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三大规律：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其中，对立统一思想是黑格尔辩证法中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恩格斯曾经这样高度评价黑格尔：“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而且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
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有人常常以为，“用辩证法来看问题”，就好像是看一件东西，先这边看看，再跑到那边去看看，然后综合一下认识，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至少这不是黑格尔所理解的“辩证法”。
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由正题、反题与合题组成的。所谓“正题”、“反题”、“合题”，其实是绝对精神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正题必然地派生出它的对立面——反题，并且和反题构成“对立”，最终二者都被扬弃而达到“统一”的合题。所以，辩证法就是绝对精神不断流动、展开的一个历史过程，它是动态的。任何事物，都是在“正——反——合”的辩证发展的过程中存在。
那么，怎么理解“正——反——合”的意思呢？黑格尔曾经打了个比方，一颗麦粒，一开始它只是一颗麦粒（正题），但它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突破自己、否定自己的因素——这就是要长成一株麦苗。当它真的长成一株麦苗时，它就不再是一颗麦粒了，而是达到了麦粒的对立面（反题）。麦苗最后还是会成熟结种，自己死去而产生新的麦粒。新的麦粒既不是麦苗，也不同于原来作为种子的麦粒，而是两者综合的产物（合题）。
同样地，我们还可以再打一个比方。一只母鸡（正题）下了一个鸡蛋（反题）。母鸡一看，纳闷了：“这个东西不是我啊，它和我完全不一样呢！”但是孵化了十几天，小鸡破壳而出（合题）。原来，它还是一只鸡，但又不同于那只母鸡了。
到现在为止，我们或许可以大致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意思了——
一个东西，必然蕴含并产生它的对立面（否定物）。我们在设想任何事物时不能不同时设想到它的对立面，比如“无限”是相对于“有限”而言，“永恒”是相对于“非永恒”而言。但它的对立面（否定物）仍是片面的，又会必然地再次遭到否定，最终走向两者的综合，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产生更接近于完美或真理的东西。
不过说老实话，上面的这些比喻都是很粗浅的，它们只是稍稍有助于我们理解“正题”、“反题”、“合题”之间的必然关系。各位读者要想真正弄清楚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精髓，还是应该去看看他给我们留下的那几本经典之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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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人们老是拿这句话来批评黑格尔，指责他保守、片面、妄自尊大。这个命题乍一看，似乎还真是在为现有的秩序作辩护，在当时，就是在为普鲁士君主国家作辩护，在替当时的专制制度和警察国家辩护。所以，当黑格尔一提出这个命题，便招来了一场风波。普鲁士政府对此无比感激，文教大臣写信给黑格尔说：“您使哲学具备了对待现实的唯一正确的态度。”但是很多人鄙视他的哲学成为了阿谀奉承的玩意儿。
然而，就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两方面的人都只是肤浅地理解了黑格尔的字面意思。其实，黑格尔的意思并不是说“凡是现在存在的东西就是好的”，甚至，他根本就没有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所讲的是：“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什么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源，支配着万物的存在和发展；它就是“理性”。“合乎理性”，就是说合乎绝对精神的发展脉络，合乎整个世界的发展规律。所以，这里的“理性”不是指哪一个人的精神活动；“合理的”，也不是说“有效的”、“有道理的”等意思。
什么是“现实的”呢？这里关键是要看到，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现实”和“现存”是不一样的概念。“现存”是指“现在存在的”，它不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合乎绝对精神的必然性。而“现实”可以理解为“真实”、“实现出来”的意思。“现实的东西”是符合必然性的，所以它是“真的东西”，一定会实现出来。而它之所以会成为现实的，就在于它是合乎理性、合乎规律的。
当然，合乎理性的事物都必将实现，但这不是说，凡是实现出来的（现存的）都是符合必然性的。虽然现存的东西有它一定的合乎理性的成分，但又不可能绝对地合乎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不合理的成分逐渐上升而构成此事物的本质。于是，合理的事物又发展成了不合理的事物，因而势必会被新的、更加合乎理性的事物所取代。恩格斯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一命题已经包含了另一命题，那就是“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黑格尔的确有这种意思。据说有一次，他的好朋友海涅在和黑格尔谈话时，流露出对“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这句话的不满情绪。黑格尔却怪笑起来，轻轻地对海涅说：“也可以这样说，凡是合理的必然都是现实的。”话音未落，黑格尔就惊慌地环顾左右。当他发现并无外人时，才平静下来。
在庞大而严密的理性体系之下，掩藏着黑格尔近乎浪漫而狂妄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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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我造上帝还是上帝造我？
“人是人的上帝”，这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一句名言，出自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质》。简单地讲，它的意思是说，“上帝”其实是我们这些人类把自己的属性抽象出来，加以夸大和人格化，然后当作一个独立于我们，又强于我们的实体来崇拜。所以，与其说是上帝创造了我们，还不如说是我们创造了一个上帝。
“宗教就是欺骗！世界上第一个说谎者就是神学家！”费尔巴哈说。他认为人的宗教感情不是天生的，因为人没有天生的宗教器官。我们既不能用眼睛看见上帝，也不能用耳朵听到上帝，而知道上帝、信仰上帝是人在社会中慢慢被培养的结果。
那么，人是怎么造出一个上帝来的呢？更深的问题是，人为什么要造出一个上帝来呢？
费尔巴哈说，这一方面是因为无知和恐惧。由于世界中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而人们无法理解，所以他们就会感到害怕，就会猜测——那背后是不是有某种神奇的巨大力量在操纵它。除了恐惧，人们对自然也有感恩的一面，因为自然为人提供生存的空间和资源。恐惧感和崇敬感交织在一起，就使人产生了另一种感情——依赖感。这种依赖感才是一切宗教的真正基础。人总会找到某个比它强大的东西作依靠，从依赖自然到依赖君主，从依赖社会到依赖上帝，都是这个道理。
但是，人为什么会产生依赖感呢？这是因为人有自己的需要。试想，人如果没有对外在世界的需求，他还会依赖别的东西吗？他还会崇拜别的东西吗？
有了需要，就有了占有的欲望。欲望总是无限的，但是欲望的实现又总是有限的。这样就产生了欲望和能力、想像和实际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现实中又没办法解决，人们就只好借助于幻想和超自然的力量。人们幻想“天堂”中有无尽的资源，人们幻想“上帝”能够公平地处理世间的矛盾。
然而，所谓天堂，不正是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理想模型吗？所谓上帝，不也正是人将自己的本质异化出来，加以夸大的结果吗？别看上帝比我们聪明、善良、强大，其实，费尔巴哈说：“人怎样思维、怎样主张，他的上帝也就怎样思维和主张；人有多大的价值，他的上帝也有多大的价值，决不会再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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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只有一个马克思
1999年，就谁是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千年第一学人”这一命题，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的教授进行了校内征询与推选，投票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爱因斯坦第二。随后，英国广播公司（BBC）又以同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询投票一个月，结果得票高居榜首者依然是德国人马克思。
人类社会过去的1000年，是波澜壮阔的1000年，是造就巨人的1000年。悠悠千载，茫茫人海，代代英豪，在可圈可点的历史画卷中，曾出现过灿若繁星般的思想大师。为什么马克思能够独占鳌头呢？马克思，何许人也？
1818年，卡尔·马克思诞生在德国的特里尔镇。他有一个做律师的父亲，在父亲的影响下，马克思17岁时进入波恩大学攻读法律，随后又转入柏林大学，最后在耶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此后马克思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他在科隆为《莱茵报》当过一个时期的编辑，但是他那激进的政治观点，不久就给自己惹出了是非。于是马克思不得不迁居到巴黎。在那儿，他遇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同的政治观点使两人结下了真切的友谊，甘苦与共，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
在富有革命传统的法国，马克思积极参加法国工人的集会，了解工人阶级的斗争状况。不久，他就同法国工人建立了密切联系，还结识了流亡在法国的各国革命家。巴黎的斗争生活，促使马克思的思考走向科学共产主义。
像马克思这样的“危险分子”是不可能被政府容忍的。不久，他就被驱逐出法国，迁居到布鲁塞尔。1847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他发表了第一部重要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第二年，他和恩格斯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这是一部划时代的经典之作。可以说，人类的历史由此而被改写。
在同年晚些时候，马克思返回科隆，数月后又遭驱逐，之后他迁居伦敦。19世纪50年代是马克思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贫困的生活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形形色色的敌人对他攻击诽谤，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对他关上了大门。但他没有退缩，继续战斗。他成年累月地在大英博物馆研读政治经济文献，埋头从事经济学研究，为无产阶级锻造理论武器。而在他撰写政治学和经济学著作的日子里，他伟大的朋友恩格斯从经济上慷慨地支持着马克思。为了使自己的战友能创立新的伟业，恩格斯作出了最大的自我牺牲。
反动政府的迫害，贫困的物质生活，繁重的理论工作和紧张的战斗，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他晚年常被病痛折磨。1883年3月14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被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和他的夫人燕妮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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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
1843年，由马克思担任主编的《莱茵报》被政府查封。这件事对马克思的震动很大，他认识到披在资产阶级“肩上的华丽的斗篷掉下来了”，露出的不是自由或仁爱，而是专横与暴虐。虽然黑格尔曾说，国家是人类社会中最合理的东西。但严峻的事实，使得马克思不再相信黑格尔关于国家的观点。在现实中，国家并不是那么合乎理性的，更多的只有利益的冲突。这成为了马克思写作《导言》的契机。
在此之前，马克思还写过一篇文章，叫《论犹太人问题》。在这篇文章里面，马克思说，人类的目标是“人类的解放”，而只有废除了私有制，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那么，应该由谁来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呢？他们又应该怎么样才能完成呢？在《导言》中，马克思就回答了这些问题。
马克思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而无产阶级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完成这个任务。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既要进行“武器的批判”，也要掌握“批判的武器”。
所谓“武器的批判”，就是说要运用物质的力量，真刀真枪地进行战斗。所谓“批判的武器”，就是说要借助理论的力量，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马克思在《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思想上的批判终究是思想领域中的，而拿起武器去战斗，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经之路。但是在战斗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若想成功，完成人类的解放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要有先进的“批判的武器”来指引自己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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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名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研究者用这句话来概括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
1845年，马克思遭到法国政府的驱逐，来到布鲁塞尔。在这里，他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评价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这个提纲之所以很重要，就在于它着重阐明了实践的作用和根本地位，指出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标准。而过去的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在他们眼中，人的认识不过是对客观事物的消极反映，犹如照镜子的投影一样。客观事物和我们是对立分离的，而不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这样一来，他们的哲学只需要谈谈怎么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就可以了，而不需要考虑改造世界的问题。
但是马克思就认为这样不对。他在这个提纲中说：客观世界不仅仅是呆在那里，等着我们去认识和解释的，它同时也是需要我们去改造的对象。我们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认识对象。离开了社会实践，人的认识不但不可能发生，而且它是不是正确的也没法证明。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离开了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这样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实践”的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马克思把“实践”引入了自己的哲学，又科学地说明了实践的决定作用和基础地位，而且还强调，一切理论的东西都应该付诸实践，指导实践。所以，他的哲学和以往的哲学有着十分不同的风格和气质。就像他自己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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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一半是天才，一半是疯子
德国法兰克福的一家公寓里住进来一位哲学家。紧靠旅馆有一家小饭馆，有位哲学家常去那里吃饭，那也是英国军事人员常去的地方。不过，饭馆的一个侍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饭前，这位哲学家总要把一枚金币放在自己面前的桌上，饭后又把金币收回自己的口袋里。有一天，这位侍从忍不住问他在干什么。这位哲学家不乏嘲讽地说：“我每天在心里与那些军官们打赌，只要他们哪一天会除了马呀、狗呀、女人呀之外还能谈点别的话题，我就把金币放进教会的施舍箱去。”
这位高傲的哲学家就是阿图尔·叔本华。
真正的哲学家大多是怪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往往和一般人不一样。而叔本华尤其古怪，即便是在哲学家的圈子里面也是“数一数二”的。他孤傲、自负，自诩为天才，但他的思想却不能被当时的人所理解，也遭到同行的嘲笑和冷遇。他老是会在周围的环境中发现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所以他和世人格格不入，一生独身，无妻无子，尤其蔑视女性，一辈子也没几个朋友。
当然，叔本华并不是不接受任何人。他虽然平素自视清高，但唯独崇敬歌德，与他有忘年之交。这得归功于他母亲的交际，歌德常常是他母亲的座上客。只要歌德出席，叔本华便显得毕恭毕敬。歌德也对这位年轻的哲学家非常器重。据说有一天，大家围着一张茶桌闲聊，唯独叔本华走到窗前，凝望夜空，肃穆沉思。几个女孩子便咯咯地笑了起来。歌德却说：“孩子们，让那个青年独自呆着吧！不要取笑他。将来有一天，他会超过我们所有的人。”
后来在1812年，叔本华进入了著名的柏林大学。他在柏林大学听费希特的讲课，但是很快就发现费希特一点也不值得他欣赏。虽然如此，但他依然来听费希特的课。只不过专门是为了找费希特的错处，以便和他争辩。他在听课笔记里所记的不是笔记，而是对费希特尖酸刻薄的批判。
1813年，叔本华从柏林大学博士毕业，此后4年，他全身心地写作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是一部集中了他全部智慧的作品，此后的著作都只是该书的评注而已。这部书奠定了叔本华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唯意志论的开山鼻祖。
自从苏格拉底以来，西方的思想家都认为，理性的东西才是世界的本源，我们都应该选择理性的生活。然而叔本华却把“意志”这种非理性的东西当作本源，当作生活的动力。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愿意同意他这个观点。所以直到晚年，他的思想才渐渐地为人接受。人们竞相拜访他，研究他的哲学。自此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在尼采、柏格森、詹姆士、杜威、萨特等人那里，我们都可以发现意志主义的印记。
这就是叔本华。一半是疯子，一半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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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因为爱欲，所以痛苦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认为，意志是世界上最根本的基石。而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表象的世界。但是，这个“表象”是谁的“表象”呢？黑格尔说世界是理性（绝对精神）的表象，而叔本华说：不对！它们是意志的表象！
意志是我的意志。所以，“世界是我的表象”，太阳的存在就是像我看到它的那个样子；地球的存在也只是像我感觉到的那个样子。人生是一场梦！
意志支配着生命。生长的意志促使植物向着阳光，生存的意志推动人们去为食物、配偶和孩子而争斗。因此，占有、争斗、敌视和破坏是生命意志的本质。意志没有界限、没有方向，它只有盲目地实现自己的愿望。每个人都得屈从于这样的意志。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意志的一个表象。意志总是冲动的，所以它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形式就是“欲望”。叔本华的逻辑是：我们具有欲望，这是生命的本性。有欲望，就证明想去得到一些现在还没有的东西。所以，欲望说明缺乏，缺乏则意味着痛苦。这种痛苦是你活着就得承受的。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你会痛苦；如果欲望得到了满足，你又会无聊，还是痛苦；在欲望得到满足后，又会有新的欲望产生，而新的欲望意味着新的痛苦。生命意志是无限的，而个体生命是有限的，生命意志在个体生命身上不可能得到满足……
叔本华在人生画卷上描绘出的，是一幅悲观的画面。而他所开出的人生处方则是——认清生命的虚无，自觉否定生命的意志，放弃所有的欲望，进入类似于佛教中“涅槃”境界。
不过，别看《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部书充满了悲观的情绪，在推广他的思想时，自负的叔本华却显得非常积极乐观。即使在出版后十几年里无人问津，大部分作为废纸卖出，他也一点都不悲观，反而说“一位完成了流芳百世的伟大著作的人，不会因为受到公众的冷落而心神不宁，也不会由于批评家的指责而有所动摇”，“这部书不是为了转瞬即逝的年代而是为了全人类而写的，今后会成为上百本书的源泉和根据”。
事情还真是这样。不过等人们认同他的看法时，叔本华已经是一位垂垂老者了。在他死后，关于他的哲学的讲座逐渐将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讲座排挤了出去。他一时成了德国最时髦的哲学家。到1891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已经再版了1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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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上帝死了
有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一个诗人、一个哲学家、一个孤独的漂泊者。他杀死了上帝，但他不是传说中的那个恶魔。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是德国人尼采。
尼采出身于宗教家庭，据说他的祖先7代都是牧师。1844年，尼采出生于一个名叫洛肯的乡村。不久，尼采有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学话很慢，老爱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一切。身为牧师的父亲很喜欢这个沉静的小男孩，总是带着他一起散步。但是尼采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他7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这件事给他非常大的打击。而两年后，他的弟弟也夭折了。于是，尼采就在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个姑姑的身边长大。幼年的尼采，缺少男性之爱，在人前显得腼腆甚至羞怯；除了埋头书本，他只有和妹妹在一起的时候才感到放松。
很难想像，在这样一个宗教家庭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居然留给世人的印象是激情甚至迷狂，日后居然会成为举世闻名的反基督教的人。
1865年的冬季，有一天，尼采偶尔在一家书店买到叔本华的巨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立刻，他就被这位已逝6年的忧郁智者迷住了。尼采狂热地喊着：我发现了一面镜子，在这里面，我能看到世界、人生和自己的个性被描述得惊人的宏壮。尼采一下子就接受了“意志”的概念，但是他并没有染上悲观色彩，相反，他把意志改造成为积极的力量，不断生长，蓬勃向上。这就是他所说的“权力意志”。人应该在“权力意志”的支配下生活。
但是，基督教却要我们怎么生活呢？尼采问道。
“理想的基督徒的生活饱含爱和谦逊……它坚决反对自卫的权利，反对以征服他人作为自己的胜利。”在尼采眼中，基督教就是要人们甘于贫穷，服从命运，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没用的家伙；它扼杀人的生命力量和原始冲动，扼杀人的个性，扼杀人的激情和自由；基督教不是让人们积极向上，而是要人们去怜悯、同情弱者，使人趋于柔弱、萎靡的境地。尼采说，基督教提倡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奴隶的道德，它们用平等、宽恕的道德原则来为自己卑下的地位做辩护。所以，基督教完全有悖于人性的发展。
尼采呼唤着高贵的“超人”能够出现。这种“超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生命力、创造性和权力意志。他威武刚强，充满希望。他不再是彼岸的理想，而是在现实世界就能够存在的有些有肉的人。
于是，尼采说，我们要重估一切价值，“上帝已死，我们现在希望超人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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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18世纪，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哈奇逊的苏格兰——爱尔兰哲学家曾说：“最好的行为就是给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幸福。”数十年后，另一个英国人边沁把这一句格言发展成为“道德和立法的原理”。他说，一种行为的对与错完全应该根据其结果来判断，好的结果给人们带来快乐，坏的结果给人们带来痛苦；因此，正确的行为就应当是，最大限度地产生快乐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痛苦。“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就是“功利的原理”，像边沁这样的哲学家们就被称作“功利主义者”。
“功利”这个词儿在汉语里的名声是不太光彩的。我们说一个人“挺功利的”，就好像是在贬低这个人的品格。但是，在边沁先生那里，“功利”不仅不是道德的沦丧，反而是道德的伸张。一个人是不是道德的，是要看他的行动是不是赢得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除了个人的道德领域，这句话还成为社会上人们的一种共识。边沁就主张，应当在功利主义的指导下来制定法律和社会政策。它对英国的政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功利主义有三个原则：
第一，它只根据后果去判别行动的对和错。至于说你是抱着什么动机去做的，这无关紧要。所以，好心办了坏事，那就得谴责；假如本来居心不良，但歪打正着地带来了好结果，那就得表扬。
第二，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呢？边沁说，让人快乐的就是好事，让人痛苦的就是坏事。趋乐避苦，这是人的本性。
第三，一个人幸福了、快乐了，还不行。因为没有谁的幸福会比别人的幸福更有价值，所以，做事情要使得与之利益相关的大多数人都幸福了，才是符合“功利原则”的。
功利主义的产生和流行，是同当时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念结合在一起的。边沁的哲学主要是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而这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英语中，成了一句妇孺皆知的流行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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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你挥舞拳头的自由到我的鼻子为界
一位见识独特的学者曾说，地球上有两座群岛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最大，一个是地中海沿岸的爱琴海诸岛，另一个是北大西洋中的英伦三岛。
爱琴海的希腊文明，是古典世界的智慧之峰。黑格尔说：“凡是满足我们的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而英伦三岛则是近代工业革命、自由主义与法治的故乡，现代文明的许多东西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或几个英国人。在英国悠长的文化传统中，“自由”总没有被英吉利民族所遗忘。其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译作“密尔”）为“自由”注入了现代的意识。
“自由”是西方思想，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思想的“关键词”。自古以来，各种各样的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层次与方面来阐释自由的含义。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自由，从2460年以前在雅典播种以来，就仅次于‘宗教’而成为‘善’的动力和‘罪恶’的常见托词。”古希腊的政治家梭伦、伯里克利也谈论过“自由”，基督教的大神学家奥古斯丁讲过“自由”，康德和黑格尔更是将“自由”当作意志的本性……
让我们通过3个问题，来看看穆勒所说的“自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第一，“自由”是什么的“自由”？
在穆勒这里，“自由”不是意志的自由，也不是形而上学意义的某个概念，而是在人们现代生活中所拥有的权利。所以自由是行动的自由。如果说这种自由依然有一定的哲学意味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政治与法律层面的哲学命题。
第二，“自由”是谁的“自由”？
穆勒说，自由是“我的”自由，也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有了这种自由之后，也就有了一个私人的空间。在这个私人空间里，政府和其他人不能随便干涉别人的生活。穆勒认为，自古以来，自由就是一种对抗政府权威的力量。政府作为一种公共力量，对于维持秩序是不可或缺的，但政府往往热衷于滥用自己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自由，就是在防御统冶者的暴虐。而在这个领域，自己才是最高的主宰者，我乐意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
第三，“自由”是多大的“自由”？
“自由”的前提是“平等”。因为你和我是平等的，所以我有自由，你也有自由，而且我们的自由是一般多的。我们不受别人侵害的自由，也是平等的。因此，你尽可以在你的私人空间里面张牙舞爪，拳打脚踢，但是千万不要打着“这是我的自由”的旗号来入侵我的私人空间。请将你的自由停留在我的空间之外，也请你挥舞的拳头到我的鼻子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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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踏踏实实做学问
人类能够进入现代社会，是因为人们把自然科学当作了最主要的认识工具。人们按照自然科学的那一套方法来认识世界。比如说，一切从经验观察出发，注重事实和数据，把得出来的结论拿到实践中去检验等等。它们可以通称为“实证的方法”。而在现代哲学史上，就有一群哲学家，主张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社会、探讨哲学。他们被人叫做“实证主义”者。
实证主义的第一代掌门人是法国人孔德（1798—1857年）。他说，原来那些宗教的、神学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虽然表面上说自己是“思辨”的，但这无非是一块遮羞布而已，其实它们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废话。所以，当代的哲学就没有必要再去讨论世界观、本体论这些东西了，而应该给人们提供实在的、有用的、确定的知识。也就是说，实证的哲学不讨论“世界为什么这样”，而只讨论“世界是个什么样”。哲学在孔德这里是一门科学，是用来发现世界一般性规律的东西。所以哲学不同于具体的自然科学，而是叫做“关于科学的科学”。
自然要用实证的态度去研究，社会也要用实证的态度去研究。孔德创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
其实，对社会的研究自古以来就有。但是在孔德之前，人们只知道有不同类型的社会，社会会随时间推移而变迁，社会的各种状况通常被认为是反映了神的意旨……而到了孔德那里，对社会的研究采用的是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他把社会当做一种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现象。关于社会的知识来自于经验观察而不是盲目信仰。
孔德留给后人的最主要著作是厚厚6卷的《实证哲学教程》。就在孔德实证主义系列的第一本书出版后一年，一位英国的自然科学家，搭乘一艘海船开始了他的科学之旅。这位科学家后来写了一部基于实证考察基础上的著作，名叫《物种起源》。这本书改变了人类认识自我和世界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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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一个关于“综合”的梦想
赫尔伯特·斯宾塞是英国19世纪下半期最受人瞩目的人物。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哲学教育，甚至也没有研究过以前的哲学家的著作，但是他却写出了洋洋洒洒18卷的巨著。其实，斯宾塞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要创造一部“综合哲学”。在这部“综合哲学”中，能够包括所有的知识类型。今天，他留给我们的这些作品中，比较有名的是《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伦理学原理》等。
斯宾塞的父亲和叔父都是教师和社会改革家，他在童年时就从他们那里学了一些粗浅的自然科学、医学、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他也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综合的倾向”，所以他总喜欢借用理论来构建一个体系。
就拿他这部“综合哲学”来说，他就试图用进化论和实证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所有的事情，从而串起一个无所不包的实证主义体系。不过，他其实有许多方面的知识都不懂，往往借助的是二手材料。他在38岁时草拟了关于“综合哲学”的提纲，然后用了他生命中剩下的43年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
斯宾塞把他的整个思想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而且丝毫不加反思。这就导致了我们所熟知的，也是名声不好的“社会进化论”。如果说说社会是进化的，倒也罢了。但是，雄心勃勃的斯宾塞先生却要在社会理论中，把进化论进行到底。他把生物学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原理拿来套社会的发展原则。结果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一直存在着“生存竞争”，优等民族在竞争中获胜，而劣等民族就遭到淘汰。优等民族就是最适于生存规律和生存环境的民族，劣等民族应该受到优等民族的统治。
看，多么冷酷的事实，多么冷静的理论啊！
斯宾塞的确十分冷峻和孤傲。美妙的生活到了他的嘴里，往往被“科学化”了。有一次，当他来到尼亚加拉大瀑布面前，他居然这样描写自然的壮观：“瀑布高160英尺，据测每小时流量为1亿吨，也就是说，每秒流量为2700吨。大瀑布的厚度有20英尺。……瀑布底部的侧面压力为每平方英寸15磅……也就是说，直接承受瀑布冲击的岩石每秒钟要受到2万吨的冲击力，水流以每秒100英尺的速度倾泻而下。”
对于女人，斯宾塞也以冷漠而著称，终身未娶。据说，他年轻时曾遇见一位相貌超群、体态优美的女子，朋友问他感觉如何。他说：“我不喜欢她。因为出于我的颅相学知识，她头颅的模样不好看。”还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朋友。朋友问他：“你不为你的独身主义后悔吗？”斯宾塞平静地答道：“人们应该满意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我为自己的决定感到满意。我常常这样宽慰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个女人，因为没有做我的妻子而获得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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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在颤栗中生存
索伦·克尔凯郭尔（S.Kierkegaard，1813—1855年），生于丹麦哥本哈根一户经营羊毛业的商人家里。他的父亲老克尔凯郭尔抚养他长大。在经商致富后，老克尔凯郭尔过起了赋闲的生活，把时间消磨在读书与研讨哲学等宗教问题上。克尔凯郭尔成年后还赞叹说：父亲把一种全能的想像力与一种不可抵御的辩证法绝妙地结合了起来。在克尔凯郭尔眼里，父亲是一个完美的人。
然而不久，他的生活发生了一件令他感到震撼的事件，他获知了父亲的秘密。父亲在一次酒后的醉话中，透露了自己早年在性生活方面的荒诞之举。要知道，在克尔凯郭尔心目中，父亲是如此的虔诚与圣洁，父亲就是他的上帝。现在他所崇拜的偶像一瞬间突然坍塌，克尔凯郭尔的内心不能不感到恐惧，他的心灵不能不发出绝望的呼喊。从此以后，他荒废了神学研习，开始过起纨绔子弟的浪荡生活。
接着，他又知道了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事实：父亲在小时候曾诅咒过上帝！当他再联想到母亲及兄姐接连死去的事实后，他丝毫不怀疑，这一定是上帝给他们家的惩罚。更要命的是，他进而主观地断定，上帝一定会让他死在父亲前头，死在34岁之前——那是耶稣的有生之年。对于基督教所说的“原罪”，过去他的感受并不深切，不过他现在真正感受到了。存在于世的恐惧、忧郁和颤栗，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你还活着！但你将痛苦地生活！
1837年5月，他结识了一个年仅15岁的女学生——列琪娜·奥尔森。不久，他们订婚了，但就在订婚后第3天，不祥的预感又在克尔凯郭尔内心出现，他旧病复发，把想像当成了现实。他想起了主宰命运的“原罪”，于是，昔日的忧郁和烦恼又死死地纠缠着他。他不断向自己提出“有罪？无罪？”的问题。他觉得自己应当给未婚妻以自由，他对自己说：“扮演一个流氓，可能的话，扮做一个十恶不赦的流氓，是给她自由的唯一办法。”终于，他做出了选择，他冷静而坚决地抛弃了她。当然他也非常痛苦——“我整夜整夜地躺在床上哭泣”，“我痛苦异常，每天都想念她”……不过这些伤感和痛苦正是他自己选择的。
与列琪娜关系的破裂，是克尔凯郭尔一生中最大的事件，它又一次给他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并影响了他的整个后半生。
在忧伤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克尔凯郭尔，深深体验着生存的重负。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人的存在”这一问题。他成为了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他从自身的生活体验中提取人的概念。然而，得出的结论只是——面对世界和自我的陌生感，内心的矛盾，深刻的恐惧和彷徨……
在恐惧中，他发现生活是由一堆可能性组成的，等着人去选择。人只有在恐惧中，才能发现自己还有一点选择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总是有限的，它并不能使我们从痛苦中走出来。在有限的自由中，我们找不到安全宁静的港湾。
于是，克尔凯郭尔最终皈依了上帝。上帝是无限的，当一个人面对上帝时，灵魂才得以安顿，颤栗才得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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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他就像个诗人
1914年，当欧洲的军队纷纷开赴前线，像野兽一般厮杀的时候，人们感到恐惧和迷惘：难道文明和进步竟是如此脆弱的吗？此时，法兰西学院的一位教授回答说：“你们现在是消沉的，丧失了希望。不用怕！我曾经也这样。但是后来我忽然在一瞬间认识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力量！”
这位法兰西教授就是亨利·柏格森。在他一生的创作中，言辞优雅，语言敏锐，充满着丰富的想像和似水的诗情。后来他凭借哲学作品《创造的进化》而获得了192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评价他的作品说，这是“一篇震憾人心的雄伟诗篇，一个蕴含着不竭之力与驰骋天际之灵感的宇宙论”，“他亲身穿过理性主义的华盖，开辟了一条通路。由此通路，柏格森打开了大门，解放了具有无比效力的创造推进力……向理想主义敞开了广阔无边的空间领域”。
在《创造的进化》中，柏格森阐述了他最著名的一个概念——“生命力”（或译作“生命冲动”）。他说，在人的深处，有一种力量，不断地把我们从低级的形式引向更高级、更复杂的个体。这就是“生命力”。它既是每个人内在的体验，又是创造万物的宇宙意志。“生命力”向上喷发，就会产生精神性的事物，如人的自由意志、灵魂等；而“生命力”向下坠落，则产生无机界和惰性的物理事物。
而我们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生命体，就是因为我们具有“创造性的才智”。它使得我们能够认识和运用这种“生命力”，使得我们可以体验到“我们在生长，这是一个整体的流变过程”。
这种体验，只可能是一种内在的体验。它是我们的直觉！它是诗人的灵感！柏格森说，我们只有通过直觉，而不是理性，才能把握生命的整体存在，也才能洞察世界的本性——那就是“绵延”。现实不是静止的，它是一种“绵延”状态；而“绵延”是一种流动，是在时间中流动。
现在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是怎样理解时间的？我们是用数字标记时间的，如此才有了年月日；我们还用钟表的指针指示时间，如此就有了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我们还曾经用滴漏、日晷、晨钟、暮鼓等工具测量和预报过时间，如此就有了时辰昼夜、朝朝暮暮……
但是，它们都不是真正的时间，而只是对时间的记载。而这种记载是必须在空间里面进行的，比如说一滴水的落下，一根秒针“啪嗒”滑过一个角度。所以，这是空间中的时间，是在用空间表示时间，而不是真正的时间！
那么，真正的时间在哪里呢？柏格森说，在人的心里。我们只有通过直觉，才可以内在地体悟到它。于是他提倡“直觉主义”的方法。
他认为，分析哲学是把自己与外部世界分开，用割裂的方法去研究世界；而他们在分析自己时，也是先假定好另外一个自己，然后对这个假定的自己进行拆解。而直觉的方法不是这样，它是进入到事物的内部去，在与事物的同一里体悟事物；在分析自己时，则是在静默中进入到自身，与自身合一，从而直觉到生命那玄妙的本质。
这难道不是诗一般的境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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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轴心时代
1883年，马克思去世。但在同一年，德国又迎来了另一位哲人的诞生，他就是雅斯贝尔斯。
如果你不是雅斯贝尔斯的至亲好友，那么当你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一定会高高在上地坐在他的沙发椅中，就像一位亲王那样从他的宝座上慈祥地俯视着你。他会听你谈论上帝、世界和人类的知识。但是他会在亲切地赞同或反对之后，继续陈述他自己的观点。有人说，这多少有点仪式化的小把戏中的些许威严，不免让你顿生凉意。
这的确就是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写照。他年幼时得过一种怪病，使他无法进行爬山、骑马、跳舞等激烈的运动。于是，他长期过着单调的生活，显得十分孤独而又很难与别人进行沟通。除了公务，他从没有去过公共场所。而在大学教书期间，他和同事间也从来没有什么亲密的联系，更不用提他对哲学家大会的厌恶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孤独地，但又十分固执地同所有人辩论。他的这种不容分辩的说教口气，被有的人称作“雅斯贝尔斯式的表演”。
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
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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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新大陆的哲学
1838年7月，在哈佛神学院的一场演讲中，一位学者宣讲着个人解放和普遍宽容。他说新的世界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相互合作而组成的，人们要在人道主义的原则下去生活，去热情地生活。这个演说后来被有的人看作是美国的道德宣言。“从现在起，”一位听众评论道，“我们青年人在《圣经》中有了一部第五福音书——美国人的福音。”而这篇福音的传播者，不是约翰或马可，而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美国是一个移民者的国家。在这片新大陆上，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拓荒者。爱默生就出生在一个拓荒者的家族中。母亲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传播《圣经》福音的牧师，于是就把他送进哈佛大学。但是他的那种热情积极的气质，总不能和教会的正统思想合拍。最后，他离开讲坛，开始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爱默生首先来到欧洲，去拜访那些旧大陆上的先生们。一天晚上，他去拜访卡莱尔。卡莱尔递给年轻的美国客人一支雪茄，自己也点上一支。他们默默无言地吞云吐雾，直到深夜，他们握手道别，并祝贺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夜晚。然而，不久以后，当爱默生渐渐理解了卡莱尔的哲学后，他感到有些失望。卡莱尔的眼睛只盯着旧大陆过去的辉煌，而忽视新大陆上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色。除了卡莱尔，爱默生还发现许多欧洲的人物身上，都有这样抱残守旧的缺点。他说“千百年来，这些可怜的（欧洲）人坐在天堂的门前，张望里面的美景。如今大门敞开了，而他们却都沉睡了”。
虽然从欧洲失望而归，但爱默生却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他到底要寻找什么了。
在他的眼里，美、快乐、勇气、自由、进取，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传统重负、而又需要拓荒者们积极进取才能生存的国家，自由而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是很有必要的。这种朝气蓬勃的生活态度，就像爱默生所宣称的那样：“人的眼睛长在前面，而不是长在后面。”他说，我们美国人不要再模仿旧大陆的兄长了，不要再当追随者和学徒，而要成为开拓者和教师，创造美国式的思想和生活。
那么，什么叫美国式的呢？爱默生的回答是，承认每个人的价值，承认每个人工作的价值。比如说，铁匠写不出诗歌，但诗人也打不出马掌。相对于欧洲而言，这片没有经历过等级制的新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为自己的梦想底气十足地享受奋斗，享受失败。爱默生的哲学就是要为他们每个人的平等和伟大作出注解。拓荒者的坚强和勇敢，振奋和骄傲，成了爱默生写作的一条主线。
爱默生说，美国需要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属于新大陆的哲学；美国需要一种新的道德，一种有血有肉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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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有用的就是真理？
1946年，伯兰特·罗素的名著《西方哲学史》出版，其中只有一章写了在世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就是约翰·杜威。杜威教授著作等身，我们很难说哪一本就能代表他的思想。比如说，《逻辑：探究理论》一书也许最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核心思想，但流传最广的著作却是《哲学的改造》，而影响最大的著作或许得算是《学校与社会》了。
同大多数哲学家相比，杜威是一位实干家。他在1896年建立自己的实验学校。20世纪20年代，他还来到东亚，在东京、北京和南京都作过演讲。1933年，他又在美国参与建立了流亡大学，帮助世界上来自其他国家的流亡学者。
作为一位教育家，杜威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口号——“通过做来认识！”
在杜威看来，教育的过程就是使孩子的自然潜能发挥出来的过程。然而，发挥他们的潜能是为了干什么呢？就是要让他们懂得如何去解决问题。而这只有通过亲身实践才会明白。杜威说，几百年来，人类在科学的探索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比起其他领域的知识来，科学知识更为可靠，也更有用，因为它使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方便。所以，我们有必要让所有的活动都像科学的活动那样进行。因此，他觉得教育孩子，就应该让他们学会观察，亲自动手，善于判断，并检验自己的看法。在行动的过程中获得知识。
多做少说，注重实际的效用，这大概是美国现代思想家们的一种主要的态度。它被称为“实用主义”。欧洲人常常笑话美国没有哲学，但是当“实用主义”出现以后，局面改观了许多。而对“实用主义”作出更多理论论述的人，叫威廉·詹姆士。
詹姆士的祖父是一位注重实际的爱尔兰移民，他的父亲则是一位思想自由的人。把祖父的实际精神和父亲的自由意识结合起来，再加上一点爱尔兰人的幽默和美国人的直率，这就是威廉·詹姆士的脾气。
这种脾气一直影响到他的学说。比如他认为，真理是相对的，我们中间谁也没有权利说他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因为我们都只能看到真理的一部分。当然，只要这一部分真理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处理好日常中的问题，那么这就很好了。
于是就有人批评詹姆士了，质问他：“难道有用的就是真理吗？”詹姆士回答说，实用主义只和生活打交道，不讨论这些抽象的问题。实用主义无非是要人们在各种学说当中保持中立，不那么绝对罢了。这就像一个旅馆的走廊，它通向一百个房间。在一个房间里你可以看见一个人跪着祈求他的信仰；在另一个房间有个人坐在桌旁想要消灭一切形而上学；而第三个房间是一个实验室，一个科学家正在讨求自然的奥秘。实用主义者说，这些都是生活允许的，只不过你得先从这条走廊开始你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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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现代逻辑之父：弗雷格
一直到19世纪，人们一谈起“逻辑”，还是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而且对“逻辑是什么”的看法，也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变。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逻辑是思维的规则。正如叔本华所言，没有关节就不能弯曲臂膀；同样，没有逻辑作为规则，思维就不可能连贯地进行。然而，19世纪后半叶，一个名叫戈特罗伯·弗雷格（1848—1925年）的德国人提出的看法，却足以推翻这一逻辑观，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后人称他为“现代逻辑之父”。
弗雷格首先是一位数学家。他在1873年从哥廷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以后，返回耶拿大学的数学系。1879年，他成为一名数学教授，直到退休。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弗雷格是第一个把数学和逻辑紧密结合起来的哲学家。他用哲学的眼光去看待数学。简单地说他的数学哲学思想，有这么三条原则——
第一，数学不是来自经验活动，而是先天的真理。因为在任何时间地点，一个智力正常的人不用理会经验活动，就完全可以掌握数学的运算规则。这就说明了第二点，数学真理又是普遍的、客观的。你说一就是一，我也不能把一说成是二，那样是“没道理”。还有一点就是，所有的数学最终可以划归为逻辑，数学是逻辑的一部分。
弗雷格为什么敢这么说呢？
因为他发现，任何一个数学证明，都是从不证自明的前提出发的，按照设定的规则，推论出结论。然而问题是，这些前提真的是不证自明的吗？那些规则真的是有效的吗？没有人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因此，整座数学大厦似乎是在半空中飘荡，没有确定的基础可言。于是，弗雷格想证明，构成数学大厦的那些假设和方法，都是可以从基本的逻辑原理中推导出来的。有纯粹逻辑作为保证，数学就有了稳固的基础。
然而，逻辑怎么就能够充当这么重要的角色呢？这同弗雷格对“逻辑”的理解有关。
他说，逻辑根本不是“思维的规则”，事实上也与思维无关。逻辑关系独立于人的思维而存在。诚然，人类可以认识它们、学习它们、忽视它们、误解它们等等，但所有这些行为都不依赖于人而存在。这就意味着，逻辑命题是客观真理。我们有可能把握它们，也可能把握不了，但其存在与人的思维无关。所以，“逻辑”和“做出逻辑的判断”是两码事。“逻辑”是客观的东西，而“做出逻辑的判断”则是主观的活动，我们根据客观的“逻辑”才能够做出主观上的“逻辑判断”。
弗雷格的逻辑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他区分了“意义”（含义）和“意谓”（所指）。我们都认为，一个词指代一件东西（意谓），这就是这个词的功能。但是弗雷格说这还不够，一个词除了能指代一件东西（意谓），它还有自己特定的含义（意义）。比如说，在“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这句话里，“水星”和“离太阳最近的行星”两种说法指的是同一件东西，但它们毕竟是两种说法。说“水星”也许更多地让人联想起一些人文知识，而说“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则是一种科学知识的表达。
身为数学家，弗雷格一生都在耶拿大学数学系工作。其著作发表后，并未引起大家所注意，因为人们依然坚信，数学和逻辑是人类心灵的产物。直到多年以后，英国人伯特兰·罗素“发现”了他，才将他展现给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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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长寿的罗素勋爵
有人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名的哲学家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你要活得长，另一个是你要不断地发出声音。英国人伯兰特·罗素就同时做到了这两点。他活到了97岁，而且他一辈子都在满世界宣讲他的各种思想。就在逝世的前几天，他还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埃及和巴勒斯坦的难民营……
罗素无疑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虽然英国人也注意到还有一个叫维特根斯坦的奥地利哲学家也很伟大，但是有着特别自豪感的英国人可能会对此不以为然。英国哲学家艾耶尔在一本讨论维特根斯坦的书中这样赞叹道：维特根斯坦如此伟大，以至于成为仅次于罗素的哲学家。
罗素似乎总是精力充沛，在他的一生中，在许多领域中都是积极的活跃分子。用现在的教育体制来看，罗素要文科能文科，要理科能理科。不过严格说来，作为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罗素，要比作为哲学家和文学家的罗素要重要得多。他在数学和逻辑上的成就几乎是划时代的，是数学中“逻辑派”的领袖。而罗素的文字，也是优雅流畅，机智幽默，堪称现代英语写作的典范。后来他在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据说，罗素迄今为止是不靠文学作品（小说和诗）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柏格森）。
罗素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有三个简单而强烈的热情决定了我的一生：对爱的需求，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人类苦难难以承受的同情。”这种说法还真得十分贴切。他一生结过4次婚，其中第4次婚姻时，罗素已年届八旬。而他同时是伟大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
此外，罗素还爱发表自己对于社会的看法，在敏感的时期，他总会出现在敏感的场合说一通敏感的话，做一些敏感的事。1915年，罗素因参加反战活动，被政府宣判为有罪，并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解除了教职。他甚至因批评政府而蹲了半年监狱。但是这一点也没有影响罗素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1955年，罗素争取到爱因斯坦的支持，发表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号召东西方科学家召开一次世界性会议，共同讨论采取什么实际行动，以应付人类面临的核武器危机；1961年，89岁高龄的罗素因组织群众在空军总部和国防部门前静坐示威而被法庭判处一周的监禁……
在学问上，罗素是语言分析学派的主要成员。他讨厌那些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形而上学的思考，而愿意讨论数学或逻辑这些比较确定的东西，在他看来，逻辑属于“那个能被思想理解，却不能被思想所创造的独立的世界”。玩数学或者玩逻辑当然需要足够聪明和清晰的大脑。而罗素活到90多岁还有清楚的头脑和不老的热情。据说，罗素在80多岁时说他的已经90多岁的老师怀特海“真是老糊涂了”，而怀特海先生反过来说罗素“还是不成熟”。怀特海是个天才，他非常年轻时就成了剑桥的教授。由于他是天才，所以很快就看出罗素也是天才。罗素在剑桥上大学时，怀特海对罗素说：“你不用学了，你都会了。”不久后他们由师生变成合作者，共同写作了划时代的著作《数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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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有一个人叫维特根斯坦
有一人叫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但这个维特根斯坦却是个怪物。
他一辈子有过很多职业：士兵、机师、建筑师、小学老师、大学教授。用“多才多艺”来形容他一点都不过分。他10岁时就自己做了一台缝纫机，后来又造过飞机的发动机。艺术造诣也很高，他的单簧管水平是专业级的。他还为他的姐姐设计过一栋楼房。维特根斯坦虽然有个亿万富翁的父亲，但他却把所继承的遗产全部送给了别人。此外，维特根斯坦还是个勇敢的士兵，参加过“一战”，他的战友回忆说，有一次对方的炮火打得大家东躲西藏，只有维特根斯坦在继续干活。
但是，历史记住的维特根斯坦，仍是一位哲学家。与其说他是一位“分析哲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哲学的哲学家”。他生活得特立独行，哲学的创造性，在哲学史上难以找到第二个和他一样的人。
据说有一天他跑到罗素那里，问：“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罗素不知他为什么这样问，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我是，我就去当一个飞艇驾驶员，但如果我不是，我将成为一个哲学家。”罗素于是要他写一篇论文，只要写他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就行。维特根斯坦不久把论文拿来了。罗素刚读了第一句，就相信他是个天才，于是劝他无论如何用不着去开飞艇。
维特根斯坦的另一个老师摩尔也非常欣赏维特根斯坦，摩尔的理由是“我在讲课时他看上去很困惑，而其他人都不是这样的”。据说维特根斯坦拿他的不朽著作《逻辑哲学论》到剑桥申请博士学位，答辩主持人是罗素和摩尔。罗素问他，你一会说关于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一会又说能够有绝对真理，这不是矛盾的吗？维特根斯坦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别急，你们永远也搞不懂这一点的。”答辩就这样结束了，罗素和摩尔一致同意通过答辩。
此后，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已经从根本上成功地解决了他所关心的所有哲学问题，于是跑到奥地利南部的山村去教小学生。
在那些小学生的眼里，维特根斯坦是另一个人，他不仅敬业尽职，而且对学生们满怀关爱。他用多种方法鼓励孩子们主动投入学习，常常用富有趣味的实例来解释事物的原理。他带着孩子们组装蒸汽机，他用自己的显微镜辅导学生观察小动物的骨骼，他自己花钱领孩子们旅行、参观，在旅行中教孩子们识别各种岩石和植物，在维也纳教孩子们观察各种风格的建筑。对那些禀赋优异的孩子，维特根斯坦更是关怀备至，甚至曾提出收养其中的一个，可是那个孩子的父亲拒绝了这个“疯狂的家伙”。
后来他重返哲学界，但除了一篇小论文，再没发表过任何文著，但他的学生所记的课堂笔记却广为流传，使他成为分析哲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当然，维特根斯坦最后还是辞去了剑桥的教授职位，理由是“不堪忍受教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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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对不可说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很会给哲学史添麻烦。他在20年代的思想和在30年代的思想居然是截然不同的。于是，一个维特根斯坦就变成了两个维特根斯坦。我们现在一般称作“前期维特根斯坦”和“后期维特根斯坦”。
前期的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典型的分析哲学家。其代表作是《逻辑哲学论》。
这本书是他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完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特根斯坦应征入伍，但还没有打仗就成了意大利人的战俘。据说被俘时，维特根斯坦正骑在炮筒上，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维特根斯坦后来对自己应征入伍动机的解释是：“因为我有自杀倾向，而没有比战争更好的自杀方式。”
在这本《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所使用的逻辑语言能够反映出世界的逻辑结构，词和词之间的连接方式反映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连接方式。所以，逻辑语言的世界是事实世界的投影。我们的日常语言不太规范，所以我们得使用符合逻辑的语言才行，它们才是规范的语言。
但是，不管我们用哪种语言，总有些东西是我们没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们只能说出一些可以表达的东西。
那么，什么是“可说的”呢？
所有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可说的。它们比较简单，因为我们能够用逻辑语言把它们说清楚。
那么，什么是“不可说的”呢？
生命、激情、情感、伦理、价值、宗教、形而上学的本体，还有一切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它们都是不可说的。它们是如此神圣，以至于没法被我们说出来，而只能在沉默中显示。而以前的那些哲学，就是拼命想说清楚这些本来就说不清楚的东西，结果弄得越说越不清楚。
维特根斯坦认为，凡是不可说的、只能在沉默中显示的东西，永远比可说的东西重要。因为“凡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而“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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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在生活中说话
美国著名哲学史家考夫曼曾经说过，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是：他的出现为哲学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像这样的事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生中居然做了两次！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也就是从奥地利的乡村学校返回英国后的这段时间，他几乎完全抛弃了自己原来的思想。他不再承认逻辑语言的力量和规范性，也不再认为在结构上逻辑语言的世界和日常世界是一样的。相反，他投向了生活世界，开始用日常语言说话了。
比如说，以前他会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在于它对应着一个对象。但是现在他发现，有很多词找不到对应的东西，但它们依然有意义，而且在生活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
救命！ 走开！ 好吧！ 啊唷！ 不！
谁能够为这些词找到它们所对应的对象呢？找不到！但它们又确实是“有意义的”。看来，在现实的生活语言中，决定语言意义的东西，倒不是它所对应的那个对象，而是它被运用的那个环境。
于是，语言就像是一场游戏。在游戏中，某个东西是有意义的，这并不是因为它和现实有什么必然联系，而是因为它在这个游戏里面。
语言的游戏是有规则的，叫做“语法”，所以一个词的意义具体是什么，还得由整个语言的语法所决定。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然而，游戏的规则又是由谁决定的呢？维特根斯坦说，肯定不是上帝啊、理性啊这些东西决定的，而只是玩游戏的人在一起商量来的结果。
于是，不同的人群在一起进行语言游戏，就会导致这场游戏会有多种玩法。甚至同一群人在一起玩，也会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玩法。那么，到底怎么玩才能称得上是“语言游戏”呢？
维特根斯坦说，这没关系，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好了。本来也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或者本质的东西。这些游戏和它们的规则，就像在一个大家族里面的成员一样，大家彼此相似罢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家族相似”。
于是，在这个“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本不该有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出现，是哲学家误用了我们的日常语言，说了不该说的话。这是典型的庸人自扰，甚至是一种病态，是哲学家的“神志昏迷”。所以，哲学的任务就是当一个人搞哲学的时候，让他停下来，对他进行“治疗”，让他从语言的误用中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上来。这样，哲学问题就消除了，哲学家的病也就治好了。
“不要想，而要看！”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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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语言遭遇分析
在20世纪，“分析哲学”可谓名声显赫。它20世纪初诞生在英国的剑桥，二战以后主要在美国流传。参与到“分析哲学”圈子里面来的哲学家大多都是说英语的，其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和主要作品，也都是用英语写出来的。所以有人就说，在英语世界里，20世纪就是分析哲学的世纪。“分析哲学”几乎就是20世纪“英美哲学”的同义语。
那么，什么是“分析哲学”呢？
其实，分析哲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种运动。分析哲学家们虽然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但是他们却具备两个共同特征——
一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他们认为，原来的那些本体论、认识论乃至伦理学等等哲学问题，之所以是“有问题”的，就在于人们没有合理的使用语言。
二是推崇分析方法。既然不合理地使用语言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那么当然现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梳理和澄清一下，看看语言的结构到底是什么，语言在科学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中到底应该怎么用。
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是分析学家在哲学史上最显著的“商标”。他们认为，语言符号问题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可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往往是想都不想就说出一大段话。结果误用了“语言”，留下来一大堆谁也看不懂的话。
于是，分析哲学家就不干了。他们说这不行，你们这些老前辈们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先讨论“世界是怎么样的”（本体论）问题，后来从笛卡尔开始又转而研究“人如何认识世界”的（认识论）问题，但是你们从来就没有考虑“人用来认识世界的那个中介物——语言”的问题。
语言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分析哲学家们说，因为我们任何一种知识，都得用语言说出来，即使不说出来，在头脑里面想的时候，也是在用一种“无声的语言”进行思考。可见，一切哲学问题都是关于语言的问题。所以，当代哲学必须再来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进行第二次转向，即“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是最基本的哲学问题。
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一开始，分析哲学家的思想受科学的影响很深。在他们看来，两千多年来，科学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进步，而哲学几乎在原地循环，哲学的落后和科学的进步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里的原因就在于，科学使用的语言是精确的，是可以交流和检验的。所以，当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建立像科学语言一样的哲学语言。
不过，讨论语言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讨论语言本身的结构，这就会带来讨论“理想语言”的逻辑学。这就是罗素那拨人主张的“逻辑的分析”。另一个是讨论语言在实际生活问题中的运用，这就是摩尔等人的“日常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在前期思想中基本靠近前者，但在后期他又主张“日常语言的分析”。他自己说“我们走在没有摩擦的光滑冰上——在一定意义上的条件是理想的，但正因如此，我们不能行走。我们想走路的话，需要磨擦。所以回到粗糙的地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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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维也纳学派
1924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哲学教授石里克先生，同一批志同道合的哲学家一起组成了讨论小组。每个礼拜四的晚上，石里克就邀请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关于逻辑和认识论的问题。起初，这个讨论小组上有卡尔纳普、纽拉特、克拉夫特、考夫曼、魏斯曼和费格尔等人。后来，随着影响的渐渐扩大，又有数学家哥德尔、物理学家伯格曼、弗兰克等人加入进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维也纳小组”。1929年，这个小组发表了自己的纲领——《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标志着维也纳学派的正式形成。
维也纳学派在分析哲学的浪潮中兴起，所以很厌烦黑格尔式的思辨传统，而愿意将弗列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视为“先知”。据说，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当作自己的“圣经”，在学术聚会与学术沙龙上逐字逐句地朗诵和讨论。但是高傲的维特根斯坦本人，却多次拒绝成为这个著名小组的成员。
维也纳学派也主张，要用科学的严谨来改革哲学的玄奥。而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让哲学科学化，成为一种类似于科学的哲学。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改造语言，让哲学家眯着眼睛说的那些“梦话”，变成是可以交流的、具有确定含义的“物理语言”。
这种物理语言的最终表现，就是一种逻辑的符号语言。这批雄心勃勃的维也纳哲学家，还试图以此为基础来统一科学，把所有的学科都科学化。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结构》。他说自己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直接经验中的概念上合理地重建其他“一切知识领域的概念”。
接下来，很自然的情况就是，维也纳学派的这批人都很讨厌形而上学的思辨。在他们眼里，形而上学根本就不是“知识”，而只是像诗歌、文学一样是想像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在说形而上学没有价值，而只是认为形而上学缺乏作为一门科学知识的资格。
需要强调的是，维也纳学派并不是一种思想理论统一的哲学学派，而是如英国人艾耶尔说的那样，它更应该被算作是一种掀起新的哲学思潮的运动。在这个学派的成员中，内部矛盾也是层出不穷。最显著的是石里克和纽拉特之间的矛盾、卡尔纳普和石里克之间的矛盾、费格尔和卡尔纳普之间的矛盾，最后连卡尔纳普和纽拉特之间也发生了矛盾。
1936年，石里克教授被一个纳粹分子暗杀。之后，维也纳学派的大部分成员都陆续向国外逃亡，只有克拉夫特留在维也纳大学，继续从事维也纳学派的教研工作。1938年奥地利被希特勒吞并之后，他也被撤销教授职务以及图书馆的兼职，后来只好隐居乡间。从此，哲学史上的维也纳学派再也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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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返回事情本身
“返回事情本身！”这可是20世纪最响亮的哲学口号。提出这一口号的是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现象学之父胡塞尔。在这一口号的旗帜下聚集了一大批一流哲学家：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梅洛·庞蒂、萨特、莱维纳斯等等。所以现象学形成了20世纪一场声势浩大的哲学运动。
不少其他哲学流派都是现象学运动的副产品，比如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现象学方法还被广泛地运用到其他领域，如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等等，所以不知道现象学就等于不懂20世纪的哲学！
现象学的诞生有一个标志，那就是胡塞尔1900年发表的《逻辑研究》一书，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里现象学的影响已经遍及全世界，而且在不同国家形成了不同风格，德国有德国风格的现象学，法国有法国风格的现象学。
现象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所以要是泛泛地问现象学有什么特殊的理论，那就太外行了。在现象学阵营里，几乎每一个现象学家的理论都不一样。可以说从胡塞尔这个现象学之父那里产生了性格各异的子女，其中还有不少要造他的反呢。
不过虽然现象学内部有这么大差别，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他们都赞成“返回事情本身”这条基本原则。
谈了这么多，大家不禁要问：现象学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那句“返回事情本身”又是什么意思呢？
现象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现象的学问。这就奇怪了，自古以来哲学都是研究事物的本质，把现象看成表面的、变化不定的东西，怎么研究现象的学问倒变成了哲学了呢？在现象学看来以往的哲学追求本质，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现象的简化、还原，忽视了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像古代一些哲学家们把世界万物都归结为一个本源：水、火、气、精神等等。科学也是如此，把各种现象都归结为那么几条简单的规律。既然我们的知识都是从现象中得来的，怎么能轻易的对待现象呢？所以现象学不承认那些独立于现象之外的本质，而且认为本质就在现象中，本质不是通过抽象思考得到的，而是“看”到的——这可不是一般的“看”，而是现象学地“看”！
现象学的第一原则就是“意向性原则”，这是胡塞尔从他的老师布伦塔诺那里学来的。这条原则其实也不难，就是说我们的意识总是指向某个对象，我们的意识都是对某个对象的意识。现象学就是研究意识是如何活动，并以什么方式看到对象的。
返回到事情本身，实际上就是返回到直接的现象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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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学会“看”!
胡塞尔可不想使自己的哲学成为随着时代而变化的“世界观”，而是要使之成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他就是以一个科学家自居的，所以他的哲学很讲究严格性，反对那种随意遐想、“思想火花”式的哲学。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正由于欠缺明晰性和萦绕不散的怀疑而倍觉痛苦……我必须赢得明晰性，否则我就不能生活下去！”可见他对自己的哲学探索有着宗教般的虔诚。
他的所有努力都花在研究意识活动上，也就是如何现象学地“看”。要学习现象学地“看”，有一套很复杂的方法，只有专门研究的人才能掌握。他认为我们生活中的“看”掺杂了太多日常的信念，而现象学的“看”是一种纯粹的“看”，它能直接把握住呈现给我们的东西。
比如我们看一棵树，总会有这样的信念，即这棵树是存在着的。但胡塞尔要我们把这些信念存而不论，只是专注于现象本身。大家一定能联想到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观点吧，确实俩人在这一点上很相似。
据说他的学生们花了一个学期来练习怎么用现象学的眼光“看”桌子，然后对看到的纯粹现象进行描述。而受现象学影响的萨特曾花了很长时间盯着路灯“看”，差点儿没被当成神经病！
胡塞尔总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初学者，他为他的现象学研究制定了庞大的计划，可实现出来的还不到1/100。他是个真正的哲学家，他日以继夜、不知疲劳地工作，对外在的名利毫不关心。在他1938年去世后，留下了45000页庞大的速记稿。当时正处于纳粹统治时期，他的一个朋友利用外国使馆的专用皮箱，才得以把这批宝贵的哲学财富转移到国外。现在在瑞士的卢汶，人们专门建立了一个胡塞尔档案馆，保存这些手稿。研究胡塞尔思想的人们都为可以去翻阅这些宝贵的手稿而感到荣幸。
胡塞尔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据说有一次上讨论课，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学生做出简单的回答，于是他又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一个人自言自语讲了3个小时。讨论课结束了，他兴奋地对海德格尔说：“这真是一堂热烈的讨论课！”
这实际上也构成了胡塞尔的缺点。因为他的思想基本上就是一种独白，很难突破个人思想的圈子而被广泛地理解。胡塞尔的著作很难懂，他最亲密的学生也常常误解他的思想。他也有不少亲密的助手，但他最终发现最好的助手还是他自己。
他曾把海德格尔当作自己的接班人，甚至说“现象学只有我和海德格尔而已”。可后来海德格尔发表著名的《存在与时间》后，胡塞尔才发现原来这位杰出弟子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完全不是一回事。可海德格尔却认为他的书就是按照胡塞尔的思路写的，并且这本书就是献给他的。
胡塞尔没有时间使他的思想被别人理解，他勇往直前地献身于一项远超出他自己的力量，也远远超出常人能力的任务。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真正的哲学使命感。所以我们即使不赞同他的哲学，但至少他这种追求真理的热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也许对他的“误解”并不是什么坏事，正是这种“误解”才衍生出后人如此丰富的思想，才有声势浩大的现象学运动。虽然我们现在所称的“现象学”已远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了，但胡塞尔作为现象学的创始人仍然值得我们尊敬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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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纳粹哲学家？
有一次海德格尔讲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开场便说：“他出生，他工作，他死了。”人的存在就是这么简单。其实海德格尔的生平也可以这么介绍，他的一生除了纳粹时期的那段经历外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对于一个思想家而言他的生平和他的思想其实就是一回事。但他的思想影响力实在太大，对于一个思考存在的人很有必要多了解一下他的存在状况。
海德格尔1889年9月26日出生于德国巴登邦的梅斯基尔希。这是一个农村小镇。他的父亲在镇上的天主教堂任司事。后来海德格尔到离家乡50公里以外的康斯坦兹上中学，想为将来做牧师作准备。有一年暑假他回家度假，一位神父给了他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布伦塔诺的《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义》。这本书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此存在问题就成为了他终生思索的问题，而最初他也是由于用现象学来解释亚里士多德而出名。所以一本书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这在海德格尔那里表现得最明显了。
后来他决定放弃牧师的前程而专攻哲学，并成为胡塞尔的学生。胡塞尔对海德格尔非常赞赏，把他当成自己的得意门生。海德格尔跟随胡塞尔掌握了现象学方法，并应用于存在问题研究。1927年他发表了《存在与时间》一书，一举成名，由此成为了存在主义的创始人。
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有一段很不光彩的历史。1933年纳粹政府任命海德格尔为弗莱堡大学校长，他发表了校长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里面充斥着拥护纳粹以及和纳粹宣传相似的言论。他认为德国大学的目的是“教育和训练德国人民命运的领袖和卫士”，提出要在纳粹运动中“彻底改造德国大学”，要把学院自由赶出德国大学。还说德国大学的支柱是为“劳动服务、军役服务和知识服务”。有一段话更是赤裸裸地拥护希特勒：“任何原理和理想都不是你们存在的原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元首本人才是今天与未来的德国现实及其法规。”
在纳粹倒台后这些言论成为了他拥护纳粹罪状的重要材料。海德格尔后半生一直为他的“纳粹问题”所困扰。他在各种场合为自己辩护，说那些话只不过是形势所迫，装点门面而已。他也承认当时他确实把纳粹运动看成一种新事物，还没有认清它的本质。
毕竟他是一个哲学家，对政治所知甚少。纳粹只是利用他的名望让他当校长。后来他逐渐认识到纳粹的活动和他的理想根本不是一回事，不久就辞去了校长职务，并受到纳粹的排挤和监视。1944年夏天还被送往莱茵河对岸挖战壕。
可不少人对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耿耿于怀。还有人专门写书探讨他的思想与纳粹的关系。当然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他的存在思想与纳粹没有直接关系，他只是失足而已。不过他在纳粹时期的一些做法也实在很过分。比如他疏远了和他的老师胡塞尔的关系，因为胡塞尔是犹太人。在胡塞尔去世后也没有参加葬礼。后来他专门给胡塞尔的夫人写信，请求宽恕。
海德格尔的思想确实很深邃，特别是后期思想变得越来越神秘。他在森林里建了一座小木屋，每当空闲时就来到这里与群山密林相伴，体验存在的神秘，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在这里写成的。现在他的作品全集出了65卷之多。但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找到什么真理，只不过一直行进在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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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存在之谜
“每个伟大的哲学家只思考一个东西”，海德格尔的这句话也适合他自己。那么海德格尔思考什么？很简单：存在。这确实是个问题，哈姆雷特不也说过嘛：“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一个问题。”但这个存在问题能当作哲学问题来思考吗？当然不行，海德格尔可不是那种专门思考要死要活的人！
不过其他关于存在的问题也太普遍了，人类在考古时不也有古代文明的存在问题吗？人类和宇宙的起源问题不也可以说是人类和宇宙的存在问题吗？这些是不是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呢？当然不是。海德格尔既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人类学家或天文学家，他可不思考那种存在问题。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到底指什么呢？
首先要注意，实际上前面谈到的那些存在问题还不是真正的存在问题，而是关于存在者的问题，因为那些问题问的是某个东西存在还是不存在，或者怎样存在。而海德格尔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问题就是要思考存在本身，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概念。这简直是语言游戏嘛，存在者当然就存在了！可是哲学家就要计较这个小区分，它的意义可大着呢。
海德格尔就把这个存在和存在者的区分当成哲学的第一条原则，把它称之为存在论区分，他的整个哲学就是存在论。存在论可不是什么新鲜词，在西文中它和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是一个词。这样说来整个西方哲学史都在探讨存在问题。那海德格尔的思想又有什么特别的呢？
在他看来西方的哲学本来是探讨存在问题的，但从一开始方向就偏了，忙着去寻找存在者背后的本体。但本体还是存在者啊，存在本身倒给遗忘了。说白了就是没有注意存在论区分，没有研究存在而研究存在者去了。这可不得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件决定西方命运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大事，整个西方文明以及现代的科学都是因此而产生的。
那么这个不是存在者的存在到底是什么？它就是最抽象、最一般的概念。不相信？不信就试一试吧。
我们从一个人开始，假定他叫张三。我们可以说张三是男人。男人比张三抽象些吧。我们还可以说张三是人。人又比男人抽象。我们还可以说张三是动物。动物又比人抽象。更进一步：张三是生物。还有更抽象的概念说明张三吗？有：张三是事物。还有吗？张三存在。还有吗？没有了。
越抽象的概念包含的东西就越多，这在逻辑学上就叫做：内涵越小外延就越大。存在包含事物，事物包含生物，生物包含动物，动物包含人，人包含男人，男人包含张三。所以从男人到存在，这几个概念是越来越抽象，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广。存在就是最抽象了，包含的东西也最广了，所有的存在者都可以用它来规定。
存在太明显了吧，我的手存在着，窗外的树存在着，山存在着，地球存在着……存在怎么就成了一个谜呢，在常人看起来未免感到可笑，存在有什么好说的！可是哲学家偏要说，偏要问你什么是存在本身？这可就难了。存在既然是最普遍、最抽象的概念了，也就没有更高的概念去规定它了。要再问它是什么，可就没法回答了。
也许我们只能感受到存在，它依托着我们，就像以前哲学说的本质、本体一样，没有它就没有万事万物。存在就像空气一样，它围绕着我们、伴随着我们，我们一刻都不能离开它，反而不能察觉它了。等到哲学家来问你存在问题，傻眼了吧，是不是觉得存在很不可思议呢？
哲学就是要唤起这种对平常东西的惊异，越是清楚的东西就越要问个明白，结果越清楚的反而越晦涩了；要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是入了哲学的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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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的典范
你知道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是谁吗？他就是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那时，大学生们的嘴边常挂着他的名字，经常引用他的格言，他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不少人效仿的榜样。
这个萨特其实跟中国很有缘，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访问过中国，赞扬中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他把自己也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声称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而自己的哲学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在西方，他是著名的左派人物，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但他并没有加入什么党派组织。
萨特并不是什么单纯的哲学家，他还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尝试各种文学体裁的写作：小说、戏剧、文学评论、传记等等，以至于他的文学作品比他的哲学作品要多得多。
他的文学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哲理性很强，实际上他是在用文学来阐释他的哲学。因此他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这从他作品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如《恶心》、《禁闭》、《群蝇》，这些作品表达了存在主义的一些观念，如人生的荒谬、人的自由选择、羞耻、焦虑等。
他的文学的名望甚至比他哲学的名望还大，他的每一部戏剧作品的上演都会引起人们热烈的争论。很少有人同时在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都取得如此杰出成就，而萨特就是难得的一位。
但萨特的生活比他的作品更精彩。他可不是那种整日呆在书房里读书写作的知识分子，他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比如他强烈反对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镇压，其住所还两次遭到右翼分子的炸弹袭击。当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他又站出来公开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他办过各种激进报纸，当左翼的《人民事业报》遭到政府查封时，他亲自走上街头向行人分发报纸。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他1980年逝世后，巴黎有五六万人自发地为他送葬，那场面恐怕只有18世纪的思想家伏尔泰能与之相比。
当他鼓动学生反对政府的时候，有官员建议当时的戴高乐总统“逮捕萨特”，戴高乐回答道“当年法国国王可没有逮捕伏尔泰”！确实，萨特和伏尔泰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是那种才华横溢、热爱自由、不畏权利而又勇于斗争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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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人注定是自由的
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可以说就是一种自由哲学。在他看来人是自由的，人活着就是在不断地进行自由选择。
也许你马上会反驳：毕竟人也要受很多限制啊。首先自然规律限制了我们，有种种自然灾害我们无法避免，我们也不能揠苗助长，想生产多少粮食就有多少粮食；其次我们的生理结构限制了我们，鸟儿能自由飞翔，我们却不能；还有我们生活的社会也给了我们种种限制。我们常常感到活着太不自由，怎么能说人就是自由的呢？
哲学家当然要从理论上证明人的自由。萨特理解的人可不是人的肉体而是人的意识。人是自由的，因为人的意识是自发的、无拘无束的。即使人关在监狱里，那也只是关住了他的身，关不住他的心。
而且在萨特看来事物的意义都是人所赋予的。即使感到不自由，那也是你赋予自由的意义。就像一块大石头，它可能挡住我们的去路，但我们也可以站在石头上眺望远处的风景。这两种情况下它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不同的，但这些意义都是我们赋予它的。
萨特的自由观与他的性格、他的生活经历是不可分的。萨特自幼丧父，外祖父和母亲对他宠爱有加，所以从小就具有强烈的自由感。他喜欢冒险，年轻时并不富裕，但仍把省吃俭用存下的钱用来环游各地。
萨特给人的印象很自负。读大学时总是独来独往，以超人自居。但跟别人交往时，却能平等相待。他相信自身独特的价值，又承认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价值。所以他对各种等级制度、专制制度深恶痛绝。
1964年瑞典文学院宣布萨特为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但萨特却拒绝接受这份荣誉。他说他一贯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比如1945年，他曾拒绝过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他也明确表示不愿意跻身“法兰西学院”。他之所以这么做，是考虑到作家的工作性质。他认为一个作家的职责在于奉献他的作品，外来的荣誉会给他带来负面影响。
萨特主张“介入文学”，即作家要投身到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去，对各种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表明自己的见解；认为文学作品要干预社会现实。实际上写作只是他进行社会斗争的武器。他并不想通过他的作品获得什么荣誉。
他热爱自由，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约束，对于婚姻也是如此。1929年，他在全国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并结识了一同应试、获得第二名的西蒙娜·波伏娃。此后的岁月中，波伏娃成为萨特的终身伴侣与战友。但他们并没有结婚，波伏娃对此也能够理解。
当然萨特不是那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顾后果、任性而为的人。他一方面强调人注定是自由的，能够自由选择，另一方面又强调人要自由地承担他行为的后果。你做了什么就应该为你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恰恰因为你是自由的，一切都是你自由选择的，你不能把责任推诿到其他人身上。责任是人正视自己的自由权利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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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存在先于本质
“存在先于本质”是萨特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这和他的自由观也有重要联系。
传统的哲学都是要寻找事物背后的本质，并且认为正是本质才决定了事物的存在。而现象学否认事物背后有什么本质，认为本质并不能独立存在，而是和存在不可分。萨特接受了这种现象学的基本立场。
1933年萨特曾赴德留学，悉心研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体系。这就是一切从人、人的意识出发来研究人和这个世界，把人的主观意识的存在看成是一切存在的根本。
在萨特看来事物首先存在着，然后人才去规定它的本质。比如某物之所以是一张桌子，就因为我可以在它上面看书、写字、吃饭；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也可能作为一堆柴禾，或一种武器。所以事物的本质都是后于它的存在，并且是人赋予它的。
人自身也是如此。人首先存在着，没有什么本质预先规定着你，因此人的存在是自由的。但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形成自己的本质。你能做出什么，你就是什么。你做出多少，你就实现多少。萨特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自己创造自己。
其实这种哲学观点就是萨特人生观的体现。他本人总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只有用工作和信念来拯救自己。他把他的全部才华和精力都放在写作上。他不知疲倦、速度惊人，有时为了提高写作速度竟然服用兴奋剂。据波伏娃回忆说，他写作的那气势、那速度，简直就像是看一场绝技表演。
晚年由于患有多种疾病，再加上眼睛失明，萨特不能写作了，这使他感到很痛苦，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了价值。但我们说他已经在有限的生命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他用他的存在创造了他作为“哲学家”和“文学家”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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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人类充满性幻想？
要列举对20世纪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真正的哲学家少得可怜。马克思——社会活动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尼采——古典语文学家，弗洛伊德——心理学家、精神分析的创始人。但他们的思想都是革命性的，对哲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谈起弗洛伊德，现在的中国人大概不会陌生，至少也听说过他创造的一些术语：潜意识、恋母情结、精神分析。也许你知道他的学说是以“性”为中心。没错，弗洛伊德是最著名的性学大师。
人们一般对性讳莫如深。性似乎是个很丑陋、很隐蔽的东西，怎么能名目张胆地谈论它、研究它？20世纪80年代当弗洛伊德的学说传到中国时，人们还以为他讲的是“黄色”的东西呢。现在人们的思想开放了，性观念也更成熟了，已经能够坦然地接受和研究他的学说了。
性其实是人类的基础。人就分为男人和女人，具有性是人最基本的特征。正因为有性，男女之间才会产生爱情，组成家庭，繁衍后代。人类因为性才得以延续。性在人类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人们的各种苦恼也往往由性而生。
哲学上也有谈性的，比如叔本华。他的“生命意志”概念也包括性的本能冲动。有人认为弗洛伊德是受到了叔本华的影响。但弗洛伊德本人并不承认这点，他认为他的理论是独创的。
弗洛伊德一家有8个孩子。他从小就才智出众，也很用功。家里虽然不富裕，但对他的发展很关心。家里唯一的一盏油灯就专门给他用，而其他人只用蜡烛。17岁他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并获得博士学位。
开始时弗洛伊德和别人合作研究癔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歇斯底里症，并且发明了谈话疗法。这种疗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让病人躺在床上随意地谈话，把压抑在心里的东西讲出来。在电视电影中我们能经常看见这种治疗。其实不光是病人，就是我们没病，也会有不愉快、感到压抑的时候，这时向亲人朋友把心事说出来就会好受多了。
通过对癔病的研究，弗洛伊德发现性欲在病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后来他又研究梦，发现梦中出现的东西和性也很有关系。1900年他发表了《释梦》一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书中谈到，人在现实世界里被压抑的性欲，会以幻想和扭曲的形式在梦中表现出来，白日梦也是如此。他常常把自己做过的梦纪录下来，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他讲的那些理论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自己的体验。
后来弗洛伊德开了独立的诊所，一边为病人进行心理治疗，一边发展自己的理论。所以弗洛伊德的学说的重要特点就是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在这一过程中他发展出一套心理治疗的方法，前面谈到的谈话疗法就是其中一种。
一开始人们对他的理论还是采取抵制的态度，后来慢慢发现他的理论确实很有道理。于是他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后来他成立了国际性的精神分析协会，还应邀到各国讲学，宣传他的思想。
希特勒上台后对精神分析学派加以迫害，一个纳粹党徒高呼：“反对夸张性生活而毁灭灵魂，为了人类灵魂的高尚利益，把弗洛伊德的著作化为灰烬。”弗洛伊德听说他的书被烧毁后，不无讽刺地说：“我们的进步有多大！要是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烧死，今天他们只烧我的书就满足了！”真理是不能被暴力消灭的，他的学说很快就超出了单纯心理学的范围，在文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发挥了广泛影响。
后来他的一些学生反对弗洛伊德过于强调性因素在人类心理的作用，导致了精神分析学会的破裂，因此形成了各种新精神分析派别，但他们的基本思想仍来自弗洛伊德。今天精神分析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心理学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弗洛伊德这位创始人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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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逃避自由
萨特说过人注定是自由的。可是你注意到没有，人还有逃避自由的倾向呢。为什么会这样？弗罗姆对此进行了研究。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弗罗姆这个人。弗洛姆（1900—1980年)是德国犹太人，为逃避纳粹的迫害，逃亡美国，于1934年加入美国国籍。严格地说他不是哲学家而是心理学家，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的学生。但他一开始就反对弗洛伊德对性欲的强调，而关心社会因素对人心理的影响。他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宗教、婚姻、消费等，并用心理学的观点进行精彩的分析。所以他被称为“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
此外他还是马克思的信徒，力图用心理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弗罗姆既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纯粹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而是力图将这两大思想体系调和起来。
弗罗姆还是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所以和其他同事如马尔库塞、阿多诺等人的思想倾向很接近，那就是要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
《逃避自由》是弗洛姆一本书的名字，出版后很快就成为了经典著作。其实写这部著作的动因也和他自身的经历有关。他一直为这样的问题困惑：为什么德国人会把权力让给希特勒，而心甘情愿受其统治？为什么人们会在纳粹的集体主义狂热中自我陶醉？难道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欧洲人没有认识到纳粹主义对自由的威胁吗？为什么他们不维护自己的自由，反而放弃自由呢？
但弗罗姆的工作不只限于对纳粹主义的心理分析，而是从整个社会背景寻找原因，所以他的思想具有广泛的意义。他认为20世纪的西方生活方式有一大特点，那就是拼命消费。糟糕的是消费和人的真实需要完全脱节，人在消费中已经被物化了。广告说什么好，我们就去买什么。别人用什么，流行什么，我们也跟着买什么。人们在商品世界里完全迷失了方向。
与此相应，人也变得越来越“现实”。现代人主张及时行乐，精明地计算利害得失。但在重大的、与人生有着根本关系的问题上却显得极其无知，比如生与死、幸福和痛苦、情感和思想。
因此现代人倾向放弃自由，屈服于国家、市场、流行的统治。人们丧失了自己的个性，而成为“无名大众”的一员。人们也不怎么关心社会的自由、公正，而是变得目光短浅，只顾自己的享乐。
这种对自由的逃避还有心理的原因。那就是自由会使人觉得孤独无依，导致焦虑，因此人们希望从自由的重负下脱离出来，依赖于某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也存在大量这种逃避自由的现象。比如并不想真正成人，不想承担起社会责任，而是依赖自己的父母和家庭，或者总是希望参加一些团体组织，寻求依赖感。
逃避自由的前提是人本来就是自由的，而弗洛姆认为自由必然会带来孤独、焦虑和恐惧。他甚至认为，当人意识到自己是不同于他人的一个“我”时，孤独和焦虑就产生了。因此自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负面心理。
但弗洛姆认为逃避自由是最坏的选择。他相信人可以克服自由带来的孤独、焦虑的心理，而获得一种积极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建立在人的个性之上的，而且它的实现不能脱离社会。这需要人认识自己的人性，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发展自己的力量，从而实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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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单向度的人
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很热闹。当时中国在搞文化大革命，西方则兴起了“新左派”运动。一时间反殖民主义、反种族歧视、妇女争取权利、性解放等运动聚集在了一起。到1968年这场运动达到了顶峰，学生游行、工人罢工，对资本主义的现存体制的不满情绪弥漫着整个社会，不少人认为革命已经到来。
在这场运动中青年人崇拜的精神领袖有3个，被戏称为“3M”。因为他们的名字在西文中开头的第一个字母都是M，他们就是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
中国文化大革命提出“造反有理”，而这时西方激进的青年也要造资本主义世界的反。有不少人成为毛泽东的信徒，被称为毛主义者。
马尔库塞可以说是当时西方的造反领袖了。他1898年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里。很早就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岁加入社会民主党，两年后又退党以抗议它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德国革命失败后他放弃政治，转而研究哲学，并且成为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他搞哲学似乎比他搞政治更成功。后来他加入了法兰克福学派，并成为其中的主要成员。
《单向度的人》是马尔库塞最著名的作品，它的核心就是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部作品为他在60年代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被媒体称颂为“新左派之父”,成为了美国和欧洲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
单向度的人也因此成了流行术语。“向度”在英文中就是“dimension”，也可以翻译成“方面”或“维度”。什么是单向度的人呢？说白了，就是那种对社会没有批判精神，一味认同于现实的人。这样的人不会去追求更高的生活，甚至没有能力去想像更好的生活。
马尔库塞认为正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单向度的人。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它压制不同意见和声音，压制了人们对现状的否定和批判。
这种观点也许会让你感到奇怪。在我们的印象里，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很民主的。那里有不同政党竞争，有新闻自由，政府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多得是，人民不满还可以上街游行示威，怎么在马尔库塞眼里就成了极权主义社会呢？
马尔库塞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极权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极权主义。以前的极权主义是采用恐怖和暴力手段，不服从政府和当权者会被投进监狱，遭受迫害，甚至被杀害。
然而，现代的极权主义社会，却正在于它有对立派别和对立意见的存在。
马尔库塞解释说，因为这种对立只不过是表面的对立，就像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虽然两派争权夺利，但他们毕竟都是资本主义政党，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又比如在西方社会，群众可以游行示威，但他们反对的只是政府的一些具体措施，并不反对社会制度。甚至旁边还有警察“保护”，以防出事。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民群众已丧失了革命性，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最好证明。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马尔库塞分析说，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生活方式被同化的结果。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也有汽车，也能像老板一样旅游、享受各种服务。既然能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哪还有心思造反呢？
从文化上看，当代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一些你亲我爱、花好月圆的商业文化，它们为大众提供娱乐和刺激，目的也只是赚钱而已。这些东西品质低劣，人们整天接受这些东西，那还能激起对社会的反叛，想像更高级的生活方式呢？所以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是不自由的，但却是舒舒服服的不自由！
马尔库塞的观点点燃了不少人隐藏在内心的批判、革命的火焰。你从中是否也能获得一种批判的眼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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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一个结构与符号的世界
在20世纪有4个最重要的哲学运动：现象学运动、分析哲学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结构主义运动。
你也许不会想到，发起这场哲学运动的人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语言学家。他就是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弗迪南·德·索绪尔。而他发起这场运动的著作，竟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编辑的讲课笔记。这些讲课笔记被汇集整理，就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
先说说索绪尔这个人。索绪尔1857年出生于日内瓦，从小就对语言学感兴趣。15岁之前就已经在别人的指导下学习了法语、德语、英语、拉丁语、希腊语、梵语，表现出很高的语言天赋。后来在莱比锡大学专门学习语言学，毕业后又到法国、瑞士等国的大学教语言学。他的一生可谓平淡无奇，也没什么逸闻趣事，一辈子就是在和语言打交道。虽然在语言学界也算有些名气，可名气也不算很大。他生前哪曾想到，在他死后别人会为他编一本书，而这本书又使他成为一位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呢？！
这本《普通语言学教程》是1916年出版的。开始它还只是对语言学有影响，可后来影响越来越大，涉及到了人类学、社会学、符号学、美学等等。到了60年代在法国形成结构主义运动，它的影响也达到了顶峰。
一本语言学著作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当然不在于它的具体内容，而在于它所包含的一系列基本思想。
首先为什么要称为结构主义呢？“结构”这个词当然不是一个什么深奥的哲学词汇。我们经常会用到它。说起来结构主义也没什么难以理解的，就是要找出复杂现象背后的基本结构。语言有语言的结构，社会有社会的结构，神话也有神话的结构。说到底结构主义和传统哲学一样，都是为了找到现象背后的本质，只是现在本质变成了结构。
在结构主义运动中诞生了现代符号学，本来语言也是一种符号嘛。但符号的范围又远不止语言，比如交通信号灯、图标都可以叫符号。后来符号的范围越来越大，只要是能传达某种意义的东西都可以成为符号，比如服装，因为服装代表了你的性格、身份，而且在不同场合要穿合适的服装，所以它又具有社会意义。
符号学的基础是索绪尔的一组基本概念：“能指—所指。”
其实很简单，“能指”就是那些符号，而“所指”就是符号所指的东西或意义。比如“树”这个“词”就是一个“能指”，而它指向的现实中的“树”就是“所指”。所以符号就是能指，符号表达的意义就是所指。
后来，结构主义者们又说，符号的意义（所指）分两层：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著名的结构主义者、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就举了个例子——
一本杂志的封面刊登着一幅照片，一位穿着法国军服的黑人士兵向着冉冉升起的军旗敬礼，眼光露出严肃崇敬之情。
这幅照片就是一个“能指”，而刚才我们对这幅照片的描述就是它的表层意义，也就是第一级的所指。
可是别急，它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呢。照罗兰·巴特的说法，这幅照片表现了法国殖民地和法国同属一体，并且殖民地人民完全拥护法国政府，从而完全掩盖了殖民地人民反抗法国统治的斗争，因此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欺骗性。这种深层意义就构成了第二级的所指。没想到一幅小小的照片还有这么重大的政治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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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解释一下
在众多著名的哲学家中没有一位像伽达默尔如此高寿了——他出生于1900年，活过了整个20世纪，于2002年去世。伽达默尔可以说是海德格尔最杰出的学生之一，而他在哲学史上则以哲学解释学的创立者而著名。
20世纪的德国哲学有3本最著名的哲学著作，它们就是胡塞尔的《逻辑研究》（1900）、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7），还有就是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1960）。这3本著作分别标志着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哲学解释学的诞生。
有趣的是像古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胡塞尔、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也有师生关系。所以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哲学解释学之间有着继承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为什么伽达默尔的哲学要称为哲学解释学？在解释学前面加上哲学两个字不是多余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谈谈解释学。
其实解释学也不是什么新学问，它在西方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解释学在英文中写作hermeneutics，它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
赫尔默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是众神的信使，他的任务就是来往于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与人世的凡夫俗子之间，把神的指示和消息传达给人。在希腊神话中，赫尔默斯的双足上长着翅膀，因此也被人称为“快速之神”。为什么人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角色呢？因为神的语言和人的语言是不同的，要让人听懂神的语言就需要赫尔默斯进行翻译和解释。
解释学实际上就是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问。在古代对经典作品的解释就很流行，比如对《荷马史诗》、《圣经》的解释。这些经典可不只是一种书籍而已，它们就像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一样被奉为圣典，具有教化人心、指导人们行为的作用。这些作品内容丰富，产生年代久远，为了掌握其中说明的道理，就需要对其进行解释。
但解释可不能随意地进行，要把握这些经典的原意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方法技巧。这样就发展出解释学来。所以解释学大多是关于一些解释的原则方法。最有名的一条原则是“解释学循环”，就是说要理解整体就要理解部分，而要理解部分又要理解整体，正是在这种“部分—整体”的循环中，整体的意思和部分的意思才变得清楚起来。
可以看到以往解释学还只是技巧之学，谈不上哲学。哲学解释学使解释学成为哲学，一个关键之处就是并不把解释看成人的一种活动，而是当成人的生存状态。
哲学解释学认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在不断地对周围的世界进行理解和解释，这样才形成了我们的意识。解释就不只是当我们看不懂某段话时所进行的活动了。我们说话、读书、对社会、自我的认识，以及内心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在进行理解。而且我们所有的行为也都包含着对事物的某种理解和解释，这就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这些思想其实在海德格尔那时就已经有了。伽达默尔把它们进行系统总结，并且把其中的一些原理应用到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这样就形成了哲学解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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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对话中的真理
本来伽达默尔想把他的这本巨著叫作《哲学解释学》，可当他把书稿交给出版商时，出版商问他：“什么是哲学解释学？”鉴于哲学解释学还不为人所知，所以伽达默尔就把它改成了《真理与方法》这个朴素的名字。
要知道伽达默尔在60岁才创立了哲学解释学，真可谓是大器晚成。所幸的是他的生命很长，有足够的时间酝酿和发展他的学说。其实哲学解释学只是他思想的一部分。他还是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专家，并且是个古典语文学家。
当代思想家中他是最具有古典气质的一位。他自己说“我只读两千年前的书”。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谈。可他很多思想确实是对古代经典的解读中阐发出来的。他的研究涉及美学、历史、文学、思想史等各方面的问题，对人文科学各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他的《真理与方法》就像是人文科学的百科全书，被誉为为整个人文科学研究打下了哲学基础。
伽达默尔的父亲是个药物化学家，对文科方面的东西毫无兴趣，所以从伽达默尔的童年时代起就试图用各种方法引起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可惜伽达默尔一开始学习就表现出对文科的偏爱，以至于父亲抱怨说他的儿子长大后将与“空谈的教授们”站在一起。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他先后在德国的弗莱堡大学、马堡大学、莱比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任教。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崩溃之后还出任过莱比锡大学的校长，领导了充满艰辛的大学重建的任务。退休之后又到处讲学，参加学术会议，还多次到过美国。他和20世纪许多著名人物都有过交往，可谓交际广泛、经历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