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知于9月28日离港返回日本后，于10月15日再到香港。16日，与萧振瀛会晤称：回国后向近卫、多田、板垣等人汇报，都认为蒋介石"有诚意"，愿意放弃此前历次宣言，以诚意商谈。日方并经最高会议决定，中日停战协定可以不涉及任何其他协定，但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后必须有七项谅解。甲、防共军事协作及驻兵；乙、中国政府之调整；丙、伪组织之收容；丁、"满洲国"之承认；戊、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己、日、华、"满"经济提携；庚、战费互不赔偿。这七项"谅解"表明，日方虽然声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但顽固地要求中国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并且狂妄地要求中国政府改组。和知深知这些条件不可能为中国政府接收，因此有意作了"弱化"，其"解释"是：甲、如中国政府自动实行反共，则可秘密约定。所谓驻兵，指将来在内外蒙边防，双方作军事布置之意。乙、所谓"中国政府之调整"，指"酌令接近日本之人员参加，以便促进中日两国亲善之关系"。丙、所谓"伪组织之收容"指对其主要人物酌予安置。丁、满洲国问题暂可不谈，待合作三、二年后再商解决。戊、日、华、满经济提携，满字可不涉及，军事协定亦可不再订。和知称：前次所谈原则，只有军、参两部最高首脑同意，此次则已取得内阁全体之同意。表面虽近烦苛，实际已经让步。如防共问题，倘使中国自有办法，则协定之有无，仍可从长商讨。又称：自天皇以下对于此事均盼速决，只须双方诚意努力，当可顺利解决。关于日军当时仍在向华南进兵问题，和知解释说，此系以前预定计划。如和谈有眉目，即可停止。和知并表示，可致电日本军部，通知前方，对于夜间飞机，不加袭击，以便代表在香港、汉口之间往来。对于和知提出的上述条件，萧振瀛称："超出前谈范围，不能答复。"17日夜，萧振瀛致电何应钦，请示"究应如何"。①
10月18日，何应钦复电指示：日方所提"谅解"，甲、乙、丙、丁四项，都是"干涉中国内政"。"若行政不能独立，无异等于亡国，万不能承认。如其再提此等事，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必续谈"。关于戊项，何应钦认为，日方仅提"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而未提尊重"中国行政之完整"，"是其居心仍欲亡我中国。如其有诚意，则其宣言必须言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决不能将行政二字删而不提也"。关于己项，何应钦称：中日经济提携，必须在恢复原状后方可商讨。他表示，"我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可言"。日方有无诚意，以10月20日为期，过此即作罢论。何应钦提醒萧振瀛说："须知侵粤以后，内外情势大异，不容有从容商酌余暇也"。② 该电在当时的谈判文件中被称为"巧未电"。
何应钦发出"巧未电"后，又迅速发出"巧酉电"，补充说明：关于日方所提甲项，历年以来，委员长及中央所发宣言一再声明，除三民主义外，不容有共产主义存在，此为我方坚决立场。如对方不提甲、乙、丙、丁四项，则将来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后，在内外蒙边境军事布置一层"或可情商"。电称："若对方果有诚意，弟可向委座恳切进言，但不能作为军事协作或防共之谅解事项。又互不侵犯协定，我方愿在恢复事变前之原状后，即行商订，然后再商经济协定也。"③ 不过，"巧酉电"发出后，何应钦觉得其中有不妥之处，又于19日发电纠正："该电末句"然后再商经济协定也"，应改为"再商经济合作也""。当时，中方《和平宣言》已经起草完毕。何应钦在电中特别指示："在日方宣言稿未提出之前，不可先将我方宣言稿示之。"① 该电称为"皓卯"电。发出此电后，何应钦仍不放心，又于同日发出"皓午电"，电称：
密。奉谕：昨日各电，关于经济合作与军事布置等事，必须待恢复原状后，以能否先订互不侵犯协定为先决问题。又无论何项合作，必以不失我独立自主之立场而不受拘束为法则，请于此特别注意。②
两日之内，连发四电，可见何应钦的重视。"巧酉电"中，何应钦在"或可情商"四字后加注说明"系遵电话谕所改"；在"恳切进言"四字后，何应钦加注说明，"系遵电话谕所增"；本电一开始就是"奉谕"二字，这些地方都说明，上述各电，反映的都是蒋介石的主张。
10月19日，萧振瀛与回汉请示又于18日赶回香港的雷嗣尚继续与和知谈判。在长谈7小时之后，双方在六个方面取得"大体接近"的意见。1. 双方《和平宣言》原稿，须互相同意，宣言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再发表，作为协定之解释而发。2.《停战协定》内容只载以下三项：（1）规定停战日期及地点。（2）日本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3）在恢复战前和平状态后③，中国政府诚意与日本谋两国间之全面的④ 亲善合作。3． 日军撤退问题，中方要求规定撤退期限，和知表示，日本天皇诏令班师，约须一年方能撤完。4. 经济合作问题：（1）以绝对平等互惠为原则；（2）在恢复战前和平原状后召集中日经济会议，决定具体内容。5."满洲国"问题，保留二年，中国再考虑日方所关心之满洲问题，诚意谋合理解决。6. 双方因战争所发生之一切损失，互不赔偿。①
萧振瀛在电报中称：上述六点，"均接近我方腹案"。此外尚有三点，和知极端为难，研究费时甚久，即：1. 和知欲将撤兵及其将来谅解留交正式代表团谈判，我方则坚持须先商定一切内容，方能成立停战协定。此点经讨论，和知表示同意。2. 关于防共军事协定及驻兵问题，萧等恐其别有打算，坚请说明具体办法。和知称，防共可不要协定，只要中国自行铲共，问题即可解决。所谓军事协作及驻兵问题，系指内外蒙一带之军事共同布置而言。对此，萧等表示：1. 中国自行清共，日方不必提及。2. 在恢复战前和平原状后，内外蒙边军事共同布置可商，但其他区域必须完全恢复战前原状。② 萧称：此点和知已电东京请示，尚未得复。关于收容伪组织，和知闪烁其词，若有难言之隐。萧等称：取消南北伪组织，系和议一切前提，否则，恢复原状一语，毫无意义，且此问题，前已完全解决，此次应不再谈，否则，无从再谈和议。对此，和知及参与谈判的何以之均称：土肥原一派仍支撑伪组织，王揖堂、梁鸿志听说和知赴港，已聚集沪上，问题趋于复杂化，须去电请示，得复后尚须再听取北平、上海现地意见，方能定案。萧等遂声明：1. 南北两伪组织及战区内一切伪组织，必须即刻取消；2. 中国方面可表示，凡参加战区维持治安者，一律宽大处置。和知最后表示，个人同意，仍须电东京请示。③
蒋介石在收到萧振瀛与和知19日的长谈资料后，立即研究并以红蓝铅笔作了修改。其一，在"大体接近"的第三条上以红笔眉批：1. 撤兵日期必须在停战协定详细载明；2. 必须载明恢复七七前原状。3. 此"全面的"三字不能加入。其二，在"为难"问题的第二条上以蓝笔眉批："必须先行撤兵，恢复七七原状，然后再商驻兵问题。内外蒙交界之线最多以张北、沽源与大青山以北之线，对于兴和、陶林、武川、固阳、安北，必须驻扎华军。其三，在萧等坚决表示的第二点"其他区域"四字下，以红笔加了问号，在"必须完全恢复战前原状"句上以红笔眉批："区域二字，应改为事项，否则对方将解释为察、绥二省全境矣。"① 以上情况表明，为了换取日方承认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即行撤兵，蒋介石考虑过：同意日军在长城以外某些地区驻兵的要求。
10月21日清晨，和知离港，返回东京。行前，与萧振瀛密谈，声称因防共军事协定、驻兵及伪组织问题，颇形烦难。上海方面，梗阻尤大。土肥原曾来电，请其返沪，故决定先回东京，向中央部陈述，拟在10月25日以定案电告中方。萧振瀛称：如和局可成，必须在10月30日前完成手续，11月10日前在福州签订停战协定，否则即作罢论，不再续谈。② 同时约定，由和知通知日军，自23日至27日午后九时至午前三时之间，停止攻击香港至汉口的夜间航班，以便往来。关于中方全权代表，和知要求由何应钦出任；日方全权代表，何以之暗示，土肥原偏见颇深，以多田骏代替土肥原最佳。③
萧振瀛在写给蒋介石、何应钦的报告中称：和知态度，确甚恳挚，一切问题，有研究而少争执，但是，日方动员60个师团，耗财百亿，死伤数十万，必须求得代价，方能自圆立场，因此，我方"惟有善用内外形势，示以不可克服之力量，又饵以将来可以合作之诚意，似可就我范围，实现和局"。④
萧振瀛对和谈前途有某种乐观，蒋介石却一直心情矛盾，举棋不定。9月27日，蒋介石萌生"欧战如不能即起，对倭有机即和"的想法，但他又担心和议达成后可能出现的三种状况，一是停战后日方不撤兵或不缴还华北，二是共党扰乱，不从命令；三是英美不悦。① 10月3日，蒋介石继续研究和议，日记云："媾和险矣。敌军对支院与特务总监之既经设立，岂肯轻易放弃？"他除继续担心日军停战后拒不从华北、上海、察、绥等地撤退外，还担心"对内宣言"以及"死伤军民之抚慰"等问题 。② 5日日记云："敌既欲求和而又稽延不决，以探我军虚实缓急之情。小鬼可鄙，何能施其伎俩也？余惟有以拙制巧，以静制动而已。"③ 7日，蒋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敌来求和是否为缓兵消耗我主力之计"，决定确定限期，不许日方拖延时日，同时绝对拒绝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④ 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应为大亚湾--笔者）登陆。13日，攻占河南信阳。日军的这这两次军事行动使蒋介石强烈怀疑日方的和平诚意，决心坚持抗战。日记云："倭既在粤登陆，我应决心持久抗战，使之不能撤兵。""勿以国际外交之关系而影响作战方针。""勿忘三年前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之准备，况平汉粤路以东地区抗战至今十五月之久，而敌犹不能占领武汉，则以后抗战必更易为力。敌军侵粤，实已达成余第三步之计划矣。"⑤ 此前，蒋介石早有利用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解决中日一切问题的打算，日军侵粤，战区扩大，不仅让蒋看到了日军陷入被动，会出现更多的"灭寇良机"，而且让他感到，英国与日本妥协的可能将会减少，召开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共同对付日本希望已经大为增加。10月14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称："敌既在粤登陆，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可与之多谈。"① 他随即决定将前此准备的"谅解"方案作废。此时，进行多时的武汉会战已近尾声，预定打击日军的计划已经完成，为保存有生力量，蒋介石决定自武汉撤退，正在草拟《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10月21日，蒋自思云："敌方答复延缓，并无诚意之表示，余当考虑发表宣言以示决绝。语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非下此决心，无以救国。"② 24日，蒋介石接受各将领要求，离开武汉。次日，下令对武汉若干要害地区，进行爆破，以免为日军所用。
和知鹰二返日密商后，旋即来华，10月25日到达上海，立即致电萧振瀛，盼何应钦急赴福州，同时声称将派人携函赴港，28日可到。萧振瀛认为"和局当已有望"，于26日致电何应钦及蒋介石，声称待和知所派之人到港，即询明详情，如与在港所谈没有大出入，即请和知到福州商定，同时请何应钦前往。电称："何部长应即准备，待电即行。"③ 29日，和知所派之人到港，声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方"争持甚烈"，正在上海会谈。如果难以作出决定，和知仍拟返回东京，请"最高干部"决定。④ 同日，萧振瀛致电孔祥熙，报告上述消息，声称此外各问题，仍与在港所定腹案大体无出入，统由雷嗣尚带到重庆进呈。⑤
前文已经指出，蒋介石对和知的活动本不抱希望。10月27日，蒋介石得悉日本同盟社宣传电及板垣征四郎于26、27两日先后发表的好战谈话，认为"敌寇野心并未减杀，而且有缓兵与诱惑之狡计"，决定发表早就在草拟中的《告全国国民书》，以示决心。① 28日，蒋介石又接到重庆行营主任张群来电，认为日本外相宇垣辞职，求和空气已淡，必须我方持久抗战，使敌益感疲乏之后，由英美联合，形成国际中心力量，着手调停，才能实现"差强人意之和平"。他说："抗战至现阶段，决无抛弃立场、根本改变国策之理。"② 30日，蒋介石命何应钦转令萧振瀛，停止和谈，返回重庆。③ 同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要他们考虑对日宣战的利害问题。电称："今后沿海各口既全被封锁，故我对于海外交通，不再有所顾虑。若我宣战，则美国必实行中立法，可断绝敌人钢铁、煤油之来源，实于敌有害也。又我如宣战，对于国联及各国关系，均应精密研究，切实探明，望即令我驻外各大使全力进行。如何？请核。"④ 31日，蒋介石在南岳致电张群，要他立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不可再缓。日记云："发表告国民书后，敌必又受一不测之打击，使其以后之威胁失效，更使其进退维谷。"⑤ 同日，《告全国国民书》正式公布。该文说明抗战根据，不在沿江沿海，而在广大、深长之西部诸省。武汉会战予敌重大打击，任务已毕，目的已达，现决定放弃武汉，转入主动有利之地。文称：
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亦正唯我之抗战为全面长期之战争，故必须力取主动而避免被动。敌我之利害与短长，正相悬殊；我唯能处处立主动地位，然后可以打击其速决之企图，消灭其宰割之妄念。
文末，蒋介石号召国人"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悲壮、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① 文告发表后，蒋介石很满意。11月1日日记云："《告全国国民书》自读之，觉为最近第一篇之文字，必使国民知感，且使敌国知畏也。"② 大概当时主和派对发表此文有意见，同月2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唯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惑。"③ 12月17日，日本特务土肥原到香港，邀萧振瀛见面，蒋介石指示："不准萧赴港"，"应坚拒不理。"④
萧振瀛与和知的谈判因蒋介石的刹车而中止，但日方对这一线索仍存有期待。1938年12月，汪精卫自重庆逃到越南河内，加紧与日方勾结，日本对华政工人员中出现两派。一派将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一派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1939年3月，何以之及和知鹰二相继抵港。12日，何以之致电在重庆的萧振瀛说：日方正在实行"拥汪倒蒋"毒谋，为国家大局，"在内必先除汪，在外必多联美"。土肥原与和知二人均以"收拾时局自负"，希望萧到港一谈。⑤ 萧振瀛在香港的孙、施两位助手也向萧报告，认为土肥原与和知"与联汪派主张不同，暗斗甚烈，实为我方利用、以敌制敌之良好机会"。报告称："此时如能利用土、和，继成前议，固属圆满，即难完成，至少可以牵制联汪政策不能决定，亦于我有利而无害。"孙、施二人要求萧振瀛将有关函电密呈蒋介石，从长考虑。同时建议萧本人速来香港一谈，"在国际情形好转之下，奸党勾结未成之前"，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新途径"。① 萧振瀛接获上述电报后，于13日致函蒋介石称："伏查汪日关系，乃由日本军部影佐等从中斡旋，不仅土肥原等极为愤慨，皆抱收功在我之愿，板垣近于议会中亦郑重声明，汪既不能号召国内，而与日本尤无历史关系，欲求中日永久之合作，绝非汪辈之所能为力者，言外之意，当系仍欲与钧座间取得谅解。"萧向蒋请示："对方既极端欲赓续前议进行，和知又将来港，究应如何应付之处，恭请鉴核示遵。"② 对萧振瀛此函，蒋介石未作答复。1939年9月，和知鹰二通过其助手转告萧振瀛，汪精卫将于本年11月在南京成立政府，要求萧来港重开谈判，在汪组府之前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阻碍汪的计划实现。10月6日，孔祥熙致函蒋介石，要求允许萧振瀛再次赴港谈判。10月9日，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③ 这是蒋阻遏与日方和谈的最严厉的一次指示。④至此，萧振瀛与和知鹰二的关系遂告结束。
面对特殊的日方代表
在秘密谈判中，日本方面出面者大多系军部或政府人员，但是，也有个别谈判，其出面者系"民间人士"。例如萱野长知与小川平吉。萱野在辛亥革命前曾参加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友善，多次支持或直接参加中国革命。小川平吉也曾支持辛亥革命，组织有邻会，提倡日中友好。1927年任铁道大臣，是已经退出日本政坛的元老级人物。二人在头山满的推动下，得到近卫首相等政要支持，出面在中日间斡旋和平。①
1938年7月，萱野长知首次到港活动，其谈判对手为孔祥熙系统的贾存德与被孔派到香港的马伯援。同年10月初，萱野再次到港，近卫首相及头山满均派人到港协助，其谈判对手改为军统局在香港的工作人员郑东山。萱野向郑表示：1. 目前形势甚迫，但日本政府及人民均不愿战，军部方面，仅少壮军人主战，高级将领则不尽然。如双方能开诚相见，仍不难觅取和平办法。2. 宇垣外相去职后，萱野曾向近卫首相请示，和平谈判应否进行，嗣接近卫复电，声称方针不变，仍照前约进行，政府当负全责。谈话中，萱野并以近卫原电相示。和萱野同时来港的外务省政务次官松本忠雄则称：萱野年高德重，中国各院院长均为其友辈，必须派能代表中央，并与彼有交谊之大员，如孔祥熙、张群、居正等前来谈判，且须军统局郑介民陪同。经郑东山解释，萱野同意由郑介民来港商谈。10月15日，戴笠向蒋介石请示："兹事关系重大，该员所请先派郑介民秘密赴港试与商谈一节，是否可行，理合转呈鉴核。"② 蒋介石没有批准郑介民赴港，戴笠遂决定由杜石山与日方联系。杜石山，亦作杜石珊，广东兴宁人，早年留学日本，为士官生，娶一日女为妾。民国初年曾出任统领，后长期息影香港。抗战爆发后经曾政忠③ 介绍，参加军统局工作。杜石山与萱野长知等人的谈判由戴笠领导，目的在收集情报，因此，与日方交谈中的许多言词均虚假不实。但是，戴笠曾多次书面向蒋介石汇报，因此，我们可以从留存档案中窥知谈判的真实情况。
据萱野向杜石山称，近卫首相曾屡次致电萱野催促，萱野则仍坚持要求郑介民迅速到港。他说："中日事件，如久延不决，于日本固有重大祸害，而中国之不利，则尤甚于日本。""现日本当局，灼见及此，深愿和平解决。其整个决策，为积极求和，不得则继续军事行动，并从事第二伪中央政府之产生。中国似应趁机派员来港接洽，以无条件、无理由之和平解决。"① 其后，萱野又直接打电话给杜石山②，声称拟与郑介民先生进行之事，已与近卫首相、头山满、宇垣大将、有田外相、荒木大将等疏通妥当，近卫并已奏准天皇，定期停战，请迅速督促郑介民来港晤商。12月9日，戴笠再次将上述情况向蒋介石报告，蒋仍无批示。1939年1月6日，萱野回日活动。
蒋介石不能长期不理萱野长知这样和中国革命有过密切关系的日本友人。1939年3月4日，蒋介石致电杜石山称："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之基础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③ 杜石山收到此电后，即电邀萱野返港。3月10日，萱野返港，告诉杜石山，他回日后遍访朝野要人，新上任的平沼首相、有田外相都了解蒋的"伟大"，头山满准备亲自来华与蒋会晤。中日之间应当"平等言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和平的基本原则为：甲、中日两国同时发表和平宣言；乙、由中日两国政府各派遣大员会议于约定地点，议明逐步退兵、接防之日期。丙、至于防共与经济提携问题，重在实事求是，以便互相遵守，而奠中日共存共荣之大计。④ 12日，萱野提出，双方政府代表可在军舰上见面。① 3月16日，宋美龄到港指导谈判。②17日，萱野、柳云龙、杜石山商讨条件，最初为九条，后经修改，定为七条：1. 平等互让。2. 领土（完整）主权（独立）。3. 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4. 撤兵。5. 防共协定。6. 经济提携。7. 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关于满洲，另议协定。③ 宋美龄对七条、九条都有意见，批评说："此种条件，何能提出于国防会议耶！如能办到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符政府累次宣言。此事当时时记住。蒋先生可以提出国防会议者，即可成功。"④ 18日，杜石山等将七条电告蒋介石。⑤ 杜在电文中劝蒋在汪精卫"所欲谋者未成熟之前"作出决定。⑥ 19日，蒋复电命继续进行，同时称，得"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可，余请商量改删。"⑦ 关于"防共协定"，宋美龄及蒋介石都表示，可以密约办理。
3月29日，小川平吉到港参加谈判，行前致函萱野，说明此行得到首相平沼、外相有田、陆相板垣及近卫、头山满等人支持，受命来华情况，要求蒋介石派遣"有权威之代表"到港谈判。⑧ 小川到港后，命萱野转交杜石山亲笔函一件，内称，日本政府尚未确认蒋介石有和平诚意，"最良之方法则为代表的要人之派遣"，又称，日本要求国民政府改组，而国民政府认为不可能，他本人有一打破僵局的方案，但该案"内容极微妙，而须秘密，非亲见蒋委员长或其心腹的要人不能尽其委曲"。① 4月初，戴笠到港，向军统局在港人员指示："此时我与日本绝无和平可言"，"必须以热衷和平姿态为饵，以遂行吾人之谋略，首要之图，为阻滞汪伪组织，不使于短期内成立。"② 同月2日，戴笠致电蒋介石云：
中央于此次小川来港之机会，可否密派一绝对可靠而与小川认识，且在现政治上不甚重要之人员来港，与小川晤谈，藉以刺探对和平之真实态度。如此事钧座认为绝不可行，则生处可设法令杜石珊置之不理。是否如何，谨乞鉴核示遵。③
4月3日，杜石山也电蒋催促。这以后，蒋的日记中连续出现对战和问题的思考。
4日日记云："吾人必须苦撑一年，必待倭寇筋疲力尽，方得有和可言，此时决非其时也。"④
5日日记云："如有以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之声明为和平根据者，即为卖国之汉奸。"
6日日记云："敌求和之急与其对俄屈服之情状，可知其图穷匕见，应付之方应特别审慎。""对敌宣传：甲、须由倭王下令撤兵；乙、恢复七七前原状后谈判。丙、取消东亚新秩序声明；丁、太平洋会议。"
4月8日日记云："对记者发表，在东亚新秩序声明之下，绝无和平之可言。
4月14日日记云："倭派小川探和，以平等互让、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三点为原则，而不言行政完整，可笑。"①
以上日记足证，蒋介石当时并无与日方议和的想法。不过，这时候，蒋尚未决定如何对待小川。4月9日日记云："对敌探小川应否回复？"10日日记云："对小川策略应速定。"
可见，这时候，蒋尚在研究思考中。
小川在向蒋发出第一函后，又于4月10日再次致函蒋介石，声称"为东亚前途以及中日两国百年大计而来，幸有以教之"。②13日，蒋介石复电称："小川先生本为余等生平所敬慕，但在此两国战争之中，不能派代表来港致敬。惟托其在港友人马伯援君致意也。"③ 马伯援早年留学日本，曾任中华留日基督教学生青年会总干事，虽是日本通，但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从未担任过重要职务，顺便委托这样一个时在香港的"政治上不甚重要之人"与小川周旋，说明蒋意在敷衍。
对与马伯援接谈，小川尚未来得及表态，马即于4月14日突然去世。21日，萱野、小川二人与杜石山见面，严厉批评杜向蒋报告不够详尽，声称马即使不死，也非讨论"秘密大计"之人，如居正、孔祥熙不能来港，则应与蒋先生直接晤谈。萱野、小川称：与中国方面约定大计之后，即可赶程归东，报请政府，恳请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藉天皇之谕旨，压服一般军人。现在王克敏、陈中孚、温宗尧、吴佩孚、汪精卫等均与日方已有联系，力量不弱，如不从速约定，乘机解决，则在王、汪等人的谋划根深蒂固之后，吾人虽欲爱护国民党，亦恐难以为力。二人不无情绪地埋怨说："待命日久，仍无消息，似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此应请蒋先生乾纲立断，速下决心。想多年相知，必不致难为老朽也。" ① 同时，日方则积极宣扬，如在5月10日前不能得到和议的复函，即在江汉地区成立伪组织。②
军统人员面对萱野与小川这两个自称与蒋"多年相知"的"老朽"，不敢怠慢，立即将情况转报蒋介石，声称"小川翁既以垂暮之年，奉命前来，其诚意可嘉，其爱我尤切"，要求蒋指示马伯援去世之后的继任人选及应付小川等人的办法。③ 4月24日，蒋在日记中明确写道："拒绝小川等之求和。"④ 5月11日，蒋介石制订"和平前提三原则"，其内容为：甲、以九国公约为依据。乙、以英、美、苏、法共同调解下，尤须以英、美二国为保证，恢复和平。丙、必先恢复七七战争之前状况后再谈和平条件。⑤15日，蒋介石继续研究欧洲局势，认为如国际民主阵线胜利，则中国亦可获最后胜利，"故我国之决胜时期，仍取决于国际战争之结局，而抗战到底，不与倭敌中途妥协，是为独一无二之主旨"。⑥ 这就说明，蒋在思想上再次坚定了抗战路线。这以后，国民党人员虽仍和小川等继续接触，但属于虚应故事了。
5月11日，小川通过杜石山再次致函蒋介石，叙述自己多次"援助"中国，卢沟桥事变后与近卫首相商量收拾时局办法，以及与头山满组织主和团体等经过，要求蒋介石"当此难关，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函称："如蒙幸领鄙意，愿派遣要员来港商议，倘足下以仆之赴渝为便，仆应偕萱挺身赴渝，面聆大教。若不然者，则仆即去港归国，一任局面如何恶化。"⑦ 16日，重庆方面派专机取走该函。21日，蒋介石指示："杜石山绝不准与小川来往"，同时命将小川原函退回。① 27日，杜石山遵命办理。其情况，据戴笠报告：萱野除叹息外，默不一言，小川则莞尔而笑，并调侃说："仆此行，诚不出板垣将军之所料矣。"他告诉杜石山：板垣认为，蒋先生自西安事变后，受共产党之计，实行抗日政策，日本虽欲和，而蒋先生不能和，因此不希望自己以老耄之年，徒劳往返，自己曾十二次提出意见书，才得到板垣批准，现在"所提条件，不蒙明察，辜负余心，是板垣将军诚有先见之明。乌呼，岂非天乎！"② 二人决定于6月2日离港。
萱野、小川都是曾对中国革命作过贡献的人，背后又有头山满及日本政要支持，因此，蒋一度对谈判有兴趣，宋美龄到香港指导即是明证。蒋介石之所以在关键时刻下令中止谈判，其原因在于欧战爆发，蒋介石由此看到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和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因此积极调整国际战略。1939年4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必使欧洲战局扩大至远东，且使包括全球，如此，则英在远东势力勿使为倭或俄乘欧战之机，取得渔利。"③ 同时，他也看到了日本经济能力的严重不足。自记云："余已催英与俄速订军事同盟，使俄、倭对欧战不能旁观坐大，而倭连日五相会议，对欧外交政策举棋不定，然其最后必实行与德、意订立军事同盟，以其军阀之嚣张，如倭王不准，则有革命之可能也。至其对我国，一面恫吓，一面求和，犹想从中取巧，未知其经济尚有支撑二年之力否？此次小川等求和，余拒绝之宜矣！"④
萱野、小川在香港除与杜石山等谈判外，还曾于5月6日约见在香港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小川表示：日政界多数人愿"和"，但少壮军人有领土野心，如果"和"不了，日本可能会以重兵驻扎华北及沿海，永久占领半个中国。张季鸾答称：中国纯以保卫国家为目的，只求日本承认中国为对等的独立国家，达到此目的，一定"和"；否则，一定拼命打。关于日本要求与中国订立反共协定一事，张表示：这就等于让中国"无端抛弃抗战以来同情中国之英、法、美、苏诸朋友，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精神上亦有抵触也"。关于中共，张称："蒋公看此问题很轻。战后之中国完全根据三民主义及法律处理一切，即凡不违法之人与事，皆可承认。"① 对张季鸾所言，小川不能反驳，只能苦笑。
小川决定离港后，于5月27日约曾任驻日领事的罗集谊谈话，表示愿在行前与张季鸾一晤，张拒绝不见。5月30日，张季鸾致函蒋介石称："小川个人未必无诚，但在敌方并无正式好的表示以前，政府断不可派人来谈。炽虽在局外，亦当拒不与见。"②不过，重庆方面并未对小川等采取决绝态度，双方始终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直到1941年6月。有关情况，我在《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一文中已有论述，兹不赘述。③
"和平"底牌与张季鸾香港谈判的夭折
张季鸾是报人，但是，从1938年1月起，张季鸾即受蒋介石派遣，到上海从事"对敌运用"，后来又参加蒋介石的外交谋划、国际宣传和对日秘密谈判，成为蒋的高级智囊。1940年7月2日，蒋介石收到张季鸾的报告，当日日记提醒自己注意研究"敌阀求和之诚伪"。④ 几天后，蒋复函张季鸾，指示谈判机宜，日记云："敌方间接求和之心虽切，然其方法与政策，仍毫无变更。我应嘱季鸾以最低限度转示之：甲、谈政策，不谈条件。乙、谈情感与利害而不谈权利、得失；丙、对于中国人心之得失，应令特别注意苏俄对华之宣言（放弃在华特权）；丁、放弃北平至山海关驻兵权；戊、汉口租界提前取消。 己、内河航权应取消。庚、青岛与海南岛完全交还。辛、 热河先行交还。壬、东三省问题、借用港口问题、东亚联盟问题，待和平完全恢复，撤兵完全实行后再谈。癸、天津与上海租界定期交还。子、 保障问题。丑、 撤兵手续，平绥路、张家口与归绥一带，必须在第一期撤完。"① 前文已述，日军自山海关至北平的驻兵权，为清末《庚子条约》所规定，1938年萧振瀛与和知鹰二谈判时，蒋曾同意保留。但是，这里蒋却明确要求日方放弃。此事表现出，在与日方谈判中，蒋的妥协性逐渐减弱。此后，蒋介石在与张季鸾会面时又不断指示，其7月19日日记云："季鸾来谈，敌阀野心如昔，毫未改变。"② 25日，张季鸾再来，谈东北问题以及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事。③ 蒋日记云："敌在华之工厂与营业，各项商民之处置，敌非万不得已，决不愿撤退也。"④ 显然，这是蒋与张讨论中的议题。
1938年10月，和知与萧振瀛的谈判因蒋的刹车停止后，和知继续寻找和重庆方面联系的线索。1940年8月，和知动员一位希腊商人，到重庆上书蒋介石，"其内容无异乞降，此为从来所未有"，蒋介石由此推断，日本急于向东南亚发展，向中国求和已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⑤ 他与张季鸾讨论，认为可以利用这一形势，谋求在于我有利的条件下，与日本媾和。⑥ 但是，他很快就认为，"敌寇求和益急，而其方法越幼稚毒劣，应即切戒严防之"。① 13日，蒋介石发表《"八一三"三周年纪念告沦陷区民众书》，盛赞淞沪之战中国军民的英勇表现，中云：
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伟大的历史，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有至大至刚的民族正气；我们在沦陷区的同胞们，要知道我们中华民国的版图，决不会放弃寸地尺土的，要知道敌人有必然失败的道理，更要知道我们前方后方的军民，都在加紧努力来迎接这最后的胜利。②
蒋介石将这篇文告的发表看成是对日本的沉重打击和对自己的警策。日记云："余于八一三纪念日告民众书，仍以光明正大态度痛斥敌军之凶暴，激发同胞敌忾之精神，发挥殆尽，此为对敌当头一棒，冀其有所觉悟，勿敢轻来尝试也。自后对余之认识或能更进一步乎？否则，不仅不能使之醒悟，而且反中其软化利诱之计，更不可为计矣！"③ 这段日记表明，蒋已经意识到，自己既要抵挡日本的军事进攻，又要谨防日本的"和平"诱惑。
这一时期，蒋介石大概每个月都会收到日本方面的一条求和消息。为了确定谈判"底牌"，蒋介石命张群等人开始起草一份文件，参加者有张季鸾、陈布雷等人。至8月下旬，文件定稿，题称《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该文包括《建国原则》、《对敌策略》、《平和条件》等内容，其《对敌策略》总原则为：保卫国家独立、民族自由，而作战媾和之实际策略以度德量力为依归。下分五条：
1． 领土之完整，主权之神圣不可侵，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自由之确保，为国家民族存亡、主奴所关，故必须牺牲一切，长期抗战，以求其贯彻。
2． 利于长期抗战，而不利于迅速反攻，此量力之义也……确保长期抗战之实力，巩固全民族救亡自卫之精神，由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疲困敌人，逐渐减少其"力"的方面之优势，而增加其"德"的方面之弱点，以期敌我间之形势逐渐于我有利，以终达作战目的之成功。
3． 不论时间如何长久，环境如何困难，必须贯彻成功，不容中途自馁。惟作战为现实的问题，必须自定最大限与最小限之成功条件，衡量彼我，根据事实以为运用。
4． 最大之成功为完全战胜，收回被占领、掠夺之一切，不惟廓清关内，并收复东北失土。最小限之成功，则为收复七七事变以来被占领之土地，完全规复东北失地以外全国行政之完整，而东北问题另案解决之。以上两义，前者战胜之表现，后者则为胜败不分，以媾和为利益时之绝对要求。
5． 我国为被侵略国家，故和议之发起，必须出自敌方……应深切考查，其条件是否无背于我建国原则，而足以达到我最小限之成功，必须在确认为我作战目的已得最小限之贯彻之时，始允其开始和平之交涉。
以上五条，其最重要之点在于将抗战成功分为"最大限"和"最小限"两种。必须在保证"最小限"，即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时才能开始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
关于《平和条件》，《纲领》分《理论原则》与《具体条件》两方面。其《理论原则》规定：1. 日本必须真实承认中国为绝对平等的独立国家。2. 此次议和之后，期成立平等互尊之新关系。3. 日本须放弃过去战前及战时对华不友善之政策及宣传。4. 除东北悬案另作专案解决外，其余一切有损中国主权之事实，皆须彻底纠正。
《纲领》中有一部分为《坚持之件》，共8条，其中关系重大者为1－4条及第7条。
1． 凡作战而来之军队，应限期完全撤退。 河北及华北部队，应撤离河北及察哈尔省境以外。
2． 凡所占长城以内及察绥之土地，与沿海及海上各岛屿，应完全定期交还。
3． 凡占领地内之伪组织，均应自战斗终止之日，由日本负责撤销，不能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所有伪组织之法令与契约，一概不能承认，并不能要求任何占领地内行政上之特殊化。中国行政完整必须完全恢复，不容有任何干涉内政之举。
第40节：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12)
4． 东北问题，须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现在不能提议（但热河不在东北范围之内）。
……
7． 不平等条约之废除，须于和约发表时，同时自动声明且有定期之实行。①
在上述各条旁，有注称："8月31日张携港之件"，可见，这份文件是为张季鸾赴香港谈判准备的。
8月25日，蒋介石与张季鸾谈话，日记云："和战要点：一、打破敌国侵略灭华政策；二、消灭敌人优越奴华心理；三、恢复中国独立自由地位。和战方针：甲、以基本条件为标准；乙、以不失时机为要旨；丙、国际期待为下策。"26日日记再云："一、我有实力可恃，不患其违约。二、我有根据地存在，不患其和议决裂。三、敌人有求于我，国际上、地理上、经济上、军事上，皆非我合作不可。四、敌有惧于我。甲、领袖权威。乙、革命精神。丙、三民主义。"② 29日，再次与张季鸾、陈布雷会晤，拟定"最低限度"条件，指示交涉时，应持坚决态度，"对条件不可迁就"。③ 31日，张季鸾飞港。但是，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又改变主意，日记云："敌寇时时以日、满、支名词为对象，如何而望其彻悟与和平？我国损害伤亡如此重大，如何而可轻易言和？"① 9月1日，蒋介石命陈布雷起草致张季鸾函，有所指示。陈因当日没有飞港班机，改发短电。② 陈电今不可见，但9月2日张季鸾复函云："在未得尊电前，即决定不与和某见面。"可见，陈电内容为，要张不与和知会晤。7日，蒋介石干脆命陈布雷致函张季鸾，要他从香港回来。③
张季鸾8月31日抵港后，即得悉"桐工作"的有关情况，感到日方"愚昧凌乱"，"可决其今后无大的作为"。④ 此前，和知曾告诉张季鸾，日本政府将收回军方的对华谈判权，另作准备，又托人带话，东京只主张内蒙暂驻少数兵员，其他无大问题。9月1日，张季鸾召见和知的助手何以之，要何转告和知：1. 日本政府如准备自办对华交涉，"须彻底觉悟，重新检讨"，"必须互相承认为绝对平等的独立国家"，"凡不合此义者，概不必来尝试，劝彼亦不必奔走，更不必找我见面"。2."中国是不许任何地方驻兵，不许任何地方特殊化的。"⑤ 此后，张季鸾即利用和知，以"桐工作"中的问题反对板垣，制造日本内部矛盾，同时则抬高身价，拒不与和知见面。9月3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表示："弟意非和氏有东京敌总部之新意见，决不与之见面。"① 次日，和知离港，返回东京，张季鸾命何以之电告和知："不是日政府诚意委托不必再来；不是日本诚意改变对华政策，诚意谋真正之和平，则不可接受委托。要之，与弟何时见面并不重要，日政府苟无真正诚意，见我何用！"②
尽管张季鸾拒绝与和知见面，但是，他内心还是希望继续维持与日方的秘密谈判的。9月17日，何以之面见张季鸾，告以和知来电称：已于9月10日在福冈会见东京要员，偕飞南京，与板垣协商，决定以和知、板垣为核心，办理对华交涉，将再飞东京，取得正式委托，然后南来。同日，张致函陈布雷，要求代为向蒋请示，"是否在港逗留一见"？17日，蒋指示可"在港静候"。③ 但是，蒋介石很快就失去耐心。20日日记云："和知求和迁延之原因，其必待敌军侵越时来见有所要胁。"④ 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对张季鸾等"无方而好事"的批评。⑤ 同日，陈布雷即致函张季鸾，要他结束在港工作，立即回渝。不过，张季鸾仍然有自己的想法。日本方面一直宣传愿与中国政府谋和，他要"试验"其真伪。23日，张季鸾致陈布雷函云："对今后看法，弟微有不同。弟以为判断局势之第一关键，在看是否以敌大本营之名义来开正式交涉，果来交涉，即当认定其有若干诚意……盖既来交涉，则为承认是国家与国家间之正式议和，一也；汉奸当然取消，二也。"⑥ 可以看出，张季鸾与陈布雷的"微有不同"在于，张相信日本可能有"若干诚意"而陈相反，显然，陈的态度反映蒋的观点。
9月24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表示遵嘱结束在港工作。25日，张季鸾与何以之"最后晤面"，告以一两月之内，如东京确有正式讲和诚意，许可和知通信一次，本人亦当"拚其最后之信用"，转达一次。谈话中，张季鸾并按照陈布雷来函指示，通知日方，如欲讲和，须有与中国建立平等"新国交"的决心，承认伪满、中日联盟等要求万不可向中方提出，本人也不能转达。9月27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承认蒋介石比自己高明："前年以来之悬案一宗，至此完全告一段落。弟此次判断有误，幸行动上未演成错误，一切处理尚近于明快，此则近年特受委员长之训练，得不至拖泥带水，就弟个人论，诚幸事也。"① 10月4日，张季鸾回到重庆，其精心准备的与和知的谈判计划终于成为废案。
企图以"和谈"阻挠日本承认汪伪政权
1940年7月，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松冈洋右出任外相。松冈对军部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所做的"诱和"工作不满，决定收归外务省掌握和领导。他将这一工作委托给自己的门生西义显和松本重治等人。西义显将希望寄托在交通银行董事长家钱永铭身上。钱是江浙财团的重要成员，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一度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松冈对钱永铭这一人选很满意，夸口说很快就会成功。当时，日军计划南进，从英国和荷兰手上夺取东南亚，急于和重庆国民政府达成妥协，以便拔出深陷于中国战场的泥足。
同年8月，西义显到香港访问正寄寓在那里的钱永铭，动员他投入对重庆的"和平工作"。钱提出：如果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前的状态，日军能够全面撤兵，或许能同重庆进行谈判。②他表示，自己可以负责促成宁渝合作，但须请上海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出面与日方接洽。① 据西义显回忆，钱当时提出三项条件：1. 重庆、南京两政府合并，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统一政府。2. 日本政府以中国的新统一政府为谈判对象，从中国全面撤退为推行日华战争所派遣的全部兵力。3. 日本政府与新中国政府缔结防守同盟。9月18日，西义显偕钱永铭的代表张竞立等到东京访问松冈洋右外相。10月，松冈签字同意钱永铭提出的条件。② 不过，后来松冈实际向重庆提出的是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课长太田一郎所拟六条：1. 承认"满洲国"（必要时以秘密文书约定）。2. 共同防共。3. 撤兵。4. 经济提携（作若干让步）。5. 治安驻兵（长安三角地带不驻兵）。6. 不要求蒋介石下台。③
松冈洋右除委托西义显外，又亲自致函时在上海,与钱永铭、周作民关系深厚的船津辰一郎，拜托他协助进行。④ 船津曾任日本驻天津、上海、奉天总领事，有和国民党人员打交道的丰富经验。10月17日，西义显携带松冈的亲函访问船津。同日，船津访问周作民，说明本人应松冈要求，将去香港活动，周表示恢复两国间的和平也为本人所希望。10月19日，松本重治会见周佛海，面交日方所拟"和平"条件，托周作民转交钱永铭。周佛海的印象是："与在京所谈判者大致相同，惟完成撤兵由二年减为一年，蒙疆及特定地点驻兵，虽形式略异，实质完全相同。"⑤ 21日，船津与周作民同船赴港。在港期间，周作民与钱永铭以日方提出的方案为核心，草拟报告与意见书，托因事来港的金城重庆分行经理戴自牧带回重庆。⑥
11月7日 ，蒋介石研究钱永铭、周作民转来的"和平"条件，大为不满，日记云："周作民受敌方请托条件转达者，商人不察，以为较倭汪之条件减轻，其实文字变换而内容无异也。"① 不过，当时蒋介石正在向美、英两方提出"合作方案"，建立同盟，尚未得到答复，② 日本方面又准备在11月30日承认汪记南京国民政府，这使蒋介石感到忧虑。他担心德国、意大利会跟踵承认，担心正在和德国拉关系的苏联会对华冷淡，也担心国内民心、军心的动摇。17日日记云："英美未与我确实合作以前，对倭不使其承认汪伪为宜，此亟应设法运用者也。"③ 18日，蒋决定派张季鸾赴香港，日记云："派季鸾赴港，作钱、周之答。"④
松冈洋右除利用钱永铭等与重庆谈判外，又通过德国出面，对重庆政府施加压力。11月11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约中国驻德大使陈介谈话，声称："近闻日自新内阁成立后，亟图解决中日问题，已拟于近日内承认南京政府。日如实现，义（意）、德因与同盟关系，亦必随之，他国或尚有继起者。此于中国抗战，或益加困难……倘阁下认为有和解可能，则请转达蒋委员长及贵政府加以考虑，以免误此最后时机。"⑤ 14日，蒋介石接到陈介来电，认为这是"倭求和进一步之表示"，于18、19两日分别接见英、美驻华大使，告以陈介来电情况，说明日本承认汪伪之举，将动摇中国民众抗战信心，进而影响中国国内日趋严重的经济与军事问题。⑥ 21日，蒋介石电复陈介："日本果欲言和，自应将其侵入我国领土之陆、海、空军全部撤退。""若日方以承认伪组织为词，使我与其议和，则彼既无恢复和平之诚意，我方亦决不以此有所措意也。"① 这通电文，表面上致陈介，实际上是说给日本人听的。同日，日方宣称，重庆方面如不在12月1日之前与日方言和，将承认汪政权。蒋介石不受威胁，日记云："此种宣传，只有增加我对英美合作提议之效。盖倭寇宣传，以此为恫吓吾人之计，实拙劣无比也。"② 24日，蒋介石得到苏联通知，继续援助中国武器，感到宽慰。26日日记云："如何能使俄与英美合作，此为今日唯一之要务也。"③ 这则日记表明，蒋介石当时所孜孜以求的是与俄、美、英等国结成抗日联盟，与日本谈判不过是为了阻挠其承认汪伪政权，并非根本之计。27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声称已与日方完成"调整国交条约"，与"友邦"内定，只须"恢复和平，确立治安，则撤兵期限，仍践前诺，无所改变"，要求重庆方面"立下决定，宣布停战"。28日，蒋介石得知有此电文，在日记中斥以"为敌寇作伥"。④
张季鸾到达香港后，即向钱永铭提出：国民政府对于日方诚意仍有怀疑，因为日方宣称，如重庆方面在一定期间内没有肯定答复，就要承认南京政府。对于此类威胁，国民政府"非常不满"。张向日方提出两项条件：1. 无限延期承认汪政权。2. 无条件全面撤兵。⑤ 张称：倘若日本政府答应履行上述条件，中国政府准备同日本政府进行和平交涉。11月23日，在松冈外相的力促下，日本五相会议决定接受张季鸾提出的条件，要求中国政府迅速任命正式代表来日，日本政府将延期承认汪精卫政府。其后，钱永铭即将有关情况电告重庆，并请杜月笙携带详函飞渝，要求指派前驻日大使许世英为首席正式代表。① 27日，重庆拟派许世英赴港。至此，谈判似乎颇有进展，但第二天就发生变化。
日本内部的拥汪势力一直很顽强。28日，日本内阁会议由于受到军方和日本派驻南京的阿部信行特使的压力，决定按原定日期承认汪伪政府。同日深夜，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得到东京电告，力谋挽救已成局面，改变日本政府的决定。他立即要求钱永铭电告重庆，必须迅速同意日本的"和平原则"，任命正式谈判代表。② 同日夜，蒋介石接到钱永铭来电，得知日方变卦，非常愤怒，日记云："观察敌倭与钱新之所谈及其态度，仍以威胁为主。其松冈外长尤为荒唐。无论文武人员皆不可理，若一交手，即以卑污恶劣狰狞之形态毕露。无礼无信之国，不可再理，焉能不败哉。"③ 他决定通知钱永铭，对日"决绝不理"。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蒋介石的第一反映是"东亚战争不知延长到何时方能结束"，第二反映是："我促英、美、俄更进一步之表示与助我，此其时乎！"④ 同日，松冈洋右致电钱永铭，表示愿继续与重庆议和。12月1日，钱永铭和张季鸾分别将有关情况转报陈布雷，陈的强烈感觉是："敌之狼狈失态，可谓无所不至。""松冈之可笑，洵无以复加也。"⑤ 12月3日，蒋介石读到陈布雷摘录的钱、张报告，愤怒地在日记中对松冈写下了"仍想继续欺诈，恶劣极矣"的考语。①
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一事使蒋介石忧心忡忡。1940年12月1日，蒋与其宣传干部研究"如何能安定民心"，夜不能寐，自称当夜只熟睡了三个小时。② 次日，他在"国父纪念周"上报告，说明这是近卫内阁的"自杀"行为，自感"颇费心力"。③ 其实，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一事对当时的政局、战局并无多大影响，蒋介石过于紧张了。
1941年之后，还有个别日本人士企图在中日间斡旋和平，但蒋介石已了无兴趣。1942年4月，和知鹰二的机关总务部长黑木清行，受头山满及萱野长知鼓动，携带萱野名片到桂林，要求到重庆面见蒋介石，调解中日战争，恢复两国邦交，否则自杀。贺耀组、陈布雷二人认为"不可任其自由往返，拟令扣押，密解息峰，留交王芃生讯问。如果不能利用为反间，则应拘留，不许释放。"蒋介石批示："应即拘押监禁。"④
日方求和，蒋介石主动刹车
日本侵华，采取的是以战为主，以诱和为辅的两手策略。同样，蒋介石也用这两手策略对付日本。一方面，蒋介石坚持以武力抵抗日军进攻，同时，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也不排斥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如前述，蒋介石虽对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不抱希望，但是，由于和知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诱饵，这使蒋觉得不妨一试。谈判中，蒋细心研究情况，指导起草并亲自修改有关文件，除将东北问题搁置另议外，蒋曾准备以同意日本在长城以外某些地区驻兵为条件，换取日军自中国关内地区撤兵。但是，当蒋发现日方拖延不决，并无诚意之外，立刻下令终止谈判，后来并以"杀无赦"警诫孔祥熙、萧振瀛与和知重开谈判的企图。1939年，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与中国军统人员谈判，力图面见蒋介石。这是两位和中国有过特殊关系的日本人，在他们后面，又有日本"主和"人士头山满和近卫等政要的支持。最初，蒋介石对谈判持有兴趣，宋美龄、戴笠都先后到港指导。但是，欧战的爆发使蒋介石看到了中国抗战胜利的途径和希望，因此毅然采取决绝态度，禁止军统谈判人员再与小川等来往。1940年8月，蒋介石为了应付日本方面频繁的谈判要求，指导张群、张季鸾、陈布雷等制订《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作为对日谈判的原则和准绳。该文件的最大特点是将抗战结果分为"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之成功"两种，但是，当张季鸾于同月底带着这份文件赴港，企图首先争取"最小限之成功"时，蒋介石却阻止张与和知鹰二见面，并且迅速命他回渝，使这次经过郑重准备的谈判还没有开始就夭折了。同年7 月，近卫第二次组阁后，为了抽出兵力，侵略东南亚地区，一面紧锣密鼓地准备给予汪伪政权以外交承认，一面通过外相松冈洋右推进"钱永铭工作"，继续诱惑重庆国民政府和谈。蒋介石担心日本承认汪伪会在外交和内政两方面严重影响中国抗战，派出张季鸾赴港谈判，企图加以阻挠。日本政府虽曾一度接受中方的"全面撤兵"等条件，但是，最终还是在军方的压力下承认了汪伪政权。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长期对日妥协，力图延缓对日全面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被逼抗战，但是，他仍长期为战与和的矛盾所纠缠。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几次谈判说明，他在坚持抗战的同时，也还在某些时候对和平解决中日战争存有期待。谈判中，他虽不肯承认"满洲国"，不肯立约放弃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但在一段时期内，他却只将抗战目标定在"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最小限之成功"上。这些，都反映出蒋在对日抗战中的软弱一面。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所有他掌控的谈判，都是日方求"和"，蒋只是被动应对而且都由蒋主动刹车。在谈判中，他的态度逐渐坚决，条件逐渐提高，是日渐强硬而非不断软化的。
蒋介石思想中的战、和矛盾存在过很长时期。就在蒋介石受松冈洋右欺骗，愤而斥责日本为"无礼无信之国"后不久，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对敌宣传，使知非由美国或苏、德出而保证，决不能解决战事之意。""敌次任内阁，如果为海军系联美派出任，使美得调停中倭战事，则和平有望矣。"① 1941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访问重庆。居里向蒋提出：本人来渝，常闻传言，某某等秘密对日进行和议，请直率相告。蒋答：
自由中国绝对无一人愿与日本言和。倘英、美能继续予以援助，亦决无人表示不满。此间人士皆决意除最后胜利外，他无所求，何言隔〔个〕别之和平！我人已作此最大之牺牲，日本已陷无援助、无希望之绝境，英、美已在精神上、物质上予我以一切援助，故不论日本以任何动人之条件向我求和，而此未成熟之对日和平，余将一律视为中国之失败。余可向阁下保证，对日和议必在英、美参加之和平会议席上谈判之，此外无中国可以接受之可能。余愿时机成熟之时，此项会议由美国召集之，一如召集九国公约之华盛顿会议。惟华盛顿会议时，无苏联参加，深盼此会议亦有苏联一席耳。②
这个时候，中国虽还在孤军奋战，但已得到英、美、苏三国的援助，因此，蒋介石说话底气足，腰板硬，但是，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其"和平"幻想的阴影。彻底抛弃"和平"幻想，转过来劝止英、美对日妥协，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彻底胜利，蒋介石的面前还有一段路程。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国力、军力都相距很大，因此，还不能立即与日本展开大规模的战争。他们主张，仍应以妥协方式与日本达成"和议"。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队主动向日军进攻，标志着抗战国策的确立和全面抗战的展开，但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都仍有部分人主张"和平"。淞沪之战失利后，主和之议更盛，孔祥熙是这一部分人中的重要代表。现存档案表明，中日之间的许多秘密谈判虽由日方主动，但中方的掌控者则是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后于1938年初升任院长的孔祥熙。多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活动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真实态度的反映，代表蒋介石的意志。然而，事实出人意料，蒋介石对孔祥熙掌控的这些谈判大都持反对态度，曾多次批评，甚至以极为严厉的口吻加以阻遏。这种情况，与我们的传统认识大相径庭，值得郑重讨论，以求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加深对蒋介石其人的全面认识。
拒绝被孔祥熙视为"天赐良机"的陶德曼调停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危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收日本政府委托，向蒋介石提出停战议和条件：1. 内蒙古自治，一切体制类似外蒙古。2. 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3. 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警察管制。4. 停止排日。5. 共同防共。6. 降低日本货的进口税。7. 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同月9日，陶德曼通过蒋介石身边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威胁孔祥熙："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① 28日，陶德曼在汉口会见孔祥熙，重申上述条件。29日，孔祥熙致电在南京的蒋介石，告以他本人多次和在汉"重要同志"会晤，都认为"长此以往，恐非善策。既有人出任调停，时机似不可错"。电称："复查近来党政军各方及民间舆论，渐形厌战。弟意此次战争，我已牺牲甚钜，除非军事确有胜利把握，不若就此休止，保全国力，再图来兹。"② 30日，孔祥熙再次致函蒋介石，认为陶德曼出面调停，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乘风转舵"，改变抗战国策，函称："前方战事既已如此，后方组织又未充实，国际形势，实远水不救近渴。而财政经济现已达于困难之境，且现在各方面尚未完全觉悟，犹多保存实力之想。若至寄人篱下之日，势将四分五裂，此时若不乘风转舵，深恐迁延日久，万一后方再生变化，必致国内大乱，更将无法收拾。"③ 他认为日方所提条件"尚非十分苛酷，多系旧案重提，亦非迫我必须一一接受，尽可作为讨论之范围"，建议蒋介石在接见陶德曼时原则表态，至于具体条件，可由行政院"趁此先行停战，稍事整理"。可见，孔祥熙对抗战形势极为悲观，陶德曼出面调停，对他说来，可谓喜出望外。
蒋介石与孔祥熙不同，这一时期，蒋的抗战意志相当坚决。11月20日，蒋介石发布迁都重庆命令，决心持久抗战。日记云："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① 他对武将也很失望，感叹道："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竟无革命精神，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如是之易为何所据也！"② 但是，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前方军事失利的严重情况。29日，蒋介石得悉日本委托陶德曼调停的消息，立即决定加以利用，约其来京面谈。日记云："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③ 12月2日，蒋介石与陶德曼谈话后，一度对日本有过幻想，希冀其能有所"觉悟"。日记云："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有觉悟，则几矣。"④ 但不久，日军即以加紧进攻南京粉碎了蒋的幻想。12月7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到达江西星子，日记云："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此外并无其他办法。"⑤ 9日，研究全国总动员计划，日记云："团结内部，为国相忍。""统一抗战指使〔挥〕，使共党归服，消除矛盾行动。"⑥ 26日，日方由于军事上已经取得巨大胜利，通过陶德曼提出四项新的强硬条件：1. 中国政府放弃亲共、抗日、反满政策而与日、满共同防共。2. 必要地区划不驻兵区，并成立特殊组织。3. 中国与日、满成立经济合作。4. 相当赔款。四条之外，另附两项条件：1. 谈判进行时不停战。2. 须由蒋委员长派员到日方指定地点直接交涉。蒋介石认为"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决置之不理"。⑦ 27日，召开最高国防会议讨论，参加者多数主和，蒋介石坚持不可，受到于右任等人的讥笑。① 28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孔祥熙、张群等谈话，声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与民族永远之束缚。"② 29日，蒋介石与于右任及另一位主和的国民党元老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针，不可变更"。他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也。"③ 1938年1月2日，蒋介石再次见到陶德曼转达的日方条件，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决定严词拒绝。④ 但是，当时日军攻势锐利，中国军队需要休整与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不得不虚与委蛇地敷衍日方。1月12日，在孔祥熙和张群的指导下，外交部拟具口头答复稿，认为日方所提四项条件，"太属空泛，愿明晰其性质与内容后，予以详细考虑与决定"。⑤ 这一口头答复稿的目的在于"拖"，以便既不明确拒绝日方条件，又为中国军队争取时间。但是，口头答复稿所提出的要求日方答复的四个问题却被蒋介石否定。这四个问题是：
1． 所谓中国放弃亲共政策而与日、"满"合作，实行排共政策，日本政府意，中国究应采取何项步骤？
2． 所谓非武装区与特殊制度，究拟设在何处？特殊制度之性质如何？
3． 经济合作一层，其范围如何？
4． 日方是否坚持赔偿一点，是否对于中国方面所受之巨大损失，可予考虑？⑥
蒋介石当时正在河南开封布置防务，见到此件后，认为这将使谈判具体化，立即以"限一小时到汉口"的特急电通知孔祥熙与张群，表示"最后四项问句切不可提"。① 15日，孔祥熙会见陶德曼，面交英文答复，委婉地表示："为以真诚的努力寻求在中、日两国间重建和平的可能性，我们已经表示，热诚希望得知日方所提"基本条件"的性质与内容。以便更好地表达我们对日本所提条件的看法。"② 16日，蒋介石决定，通知陶德曼："如倭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③ 17日，蒋介石日记云："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使主和者断念，稳定内部矣。"④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极为恼怒，将蒋视为对华"诱和"或"诱降"的最大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1月1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否认"蒋政权"。次日，近卫首相发表声明，声称"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⑤ 蒋介石对此的反应是："此乃敌人无法之法，但有一笑而已。"⑥ 此后，日本政府即决定，以蒋介石"下野"作为中日"和平"的必要条件。
制裁唐绍仪谋和
日军占领上海后，即企图物色在中国政坛上有过重要地位和声望的人，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或直接出面组建傀儡政权。其中之一就是唐绍仪。唐绍仪，字少川，清末任外务部右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武昌起义后任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与革命党人在上海议和。民国建立，临时政府北迁，唐绍仪任第一任内阁总理。此后，唐绍仪历任要职，其地位和声望都符合日本人的要求。上海沦陷后，唐绍仪留居法租界，日本船津辰一郎等人便多方设法，企图拉唐下水。唐的住处，不断有各色人物登门。重庆国民政府为防止唐为敌所用，也不断与唐联系，许以国民参政会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委员长或驻德大使等职，任其择一。据说，蒋介石还曾致函唐绍仪，拟聘请其为"高等顾问"。① 1938年5月，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会见汪精卫、孔祥熙等人。汪称："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孔祥熙则表示，最好由唐个人与日本方面试谈条件。②
唐绍仪接受汪精卫和孔祥熙委托后，即于5月底或6月初在上海与日方谈判，其条件大略如下：1. 取消以前一切不平等条约，如二十一条、塘沽、何梅等协定。2. 日本军队完全撤退。万一拘于庚子条约，其所驻军队亦不得超过欧美各国所驻军队数目之上。3.（中国方面）绝对不赔款，因自动停战议和，非战败和议可比。4. 中、日、满经济合作。唐并表示，中国方面如必欲取消满洲独立，可在今后和议中由唐出面交涉。③ 唐绍仪的计划是：在两个月后日军到达河南鸡公山时，或由中国"最高领袖"授意前方将士自动停战，或由孔祥熙邀同戴季陶、汪精卫等与日本素有关系的"老同志"，代表政府或人民团体赴香港谈判，他本人届时当前往参加，但决不单独负责。① 6月17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鸟工作"计划，准备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强有力的政权"。② 27日，唐绍仪托大女儿（诸昌年夫人）持函，到武汉会见孔祥熙，声称"以国难为虑，渴望于国事有所襄助"，"欲得公正和平，须中日公开谈判"。③ 7月5日，诸夫人回沪，携回孔祥熙致唐绍仪函，函云："战争初期，我方别无选择；时至今日，或有公正和平之望。"孔要求唐凭借自己的有利地位，试探日方和平意向，同时，联络中日有名望的民间人士，呼吁双方当局进行和平谈判。④ 8月上旬，孔祥熙在香港的亲信访问诸夫人。诸称：有日本东京陆军最高长官的全权代表向唐绍仪提出三项条件：1. 停止反日运动；2. 反共；3. 经济合作。该代表称，日方没有领土野心，愿保障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无赔款。诸夫人向孔在香港的亲信表示："此次因系院座（指孔祥熙--笔者）再三劝慰，少老（指唐绍仪--笔者）始肯与日人见面，探询条件。该日军代表之来，亦极不易，所持条件，可作基本谈判之初步原则。""如我方认为可商，当再与进行详洽。"诸夫人并称：该代表定8月5日返沪，如有所命，请在8月15日前示下，免过时机，在日人前反露我求和之意。⑤ 8月9日，孔祥熙致电蒋介石，汇报上述情况。
蒋介石这一时期仍然不赞成孔祥熙的谋和活动。6月23日，蒋介石与孔祥熙谈话称："敌人至今灭亡我国之野心，固已为我粉碎，即其对粤汉速战、速决之信心，亦已为我消灭。最后胜利于我确定矣。"他嘱咐孔祥熙"不可另自接洽"。⑥ 7月12日，日机大炸武汉，警报解除后，蒋介石再次与孔祥熙谈话，劝止他的谋和活动。谈毕，蒋介石慨叹道："庸之对敌行同求和，彼犹不知误事，可叹！"① 蒋在接到孔祥熙关于诸夫人的活动情况报告后，立即于8月10日复电孔祥熙，电称："关于少川接洽和议事，弟极端反对。请其于政府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以前，切勿再与敌人谈话，以免为敌藉口。"② 当时，蒋介石对于孔祥熙秘密与日本谈判的情况已经有所察觉，苏联驻华外交官也为此向中方了解情况，因此蒋在电报中特别提醒孔祥熙："日人近时特放一种空气，甚传兄屡提条件交敌人，皆为日敌所拒。此种空气，影响于我内部心理甚大，而且俄人亦以此相谈。务请兄注意为祷。"③
8月11日，孔祥熙电复蒋介石，首先表示尊重蒋的意见，"承嘱一节，自应注意。"接着，为自己转报唐绍仪女儿谈话一事解释，向蒋道歉："此次诸夫人谈话，显系买好，原电转陈，藉供参考，不意增兄烦虑，殊觉不安。"关于他本人和唐绍仪发生关系的原因，孔声称目的在于争取唐，阻止唐为敌所用。电称："少川为人秉性及过去在粤经过，为我兄所深悉。前因首都沦陷后，日方对少川多方诱惑，时思利用。且闻伊不甘寂寞，曾发牢骚，恐其万一为敌利用，影响大局，同志中屡为弟言，嘱早设法，故利用其亲友尽力劝慰，使其为中央用。"关于蒋电所称向日方提交和平条件问题，孔坚决否认："和议问题，完全彼方自动，时有报告前来，所以未曾拒绝者，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日人放造空气，原属惯技。与弟绝无关系。"④
在历史上，唐绍仪反对过孙中山。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恢复军政府，唐不愿支持，退居家乡。1931年，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对抗，唐是常务委员之一，后来胡汉民与蒋介石对立，领导"西南派"从事公开的与秘密的反蒋活动，唐又曾出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因此，蒋介石不喜欢唐绍仪，更反对唐出面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当时，日本方面正在动员唐绍仪出面，在南京组织伪政权，1938年1月，蒋介石即得知有关情报，日记云："其急欲造成唐绍仪为南京之傀儡者，亦无法中之一法也。① 7月9日，蒋介石分析日本对华强硬的原因，其第三条就是：唐绍仪"希冀拆散我政府"。② 9月11日，蒋介石再次分析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对华政策，认为当年6月至7月之间，板垣之所以强硬，其原因在于，"错认我内部有分裂及强逼余下野之可能"，同时，也由于"我内部文人态度暧昧与唐绍仪老奸之施弄阴谋"。③ 同月下旬，日本特务土肥原到上海访问唐绍仪，说服唐起草了《和平救国宣言》。④ 9月30日，唐绍仪即在家中被军统特务刺杀。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实为革命党除一大奸。此贼不除，汉奸更多，伪组织与倭寇更无忌惮矣。总理一生在政治上之大敌，我党革命之障碍，以唐奸为最也。"⑤唐绍仪被刺一事，扑朔迷离，多年来成为疑案。蒋介石的这一则日记表明，此事当出于蒋的决定。
制止贾存德、马伯援与萱野长知等人的谈判
日本侵华，采取的是"和战两用"政策，即一面武力进攻，一面政治诱"和"。1938年2月，日本将在长江下游的侵华部队改编为华中派遣军，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畑俊六接任后，即一面筹画进攻武汉，一面通过萱野长知、松本藏次等人与中方联系。萱野在辛亥革命前即与孙中山、黄兴结识，参加中国同盟会，曾多次参预援助中国革命的活动。抗战爆发后受头山满及松本石根大将之命来华，找寻与重庆方面谈判的机会。畑俊六对萱野说："战事无论延长至何时，总有和平之一日，希望有一了解日本者出而负责收拾善后局面，缔两国共存共荣之同盟。"① 又当面召见孔祥熙在上海的亲信贾存德② 说："现在日本的对象已不是蒋委员长了，而是南京新成立的维新政府，但是，蒋委员长、孔院长想到同盟会时日本人好意的援助而有觉悟，亦未尝不可谈判和平。"③ 他指示萱野直接致函孔祥熙。当年5月，贾存德密携萱野致孔亲笔函，自沪至汉。函称："现在中日战争，无异箕豆相煎，势将两败俱伤，绝非东亚之福，希望捐弃小嫌，维持大局。"④ 贾并向孔转述萱野意见：现在日军对和平要价过高，实难谈商，必须设法使国内和平派抬头。如中方暗示同意，本人极愿回国为和平奔走，并已派人与头山满接洽云云。⑤ 萱野所言，符合孔祥熙心意，复函称："中日接壤最近，唇齿相依，在历史上地理上关系极为密切，互助则能共存，相残必致偕亡。""究修百年之好，抑种百年之仇，似全在贵国少数军人之一念。"孔要求萱野联络日本的"忠君爱国之士"，"责以正义，晓以利害"，促使少壮军人早日醒悟。孔本人则声称："为奠定中日真正共存共荣之百年大计起见，亦当竭尽绵薄，以从事焉。"① 同时，孔祥熙还准备了一封致头山满的信件，也交贾带回。6月初，贾回到上海，与松本藏次见面，代表孔祥熙表示："中日相持，仇者快，亲者痛，利害详如来函，如能保领土完整，修万代之好，两国幸甚。现以院长地位，亦乐与公等挽救两国之危局，不知公等有无善策？"② 6日，萱野询问有无孔祥熙复电，贾当时尚未接到孔的新信息，只好编造了一通假电报出示萱野。7日，萱野偕松本飞返东京。③ 13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实业总长王子惠告诉贾存德：日本军部训令，如蒋介石不表示休战时，决定三路进攻汉口。④ 21日，萱野回到上海，与贾存德讨论与孔祥熙会面地点。⑤ 23日，孔祥熙向蒋汇报此事，声称"在此时期，似不妨虚与委蛇，以分化其国内主战派与反战派之势力"。⑥
此函发后，蒋介石迅速回电批评。蒋电未见，但其基本精神从孔祥熙6月25日复蒋电可以窥知。孔电云："顷奉手示，至佩卓见。弟前接贾生来电，当即复电切戒。兹承尊嘱，已又去电严谕。"孔特别向蒋表白，为避免发生意外情况，已预留地步，本人所有致贾存德之电，均系秘书具名；前致萱野函，也是采取另附名片的办法，并未签字盖章，希望蒋宽心。孔同时向蒋汇报，刚刚接到贾存德来电一件，"已答以现尚无暇，嘱将切实办法先行探明电复，备作参考，此外，仅对萱野奔走辛劳略表慰勉而已。"⑦
当时日方认为，与中国"和平"的最大障碍是蒋介石，因此坚决要求蒋下野。7月1日，孔祥熙致电贾存德，表示本人可代替蒋介石下野，电称："苟有利真正共存共荣，为彼方转圜面子，不惜敝屣个人地位。"① 萱野对孔祥熙的态度表示敬佩，声称对蒋下野一事，可不坚持。7月4日，萱野表示，以人格担保无欺诈，日本的军事行为最近暂可"不积极"，但完全停止，须待会见孔祥熙之后。② 7月5日，贾存德偕同萱野赴港，继续谈判。行前致电孔祥熙表示：将亲自携带"切实大略条件"到武汉，详细面禀。③ 7月6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宣称，日本政府拟在8月以前夺取武汉，两国谈和，最好在此时期。日方条件仍如陶德曼转达的"订立防共协定"等四条，希望了解中方条件，再行商洽。中村要求孔祥熙直接致电外相宇垣一成商洽，同时表示，希望7月7日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时，"演词不致过分激烈，以免引起彼方民众反感"。④ 同日，孔祥熙将贾存德的上述电报及中村谈话一并报告蒋介石：请示"所陈各节，是否可行"。⑤7月15日，孔祥熙又将萱野的老朋友马伯援以及和萱野有干亲关系的居正夫人派到香港，参加谈判。⑥
7月20日，马伯援偕同贾存德会见萱野及松本。马伯援表示：1． 日本军阀，不协助东亚民族，使之独立，为九亿有色人种之领袖，乃恃强奴隶中华民族，迫中国抗战，自相残杀，未免自坏长城。2． 日本不知中华民族之团结，由于日阀之迫逼与凌辱，反欲分化中国，利用汉奸，这种手段，已不适用于现代之中国。3． 中日战争结果，必陷日本于污泥中，更陷东亚于污泥中。4． 可惜日本无大政治家，无远见军人，理解孙总理的大亚细亚主张，促其实现，致有今日之悲剧，受到白色人种轻视。谈话中，马伯援警告萱野：中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将是共产党。他盛赞延安青年人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精神，说是"肤施之青年男女，日食小米饭两餐，工作十四小时不倦，精神方面，胜过今日之大和魂"。
萱野和松本表示同意马伯援的意见，陈述其观点说：1． 犬养毅临终时表示，日阀利用大亚细亚主义，强霸东亚，必惹大祸，拟改大亚细主义为亚细亚和平协会，使各国各民族乐于参加。2． 头山满最近常说：中日战争，起于日本不敬，轻视中国军人及中华民族；应当止于"诚"。倘中日以"诚"相见，各种问题均可解决。3． 现在中日军人，愈打愈对立，愈仇视。吾辈工作，以休战、恢复理性为先。4． 日本军人，最要假面子，倘蒋先生能理解，一时下野，即可停战，中日双方，同时派出代表，和平立刻实现，届时蒋先生东山再起，亦无不可。马伯援反驳萱野二人的意见，声称"蒋公为现在中国唯一的领袖，假使下野，无论何人，对于这个局面，不敢负责，不配负责，中国依然混乱，仍是抗战到底为是"。① 萱野表示，愿回东京传达上述意见。马伯援即鼓励萱野，倘能建议日本取消近卫宣言，不要求蒋下野，伯援可以个人资格，报告孔祥熙或其他党中旧友，请其转陈蒋公，促进和平实现。会谈后，萱野、松本等于7月23日前先后回日，向近卫首相、宇垣外相等人汇报。
蒋介石对宇垣一成的"和平"政策怀有戒心② ，自然，他对马伯援、贾存德与日方的谈判仍然持反对态度。8月4日，孔祥熙致蒋介石电称："前奉尊谕，已切嘱马伯援、贾存德勿再活动，完全作为彼等私人接洽，藉以探取消息，备我参考，绝不能谈及任何条件。"① 11日，他在回答蒋关于唐绍仪的批评时再次作了同样表示。② 8月下旬，已经返回上海的贾存德多次致电孔祥熙，声称畑俊六与第三舰队长官及川古志郎托人邀贾会面，表示日方已不再要求要蒋介石"下野"，近卫声明亦可由天皇出面表示取消；现在日方的条件仅为"防共"与"亲善"两条，如中方采纳，希望派负责代表到沪商谈。贾并称，日方已暗中成立休战特别委员会，畑俊六、及川古志郎为委员，土肥原等为进行委员。③ 9月1日，孔祥熙再次将上述情况向蒋介石汇报。6日，蒋介石复电，命孔祥熙转告贾存德，向日方表示拒绝。④ 10日，蒋介石决定迅速制订五年抗战计划，实行经济、政治、党、军队、教育、社会各方面的改造，以期自力更生与独立作战。⑤ 11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孔祥熙，口吻空前严厉：
贾某事，应严令停止活动，否则即作汉奸通敌论罪。敌想复订停战协定，以亡我国，其计划极毒，请兄负责制止，免误大政方针。千万注意是荷！⑥
蒋介石既甩出狠话，孔祥熙不敢再转呈贾存德的情报，于是，采取其他办法。
不理睬孔祥熙与日方首脑会面的要求
萱野长知等于7月23日返日后，联络头山满、小川平吉等人，在政界上层活动。至9月上旬，宇垣外相表示，不再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但蒋须"预先作出准备下野的表示，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① 9月17日，萱野再到香港，与马伯援、贾存德会谈，萱野称：宇垣"酷爱和平"，愿意仿效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访问德国的故事，在大海洋的军舰上与孔祥熙见面，不讲条件，仅以"和平"与"防共"两原则为谈话基础。② 马伯援将两原则略加修饰，改为：1． 东亚永久和平；2． 中日精神防共。对"精神"二字，萱野深表同意。23日，日本五相会议议决，同意宇垣与孔祥熙的会谈计划。25日，马伯援离港赴渝，向孔祥熙汇报。但是，宇垣因其主张遭到日本军方的强烈反对，于29日辞职。10月8日，马伯援写出报告，交孔祥熙转呈蒋介石。报告称：萱野等对和平运动，具有决心，正在运动头山满组阁。宇垣虽已去职，但近卫仍有决心，日本厌战心理，已遍全国，因此，中国应该利用这一时机。他说："头山满为日本右派之典型人物，与总理有旧，现以八十四岁，老而且病之躯，热心和平，并派六十六岁之萱野，两来香港，设法沟通，此种精神，吾政府宜利用之。再中日战争，孰胜孰败，总有结束之一日，我政府纵不轻与之和，亦当与之周旋。"他建议重庆国民政府"通盘打算，本乎历史，鉴于大势，派得力人员与之接洽，鼓其勇气，或进而同去东京，察其虚实，宣传我政府主义"。③
孔祥熙觉得马伯援的报告很有用，于10月15日上呈蒋介石，同时致函说明国际没有援助中国的可能，而中国国内的财政又已极为困难，无法维持。函称：
兹据顾大使报告及各方事实观察，国际援助既不可能，则此后对于内政外交均有切实检讨之必要。最近有西友自日来言，就其国内表面观察，似无大战状态，一切经济财政尚能勉维现状。至于我国，在我兄领导之下，虽将士用命，民众动员，抗战年余，已博各国之彩声，只以战场尽在我国境内，虽不免土地日促〔蹙〕，交通困难，工厂既遭摧毁，货物亦难出口，所有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实不可以数计。非惟我兄多年来苦心孤诣之种种建设，付诸东流，而今后财政上之维持，更将难乎为继。①
该函进一步渲染财政危机和武汉失守后中国的困境，声称："后方情形，为我兄所深悉，长此以往，武力固属重要，而国内物质及人民团结如何，均应顾及。如果军事方面确有把握，不仅武汉可保，且能继续支持，日本方面不出三数月即有变化可能，自属不成问题，万一无甚把握，恐武汉一经退出，则人心不免因厌战而动摇，各省态度有无变化，亦难预料，且敌机现已屡向我后方扰乱，将来大多数军队究宜退至何处，倘使拘于一隅，补充与给养似皆成为问题。加以目前我之现金及外汇已拨用殆尽，而以货易货又因交通困难运输亦极不易。弟忝负行政责任，对于军事实不甚谙，对于财政外交，则不能不悉心研究。近来多病，杞忧尤甚。"他建议蒋介石抓住机会，乘时进行。函称："如外援方面不能再求进展，而军事方面亦无十分把握，则此后遇有解决机会，即应乘时进行，否则机会至时，我无应付之策，稍纵即逝，更难再得，心所谓危，不敢缄默。"
同函附呈孔本人撰写的《最近国际情势》及《日本最近情势》报告。前一报告对蒋"攻心"，历述各国情况，声称寄希望于国际援助，无异画饼充饥。中云：
我以开罪于日本，故英国对我各项借款，非完全拒绝即多所顾虑，而法国对我所购之器械，现亦多方为难。俄虽对我极表同情，然因德、义（意）、英等国对俄均甚歧视，俄内部情形复杂，故斯大林不敢言战……至美国因鉴于欧洲形势，虽心理上为我不平，实际上亦难积极助我……若望其为我出力，仍恐等于望梅止渴。①
后一报告说明日本国内和平派的活动，内称："日本元老重臣文治派，现在希望和平者颇不乏人，如头山满、近卫、宇垣已合组秘密委员会，暗中活动，设法制止军阀跋扈……萱野为头山之代表，现在香港，仍思尽力奔走。"接着，孔祥熙着重说明，宇垣虽已去职，但日本国内的和平派仍在活动。报告称：
昨接港电云，松本最近由东京抵港，据言，对和平大纲，近卫与宇垣一致，方针未变。现矢田回国，拟请近卫亲自出马，以效张伯伦。顷又闻知萱野接东京来电，谓海、陆相急盼与弟及居觉生兄会面。②
还在宇垣一成刚刚出任外相时，蒋介石就得悉日方曾要求中方派员赴日谈判，对此，斥之为"想入非非"、"可笑之至"。③ 自然，对于"近卫亲自出马"以及陆军大臣、海军大臣要与孔祥熙、居正等见面的说法也不感兴趣。对孔祥熙此函，蒋介石未加理睬。同年11月，褚民谊、樊光致电汪精卫、孔祥熙，再次声称"近卫甚愿效张伯伦赴德故事，赴华晋谒委座"。① 同月7日，孔祥熙将此电转呈蒋介石，蒋仍然未加理睬。
阻止孔祥熙答复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
近卫的第一次对华声明发表后，遭到日本许多人士的批评。 11月3日，近卫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题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改变此前"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声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结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企图以此诱使重庆国民政府上钩。② 果然，孔祥熙觉得是个机会，准备在11月7日的行政院"国父纪念周"上发表讲话，给予"非正式答复"。拟稿称："我人所注意者，仅彼对我态度，以平等待我者，即我之友，以暴力侵我或武力乱我者，即我之敌。"拟稿批评日本政府"好用定义不明之词句以淆惑视听，如彼所谓安定东亚，是否独霸东亚之别名？所谓求中国之合作，是否剥夺我经济之独立自由之变相？我人于此亟愿得知其真意。"③ 这里，貌似对日本提出批评、谴责，而实际上将为日本政府提供答辩、粉饰其侵略政策的机会。拟稿并称："解决中日之关键，全在日本，日人果能尊重我主权，而抛弃其侵略政策，则东亚之安定一举手耳，即世界之和平亦易如反掌也。"11月6日，孔祥熙将拟稿电送蒋介石审阅。同日，蒋介石以"限卅分钟到的特急电"通知孔祥熙："此文应慎重斟酌，切不可发表。"④ 11月9日，孔祥熙复电蒋介石称："电发之后，弟觉似仍未尽妥，经再修改，原文另电陈闻，顷奉尊电嘱为缓发，经已遵办。"① 这样，蒋介石就阻止了孔祥熙与近卫文麿之间的一次远距离对话。
用"杀无赦"警告萧振瀛与日人重开谈判
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放心，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没有第三国的保证，决不与日本直接谈判。日本军部的"兰机关"负责人和知鹰二懂得蒋介石的心理，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饵，诱使蒋介石破例。1938年9月，蒋介石派原天津市长萧振瀛到香港谈判，由何应钦具体指导。孔祥熙未参预此项工作，但他对谈判非常关心，唯恐其不能成功。同年10月，他耳闻谈判因第三国保证问题陷入僵局，功败垂成，于21日致电蒋介石称："弟意最重要关键，乃在对方之条件如何。至于方式，不难觅得合意途径。现在国内外状况，兄所深悉，倘军事确有把握，自无洽商必要，否则如条件相当，直接、间接无非形式问题，条件如能密商妥贴，则运用第三国出面，不致有何困难。"② 这封信再次表现出孔祥熙因国内困难而急于与日本妥协的心理，但是，萧振瀛与和知谈判的主要困难在于日方一面谈判，一面进攻，毫无诚意，因此，蒋回函称："萧事与兄所谈者内容完全相反，我方并未争执形式问题也。此事我处被动地位，在我限度之内，能否接受，实在于对方也。"蒋并告诉他："此事于武汉之得失无关，请勿虑。"③ 不久，蒋介石察觉日方谈判的虚伪，决心坚持抗战，下令停止谈判，召回萧振瀛。
第一次谈判失败，和知鹰二继续在东京政要之间活动。当时，日本正准备扶持从重庆逃出的汪精卫成立政权，和知觉得是个机会，决定利用此事再次迫使蒋介石派人坐到谈判桌前来。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次月，成立"中央党部"。17日，汪精卫致电重庆国民党中央，要他们毅然改图，努力与日本实现和平。同月，和知鹰二到香港，要其助手何以之转告重庆方面：汪精卫之事，经近卫、平沼两届内阁决定，又经阿部信行特使承认，奏明天皇，势难中止，但日本对汪之信念已经摇动，认为其人大言不实，贪索无厌。影佐祯昭本是汪之主谋，现在亦已失望，引为歉憾。目前日方之所以仍然支持汪精卫，在于无别路可走，不能不就既定政策，听其一试。何以之称：大约11月初，汪即可组织政府。意大利已劝日本促成此事，应允即日承认，德国则劝日本与重庆谋和。综观内外情形，尚在徘徊之际，最好乘汪精卫政府成立之前，断然成立全面停战协定，而将汪之问题包括于取消伪组织之中。中国如有和平决心，日本定以诚意直接谈判。军部方面，和知可与板垣征四郎负责；政府方面，可由政界元老松井石根、山之辅等出面商谈原则。和知要求何以之转告萧振瀛，或派专使来港商谈，或仍由萧先来，以资进行。① 31日，何以之致电时在重庆的萧振瀛，告以上述各点。10月4日，何以之两电萧振瀛，声称和知认定汪精卫为"东亚和平之障，极愿剪除"，催萧即速来港。② 10月6日，孔祥熙将何以之各电转呈蒋介石，同时致函，要求允许萧振瀛再次赴港，以私人资格与和知"慎密试谈"，同时"藉以刺探他方消息，备我参考"，函称："弟意此次和支〔知〕奔走各方，对于去汪事颇为努力，似可令仙阁前往一行，略与周旋，使其对我信仰益趋坚定。如能达到吾人之目的，不妨加以利用。否则仙阁不去，彼必感觉失望，甚或老〔恼〕羞变怒，反又趋于助汪之一途，则前途更多障碍。"③ 函上，不料却引发了蒋介石的雷霆之怒。10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萧、孔见解之庸，几何不为敌方所轻！国人心理之卑陋，殊堪悲痛！"① 9日，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
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②
这封信，表面上对萧，实际上断然批驳孔祥熙的意见，语气严峻，没有给孔留一点面子。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萧、孔求和之心理应痛斥。"③ 可见，蒋的这封信明确针对孔祥熙。蒋介石此次之所以如此坚决、激昂，一是萧振瀛曾将去年在香港与和知谈判的部分情况透露给秦德纯，秦又秘密转告冯玉祥，其间讹传严重，冯据此向蒋及国防会议揭发，使蒋很愤怒。④ 二是自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蒋即加强了对汪的批判火力，声称"汪逆卖身降敌，罪恶昭著"，"人人得起而诛之"，正处在和"汪逆"不共戴天的情绪中。⑤
同年11月，何以之在香港与孔令侃会谈，何称：倘中方确有接受和平可能，则和知愿赴重庆面洽。⑥ 次年1月，何以之向孔祥熙的亲信盛升颐转达板垣征四郎的议和条件，并称：只要中方派大员前来，板垣可以亲自出马，甚至飞往内地亦可。⑦ 对于这些情报，孔祥熙就不敢再报呈蒋介石了。
1940年6月28日，蒋介石在日记"预定"栏中写道：萧振瀛"应监禁"。①
查究受日方之命到重庆接洽的蔡森、贾存德
自蒋介石严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后，孔祥熙虽不敢再向蒋转呈贾的情报，但仍命其在上海继续联系日方。
早在1938年，贾存德即与伪维新政府官员王子惠相识。王为留日学生，早期同盟会会员，与畑俊六、及川古志郎等日军头目都有联系。伪维新政府成立时，任实业部长。当年夏，王向贾等表示，如能给以自新之路，可随时脱离伪组织，牺牲一切，专诚为中央效力。贾存德等曾将王氏情形电告孔祥熙，孔即复电勉励,命其辞去伪职，伺机去东京团结日本主和派，抵制主战派。王奉令照办。1940年4月，王子惠自东京返沪，声称已将主和派人物闲院宫津子伯爵、头山满等联成一气，主张和谈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对手，反对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政权。王并透露，板垣征四郎想从速结束对华战争。5月间，板垣在面谈时口头提出五项条件：1. 声明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2. 中日以平等互惠之原则，经济合作。3. 共同防共。4.撤兵。5. 取消一切伪组织。② 在谈到第四条时，板垣表示，希望孔祥熙指定地点，以极秘密的方式与板垣等会面；如孔允许，约定会面日期后，可通知板垣，即由板垣等请求天皇下密诏，实行全面秘密休战。王子惠并称，板垣亲口表示，如孔祥熙同意，将亲自签名发出正式公文，望孔在6月6日天皇承认汪政权前对上述条件表态。①
6月26日，贾存德化名吴复光到达重庆，孔祥熙表示可以接受板垣的五项条件。但是，7月4日、8日、9日、10日，日机连续轰炸重庆，这使孔祥熙很不满，对贾存德大发牢骚，责问"日本人搞的什么鬼"，埋怨因此妨碍了向蒋的"进言之机"。② 不久，板垣应允，自16日至22日止，停止轰炸一周。这一时期，孔祥熙情绪低落，告诉贾存德"事不好办"，要他"不要着急"。7月底，王子惠再派蔡森抵渝，会见孔祥熙，声称"如有谈判可能，彼方即行统一军、政、党意见，取消一切枝节活动，决定专责，以资进行"。③ 其后，日方急于得知蔡、贾谈判消息，致电称，将派专机到广州迎接蔡、贾。孔祥熙觉得这又是一次好机会，于8月24日致函蒋介石，摘抄蔡、贾报告及有关电报，函称："敌思结束对华战事，以便南进，可以想见。弟意值此抗战严重、外交诡变时期，对于各方消息，似应互相印证，以冀把握机会，决定大计。"函末，孔祥熙特别要求蒋介石"阅后付丙，不必交存"。又附言称："就最近国际情势观察，友邦对我实力援助甚少，我应设法别寻机会，以谋自立自主，蔡、贾所述各节，亦有可以供我利用之处。弟已告其设法各方鼓动，促成敌之南进。一则使其主战、主和意见分歧，分化团结力量；二则使其侵略政策转移方向，减少对我力量；三则证明敌人野心甚大，欧美列强亦必与之发生摩擦，于抗战前途，或不无裨益也。"④
板垣曾向王子惠表示，可以发出亲自签名的公文。孔祥熙向蒋介石上书后，要求蔡森回沪，取到板垣正式公文。又命贾回沪，暗中监视王、蔡二人。其后，二人即陆续离渝，经香港回沪。8月下旬，蔡、贾的行踪被军统在香港的特务发现，戴笠亲自向蒋报告，蒋即命戴笠向孔祥熙查询。9月上旬，孔祥熙复函戴笠，谎称吴复光系中央银行某职员别名，因受敌伪注意，调令来渝。蔡系靳云鹏旧部，受靳之命来渝报告北方情形，二人均系"普通人员"，敌人不会相信，更不会赠以巨款。① 其后，军统打入日方的特务毛丰又向戴笠报告，蔡森已于27日偕同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东条佑铃专机飞沪，此事系日本实业家背后策动，曾拨款二百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云云。② 9月10日，戴笠将有关情况再次报告蒋介石。同月19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称："敌人曾贿买山西人蔡某等二人赴渝，携孔先生假信而归沪。现由敌人特许设电台通电，尚在乌烟瘴气中，此事尊处想早已闻及矣。"③ 20日，蒋将有关检举报告转给孔祥熙，要他回答。22日，孔祥熙复函，首称检举报告"所载各节，恐多揣测误会，以讹传讹，原报告人有意邀功，遂不免捕风捉影，或另有作用者希图对弟中伤"。接着，孔向蒋辩白：一是孔祥熙致函板垣及头山满问题，孔称：蔡、贾来渝时，携有日本老友名片，向弟问候，弟因多年故交，在情理上不能不理，因此在蔡、贾临行之时，以名片回报，所谓寄板垣与头山满等人的亲笔函件，绝无其事。二是蔡、贾与王子惠、板垣的关系与接受巨额资助问题，孔称：王子惠派人赴港迎接蔡某，或有其事，但蔡、贾到沪后，是否赴南京，已否晤见板垣，均不得知。孔承认：蔡、贾来重庆之前，确曾与板垣会面，也承认，二人可能得到日方资助，但他说："敌方实业家因反对军阀厌恶战事，渴望真正和平早日实现者甚多，既派其来，或有赠送旅费之事。若谓拨款二百万元，恐未必有此巨额。"他认为这些情况，"真伪无从证明"，属于敌人"内部互相猜忌，设词毁谤"。三是关于蔡、贾的身份与贾存德往来沪、渝之间的目的。孔在重申"调回"说之外，又加了一个"迁移眷属"说。函称："上海沦陷业已三载，敌伪方面无时不思毁我法币，俾我财政不能接济军事，对中行人员极力压迫，彼等既无寸铁，政府亦难为保障，故不能不有一熟悉敌情者为我刺探消息，藉便戒备。贾在过去，虽曾任此项工作，因其参加倒汪运动，为汪方特务队所注意，前已将其调回。此次赴沪，即拟设法迁移眷属。至蔡本非弟之属员，亦无任何名义，在无所谓调回矣。"①
蒋介石下令戴笠调查之后，陈布雷又于22日接到香港张季鸾的检举信，中云："王子惠所贿买之蔡、贾二人之事，其情形甚堪发指。盖敌人以专机送至广州，而公然入渝，其归也，亦由敌人由港接至广州，而专机送往上海。此辈宵小，本无足深论，然敌人贿买之人而能公然出入重庆，且能带孔先生之假信而来，再不能以小事看矣。"② 陈阅后"甚感离奇"，立即转呈蒋介石。③蒋阅后再致孔祥熙一函，严厉批评孔祥熙等人的行为"摇撼军心、人心"，显示"政府零乱"。④ 同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军人之愚拙无才，比我国尤甚，其行动幼稚欺诈，实非常情所能想像，几乎令人倭寇有不可交手之感。若理会者，必受无妄之祸也。"又称："为庸之与季鸾等无方而好事为叹也。"⑤ 这里批评到了两个人。"无方"，指孔祥熙；"好事"，指张季鸾。
蒋介石的批评很严厉，显然，孔祥熙要认真想想对策了。9月30日，孔祥熙于八天之后才复函蒋介石，函称："今细绎手示，对蔡、贾事实际情形，似尚有未尽明了之处，恐系根据一方面之情报所致。既承谆谆相诰，弟不忍不略陈衷曲，期解疑虑。"
孔函除说明蔡、贾的身份及离渝情况外，指责情报提供者"以讹传讹，竟至张大其词，骇人听闻"。孔函特别说明，在接待蔡、贾的整个活动中，自己对蒋既无隐瞒，又持慎重态度，没有文字贻敌，更未假借蒋的名义，函称："一言丧邦，古有明训。事关国家兴亡，何敢擅自主张！当蔡来见时即本我兄素来之主张，晓以日本如不撤兵，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之状态，决不与之谈判。此外绝无文字表示贻人手中，更何能涉及我兄名义？又何来我兄名片？蔡、贾两人谅亦无此巨胆敢事伪造。"接着，孔函强调掌握敌情、善于利用反间的重要："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侦探重要，无人不知……今如有人，本其爱国热忱，窥得敌伪隐情，甘冒危险，不远千里而来，向我告密。若不假以颜色，使其乐为我用，势必为渊驱鱼，反被敌伪利用。弟虽愚，窃期期以为不可。故蔡之来谒，不能不见，惟所告之言，皆系勉以大义，并未派以任务，且暗示种种，使其有机会时，于不知不觉间言于敌方，以期于我有百利而无一害。"孔函还强调，从事这方面的活动难免遭人误解，甚至遭到攻击，但自己完全出于忠诚："弟亦深知接见此种人物，难免物议，小则受人攻击，大则自招巨祸，然为效忠党国，使我兄抗建大业早日成功，故不惜利用各种机会，各方力量，期达目的，从未对自己本身之安危着想。"①
孔函接着分析日本少壮军人中的两派。甲派主张先用全副武力，解决中国事件，然后再行南进，此种主张对于中国最危险，非极力破坏不可。乙派主张用温和手段，得到中方谅解之后，再行南进。孔函由此论证利用乙派的必要及利用蔡森的正当。函称："至乙派今日之肯降阶表示寻求和平者，确因千载不易得到之南进政策，今可不费力拾得之，故不容轻轻放过。弟既认定此时如能诱其南进，确属于我有益，前曾向兄言及，兄谓恐做不到，弟亦深知其难，不容强求，然苟有时机，弟以为不应放过，必随机设法暗示，希接近敌方者，于无形中促助其乙派之主张，故蔡来见时，弟亦晓以此意，暗示其促成。于上次报告中最后一页，业向我兄陈明。"
针对蒋函所批评的"摇撼军心、人心"之说，孔祥熙辩解道："蔡此来，原出敌方之意。据情报所载，敌既派其前来，又复巨款运动，自系敌方力竭，敌方情急，适足以暴露敌人之弱点，足可摇撼敌人之军心、人心，而我之军心、人心，更当因此而益振，其理自明。"接着，孔祥熙又反驳蒋的"政府零乱"说。声称"蔡既来渝传达敌人之意，是时至今日，敌已深知欲谋全面之和、真正之和，非向我兄请求不可，亦非听由我兄裁决不可，似无零乱之可言"。
孔祥熙在逐一反驳蒋对谋和活动的批评后，着重说明自己对蒋的耿耿忠心："在过去二年中，弟对于敌伪或其他方面，凡有利于我兄之抗建大业者，均不惜任劳任怨以谋利用者，一则因承我兄重托，付以行政责任，不能推诿，一则因我兄为最高领袖，身任统帅，意欲保护其威望，故决志为国为兄，自甘牺牲，决不愿使我兄因一言一动，受有半点怀疑，致被奸人藉口攻击。"① 函末，孔祥熙表示，将遵蒋之嘱命人查究此事。函称："现蔡、贾事，既蒙尊嘱，遵即饬查，如有假冒招摇情事，贾当撤职严办，蔡已托人设法予以警告。"自然，这是孔祥熙对蒋的敷衍之词。
孔祥熙这封信写得很用心。在正函之外，还附有《情报摘要》两份。其内容之一是，褚民谊曾在南京宴会席间对人说："先从倒孔入手，使重庆内政发生纠纷。"孔祥熙附呈这一情报，意在告诉蒋介石，所有反对他本人的行为，均有汪伪背景。其二是，张季鸾对人表示，衔蒋之命到港与日方谈判和平，到港前曾见蒋11次，等等。孔要求蒋阅读这些情报后"仍乞准予赐还，以便存查"，并称："弟向不道人长短，在过去更不欲以此种复杂琐碎之报告，烦扰我兄心神。现在事既牵涉及弟，恐其中别有作用，不能不请兄注意，但仍不愿使他人知之，以为弟亦有所攻击，或影响人心也。" 张之赴港，确系受蒋之命。① 孔向蒋呈送有关张的情报，其潜台词是：你蒋介石不也在和日本人发生关系吗？孔祥熙这一手很厉害，蒋自然无话可说，追查蔡、贾一事不了了之。
蔡、贾回到上海后，即列席王子惠与板垣代表岩奇清七所举行的会谈。岩奇称："中国的维新大业必须由蒋委员长领导才能成功"，"要共同防共，中国方面就需要邀请日本在华北边区枢纽地留兵协助"。会议记录提出，察哈尔、绥远铁路线及北平、奉天线各枢纽地均由日本驻兵。至此，贾存德才发现上了王子惠与日方的当，拒绝签字。会议不欢而散。1944年9月，贾存德在上海会晤日本"兰工作"负责人和知鹰二，得知和知与板垣之间存在矛盾，深感变化难测，打电报给孔祥熙，声称才识不足，难以胜任，自此退出与日方的谋和活动。② 可见，此前孔祥熙并未对贾采取"饬查"、"撤职严办"等举动。
孔祥熙对蒋介石的汇报有重大隐瞒
孔祥熙在1940年9月20日函中向蒋介石表白："弟在过去，凡有所闻，均曾择要抄陈，后因奉命，亦即停止。"似乎他在与日方谋和中，所有重要事情都曾向蒋汇报，而且奉命即止，没有违背过蒋的意志。读者从上文中已可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下文我们将进一步提供新的论证。
根据日文档案，早在1938年6月，孔祥熙即派遣秘书乔辅三赴香港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谈判。二人先后在6月23日、28日、7月1日、13日、18日、19日多次会谈。在7月18日的会谈中，乔曾转述孔祥熙起草的和平条件：
1． 中国政府积极实现对日好感，停止一切反日行为，希望日本也要为远东永久和平积极为日华关系好转而努力。
2． 满洲国以签订日、满、华三国条约而间接承认。其次深切希望满洲国自发地成为满洲自由国，给中国人民以好感。
3． 承认内蒙的自治。
4． 决定华北特殊地区非常困难，但是中国承认互惠平等的经济开发。
5． 非武装地带的问题，有待日本的具体要求提出后解决，中国军队不驻防，希望由保安队维持治安。
6． 虽然还未充分讨论，但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或签订加入防共协定的特别协定等，必须再加研究。
7． 中国现在非常荒芜而且穷困，因而对中国政府说来，（日方）虽有赔偿的要求，亦无力支付。①
以上七条，包括实际上承认伪满、承认内蒙"自治"、设立非武装地带等问题，都是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谈判中，乔辅三向中村丰一称："孔曾和蒋见面，除了蒋介石本身下野问题外，其他全部都和蒋商酌过的。"直到今天，也还有学者坚信乔辅三的这一表白。其实，档案资料证明，这些条件和蒋在对日秘密谈判中一贯坚持的条件完全相反；档案资料也证明，孔祥熙从未向蒋汇报过上述条件。上引8月11日孔祥熙致蒋函称，他之所以不拒绝和日方谈判，"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在其他函件中，孔也一再做过类似保证。可见，孔祥熙的上述条件是背着蒋擅自向日方提出的。不仅如此，连派乔辅三赴港谈判一事对蒋都是完全封锁的。现存蒋档中，孔有许多关于秘密谈判的汇报，但是，没有一件提到乔辅三。在必须提到的地方，也竭力掩饰。如1938年7月6日孔令侃致孔祥熙，又由孔转蒋的电报说："据所派与驻港日领事密洽者报告：该领事称："钧座在位，各事总有办法。"言下似有议和须以委座下野为条件之意。当以此种观念决不能任其系怀，故照钧座在汉面谕，对该领事表示，目下政府系钧座负责主持，如确有必要时，钧座当可辞卸。"该电所称驻港日领事，指中村丰一；钧座，指孔祥熙；委座，指蒋介石。其中所称"所派与驻港领事密洽者"，显然就是乔辅三。之所以不称其名，说明孔祥熙父子不愿意让蒋了解乔赴港谈判的真情。
在对日秘密谈判中，孔祥熙对蒋介石所做的隐瞒非止一端。例如，前文已述，蒋一再嘱咐，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孔也屡称"遵瞩"，但实际上一直在支持和指挥贾的活动。又如马伯援赴港谈判，明明是孔祥熙所派，但马伯援所写，经孔祥熙转蒋的报告却说成事出偶然："伯援因事赴香港，适日友萱野长知亦在该地，时相过从。"之所以这样写，完全因为此前蒋介石已不只一次与孔谈话，要他停止谋和。此外，孔祥熙还长期利用曾是共产党员，后向国民党自首的胡鄂公① 在上海与日方谈判，次数频繁，接触面很广，但是，孔祥熙也从未向蒋汇报过。
孔祥熙长期追随蒋介石，和蒋利益相共，荣辱与俱。但是，他却背着蒋一再向日方谋和，甚至在个别谈判中向日方提出丧权辱国的条件，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对长期抗战丧失信心。从本文前引他写给蒋的多通信件看，他认为国内财政极端困难，国际援助又毫无希望，因此才一意主和，谋求妥协。
不过，也应该看到，孔祥熙与日方的秘密谈判除谋求妥协外，也还具有若干策略目的。例如：掌握敌情，扩大日本国内的主和派与主战派的分歧；阻挠、延缓汪伪政权的成立；引导日军南进，减弱中国战场压力等多种原因在内。因此，孔的谋和活动与汪精卫有别。1940年以后，孔的谋和活动基本停止。他在协助蒋介石掌控战时经济、保证抗战资源方面还是做了若干有益的工作的。
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
如上文所述，蒋介石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屡加批评、阻遏，而孔祥熙则一再坚持，多方联系，并且背着蒋向日方提出严重的妥协条件，这种情况说明，蒋、孔二人虽公私关系均极为密切，但二人在对日态度上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卢沟桥事变后，孔祥熙在伦敦致电蒋介石，分析美、英、苏三国的对华态度，反对立即抗战，电称："中日事件，如非确有把握，似宜从长考虑。""应付日本，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① 21日，蒋复电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30日，孔祥熙再次致电蒋介石，询问"中央今日作何主张"，蒋电复称："中央必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之余地矣。"8月3日，孔再次电蒋，以"我军处处失利"为忧，蒋则复电表示："战事果起，弟确有把握，请勿念，一时之得失不足计较也。"这些地方，说明二人在对日抗战问题上确有分歧。1995年，我在《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一文中，曾判断"蒋介石思想中，抗战成分较孔祥熙为多"。现在看来，这一看法还是可以成立，但是，当时我认为孔的议和活动"显然得到蒋的默认和支持"，这一看法需要修正。②
蒋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蒋强烈反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后来又反对日本侵略。1928年的济南惨案，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也是对蒋介石个人威权的羞辱。当年5月，蒋日记云："倭军入城后，将我徒手兵及伤兵尽行射死，发炮二千余颗，人民死伤二千余，有一家尽死于一弹者，城内延火甚惨。呜呼！济南七日记之耻辱惨痛，甚于《扬州十日记》。凡我华人，能忘此仇乎？"① 又云："倭寇第一要求为总司令谢罪。呜呼！国耻身辱，其可忘乎！"② 因此，蒋有抗日的思想基础。但是，他又患有恐日症，认为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因而长期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总想尽可能推延对日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接着沦陷，这就将蒋逼到了"最后关头"。他深知，如果他再不抗战，必将受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会处于全民的对立面。他也深知，如果他与日本议和，签订新的丧权辱国条约，他也必将遭到全民反对。1937年11月5日，蒋介石曾经"很机密地"告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③ 这确是蒋的肺腑之言。他在同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外战可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④ 所谓"外战"，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所谓"内战"，即指包括中共在内的各爱国力量会起而推翻他的统治。显然，蒋对这一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长期和日本打交道的过程中，蒋介石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完全不讲信义，日本政府和军部之间存在矛盾，政府完全缺乏控制军部强硬派的能力，因而与日本虽可达成协议，但都时时有被撕毁的危险。1938年8月，蒋自记称："倭非待其崩溃与国际压迫至不得已时，决不肯放弃其华北之特权，而中倭和平非待至国际干涉，共同会议则不能解决，故对倭不可望其退让求和，如其果有诚意，则必须其无条件自动撤兵之后方能相信也。"①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虽有恐日症，但卢沟桥事变后，他在对日作战的实践中却逐渐认识到，日本是个资源小国，其国力、军力与其不断鼓胀起来的野心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外虽强而中干，有其的虚弱一面。此外，蒋介石也看到了日本的野心终将驱使其和英美冲突，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只要中国"苦撑待变"，抗战的胜利终将属于中国。1937年9月，他在日记中表示："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② 次月31日，他总结十年来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认为"与其坐以待亡，致辱招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之起而复兴"。③ 他本人也有"尽忠竭智，死而后已"的想法。④ 1938年1月，正是南京失陷、中国抗战最艰苦、最难以看到希望的时候，蒋在日记中写道："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⑤ 所谓"国际形势"，指的就是英、美、苏联合，国际共同干涉，以至出兵对日作战。以上，都是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也是促使蒋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八年中没有和日方达成任何妥协协议、将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思想原因。
一切战争都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作战到底，直至敌方完全被消灭或投降，一种是双方谈判，达成"和平"协议，适可而止。至于"和平"协议，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利于敌，丧权辱国，一种是有利于己，无损或基本上无损国家主权。以上种种，都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1941年之前，蒋介石长期陷在战与和的矛盾中，举棋不定。蒋曾寄希望于国际共同干涉或第三国调停，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也有过直接和日方秘密谈判，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事的幻想。这就是蒋虽对孔的谋和活动有所阻遏，但又显得力度不足的原因，也是蒋虽批评孔谋和，但又长期付以国家行政重任的原因之一。档案资料证明，蒋本人也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谈判，有关情况，已见本书《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原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
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
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
--兼述蒋介石如何对待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
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公开谈话或与日方的秘密谈判中，曾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条件或"抗战到底"之"底"。部分学者对此的解读是，蒋准备放弃、出卖东三省，因此他们对蒋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持严厉批判态度。但是，批判者实际上并不了解这一问题提出的过程及其来龙去脉，往往好从既定观念出发，对之加以解读、引申，因此，有关批判也就很难准确。
历史学应该是一把最公平的秤。人们对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好恶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不同，但是历史科学应该力求还原历史本相，并给予正确解释，不离开历史真实去有意拔高或贬低任何人，要做到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是关涉蒋介石和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大问题，要重建科学的、真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必须研究清楚。
为《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准备的预案
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也有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
1937年7月，日军制造"卢沟桥事件"，中国军队奋起抗战。此后，中国政府一面坚决抵抗日本的军事进攻，一面仍对和平解决抱有希望。7月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该馆迅速转电华北日军当局，"严令肇事日军撤回原防，恢复该处事变以前状态，静候合理解决。"① 12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接见日本驻华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要求：1． 双方出动部队各回原防；2． 双方立即停止调兵。② 15日，外交部再次照会日本使馆，重申12日照会内容，要求日方"将此次增派来华之日军悉数撤回，并将本案肇事日军撤回原防，恢复事件以前之状态，静候合法解决"。③ 至此，恢复"事变以前状态"只是解决卢沟桥事变中双方军事冲突的方法，尚非解决中日两国战争的外交原则。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提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不能要求任人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领土，不能受任何约束。蒋称：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蒋的这些主张，已经超出卢沟桥这一具体事件的范围，发展为解决中日两国间冲突的一般原则，成为后来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的思想基础。
卢沟桥事件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如既往，将问题提交国联，以争取国际的支持和援助。9月13日，国联在日内瓦开会。会议将问题交给国联远东咨询委员会。远东咨询委员会指责日本"诉诸武力"的行为，但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建议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会前，列强的设想是：通过有关国家的共同帮助，"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以斡旋或调停的方法达成一项和平解决的办法"。为此，列强希望在中日两国军队之间达成停战或停火，同时邀请日本参加会议，直接对话，劝导日本接受调解。当时，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通过其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同僚们已经了解到，有关国家"把重点放在先实现停止敌对行动，然后通过斡旋或调解取得迅速解决"。① 但是，现地"停战或停火"对中国并不利。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军已经迅速占领北平、天津以及河北省的广大地区，上海也正处于日军的包围中。现地"停战或停火"将意味着首先承认日本侵略者的这些"战果"。
为准备参加《九国公约》会议，争取对中国最有利的结果，中国政府曾在国内外的少数智囊人士中征求意见，从而形成了一份文件，题为《关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初步研究》。该文件提出，无条件的"先行停战"对中国不利。文件称：
会议之时，或先提出一要求双方停战，留出时间以便接洽……日本方面若不允停战，应付极易，但虑日本方面军事或到利于停战之时，未尝不可允许，果尔，中国方面地位极感困难，因中国方面立足在自卫二字，无拒绝停战之理由……但先行停战，除军事上或有作准备之利益外，皆有害无益。
因此，智囊人士建议，中国外交人员应提早与英、美、法、苏等国暗中接洽："声明如有先行停战之要求，至少须附有"日本军队应迅速退还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一条件，否则事实上无异帮助日本压迫中国也。此点为会议前应暗中请英、美等国谅解之一重要点。"① 智囊人士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中日两国军队之间"停战或停火"的条件，那就意味着剥夺日军在卢沟桥事变以来所取得的各种"战果"（包括已经占领的土地），是一个有利中国而且易于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方案。
当时，中日之间的最大问题是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广大土地，并且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怎样面对这一现实呢？智囊人士在另一份文件中提出：
吾人共同最后之希望，固在收复东三省暨其他一切失地，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若不先在一强有力中央政府统治之下，完成经济、社会、军事上之新建设，似尚不足以言此，故吾人认为：一、在此会议，不必坚持收复东三省失地及修订条约两问题；二、于日本要求，应慎重考虑，不必一概予以拒绝，且须以具体对策应付之。②
智囊人士认为，收回东北三省及其他一切失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中国的奋斗目标，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的强大，《九国公约》会议作用有限，因此，不应在会上提出它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智囊人士的意见显然得到蒋介石的肯定。10月21日，陈布雷代表蒋介石致电顾维钧，对出席《九国公约》会议的中国代表作出指示：1． 促动苏俄参战决心，并设法减免其未能决心之忧虑。2. 继续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3． 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同时，陈布雷要求代表们于会前先向英、美、法、苏等国说明"最要各点"：
1． 调解方案未妥协前，无条件之先行停战，于中国大不利，至少必须有"日本军队应退还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一条件。
2． 华北已成为中国国家最后生命线……不能容任日本所谓"特殊化"之组织存在。
3． 必须设法令日本将在中国之驻兵及军事特务机关完全撤退。①
这样，"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就成为中国代表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预案。
《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于11月3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中国代表不仅会前做了相应的工作，而且也在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 11月6 日，顾维钧偕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会见美国首席代表戴维斯。此前，日本政府已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提出，要求德国政府出面斡旋，因此戴维斯询问程天放：如果德国真想提出愿意为中国调停，中国是否接受调停？什么样的条件中国方面可以接受？程天放当即回答："任何调停应有先决条件，即须恢复7月7日以前之状态。"②
根据以上叙述可见，在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方案的同时，蒋介石及其智囊人士并未准备放弃东北，而是准备将这一"老大难"的问题留待适当时机，以免干扰当前较易解决问题的解决。此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很长时期内一直采取这一策略。
在陶德曼"调停"过程中的运用与苏联政府的支持
1937年10月，日本四相会议决定，以军事和外交双管齐下的办法，迫使中国政府取消抗日政策，放弃抵抗。① 22日，日本参谋本部派马奈木敬信上校到上海，邀请德国驻华大使出面"调停"中日战争。11月2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威胁蒋接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教训，及时结束战争，不要落到"无条件投降"的悲惨下场。11月3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陶德曼，转述日本外务省提出的7项和平条件：内蒙建立自治政府，与外蒙国际地位相等；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以南一线设立非武装区；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停止排日政策；共同反共；降低日华关税税率；尊重外国权益。日方同时声明：如日本被迫延长战事，则条件必数倍苛刻。② 同日，德国外长牛赖特训示陶德曼，将上述条件转告蒋介石并劝其接受。
11月5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及孔祥熙，转告日本条件，再次警告蒋："千万不可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再想主意。"蒋介石当即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问题。他说：只要日本不恢复原状，他就不会接受日本任何条件。至于具体条件当然可以讨论，但"首先必须恢复原状"。③ 可见，蒋提出这一问题，目的仍在剥夺日本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战果"，抵制日方以其武力胜利为基础所提出的新的侵略要求。蒋自感当天的谈话很强硬，在当日日记中自述云："敌托德使传达媾和条件，试探防共协定为主，余严词拒绝。"④ 12月2日，蒋介石在会见陶德曼时重申："中国在华北之主权与行政必须不变，并须保持其完整。""如德国元首向中日两方建议停战，作为恢复和平之初步办法，则中国准备接受此项建议。"⑤ 当日，蒋介石决定将谈判情况通知英、美、法、苏四国。① 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提出"基本条件"（新四条），要求中国放弃容共和反抗日、"满"政策，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对日本赔款。② 中国政府认为"上项条件无考虑之余地"。28日，蒋介石密嘱杨杰，将上项条件密告苏联政府并听取意见。③
当时，中国和苏联在反对日本侵略上有共同利益。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命其向苏方询问，如《九国公约》会议失败，中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时期"④。11月，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在会见杨杰和张冲时都表示，在紧急关头，苏联将参战。⑤但是，苏方的答复不过是一种表态。因此，当南京危急，蒋介石要苏联"仗义兴师"时，苏联却借词推脱了。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致电蒋介石，声称"假使苏联不因日方挑衅而即刻对日出兵，恐将被认为是侵略行动，日本在国际舆论的地位将马上改善"。斯大林等开出的"参战"条件是：《九国公约》签字国全部或其中主要国家的允许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批准。电中，斯大林等表示，在上述条件未能满足时，苏联将用种种途径及方法，极力增加对中华民族及其国民政府的技术援助，同时，支持蒋介石在和陶德曼谈判中的立场。电称："日本如撤回其侵华中及华北之军队，并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时，中国为和平利益计，不拒绝与日本实行和平谈判。"⑥
这样，将"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作为中日谈判的前提，就不仅是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的主张，而且也成了苏联政府的意见。
蒋介石在对日谈判中一贯坚持的先决条件
陶德曼"调停"因中国政府的婉拒而失败，但是，日本政府和军方都仍然"战和并用"，一面军事进攻，一面暗中谈判，蒋介石对日本事实上也采用同样的对策。在公开的声明和演讲中，蒋介石多次批判与日本的谈和、妥协活动，他对孔祥熙通过多种渠道和日方的联系也常持严厉的批评、阻遏态度，但是，在日本多次伸出"和平"触角时，蒋介石也曾"姑妄试之"，小心翼翼地亲自掌控过和日方的几次秘密谈判。在这些谈判中，蒋介石始终坚持非"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不可。它既是与日方的谈判条件，也是谈判的前提。
1938年9月，萧振瀛与和知鹰二在香港谈判。9月23日，蒋介石在汉口主持汇报会，决定"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与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允停战"。① 27日，萧振瀛在谈判中强调："现在日军进攻武汉，大战方酣，中国方面不能作城下之盟，故目前最要之着，为停止军事，恢复七七前之状态。"② 当时，和知鹰二以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饵，要求与中国签订军事与经济协定。28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要求萧向日方坚决表明："原状未复，诚信未孚，即未有以平等待我中国之事实证明以前，决不允商谈任何协定。"③ 10月8日，蒋介石在对参加谈判的另一人员雷嗣尚"面训"时再次指示："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① 19日，何应钦又向萧转达蒋介石指示："关于经济合作与军事布置等事，必须待恢复原状后，以能否先订互不侵犯协定为先决问题。又无论何项合作，必以不失我独立自主之立场而不受拘束为法则，请于此特别注意。"②
萧与和知的香港谈判中，中国方面曾准备了一份宣言，中称："中国所求者，惟为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民族自由平等之实现。日方诚能如其宣言所声明，对中国无领土野心，且愿尊重主权、行政之完整，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之原状，并能在事实上表现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则中国亦愿与日本共谋东亚永久之和平。"③ 在这段文字下面，蒋介石曾经以红笔加写了一段：
我政府对于和战之方针与其限度，早已屡次声明，即和战之标准全以能否恢复七七以前之原状为断。盖始终以和平为主，认定武力不能解决问题也。
中方草拟的《停战协定》规定："停战协定成立之同时，两国政府即命令各该国陆、海、空军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日本并即撤兵，在本协定签字后三个月内（恢复）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之原状。"④
关于"满洲国"问题，中方认为，此为"中日间之瘤"，此问题若不能成立谅解，预示未来解决之趋向，以后各项合作协定，均难签订成立，因此，萧振瀛等提出"相机应付"的三条原则：（一）日方自行考虑，以最妥方式及时机，自动取消"满洲国"，日本保留在东北四省一切新旧特权，但承认中国之宗主权。（二）中国承认东四省之自治，而以日本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为交换条件（如租界、领事裁判权、驻兵、内河航行等等）。（三）暂仍保留，待商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再谈。① 其中"待商订互不侵犯条约时"为蒋介石亲笔所加，可见，蒋介石主张先为其易，后为其难，将东北问题留待未来解决。
1939年1月9日，蒋介石研究"和平原则"，确定："甲、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乙、以《九国公约》与国际联盟为保证有效。丙、非先恢复七七以前原状无恢复和平之可言。（以恢复七七战前原状为恢复和平之先决条件）"② 同年，在军统局人员杜石山与萱野长知、小川平吉等人的谈判中，蒋介石仍然坚持"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原则。当年3月4日，蒋介石致杜石山电云："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之基础之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③ 17日，柳云龙、杜石山在与萱野长知的会谈中提出七项条件，其中第三条即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同年5月，小川平吉通过杜石山致函蒋介石，要求蒋"快刀斩乱麻"，迅速解决中日谈判问题。27日，蒋未拆阅即将原函退回，并且禁止杜石山等与小川往来。小川从辛亥革命时期即和中国革命关系密切，蒋的举动使小川极为生气，宣称将于6月2日回国，但蒋仍不加理会。6月2日，陈布雷致张季鸾函云："如彼果延期回国，可知其前所称欲回国者，全为装腔。请注意。兄函中有休战二字，以后如有接谈时，应特改变，以我方于未恢复七七战前原状之先，决不允其休战也，亦请注意。"④ 陈布雷当时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代表蒋指导张季鸾的工作，此函当然代表蒋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