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给农村贫民》（1903年8月），《列宁全集》第8卷第338页。
如果在某个国家内，譬如在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已经具备，资本主义在工业中已经使生产资料集中到可以剥夺并转归社会所有的程度，可是那里的农业，虽然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却分散在人数众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之间，没有可能提出剥夺这些生产者的问题，那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该怎么办呢？
恩格斯的公式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且也不应当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公式是在另一个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另一个问题就是，在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应当怎样。
于是就要问，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产资料，而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又已经具备，那该怎么办呢，——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必须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呢？
当然，不能把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该拒绝夺取政权，应该等着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生产者破产，把他们变为雇农，并使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问题。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选择这样的“出路”的，如果他们不愿意使自己丢尽脸皮的话。
也不能把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且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走这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因为这样的道路会断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任何可能性，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2月），《斯大林文选》下第579—580页。
第二节 工人阶级是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和领袖，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
只有无产阶级这一特殊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生存的经济条件使它做好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分离和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者阶层，另一方面也使无产阶级联合、团结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蹂躏往往比无产阶级更厉害，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进行独立的斗争。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1页。
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
其所以是天然的代表，是因为俄国劳动者所受的剥削，如把正在泯灭的农奴制经济残余撇开不谈，其实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生产者大众所受的剥削是小规模的、零散的、不发达的，而工厂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则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化的。在前一场合，这种剥削还被各种中世纪形式、各种政治上法律上风俗习惯上的附加成分、各种狡猾手段所蒙蔽，妨碍劳动者及其思想家看出压在劳动者身上的制度的实质，妨碍他们看出哪里是出路和怎样才能摆脱这个制度。反之，在后一场合，剥削则已十分发达，并且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混杂着任何模糊真相的枝节成分。工人们已不能不看出：是资本在压迫他们，他们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他们的这一旨在实现最迫切的经济需要和改善本身物质状况的斗争，必然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必然会成为不是反对个人而是反对阶级的战争，这个阶级不仅在工厂里而且在各个地方压迫和压制劳动者。正因为如此，工厂工人不过是全体被剥削民众的先进代表，要他们在有组织的坚忍的斗争中实现自己的代表作用，根本不必用什么“远景”引诱他们，而只要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地位，说明压迫他们的政治经济制度，说明阶级对抗在这个制度下的必然性。工厂工人在资本主义关系总体系中所处的这种地位，使得他们成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战士，因为只有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大机器工业，才造成进行这一斗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在其余一切地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低级形式下，这种物质条件是不存在的，因为这里的生产分散为成千上万的极小的经济单位（这些单位在最平均的村社土地占有制形式下始终是分散的经济单位），被剥削者多半还拥有一点极小的产业，因而依附于他们所应当反对的资产阶级体系。这种情形阻碍着那些能够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的发展。零散的单独的小规模的剥削把劳动者束缚于一个地点，使他们彼此隔绝，使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阶级一致性，使他们无法统一起来，无法了解压迫的原因不在个人而在整个经济体系。反之，大资本主义必然割断工人和旧社会，和一定地点，和一定剥削者的任何联系，使他们统一起来，使他们不得不思考，使他们处在可能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地位。所以，社会民主主义者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自己的全部活动都集中在工人阶级身上。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276—277页。
无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应当成为全体人民实现彻底民主革命以及所有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只有意识到并实现这个领导权思想的时候，才是革命的。无产者意识到这个任务，就是起来反对奴隶制的奴隶。无产者没有意识到本阶级的领导权思想，或是背弃这个思想，就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的奴隶，至多也不过是为改善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不是为推翻奴隶制而斗争的奴隶。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1911年9月14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214—215页。
目前俄国革命的命运决定于无产阶级。只有它才能结束这场交易。只有它才能以新的英勇的努力发动起群众，瓦解动摇的军队，把农民引到自己方面来，并用武装的手为全体人民夺取自由，无情地镇压自由的敌人，把自私自利和动摇不定的资产阶级的自由空谈家抛到一边。
列宁：《带白手套的“革命家”》（1905年6月26目），《列宁全集》第8卷第497页。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当时民粹派说：能够担负起“解放俄国”这个任务的主要力量是穷苦的农民。马克思主义者质问他们：为什么呢？他们说：因为农民在俄国社会里人数最多，同时处境最穷。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说：农民今天确实占大多数，他们确实很穷，但问题难道在这里吗？农民早已占大多数，但直到今天，他们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没有无产阶级的帮助，就没有表现过任何的主动性。为什么呢？因为农民作为一个等级在日益崩溃，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则在日益成长壮大。穷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决定的意义：“流浪汉”比农民更穷，然而谁也不会说他们能担负起“解放俄国”的责任。问题只是生活中谁在成长起来，谁在衰老下去。既然无产阶级是唯一的不断成长和不断壮大的阶级，所以我们应该同它一道前进，并承认它是俄国革命的主力，——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回答说。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者是辩证地观察问题，而民粹派是形而上学地大发议论，因为他们把生活现象看做“不变的、凝固的、永恒的东西”（见恩格斯《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附录）》（1906年8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342页。
有人竟怀疑这个起码的真理是否正确，因而绝望地说：即使党是统一的，如果不善于把无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那末它是一事无成的，而无产阶级已被击溃了，它已失望了，它已顾不及什么主动性了，所以现在我们应当期待农村来解救，主动性应当出于农村等等。不能不指出这样推论的同志是大错特错了。无产阶级决没有被击溃，因为无产阶级被击溃就等于无产阶级死亡，其实恰恰相反，无产阶级仍旧活着，并且日益强大起来。无产阶级仅仅是退却了，为的是要聚集力量来同沙皇政府进行最后的搏斗。
莫斯科（实际领导了十二月起义的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十二月十五日向全国人民宣告：我们暂时停止斗争是为了认真准备，以便重新举起起义的旗帜，这样苏维埃就表达了全俄国无产阶级衷心的愿望。
倘若某些同志还否认事实，倘若他们再也不指望无产阶级而现在竟想依靠农村资产阶级，——那末就要问，这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是社会革命党人呢，还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会怀疑城市无产阶级是农村的实际领导者（而不只是思想领导者）这一真理的。
有些人从前硬要我们相信专制制度在10月17日以后已被击溃了，但我们并没有相信这一点，因为专制制度被击溃就等于专制制度死亡，然而它不仅没有死亡，反而聚集新的力量准备新的进攻。我们说过专制制度仅仅是退却了。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不对，同志们1俄国无产阶级并没有被击溃，它仅仅是退却了，目前它正在准备迎接新的光荣的战斗。俄国无产阶级决不会放下染满鲜血的旗帜，决不会把起义的领导权让给任何人，它将是俄国革命的唯一胜任的领袖。
斯大林：《两次搏斗》（1906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85-186页。
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其余各阶级（包括劳动农民在内）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的阶级，只是由于他们转而采取无产阶级的观点。
列宁：《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8月8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132页。
无产阶级只有不局限在狭隘的行会范围内，只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都表现出是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领袖，只有这样才能成为革命阶级。假如无产阶级没有决心，不能够为了战胜资产阶级作出巨大的牺牲，那它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年7月4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170页。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权之后，总是力图把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巩固起来，使全社会都服从那保障它们的占有方式的条件。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现有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至今存在的占有方式，才能获得社会的生产力。无产者本身并没有什么必须加以保护的东西，他们必须打破至今保护过和保障过私有财产的一切。
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者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最下层，它如果不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由那些组成官方社会的阶层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腰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9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7页。
选举说明，无产阶级，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负有使命去领导即将到来的革命，逐步把俄国一切渴望祖国从奴役下解放出来的诚实的、民主的人们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只要看一下工人选民团的选举进程，只要看一下彼得堡工人在初选人的委托书中所明白表示的同情，只要看一下他们为争取选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就能相信这一点了。
斯大林：《彼得堡的选举》（1913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80页。
只有在斗争中除了自己的锁链而外别无可失的工人阶级和一股人民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尽管俄国的经验还很贫乏，却也证明了一切革命运动的历史所教给我们的这个古老的真理。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的任务》（1901年11月—12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8—19页。
现代工人运动韵代表们认为，他们是有东西要抗议的，可是没有什么要绝望。绝望是行将灭亡的阶级所特有的，而在一切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俄国在内）里，雇佣工人阶级必然是在成长、发展和壮大；绝望是那些不了解祸害的来源、看不见出路和没有能力进行斗争的人所特有的。现代产业无产阶级并不是这样的阶级。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1910年11月28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331页。
俄国的工人阶级证明，在争取自由（甚至是资产阶级的自由）的斗争中，它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的领导者。现在继续争取自由的伟大任务，也只有通过引导着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才能得到解决，而且一定会得到解决。
列宁：《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告》（1910年10月），《列宁全集》第16卷第289页。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1879年9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85—386页。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众按其要求和倾向来说已社会民主主义化了。无产阶级是俄国各个阶级中最革命的阶级。
列宁：《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1907年1月30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52—53页。
觉悟工人最重要的任务，是认识本阶级的运动，认识运动的实质、目的和任务，以及运动的条件和实际形式。因为工人运动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它的觉悟性和群众性：资本主义每发展一步，都使无产者即雇佣工人的数量增加起来，并且团结他们，组织他们，教育他们，从而造成一支必然奔向自己目标的阶级力量。
列宁：《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1914年6月26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384页。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是被彻底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阶级，是唯一同资产阶级直接对立、完全对立的因而也就是唯一能够革命到底的阶级。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它掌握着国家政权，支配着已经公有化的生产资料，领导着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和中间阶级，镇压着剥削者的空前强烈的反抗。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95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块主要的“基石”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它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进的阶级。试问革命旋风把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这块“基石”整个挖掉了吗？恰恰相反，旋风十分光辉地证实了它的正确。这个时期主要的、在开始时几乎是唯一的战士，正是无产阶级。纯粹是无产阶级斗争武器的群众性政治罢工，几乎是破天荒第一次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这甚至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空前未有的。当司徒卢威和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的时候，当立宪民主党的教授们号召大学生埋头念书的时候，无产阶级起来进行了直接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用自己无产阶级的斗争武器，为俄国争得了全部所谓“宪法”，后来这个“宪法”只是遭到破坏、删减而弄得面目全非了。1905年10月，无产阶级采用了半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谈到的那种斗争策略手段，这个决议特别注意群众性政治罢工同起义相结合的重要性，而整个“革命旋风”时期，即1905年最后一季的特点，也就是这种结合。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8月28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1—212页。
第三节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机和条件
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10月21日和27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3页。
看来这一点是不能责备尼古?一逊的，因为他在“俄国财富”第6期所发表的文章的第2页上就确切地说明了资本主义使劳动社会化的事实，正确地指出了这种社会化的两个特征：（1）为全社会工作，（2）把各个工作者统一起来以取得共同劳动的产品。既然如此，不知为什么又要根据工厂工人数量来判定资本主义的“使命”，实则执行这一“使命”的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劳动社会化的发展，是一般无产阶级的形成，工厂工人对无产阶级来说只是起着先进队伍即先锋队的作用。诚然，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既以这种工人的数量为转移，也以他们的集中、他们的发展程度等等为转移，然而这一切丝毫不能使人有理由把资本主义的“统一作用”归结为工厂工人的数量。如果这样推论，就是把马克思的思想缩小到不堪设想的地步了。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294页。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有一些理论教条，他们总是反复地搬弄这些教条。现在就拿其中的几个教条来看吧。
第一个教条：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机会主义者硬说：无产阶级本身如果在全国人口中不占多数，就不能而且不应当夺取政权。一点证据也没有，因为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不可能为这个荒谬的论点辩护。列宁回答第二国际的先生们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既然形成了这样的历史环境（战争、农业危机等等），使虽占人口少数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把极大多数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那末，为什么它不应当夺取政权呢？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应当利用顺利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来突破资本战线，加速总爆发呢？难道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说过，如果当时在德国可以用“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那末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会“很好”了吗？难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当时德国无产者，比如说，和一九一七年俄国无产者比较起来是相对地少些吗？难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没有表明，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所喜爱的这个教条对于无产阶级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打击和打破了这个陈腐的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二个教条：无产阶级如果还没有足够的、现成的、能够组织国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就不能保持政权，因此首先必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造就这种干部，然后才夺取政权。列宁回答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为什么不能把事情颠倒过来，先夺取政权，为无产阶级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然后一日千里地前进，来提高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来造就很多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和行政干部呢？难道俄国的实践没有表明，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的增长要比在资本政权下迅速百倍和牢靠百倍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也无情地打破了机会主义者的这个理论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基础》（1924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74—75页。
有些同志说，因为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少数，所以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这些同志机械地理解多数的力量。要知道，苏维埃所代表的也不过是它所组织起来的两千万人，但是它依靠自己的组织性领导全国人民。全国人民是会跟着那种能够冲断经济破坏的锁链的有组织的力量走的。
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7年7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7页。
你看看多有趣。正是德国的工业落后，特别促进我们事业的胜利。英国和法国向大工业的过渡大体已经完成。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农业区和工业区，大工业和家庭工业已经分离，并且按现代工业一般容许的程度固定下来了。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显得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再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就需要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例如，英国失去它目前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或者法国发生某种特别的革命事件。
相反，德国大工业的发展在1848年才开始，这是那一年最可观的遗产。工业变革仍然在继续，而且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继续着。以小块自由地产或租佃地产支撑的家庭工业，仍然在同机器和蒸汽竞争；濒于毁灭的小农抓住家庭工业作为最后救命的铁锚，但是，刚刚被卷入工业，它又被机器和蒸汽压下去。农业的辅助收入，自己种的马铃薯，成为资本家压低工资最有力的工具；资本家现在把全部正常的剩余价值赠送给外国买主，只靠这种办法才在世界市场上保持住竞争能力，他自己的全部利润则通过降低正常工资来榨取。同时，由于大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中心的整个生活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样，整个德国（也许只有容克的东北地区除外）都卷入社会革命，小农被拉人工业，最守旧的地区也被卷进这个运动，因而整个德国的革命化比英国或法国彻底得多。而这场最终导致剥夺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革命，又正是发生在这样的时候：一个德国人——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的整个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最终的历史命运，这就给德国无产阶级提供了它的先驱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过的纲领。一方面是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是人们更加心明眼亮，——这就是德国工人运动势不可挡地发展的奥秘。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4年11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30一231页。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有过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抗上面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某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那奴隶般生存的条件。农奴制度下的农奴曾经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正如封建专制制度束缚下的小资产者曾经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一样。相反，现代的工人却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每况愈下地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水平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上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全社会了。资产阶级再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再使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般的生活的水平了，因为它不能不让自己的奴隶们落到这样的地步，以至它必须养活奴隶，而不是由奴隶来养活它了。社会再不能在它的权力下面生活下去了，也就是说，它的生活再不能同社会相容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8页。
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I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4页。
一切革命，尤其是二十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革命基本规律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和照旧统治下去。只有当“下面”不愿照旧生活而“上面”也不能照旧统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牵动被剥削者又牵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大多数工人（至少是大多数有觉悟、有思想、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有进行革命的必要，并且抱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不仅可以把最落后的群众吸引到政治运动中来（一切真正革命的标志，就是从那些到现在还非常消沉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很短时间内就可以产生出十倍的甚至百倍的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代表人物来），而且可以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能够很快地把政府推翻。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5月12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66页。
如果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使变革完全成熟了，革命的阶级就总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变革，那是错误的。人类社会的安排对于先进分子并不会这样合适，不会这样“方便”。变革可能已经成熟，而完成变革的革命者可能还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继续腐烂下去，有时能达几十年之久。至于民主变革在俄国已经成熟，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现在革命阶级实现这种变革的力量够不够，这不知道。这要取决于斗争，如果许许多多直接的和间接的迹像没有使我们发生错觉的话，可以说这个斗争的紧要关头正在迅速地逼近了。精神上的优势是没有问题的，精神力量已占压倒优势，没有这种力量，当然根本谈不上什么变革。有这种力量是个必要的条件，但是这还不够。它会不会变成足以摧毁专制制度的极为顽强的（我们不能闭眼不看这一点）反抗的物质力量，斗争的结局将会告诉我们。
列宁：《<火星派>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1905年10月17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353—354页。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但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将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特征，那我们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即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一个爆破的缺口。光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对革命的到来通常是不够的，要革命到来还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动荡时期，整个危机形势和“上层”本身都迫使他们去进行独立的历史性的发动。
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按照一般规律——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总起来说就叫做革命形势。这种形势在1905年的俄国和西欧各个革命时代都有过，而这种形势在德国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在俄国1859—1861年、1879—1880年也曾有过，虽然那时并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这种主观变化就是：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打倒（或摧毁）旧政府的强大的群众革命行动，因为这种政府，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是不会倒的。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
资产阶级逼迫巴黎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并不是直接的已被意识到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去这样企图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也还没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通报”只得正式向无产阶级声明说，共和国对它的幻想不得不予以尊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唯有它的失败才使它认识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许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都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无聊甚至是资产阶级性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6—37页。
1851年的恢复帝国，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图尚未成熟。但是正是帝国本身必定要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图臻于成熟的条件。内部安宁为新的工业繁荣提供了充分保证，由于需要使军队有事可做，并且由于需要用对外政策问题转移革命意向，结果就产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维护“民族原则”，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模仿者俾斯麦，也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在1866年，他举行了他的政变，即对德意志联邦和奥地利，并对那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士议会，实行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革命。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按照历史的讽刺，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而普鲁士国王威廉则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总的结果则是，欧洲除波兰而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现实，诚然，其疆界是比较狭小的，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纷争的阻碍了。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而在他们旁边则已有1848年革命的继承者威严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国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在1870—1871年的战争以后，波拿巴从舞台上消失了，而俾斯麦的使命也已经完成，因此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梯也尔想窃取巴黎国民自卫军大炮的背信弃义的企图，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又可以看到，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是不可能的了。在胜利后，统治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又可以看到，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后已经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公社本身分成了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无论哪一派都不知道应该千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谓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1871年的轻易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89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9—600页。
第四节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有多种多样的形式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复杂的、困难的、长期的，它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有无数急剧的变化、转折和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变，……
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1919年10月11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42页。
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虽然都在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预备学校，以达到战胜资产阶级的目的，但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一发展过程的。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5月12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70页。
科学社会主义的策略基础是关于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学说，因为这是无产阶级手中最好的武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用来夺取政权然后剥夺资产阶级以建立社会主义的武器。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21页。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
巴黎公社表明，工人阶级只有经过专政，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巴黎公社表明的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说，工人阶级要走向社会主义；不能通过旧的议会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只有通过彻底粉碎议会制和官僚制度的新型国家。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月22日和24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394页。
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像统治阶级及其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以往在它们相继获得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消灭掉。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像蟒蛇一样地用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驯顺的警察、僧侣、卑贱的法官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它最初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武器。以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提供自由发展的充分地盘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把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一切封建制度堡垒都扫除净尽，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准备社会基地。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有它的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分枝庞杂、遍布各地的机关。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草稿》（1871年4月—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42页。
最后，尔?姆?没有指出现代社会主义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只是说在他们（工人）进行社会管理或在民主化的社会政权管理的条件下改变生产，而社会政权民主化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工人）积极参加主管一切工厂事务的机关，参加仲裁法庭，参加一切制定有关工人的法律的大小会议和委员会，参加社会自治，以及参加国家的一般代议机关”。由此可见，《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只是把用和平的方法得到的东西算作工人社会主义，而排除了革命的方法。这种缩小社会主义和把它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做法，又是背弃俄国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和绝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而倒退了一大步。当然，工人阶级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只有受过阶级斗争锻炼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才能这样夺取政权），但是无论从理论上或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无产阶级放弃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轻举妄动，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有产阶级的可耻让步。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决定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不但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极其可能的。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别无出路。“工人社会主义”的纲领只是一般地谈夺取政权，而不确定夺取政权的方法，正是因为选择哪一种方法，这取决于将来的情况，而将来的情况如何我们现在不能肯定。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把和平的“民主化”作为无产阶级唯一的活动方式，那末我们再说一遍，就是任意缩小工人社会主义的含义，并且把工人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庸俗化。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倒退倾向》（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42——243页。
改良——这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把取得副产品变成“自己的”任务，那就是陷入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列宁：《不应当怎样写决议》（1907年4月1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224页。
我们不应该认为改革运动就是法国今天所进行的全部运动。远不是这样！所有这些宴会，不论是自由派的还是民主派的，都是资产阶级占优势，奥尔良的宴会是唯一的一次有工人参加的宴会。在进行这些宴会运动的同时，工人运动也在不声不响地、秘密地、一步一步地进展着，要不仔细观察，就几乎看不见它。但是现在它正在空前地活跃着。这个情况政府是很了解的。所有那些资产阶级的宴会政府都准许举行，但是当9月间巴黎印刷工人请求准许举行一向是每年一次并且毫无政治性的例行宴会时，却遭到了拒绝。政府非常怕工人，连丝毫的自由也不敢让他们享有。它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人民完全放弃了任何闹事和起义的打算。政府盼望人民闹事，而且正在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挑动闹事。警察们投掷出装有煽动暴乱的传单的小炸弹，炸弹爆炸以后传单就满街乱飞。圣奥诺莱街工厂事件就被用来当作口实向人民进行最野蛮的进攻，以便激怒他们起来闹事和动武。连续两个星期每天晚上都有几万人聚集在街头；他们受到最卑劣的待遇，他们已经完全准备好以武力回答武力，但是他们忍耐住了，没有让政府从他们那里找到颁布钳制言论自由的新法律的借口。想想看吧，他们对当时的首要任务该有怎样的领悟，该有怎样一致的认识啊！巴黎的人民要拿出多么大的耐性才能忍受这样卑劣的待遇而不进行毫无希望的起义！巴黎工人所表现的这种坚忍的精神就证明他们已经有了多么大的进步！要知道，巴黎工人在跑上街头的时候，很少不把阻挡他们前进的一切打得粉碎，他们把起义看成家常便饭而且干起革命来就像上酒馆喝酒一样地高兴。可是，如果你们由此得出结论说人民的革命热情已开始减退，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这里的工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深深地感到必须进行革命，而且是远比第一次更为彻底、更为激烈的革命。然而他们从1830年的经验中懂得，单靠武装斗争是不够的，在击溃敌人以后还必须采取措施来巩固自己的胜利，这些措施不仅要摧毁资本的政治力量而且还要摧毁它的社会力量，不仅要保证工人的政治力量而且还要保证他们的社会福利。因此，他们非常沉着地等待时机，但同时又认真地从事于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的解决会使他们知道只有采取哪些措施才能为一切人的幸福生活打下巩固的基础。
恩格斯：《法国的改革运动》（1847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00一402页。
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是人们之间进行过的一切战争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战争。即使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即使资产阶级的习气普遍地改好了，也都无济干事。要知道，整个资产阶级的观点的改变至多也只能达到不彻底的justenilieu[中庸]的程度；那些较坚决地归附干工人的资产者会形成新的吉伦特派，这一派别将在暴力行动扩展的过程中灭亡。一个阶级的偏见是不可能像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保守、狭隘而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尤其不会这样做。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做出所有这些结论，因为这些结论所依据的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另一方面是人类的本性。在英国做一个预言家比在任何地方都容易，因为构成社会的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获得了这样明确的发展。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要从既成的形势中找到和平的出路已经太晚了；但是革命可以进行得比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温和些。这与其说将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倒不如说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将愈少。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但是否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以消除这种敌对为目的的。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奴役者的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的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条件下能够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英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正是从不归咎于个别人的原则出发的。因此，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愈多，他们现在的愤怒就愈快地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愤怒今后仍然表现在以前的那种暴力行动中，那它无论怎样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发动中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也就愈少。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5—586页。
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
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预先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强力的压制，共产主义者的敌人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因此，如果所有这些最终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会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言语来捍卫它一样。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6页。
俄国无产阶级记取巴黎公社的教训，他们知道无产阶级不应当轻视和平的斗争工具，因为这些工具是为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服务的，它们在革命准备时期是必要的，但是无产阶级一刻也不应当忘记，阶级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要采取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形式；有时候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在公开的战斗中坚决无情地歼灭敌人。
列宁：《公社的教训》（1908年8月23日），《列宁全集》第13卷第455-456页。
我不是拥护任何的秩序。我只拥护与工人阶级利益一致的秩序。如果旧制度的某些法律可以被利用来为争取新秩序而斗争，那就应当也利用旧法制。你说既然现存制度不保证人民所必需的秩序，就应该加以抨击，对你的这个意见，我是没有丝毫异议的。
最后，如果你认为共产党人醉心于暴力，那你就不对了。如果统治阶级同意让位给工人阶级，那末他们是会乐意放弃暴力方法的。但是历史经验是否定这个假设的。
斯大林：《和美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1934年7月），《斯大林文选》上，第14一15页。
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在今天，有人要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要依靠农民和小资产者，也就是要依靠那些注定要灭亡的阶级，而这些阶级只要想人为地保全自己，那他们对无产阶级说来就是反动的。其次，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虽然这种共和国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而面临严重的危险，但是，像在法国和美国所表明的，它作为直接的资产阶级统治，总还是可能的。可见，自由主义的“原则”作为“一定的、历史地形成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不彻底的东西。自由主义的君主立宪政体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适当形式：（1）在初期，当资产阶级还没有和君主专制政体彻底决裂的时候，（2）在后期，当无产阶级已经使民主共和国面临严重的危险的时候。不过无论如何，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就此结束我的赘谈。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4年8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31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经过十二年的斗争，党获得了胜利。反社会党人法已经破产，俾斯麦已被推翻。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曾经动用了它的一切有力手段来反对我们；党对这一点一直报以鄙视的态度，直到德意志帝国最后不得不在我们的旗帜面前降下自己的旗帜。现在帝国政府又企图在普通法的范围内来反对我们，因此我们也试图利用我们通过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而重新争得的合法手段。至于是否要把关于“合法”手段那一条重新列入纲领，这并不那么重要。应当设法暂时用合法的斗争手段对付下去。不仅我们这样做，凡是工人拥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用这种办法能获得最大的成果。但是这必须以敌人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末这就不得不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走上它还剩下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不合法的道路。即使是在英国人这个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机关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否则，按照英国的法律观念，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将怎样呢？党将修筑街垒，诉诸武力吗？党一定不会使自己的敌人得到这种满足。党对历届帝国国会普选所赋予它的力量的认识，使它不会这样做。有百分之二十的选票投给了党，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然而这同时也表明，还有百分之八十的选票投给了联合在一起的敌人。如果我们的党在这时候看到，投给它的选票在最近三年内增加了一倍，并且在下届选举时还能期望选票有更大的增长，那末，除非它失掉理智，否则不会在今天百分之二十对百分之八十，而且面对军队的情况下进行暴动，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二十五年来占领的一切重要阵地。
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1890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90一92页。
第五节 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和策略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已经说过，在即将来临的运动中，民主派（指资产阶级民主派。编者）将会取得统治，他们将不得不提出一些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工人应该提出一些什么与其相反的措施呢？当然，在运动的初期，工人还不可能提出纯粹共产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可以采取如下两个措施：
一、迫使民主派尽可能多触动现存的各方面的社会制度，破坏现存社会制度的正常发展，使他们自己丧失威信，并尽量把生产力、交通工具、工厂、铁路等等由国家集中掌握。
二、工人应当极力引伸那些当然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主义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他们应当把这些要求变成对私有制度的直接攻击。例如，假若小资产者主张赎买铁路和工厂，工人就应该要求把这些铁路和工厂作为反动派财产干脆由国家加以没收，不予任何补偿。假若民主派主张施行比例税，工人就应该要求施行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自己主张施行温和的累进税，工人就应该坚持施行累进率极大而使大资本必遭覆灭的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要求调整国债，工人就应该要求宣布国家破产。这就是说，工人的要求到处都必须针对着民主派的让步和措施来决定。　
如果说德国工人不经过全部较长的革命发展的道路，就不能占居统治地位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那末这一次他们至少有一个把握，那就是这一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将在他们自己的阶级在法国直接胜利的时候来演出，因而第一幕的发展一定会大大加速。。
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8—299页。
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那末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就得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权，以便随后能尽快地把它推翻。因此，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政府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但同时也应当提防不要跟着资产阶级自欺欺人，不要去听他们那一套娓娓动听的说什么资产阶级的胜利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结果的花言巧语。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以下这些：（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2）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斗争了。从这一天起，共产党在这里所采取的政策，也将和在资产阶级已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74页。
可是德国工人非常清楚：君主专制在为了讨好资产阶级而同无产阶级敬以霰弹和皮鞭的时候是毫不犹豫的（而且也不能犹豫）。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宁肯受专制政府及其半封建侍从的粗暴压迫而不愿受资产阶级的直接统治呢？工人非常常清楚：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必将比君主专制对他们作出更大的让步，而且为了自己的工商业它还会违背自己的意旨为工人阶级创造团结的条件，工人阶级的团结就是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工人知道，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不能通过保存封建的财产关系来实现。他们知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和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只能使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加速进展。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胜利之日才能开始。尽管如此，他们对海因岑先生的资产阶级幻想也是不会同意的。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
工人在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在不久以前反谷物法同盟的运动中，英国宪章派就做出了光辉的范例。他们一刻也没有相信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的虚伪保证和捏造，一刻也没有停止同他们作斗争，他们充分自觉地帮助自己的敌人战胜了托利党人，但是当谷物法废除后的第二天在选举斗争的战场上两相对抗的已不是托利党人和自由贸易派，而是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了。宪章派就是因为同这些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作斗争才在议会中给自己争得了席位。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46—347页。
工人阶级这个反专制制度的战士对其他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社会阶级和集团所采取的态度，早已由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所叙述的社会民主主义基本原则十分确切地规定出来了。社会民主主义者支持社会中的进步阶级去反对反动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那些特权等级土地占有制的代表人物，反对官僚，支持大资产阶级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妄想。但是这种支持并不预定也不要求去与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和原则作任何妥协，这是支持同盟者去反对一定的敌人，而社会民主主义者给予这种支持，是为了更快地推翻共同的敌人，但他们自己并不期待从这些暂时的同盟者方面获得丝毫东西，同时也决不把丝毫东西让给这些同盟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被迫害的宗教，被贱视的等级等等去争取平等权利。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1897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287页。
社会民主党人把当前革命称做资产阶级革命，绝对不是想轻视它的任务和贬低它的意义。恰恰相反。当无产阶级的更老的历史敌人还没有被推翻以前，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是不能充分广泛地展开和最后获得胜利的。
因此，无产阶级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争取最完全的自由和最彻底地消灭地主（农奴主）土地占有制。只有在这种对旧的、半农奴制的社会实行彻底的民主性破坏的活动中，无产阶级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完全巩固起来，才能从“全体无权人民”的一般的民主主义任务中完全划出自己的特殊的任务，即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保证使自己有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最自由、最广泛和最紧张的斗争的最好的条件。在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没有完结、没有进行到底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不得不把自己的绝大部分力量用在实现一般民主主义任务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任务上面，而不是用在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即社会主义的任务上面。
但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能不能独立地和作为领导力量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呢？资产阶级革命是否意味着只有资产阶级才能来完成它呢？
孟什维克常常被这种观点弄得糊涂起来。但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资产阶级的（按社会经济内容来讲）解放运动，按动力来讲并不是资产阶级的。这一运动的动力可能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什么可能这样呢？因为无产阶级和农民比资产阶级更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更需要自由，更需要消灭地主的压迫。相反，彻底的胜利对资产阶级则具有危险性：无产阶级会运用完全的自由来反对资产阶级，而且自由愈完全，地主政权消灭得愈彻底，运用起来也就愈方便。
列宁：《土地问题和革命力量》（1907年4月1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319—320页。
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平分土地或土地与自由的口号，即在备受压抑、闭塞无知、但渴望光明和幸福的农民群众中流行最广的口号，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应当忘记，现在除了完全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度，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便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其他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到来的手段。作为先进的和唯一革命的阶级、毫无保留、毫不犹豫、毫不返顾的革命阶级的代表，我们应当尽可能广泛、尽可能大胆、尽可能以首创精神向全体人民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轻视这些任务，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拙劣可笑的模拟，是庸俗地歪曲马克思主义，而在实践上和政治上是让一定会躲开彻底实现革命这个任务的资产阶级去支配革命事业。革命完全胜利的道路上的困难是很大的。如果无产阶级的代表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如果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因反动势力的抵抗、资产阶级的背叛和群众的愚昧无知而失败，那末谁也不能责备他们。可是，如果社会民主党因害怕胜利，因顾虑资产阶级退出而削弱民主革命的革命力量，打击革命热情，那末所有的人，首先是觉悟的无产阶级，都是要斥责它的。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97—98页。
“我们应当更广泛地传播一种思想，即只有建立了共和国，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决战，我们应当在俄国所有的革命者中间，在尽量广泛的俄国工人群众中间树立和巩固争取建立共和国的风气，我们应当用‘共和国’这个口号来表示，我们在争取国家制度民主化方面将勇往直前，斗争到底……”
列宁：《答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意见》（1902年5月14日），《列宁文稿》第1卷第85—86页。
觉悟的无产阶级知道，除了通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变革，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另外的道路通向社会主义。
这就是说，这个变革进行得越不充分和越不彻底，那末越长久和越沉重地压在无产阶级肩上的就不是社会主义任务，不是无产阶级的纯粹阶级的任务，而是一般的民主主义任务。如果农民的胜利越彻底，那末无产阶级将越迅速地按一个阶级的需要进行彻底的独立活动，将越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纯粹社会主义的任务和目的。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07年5月25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451页。
不过，十小时工作制法案对工人来说仍然还是必要的，是工人生理上所必需的。没有十小时工作制法案，英国整个年轻一代的工人的身体就会垮了。但是，现在工人所要求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和萨德勒、奥斯特勒和艾释黎所宣传的以及1847年反动的同盟所通过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两者有很大区别。由于法案不能长久存在，由于法案轻而易举地就被取消（只是一纸法庭判决书就取消了，甚至不需要议会的废除法令），根据过去自己的反革命同盟者后来的一些言论，工人们了解到，和反动派联合是不值得的。他们了解到，采取某些无足轻重的措施来反对工业资产阶级，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们了解到，工业资产阶级现在仍然是唯一能够在目前领导运动的阶级，要阻碍他们完成这个进步的使命是徒劳无益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工人尽管一刻也不能平息对工业家的公然痛恨，但是，现在他们却非常情愿支持工业家宣传彻底实行贸易自由、财政改革和扩大选举权的活动，而不愿再让慈善的骗局把自己诱到联合起来的反动派的旗帜之下。他们感觉到，只有工业家将来起完作用的时候，他们的时机才会到来，因此正确的本能告诉他们，要加速必然使工业家获得政权从而为他们复灭准备好条件的发展过程。但是，工人并没有因此而忘记，他们协助工业家建立统治也就是协助他们切齿痛恨的直接敌人建立政权，他们只有推翻工业家为自己夺得了政权，才能得到自身的解放。十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废除再一次生动地向他们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要恢复这个法案的效力，只有在普选权的统治下才有意义，而普选权在工业无产者占三分之二的英国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单独的政治统治和一切与此密切相联的社会制度的各种革命变革。正因为如此，工人现在所力争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和财务法庭才宣布无效的那个法案是完全不同的。这已经不是个别的麻痹工业发展的意图，这是彻底改造现存社会制度和逐渐消灭以往存在的阶级矛盾的一系列措施中的一环，这已经不是反革命的措施，而是革命的措施。
恩格斯：《英国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1850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4—286页。
工人阶级的政党认识到，除了自由的民主的制度以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它指出：政府用自己的土地政策又使俄国陷于绝境；摆脱绝境的出路，就是把地主的全部土地无偿地转交给农民，就是进行新的革命来夺取完全的政治自由。
列宁：《论现政府的土地政策（一般的）问题》（1913年8月20日以前），《列宁全集》第19卷第187页。
俄国的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起来的程度（和客观条件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主观条件），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能忽视这个正在发生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只有最幼稚的乐观主义者，才能忘掉工人群众还很少知道社会主义的目的及其实现的方法。而我们大家都确信，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在群众还缺少觉悟性和组织性，还没有在他们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的时候，那是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对于妄以为我们拖延社会主义革命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意见，我们回答说：我们并不是拖延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民主而由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如果某些工人在相当的时候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实现最高纲领，我们会回答他们说，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人民群众还不了解社会主义，阶级矛盾还没有发展起来，无产者还没有组织起来。你能在全俄国各地组织几十万工人吗？你能争取几百万群众同情我们的纲领吗？你试着去做做看，而不要光说些听起来很响亮但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你马上就会知道，要实现这样的组织任务，要进行这样的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实现各种民主改革。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8—7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14页。
新火星派根本误解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内容和意义。在他们的议论中经常透露出一种见解，以为资产阶级革命只能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果。这种见解是最错误不过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表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它不仅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反而会扩大并加深这种基础。因此，这个革命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既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就有充分的理由说，资产阶级革命与其说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可是，如果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完全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十分荒谬的想法。这种荒谬想法归根到底不是陈旧的民粹主义理论，便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前者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有矛盾，因此我们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后者认为无产阶级绝对不应当过问资产阶级政治，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应当插手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必不可免地有资本主义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同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可以不经过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决不移地排斥这类梦呓之谈的。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8—7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33页。
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要最坚决地扫除旧制度的残余，即农奴制残余（属于这种残余的不仅有专制制度，而且有君主制度），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
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只有那些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人，才会觉得这个结论很新奇或者很怪诞。而从这个结论还应当得出下面的原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正是在下面这样一种意义上这个原理是无可怀疑的：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例如君主制度、常备军等等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坚决地扫除旧制度的一切残余，而留下其中的某一些，就是说，要这个革命不十分彻底，不进行到底，不坚决无情。这个意思，社会民主党人时常用稍微不同的说法来表示，这就是资产阶级自己背叛自己，资产阶级出卖自由事业，资产阶级不能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对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方面必需的种种改革进行得比较缓慢、渐进、谨慎和不坚决，用改良的办法而不用革命的办法，要这些改革对“尊贵的”农奴制设施（如君主制度）尽可能谨慎些；要这些改革尽可能不发扬小百姓即农民和特别是工人的革命的自动性、主动性和毅力，因为不这样的话，工人就会更容易如法国人所说的，“把枪支从右肩移到左肩”，就是说，更容易用资产阶级革命供给他们的武器，用这个革命给予他们的自由，用清除了农奴制的基地上所产生的民主设施，掉转头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
反之，对工人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方面必需的种种改革恰恰不是经过改良的道路，而是经过革命的道路来实现，因为改良的道路是一种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中的腐烂部分的消亡过程缓慢得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因这些部分的腐烂而最感到痛苦的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道路是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是直接割去腐烂部分的道路，是对君主制度以及和君主制度相适应的令人作呕的和卑鄙龌龊的、腐败不堪的和臭气熏天的种种设施让步最少和顾忌最少的道路。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8—7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34—35页。
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必然使它在民主革命中表现不彻底。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却必然要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老是向后看，害怕势必使无产阶级加强起来的民主进步。无产阶级所失去的只是一付锁链，而它借助于民主制度取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所以，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改革愈彻底，这个革命就愈少局限在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范围。资产阶级革命愈彻底，就愈能保证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利益。
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为彻底完成革命而奋斗。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求、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在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拥护上院、“请求”施行普选制、同时在暗地里偷偷摸摸地就残缺不全的宪法和沙皇政府实行妥协的保皇派地方自治人士，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拿着武器反对地主官僚、带着“幼稚的共和主义情绪”提议“驱逐沙皇”的农民，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德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有英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奥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有美国或瑞士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的时代竞看不见民主主义的各种程度上的差别，看不见民主主义各种形式的性质上的区别，却专门“卖弄聪明”，说什么这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是了不起。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月—7月），《列宁全集》第9卷35—36页。
我们不仅认为俄国工人阶级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是争民主、争政治自由的先进战士，而且还必须认为尽量使我们的机关刊物成为一切民主主义者的机关刊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同意忘掉（哪怕是一分钟）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我们容许掩盖（哪怕是一点点）阶级斗争。不是的。这是说，我们将提出和讨论一切关于民主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无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将提出和讨论一切政治压迫事件，指出工人运动同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的联系，发动一切正直的人起来反对专制制度，不管他们持有什么观点，属于什么阶级，发动他们起来支持工人阶级这个唯一革命的，与专制制度势不两立的力量。因此，我们首先向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觉悟的工人发出号召，但是并不以他们为限。我们还向一切备受俄国现行政治制度压迫的人们，向一切有志于使俄国人民摆脱政治奴隶地位的人们发出号召，号召他们支持致力于把工人运动组织成革命政党的刊物，让他们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揭露俄国专制制度的一切罪恶。我们发出了这个号召，相信俄国社会民主党高举着的政治斗争的旗帜能够而且应当成为全民的旗帜。
列宁：《（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1900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91页。
鉴于：
（1）在俄国正经历着慢性经济危机的基础上，由于政府反动势力极度增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正在大大加剧，农民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也在深入和扩大；
（2）革命在去年一年表现为各阶级的意识的迅速提高，两极政党的加强，立宪幻想的破灭，“中间派”即力图用黑帮地主和专制制度能够按受的让步来中止革命的自由派政党的削弱；
（3）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利益，要求创造可能进行最广泛的反对有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条件；
（4）创造这些条件的唯一方法，就是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完全的人民政权和实现无产阶级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社会经济要求（八小时工作制以及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中的其他要求）！
（5）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即作为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无产阶级要能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的无情斗争。
代表大会认为：
（一）无产阶级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把俄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二）任何贬低这个任务的做法，都必然会使工人阶级从领导民主农民群众的人民革命领袖变为跟着自由资产阶级跑的革命的消极参加者；
（三）在全力支持实现这一任务的同时，社会民主党一刻也不应该忘记无产阶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的目的。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前时期的任务》（1907年6月3日一7日），《列宁文稿》第2卷第10—11页。
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组成部分应该是：（1）指出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性质，（2）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后果是贫困的增长和工人愤慨情绪的增长；（3）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我们运动的基础；（4）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指出工人运动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必须努力夺取政权，指出运动的国际性，（5）指出阶级斗争必要的政治性；（6）指出保护剥削者、造成人民无权地位和受压迫地位的俄国专制制度是工人运动的主要障碍，因此，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也必须争取政治自由，这是党的迫切的政治任务；（7）指出党将支持反对专制制度的一切政党和居民阶层，将对我国政府蛊惑人心的诡计进行斗争；（8）列举各项基本的民主要求；（9）然后提出保护工人阶级的要求；（10）保护农民的要求，并且说明这些要求的一般性质。
我们完全认识到，不和同志们多次商讨，要确定令人十分满意的纲领条文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认为必须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不能再拖了（根据上述原因），我们希望全党所有理论工作者（以“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为首），所有在国内做实际工作的社会主义者（不仅仅限于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很想听听其他派别的社会主义者的意见，我们决不会不刊登他们的评论），以及全体觉悟的工人，都来帮助我们。
列宁：《我们党的纲领草案》（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21—222页。
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的一个国家中、在小农的大海中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必须支持资产阶级，必须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小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或者在向人民解释必须立即实行若干实际上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时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实际上甚至是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1917年5月8日），《列宁全集》第24卷第278—279页。
俄国的民主革命就它的社会经济的实质而言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仅仅重复这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不够的。要善于了解它，要善于把它应用于政治口号。总的说来，现代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全部政治自由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自由这一要求首先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最先提出了这个要求。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人到处都以主人的资格来利用所得到的自由，把它局限于温和的、规规矩矩的资产阶级的范围，在和平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最微妙的手段配合起来，在风暴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野蛮残暴的手段配合起来。
但是，只有主张骚动的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和“经济派”，才能因此否定或轻视争取自由的斗争。强迫无产阶级接受这种知识分子庸俗学说的企图，总是只能得到暂时的效果而且同时要遭到无产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总是本能地觉察到，政治自由虽然会直接把资产阶级加强起来和组织起来，然而它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是无产阶级最需要的东西。无产阶级认为，能拯救自己的道路并不是离开阶级斗争，而是发展阶级斗争，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加强阶级斗争的自觉性、组织性和坚决性。谁轻视政治斗争的任务，谁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由人民代表变为工联秘书。谁轻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谁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由人民革命的领袖变为自由工会的头目。
是的，是人民革命。社会民主党一直在反对，而且现在也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滥用人民一语。他们要求人们不要利用这个字眼来掩盖自己对人民内部的阶级对抗的无知。他们坚决主张无产阶级的党必需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但是他们把，“人民”分为各个“阶级”，并不是要先进的阶级闭关自守，把自己的眼界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因顾虑世界的经济主人退出而阉割自己的活动，而是要先进的阶级不沾染上中间阶级的不彻底、不稳定和不坚决的毛病，从而能以更大的毅力和更大的热情领导全体人民去为全体人民的事业奋斗。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月—7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96—97页。
只要专制制度还存在（现在我们应当使我们的纲领适应专制制度还存在这一情况，因为专制制度的垮台必然会引起政治条件的巨大变化，使工人政党根本改变对自己当前政治任务的提法），我们就应该预料到政府会千变万化地加紧采用这些蛊惑手段，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地同它进行斗争，揭穿警察讨好人民的虚伪性，说明政府的改良与工人斗争的联系，教导无产阶级利用每次改良来巩固自己的战斗阵地，使工人运动更加扩大，更加深入。在纲领中必须指出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人士，这是因为同俄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紧密结合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举起上般民主主义的旗帜，把一切能够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的或者只能给以某种支持的阶层和个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列宁：《我们党的纲领草案》（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07—208页。
（1）俄国民主革命正在走向新的高潮，大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站到反革命方面去，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一批批新的阶层则跟随着无产阶级站到革命方面来；
（2）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利益，要求为最顺利地进行反对有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条件；
（3）创造和保证这些条件的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也就是，实现民主共和国，实现完全的人民专政和无产阶级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社会经济利益（八小时工作制以及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中的其他要求）；
（4）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即作为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无产阶级要能把农民群众领导起来，要使农民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的斗争具有政治觉悟性；
（5）民主革命领导者的作用，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无产阶级能够提高它的社会经济地位，全面发展它的阶级自觉，不仅在经济领域中，而且在广泛的政治领域中展开它的阶级活动；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1907年2月28日—8月8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128一129页
俄国革命证实了恩格斯从西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史中得出的结论：即使只想达到资产阶级所要达到的目的，革命也必须比资产阶级提出更高的要求。俄国无产阶级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引导我国革命前进，它不顾资本家和自由派的阻挡，推动了事件的进程。
列宁：《斗争是为了什么？》（191O年4月5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164页。
我们承认，新的更高的直接革命的斗争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至少是很有可能的。那末无产阶级的主要政治任务，无产阶级一切工作的纲，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阶级活动的灵魂就应当是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那末回避这一任务的任何遁辞，都不过是要贬低阶级斗争的概念，把阶级斗争解释成布伦坦诺主义的空谈；都不过是要把无产阶级变成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那末党的最迫切的中心政治任务就是准备力量和组织无产阶级，以便走向武装起义，走向运动已经达到的最高的斗争形式。
列宁：《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06年8月20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122页。
像在世界各国一样，在我国也有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民主派。像在世界各国一样，我国社会民主党也必须毫不留情地揭穿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必然幻想和它对自己本质的无知。像在世界各国一样，我国觉悟的无产阶级也必须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农奴制残余和专制制度的反对派立场和斗争，但是一刻也不容忘记自己的阶级独特性和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目的。
列宁：《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1905年1月24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69页。
保持无产阶级完整的阶级独立性
关于保持无产阶级完整的阶级独立性这一点，不管重复多少遍，布尔什维克是不会反对的。但是，不完全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袖作用，就等于为机会主义敞开大门。无产阶级可能成为地主的残缺不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的动力”。如果无产阶级不善于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它就可能成为其他阶级取得胜利的主要的动力。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如果不背叛自己，它就没有权利局限在这一点上。它应当帮助无产阶级把消极的主要动力的作用提高到积极的领袖的作用，把为残缺不全的自由而奋斗的战士的从属地位提高到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完全的自由而斗争的战士的最独立的地位。这一点可以说就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上的根本分歧。前者的策略容许无产阶级起主要动力的作用，后者的策略要求实现无产阶级的领袖的作用，而绝不只是“动力”的作用。
列宁：《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1907年），《列宁全集》第12卷第488页。
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只可能是不彻底的革命（严格地说这不是革命，而是改良）。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领导下，它才可能是真正的革命。
列宁：《溅国革命的长处和弱点》（1907年4月5、7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343页。
社会民主党以社会主义胜利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深信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取得政治自由，同时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不通过公开的群众攻击而通过和平道路是不能实现这种自由的，因此社会民主党现在仍旧必须首先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当然，一刻也不放弃宣传社会主义，不放弃维护无产阶级的狭义的阶级利益。社会民主党是现代社会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俄国革命的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能力担任群众斗争的领袖）的代表，它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无产阶级在这个即将到来的革命斗争的新阶段中，在这个以自觉性远远超过自发性为特点的革命阶段中，仍然起领袖的作用。为了这个目的，社会民主党必须全力以赴地争取对民主群众的领导权，争取发挥这些群众的革命力量。
这种努力会使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阶级的政治组织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政治组织出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憎恶和害怕民主主义革命，这不仅是由于害怕革命本身，而主要的是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使革命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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