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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本书作者是我国著名的民国史专家，尤长于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者即长期阅读并深入研究保存在大陆和台湾的蒋介石日记的“类抄本”和“仿抄本”，多次赴台湾阅读蒋介石的“大溪档案”，多次赴美、英、日等国阅读与蒋介石相关的历史档案。2006年、2007年，作者又两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阅读陆续开放中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本书即为作者长期研究蒋介石日记的成果精选。所收各文，或为新作，或据日记手稿修订、增补。
在本书中，杨天石通过大量引述和分析研究蒋介石日记，展现不同历史时期，蒋介石的个人生活、思想性格、政治作为、治国方略等等方面的详尽内容。这对于读者了解和认识蒋介石其人，能提供极具价值的帮助。另外，蒋介石作为民国时期的领袖人物，其个人举手投足、喜怒哀乐，都映现出中国大变革时代的历史脉搏。因此，出版杨天石解读蒋介石日记的成果，对于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也有其重要意义。
杨天石，江苏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世纪》杂志顾问、《炎黄春秋》特约编委，《同舟共进》编委。曾任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化史。独著有《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杨天石文集》《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海外访史录》《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寻求历史的谜底》《黄遵宪》《朱熹》《朱熹及其哲学》《泰州学派》等；合著有《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及第二编第五卷、《南社》《南社史长编》等。现正主编多卷本《中国国民党史》。
序 言
〔台湾〕吕芳上
一
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处在剧烈变动的时代。许多动乱的发生和曲折发展的过程，里里外外，直接间接，似乎都不能不注意领导人物、群众活动、文化变迁、国际因素等的相激相荡，才构成中国现今的局面。至少在半个世纪之前，以近代史作为史学学术研究的一支，还颇见争议。近代历史虽有数据宏富之利，但更有问题复杂、事多隐晦、人多在世的困扰，尤难摆脱现实政治的纠缠。所幸50年后的今天，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冷战架构解体，政治与学术空气益见宽松，近代史研究已渐成气候。以蒋介石研究为例，海峡两岸对蒋一向的"神"、"鬼"之辨，到如今视为有成有败、有功有过的"凡人"，蒋介石走入历史，社会因此更见成熟。
二
1930年6月，陈寅恪为陈垣《燉煌劫余录》作序，说了这样一段话：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泉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
发掘新资料、引进新理论、提出新问题、得出新结果，这是近代史学研究的基本精神。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以近代中国政治史的研究而言，在抛弃旧有思维框架、运用科际整合方法，具备国际视野、重视团队合作的条件下，运用新资料，提出新问题，已逐步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和前所未有的视野。举例言之，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解严之前，近代政治史本存有若干"禁区"，例如国民党内部派系问题、台湾史、中国共产党史、"汉奸"等的历史，都少有史家涉足；也有若干在国民革命史观下难予突破的研究困境，例如伟人事迹、群众运动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局发生重大变动，近代史研究也跟着发生意义深远的变革。以国民党史为例，在数据方面，国民党数据的空前开放，蒋介石档案的全盘解密，蒋介石日记的陆续公开，对民国史研究议题的开发、历史问题的解决均具正面意义；在历史解释方面，旧有思维框架的摘除、以多元取代一元的论述，历史不再为政治服务已完全可能。摆脱僵化史观、远离伟人教条，去除条条框框，"党史"、"国史"可以区分，"党同伐异"的话语系统逐渐淡去，把握宏观、研究微观，还原"史学是找资料证明的学问"，带给近代史学者更多发挥的空间。这也正是海峡两岸历史学者欢迎的气氛，想来也应是杨天石教授新著出版的重要时代背景。
三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之一，如何依据原始资料还原其本来面目，一直是史家的兴趣也是任务。早在2002年杨天石教授即有感于民国史事不免加油添醋，民国人物难免涂脂抹粉，致事件云遮雾绕，人物面目走形，因此勤快走访四海，广搜史料，然后以专题发掘蒋介石自民初以迄20世纪40年代史事，"目的是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以便进一步准确地阐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本此精神，2006年3月，当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首次开放蒋介石日记时，杨教授是学者中进入档案馆内阅读日记拔得头筹者，上穷碧落下黄泉，他的勤快、执着与用功，直叫人敬佩。
大体历史人物的研究，在握有最重要资料之后，得寻求基本史实的确凿、深切认识时代环境、掌握各阶段思想的发展，集中关键又发人深省的议题上进行发挥，不回避、不窜改、不苛求、不溢美，又能恰得其分，是为上乘之作。杨教授的诸篇论文根据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复又以各种文献、史料比证、勘核，可谓充分占有并正确运用史料的优势；从蒋介石自认对孙中山、陈其美忠心耿耿的刺陶（成章）案，经营上海号子（证券交易所）的失败，1923年蒋自认"吾前程发轫有望"的苏联之行说起，到蒋胡汤山事件，对日秘密谈判，史迪威事件中的蒋、史、宋（子文）角色与冲突，重庆谈判中蒋对毛泽东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的内心世界，乃至于蒋的私生活，每一议题都从疑点出发，回到论证严密的答案中。这本书的文章十分重要，是谈人人一直想知道又得不到正确答案的历史议题，这种问题意识的掌握，不只是史才、史识的兼备而已。
四
2007年夏，个人有幸，与杨教授同时在胡佛研究所检阅蒋介石的日记。杨教授的文字斐然一如其便给口才，思路清晰，见识广博，予人印象深刻。杨教授早期治文学，然后有哲学训练的机缘，终乃投入历史的研究，其根柢之深厚，卓然成家，自有渊源。
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一如杨教授所言，是治民国史不能不看的重要史料，是史学家可以长时期、多方面挖掘引伸的宝藏。我们乐于看到杨教授第一部努力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著作的出现，民国史学界一定会热切期待他续集、三集……的出版，因为只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一个重要又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蒋介石，才能真正走下神龛，走出政治的牢笼，真实的面貌才会呈现。
2007年12月25日 敬序于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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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人的本相常常迷失，历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
人的本相迷失的情况很复杂。一种是因"捧"。将某一个人捧为天纵之圣，绝对正确，永远英明，仿佛斯人不出，世界就永远处于黑暗中一样。一种是因"骂"。将某一个人骂成十恶不赦，坏事做绝，祸国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杀的天字第一号大坏蛋，仿佛一切罪恶，一切黑暗，均源于斯人。
蒋介石生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逝世于1975年4月5日，活了88岁。他一生经历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大事。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法；孙中山逝世后，领导北伐、清党、剿共、抗日、内战，很长时期内担任中国党、政、军三方的最高领导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又两次分裂。1949年后退到台湾，既坚持反共复国，又坚持一个中国，在活过88年以后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被神化、美化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勋盛德"，"光华流泽"；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则被鬼化、丑化为人民公敌、元凶首恶、民族败类、千古罪人。
两种情况，简单的捧和骂，都背离蒋介石的实际，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寻找。
廓清迷雾，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正确评价其功过是非，揭示其本相，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共关系，正确认识和书写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有其必要；对于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也有其必要。时至今日，距离蒋氏去世已经30多年，距离当年国共大战、生死搏斗的年代也已快到60年，尘埃早已落定，各种恩怨都已化为历史陈迹。人们全面掌握资料，综合蒋氏一生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对其做出比较科学、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已有可能。
我从20世纪70年代起，投身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开始研究孙中山，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研究蒋介石。第一步，在海内外广泛收集资料，第二步，选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研究。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将他的部分日记和手稿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存，我曾以这批资料为主撰写了一批论文。2002年，结集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又多次到台湾，研读蒋介石带到台湾的大量档案，特别是根据其日记所编写的《困勉记》、《省克记》、《学记》、《事略稿本》等资料，写成又一批论文。2006年3月，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开放，我有幸受邀成为最早的读者之一。2007年，胡佛研究院继续开放日记的1932至1945年部分，我再次受邀访问该院。
日记，记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在各种历史文献中有其特殊价值。蒋的日记，长达五十余年，大有助于人们了解其内心世界和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当然，只看日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量阅读相关的档案资料和文献，反复比较、勘核，同时，将蒋的所思、所行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思考、研究，才有可能揭示真相，找出真实的蒋介石来。
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得到过许多鼓励。1988年，我的《中山舰之谜》一文发表后，胡乔木多次在谈话中称赞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当面对我说："你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2001年，我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完稿，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审读，得到"华夏英才基金"资助，于2002年出版。但是，我的研究也碰到过若干困难。2003年，有少数几个人化名给中央领导和有关机构写信。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我的书，就张冠李戴、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吹捧蒋为"民族英雄"，要求对我加以惩处。幸赖中国已经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我的书和我的研究采取肯定和支持态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坚持和继续。
本书是我多年来所写关于蒋介石研究专题文章的一个精选本。部分文章利用收藏在大陆和台北的蒋介石日记仿抄本或类抄本写成，部分利用胡佛研究院开放的日记手稿复印本写成（本书注释简称为"手稿本"）。由于类抄本经过不同程度的删削、改动，已非原汁原味，故此次再到胡佛研究院访问，又利用日记手稿的复印本对各文所引日记进行核对，并作了部分增补或修订。
2006年我在胡佛研究院阅读蒋介石日记时，新华社有一位记者要求我简明扼要地对蒋介石"定性"。我曾说过三句话。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三、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同年在香港凤凰卫视演讲时，我曾对此作过比较详细的阐述：大陆时期，蒋介石反清、反袁（世凯）、反陈（炯明）、创立黄埔军校，是功；领导北伐，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直至胜利，是大功；1927年至1936年的"清党剿共"和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大过。台湾时期，实行土改，反对台独，是功；白色恐怖，是过。我至今仍坚持这样的看法。也许有读者不同意，或者不完全同意。这是正常的。见仁见智，说三说四，都可以，但是，要用学术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斯所祷也。
看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恢复其本来面目，正确评述其功过是非，给以准确的历史定位，其事有相当难度，其时将不会很短，只有群策群力，通过长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道路解决。通过"争鸣"，人们对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党史，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将会进步，将会深入，距历史本相将越来越近，科学性也会越来越强。应该说明的是，本书根据蒋介石的日记论述蒋介石生平的若干问题，故副题《蒋介石日记解读》，但是，本书远不足以概括蒋丰富、复杂的一生，也不足以表现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故以后会有续集、三集的出版。
感谢蒋方智怡女士开放蒋介石日记的无私而勇敢的决定。感谢胡佛研究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机构多年来给予的阅读便利。感谢马若孟（Myers Romon）教授、郭岱君教授、宋曹琍璇女士、潘邦正博士、林孝庭博士等许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
斯为序，并期待海内外广大专家、读者的批评。
著者，2007年7月15日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之Blackwelder Court，时为第四次访问胡佛研究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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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
一 日记现状
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的日记约始于1915年，28岁，止于1972年8月，85岁，距离去世只有3年。这一年，蒋介石手肌萎缩，不能执笔，因此停止了长达57年的日记。蒋的这57年日记，遗失4年。其中1915、1916、1917三年，遗失于1918年底的福建永泰战役。当时，蒋介石遭北军袭击，孤身逃出，日记、书籍大部分失落。现在能见到的1915年日记仅存13天，为蒋当年在山东任讨袁军参谋长时所记。胡佛研究院对外所称1917年日记实际是蒋自撰的回忆，题为《中华民国六年前事略》，回忆1917年以前的个人历史，并非日记。1924年的日记则可能遗失于黄埔军校时期，毛思诚在20世纪30年代编辑《蒋介石日记类抄》时就未能见到。因此，蒋介石日记现存53年，共63册。在中国以至世界政治家中，有这么长时段的日记存世，内容如此丰富，大概绝无仅有。
蒋介石日记原由蒋本人保管。蒋去世后，由蒋经国保管；经国于1988年去世后，嘱其幼子蒋孝勇保管。孝勇于1996年去世后由其夫人蒋方智怡女士保管。2004年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女士动员，决定将日记寄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时间为50年。胡佛研究院的马若孟教授及郭岱君教授亲自去加拿大及美国加州的蒋宅，将这批日记携到胡佛。
蒋介石日记的状况并不很好。若干部分已经霉烂、损毁。胡佛研究院接受这批日记后，立即投入力量修复、保存，并用现代科技进行微缩摄影，制作复本。宋氏家族的曹琍璇女士和秦孝仪先生的高足潘邦正先生受蒋家委托对日记进行初读，对涉及个人隐私的少量内容进行技术处理。2006年3月首度向公众开放1918至1931年部分。2007年4月又开放至1945年，其余部分将陆续开放。其少量技术处理部分将在30年后全部恢复原状。
蒋介石日记有手稿本、仿抄本和类抄本、引录本等几种类型。胡佛研究院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绝大部分由蒋介石亲笔书写，可以称为手稿本或原稿本。蒋从早年起，即陆续命人照日记原样抄录副本。抗战时期，蒋介石离开重庆出巡，为了防止遗失，有部分日记由秘书俞国华抄存。由于这两种本子从内容到格式和手稿本都一模一样，因此可以称为仿抄本。这种仿抄本，大陆保存少数，胡佛研究院保存多数，自1920年至1970年，中缺1924年、1948年、1949年各年。
蒋介石一生崇拜曾国藩，在很多地方都模仿曾。曾国藩有日记，还有别人替他编辑的《曾文正公日记类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蒋介石陆续将自己的日记、来往函电、文稿等许多资料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管。毛即利用这批资料编辑长编性著作《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同时，毛思诚模仿《曾文正公日记类抄》的体例，将蒋的日记分类摘抄，计有党政、军务、学行、文事、杂俎、旅游、家庭、身体、气象等约十种，统名为《蒋介石日记类抄》。一般称之为"类抄本"。毛的做法是首先摘抄蒋的日记原文，然后加以文字润色，并不改变蒋的原意，所以还是可信的。但是，仍有个别地方，毛思诚为了将蒋的形象显示得更完美些，有些改动和原文相差较远。例如，蒋早年比较激进，主张将资本家"扫除殆尽"，毛思诚就改为"如不节制资本"。又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日记曾有"以忍耐不屈之精神维护领土"的说法，但毛思诚却修改为："以坚强不挠之气概吞压强虏"。这一改，蒋的形象"完美"了，但也就不真实了。毛在编完《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后，《蒋介石日记类抄》和少数蒋日记的仿抄本以及其他函电、文稿等就一直保存在宁波家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氏后人将这批资料藏在夹墙里。"文革"中，红卫兵砸破墙壁，发现这批资料，逐级上报，一直送到公安部。公安部拨交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文革"后，毛氏后人将这批资料捐献给国家。
抗战时期，蒋介石命奉化同乡王宇高、王宇正继续按分类原则摘抄自己的日记，分《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爱记》、《游记》五种。《困勉记》记录蒋在艰难中勉力奋斗的事迹。《省克记》记录蒋的自我反省和克己修身。《学记》记录蒋的读书心得。《爱记》记蒋的人际关系和对同事的看法。《游记》记蒋的游历。主要资料来自蒋的日记，但编者也偶采日记之外的资料，而且有些资料我们今天已经难以一一见到。其特点是用第三人称的口吻记述，和毛思诚的《蒋介石日记类抄》并不完全相同。不过，编者基本上忠实于日记。编者所述和日记摘抄常用"公曰"分隔，"公曰"以下的内容一般抄自日记手稿本，因此可以大体归入"类抄本"。不过这五种本子的文字都较日记手稿本简括，也有编者润饰、修改之处。除文字出入外，有些内容，日记手稿本没有。例如，1940年11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向重庆国民政府求和，蒋当月7日的日记手稿为："周作民受敌方请托条件转达者，商人不察，以为较倭汪之条件减轻，其实文字变换，而内容无异也。商人只知私利，可痛！"而《困勉记》的记载则为："此条件，不过文字变换，而内容实无少异。钱新之不察，以为较汪奸之条件减轻矣，希望政府采纳，是只知私利而不顾国家者也，可痛。"两种本子，内容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后者点出了在松冈和蒋介石之间牵线的银行家钱永铭。这一变动，一种可能为蒋介石审阅时所加，一种可能是编者根据其他资料所加。两相比较，《困勉记》这一条的史料价值显然更高。当然，手稿本也有很多有价值的史料，被《困勉记》的编者删掉了。
蒋介石在命人编辑《困勉记》等五书之外，又命同乡孙诒等编辑《事略稿本》。这是年谱长编性的著作。全稿按年、月、日收录、排比与蒋的生平有关的各种资料，如文告、函电等，其中也大量摘录蒋的日记。该书上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自1927年始，止于1949年。同样，它对蒋的日记有删选，有压缩，有加工。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编者为了维护蒋的形象，对日记手稿本中的部分内容有所讳饰。有些地方，编者还曾根据后来的历史环境对手稿本的文字作过删改。例如，抗战后期，蒋介石与美国冲突时，曾经多次在日记中痛骂"美帝国主义"。这些激烈语言，在《事略稿本》中就找不到了。
《困勉记》等五种稿本现藏于台北"国史馆"。《事略稿本》也藏于该馆，近年来陆续刊行。不过，由于该稿卷帙庞大，刊行速度较慢，全部出版恐尚须时日。
秦孝仪主编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可以视为《事略稿本》的简本。其中所引蒋的日记未作说明，也有修饰，个别改动甚至距手稿本较远。该书印数很少，属于内部资料性质。由于该书仅编至1949年，近年来，台湾学者刘维开教授等正在续编，已出1950年、1951年、1952年三册。
此外，20世纪50年代，日本产经新闻社以日文出版了《蒋总统秘录》。为帮助该社编辑此书，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派专人摘抄、提供了包括蒋介石日记在内大量文献，因此该书在叙述蒋介石生平时曾部分引录蒋的日记。后来美国学者黄仁宇写作《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即根据《蒋总统秘录》和《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此后海内外学者研究蒋介石的著作，所引日记不少出于此书。其实，黄仁宇本人并未读过任何蒋日记的手稿本、仿抄本或类抄本。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事略稿本》，《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蒋总统秘录》等书不以公布蒋的日记为目的，其主体部分也不是蒋的日记。勉强分类，只能称之为蒋的日记的"引录本"。至于2007年初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张秀章编著的《蒋介石日记揭秘》则是一本伪书，笔者已有两文揭露，此处不赘。①
二 真实性问题
日记记录本人当日或当时亲历亲见之事或个人所为所思，不仅比较准确，而且私密度很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蒋介石，是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决策者，长时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从他的日记中，人们能够了解蒋介石的思想、性格、活动以至他的极为隐秘的内心世界，了解蒋介石和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特别是了解那些不见于新闻媒体、政府公报，为局外人所不可能得悉的、深藏的政治内幕。但是，蒋的日记可靠吗？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主要为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把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例如阎锡山的《感想日记》，满篇都是《论语》式的格言，一望而知是教人如何成圣成贤的，没有多大价值。一种是主要为写给自己看的。此类日记，目的在于自用，而不在于示人传世，其记事抒情，或为备忘，或为安排工作与生活，或为道德修养，或为总结人世经验，或为宣泄感情，往往具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蒋的日记大体属于此类。
蒋虽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较荒唐，我曾称之为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受孙中山之命，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时尽力读书，在这一年读完《曾国藩全集》，深受影响。1916年，他的引路人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件事给了蒋介石以极大刺激。"自矢立品立学，以继续英士革命事业自任。"① 他决心从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静坐、反思，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此后的一段日记应该比较真实。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继续用儒学、特别是宋明道学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日记成为他个人修身的工具。他修身的愿望是真诚的，日记自然也有相当的真实性。此后，他的日记逐渐增添新的内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记录，治兵、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总结等。蒋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记也就相应成为反思的载体。这一段时期，蒋介石还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要人，他的日记会长期流传，成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因此，没有必要在日记中矫饰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权势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记的重要，但是，由于他继续通过日记记录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计划，提醒应注意事项，并继续用以治心修身，是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会如实记录，而不会有意作假，自己骗自己。例如，他抗战期间的日记一般分几个部分：1. 提要。记当日主要事件或主要心得、主要修养要求。2. 预定。记一二日内应做之事。3. 注意。记对国内外形势的思考和应加注意之事。4. 记事，记一日所做主要之事。5. 上星期反省录。6. 本星期预定工作纲目。7. 本月反省录。8. 本月大事表。等等。假如蒋在这些项目中造假，等于是给自己造成混乱。
说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系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又如，1931年的软禁胡汉民事件，蒋只记对自己有利的情况，而不利的情况就不记。再如，抗战期间，蒋介石派宋美龄去香港指导对日谈判，他就绝对不记。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同时，他的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他所反对的人，反对的事，反对的政党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样子。因此，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不是句句真实，事事真实，而且，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看蒋日记会是很大的不足，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
蒋的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主要为示人，为公布。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
一、蒋身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向公众宣传，进行自我美化。当然，他会想到身后立传，使自己的事迹流传的需要，这一功能主要由《困勉记》和《事略稿本》一类著作完成。蒋一般会选择自己的同乡或亲信进行编辑，这些人自然会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删削或修改部分内容，而蒋本人也会逐本校阅，严格把关。二、蒋喜欢骂人。在日记中，蒋骂过许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黄郛，亲属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汉民、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下属如周至柔等，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蒋如果考虑到要示人、要公布，他就不会在日记中那样无所顾忌地骂人。三、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间的艰难挣扎，甚至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自慰"等。此类事，蒋在日记中都如实记录，显然，记这些，决不是为了示人，更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高大与神圣的形象。
因此，我的结论是，蒋介石日记是研究蒋介石，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亚洲史、世界史也有相当的价值。有经验的、精心的阅读者从中将会发现很多可以推进或加深其研究的内容，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某些既定的观点，写出更准确、更科学、也更丰富的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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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早年思想
--从向左到向右
这里所说的蒋介石的早年，指1918到1926年，时当32岁到40岁之间，这一时期，蒋介石追随孙中山革命，和共产党合作，是他一生中比较重要的时期。但是，历史不能割断，一个人的思想也不能割断，因此本文的考察范围将适当下延。
一个人的日记往往最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本文所用资料，以蒋介石留在大陆的日记为主，结合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2006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少数地方则以其他资料参证。
为什么考察从1918年开始呢？因为蒋介石此前的日记仅存片断，其他已在福建永泰作战时失落。
读书生活：吸纳新潮，崇拜旧学
五四以后，新思潮大量涌入，知识分子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新式书报，企图从中找寻救国真理，蒋介石也不例外。这一时期，他把"研究新思潮"列为自己的学课①，自觉地、有计划地阅读《新青年》等刊物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书籍，俨然是个思想开通、追求进步的新派人物。
蒋介石阅读《新青年》始于1919年，至1926年，在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有关记载。如：
1919年12月4日日记云："看《新青年》杂志。"①
1919年12月5日日记云："上午，看《新青年》。往访林士及执信。下午，看《新青年》。"
1919年12月7日日记云："看《新青年》，定课程表。"
1919年12月10日日记云："看（《新青年》）易卜生号。"
1920年4月9日日记云："在船中看《新青年》杂志。"
1926年4月21日日记云："上午看《新青年》杂志。"
1926年4月22日日记云："上午看《新青年》。"
1926年5月5日日记云："下午看《新青年》杂志。"
五四以后，各种新式刊物如雨后春笋，但蒋介石对《新青年》似乎情有独钟，除该刊及北京大学罗家伦等编辑的《新潮》外，别的刊物蒋介石很少涉猎。
经济问题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中心问题。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发现，他曾经用相当多的精力钻研经济学的有关问题。如：
1919年12月8日日记云："下午，看孟舍路著《经济学原论》。"
1919年12月12日日记云："看津村秀松著《国民经济学原论》第一章。"
1920年2月6日日记云："看《经济学》，至《社会主义》止。"
1925年3月30日日记云："船中看《经济学》，如获至宝也。"
1925年5月4日日记云："上午看《经济思想史》。以后拟日看《经济思想史》及《将帅之拿破仑》数十页。"①
在阅读经济学有关著作的过程中，蒋介石也偶尔写下他的感想。1920年1月16日日记云："看经济学，心思纷乱，以中国商人恶习不除，无企业之可能。"②同年2月７日日记云："看《经济学原论》完。津村主张，皆调和派的论调，其中不能自圆其说者亦只顾滔滔不绝，诚实堪笑，亦甚堪怜也。"
研究经济学不可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蒋介石同样投入过相当的精力。如：
1923年9月6日日记云："下午看马克思经济学说。"
1923年9月21日日记云："下午看马克思学说。"
1923年9月22日日记云："下午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1923年10月4日日记云："上午复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习俄语，下午看《概要》。"
1923年10月７日日记云："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1923年10月9日日记云："下午看《学说概要》。"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给蒋介石的第一印象是深奥难读。据他自述，《马克思学说概要》的"经济主义"部分，他读了三遍，还感到"不能十分了解，甚叹马克思学说之深奥也"。③有时，他不得不掩卷而去，但是，读来读去，他终于读出了滋味，甚至读出了"趣味"：
1923年9月24日日记云："今日看《马克思学说概要》，颇觉有趣。上半部看不懂，厌弃欲绝者再。看至下半部，则倦不掩卷，拟重看一遍也。"
1923年10月18日日记云："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
看书看到了"不能悬卷"的程度，说明蒋介石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相当了解并且相当有感情了。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代表作，对该书，蒋介石也有涉猎。
1923年10月13日日记云："晚，看《共产党宣言》。"
1923年10月16日日记云："看《共产党宣言》。"
从蒋介石日记中，还可以看出，他还多次阅读《列宁丛书》，印象良好。1925年11月10日日记云："晚，看《列宁丛书》第五种。其言劳农会与赤卫军之组织与所牺牲之价值，帝国主义之破产原因，甚细密也。"同年11月21日日记云："看《列宁丛书》。其言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又言联合民众，以主义的感化与训练为必要的手段，皆经历之谈也。"
在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蒋介石接受了某些影响。1925年11月，他准备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打算既谈人生观，也谈宇宙观，苦无心得，最后决定重点阐述"精神出自物质，宇宙只有一原"二语，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不过，这一时期，蒋介石又读到了《太〔泰〕戈尔传》一书，使他又从马克思主义身边走开了。同年11月12日日记云："太〔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以唯心，一以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这段日记表明：在唯心与唯物的二元对立中，蒋介石选择了"唯心"；在"爱与快乐"和"权力与斗争"的二元对立中，蒋介石选择了泰戈尔学说。这成为他后来走向基督教，拒绝马克思的起点。①
这一时期，蒋介石也曾深入地研究过德、法、俄诸国的革命史。1923年，他认真地读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926年，他在阅读《法国革命史》的过程中发现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6月9日日记云："看《法国革命史》，乃知俄国革命之方法、制度，非其新发明，十有八九，皆取法于法国及改正其经验也，可宝贵也。"可见，他对俄国革命中的许多做法是持肯定态度的。其后，他认真地阅读《俄国革命史》一书。6月23日、26日、2７日、28日，其日记都有阅读该书的记载。７月21日，他开始阅读《俄国共产党史》。8月11日，他在向衡州进发船中继续阅读《俄国革命史》，并且在日记中写道："甚觉有益。"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1931年12月，他还在阅读该书。②蒋介石后来虽然反苏反共，但是，在他的统治术中，仍然有不少来自苏俄的东西。
蒋介石日记中，也常有他阅读孙中山思想有关著作的记载。如：
1923年5月9日日记云："看《平均地权论》。"
1925年1月9日日云："摘录《精神教育》"军人之勇"，中师之精神文辞，使人阅之而不能掩卷，可谓观止矣！"
1925年1月16日日记云："船上看《民生主义》第三讲完。到省校办事。晚，回长洲，船中看《民生主义》第四讲完。打倒帝国主义，解除人民痛苦，为余一生事业。《三民主义》一书，博大精深，包罗万有，而其主脑则在此二语也。"①
1926年8月７日日记云："看《建国方略》……全以经济为基础，而以科学方法建设一切，实为建国者必需之学。总理规划于前，中正继述于后，中华庶有豸乎？"②
1926年8月8日日记云："甚矣行易知难之理大矣哉，非总理孰能阐发无遗也。"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蒋介石对于孙中山的崇拜心情。这种情况，使他很难听得进任何对孙中山学说的批评。
五四时期许多新潮人物大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蒋介石与他们不同，他虽然吸纳新思想，却并不废弃旧学。1914年至1915年之间，蒋介石研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三人著作，自称"研究至再，颇有心得。甚至梦寐之间亦不忘此三集。"③ 五四前后，他喜读诸葛亮《前出师表》和文天祥《正气歌》等，也喜读《心经》等佛学著作。④ 不过，他最喜读、常读的还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的著作。1921年4月29日，他重读《曾文正公全集》，有"旧友重逢"之感。1922年3月，他读胡林翼的《抚鄂书牍》，决定"日尽一卷"。比较起来，蒋介石读新学诸书，常常食而不化，而读旧学诸书，则如鱼得水，常常用以作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或用以作为治兵、从政的规范。如：
1922年3月25日日记云："看胡（林翼）集，其言多兵家经验之谈，千古不易之论，非知兵者不能言，亦非知兵者不能知其言之深微精确也。"
1922年4月11日日记云："胡公之言、德、功三者，皆有可传，而曾公独言其进德之猛，是可知其虚心实力，皆由刻自砥砺之德育而来，其办事全在于"赏罚严明、知人善任"二语中用工夫……崇拜胡公之心，过于曾公矣！"
1922年11月14日日记云："晚，看曾公尺牍，至《复陆立夫书》，有"事机之转，其始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信乎，吾可不以潜移默运之人自任乎！"
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对蒋介石的深刻影响。
1926年以后，蒋介石的读书生活逐渐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即废弃新学，专读旧籍。例如，他1934年的读书计划为：王船山、顾亭林、程朱、《资治通鉴》、张居正、王安石、管子、韩子，没有一本新潮方面的书。这种情况，反映出蒋介石思想的重要变化。
民族主义：反对列强侵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民族主义思想空前发达起来。
蒋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当时主要内容是反清，宋遗民郑思肖（所南）的《心史》曾经是他最爱读的著作。① 五四运动后，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向反帝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给了蒋介石以强烈震动。他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在运动中表现出的斗争热情和爱国精神，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当年9月24日日记云："至今尚有各界代表群集总统府门前，要求力争山东各权利及各处排日风潮，皆未稍息。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吾于是卜吾国民气未馁，民心不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① 1920年6月，蒋介石出资5000元，与陈果夫等创立友爱公司，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但不久，银价大落。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金融机关，在外人之手，国人时受压榨，可叹也。"同年11月8日，蒋介石游览香港，看到英人在当地大规模建设的状况，慨叹道："英人之规划宏远，诚足浩叹。此皆吾锦绣河山，自不能治，而使人治之，尤为可惜！"
蒋介石不仅反对外人侵占中国土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反对为洋人服务的洋奴买办。1920年9月3日，他往访张静江，为车夫所侮辱。下午打电话时，又为"电话手"所梗，蒋介石极为生气，在日记中写道："洋奴之可恶，不止于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杀也。"蒋介石将车夫、"电话手"等类人视为"洋奴"是错误的，但从这段日记中不难看出他对洋场买办一类人物的憎恶。
1923年9月，蒋介石受孙中山派遣，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12月12日乘轮自大连回上海。日本船主任意更改船期，不守信用，船中腐败不堪。蒋介石居然由此预言："吾料东邦帝国资本主义之命运，不久将尽矣！"
蒋介石反帝思想的高潮出现于五卅运动后。1925年6月23日，广州群众为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队伍经过租界对面的沙基时，英国军队悍然开枪射击。群众死50余人，伤1７0余人，形成沙基惨案。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国势至此，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任其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闻之心肠为断，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生以来，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他自黄埔赴广州途中，觉得一路景色凄凉，天空"顿呈不可思议之红灰色"。第二天，他在发病高烧中仍集合士兵讲话。第三天，他在日记提要栏目中写下："如何可以灭此横暴之阴〔英〕番？"自此，他逐日在日记中书写"仇英"标语，总计约近百条，如：
英虏皆可杀！
英仇可忍耶！
毋忘英番之仇！
英虏我必歼汝！
英夷可不灭乎！
汝忘英虏之仇乎？
英夷不灭非男儿！
英番不灭革命不成！
英番不灭能安枕乎？
汉有三户，灭英必汉。
英虏，我的同志为你杀害！
英番不灭，国家焉能独立！
英夷不灭，焉能解放世界人类！
一年将匝，英番如故，窃自愧馁弱。
新年又逾二日，试问对付英夷工作成效如何？
旧历新年已越一日，英番盘踞如故，思之痛彻骨髓。
英夷气焰方张，当亟图最后对付，不可徒幸其国内工党革命也。
等等。凡此种种，和中国人民当时同仇敌忾的感情是合拍的。
蒋介石把"英虏"、"英夷"看做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英虏"、"英夷"也必欲除蒋介石而后快。1925年10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阴〔英〕番勾通北段（祺瑞），竟以十万金悬赏执余。"21日日记云："阴〔英〕番畏我益甚，而谋我更急乎！"
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给了港英当局以沉重打击。1926年3月下旬，港英当局得到英国政府授权，决定提供1000万元借款，用于改良广州市政，企图以此为饵，诱使国民党人结束罢工。当时，广州市长伍朝枢和孙科都有意接受英国条件，游说蒋介石，争取支持，但蒋介石却坚决抵制。4月14日日记云："梯云急于解决罢工问题，以贪英国借款，推其意为英人所利诱，余反对之，并斥其妄。不料哲生为彼所愚，后以余据理反对，彼亦无异词。"同年７月21日，广州工人纠察队因英侨拒绝检验货物，扣留其船舶及商人二名，港英当局派兵占领深圳车站。当日日记云："蛮番不问理由，即将我深圳车站派兵占领，事之可耻孰甚于此！"次日日记再云："得阴〔英〕番占领深圳之报，不胜愤激，乃与鲍顾问磋商应付诸事。"可见，蒋介石的反英并非只是一时热情。
除英国外，蒋介石对美、法等国也持警惕态度。其日记云："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对美国外交，更曾严厉批判。1926年1月７日，蒋介石接见美国新闻记者，"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尽管蒋介石早年思想中具有激烈的反帝成分，但是，他在北伐期间的行动却是十分审慎、温和的。1926年末至192７年初，他多次向日本方面伸出橄榄枝。1月2日，通过黄郛向日本驻武汉总领事高尾亨表示："国民党军断不会对租界发难"，"目前只希望对租界组织实行改良（例如给中国人参政权等）便可满足，并打算采取缓进的、合理的、和平的手段实现这一目的"。① 同月25日，蒋介石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大和久义郎，说明自己奉行的外交方针是：尊重历来的条约，不采取非常手段和直接行动加以废除，一定负责偿还外债，充分保护外国企业。① 同月底，他在庐山会见留日时的老师小室静时也表示："对于上海租界不欲以武力收回。既占领杭州、南京等地后，拟即提出收回上海租界之合理的提议。若各国对于此合理的要求不予采纳，则更讲求他种手段。"② 这些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对外妥协政策。
社会观：厌恶旧社会，立志改造中国
蒋介石出身盐商之家，社会地位不高，又早年丧父，自幼即受土豪劣绅的歧视和压迫，因此，极不喜欢乡村士绅阶层。③1919年2月，他在闽南长泰军中，忆及往事，勾起宿愤。26日日记云："吾国绅耆阶级之不破，小民终无乐利之一日。"1921年10月，蒋介石在家乡兴办武岭学堂，受到乡绅的阻挠，28日日记云："乡愿阻碍不少。周星垣之守旧迂阔，不可言状，乡间事办理之难如此。"29日又称："乡居极感痛苦，事事为乡愿所阻碍，不能改良稍些，愧恨无涯。"他甚至发誓："乡愿不死，殊无回乡之乐，甚想不愿来乡也。"④
蒋介石也不喜欢商人和资本家。1919年10月12日日记云："政客、武人、官僚之外，商人之狡猾势利，尤为可恶。资本家不扫除殆尽，则劳动家无乐利自由之道。"他甚至说："为平民之障碍者，不在官僚与武人，实在资本家与绅耆扞格其间。以致一切权力不能伸张，一切意思不能自由。而政客、议员，名为民意代表，实则媒介于绅耆、官僚之间。凡有罪恶，皆此种蟊贼所造成者也。吾以为革新社会，资本家与绅耆二者之中等阶级，须先扫除廓清。"
蒋介石在上海经营交易所，从事证券与棉纱等物品买卖期间，目睹董事们倾轧、垄断的黑幕，更增加了他对资本家的厌恶感。1920年1月24日日记云："赴开元会议交易所选举董事。商人积弊，仍不能脱把持与专制，大股份压制小股份，大多数压迫小多数，舞私牟利，垄断其间。小商人中虽有达材正士，不能施展一筹，以致中国实业，日趋衰落，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经济也。"①
在受到交易所中"大股份"压迫的同时，蒋介石也感受到房东的压迫与欺诈，进一步增加了他对资本家的憎恶。蒋介石同年12月9日日记云："晚，为房东朱子谦作恶不仁，心甚愤激，资本家之害人焉大矣哉！"不仅如此，房东还企图吞没蒋妾姚冶诚寄存的交易所单据。同月22日，蒋介石日记云："为富不仁，复欲害人，居心毒极！沪上商人行为卑陋至此者，见不一见，亦无足怪，惟恨冶诚之生事也，气极矣！"
以交易所的活动为纽带，蒋介石结识了上海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他们，蒋介石日记常有严厉的批评。1921年5月11日云："知交股价落，不胜烦闷。遇盛四及一班无赖，社会之形态丑劣，嫌恶实甚，无可如何也。"1922年11月28日云："中国商人，见之头痛。商家利禄之心，狡猾之谋，过于官僚也。"1923年2月3日云："又因奸商妒忌，发怒愤激，殊非其道。"凡此种种，都表露出蒋介石对资本家和商人们的憎恶。
对军阀，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多所指斥。如：
1919年8月20日日记云："看《申报》，知浙江伪督杨善德已于12日病毙，继其任者为卢永祥。羊死驴继，吾浙其无噍类乎！"
1921年3月2７日日记云："北方无不倒之理，惟在吾党能起而应之耳！"
1922年6月14日日记云："黎元洪违法入京，就总统之位，从此天下又起纷纠，政客、议员之肉，其足食乎？恨手无寸铁，不能一扫荆棘，忧闷无已！"
1925年12月1日日记云："郭（松龄）宣言讨张作霖而戴张学良，可称滑稽。然如此矛盾，则北方大小军阀不能不自行瓦解耳。旧时代崩溃之症象，于此益明矣！"①
1926年７月12日日记云："余以关税会议为卖国条件，决心与吴佩孚宣战，通告中外。"
这些日记表明了蒋介石反对北洋军阀的鲜明态度与立场。
与憎恶商人、资本家相反，蒋介石对工人有一定同情。
蒋介石对工人接触不多，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与生活状况也了解不多。1921年8月，蒋介石在乡监督改建厅屋工程，目睹工人辛劳状况，有所感动。28日日记云："工人之辛苦危险，可谓极矣，资本家见之，如无慈悲之心，非人也。"10月21日日记继云："自叹为我一人，而苦彼二十工人，自朝至暮，除食事外，毫未休息，每日足作十小时余苦工。呜呼！小工何罪，其苦如此，资本家与势力家之不勤俭自持，厚利报工，其必为神人所不容。不必言近世之潮流如何，徒问你自己良心过得去否耶！可不警惕乎？"11月6日日记再云："工人困苦，小工更苦。工场法如不速实行，小工无法保护，中国人民只见死亡病伤，决无完全生存之理。有责者其可不恻然设法，实行提倡乎？"这些地方，显示出蒋介石愿意通过社会改良的途径改进工人的生活待遇。
1925年7月7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革命六大计划"，其中说："工人为革命中有力之成分，且对于吾革命前途之难易成败，实有莫大之影响。"但是，他的具体建议只有"吾革命政府，宜努力安置为我国牺牲之失业工人"，"利用罢工工人建筑道路"等寥寥数语。值得注意的是，他曾提出：对罢工工人，可"酌加编制，施以军事及政治之训练，以植工人军之基础"①。不过，这一思想，对蒋介石说来，恰如火星一闪，后来的正式文本就被修改得很模糊了②。
在北伐进军途中，蒋介石还同意工人在特殊情形下可以管理工厂。1926年9月，蒋介石参观安源煤矿，发现厂主无能，受到日本资本压制，停工近1年，便主张："工人乘此厂主放弃权利时，起而自己管理也。"③ 不过，蒋介石只同意对工人生活做一定程度的改良，而坚决反对阶级斗争。还在北伐出师前夕，他就宣布："阶级斗争及工农运动的罢工斗争，在战时是破坏敌人的力量和方法，对付敌人是可以的。若是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④ 北伐出师之后，国民革命军占领地区的工人运动日渐发展，蒋介石曾发表文告，要求商人不要拒绝工人的"急迫要求"，"早早解决了工潮"，同时则要求工人集中在"本党之下"，"受本党指挥"，"非但不应该仇视商人，并且须在可能范围内急谋谅解"。⑤ 此后，罢工日渐频繁，蒋介石仇视工人运动的态度日渐明显。1927年1月底，他与小室静谈话，一方面声称"劳动者地位之向上与幸福之增进，乃吾等之主义，故不能中途而辍"，表示不能动用军队来"制止劳动者之罢工"，但同时又说："唯劳动者苟有跋扈行为，甚且危及国际关系，亦不能过于放任，彼时或采非常手段，亦未可知。"① 这些地方，已经预示了他日后的行动方向。
蒋介石一度认为，中国"不存在大土地占有制"，"中国很少发生大土地所有者与农民之间的冲突"②。但是，蒋介石的早年日记显示，他对土地问题还是关心的。1926年2月3日，蒋介石与鲍罗廷谈话，鲍主张以"解决土地问题为革命之基础"，蒋介石表示赞成，日记云："余亦以为然，惟忧无法引起全国大革命耳。"但是，这以后，蒋介石逐渐倾向于北伐期间，暂不提出土地问题。③ 出师前夕，鲍罗廷建议发布土地政纲，蒋介石不赞成；鲍提议攻克武汉时发布，蒋还认为太早。④ 不过，他仍然在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同年７月30日，他收到邓文仪的俄国来信，述及土地问题，日记云："土地制不外土地国家化（即归国有）与土地社会化（即归社会分配），如太平天国制是也。"次日再云："近日甚思研究土地问题，有一解决之方。"8月1日，他在湖南九峰村致电张静江、谭延闿，要他们和鲍罗廷商量，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土地制度委员会，规定详细办法，或根据"平均地权"所言，再加细定，"逐条登报，公诸国人参考，且可临时应用也"。⑤
1926年12月７日，国民党中央部分人员及鲍罗廷等在庐山开会，讨论各地工农运动问题。会议"对工人运动主缓和，对农民运动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只要农民问题解决，则工人问题亦可解决也。" ① 这一时期，蒋介石所率领的北伐军受到湖南各地农民协会的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因此，蒋介石对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都相当有好感。8月3日日记云："各村人民与农会有迎于十里之外者，殊可感也。农民协会组织尤其发达，将来革命成功，还在湖南为最有成绩。"
民国期间，使用奴婢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奴婢们大多没有人身自由，受到各种虐待。蒋介石对奴婢有一定同情，主张禁止畜奴。1918年，蒋介石在福建永泰军中，听到一陈姓主妇毒打婢女之声，很为之不平。1919年9月，又见到邻妇虐待婢女，较往日陈妇尤甚，愤慨地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奴婢之制不革除，尚何有社会平等之可言乎！吾觉欲求人类平等，第一当先除奴婢毒制也。"②
蒋介石还反对家族观念。1920年1月23日日记云："家族观念打不破，家族范围跳不出，埋没古今多少英雄。"③
以上种种，都表现出蒋介石所受五四后新思潮的影响。
出于对旧社会的厌恶，蒋介石有改造中国社会的志向。1919年11月，蒋介石在日本，发现各书坊中社会主义书籍特多。4日日记云："吾知其社会改革必不远也。以中国人民不识字者之众，提倡革命，不及十年而得实行，则今日日本人民之智识普及，其改革进程之速，更可知矣！"当时，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接受空想社会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思想影响，提倡新村主义。蒋介石在日本读到了《新村记》一书，有所触动，即萌生"改造本乡"的念头。① 1920年12月，他自觉"矜张自肆，暴躁不堪，对于社会厌恶更甚"。② 日记云："我对中国社会，实厌恶已极，其将何以谋脱也？"。③ 这一时期，他对邵元冲等宣称："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④
早期，蒋介石认为中国缺乏实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对共产主义并不反感。1920年2月2日日记云："书厨包工来，欺伪百出，心甚嫌恶。中国工人之无道德，无教育如此。对于共产事，甚抱悲观。非从根本上待其心理完全改革，教育普及之后，断乎谈不到此。"⑤1923年蒋介石出使莫斯科时，认为中国革命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实行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第二阶段才是宣传共产主义，实行"经济革命"、"社会革命"。⑥1925年12月，他在《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中称："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⑦ 云云。衡之以他在日记中表现出来思想，他的上述言论当非完全是违心之言。
左右之间
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部在联俄、容共等问题上，即有不同意见。孙中山去世后，迅速形成对立的两派，通称左派与右派。
蒋介石最初站在左派方面。1925年11月23日，林森、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国民党党籍》、《鲍罗廷顾问解雇》等案。12月24日，在上海另立中央。同月下旬，广东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王柏龄等人准备示威响应。28日晚，蒋介石从汪精卫处得到有关消息，当日日记云："王柏龄糊涂至此，可恶殊甚，严电阻止，不知有效否？"
当时，蒋介石反对在军中形成派别。1926年1月2日日记云："下午，对各将士痛诫派别之恶习，不禁泪下。"当时，在黄埔军校中，与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是左派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2日，他约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两派干部开联席会，限令高级官长退会，同时要求双方干事互入两会，企图消弭二者之间的界限。4月，又进一步要求两派组织同时取消。
"三·二○"事件后，右派纷纷做蒋介石的工作，企图争取他站到自己一边。4月3日，刘峙、古应芬、伍朝枢三人陆续见蒋，进行游说。蒋介石日记云："右派徒思利用机会，联结帝国主义以陷党国，甚可叹也。"同月5日，宋子文向蒋介石反映，广州右派计拟召开市党部大会，举行示威，蒋介石立即函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加以制止。次日，蒋介石并通电反对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依，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我革命之进行，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①
蒋介石反对右派的立场一直持续了很久。北伐期间，樊钟秀一直在河南南部活动，组织军事力量，企图响应北伐。1926年8月，蒋介石听说居正、谢持有离间樊钟秀等与北伐军的打算，愤怒地在日记中写道："彼等诚反革命矣！"② 同年9月16日，蒋介石会见田桐、周震鳞后，在日记中留下了"其语不堪入耳"的记载。
不过，由于蒋介石在联俄、容共问题上和西山会议派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因此，最终必然会走到一起。1926年5月22日日记云："总理责任交给国内青年，愿以奋斗之青年赞成国民党，然而非欲党员对三民主义疑为不澈底之革命也。如言不澈底，则俄国革命迄今仍未澈底也，不革命一语，为宣布革命党员之死刑，闻者无不反对，革命必致破裂。应联合革命的新旧党员对外也。"这段日记，已经预示着他和西山会议派矛盾的溶解。
"一个主义，一个党"
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原拟请苏方支持国民党人在蒙古的库仑建立军事基地，遭到拒绝。他满怀期望访问苏联，却没有得到什么具体成果。但是，他却总结出了一条经验--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
蒋介石在访问苏联时，遇到过一个名为赵世贤的中国青年，相谈融洽。离开苏联时，蒋介石又和这位年轻人作了一次谈话："略述此次来俄经过情形，戒其毋为外人支配。"此后，蒋介石即力图摆脱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控制，并力图和左派及中共争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1926年3月8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商决"大方针"。蒋称："中国国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实权皆不宜旁落，而与第三国际必能一致行动，但须不失自动地位也。"① 同月30日，又在日记中表示："只要大权不旁落外人之手，则其他事皆可迁就也。前日政府事事听命于外人，以致陷于被动地位，此非外人之故，而精卫自让之也。"5月21日日记再云："革命须求自立，不可勉强迁就。世界革命应统一指挥，但各国革命政权仍须独立，不能以用人行政亦受牵制。"这时，蒋介石孜孜以求的是他能独立自由地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当年12月，蒋介石听说托洛茨基将要出使中国，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29日日记云："党务、政治不能自由设施，则胜无异于败也，托氏来华，或能改正，而本身应具独立之心也。"
蒋介石的苏联之行还使他得到了一条经验，即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他开始致力于"一个主义、一个党"宣传和努力，并以此为指针，处理国民党内的左右派纷争。1926年6月７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称："俄国革命所以能够迅速成功，就是社会民主党从克伦斯基手里拿到了政权……什么东西都由他一党来定夺，像这样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我们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同月26日，他与邵力子谈话，强调"革命以集中与统一为唯一要件"。① 不久，他即派邵力子赴苏，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要求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谁妨碍革命的统一和集中呢？蒋介石觉得是中共。1926年3月9日日记云："共产分子在党内不能公开，即不能开诚相见。办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内部分子貌合神离，则未有能成者。"于是，他的第一步便是限制共产党的发展。1926年5月14日日记云："对共党提出条件虽苛，然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5月16日，他访问鲍罗廷，表示"甚以两党革命，小党胜于大党为忧，革命不专制不能成功为忧。"5月2７日，他在高级训练班致开学词，声称为"集中革命势力"，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应退出共产党。6月8日，他明确向鲍罗廷提出："共产分子在本党应不跨党理由。"②
由于鲍罗廷等人的抵制，蒋介石要求跨党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的目的未能实现。此后，蒋介石日记中不满共产党发展与活动的记载日增。如：
1926年７月3日日记云："各处宣传，多是ＣＰ，心甚不悦。"
1926年8月23日日记云："阅《向导》报，陈独秀有诽议北伐言论，其用意在减少国民党信仰，而增进共产党地位也。"
1926年8月30日日记云："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恶也。"
这样，他虽然知道"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表示"余不愿主张违教分裂"，① 但他最终还是走上了和共产党"分裂"的道路。
苏俄创立了一党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没有想到，蒋介石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以对付共产国际和中共。
"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
蒋介石的日记表明：1. 他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有一定思想基础；和共产党合作，也有一定思想基础。2. 在若干问题上，早年的蒋介石与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之间有一定分歧。这些分歧，属于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并非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后来在这些分歧基础上演化为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并进而演化为你死我活的生死斗争，是不幸的、遗憾的。3. 蒋介石既是国民党中心主义者，也是个人中心主义者。在蒋看来，他自己就是革命的化身、真理的化身，凡与他持不同意见或反对他的人都是"败类"或"反革命"，都需要加以"制裁"。1927年2月，他在南昌演讲称："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① 这段话，典型地表露出他的个人中心心态。同一时期，他在日记中表示："鲍尔廷固为罪人，而一般趋炎附势之败类更可杀也。"② 这一段话，是对他上述演讲中"革他的命"一语的注脚，不久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已经在此埋下了伏笔。
本文中文本原载纽约天外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的《庆祝吴教授相湘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收入拙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原有"苏俄观"一节，因本书另有专文，故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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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圣贤"还是做"禽兽"
--蒋介石早年修身中的"天理"、"人欲"之战
儒家学派认为：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项事业的起点。《大学》有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说法，又有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程序。到了宋明时代，道学家们提出了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核心的一系列修身主张，一方面将儒学伦理规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一方面则前所未有地细密设计了各种遏制"人欲"的办法。
蒋介石很早就接触宋明道学，不仅是服膺者，而且是身体力行者。在他的日记里，有大量修身的记载。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的个人修养历程和极为隐秘的内心世界，而且可以看出他早年的三重性格特征：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道学信徒、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
重视修身，按照道学家的要求进行修养
蒋介石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养成了许多坏毛病。辛亥革命之后，"狭邪自娱，沉迷久之。"① 1919年7月24日，他回忆当时经历，在日记中对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办理无状"的八字考语。① 由于这些坏毛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朋友们不大看得起他。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拼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亦于此可见一般"，"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② 一直到30年代，蒋介石想起早年种种劣迹，还痛自悔恨。日记云："少年师友不良，德业不讲，及至今日，欲正心修身孝友，已失之晚矣！"③ 又云："少年未闻君子大道，自修不力"，"至今悔之不及"④。一言之不足，反复言之，当系出于内心，而非泛泛虚语。
为了克服年轻时期形成的这些坏毛病，蒋介石曾以相当精力阅读道学著作，企图从中汲取营养。1919年5月24日日记云："今日有研究性理书，思愤发改过，以自振拔之机，甚矣不求放心也久矣。"所谓"性理书"，指的就是宋明以来道学家们的著作。蒋介石不仅读，而且选抄对自己进德有用的语录，写入日记，甚至作为自己的箴言或座右铭。例如，1919年，他为自己选择的箴言是"静敬澹一"四字，同年8月，增改为"精浑澹定，敬庶俭勤"八字。1923年1月5日，他模仿道学家的做法，自制铭文："优游涵泳，夷旷空明，晔然自充，悠然自得，此养性之功候也。提纲挈领，析缕分条，先后本末，慎始图终，此办事之方法也。"⑤ 在此之后，他仍然觉得意有未足，又抄录道学家们常说的"修己以严，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学道以专，应战以一"诸语，作为对自己立身处世的要求。⑥
宋明道学有所谓理学和心学两派。前者以朱熹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蒋介石涉猎过朱熹的著作，例如1923年1月4日日记云："晨兴，思良友，窃取乎朱子"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二语以自循省。"① 可见，他对朱熹的学说有所了解。哲学史上有所谓朱陆异同之争，或是朱非陆，或是陆非朱，蒋介石对两派均无所轩轾，日记中也常有读王阳明著作的记载。如，1926年11月17日日记云："车中闷坐，深思看阳明格言。"
在这一方面，他是兼收并蓄的。
宋明以后的道学家中，蒋介石最喜欢曾国藩，很早就用功研习他的著作。1921年日记云："晚编《曾文正公全集》。此书已经看过，甚以为遗失于永泰县之役。今竟复见，不啻旧友重逢也。"② 永泰之役，指1918年9月蒋介石在福建讨伐李厚基的一次战斗。此战中，蒋介石中敌缓兵之计，仓促中弃城出走，仅以身免，随身携带的曾国藩著作连同日记等物遗失殆尽。蒋既自称"不啻旧友重逢"，可见他对曾著的感情。
20年代，蒋介石仍然喜读曾国藩的著作。1922年岁首，他曾节录曾国藩的"嘉言"作为自己的"借镜"。其内容有："虑忘兴释，念尽境空"；"涵咏体察，潇洒澹定"；"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以志帅气，以静制动"；"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1925年1月2日，他又将曾国藩的"惩忿窒欲"、"逆来顺受"、"虚心实力"、"存心养性"、"殚精竭力"、"立志安命"等"嘉言"抄在当年日记卷首。可见，他在力图按曾国藩的训导立身处世。其后，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给予曾国藩以高度评价，如：
1925年1月9日日记云："看《曾文正公杂著》，其文章真可告不朽矣！"
1925年2月10日日记云："终日在常平站候车，看曾公日记，以勤、恕、敬三字相戒，可为规范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