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一生都在不断地和别人对话交流，和自己的学生、同事，和各种职业、性格的人，和不同国度、不同思想流派的人。他不仅和同时代的人交流，还在思想中和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交流。显然柏拉图笔下那个终日找别人谈话，探讨哲学问题的苏格拉底的形象影响了他。
他的哲学解释学因此非常强调对话交流，认为人们只有在自由开放的对话中才能获得真理。真理不是现成的，也不是由哪个权威掌握着，而是需要人们共同探索，在相互质疑、辩驳中慢慢发展起来的。伽达默尔本人也不断地和同时代的思想家进行争论，如解构主义的德里达、批判理论的代表哈贝马斯、客观主义解释学的代表赫施、贝蒂等等。正是在这种争论中，他不断完善和发展了哲学解释学。
当然伽达默尔追求的“真理”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理，而是人文科学的真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只有科学中才存在真理。实际上哲学本来的意思就是“爱智”，“爱智”是对智慧的追求，可不是什么科学。你对人生问题，如爱情、死亡、理想等等的看法并不是科学所能够证明的。但是不是对这些问题只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无所谓真理不真理呢？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当然能够发现真理，只要你愿意对话。
《真理与方法》中的“方法”指的是科学技术的方法。通过方法我们可以把握事物的变化规律，并且制造出各种人工产品。
在伽达默尔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被科学技术统治的时代。我们不仅用科学技术控制自然，而且对人也采取技术化的管理。这就造成了人的异化。
但科学技术并不能解决关于我们人生的根本问题。如人类用科学方法可以制造导弹、原子弹，但不能给人类制造和平。科学技术也可以为我们带给各种物质产品——电脑、手机、汽车等，可不能带给我们幸福。
所以关于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就不能通过科学方法找到答案，而只能通过人与人之间广泛的对话达成共识。
在当代的国际政治中我们不也在强调通过对话解决各种问题吗？不仅国际政治是如此，我们个人生活也是如此。伽达默尔启示我们，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别人进行对话交流，只有在与别人的对话交流中我们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扩大自己的眼野、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从而寻找到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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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科学的＝可错的
在牛顿以后200多年的时间里，“科学”成为了“真理”的代名词。绝大多数人都相信，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能告诉我们一些“真”的东西。科学家的活动，也就是一种能够获得真理的活动。
然而，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英国哲学家却扭转了人们的看法。他说，“科学”之所以是“科学”，不是因为这些知识是真的、对的，而恰恰在于它们可能会是错误的。一个有可能被否定的命题，才能称得上是“科学的命题”。这个人叫卡尔·波普。
波普生于1902年。在一战后狂暴的维也纳，他度过了他的童年。16岁时，他离开学校，到维也纳大学旁听讲座。在那段日子里，他学习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接触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注意到，对待自己的理论，爱因斯坦总是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而弗洛伊德却不是这样。
1922年，他被维也纳大学录取，并在6年之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20年代晚期，他开始与维也纳学派有所往来。但是最终他却成为了维也纳学派“公开的反对者”。因为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科学是真的，它可以被经验所证实；知识都应该像科学的知识那样确凿，语言都应该像科学的语言那样精确。
但是波普的看法却恰恰相反。因为在他看来，“我们一无所知——这是第一点。我们应该非常谦逊——这是第二点。在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不应声称知道——这是第三点。”
他特别不同意维也纳学派那帮人说，“科学的东西，就是可以由经验所检验并且能够得到证实的东西”。波普认为，科学的东西当然得接受经验的检验，但是即使有了经验事实来证明某一个命题，也不能说这个命题就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让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当你观察到一只天鹅是白的，就能够证明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吗？不能！但是，即使你观察到很多只白天鹅，你就能够证明了吗？也不能！因为谁知道你遇到的下一只天鹅是不是白的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我们举了很多的正面证据也不能“证实”这个命题，但我们只需要一个反面的例子（一只黑天鹅）就可以“证伪”这个命题！这就是波普的“证伪主义”思想！一个命题是科学的命题，不在于它能被证实（因为它根本没法被完全证实），而在于它能被证伪。
知道自己可能会是错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反倒是那些宣称自己“不可能出错”的东西，恰恰不是“科学”而只是些“神话”。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适用于社会。波普觉得，社会的发展也是不确定的，也是可能会出错的。而像法西斯那样的极权者才会认为自己掌握了社会发展的方向，然后耀武扬威地发号施令，肆意剥夺别人的生命和权利！
波普痛恨法西斯，因为纳粹逼迫他从1937年就离开家园，一直在异乡漂泊。他叶落归根之处，并不是维也纳，而是千里之外的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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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罗尔斯：正义的制度
2002年11月24日，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约翰·罗尔斯因病不幸逝世，享年81岁。在美国，有一种传言说，自二战以来，美国产生了3位最伟大的哲学家，其中有两位是毫无疑问的：一位是逻辑学家奎因，另一位则是这位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至于第三位，对不起，一直争论不休呢！
回头看罗尔斯的一生，似乎幸运女神一直很眷顾他——
在他年幼时曾生过一场大病，家里人不许罗尔斯的弟弟博比进入他的房间，可博比为了陪他玩，几次还是进去了。结果不久，两人都发了高烧躺在了床上。最初，医生误诊了孩子们的病情，直到过了很长时间才确诊他们患了白喉。但这一切对博比来说太迟了。博比的死，深深震撼了约翰·罗尔斯的心灵。他的母亲就觉得，正是这件事，成为后来罗尔斯口吃的一个原因。
1943年，罗尔斯参加了“二战”。他被派往太平洋战场，当了一名通信侦察兵。有一次，当他们侦察组侦察敌军位置时，差点遭到日军伏击。只是因为敌人枪过早响了，才使他们幸免于难。战争快结束时，罗尔斯放弃了升任军官的机会，他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块当兵的料。
为了完成自己的巨著《正义论》，罗尔斯带着200页打印稿，来到了斯坦福大学的高级研究中心。在那里，他不断增加替换、进行修订。但是到了1970年的4月初，研究中心主任一早给他打来一个电话，告诉了他一个可怕的消息：夜里几颗燃烧弹在研究中心爆炸，主任最后说：“你的东西全完了！”
然而，幸运再次降临到罗尔斯头上，他的办公室偏偏在那次火灾中幸存了下来，只是承受了严重的水患。尽管珍贵的打印稿全都湿透了，但字迹还是可以辨别的。也许，上苍注定要让罗尔斯来奉献出这份思想的杰作吧！
在这本《正义论》中，罗尔斯开篇就说：“正义是社会的第一美德。”一个社会的制度要成为一种正义的制度，必须符合两个原则——
第一，这个社会在出发点上必须是自由而平等的。第二，即使我们在实际中没法做到完全平等，也必须保证这种不平等是那些弱势群体可以接受的。用罗尔斯的话来讲，就是“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1971年，《正义论》出版，很快就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人们常常把这本书与洛克的《政府论》、密尔的《论自由》联系起来，称作“自由民主传统的经典著作”。到今天，几乎任何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学者要讨论问题，都绕不开《正义论》。
其实，罗尔斯一辈子没写几本书，但几乎每本都可以看成当代哲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在《正义论》发表之后的22年时间里，罗尔斯一直在同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进行辩论，也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一些看法。终于在1993年，罗尔斯才发表了他的另一部重要的作品《政治自由主义》。
十年磨一剑，约翰·罗尔斯堪称学界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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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何为“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很时髦的词儿。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到处可以听到有人对“现代性”评头论足、侃侃而谈，也有人把它骂得一无是处、惨不忍睹。
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性”呢？这的确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照说，现代社会如果从工业革命算起，到今天也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可是对现代社会的品性，我们居然一直没有个合适而准确的说法。
其实，“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产生并不是同一天的事儿。“现代性”这个词在19世纪才出现。1863年底，法国文学评论家波德莱尔在《费加罗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的小标题就是“现代性”。他当时用这个词来描述“现代生活画家”追求飘忽动感的生活态度和艺术态度。
不过除了指这种现代艺术的特征以外，“现代性”还有好几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个是社会学意义的“现代性”。它指不同于古代的“现代”社会生活。时间上从17世纪开始，地点从欧洲起源。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就是“现代社会”，我们在这个社会中的衣食住行等等一切，都和古人不同，我们管这种文化背后的特征叫“现代性”。
第二个是哲学意义的“现代性”。哲学是关注生活、关注人的学问。所以，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说的就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思考方式、行动方式、价值取向等等。
比如说，我们现代人都希望“快”！什么都希望快一点、再快一点。火车希望能够一再提速、邮包希望有“特快专递”，信息希望一下子就能知道（短信、email）……
又比如说，我们都希望“进步”。我们都觉得“向前”总是件好事，已经没有人有闲工夫去“坐看云卷云舒”了。
再比如说，我们都认为应该有“平等”，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让我们再想像自己头上有一个“老爷”、“大人”、“皇帝”，肯定会感到别扭！所以，我们常常会说：“这是我的权利！”对！“权利”也是一个现代性的词汇。
我们都知道，自然科学在近代发生了一次革命。在近代科学的推动下，我们的社会、自然界，包括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对真理的看法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看法，就是具有“现代性”的看法。其中有两条很关键，那就是“普遍主义”和“经验主义”。
这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普遍主义”，就是说，只有可以被普遍推广的东西才是真的、好的东西。科学所告诉我们的那些规律、规则，都是可以普遍化的。一般说来，这些知识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适用。所以科学就是真的、好的东西。同样的道理，一种行为，如果每个人都可以那样做，它才是一个好的、可以采取的行为。如果你觉得可以做的事情，并不是我觉得可以做的，那么这种不可普遍化的行为就不是好的行为，至少它不能作为通行的法则。
所谓“经验主义”，就是说任何东西都要拿到经验中来检验，看看它在经验中有没有“用”，有没有“效果”。而科学、法律这些东西在现实中的效用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些东西就形成了我们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东西。
现代的思想，从笛卡尔、洛克的时代就开始了，但是对这些现代思想家的思想进行反思和分析，然后提出“现代性”的概念，却只是近百年来的事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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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现代之后
20世纪的70—80年代，虽然没有战争，但却是一个人类意识到生存危机的时代。核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化工产业造成的环境污染、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拼命掠夺……这些所带来的全球生态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人类生存问题！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到：“也许地球明天就会灭亡！”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焦虑呢？是什么让我们这么焦虑呢？人们找来找去，竟然发现，这一切的根源似乎都来自科学！科学技术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成自然和谐与秩序的丧失，造成了人性的扭曲，造成了人伦的毁灭。否定理性、否定科学成为弥漫在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一股潮流。
对科学的失望，对理性失望，也就是对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表示失望。曾几何时，西方的现代文化告诉我们，科学能够发现真理，理性能够指导我们生活得更好。但是现在呢？现在的事实是，科学给我们带来了危机，理性也没有为我们指出一条有希望的道路。
于是，哲学家们开始试图消解和否定整个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体系。它们发生在现代哲学之后，是对现代哲学和现代生活的背叛和抛弃。这种思潮就是哲学史上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一词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使用，本来是指一种抛弃普遍性、批判现代设计风格的建筑学思想。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其真正兴起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到70年代影响广泛，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才以法国为中心，开始在全世界流通了。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福柯、利奥塔等等。
法国人利奥塔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关于“真理”的梦想，觉得有一个叫“真理”的东西是存在的，而我们就是要去获得真理，并且我们可以在科学的方法中获得真理。
但是，利奥塔反问道，这是真的吗？世界上真的有“真理”吗？我们真的需要“真理”吗？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真理”对于我们人类，好像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君主，我们都在对他卑躬屈膝！另一位法国人福柯也说，真理成为了一种霸权，其他的东西都要向它看齐。
而一个叫罗蒂的美国人则说，我们总是信心百倍地要发现事物背后的“本质”，然后把这种发现当作“真理”的认识。可是，事物的背后真的就有一个“本质”吗？我们的心灵真的就具有反映本质、发现真理的能力吗？
在近现代思想家那里，这些都是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但是在后现代思想家这里，却成了一些很大的问题！然而，后现代哲学家们却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或许他们根本就给不出，也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想给。因为，即使给出了答案，谁又能保证它是“真的”呢？
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之后，我们需要新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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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樱花之国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樱树被尊为“圣树”、“神木”，日本一些神社每年都要举行名叫“安乐祭”的民俗活动，以祈求樱花神的保佑。日本诸岛蜿蜒几千公里，到处都有樱花的足迹，每年三四月间，灿烂的樱花簇拥怒放，形成一片樱的海洋。
其实在古代日本，樱花最主要的功能还不是供人观赏，而是为了农耕的占卜。古时候，日本人站在山上远眺开在山间的樱花，然后根据樱花的状况，来估计一年稻谷的收成。如果在樱花盛开的季节播种，就可以保证水稻的丰收；如果樱花瓣纷纷落下，就意味着收成不会太好。所以古代的日本农民对樱花一直都有一种又喜又忧的复杂心情。喜的是，樱花一旦开放，就是一片繁荣似锦；忧的是，转瞬之间，不知哪夜樱花就要凋零。
到了日本平安朝的中期，樱花才渐渐取代梅花，成为日本人最主要的观赏对象，而且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也渐渐升高，被日本人寄托了众多的精神内涵。
如果只看一株樱花，那么它并不起眼——它既没有牡丹的富贵，也没有玫瑰的热烈，色彩也只有素淡的红、白两色，显得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
但是樱花的魅力与其说来自单独的一株，不如说来自群体。每一株樱花都不繁荣，但是集中到一块，却是铺天盖地、锦簇堆积、欣欣向荣的。这种集合的力量，颇为日本人所欣赏。
有人说，一个日本人是一条虫，三个日本人就变成一条龙。这话不无道理。日本画家池田满寿夫也曾说，日本是一个多能工巧匠而缺少天才的民族。的确如此，但正是这样一批勤恳的工匠们，却有着强烈的团体精神，反映到政治上，就表现为民族的种群意识。在日本人的骨子里面，集体协作的精神，对等级秩序的遵守和服从，是非常明显的。日本人愿意在一个团体中各安其分、各尽其才，以追求最大的整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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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樱花与武士之道
在日本，有一句民间谚语说：“花要樱花，人要武士。”就是说，樱花是花中的第一，而武士则是诸种身份中的第一。在日本人看来，樱花与武士之间有着许多相同的气质。这些气质也体现了日本民族整个的思想意蕴、价值标准和审美内涵。
在古代，身配双刀、代表着杀戮的武士，常把自己和樱花相比。这似乎很难理解。其实，这除了阴柔、平和的樱花在强硬、暴烈的武士心理上起到了一种补偿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樱花的那种转瞬即逝的凄美，同武士对生活的理解有所关联。
武士的兴起和壮大，是在日本转变为封建贵族社会的时期。从11世纪初期开始，武士已成为一个阶层广为流行。在民间，到处可见腰别长刀，头挽发髻、身着真垂的武士浪人。而分散各地的武士也会聚集在一地，统一指挥，组成武士团。武士团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执行首领的命令。他们在战场上的武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
在强蕃林立、狼争虎斗的年代，生命对于武士来讲，是危机四伏、稍纵即逝的。武士随时都有可能为自己的主子献出生命，他们的生命如同脆弱的樱花，一阵狂风就可以抹煞殆尽。
但是对于这些武士而言，从短暂的樱花生命中，他们看到的却不是同命相怜的哀愁。因为武士有自己的“武士之道”。宽泛地讲，武士道是日本武士的道德规范和生活礼仪，它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武士所具有的精神——对自己主人的忠诚和牺牲。
樱花的迅速飘逝，说明了世间没有永恒。同样地，武士也觉得，自己的生命算不了什么，肉体消灭了，只不过是返回神国的一种方式。自己的生命就像一株小小的樱花而已，相对于自己主人的利益和整个集团的利益而言，谁会在意自己渺小的生命呢？
这样的感触固然有些悲壮，但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也给这个民族的狂热打开了后门。主人发出了命令，武士们就会拼命战斗。但是当他们在战斗的时候，可曾考虑过真正的是非曲直、正义与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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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佛渡东瀛
日本也是一个佛教大国，有着很悠久的佛教传统。不过说起来，日本的佛教其实来自于朝鲜。而朝鲜的佛教当然是来自于中国。中国的佛教，在许多方面都与印度本土的佛教思想不太一样，它注入了中国人的很多思维和理解。所以，整个东亚地区的佛教，有着比较接近的气质。对于日本人来说，佛教从中国而来，经过朝鲜，到达东瀛。
早在6世纪初，佛教就传入了日本民间社会中。而6世纪中叶，也就是562年，朝鲜半岛的一个国家——百济的国王派出使节，将金铜释迦佛像和其他的一些佛教用品赠给日本。这就是佛教传入日本的开始。后来，高句丽的僧人慧慈东渡日本，成为日本圣德太子的老师。此外，还有高句丽僧人慧灌赴日开创三论宗，新罗僧人审详赴日始传华严宗等等。
然而，在6世纪晚期，日本的上层集团出现了崇佛、反佛的两大派别。以苏我马子为首的崇佛派，以武力击垮了反佛派。这样一来，佛教才得以在日本公开合法地传播。
圣德太子摄政之后，以崇佛作为刷新政治的手段，积极支持佛教发展，先颁布弘扬佛教的诏书，后来通过法律，把佛教信仰从一种个人私事转化为一种国家公务。
我们知道，在唐朝，日本有很多“遣唐使”，在这批人中就有不少求法僧人。那时，中国的佛教各宗纷纷传到日本。
8世纪中叶，中国高僧鉴真历经艰难，东渡扶桑，创立日本律宗。日本朝廷对其十分重视，赐田地，建寺院。鉴真不仅在日本弘布戒律，还与弟子们主持设计、建造了庄严精美的唐招提寺，将中国唐朝的建筑技艺传至日本，赢得日本人民“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的极高评价。
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天台、真言两宗在日本最为流行。日僧最澄来大陆求学，得到了天台宗秘传。回到日本后，他在比睿山创日本天台宗，强调众生皆有佛性，人人可修心成佛，一时间有很多人追随。
而日本真言宗（又称密宗），是日本和尚空海到长安来求法时，由中国高僧惠果传授给他的。密宗主张僧人们应该一心向佛，认认真真，才可得道。
经过长期的发展，到13世纪后，日本佛教逐渐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形成了具有一定日本特色的佛教。佛教在日本也算是真正生根发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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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佛是神的一种
日本列岛上，一座座造型古朴、气氛肃穆的建筑，遍布于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每逢夜幕降临，一阵阵乌鸦的聒噪声随风而来，平添几分寂静和阴森。这里出没着亡者的灵魂，这里聚散着神灵的气息，这里寄托着生者的祈求。这就是日本的神社。它是日本特有的“神道教”用来祭神的地方。就像佛教的寺庙一样。
日本的神社多如牛毛，大大小小的神社大概有13万座，也就是说，平均不到1000个日本人就拥有一座神社。但是在日本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神社和寺庙不分，佛教和神道合一。在日本人看来，佛就是神，神就是佛，它们几乎是一回事。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去寺庙烧香和去神社参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神和佛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但是这并不是说，神道和佛教在日本的地位是一样的。
神道，又叫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最普遍、最久远的一种特有的信仰。它以老百姓在民间的信仰为根基，吸收了佛教和儒家、道家的思想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它在逐渐的系统化的过程中，构成了日本民族的一种基本的精神。
最初，神道还只是日本人自然形成的信仰。它只不过是人们对自然物和祖先的一些崇拜和祭祀，既没有什么经典教义，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宗教形式。现在我们称之为“古神道”。
古神道和东亚大陆的文化接触后，开始构造神道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世界具有三层结构：一层是“高天原”，是天神的居处；一层是苇原中津国，也就是日本；还有一层就是黄泉。
所以，日本就把自己居住的岛国想像成一个有众神守护的“神国”。在这个国度里，山川草木、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都由神所生，都由神保护。日本号称“天地神袛八百万”，无论什么事物都由相应的神在各司其职。
而在这庞大的神系中，以象征太阳的“天照大神”为中心，高居众神金字塔的顶尖，统治着整个宇宙和世界。所以，天照大神是日本民族的保护神，也是最高神，而日本人是神的子民。天皇就是天照大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于是，日本自古以来也就只有一个王朝，只有一家皇帝，天皇皇室可以千秋万代地统治国民。
所以，当佛教刚刚传到日本的时候，是被当作一种神——“蕃神”——来接受的。日本人把东传而来的佛教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变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东西。按照日本人最朴素的看法，释迦牟尼就是天道大神，无论是神还是佛，都是日本的保护神。由于这个原因，日本的寺庙和神社几乎一样的发达，两者常常同处一地。而日本人对天皇的绝对效忠，对自己民族的过分优越感，都可以在这种思想中发现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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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圣德太子：日本佛教的奠基者
在日本的奈良县，有一座著名的佛教古刹，它就是“法隆寺”。
现在的法隆寺，由东西两个寺院组成。西院（建于607年）有金堂和五重塔等建筑，大殿里面供奉着巧夺天工的佛像，精美雅致的绘画装饰着主殿屋檐。最特别的景物是“玉虫祭坛”，它最初是用上百万只闪光的甲虫翅膀镶嵌而成。不过遗憾的是，时间太久，它们的翅膀早已腐烂掉了。
法隆寺的东院是在西院建成100多年后修的，它以梦殿为中心。在这座高雅的八角形建筑中，有一座“隐身雕像”，和其他的神灵菩萨摆在一起，这是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年)的立像。这位在日本历史上颇受人爱戴的太子成功地统一了全国，使人民臣服于天皇的统治之下，并把佛教定为国教。在他的领导下，日本文化得到了很大发展。
因此在日本，圣德太子很受人爱戴，有许多的传说都和他有关。就拿法隆寺来说，后人之所以修建这座“梦殿”，就是为了纪念圣德太子与法隆寺的缘分。据说，建造法隆寺的缘起，是因为圣德太子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位天使出现在他面前。
关于另一座古刹——四大天王寺，也有类似的传说。相传，圣德太子曾发誓说“如果我能战胜物部氏，就造塔供奉四大天王”，后来他果然成功地消灭异族，于是就在诵佛之地建造了四大天王寺。
此外，还有人说他3岁就会诵佛经，说他是人间罕见的美男子，飘逸俊秀，肌肤如雪，并会发散香味。说他聪明绝顶，耳听八方，同时可以断10件复杂的疑案等等。
毫无疑问，圣德太子是一位饱学之士，尤其对于中国的经史更是精通。他笃敬佛教，兴建了很多寺院。除了有名的四大天王寺和法隆寺外，中宫寺、法兴寺、法轮寺、大安寺、广隆寺、阪田寺等等也都由他经手建造。为了建造这些寺院，他还从中国和朝鲜请了许多专家艺人来。对于日本的佛教文化来说，圣德太子可称得上是一位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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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太阳升起的地方”
日本，按日语发音为“NIPPON”或者“NIHON”。传说7世纪初，圣德太子在送往中国的国书上，称自己的国家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取其意并用汉字表达即写作“日本”。Japan或与此类似的欧洲语言，其由来有两说法。一种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人把日本读成“Jinpen kuo”，而葡萄牙人听成是“zi pan gn”或是“Ji pan gn”。另一种说法是中国南方地区的人将日本说成“Yat pun”，而荷兰人听作是“Japan”。由此演变发展，形成日本现在的英语正式国名为“Japan”。
圣德太子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君主。把自己的国家称作“太阳升起的地方”，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雄心壮志。而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圣德太子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建立了强大的隋朝的时候。圣德太子对这样的情况甚为感触，他接受了中国的尊王大一统思想，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他在603年制定了一种官僚体制，名叫“冠位十二阶”；在604年又制定了“十七条宪法”；607年派小野妹子赴隋建立邦交，努力引进东亚大陆的先进文化。
所谓“十七条宪法”，是日本最早的成文法。这部法典是用汉文写的，记述了官吏、贵族必须遵守的17条政治道德。就内容来说，这些法令深受佛教、儒教、法家思想的影响，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意识，成为建立律令国家的政治原则，对日本后来的法典编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谓“冠位十二阶”，是以冠（官员的帽子）的种类表明座次的制度。圣德太子将德、仁、礼、信、义、智各分大小，组成十二位阶，冠的颜色顺序为紫、青、赤、黄、白、黑，以颜色的浓淡区别大小。据说，这是日本在与隋朝交往中，为了表明同朝鲜三国的国际差别，分清席次而参考高句丽、百济的制度制定的。
在“十七条宪法”中，圣德太子要求“笃敬三宝”，也就是把“佛”、“法”、“僧”看作“三宝”，推崇佛教，把佛教定为国教。
此外，也是在圣德太子的统治时期内，造纸术被引入到了日本。610年，朝鲜和尚昙征渡海到日本，把造纸术献给日本摄政王圣德太子，圣德太子下令推广全国，后来日本人民就称他为“纸神”。
自佛教传入日本，到圣德太子去世，大约100年的时间，日本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飞鸟文化时期（当时建都于奈良盆地南部的一处叫“飞鸟”的地方）。圣德太子在这一时期对日本的社会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变革同后来的“明治维新”、二战后的重建一起，都成为导致日本迅速发展的几个主要环节。对于日本人来说，“让日本成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一直是他们的民族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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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南都六宗
自圣德太子之后，日本朝廷大力提倡佛教。天武天皇（673—686）曾下令全国普建佛堂，置佛像，藏经卷，进行拜佛仪式。圣武天皇（724—749）也下令诸国兴建寺庙。有时，连万乘之君的天皇，也亲临寺庙，跪伏于大佛之前，自称“三宝之奴”，其狂热程度可想而知。日本俨然变成了一个堂堂皇皇的佛教国家。
但是在飞鸟、奈良时代（593—794），朝廷之所以提倡佛教，目的也只是让佛教的灵光能够“镇护国家”。所以，政府任命官吏，掌握着整个佛教界，僧侣不但不能自由布道，而且具有类似于官僚的身份。这样一来，佛家弟子的行动就要受到世俗法律的严厉约束。不经政府认可，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家。
而在当时，主要的佛经和中国的宗派差不多都传到了日本。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三论、法相、俱舍、成实、律、华严等六大宗派，史称“奈良六宗”，但是由于后来朝廷迁都平安(今京都)，所以又被称为南都六宗。这些所谓的“宗派”，其实是因为研究了不同的佛法教义，才相互区分开来的。
比如说，主攻三论学、兼攻成实论的集团主要集中在大安寺、兴元寺。主攻法相学(唯识论)、兼攻俱舍论的集团主要集中在药师寺、法隆寺。华严学在东大寺，关于律论的研究则在东大寺、大安寺。可以说，日本南都六宗属于一个学派，而南都七大寺则是名副其实的佛教大学。
所以，所谓的“南都六宗”，其实只是学僧们在大寺院内进行研究的书斋学问，与现实生活中的信仰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它们之间也不是在信仰上的宗派之别。同一个寺院可以有几宗杂居，混合研究，也有一个人兼学几宗的情况。
于是，这就产生了看来有些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佛教虽在日本盛行，但是一般人却并不了解佛教的真谛。他们只把各种佛当作从外国来的神而顶礼膜拜，相信佛也能施予功德，帮助人排忧解难，因而与日本的神道信仰并不发生矛盾。至于说佛教高超的教理、艰深的哲学，老百姓是完全不知道的。因为这些东西还只是在僧人们的案头出现，并没有深入到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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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在日本说“禅”
禅宗传入日本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奈良时代。当时，一个名叫道璇的和尚，传入了中国的北禅宗。也就是以神秀为代表的主张渐悟的一派禅宗。后来，在嵯峨天皇弘仁年间（810—823年），唐朝和尚义空东渡日本，日本的檀林皇后修建了檀林寺供他们居住，大力倡导禅宗。这就是日本提倡禅宗的开始。
然而在当时，社会上皈依禅宗的人还很少，所以不久以后，义空回到了唐朝。直到十二、十三世纪之交的镰仓时代，日本和尚荣西将中国南禅的临济宗传入日本，弘扬其中的坐禅、顿悟原理，发展“兴禅护国”学说，才算是开创了日本禅宗。
禅宗之所以能在镰仓时代开始兴起，是因为它将佛教修行融入了具体的日常生活之中。搬运柴草是修行，挑水做饭同样是修行。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见性成佛，这些简便易行的方法，很快就赢得大众的接受。
而且，镰仓时代以及其后的南北朝室町时期，日本连年战乱，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混乱的时局中，其他教派由于空谈义理而大都衰败下去。人们也就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精神世界，而禅宗那种不假外求，以明心性的主张，正好符合当时人们的精神需要，所以才会流行于日本社会。
禅宗兴盛的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禅宗成为了武士们的宗教。日本镰仓时代有过这样一句谚语：“天台属于官家，真言属于公卿，禅宗属于武士，净土属于平民。”
在镰仓时代，武士是一个新兴的阶层。由于没有公家贵族的权势作背景，武士们想要往上爬，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奋斗。而禅宗提倡“自成佛道”的自我修炼方法，就正好激励了武士去自我拼搏。
武士们整天在刀尖上讨生活，随时都有可能面对死亡。对于武士而言，最为重要的念头，也是日日夜夜都必须考虑到的，就是“死”。而禅宗所主张的从顿悟之中解脱于生死的羁绊，也十分迎合武士的心情。
此外，武士由于其所处的地位，必须具备铁的意志和自我表现克制的能力，不能为物欲、爱欲等因素所左右，所以就得依靠刻苦严肃的生活来磨练自己。而禅僧清苦的生活方式对于武士建立刻苦、严格的生活秩序，从而磨练自己的武德，也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禅宗的无心之境，是直觉顿悟、超越分别思量的状态。日本武士高夫野义在《禅与剑术》中描绘了到达“剑我如一”境界时的剑道：“当此同一境性一旦到达之时，身为剑手的我，也就没有面对我并威胁要剌杀我的对手可见了，而他所具有的每一个念头，也就像我自己的动作和念头一样被我感到了，而我也就直觉地，甚或不知不觉地知道何时以及如何去刺他了。所有这一切，似乎均皆自然而然，毫不勉强。”
所以，武士对禅宗的修行方式十分重视，禅宗的高僧也往往得到将军和武士的尊敬与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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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大化改新
622年，圣德太子病故。
当时日本的一批本来就反对变革的保守贵族，强占山林池田，相互之间连年争战。老百姓们苦不堪言，逼得很多人成了山林盗贼。在这些保守势力中，苏我是夷、苏我入鹿父子作为外戚，独揽朝纲，擅权跋扈，不可一世，甚至妄夺皇室的土地和部民。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皇室和中央大贵族中的另一批年轻有为之士，密切结交从中国归来的留学生，决心消灭苏我父子，打算模仿法制完备的大唐帝国，革新政治，对日本社会进行根本改革。
经过精心策划，他们在645年发动政变，一举剪除保守贵族的核心集团，掌握了朝廷的大权。这些改革派们推举博览中国典籍的轻皇子继承皇位，称孝德天皇，年号大化；立中大兄为皇太子，摄领政务；以中臣镰足为内大臣，高向玄理、僧旻等为国博士，参与政要，从而组成以推进改革、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为己任的强大领导核心。
大化二年（646年）元旦，改革派颁布改新诏书，各项改革措施也陆续出台，史称“大化改新”。主要内容为：1．废除一切私地私民，将土地、部民收归国有，成为公地公民；2．实行“班田收授法”，由国家将天下公田颁给公民，六年一颁；3．统一租税，实行租、庸、调制度；4．废除世袭氏姓贵族统治制度，建立中央集权体制。
此后数十年间，改革大业不断向前发展。652年，大规模的班田工作基本完成。668年，中大兄继位，为天智天皇。672年，天武天皇继位，亲临朝政，万事独断，将天皇专制集权政治推至顶峰。日本政府十分注重将取得的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668年，中臣镰足奉命将大化以来天皇之诏令编纂成日本第一部正规法典《近江令》；681年，天武天皇下令编纂成《飞鸟净御原朝廷令》；701年，又制成《大宝律令》，凡律6卷，令11卷；718年修改增删《大宝律令》，制成《养老分律令》，律、令各10卷。至此，日本已成为封建法制较完备的国家。
大化改新使日本社会得到一次深刻而全面的改造。天皇政权终于成为了日本稳定的最高权力。日本社会由此迈入了封建文明的发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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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朱熹的日本门徒
儒学传入日本的时间其实是很早的。284年，有位朝鲜百济国的使者来到日本，就把儒家的思想带到了日本社会的上层。第二年，这位使者推荐另一个儒生——王仁——来到日本。王仁献上了《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并且成为日本皇太子的老师。6世纪初，日本天皇希望百济王能够定期地向日本派遣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的五经博士。
儒学进入日本后，一下子就被日本的统治集团接受了。而且在这个接受过程中，儒学日益与日本的本土文化融为了一体，成为日本人推行政策、培养人才、移风易俗的基本文化规范。圣德太子的政治改革，都以儒经为宗。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遣派留学人员，积极摄取大陆文化，使儒学成为贵族官僚的必修课。
在日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儒学，是宋朝朱熹的学说，即“朱子学”。在日本历史上，信奉推崇朱子学的学者就是日本的“朱子学派”。藤原惺窝（1561—1615年）就是日本朱子学的开山始祖。
藤原早年是个和尚，修习禅宗。后来受到别人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朝鲜朱子”李退溪的几个学生的影响，藤原惺窝逐渐地不再相信佛经上面讲的东西，而更加承认朱熹关于四书五经的一些说法。
虽然日本早就有儒学了，而且朱子的思想也传播了好一阵，但是让儒学从禅学中独立出来，从文字训诂中摆脱出来，并与日本神道相结合，这还是多亏了藤原惺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
藤原门徒众多，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名冠一时的朱子学家。德川家康统一天下后，打算用思想控制作为维持幕藩体制的重要手段。他聘请藤原惺窝讲解《贞观政要》，录用林罗山为将军侍讲，参与政要。后世的德川将军还建了孔子圣堂。各地的藩主也都大兴儒学，聘学者，刊儒籍，设藩校。
日本朱子学派之所以受到江户幕府的重视，其实是因为他的学说强调“大义”和“名分”。说白了，就是强调社会的秩序，要求人们恪守尊卑等级，“人有四等，曰士农工商，士以上劳心，农以下劳力；劳心者在上，劳力者在下，劳心者心广志大而虑远，农以下劳力而自保而已，颠倒则天下小者不平，大者乱矣”。
像这样的理论，当然与幕藩体制和严格的身份制度极为吻合。所以，在幕府强制推崇下，日本朱子儒学能够广泛地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中，成为幕府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这就不足为怪了。
附上德川时期日本儒家读物：
1.儿童读物：《大和小学》、《本朝三字经》、《和俗童子训》及《民家童蒙解》等。
2．妇女读物：《女论语》、《女大学》、《女中庸》、《女五常训》、《女仁义物语》、《本朝烈女传》等。
3．武士读物：有《武士训》、《武教小学》、《士道要论》等。
4．农工商读物：有《大和俗训》、《民家重量记》、《商人须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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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扶桑心学
中国儒学，不仅仅只有朱子学，还有阳明心学也传到了日本。虽然历史上没有心学传入时间的详细记载，但是在日本兴起阳明学派，是从17世纪的中江藤树开始的。
中江藤树本来是一个朱子学者，但他渐渐地对朱子学产生了怀疑。因为他这个人的学风就是不太重视记忆和背诵，而重视体察和内省。到了37岁的时候，中江拿到了王阳明的全部作品，读了后猛地省悟过来，于是“转了专业”——从信奉朱子学转而研习阳明学了。
在学问上，中江藤树接受了阳明关于“良知”的说法，并且用阳明心学把《大学》、《中庸》和《论语》贯穿了起来。在生活中，中江是一个孝子，所以他又非常推崇孝德，甚至把“孝”当作宇宙的本体。此外，中江还把他们本国的神道同这些儒家学说结合起来，形成了神儒合一的理论。而中江的后人，比如熊泽番山、渊岗山、佐藤一斋等人也都有这个特点。
所以，日本阳明学派虽然继承了中国的阳明思想，但有着日本人自己的思维特点。像这些日本学者，大都主张应该调和朱子学和阳明学之间的矛盾，把儒学和日本神道结合。而且在“知行合一”的问题上，他们把王阳明重实行的思想，同朱熹“格物穷理”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吸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态度。这一点也可以为我们解释日本的思想界为什么能够迅速地接纳西洋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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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徂徕学的“归纳法”
在那些写到日本传统学问的文章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徂徕学”这种说法。所谓“徂徕学”，其实是由日本哲学家荻生徂徕开创的儒家学派，它属于日本儒学中“古学派”的一支。
朱子学派成为日本官方所提倡的儒家哲学之后，有许多思想家都对它里面的学说进行批评。在反对派中，阳明学派是一家，而古学派则是另外一家。
古学派的开山之人是一个名叫山鹿素行的人。他小时候是学习朱子学的，但是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渐渐对朱子学变得不满意了。因为他觉得程朱理学讲究“持敬工夫”，这样容易埋没人才、窒息社会，很难对社会风气起到什么挽救的作用。而且，从儒家一代一代的传承历史来看，原始儒家的圣人之学，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山鹿素行就主张要回到周公、孔子的思想那里去。
在他看来，这种回归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日本古时候虽然没有哪一个叫“儒家”，但是古代的统治者用来治理国家的手段，却一直依靠的是儒家的内在精神。
后来，有一个叫伊藤仁斋的学者，也大力提倡这样的古学思想。他把《论语》排作世界第一，《孟子》排成世界第二。在他眼里，只有孔孟的书才值得一读再读，而且应该弄清楚其中原来的本义。至于像编在一起的“四书”，其实已经加入了很多朱子等宋朝儒家的思想，所以脱离了孔孟的本意。
伊藤仁斋的这些思想，荻生徂徕明白了以后，十分钦佩。而且，他还给伊藤仁斋寄书过去，以表示自己的敬慕之情。
但是在学问上，特别是在做研究的方法上，荻生徂徕和伊藤的思想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荻生有两部代表作——《辨道》和《辨名》。在这两部书里面，荻生搜集了许多古语的例子，然后通过归纳整理，弄清楚这一个字、一个词在古语中到底是什么意思。所谓“徂徕学”，最大的特点其实就在于他的这种方法，也就是说，通过归纳法来解释古语古词的本来含义。
像徂徕学这样的方法，在中国的清朝也有。当时的考据学家王念孙、王引之就是采用类似的方法，来判断在《论语》、《孟子》等先秦文献中字句的真实含义。其实，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这属于“训诂学”的一种方法。
“徂徕学”虽然和伊藤仁斋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在思想上他们都是反对朱子学派的。别看这些古学家叫“古学家”，其实他们的思想竟然也是日本启蒙思想的一条脉络。荻生徂徕区分了天道和人道，肯定了人们生而具有的欲望、情感。所以，在日本启蒙思潮的发展过程中，“徂徕学”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正是“徂徕学”的出现，从东方思想的内部，拉开了日本启蒙历史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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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兰学”入侵
日本是一个极为善于学习的民族。当他们看到中华文明比他们的优秀时，他们就学习中国的文化。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力量的入侵，他们又发现了西方文明的优越之处，于是又开始了一段学习西方知识的历史，直到今天也都还是这样。
在16世纪，日本就同西方文化开始了接触。那时候，跟他们打交道的主要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由于欧洲国家的人基本上都是从南方海上到达日本的，所以日本人一开始把欧洲人叫做“南蛮人”，把他们带来的枪炮等技术叫做“南蛮学”或者“蛮学”。这些“蛮学”主要是借助葡萄牙语来研究的。然而，还有另外一些西方的学问，基本上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主要是荷兰人传过来的，因而主要是通过荷兰语进行研究的。日本人就把这种学问称为“兰学”（把荷兰人所传授的西方医学称为“兰医”）。它是日本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人所知道的西方科学的总称。
在“蛮学”和“兰学”进入日本的过程中，基督教的思想也跟着登上了日本诸岛。但是这样一来，德川幕府的将军们就不高兴了。于是，他们开始禁止基督教的传播，后来慢慢地发展为禁止西方文化的传播。从1633到1639年，幕府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限制日本与外国的一切往来，只剩下长崎这一个地方与中国及荷兰维持着微弱的联系。但是兰学的传播，已经使日本人开始意识到汉学的不足之处，也开始认识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之处。
果不其然，到了1720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终于解除了“不准许输入荷兰书籍”的禁令。于是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又重新出现了“兰学热”。兰学主要在医学、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中发展起来，日本人通过荷兰语，也了解到了西方近代的地理、博物、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
1838年，著名兰学家绪方洪庵（1810—1863年）在大阪设塾“适斋”，传授兰学。24年间，有30000学者慕名登门就学。在他的门生及其后继者中，有很多人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如福泽谕言、桥本佐内、大村益次郎、吉田松阴、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
所以，对于日本人而言，“兰学”不仅仅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它还包含着许多近代的启蒙思想。一是对传统文化的鄙陋之处进行批判。二是讲究技术的实用，也就是经世的思想。三是兰学的大部分是近代科学，它所包含的实证精神必然给日本的思想界带来巨大的冲击。
难怪有人说，在日本启蒙思想史上，有两条明显的发展主线。一条主线是以“徂徕学”为开端的东方儒学的人道主义思想。而以“兰学”为开端的西方科学文化，则是它的另一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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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哲学”之父
在日本近代的启蒙哲学家中，西周（1829—1897年）是一个我们没法忽略的人物。因为正是在他的笔下，西方的philosophy终于获得了一个成熟的中文名字——“哲学”。
1862年，西周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把philosophy译做“西洋性理之学”。他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呢？因为他觉得philosophy这套学问所讲的东西，既包括了对于世界本源的讨论，又包括了对于人生的讨论，这跟中国宋代学者“性理之学”的提法有极为相似共通之处。所以他就在“性理之学”前面加上“西洋”二字，以指代从西方传过来的这种关于性理的学问。
西周是一个中西贯通的学者。他出身于士族家庭，小时候就饱读《四书》，22岁前接受儒学教育，25岁学习荷兰文和英文。1857年，西周进入幕府的翻译机构。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5年后，幕府派遣西周留学荷兰，使他更深切地体会到了西方的人文智慧，特别是当时流行在荷兰的法国人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英国密尔的功利主义。所以，当他一开始考虑philosophy这个词的译法时，很自然地就试图在他所接触到的东方文化传统中，特别是在儒家文化中找到它的对应物。
但是，philosophy这个词是从希腊文转译过来的，而那个希腊词的本意是“爱智慧”，把philosophy译作“西洋性理之学”，实质上是“意译”，而不是“直译”。所以，为了在字面上保持一致，西周后来又把它译作“希哲学”，其含义是“希求贤哲的学问”。此后，西周还借助过“音译”的办法，译作“斐卤苏比”。但是，经过多次的推敲、比较，最后他决定译为汉字“哲学”。当然，它在日文中不读作zhé xué，而是te tsu ga ku。
1874年，西周在《百一新论》中公开提出：“把论明天道、人道，兼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此外，“主观”、“客观”、“理性”、“悟性”、“现象”、“实在”、“归纳”、“演绎”等等这些用汉字所表达的哲学术语，也都是西周苦心精译的成果。对于用汉语来思考西方哲学问题的人来说，西周的这些贡献功不可没。
而且，在介绍、移植西方哲学时，西周涉及到了哲学学科的各个方面。他将哲学分为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美学、本体论和哲学史。虽然他没有创造哲学这门学问，但他却创造了“哲学”这个妙不可言的智慧之词，真可谓是“哲学”之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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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人生有三宝
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理论不可能跳跃出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
西周，作为日本的近代思想家，同样也是在整个西方学术入侵，传统理念崩溃的背景下进行他的思想创造的。所以，他所提出的“人世三宝说”，充满了近代的功利主义思想，这一点也不奇怪。
所谓“人世三宝”，就是说人这一辈子，有三样东西是最宝贵的，第一是健康，第二是知识，第三是财富。获得了这三宝，人生就获得了最大的幸福。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生活态度，强调人生在世的拥有，强调此岸世界的快乐，强调趋利避害。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些都是挺“俗”的。
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处境中看，这种想法又是十分必然的。因为西周提出这些观点，本来就是要伸张人欲，批判封建的制度和道德标准，肯定每个人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他认为，儒家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只会把人逼到穷苦贫寒之中，实际上是最不道德的。
所以一个人要想成为“道德的人”，就得积极去争取自己的健康、知识和财富。但是这样还不够，“道德的人”还必须帮助别人获得幸福、知识和财富。阻碍自己获得三宝的东西——疾病、愚昧和贫困——叫做“三祸鬼”，而阻碍别人获得三宝的东西——凶贼、诈伪和盗窃——叫做“三恶魔”。人的道德责任就在于既要追逐三宝，又要消灭“三祸鬼”和“三恶魔”。
西周的“人世三宝说”还包含了自由平等的思想。因为人人都有权享有三宝，获得幸福。你的三宝和我的三宝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所拥有的和所追求的，不管内容是什么，除了那些不好的“三祸鬼”和“三恶魔”的行为以外，在价值上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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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启蒙者：福泽谕吉（上）
庆应义垫大学（通称庆应大学）是日本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现在它的主校区位于日本的三田。如果从1871年迁至三田现址算起，庆应大学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座古老而美丽的校园中，有一幢红砖建材搭配尖顶的西式建筑相当醒目。在它的正门入口处有一座铜人像，这便是被誉为“日本启蒙之父”的福泽谕吉。
作为一个启蒙者，福泽从来就不承认人居然还会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他眼里，人人都具有相同的自然权利，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而自由的。于是，作为一位思想者的福泽，在实际生活中，也没有嫌贫爱富、巴结政要的谄媚之骨。
1880年，谕吉47岁，正值壮年期，他以日本一介平民的身份，活跃于各界，指导日本迈向文明。但他却说：“我最厌恶变化莫测的政治！”
政府多次邀请谕吉出面当部长，都被他婉拒了，可是他的影响力却凌驾于每位大臣之上，是位一言九鼎的人物。
当时，三田的福泽公馆经常车水马龙、高朋满座。前来拜访的人里既有显赫的部长级官员，也有骑着骏马登门造访的大将军或是大公司的董事长，还有高挽袖子的平民。
而一向平民作风的谕吉，对他们都一视同仁。
有一次，仆人通告说：“外交部长光临了。”
谕吉回答道：“哦，是吗？请他稍等一下。”
外交部长并没有受到特别的礼遇，谕吉仍很亲切地和刚刚上门来拜托觅职的学生交谈着。
到了用餐时间，不论对方是部长或学生，他都一视同仁地把他们请到木造的餐厅去。就是对方是一掷千金的豪富，他也泰然自若地端出地瓜之类的粗茶淡饭待客，丝毫无窘迫之色，而接受招待的宾客深知谕吉的脾气，所以也都是吃得津津有味。
“独立自尊”，这就是谕吉秉持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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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启蒙者：福泽谕吉（下）
福泽谕吉常常提醒世人，求文明、求富强，不仅仅是一件有了物质的东西就足够了的事情。
他说：“英国拥有千艘军舰，因此如果日本也能和英国一样有上千艘军舰，那就能一跃而成居世界之首的海军国家，可能有不少人持有此种错误的想法。
事实上，英国拥有上千艘军舰的基础，是建立在拥有一万艘商船和十万名航海人员上，不但如此，英国还具备了学问、艺术、政治、实业以及一切发达的文明，而且各种人才能在自己岗位上充分发挥力量，才能够操纵这一千艘军舰。
如果日本人以为只要军备齐全就能成为强国，那就好像看到西洋人抽雪茄，也以为自己假使依样画葫芦，就能改头换面成为西洋人一样地愚蠢。目前日本应先发展商业，使文明蓬勃旺盛起来。”
所以，在福泽看来，“文明”更加意味着一种精神，一种向前向上、不知疲倦的独立精神和进取心。追求自己的理想，发挥自己的才干，德智双修，才是一个进步的人。
有一次，一位学生前来造访，谕吉开门见山地问道：“你家是做什么的？”
“我家是卖酒的。”
“那我问你，一升酒中米和水的比例是多少？”
“这我不太清楚……”学生讪讪地回答不出来。
“连自己家所经营的生意都不太清楚，像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怎能求学呢？你可以回去了！”
听到这番话，学生不但不认错反而抗议道：“老师！”
“什么事？”
“不错，我们家是经营酒生意的，但是我认为自己没有经商的才能，可能走求学这条道路将来较有出息，所以才入庆应义塾的。戏法人人会变，只是巧妙各有不同罢了，在自由平等的社会中，一个人有权朝自己的理想勇往迈进，我记得老师曾经如此训勉过我们。”
谕吉莞尔一笑，从此特别器重这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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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人送称呼“东洋卢梭”
法国的卢梭是启蒙运动中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主张一个政府应该是大家共同意愿的表达，国家的行为需要体现“公意”。而在东方，同样也有这么一位思想家，对卢梭的观点甚为信服，翻译了《社会契约论》（当时翻作《民约译解》），积极地传播着卢梭的民权思想。他就是明治时期最杰出的日本思想家之一，人送称号“东洋卢梭”的中江兆民。
中江兆民说，“自主”的“主”字，就是要在“王”的头上钉一颗钉子，从而把“王”的权威给压下去，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宰者，因为人们如果不依靠自己，就没有政治家是可以依靠的。
要靠自己，要焕发自己生命的力量！中江兆民不仅用自己的思想来表达这样的态度，也用自己的生命来实践这样的态度。
中江兆民的晚年不幸患了癌症，在医生宣告他的剩余时间只有一年半后，他并没有为此而恐慌忧伤。他以惊人的毅力，把自己深刻、丰富的思想写在书中。他这样做，只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理念告诉更多的后人——
“假使沿袭古人的思想，也就是如果在古人的田地里面播种收获，那就是剽窃。生在古人之后，就要在古人开拓的田地之外另行播种，另行收获。”
“赶快从根本上改革教育，努力培养活跃的人民而不是死板的学者。”
“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是由于疆土的大小，而是由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
做一个豪迈的、坚强的人，这是两个世纪之前一位患了癌症、被医生判定只有一年半生命期限的日本伟大哲学家中江兆民的毕生理想，他说：“大丈夫一旦诞生在这个地球上，就一定应该在这里留下一个巨大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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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秋水先生
1911年1月24日清晨，一个30多岁的读书人，在刽子手的监视下，昂首阔步地走上绞刑架。他，就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革命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和组织者之一——幸德秋水。
幸德秋水本名传次郎，秋水是他的号，日本四国高知县幡多郡中村町人，生于1871年。幸德秋水自幼聪明好学，幼年时就以才华出众闻名乡里。1887年9月，他到东京投在原自由党活动家林有造门下充书僮。12月自由民权运动进入最高潮，伊藤博文政府猝然采取镇压措施。刚满16岁的幸德秋水也遭到迫害。他回到家乡，受到亲友冷落和斥责。
1888年，幸德秋水到大阪，在亲友帮助下做了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中江兆民的学仆。中江兆民对他的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不仅指导他读中国的儒家著作，还教授他英语，送他入国民美学会深造。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他成了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幸德秋水对中江也是终身敬重，秋水这个号就是中江所赠，幸德延用终身。中江死后，幸德写了《兆民先生》，以血泪文字追慕中江，成为日本传记文学中的不朽之作。
甲午中日战争后，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登上日本历史舞台，幸德秋水也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历程。他发表《现今的政治与社会主义》等著作，宣传社会主义；并和人合作，第一次把《共产党宣言》译成日文；还和片山潜等积极为创建日本社会主义政党而努力。1910年5月，日本桂太郎内阁为扼杀日本的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虚构假案“大逆事件”，将幸德秋水等革命者逮捕并判以极刑。
幸德秋水在遇害前留下绝笔：
“区区成败且休论，千秋唯应意气存，如是而生如是死，罪人又觉布衣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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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日本哲学的原创
在日本京都的银阁寺旁，有一条非常普通的小路，两旁种满了樱树与枫树，中间有一条干净的小水沟。蓝绿浅波中，偶尔会出现几段碧绿的水草，幽幽流动，光景翩翩。这就是那条有名的“哲学之道”。
哲学之道约是1891 年修筑琵琶湖之时疏水道而成的。人们都说，这条路的得名，是因为京都大学的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常常在这里散步的缘故。一条道因为一个人而得名，好像只有康德在哥尼斯堡的那条路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吧！
西田几多郎的哲学，在日本哲学界被公认为“独创的哲学”，所以有人甚至说西田就是“日本近代哲学的宗师”。他的代表作，也是他的处女作《善的研究》的问世，标志着西田哲学思想的诞生和日本最初的“独创哲学”的形成。
西田的哲学，是把东方的佛教思想、阳明思想和西方的哲学思想结合起来的一种哲学。年轻时候的西田，饱受人生的艰辛。明治政府在政治上的保守、专制和反动，使他的精神非常苦恼。为了让心灵有所解脱和寄托，西田关心“参禅”，希望能够通过参禅，在精神上确认“真正的自我”。长达数十年的参禅体验与自我反省，对他的思想、他的人生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明治维新后，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在日本开始广泛传播，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尤其是詹姆士的纯粹经验说，带给西田很大的触动。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纯粹经验说”。
西田认为当我们去认识一件东西的时候，我们常常夹扎着某种思想，总愿意抱有某种期待，然后我们才说“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感受到了什么”。但是他想提出的是，其实这不是最原初的经验。真正的经验应该是，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就已经感受得到的东西。比如说，当我在看到一种颜色或听到一种声音的那个瞬息之间，我不仅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是它在作用于我”，还是“我在感觉着它”，而且也没有来得及判断“它是什么”，这个时候的经验，才是最纯粹的经验。
这种最纯粹的经验，是一种内心的体验。它发生在任何杂念入侵到我们的心灵里面之前。这和禅宗、阳明心学追求内心的安宁和精神的自由都是相通的。
期待心灵的平静、抹去尘世的烦忧，难怪西田需要一条宁静的小道来陪伴他的冥冥沉思呢！想起来，也只有在这样空灵优雅的环境里，最纯粹的东西才会从哲人的心灵深处涌现出来吧！
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曾创作过一首优美别致的和歌，描写的就是这位日本著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
在镰仓，
一条幽深的山谷里，
一个人正在沉思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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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京都学派
京都是一座古都。古都自有古都的韵味。在京都，有亘古的青翠和长流的清水，圣护院边上偶尔旁倚斜出的老梅，西田几多郎走出来的哲学小道树荫浓密，暗得让人怀古的寺门和静得听见几声木屐的深巷，总叫人忘掉时间却想起历史。京都总让人产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受;难怪当年王国维离开京都之后，还给老朋友内藤湖南写信说“每想东山山色，如在目前，况重以友朋之乐，讲论之益”。
如此优雅的去处，当然是一块做学问的风水宝地。
如今的京都大学，被人誉为“科学家的摇篮”。对于京都大学的人来说，特别使他们引以自豪的是，在1949—1987年的39年中，日本获诺贝尔奖的7名得主中京大就占4名：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福井谦一、利根川进。“京都学派”的名声在战后又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其实，所谓的“京都学派”，最早是由京都大学文学部著名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以及他的弟子田边元、三木清等人倡导发起的，原意是指他们对日本哲学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后来日本学术界把这一称呼用来指那些京都大学所塑造的“不问实际，只管求知”的一群爱智者。正是他们的这种“兴趣”和“执着”，才使京都大学能够作为一派，在世界诸多大学中立足。
田边元是一位与西田几多郎同时在京都大学执教的哲学家，他早期深受西田哲学的影响，因而和西田有许多相似的看法。他们不遗余力地根据自己对东方传统哲学的教养，来阐释西方的现代哲学。在当时京都大学的哲学讲坛上，思想者们抱着不同的倾向，围绕着历史与存在、社会与个人等问题，展开各自的独立思考和热烈的争论。
一时间，京都一地思想活跃，东西会通，这便形成了日本学术史上的“京都学派”。
随着历史的演进，京都大学逐步发展为有着诸多学科的综合大学，“京都学派”的内涵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哲学的思想论坛了，但是“京都学派”的精神依然体现着思想者的一份执著，依然为人所津津乐道。
人们曾这样形容京都学派：京都大学的学者教授们十分执着于理论研究，即使在常人看来芝麻一样的小事，京大教授仍会饶有兴趣，只要合乎学术道理的，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正是他们的兴趣和执着，才使京都大学形成了闻名遐迩的“京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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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三国时代话佛祖
朝鲜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当佛教传入朝鲜半岛的时候，朝鲜还处于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国鼎立的时代。其中，高句丽是最早接触到佛教的国家。
公元372年，中国前秦皇帝符坚派遣一个叫顺道的僧人出使高句丽，带去了一些佛像和经文。两年后，另一位僧人阿道也前往高句丽。高句丽的国王——小兽林王——就建造了肖门寺和伊弗兰寺，让顺道、阿道两位高僧住在寺中，广传佛法。20多年后，东晋朝的一个和尚，叫昙始，他带了佛经、律文几十部，前往高句丽去宣教。顺道、阿道和昙始，成为朝鲜半岛高句丽王国在佛教刚刚萌芽阶段的三位著名的传教僧。
而百济国，则是在枕流王元年(384)迎来了来自中国东晋的一位印度高僧，名叫摩罗难陀。第二年，百济在汉山州创建佛寺，有十多个老百姓跟随这位高僧，入了佛门。
至于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佛教的传播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在新罗，佛教是在公元5世纪上半叶，从高句丽的佛教徒那里传过来的。但是，当时新罗国以自己的民族神为唯一的最高神，它有着不可动摇的权威性，所以，一开始佛教是受到抵制的，并没有得到国家的承认。进入6世纪后，佛教才渐渐地在民间传播开来。
但是，有一些贵族老爷们却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其中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显赫地位是新罗的民族神赋予的。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感受到了佛教对于人的心灵的教化和震撼力量，也看到了佛教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和现实。所以，在贵族中，就出现了崇佛与排佛的争执。
在527年，也就是新罗国的法兴王14年，法兴王打算提倡佛教，有许多大臣不愿意，纷纷表示反对。但是另有一位叫异次顿的大臣，却坚决支持国王弘传佛教，而且他最终自请斩首，以定众议。在异次顿为了佛教而殉教后，法兴王终于在528年正式宣布佛教为新罗国的正式宗教。
到了6世纪，佛教就在朝鲜半岛广为流传开来。当时的三国封建政权都积极扶持佛教,也派了很多僧人到中国求法，其中有许多人还赴印度求法，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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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金刚山：朝鲜佛教的圣地
金刚山奇峰峻岭，连绵不绝，号称有山峰1万2千有余。山上石峰璀璨生辉，犹如金刚石闪闪发光，故称金刚山。
金刚山其实有多个名字。夏天，彩云朵朵，飘浮在绝岩陡壁上，而地上到处绿树芳草,野鸟鸣啭，人们宛如置身仙境，故名蓬莱山。秋天，漫山枫叶好似铺上艳丽的锦绣，夕照里湖亭相映，山水交辉，所以有人又把它称之为“枫岳山”。冬天，奇岩怪石，树枝桠杈，银光闪闪，形成一副美妙如画的景色，所以也被叫做“皆骨山”。
金刚山划分为外金刚、内金刚、海金刚三个地区，又细分为22个区。外金刚有万物相、集仙峰等山岳与无数瀑布和峡谷，景色雄伟壮丽，代表着男性美。内金刚则有万瀑洞等柔和秀丽的溪谷，代表着女性美。海金刚碧波荡漾的海景湖色别具一格，使人流连忘返。
金刚山这句话原来是佛教中的话。金刚是梵语的Vajra用汉字意译的。钻石也叫金刚石，金刚意味着菩萨的牢固而不朽，坚韧不变之心。
唐代的和尚澄观说，离东海不远处有一个叫金刚山的山。因为上下左右四方的山之间的流水和砂子中有金子，所以在远处看就像金山。
在朝鲜佛教中，人们认为金刚山是担武葛菩萨（有时翻译成法气菩萨）和他的一万两千个眷属一起停留的地方。正因为有这样的传说，金刚山就成为了朝鲜佛教的一块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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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带着茶香的佛经
公元4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在中朝两国华严宗、天台宗禅师的往来过程中，茶叶也被带到了朝鲜半岛。
公元12世纪时，朝鲜松应寺、宝林寺和宝庆伽寺等著名寺院都提倡饮用茶叶。不久，饮茶的风俗也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
中国茶叶虽早在汉代就已传入日本，但一直到了唐宋时期，由于僧人们的传播提倡，饮茶才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习俗。唐代时，日本的最澄禅师和空海禅师到中国留学，回国时将茶种和制茶工具带回日本，在寺院附近栽种，得到嵯峨天皇的称赞。在宋代，日本荣西禅师从中国引进了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了饮茶仪式，写了《吃茶养生记》。这是日本的第一部茶书。在元代，中国的“点茶法”和“斗茶”的习俗也由圣一禅师传到了日本。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也是整个东亚佛教的主要源流。佛教的传播，一直是一段伴着茶香的旅程。中国佛教不仅在茶叶的种植、饮用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茶叶向海外传播的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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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佛陀也得考试
佛教因为宣扬护国护王思想，君王们当然就更加喜欢这种宗教了。《十训要》就是高丽王朝始祖的施政纲领，里面就说：“我国家大业，必资请佛护卫之力。”
在这种背景下，高丽政府就开始设置僧侣的考试制度。一般称此为“僧科”。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选拔高级僧人指导传教和管理僧尼事务，成为“僧官”。其实，新罗时期已设立了僧官，高丽王朝就把它继承了下来，然后自己又有所发展。高丽王朝设立“左右街僧录司”统管所有的僧人，主管佛教的一切事务。
高丽王朝在宣宗时（1084—1094），“僧科”这种考试制度已经很完备了。其实，僧科是以进士的科举考试作为模拟对象的，每三年选一次，每次的考试内容都是佛教的经或论。
到高丽末年以至李朝时期，禅宗僧人的考试内容是《景德传灯录》及《禅门拈颂集》；而教宗僧人的考试范围就在《华严经》及《十地经论》里面。通过僧科考试，僧人可以得到不同的阶位。禅宗的法阶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的法阶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全国最高的僧官是“王师”和“国师”，相当于君王的顾问，常常直接参与政事，权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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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修禅定慧的曹溪宗
高丽王朝的僧科考试，实际上使得僧人们可以走上一条享有富贵和名利的僧官之路。但是，在有些僧人看来，这也正是令佛教沾染俗尘之气，日益腐坏的原因。
当时有一个叫知讷的和尚，在他25岁时，也就是1182年，于王都普济禅寺举办的“谈禅法会”（即僧科考试）上一举成名。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完全可以一路走下去，名利双收。但是知讷却选择了另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在普济禅寺的“谈禅法会”上，有一天，他与十多个一起学习的人相互约定：“法会结束以后，我们就不再谈论名利，要到山里面去隐居起来。在那里，我们可以结成一个社团，静下心来读佛经，开拓自己的佛性和智慧。至于说其他的事情，大家就自己看着办吧！总之呢，我们顺其自然，滋养自己的性情，如果这样可以让我们更洒脱一些，那岂不就会令我们更快乐吗？”
明昌元年（高丽明宗二十年，1190年），在老朋友的盛情相邀下，知讷由下柯山普门寺移至公山居祖寺居住。在那几年里，知讷习定均慧，日夜不怠。在居祖寺，他和其他禅侣们一起结社行道，共同创立了在朝鲜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定慧社”。在这个佛学派别中，知讷主张“自修佛心，自成佛道”，认为只有内心自悟，才是得到解脱的根本途径。
此后，知讷居住在江南松广山的吉祥寺。这样一来，整个“定慧社”的活动就移到吉祥寺这边来了。熙宗即位后，也就是1205年，下了一道圣旨，把吉祥寺改名为“曹溪山修禅社”。其中，“曹溪”之名，取自中国禅宗南宗创始人慧能传禅之地“曹溪山”。所以，现在我们又把知讷一派称作“曹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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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儒学出口朝鲜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大约在l世纪初，《诗经》、《春秋》等中国儒学典籍就已经传到朝鲜去了。
当时，朝鲜半岛开始进入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的三国时代。在三个国家里面，高句丽离中国最近，所以也是接触儒学最早的朝鲜国家。公元372年，高句丽的小兽林王设立“太学”。太学是高句丽的最高学府，其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所授内容是贯穿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经学、史学和文学等等。太学属于“官办学校”，而在民间，到处有一些私立学校。它们也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教材，把儒学的经典思想教授给那些平民子弟。
百济建国之初，儒学就传到了百济。到4世纪前后，百济的儒学教育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了。而且百济的教育状况和规模，都不比高句丽的差。甚至在儒学的历史上，百济的儒学有着更重要的地位——因为日本的儒学就是从百济传过去的。284年，百济使者阿歧直访问日本。第二年，在阿歧直的推荐下，王仁来到日本，献上了《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并且成为日本皇太子的老师。6世纪初，日本天皇还希望百济王能够定期地向日本遣派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的五经博士。
至于新罗，则与儒家思想更加密切。据说“新罗”这个国名，就与儒学有关：“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王罗四方之义。”到了6世纪，儒学在新罗盛极一时。在中国的唐高宗年间，新罗的真德女王还写了一首汉语诗献给唐高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给唐高宗拍拍马屁。唐高宗看了这首诗，当然很高兴了，奖赏了新罗很多优惠待遇。自此，新罗采用中国式的帝王年号纪年，模仿唐朝的科举制，不断派出留学生到唐朝来留学……这些都促进了新罗儒学的发展。其中出现了薛聪、崔致远等有名的儒家学者。
到了高丽王朝的时代，朝鲜地区对儒学的尊崇和前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仅大量输入儒学经典、遣派留学生、建学校、兴科举，而且还仿中国之风，建文庙、塑金像，尊孔子为百王之师，还大力奖励和表彰朝鲜名儒。1021年，高丽王朝追封薛聪和崔致远分别为“弘儒侯”和“文昌侯”，称誉在朝鲜首创私学“九斋学堂”的崔冲为“海东孔子”，从而刺激了私学的发展。
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宋朝使者徐兢说：“高丽虽然地方不大，但是人也算是很多的，在各行各业中，大家普遍认为学儒学、做儒生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国家，人们把不懂得儒家学说当作了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
十三、十四世纪之交，朱子理学传至朝鲜，受到高丽君王与达官显贵们的重视。在他们看来，朱熹真正地把圣人之学发扬光大了，同时又把“禅佛之学”挤到了一边，所以朱熹的功劳是很大的，就像孔老夫子一样大。其实，他们看中朱子学，也是为了自己的一些现实目的——他们纷纷将朱子理学的伦理观念拿过来，是为了证明自己统治这个国家是合理的。
再后来，朝鲜建立了李朝，专制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文化上，李朝抑佛扬儒，批判佛教，主张王道政治，积极提倡程朱理学。到了十五、十六世纪之交，又有权近、郑汝昌、李滉等朱子学大家出现。他们将程朱理学奉为天下第一。这就进一步巩固了李朝统治天下的精神支柱和官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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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存人欲”的朱子学
朝鲜高丽王朝的末年，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儒学学者，被尊称为“东方性理学宗祖”，他就是郑梦周。
郑梦周生活的年代，正是高丽王朝走向衰败的时期。为了振作社会风气，他提倡儒家学说，反对佛教。
他曾经说，儒学所讲的那些道理，其实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人人都有一定的欲求，人人都得吃饭喝水，这些生活中的道理是很平常，也是很自然的东西。即使像尧舜那种圣人之道，也无非是要求人们把生活中的这些事情做得好一些，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像佛教那些东西，却不是这个样子。佛教命令你不再理会亲人，禁止你有正常的生理需求，要你穿着草衣，吃着素食，自个儿打座，忘掉世界中一切东西。这哪里是日常生活告诉我们的道理呢？
儒学是一门积极入世的学问。也许，郑梦周所提倡的东西，就是想让人们在那个令人失望的年代里，还能够保存着一份关注生活、直面生活的态度吧！在真实的生活中间，我们才有可能发现那些“性理”生动活泼的源泉。
郑梦周是这么说的，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在生活中堪称一位刚毅的君子。他的忠义节烈，也是他被尊为东方理学宗祖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人对他的评论都是“道学”与“节义”并提。有人甚至说，在高丽朝的四位大儒（薛聪、崔致远、安珦、郑梦周）中，只有郑梦周是真正合格的。因为郑梦周不仅学问做得有儒家底蕴，而且他的为人也具有真正的儒家风范。
在高丽朝末年，李氏家族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有一天，一位和郑梦周交往多年的僧人劝郑梦周识时务、顺大势，归向李氏。既然人心已向李氏，自己又何必那么固执呢？对于郑梦周来说，他并非不知道高丽朝大势已去，但他却说：“我在高丽朝受人社稷之托，怎么能有二心呢！”
又有一次，李朝太宗试探他，看他是不是有改变立场的可能。结果郑梦周以歌明志，他写道：
此身死了死了，一百番更死了。
白骨为尘土，魂魄有也无。
向主一片丹心，宁有改理也欤！
郑梦周平日讲求程朱理学，把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放在第一位，在实践中也是以履行忠孝为人道之根本。这样一来，他才在关键时刻能够从容不迫。
这么倔强的知识分子，取代高丽王朝的李氏贵族对之当然不欣赏。终于，在1392年，李氏贵族派出刺客，在京城善竹桥刺杀了这位有着极高声望的儒学大师。
人虽然杀了，但是当李氏一登上宝座之后，他们又开始提倡郑梦周的忠烈和他的伦理学说。因为郑梦周的学说和人格，又变得有利于巩固李朝的政权。
郑梦周的这种性理之学和忠烈节义的传统，能够继续获得它的生命力，政治原因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能够一直得到朝鲜人民的敬仰和认同。朝鲜民族是一个十分顽强的民族，他们有自主独立的精神,这些气质都与他们的儒学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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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一场架，吵了一百年
在朝鲜的哲学史上，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大辩论。前前后后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几代哲学家都在这场辩论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朝鲜的“四七论辩”。
“四七论辩”是什么意思呢？“四”就是儒家所说的“四端”，也就是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性中好的东西；“七”就是儒家所说的“七情”，也就是一般的诸种情感，它们是世俗之人都具有的。
“四端”也好，“七情”也好，都是儒学中的基本概念。它们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人性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的善恶和人的本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关于这场大辩论，可以从一个名叫权近的朝鲜哲学家那里说起。
权近生活在14世纪，也是朱子学的大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入学图说》中，对四端和七情曾经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四端是人的本性的出发点，所以完全就是善的；但是七情呢，却是从人的心里流出来的，所以有的善、有的恶。”权近认为，人的四端来自于“理”（宇宙的本质、规律），而人的七情来自于“气”（构成世界的物质性的基本材料）。如果七情能够合乎人性的法则，那当然就是非常好的，符合人的道德本性的。但是情感表现出来后，如果并不合乎道德本性，那当然就是不好的。
权近的论述还只是个“引子”，真正掀起这场辩论的人，还得要数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李退溪（1501—1570年）。
李退溪根据《朱子语类》，认为“四端”是通过“理”派生出来的，而“七情”是由“气”派生出来的。但是这个观点却遭到了他的一个学生的质疑。这个学生名叫奇大升。于是，他们师徒二人就以书信的方式相互展开辩论。
奇大升对他的老师说，人的四端和人的七情，都是理和气共同作用的结构；理和气是不会分离的，所以“四端”和“七情”也没有那么绝对的区别，没有必要非得说什么属于“理”，什么属于“气”，它们都是人的各种性情罢了。
但是李退溪却不同意，他回信说：四端和七情虽然都要经过“理”和“气”的相互作用，但毕竟是两个东西，还是有所侧重的：像仁、义、礼、智这些东西，都是人的道德品性，它们体现了宇宙的正道，必然要以“理”为主，“气”为辅；而“七情”，是人的一般情感，尚且谈不上是否符合“天理”，所以当然可以以“气”为主，“理”为辅。
除了这师徒二人进行争论以外，还有许多儒家学者参与了这场大辩论。比如说有一个叫李珥（1536—1584年）的人，他比李退溪要小30多岁，就比较同意奇大升的观点。他不仅反对李退溪把“四端”和“七情”分开，而且反对他对“理”的偏爱。李珥说，“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气”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气”是物质性的东西，人所有的性情都是从“气”里面生出来的，其中甚至也包括了“四端”之类的道德品性。
后来，李珥的学生——宋时烈（1607—1689年）也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不过他基本上还是同意他的老师的见解。宋时烈固执地认为，朱熹的思想是不会错的，要是有错也是后人给弄错了。于是，宋时烈的思想非常迎合朝廷的口味，最终成了李朝后期的正统思想。这样一来，从16世纪到17世纪，朝鲜哲学史上的“四七论辩”才终于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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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实学”的勃兴
当我们知道“四七论辩”是怎么回事以后，肯定会觉得，这些朱子学的学者谈论的东西，似乎和实际生活不太相干。可以说，他们是在“空谈性理”。
脱离了生活的哲学，注定要被生活所抛弃。
其实，在17世纪的朝鲜，封建社会已经进入了它的衰落期。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的20—30年代，日本人的侵略、女真人的侵略，使得李朝元气大伤，封建的中央政权就没有以前厉害了。另一方面，朝鲜的商品经济、对外贸易发展越来越快，所以弄得封建的自然经济也越来越萎靡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朝鲜半岛上反对朱子学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实学”开始在思想开明的士大夫中兴起了。所谓“实学”，就是倡导自然科学技术，认为思想学术应该对社会起到积极的实际作用的一派儒家学说。实学家们希望能够通过认识朝鲜民族的历史传统，来改革当时的社会。实学家们强调事实经验，更强调实用价值。虽然他们也谈论一些比较抽象的哲学问题，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讲究实际的。他们想借“实学”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
在这群实学家里面，有许多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比如像柳馨远，他就能够通晓天文、地理、数学、音乐、医学、军事等西方学术。还有一个叫李翼的人，对儒学、天文、地理、历史、制度、风俗、文学等都有研究，而且他还了解西方自然科学和天主教方面的知识。
由于具有这些自然科学的背景，实学家基本上都是唯物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所以他们在“理”和“气”的关系上，当然就认为世界中的一切，都是从“气”里面来的，而“理”是事物的“道理”、“规律”，是在事物内部的东西。
实学家不仅认为自然是“实在的”，而且他们追求实干的态度也很鲜明。在他们所思考的那些问题中，也都和实际生活有关。比如说，他们极力建议改良工业和农业，主张大刀阔斧地对土地分配制度、税收制度、教育制度、人才选拔制度进行改革。
实事求是，讲究实效的哲学思想，在当时是一种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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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东学：正宗的朝鲜货
所谓“东学”，就是“东方的朝鲜之学”的意思。
东学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其实是一种宗教性的思想，是相对于西方的天主教思想而言的。朝鲜人又把它称为“东道教”、“天道教”。
东学的创始人叫崔济愚。当时，他对正在没落的朝鲜社会感到很不满意，所以立志要改造社会。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他结合朝鲜本身的思想情况，杂合儒释道，创立了属于朝鲜的一种宗教哲学。而崔济愚之所以要提出这么一种思想，其本意是要对抗西教（基督教），于是，他便自号“东学”。
崔济愚的东学思想，既像宗教又不太像宗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支配万物鬼神的是一种叫“至气”的东西,而不是像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中那样，有一个上帝或者真主。但是他又说，这种“至气”就是“天主”，每个人心里都有“天主”，所以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此外，他还把自己封为“教主”。
这样一来，东学就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成为一个组织了。这就是“东学党”。在崔济愚当教主的时候，虽然东学思想已经开始传播了，但东学党还不太明显。直到东学党的第二任教主，一个叫崔时亨的人出来替天行道时，东学党才开始盛行朝鲜。
崔时亨是朝鲜全罗道人，自号“纬大夫”。他从《老子》、佛经里面摘选出断章片句，自成一家，到处传授。渐渐地，跟随他的信徒一天比一天多。饥饿的老百姓们听了东学党的号召，都愿意揭竿相从，公然和朝廷作对。而在那个时候，朝鲜政治腐乱，财政困难，粮饷不发，军队当然也就没心思替王室作战。于是，在1894年，崔时亨率领东学党乘机起义，占领了全罗道，气势很盛。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东学党起义”。
至于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就很熟悉了——
朝鲜朝廷向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政府请求出兵平定叛乱。6月，清军1.5万人在牙山登陆。日本以清军赴朝为借口，7月派1万人在仁川登陆，占领汉城，策动政变，建立了一个亲日的政府。后来，日本又同该政府签订两个条约，规定朝鲜必须按日本的指示进行“改革”，给日本以特权。1894年7月25日，日本乘势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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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天竺之国的哲学传统
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历史文献——《吠陀》
吠陀，是梵文Veda的音译，是智识的意思。《翻译名义集》说：韦陀，又名吠陀，此云智识，由此生智。雅利安人称此为七戢所作，是天启的圣典。黎俱吠陀的完成，大约以西元前1200年为中心。此后的一两百年间，又有沙摩吠陀、夜柔吠陀的编集，最后又有阿达婆吠陀的出现。阿达婆吠陀，是在该地土著达罗毗荼人中间流传的降福、攘灾或咀咒仇敌的咒语，为雅利安人吸收采用到祭典中，而取得第四吠陀的地位，四吠陀的完成，大约是西元前800年间的事。
四吠陀的内容，如下所述：
(一) 黎俱吠陀。四吠陀中，黎俱吠陀是最原始的一种，这是雅利安人居住在五河地区的时候，诗人歌颂大自然的诗句，及招请诸神至祭祀场所的赞歌。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下来，最后编集而成的，这是世界最古老的诗篇，由1017首诗组成，计10580颂，分为10卷。这是在祭祀的时候，献给诸神的赞唱。
(二) 沙摩吠陀。这是苏摩祭时所用的赞歌，由1549颂所组成，分为两卷。其中多是预祝丰年的赞歌。
(三) 夜柔吠陀。这也是纯为祭祀用的赞歌，它的出世较晚，约是雅利安人离开五河，移居阎牟那河拘罗地方的作品，它是由韵文与散文混合而成的。
(四) 阿达婆吠陀。阿达婆吠陀与前三者不同，前者是公认的圣典，而此则全是个人招福攘灾、咀咒仇敌的咒法，古代印度称前三吠陀为“三明”，视为三位一体，阿达婆吠陀则是后来附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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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四种姓
四种姓的产生是和婆罗门教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婆罗门Brahmana，梵文的原意，是“神学的掌握者”，亦有净行、静志的意思。而婆罗门教，则是由五河时代的吠陀教演变而成的。雅利安人侵入五河地区，征服土著，当时就有了种姓的分别。不过当时只是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间的差别。原来种姓梵语“Varna”，它原来的字义是颜色或品质的意思。本来，雅利安的梵语Aryan，就含有神圣的或高贵的意思，因此，他们认为白肤色的雅利安人是品质高贵的人，而深肤色的达罗毗荼族和其他土著，都是品质低贱的种族；这就有了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的分别。换句话说，前者是白肤色的征服者雅利安人，后者是被征服的黑肤土著，即所谓的非雅利安人。后来因为祭祀的仪式愈来愈繁琐，非专业者不能胜任，于是有了专业司祭者的出现，而司祭者又演变成为世袭，这就形成了婆罗门阶级；另一方面，雅利安人不断地发动战争，于是有了专业战士的一个阶层，即所谓的刹帝利阶级；而从事农工商业的人民，被称为吠舍族，原来被征服的土著，就成了首陀族。首陀罗种姓中，也有农人、牧人，但大部分是仆役及奴隶。各种姓的职业都是世袭的，种姓之间不许通婚，尤其禁止首陀罗和其他种姓通婚。如果首陀罗男子和其他种姓女子生下了混血种，在法律上订有一种特别名称，称为旃陀罗，又称为不可触者——即不可接触之人。这种人一生只能从事最微贱的职业，如屠夫、刽子手、扛死尸者等。印度现在有七千万“不可触者种姓”的人，他们常游行请愿以争取自己的权利。
四姓阶级渐次形成，界限愈来愈森严。婆罗门阶级高高在上，专司祭祀，有解释经典的权利。刹帝利阶级主管军国大事，和婆罗门同为统治阶级。吠舍族是一般人民，受上两种姓的统治及压迫。而首陀罗族的地位愈来愈低下，成为贱民、奴隶，受上三种姓的奴役。并且，上三种姓是“再生族”，都是婆罗门教的信徒，首陀罗是“一生族”，没有信奉宗教的权利，死后没有来生。婆罗门教形成之后，四吠陀成为天启的圣典。建立了所谓“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的三纲领。婆罗门高高在上的地位更为巩固。这以后，印度文化进入梵书时代。梵书时代大约是公元前八至七百年间。如果把四吠陀视同佛教的经，梵书就是根据经所造的论。详细一点说，四吠陀本典，全是祭祀时的圣歌，而梵书是在适用上——即祭祀上加以明白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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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正统派与非正统派
印度宗教与哲学中，所谓正统派一般指属于婆罗门教系统的哲学流派，所谓非正统派一般指非婆罗门教系统的哲学流派。或者，也把是否承认婆罗门圣典吠陀具有最高权威作为区分的标准，承认的是正统派，不承认的则是非正统派。
具体来讲，正统派指“六派哲学”，即婆罗门教系统中的数论、瑜伽派、胜论派、正理派、弥曼差派、吠檀多派，常称为“正统六派”。非正统指佛教、蓍那教、顺世论，常称为“异流三派”。另外，印度哲学中的文法哲学派由于理论的某些成分接近婆罗门教的正统思想，因此也可以称为正统派，邪命外道（生活派）则由于产生于沙门思潮，不承认婆罗门教的思想权威，因而也可以称为非正统派。
印度之所以把婆罗门教系统的哲学流派称为正统派，而其他流派称为非正统派，是因为在印度历史上，婆罗门教不仅产生早，而且通常是在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教派。在印度的过去和现在，它影响的范围最大，拥有的信徒最多。而佛教、蓍那教等宗教流派，虽然也曾经在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多次成为印度历史上一些统治王朝的主要宗教信仰，但它们从未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在印度社会中的影响无论如何不能与婆罗门教（或印度教）相比。这样，婆罗门教（或印度教）自然就被看成是正统，而其他非婆罗门教的派别则被看作是“非正统”或“异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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