉不察，没有理会这位名人的真实名字；也可能没想到“壶”上去。我们无意要给这位古人更名，不过想就“傍名为字”之理正其讹误罢了。
史籍中这种因字形相似而造成名字讹误的例子相当多。如《魏书·辛悠传》说：“悠弟俊，字叔義。”我们说，義和俊不协。義，当是“乂”。宋元以来，義简化为“义”，民间习用。乂、义相似，刻书时书手误把“乂”当作義的简化字，以为史籍中不应用此，遂将乂改为“義”，好心做了错事。以“乂”应俊，是取《书·皋陶谟》“俊乂在官”经义的，讹作“義”，和俊就不相配了。这是将“乂”当作了“義”。还有把“義”当作“乂”的。
《新唐书·蒋乂传》说：“蒋乂字德源。”德和乂不协。这个“乂”是由義变义，再讹为“乂”的。仁义乃道德之源，乂和德不相配。无独有偶，《旧五代史·晋书·寿王重乂传》说：“寿王重乂字宏理。”这个乂也是由義简化为“义”，再讹为“乂”。“事之所宜之谓义”，凡“所宜”的，必是合理的，所以义、理相协，而乂与理则毫无关联。另外，其兄名重信，信义相连，可为旁证。又，《旧五代史·唐书》有睦王李存乂，虽未载其表字，但从其兄名存礼来看，这个乂也当作“义”。这同样是从義变“义”再讹为“乂”的。刻书人只知道古籍不应有简化字，凡见有像当时通行的简化体的字，就往形似的繁体字上靠，至于是否符合文义，就不是他们所能判断的了。
古人名字的错乱现象确实极多，很值得细加考证，重新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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