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第三届杜马》（1907年10月29日），《列宁全集》第13卷第110—111页。
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分成两部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国革命的一般性质问题。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结局应当是消灭封建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但试问谁来领导这个革命，谁来把人民中的不满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呢？是资产阶级呢，还是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像法国当时那样呢．还是资产阶级跟着无产阶级走？问题就在这里。
孟什维克通过马尔丁诺夫说，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是法国革命的重演，既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那末我国革命也就应当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是有害的空想……”“无产阶级应当跟着资产阶级极端反对派走。”
而布尔什维克说，固然，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决不是说，它是法国革命的重演，它应当像法国那样一定要由资产阶级领导。在当时的法国，无产阶级是觉悟不高的没有组织的力量，因此革命的领导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而在我国，无产阶级是觉悟较高的有组织的力量，因此它已经不满足于充当资产阶级附属品的角色，而要作为一个最革命的阶级来领导当前的运动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不是空想，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无产阶级实际上正在把不满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谁劝它“跟着资产阶级反对派走”，谁就是剥夺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谁就是把俄国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
斯大林：《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格鲁吉亚文版序言》（1907年2月），《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4—5页。
第一，我们一致认为，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任务，无产阶级在对待其他一切政党，对待资产阶级政党（不管它们的革命性如何，不管它们保卫的是怎样的民主共和国）的态度上绝对必需保持阶级独立性。第二，我们一致承认，工人政党有权利和有义务领导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包括农民政党在内）不仅对专制制度作斗争，而且对背叛成性的自由资产阶级作斗争。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07年5月27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455页。
布尔什维克的意见。我国革命确实是资产阶级革命，但这还不是说，革命的领袖将是我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在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是法国革命的领袖，为什么呢？因为法国无产阶级当时是软弱的，它没有进行独立自主的行动，它没有提出自己的阶级要求，它既没有阶级觉悟又没有组织，它当时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所以资产阶级就利用它作为达到自己的资产阶级目的的工具。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当时并不需要国王政府做同盟者来反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仆人，所以资产阶级当时是能够革命的，甚至能领导革命。我们俄国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俄国无产阶级决不能说是软弱的：它提出自己的阶级要求，完全独立自主地行动已经有好几年了；它已经具有了解自己的利益的足够的阶级觉悟，它已经结成自己的政党，它有一个在俄国最强大韵具有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原则、组织原则的政党；在这个政党的领导下，它已经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许多辉煌的胜利……在这种条件下，我国无产阶级能不能满足于充当自由资产阶级尾巴的角色，满足干充当资产阶级手中的可怜工具的角色呢？它能不能、应不应跟着资产阶级走，奉它为自己的领袖呢？它能不能不做革命的领袖呢？请看看我国自由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情形吧：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所吓倒的我国资产阶级，不但不去领导革命，反而投入反革命的怀抱，和反革命结成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我国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则在全世界面前公开和斯托雷平妥协，投票赞成有利于沙皇制度反对人民革命的预算和军队的提案。因此，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力量，必须和这种力量进行最无情的斗争，这不是很明白的吗？考茨基同志说，在无产阶级独立自主行动的地方，资产阶级就不再是革命的了……他说得不对吗？
总之，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它不能是革命的推动者，更不能是革命的领袖；它是革命的死敌，必须和它进行顽强的斗争。
无产阶级是我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它既关切俄国革命，又能引导俄国的革命力量去冲击沙皇专制制度。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全国的革命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只有它才能把我国的革命进行到底。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来培养无产阶级去起革命领袖的作用。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观点的实质。
在把我国革命进行到底的事业中，究竟谁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呢？对于这个问题，布尔什维克的回答是：无产阶级唯一比较可靠的强有力的同盟者就是革命的农民。将要和无产阶级共同作战以反对农奴制度的一切基础的，不是惯于叛变的自由资产阶级，而是革命的农民。
根据这一点，确定我们对资产阶级各政党的态度的应当是这样的原理：以无产阶级为首，和革命的农民一起反对沙皇制度和自由资产阶级。因此就有必要反对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从而也就不容许和立宪民主党妥协。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1907年），《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61一63页。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绝对要求无产阶级保持政治上的完全独立性。无产阶级本来就不应当摹仿总是高高兴兴地准备抓住任何小恩小惠的自由资产阶级。它本来就应当尽一切努力来警告人民不要陷入宫廷奸党设下的圈套。
列宁：《“非党”抵制分子的错误议论》（1906年7月1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65—66页。
革命的时刻越逼近，立宪运动越激烈，无产阶级政党就越是应该更严格地维护本阶级的独立性，不容许将本阶级的要求淹没在一般的民主主义词句的大海里。
列宁：《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1905年1月4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7页。
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态度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应当唤起和吸引越来越多的革命阶层参加革命斗争。
列宁：《革命界的庸俗习气》（1906年10月29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238页。
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所担负的任务就是积极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充当这一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在同沙皇专制制度和叛变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使民主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农民跟着自己走，才能做到达一点。
列宁：《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1907年），《列宁全集》第12卷第477页
“‘我们的运动’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吸引’农民群众‘加入’这个运动根本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成问题，而是根本不可能，根本谈不上。而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也反对专制制度）的‘运动’，农民群众则不可能不参加。”
列宁：《答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意见》（1902年5月14日），《列宁文稿》第1卷第85页。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分子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85页。
觉悟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对于目前的农民运动应当抱什么态度呢？他们应当支持这种运动，最积极地彻底地帮助农民把官吏和地主的政权完全推翻。但是他们同时应当向农民解释，仅仅推翻官吏和地主的政权还是不够的。在推翻这个政权的同时，还应当准备去消灭资本的权力，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立即宣传完全社会主义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且联合、团结和组织农村无产者去同农村资产阶级以及俄国整个资产阶级作斗争。觉悟的工人能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忘掉民主主义的斗争，或者因为民主主义的斗争而忘掉社会主义的斗争呢？不能，觉悟的工人之所以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两种斗争的相互关系。他们知道，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他们为了要达到终极的目的社会主义，就力求完全而彻底地实现民主主义。为什么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呢？因为在这两种斗争中，工人的同盟者必定是不同的。民主主义斗争是工人同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小资产阶级一起进行的，而社会主义斗争则是工人反对全体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可以而且应当同全体农民，甚至同富农、中农一起进行。而反对资产阶级同样也反对富裕农民的斗争，却只能同农村无产阶级一起才能可靠地进行。
列宁：《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1905年11月7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430—431页。
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当前的民主主义革命中要取得完全胜利也不是空想。这样的胜利会给欧洲无产阶级开辟怎样伟大的前景啊！多年来军阀和地主反动势力一直硬行压制它追求幸福的意向。俄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信号，将是我们的弟兄，全世界觉悟的无产者取得新的胜利的信号。
列宁：《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奴颜婢膝》（1905年7月8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508页。
顺便说一句，既然我们已经开始拿纲领中的工人部分同农民部分作比较，那我们还要指出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原则差别。简单说来，这种差别可以表述如下：在工人部分中，我们不应当超出社会改良要求的范围，而在农民部分中，我们不应当停留在实现社会革命的要求面前。换句话说，在工人部分中，我们无条件地局限于最低纲领的范围，在农民部分中，我们却可以而且应当提出最高纲领。下面来解释一下。
在前后两部分中，我们阐述的都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是我们最近的要求。所以在前后两部分中，我们应当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为基础。这是两部分相同的地方。但是两者的根本差别在于：工人部分包含的要求，目的是反对资产阶级，而农民部分包含的要求，目的是反对农奴制地主（如果封建主这个名词能不能适用于我国的地主贵族这个问题，不至引起激烈的争论的话，我就会说，反对封建主）。在工人部分中，我们应当限于对现在的资产阶级制度作局部的改进。在农民部分中，我们应当力求完全清除这个制度中的一切农奴制残余。在工人部分中，我们不能提出其意义等于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统治的要求：如果我们要达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最终目的，是纲领其他部分相当强调的、我们在争取实现最近要求时“一分钟”也不忽视的最终目的，那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就不会限于追究企业主的某种责任或提出什么工厂住宅问题，而是要把全部社会生产和分配的一切管理权和支配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相反，在农民部分中，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提出其意义等于彻底摧毁农奴制地主统治、完全清除我国农村中农奴制的一切痕迹的要求。在提出最近要求的工人部分中，我们不能提出社会革命的要求，因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革命，已经是实现我们最终目的的无产阶级革命了。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902年2—8月），《列宁全集》第6卷95—96页。
无产阶级应该走自己的遭路，只有在不和本身利益相抵触的条件下，才支持小资产阶级。
斯大林：《临时革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1905年8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30页。
把小资产阶级为完全的民主革命进行的斗争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斗争混为一谈，有使社会主义者遭到政治破产的危险，马克思的这个警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恰巧由于这个原因，“革命公社”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历史上有过的那些公社恰巧就是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反之，我们的口号，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能完全保证不犯这个错误。我们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它决不能直接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来保证无产阶级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路》（1905年6—7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72页。
对俄国的专制制度的斗争一旦结束，俄国的民主革命时代一旦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统一”，说什么民主专政等等，那就是可笑的了。那时候，我们会直接想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并且会详细谈论这个专政。现在呢，先进阶级的政党却不能不极力设法使民主革命彻底战胜沙皇制度。而彻底胜利也就不外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月—7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71页。
实际上，无产阶级如果不同小资产阶级人民群众结成联盟，它就不可能进行争取共和国的斗争，难道这还不明白吗？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要取得这一斗争的胜利是毫无希望的，难道这还不明白吗？
列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905年4月12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268页。
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口号的意见之一，就是认为专政要有“统一的意志”（《火星报》第95号），而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这个反对意见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它是以“统一的意志”这一概念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为根据的。意志在某一方面是统一的，而在另一方面却不统一，这是常有的事。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缺乏统一的意志，这并不等于在民主问题上和争取共和制度的斗争中也没有统一的意志。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逻辑上和历史上的区别。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的全民性质：既然是“全民的”，也就有“意志的统一”，这正是指这个革命所实现是全民的需要和要求而言。超过民主主义范围，就谈不到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间的意志的统一。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民主共和的基地上，这个阶级斗争将是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最深刻、最广泛的人民斗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度、特权制度。在和这种过去作斗争时，在和反革命作斗争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这里有利益上的一致。
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里意志的统一是不可能的。那时，我们面前的道路就不是从专制制度进到共和制度，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进到社会主义。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月—7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69—70页。
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彻底战胜沙皇制度”的力量，如果我们是就主要的巨大的力量而言并且把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算到这两种力量中去的话。“革命彻底战胜沙皇制度，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早已由《前进报》指出过的结论，是我们的新火星派怎么也无法避开的。除此而外，就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彻底战胜沙皇制度。
这样的胜利正好就是专政，就是说，它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群众武装，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这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方面的拼命反抗。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不可能打破反革命的企图。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度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不仅从农村生活中而且从工厂生活中连根铲掉，奠定认真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last but not least，把革命火焰延烧到欧洲去。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这样一种胜利，对俄国和全世界的将来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除了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的这种彻底胜利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毅力提高到这种程度，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达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道路缩得这样短。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40一41页。
革命已经开始发动群众，它一定会把他们发动起来。沙皇政府的拚命反抗会促进这件工作。但是，这里自然还谈不到这些群众和他们的人数众多的“独特的”人民的、甚至农民的领导者已经有了深刻的政治觉悟，有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觉悟。他们还没有经过多次革命锻炼，所以现在还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不仅因为他们没有知识（再说一遍，革命会非常迅速地教育群众），而且因为他们的阶级地位不是无产阶级的，因为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现在向他们提出的任务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变革，而是民主主义变革。
但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将以全力参加这个变革，抛弃一些人的可怜的尾巴主义和另一些人的空洞的革命词句，使急转直下的事变具有阶级的明确性和觉悟性，不屈不挠地勇敢前进，不害怕革命的民主专政，而是热烈地希望这种专政，为共和国和完全的共和自由而奋斗，为坚决的经济改革而奋斗，以便给自己创造一个真正广阔的、无愧于二十世纪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舞台。
列宁：《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1905年8—4月），《列宁全集》第8卷第261—262页。
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当而且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无产阶级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必然要同最民主的和最有共和精神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唯其如此，社会民主党就绝对必须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阶级性十分严格的独立政党。唯其如此，我们和资产阶级“共同杀敌”的行动就带有暂时的性质，我们就必须对“同盟者，犹如对敌人一样，加以严格的监视，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也是丝毫不能加以怀疑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可以忘记，可以忽略或轻视那些就现在来说是迫切的、哪怕只是暂时的和临时的任务，那就是可笑的而且是反动的。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暂时的和临时的任务，但是对这个任务的任何忽略或轻视，都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效劳于反动势力。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当然只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暂时的、临时的任务，但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忽略这个任务，就简直是反动了。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全集》第9卷70-71页。
只有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才不会陷于束手无策的地位；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无产阶级才不致“溶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而会对整个革命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刻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标记。
总而言之，无产阶级要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斗争时不致陷于束手无策的地位，就应当有充分的觉悟和足够的力量把农民提高到自觉革命的程度，领导农民举行进攻，从而独立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新火星派解决得极不妥当的所谓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有陷于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险这一问题就是如此。资产阶级永远是不彻底的。企图拟定一些条件或条款，希望资产阶级民主派加以履行来证明他们是真诚的人民之友，那是再幼稚和再白费力气不过的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坚定不移的民主战士。只有在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达到这一步，资产阶级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首领并且使这个革命成为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东西。要防止这种危险，除了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以外是别无他法的。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44—45页。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态度
党纲宣称，首先，所有反对专制政府无限权力的社会阶层都是工人的同盟者。因为这种无限权力是工人在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中遇到的主要障碍。所以支持一切反对极权制度（极权就是没有限制；极权制度就是政府的无限制的权力）的社会运动就是工人的直接利益所要求的。资本主义越发展，官僚管理机构和有产阶级本身利益即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矛盾就越深刻。所以社会民主党宣称，它将支持资产阶级中间所有反对极权政府的阶层和部分。
资产阶级直接影响国家事务比它现在通过一群卖身求荣、横行霸道的官吏来影响国家事务，对工人说来，是无比有利的。资产阶级公开影响政治比它现在稳蔽地影响政治，对工人说来，也要有利得多。资产阶级似乎是隐蔽在万能的、“独立的”政府的后面，这个政府自命为“承受上帝恩典”，并把“自己的恩典”赐给受苦受难、爱好劳动的土地占有者和贫困不堪、受尽压迫的厂主。工人必须跟资本家阶级进行公开斗争，这样，俄国全体无产阶级就会看出，工人是为了哪些利益而斗争，就会学习到怎样进行斗争。这样，资产阶级的阴谋企图就再也不能隐藏在亲王的外室里、参议员和大臣的客厅里、政府各部门绝对秘密的办公室里。这样，这些阴谋企图就会暴露出来，使每个人都亲眼看到，究竟是谁在影响政府的政策，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追求的是什么。因此必须打倒一切掩饰资本家阶级现在的影响的东西。因此必须支持一切反对官吏、反对官吏管理和反对专制政府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社会民主党在宣布自己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运动的同时，承认自己并不脱离工人运动，因为工人阶级有自己的、与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特殊的利益。工人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支持一切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必须记得：有产阶级只能是他们暂时的同盟者，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工人需要消灭政府的无限权力，只是为了公开地、广泛地进行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
列宁：《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共说明》（1895—1896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91—92页。
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推迟这种勾结，尽可能地分化资产阶级，尽可能为了革命而利用资产阶级暂时还面向人民的态度，在这个时期里，准备革命人民（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以便用暴力推翻专制制度，抛开和中立叛变的资产阶级。
列宁：《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1905年8月16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166页。
无产阶级现在常常听到资产阶级说：应当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致行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派，无产阶级就不能完成革命。这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现在可以而且应当同哪个民主派一致行动，同立宪民主党的民主派呢，还是同农民的革命民主派呢？答案只能有一个：不是同立宪民主党的民主派，而是同革命的民主派，不是同自由派，而是同农民群众。
列宁：《农民团或“劳动”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5月11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381—382页。
资产阶级现在整个说来是赞成革命的，他们热心地讨论自由，愈来愈频繁地以人民的名义、甚至以革命的名义发表意见。但是，我们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从理论中知道，并且每日每时都从我国的自由派、地方自治派和解放派的实例中看到，资产阶级拥护革命是不彻底的，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是畏首畏尾的。资产阶级只要它的自私的狭隘利益得到满足，只要它“退避”彻底的民主主义（而它现在已经在退避彻底的民主主义了！）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剩下的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坚决走到底，因为它走得比民主革命更远得多。因此，无产阶级是站在最前列为共和制度而斗争，它轻蔑地拒绝它所鄙视的那些劝它注意不要吓退资产阶级的愚蠢意见。农民中有大批的半无产者，同时还有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使得它也不稳定，因而迫使无产阶级团结成为一个阶级性十分严格的党。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月—7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82—83页。
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们不懂得什么叫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像所有的机会主义者一样，我们俄国的机会主义者也轻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作为先锋队的作用，他们总是错误地认为自由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当然的“主人”。他们根本不懂得比如像法国大革命时期实行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下层群众专政的国民公会的历史作用。他们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彻底胜利的唯一可能的社会支柱。
机会主义的实质是牺牲无产阶级永久的长远的利益来获得无产阶级表面的一时的利益。
列宁：《谁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1906年6月24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39—40页。
我们意见分歧的第二个问题是：自由资产阶级是不是至少可以作为无产阶级在目前革命中的同盟者呢？
布尔什维克说，不可以。固然自由资产阶级在法国革命中曾起过革命的作用，但这是因为那里的阶级斗争没有这样尖锐，无产阶级的觉悟不高，它满足于充当自由派附属品的角色，而在我国，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无产阶级的觉悟高得多，它不能满足于充当自由派附属品的角色。凡是无产阶级自觉地进行斗争的地方，自由资产阶级就不再是革命的了。因此，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所吓倒的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便想托庇在反动派的卯翼之下。因此，他们反对革命甚于反对反动派。因此，立宪民主党人宁愿和反动派结成联盟来反对革命，却不愿和革命结成联盟。是的，我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辩护人立宪民主党人是反动派的同盟者，是革命的“文明”敌人。贫农却完全不然。布尔什维克说，只有贫苦农民才会向革命的无产阶级伸出手来，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在目前革命的整个时期和无产阶级结成牢固的联盟。无产阶级也应当支持他们去反对反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如果这两支主力结成联盟，如果工人和农民互相支持，革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否则，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布尔什维克无论在杜马内或在杜马外即在初选阶段都不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因此，布尔什维克无论在选举中或在杜马内只支持革命的农民代表去反对反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因此，布尔什维克只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在杜马中革命部分的周围，而不把他们团结在整个杜马的周围。因此，布尔什维克不支持任命立宪民主党人组阁的要求。（见列宁“两个策略”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
斯大林：《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格鲁吉亚奠版序言》（1907年2月），《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5—6页。
在这里，必须注意到在殖民地东方的积极工作者的实践中所存在的两种倾向。为了培养真正的革命干部，必须同这两种倾向作斗争。
第一种倾向就是过低估计殖民地和附属国解放运动的革命可能性，过高估计在这些国家建立无所不包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而不考虑这些国家的状况和发展程度。这是一种右的倾向，它包藏着降低革命运动的作用，使共产主义者的歌声融和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大合唱里的危险。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是东方民族大学的直接义务。
第二种倾向就是过高估计解放运动的革命可能性和过低估计工人阶级和革命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联盟的工作。爪哇的共产党人似乎有这种倾向，他们在不久以前错误地提出了在本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是一种左的倾向，它包藏着脱离群众，使共产党变成宗派的危险。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是为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培养真正的革命干部的必要条件。
斯大林：《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1925年5月）。《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26—127页。
统一战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革命的意义，即它不妨碍共产党进行自己独立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把无产阶级组织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发动农民反对地主，公开组织工农革命，从而为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准备条件。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1927年7月），《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6页。
第六节 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像海因岑这类不仅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的蠢才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出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才。这些蠢才越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62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09页。
马克思在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运用的阶级斗争学说，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即承认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变为能够镇压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拼命反抗，能够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来建立新的经济制度的统治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规划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反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为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资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也就是不担当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民的革命领袖。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8卷第191—192页。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即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要镇压的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呢？当然只是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领导和实行这种镇压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资产阶级完全铲除的阶级。
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持剥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绝大多数人民。被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也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去反对极少数的现代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也抱着幻想，他们不是把改造设想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设想为少数和平地服从那意识到了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小资产阶级空想同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这种空想在实践中必然导致出卖劳动阶级的利益，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的历史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英、法、意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即目前在俄国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复活起来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一贯坚持阶级斗争的学说，并把它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
只有无产阶级这一特殊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生存的经济条件使它做好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分离和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者阶层，另一方面也使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蹂躏往往比无产阶级更厉害，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进行独立的斗争。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8卷第190～191页。
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历史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拉丁名词译成普通话，那就是说：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我们要顺便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前者是从资本主义中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后者是这个新社会的更高的阶段。）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8月28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2页。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引导劳动群众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要小资产阶级和半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预先决定“究竟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还是和资产阶级一道走”这个极复杂的政治问题，那是根本不能想象的。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发生动摇是必然的，他们亲身的实际体验使他们能够把资产阶级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一番比较，那也是必然的。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5—236页。
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叫做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渐消亡。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这个享有特权的少数的消失，用来进行压迫的武装力量、国家政权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我们同时又始终持这样的观点：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首先应当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结束部分就可以读到。
无政府主义者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的确，这个国家首先要作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候破坏国家，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主义敌人和进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工具，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一定会变成新的失败，结果是工人大批遭到杀害，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逝世》（1883年5月8日—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85页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就是工人阶级要取得和实现本阶级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统治。全体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必须在这个过渡时期实行统治，来彻底消灭阶级，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把被资本主义折磨、压迫和分散的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团结在城市工人的周围，同他们结成最紧密的联盟。
我们所以获得各种成就，是由于工人们懂得了这个道理，是由于他们通过自己的苏维埃来管理国家了。
列宁：《给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1918年9月19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78页。
国家是个阶级概念。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在国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口号只能有一个：破坏这个国家。而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10月1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98页。
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马克思：《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1847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页。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与任务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页一8页。
公社才是帝国本身的真正对立物，也就是国家政权、集中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第二帝国只不过是这种权力的最完备的表现形式。事实上，这个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最初作为破坏封建制度的手段，后来作为压制生产者、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的手段。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强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它一直是统治阶级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它在每一次新变动中都吸吮了新的力量，它充当了镇压每一次人民起义的工具，在工人阶级进行了战斗，并被利用来把国家政权从他们的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交给另一集团之后，它又被用去压制工人阶级。因此，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它不是阶级统治的行政权形式和议会形式之间所进行的无聊斗争，而是同时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这两种形式是互为补充的，议会形式只是行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第二帝国是这种国家篡夺的最后形式。公社是它的绝对否定，因此，公社也是十九世纪社会革命的开端。因此，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公社立刻被欧美工人阶级作为求解放的口偈加以热烈欢迎。相形之下，普鲁士征服者的光荣和陈年业绩只不过像往事中的虚幻错觉而已。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草稿》（1871年4月—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86—587页。
无产阶级专政就在于一个阶级引导另一个阶级前进，因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比较强，团结比较紧，觉悟比较高。不觉悟的人最容易上各种圈套，他们疲倦了，什么都会同意，而觉悟的人则说：必须熬过去，因为过几个月我们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列宁：《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1919年4月11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268页。
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中世纪的地主专政，一切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地主和资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反抗。相反地，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极少数地主资本家剥削者的反抗。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8月），《列宁选集》第8卷第723页。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资产阶级即对少数居民实行镇压，同时，它又充分发扬民主，也就是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参加对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的处理。
列宁：《答皮?基也夫斯基（尤?皮达可夫）》（1916年8—9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14页。
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应该是：城市工人和产业工人（他们饿得最厉害，在这两年中他们的牺牲最严重）中最先进的、最觉悟的，最守纪律的那一部分人，去教育和训练其余往往是不觉悟的无产阶级以及全体劳动群众和农民。在这里必须抛弃一切温情主义和各种各样的关于民主的空谈。让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去进行这种空谈吧。关于民主，他们以前同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已经谈得很够了，现在让他们滚到弗兰格尔那里去谈吧，弗兰格尔会给他们补课的。假如谁还没有学完，那就应该让他们去补课。
列宁：《在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上的演说》，（1920年8月12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154页。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力量只有经过长期的坚忍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857页。
（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在不侵犯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进行的政府人员的普通的更换、“内阁”的更换等等。各国孟什维克和机会主义者害怕专政像害怕火一样，竟用所谓“夺取政权”的概念来顶替专政的概念。他们通常都把“夺取政权”归结为更换“内阁”，归结为由谢德曼和诺斯克、麦克唐纳和韩德逊这一类人来组织新内阁，上台执政。几乎用不着解释，诸如此类的内阁更换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和真正的无产阶级夺取真正的政权毫无共同之点的。麦克唐纳之流和谢德曼之流在保留资产阶级旧制度的条件下掌握政权，他们的所谓政府，只能是资产阶级御用的服务机关，只能是帝国主义脓疮的掩蔽物，只能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工具。当资本没有屏风就不便于、不利于、难于剥削和压迫群众的时候，它需要这些政府来做屏风。当然，这种政府的出现是“在他们那里”（就是说，在资本家那里），“在施普卡”并非平静无事的微兆，虽然如此，这种政府仍然不免是稍加粉饰的资本政府。麦克唐纳政府或谢德曼政府是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相隔天壤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政府的更换，而是拥有新的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的新国家，是在旧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产生的无产阶级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破坏资产阶级制度的过程中，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在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过程中，在把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过程中，在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为凭借的革命政权。
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其阶级敌人的反抗的机器。就这一点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和其他任何阶级的专政毫无区别，因为无产阶级国家是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机器。但是这里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以前所有的阶级国家是少数剥削者对多数被剥削者的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多数被剥削者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0—101页。
简单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列宁《国家与革命》）。
由此应当得出两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对所有的人的民主，即既对富人又对穷人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新型民主的国家（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国家（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见《列宁全集》第4版第25卷第384页）。考茨基及其同伙关于普遍的平等、“纯粹的”民主和“完善的”民主等等的废话是资产阶级对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不可能有平等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的掩饰。“纯粹的”民主论是帝国主义强盗所驯育和豢养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使命就是要掩盖资本主义的脓疮，粉饰帝国主义，赋予它一种精神力量来反对被剥削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者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这至少是因为房屋．印刷所、纸张仓库等等为享有“自由”所必需的东西都是剥削者的特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群众是没有而且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的，这至少是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最民主的制度中，政府也不是由人民所指定，而是由路特希尔德之流和司丁尼斯之流、洛克菲勒之流和摩尔根之流所指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多数被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多数为目标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剥削者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无产者和农民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多数被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少数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少数为目标的。
第二个结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不能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平发展的结果，而只能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的军队、资产阶级的官僚机关、资产阶级的警察的结果。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2—104页。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最奋勇的和最无情的战争，而资产阶级因为它被推翻而十倍加强它的反抗。”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进行顽强的斗争，进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
几乎用不着证明，要在短时期内完成这些任务，要在几年内实现这一切，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看做瞬息即逝的时期，看做一批“最革命的”法律和法令，而应该把它看做充满国内战争和国外冲突、顽强的组织工作和经济建设、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创造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犍，而且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有可能：第一、把自己教育并锻炼成为能够管理国家的力量，第二、按照保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方向来重新教育并改造小资产阶层。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9页。
苏维埃政权的特征在哪里呢？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是存在着阶级的条件下可能有的一切国家组织中最群众化和最民主的国家组织，因为它既然是工人和被剥削农民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结合和合作的场所，并在自己的工作中依靠这个结合和合作，它就是多数居民统治少数的政权，是这个多数的国家，是这个多数的专政的表现。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是阶级社会一切国家组织中最有国际性的组织，因为它既然摧毁任何民族压迫而依靠各族劳动群众的合作，它就使这些群众易于在统一的国家联盟内联合起来。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按本身结构来说，使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这个在苏维埃中最团结和最觉悟的核心易于一领导这些被压迫被剥削群众。
列宁说：“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中的涣散落后的阶层。”（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4页）而苏维埃政权的结构使这个经验的指示易于实现。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既然在统一的国家组织内把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起来，并用生产单位，用工厂来代替地域选举区，就把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同国家管理机关直接联系起来，教导他们管理国家。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使军队不受资产阶级长官的支配，把军队由资产阶级制度下压迫人民的工具变为使人民从本国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工具。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粉碎和彻底摧毁旧式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僚的、法官的机关”（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页）。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的国家形式才能吸收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群众组织无条件地经常参加国家的管理，只有它才能准备国家的消亡，这种消亡是将来的无国家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因素之一。
这样，苏维埃共和国就是那个找了很久而终于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这个形式的范围内必须实现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巴黎公社是这种形式的萌芽。苏维埃政权是这种形式的发展和完成。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的民主制度形式……而且是唯一能够保证最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形式。”（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340页）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7—108页。
资本主义使“国家”管理机关的职能简化了，使我们有可能抛弃“长官制”，把全部事情交给以全社会名义雇佣“工人、监工和会计”的无产者（统治阶级）组织。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决不“梦想”立刻取消任何管理制度和任何从属关系，这种由于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梦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实际上这种梦想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下去，直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们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人们没有从属关系、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但是应当服从的是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制”可以并且应该在一天之内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表，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发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能够执行了。
我们工人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经验来亲自组织大生产，建立依靠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来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们的委托的工作人员，使他们成为对选民负责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而且是领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具有各种水平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这个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个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报告的职能将由大家轮流行使，等到大家逐渐习惯了遵守秩序，这些职能也就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2—413页。
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一切阶级，当然它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采取另一种形式，运用另一些手段来进行这一斗争。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8月28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2页。
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就是朝着消灭阶级的方向迈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而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一事业，就应当利用国家政权机关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就应当采用各种斗争手段和影响办法来对付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和对待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97页。
不言而喻，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特别尖锐地摆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因为这时反对日益站到无产阶级一边的劳动群众的，是彼此联合起来的有产阶级分子，他们是既以资本的力量，又以知识的力量，还以多年的（姑且不说是多少世纪的）管理习惯和管理技能武装起来的。在1905年革命的尚未被遗忘的教训的影响下，在这次战争非常沉痛而深刻的教训的影响下，俄国历史地形成了特殊的条件，由于这些条件，比较起来布尔什维克能够极其容易地在俄国首都和主要工业中心解决了夺取政权的任务。但是在外地，在远离中心的地方，特别是在俄国的那些最根深蒂固地保持着君主制和中世纪的传统的比较落后的居民最集中地区—一例如在哥萨克地区——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遭到军事形式的反抗，这种反抗直到十月革命已经过去四个多月的今天才快要完全结束了。目前在俄国，战胜和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布尔什维克能夺得俄国的主要原因，正如顿河反革命哥萨克的最著名人物鲍加也夫斯基不久以前也承认的那样，是由于连哥萨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自觉地坚决地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但是，有产阶级由于经济地位而所处的特殊条件，使他们自然不仅能够组织消极的反抗（怠工），而且能够再次对苏维埃政权进行军事反抗。因此，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也不能认为是彻底完成了。但是，不管怎样，这个任务现在显然已经基本完成，而退居次要地位了。苏维埃政权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这个任务，也决不会受任何政治的或者貌似社会主义的名称和高调的蛊惑而不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一点必须预先声明，因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我们这里都是一些最善变的、有时甚至是最无耻的反革命活动家，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比反对反动的和地主的政府激烈得多，并且指望用自己党的招牌或名称来打掩护。显然，苏维埃政权永远不会停止执行自己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不管这种反抗用什么样的党的旗帜，还是用什么受人欢迎的和漂亮的名称来作掩护。但是，镇压反抗的任务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是管理国家的任务。
从说服人民群众这一过去列为首位的任务，从夺取政权和对反抗的剥削者进行军事镇压的任务过渡到管理国家这一现在列为首位的任务——正是这种过渡构成我们所处的时期的主要特征。苏维埃政权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在于，如何使人民的政治领导人以及劳动群众中所有的有觉悟的分子都清楚地理解这种过渡的特点。因为现在有些地方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还存在着从东西两方威胁苏维埃共和国的巨大军事危险和战争造成的空前的经济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过渡到管理全体居民（不分阶级）的和平任务，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年3月23日—28日），《列宁文稿》第3卷第46—47页。
无产阶级不能“掌握”“国家机关”和“开动国家机关”。但是，它能够把旧国家机关中一切具有压迫性和守旧性的东西以及其他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打碎，而用自己的新机关来代替它。这个机关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10月1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83页。
无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怎样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用来影响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阶级斗争工具呢？怎样才能成为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工具呢？怎样才能成为把他们从资产阶级方面争取过来的工具呢？
第一，无产阶级做到这一点，不是利用旧的国家政权机关，而是粉碎它，彻底摧毁它（不顾那些惊慌失措的小市民的号泣和怠工者的恐吓）并创立新的国家机关。这个新的国家机关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为争取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这个新的机关不是什么人臆想出来的，而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从这个斗争的普及和深入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这个新的国家政权机关，这个新型的国家政权就是苏维埃政权。
第二，无产阶级能够并且应当立刻或者至少是很快地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方面，把“它们”的群众，即把跟它们走的群众夺取过来，夺取的方法是用革命的办法来剥夺地主和资产阶级，以满足群众最迫切的经济需要。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2—233页。
最后，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力量在于它从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中把无产阶级所有优秀分子都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党的使命是把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毫无例外地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行动引向一个目标，引向无产阶级解放的目标。把它们统一起来并引向一个目标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不这样就无法统一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不这样就无法领导无产阶级群众去为政权而斗争，去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可是能够统一并指导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工作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党。只有无产阶级的党，只有共产党，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起这种主要领导者的作用。
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党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这些分子和无产阶级的非党组织有直接联系，并经常领导他们；第二，因为党既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所以它是培养能够领导本阶级各种组织的工人阶级领袖的最好的学校；第三，因为党既是培养工人阶级领袖的最好的学校，所以按其经验和威信来说，它是能把无产阶级斗争的领导集中起来的唯一组织，因而也就是能把工人阶级所有一切非党组织都变成使党跟本阶级连接起来的服务机关和引带的唯一组织。”（见《论列宁主义基础》）
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领导力量。
“党是无产阶级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
总之，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生产方面把党和本阶级联系起来；苏维埃是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国家事务方面把党和劳动者联系起来；合作社主要是农民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经济方面，在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把党和农民群众联系起来，青年团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它的使命就是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新的一代并培养青年后备军；最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指导力量，它的使命是领导这一切群众组织，——大体说来，专政“机构”的情况，“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情况就是如此。
没有党这个主要领导力量，就不可能有稍微长期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4—35页。
保持政权比夺取政权要困难些，我们从历史上的许多例子中可以看到，常常工人阶级夺得了政权，但是不能保持政权，其原因就是没有十分强大的组织。
列宁，《在亚蒙分区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6月29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461页。
第七节 消灭三大差别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想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整个都服从于运动中的一个段落，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一些细小手法和巨大伤感情怀来消除完全必要的阶级革命斗争，其实它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把这个社会描绘成一幅没有阴暗面的图画，并且力求违抗这个社会的现实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一个过渡段落以与其他各个段落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作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04页。
在总委员会中没有一个人不主张彻底消灭社会阶级，总委员会没有一个文件是不完全符合这一点的。我们必须摆脱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使掌握了一切生产资料如土地、工具、机器、原料和在生产所需的时间内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资料的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的联合阶级来代替他们的地位，并且促进这个阶级的发展。其结果，不平等必将消灭。而为了彻底做到这一点，必须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1871年7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67页。
“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这一目的的意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8月28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2页至383页。
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
但是，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射19卷第243页。
无产阶级必须消灭阶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自由（摆脱资本家的自由，摆脱商品交换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平等（不是阶级的平等——考茨基辈、王德威尔得辈和麦克唐纳辈正迷惑于这种平等，——而是推翻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劳动者的平等）的真实内容。
只要阶级存在，自由和阶级平等就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粉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镇压资产阶级，制止其他一切阶级想恢复资本主义的一切尝试，给予劳动者以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这只有在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不仅给他们“权利”，而且使他们能实际享有从资产阶级那儿夺来的一切。
列宁：《论第三国际的任务》（1919年7月4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8页。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为了消灭阶级，第一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这一部分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但这只是一部分任务，而且不是最困难的那部分任务。为了消灭阶级，第二就要消灭工农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和立法手段，只会阻滞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只有采取各种使农民能大大改善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的办法来帮助农民，才能促进这种过渡。
为了解决这个最困难的第二部分任务，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应当对农民始终贯彻以下基本政策路线，就是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农民和私有者农民，亦即把做工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种地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
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92—93页。
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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