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3年2月，康士坦丁与利西努斯在米兰会面，以两位奥古斯都的名义颁布了所谓的“米兰敕令”。赦令对基督徒抱宽容态度，允许民众皈依基督教，归还迫害时期没收基督徒的教会财产，一些有利于基督教的重要原则在这个官方文件中确定下来了。
这个敕令虽然还没有把基督教确立为国教，但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徒已经被统治者视作一种积极的力量，皇帝们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已经发生改变了。此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基督教在帝国中的地位更加稳固了。
公元380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 I,公元379—395年在位)颁布敕令，要求帝国“遵守神圣使徒彼得给罗马人的信仰”。公元391和392年，他又连续下令禁止异教崇拜，规定违者将受到与犯叛逆罪和渎神罪相同的惩罚。基督教因此终于成为了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即国教。
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国教，这是罗马帝国史和西方世界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基督教国家的开端。基督教神学征服了罗马帝国的精神世界，为西方中世纪的历史奠定了基础。
到了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前后，在教父哲学家们的努力下，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和神学体系已经成熟了。因此，一种新型基督教宗教文化与罗马帝国主流文化交流融合，共同铸就了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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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唯名论和实在论
一般认为，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是属于西欧的封建社会时期。从5世纪末到14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和繁荣时期，也是基督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史称中世纪。
在这个信仰高于理性的时代，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哲学家们所能做的似乎只是一些关于基督教的教义的抽象繁琐的论证。如：“神用泥土捏成的亚当有无肚脐眼？”“亚当被造时几岁，身长若干，不吃奶吃什么？”等等。这个时期的哲学是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
教父哲学是经院哲学的前身，到9世纪初，经院哲学正式开始形成。而贯穿经院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即一般（概念）或共相是否是实在的呢？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和否定的不同答案就形成了所谓的实在论与唯名论的区分。
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问题，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许多论述。而最早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是普罗提诺的学生波斐利，但真正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却是经院哲学家们。
唯名论者们认为，真正实在的只是个别的东西，而一般不是客观存在的，它只是人们用来表示个别事物的名词或者概念。罗瑟林和阿伯拉尔是著名的唯名论者。但他们二者又有些不同。罗瑟林认为，不仅在现实中是不存在一般的东西，而且在人的思想中也没有一般的概念，一般只不过是一个名词。这种主张叫做极端唯名论。而阿伯拉尔认为，尽管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一般还是人们心中的一个用来表示事物的相似性或共同性的概念。这种主张叫做温和唯名论，也叫概念论。
举例来说，他们的理论是这样的：罗瑟林认为，只有张三李四这样个别的人是实在的，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它也不是人们思想中一个抽象的概念，“人”这个一般只不过是我们称呼个别的人的一个名词，甚至是一种声音。而阿伯拉尔认为，尽管一般的抽象的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张三李四这样的个别的人，但张三李四有一些共同性，人们对这些共同性进行抽象，就在心中形成了一个抽象一般的“人”的概念。
与唯名论者相反，实在论者们认为，一般是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客观实在。实在论的代表人物是安瑟伦和阿奎那。同样，这两人的观点也有极端和温和之分。安瑟伦认为，一般不仅是客观实在的，而且是上帝创造世界上个别事物的原型，有了原型才有了个别事物。这是一种极端实在论，其实它是柏拉图的理念论的翻版。而阿奎那认为，一般只是一种“实体形式”或者“隐蔽的质”，它既存在于上帝和人的理性之中，也存在个别事物之内，这种理论明显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与形式理论的影响。相比而言，这是一种温和实在论。
如果同样用上面的例子来说明的话，安瑟伦认为，“人”这个一般理念是先在的，张三李四这样个别的人恰好是根据“人”这个一般原型制造出来的。阿奎那则认为，“人”这个一般是第二实体的形式，是造成张三李四的隐蔽的质，它存在于上帝和人的理性中，也存在于张三李四这样个别的人之中。
其实唯名论与实在论旷日持久的争论不仅有理论上的分歧，而且有现实利益上的冲突。唯名论者主张，个别的国家高于渗透于各个国家的“大公教会”；亚当就是亚当，他犯的罪只是他个人的罪，而不是什么全人类的原罪；圣父、圣子和圣灵只能是三个不同的实体而不是“三位一体”。这些主张是代表教会的实在论者最惧怕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激烈地反对唯名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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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上帝是怎么存在的？
经院哲学家们同教父哲学家们一样，都是主张信仰高于理性的。但经院哲学家们不像德尔图良那样否定理性，而是充分地利用思辩和逻辑为基督教教义作辩护。
人们是不可能信仰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的，因此，论证上帝存在是支持整个基督教信仰大厦的基石。被誉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的安瑟伦（Anselmus）就是第一个系统论证上帝存在的佼佼者。
安瑟伦（1033—1109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贵族家庭，在父母的影响下，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27岁那年，因为父亲不同意安瑟伦当僧侣，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来到了诺曼底的贝克修道院。由于受到副院长兰弗朗克的赏识，安瑟伦有机会访问英国并获得了巨大的声誉。1078年安瑟伦当上了贝克修道院的院长。1093年9月，在已升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兰弗朗克去世后的第4年，安瑟伦不负恩人的期望，就任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的主要著作有《独白篇》、《宣讲篇》和《神人论》等。在《宣讲篇》中，安瑟伦提出了他著名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所谓的本体论证明。
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心中设想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的观念。因此，这个“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就明明白白存在于我们的心中，这是无须证明的。
既然存在一个“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那么，逻辑上也就还存在一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也就是说“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同样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而且“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不仅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它还存在于现实中。因为，如果“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只存在于心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中，它就和“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是同一个东西了。而且，如果这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不存在于现实中，那它就算不上是最伟大、最完善的存在者，因为最伟大、最完善的存在者是不可能不实存的。
而这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不是上帝又是什么呢？因此上帝既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也存在于现实中。
安瑟伦的这种怪怪的论证，当时就遭到一位名教高尼罗的僧侣的反驳。高尼罗认为，我们必须把观念中的东西和实在的东西区分开，观念中存在一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是一回事，而一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在现实中存在是另一回事。
例如，即使我们可以在观念中想像一个美丽到无与伦比地步的海岛，但并不能因为这个想像的海岛无与伦比就证明它是在现实中实在的。
高尼罗的反驳是有力的，安瑟伦的论证确实混淆了观念中的实在与现实的实在的关系，并犯了反复论证的逻辑错误。不过，对于认为信仰先于理解的安瑟伦来说，人们不能理解，正是由于他们不能信仰！
安瑟伦之后，又有阿奎那、笛卡尔等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然而，上帝根本就不是一个证明的合适对象，他们想用与信仰格格不入的理性来证明信仰，恰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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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哲学是神学的婢女
教父哲学家们和经院哲学家们都认为神学高于哲学，哲学要为神学服务。然而第一个明确提出这一口号并为之进行论证的是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年，托马斯出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伯爵之家。孩提时代，托马斯曾在修道院受了9年初等教育。据说小托马斯喜欢冥思苦想，看似有点呆头呆脑，外号“哑牛”。一次，同学骗他说天上飞过一头牛，他果真抬头往天上看，引起一阵哄笑。14岁时，他进入那不勒斯大学，接触到大量的科学与哲学著作。5年以后，加入了天主教组织“多明我修会”，这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1245年，托马斯前往巴黎，受教于亚里士多德专家阿尔伯特。阿尔伯特很赏识这位年轻人，断言“哑牛”之声必将闻名于世。
1257年，托马斯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其后开始在巴黎、科隆、罗马和那不勒斯等地教授神学和哲学，名气越来越大，被罗马教廷任命为神学顾问，成了教皇的智囊团成员。1274年，当托马斯前往里昂参加宗教全会时，死于路上，时年仅49岁。
托马斯终生致力于论证天主教正统教义，同各种异端思想作争辩。一生著有18部巨著，其中包括集基督教思想之大成的《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等。他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在一起，建立起了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成为西欧中世纪思想领域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学说。教会在他生前就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和极高的声誉，称他为最光荣的“天使博士”。1323年，教皇追封他为“圣徒”。1567年，他又被任命为“教义师”。1879年，教皇正式宣布他的学说是“天主教会至今唯一真实的哲学”。
为什么说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呢？在托马斯看来，这是因为：
第一，神学在题材上高于哲学。哲学只研究人的理性所能涉及的东西，而神学能够研究超越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存在。
第二，神学在确定性上高于哲学。哲学的确定性来源于人的理性的本性之光，难免犯各种错误；而神学的确定性来源于上帝的光照，是决不会犯错误的。
第三，神学的目的明显高于哲学的目的。哲学的目的再高也不过是朝向国家政治；而神学的目的则是追求永恒的幸福。因此哲学以神学为最后目的。
第四，神学在地位上也高于哲学。哲学依赖于神学，以神学为最终目的；而神学却独立于哲学之外，直接来源于上帝的启示。因此，神学可以凭借哲学来发挥，但不是非要它不可，而只是借它来把自己的义理讲得更清楚些。
总之，托马斯主张，虽然哲学和神学都可以存在，理性和信仰也可以并存，但是神学是高于哲学的，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信仰是高于理性的，理性是信仰的补充。托马斯说：“神学不是把其他科学作为它的上级长官而依赖，而是把它们看成它的下级和奴仆来使用，犹如主要科学使用附属科学、政治学使用军事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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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又是一堆证明
阿奎那是如何使哲学为神学服务的呢？他是如何结合基督教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呢？在他证明上帝存在的过程中，这一点看得很清楚。
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遭到批驳之后，“天使博士”在这方面显示出了其高超的才能，一口气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5个证明。
1．不动的推动者论证。世界上有些东西是运动的，这是我们的感觉能感觉到的。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运动不外乎事物由潜能转化为现实。然而，这种转化，即这一事物的运动，是需要某一另外的事物来推动的。同样，另一事物的运动又需要别的事物的推动。依次推理，如果没有一个第一推动者或绝对的现实性，我们将永无止境地往上追溯而达不到终点。所以，一定存在一个本身不动的第一推动者。这个第一推动者只能是上帝。因此上帝存在。
2．最终因论证。世界上发生的每一结果都有其原因。这个原因又有其自己的原因。依次推理，如果不存在一个不以其他原因为原因，而以自身为原因的最终因，那么，我们在因果系列上又将被迫趋于无穷。因此，必定存在一个最终因。这个最终因就是上帝。因此上帝存在。
3．自身必然性论证。世界上有些事物是可能存在的，但必定还有些事物是必然存在的，因为可能存在的事物不凭借必然存在的事物就不会产生。然而，在必然存在的事物当中，有些事物的必然性是由于其他更必然的事物所引起的。如果没有一个不依赖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以自身为必然性的事物，那么我们将可能在与必然的系列上被迫永无止境地往上追溯。因此，必定存在一种自身具有自己的必然性的东西。这种自身必然性就是上帝。因此上帝存在。
4．绝对的完善性论证。我们之所以说世界上的事物有多善良、多真实、多高贵，是相对于另外的善良、真实、高贵的事物而说的。而另外的善良、真实、高贵的事物又是相对于一个更加善良、真实、高贵的事物来说的。因此，如果不存在一个最善良、最真实、最高贵的事物，我们将在完善性系列上被迫永无止境地往上追溯。因此必定存在一种绝对的事物。这种绝对的完善的事物就是上帝。因此上帝存在。
5．最高目的论证。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为着一个目的而运动的。如果没有一个最高的目的的指引，万事万物的运动就无法到达其目的地，就像不受射手指挥的箭无法射中靶心一样。因此，必定有一个最高的目的，一切事物都依靠它的指引而趋向自己的目的。这个最高的目的就是上帝。因此上帝存在。
托马斯·阿奎那是从借鉴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静止与运动、原因与结果、偶然与必然、相对与绝对等哲学范畴，从形而上学的高度来论证上帝存在的。比起安瑟伦来，他的论证哲学意味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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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奥卡姆的剃刀
尽管教会和教皇宣称阿奎那的正统经院哲学是“天主教会至今唯一真实的哲学”，但事实上即使在教会内部，也有些唯名论者对阿奎那的学说进行了批驳，形成了反对托马斯正统经院哲学的思潮和派别。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威廉·奥卡姆（William Ockham）就是他们的代表,而其中又以“不可战胜的博士”奥卡姆最为厉害和出色。
奥卡姆(约1300—1350)出生于英国苏黎郡的奥卡姆村。奥卡姆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成绩优异，完成了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必需的所有课程，但由于在思想上与基督教正统教义相冲突，因而终身没能获得博士学位。1322年左右，奥卡姆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反对教皇专权，主张教权与王权分离，教会只应掌管宗教事务，关心“灵魂拯救”，不应干预世俗政权。于是，奥卡姆被教皇宣称为“异端”。1324年，奥卡姆被恼羞成怒的教皇拘捕，关进了亚威农教皇监狱。次年底，教会组织了6个神学家专门研究了他的著作，结果有51篇被判为“异端邪说”。
1328年初，奥卡姆在一天深夜逃出了监狱。同年6月6日，罗马教皇革除了他的教籍，下令通缉捉拿。奥卡姆逃往了意大利比萨城，晋见了反对教皇的皇帝路德维希，对皇帝说：“你若用剑保护我，我将用笔保护你！”从此，奥卡姆公开与罗马教廷断绝了关系，定居在慕尼黑，展开了对教会和阿奎那正统经院哲学的口诛笔伐。可是，20年后，路德维希皇帝去世了，奥卡姆再次遭到教廷传讯。但是教廷还来不及给奥卡姆定罪，一场黑死病在整个欧洲蔓延开了，奥卡姆也没能幸免于难。
奥卡姆是个唯名论者。他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是最终的存在，个别事物当中也没有寄居或隐藏那种“隐蔽的质”。所以，人类的知识是从个别事物开始的，例如，人们多次看到马，根据重复的相同感觉，人们的理性就产生了“马”这个一般记号。
一般不是思维的虚构或者幻想，而是起源于个别的感觉经验，是标志许多个别事物的相似性的一种记号。人类的认识是一个由感性直观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开始是直觉的直观知识，然后是抽象的普遍知识。
但是，托马斯·阿奎那却认为，存在于个别事物中的一般，是寄居在个别事物中的某种“特殊实体”。物体之间的不同特性，是由于这种“隐蔽的质”所决定的。铜之所以为铜，是因为它里面潜藏着“铜”这种特殊实体。所以，有多少种物体的特性，就有多少种“隐秘的质”。
奥卡姆认为，阿奎那的所谓隐蔽的质的学说，不但没有把事物本身说清楚，反而增加了比原有事物多一倍的东西。比如，我们用感觉就能知道铜的压延性，然而“压延性”这种“隐蔽的质”，不但没有把铜为什么能压延说清楚，反而又增加了一项任务，那就是说明“压延性”又是个什么东西。
针对托马斯之流的繁琐哲学，奥卡姆提出了一个“思维经济原则”。即“切勿浪费较多的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或者表述为“如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数目”。奥卡姆说，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就应该把“隐蔽的质”这类累赘的东西，用“思维经济原则”这把“剃刀”统统剃掉。这就是著名的“奥卡姆剃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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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宗教改革
400多年前，当高举艺术和人性旗帜的文艺复兴运动席卷整个欧洲时，有一场更为深刻和意义深远的运动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这就是宗教改革运动。
说是改革，其实就是一场革命，一场心灵深处的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段历史也就是一段心灵的历史——曾经被天主教会禁锢并扭曲的心灵，重新释放并回归真理的历史。自此以后，上帝从壁垒森严的神龛又回到人们沧桑而干渴的心灵中，成为欧洲信心与进步的内在动力，将欧洲文明带上了一条近代化之路。
韦伯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指出，近代资本主义的最初发展便得益于宗教改革中所形成的新教伦理。可以说，若是没有宗教改革，欧洲的天空，或许还是阴暗，只有一群孤独而好斗的人文主义者，在半空中嘲讽和呐喊，而岿然不动的，依然是那千年壁垒。
而在这场运动中，最不可或缺的人物无疑是马丁·路德与约翰·加尔文，正是他们，掀起并领导了这场运动。
1517年马丁路德的《95条论纲》，1535年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1555年日内瓦神权共和国的最终确立，标志着宗教改革从开始到理论确立，再到实践的整个过程。
历史上，对两个人的评论是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的，但无论如何，他们是无愧于“宗教改革两巨人”这一称号的。
路德和加尔文，在那个时代，不但是思想的旗手，也是实践的旗手，在他们直接领导或间接影响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实践，从而确立了新教。马丁·路德就其实践来说，更多的是一个摧毁者，而加尔文则更多的是一个建造者。
路德，这个被教皇斥为“闯入葡萄园的野猪”的大力士，在教皇的领地上，横冲直撞，震撼了传统天主教会的千年根基，并引起了欧洲的连锁反应。同时，路德在德国也领导了一些宗教上的改革，如简化礼拜仪式，用德语做弥撒，将布道引入圣餐礼中，将更多的音乐赋予礼拜之中。不过，在他的一生中引起很大争议的是，反对农民起义，主张非暴力，认为这是敌对基督的。这就是路德最主要的工作，它不是十分之多，但都是开创性的，为以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于是，路德在德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有着其特有的巨大影响，以至于被认为这400年来，再也找不到一个德国人能与之相提并论。
而加尔文的功劳也不比路德小。经过他数十年日以继夜地思考和建设，日内瓦成为了新教徒的耶路撒冷。
加尔文认为，法律和纪律应该作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准绳。在《圣经》的最高原则指导下，国家和教会需要划分出各自的独立范围。据说，这就是政治上分权的最早实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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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在欧洲文化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是继古希腊罗马文化繁荣之后的欧洲文化史上的第二个文化高峰时期。这个时期从14世纪起到17世纪上半期为止，共300多年。
在这个时期，欧洲出现了希腊、罗马古典文艺和学术复兴运动，这是欧洲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一场伟大的反封建、反教会神权的思想解放斗争。它标志着封建文化的没落和资本主义文化的诞生，它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
文艺复兴运动发源于意大利，繁盛于西欧各国。当时主要的社会思潮就是“人文主义”。它的核心是：肯定人，注重人性，要求把人、人性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
人文主义在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中，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反对中世纪神学抬高神、贬低人的观点，肯定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可贵；反对中世纪神学的禁欲主义和来世观念，提倡人们现世生活的享乐；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束缚和封建等级观念，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推崇人的经验和理性，提倡认识自然，造福人生。
意大利文艺复兴最早的两位代表人物是诗人但丁和画家乔托。但丁在长诗《神曲》中描写现实生活和各色人物，抨击教会的贪婪腐化和封建统治的黑暗残暴。乔托的壁画虽然是以宗教为题材，却力求表现真实的人物形象和多彩的现实世界，因此他被人尊为近代绘画的奠基者。《哀悼基督》是乔托的名作。
意大利早期新文化的代表人物为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彼特拉克诗文并茂，热心提倡古典学术的研究，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而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揭露并讽刺了教会贵族的糜烂生活，赞扬市民群众，是一部现实主义文学巨著。
到了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进入全盛时期，出现了“美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达·芬奇多才多艺，不但是个艺术家，还是个科学家。而米开朗琪罗在建筑、雕刻、绘画、诗歌等方面都有不少杰作。他的雕像以豪放、刚健、雄伟的形体美为特征。他创作的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屋顶壁画，为世界上最宏伟的艺术作品。至于拉斐尔，他的作品秀美、典雅，如他的《西斯廷圣母》、《雅典学派》等作品，几乎达到了构图和形象完美的极致。
这一时期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还有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主张结束意大利分裂，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的代表作《君主论》强调，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玩弄权术，不论采用什么手段。他的这一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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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这个蠢货想颠覆整个天文学
远古时代，人类祖先站在洪荒漠野上，抬头凝望着天上的日月星辰，产生了无穷的遐想。有人说，天是由站在地上的擎天神扛在肩上的。“盖天说”由此形成了。他们认为地是平的，天是圆的，中间隆起，四周下垂，就像盖在地上的一个半球形的大帐篷。
后来，人们在观察中发现，“盖天说”无法解释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到了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地心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是一个有限的球体，分为天地两层，地球位于宇宙中心，所以日月围绕地球运行，物体总是落向地面。而地球之外有9个天层，各个天层自己都不会运动，是上帝推动了恒星天层，才带动了所有的天层。人类居住的地球，巍然不动地居于宇宙中心。
作为古希腊的最后一位天文学家，托勒密全面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托勒密的“地心说”恰好迎合了基督教义。《圣经》上讲：宇宙和地球都是上帝耶和华创造的，地球不动位居宇宙中心，圣地耶路撒冷位居大地中央，人类是神的骄子，宇宙间的万物都是神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创造出来的。于是，托勒密的“地心说”成了圣经，天文学成了宗教的奴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哥白尼时代。
哥白尼，1473年出生在波兰托伦小城的一个商人家庭。18岁的时候，舅父把他送进了克拉科夫大学，在那里，思想敏锐的哥白尼对天文学和数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钻研了数学，并广泛涉猎古代天文学书籍，潜心研究过“地心说”，做了许多笔记和计算，并开始用仪器观测天象。
后来，哥白尼来到意大利，在学术气氛十分活跃的帕多瓦大学学习。该校的天文学教授诺法拉对“地心说”表示怀疑，认为宇宙结构可以通过更简单的图式表现出来。
在老师的思想熏陶下，哥白尼也想到，会不会是地球及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呢？回到波兰后，哥白尼继续进行长期的天象观测和研究，更进一步认定太阳是宇宙的中心。
他觉得，行星的顺行逆行，是地球和其他行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不同造成的假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太阳在绕地球转，实际上则是地球和其他行星一起，在绕太阳旋转。这一点就像我们坐在船上，明明是船在走，但却感觉到是岸在往后移一样。
哥白尼夜以继日地观测着，计算着，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创立了以太阳为中心的“日心说”。哥白尼曾把他的“日心说”主要观点写成一篇《浅说》，抄赠给一些朋友。他的观点立即引起了欧洲各国的重视，可他不敢把它们全部写出来发表，害怕由此招致教会的迫害。
但是，哥白尼曾经说过：“人的天职在于探索真理。”在探索真理的强烈冲动下，他还是在踌躇中开始了《天体运行论》一书的写作。这部6卷本的科学巨著几经周折，终于艰难地面世了。此刻，哥白尼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在临终前一个小时才看到这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著作，他用颤抖的手摩挲着书页，溘然长逝。
《天体运行论》明确地提出所有的行星都是以太阳为中心并绕着太阳进行圆周运动的。书中写道：“地球是动的。”“地球除了旋转外，还有某些运动，还在游荡，它其实是一颗行星。”“在所有这些行星中间，太阳傲然坐镇……太阳就这样高踞于王位之上，统治着围绕膝下的子女一样的众行星。”
《天体运行论》虽然也存在缺点，但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描绘出了太阳系结构的真实图景，揭示了地球围绕太阳转的本质，把颠倒了1000多年的日地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从而引起了中世纪宇宙观的彻底革命，沉重打击了封建教会的神权统治。基督教中的顽固分子恨恨地说：“这个蠢货想颠覆整个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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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乌托邦
人类总是不会满足于现状，而是对美好未来充满期望。柏拉图曾经构想了一个“理想国”，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则为人类设想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于1478年2月7日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法官家庭。1492年，14岁的莫尔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在此他学习了希腊文，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其中，柏拉图的著作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那里，莫尔结识了一批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特别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对他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
但老莫尔认为儿子从事古典研究和创作没什么前途，便逼他改学法学。聪明的莫尔很快成了法律专家，并在担任律师期间主持公道，因而得到了“头等律师”的名声。1504年，26岁的莫尔被选为下议院议员。同年，因抵制亨利七世索取巨额补助费而得罪了国王，莫尔辞去公职。1509年，亨利八世继位，莫尔重返政界。1510年，莫尔担任了伦敦司法长官。1517年，他担任王室圈地调查委员会委员。1518年，莫尔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官和王室请愿法庭法官。1521年，莫尔出任副财务大臣，并受封为爵士。1523年，他当选为下议院议长。1525年，他被任命为兰卡斯特公国的首相。1529年成为英国大法官，成为英王之下最显要的人物。
然而，由于莫尔在国务活动中坚持己见，英王对他甚为不满。在处理亨利八世与宫女安娜·宝琳的婚事上，莫尔不愿违背自己的信念，于1532年5月10日辞去了大法官。然而在其后两年，亨利八世还是迫使议院通过了“继承法案”和“至尊法案”。莫尔因拒绝承认这些法案而激怒了亨利八世，被关进伦敦塔，并于1535年7月7日被送上断头台，罪名是“叛国”。在刑场上，这位大法官视死如归，在刽子手的斧头落下之前，他小心地把自己的大胡子从砧板上挪开，并带着讽刺的语气轻声说道：“这也要被砍掉，可惜啦，它可从来没有犯过叛国罪。”
莫尔的代表作是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Concerning the Bset State of a Commonwealth and the New Island of Utopia）。全书以游记体小说的表现形式，通过一名叫拉斐尔·希斯拉德的葡萄牙水手之口，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思考和对未来的设想。
在全书第一部分：，莫尔借拉斐尔之口对统治阶级的专权残暴、厚颜无耻予以辛辣的嘲讽，对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以及广大群众的悲惨处境予以深刻的揭露。莫尔揭露和抨击了“圈地运动”导致的“羊吃人”现象，他写道：“你们的绵羊，曾经是那样容易满足，据说现在开始变得贪婪而凶蛮，甚至要将人吃掉。”“羊吃人”现象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在批判英国弊政时，莫尔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私有制，他称，“除非彻底废除私有制，财富的平均分配才能公正，人类的生活才能真正幸福”。他在世界历史上首次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
在第二部分：，莫尔通过介绍“乌托邦”岛上的情况，描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
在经济方面，乌托邦实行财产公有，所有产品公共管理，按需分配。乌托邦人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都按计划调节。人们在这里可以享受公共食堂可口的饭菜和公共医院优质的服务。在乌托邦没有贷币，不存在商品流通，人们视金银如粪土。乌托邦人都要参加劳动。农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除从事农业外，每个乌托邦人还要学习一门手艺，选择一些如毛织、瓦工、冶炼等必要的职业。
在政治方面的基本特征是民主，除奴隶之外的全体乌托邦人，通过全岛大会和议事会选举官员，实行当家作主。在科学文化方面，乌托邦人注重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要求工作、睡眠和就餐之外的时间尽量用于学术探讨。在社会生活方面，乌托邦人采取的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盛行的是一种平等、互助、融洽、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整个乌托邦国就像一个大家庭。在宗教方面，乌托邦人采取明智的宽容态度，坚持信仰自由。在对外关系方面，乌托邦人持和平友好态度。此外，莫尔还对乌托邦的人口、教育、城市规划、交通运输、乃至思想观念等方面都进行了描述。
莫尔不仅深刻地洞察和揭露了那个时代的各种矛盾，对当时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给予了当头一棒；而且还富有天才地描绘了人类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然而莫尔意识到这种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在当时只是一个“乌托邦”，即“乌有之乡”。但这并不有损于莫尔成为西欧第一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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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最聪明、最智慧和最卑鄙的人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英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中被尊称为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马克思称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第一个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人。
培根于1561年1月22日出生于伦敦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尼古拉·培根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曾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他思想倾向进步，信奉英国国教，反对教皇干涉英国内部事物。母亲安尼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才女，她娴熟地掌握希腊文和拉丁文，是加尔文教派的信徒。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培根成熟较早，各方面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才智。12岁时，培根被送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深造。在校学习期间，他对传统的观念和信仰产生了怀疑，开始独自思考社会和人生的真谛。
在剑桥大学学习3年后，培根作为英国驻法大使埃米阿斯·鲍莱爵士的随员来到了法国，在旅居巴黎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法国，接触到不少新鲜事物，汲取了许多新的思想，这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579年，培根的父亲突然病逝，他为培根准备日后赡养之资的计划破灭，培根的生活开始陷入贫困。
在回国奔父丧之后，培根住进了葛莱法学院，一面攻读法律，一面四处谋求职位。1582年，他终于取得了律师资格，158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589年，成为法院出缺后的书记，然而这一职位竟长达20年之久没有出现空缺。他四处奔波，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职位。此时，培根在思想上更为成熟了，他决心要把脱离实际，脱离自然的一切知识加以改革，把经验观察、事实依据、实践效果引入认识论。这一伟大抱负是他的科学的“伟大复兴”的主要目标，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志向。
1602年，伊丽莎白去世，詹姆士一世继位。由于培根曾力主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受到詹姆士的大力赞赏。培根因此平步青云，扶摇直上。1602年受封为爵士，1604年被任命为詹姆士的顾问，1607年被任命为副检察长，1613年被委任为首席检察官，1616年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1617年提升为掌玺大臣，1618年晋升为英格兰的大陆官，授封为维鲁兰男爵，1621年又授封为奥尔本斯子爵。
但培根的才能和志趣并不在国务活动上，而在于对科学真理的探求上。这一时期，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出版了多部著作。1621年，培根被国会指控贪污受贿，被高级法庭判处罚金四万磅，监禁于伦敦塔内，终生逐出宫廷，不得任议员和官职。虽然后来罚金和监禁皆被豁免，但培根却因此而身败名裂。从此培根不理政事，开始专心从事理论著述。
1626年3月底，培根坐车经过伦敦北郊。当时他正在潜心研究冷热理论及其实际应用问题。当路过一片雪地时，他突然想作一次实验，他宰了一只鸡，把雪填进鸡肚，以便观察冷冻在防腐上的作用。但由于他身体孱弱，经受不住风寒的侵袭，支气管炎复发，病情恶化，于1626年4月9日清晨病逝。培根死后，人们为怀念他，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碑，亨利·沃登爵士为他题写了墓志铭：
圣奥尔本斯子爵
如用更煊赫的头衔应称之为“科学之光”、“法律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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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四假相说
培根是西欧近代哲学的开创者，唯物主义经验论一派哲学的创始人。为了给科学发展扫清道路，培根对陈旧宗教世界观的总代表经院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
第一种假相是“种族假相”，指的是人类总喜欢以自身为尺度，不按照思维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结果歪曲了事物的真相。
第二种是“洞穴假相”，这是指为个人所特有而非人类所共有的一种偏见，每个人由于在环境、教育、性格、职业等方面的不同，在观察事物时往往把自己的个性、偏爱渗入到事物中，歪曲了事物的真相。
第三种是“市场假相”，指的是人们在交往中由于语言使用不当而造成的思想混乱和偏见。
第四种是“剧场假相”，这是指由于盲目崇拜权威，迷信传统的哲学体系所造成的错误思想和偏见，培根提出时间是“一切权威的著作家”，“真理是时间的女儿，并不是权威的女儿。”
培根的“四假相”说对经院哲学造成的人们认识上的主观主义、片面性、抽象空洞、词不达意、教条主义、权威崇拜等逐一进行了深刻批判，对清除神学唯心主义的影响和危害起了重要作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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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新工具》
说出“知识就是力量”，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自信！而这句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话，就来自于培根的《新工具》。
《新工具》发表于1620年，这是一部在科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书中所体现的思想，完全可以居于近代自然科学方法之先驱的地位。它是一本让我们了解人类的弱点及认识归纳法的哲学巨著。
当年，培根给他的作品取这样一个名字，是有深刻含义的——他要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相抗衡，要替代亚里士多德那种探索真理的研究方法。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我们今天仍能有幸领略这一时代的风貌和作者的宏大气魄——
大海直逼天际，波涛汹涌；昊天微茫，薄云如织；两艘三桅快船，主帆高悬，旌旗飘扬，正待起航；风好水极，扬帆致远。
整幅画面反映了这一时代人们充满信心的进取精神，也反映了作者踌躇满志，要把航船引向胜利彼岸的坚定信念。
抱着“必须给人类的理智开辟一条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道路，提供一些别的帮助，使心灵在认识事物的本性方面可以发挥它本来具有的权威作用”的动机，培根想给新的科学运动提供发展的动力和途径。
培根指出，科学在本质上是经验的，把认识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应该是科学的一个鲜明特点。他认为简单的、自流的经验是不行的，真正的经验方法是从经过适当安排和消化的经验开始，由此导出公理，进而又从公理导出新的实验，也即只有按确定程序和规则进行的实验，才能成为科学知识的可靠源泉。他一再强调“从事观察、进行试验、重视经验、从个别的东西引出普遍的规定”。
那么怎么样才能从个别的东西引出普遍的规定呢？培根提出了经验归纳的方法。他所设计的“认识罗盘”，他的“新工具”，实际上就是指归纳逻辑。
遵循从经验事实出发，逐步归纳上升为“较低公理”、“中间公理”直至“普遍公理”的步骤，培根的归纳法大致分三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广泛收集事实。
第二步，把收集到的事实分别整理在“存在表”、“差异表”和“程度表”里，即所谓的“三表法”。如探索热的形式时，首先把具有热的性质的那些事实材料放在“存在表”里；其次把不具有热的性质而又与具有热的性质的所谓相类似的那些事实材料列在“差异表”里；然后把具有不同程度热的性质的那些事实材料放在“程度表”里，以便分析、比较。
第三步，就是归纳。
培根的经验论，是指“尊重现象，承认现象，睁开眼睛看存在的东西，承认并且尊重这种直观。这就是以理性的思维态度对待自然，在自然中找出真理，对自己信任，对自然信任，因为理性和自然本来就是和谐的”（黑格尔语）。培根对科学认识之研究深入到感觉和理性认识之间的关系，他的一个著名比喻是，科学的认识应是蜜蜂采蜜式的，换而言之，就是应该对外部感性材料作理性加工，使之纯化、使之精粹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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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人类必须宽容
洛克出生的时候，正值英国处于“暴风雨”阶段。查理一世国王，一个傲慢、顽固和专制的国王，解散了英国国会，企图施行独裁统治。王权神圣和法权神圣的斗争已经超出了政治理论的范围。
但是，这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动乱时代。洛克的父亲是一位崇尚自由的乡村律师。他参加了反对国王的骑兵部队。最后查理一世被迫退位并被处以死刑。然而克伦威尔却以另外一种军事独裁取而代之。洛克的童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度过的。
他的学生时代是悲惨的。他受到清教教义的训练。国家的领导者是“上帝挑选的”而不是人民选举的，他们在教育上压制一切自由的天性。于是，洛克的学生生活只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阴郁沉闷的说教。在英国各地，牧师们对稍有过失的学生施以心灵的沉重鞭笞，并把自己的阴郁态度看作是对他们灵魂的拯救。全国各地到处是因教义而发生的生死搏杀。那时的制度是不宽容的。
但在家里，洛克却得到了完全的宽容。洛克的家庭，大家过着自由和平等的和睦生活。当洛克还年轻的时候，他父亲曾把他叫到书房，对他说：“我的孩子，我要向你道歉。”“为什么，爸爸？”“我想以前在我发脾气的时候曾打过你。”
洛克20岁进入牛津大学的基督学院，他在学习中并不觉得愉快。他受的正规教育不比放任自流更好。但至少培养了他对教义学的极端鄙视、轻蔑的态度，他反抗如此激烈，以致于在无意中为一个新的知识体系打下了基础。也许，这是坏的教育给一个思想家心灵造成的好的结果吧。
毕业后他被派到基督学院做希腊语教师，并对现实政治和医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在20多岁的时候他失去了整个家庭。这时年轻的哲学家十分需要他的哲学作为慰藉。
不过，他还有一个绝妙的天资，就是结交朋友的能力，友谊使他的生活成为“持久的快乐节日”。比如后来成为辉格党领导人的沙夫茨伯里勋爵就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洛克精通医术，当时一位一流的医生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洛克不仅有最伟大的判断力，而且有最熟练的技术。他甚至说，与他本人的医术相比，洛克也是当之无愧的专家。然而洛克只是自己钻研而已。
洛克兴趣广泛，热衷于参加政治活动，是一位正直的政治家。他的生活与沙夫茨伯里家族有密切的联系。沙夫茨伯里的生活里程是一次徒刑跟着一次徒刑，一会被投进伦敦塔，一会又被任命为大法官、贵族院院长；洛克的生活是从一块大陆旅行到另一块大陆。沙夫茨伯里死后，洛克也成了人们敌视的对象，因为他是其最亲密的同伴，他被看做是一个危险的激进分子。后来他被撤去牛津大学的教师职务。看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决定去一次自由主义者逃亡的天堂——荷兰。于是“他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
退隐生活对洛克是很有意义的。伟大产生于孤独。洛克现在有了一个好机会，可以像揭露英国专制政府的弊端那样来考察当时尼兰德自由政府的优点。他觉得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哲学，一个新的道德法规，一个新的宽容的宗教。人类必须宽容——这是他唯一的信条。
洛克的时代是一个朴实的、健康的时代，没有伪装，没有错觉，也没有充当圣徒或救世主的任何想法。人们说这个时代诞生了三位伟大的英国人，他们天生就具有伟大的美德，也是最亲密的朋友。第一位是给新大陆带去光明的威廉·佩恩，第二位是建立宇宙法则的牛顿，第三位则是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铺平道路的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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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自由是一种权利
洛克所处的英国，当时正值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期间，资产阶级是新兴的阶级，处于上升阶段。统治者对资产阶级横征暴敛，严重地损害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当时的洛克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以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说阐明了国家的起源。
1689和1690年，洛克出版了他倾注多年心血的《政府论》，使他的人权思想得以系统阐述。洛克坚决为个人的权利辩护，在他看来，每个人天生就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利，这些权利是不可剥夺和不可转让的。人们建立国家，就是为了能更好的保障这些权利。所以，国家权力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不能想干涉什么就干涉什么。它的目的是保障人权。如果政府侵犯了个人的权利，就违背了建立政府的初衷，人们就不再有服从政府的义务，也就是说，人们就有权推翻政府。
《政府论》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之作，是洛克多年政治生涯中理性思考的结晶，是政治实践和哲学探寻的统一体。
他所提倡的“自然权利”，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被发展为“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他的“分权思想”被孟德斯鸠所继承，发展为“三权分立”的国家学说，成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立国原则。
《政府论》理所当然地成为自由主义者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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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心灵是一块白板
1671年，洛克写作了《人类理智论》。这本书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完全可以跻身于一切不朽事件之林。
在这部书中，洛克提出著名的“白板说”。
他认为，人的心灵本来如同一张白纸或一块白板，任何观念都来自经验，根本就“没有什么天赋原则”。“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经验的。”而理智通过综合、比较、抽象而形成的复杂观念，并不能反映事物的“实在本质”，只是“名义本质”和“一些标记”。
相应地，他在心理学上的主要贡献是他第一个提出了“联想”的概念，为联想主义心理学奠定了基础。洛克说，由感觉和反省得来的观念，最初都是简单观念。而我们心中有很多复杂观念，都是人的心灵用自己的力量把简单观念联合而来的。因此他很重视联想在儿童教育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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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带面具的哲学家
笛卡尔这位17世纪初的重要哲学家，近代哲学的奠基人和思想家，曾发过一个奇谈怪论：“正如演员们戴面具遮羞一样，我走上世界的舞台，也戴着面具。”一个戴着面具的哲学家？一个身负揭示事物以及人类秘密重任的人，躲在面具的后面？他有什么需要隐藏的呢？
面具至今没有被揭开。那么这位神秘的、其本人和作品都扑朔迷离的哲学家，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笛卡尔究竟是谁？
还是让我们从一些小事入手来了解他吧。据载笛卡尔出生于1596年，他的传记写到这里似乎就要结束了，因为他出生时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几乎连医生们也放弃了希望。至于我们这个世界还有个笛卡尔，这个近代哲学的奠基人，我们应当感谢他的保姆，是她使这个孩子健康地活了下来。
笛卡尔上的学校在当时非常有名。其办学的方针古朴，具有经院哲学学院的特点。笛卡尔很快就成为模范学生：听话、有责任感、求知欲强。
但那时的他就开始戴面具了，在听话的学生的表象下隐藏着一个反叛的精神，他暗暗反抗已经不再有生命力的传统，所有摆在他面前的不言而喻的知识对他来说都值得怀疑，尤其是哲学。笛卡尔不愿意学习书本知识，而是私下里研究刚刚兴起、遭教会学校禁忌的科学以及哲学领域革命化的转变，日后他为这一转变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他后来回顾道：“一旦年龄允许，我就把自己从对老师的俯首帖耳中解放出来，我便放弃学业。我决定不再找寻其他知识，除了那在我心中和在世界这本大书中才能找到的知识。我将余下的青春都用于旅行，去宫廷和军队，与形形色色的各个阶层的人交往，积累各种各样的经验，在命运带给我的事件中考验自己，思考我在各处遇到的事情，从中得益。”
笛卡尔首先在巴黎找到了“世界之书”。如果说他在什么地方遇到了大世界，那就是巴黎。他“在几个仆人的陪伴下”来到巴黎——某个传记作家这样写到，他“陷入娱乐、骑马、击剑、误会和游玩的漩涡中”。但所有这些似乎也只是新的面具：他忽然从朋友圈子里消失了，独自生活了一段时间，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包括家人和朋友。他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以免被人认出，他就这样苦苦地钻研数学和哲学问题。
然而广阔的世界再一次诱惑他。他决定出游，并发现最好的机会是去服兵役。于是笛卡尔成了军人。为什么理想而战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既在基督教也在新教旗帜下服过役。他宁愿做“演员”而不是“观众”。在战争中他感兴趣的不是人们的自相残杀，而是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如何设计杀人武器。
就在这样一个冬季宿营地，多瑙河畔的诺伊堡，笛卡尔获得了一个重大发现，人们猜想正是这一发现成为他后来的哲学思想的萌芽。他这样写到：“我心中升起了美妙的理性之光。”
而其实这一转变却是因为他自己。他在研习了“世界这本大书”之后，开始转向对自我的思考，为此他需要绝对的安静。他回到了荷兰，为的是能“在寂寞中”专心研究人类在思想领域的发现，这是对“我迄今所坚信的观点提出的最广泛而又彻底的挑战”。这种有效的寂寞似乎只有荷兰能够带给他。
笛卡尔就在这种安宁中写下他的作品，但他时刻都要提防这安宁不要被打破。尽管竭力保护自己独处的机会，几乎没有发表出版自己的任何思想。不过，笛卡尔还是受到攻击，他被指责为无神论者，亵渎神明。连政府也在公众意见影响下起来反对他，笛卡尔最终在荷兰也呆不下去了。
他接受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邀请搬到她的王宫，但他必须从此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他以前一般要从中午才开始工作，而女王在早上5点就希望与他切磋哲学问题。这里的气氛令他很不习惯，他感慨地说，瑞典是个“熊的国家，处于岩石和冰块之间”。总之，笛卡尔在北方感觉不好。他还没有来得及离开那里就去世了，终年54岁。
笛卡尔是一个戴面具的哲学家。他把他的思想隐藏在奇怪而模糊的词义中，深埋在自己所关心的事物当中。他大胆地为哲学找到一种极端的新的根据，却又被它的极端性吓住，回到旧的思想和旧的信仰的轨道上来。可能处于转折时期的哲学家都是如此，在创新的路上总是被过去的东西所羁绊。
正是在这种对未来的使命感和对过去的责任感的矛盾中，笛卡尔体现出一种神秘的形象。笛卡尔在数学和哲学这两个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他发明的解析几何。此外，更重要的是，他尝试将数学的精确方法运用到哲学中，使哲学像几何学一样确定和明晰，改变了因不确定性而造成的意见纷争。正如他说过的，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就是为了使哲学从掩埋它的黑暗中重见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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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的第一条哲学原理。
他认为，我可以怀疑一切，但当我在怀疑一切时，我不能怀疑那个正在怀疑着的“我”的存在，这是清楚明白因而也是确实可靠的事实。怀疑总是一种思想活动，因而这个思想着、怀疑着的“我”是存在的。“我”的本质就在于它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只是一个心灵、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所以这个“我”并非指身心结合具有形体的“我”，而是指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我”的根本属性就是思想，即怀疑、感觉、想像、理解等，“我”是与思想共存的，有“我”存在就有思想，有思想就有“我”存在。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建立整个思想体系的第一哲学原理。他声称，这一原理既不是通过逻辑推理，也不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得出来的，而是一个通过普遍怀疑的知觉和直观的产物，它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从这一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他论证了灵魂、上帝等问题，并建立了二元论的思想体系。
笛卡尔的“我”，其实是一种自我意识。不过在那个时代，它总归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一个划时代的发现。他从“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原理出发，建立起来二元论的世界观，从而肯定了纯粹的思想主体的存在。这种思想主体与物质世界的客体相对立。我们今天一般就称为“主客二分”的世界观念。这种两极对立的世界图景，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认识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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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百科全书式的莱布尼兹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17世纪称为女性的时代。莱布尼兹的一生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倒不是他曾经与交际花和情妇有染，我们没有看到关于他此类放荡行为的报道。他也没有娶哪个重要的女人为妻。相反，他终生未娶，一生过着孤独的旅人生活。但他喜欢将自己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发现和他外交方面的成就，与高贵的夫人分享。
莱布尼兹是个神童。据说，在他小时候，当时没有人愿意教他拉丁文。于是他8岁时从字母开始自学。他最初接触的是利乌斯的一本书，上面饰有铜版画，他就从下面的注解中揣摩每个字的意思，然后再看文章，一字一字地读懂每句话的意义。
他15岁就进入大学学习法学，但法律并不是他惟一要学习的科目。他很快就遇到哲学问题，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再停止过思考哲学问题。
当时的哲学处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笛卡尔的哲学之间。亚里士多德以目的概念为中心，而笛卡尔则以机械的因果关系为出发点。为了在其间做出抉择，莱布尼兹常常在莱比锡玫瑰谷独自散步。不过，看起来莱布尼兹也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而且后来，莱布尼兹似乎也没有从二者之中择其一，而是将两种矛盾的观点综合了起来。
但无论如何，这个15岁的少年为他日后的哲学实践找到了关键的切入点。同时他继续他的法学学业，准备攻读博士学位。但学院尊贵的教授认为他还太年轻。另一种说法是因为系主任太太不喜欢他而从中阻挠。于是——据某位传记作家记载——他操起了“漫游的拐杖”来到纽伦堡附近的阿尔特多夫大学，以优异成绩通过考核，使那里的教授们着实吃了一惊。他立刻被授予大学教席。但他不愿意被束缚在教学岗位上，婉言谢绝了这个职位。
莱布尼兹正式的职业是在汉诺威和沃尔芬比特尔的宫廷图书馆任职，不过他是个少见的图书馆馆长。据说当有人突发奇想要去借书的话，他会很生气。
除了以上这些活动，莱布尼兹在科学领域也积极工作，其中很多的是组织工作。能够像他一样涉足如此众多领域的，除了亚里士多德，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弗里德里希大帝这样评价他说：“他为自己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学院。”他对数学、物理、力学、地理与矿物学、法学及国民经济、语言与历史科学、神学和哲学都颇有研究。他在数学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发现，那就是微分数学。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与牛顿及其追随者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争执，双方在发明的优先权上争执不下。莱布尼兹还成功地设计了计算器和潜水艇。此外，他和众多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们保持着通信往来，迄今还有1500封信被保留下来。
当然，莱布尼兹的工作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哲学方面。他发明了一种记录思想的方法，把每个概念都用一个缩写的符号来表示。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奇怪的想法吗？不！一点也不！因为这就是我们今天都知道的“形式逻辑”！因此，他成为数理逻辑和符号语义学的先驱。
不过，他的这些研究仅仅是提出了问题。在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形而上学方面，他也没有完成一部综合性的著作。他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即兴作品，比如给朋友们的信件，尤其是给那些尊贵的夫人或先生某个问题的答复。只有受到与普鲁士女王索菲·夏洛特的谈话启发而写的《神正论》，才算得上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这部书和其他一些短文一起发表，为他在世时赢得一些声誉。
莱布尼兹在他70岁的时候逝世。我们或许认为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结交广泛、与王室诸侯过从甚密的人，应该得到一个豪华的葬礼，但王室没有任何表示，莱布尼兹几乎是默默无闻地走进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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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太阳明天还从东方升起吗？
怀疑论者大卫·休谟，1711年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贵族家庭。休谟很小的时候就决定投身哲学。在一些激昂的文章影响下，16岁的他就宣称要“像个哲学家一样说话”。然而一年后，遵照家庭的意思，他开始了法学专业的大学生涯。但枯燥的学业令他厌烦，他开始认真地沉入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伟大的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是他思想上的好朋友。
步入旁门左道使他放弃了专业考试，而他却自认为走上了一条重要的哲学发现之路。“18岁时，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思考，我终于感到一个新的思想的世界在向我敞开。我不打算在这些问题上屈从于任何权威，我要去找寻一条通向真理的新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在哪里，休谟自己也无从辨认。后来他把这一时期的笔记全部付之一炬。
休谟完成的第一部作品叫《人性论》。28岁的他以为这本书会受到广泛的认可，但结果相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在这之后的几年中，休谟关于政治和道德的文章获得了更多的反响。于是，他打算去申请一个伦理学和政治学教授的职位，却遭到教会阶层的反对——他们谴责他的自然神论、怀疑论和无神论，同时他也缺乏哲学界朋友的支持。
接下来的几年中，休谟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却始终不能感到满意。他在一个患精神病的侯爵家里做清客，他在自传中说这是一生中做过的最可怕的事情。之后又给一位将军做秘书，因为制服不合他那硕壮的身体而常遭到嘲笑。他和将军一起奔赴战场，在军事法庭任职。后来，将军升任了公使，休谟也随着他来到了维也纳和都灵。在此期间他把自己年轻时代的作品重新加工，冠以《人类理智研究》和《道德原理研究》之名发表。
休谟在书中说，我们怎么能从过去的情况中知道“下一次”的情况呢？既然我们不能知道，那我们怎么能够断言“所有的”情况呢？比如说，在前天、昨天、今天，我们都看到太阳早上从东方升起，但是难道这样就可以保证“太阳每天早上都从东方升起”的说法是对的吗？因为，没人知道太阳明天会不会从西方升起！
休谟的思想令很多人震惊，他们谴责休谟。不过每当谈到这样的话题时，休谟常会提起一件事。当时，他在爱丁堡法学系做图书管理员，在此期间，一位女士因为他的男友谴责休谟的行为而和他分手。
后来，休谟作为公使秘书前往巴黎，他在这里突然赢得了世界声誉。法国首府的开放社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他们十分关心我的生活状况。我得承认，我在这里吃的是人间美味，喝的是琼浆玉液，呼吸的是朝拜者的香烟，漫步在鲜花上。”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巴隆·格林说：“女士们简直就是在抢这个粗壮的苏格兰人。”
在巴黎的停留并不长。休谟很快意识到：“我心里很清楚这里并不是我应该呆的地方。我每天都会有两三次怀念我的靠背椅和蜗居。”他返回了英国，不过没有先回到他狭小的家乡的孤独中去。他在外交部任副部长，一年后辞职，退出社交界，在爱丁堡和朋友常来常往，共同探讨哲学问题。不过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写什么东西，“厨艺”倒是大长。
1776年，休谟“异常平静地”去世。尽管大家都劝告他放弃怀疑论，他却至死都在坚持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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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存在就是被感知
贝克莱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乡村绅士家庭，曾经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学习和任教，后任该院研究员。他还在北美洲等地进行过传教活动，回国后担任爱尔兰克罗因地区主教。主要著作有：《视觉新论》（1709）、《人类知识原理》（1710）等。
贝克莱是一个坚定的经验主义者。什么是经验主义？就是说，我们只能从经验中获得知识，更进一步地说，整个世界都只是我所经验到的东西。贝克莱把经验主义推到极致。他说：“对人显现着的外感经验对象，……只是人心之内的对象，我们有什么理由使它变成脱离人心的独立存在物呢？”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感觉到一个东西，才能知道它是存在的。假如我们都不去看月亮，那么谁能够断定月亮还在那里存在呢？一个东西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是这样存在还是那样存在，都得以我们的感觉为准。哪里有独立存在的东西呢？
然而，有的哲学家就说，有的知识是上帝让我们知道的。可是，像贝克莱这样的经验主义者，却不会承认天赋观念的学说。贝克莱比较彻底地贯彻了经验论原则，他说：“既然观念起源于感性经验，而我们从这种感性内容里，完全得不到外物独立存在的观念，则所谓物质便只是一些观念的集合，它们是脱离不了人心的。”因此，存在就是被感知。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没有看到花时，花是不存在的。当人们踢到石头并感觉到疼时，石头才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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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霍布斯（Hobbes）是英国近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终身游离于政治与学术之间。
在政治学说方面，他对近代国家和政治思想做出了巨大的思想贡献。作为近代最为著名的政治学者，霍布斯是近代英国君主制以及国家政治学说的最重要的奠基人。可以这样说，没有霍布斯的国家主义，英国皇家制度就不会延续到今天。
1651年，霍布斯的名著《利维坦》（Leviathan）一书出版。当时英国国内正面临社会形势动荡，政治思潮混乱，人心思变，出现了许多煽动叛乱的革命者。因此这部主张绝对国家主义的著作一出版后，马上遭受到当时社会传媒和舆论的同声谴责。
其实，霍布斯这部著作的核心论点，是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呼吁强大的君主、强大的权威。他认为所有政治社会的权威必须集中于主权者。主权不论属于一个人或一个议会，都应当是绝对的、无限的。而且也是不可分割和不能转让的。他认为，这一原则不容置疑，无论在君主国家还是民主或贵族国家都须如此。霍布斯说，国家主权是如此之重大，它高于“人们所能想像到的一切价值和一切意义”。
霍布斯认为，无论任何体制或政体的社会，都可能面临两种危险：一为专制；一为无政府的动乱状态。但是他说，后者比前者更坏。因此他的名言是：“一个最坏的政府也胜于没有政府。”霍布斯主张国家有权根据社会安宁的需要，而加强政治权力，其主要理由就是他认为必须避免当时社会可能面临的动乱和无政府状态。
霍布斯提出了对于近代西方法学和政治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这就是“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在霍布斯看来，法有两种：实定法和自然法。凡由人所制订的法律，都是实定法。在现实中，实定法是由国家制订的。而自然法则不同，自然法来自自然秩序，它体现的是上帝的意志，是上帝为人类制定的。人类的实定法必须服从于自然法，国家的实定法必须符合于自然法。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法和秩序呢？
霍布斯说：因为一开始每个人都是自私、邪恶的；在人的天性中，具有贪婪、好色、残忍的劣根性。大家都想自由，都想尽最大可能占有资源。所以这种自私一旦与无限的自由相结合，势必导致人类之间的互相危害与残杀，引起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战争。
然而，资源总是有限的。如果人类像这样厮杀下去，只会走向集体毁灭。所以，虽然人类生而自由，人类生而平等，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秩序，需要安宁，需要有一种权力来限制人们的自由，以保证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这就是国家诞生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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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被骂名包围的哲学家
如果要在哲学史上找到一位挨骂最多的哲学家，那恐怕就非斯宾诺莎莫属了。他生前就频繁遭受骂名，死后依然骂名不断。他被骂为“怕见光的写匠”、“愚蠢的恶魔”、“丧失理智的笨蛋”、“哲学无赖”等等。
一些著名的学者也毫不含糊地表达他们对斯宾诺莎和他的哲学的恐惧。伏尔泰认为他的学说是“建立在对形而上学极大的滥用上”；莱布尼兹称他的一本书是“让人无法忍受的狂妄的文字”，是一本“恐怖的”书；哈曼，康德的同时代人及朋友，则将他描绘成“一个理性和科学的强盗和杀手”。
但奇怪的是，这仇视和谩骂的大部队却忽然遭遇到一批狂热的追随者。莱辛在一次谈话中说“人们在谈论斯宾诺莎时就像是谈论一条死狗”，但“没有任何一种哲学能像斯宾诺莎的哲学一样”。赫尔德写信时这样写到“我不得不承认，他的哲学使我感到很幸福”，“我每听到这伟大哲学的一个音符时，我的心便得到升华”。而歌德说他对斯宾诺莎“曾真正狂热过、热爱过”。
那么哲学家斯宾诺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什么东西使一位崇拜者曾写下这样的句子：“这个一会被诅咒，一会被颂扬，一会被哭泣，一会又被嘲笑的斯宾诺莎？”
虽然他的思想曾掀起巨大的波澜，但在所有的哲学家中，他或许是最孤独、最内向、最谦卑、最安静的一个。他1632年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从葡萄牙移民荷兰的犹太人家庭，他名叫巴鲁赫，根据当时的习惯他的拉丁文名叫本尼迪克特。二者的意思都是：被祝福的人。
不过从生活的表面看，斯宾诺莎并没有得到祝福。他几乎还未成年就卷入了与家乡犹太宗教团体的激烈论战中，争论的原因是他对圣经传统的批评。他认为旧约全书中充满了矛盾和荒谬的看法，他不愿也不能承认上面说的全是绝对真理。
教会曾对这位思想敏锐的小伙子寄予厚望，不过渐渐地，他们感到失望并开始疏远他了。他们派人打听他的底细，贿赂他，发现这一切都不能奏效后甚至要蓄意谋杀他，最后他被驱逐出教团。
斯宾诺莎并没有选择斗争，他不喜欢为了争论而争论，他曾写到：“我让一个人随他的天性生活，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让他为了他的福祉而死去，只要允许我为真理而活。”
然而，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人们的愤怒：竟然有人可以不顾大家的想法，只在乎他个人的真理，丝毫不把自古以来的真理放在心上。斯宾诺莎非常坚定地献身于他的真理，结果，他与当时的强权势力成为了对头，搞得自己也卷入了与犹太教的斗争中。
但是，听从并且只听从真理的召唤，不管它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也不畏惧常人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宾诺莎才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斯宾诺莎在经历了多年的肺结核病痛之后，在44岁过世，死时依然孤独。而他的最重要的著作——《理智改进论》及他的代表作《伦理学》在他死后才得以发表。
这时人们才明白，是什么力量使这位思想家能面对同时代所有人的敌视和仇恨，依然忠于自我，忠于他所发现的真理，不为荣誉所诱惑，在孤独中忍耐地坚持。他在头脑中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他的内心已经走出暂存的世界，走向永恒。于是，他能够忍受这个世界给他带来的痛苦！
斯宾诺莎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在体验现世痛苦的经验中，充满激情地拥抱永恒，并停留在热爱之中。他说这是“对上帝的精神之爱”。
后人评价他说：“斯宾诺莎是个对上帝狂热的人，”“他内心充满了崇高的世界精神，无限是他的开始和终结，宇宙是他唯一永恒的爱。他圣洁而又谦卑地在永恒的世界中映照出自我，并努力使自己成为世界最亲近的一面镜子。”
斯宾诺莎的命运在哲学史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他脱离了犹太教。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又与世界相隔绝。再没有像斯宾诺莎那样孤独的人了。然而，恰恰是在这份孤独中，斯宾诺莎发现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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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上帝在自然之外
自然神论又称为自然宗教，这是启蒙时期一种有神论的世界观。以赫伯特勋爵、约翰·洛克、马休·廷德尔等为代表人物。
这种观念认为，世界由造物主创造，被赋予规整、齐一的内在秩序。上帝完成创造后不再干预世界，他没有进一步地去注意它，而且也不需要去管它，因为宇宙自己会料理自己，就像是你出去旅行一个礼拜，先把你房里的闹钟上好发条，它自己就会嘀嘀嗒嗒地走上8天。人类可借助自身的理性力量而不需借助超自然的启示，就可认识到一些不证自明的真理，也就是认识到“宇宙有这么一位创造者”。
自然神论倡导5条基本要义：第一、相信一位至高者。第二、人有崇拜上帝的义务。第三、德行是崇拜上帝的主要方面。第四、需要为罪悔改。第五、死后有报偿和惩罚。自然神论者相信一切宗教的基础就是这五条信念。因而主张宗教宽容，反对教条主义，强调内在的理性法则。自然神论的学说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怀疑主义的兴起而衰落。
笛卡尔是自然神论的代表人物，他将宇宙比作一个巨大的钟表，是“钟表匠上帝”造就了这个钟表，并使其准确地朝着既定目标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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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上帝即自然
泛神论也是一种有神论的世界观，以斯宾诺莎等人为代表。这些思想家们主张自然是神的体现，万物皆有神性。神就是宇宙，宇宙就是神。换句话说，创造者就是受造物，受造物也是创造主。
所以，神就不是在宇宙之外的超自然力量。宇宙中的每一事物都是神的样式或者成分。简言之，一切是神，神是一切。
从泛神论产生的历史渊源上说，泛神论是爱尔兰哲学家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1670—1722年）在自己的一本书中首先使用的术语。那本书就叫做《泛神论》。
托兰德是在天主教的氛围中长大的，他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说：“还在摇篮中就受到了浓郁的迷信的教育。”因此，托兰德年仅15岁就脱离了罗马天主教。后来他在苏格兰和荷兰上大学。此后，他定居牛津，写了《基督教并不神秘》一书。因为此书具有无神论倾向，他遭到了批判和围攻，被弄得“臭名昭著”。
1702年他到柏林旅行，在那里他与普鲁士王后讨论神学。后来他将致王后的信件收集起来，出了一本书，叫《致塞林娜的信》。这本书显示出泛神论倾向。1705年，他使用了“泛神论者”这个词。托兰德热情洋溢地宣扬他的泛神论。不过直到1720年，《泛神论》才正式出版。
泛神论后来在欧洲影响巨大。在启蒙运动时期，泛神论可以说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思想体系。今天看来，斯宾诺莎是泛神论的集大成者。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深受其影响。甚至黑格尔也可以划入泛神论的大范畴之内。
一般说来，泛神论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泛神论，它把神溶于自然之中。另一种是具有宗教神秘主义倾向的泛神论，它把自然消解于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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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反对专制、盲从和残暴的勇士
启蒙运动的先驱，虔诚而清朗的伏尔泰，走过的却是杂乱无章的一生。问题从他出生时就开始了。学者们至今还没有弄清楚他何时何地出生，他的父亲是否是亲生父亲。混乱还不止如此，他的乳母以为他会活不下来，于是草草将他洗礼了事，后来又费劲周折，才给他补了一个正式的洗礼。似乎，老天爷在伏尔泰还是一个婴孩时就和他过不去，他们之间的斗争花了伏尔泰一生的时间。
伏尔泰和教士们，以及顺从教会的世俗统治阶级之间矛盾很深。他甚至很长时间没有一个安静的藏身之所。他被拒绝在巴黎居住，甚至曾经被投入巴士底狱。不过他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在监狱长那里用餐。人们中伤他，诋毁他，诅咒他，禁止和焚毁他的作品。人们指责他的作品放肆、渎神、骇人听闻，指责他恶毒、伤风败俗。人们躲避他就像躲避瘟疫一样。一位神学教授甚至抱怨上天为什么让这样一个人来到世间。
但伏尔泰却安慰自己，遭受如此厄运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他的作品还被迫匿名出版，每当作者暴露时，伏尔泰必须否认这是他的作品，但他并不感觉到良心有所顾忌，因为人们有时不得不像魔鬼一样撒谎。之后他更加小心翼翼地伪装自己的意图。有时迫于外界的压力，他也承认自己是天主教徒，甚至到教堂领圣餐。所有这些行为使他具有双重性，他本人也承认自己的弱点：我很愿意成为有信仰的人，但我不愿意成为殉道者。
伏尔泰的私人生活也是一团糟。他手中犀利的笔是他灾难的根源，他几乎在和整个世界吵架。虽然他深得普鲁士国王的欣赏，被邀请到波茨坦做客，但后来也由于深深的误会——其中不乏有他自己的过错——而不得不离开。
他身边的风流韵事也总是不断：和侯爵夫人们、女演员们、和朋友的妻子、可爱的平民姑娘、半上流社会的夫人们，甚至还有自己的侄女。对于自己的享乐生活，伏尔泰所找到的理论根据是：上帝将我们带到这世界上，就是要我们享乐的，其余的事情都只是平庸、可厌和可悲的。
当然，他没完没了的享乐生活自然需要钱。而这正是他匮乏的东西。尽管他的父亲很富有，伏尔泰还是开始靠借债度日，很长时间以后他才拥有了一些固定财产，但这些钱财的来历却值得怀疑。他晚年时很有钱，拥有一座宫殿和几处乡间别墅，160个仆人，但他的生活纷乱依旧。老年伏尔泰这样写到：我习惯了身体和心灵的无序状态。
即便就是在这样的混乱生活中，他的声望却是在日益提高，他成为欧洲大陆精神领域最著名的人，几乎一生都是欧洲思想界的领头羊。哲学家狄尔泰盛赞他是“最具有生命力”的。他与上帝和世俗世界都保持着个人和书信交往，当然与世界的交往多些，因为上帝对他而言，似乎不是可以直呼其名的对象。他共有两万封书信被保存下来，我们不必因书信和作品的数量太多，就去怀疑伏尔泰作品的质量，要知道，其中许多内容所具有的重要性和趣味性都是没有人可以媲美的。
此外，伏尔泰还创作戏剧。当然，他的戏剧作品同样受到敌视和禁止，但每次演出后在公众中都会引起强烈反响。他的小说一版再版。歌德这样评价他：凡这世上的最完美的能力和技艺，伏尔泰都具备了。因此他才能享誉全球。
伏尔泰的一生也是和教会斗争的一生。他所追求的是思想的自由，是宽容、和平、人类的幸福，是铲除一切不公正和压迫，总而言之就是一种启蒙，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行动上的。“只要可能，就让我们带一点微弱的光亮给这堕入谬误的黑暗中的世界。”尼采因此称他为“伟大的人类解放者”。
伏尔泰不知疲倦地发掘基督教义中的荒谬之处。他说，教会向我们展示的不是一个理性的上帝，而是“一只我们应当仇视的怪物”、“一幅充斥着世界的神圣谎言的图画。”上帝“创造了世界又把它溺死，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更纯洁的人类，而是让地球住满强盗和暴君。他把父辈们淹死后，自己为他们的后代死去，死的没有任何价值，因对他的十字架之死的无知而折磨千千万万的人们，而这无知却是他一手造成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公正的东西的统治者，这个拥有一大堆热爱他的孩子们的父亲，这个按照他的意志创造了人的万能的主，却会让他创造的生物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带给他们的后代不幸和罪愆。”
用哲学家的眼光去看基督教教义，你就会发现它是如此恐怖。伏尔泰不仅没有使上帝成为善，而且成为了罪恶的东西，成为了罪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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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法的精神与三权分立
1689年1月18日，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者孟德斯鸠，在法国波尔多附近的拉布雷特庄园诞生了。他的祖父和伯父相继担任波尔多法院院长，父亲是军人。家庭的影响，使他从小就关心国家政治事务，尤其对法律有浓厚的兴趣。经过刻苦钻研，他19岁就获法学学士学位，25岁担任波尔多法院顾问，27岁继承伯父的职务。
孟德斯鸠对法院院长的职务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热心于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他在各种社交场合里，亲眼目睹了上流社会的荒淫奢靡的生活后，对封建专制制度失去了信心，积极探求一条革新的道路。为了使自己能专心从事研究，孟德斯鸠于1726年将世袭的波尔多法院院长职位高价出卖，获得一笔巨款，迁居巴黎，并进入法兰西科学院成为院士。
1728年，孟德斯鸠花了3年时间，周游欧洲，对各国的政治法律、国家制度、民情风俗进行了深入地考察，获得了丰富的材料。1734年，他的《罗马盛衰原因论》问世，轰动了欧洲学术界，给他带来很高的声誉。但是，真正使孟德斯鸠成为举世闻名的资产阶级卓越思想家的，还是他在1748年发表的重要著作《论法的精神》。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把社会看作是各种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综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对各类社会历史现象进行精心地比较，试图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对历来西方各种封建制度进行了细致剖析和全面批判，从理论上深刻地论证了一切封建专制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社会革新势在必行。
在法国，孟德斯鸠比较具体地规划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模式和各项基本制度。这一点为以后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都提供了借鉴。
孟德斯鸠把“法”广义地解释为事物的规律、法则，他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
人类的法就是人的理性，法就是理性和各种事物的关系，也是各种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法在各个国家，具体表现为政治、法律等各种社会制度。这些制度首先同国家政体的性质和原则有关系，同时也和国家的“自然状态”，即气候、土壤、生活方式、宗教、财富、人白、贸易、风俗习惯等因素有关系。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构成“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认为，好的国家制度应符合人类的理性，能处理好各种社会因素的关系，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他特别强调政体的性质和原则对国家的各项制度有决定性关系，恶劣的政体不可能有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必然要丧失存在的权利。于是，孟德斯鸠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入批判，说它违背理性，违背法的精神，没有良好的法制，必然要走向灭亡。
在书中他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即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分别由议会、君主、法院三家掌管，各自独立，相互牵制，彼此平衡，以维系国家的统一。他的三权分立的学说，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时至今日，影响仍然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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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人类生而自由
卢梭也许是哲学史上最以他自己为中心的思想家。他自称他所有关于人的知识，都是从观察自己的过程中得来的。有人说：“这位人性的画家和辩护士，如果不是以自己的心灵，又能以什么为蓝本呢？他将自己亲身体验的人性如实地记录下来。”
因此，卢梭死后才出版的《忏悔录》，成为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这本书中他直言不讳地描写了自己成长的历程，以及他在人生之路上遇到的冒险故事和趣闻。书的开头这样写到：“我要做的事情是一件既没有先例，后人也无法仿效的事。我要将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完完全全真实地展现在大家面前。这个人就是我，仅是我……我以一样的坦率讲述我身上的善与恶，不掩饰坏的地方，也不夸大好的地方。”
卢梭1712年生于日内瓦，1778年逝世于巴黎近郊。他66年的生命，是由一连串的混乱、种种不幸、与朋友和敌人们之间激烈的辩论而组成的。他的生活富于变化，时而投入到各种狂热的活动中，时而又沉入冥想，懒散度日，或是为躲避可憎的外界而神经崩溃。
年轻时，他从自己受人尊敬的家庭里被赶出来。后来，他又当过抄写员、工匠、牧师助理、音乐教师、男仆、秘书、教育工作者、流浪乐师、土地局职员等，后来在外交部门做过秘书。
变化多端的生活方式使他的思想也具有多变性。卢梭的思想不是循序渐进地发展，他常常突发奇想，很多重要的观点都是瞬间灵感的产物。第一个使他出名的思想就是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当年，第戎科学院开展有奖征文活动，主题就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对改善社会风气有益”。在启蒙时代，正派规矩的的学者们自然期待着对文化进步的讴歌。而卢梭却断然否定这种进步。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在他看来，只意味着人类生活的倒退。这一观点使他的同时代人吃惊不小，因为卢梭的答案揭开了启蒙时代空洞的实质。他因此而获得大奖。
卢梭的这一思想，是在他到万赛讷去看望狄德罗的路上产生的。他自己说：“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的瞬间灵感，这就是那次攫住我心的东西。我眼前一下呈现出千万只灯火，使人头晕目眩。各种想法一齐强烈地涌来，使我陷入一种无以言表的不安中。我感到一阵迷惑，近于醉态。于是我坐在一棵树下，在这阵激动中呆了半个小时，起身时发现我的衣衫已被泪水濡湿而不自知。”
在世时，卢梭有两部著作给他带来世界声誉，这两部著作就是《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卢梭尽自己的最大可能去做一个自由作家，但一直受病魔困扰。他天生的忧郁和疑心病越来越重，对世界的怀疑与日俱增。于是，他尝试用乡间生活来平息这一切，但心理与身体的状况都没有好转。他越来越封闭自己，谢绝慕名而来的访客，和启蒙思想家朋友们也几乎全都闹翻了，其中包括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他在给伏尔泰的一封信的结尾简单而又干脆地说：我恨您。
他经常怀疑自己被跟踪并深受其苦，其中许多是他臆想出来的。最终他陷入了迫害妄想狂。哲学家大卫·休谟曾请他到英国小住，但是情况也没有得到改善。卢梭最终和这位无私的朋友也因吵架而分道扬镳。
卢梭的外表也很怪，他身披一件少见的亚美尼亚长袍，头戴一顶皮帽。他在怨愤中死去，死前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就这样孤伶伶在这世上，没有兄弟，没有亲人，没有朋友，除了我自己，没有任何陪伴。人类中最可亲最合群的一位被一致摒弃于社会之外。从我身旁走过的人不和我打招呼，而是朝地上吐口水。”
然而，卢梭身后的荣誉却没有停止过。法国大革命期间他的遗骨被送进先哲祠。他之后的伟人们，不管是海尔德还是歌德、康德、尼采还是托尔斯泰，可以说，如果不是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绝不会取得如此卓著的成就。
卢梭最重要的哲学思想是他的“自由”。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开篇便写道：“人生而自由，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中！”
所谓“人生而自由”，是说人到了一定年龄，总可以自行判断该去做什么事情，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但是，“自由”绝不是随心所欲，否则大家都没有安全了。所以，人们就会相互之间订立契约，形成一种“公共意志”。
这种“公共意志”体现了每个人的意志，所以，当大家都来服从“公共意志”的时候，就是在服从自己的意志。所以，这才是自由，是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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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思想的陈列
从18世纪中期开始，为了传授新知识和宣传新思想，法国人狄德罗主张编写一套《百科全书》。这一主张立即得到160多位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支持。从1751年《百科全书》第一卷的出版至1772年，共出版了28卷。以后又出版了续编6卷。这部书虽然采用了百科全书的形式，但反映的主要是当时的一切科学成就。启蒙思想家们在编写的过程中，遭到反动封建势力的围攻，在斗争中，他们形成了百科全书派。在18世纪后期，百科全书派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
百科全书派的共同纲领是，崇尚科学、坚信科学，认为科学可以合理地阐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增进人类知识，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任何违反科学原理的东西，都应该予以否定。
具体地说，百科全书派的大多数启蒙思想家，都坚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原理和理性主义原则，运用近代科学的精神、原则和方法，去具体分析各种各样的社会和心理现象。
例如，他们认为“对道德和宗教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把情感和激情分析为合成它们的简单成分，其方法是把形成情感和激情的联想作用的步骤反过来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就会懂得怎样去鼓舞那些好的情感和激情，同时去制止并根除那些有害和不道德的情感和激情”。这种最早源于英国，深受洛克经验主义哲学影响的心理学理论，在法国启蒙运动高潮时期格外受到青睐。
狄德罗是百科全书派的核心人物，他的思想更能反映出百科全书派的共同纲领。狄德罗的名言是：“走向哲学的第一步就是不信神。”
他说：“只是在牛顿等人的作品中，人们才找到关于一个具有最高智慧的实体的存在的充足证据。多亏这些伟大人物的工作，世界才不再是一个神，而是一架机器，有它的齿轮、缆索、滑车、弹簧的悬摆。”
狄德罗深受蒙田和培尔的影响，他赞赏他们的怀疑主义，以至承认怀疑主义是一种方法。由怀疑趋向真理是认识过程中首要的一步。因而，狄德罗的哲学思想既是以决定论为基础的，又蕴涵着怀疑论的因素。
他崇尚科学，特别注重科学技术的价值，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思想、方法和文化价值，从这样的哲学前提出发，狄德罗否定契约论等关于社会起源的见解。他认为，社会是在人类对抗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中产生的，是需要使人进入有组织的生活形式；人在社会生活中生活，比在自然状态中美满，可以安居乐业，享受幸福。但是，现实的社会违反了大家组织社会的本来目的，于是，社会脱离正常运转的轨迹，专制暴政层出不穷。因而，我们需要借助科学启蒙唤醒人们，推翻封建专制，使社会恢复到正常轨道上来。
百科全书派的纲领也是法国唯科学主义运动的纲领，百科全书派同时也是法国唯科学主义运动的中坚。百科全书派在将法国启蒙运动推向高潮的同时，也引导了法国唯科学主义运动走向了它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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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哥尼斯堡之子
人们常常觉得，真正的哲学教授会给人一种庄严而生硬的威严感，还有一点不懂世故、不解风情的学究气。他们既让人感动又会招来嘲笑。如果想要给这种风范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恐怕不得不提到德国伟大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
这位哲学世界的天才，1724年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这座宁静的小镇，在280多年前的某一天平静地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也在这座小城中平静地度过了他的一生。他终身未婚，也从未离开过哥尼斯堡。
身处小城，并且长期有规律的生活，使得康德的生活就像时钟一样准确。
无论冬夏，他每天早上5时准时起床。5点差一刻，他的仆人兰帕会准时来到他的床边，看到主人起床后才离开。有时候康德太困了，反倒恳求兰帕让他多睡一会。但是因为他自己事先已经给兰帕下过严格的命令，所以仆人就只好强迫他起床。
起床后，康德会喝一杯茶，吸一袋烟。然后不是外出讲学，就是开始他的哲学思考和创作。午餐是他一天中最大的享受，他不愿意一个人单独用餐，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吃饭更消耗精力。所以他总是和朋友们边吃边聊，这是康德每天最开心的时候。
下午3点，康德又该出去散步了。他会从自己家里一直走到弗里德利希的炮台，然后折回来。他自己把这条路称作“哲学大道”，因为他有很多的哲学火花，就是在这条路上迸发出来的。哥尼斯堡的人们一看到康德教授又出来散步了，就知道现在是下午3点，于是他们顺便会把自己家里的时钟给对一对。
康德的行动准时，同他的朋友对他的影响有关。在哥尼斯堡有一位英国商人，叫约瑟夫·格林。有一次，他们约好第二天早上8点钟一同乘格林的马车到城外郊游。7点45分，格林便拿着表在室内踱来踱去，7点50分格林戴上帽子，7点55分拿起手杖，从楼上下来。8点钟钟声一响，格林乘上马车飞驰而去。走到桥上，正好遇到气喘吁吁的康德。哪知道格林竟不顾康德的大声叫喊，扬长而去。这件事给康德留下很深刻的影响，从那以后，康德再也没有迟到过。
格林与康德的友谊十分深厚。到了晚年，康德每天下午都要到格林家去拜访他。一天下午，康德来到格林家，看到格林正睡在安乐椅上。他不愿惊醒格林，就陪坐在一旁沉思，不知不觉地，康德也睡着了。不一会，另一位老朋友银行家鲁夫曼也来到格林的居所，他看到康德和格林睡得正香，于是不声不响地坐下来，结果自己很快也睡着了。最后，莫德尔比来了，看到这群睡梦中人，不禁大笑。于是唤醒了这个睡觉集体，大家开始聊起天来。7点钟，聚会准时解散。所以那个时候，街上的居民常说：“现在不到7点吧！因为康德教授还没有从格林先生家里出来呢！”
康德的存在，成为哥尼斯堡小城的一道风景。康德的思想，为哥尼斯堡在世界上赢得了名望。
1804年2月12日康德与世长辞。消息传出，哥尼斯堡的居民排着长队来与这个城市最伟大的儿子告别。当时天气寒冷，土地冻得无法挖掘，整整16天过去后康德的遗体才被下葬。
直到今天，康德墓前的鲜花仍是终年不断，因为哥尼斯堡的年轻人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结婚时都要带上一束花放在康德墓前。人们经常能看到，扎着鲜花的彩车载着新娘新郎，在前去教堂的路上，特地绕道来看望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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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钻石王老五康德
康德虽然个子不高，但眼睛炯炯有神，谈话风趣幽默，总会成为社交场合的灵魂。因而哥尼斯堡年轻女士们的眼光，也一直追逐着气度雅致的康德。
在生活稳定之后，康德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但他对女性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管女孩多么狂热地追求他，康德都不会越雷池一步。因为康德心里一直暗恋着凯塞林克伯爵夫人，而他自己则是伯爵儿子的私人教师，这位中年丧偶的伯爵夫人端庄美丽，气质洒脱。康德每天都到凯塞林伯爵夫人家去上课，以便能看一眼他心中的情人。但由于世俗的禁锢，一个伯爵夫人怎么可能下嫁一个平民？1763年，这位伯爵夫人又嫁给了另一个贵族，康德不得不悲伤地辞去了私人教师的工作。现在已无法证实他们之间是否产生过真正的爱情，但有一个事实是，伯爵夫人对康德起码有爱慕之情，在伯爵夫人的私人沙龙场所，夫人在自己的座位旁边一直为康德保留着一个空位子。在康德的心目中伯爵夫人的形象不能被任何人所取代，所以从此后康德没有再与任何女性有过接触。
对此，康德安慰自己说：“未婚的老年男人往往比已婚的男人更能保持年轻的风貌。……已婚男人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写着的不是一只负重的老牛吗？”
种种的变故，使得康德始终没有迎娶自己的新娘。不过无论对他来说，还是对后人来说，这样也挺不错的。因为这种生活令我们的康德先生在他的后半生里，没有紧张，没有疲劳，也没有悲伤，而只有他自己热衷的哲学。为哲学，他奉献了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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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人为自然立法
康德把他自己的哲学称为“批判的哲学”。他有三本“批判性”的哲学作品。这三本书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的高峰地位。这就是“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批判”，按照康德的原意来讲，是“分析、考察和审定”的意思。所以“三大批判”分别对人们的认识能力、道德能力和审美能力进行了分析、考察和审定。
让我们先来介绍他的“第一批判”——
康德在读了休谟的书后，觉得有些事情的确像休谟所怀疑的那样——我们怎么能够武断地说，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因果联系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武断地说，我们发现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呢？
但是，康德又不能接受休谟怀疑论的最后结论——也许人们所认识到的“规律”，只是心理上的习惯而已。他觉得这样来看待认识是不行的。这就好比为了避免风浪的危险，就非要把船从海里弄到岸上来，然后让它在那里腐烂掉。“至于我，却不采取这样的做法。”康德说，“我是给它一个驾驶员。这个驾驶员根据航海术的可靠原理，并且备有一张详细的航海图和罗盘针，安全地驾驶这条船，随心所欲地到任何地方去。”
那么，这些航海术、这份航海图和罗盘针又是指什么呢？它们就是“人的认识能力”。在康德看来，人的认识能力是一种理性能力。因为人都是有理性的，人依靠理性来认识世界。所谓“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要看一看，人的理性能力是如何使人获得知识的。
这是一个很玄乎的题目，康德为了表述的严密，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写得很晦涩难懂。有人就质问康德：你干嘛要把简单的事情说得那么复杂呢？在你的书中，你总是努力地阐述了一大段以后，又往往把它们否定掉。据说，在《纯粹理性批判》写完后，康德把它拿给他的朋友、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马可·赫茨征求意见。结果，赫茨只看了一半就把手稿送了回来。赫茨说：“假如我把它看完，恐怕我就会疯掉了。”
其实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的大概意思是说，人所获得知识，是经验中的内容和心灵中的形式综合作用的结果。事物一旦进入我们的视野，比如说，当我们一看到某个东西，就已经把它放在“时间”和“空间”中来看待了。这就形成了“感性认识”。
于是，我们这时候所认识到的那个东西，就已经不是它本身了。因为我们只能在“时间”和“空间”中理解它，而想像不出不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认识到的一切，都已经打上了主观框架的烙印，都只是“现象”而不是它们本身。它们本身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只能称之为“物自体”。
认识了一个个的感性物体以后，我们会用头脑中的“范畴”，比如说表示肯定的和否定的，表示性质的和表示关系的，来整理这些感性现象，使它们成为一个有序的整体。这就形成了“知性认识”。
就像哥白尼把“地心说”扭转成为“日心说”一样，在关于人的认识方式的问题上，康德是要让“人为自然立法”，而不是让“自然之法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这就是他自己颇为得意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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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上帝在哪里存在？
康德认为，我们人类的认识能力是不足以认识上帝的。因为上帝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以外，属于“物自体”的世界。我们如果想去发表一点关于“上帝”的看法，说“上帝是存在的”，那就会产生错误。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经验世界中证明它存在，你顶多只能说“我感受到它的存在”。那么这样一来，就好比说“我口袋里有一百块钱，是因为我在头脑中感到有一百块钱”，这不是很荒唐吗？
而且，对于上帝到底存不存在，在康德看来，那可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儿。因为“相信上帝存在”和“相信上帝不存在”，似乎都可以成立，谁也没法说服谁。这就是“二律背反”。
其实，这里的关键问题出在“存在”二字上。因为“存在”这个概念，只能用在那些经验世界中的东西上面；而“上帝”根本就不是经验世界中的对象，所以当然也就谈不上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于是，表面平静甚至刻板的康德先生，居然在思想的世界中，向上帝举起了屠刀——他把上帝从自然的领域中驱逐出境！
然而，康德虽然在理智的世界里驱除了上帝，但又在道德的世界中把上帝恭迎回朝，为上帝赢得最尊贵的位置。这项工作，就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完成的。
《实践理性批判》是康德的“第二批判”，是针对人的道德能力的批判。康德总是说，如果一个人是为了快乐、利益、幸福等目的，才去做好事，那还不能算是“道德的”。只有不计利害，仅仅因为这件事是对的，就去做了，那才是“道德的”。比如说，一个人应当诚实，这是一条道德的法则。但我遵循这条法则的动机，不是因为“诚实”能给我带来好处，我才遵循它；而是因为“诚实”本身就是对的，是可以让所有人都遵守的，所以我遵循它。
遵守这些道德法则，不能是讲条件的，而必须当作义务来履行——这就是康德所讲的“绝对命令”。康德曾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我越是思考，就越会让我增加对他们的赞叹和敬畏，那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但是，这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哪些行动准则，可以成为一条道德的法则呢？这就要看，一个行动，它能不能被普遍化，能不能光明正大地让所有人都这样做。如果我打算对别人撒谎，那我就该问问自己：“我现在撒谎了。要是所有人都撒谎，那行不行呢？”很显然，这样不行。所以“撒谎”是不可以普遍化的行为，也就不是道德的法则。
第二个问题是，这些道德法则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当然不会从外在的世界中来。否则，我们就是为了某种别的东西才去做好事。所以，道德法则只能来自于我们的主观世界，它是我们自己给自己下的命令。
不考虑后果而去做好事，当然是很高尚的。但是，硬要把“幸福”从人生中割掉，也还是很难让人接受。于是康德只好说，不计利害地做好事，这是“德”，但要有相应的幸福与之匹配。所以“德福相配”，才是最高的善。
但要保证德福能够相配，只有上帝才能够公平地为我们做到这一点。所以，上帝的存在仍是有必要的事儿，也是很必然的事儿。上帝不能呆在自然的世界里，但他肯定呆在道德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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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揭开女神的面纱
康德对待上帝的态度，令教会十分恼火。虽然康德已经在道德世界中恢复了上帝的位置，但是教会仍然无法容忍他说“上帝不能认识，只能信仰”的鬼话。结果有一些教士把康德叫做狗，另外一些则给他们的狗起个名字叫“康德”。
但是，老年的康德依然不紧不慢地喝着他的咖啡，踱着他的步子，在哥尼斯堡继续着他平静而有规律的生活。
当时的普鲁士教育大臣禁止康德的书在普鲁士出版，普鲁士的国王也威胁他说：“我们贵族都非常愤怒地看到你怎样滥用了哲学，损害了《圣经》中许多最重要的教义……如果你继续这样做，你将会得到不愉快的后果。”不过，那时，康德已经完成了他所有关于宗教的论著，所以他赶紧回复国王，说自己再也不公开发表关于宗教的意见了。
不许讲宗教，那就来讲讲政治吧！于是康德继续公开发表他的政治见解。康德对于法国大革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据说，当他听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竟含着喜悦的泪花欢呼法国大革命，甚至无限感慨地说道：“我现在终于能说——主啊，让你的仆人在和平中启程吧！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你的拯救。”
康德总愿意相信，法国大革命将带来一个和平的新纪元。据说，他曾因为看卢梭的书，居然有几天都中断了午后的散步。他相信，如果按照卢梭的思想来进行革命的话，那么每个国家的政体都能实现民主。于是这样的国家里，每个人都不会成为别人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每个人也都知道，把他人当作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是一种践踏人的尊严的不道德的行径。以这样的道德共同体为基础，世界上才会出现永久的和平。
康德终于到达了他的哲学探索的终点。本来是要寻找上帝的康德，结果落脚点仍然回到了人间。正如一个埃及的寓言所说：“人揭开了萨斯女神的面纱，但看到的却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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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激情燃烧的费希特
费希特是一个饱含激情的人。他的一位听众曾说：“他的讲话并不动听，但他的语言掷地有声，很有分量。他恪守自己的原则，不会因人情而有丝毫的削弱。一旦受到挑衅，他会变得十分可怕。他的思想从不安分，他时刻渴望着在世上有所作为的机会。他的报告会像暴风雨的轰鸣，在每一次闪电中释放出火焰……他的幻想不像鲜花那样开放，却充满了活力与力量。他的形象并不优美，却勇敢高大。他闯入事物的最深处，在概念的王国里游刃有余。他不仅住在这片看不见的土地上，而且统治着这片土地。”
1762年，费希特出生在奥勃劳济慈的一个贫寒的农家。小时候做牧鹅童时，他就表现出非凡的聪慧。据说，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有个地主来到村里，为自己错过了布道的时间而生气。这时人们安慰他说，有个叫费希特的牧鹅童能够一字不差地重复布道的内容。果然，小费希特完全模仿牧师的语气、姿势，一字不漏地将布道的内容重复了一遍。地主非常高兴，决定出钱培养他。
费希特中学毕业以后进入耶拿大学，但是这时他的资助人去世。费希特生活陷入困境，只好靠做家教度日。无论是在苏黎世、莱比锡，还是在华沙，由于他激情叛逆的性格，费希特做家教的时间都不长。但是他在给学生做家教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康德哲学，并且为之折服。他说：“我因懊恼而将自己投入到康德的哲学中……他既使人振奋又伤脑筋。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件能充溢心灵和头脑的工作，我强烈的传播欲沉默了。那是我经历过的最最美好的时光。虽然时常有缺乏面包的尴尬，但我那时却感觉自己是这个星球上最幸福的人。”
1791年的夏天，费希特前往哥尼斯堡拜访康德。那时，费希特认为自己已经彻底掌握了康德思想，并且有能力独立地在这个领域中向前推进。于是他用仅有的一点余钱，留驻在哥尼斯堡，花了4个礼拜写成《对一切启示的批判》，呈现给康德。康德一看，发现文章表述的正是自己的看法，而且文笔流畅也正是他自己所缺少的。所以康德很高兴地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出版社出版。
哪知道，出版社出于商业考虑，故意隐去了费希特的名字，而说这本书是康德先生的新作品。因为当时，有很多人正期待着康德能对宗教的“启示”问题发表新看法。结果这样一来，这本书当然就很畅销了。但是对于康德来说，出了这种事，感觉是很不好的。于是他赶紧发表声明，说这书不是我写的，而是一个叫费希特的人写的。就这样，费希特在哲学界奠定了自己的声望。
但是费希特很快就发现，康德哲学中有他无法理解的地方。比如说关于“物自体”，康德认为它一定存在，但我们没法认识；而费希特却说我们既然不能认识，那怎么敢断定它一定存在呢？费希特进一步发挥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外在于“自我”的那些“物自体”，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的“自我”设定出来的。只有自我才是实存的，才是完全自由的。在思想中，高傲的费希特先生依然燃烧着他的激情。
但是，康德对这种说法十分反感，于1799年发表声明，说自己无法接受费希特狂妄的“自我”。于是，俩人从此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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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谁是黑格尔
“黑格尔，一个平庸、愚钝、令人厌恶、一无所知的江湖骗子。空前刁蛮、癫狂、专事胡说八道……他败坏了整整一代人。”在叔本华眼里，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费里德里希·黑格尔的写照。叔本华把黑格尔叫做“可怜的家伙”，一个“精神上的怪物”、“蛊惑人心者”，说他的哲学是“空洞的辞藻堆砌”，是一场“哲学闹剧”，是“没有意义的疯话编织而成的东西，只有在疯人院里面才会听到”。他说，这个“长着一幅啤酒店老板模样”的人，居然能够“30年之久在德国被尊为最伟大的哲学家”，实在令人费解！
叔本华为什么如此忌恨黑格尔呢？除了哲学思想的不同外，这或许出于个人的原因——他和黑格尔曾同在一所大学中任职。但是由于坚信自己的思想无比重要，叔本华就把自己的课安排在和著名的黑格尔教授授课的同一时间。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学生们都去选择黑格尔的课，弄得叔本华不得不在一个学期之后就中断了课程。
尽管哲学界对黑格尔的嘲讽、谩骂一直没有停息过，但黑格尔思想的卓越和严密，几乎在整个哲学史上都鲜有匹敌的对手。难怪有人说，作为哲学家，与黑格尔生在同一时代，简直就是一件悲哀的事。
严肃和板正，几乎成了黑格尔的代名词。当他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日记里就记满了对事物认真观察的心得。他关于上帝和世界、关于幸福、关于迷信、关于自然科学，甚至关于“女性性格”都有很早熟的看法。上了图宾根神学院以后，黑格尔结识了谢林与荷尔德林。这两位后来也成为了伟大的德国思想家。他们为康德的学说而激动，也为法国大革命而激动。不过，黑格尔在朋友当中最善于掩饰自己的激动——在每年的法国大革命的纪念日，他只不过安安静静地喝一瓶红葡萄酒——于是，别人送了他一个“老头”的绰号。
这位“老头”，有着极强的理性分析和思辨的能力，有着广阔的视野和雄心，有着丰富的著述和杰作。他在形而上学、美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哲学史等等几乎哲学学科的所有方面，都给出了令人惊叹的论述。更何况，他竟然能够把这一切贯通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你跟着黑格尔的思路走的话，你也许不免惊讶：“世界居然就像黑格尔安排得那样井井有条！”
恩格斯曾说：在这些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出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同时，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近代的德国古典哲学，在黑格尔这里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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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绝对精神
黑格尔心中有一个“世界之神”，它创造了这世界上一切东西。物质的、精神的东西都从它那里产生，最后又都返回到它那里去。
但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个“世界之神”，并不是像基督教中的上帝那样的存在物。他把“神”理解为一种“精神”。在黑格尔看来，精神具有一种神性，它是神在世间最高贵的体现。当神在人类精神中完全展现自己的时候，必定是以一种精神的形式出现。
如果神是精神，而世界又是神的产物，那么很显然，世界也就是精神的产物。但是这个“精神”，又不能等同于哪一个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独立于我们所有人的，甚至独立于所有事物的。它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以前，就存在着的一种精神性的本原。这就是“绝对精神”。
所有在我们面前展现的事物，不仅包括人的精神意识活动，也包括山川河流、动物植物，人类社会……都是“绝对精神”自己展开、自己实现的结果。也许有人说，这些东西明明是物质的嘛！但黑格尔就说了，你看到的只是“现象”，你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它们本质上都是精神的，这些现象都是“精神的现象”。
那么，绝对精神是怎样把世界万物都实现出来的呢？黑格尔回答说，这就需要精神通过正——反——合的辩证法运动，从而分阶段地把种种事物实现出来。一开始，绝对精神是在纯粹的“概念”世界里面运动（正）；然后从概念中把自己外化出来，形成了有具体物质内容的自然界（反）；经过了一番折腾后，精神扬弃了自然界，结合了前两个阶段，重新回到精神的表现形式中（合）。
在这个精神的阶段中，精神首先表现为“主观精神”（也就是个人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然后外化为“客观精神”（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到最后，“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走向结合，达到“绝对精神”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绝对精神在经历一长串的变化后，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本来面貌来展现自己了——它的具体形态就是艺术、宗教和哲学。我们在艺术中通过直观来把握绝对精神，在宗教中通过表象或想像（一个最高神）来把握绝对精神，而在哲学中，则通过逻辑的思考来完成对绝对精神的理解。
也许我们不妨这样理解，绝对精神是宇宙中一股神秘的精神力量，它按照正——反——合的规律不断地变迁，不断地生长，不断地演绎出万事万物。所以，从世界观上来看，它是一种典型客观的唯心主义立场。但是绝对精神的运动形式——辩证法，却在一定意义上揭示出了世界上事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和矛盾本质。而这一点，深深影响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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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正——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