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酗酒所造成的一般后果外，如果还注意到，在这些地方，和资产阶级政权下堕落最深的牺牲者，和小偷、骗子、妓女混在一起的，有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妇女，甚至还有小孩，有时还有抱着小孩的母亲，如果还记起有些母亲给怀抱中的婴儿喝酒，那就未必会有人否认这种场所对它们的顾客所起的伤风败俗的影响了。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工资发了，散工也比平时略早一些，所有的工人都从自己的贫民窟中涌到大街上去。这时，人们就可以看到酗酒的全部粗野情形。我在这样的夜晚从曼彻斯特走出去的时候，很少不遇到一大批东倒西歪的或躺在水沟里的醉汉。在星期天晚上，这一幕通常还要重演一番，只是吵闹得少一些罢了。而当钱花光了的时候，这些酒徒就跑到最近的一家当铺里去，——这种当铺每个大城市中都有许多，在曼彻斯特有六十家以上，光是索尔福的一条街（礼拜堂街）就有十到十二家，——当掉他们仅有的一切。家具、节日的衣服（如果有的话）、饮食用具在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大批地从当铺里赎出来，然后在下星期三以前几乎又都回到当铺里去，直到出了件什么事情，结果这些东西无法赎回，一件件都落到高利贷者的手里，或者是高利贷者再也不愿意为这些破旧不堪、毫无用处的东西付出一个小钱，那才算完。谁要是亲眼看到过酗酒在英国工人中间流行的情形，谁就会欣然相信艾释黎勋爵的话，他说，工人每年花在喝酒上面的钱将近二五〇〇万英镑。因此，酗酒如何使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恶化，如何破坏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健康，如何引起家庭纠纷，那是容易想象的。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13—414页。
除酗酒外，许多英国工人的另一个大毛病就是纵欲。这个阶级既然处于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又没有正当地享受他们的自由所必需的手段，那末，这种毛病的产生，就是无可避免的，就是铁的规律。资产阶级只留给他们这两种享乐，同时却把大量的沉重的劳动和苦痛加到他们身上。结果是，工人为了还想从生活中得到点什么，就把全部热情集中在这两种享乐上，过度地极端放纵地沉溺在里面。如果人们被置于只适合于牲口的状况里，那末他们除了起来反抗或者真的沦为牲口，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更何况资产阶级自己，甚至他们中的一些正派人物都直接助长了卖淫呢？每天晚上充塞于伦敦街头的四万个妓女中有多少是靠道德高尚的资产阶级为生呵！为了不得不向每一个过路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以免饿死，她们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谢她们的第一个引诱者——资产者呵！最没有权利责备工人淫荡的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14—415页。
第六节 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工人的影响
工人与旧社会之间没有隔着万里长城
因为我国无产阶级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十分复杂的最实际最现实的生活中，所以在小生产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就“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来从各方面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内部经常引起小资产阶级的无气节、散漫性、个人主义、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复发的现象”，（《列宁全集》第31卷第27页）从而把某种犹豫心理、某种动摇情绪散播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1928年10月），《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9页。
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还保存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他还站在旧世界的污泥里面。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那就是愚蠢透顶的空想，就是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不，我们不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建设的，我们要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月22日和24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3页。
是的，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像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死尸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闻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代表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1918年6月4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
工人成了贫民的领袖，并不就成了圣人，他领导人民前进，可是他也染上了小资产阶级的腐化病。工人队伍中最有组织、最有觉悟、最守纪律和最坚决的工人愈益减少，则这支队伍也就愈容易腐化，而代表旧时的小私有者自发势力，也就愈容易战胜代表将来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觉悟性。
工人阶级开始共产主义革命以后，并不能一下子就丢掉自己身上的弱点和毛病。这些东西都是从地主资本家社会，从剥削者和土豪社会，从少数人龌龊地营私致富，而使多数人遭受贫困的社会继承下来的。可是工人阶级是能够战胜——并且归根到底必然会战胜——旧世界，能够战胜它的弊病和弱点，只要工人阶级不断地派出一批一批人数更多，经验更丰富，在困难斗争中受到更多锻炼的工人队伍就行了。
列宁：《论饥荒》（1918年5月22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372页。
试问，为什么工人代表苏维埃不能是这个中心的萌芽呢？是不是因为参加苏维埃的不只是社会民主党人呢？这并不是缺点，而是优点。我们经常说，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必须结成战斗的联合。我们说过这一点，而工人们则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很出色。我在《新生活报》上看到加入社会革命党的工人同志的一封信，信中抗议把苏维埃包括在某一个政党内，我不能不认为这些工人同志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正确的。自然，我们和他们在观点上是不一致的，自然，根本谈不到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合并，这一点是无须多谈的。我们深信，既同意社会革命党的观点而又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从事斗争的工人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一方面从事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事业，另一方面又保持非无产阶级的观点。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同这种不彻底性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不能因此而使迫切的、生动的、大家承认的、团结了所有正直的人的革命事业蒙受损失。我们仍然认为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不是社会主义观点，而是革命民主主义观点。但是，为了战斗的目的，我们必须在保持政党完全独立的条件下一同前进，而苏维埃正是而且也应当是这样的战斗组织。当我们进行民主革命的时候，排斥忠诚、正直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是荒谬的和愚蠢的。我们不难纠正他们的不彻底性，因为历史本身和实际生活的每一个步骤都会证实我们的观点的正确。如果我们的书本没有使他们懂得社会民主主义，那末我们的革命会使他们懂得社会民主主义的。当然，那些仍然信奉上帝的基督教徒工人以及那些成为神秘论的拥护者（呸！呸！）的知识分子，也是不彻底的，但是我们不仅不把他们赶出苏维埃，甚至也不把他们赶出党。因为我们坚信，真正的斗争，在战斗行列中进行的工作，会使一切有生命力的人都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抛弃所有无生命力的东西。我们丝毫不怀疑自己的力量，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占优势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
列宁：《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1905年11月15—17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4—5页。
孟什维克把所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参加议会、甚至参加最坏的议会当作借口。用这个作借口是不对的。议会我们也要参加到底的。孟什维克自己也知道杜马不是议会，他们也是拒绝参加杜马的。有人说，工人群众已经疲倦了，希望趁合法选举的机会喘一口气。然而党不能够也不应该根据某些中心区域工人的暂时的疲倦现象来确定自己的策略。这样做就是毁灭党，因为疲倦的工人会选出一些只会损害党的威信的没有党性的候选人。应该顽强地、耐心地进行自己的工作，珍惜无产阶级的力量，同时也不要丧失信心，要相信情绪低落是暂时的，工人一定会比在莫斯科更加坚强、更加勇敢地发动起来，一定会把沙皇杜马扫除掉。让那些思想不开展的和愚昧无知的人去参加杜马吧，党决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同这一帮人联系在一起。党要对他们说：你们亲身的生活经验会证实我们的政治预言是正确的。你们会通过亲身的经验看到这种杜马是怎样的骗局，在你们认清了党的忠告是正确的以后，你们也会回到党这一边来的。
列宁：《要不要抵制国家杜马》（1900年1月），《列宁全集》第10卷78—79页。
以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使全体无产者个个都成为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想法，甚至在自由的欧洲国家里也都承认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是，不论在欧洲还是在俄国，认为社会民主党可以对全体无产阶级发生指导性的影响并不是空想。只是应当学会实现这种影响，应当牢记，我们的敌人、政府和资产阶级将会成为我们教育不觉悟的工人的最好的同盟者，到那时，我们定会做到使全部工人群众在决定性的时刻响应社会民主党的号召！
列宁：《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1905年6月4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477—478页。
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不仅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自由思考的工人和仍然受旧传统支配的工人之间进行。
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1886年11月—12月初），《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8页。
当大工业遭到破坏，工厂停顿的时候，无产阶级将失掉其阶级性
在我们这次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我们已经登上了最高的同时又是最困难的阶段。当前的和这一时期的敌人，已经不是昨天的敌人。当前的敌人，已经不是得到全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全世界资产阶级支持的由地主们指挥的自卫匪帮。当前的敌人，是一个大工业遭受了破坏的小农国家中的日常经济现象。当前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它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并且非常有力地渗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而无产阶级则失掉了阶级性，也就是说，它逸出了自己的阶级轨道。工厂既然停工，无产阶级也就软弱、分散、无力。而且，国内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得到整个国际资产阶级（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的支持。
列宁：《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1921年8月20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3—4页。
提高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主要物质基础是大工业，因为有了一大工业，工人就可以看到开工的工厂，每天都可以感到那种能够真正消灭阶级的力量。
工人一失去这种立脚的物质生产基础，它的某些阶层就会失去平衡，就会产生一种摇摆不定、悲观失望和缺乏信心的情绪，这些东西再同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直接挑拨结合起来，就要发生一定的作用了。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心理，甚至在共产党内也有些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既然给了农民一些好处，那就必须在同样的基础上以同样的方式给工人一些好处。对于这样一种情绪，我们已经给了某种程度的照顾。很明显，关于以一部分工厂产品奖励工人的法令，就是对这种生根子过去而同缺乏信心和悲观失望的心理联系着的情绪所做的让步。在一个不怎么大的限度以内，这种让步是必要的。我们已经实行了这种让步，但是一秒钟也不要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的让步的必要性，只能从经济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观点来看，而不能从任何别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的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利益，就是恢复大工业和大工业的巩固的经济基础，有了这些，无产阶级才能巩固自己的专政，才能不顾一切政治的和战争的困难，彻底实行专政。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1921年5月26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401一402页。
资本主义如果得势，工业生产就会发展，无产阶级也会随着增长。资本家将因我们目前的政策而得势，创造出工业无产阶级，而我们的无产阶级由于战争和极端严重的破坏，已经失去阶级性，这就是说，它已经逸出自己的阶级轨道，不再作为无产阶级而存在了。所谓无产阶级，就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企业中生产物质财富的阶级。既然资本主义大工业已被破坏，工厂已经停顿，无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它有时在形式上仍算作无产阶级，但它已经同经济基础没有联系了。
恢复资本主义，就是恢复无产阶级，也就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在大机器工厂里从事生产，生产有利于社会的物质财富，而不去作投机生意，不去制造打火机出卖，不去从事其他不太有益但在我国工业破坏的情况下必然会作的“工作”。
列宁：《新经济改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1921年10月17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46—47页。
无产阶级正在丧失阶级性吗？是的！结论呢？是小私有者的意识形态。
大生产和机器是无产阶级的物质和精神基础。所以说丧失阶级性。
列宁：《在工会代表犬会上的演说提要》（1921年5月），《列宁文稿》第4卷第73-74页。
我们以为在一个无产阶级失去阶级性的国家里可以按共产主义的命令进行生产和分配。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作法，否则我们就不能使无产阶级认识这种过渡。历史上还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任务。我们曾想直接用所谓正面攻击来解决这个任务，但是我们失败了。这种错误在每次战争中都会发生，大家已经不把它们看作错误。正面攻击失败了，我们就改用迂回的办法，采用围攻和对壕战。
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1921年10月17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50页。
我们实行这种政策（指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编者），是为了获得恢复大工业的粮食储备，为了使工人阶级不受大工业（同先进国家比较起来，甚至我们的大工业也是小得可怜的）中不应有的停工的威胁，为了使无产者在寻求生活资料时不必去采取非无产阶级的、投机的、小资产阶级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于我们是一种最大的经济上的危险。由于我们现实的可悲的情况，无产者不得不采取非无产阶级的、同大工业没有联系的、小资产阶级的、投机的谋生方式，不得不通过盗窃或者在公有工厂中进行私人生产来获得产品，然后拿这些产品去交换农产品，——这就是我们经济上的主要危险，威胁着整个苏维埃制度的存在的主要危险。现在，无产阶级在实行自己的专政的时候，必须感到自己是一个巩固的阶级，感到自己脚下有稳固的基础。可是现在这个基础却发生了动摇。无产者所看到的不是不问断地开着工的、使用机器的大工厂，而是别的东西，无产者在经济领域内不得不以投机家或小生产者的姿态出现。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在过渡时期应当不惜任何牺牲。为了保证不断地、哪怕是缓慢地恢复大工业，我们不妨让那些爱占便宜的外围资本家占些便宜，因为从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现在多付几亿金钱给外国资本家，我们则因此获得恢复大工业用的机器和材料，这对于我们是有利的，这些机器和材料可以使我们恢复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使无产阶级变成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而不再是一个从事投机的无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向我们大喊大叫，说无产阶级既然丧失了阶级性，就应当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他们自1917年以来就在这样叫嚣，但使人奇怪的是直到1921年他们还是不倦地在重复这些话。当我们听到这种攻击时，我们并没有回答说，根本没有丧失阶级性，根本没有缺点，而是说，俄国的和国际的现实情况是，即使无产阶级要经历一个丧失阶级他的阶段，即使有这些缺点，无产阶级仍然能够实现夺取和保持政权的任务。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1921年5月26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402—403页。
人们讲到“工人”，往往以为就是工厂无产阶级。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自从战争爆发以后，进工厂的已不是无产者，而是逃避打仗的人，难道在我因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说进工厂的都是真正的无产者吗？这是不对的。照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指的不是俄国，而是十五世纪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对过去的六百年，这是正确的，而对现在的俄国就不正确了。在俄国进工厂的往往不是无产者，而是各式各样的偶然碰到机会的分子。
要善于正确地安排工作，使工作不落后，要能及时解决所发生的摩擦，使行政手段同政策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因为我们的政策和行政手段的基础，是要使整个先锋队联系全体无产阶级群众，联系全体农民群众。
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8月27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4—285页。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长足进步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使资产阶级过去对无产阶级的态度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欧美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私有制的绝对不可侵犯和竞争自由，总是通过自己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社会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进行公开的直接的原则斗争，而现在却往往主张用所谓社会改良来反对社会革命的思想。不是用自由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用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现代“先进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公式。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越发展，资产阶级的统治越纯粹，政治自由越多，则运用“最新的”资产阶级口号的范围就越广，这个口号就是：用改良来反对革命，用局部修缮行将灭亡的制度来反对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权。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1911年9月14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212页。
让我们回忆一下德国的例子吧。拉萨尔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何在呢？就在于他使这个运动脱离了它自发地（在舒尔采．德里奇之类的人的诚意协助下）走上的那条进步派的工联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道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就要进行与那种妄说什么轻视自发成分，什么过程策略，什么因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等等的废话完全不同的工作。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就要同自发性进行尖锐的斗争，也正是由于多年来进行了这种斗争，柏林的工人（举例来说）才由进步党的支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堡垒之一。这种斗争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虽然那些按普罗柯波维奇的方式研究德国运动的历史，按司徒卢威的方式研究德国运动的哲学的人，也许会认为斗争已经结束了）。直到现在，德国工人阶级可以说是还分属于几种思想体系：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天主教的和帝制派的工会中，另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崇拜英国工联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所创立的希尔施—敦克尔工会中，还有一部分工人则组织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中。后一部分工人比其余两部分工人多得多，但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只是由于它同所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进行了不断的斗争才获得了这个首位，而且也只有继续进行这种不断的斗争，才能保持住这个首位。
列宁：《怎么办？》（1902年4月1日），《列宁全集》第5卷第353页。
不用说，工人政党的成长往往把许多机会主义者吸引到自己队伍里来。不用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带给无产阶级的往往是畏缩不前、思想狭窄或爱说空话，而不是坚定的革命信念。
列宁：《保尔.辛格尔》（1911年2月21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76页。
自由资产阶级总是一只手实行改良，一只手收回这些改良，使之化为乌有，利用这些改良来奴役工人，把工人分裂成单个团体，使劳动人民的雇佣奴役制永远固定下来。因此，改良主义，即使是完全真诚的改良主义，实际上都成了资产阶级腐蚀和削弱工人的工具。各国经验证明，工人相信改良主义者，总是要上当的。
相反地，如果工人领会了马克思的学说，即认识到只要资本还占统治地位，雇佣奴役制就不可避免这一点，那他们就不会上资产阶级任何改良的当。工人们了解到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既不会有牢固的改良也不会有重大的改良，所以他们争取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利用这种改善是为了更加顽强地对雇佣奴役制进行斗争。改良主义者竭力用小恩小惠来分化和欺骗工人，使他们不去进行他们的阶级斗争。工人们认识到改良主义是个骗局以后，就利用改良来发展和扩大他们的阶级斗争。
改良主义者对工人的影响愈大，工人就愈加无力，就愈加依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愈容易利用各种诡计把改良化为乌有。工人运动愈是独立自主和深入，它的目的愈广泛，它愈不受改良主义狭小范围的束缚，则工人就愈能更好地巩固和利用个别的改善。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1913年9月12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372—373页。
有一些工人，如印刷工人，他们说，资本主义时代好，报纸很多，我挣钱也多，而现在却少了，我不要什么社会主义。过去有不少工业部门是依赖富有阶级或者靠制造奢侈品来维持的。在资本主义时代，大城市中有不少工人靠制造奢侈品为生。在苏维埃共和国中，我们不得不让这些工人暂时失业。我们说：“干其他有益的工作吧。”他说：“我干的是细活，我是首饰匠，工作很洁净，替文雅的先生们干活，而现在来了一些土头土脑的人，文雅的先生们被赶走了，我要回到资本主义去。”这样的人会宣传退回到资本主义去，或者像孟什维克说的，前进到健全的资本主义和健全的民主制去。说“我们在健全的资本主义时代生活得很好”的工人只有几百人。这些在资本主义时代生活得很好的人只是微乎其微的少数，而我们保护的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很坏的多数人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很好的工人，在全国一千五百万工人中，只能找到几千个。在富裕的国家里，这样的工人要多些，因为他们替更多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干活。他们为这一小撮人服务，并从他们那里得到特别高的工资，试拿英国的几百个富翁来看，他们发了几十亿的财，因为他们掠夺了印度和许多的殖民地。他们拿钱收买一两万工人是算不了什么的，他们付出高一倍或更多的工资，让这些人专门替他们好好干活。我偶而看了一个美国理发师的回忆录，一个大富翁每天刮一次胡子给他一块美元。这个理发师写了一整本书，来颂扬这个亿万富翁和他的优裕的生活。他每天早晨去这位财政大亨那里待一小时，得到一块美元，心满意足，除了资本主义，什么也不想。对这种论据应该时刻警惕。绝大多数工人的处境不是这样的。我们，全世界的共产党人，维护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而资本家则用高额工资收买极少数劳动者，使他们成为资本的忠实奴仆。正像在农奴制时代，一些农民向地主说：“我们是你们的奴仆（这是在农奴解放以后），我们不会离开你们。”这样的人很多吗？只是极少数。能不能拿他们作借口来放弃反农奴制的斗争呢？当然不能。现在也一样，决不能借口少数工人为资产阶级报纸工作，生产奢侈品，服侍亿万富翁，挣钱很多，就放弃共产主义。
列宁：《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1919年8月14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10—12页。
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必然要通过许多过渡阶段而同它的右邻小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在一切工人政党中，必然要形成在观点、策略和组织“路线”上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倾向的明显或不大明照的右翼。在俄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年轻的社会民主工党成立的初期，这些倾向不能不表现出来，而且一定要比欧洲的任何地方表现得更加尖锐、明确和明显。了解一下这种倾向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对于巩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解放斗争中进行锻炼，是十分必要的。
列宁：《<十二年来>文集序言》（1907年9月），《列宁全集》第13卷第96页。
无产阶级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从小资产阶级中征集来的，无论何时何地都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因为它们之间有许许多多过渡性的阶段、方面和特点。当工人政党发展得特别迅速的时候（如1905—1906年我国的情形），大批浸透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进入工人政党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锻炼、教育、改造旧社会遗留给无产阶级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分子。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使无产阶级改造这些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人，就需要使无产阶级影响他们，而不是。他们影响无产阶级。很多“自由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是在狂欢节般的日子里、在口号鲜明的日子里、在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日子里（连纯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被这些胜利冲昏了头脑）第一次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他们开始认真地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进行无产阶级的坚忍不拔的工作，他们终于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另外一些人，除了会熟背一些词句，死记几个“鲜明的”口号，空谈两句“抵制主义”、“冲击主义”等等而外，则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本事从无产阶级政党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如果这样的分子企图把自己的“理论”，自己，的世界观即自己的狭隘观点强加于工人政党，那末，同他们实行决裂就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1909年11月24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49—50页。
为什么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呢？为什么它的根源比民族特点的区别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区别还要深呢？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无产阶级并存的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诞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诞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工厂附属物，如家庭劳动，以及因适应大工业如自行车工业和汽车工业的需要而散布在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也是免不了要重新被抛入无产阶级队伍的。所以，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当然就会不断地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这种情形当然不可避免，而且一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时候还会继续存在，以为必须在大多数人口“完全”无产阶级化以后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那是极其错误的。现在我们往往只是在思想方面经历着的事情，即我们同修正马克思理论的人们所进行的争论，现在只是在工人运动中个别问题的实践上暴露出来的事情，即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决定群众的行动有最直接的意义的几点上，将迫使我们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分清朋友和敌人，抛开坏的同盟者，以便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16日）。《列宁全集》第15卷第20—21页。
宗教在工人中的影响
现代社会完全建筑在地主资本家阶级的极少数人对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剥削上面。这种社会是奴隶所有者的社会，因为一生为资本工作的“自由”工人，只“有权”支配为养活那产生利润的奴隶所必要的、为保证和延续资本主义奴役制所必要的一点点生活资料。
对工人的经济压迫，必然会引起和产生对群众的各种政治压迫，贬低群众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在精神生活方面受到折磨和蒙蔽。工人能够争得或多或少的政治自由以便为自身的经济解放而斗争，但是，在资本的政权未被推翻以前，任何自由都不会使他们摆脱贫困、失业和压迫。宗教是终身给他人劳作、为穷困和孤独紧压着的人民群众到处蒙受的精神压迫的一种。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伤了自己做人的形象，忘记要求稍微过一点人所应当过的生活。
但是，奴隶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奴役地位，并且站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他就有一半已经不再是奴隶了。现代的觉悟工人，受到了大工厂工业的教育和城市生活的启发，轻蔑地抛弃了宗教偏见，把天堂让给僧侣和资产阶级伪善者去享受，为自己争取人间的美好生活。现代无产阶级正站到社会主义方面。社会主义吸引科学来驱散宗教的迷雾，把工人团结起来为美好的人间生活作真正的斗争，使他们摆脱对死后生活的信仰。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1905年12月3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62—63页。
我们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党纲中宣布我们是无神论者呢？我们为什么不禁止基督教徒和信仰上帝的人加入我们的党呢？
要答复这个问题，就应当说明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关于宗教问题提法的非常重要的区别。
我们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因此，要说明我们的党纲，就必须同时说明宗教迷雾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我们的宣传也必须包括无神论的宣传；出版有关的科学书籍（直到现在，这些书籍还遭受农奴制的国家专制政府的严禁和迫害）现在应当成为我们党的工作之一。我们现在必须遵从恩格斯有一次向德国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建议：翻译和大量传播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著作和无神论著作。
可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因此而抽象地、唯心主义地、“出于理性地”、超阶级斗争地来提宗教问题，——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常常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限制。如果无产阶级本身的反对资本主义黑暗势力的斗争没有启发无产阶级，那末任何书本、任何说教都是无济于事的。在我们看来，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关于天堂的意见的一致更为重要。
因此，我们在我们的党纲中没有宣布而且也不应当宣布我们的无神论。因此，我们没有禁止而且也不应当禁止那些还保存着某些旧偏见残余的无产者靠近我们党。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1905年12月8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653页。
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党是觉悟的先进战士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联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我们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我们建立自己的组织，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正是为了要反对任何通过宗教来愚弄工人的行为。从我们隶说，思想斗争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党的、全体无产阶级的事情。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1905年12月3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64页。
第七节 工人的阶级意识提高的途径
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
从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注意到最终目的，并为这个目的所眩惑而完全忽视或者否认在他们眼前展开的现实的工人运动；现在某些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则恰好相反，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只放在自发的工人运动及其日常需要方面。当时（五年以前）俄国工人的阶级觉悟是很低的。俄国工人还刚刚从百年大梦中觉醒过来，他们的眼睛习惯于黑暗，当然看不到第一次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他们没有什么大的需要，他们的要求也不高。俄国工人还只是要求稍微增加工资或缩短工作时间而已。至于必须改变现存制度、必须消灭私有制、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一切，俄国工人群众是一点也不了解的。他们也不大敢想到结束全俄人民在专制政权下所过的苟延残喘的奴隶生活，不大敢想到人民的自由和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俄国社会民主派的二部分人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另一部分人却醉心于经济斗争，醉心于局部地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斗争（例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甘愿把自己的伟大职责、自己的伟大理想完全忘掉。
这后一部分人也像他们西欧的同道者（所谓伯恩施坦派）一样地说：“对我们，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工人阶级究竟为了什么进行斗争，他们根本不去过问，只要有斗争就行了。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的任务》（1901年11月—12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3页。
让资产阶级去激发最落后的人吧，让资产阶级去翻掘某个地方的土壤吧，而我们却要在这片土壤里孜孜不倦地播下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在西方各国，资产阶级为了同专制制度作斗争曾经不得不唤起人民的政治自觉性，但是它同时又力图在工人阶级中间撒播资产阶级理论的种子。我们的任务就是：利用资产阶级的破坏专制制度的工作，不断地教育工人阶级懂得自己的社会主义任务，懂得自己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调和的。
列宁：《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1905年8月16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167页。
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纲领教育了无产阶级政党，同样应当以它来教育我国千百万劳动者。我们作为思想上的领导者聚集在这里，我们应当向群众说：“我们教育了无产阶级，我们总是首先以确切的经济分析为出发点的。”执行这个任务，不是发表一个宣言。第三国际的宣言——这是号召，这是宣告，这是要人们去注意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这是向群众呼吁。你们要设法科学地证明，你们有经济基础，你们不是在沙滩上进行建设。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你们就不要制定纲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重新审查我们十五年来的经历，除此而外，没有别的方法。十五年前我们说社会革命行将到来，而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革命，这难道是在削弱我们吗？这是在巩固和加强我们。全部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变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枯燥的和很长的过程，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它走完。但在纲领中指出这一过程是必要的。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19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4—165页。
我们绝对必须承认，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工人政党的首要政治任务，但是我们认为要说清楚这项任务，首先应该说明现代俄国专制制度的阶级性质，说明摧毁这个制度不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指出这一点在理论上是必要的，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
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高于工人个别部分或运动个别阶段的利益。
列宁：《我们党的纲领草案》（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06—207页。
阶级政治觉悟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我们对于为了给工人灌输政治知识应当怎么办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提出往往可以使一般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觉悟，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把自己的队伍分派到各方面去。
列宁：《怎么办？》（1902年8月），《列宁全集》第5卷390—391页。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当时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些法令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中学识丰富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曾经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从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中自然和必然地产生出来的。
列宁：《怎么办？》（1902年4月1日），《列宁全集》第5卷第342—343页。
既然社会主义意识是在科学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既然这种意识要由社会民主党努力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那末很明显，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工人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时候，就不能领导科学，不能靠本身的力量创造科学社会主义：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
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1905年5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01页。
究竟是群众向自己的领导者提供纲领和纲领的根据呢，还是领导者向群众提供？假若群众自己和群众的自发运动能向我们提供社会主义理论，那就用不着去护卫群众，使他们不受修正主义、恐怖主义、祖巴托夫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有害影响，因为“自发运动本身就会产生社会主义”。如果说自发运动本身不会产生社会主义理论（不要忘记，列宁所说的是社会主义理论），那就是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在自发运动之外产生的，是由具备现代知识的人在观察和研究自发运动以后得来的。那就是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依赖自发运动的增长”，甚至是违背着这个运动而创造的，然后才从外面灌输到这个运动中去，依照自己的内容，即依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客观要求而纠正这个运动。
由此得出的结论（实际结论）就是：我们应把无产阶级提高到能够认识真实的阶级利益，认识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决不是把这个理想琐碎化，或者使它去适应自发运动。这个实际结论正是建筑在列宁所奠定的理论基础上面。只要接受了这个理论前提，任何机会主义都沾染不上你。
斯大林：《库泰依来信》（1904年9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48—49页。
现代的社会生活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安排的。这里存在着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们之间进行着决死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迫使资产阶级去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则迫使无产阶级去破坏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这两个阶级相适应也就创造出两种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是适合于无产阶级的地位的。因此，无产阶级接受这种意识，领会这种意识，加倍努力地和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不用说，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意识。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谁在创造、谁有可能创造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即科学社会主义）。考茨基说（我是重述他的意见）：无产者群众还处于无产者地位的时候，是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创造社会主义意识的。考茨基说：“现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湛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科学的代表人物是知识分子，其中包括那些既有时间又有可能来领导科学并创造社会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如马克思、恩格斯等。显然，创造社会主义意识乃是少数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事，因为他们既有时间又有可能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社会主义意识没有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它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不过是空话罢了！如果这种意识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情形就会完全不同：无产阶级就会认清自己的地位，并用加速的步伐向社会主义生活迈进。在这里也就出现了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它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考茨基说“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指的也就是这一点。
可见创造社会主义意识的是少数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而把这种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则是整个社会民主党，它使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具有自觉的性质。
斯大林：《答社会民主党人报》（1905年8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44一145页。
当然，如果不加说明，并不是任何一个工人都能懂得纲领中说的一切东西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是由许多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创立，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世界各国的工人受尽了千辛万苦才得到了我们需要利用的那个经验，我们需要作为我们纲领基础的那个经验。所以，工人应该学习社会民主主义学说，才能明了自己的纲领，明了自己的战斗旗帜上的每一个字。工人特别容易明白和领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因为这个纲领所说的；全是每一个经常想问题的工人看见过、经受过的东西。随便谁都不应该被开始了解纲领时的“困难”所吓倒：每个工人愈能深入地阅读和思考纲领，有愈多的斗争经验，他就愈能充分地了解纲领。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研究和讨论社会民主党人的全部纲领，每一个人都应该经常记住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的是什么，他们对解放全体劳动人民的想法是什么。社会民主党人希望所有的人能都明确而彻底地知道全部真理，都能知道什么是社会民主党。
列宁：《给农村贫民》（1903年8月），《列宁全集》第8卷第390页。
近来，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是把全副精力用在揭露工厂情形的工作上面。只要回想一下《工人思想报》就可以知道；人们过分地忙于这种工作，竟然忘记这种工作本身其实还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只是工联的工作。实际上，这种揭露工作只涉及某一个职业的工人同老板的关系，而它所得到的成绩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较为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学会在纯粹商业契约的基础上来同劳动力的买主作斗争。这种揭露工作可能（在革命家组织适当利用这种揭露工作的条件下）成为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开端和组成部分，但是也可能（而在崇拜自发性的条件下则一定会）产生“纯粹工会的”斗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人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并不是只代表他们去同某一部分企业主发生关系，而是代表他们去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发生关系。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以经济斗争为限，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工作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从事在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的工作，从事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的工作。
列宁：《怎么办？》（1902年8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368—369页。
试问，政治教育工作究竟应当有哪些内容呢？是否能单以宣传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敌对的观念为限呢？当然不能。只是说明工人受压迫的事实还不够（也像只是向工人说明他们利益与厂主利益相对立的事实还不够一样）。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正像我们已经开始利用经济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一样）。既然这种压迫是落在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级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种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所以我们如果不担负起对专制制度进行全面的政治揭露的工作，便不能完成我们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的任务，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为了利用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不是应当把这些表现揭露出来吗（也像进行经济鼓动时应当把工厂的黑暗现象揭露出来一样）？
列宁：《怎么办？》（1902年8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369页。
既然我们应当负责组织真正全民的揭露政府的工作，那末我们的运动的阶级性质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那位狂热地崇拜“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人一定会这样质问我们。并且已经在这样质问我们了。我们回答道：我们运动的阶级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全民的揭露工作正是由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组织的，就表现在进行鼓动时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始终都要以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来加以说明，而决不容忍任何有意或无意地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就表现在进行这种全面的政治鼓动的党把下述的各种活动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代表全民攻击政府，用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并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并利用工人阶级和剥削者之间自发产生的那些能把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群众激发起来和吸引到我们的阵营中来的冲突！
列宁：《怎么办？》（1902年8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401—402页。
任何鼓动宣传如果没有被本国统治阶级的实际行动所证实，就永远不能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革命化，即使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1920年5月5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112页。
我在那本书里难道不是多次地讲到，缺乏十分自觉的工人、工人领导者和工人革命家是我们运动最大的缺陷吗？在那里面不是说过培养这种工人革命家应当是我们当前的任务吗？在那里面不是指出过发展工会运动和创办工会的专门刊物的重要性吗？在那里面不是在拚命地反对把先进工人的水平降低到群众水平或中间分子水平的任何企图吗？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7—8月），《列宁全集》第6卷第445页。
在工人争取自己最迫切需要的斗争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些形式的运动，即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生存的有限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9页。
俄国的大多数人，即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也就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由于本能、感情和热望，都同情反对资本家的革命。但他们还缺乏清楚的意识，因此也缺乏决心。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使他们具备这些东西。
列宁：《论坚强的革命政权》（1917年5月19日），《列宁全集》第24卷第329—330页。
从我们讲过的可以看出，应该怎样理解工人的阶级自觉。工人的阶级自觉就是工人认识到，只有跟大工厂所造成的资本家、厂主阶级进行斗争，才是改善自己状况和争得自己解放的唯一手段。其次，工人的自觉就是工人认识到，本国所有工人的利益是相同的，一致的，他们全体组成了一个与社会上其他任何阶级不同的、独立的阶级。最后，工人的阶级自觉就是工人认识到，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工人必须争取对国家事务的影响，就像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已经争取到并且在继续争取对国家事务的影响一样。
工人究竟通过什么方式认识到这一切呢？工人是通过他们已经开始的反对厂主的斗争、通过这个随着大工厂的发展而日益扩展、日益尖锐并且吸引更多工人的斗争来认识到这一切和不断加深这种认识的。
列宁：《社会主义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1895年—1896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85—86页。
我们已经说过，俄国工人过渡到进行这种斗争是他们的一大进步。这个斗争把工人运动带上了（引上了）康庄大道，它是进一步获得胜利的可靠保证。通过这个斗争，工人群众，第一，可以学习辨别和分析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学习把这些形式同法令、自己的生活条件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加以对比。工人在分析个别的剥削形式和情况的同时，也在学习认识整个剥削的意义和实质，认识以资本剥削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第二，通过这种斗争，工人可以检阅自己的力量，学习如何联合，学习领会联合的必要性和意义。斗争的扩大和冲突的频繁必然导致斗争的扩大和工人（起初是当地工人，后来是全国工人、整个工人阶级）的统一精神即团结一致精神的增强。第三，这个斗争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工人群众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处于这样的状况：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空闲时间和可能去考虑国家的任何问题。但是工人为争取自己的日常需要而进行的反对厂主的斗争，却必然使工人来考虑国家问题，政治问题，以及俄国这个国家是怎样管理的，法令和条例是怎样发布的，这些法令和条例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等等问题。工厂发生的每次冲突，都必然使工人跟法令、跟国家政权机关的代表人物发生冲突。……
由此他们不仅可以学习认识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而且可以学习认识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特殊地位。
列宁：《社会主义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1895年—1896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87页一88页。
当俄国一切工业城市和工厂区的工人群众完全自觉和坚定不移地反复提出沙皇必须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要求的时候，当工人使全体城市居民和一切进城的农民都懂得社会主义者的要求是什么，工人是为什么而斗争的时候，人民从警察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伟大日子就为期不远了！
列宁：《<哈尔科夫的五月>小册子序言》（1900年11月），《列宁全集》第4卷第326—327页。
有过一个时期，工人敌视资本还只表现为憎恨自己剥削者的模糊情感、对自己受压迫受奴役的模糊认识和向资本家复仇的愿望。当时的斗争还只表现为工人的个别发动，工人破坏厂房，捣毁机器，殴打厂长等等。这是工人运动最初的、开始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也是必要的，因为对资本家的憎恨心情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促使工人产生自卫要求的第一个推动力。但是俄国工人运动从这种最初形式向前发展了。工人已经不是模模糊糊地憎恨资本家，而是已经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他们已经不是模模糊糊地感到自己在受压迫，而是开始分析，资本究竟通过什么和究竟怎样压榨他们，同时他们起来反对这种或那种压迫形式，限制资本的压榨，保卫自己，摆脱资本家的贪婪。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向资本家复仇，而是进行争取让步的斗争。他们开始向资本家阶级接二连三地提出要求，要求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问。每次罢工都把工人的全部注意力和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人阶级所处的这个条件或者那个条件上。每次罢工都引起工人对这些条件的讨论，帮助工人认清这些条件，弄清资本在这些条件下怎样进行压榨，采取什么手段才能同这种压榨进行斗争。每次罢工都丰富了整个工人阶级的经验。罢工胜利了，它会向工人阶级证明工人联合的力量，同时唤起其他工人利用自己同志的胜利。罢工失败了，它会引起对失败原因的讨论，并寻找更好的斗争方式。现在俄国各地工人都已开始过渡到进行不屈不挠的争取自己迫切需要的斗争，过渡到争取让步、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工资和工作时间）的斗争。这个过渡是俄国工人的一大进步，因此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觉悟的工人应该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个斗争上面，放在帮助这个斗争上面。
列宁：《社会主义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1895年—1896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86—87页。
我想我已经说明：工人为工资水平进行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工人为提高工资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力求维持劳动的现有价值，工人为劳动价格而与资本家斗争的必要性，是根源于工人所处的被迫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的地位。如果工人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缩让步，他们就决不能开展任何规摸较大的运动。
同时，即使把工人所处的那种和雇佣劳动制度相连的一般奴役地位完全撇开不谈，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结果。它不应当忘记：它在这种日常斗争中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是在阻挠这种下降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所以工人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由于资本的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必然经常出现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除了带来一切贫困外，同时还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工联作为抵抗资本进攻的中心，行动得颇有成效。它们遭到失败，部分是由于不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然而一般说来，它们述到失败则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力求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68一169页。
觉悟的无产阶级从来不相信，派人向指挥黑帮匪徒的沙皇请愿，就可以使人民得到自由，使农民得到土地。觉悟的无产阶级为了唤醒认识模糊的轻信杜马的农民群众，曾经抵制过杜马。同第一届杜马斗争的经验、政府对杜马提案的侮弄以及杜马的被驱散，都说明了觉悟的无产阶级是正确的，说明了采取和平的道路、依靠沙皇颁布的并为黑帮分子所维护的法律是不能获得自由的。
列宁：《第二届杜马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07年8月5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145页。
假如他们能用明显的、直截了当的语言跟工人阶级谈话，他们就应当这样来说明自己的仁慈观点：受自己同胞的剥削总比受外国人剥削好些。
我认为工人阶级永远不会满意这种解决办法；虽然这种办法的爱国主义情感颇为浓厚，但它对那些唯一的活动就是生产财富、生产物质财富的人来说，总是有些禁欲主义和唯灵主义的味道。
可是保护关税派会说：“不管怎么说，我们至少是保持了社会的现状。好也罢坏也罢，我们总还保证了工人的工作，不让他由于外国竞争而被抛到街头”。我不打算反驳这种说法，我同意这种说法。可见，保持和固守现状是保护关税派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达到的最有利的结果。这很好，但要知道，对工人阶级来说，问题不是要保持现状，而是要把现状转到某种完全相反的方面。
马克思：《保护关税派、自抽贸易派和工人阶级》（1847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83页。
英国总罢工的教训，至少其中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呢？这些教训可以归结为如下的几点：
第一，英国煤炭工业的危机和由它引起的总罢工，正面地提出在建立工人监督的条件下在煤炭工业方面实行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问题。这是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未必用得着证明，要根本克服煤炭工业的危机，除了英国共产党提出来的办法以外，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办法的。煤炭工业的危机和总罢工使英国工人阶级直接接触到实际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
第二，英国工人阶级不能不亲身体验到，在走向目的地的道上主要的障碍是资本家的政权，在目前就是保守党及其政府。既然工会总委员会像怕瘟疫一样地怕承认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不可分的联系，英国工人现在就不能不了解，在他们和有组织的资本进行艰苦的斗争中，政权问题就是现在的基本问题，不解决政权问题就不能克服煤炭工业的危机，也不能克服英国整个工业的危机。
第三，总罢工的进程和结局不能不使英国工人阶级确信，国会、宪法、英王以及资产阶级政权的其他表现形式不过是资本家阶级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挡箭牌而已。罢工剥下了国会和宪法这类偶像和不可侵犯的圣物的外衣。工人会明白现今的宪法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工人的武器。工人不能不明白他们也需要工人自己的宪法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我以为领会这个真理对英国工人阶级将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第四，罢工的进程和结局不能不使英国工人群众确信，旧的领导者是不中用的，在旧的英国妥协政策的学校里成长起来的旧的领袖是不中用的。他们不能不明白必须以新的、革命的领袖代替旧的领袖。
第五，英国工人现在不能不明白，英国煤矿工人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因此，支持煤矿工人的罢工并保证它获得胜利是整个英国工人阶级的事情。罢工的全部进程向英国工人阶级指明这一教训是绝对无可争辩的。
第六，在总罢工的艰难时刻，在各种政党的立场和纲领受到实际考验的时候，英国工人不能不确信，能够彻底地、勇敢地、坚决地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唯一政党就是共产党。
斯大林：《关于英国罢工和波兰事件》（1926年6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46一148页。
工人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
工人阶级从国内战争中得到了巨大教训；无产阶级在一天中受到的革命教育，是他们在暗淡的、平常的、受压制的生活中几年都不能受到的。
列宁：《俄国革命的开始》（1905年1月18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77页。
最后，我们从上面所发挥的历史观中还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1）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由于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必然与其余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是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能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2）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的锋芒都是指向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3）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4）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77—78页。
既然英国大多数工人现在还跟着英国的克伦斯基辈或谢德曼辈走，既然他们还没有尝过由这批人组成的政府的滋味，而俄国和德国的工人所以大批转向共产主义，正是因为尝过了这种滋味，那末毫无疑义，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参加议会，必须由议会内部帮助工人群众在事实上认清韩德逊和斯诺顿政府成立后的结果，必须帮助韩德逊辈和斯诺顿辈去战胜联合起来的劳合.乔治和丘吉尔。不这样做，就会使革命事业遭到困难，因为工人阶级大多数人的观点如果不转变过来，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这种转变是由群众的政治经验造成的，单靠宣传是永远不能奏效的。如果现在显然无力的少数工人知道（至少应当知道），只要韩德逊和斯诺顿战胜了劳合—乔治和丘吉尔，多数工人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就会对自己的领袖感到失望，转而拥护共产主义（至少会对共产主义者保守中立，而且多半是善意的中立），那他们现在又提出“不妥协，不转折地前进”这样的口号，就显然是极其错误的。这很像派一万名兵士跟五万名敌兵交战，在应当“停住”、“转折”、甚至实行“妥协”以等待不能立即出发的十万援兵的情况下，却非要去同敌人硬拚不可。这是知识分子的孩子气，而不是革命阶级的严肃的策略。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5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65—66页。
无产阶级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的人数和团结精神由于经济发展过程本身而日渐增长，但是在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在利益上是日益分散的。要估计到无产阶级这种“天然的”优越性，社会民主党人就应该密切注意统治阶级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不仅要利用这些冲突来为工人阶级某些阶层谋取实际利益，而且要以此来教育整个工人阶级，要从每一个新的社会政治事件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列宁：《新罢工法草案》（1902年9月1日），《列宁全集》第6卷第196页。
世界社会主义的第一个profession de foi，《共产党宣言》已经确立了一个从那时起就成了一种起码常识的真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工人运动只有转向政治斗争，才能脱离萌芽状态和幼年时期，才能算是阶级的运动。俄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个profession de foi，1883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证实这个真理适用于俄国，说明俄国革命运动究竟怎样会和究竟为什么一定会使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使工人群众的自发运动和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使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基辅委员会上方面持着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而同时却否认“在目前号召广大群众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性，这实质上就是完全离开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而它要继续坚持这些原则的愿望，使它陷入一系列重大的矛盾。
其实，既然否认进行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的可能性，怎么还谈得上工人的“政治教育”呢？难道还需要向社会民主党人证明，没有政治斗争和政治活动就谈不上任何政治教育吗？难道可以脱离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而用某些课程或书本来对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吗？难道俄国社会民主党要回到农奴制拥护者的观点上去，认为首先必须教育农民，然后才能解放农民吗？难道俄国社会民主党要回到向政府献媚的那些文丐的观点上去，认为首先必须教育人民，然后再给他们政治权利吗？既然否认号召工人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性，既然否认进行政治鼓动的可能性，那怎么能促使工人认识到必须为政治权利而进行斗争呢？要促使工人认识到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同时却不号召他们进行政治斗争？！这算什么话呢？这怎么行呢？
列宁：《论（PROFESSION DE FOI》（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52—253页。
我们已经在《真理报》（见1912年第80号和第103号）上多次指出，工人团体捐款支持《真理报》的材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远远超出了钱财支援的范围，尽管工人的钱财支援对于改进报纸永远是极其重要和必不可少的。
但是工人团体捐款对一切觉悟的工人，对俄国整个工人阶级在精神、教育和组织方面所起的作用，如果说不是更重要的话，至少也是同样重要的。
列宁：《<真理报>创刊一周年》（1913年4月23日），《列宁文稿》第2卷第125—126页。
最先和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是知识水平最高的工人
各国工人运动史表明，最先和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是知识水平最高的工人部分。从历次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主要来自这个部分，他们能够取得工人群众的充分信任，他们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事业，他们完全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甚至独立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历次生气蓬勃的工人运动中，都产生了像蒲鲁东和瓦尔扬、魏特林和倍倍尔这样的工人领袖。我们俄国工人运动看来也不会在这方面落后于欧洲。正当知识界对说真话的不合法书刊失去兴趣的时候，工人强烈的求知欲和追求社会主义的热情却日益增长，工人中间的真正英雄人物也不断出现，他们虽然生活环境很坏，在工厂中从事着摧残智力的苦役劳动，但是有顽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意志来不断学习，学习，再学习，使自己成为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工人知识分子”。现在俄国已经有这种“工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他们的队伍不断扩大，使他们崇高的精神需求充分得到满足，使他们的队伍中间产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因此，报纸如果想成为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它就必须具有先进工人的水平；它不仅不应该人为地降低自己的水平，反而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注视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切策略问题、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只有这样，工人知识分子的需求才能得到满足，他们也就能独立地领导俄国工人事业，从而也就能独立地领导俄国革命事业。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底），《列宁全集》第4卷第246页。
跟着人数不多的先进分子走的是广大的中等知识水平的工人。这些工人也如饥如渴地追求着社会主义，加入工人小组，看社会主义的书报，参加鼓动工作，他们和前者的差别仅仅在于他们还不能独挡一面地领导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中等水平的工人可能会看不懂党的机关报上的某些文章，会不能完全弄清楚复杂的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报纸应该降低到广大读者的水平。相反地，报纸正应该提高中等水平的工人，并且从他们中间培养出先进工人。一个工人只要致力于地方实际工作，极其关心工人运动的动态和当前鼓动中的问题，他一举一动就都应该想到俄国整个工人运动及其历史任务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因此，拥有大量中等水平的工人读者的报纸，必须把每一个地方性的狭隘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底），《列宁全集》第4卷第247页。
最后，跟着中等水平工人走的是无产阶级中知识水平较低的广大群众。他们很可能完全看不懂或者几乎完全看不懂社会主义报纸（大家知道，在西欧投票选举社会民主党的人比社会民主党报纸的读者要多得多），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应该迁就工人的最低水平，那就荒谬了。从这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应该用别的宣传鼓动手段，如通俗小册子、口头鼓动、报道当地事件的小报（这是主要的），来影响这些人。很可能在启发水平低的工人的觉悟的时候，首先应该进行合法的教育工作，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决不能以此为限。对于党来说，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正是要到最需要做教育工作的地方去做教育工作，要派合法的活动家去开荒，再让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员去播种。对落后工人进行鼓动，当然应该充分发挥每个鼓动员的个人特长，全面照顾每个地方、每种职业以及其他方面的特点。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底），《列宁全集》第4卷第247页。
在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学校或阅览室里经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讲演会，而且听众往往很多。我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别表明了英国无产阶级在取得独立的教育方面已经有了多么大的成就。资产者是现存的社会制度以及和这个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偏见的奴隶；他胆怯地避开和千方百计地排斥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无产者却眼睛雪亮地正视这一切，高高兴兴地而且很有成效地研究它们。在这方面，社会主义者为了教育无产阶级曾经做过不少事情，他们翻译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的著作，并且用普及本把这些翻译作品和英国作家最优秀的著作一道加以传播。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也仅仅是在无产者中间流行。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谓“家庭版”。当代最大的两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葛德文的著作，特别是后者的著作，也几乎只是无产阶级的财富。即使激进资产阶级中有边沁的信徒，那也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才能越过边沁，迈步前进。无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书刊，这多半是一些期刊和小册子，就内容来说，远胜于资产阶级的一切书刊。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8—529页。
第四章 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第一节 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历史必然性
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对立中运动的
……有什么东西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建立起来呢？社会主义是否必然要继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到来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怎么知道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只是一种美妙的理想或幻想呢？其科学证明又在哪里呢？
历史表明：所有制形式直接以生产形式为转移，生产形式一改变，所有制形式迟早也必然要改变。有一个时期，所有制具有共产主义性质，当时原始人出没其间的森林和原野归大家所有，而不归个人所有。为什么当时是共产主义所有制呢？因为当时的生产是共产主义的，劳动是共同的，集体的，大家共同劳动，谁也离不开谁。后来一个时期，即小资产阶级生产的时期，所有制具有个人主义的（私人的）性质，人所必需的一切（当然空气、日光等等除外）都被认为私有财产。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呢？这是因为生产已成了个人主义的生产，每个人都藏在自己的角落里开始为自己而劳动了。最后，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时期到来了，这时成百成千的工人集合在一个场所、一个工厂里一起劳动。在这里，已看不见旧时那种自顾自、各干各的情形了，在这里，每个工人和每个车间所有的工人，在工作方面和本车间的工友、和其他车间都有密切的联系。只要某个车间停顿下来，整个工厂的工人就会无事可做。由此可见，生产过程、劳动已经具有社会性，已经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不仅个别工厂的情形是如此，整个生产部门和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情形也是如此：只要铁路工人举行罢工，生产就会陷于困难的境地；只要石油和石炭的生产停顿下来，很快就会有整批的工厂关闭。很明显，在这里，生产过程已具有社会的集体主义的性质了。既然占有的私人性不适合生产的社会性，既然现代集体主义的劳动必然引向集体所有制，所以不言而喻，继资本主义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正像继黑夜而来的必然是白天一样。
历史就这样论证着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09—310页。
雇佣工人的人数尽管相对减少，但仍然会绝对增加，这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只要不再需要每天使用劳动力十二至十五小时，劳动力就已经过剩了。只要生产力的发展，会使工人的绝对人数减少，就是说，只要它实际上会使整个国家能在较少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全部生产，它就会引起革命，因为它会断绝大多数人口的活路。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有限制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决不是发展生产力和生产财富的绝对形式，它反而会在一定点上和这种发展发生冲突。这种冲突部分地出现在周期性危机中，这种危机是由于工人人口中这个或那个部分在他们原来的就业方式上成为过剩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是工人的剩余时间。社会所赢得的绝对的剩余时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无关。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在它增加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时间，而不是减少物质生产的一般劳动时间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生产才是重要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对立中运动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3—294页。
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用暴力消灭资本，——这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这里包含的，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且是科学力量已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尺度，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的范围和广度。这也是人口等等的发展，一句话，是一切生产因素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力以及机器的应用，同人口成比例，而人口的增长本身既是有待再生产因而也有待消费的使用价值增长的前提，也是这些使用价值增长的结果。
利润的这种下降，既然意味着直接劳动同由直接劳动再生产出来以及新创造出来的物化劳动量相比减少了，所以，资本就想尽一切办法，力图通过减少必要劳动的份额，并且同所使用的全部劳动相比进一步增加剩余劳动的量，来弥补活劳动同资本总量之比的减少，从而弥补表现为利润的剩余价值同预先存在的资本之比的减少。因此，在现存财富极大地增大的同时，生产力获得最高度的发展，而与此相适应，资本贬值，工人退化，工人的生命力被最大限度地消耗。
这些矛盾会导致爆发，灾变，危机，这时，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继续发挥职能的水平。当然，这些矛盾会导致爆发，危机，这时，一切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致自杀的水平。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以更大的规模重复发生，而最终将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卷第268—269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末，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8—279页。
资本主义把生产力发展到巨大的规模以后，便陷入它解决不了的矛盾中。资本主义生产出日益增多的商品并且减低商品的价格，这样就使竞争尖锐化，使大批中小私有者破产，把他们变成无产者，缩小他们的购买力，因而使生产出来的商品无法销售出去。资本主义扩大生产并把千百万工人集合在大工厂内，这样就使生产过程具有社会性，因而破坏本身的基础，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要求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却仍然是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不相容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
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通过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暴露出来，在危机时期，资本家由于自己使居民群众遭受破产而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不得不烧掉产品，销毁制成的商品，停止生产，破坏生产力，千百万居民则被迫失业挨饿，而这并不是由于商品不够，却是因为商品生产太多。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合社会生产力状况，它同社会生产力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孕育着革命，这个革命的使命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来代替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斯大林文选》上第201—202页。
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社会化，这并不是说人们在一个场所内工作（这只是过程的一小部分），而是说随资本积聚而来的是社会劳动专业化，每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人数减少，工业部门的数目增多；就是说，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例如在手工纺织时代，小生产者自己纺纱并用纺出的纱织布，于是工业部门也就为数不多（纺纱业和织布业融合在一起）。一旦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工业部门的数目就增加起来，纺纱和织布都单独进行：这个生产单独化和生产积聚化过程使机器制造业、煤炭采掘业等等新部门相继出现。在每个现在已更加专业化的工业部门里，资本家的人数日益减少。这就是说，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日益巩固，生产者在结成一个整体。零散的小生产者各人兼干几种操作，所以不大依赖别人；例如一个手工业者自己种麻、纺麻、织布，几乎是不依赖别人的。正是在这种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制度下（也只是在这种制度下），“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俗话，即市场波动的无政府状态，才是有根据的。当劳动已因资本主义而社会化，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织布厂老板依赖纺纱厂老板；后者又依赖棉田资本家，依赖机器制造厂老板，依赖煤矿老板等等。结果每个资本家离了别的资本家就不行。“人人为自己”的俗话显然完全不适用于这样一种制度：这里一人为大家工作，大家为一人工作（上帝没有存在的余地，他既不能作为天空的幻影，也不能作为人间的“金犊”）。制度的性质已完全改变。在分散的小企业存在的制度下，其中某个企业停工，只影响到社会少数成员，并不引起普遍的混乱，因而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不会激起社会的干涉。可是，如果一个属于十分专业化工业部门而几乎是为全社会工作并又依赖全社会（为简单起见，我特以社会化已达顶点时的情形为例）的大企业停工了，那末，社会其余一切企业都一定会停工，因为它们只能从这个企业取得必需的产品，即只有当这个企业的商品具备时，才能实现自己的全部商品。这样，所有的生产就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同时每种生产都由个别资本家经营，由他为所欲为，由他把社会产品攫为私有。于是生产形式就和占有形式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后者不能不适应前者，不能不变成公有的即社会主义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而“祖国纪事”的机智的庸人却把一切归结为在一个场所内工作。真是胡说八道！（我仅说明物质过程、生产关系的改变，没有涉及这一过程的社会方面，没有涉及工人的联合、团结和组织，因为这是派生的次要的现象。）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155-156页。
在中世纪得到发展的那种商品生产中，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当时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或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他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即使利用过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资以外还得到别的报酬：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后来生产资料开始集中于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像从前一样被当做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为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所占有，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这个使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5～296页。
如上所述，最初的资本家就已经遇到了现成的雇佣劳动形式。但是，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行会制度规定今天的帮工明天可以成为师傅。但是，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于资本家手中，情形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愈来愈没有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救急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的封建制度的崩溃，由于封建主扈从人员被解散，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等等，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6页。
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愈来愈公开、愈来愈有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愈来愈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何旧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控制了手工业，就把旧的手工业消灭掉。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地方性的斗争已经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产业和产业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存问题都决定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清除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的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8页。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最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性，怎样由于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一种迫使各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法令。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法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阻力的、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阻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和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方面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
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变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