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是印度古老的哲学派别。它的形成与印度最早的文明——印度河文明——（约公元前2500—公元前1700年左右）有一定联系。但其真正成为一个有明确信仰或完整教义的派别，则是在吠陀时期（约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900年左右）。
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印度已流行对母神、动物以及男女生殖器的崇拜。这些崇拜虽然不能说标志着婆罗门教的产生，但是，却可以肯定婆罗门教在产生时吸取了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印度后世流行的婆罗门教崇拜有不少成分是由印度河文明时期已经存在的宗教崇拜演化过来的。
随着雅利安人的到来，印度历史上出现了新的文明（新文明在产生时当然也吸收了印度河文明的成分），新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吠陀文献的出现。吠陀文献被印度历代的婆罗门教教徒奉为经典。
吠陀时期，印度逐渐进入阶级社会。古印度阶级区分的基本形式就是种姓制度。最主要的种姓有四个，即婆罗门（祭司、负责主持宗教祭祀之人）、刹帝利（武士、王室贵族）吠舍（农民、商人或手工业者）、首陀罗（奴隶）。在四种姓中，婆罗门占据最高地位（如吠陀赞歌中的“原人歌”谈到婆罗门是原人的嘴，刹帝利是原人的双臂，吠舍是原人的双腿，首陀罗则由原人的两足生出）。婆罗门教的演变和发展始终伴随着印度种姓制度的演变和发展。这一宗教主要反映了印度四种姓制度中婆罗门的利益和意识形态。
在吠陀时期的最初阶段，印度宗教主要是多神崇拜。而在这一时期的较后阶段，多神崇拜已经出现了向主神崇拜或一神崇拜发展的趋向。婆罗门教崇拜的主要神（如梵天、毗湿奴等）都是由吠陀宗教崇拜的诸神逐渐发展而来的。
吠陀从广义上说也包括梵书和奥义书。梵书集中论述了各种祭祀；奥义书则主要论述了婆罗门教的哲理方面，使婆罗门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在理论上得到整理、提高。
在吠陀末期（或奥义书时期），印度婆罗门教已经完全形成，无论是崇拜对象、祭祀礼仪，还是教义哲理都已经确立或系统化。它在印度古代社会中，在思想界的一般主导地位已经确立，构成了印度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婆罗门教的产生在印度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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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婆罗门六派
公元前2世纪—公元4世纪前后约600年间，印度婆罗门教哲学经过吠陀时期和史诗时期的历史演变，最终形成了6个重要的哲学派别，六派形成的重要标志是各派根本经典的确立。此六派被认为是属婆罗门教系统的哲学流派，是“正统派”；与之相对的非正统的佛教、耆那教、顺世论则被视为“异流三派”。
数论派是印度古老的哲学派别之一，约创立于公元前4世纪，创始人为迦毗罗，理论之定型与集大成者则为“自在黑”（约公元4世纪的人物）。除《数论颂》为该派根本经典外，《金七十论》、《六十科论》、《明谛论》、《数论经》亦为重要之论书。主要学说有：“二元二十五谛说”（是一种转变说理论）、“因中有果论”、“三德说”、“三分法量论”及“解脱论”。
瑜伽派“瑜伽”，本意是“对心作用的抑制”，又名“等至”、“止息”、“静虑”等。创立于公元前2世纪左右，创始人为钵颠奢利，《瑜伽经》为此派根本经典。此派具有特色的学说或理论为“心作用”、“三昧”、“八支行法”、“神通力”等。
胜论派音译为“吠世师迦”、“卫世师”、“毗世师”等，创始人传为迦那陀，约为公元前2世纪人物，此派根本经典有《胜论经》、《摄句义法论》、《胜宗十句义论》。主要学说或理论是关于“句义”的解释，在认识论上的基本理论集中表现在对“现量”、“比量”的论述。此外，尚有“极微说”、“因中无果论”等。它的学说和思想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不仅对中国古代思想界产生了影响，还受到中国近代一些思想家的重视。
正理派音译为“尼夜耶”，创始人相传为“乔达摩”，约公元1世纪人物。此派最早的经典是《正理经》，基本学说为“十六谛义”，在逻辑学方面的重要建树是确立了“五支论式”的推论方法。
弥曼差派音译为“弥息伽”，创始人相传为“奢弥尼”，约公元前2世纪人物。著述为《弥曼差经》，主要理论有“声常住论”、“量论”，此派还以反有神论著称。这里的“声”，指语言、观念或知识，特别是关于吠陀方面的言语知识。他们认为“声”是先天本有的、常住不灭的，并且是绝对正确的。
吠檀多派为六派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学派，其理论或学说在古印度思想史上占有统治地位。创始人为跋达罗衍那（约1世纪人），著作《梵经》为该派最早之经典，主要理论为“梵我同一说”。商羯罗是此派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印度史上最负盛名的重要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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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沙门思潮
沙门（Samana）,意为勤息、息心、净志，是对非婆罗门教的宗教教派和思想流派的总称。沙门思潮兴起于列国时代，是与婆罗门教相对立的思想流派，其哲学思想为印度哲学的重要内容。
沙门思潮的兴起是有深刻原因的。从宗教方面来说，古代印度长期流行的婆罗门教，在宗教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但婆罗门教自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教义也越来越不为人们所信服。婆罗门教宣扬吠陀天启，可是，《吠陀》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并不能使人们满意。它鼓吹祭祀万能，要求人们履行名目繁多的祭仪，结果是祭司捞取了大量钱财，而广大人民的经济负担则越来越沉重。
婆罗门教强调婆罗门地位至高无上，与列国时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也不相适应。在列国时代，王权在战争中不断加强，国王成为强大的统治者，然而国王属于刹帝利种姓，居于婆罗门种姓之下。他们对自己的地位当然是不满意的。另一方面，属于吠舍种姓的商人，不少通过经商、放高利贷而致富，拥有大量的财富。他们对婆罗门的特权地位也表示强烈的不满，力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声称，财富是决定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沙门思潮诸派兴起后，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国王和大商人的支持。
沙门思潮最初兴起于恒河中下游地区。传统说法认为，婆罗门教在这一地区已经走向衰落，从而为反婆罗门教各流派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沙门思潮兴起时，婆罗门教在这一地区虽然已经流传，但还没有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更不存在衰落的问题。当时婆罗门教的中心地区是在位于喜玛瓦特山与文底耶山之间的维那舍那以东和钵锣耶迦以西的地区，即《摩奴法典》中所说的“婆罗门中国”。在恒河中下游地区，土著文化仍然有很大的势力。婆罗门教传入后，对土著文化及其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也受到土著文化的强烈抵制，从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激烈的震荡，促使了思想文化上争鸣局面的出现。所以，沙门思潮的兴起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且也反映了雅利安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冲突与进一步融合。
根据文献记载，沙门思潮的派别达64派之多。它们的学说重点不一，具体内容有异，但也有共同的特点，即反对婆罗门教，猛烈抨击婆罗门教的纲领。当时的印度思想界十分活跃，出现了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
沙门思潮有“六师”，其中主要的有顺世论、佛教、蓍那教和生活派（“邪命外道”）。顺世论是印度甚至东方最大的唯物主义派别，这派认为世界的基础是物质，物质由“四大”（地、水、火、风）构成。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均由“四大”结合而成，死后还归“四大”；因此，它否定灵魂的存在，认为灵魂和肉体不可分，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在社会观方面，顺世论主张种姓平等，反对祭祀和业报等。佛教是最大的沙门思潮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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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印度教
印度教是印度影响最大的传统宗教。它由婆罗门教发展、演变而来，因而又称为“新婆罗门教”。
就印度教的宗教崇拜和思想观念的渊源来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吠陀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印度存在的较早的宗教信仰，这些信仰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对多种与人们生活关系较大的自然事物的崇拜。他们把这些事物都看作是神。吠陀宗教后来经历了由多神崇拜向主神崇拜的发展过程，并在印度出现种姓制度的基础上演变为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崇拜的神已经相对集中，而且这一宗教除了敬神之外，还创立了名目繁多的祭祀礼仪和哲学学说。在教义上则明确提出所谓“三大纲领”（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婆罗门教的祭祀仪式有些与敬神直接相关，有些则属于巫术（即祭祀者认为祭祀动作本身即可产生奇异的力量，使人免灾趋福，而不是通过取悦于神来获得好的果报）。婆罗门教的哲学思想往往与神学观念结合在一起，哲学上的最高本体往往也就是造世的最高神。婆罗门教哲学后来分化为几个主要派别（六派哲学）。这些派别有的仍然坚持该教最初所制定的基本哲学学说，或为祭祀的功效作理论论证，有的虽然有婆罗门教哲学之名，但学说偏离该教宗旨较远。
婆罗门教产生之后，虽然一般来说在印度思想界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佛教、蓍那教等印度宗教出现之后，它在历史上也有受到排挤的现象。如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和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对佛教都极为推崇。婆罗门教在这些时期发展的相对缓慢，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但到公元4世纪时，婆罗门教又开始兴盛。此时统治次大陆的是笈多王朝。笈多王朝的君王（尤其是初期的）大力支持婆罗门教，一方面修建婆罗门教的寺庙，举行婆罗门教祭祀典礼，另一方面为婆罗门教的传播提供条件。在此时，婆罗门教的一些法规（如《摩奴法典》等）和两大史诗（《摩可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已经基本定型，婆罗门教哲学（六派哲学）的原典也都做了详细的注释，各派哲学趋于系统化。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婆罗门教又进一步吸取了印度民间的各种偶像崇拜成分和其他派别的宗教思想（包括佛教和蓍那教的），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演化为印度教（新婆罗门教）。
印度教虽由婆罗门教演化而来，以婆罗门教的旧有学说为教义核心，但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单一宗教了。它已经成为一种混合物，即印度古代多种宗教体系和精神文化要素的复合体。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说的：“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加（男性生殖器，是湿婆的象征）崇拜的宗教，又是札各纳特（印度教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
印度教形成后，它主要分成3个基本流派，即毗湿奴派、湿婆派和性力派。这些派别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比其他宗教派别多得多的信徒。
公元8世纪左右，印度正统派哲学中出了枯马立拉和商羯罗两位著名的思想家。他们对印度教的宗教与哲学作了较大的完善和改造（有人认为婆罗门教在此时才完成了向印度教的转变）。枯马立拉进一步强调了祭祀的功效，使吠陀典籍在印度教中牢固确立了其神圣性。商羯罗则对奥义书以来婆罗门教的核心哲学思想作了新的阐释和发展，为印度教的宗教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伊斯兰教侵入次大陆后，印度教虽然也受到了一些打击，但却没有像佛教那样被毁灭，而是一方面在某些区域保持着很大势力，另一方面与伊斯兰教的思想有所交融。
12世纪后，印度教的主要派别中又分化出一些新的派别，如毗湿奴派中分化出虔诚派，后又分化出罗摩派（16世纪形成）、黑天派；湿婆派中又分化出三相神湿婆教派；性力派也分化出右道和左道两派。这些派别虽还属于印度教，但其中的不少人却提出了反对婆罗门教教义的主张（如主张各种姓在神面前的平等，反对歧视妇女，反对吠陀权威等）。
在近代印度，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印度教中掀起了范围广泛的宗教改革运动，出现了许多鼓吹宗教和社会改革的团体和组织，如梵社、雅利安社等。这些团体的创建者和参与者一般反对古代印度教中存在的偶像崇拜、烦琐宗教仪式、种姓不平等等愚昧现象。
目前印度教仍是印度最有影响的宗教，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印度人中绝大多数都信奉此教。80年代初，印度总人口的近83%的人为印度教教徒。
印度教在印度国外也有一定影响，它传播到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阿富汗、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都有印度教流传。印度教的哲学也曾经为西方近代的一些哲学家或思想流派所重视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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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孔雀王朝
孔雀王朝是印度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大帝国。
公元前327年，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率军队越过兴都库什山侵入西印度，所到之处都建立了据点。亚历山大试图征服恒河平原，取道坦叉始罗和拉瓦尔品第，向南部和东部推进，但遭到当地力量的抵抗。当时恒河平原最强大的势力是摩揭陀国，处在难陀王的统治之下。大约在公元前317年，该国一名出身刹帝利贵族、叫旃陀罗笈多的青年，在他的足智多谋的顾问考底利耶的协助下，率军击败了西北印度的马其顿人的部队，并宣布了印度的自由。之后他进抵摩揭陀国的首都华氏城，推翻了难陀王的统治，掌握了政权，建立了孔雀王朝。他又吞并周边若干邻国，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到了旃陀罗笈多的孙子阿育王时代，孔雀王朝达到鼎盛。他即位8年后，征服了东南海岸的羯陵伽国，此时帝国的版图几乎包括除泰米尔地区的整个印度和阿富汗的相当大一部分。
孔雀王朝以其空前强大的国家权力，完成了多项重要的事业。例如，旃陀罗笈多在全印度修建了发达的道路系统。道路设有驿站，每隔半里建一立柱作标记。阿育王时代又在各条道路两旁植树，隔约3里挖一口井，设立行人休息的处所。在主干道的交叉点附近，设立国家粮仓和仓库，供紧急时使用。此外，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帝国还在各地修建了运河和蓄水池，建立了较完善的灌溉体系。为了向民众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在所统治范围内各地树起许多石柱，刻上诏文，表明自己的决心，希望获得人民的支持。这些诏文是用多种文字写成的，被称为“阿育王诏敕”。这些诏文在西北印度、阿富汗以及东南海岸各地都有发现。有的诏文是刻在磨平的崖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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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阿育王与佛教
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力提倡和保护佛教，社会上流传着他与佛教的一些故事。据说，在他当君王的早期，用暴力和酷刑治理国家。在首都华氏城北部有一个监狱，人们称它为“阿育王监狱”。在监狱里，使用各种刑具严刑拷打犯人。国王曾下令，任何人只要进了这座监狱，就别想活着出去。
一天，一位佛教的圣者毫无原因地被关了进去，狱吏将他投入热水锅里，水竟无法烧沸。狱吏将此事报告给阿育王，他感到很奇怪，便对佛教开始感兴趣。后来他下令取消了那座监狱，并修正刑法，对犯人从宽发落。
这时，他的军队恰好平息了羯陵伽地区的叛乱，杀戳了成千上万的叛乱者，并俘虏了许多人。阿育王良心受到责备，产生了悔恨和悲悯之情。他下令将所有俘虏释放，并发布了一封表示忏悔的文书，之后穿上僧袍，皈依了佛教。他下令禁止打猎，并亲自食素，献身于实施“大法”（道德与虔诚）统治。这导致了孔雀王朝内外政策的重大变化。阿育王放弃了以屠杀和放逐人民为手段的军事征服，释放了战争俘虏，对民众采用“虔诚感化”的政策。
同印度许多传说一样，这个故事很难说到底有多少真实成份，它很可能是佛教徙为宣传佛教的威力而编造出来的。
不过，阿育王推崇佛教，倒是可由他发布的多个诏敕来证明。在这些诏敕里，他赞扬佛教，劝告人们皈依佛教，并将佛教精神体现到日常生活中。他明令禁止滥杀动物，并设立人与动物医院，向穷人施舍。他还在印度各地兴建佛寺、佛塔，亲自巡拜。佛教徒称他为“转轮圣王”。他虽是热心的佛教徙，但也不排斥其他宗教。耆那教、婆罗门教等也受到同样的保护。
他的仁慈的统治必然会产生良好的结果。由于他的善德善行，印度人民至今还怀念这位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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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佛祖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佛，俗世人称“佛祖”，其实在佛教徒眼中，他是现世教化众生的佛陀。佛教的教义,全赖释迦牟尼佛传播于世。
释迦牟尼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他的生活年代大体与中国的孔子同时。释迦是一个部落的名称，牟尼是能仁，能寂，合起来可理解为“释迦族的圣人”。他原名叫乔达摩悉达多，释迦佛的另一个称呼“如来佛”，如来的意思是指从如实(绝对真理)之道而来，开示真理的人。
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66年出生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迦毗罹王国，其父为该国净饭王。一天其母摩耶夫人梦见一头白象伴随道白光从空中降下投入她的右肋，从而有了身孕。
农历腊月初八这一天，摩耶夫人遵照习惯回娘家，走到蓝毗尼花园，手攀无忧树枝坐下休息，一阵和风吹过，乔达摩·悉达多从摩耶夫人右肋诞生。这时天空出现了两条龙，一条吐凉水，一条吐温水，为其沐浴。乔达摩·悉达多沐浴后即站起来向前走了7步，步步生莲。接着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环顾四方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时全身出现金黄色，双颊丰满如雄狮，毛发均向上生长，其母生他7天即逝世了。姨母波波提夫人担负抚育之责。
他看到社会残酷无情，人们受着生老病死种种苦难。毅然抛弃舒适生活，出家修行。先随婆罗门教苦修，日食一麻一麦，瘦得皮包骨，却一无所获，于是用尼连禅河水洗去6年的污垢，爬上了岸。这时牧羊女见他可怜，端来一碗乳糜，他吃后才恢复了体力，这就是衍化出的“腊八粥”。以后，他走到伽耶的一棵菩提树下静坐沉思，49天恒出一条正道：“人有了我”，而“产生欲念，这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只有达到“涅槃”，才能脱离痛苦”，摆脱轮回，要想达到就要修道。他所创立的理论被称作“佛教”。从此乔达摩·悉达多成了“佛陀”，简称为“佛”，世人尊其为释迦牟尼。
公元前486年，释迦牟尼80高龄，传教已45年，佛教已被南亚大多数人所接受，各地均建立了寺庙，出家的和在家的信徒倍增。这时，释迦牟尼背疾复发，自知将要谢世，便来到拘尸那伽的跋提河边。在两棵婆树间弟子阿难系好绳床，释迦牟尼头朝北，面朝西，侧卧于绳床上，他的右手支着头，左手放在身，双足并拢，进入“涅槃”，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一天是农历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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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菩萨
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的略称。“菩提”意是觉悟，“萨埵”义是有情，凡是求觉悟的有情的都可以称为菩萨。在佛教中一般习惯对印度的弘扬佛法、建教立宗的大德法师都称为菩萨，如马鸣菩萨、龙树菩萨、护法菩萨等。因为这些菩萨是印度佛教历史上的具体人物，所以这些菩萨的画像都属于高僧像之类。这里所说的菩萨像是指佛经中所提出的，与佛同时共弘教化的菩萨的画像。
为什么拜菩萨？因为在佛教看来：
一、弥勒菩萨：包容、欢喜。弥勒菩萨塑造的是布袋和尚的形象。他代表什么意思呢？布袋和尚肚皮很大，满面笑容，他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具备什么资格才可以入佛门：第一要有肚量，要能包容；第二要慈悲，要以欢喜心接待一切众生。所以弥勒菩萨代表的是生平等心，呈喜悦相。佛教认为以清净平等的心对待一切众生，以满面笑容接待一切大众，这是入佛门必备的条件。
二、地藏菩萨：孝顺、恭敬。地藏菩萨所表示的是孝亲尊师，一部《地藏经》就是佛门的《孝经》。无论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都是从孝亲尊师做起。
三、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观音菩萨表示大慈大悲，慈是使他人快乐，悲是帮助他人解脱烦恼和痛苦。慈悲一切、怜悯一切、救护一切众生，就是大慈大悲。佛教认为的拜菩萨，就是以菩萨为榜样，常养自己的慈悲心，利益他人，造福社会。
四、文殊菩萨：智慧、善巧。文殊师利菩萨，代表的是大智慧，圆满的智慧，绝对不是迷惑颠倒，感情用事。
五、普贤菩萨：应用、实践。普贤菩萨代表实践，把孝敬、慈悲、智慧，应用和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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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四大天王
佛教中的四大天王有其特殊的所指，我们经常在西游记中见到他们的身影：
一、东方持国天王。“持”是保持；“国”是国家。持国里面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负责尽分”。我们修身、齐家，也就是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负责；自己是什么身份，就负担起什么样的职责。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对自己的工作尽心尽力，每一个人在他自己岗位上都能尽忠职守，负责尽职，这才能护持国家。持国天王手上拿的是琵琶（乐器），它也是表示佛法的。代表什么呢？它代表负责尽职要做得恰到好处，不能超过，也不能不及，这就是中庸之道。儒家讲中庸，佛家讲中道。就像弦一样，要是太紧了，它就会断掉；太松了，就弹不响了，一定要调得恰到好处；这就是说，我们对人、对事、对物都要守分寸，都要做得恰到好处。
二、南方增长天王。“增长”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求进步；与时俱进，不进则退。德行要进步，智慧要增长，技能要进步，才艺也要进步，乃至于我们的生活品质也要天天往上提升。增长天王手上拿的是宝剑，这个剑是表示佛法的，代表智慧之剑，能断烦恼。烦恼像丝、像乱麻一样，所以快刀斩乱麻，唯有智慧才能够把所有的烦杂事情，统统都解决掉。
三、西方广目天王。其右手拿的是一条龙，或者有的时候造像造的是蛇。龙跟蛇代表什么呢？代表变化莫测。这是讲人心、社会、世界，非常非常复杂，常常在变化，你有智慧才能控制得住，才能掌握局势，才能游刃有余。
四、北方多闻天王。北方多闻天王，他手上拿的是伞盖。伞代表什么呢？伞是遮盖，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环保，遮盖灰尘，既要多看、多听，又要保护自己身心的清净，不被诱惑，不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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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罗 汉
罗汉是梵语“阿罗汉”的略称，含有三意：一不生、二杀贼、三应供。就是依小乘佛教修持的方法进修而得到破除烦恼、解脱生死轮回而决定得入涅槃的果证的出家弟子。我们经常在神话电影里看到有关五百罗汉的说法。
罗汉称谓，由来已久，按北凉道泰《入大乘论》所载，16罗汉（尊者）在佛涅槃后，常住世间，护持佛法；西晋竺法护《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舍利弗问经》中均有五百罗汉结集法藏、重兴圣教的记载。而作为崇拜对象的罗汉形象则出现较晚，一般认为是玄奘法师译出《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之后才被世人所供奉。《法住记》记录了16罗汉名称、住地，并扼要地称其皆具“三明六通八解脱等无量功德，离三界染，诵持三藏，博通外典，承佛敕故，以神通力延自寿量，乃至世尊正法应住常随护持，乃与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报。……时此16大阿罗汉及诸眷属随其所应，分散往趋，现种种形，蔽隐圣仪，同常凡众密受供具，令诸施主得胜果报。”
由于佛经中并无罗汉形象的具体描述，只是说修得罗汉果位的就是罗汉，因此罗汉造像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民间信仰性质。在一定意义上，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尽现人间世态悲欢的罗汉形象是隋唐以后，佛教在中国进一步世俗化和本土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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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何谓“大乘”？何谓“小乘”？
乘指载人用的车子。佛教用车子载人来比喻佛法能够使人超脱生死轮回，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小乘佛教偏重于个人解脱，认为佛只有一个即释迦牟尼佛，修佛的目的是“灰身灭志”，以获得阿罗汉为最高追求。与小乘佛教相比，大乘佛教宣扬普渡众生，致力于一切众生的解脱。大乘佛教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修佛以成就佛果为目标。成佛的理想不在于灭除生死，而在于达到众生平等、物我融会的涅槃境界。
本来，在佛的时代，并没有分什么大乘和小乘，佛法是一味的，只是由于说法的对象不同，所说的内容和境界也有不同罢了。佛对根器浅薄的听众，说做人的根本道理，持五戒，修十善，称为人天乘；对于厌世观念很浓的人，便说解脱生死的方法，称为声闻的小乘；对于根器深厚而有悲愿化世的听众，便是菩萨的大乘。
事实上，佛法共分五乘：人乘、天乘、声闻乘、独觉乘、菩萨乘。修上品五戒十善的生天，中品五戒十善的生人，综合五戒十善，称人天道；声闻是由于听法修行而解脱生死的，独觉是不由听法无师自觉而解脱生死的，综合声闻独觉，称为解脱道；菩萨道是既求取解脱道而又不舍人天行的一种法门，所以大乘的菩萨道是解脱道与人天道的综合。
仅在人天道中修持五戒十善的人，尚是凡夫。证了解脱道，不再受生死的人才是圣人，因他们只顾自己乘着佛法而得解脱，不愿回头过来救度其他的众生，所以称为小乘。菩萨是上求无上佛道而自己解脱生死，下化无量众生而同离生死苦海，所以称为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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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四大皆空
“四大皆空”，空去哪四个大呢？不懂佛法的人，他会脱口而出地告诉你：“空了酒、色、财、气，就是四大皆空嘛！”其实，这与佛教所说的四大皆空，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佛教所讲的四大，是指“地、水、火、风”的四大物质因素。
四大的观念，也不是佛教发明的，它是人类对于宇宙本体的初期探索而得的结果，在东西方的哲学思想史上，几乎有着同样的趋势。比如中国书经所记的“水、火、金、木、土”五行；印度古吠陀本集所说的世界形成，是基于“地、水、风、火、空”的五种自然因素；希腊古哲学家恩比多克里斯（Empedocles），也曾提出“气、水、土、火”为宇宙间不变的四大元素。
总之，不论五行也好，五大也好，四大也好，都是指的物理界的基本元素，如果仅限于此而胶着于此，那么，发展的结果，便是唯物论者。所以，这些思想，也是唯物论的先驱。
佛教讲四大皆空，是沿用着印度固有的思想而再加以深刻化及佛教化的，因为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是宇宙物理的，比如山岳土地属于地大，海洋河川属于水大，阳光炎热属于火大，空间气流属于风大。如把它们化为人体生理的，比如毛发骨肉属于地大，血液分泌属于水大，体温属于火大，呼吸属于风大；若从四大的物性上说，坚硬属于地大，湿润属于水大，温暖属于火大，流动属于风大。但是，不论如何地分析四大，四大终属于物质界而无法概括精神界的。所以唯物论者以四大为宇宙的根源，佛教则绝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佛教所讲的四大，也有小乘与大乘的不同。从大体上说，小乘佛教所说的四大，是指造成物质现象的基本因缘，称为四大种，意思是说，地、水、火、风，是形成一切物质现象的种子，一切的物象，都是由于四大的调和分配完成；四大和谐，便会欣欣向荣，四大矛盾，便会归于毁灭，物理现象是如此，生理现象也是如此，所以佛教徒把病人生病，称为“四大违和”。小乘佛教观察四大种的目的，是在使人看空我们这个由四大假合而成的色身，不以色身为实在的我，不因执取色身为我而造种种生死之业；一旦把我看空，便会进入小乘的涅槃境界，不再轮回生死了。
大乘佛教所说的四大，不是指的根本元素，而是指的物态的现象，是假非实，是幻非实。对于物象的形成而言，仅是增上缘而非根本法，虽也承认四大为物象的种子，但不以为四大是物象的真实面貌；小乘佛教因为只空我而不空法，所以虽把物象看空，仍以为四大的极微质——“法”是实有的。不过，小乘佛教不是唯物论，而是多元论，因为佛教的空不仅空去四大，乃要空去五蕴；四大，只是五蕴中的一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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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大千世界
佛教认为：宇宙，从时间上看，无始无终；从空间上看，无边无际。这无边无际的含义包括：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边无际。再小的东西也还可以再分析下去，此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坐微尘里转大法轮，芥子可纳须弥山是也。佛教认为，地球只是宇宙中的一个点而已，定义宇宙为三千大千世界。认为宇宙空间本来就如此存在。虽然，佛陀对宇宙进行了分析，但是，他反对人们把过多的时间投入这方面的讨论之中。佛陀认为：了解这些问题，不是当务之急，作为修行者，当务之急，是修行是解脱。他比喻说：一个人被毒箭射中，不是先去了解箭从什么地方来，谁射的，而是要先拔箭，先治伤、消毒，如果先追究箭的来源，那么，来源尚未查清，人已死了。佛教把宇宙即三千大千世界作了区分：一方面是凡夫世界，如我们的地球；另一方面，是圣者的世界，如西方极乐净土。当然，凡夫的世界，同样可以产生圣者，居住圣者，而且，西方世界中的圣者无一不是由凡夫世界而来。
由世俗世界和佛国世界构成的佛教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围绕它排列着山河大地、日月星辰。
一千个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完整世界为一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一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为一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又称为三千大千世界，谓其包含了小、中、大三种千。三个大千世界为一佛土，宇宙就是由无数个三千大千世界无限组成的无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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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这名词出于佛经。许多大乘佛经叙述佛向诸菩萨、比丘等说法时，常有天龙八部参与听法。如《法华经·提婆达多品》：“天龙八部，人与非人，皆遥见彼龙女成佛。”“非人”，包括八种神道怪物，因为以“天”及“龙”为首，所以称为《天龙八部》。八部罗，七归那罗，八摩听罗迦。
“天”是指天神。在佛教中，天神的地位并非至高无上，只不过比人能享受到更大、更长久的福报而已。佛教认为一切事物无常，天神的寿命终了之后，也是要死的。天神临死之前有五种症状：衣裳垢腻、头上花萎、身体臭秽、腋下汗出、不乐本座（第五个症状或说是“玉子离散”），这就是所谓“天人五衰”，是天神最大的悲哀。帝释是众天神的领袖。
“龙”是指神。佛经中的龙，和我国传说中的龙大致差不多，不过没有脚，有的大蟒蛇也称为龙。事实上，中国人对龙和龙王的观念，主要是从佛经中来的。佛经中有五龙王、七龙王、八龙王等等名称。古印度人对龙很是尊敬，认为水中动物以龙的力气最大，因此对德行崇高的人尊称为“龙象”，如“西来龙象”，便是指从西方来的高僧。古印度人以为下雨是龙从天海中取水而洒下人间。中国人也接受这种说法，历书上注明几龙取水，表示今年雨量的多寡。龙王之中，有一位叫做沙竭罗的龙王，他的幼女8岁时到释迦牟尼所说法的灵鹫山前，转为男身，现佛之相。她成佛之时，为天龙八部所见。
“夜叉”是佛经中的一种鬼神，有“夜叉八大将”、“十六大夜叉将”等名词。“夜叉”的本意是能吃鬼的神，又有敏捷、勇健、轻灵、秘密等意思。《维摩经》注：“什曰：‘夜叉有三种：一、在地，二、在空虚，三、天夜叉也。’”现在我们说到“夜叉”都是指恶鬼。但在佛经中，有很多夜叉是好的，夜叉八大将的任务是“维护众生界”。
“乾达婆”是一种不吃酒肉、只寻香气作为滋养的神，是服侍帝释的乐神之一，身上发出浓烈的香气，“乾达婆”在梵语中又是“变幻莫测”的意思，魔术师也叫“乾达婆”，海市蜃楼叫做“乾达婆城”。香气和音乐都是缥缈隐约，难以捉摸。
“阿修罗”这种神道非常特别，男的极丑陋，而女的极美丽。阿修罗王常常率部和帝释战斗，因为阿修罗有美女而无美好食物，帝释有美食而无美女，互相妒忌抢夺，每有恶战，总是打得天翻地覆。我们常称惨遭轰炸、尸横遍地的大战场为“修罗场”，就是由此而来。大战的结果，阿修罗王被打败。有一次他大败之后，上天下地，无处可逃，于是化身潜入藕的丝孔之中。阿修罗王性子暴躁、执拗而善妒。释迦牟尼说法，说“四念处”，阿修罗王也说法，说“五念处”；释迦牟尼说法“37道品”，阿修罗王偏又多一品，“说38道品”。佛经中的神话故事大都是譬喻。阿修罗王权力很大，能力很大，就是爱搞“老子不信邪”、“天下大乱，越乱越好”的事。阿修罗又疑心病很重，“大智度论卷三十五”：“阿修罗其心不端故，常疑于佛，谓佛助天。佛为说‘五众’，谓有六众，不为说一；若说‘四谛’，谓有五谛，不说一事。”“五众”即五蕴，四谛是佛法中的基本观念。阿修罗听佛说法，疑心佛偏袒帝释，故意少说了一样。
“迦楼罗”是一种大鸟，翅有种种庄严宝色，头上有一个大瘤，是如意珠，此鸟鸣声悲苦，以龙为食。旧小说中说岳飞是“大鹏金翅鸟”投胎转世；迦楼罗就是大鹏金翅鸟，它每天要吃一条大龙及500条小龙。到它命终时，诸龙吐毒，无法再吃，于是上下翻飞7次，飞到金刚轮山顶上命终。因为它一生以龙（大毒蛇）为食物，体内积蓄毒气极多，临死时毒发自焚。肉身烧去后只余一心，作纯青琉璃色。
“紧那罗”在梵语中为“人非人”之意。他形状和人一样，但头上生一只角，所以称为“人非人”，善于歌舞，是帝释的乐神。
“摩呼罗迦”是大蟒神，人身而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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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无间道
电影《无间道》估计很多人都看过。但是，“无间道”指的是什么意思？出于何处呢？追根溯源“无间道”来源于《地藏经》。
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至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侵损常住，玷污僧尼，或伽蓝内恣行淫欲，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欺诳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与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
无间狱，处于此地的罪人极为悲惨，其所遭受的酷刑主要有三种：
（1）火焰从东方扑面而来，罪人站于铁地之上，其余三方之火依次而来，四维上下只有熊熊大火及火中传出的惨叫之声；
（2）在铁箕中装满烧热的铁炭，将罪人放入一起簸颠，再置于热铁地上，令其登热铁山，上下反复不休；
（3）将罪人之舌拔出，以铁钉绷于铁板之上，又用铁钳撬开其口，将热铁丸置入，并灌以熔化的铁水，从口、喉、五脏至下身流出，所经之处无不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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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跳出三界外
佛教的理论将世界划分为世俗世界和佛国世界两大部分。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时间上按成、住、坏、空“四劫”循环往复无始无终。
佛教所划定的世俗世界由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构成。欲界居住着深受欲望支配和煎熬的六类生命，即天、人、阿修罗、畜生、鬼、地狱等“六道”。地狱即阴间，是鬼的居住处，畜生住在地面和水中，在须弥山低处和轮围山一带住着阿修罗，人的居住处处于南赡部洲的地面上。高于人类的上界的生类就是“天”，天分为六等，称为“六俗天”，顺次上排为:四天王天、仍利天、夜摩天、兜率天、乐变化天、他化白在天。
欲界之上就是色界。在这里居住的生类仍具形体，但已没有粗俗的欲望。有所居的宫殿和国土，也就是还有佛教所说的“色”。色界分为四禅17天。初禅3天，梵从天、梵辅天、大梵天。二禅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三禅三天:少净天十无量净天、遍净天。四禅人天:无云天、福生天、广果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观天、善见天、色究竟天。
三界中最高的一界是无色界，居住在这里的生类已没有“色”形体了，也没有具体的处所。物质性的东西不存在了，故名无色界，无色界共有4种:空无边处(天)，识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
在世俗世界中，佛教又区分出有情世间和器世间两种。有情世间又称为“众生世间”，是有情识的众生体的领域。有情出生有四种状态: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器世间亦称“国土世间”，指大地山河、日月光明、房屋器具等没有情识的事物。这是有情众生依止的生存环境。
相对世俗世界这一“秽土”、“秽国”，佛国世界又称为“净土”、“净国”。在佛国世界，主要有弥陀净土和华藏世界。弥陀净土就是著名的西方极乐世界，在这里居住的众生没有任何痛苦，无限欢乐地生活着，国土上铺着黄金，一切器具都用无量杂宝和百千种香共同合成，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莲花香洁，仙乐悠扬。这里的主持是阿弥陀佛。在中国佛教中，这是最有影响的一片神圣净土，中国佛教最大的汞派棗净土宗，就是以专念“阿弥陀佛”，死后往生弥陀净土为目的的。
华藏世界，又称莲花藏世界，认为世界是毗卢舍那佛的显现。中国佛教华严宗就是以尊奉毗卢舍那佛为教主的。莲花藏世界由须弥山无数风轮所持，最下面风轮能持上面的一切宝焰，最上风轮能持香水海，海中有大莲花，金刚轮山围绕四周。莲花藏世界有无数香水海，因而有无数大莲花，每一莲花中包藏无数世界，所以称莲花藏世界。莲花藏世界重重叠叠，依次布列，其中第十三重为婆婆世界，为人类所居住。华藏世界光明灿烂，婆婆世界里的人类人人皆有佛性，因此，人人都可以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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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须弥山
在佛教宇宙观中，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时间上按成、住、坏、空“四劫”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由世俗世界和佛国世界构成的佛教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围绕它排列着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须弥山由金、银、琉璃、玻璃四宝组成，山高8万4千仞，山顶上为帝释天，四面山腰为因天王天。周围是七香海和七金山，七金山内的七香海，山外为由铁围山围绕成的威海。威海中分布着四大洲、大中洲和无数小洲。四大洲为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贺洲、北俱卢洲。每一洲形成一个世界，有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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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园
蓝毗尼位于尼泊尔狭长领土中间位置的最南端，距离尼泊尔重要边境城市白尔瓦约21公里，离尼印边境最近处仅7、8公里。蓝毗尼在尼泊尔特莱平原上，属恒河平原的一部分，海拔30—70米。这里属热带气候，最高气温可达47摄氏度，6至9月为雨季。蓝毗尼在古代属于北印度，相传为古印度拘利国天臂城主善觉王为其夫人蓝毗尼建造的花园。蓝毗尼园位于古印度拘利国与迦毗罗卫国之间。
根据佛传记载，公元前565年（佛陀诞生年代诸说之一），迦毗罗卫国王后摩耶夫人(善觉王之女)从迦毗罗卫国王宫出发(约在蓝毗尼以西27公里处)，回娘家(约在蓝毗尼东北80公里处，在今尼泊尔布多尔市东）生产。途经蓝毗尼花园时，摩耶夫人下车沐浴。当她上岸后用右手攀住一棵无忧树的树枝略作休息时，释迦太子降生了。
公元前251年，也就是佛陀涅槃200多年后，古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阿育王与其戒师优婆掘多等来蓝毗尼巡拜佛迹，并于公元前245年建石柱纪念。石柱上刻有阿育王的敕文，内容是：“天爱喜见王（即阿育王）于灌顶即位的第20年，亲自来蓝毗尼恭敬礼拜。证实此处为佛陀诞生之地后，敕令于此雕凿竖立巨大石柱，并用石栏围护。因为无上正遍知出生于此，特谕减免蓝毗尼村税赋，仅缴收入的1/8。”据考古研究，最初建成的阿育王石柱总高约13米，埋入地下2米多，柱顶近3米，中间柱身7米多，周长2米多。柱顶由3部分组成，最下部与柱身连接处为圆柱体，四周雕有条状花瓣；中间为正方体，四周也雕有花纹；顶部雕有一匹马。
公元636年，中国高僧玄奘法师来到蓝毗尼圣地。他当时在蓝毗尼见过无忧树和摩耶夫人沐浴过的水池，更重要的是他还见过阿育王石柱以及石柱上所刻文字，只是石柱的顶部断了一部分。《大唐西域记》第六卷记载道：“至腊伐尼林，有释种浴池，清澄皎镜，杂华弥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无忧花树，今已枯悴，菩萨诞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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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六道轮回
佛教典籍中，六道有特殊的含义，具体为：
最底层是地狱道。出于残酷的动机伤害其他众生，便造下经历地狱苦的业。导致我们转生在地狱里若干主要的不善业，包括打斗、杀戮与强奸等。地狱道不是极冷就是极热，而转生在地狱里，通常都要停留一段难以置信的漫长时间。
其次的恶道就是饿鬼道，飘荡的饿鬼忍受着极度饥渴的苦恼。我们受到强烈的贪婪、色欲与吝啬的妄念影响而做出的事情，会使我们受到饿鬼道的折磨。饿鬼不但受到饥渴之苦，并且受到热、冷、疲劳与恐惧的苦，尤有甚者，饿鬼永远遭受着无法满足的极度欲望折磨。
第三是畜生道。降生在畜生道里大部分是因为盲从无理性的本能，思想行为又顽固而闭塞。如果我们生为动物，根本没有机会利益自己。我们不自觉地不停制造恶业，陷入更多的痛苦之中。如果有一位善人想要教导我们一句足以消除许多业障的有力咒语，我们却因为太无知而只会向他乞求食物，也不知如何利用这句咒语。
以上被称为三恶道。除此之外，还有三个“幸运”道，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幸运”，因为在其中有娑婆世界不同程度的享乐。我们也可以生在人道、阿修罗道，或是天道，就是神或女神。一般而言，降生在这些善趣中是行善的果报。但是，因为行善时还是受到无明的影响，动机也不纯净，仍然在业与烦恼的力量下，不由自主地投入轮回之中。我们在三善道中经历到的痛苦，可能比在三个不幸的道中轻，但是这些痛苦还是足以使我们觉得不满足。
天道是六道中的最高层，它有几乎像梦境般的快乐。这些骄傲的众生住在有珠宝的宫殿，耽溺在各种声色的享乐中，然而，因为他们被这些欢悦分心得太厉害了，不再努力造更多善业，而把前生所累积的善报用光了。当他们死亡的时候，只剩下恶业。因此，大部分的天人都立刻掉落入恶道。
阿修罗道与天道相似，而且两方永远交战不休。阿修罗嫉妒比他们优越的天道中丰富的财宝。其实阿修罗根本不可能杀害天人，自己反而很容易被敌方伤害或屠杀。嫉妒心使阿修罗无法享受自己的财富，而他想要获取更多财富的企图经常受挫。
最后是人道。我们已经讲述过生、老、病、死的痛苦，以及与所爱的人别离，与所怨憎的人相遇，挫折和不满足等苦恼。而且，其他五道中可以经历到的悲惨，在人道中都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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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瑜 伽
印度把气功和练气功的师傅统称为瑜伽。一个训练有素的瑜伽，可以连续多天不吃、不喝，使心跳加速或减慢等等。神奇的瑜伽之谜，一直吸引着世界各国科学家们的注意。
瑜伽在印度极为盛行，宗教化瑜伽留下的烙印很深。目前印度除了宗教瑜伽之外，还有大量的世俗瑜伽。后者抛弃了宗教学说的神秘色彩，以修身养性为目的，作为健康身心、防治疾病、延年益寿的手段。在印度有许多瑜伽学校，专门传授瑜伽术，还有不少瑜伽师飘洋过海赴欧美传徒授艺。
瑜伽，又作瑜珈；原为梵文，yoga之中文音译，本意是合一、连接；即中国人所说的“天人合一”。古时东西方文化都有大我（天、宇宙万物之母）与小我（人、真我、小宇宙）要“合一”的概念。这是通过修行而达至的境界。故瑜伽一词指的是梵我合一的境界，是身、心、灵三者的升华，而非什么动作。这境界是无数求道者所渴望的，通往解脱之门。所谓明心见性，人在宁静中容易领悟真我与实相，静坐冥想固然是重要课题。唐玄奘法师所译的《瑜伽师地论》，指的正是瑜伽师（修行者）禅定时渐次发展的境界。我们只要翻查稍为大本的辞书，都会找到瑜伽一词的本意，实与今人所听闻的相去甚远。瑜伽哲学及其实践方法，对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都影响深远。
瑜伽（yoga）一词，本出自梵文“Yuj”，原是指用轭连起，即服牛驾马之义。而后来引申为接连、同一、统一之意，有和谐、等同的含意。有趣的是，英文‘Yoke’一词，正也是“轭”，其拉丁文字原也是连合、结合之意。古代印度的重要经典，如奥义书、吠陀经等一再提及瑜伽，指的都是“个体的灵”（小我）与“宇宙大灵”（大我）的和合归一，即中国人所说万化归一、天人合一的状态。这与佛教和印度教所指的三摩地（三昧）、觉醒、觉者、解脱、涅槃一脉相承。
到公元前2世纪，帕坦加利总结各门瑜伽修行功夫而作《瑜伽经》(Yoga Sutra) ，因而有著名的“瑜伽八支行法”，即8个修持方面：（1）禁制(持戒)、（2）劝制(精进)（3）坐法（4）调息(呼吸)（5）制感（6）执持(专注)（7）禅定(入静)（8）三摩地。在印度修行传统之中，这“小我”被喻为“宇宙大我”的能量反映（也就是基督教所称人是照上帝的形相而造的），所以两者是由方法重新合而为一的。这个“反映”(能量) 是以3圈半的形式卷曲，沉睡在人体脊柱最底部的三角骨之中。在合适的条件之下，这个潜藏而沉睡的能量，便会被唤醒而上升，直至穿越头顶（顶轮），令人得到觉醒与开悟，即是所谓Self—Realization (自觉──自性真我的觉醒)。身、心、灵的状态得到升进。瑜伽就是这个状态。
另一有趣的现象出现在现代医学名词：Sacrum（荐骨）的古希腊文原意是神圣（Sacred）；而相对于顶轮，即头盖骨的脑囟位置，英文是fontanelle其拉丁文原意竟是喷（fountain）。这与印度古代诗人、圣者哲贤所记述的完全吻合。再者，三脉七轮的位置和花瓣数目，都与现代解剖学相符。这是否意味着古人向内寻索，则不同文化都有相同的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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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四 谛
谛，satya，是“实在”或“真理”的意思，是印度哲学中一般通用的哲学概念和方法。四谛就是苦、集、灭、道。苦谛是现实生存的种种痛苦现象，所谓“一切皆苦”。苦有八种：生苦（出生是痛苦）、老苦（老年是苦）、病苦（疾病是痛苦）、死苦（死亡是痛苦）、怨憎会苦（和不可爱的东西会合是痛苦）、爱别离苦（和可爱的东西分开是痛苦）、求不得苦（得不到所想要的东西是痛苦）、五蕴盛苦（一切身心俱苦）；集谛表示造成痛苦的各项理由或根据；灭道表示作为佛教最后理想的无苦涅槃；道谛则是说为实现佛教理想所应该遵循的手段和方法。而“道”有八种，被称为八正道，即正见（正确的见解）、正思维（正确的意志）、正语（正确的言语）、正业（正确的行为）、正命（正确的生活）、正精进（正确的努力）、正念（正确的思想）、正定（正确的精神统一）。
涅槃，意思为圆寂、灭度等等。它的原意是指火的熄灭或风的吹散。印度也有采用这个术语作为最高的理想。
五蕴：色蕴，相当于物质现象，它包括四大（地、水、风、火）和由四大所组成的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以及感觉的对象（色、声、香、味、触）。受蕴相当于感觉，即对外界感受所引起的感觉内容。佛陀把它分为苦、乐、不苦不乐三种。想蕴相当于知觉或表象作用。它是一种“抽象的思考作用”，是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具有共同特征的“标证”，例如使人知道这是青色、绿色、白色、蓝色、圆的、长的，就是想蕴。行蕴相当于意志，它是“先于行动的心的努力”，也就是有目的行动的意志。识蕴相当于意识，即统一各种心理作用的根本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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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因缘而起
缘起说是佛教的独创理论，用以解释世间人生和世间现象之所以发生和变化的原因，它构成早期佛学的重要部分。这一理论到大乘佛教时还有更充分的发展，衍生出许多不同的宗教哲学体系来。
缘起说的基本命题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也可以反面表述：“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意思是说，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孤立存在的现象；任何现象都处在生灭变化中，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这些联系和变化，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引起。这就叫“缘起”，缘就是条件。所谓“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此中的“因”，指诸缘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些条件。离开因缘，就没有世间的一切。在早期佛教学说中，“缘起”和“法”（佛法）是同位的格：所谓“若见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缘起”说等于佛法的本质规定。
早期佛教的这一学说，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最普遍的存在状态，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但一旦具体运用于它的宗教观和人生观，立即显示出严重的缺陷来。首先，它把缘起说最终地归结为因果铁律：一切缘起现象都是因果关系，因而世上所有联系，唯有因果一种。这样，世界的一切事物，特别是人，统统被铸结到了一条因果链条上，几乎没有偶然和自由的任何可能。其次，是按照宗教的要求，臆造和杜撰，往往把两件毫无联系或只是偶然事件，强说成是因果关系，从而把因果律主观化、神秘化，最终导致业报轮回的教义，这就是十二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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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十二因缘”说
十二因缘是用“缘起”说解释人生本质及其流转过程的，后人称为“业感缘起”。因为是由十二个概念构成一个前后相续的因果链条，所以也叫做“十二支缘起”。
“老死”：“老死”是人生的终结，原因是有“生”，有“生”才有“老死”。故曰“生是老死缘”。
“生”：“生”是人生的开端，原因是“有”。这里的“有”，是个有特定含义的宗教概念，指那些能够决定来世果报的思想行为之总和。所谓“有是生缘”，意即彼生的全部思想行为（业），就是今世得生（果）的原因。
“有”：“有”的本质，是积聚并能引生后世的“业力”；“有”之因是“取”。“取”指对人生和物欲的热切追求，由此造成必得后报的各种业行，是谓“取是有缘”。
“取”：“取”之因是“爱”。“爱”主要指性爱和食欲，引申为一切贪欲。爱欲是促使人生炽烈追求的直接动因，叫做“爱是取缘”。
“爱”：“爱”之因是“受”。“受”谓苦乐感受，可泛指人的生理和心理获得的各种享受。“爱”的起因是为了满足个人的享受，故曰“受是爱缘”。
“受”：“受”之因是“触”。“触”指肉体、精神与外界的直接接触，如果人不具备触觉能力，或者不接触外界对象，就无从感受，故曰“触是受缘”。
“触”：“触”之因是“六入”。“六入”指眼耳鼻舌身意等六种感觉和认识机能。没有这种机能，就没有触受外界的可能，故曰“六入是触缘”。
“六入”：“六入”之因是“名色”，指肉体与精神的统一，即有意识活动的人体。感知机能来自人的生命体，是谓“名色是六入缘”。
“名色”：“名色”来自“识”，早期佛教对此“识”的解释较杂，或谓“淫识”，或谓投生一刹那的精神体；早期汉译亦作“识伸”，有灵魂的意思。人的生命体托识而成，此谓“识是名色缘”。
“识”：“识”之因谓“行”。这里的“行”，也是含特定意义的宗教概念，指过去诸业和推动诸业趋向果报的过程或力量。“识”是由过去业行引发的，谓“行是识缘”。
“行”：“行”之因是“痴”。痴亦译作“无明”，即愚昧无知，后来特指不明佛理。业力活动是愚昧的结果，故曰“痴是行缘”。
“痴”：“痴”是人生和世俗世界的最后本原。
在这十二支中，对人生和社会起最重要作用的是“生”、“爱”与“痴”。“爱”及其先后的“触”、“受”、“取”等诸支，构成了相当完整的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的理论体系，可以说是近现代以精神或心理分析解释人生活动和社会活动原因的鼻祖；但早期佛教把人生和社会看作桎梏，“爱”等作为制造这一桎梏的原因，所以禁欲主义就成了必然的结论。作为人和社会最后本原的“痴”，是宣布人的全部正常认识为“颠倒”，社会人生是谬误的产物。据此，他们否定正常的思维活动和认识路线，从根本上动摇人们由正常的认识渠道获得真理的可能性，使人失去自我判断和独立生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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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业报轮回与三世二重因果
“十二因缘”是“业报轮回”的理论基础；业报轮回是早期佛教的宗教核心。
按照后来佛教比较普遍的说法，“十二因缘”是涉列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的因果链条，现世的果必然有过去世的因，现世的因必将引出未来世的果。十二支在三世因果中的循环运行就是这样的。
这就叫做三世二重因果。这里的“世”，指有情的一生。过去的一生行为，决定今世一生的状况；今世一生的行为，决定来世一生的状况，这就是因果报应。
作为能够导致果报之因的行为，叫做“业”。“业”是梵文的意译，音译“羯磨”，意思是“造作”。业分身（行动）、口（言话）、意（思想）三类，也就是人的一切身心活动。任何思想行为，都会给行为者本人带来一定的后果，这后果叫做“报应”或“果报”。业有一种不导致报应决不消失的神秘力量，叫做“业力”，“业力不失”是联结因果报应的纽带。作什么性质的业，得什么性质的报，这是铁的法则。所谓善有福报，恶有罪报，是其主要内容。报有迟早，有“此世报”，也有“它世报”。报是必然的，不可逆转。按照善恶罪福的业报法则，有情流转在“三界五道”中。“三界”是佛教根据禅修的程度和想象，对世俗世界的划分，所谓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五道”则是按照经验和宗教传说对世间“有情”类的划分，所谓天（神）、人、畜牲、地狱、饿鬼。也有讲六道的，即另增“阿修罗”一道。“阿修罗”是一类专与天神战斗的恶魔，来自古印度神话。作善业的生于天、人二“善道”，作恶业的堕于畜牲等“三恶道”。善恶有程度不同，即使生于同一“道”中，也千差万别。人的贫富寿夭，就是这种业报造成的。这“道”既包括“有情”自身，也包括不同“有情”所处的周围环境。这样，“业报”的宗教理论，就成了早期佛教的创世说，也成了解释人生差别和社会不平等起源的学说。
业报轮回的思想不是佛教的独创，在佛陀活动时期，似已普遍流行。佛教不同于婆罗门教的地方，在于佛教不承认有梵天那样的创世主，不承认四种姓是梵天的意志，更不承认以婆罗门种姓为最优胜。业报面前，人人平等，四种姓“名虽不同，体无贵贱”。业报不失，也不会因偶像崇拜和巫术咒语而有所改变，祭祀决不能去罪得福，婆罗门不享有不受恶报的特权。早期佛教主张自作业自受报；自己的思想行为创造自身和周围环境，一切责任和后果都由个人承担。这类思想，有时相当激烈，把对婆罗门教的批判推到极端。这一理论要点，在近现代的西方一些思潮中还能发现。
“五阴”、“十二因缘”和“业报轮回”的思想，在理论上可以概括为“无常”和“无我”。“无常”指法无常体，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事物；“无我”指人无独立永恒存在的实体。这无常、无我之说，构成早期佛教“空”观的主要内容，也被视作“苦”的本质所在，是世间人生的真谛。
早期佛教的这些说法，反映了客观事物的部分真理，即发展变化和普遍联系的方面，含有相当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它否认相对稳定，否认整体有不同于部分的质，特别是否认人在改造物质世界上的能动作用，使这种辩证法导向屈从和悲观，是一种消极辩证法。
哲学理论上的“无我”说，与宗教教义上需要有一个轮回的承担者，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无我”说可以使人对自己的行为完全不负责任，“业报”说则教人对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对这些矛盾，佛教内部进行过多种调解，但始终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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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话说《金刚经》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俗称《金刚经》。金刚喻坚固不可摧毁；般若即为智慧；波罗蜜意为到达彼岸。此名意为此经是能修成金刚不坏之身，修得悟透佛道精髓智慧，能脱离三界而到达苦海彼岸的经典。
《金刚经》对于中国文化，是影响非常大的一部佛经。千余年来，据说佛门不知道有多少人研究金刚经，念诵金刚经，并因金刚经而得到感应，因金刚经而悟道成道。《金刚经》是佛经典中很特殊的一部，它最伟大之处，是超越了一切宗教性，但也包含了一切宗教性。它并不局限于佛教的范围。《金刚经》有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就是说，佛认为古往今来一切圣贤，一切宗教成就的教主，都是得道成道的；只因个人程度深浅不同，因时、地的不同，所传化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金刚经》的这一个重点，彻底破除了一切宗教的界限，它与佛教另一部大经──《华严经》的宗旨一样，承认一个真理、一个至道，并不认为一切宗教的教化仅限于劝人为善而已。很显然，《金刚经》的这种精神对于它在现代社会的传播是非常有利的，它可以吸引有着各类信仰的修道者。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的“般若”智慧，并不是指普通的智慧，它是指能够了解道、悟道、修证、解脱生死、超凡入圣的智慧，是属于道体上根本的智慧。所谓根本的智慧，是指能了解到形而上生命的本源、本性的智慧，这不是单单用思想能得到的，它需要身心两方面整个的投入求证。它能观世间一切变换无常而不住空相，知佛法为非空非有、中道不著两边见之法。佛有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就是众生与佛同体，大地含灵众生皆具如来性，此所谓佛法中的般若智。在《金刚经》中，般若包含五种，即所谓的五般若：实相般若、境界般若、文字般若、方便般若、眷属般若。五种般若的内涵才为金刚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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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天竺四日
天竺四日：马鸣、童受、龙树、圣天。根据我国佛教传说，马鸣是经量部的创始人之一。童受和马鸣都是经量部有名的论师，二人都学识渊博，名高当世。二人的著作都是文辞优美，议论宏富——玄奘称童受“高论清举，无难不酬”，称马鸣是“妙辩纵横，高论清远”。
龙树是大乘佛教的奠基人，被称为“千部论师”。“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的“八不中道”就来自于他的发挥创造。龙树的思想由鸠摩罗什传到中国，立即受到当时的佛教和非佛教的哲学家的欢迎，掀起了一个学习龙树哲学理论的热潮。此后中国佛教哲学家发展了龙树哲学，并创立了以此为理论依据的几个重要的佛教哲学流派，如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提婆（圣天）是龙树的大弟子，关于他有很多的传说，说他在生命最后关头还感化他人，其慈悲精神长期以来一直是佛教徒心中的楷模。他是印度中世纪著名的佛教哲学家和因明学家，他的思想对后期佛教，尤其是对西藏佛教的影响极其深远。他在印度哲学史上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中国先秦哲学家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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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四众、居士与早期佛教僧团
佛教信徒人数很多。释伽牟尼最早的信徒是两位商人，即著名的提谓居士和波利居士（居士为未出家的信徒）。据说，佛陀在菩提树下得道时，恰好有两个商人途经此地，听他讲人生的真理后信仰了佛教。最早的出家信徒是曾经跟随佛陀修行的乔陈如等五人。他们在佛陀放弃苦行之后，曾离他而去。佛陀得道后找到他们，宣讲佛理。他们听后大受感动，皈依了佛门。此次说法，在佛教史上称为“初转法轮”。
佛教信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出家的信徒。男的称为比丘，女的称为比丘尼。未成年的出家者，男的称沙弥，女的称沙弥尼。这四种称为佛教“四众”。佛陀最初不收女弟子。据说，其继母多次要求进入佛门，均被拒绝。后来还是佛陀的大弟子阿难说情，才得入教。她是佛教第一位出家女信徒。后来释伽牟尼的妻子也出家了。另一类是居家的信徒，男的称优婆塞，女的称优婆夷，合称居士。
佛陀弟子中最有名的有10人，即所谓十大弟子。迦叶名列第一。迦叶是王舍城人，出身于婆罗门种姓。他曾率领500人在韦提山修习头陀苦行，有“头陀第一”之号。迦叶天资极高。据说佛陀一次布道，弟子提出问题时，他笑而不答，拈花示众。他人不解其意，只有迦叶独得心传。佛陀逝世后，迦叶成为佛教首领。列第二位的是阿难。他是佛陀的堂弟，25岁出家，侍奉佛陀25年。阿难博闻强识，知识渊博，号称“多闻第一”。
佛教的第一次结集由迦叶主持，阿难背诵经文。他们是佛陀最亲近的弟子。现今寺庙大殿中，佛陀雕像的旁边有两个人，左边的是迦叶尊者，右边的是阿难尊者。其他八位弟子是舍利佛、目毽连、阿那律、须菩提、富楼那、迦旖延、优婆离等。此十大弟子成为佛教组织的核心人物。
佛教组织称为僧团。在生活方面，最小的有4人，最大的有几百甚至上千人。在生活方面，佛陀要求教徒遵守“四依住”的方式，即粪扫衣、常乞食、腐烂药、林间住。
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统治阶层的人物和富人皈依佛教，佛教僧侣逐渐放弃了“四依住”的方式，而去教徒家中赴斋，接受布施的衣服，住进信徒捐赠的精舍。佛教规定，僧侣的财产房屋、园林等属于公共财产，各地的僧团无权处置。衣物、食品等则为个人所有。僧团内部比较民主，议事依多数人的意见而定。
僧团成员不分种姓之高低，以入教先后为长幼之序。佛教制定了很多戒律，作为平时的行为准则，比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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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圣哲奥罗宾多·高士
奥罗宾多·高士是现代印度最著名的哲学家、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他的精神进化论哲学，在印度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印度他被称为圣哲或精神大师，他的名字与圣雄甘地、诗圣泰戈尔并列，合称为“三圣”。1872年8月15日，奥罗宾多·高士出生于加尔各答市近郊的一个小镇，他的家庭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祖父是近代印度教改革社团“梵会”的会员，外祖父是知名的吠檀多学者，印度民族主义的先驱。父亲是有名的医生，早年留学英国，曾获得医学博士。
奥罗宾多·高士的父亲是个英国化的知识分子，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印度传统教育。所以奥罗宾多·高士很小的时候就接受英国文化教育，并随父母来到英国。他18岁考上剑桥大学英王学院。在校期间，曾因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成绩优异，而获得高级古典文学奖学金。1892年，他在父亲的要求下参加了印度文官考试，各科成绩都是优秀，但最终没有被录取。据说，是因为他拒绝参加骑术，其实真正原因是英国当局注意到他参加了革命活动。这件事情使他亲身感受到英国人对印度人的歧视，进一步增强了民族主义情绪。在离开英国之前，他在伦敦加入了一个由印度爱国学生组成的秘密组织——莲花剑社，宣誓要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一切力量。
1893年，他回到苦难的祖国，积极参加反英的革命活动，后来被捕入狱。1910年他为了躲避英国当局的搜捕，便移居于印度东南海滨的法属殖民地。在这里他隐居40年，一面修习瑜伽，一面著书立说，宣扬精神进化，直到1950年病逝。
他的哲学体系被称为“精神进化论”。其根本特点是，一方面继承印度教传统哲学，另一方面又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近代科学的内容，将东西方哲学、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宗教和科学调和在一起。但实质上，仍然属于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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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圣雄甘地
甘地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于1869年诞生在印度西部的一个半岛上，他的家庭世代经商，属于班尼亚种姓（吠舍种姓的一个分支）。甘地年轻的时候忠厚老实，但并不是十分聪明。据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学算术的乘法非常吃力。小学毕业后，受当时流行的童婚习俗影响，他就在父母的要求下和一个与他同龄的女子卡丝杜蓓结婚了。婚后，他的学业受到影响，有的功课跟不上班，不得不留级一年。甘地虽然深受童婚之苦，但是他的妻子卡丝杜蓓对他十分忠诚，成为他的终身伴侣，对他后来的斗争事业帮助很大。
中学时代，甘地曾经结识了一个主张“革新”的朋友，他身材魁梧，他告诉甘地，吃肉大有好处，英国人之所以体强力壮，就是因为吃肉的结果。如果印度人都吃肉的话，将来可以打败英国。具有革新思想的甘地在他的感染下也开始吃肉。过了一段时间后，甘地内心里感到非常内疚，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父母都是印度教虔诚的素食主义者，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养成吃肉的恶习。他在自传中回忆到：“吃肉是必要的，可事后欺骗父母比不吃肉更坏。所以当他们活着的时候，绝对不能再吃肉了。”此后，他便戒掉了肉食。在这个问题上，甘地表现出诚实坚毅的德行和极强的自我克制能力。
后来甘地去了英国，在那里发奋读书，结识了很多英国朋友。以后他顺利地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回到孟买，可出师不利，第一次出庭作律师就失败了。正当他在苦闷时，在南非的一家印度商行邀请他去南非协助办理一件大案。于是他欣然接受，决意去南非。他在南非度过了21个春秋。正是在这里他形成了“非暴力抵抗”和“坚持真理”的学说，并取得了初步实践的经验。21年后，甘地又回到了孟买，通过考察，他深知祖国人民的苦难和殖民当局的残酷，立志献身于民族独立事业，把广大民众从苦难中解放出来。为了给将来的斗争积蓄力量，1915年他创立了第一个非暴力抵抗的基地——“真理学院”。学院的目的是培养非暴力抵抗的骨干，民主独立运动的战士，因此，他要求每个学员都必须遵守11项誓言：非暴力、忠诚、禁欲、贞洁、不偷盗、不贪占、参加劳动、自产、无畏、容忍和敬神。
后来甘地领导了3次印度全国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造成了极大的声势，动摇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基础，最终在1947年迫使英国退出印度，承认印度独立。
甘地的一生对印度人民来说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被人们称为圣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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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诗人泰戈尔
泰戈尔是当代印度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泰戈尔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祖父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除了拥有大片庄园外，还经营糖、茶和硝石等矿业，并积极资助兴办教育和文化事业，曾为创立加尔各答国立图书馆、加尔各答大学和第一医学院等筹资出力。泰戈尔的父亲曾长期从事印度哲学和宗教文献的研究，并积极致力于宗教改革，曾创立“通梵协会”，后来和“梵社”合并。泰戈尔的父亲曾继任“梵社”的领导人，并创办哲学杂志，开展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活动。
泰戈尔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自由、民主，爱好文学、艺术，又与印度古老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家庭里。后来，他按照父亲的意思来到英国学习法律，但是他对法律不感兴趣，不久就转到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和西方音乐。3个月后，他终止正规大学的学习而进入“社会”大学，广泛接触群众，了解社会民情。1880年回国，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05年孟加拉爆发了反英运动。泰戈尔积极投入这一运动，他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抨击英国政府对印度权力的无视和侵犯；后来由于宗教纠纷，他退出运动回到农村，继续从事写作和教育改革、农业改革等活动。
由于泰戈尔退出运动，受到人们的责难；也由于妻子去世后，二女儿、父亲和小儿子也相继因病去世，给泰戈尔以沉重打击。为此泰戈尔心情十分消沉，感到十分痛苦和孤寂，于是在1910年发表了献给神的诗《吉檀迦利》，1912年又亲自将部分诗篇翻译成英文。同年5月，他去伦敦访问著名诗人叶芝。10月出访美国，在美国各地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说，1913年以《人生的亲证》为题汇编出版。该书是泰戈尔世界观、人生观和伦理观的代表作。同年他的《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为此加尔各答大学于12月26日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英国政府封他为爵士。1920到1921年，他再次出访英国等国家，并创办国际大学，他希望在东方的地平线上，通过国与国的交往与合作，建立一个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理想国”。在此期间他还发表了《人格》一书，进一步阐明了他的人生哲学，并对哲学基本范畴，如运动与静止、有限和无限、时间和空间、感觉和理性，本质和现象做了概括性的说明。
泰戈尔是多产的作家，他在一生中发表50多本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100余篇短篇小说，20余种剧本，2000首歌曲，2500幅绘画和大量的论文集、讲演集、回忆录等。泰戈尔不仅是一位诗人、文学家和艺术家，也是一位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同样深刻地反映出他的宇宙观、人生观、宗教观、真理观、认识论以及社会政治和伦理理想。他的哲学思想是通过美学风味的文学来表达的，这是诗哲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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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尼赫鲁与哲学
印度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不仅表现在专业哲学家和宗教改革家的学说之中，而且还表现在一些著名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著述中。在现代印度政治家中，尼赫鲁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尼赫鲁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国大党领袖，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他与哲学有密切的关系。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即哲学观点在现代印度哲学发展中也占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尼赫鲁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他不仅受到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奥义书、吠檀多和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熏陶，而且受到西方理性主义、自然科学和民主思想的深刻影响。此外，他还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辨证唯物主义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故而，尼赫鲁哲学思想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兼容性和调和性。这种兼容性和调和性表现在对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的调和、印度传统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和民主观的调和、科学与宗教的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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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大话“东正教”
东正教是与天主教、新教并立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亦称正教。又因为它由流行于罗马帝国东部希腊语地区的教会发展而来，故亦称希腊正教。1453年拜占廷帝国灭亡后，俄罗斯等一些斯拉夫语系国家相继脱离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的直接管辖，建立自主教会，逐渐形成使用斯拉夫语的俄罗斯正教（希腊正教目前则主要指使用拜占廷礼仪的东正教会）。
325年尼西亚公会议后，东西派教会间的矛盾日益尖锐。330年君士坦丁一世迁都君士坦丁堡后，两派在谁居教会首席问题上争斗愈烈。到1054年，终于酿成东西教会大分裂。自9世纪起，东派教会已逐渐向保加利亚、基辅罗斯等国发展。1054年后，拜占廷帝国日益衰落。1096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组织十字军东征，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牧首区被迫迁往尼西亚。15世纪30年代，奥斯曼土尔其帝国进攻拜占廷，君士坦丁堡向西方求救。罗马教皇尤金四世乘机于1438年召开佛罗伦萨公会议，旨在使东派教会屈服，要求东西教派合一，从而确立教皇的首脑位置。
由于东正教会的让步，次年7月会议签署通过东西教会合一的决议，确认教皇为“基督在世代表”，具有全权地位，史称佛罗伦萨合一。但由于东派教会内反对派的抵制，合一未果。1453年，拜占廷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苏丹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东正教会采取宽容政策。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国教是伊斯兰教，所以君士坦丁堡牧首实际上处于被征服地位。
16世纪之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正教会相继成立自主教会，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实际权威性已丧失殆尽。自主教会是指在法规和行政方面享有全部独立权，并可自选大主教和主教的教会；有时也指不依附于教郡都主教管辖的个别地区。1589年，俄罗斯正教会取得自主地位，建立牧首区。以后，使用俄罗斯正教礼仪的教会，常通称为俄罗斯正教。
在教义方面，东正教与天主教有一些区别：
第一，东正教信守前七次公会议信条，不承认以后天主教所举行的历次公会议。在“和子句”问题上，东正教继承东派教会的观点，认为此乃对《尼西亚信经》的篡改。
第二，东正教注重道成肉身，认为人之得救，在于把必死之人通过与道成肉身的基督神秘联合而变成属于神的，不死的生命。东正教神学中很少有涉及人性本原败坏的内容，因此不十分强调赎罪论。关于恩典和原罪论，东正教的观点和奥古斯丁的预定论有所不同。东正教认为每一个人都在亚当的罪中犯了罪，拯救既要依靠自身，也要依靠天主。首要的是自身必须择善，天主才能帮助他们。善功只是条件，并不具有得救的效用，只有依靠天主的恩典才能获得重生和得救。圣事中基督的血所生的救赎作用，是给予一切人的，凡愿意接受信仰和洗礼的，都可以得救；凡是愿意敬奉天主的，都可以得到报偿。
第三，东正教特别重视对圣母的崇拜。三一论确立后，对圣母的崇拜，反映了信仰者需要一个可靠的“中保”思想，童贞女玛利亚就成了最理想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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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俄罗斯多神教
10世纪前，罗斯人信奉多神教。他们相信神灵无所不在，种种自然现象都被奉为神明，受到顶礼膜拜。
罗斯人信奉的主要神祗包括：太阳神达日博格、天火之神斯瓦罗格、地火之神斯瓦罗日奇、雷神彼伦、风神斯特里博格、畜神维列斯、丰收女神莫科什、生命始祖罗德、家庭庇护女神罗莎尼采、春之神亚里洛、善良神灵贝列格尼、邪恶神灵乌佩利、带翅膀的狗西马尔格。此外，森林里有林神、鸟神，水里有水怪和人鱼，家里有家神。罗斯人为各神建造神殿，供祈祷和祭祀之用。
罗斯人也有类似中国的祖先崇拜，相信灵魂的存在。罗斯人认为，氏族的始祖能够保佑他的子孙后代。每逢有难，他们就祈祷祖先保佑。祭祖之日，他们以薄饼、肉、蜂蜜、克瓦斯（一种自制饮料）等为祭品，供奉于祖先墓前。
作为原始图腾崇拜的残留，罗斯人还崇拜一些动物。譬如，老马被视为能力过人的象征，而雄山羊则被认为可以驱走恶鬼，帮助谷类生长。收获季节，人们把最后收来的稻穗辫在山羊的胡子上，将新烤的面包供奉在它的面前，以示感谢。在俄国有些乡下地方，至今青年们还会穿起山羊皮，带着雄山羊当吉神，在田间巡游，边走边唱：“山羊所过，百谷齐生。”
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980—1015年）曾尝试对多神教进行改革，在众多的神祗中选定了庇隆、达日博格、霍罗斯、司特利博格、西马尔格、莫科什等6位，在王宫附近的小丘上为其建庙塑像，订立祈祷和祭祀的仪式，想以此来统一罗斯人民的思想，树立权威，从而加强罗斯的统一以及基辅在全罗斯的地位。然而改革并没能带来预期的效果，弗拉基米尔最终放弃了多神教，于988年另选基督教为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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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罗斯受洗
斯拉夫民族是欧洲最大的民族之一，分为东西南三支，其中东斯拉夫人人数最多，他们住在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流域直至黑海沿岸以及更东一些地区。后来，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几个公国：基辅公国、诺夫哥罗德公国等等。
公元10世纪初，诺夫哥罗德公国的王公奥列格征服了基辅公国和周围的几个小公国。由于基辅城各方面条件比较好，奥列格王公把首都从诺夫哥罗德迁移到这里。此后，在他的统治下，第聂伯河流域的大小公国都被统一了起来。统一之后的国家称为罗斯。
“罗斯”这个词最初出现在公元6世纪，它源于东斯拉夫人所居住的南方地区，是当地居民的称谓。因首都基辅是罗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人们称这个统一的国家为基辅罗斯公国。
在988年罗斯受洗之前，基督教在罗斯境内已有一定的影响。基督教（东正教）的传入同罗斯与拜占廷帝国的广泛接触和密切交流相关。早在9 世纪时，就已有了关于罗斯显贵接受基督教的记载。拜占廷皇帝曾派遣主教到罗斯为一些王公及其侍从施行洗礼。
45年，基辅大公伊戈尔进攻拜占廷失败，被迫签订了媾和及通商条约，除割让克里米亚等条款外，还包括允许基督教在罗斯传播的内容。
奥尔加是第一个接受基督教的基辅大公。975年，她曾前往君士坦丁堡拜访拜占廷皇帝。据《往年纪事》记载，拜占廷皇帝对其一见倾心，提议与她共同治理帝国。奥尔加回答说，她还是一个异教徒，如果皇帝亲自为她施洗的话，她愿意接受基督教。于是拜占廷皇帝和牧首一起为奥尔加施了洗礼。此后，皇帝重提婚事，奥尔加却说：“你既然亲自为我施洗礼并称我为你的女儿，怎么可以娶我呢？你肯定知道，这是不符合基督教教规的。”皇帝大呼上当。由此也可见奥尔加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对其已经相当了解。
奥尔加之子弗拉基米尔大公深知宗教对加强思想统治的作用，曾经改革多神教，从中选中雷神佩伦等7名主要神灵作为崇拜的对象，想借此加强人民思想的统一。他执政时曾派使团去考察信奉不同宗教的国家，得出的结论是：伊斯兰教徒不准喝酒，但喝酒是罗斯人的乐趣，没有酒他们就活不下去；犹太教的神不够强大，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子民留在耶路撒冷；罗马天主教教徒中看不到荣耀；而在拜占廷的东正教教堂里，能见到人间罕见的光辉壮丽，使人不知是置身于天堂还是尘世。弗拉基米尔大公最终决定选择东正教。
987年拜占廷发生变乱，向基辅大公求援，双方缔结同盟。拜占廷皇帝将妹妹安娜公主嫁给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则接受基督教。988年，他到君士坦丁堡接受洗礼后，带新婚妻子和一批拜占廷神父及圣像和法器返回基辅，下令把多神教的神像统统烧掉或扔进河里，强令全体基辅臣民跳入第聂伯河中，让神父用河水为他们施洗。弗拉基米尔在罗斯建立起大主教区，大量兴修教堂和修道院，并捐赠了大片土地给教会。
传自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属基督教的东派（其时基督教会尚未正式分裂）。这个教派做礼拜时不必使用拉丁语，允许用民族语言，因而更易于传播。在罗斯做礼拜用的是斯拉夫语。由西里尔和美多德（梅季福）兄弟用斯拉夫文字译成的圣经广泛流传起来。
罗斯受洗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立即取代多神教，多神教的观念在罗斯根深蒂固。罗斯集体受洗，缺乏宗教教育，其基督教化经历了数百年与多神教的传统斗争与融合的漫长过程。俄罗斯东正教在宗教仪式、圣徒崇拜和圣物崇拜等各方面都融合有多神教传统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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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第三罗马”以及“救世革命”
近年来出版的俄国哲学史方面的作品（包括有关“俄罗斯思想”的作品），大都是从谈论“莫斯科即第三罗马”、俄罗斯负有“救世使命”这样一些命题开始的。“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提法来源于普斯科夫修道院菲洛费伊修道士致莫斯科大公瓦西里的一封信（大约在1530年），信中说：“所有的基督教王国都统归于您的一个王国，两个罗马已经消失，而第三罗马却正屹立不动，至于第四罗马则将不会再有。因为第三罗马无限忠诚于东正教，所以它是万古长存的。”
公元4世纪，罗马奴隶制发生危机，罗马帝国开始走向崩溃。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把首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廷，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历史上称它为“第二罗马”。
“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论点虽然出现在16世纪，而且出自教徒，但它却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固有心愿和理想。它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觉醒。这个命题包含着这样一些含义：俄罗斯民族是上帝优选的民族，它将代表上帝在地上行使“救世使命”，它负有重新恢复基督教世界统一和使俄罗斯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政治中心的重任。换句话说，即俄罗斯民族是“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民族。“莫斯科即第三罗马”这一观念为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时期的救世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可以有把握地把它看成是俄罗斯历史哲学的独特开端”。
俄罗斯后来出现的“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从实质上说都与上面的这个论点有关。其所追求的目的都在于使俄罗斯强盛，从而能够实现“救世使命”。有人甚至把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和后来的苏联实行的“世界革命”的方针都看做是“救世观念”变相起作用的表现。
俄罗斯学者到今天还特别热衷于谈论“莫斯科即第三罗马”这个距今有460多年的命题，这表明他们绝不甘心被排除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之外，仍想以世界强国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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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飞翔的双头鹰
现在的俄罗斯国徽，是一面红色盾形徽，红色盾面上有一只红色翘起的双头鹰，鹰头上装饰着彼得大帝的三顶皇冠；两只鹰左抓权杖，右握金球；鹰的胸前有一个小的红色盾牌，盾的中间有一个骑白马的勇士——圣·乔治屠蛇的画面。凡是看到这一国徽的人，都会被那展翅傲立的双头鹰所吸引；它的两头分别雄视东西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两眼圆睁，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各自的视野所及。
俄罗斯双头鹰国徽起源于15世纪的大公伊凡三世，由于他同拜占廷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索非娅结婚，帝国王权的象征物——原本产生于古代东方亚述王国的双头鹰便随之带到了俄罗斯，并雕刻在大公的玉玺上，从而表达了俄罗斯大公要做拜占廷帝国继承人的强烈愿望。15世纪末，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起来的俄罗斯国家，为了突出自己是继拜占廷之后的第三罗马帝国的地位，最高统治者除了自封沙皇（古罗马帝国王者恺撒的俄语音译）以外，还在玉玺上面增加了圣·乔治屠蛇的白马勇士像——历代拜占廷皇帝奉若神明的庇护者。17世纪中叶的俄罗斯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正式将这一图徽定为俄罗斯国徽，并在翘起双翅的鹰头上戴上三顶皇冠，鹰爪抓着权杖和金球。彼得大帝时则完全按照西方标准规范化。除了苏联时期以外，这一国徽一直是俄罗斯国家的象征。
双头鹰头上的两顶小皇冠象征着俄罗斯东、西部的各个公国分享着统治的权力，凌驾于其上的大皇冠则象征着各公国统一于沙皇的最高权力之下；鹰爪上的金球和权杖则是沙皇专制王权的标志；乔治屠蛇，寓意着光明必然战胜邪恶。俄罗斯国徽的中心意旨正如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赫尔岑所说的那样：我们望着不同的方向，与此同时，却有颗共同的心脏在跳动。
双头鹰国徽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罗斯精神的象征；它蕴涵着俄罗斯国家兼有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反映着这个民族丰富的、矛盾的品格。俄罗斯精神曾经是一个难解之谜，过去和现在有多少人著书立说都没有能够完全把握它的内涵。但只有立刻承认俄罗斯的悖论性，它那骇人的矛盾性，才有可能揭开隐藏在俄罗斯灵魂深处的那个秘密。双头鹰象征了俄罗斯精神的这种“悖论性”、“矛盾性”，既它的民族精神的双重性，它可以将无限的深邃和非凡的崇高与低贱、粗鄙、自卑、奴性混杂在一起，也可以将对人类的无限热爱与对人类的仇恨结合在一起，它还可以使绝对自由与奴性的驯服和平共处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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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俄罗斯思想
“俄罗斯思想”是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具有本质意义的思想观念及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俄罗斯思想渗透在俄苏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无疑也在当今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所表现。既是当今俄罗斯总统普京治国纲领的思想源泉，也是解读俄国社会和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一把钥匙。
俄罗斯思想包容着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意思加以界定。归纳起来，俄罗斯思想可作以下几方面的概括：
第一，东西方结合部文明。俄罗斯广义的国土横跨欧亚大陆，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加上蒙古人西征，土耳其人的北扩，与西部的冲突，造成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在此处碰撞、杂居、结合和共存。这种文明的特征是，非东非西，既东又西。东西方结合部文明，表现为俄罗斯思想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思想就其内容而言，是在斯拉夫文化的基础上，广为吸收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乃至远东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宗教形态来说，东正教这一最有俄罗斯特色的基督教，成了维系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纽带。在俄国历史上这种结合部文明，曾导致国内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分野和持续不断的争论。
第二，王权与专制主义。崇尚权威，特别是在以沙皇为代表的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面前，表现出十足的奴性。俄罗斯人的国家观念和集权意识，是在历史上反抗外敌入侵、争取国家统一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随着东正教的传入，所谓“第三罗马”理论的出现，君主专制的思想就广为流传。这种思想为沙皇制度的形成和巩固起了催化作用，对沙皇的盲目崇拜，对皇权的敬畏依赖，构成了俄罗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恰达耶夫说：“在俄国人民中，有一种注定恒静止，有一种无望的恒定，这就是人民对统治他们的权力之性质完完全全地漠不关心……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历代君王，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再到腐朽昏庸的尼古拉二世，都是人们心目中的救世主。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盛行，就其认识根源而言，同样是出于对领袖权威的盲从和迷信。俄罗斯独立后，叶利钦为所欲为，任意扩张权力，要当所谓的“超级总统”，也是传统思想的顽固表现。即使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普京总统，仍然具有中央王权为核心的统治特征。
第三，“强国”意识。在莫斯科公国统一罗斯、建立起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对外扩张，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军事强国的思想是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懈的信念和追求。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为了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拥有出海口的强国，他穷兵黩武，多次发动对外战争，终于越过涅瓦河，打开了通向波罗的海的通道，并在涅瓦河口建立了未来的首都圣彼得堡。虽然俄国历史上充满了曲折和苦难，但这种对外扩张的“强国意识”始终是维系全民族的精神支柱。
第四，村社精神。村社（又称农村公社）是俄国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在村社内部，土地公有，定期重分，人与人之间由于土地公有和相当程度上共同耕作而保存一种俄国式的集体主义传统。这些思想的长期积淀，成为俄国民粹主义、社会主义滋生的最好土壤。民粹主义者认定俄国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农村公社是避开资本主义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好途径。自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尽管俄国资本主义已经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但村社精神仍然是俄罗斯人的重要精神支柱，正如20世纪初沙俄内阁大臣谢·维特所说：“公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从19世纪80年代起，尽管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思想家们展开了持续不断的论争，但民粹主义仍然在俄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常常可以看到它那抹不掉的印痕。
1995年出版的《哲学（小百科辞典）》对“俄罗斯思想”的解释是：俄罗斯思想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概念。从该词的最广义上说，它指的是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精神在全部历史过程中所固有的各种独特特点的总和；从较为狭义上来说，它指的是在历史的每个特定时期民族自我意识所达到的水平；从更为狭义上（即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它指的是俄国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发展中各种旧的和新的成分存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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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斯拉夫主义
“斯拉夫主义”通常被看作是俄国19世纪中叶宗教哲学中的主要思潮之一，历史哲学和俄罗斯史观是其最主要的课题。在哲学领域里，它赋予信仰以主要作用。信仰不是被理解为理性直觉或超感觉的感知，而是被理解为把意志、感性和悟性这样一些人类理智的诸成分和力量联合在一起的本原。惟有“信仰”才能克服个体理性的局限性。
其代表人物——A·C·霍米雅科夫在他的《西方主义关于全世界历史》中，认为人类原初是一元的和统一的，自从人类发生了历史性的堕落后，它才开始了分化，人类文明出现了以片面性为特征的多种文化。
基督教的出现给人类带来历史性转折，但它在西方由于受罗马文化的影响而发生蜕变，物和政治动机在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惟有在东正教世界（首先是在俄罗斯）中，基督教才恢复了其纯正性。历史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在东正教基础上恢复了人类兄弟般的统一。俄罗斯作为东正教的主要支柱，担负着伟大而超级的任务：不仅要在真正的基督教原则上改造本国的生活，而且要在爱的原则的基础上把自由联合的思想提高到“四海（世界）皆兄弟”的高度。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聚议性”这个纯俄语，成了斯拉夫主义的核心术语（实际上也成为俄罗斯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术语），它所蕴涵的正是俄罗斯宗教和哲学的内在特点，灭迹强调“个别”在不失掉自己特性的条件下统一成“一般”（一般与个别的有机统一）。在它们那里“统一”的形成是以牺牲“个别”自身的特点为前提的。俄罗斯思想独有的这种“特点”就成为俄罗斯思想界极力强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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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西方主义
最早使用“西方派”这个术语的人是果戈理。创立“西方主义”性质的历史哲学观点的人则是恰达耶夫。
当然，恰达耶夫的观点与19世纪40年代广泛流传的经典性的“西方主义”并不完全相同。“西方主义”的公认领袖是别林斯基，而赫尔岑则在这一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
恰达耶夫在他的《哲学书信》中，对俄罗斯落后于西方的状况感到激愤，他用激烈的言语来描述俄罗斯，说它“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既没有前者的传统，也没有后者的传统，它仿佛置身于时间之外”。“奇怪的命运使我们孤立于人类全球进程化之外，我们也没有从人类的代代相袭的思想中接受到任何东西。”“我们的回忆不会超出昨天，可以说连自己都感到陌生。我们在时间中如此奇怪地运动着，以致于我们每前进一步，过去的一瞬便会无可挽回地消失。这是一种完全以借用和模仿为基础的文化之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完全没有内在的发展，没有自然而然的进步；每一新思想都不留痕迹地挤走了旧的思想，因为每个新思想都不是从旧思想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从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冒到我们这里来的。”
“传统”在他那里与其整个哲学体系联系在一起，具有本体论性质。作为其基础的是“万物统一思想”，而“传统”则是这种“统一”的时间显示。恰达耶夫的历史传统思想旨在反对把过去的东西理想化，反对浪漫的复古主义。他认为不应到过去中，而应该到此时此刻的现实中去寻找俄国未来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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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欧亚主义
20世纪20年代，流亡在国外的一些知识分子出版了《走向东方、预感与实现、欧亚主义者的主张》（1912，索非亚），从而掀起了一股“欧亚主义运动”。今天在俄罗斯，“欧亚主义”重新又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欧亚主义的基本含义：从地理环境来说，俄罗斯介于欧洲和亚洲、东方和西方之间，它既不同于欧洲，也与亚洲有所区别，它可以被称之为“欧亚洲”；从历史和文化上来说，它既受过欧洲文明的影响，也受过亚洲东方文明的熏陶，形成一种有着两种文明交汇而成并保有俄罗斯文化特点的“欧亚文化”类型。从民族来说，俄罗斯民族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亚洲人”。至于有关俄罗斯担负特殊使命的观念，则是用俄罗斯具有特殊“地点发展”的学说来论证的。
巴纳林主编的《历史哲学》中对欧亚主义作了如下概括：俄罗斯发展的欧亚模式依据的是四个思想：1、确认作为欧亚洲的俄罗斯，其发展走的是一条特殊的道路；2、把文化看成是一种和谐的个性的观点；3、在东正教信仰的基础上对理想进行论证；4、关于理想国家的学说。其主要动力是这样一个思想，即俄罗斯及在其国土上居住的人民，其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是预先规定好了的，其特殊历史道路和自己的使命也是预先规定好了的。
“欧亚主义”在1927年的“欧亚主义派”的一份重要文件中被表述为：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命运，从根本和最重要的方面说，既不同于处于在它西边（欧洲）的诸国的命运，也不同于处在它南边和东边（亚洲）的诸国的命运。这个特殊的世界应该被称为欧亚洲。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疆域内的民族和人们善于达到相互理解和兄弟般的合作，但在对待欧洲和亚洲民族的关系方面，却很难达到这种境界。
欧亚主义者坚决反对西方主义，同时也反对它的对立面——斯拉夫主义，它宣扬中间立场：俄罗斯文化既不是欧洲文化，也不是亚洲文化中的一种，也不是二者的成分的结合或机械的组合，它是一种与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对立的中间性质的欧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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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出现的一种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40—50年代，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处于深刻的思想矛盾之中。一方面，沙皇俄国已经腐朽不堪，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西欧资本主义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内在矛盾。民粹派的思想先驱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寻找俄国的出路的，他们实际上提出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到60—70年代，民粹主义思潮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形成了大气候。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特别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其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批判后，民粹主义思潮已成强弩之末。
民粹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奥尔洛夫、杜勃留波夫以及拉甫罗夫、巴枯宁、特卡乔夫、克鲁泡特金和所谓的自由派米哈伊洛夫斯基、尤沙柯夫、沃龙佐夫、丹尼尔逊等人。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把俄国存在的村社制度和农民理想化，认为俄罗斯农民的某种共产主义天性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理想是一致的，因此俄罗斯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且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相比它更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主要活跃于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从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初，民粹主义理论已经最终形成并一度占据统治地位。从广义上讲，它包括从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直到20世纪初这段重要时期，并且它和后来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存在着某种理论上的内在关联性，这和20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界对走俄国人的路的方向认同是基本一致的；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曾经是民粹主义者，这又为民粹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某种便利。
民粹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推崇俄国的传统农村的村社制度，试图让俄国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因此他们在城乡之间有着明显的对立和褒贬倾向，他们美化俄国的农村公社和农民的生活，对城市里的资本主义深恶痛绝，视为和美好的农村相对立的罪恶的渊薮。他们的基本口号是“到民间去”，这个“民间”是有着确定含义的，不是泛指民间，主要是指俄国的广大农村。赫尔岑“相信俄国农民起码尚未感染欧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那些扭曲人性的都市恶习”。俄国民粹主义者“坚决地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土地那里去，到农夫那里去！农夫需要知识分子……俄罗斯需要有知识的人组成的农村。那些走向土地的知识分子将为自己找到幸福和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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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一个疯子的辩护
恰达耶夫被称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在他发表了《哲学书信》（该书反对现存秩序）之后，他被宣布为“疯子”并被禁止在俄国发表作品。他在《一个疯子的辩护》中，再次捍卫自己关于俄罗斯必须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批判审视的思想。他提出了有关俄国历史哲学的独到的观点，这种观点被后来的各种派别所利用。他有这样一个主要论点，即俄国人民具有巨大的隐含的、尚未实现的潜质，俄罗斯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落后有一天可能变成它的历史优点。恰达耶夫把他的这个论点看成是对俄国救世思想的最彻底的表述。列昂捷夫甚至就此认为应把“俄罗斯冷冻起来”，中止它的前进脚步，以便不重犯西方在进步过程中犯过的错误。
1812年的卫国战争唤醒了俄罗斯的民族意识，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则促进了俄罗斯民族的革命觉悟。作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的恰达耶夫恰好碰到这两件大事，也就是说，他既具有了爱国主义的民族意识，也具有了革命的觉悟。但他的爱国和革命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恰达耶夫出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曾经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后入伍参加近卫军，并亲自参加了1812年的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后来他游历西欧各国，给他的思想带来极大的震撼。回国后，他一直处于思索之中。当时，从西欧到俄国正处于对人类文明史进行反思、对人类使命进行探讨的时期，特别是在俄国，在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后，俄罗斯的民族意识空前觉悟，随之而来的是对俄罗斯民族性、民族使命的认识。恰达耶夫的思考也正是这些问题，在批判农奴制的探索中，“向黑暗射击了一枪”。为了宣扬自己的宗教、哲学观点，他开始频繁出席莫斯科的各种沙龙，对俄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评论，向人们描绘自己理想中的未来俄罗斯社会。加之，他的书信、手稿相继发表，人们争相传阅，在当时的知识界和上层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社会的关注。恰达耶夫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1836年9月恰达耶夫在《望远镜》上发表他的第一封信，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读者们指责他是俄罗斯的敌人、叛徒。俄国书刊检查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篇文章的社会影响，几天后沙皇亲自下了谕旨，说他本人已经阅读了此文，并称它为“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于是，恰达耶夫被官方宣布为“疯子”，由官方每天派医生给他“看病”。恰达耶夫疯了吗？当然没有。恰达耶夫只是在以一种“否定的爱国主义”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国之心。就在官方宣布他为疯子之后，他拒绝官方的医生给他治病，并于1837年又写了一篇文章《疯子的辩护》，他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就是对真理之爱。”恰达耶夫是想告诉大家真话，俄国距离自己的使命还有很大的差距。他是痛心疾首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思想是爱国主义悲痛的呐喊，而不是那种仅仅歌功颂德的爱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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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作为科学泰斗的哲学家
乘游艇在莫斯科河上游览，当船随着舒缓的水流漂进郊外一处开阔的弯道时，只见两岸风景如画，陡峭的河岸绵延着大片的森林，在那片绿色的海洋之中，一座暗红和奶白相间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哥特式的尖顶刺破了莫斯科低垂的浮云。这就是著名的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大学的全称为“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它是以其创建人的姓氏命名的。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711—1765年）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之一。
罗蒙诺索夫是一个渔民的儿子。俄罗斯北部北德维纳河流入白海一带的一个小岛上的杰尼索夫卡村便是他的家乡。他10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出海打鱼了。辽阔浩翰的大海，处处使他感到新鲜神奇！在这种时候，他总是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要父亲回答：海水为什么会发亮？天上怎么会出现北极光呢？为什么海水要涨潮呢？父亲回答不完，也回答不上来他这无休无止的“为什么”。深奥莫测、变幻无穷的大自然，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这个少年人。他要揭开天地间的一切秘密，因而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望。
罗蒙诺索夫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位伟人，他在物理、化学、哲学、文学上都有建树。他是18世纪俄罗斯杰出的学者和诗人，是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奠基者。他的寿命只有54岁，可是，他却在许多科学领域里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他发现和创立了质量、能量不灭定律，创立了原子—分子物质结构学说，热的动力学说、气体分子运动论。被誉为俄罗斯科学的始祖。罗蒙诺索夫创办了莫斯科大学，是俄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在语言、文学和自然科学上都作出过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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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普世之爱
1845年4月的一个清晨，俄国著名的诗人涅克拉索夫手捧一大叠书稿来到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门前。他急促地敲着门，不一会儿，门开了，别林斯基问道：“亲爱的尼克拉·阿历克塞耶维奇，您一大早跑到这里来，是有什么急事吗？”“新的果戈理出现了！”诗人兴奋地喊道。“您在开玩笑吧！您以为果戈理会像蘑菇一样长得那么快吗？”别林斯基不以为然地说。“我一点也不开玩笑，您看完这些就会相信我说的话了。”涅克拉索夫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书稿递给别林斯基。“那好吧，我先看看，下午一点钟您再来。”别林斯基接过书稿，心中还是不信。
当天下午，涅克拉索夫又来了。他一进门，别林斯基就激动地说：“尼克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我承认您是对的，是新的果戈理出现了。他叫什么？这上面没有写名字。”“他叫费道尔·米哈伊诺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工程部制图局的准尉。”“真是个了不起的天才，您去找他来，我真想马上见到他。”“这很容易，他现在就在您门外。他和我一起来的。”“啊！他怎么不一起进来呢？”“他有点胆怯，自己心里没底，唯恐您把他的小说否定了。”“年轻人刚开始走上文学道路，对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总是没把握，就像您和我当初一样。他们需要鼓励和引导。快请他进来。”这时，一个苍白瘦弱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拘谨而羞怯地站在别林斯基面前。
“请坐，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别林斯基热情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别林斯基的表情上看出自己的小说有希望在他主持的《祖国纪事》上发表，心里稍觉得轻松，不像刚进门时那么紧张了。“您的小说我整整看了一个上午，坦白地说，我完全被它打动了。您是位艺术家，真理已对您展现和忠告，像天赋一般落在您的身上，您要珍视您的天赋，对它忠诚不渝，您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告别了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他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一样。他长久地伫在街头，陶醉在这幸福而庄严的感觉之中，新的生活开始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就成了俄罗斯文学批评界的焦点人物。但由于其小说的思想性过于深刻（初看起来甚至有些枯燥、晦涩），同时代文学界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深度，所以在他去世后，因哲学家们参与对其著作和思想进行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思想才开始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接近的，当时还很年轻的俄罗斯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此后的3年之内（1881—1883年），他又连续写出三篇纪念他的讲话，对他的宗教哲学思想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此后，从哲学的角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仿佛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的一个主流。
19世纪末，俄国哲学家们纷纷把自己的目光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看作是自己哲学创作的原动力，接触过他的哲学家们纷纷改变了自己的“信念”。要知道当时的俄国哲学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压倒了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语），当时，绝大部分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是在这个环境里成长的。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转到了与当时流行的这些学说对立的一面——基督教信仰，有人甚至直接成了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宗教哲学成了俄国哲学界的主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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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美是生活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1828年7月生于萨拉托夫一个神父家庭。1853年结婚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到彼得堡，成为《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两家进步杂志的撰稿人。1855年发表著名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篇论文向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美学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提出了“美是生活”的定义。
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美学甚至是他批判唯心主义、捍卫唯物主义的第一战场，也是他对沙皇俄国进行革命改造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领域。他所批驳的是当时还继续支配俄国文学的黑格尔美学理论。他把美学作为哲学的一部分加以研究，认为艺术问题“只是个战场，而斗争的主题则是艺术对整个精神生活的影响。”
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黑格尔美学理论把美看作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它认为自然美是理念发展到自然阶段的产物，而艺术美是理念发展到精神阶段的产物，因而艺术美高于自然美。黑格尔的美学观点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俄国有很大影响。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美学理论相对立，车尔尼雪夫斯基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解决了美学的基本问题——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美不是主观自生的，不是体现在“最终形式”中的“绝对思想”，提出“美是生活”的著名命题，强调生活是美的本质。美是客观现实的特性。除了反映客观现实，艺术作品是没有其他内容的。不仅如此，车尔尼雪夫斯基还认为只有“应当如此的生活”才是美的。
博大精深是几乎涵盖社会科学所有领域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体系的突出特征，其美学思想也不例外。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然启发着我们去思考。他赞扬人类的智慧和劳动能创造出比人类出现之前完善得多的世界。人们尚未住满的地球将会呈现繁荣景象。地球本来布满原始森林、美丽的草原和富饶的牧场。但是人类也在剧烈地破坏自然的原始状态，焚烧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牛蒡莠稗杂草丛生。然而这位先哲预言，人们脚下正无法遏止地消失着的荒野的原始美，必将由人的辛勤劳动才能赋予大自然的新的高级美所代替。
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不同的社会阶级对美的理解是不同的。正像鲁迅入木三分地揭示出《红楼梦》中贾府里的焦大不会爱多愁善感的林妹妹的病态“美”那样，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妙笔生花地阐明了美的概念对不同社会阶级生活条件的依赖关系，揭露了美的概念和审美标准的阶级性，指出了贵族和平民美学观点的巨大差别。
他写道，在普通人看来，美好的生活就是吃好住好，睡眠充足。但农民把劳动包括在生活之中，不劳动而生活不仅不可能，而且叫人烦闷。辛勤劳动而不致精疲力竭的富足生活是美的条件。而弱不禁风则给乡下人不愉快的印象，因为他们一向认为消瘦不是疾病就是苦命的结果。劳动不会让人发胖，发胖是一种病态，是体格虚弱的标志。乡下美人不能有纤细的手足，民歌中关于美人的描写表现着精力旺盛和健康匀称的体格，这是生活富裕而又经常适度劳动的结果。上流社会的美人必然手足纤细，如果大手大脚，那不是长得不漂亮就是并非出自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上流社会美人的耳朵小，患有“偏头痛”这类“富贵病”。诚然，红润的脸色和饱满的精神对于上流社会的人也仍旧是有魅力的，但是病态、柔弱、萎顿、慵倦，在他们心目中也有美的价值，只不过那是奢侈的，不劳而获的，无所事事的生活的结果。
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最重要原则是现实主义。他同别林斯基一样，认为文学艺术应当真实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他同时认为艺术的目的不仅在于“再现生活”，而且艺术还有成为“人的生活的教科书”的最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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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战争、和平与《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是个伟大的人，读他的作品，我们必须挺直腰杆。确实，谁只要翻开《战争与和平》，就会马上产生伟大乐曲在演奏之感。
这部小说托尔斯泰于1863年动笔，写了整整6年。它以1812年俄罗斯民族胜利地反击拿破仑侵略的历史事件为题材，全方位地再现了当时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动态，“战争”与“和平”的广阔画面是以4个贵族家庭贯穿起来并交替出现的。其中着力刻画的有——激战中负重伤的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博爱的安德烈；留在莫斯科企图刺杀“人类公敌”拿破仑而后专心从事十二月党人活动的彼埃尔；天真纯朴，热爱生活，喜欢俄罗斯民间琴声的少女娜塔莎；还有道德堕落、没有灵魂的美人爱伦，无耻的阿那托尔等等。纷乱的纠葛，坎坷的命运，儿女情长悲欢离合，烽火连天浴血疆场，130万字的巨著，自始至终充满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战争与和平》场面之壮阔，气魄之雄浑，容量之巨大，的确无与伦比。全书描写了559个人物，上至帝王、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奴，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具有奇妙的真实感。在这里，荷兰画派那种纤细精致的笔触和米开朗基罗那种使人屏息的气势，出色地交织在一起，诚如斯特拉霍夫所说：“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领域，历史，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感情的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面里都应有尽有。”
这部小说将主人公的生活，历史人物的活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以及历史哲学的议论熔为一体，构成了一部兼有史诗、历史小说和编年史特色的杰作，不愧为世界文学巨匠的大手笔。作品一问世，就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几乎一致公认托尔斯泰为文坛盟主，认为这样独树一帜的小说使“他在公众心目中断然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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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托尔斯泰主义
19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为托尔斯泰创作的中期。60年代初的俄国恰值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特殊阶段（即农奴制改革前后），具有各种倾向的作家，此时都很留意“以古为镜”，从历史经验中寻觅解决现实课题的答案，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成为作家们倍加关注的焦点问题，因而往往将艺术视域投向历史题材。托尔斯泰受此思潮感应，完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罕有的描写战争题材的不朽杰作——史诗性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该作品在艺术上颇具独创性——兼有史诗、编年史和历史小说三者的特色；情节复杂、人物众多、规模恢宏、气势磅礴，像现实生活本身那样五彩斑斓、丰富多姿。它以1812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事件，以包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别竺豪夫（均属庄园贵族）和库拉金（属宫廷贵族）四大贵族世家的生活为情节线索，揭示这样一个核心主题：描写战争严酷考验下的俄罗斯民族的命运，赞颂俄国民众身上蕴藏着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指出人民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
此时的托尔斯泰仍然站在贵族阶级的思想立场上，继续探索进步贵族青年的社会出路问题。《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列·包尔康斯基、别竺豪夫·彼尔就是其精心塑造的理想的正面贵族典型，属于托尔斯泰笔下那一类自传性探索型系列形象。他们两人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和精神探索，最终殊途同归，都达到“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道德境界，流露出与后来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一脉相承的，博爱忍让、顺从天命、不抵抗邪恶的“卡达拉耶夫精神”的道德说教。
70年代至托尔斯泰逝世，是他的创作晚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质变——同贵族地主阶级决裂，从原先的贵族地主阶级立场转到了封建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此时的托尔斯泰从基督教教义、东方古典哲学（如孔孟儒学、老庄道教和印度佛教）中兼收并蓄，杂糅成托尔斯泰式的教义——“托尔斯泰主义”。
世界观的激变，引起其文艺思想与艺术创作的某些显著变化：一方面对沙皇专制的俄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进行最猛烈的批判，表现出“撕破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则又不遗余力地进行“托尔斯泰主义”的道德说教，把“爱一切人”、“不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当作消除社会罪恶、改造现存制度的根本途径。
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即是指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在19世纪80年代世界观发生激变后，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所形成的一套“济世”理论。其主要内涵是宣扬“不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表现出托尔斯泰反对暴力革命、竭力从宗教、伦理中寻觅社会出路的企图。作者晚年思想与艺术上的这一显著特征，在其长篇杰作《复活》中有着集中体现。该小说的问世，标志着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了顶峰。
对于托尔斯泰这样一位思想及其创作不乏矛盾复杂性，但对俄国乃至整个世界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力的伟大作家，列宁曾全面而深刻地科学评析道：“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既表现了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弱点，也表现了它的威力和局限性。……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思想与情绪的表达者，托尔斯泰又是伟大的”；因而他堪称是“反映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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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黄金时代
俄罗斯的黄金时代是指从19世纪初期到19世纪90年代，也可以说是从普希金到契诃夫，从恰达耶夫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十二月党人到社会民主党人的70年。
在文学方面，19世纪文学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占据重要甚至是主导地位的时期。从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之辉煌，名篇巨著之浩瀚，文学群星之灿烂来看，称之为文学的“黄金时代”是当之无愧的。
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的问世，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生涯的大事，而且是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里程碑。此后的莱蒙托夫虽是浪漫主义诗人，但其现实主义要求却日趋强烈。他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和诗作《祖国》，表明现实主义倾向在整个俄国文学中已经确立并得到发展。
果戈里则带来了俄国散文的兴盛，并以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描绘社会现实的本来面貌，揭露社会的全部罪恶，他的剧作《钦差大臣》、小说《死魂灵》使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别林斯基的《文学的幻想》形成了俄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时代。
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赫尔岑等都以农民为他们作品的主人，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反对农奴制，反映现实。屠格涅夫及其作品《父与子》、《处女地》等成为俄国国内最受欢迎的作家和作品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80年代已经是一位举世闻名的作家，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托尔斯泰的创作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顶峰，也是人类艺术向前发展的重要的一步，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等都是世界文学的瑰宝。
十二月党人的思想理论及其革命活动，对俄国社会科学，尤其是对俄国政治、哲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是俄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哲学家恰达耶夫的《哲学通讯》震撼了思考中的整个俄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代表人物都揭露了官方的理论体系——“官方人民性”，他们之间关于俄国道路问题的争论为以后的俄国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而以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在揭露君主专制和农奴制，甚至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中赫尔岑、别林斯基的哲学思想“已经走到了辩证唯物主义跟前”，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是天才的批评家和政论家，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他们用自己的革命精神影响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学说，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哲学领域，新康德主义、神秘主义、实证主义都开始渗入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也传入俄国。卡维林、索洛维约夫、皮萨列夫、巴枯宁、普列汉诺夫等都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哲学家。
在黄金时代里，曾先后出现过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民粹派的到“民间去”的革命运动、社会民主党人的“劳动解放社”以及列宁的革命活动，这些革命党人的思想著作，革命党的纲领、主张，都充满了“黄金时代”的时代精神，充满着要求解放、要求变革的激情。这一切都在俄罗斯的历史上留下了激动人心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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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白银时代
19世纪80年代末，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理论被一批留学巴黎的俄罗斯诗人传回彼得堡，并迅速引发出一场诗歌革命。勃洛克、勃留索夫和别雷等著名诗人，把当时激荡圣彼得堡的各种革命思潮和“创造生活”的美学愿望结合起来，让寻找“永恒温柔”的心路历程与追求“暗示”与“应和”的诗歌手法相互映照，写出了许多名诗，涌现了很多不朽之作。这造就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历史上著名的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即1890——1917年，沙俄帝国政权与苏维埃政权交替间歇时期的俄罗斯文化，也可以称为是俄罗斯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复兴运动时代。在这短短的30年中，在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涌现了一大批堪与“黄金时代”比肩的优秀知识分子及其光辉成果。别尔嘉耶夫曾经说：“我沉醉于俄罗斯20世纪初期文化复兴的异常紧张与浓烈的氛围中……这是在俄罗斯唤起独立的哲学思维的时代，诗的繁荣时代，美的感受敏锐的时代，宗教不安与寻觅的时代。”
美国俄亥俄大学斯拉夫学教授瓦吉姆·克赖德对“白银时代”也曾经作过界定。他认为“白银时代”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初期，发端于几家杂志，到1899年，以《艺术世界》杂志的诞生而正式形成。他认为，“白银时代”的结束在1917年，因为在1917年以后，虽然俄国文化复兴时代的作家和诗人们多数还活着，但构成一个文学时代的那种“氛围”已经荡然无存，尤其是作家、诗人的大量流亡，使问题更加复杂。1917年以后，虽然这些活动着的作家和诗人在流亡国外的时候仍然在创作，在活动，但已经失去了根基，难以形成气候。
以前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对白银时代的研究忽视了。其实，这一时代无论是从其思想的深度、涉猎的广度、水平的高度，还是从其对俄罗斯、对世界的影响力，尤其对维护人的尊严，维护艺术的尊严方面的价值取向……都是令人震撼的，是俄罗斯文化史上的光辉一页；对白银时代的研究使恢弘的俄罗斯文化和隐寓其中的俄罗斯精神之长河的波澜壮阔之势，上下承接。
白银时代的文学是暴风雨前的文学，是俄罗斯转型时期的文学，也是多元的文学。在这个时期，有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在活动，有各种流派的作家在创作，其内涵颇为丰富。这一时期的创作，有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蒲宁；有带有过渡性的作家安德列耶父；有老一代象征主义作家索洛维约夫、伊万诺夫等；有未来派作家卡缅斯基以及后来的马雅科夫斯基。这些作家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
在政论和哲学领域，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等都是白银时代这一特殊历史时代的哲学家，他们大都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哲学家，其最主要特征是将宗教和神秘主义与哲学结合起来。虽然他们的哲学观点可以商榷、讨论，但他们的精神值得称颂，特别是他们从另外的一个视角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可以令人反思、借鉴的学术成果，其中不乏闪现着思想之光的大作。
上述白银时代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们，各以自己的才能精心创造，在世纪之交，时代转换的关头，尽管他们常常流露出颓废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但仍然在毫不厌倦地探索着俄罗斯的新道路。他们之中不少人要么从西方现代派那里借来一股“西风”，要么将极端的宗教神秘主义、新康德主义、直觉主义、马赫主义等引进俄国，但他们的确使这些外来文化在俄国的土壤上繁衍生息了，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气候，并且以他们为主体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创作的时代。也正因为这一时代的银光闪闪，才使得俄罗斯20世纪的文化有了一个完整而又辉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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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流亡的哲学家
别尔嘉耶夫是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十月革命后不久被迫离开祖国流亡西方。在西方，他的知名度几乎是俄国有史以来的哲学家中最高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第一个在西方赢得了巨大名声的俄罗斯基督教哲学家，我的名声甚至超过了索洛维约夫。”在汉语哲学界，他也是俄国哲学家当中最幸运的，他的著作被翻译成汉语的最多，可以说，他也是“第一个在中国赢得了巨大名声的俄罗斯哲学家”。
别尔嘉耶夫所处的时代是俄罗斯剧烈变动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继承了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忧国忧民；追求真理、正义和自由；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忍受苦难；以禁欲来寻求精神的解脱。在社会日益动荡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人民，站在人民一边，反对沙皇的专制统治；他们如饥似渴地寻找拯救俄罗斯的革命理论，探索改造俄罗斯的途径。无疑，别尔嘉耶夫是他们中的一员，是他们中的思想代表之一。
同时，作为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代表，别尔嘉耶夫还有自身独特的素质和特点。他出身贵族，贵族的孤傲自大几乎是他的天性。他受到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更强烈地感受到俄罗斯的腐败和不自由。他从小喜爱抽象思维，具有极强的哲学才能，不为经验事实所局限，总是思索更具普遍性的深层问题。他反对俄国的专制政治统治，更反对俄国的专制精神统治。在青年时代，他追求的是政治解放与精神解放统一起来的革命。
别尔嘉耶夫所具有的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的共性和他自身的特性，决定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决定了他后来又离开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使他看到了改造俄罗斯罪恶现实的希望，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以及19世纪俄国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问题的轻视等等，都是别尔嘉耶夫所不能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别尔嘉耶夫没有放弃自己的基本观念，而是更加偏重关于精神自由、个人解放的研究。这样，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便越拉越大。
所以到后来，他长期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并于1922年被驱逐出境。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等待判决和流放期间，别尔嘉耶夫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和被捕、被流放的人们进行研究和争论问题，并且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思想。《俄罗斯思想》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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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拉兹里夫湖畔的割草工人
以前的小学课本里有一课文，说的是十月革命前夕，由于形势紧张，列宁被迫转移到地下，来到拉兹里夫湖畔，扮做割草工人。而这位割草的工人最后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国家。
列宁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列宁于1870年4月22日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父亲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活动家，哥哥亚历山大因参加谋刺沙皇而被处死。在家庭的影响下，1887年秋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然而，不久他就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遭到逮捕和流放。第二年，回到喀山后，他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1892年，他又开始筹建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还写下了第一本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这时的列宁已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了。
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创立了彼得堡工人解放协会。这年年底，他再次被捕入狱，14个月的狱中生活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的3年中，他开始使用“列宁”这个化名，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并与另一位革命者克鲁普斯卡娅结了婚。
1900年2月，列宁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结束，回到彼得堡后不久转赴西欧，在德国创办了第一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火星报》。1903年7月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形成了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是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及其思想体系的产生，标志着列宁主义的形成。
1905年11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后，列宁回到祖国直接领导革命，并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列宁又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在此期间，他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一系列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又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阐明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1917年3月，沙皇政府被推翻。听到沙皇垮台的消息以后，列宁立即返回俄国，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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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列宁主义的形成
19世纪70年代，俄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开始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80年代，普列汉诺夫开始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俄国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20世纪初，列宁完成了建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
1895年底，列宁被沙皇政府逮捕，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列宁流放期间，来自俄国各地的社会主义组织的9名代表，1898年在明斯克秘密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党纲党章。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列宁的坚持下，大会通过决议，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的纲领。这在当时的第二国际各政党中，是没有先例的。在大会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拥护列宁的一派占了多数，反对列宁的一派占了少数。这次大会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标志。从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派别，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从这一年起，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体系，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它的出现，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诞生。列宁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