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秘密谈判中，蒋介石虽然提出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先决条件，不过，蒋介石并未对此抱有过大期望。1938年9月，武汉会战正酣，蒋介石分析形势，于3日自述云："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乃可使倭阀失败，中国独立，方有和平之道也。"① 5日又自述云："敌将于武汉未陷以前，求得一停战协定而罢兵乎？此则无异城下之盟也，应严防。"②
从谈判先决条件变化为"抗战到底"之"底"
对如何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有一个漫长的摇摆、矛盾、反复的过程。
1929年，日本曾向蒋介石提出，希望取得在中国东北的"商租权"，即为了商业和农业需要，日本人可以在东北购买土地。蒋介石觉得可以借此暂时缓和其侵略野心，拟予同意，但受到国民党其他大员反对，未成。1931年12月，蒋介石因丢失东北，在内外各方指责声中下野。次年1月，日本陆相荒木贞夫以支持蒋介石复出为诱饵，要求蒋赞同日本在东三省的"商租权"，并且假意表示中国可以驻兵。蒋介石即明确表示拒绝。日记云：
荒木甚畏共党，亟愿余主持国事，共同防共，而其商租权，是不欲明订驻军，以有限数，不致不能驻兵也等语诱余。倭奴卑劣，亦视余为可欺也，诚不知中国尚有人也。③
同年5月16日，蒋勉励自己："对俄外交，当不能放弃外蒙；对日外交，不能放弃东三省。"① 随后，他并制订对朝鲜和东北的工作计划，指派齐世英联络东北，滕杰、黄绍美联络朝鲜。② 6月，蒋决定迅速派定东北义勇军指导员，并致函张学良，嘱其出兵热河，一面与东三省各义勇军打成一片，一面威胁山海关日军。③ 同月，他在牯岭听翁文灏谈，东北三省煤矿，几占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铁矿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自悔此前决策错误，日记称："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梦，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④ 同年9月13日，他自记称："预期十年以内恢复东三省。凡为中华人民血气之伦，当以此奋勉。"18日，蒋介石在汉口，听到日本人在租界鸣炮奏乐，庆祝占领东北，蒋介石受到极大刺激，在日记中表示，期望能于1942年以前，"在中正手中报复国仇，湔雪此无上之耻辱。"⑤ 这些，都反映了蒋介石思想中确有捍卫东北主权的一面。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施压，中日两国形势一紧张，他又软弱、动摇。1933年4月3日，他回忆1929年的旧事时写道：
民国十八年，明知应与俄复交，而老朽阻碍。倭寇欲东三省之商租权，余欲以此而暂缓其侵略野心，老朽目短，无识如番人，强持反对。及至苏俄进攻吉林，张氏屈服，则倭寇野心益炽，致成今日内外交迫之局。及至胡朽事出，宋子文弄权，国益纷乱，是皆余自无主宰之所致也，何怨何尤，惟自承当耳。①
从这页日记看，蒋在1931年1月拒绝荒木提出的在东三省的"商租权"后，至1933年4月，又有所动摇。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次动摇为时短暂。蒋介石写下上述日记之后的第22天，他就又"研究对倭战略"，认为"与倭决最后之胜负，惟在时间之持久耳"。②
日本侵占东北，特别是扶植溥仪成立所谓"满洲国"后，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有关问题，但蒋介石大都拒绝不谈。其原因，在于蒋认为这种谈判只能使中国"丧权辱国"，不如不谈；即使谈判成功了，日本政府并没有控制、约束其军方的能力，谈了也等于白谈。③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认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决心应战。他预估：再有两年时间，将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十年后，不只收复东北全境，而且可以收回台湾，扶持朝鲜独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④ 8月5日，胡适和陶希圣联名给蒋介石上条陈，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换得日本让步，从根本上调整两国关系。蒋介石即表示：日本没有信义，"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⑤ 次年2月2日，他在日记本中写道：如去年乘国内统一，对倭形势较优之时，急谋解决东北问题，或割让，或策封保留宗主权，而不出于承认形式，非特势所不能，即使解决一时，以彼倭少壮派军人之侵略思想，与其政府之不能控制，不能守信，则一二年间仍必向关内侵占，绝非根本解决之道也。"① 此后，蒋介石在3月22日、23日的日记中都写过类似的话。 一言之不足而反复言之，这就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持此说者非止一人。当时，蒋介石正筹备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在提前写作的演讲要旨中写道："和战问题，降不如战，败不如亡。若我不降，则我无义务，而责任在敌，否则敌得全权，而我全责。民不成民，国不成国，则存不如亡也。"并说："敌国政府，无权失信。若我放弃东北，徒长敌寇侵略之野心，永无和平之一日。"② 当年9月18日是东北沦陷的第七个年头，蒋介石自我反省云："收复失土，痛雪国耻，全在一身，能不自强乎？"③
不过，蒋介石虽然希望收复东北，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又不准备，甚至反对采用战争的手段。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说中，他说：""兵凶战危"，古人常说"不得已而用之"。凡是真正懂得军事的人，一定不愿轻于作战，尤其自本党当政以来，一向以和平为职志，决不愿轻启战争，这是一定的道理。"话题转回现实之后，蒋介石表示："我们这几年，一方面抱定保持我独立生存的决心，同时对于和平，始终为最大的努力，也不但是东北问题，就是其他中日之间的悬案，我也常常表示，只要经过正当、合法的外交方式，只要无害于中国国家的独立生存，我都可以负责解决。其理由就是保持和平为我们固有的理想，所以百事应着眼于民族久远的利害，而不在乎计较一时的恩怨得失。"④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标示国民党转变政策、确立抗战建国方针的会议，但是，即使在这时，蒋介石对解决东北问题的底牌也仍然是"经过正当、合法的外交方式"。
1939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发表演讲《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将这一解决东北问题的"底牌"表达得更明确：一方面，他坚决表示："外蒙有自治之可能，而满洲完全是中国人，绝对不能独立。"接着，他解释"抗战到底"之"底"时说：
我们要解释"到底"两字的意义，先要检讨这回抗战起头是在什么地方，才可以得到结论。我们这次抗战是起于卢沟桥事变。凡是一种战争，要有目的，要有限度的。
如果随便瞎撞，会使国家民族自趋灭亡。我们这次抗战的目的，当然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和日本开始谈判，假使能够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可以开始谈判，以外交的方法，解决东北问题……若在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没有恢复，即与日本谈判，便是我们最大的失败。……这是我抵抗的机会，也是我们不能不抵抗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无论如何只有和他拼命。……若恢复了平津，我们再不以外交政治的方法与日本谈判，也是自趋灭亡之道。①
在这一段演讲中，"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仍然是与日本谈判的条件和前提。如前述，在特定条件下，这一主张有其正确的、策略性的一面，是一个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日本的方案。但是，蒋介石将收回东北的希望只寄托在"外交的方法"，说什么"若恢复了平津，我们再不以外交的方法与日本谈判，也是自趋灭亡之道"，这就有问题了。外交的方法，谈判的方法，可以是方法之一，但是，要让日本侵略者将已经进口的肥肉吐出来，在一般的状况下，"外交的办法"难于济事。因此，还必须准备另一手，即武力收复，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东北。然而，在蒋介石看来，这就是"自取灭亡之道"。显然，这是危言耸听。此事说明，自卢沟桥事变起，全面抗战爆发已经一年半，但蒋介石的对日恐惧症仍然很严重，对将抗日武装斗争进行到底，既缺乏信心，也缺乏决心，反映出蒋介石在对日斗争中特殊的软弱性。
蒋介石对"抗战到底"之"底"所作的新解释
如前述，将"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中日谈判的先决条件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抗战到底"之"底"则不妥。蒋介石不久改正了这一错误。
1939年7月7日，蒋介石发表《抗战建国二周年纪念告日本民众书》，指责日本侵略中国，抢夺中国东北领土，建立伪满洲国等行为："把一大群人看成奴隶了，反要说是给了自由；把中国一部分领土占据了，反要说是建立了独立国。"① 同日，蒋介石发表《告世界友邦书》，指出"今日国际间一切无法律、无秩序之无政府状态，实由1931年之九一八，日本强占我东北四省始作之俑所造成"。文告表示："在敌人未澈底放弃其侵略政策以前，我国抗战，无论遭受如何牺牲与痛苦，决不有所反顾或中止也。"② 这里"抗战到底"之"底"就被说成日本"彻底放弃其侵略政策"，较之"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前进了。
当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批判国民党内要求变更抗战建国方针，及早结束对日战争的错误思想。他说："如果我们国家民族一天没有得到独立自由平等，抗战就一天不能停止，而我们的牺牲奋斗和努力，也就一刻不容松懈，更丝毫不容有徘徊观望、半途而废的心理，幻想苟且和平！否则抗战失败，国家灭亡，我们就作了中华民族千古的罪人！所以现在如有人以为敌人已无法进犯，他的侵略之技已穷，我们可以乘此机会与他讲和，或者以为友邦都不可靠，不如自己早些设法和平，这就是陷入与汪精卫同样错误危险的心理。"蒋介石主张："一面坚持抗战，一面抓紧建国，再要埋头苦干三五年，非获得彻底的胜利和成功，使敌人根本放弃其侵略政策，决不能停战言和。"
讲话中，蒋介石对抗战到底之"底"作了新的解释。他说：
所谓"抗战到底"究竟是怎么讲呢？我们抗战的目的，如何乃能达成？我们抗战的目的，率而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我在五中全会说明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若以整个国际范围来论断中日战争的归趋，就一定要坚持到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乃有真正的解决。
他强调："如果那一个国家想单独调停或想藉此谋他一国的利益，不论出于何种方式，结果都必然失败。"① 这里，蒋介石所说中国"抗战到底"的"底"就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扩大了视野，提升了要求，因而纠正了前说的错误。
蒋介石的这一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蒋介石早就认为，中日战争是国际问题，它的解决也有赖于国际形势的变化。1938年5月26日日记云："不能引起世界大战，恐不易使倭国失败也。"② 7月27日自记云："中倭战事问题，实为国际问题，非有国际干涉，共同解决，则决不能了结。否则，直接讲和，则中国危矣。"③ 当时，蒋介石已在研究，如欧洲战争爆发，则中国将与英、法、俄共同作战。日记云："速谋与英、法、俄进行共同作战之计划，以期中倭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又云："向英、法政府恳切商谈，使国际盟约中之制裁条款为有效条款，藉以号召多数国家共同制裁，且须同样运用于欧亚三洲之战争。"① 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同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一形势使蕴藏于蒋介石心中的期待成为现实，因此，他才能在五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战争联系起来，并对中国抗战目标作了修正和提升。
"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度之成功"
欧战的爆发燃起了蒋介石的希望，使他敢于公开倡言，中国"抗战到底"之"底"与世界战争之"底"同步，但是，欧战最初并不顺利，法军和英军相继战败。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英军撤出欧洲大陆。同月，法国宣布封闭滇越铁路。7月，英日之间达成妥协，宣布封锁滇缅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道先后断绝。苏俄则因准备对德国作战，拒绝对中国的进一步援助。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继续对日本采取战与和的两手策略，同时相应地将抗战目标区分为"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度之成功"两种类型。
当年8月，日军积极谋划南侵，向东南亚进军，力图结束对华战事。在这一形势下，蒋介石曾准备利用时机，争取与日本实现于中国相对有利的谈判。同月，在蒋介石指导下，张群、张季鸾与陈布雷等起草过一份《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中云：
最大之成功为完全战胜，收回被占领掠夺之一切，不惟廓清关内，并收复东北失土；最小限之成功，则为收复七七事变以来被占领之土地，完全规复东北失地以外全国行政之完整，而东北问题，另案解决之。以上两义，前者战胜之表现，后者则为胜败不分，以媾和为利益时之绝对的要求。
关于"最小限度之成功"，《纲领》提出："满洲伪国"的土地，"被日本侵占已久"，"在我国不能用兵力收回之过渡期间"，可以"扶助溥仪之伪政府，第一步使取得满洲内政上自治之政权，使该地汉、满、蒙人民先脱离被占领地人民之境遇，第二步，与溥仪直接协商，先求得一过渡的解决之办法"，最后与蒙古等地一样，作为"联邦之一，完全复归于中国"。
《纲领》又将东北问题的解决分为甲案与乙案：
东北问题：1．甲案，现在不提，战后另作交涉。2．乙案。现时先取得一种谅解，约期交涉。关于此点，我方又分两案：（1）要求日本承认我国在东北之主权，而中国承认东北之自治。我中央派驻满指导长官一人，常驻长春，代表中央，但不干预其通常施政。（2）要求日本先行改革满洲制度，使溥仪之政府确有施政用人之自由，废除日籍官吏制度，还政东北人民。此项改革完成之后，我中央得与溥仪之政府直接协商以求东北悬案之解决。
在此项协商开始以前，中日可订临时办法，以便利关内外人民之交通与经商。我方尤当注意要求日本善遇我东北同胞，废弃九一八以来仇视、贱视我人民之政策。
蒋介石等估计，和日本谈判时，日本可能提出承认"满洲国"时，《纲领》强调："我国应声明不能承认。""东北问题，须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现在不能提议（但热河不在东北范围之内）。"
《纲领》规定："我国为被侵略国家，故和议之发起，必须出自敌方……应深切考查，其条件是否无背于我建国原则，而足以达到我最小限之成功，必须在确认为我作战目的已得最小限之贯彻之时，始允其开始和平之交涉。"张季鸾等还在起草的初稿中提出召开停战会议的原则：1.（日本） 凡作战而来之军队，完全撤退；2. 凡所占领长城以内及察绥之土地完全交还；3.不平等条约定期取消。"① 上述原则表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仍然是中日谈判的一项前提条件。
该方案先后有几种稿子，名称和内容都不尽相同。《中日恢复和平基本办法》规定："日本政府保证永不将东北各省划入日本领土，或采取其他行动使各该省在名义上或事实上成为日本之保护国。"《中日恢复和平协定要点》规定："东北问题即满洲问题之悬案，于恢复和平后一年以内特开会议，另案解决。"《对敌策略的几个疑点》规定："我国既不能收回（东北），又不容放弃，故利在延搁不决。"又称："实质的收回，在将来为可能，此当在我国防完成，而敌人有求于我之时，或敌人在国际战败之时，因此，我又决不可自弃东北，以失去将来实质收回之根据。"上述资料表明，蒋的抗战方案有"最大之成功"和"最小限度之成功"、"军事"和"外交"两种。当他着眼于"最小限度"时，也没有放弃争取"最大成功"的希望。
9月18日，蒋介石发表《"九一八"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明确宣告，将收回东北列为"抗战到底"之"底"。文称："我们到今天，还不能解放我们东北的同胞，收复我们的失土和主权，这就是没有达到我们抗战的目的，无以安慰已死的英灵。"他明确宣布："我们九年来忍苦奋斗，三年来奋勇抗战的目的，就为要恢复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要解救我们三千余万的东北同胞。"又称："我们四万万同胞和东北三千余万的同胞是一脉相承的黄帝子孙，是手足同气、呼吸相通的兄弟。为了拯救国家，我们大家都负有相同的责任；为要解救我们水深火热中三千余万的东北同胞，我们在关内四万万同胞更觉得牺牲奋斗是自己的责任。""我们今天多抗战一天，就是恢复我们国家独立自由和达到我们雪耻复仇目的日子更接近一天，也就是收回东北和解救东北同胞的日子更接近一天。"① 9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东北被侵已足九年，但愿为收回东北开始之日也。"② 次日，蒋介石检阅旧日记中预期收回东北、台湾等地的文字时写道："以天意与最近时局之发展及上帝护佑中华，不负苦心人之意与力测之，自有可能。"③
反对苏、美两国的妥协、错误主张，力保东北主权
欧战爆发，英、法作战不利，原为西方殖民地的东南亚成为"真空地带"。日本眼红该地的富饶资源，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力谋冒险南进。这种情况，使英、美更多地关心中国战场。1941年3月，美国罗斯福总统发表广播演说，声明一定要"援华到最后胜利为止"。在此情况下，蒋介石的抗战信心日渐增强。日记云："此后只要我能自强奋勉，则十年困难，四年苦斗，……不惟恢复失土已得有把握，而太平洋之和平，亦从此奠定，要在我之自力更生耳。"④ 但是，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一个月之后，就发生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事件。
当时，德军进攻苏联在即，苏联为全力对德，避免两面作战，力图稳住在东方的日本。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缔结《中立条约》。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性，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14日，蒋介石自我检讨云："竟未想到其互认满蒙之领土，此乃余对事理未能究其至极之过也。"① 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言赘。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所为妨害中国领土行政权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② 24日，蒋介石密电各战区将领及各省党部、省政府称："只要我能独立自强，战胜暴敌，则收回失土，恢复主权，势所必至，理亦当然。区区苏、日一纸不法之声明，岂能永为我领土与主权完整之障碍！"③ 同年9月1日，重庆国民政府在被日机炸毁的礼堂废墟上举行"纪念周"，蒋介石自励云："此乃余前年所谓即在瓦砾中，亦在重庆国府原址作纪念周之决心也。安知吾于廿一年立志，欲于卅一年收复东北之志不能贯彻乎？"④
这以后接踵而来的消息有如噩梦连连。9月12日，蒋介石得到情报，美日达成妥协，美国已同意日本占领中国的华北与满洲。蒋介石日记云："今日问题，权操在我，非美国默认所能解决。今日中国政府绝非甲午战争时之政府可比，在此不惟美国之自杀政策，乃为美国之不利，而于我抗战政策根本不变之下，顾无损也。"① 18日，蒋借东北沦陷十周年之机，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文称："我们非完全驱逐寇军于我们的国境以外，彻底消灭他侵略的野心，我们的抗战，是决不能停止的。我们若非使东北同胞获得真正的自由，东北的失地完全恢复，在我们神圣的抗战，亦决不会停止的。""我们东北同胞与全国同胞的生命是整个的，东北四省的土地与全国的土地，也是完全整个不容有寸土分割的。我们整个民族和整个领土，是存则俱存，亡则俱亡，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这是我们天经地义的道理。"② 蒋介石的这篇文章，明为"告全国军民"，实为对国际的宣告。同年12月6日，蒋介石与拉铁摩尔顾问谈话，嘱其转告罗斯福总统："中国决不能放弃东北，否则新疆、西藏皆将不保，外蒙亦难收复。"③ 此后，拉铁摩尔即成为蒋介石这一主张在美国的积极宣传者。④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中国由单独抗战进入与同盟国联合作战阶段，国际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蒋介石保护东北主权的意识也就越来越强烈。
还在太平洋战争初起时，蒋介石就积极研究同盟条约，确定对英、对俄、对各国要求："东四省、旅顺、大连、南满，要求各国承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⑤ 1942年3月，蒋介石设想，在日本"北进"，进攻苏联之时，中国军队乘机与日本决战，"收回失地，恢复旧有领土与民族固有地位，以为解放亚洲各民族之张本。"⑥ 15日，他甚至乐观地设想，将于1961年之前完成自蒙古库仑至东北满洲里之间的北疆铁路。同年8月3日，蒋介石与罗斯福总统代表居里谈话，得知美国方面有人主张东北由国际共管，作为日本与苏联之间的"缓冲国"。这对蒋介石说来，宛如"青天霹雳"，感到"国际诚无公道与是非可言，实足寒心"，① 但他立即声明："中国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绝无讨论之余地。此实为中国抗战之基本意义。盖我抗战若非为收复东北失地，早可结束矣。"蒋要求居里尽一切可能纠正美国人的上述包含极大危险的错误观念，让他们明白，中国民众之所以甘于忍受重大牺牲与各种困苦，支持抗战，其原因就在于要收复东北。他并进一步向居里透露中日谈判中的许多机密：日本曾表示，只要中国允许日本保留东北，可以接受中方的一切条件；又曾提出，中日共管东北亦可商量。蒋称：这些，都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拒绝。为了让居里记忆明晰，蒋用三句话概括说：1． 我等已作一切牺牲抵抗日本侵略，唯一目的在收复东北。2． 我等之所以尚须继续抗战，因尚未收复东北。3． 东北四省就历史、法律、人种、事实各方面言，五百年来皆为中国不可分之一部。蒋要求居里转请罗斯福发表声明，重申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蒋强硬表示："倘此问题不解决，则平等、自由以及其他一切悦耳之名词，皆无意义可言。"② 次日，蒋再次与居里谈话，态度更为强硬，他说："倘和平会议席间，不能返我东北失地，仍为我不可分割领土之一部分，我人仍将继续抗战，即招致国家之毁灭，亦在所不惜。凡不承认东北为我领土之一部分者，皆为我仇。"③ 5日，蒋介石再与居里谈话，仍然表示"整个东北为中国之一部，望罗总统早日声明"。④ 在蒋介石的一再坚持下，美国政府于9月18日发表声明，承认东三省为中国领土，蒋介石感到欣慰，日记云："此乃由余对居里所提问题之一也。" ①
同年9月，罗斯福派威尔基作为总统特使访华。30日，蒋介石研究与威尔基谈话要点，其第二条即为："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必须完全归还中国。② 11月9日，因宋美龄赴美在即，蒋介石研究须与美国商讨事项，有长期同盟；东三省与旅大完全归还中国；台湾归还中国；外蒙归还中国，予以自治等。③ 这以后，蒋介石日记中频繁地出现关于东北问题的记载。1943年3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伪满傀儡组织，至今恰九年矣。"④ 5月4日日记云："溥仪昨日到安东州，汪奸本日六十一岁生日，皆为国家之羞耻也。"⑤ 25日，蒋介石研究美国访苏代表戴维斯谈话，日记云："其提及旅顺为自由港一点，是越出余之主张矣。"⑥
在开罗会议上与英国争论，要求明确声明，
将东北、台湾等地归还中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1942年1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区组织反攻，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11月22日至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及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等问题。
为准备参加开罗会议，蒋介石于1943年7月起草拟各项文件。当月9日，蒋介石研究与罗斯福会谈后的共同宣言要旨，提出"必须获得无条件之胜利"，这就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目标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⑦ 8月9日，蒋研究与罗斯福谈话要点，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东北问题"。15日，蒋介石研究战后中国国防建设，自记云："东北收回后则维持其原有之工业与国防，以其余力充实我本部之建设。"① 24日，研究对美策略，认为"战后在台湾与旅顺之海、空军根据地应准与美国共同使用"。② 11月9日，蒋介石研究与罗斯福、邱吉尔谈话要点，问题之一为"东北"。14日，研究与罗斯福商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处理方案，确定"日本在九一八以来所侵占中国地区所有之公私产业应完全由中国政府接受"。18日，确定会谈应注意之重大问题，其内容之一为"东北与台湾应归还我国"。③ 22日，再次研究会谈要旨，"东北与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仍为重点之一。
在蒋介石指导下，军事委员会为开罗会议所准备的文件提出：日本应自其在九一八起所占领之中国及其他联合国之地区撤退；将旅顺、大连两地一切公有财产及建设，以及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无偿交还中国；将台湾与澎湖列岛交还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赔偿中国自九一八起一切公私损失。国防委员会所准备的文件提出："收复1894年以来日本所取得及侵占之领土。"11月23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在预拟的政府方面提案中提出：日本自九一八事变后自侵占之中国领土，包括旅大租界地及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
开罗会议开幕后，蒋介石在与罗斯福总统讨论中提出："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应皆归还中国。"④ 讨论确定的原则为：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应归还中国，应使朝鲜获得自由与独立，战后日本在华公私产业完全由中国政府接受等。11月24日，开罗会议公报草案提出，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等，当然应归还中国。讨论中，英国代表贾次干企图将中国主权模糊化，提出将草案改为："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王宠惠认为，英国的这一修改，"不但中国不赞成，世界各国亦将发生怀疑"。他说："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战，由于日本侵略我东北而起，而吾人作战之目的，亦即在贯彻反侵略主义。苟其如此含糊，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故中国方面对此段修改文字，碍难接受。"他表示："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联合国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美国代表支持王宠惠的意见，英国草案被否决。26日，草案送请正在讨论的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审阅，得到一致赞成。会议定稿的公报宣称："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公报称："我三大盟国将坚韧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这样，中国对日作战的目标就进一步提升，远远超出"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了。
1938年4月1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曾传达孙中山的遗志："恢复高台，巩固中华。"蒋解释说："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中国几千年来是领袖东亚的国家，保障东亚民族、树立东亚和平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为要达成我们国民革命的使命，遏止野心国家扰乱东亚的企图，必须针对着日本积极侵略的阴谋，以解放高丽、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① 现在，这些理想都已纳入开罗会议宣言，实现在即，蒋介石很兴奋，于1944年元旦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内称："在这次开罗会议中，英、美两国和我们中国一致同意，要剥夺日本第一次大战后所夺得或占领的太平洋上一切岛屿，要将日寇逐出于其以武力贪欲所攫取的土地，要归还东北四省和台湾、澎湖等岛屿与我们中华民国，要使朝鲜自由独立。……这不但使热望归还祖国怀抱的台湾、澎湖同胞闻而兴奋，使我们沦亡十二年以上的东北同胞鼓舞奋发，使不堪日寇奴辱的朝鲜国民闻风兴起，而且也是亚洲所有被日寇欺凌压迫的海上、陆上一切民族，都感到解放之有期，共同为消灭敌人而奋斗。这样一个重大而有力的共同决议，可以说在十年以前我们只是一个志愿，而到了今天已成为事实了。"①
国民政府为完全收回东北主权所作的斗争、让步与代价
《开罗宣言》虽然明确宣布，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但是要将纸上的宣言转化为现实并不是容易的事。其关键的关键是要击溃日本的强大军事力量。
依靠国民党的军队吗？1944年3月至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虽然在缅北等地的战斗中取得胜利，挫败日军精锐师团，但是，却在豫湘桂战役中溃败。自1944年4月日军渡过黄河，进攻河南始，至当年12月，占领贵州独山止，8个月之内，日军长驱两千余公里，占领中国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一切，使罗斯福感到，国民党的军队当时还不具备击溃日军的力量。倚靠美国人吗？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军队和日军实行逐岛争夺与越岛作战，已经付出了惨重的牺牲，罗斯福不愿付出更大的牺牲。为了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罗斯福企图利用苏联红军的力量。1945年2月，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在雅尔达秘密决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和欧洲战事结束时，协助中国对日宣战。但是斯大林提出，必须满足苏方下列要求：1． 外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加以保存；2． 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此权利因1904年日本之诡谲攻击而受破坏者：（1）南库页岛及其毗连各岛应归还苏联。（2）大连商港应辟为国际港，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旅顺仍复为苏联所租用之海军基地。（3）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双方共组之公司联合经营，苏联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中国对满洲应保持全部主权。3． 千岛群岛应割于苏联。以上各条，除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的有关规定外，均严重损害当时中国的主权。蒋介石对斯大林所提条件强烈不满，4月5日日记云：
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国强权占领，而决不能以租借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被其武力占领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中，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不能稍予以法律之根据。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要在吾人此时坚定革命信心，勿为外物胁诱，签订丧辱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而得保留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光荣也。①
对于与斯大林达成交易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蒋介石也指斥其"卖华"、"侮华"，"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实为其一生政治难涤之污点"。② 他担心罗逝世后，"美国对华政策恐将比现在更坏"，于5月23日致电时在美国的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转告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要求其向斯大林说明："美国必坚持其对远东一贯政策，使中国之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不受损害，凡在华领土之内，不能有任何特权之设置也。"① 6月3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说明"本人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希望苏联能帮助中国的独立、行政与领土之完整，希望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与行政独立"。他一方面表示，如苏联帮助中国恢复东三省领土，中国将在东三省的铁路、商港等方面，给予苏联便利，苏方如有军港需要，亦可与苏方共同使用。但是，蒋又以委婉语气表示："我全国人民咸认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及租界等事为国家的耻辱，一致痛恨，吾人为革命党人，自应注意人民之心理与要求，而期其要求之实现。"② 这实际上又在提醒苏联，不要将新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方。6月6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旅顺至少限度必须中俄共同使用，"若俄提归其独占，则我必须反对到底，决不许可也。"③11日，蒋介石两电宋子文，表示可以同意与苏联共同使用旅顺，但"租界"地名称"为我国之历史耻辱"，"今后不能再有此污点之发现"，"此点非坚持不可"，"否则所谓东北领土主权与行政仍不完整，仍非独立也"。④ 12日，彼得洛夫向蒋介石提出缔结中苏友谊互助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其第一条即是"恢复旅顺港之租借"，他表示，苏联是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需要有不冻港。蒋介石坚决反对，他从历史角度说明，此例不可开，苏联不应使中国成为"不平等的国家"⑤。
6月30日，蒋介石派宋子文访苏，会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旅顺可不用"租借方式"，但坚持中国必须承认"外蒙独立"。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企图将这一问题"搁置"。但是，斯大林的态度极为强硬，毫不让步。7月6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若苏联能协助我对日抗战胜利，对内切实统一，则为苏联与外蒙以及我国之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我政府或可忍此牺牲。"①7月7日，蒋介石两次指示宋子文，在苏联保证中国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的条件下，可以同意苏联要求。7月10日，蒋介石接到宋子文转来的苏联方面所提大连、旅顺、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等多项条件，认为比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与沙俄所订条约还要"苛刻"，日记云："明知其为讨价，而寸衷刺激不堪，所受侮辱亦云极矣。"② 7月19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时再次强调："外蒙独立，则于我国牺牲极大"，苏联必须同时"协助我东三省领土、主权与行政权的完整，及解决国内共产党的问题，和新疆变乱的解决。必须这三点做到，我才可排除一切，解决外蒙问题"。③ 他坚持："两条铁路和两个海港的中国主权，一定要完整的。"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数十万苏军攻入中国东北。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改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主权属于中国，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大连辟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民事、行政权属于中国旅顺政府。在《条约》所附照会中，苏联政府承认"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④ 同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
蒋介石并非不懂得，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首先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1938年8月15日，他就表示过："战事只有自力为可恃耳。"① 但是，蒋介石在事实上无法做到，他还是只能将希望建立在外力上。当蒋介石决定接受斯大林的条件时，中国虽已跻身"四强"，但是，名强而实不强，外强而内不强。国民政府自身无力全部歼灭日寇，收回东北，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不得不仰仗外力，而其结果是付出了巨大代价。
综观抗战八年的历史，蒋介石兑现了自己"抗战到底"的诺言，他为此确定的"底"也逐渐变化，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发展为收复包括东北、台湾在内的所有失地，解放朝鲜等东亚被侵略民族，再发展为与盟国共同作战，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无条件之胜利"。这种情况，当然有蒋的个人作用在内。对于这种作用，人们应该承认而不应该抹煞，但是，我们又要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中国抗战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形势日益明朗的结果。
原载《中国文化》第22期，三联书店2006年5月出版，略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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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
抗战胜利，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共商大计"
1945年8月10日。
下午8时多，蒋介石做完默祷，忽然听到设于附近求精中学的美军总部传来一阵欢呼声，紧接着，是噼里啪啦的炮竹声。蒋介石问身边的蒋孝镇，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嘈杂？蒋孝镇回答：听说敌人投降了。蒋介石心头一阵惊喜：日本投降了？！他让蒋孝镇再去打听。不久，各方传来正式报告，日本政府宣布，除保持天皇尊严外，其余均按照中、美、英《波茨坦公告》所列条件投降。消息证实，日本确实投降了。苦熬八年、日盼夜想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当时，蒋介石正在宴请墨西哥驻华大使。抗战胜利，蒋介石有许多事急待决定、处理。偏偏这位大使不识相，不断提出各种问题，纠缠不休。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两次提醒，这位大使才很不情愿地离去。蒋介石立即召开军事干部会议，按照早就拟定的令稿向前方各战区发电，并令吴铁城、陈布雷提出宣传与各党部应办之事，已经深夜12点了。
8月11日清晨，蒋介石约见美国大使赫尔利（Hurley，Patrick Jay，蒋介石日记作哈雷），对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咨询意见做出答复。蒋称：自己一贯主张，日本国体由日本人民自选。至于要求天皇出面签订降书以及将日本置于联军统帅之下各条，完全同意总统的意见。9时，再次约见赫尔利和魏德迈，就沦陷区军事紧急处置等问题表示看法。11时，到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提出今后大政方针与各种处置。
蒋介石最焦虑的是接受日军投降问题。早在8月10日深夜12时，朱德就以延安总部总司令的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要求敌军"于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如"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第二天，又连发第二至第七号令，命令中共所掌握的抗日部队"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① 当时，在华日军有百万之众，不仅占有中国许多城市和交通线，而且拥有大量战略武器和物资。谁最早、最多接受日军投降，谁就将取得最多、最大的胜利果实。因此，11日这一天，蒋介石给各方发了许多电报，其中一份最紧急的就是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该电声称："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要求该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② 这份电报实际上剥夺了共产党人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8月14日，蒋介石做出了又一个重大决定，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商大计"。电云：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①
抗战八年中，蒋介石和共产党维持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的日记中时而称"共党"，时而称"共匪"，飘忽不定。现在，他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斯大林两电催劝，毛泽东决定赴渝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颇感意外。1937、1938两年，蒋介石实行和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努力抗战，毛泽东比较满意。在延安作报告的时候，给过蒋很高的评价。但是，1939年，特别是1940年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对蒋的印象就愈来愈坏。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想去。8月16日，毛泽东为朱德起草致蒋介石的电文，提出六项要求，其主要内容为：解放区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所包围的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解放区军队接受投降，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国民党军队接受投降。抗战八年中，国民党的部队退守西南，而中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则深入敌后，因此这当然是一个有利于共产党人的方案。紧接着，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②
毛泽东的这通电报，没有说不去重庆，而是要蒋表态，待表态以后再看。当时，美国正在调派飞机、军舰，向原为日军占领的地区运送国民党军，毛泽东曾一度雄心勃勃地计划在上海、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大城市。① 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但不可不防其突变叛乱也。"② 当晚，他夜半醒来，反复思考，推敲词句，于20日再致毛泽东一电，声称"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接着声称，受降办法由盟军总部规定，不能破坏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盟军规定，亦持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资格将置于何地"？批评、责问之后再给朱德戴高帽子，声称"朱总司令果为一爱国爱民之领袖，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电报最后重申邀请：
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收益百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③
电报的这一段话写得情词恳切，似乎不容拒绝。不过，毛泽东仍然不想遽尔应邀。22日，毛泽东再次复电蒋介石：
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④
抗战中，周恩来长驻重庆，多次和蒋介石折冲周旋，由周作前驱，作"侦察战"，了解蒋的意图，自然再合适不过。① 蒋介石看到毛泽东仍然不想来，于23日再次发电邀请：
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②
古有刘备"三顾茅庐"的美谈，现在蒋介石是三电邀请，毛泽东似乎不能再次推拒。其间，斯大林曾两次致电毛泽东，声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又称："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际、国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③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很不高兴，"甚至是很生气"，但是，斯大林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指导者，毛泽东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见。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说："我们要准备所有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④ 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①
对毛泽东的这份回电，蒋介石的感觉是"温驯已极"，"横逆与驯顺，一周三变"。② 在蒋介石三电毛泽东期间，赫尔利大使也曾两电表示，愿意到延安迎接。25日，毛泽东复电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魏德迈（Wedemeyer，Albert），对赫尔利来延表示欢迎，声称愿与周恩来将军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同日，他和即将回太行根据地的刘伯承、邓小平谈话，要他们回到前方以后，放手打，"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③ 28日，毛泽东由赫尔利与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陪同，与周恩来、王若飞同机抵渝。抵达时，毛泽东身穿蓝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布鞋。一手挥着巴拿马式的盆形帽，微笑着走下飞机。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初谈不顺
早在8月26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与毛商谈要目与方针"，包括"共部之处理"、"国民大会办法"、"参加政府办法"、"释放共犯办法"等内容。④ 27日日记云："对共方针，决予其宽大待遇，如其果长恶不悛，则再加惩治，犹未为晚也。"⑤ 28日，蒋介石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对毛泽东来渝后的方针，确定"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⑥ 28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等人到达重庆机场，毛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
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团结与富强的新中国。①
当晚，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特意将毛安排在自己的对座，以示"诚恳"。宴会后，又邀请毛泽东下榻林园。
毛泽东等来渝前，中共中央曾发表《对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实施六项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物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对于这六条，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皆应留有余地，而不加以正面拒绝，但须有确定前提。"② 8月 29日，蒋介石与毛泽东举行第一次会谈。蒋称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并称中国无内战。毛泽东则称，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蒋提出谈判三原则：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这个"三原则"，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确定前提"。 当晚7时，蒋介石亲赴毛泽东所住莲屋访问，约谈一小时，蒋自称属于"普通应酬"。③ 3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为德威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④
9月3日，毛泽东通过周恩来、王若飞向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提出十一条谈判要点，其主要内容为：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现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暂留原地待命。
八、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委员，及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解放区部队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设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释放政治犯；保障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机关。①
毛泽东所提十一条中的"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等内容，蒋介石自然满意，他反感的是其中的九、十等条，批评其为"要求无餍"。9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
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最后将欲廿四师为其基准数乎？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此事唯有赖帝力之成全矣！①
4日晨5时，蒋起身祷告，"愿共毛之能悔悟，使国家能和平统一也"。上午，他约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听取昨晚与周恩来谈话经过。蒋自感"脑筋深受刺激"，叹息"何天生此等恶劣根性，徒苦人类乃尔"！② 他将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群等。其主要内容为：
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
二、承认解放区，为事实绝对行不通。
三、拟改组原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在国民大会产生新政府后，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③
国民党1927年执政后，长期实行以"一党专政"为核心的"党治"，因此受到国内外各阶层的严厉批评。1936年，国民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政府，宣称将通过此途径"还政于民"。除选举代表1200人之外，国民党的中央及候补执、监委为当然代表，国民政府并直接指定代表240人。由于这批代表是在国民党一党包办下产生的，又事隔多年，中共主张代表重选，蒋介石则主张增补、调整，坚决反对重选。
按蒋的想法，要将毛泽东的提议从速公布示众，但张治中等认为为时过早。同日下午5时，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军事委员会召开的抗战胜利茶会。会后，蒋、毛再次直接商谈。从9时起，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受命与周恩来、王若飞开始第一次会谈。至10月8日止，双方共会谈13次。
从9月4日起，蒋介石即将和中共谈判的任务交给张群等三人，而他自己，则退居幕后。但是，他仍然时时研究苏俄与中共动态，牢牢掌控谈判，日记中有许多对谈判情况的记载：
9月8日，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云："共毛各种无理要求与不法行动，自受俄之主使，余亦惟有一意忍耐处之。"
9月11日日记云："余今日对俄、对共，惟有以诚与敬对之，未知果能收效否？"
9月12日正午，蒋介石约毛泽东、周恩来到林园共进午餐。日记云："余示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尚要求编其二十八师之兵数耳！"①
9月13日日记云："嘱毛泽东访魏德迈。"
9月15日《上星期反省录》："共毛近来从容不迫，交涉拖延之故，其必等待美国政策之转变，期望国际共同干涉内政也。"
第69节：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4)
9月17日日记云："正午，约毛泽东、哈雷照相谈话。据岳军言，恩来向其表示者，前次毛对余所言，可减少其提军额之半数者，其实为指四十八师之数，已照其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数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也。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二十八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
9月20日日记云："目前最重大问题为共毛问题。国家存亡，革命成功，皆在于此。""不能不为国相忍，导之以德，望能感格也。"
9月21日日记云："考虑共党问题对国家祸福利害甚久，此时主动尚在于我，不患其作恶卖国，吾仍以理导之。""晚与哈雷谈共党问题，示以军额最大限为廿师，如其仍要求华北各省主席，则不再谈矣。"
9月22日《上星期反省录》云："中共阴谋与野心虽被阻制，但险象仍在，不可稍忽，事已到了最大限度，彼仍不接受，则惟置之不理，任其变化，以此时主动全在于我也。"
从上述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虽然笑脸相迎，但内心却充满敌意。
谈判中，张群等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曾于9月8日对写了一份书面文件，逐条回答中共所提谈判要点。其第一项称："和平建国自为共同不易之方针，实行三民主义亦为共同必遵之目的。"第二项称："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承明白表示，甚佩。"第三项称："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规，今可即行承认。"其他如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参加受降工作，停止武装冲突，释放政治犯，严禁特务逮捕、拘禁以及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国民党代表都表示"自可考虑"，或"自无问题"，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所不能接受的是"重选国民大会代表"、"解决解放区办法"以及"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等问题。① 当时，毛泽东要求将中共部队改编为48师，而蒋介石只允许以20师为最高限额。至于五省主席、六省副主席、四市副市长、北平行营主任等职，蒋介石觉得中共是"狮子大开口"，根本不想考虑。
就在两党谈判僵持不下之际，蒋介石却于9月27日偕宋美龄飞往西昌，休息去了。
蒋介石的心态发生180度大变化，
企图扣留并"审治"毛泽东
在去西昌的飞机上，蒋介石读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提问中，毛泽东谈到，解放区已经拥有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① 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勾起了蒋对中共所提十一条的回忆，也勾起了蒋郁结在胸中对中共和毛泽东长期的仇视。其实，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共早已不是和国民党并肩抗敌的战友，而是"汉奸"、"叛逆"；毛泽东也不是他盛情相邀的贵宾，而是"罪魁祸首"。他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
如欲不惩治汉奸，处理叛逆则已，否则非从惩治此害国殃民，勾敌搆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也。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②
蒋介石表现在这里的情绪已经不是他在日记中一再表达的"诚"与"敬"，而是一股强烈的刚暴之气。他明确表示，要对毛泽东加以"审治"。
西昌，当时西康省的重要城市，位于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中部，始建于汉。蒋介石夫妇到达西昌后，下榻当地名胜邛海。从雾霾层层的重庆转移到风清鸟啭，花笑山明之地，蒋介石心情为之一舒。但是，他仍然系念在重庆谈判桌上和中共代表的斗争，反复考虑"共毛对国家前途之利害与存亡关系"。29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中共之罪恶"六条：
甲、资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
乙、借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
丙、违反四项诺言之事实与经过，欺民欺世，忘信背义，莫此为甚。
丁、藉民选之名义以行其拥兵自卫，割据地盘，奴辱民众，破坏统一之实。
戊、破坏外交政策，捕杀盟军官兵，阻碍联军行动，破坏国军反攻计划，诋毁英美参战为帝国主义之战争。不仅反对政府联合英美作战，而且始终破坏中苏国交之增进。
第70节：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5)
己、勾结敌军，通同汉奸，倾害国本，颠覆政府，以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手段，而达到其多数控制，成立第四国际专政之目的。
在抗战中，国共两党虽然结成了统一战线，但国民党时刻想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将中共的活动纳入自己的政令、军令之下，而中共则坚持独立自主，力图突破国民党的限制，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双方虽共同对敌，但彼此间又充满限制和反限制，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从上述蒋介石列举的"罪状"里，人们不难看到，抗战虽然胜利了，但蒋介石积累的对中共的误解有多深，扭曲有多严重，仇视有多强烈。
宋美龄看到蒋介石如此忙碌，笑着说：你到西昌来哪里是为休息呀！蒋介石没有解释，但他心想："孰知余此来，比之平时之思考与工作更为迫切而急要也。他日统一如能告成，或得之于西昌游程中也。"蒋接着写其所谓中共"罪状":
庚、 企图割据华北各省，盘踞热察，隔绝中苏联络，破坏中苏联盟，以期扰乱世界和平之建立。
辛、 擅设军事委员会名义，劫持第十八集团军，促使新四军之叛变，反抗军令，毅然以共产红军自称。
壬、 擅设延安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割据地盘，反对中央政令，私发钞票，擅征租税， 强种亚片，私设关卡，与敌伪公开贸易，交换货物，以接济敌军，助长侵略，此即中共所谓对敌抗战也。
癸、迹其宣传，直接以攻讦政府，诬蔑盟军，间接以协助敌伪，毁灭国本，必欲中华民国变成为第四共产国际而后已。
子、共军所到之地，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甲）信仰言论行动皆为绝对统制而无自由，否则即以反动汉奸与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传教士绝对不能传教，且不准其进入其民选区。（乙）人民之纳租、出捐、抽丁、派粮不惟因战后而不奉令停止，且变本加厉，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抗战期间到处煽动人民，对政府抗粮抗役，以不出粮、不征兵，且借各种神道邪教以愚惑民众。
写到这里，蒋介石特别补充了一句："以危害国家、破坏国家之事实，应略举要点述之。"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蒋介石兴有未尽，还要写下去。
蒋介石写这些"罪状"，当然不是一时兴至，"无所为而为"，显然，他是在为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作准备。
然而，毛泽东应邀，为两党谈判而来，要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蒋介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的保证和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想到苏联政府可能的反应。所以，他在日记里为提醒自己而特设的"注意"栏下写下了两条：一、哈雷（即赫尔利）保证共毛之安全函电，美国政府之地位及其预想之态度，应加研究。二、俄国之表示如何，亦应切实研究。①
当时，蒋介石既要依靠美国，也不敢得罪苏联，甚至还想讨好。例如，在伦敦的中、美、英、苏、法五国外长会上，英、美、法为一方，苏联为一方，而重庆国民政府则"中立"，"对俄表示同情"。自然，蒋介石在采取行动之前，不能不将美、苏这两个大国的可能反应想清楚。
10月1日，蒋介石见到了中共提出的一份"公告稿"，其中提到毛泽东来渝的安全以及赫尔利的保证问题。蒋介石看到这篇"公告稿"以后，十分反感。日记中写道：
此与会谈全无关系，仅为其贼胆心虚之表示。彼全不思本国商谈要由外人保证之耻。不思哈雷即使为其保证，亦已失效也。盖哈雷保证共党统一团结提议者之安全，并未保证其通敌卖国反动派之生命。次此为内政问题，无论任何外人，不能干涉我政府对内乱犯之处治，而且哈雷回国之前已对共党声明，今后国共问题全为中国之内政，不能如往日敌军未投降时，可由其盟国共同作战之关系参加调解，今后应由中国双方自动直接解决也。①
蒋介石要扣留并"审治"毛泽东，赫尔利事前的保证是一道不能回避的门槛。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这篇日记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找解脱，力图证明，他的举动和赫尔利的保证没有冲突。
1936年国民大会的代表选出后，由于第二年抗战爆发，代表大会一直未能召开。抗战后期，蒋介石为了对抗中共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便于1945年元旦宣布，可以不待抗战结束，提前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政府，以使其统治合法化。同年3月1日，蒋介石又向宪政实施协进会宣布，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毛泽东到重庆后，中共在谈判中除主张国民大会代表须重选外，当年制定的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五五宪法草案》等也都须修改，召集大会的日期须延缓。对此，蒋介石都强烈反对。10月2日，蒋介石日记云：
共党反盗为主，其到重庆，在军事政治上作各种无理要求犹在其次，而且要将国民政府一切法令与组织根本推翻，不加承认，甚至实施宪政之日期与依法所选举之国民大会亦欲彻底推翻重选，而代之以共党之法令与组织，必使中国非依照其主张，受其完全控制而成为纯一共党之中国，终不甘心。①
想来想去，蒋介石"审治"毛泽东，彻底解决中共问题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几乎难以遏制了。
龙云长期统治云南，形成半独立状态。蒋介石早就想解决龙云，其办法是任命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将他从昆明老窝中调到重庆。但蒋介石又担心龙云不肯入彀，作了武力强迫的准备。10月3日，杜聿明的军队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完全控制昆明，龙云的滇军仅有小反抗。蒋介石很高兴，认为龙云"经此一击，彼当不能不俯首遵命乎"！② 几天之后，龙云被迫到重庆接任新职。
龙云问题解决了，蒋介石的思绪再次回到中共问题上。当时，伦敦的五国外长会议因美苏对立，无果休会。蒋介石认为"俄国实力已耗，外强而中已干"，是他解决中共问题的好时机。10月5日日记云：
故于此时应不必为俄多所瞻顾，积极肃清内奸，根绝共匪，整顿内政，巩固统一为第一。如其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则彼干涉我内政，侵害我主权，否则仍使共匪余孽捣乱边疆，此乃彼一贯政策。不有此事，亦必不免也。余以为最多新疆暂失，东北未复而已，而本部之内，只少可以统一矣，此乃天予之时也。
读者应该特别注意这一段日记中的"不有此事"一句中的"此事"二字，显然，其内容就是扣留毛泽东，"审治"毛泽东，和共产党决裂，掀起剿共战争，"根绝共匪"。蒋介石估计，一旦他做了"此事"，苏联不会善罢甘休，有可能占领新疆，拒绝从东北撤兵。但是，蒋介石觉得还是合算，他还是要做。
毛泽东在重庆，如鱼游釜内，有点"悬"了。
蒋介石再次180度大转变，决定授予毛泽东等"胜利勋章"，并且礼送回延安
然而，就在蒋介石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做"此事"的时候，他却又犹豫起来了。
10月6日，蒋介石反省上周作为，觉得龙云问题解决，西南巩固，"建国已有南方统一之基础"，"心神乃得自慰"。但是，对于解决中共问题，他觉得国内、国外反对者很多，困难很大。日记写道：
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蒋介石的"郑重考虑"是必要的。如果他悍然扣留并"审治"毛泽东，不仅美国、苏联通不过，在抗战八年中发展起来的百万中共武装通不过，那时已经站在中共一边的民主党派自然也通不过。其结果，必将出现"再起纷扰"的严重局面。这么一想，蒋介石又把他那颗强烈跳动的想扣留并"审治"毛泽东的心摁住了。当天正午，蒋介石与左右讨论中共方面所起草的《会谈纪要》以及毛泽东的离渝时期，蒋介石"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①
10月8日，正午，蒋介石宴请国民党中央常委，讨论两党谈判情况。当时已经有了一份《会谈纪要》的初稿，准备公布。吴稚晖反对发表这份《纪要》。关于国民大会召开日期，会上意见分歧，莫衷一是，蒋介石只能宣布休会，另加研究。会后，蒋介石审阅《纪要》，采纳中常委们的意见，作了部分修改。又派叶楚伧去做吴稚晖的工作，说明这是将中央对共产党的"政治解决"的方针明示中外，可以体现中央"仁至义尽"的态度云云，吴才同意公布。
10月9日，毛泽东向蒋介石告别。蒋问毛：对国共合作办法有无意见？据蒋日记记载："毛吞吐其辞，不作正面回答。"蒋对毛称："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蒋继称：
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①
这段话，蒋介石觉得他是向毛掏了心窝子，毛的反应，据蒋日记记载："彼口以为然"，但是，蒋不大相信，所以接着写道："未知果能动其心于万一，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当日正午，蒋介石继续与毛泽东谈话，并且设宴招待。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共同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这个《纪要》由周恩来起草，是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后和国民党代表多次商谈的结果，也是双方求同存异、互谅互让的结果。共十二条，其中《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属于总纲性质，双方一致确认："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将在蒋主席的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纪要》宣布，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①《纪要》并称：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其他双方一致同意或基本一致的条文有人民自由问题、党派合法问题、特务机关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等。毛泽东后来曾说："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② 有些问题，难度较大，如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表示愿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国民党则表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双方意见趋近。有些问题，双方争持不下，如"国民大会问题"，中共坚持代表重选，延缓召开等主张，国民党则坚持原选出之代表有效，名额可以增加。中共表示，"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坏团结"，双方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先后提出四种方案，国民党均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为理由加以拒绝，中共方面只能提出，继续商谈。
《纪要》的签字是大喜事。饱经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终于向避免内战、化干戈为玉帛前进了一大步。这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喜事。这就是，国民政府发布授勋令，对大批抗战文武有功人员授予"胜利勋章"。蒋介石考虑再三，在受勋人员名单中加进了朱德、彭德怀、叶剑英三人，又加进了毛泽东和董必武，还加进了邓颖超。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这么做的原因：
双十节授勋，特将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惟恐政府发其罪状，故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盖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①
世界授勋史上大概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前例：内心深处认为其人有"滔天罪恶"，但是，还要为其授勋，表扬其功绩。"彼等自知"以下云云，揣度中共领导人心理，自作聪明，昏谬可笑！
同日下午4时，蒋介石到桂园访问毛泽东，为其送行。毛泽东提出，今晚住到蒋介石的林园官邸去。蒋介石觉得毛泽东可能"另生问题"，但仍然表示欢迎。蒋介石的这次拜访，前后只有10分钟。会谈后，毛、周同蒋一起乘车到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国庆祝酒会。酒会后，蒋、毛再次谈了半小时。毛泽东住到林园后，向蒋介石提出：1. 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待自己回延安，召开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后再定办法；2. 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由于蒋早就宣布，要在当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觉得国民大会召开无期，气得在心里狠狠地咒骂毛泽东。② 不过表面上，蒋介石仍故作平静，努力"和婉"地对毛说："如此态度，则国民大会无期延误，我政府不能如此失信于民也。"又说："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但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③ 蒋还向毛表示，即使政协会不能如期召开，政府也不能不于11月12日下令召集国民大会。谈至此，蒋向毛告辞，约定明晨再谈。
10月11日晨8时，蒋介石约毛泽东共进早餐。餐后，二人再次对谈。除重复前几次谈话要旨外，蒋介石用非常坚决的口吻向毛泽东强调，"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不能成为国家"。① 毛泽东则答以此事留待周恩来与王若飞在重庆继续商谈。通过抗日战争，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9个解放区，拥有1亿多人口。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这么大一块土地，这么多人口处于中共统治之下。
9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车到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重庆各界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到机场送行的共约500余人。毛泽东发表了简短谈话："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离开延安前，对到重庆后可能的危险作了最充分的估计。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但是，他估计，"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可以去，必须去"，"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②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
毛泽东告辞离去后，蒋介石独自在林园中逛了一周，心里想的是："共党不可与同群也。"他似乎已经忘记，8月9日，他还和毛泽东谈过："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12日，蒋介石回想他和毛泽东在重庆的多次接触，觉得共产党的这位领袖不好对付。日记云："共毛态度鬼怪，阴阳叵测，硬软不定，绵里藏针。"对于中国的未来，他有"荆棘丛生"的感觉，不过，他仍然充满自信，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他可以战胜毛泽东。其《反省录》云："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仍以政治方法制之，使之不得不就范也。政治致曲，不能专恃简直耳！"① 蒋介石一生作过许多错误判断，但是，其中最大的误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断。历史证明，蒋介石的"一握"并没有能控制毛泽东，相反，倒是毛泽东跳身出来，让中国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天翻地覆，并且将他赶到了海峡彼岸。
原载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杂志，2008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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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
--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
孔祥熙等贪污巨款
发行公债是吸收社会资金，解决国家财政急需的重要办法。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国民政府为解决日益膨胀的财政需要，用美国对华5亿贷款中的1亿元作为基金，在西南、西北地区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每元折合国币20元。人民以国币购买，待抗战胜利后兑还美元。当时宣传称："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其手续是，蒋介石以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主席名义，致函各省分会主任委员（省主席兼）、副主任委员（财政厅长兼），转令各市县劝储支会正副主委，按规定指标向各阶层摊派，照比率折缴国币，上解省劝储分会，向中央银行分行兑换美金公债券。实际上，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交中央银行国库局分发各地银行销售。
同盟胜利美金公债虽有美金作底，但各地人民均采取多购不如少购，少购不如不购的消极态度，发行情况并不很好。至1943年秋末，全国实际售出还不到预定计划之半，约4300万美元。已购之人，也不很相信将来会兑还美金，因此大多在购得后即转手求脱。在黑市上，美金公债券一元仅值国币17-18元。但是，其后由于通货膨胀，国币贬值，美金公债券的价值逐渐提升，由美券一元可值国币30元发展至可值273元。
由于美金公债券价格持续上涨，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于1943年10月9日致函蒋介石，以"顾全政府之信誉"，"如不筹维办法，将来再请援助恐有妨碍"为由，申请于10月15日结束美金公债的发售。他向蒋表示，"当督促行局主管人员妥为办理，以期早日完成。"① 届期，财政部密函国库局，命令立即停止销售美券，各地尚未售出的美券，全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上缴国库。
按道理，美金公债在销售了一段时期后停止销售，并无不可。但是，当时的国库局局长吕咸却从中看到机会，企图乘机舞弊，损公肥己。他于1944年1月命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代拟了一个签呈，中称："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贷，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用副国家吸收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这份签呈写得冠冕堂皇，似乎既符合国家发行公债的目的，而且照顾到国库局员工的利益。但是，当时美券一元的最高市格已经飞涨到国币250元，而国库局的同人却可仍以20元的低价购得；尚未售出的美券5000余万元，其市价将达125亿国币。按照吕咸的办法，这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就可以成为国库局少数"同人"的囊中财富。对于这样一个损公肥私的签呈，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居然批了一个"可"字，并且加盖了"中央银行总裁"的官章。②
事实上，"调剂同人战时生活"也仍然是一句掩人耳目的官话。据后来在国民参政会上提案揭发的参政员陈赓雅说：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于1944年2月首先孝敬孔祥熙美金公债券350万元，其后，又用以票换票，买空卖空的办法贪污美券近800万元。两项合计，共1150余万美元，折合国币约26.47亿元。①
国库局同人检举，蒋介石开始密查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孔祥熙、吕咸等人如此明目张胆地舞弊、贪污，自然不能做得天衣无缝、船过无痕。1945年春，国库局的几个知情的年轻人开始向重庆国民政府秘密检举。3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研究中央银行舞弊案。"② 这一天的日记说明，几个年轻人的检举已经为蒋介石知悉，他开始注意美金公债的舞弊案了。此后，蒋介石日记中连续出现相关记载：
3月29日："昨晚约侍从第二处组长与俞财政部长聚餐。与俞谈中央银行美金公债不清之数，责成其彻底追究。"
3月31日《本月大事预定表》："彻查美金公债案。"
4月3日："追究美金公债。""处理战务以及中央银行美金公债案彻查计划。""督促俞鸿钧办案。"
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发现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账目不清，开始重视，并且决定交财政部长俞鸿钧彻底查究。俞鸿钧（1898~1960），广东新会人。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37年7月，任上海市长。1941年6月任财政部政务次长，步入财界。同年，兼任中央信托局局长。1944年11月，孔祥熙卸任财政部长，俞鸿钧继任。
俞鸿钧虽然和孔家渊源甚深，但是，查究美金公债案出于蒋介石的"钦命"，自然不敢怠慢。从蒋介石的下列日记可见，调查有进展，蒋介石逐渐发现问题所在。
4月7日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云："美金公债与黄金舞弊案正在彻查中。""黄金舞弊案"是差不多与美金公债案同时发生的另一案件。1944年3月，重庆国民政府宣称出售黄金，收缩通货。28日，财政部预定自当晚起，每两黄金售价由2万元增加至3.5万元。但财政部官员高秉坊等事先走漏消息，预知内情的达官贵人投机抢购，致使当日重庆出售黄金数字剧增，成为轰动一时的"黄金加价舞弊案"。4月20日，财政部将该案移送重庆实验地方法院审理。
俞鸿钧接手美金公债案后，于4月8日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查账报告，其情况是："美金公债自停止出售以后，所剩五千万左右也几乎售完。买主用的都是一些堂名、别名，地址含糊不清，有的甚至是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地址。"① 蒋阅后认为"其中显有弊窦，应彻查"。当晚，蒋介石约陈布雷等人谈话，"指示查账手续"。② 陈布雷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是蒋介石的亲信。蒋介石向陈布雷等"指示查账手续"，说明蒋进一步重视此事并且加强了调查力量。4月10日，蒋介石满有把握地在日记中写道："考虑彻查美金公债案已得要领，不难追究也。"
要查，蒋介石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孔祥熙不在国内。1944年6月，孔祥熙被派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他患有膀胱结石病，会后即留在美国治病。1945年4月10日，蒋介石致电在纽约的孔祥熙，指出在停售美金公债后，仍有1100万余债券在继续交易，应予追缴。电称："拟查美金公债剩余部分有壹千壹百余万元，预定户在停售受，付价给券，不合手续，应即将此壹千壹百余万元之债券，饬令该行经管人员负责，全数追缴归还国库，不得贻误，并将追缴之确数呈报。"4月11日，孔祥熙复电称："此事当时经过实情为何，弟不详悉，已将钧电转主管局长迅剋遵办，并严令责成负责，追缴齐全。俟弟病稍愈，即当回国亲自处理。"① 说"不详悉"，不是不清楚，也不是很清楚，可进可退；至于"迅剋遵办"，"严令责成"等语，都是老于官场的说法。
通过追查，蒋介石已经初步掌握案情，但是，孔祥熙不回国，调查难以深入。4月14日，蒋介石日记云："美金公债舞弊案已有头绪，须待庸之病痊回国也。"接到孔的复电后，蒋介石很失望，4月30日日记又云："接庸之电，令人烦闷，痛苦不知所止。""中央银行问题甚难解决也。"中央银行长期掌控在孔祥熙手中，其势力盘根错节，蒋介石已经感到，美金公债舞弊案和中央银行的问题比较棘手。
后来，蒋介石逐渐发现，有大量债券去向不明，曾经在日记"杂录"栏中记下了一组数字："美金公债案；甲、各省市售出四千三百万元。乙、国库局交业务局五千四百万。丙、预售户有收据者只四千二百万。丁、尚差数一千六百六十余万元。"这1660余万美金公债的差额就是蒋介石要追查的地方。5月22日，蒋介石因中央银行业务局的黄金舞弊案发现重大嫌疑，电召孔祥熙速回。②
同年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日，选举国民党新一届中央委员。长期以来，孔祥熙的贪渎名声早已流传在外，口碑甚坏，但是，孔是蒋的姻亲，宋蔼龄、宋美龄都"护孔"，蒋在财政上也要依赖孔，因此，外间虽反孔，而蒋介石却常加维护。选举中，孔祥熙和粮食部长徐堪的票数都很低。后来选举常委时，孔祥熙竟至于落选。蒋介石感叹地在日记中写道："其信望坠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③ 同月28日，六届一中全会开幕，任务之一是解决行政院的改组问题。1938年1月，孔祥熙任行政院长，至1939年11月，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孔祥熙改任副院长。此后，社会"反孔"情绪更趋强烈，蒋介石不能不考虑"换马"。六届一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日记云："为庸兄副院长职务亦甚烦恼，但为党国计，不能不以公忘私也，苦痛极矣。"① 从这一页日记不难看出，蒋介石既想甩开孔祥熙而又难于决断的矛盾心理。次日，蒋介石宣布，他本人和孔祥熙分别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职务，改以宋子文、翁文灏充任。6月1日，蒋介石考察干部状况，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孔祥熙的考语："（庸之）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② 至此，孔祥熙不仅在政治上失势，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不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