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老先生的重要启示，在于做读书笔记，又写读书感想和札记，似乎有普遍的参考价值，做读书笔记既可加深记忆，又可采撷精华；做读书感想或札记，就是思考和辩证了，既融汇了所得的知识，也磨砺了自己思想的锋刃。还有霍老先生背书的经验，我不知现在是否适应时尚，在我却以为受益无穷，博学多才是相对于学浅才疏，尤其是中国古典那些经典文本，我因自己的错失而至今抱憾。说到这里，还有年轻的学者型教授炜评可堪钦佩，一个年轻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竟然是在“文革”批判孔子的运动中接触《论语》，却兴趣十足地背诵起来；天生一种好记性，装了满脑袋“之乎者也”，成为一个古典文学教授，说事辩理，信口便是经典句子。炜评又善于思考，独立见解自成一家，本书收入的《“风流宝鉴”〈世说新语〉》和《〈论语〉的读解》两篇随笔，可见一斑。
在《我的读书故事》一书中，我饶有兴趣地读到几位堪称大腕作家青年或少年时期偷书的轶事，贾平凹、莫伸、孙见喜等都写出了当年的“不轨”行为。贾平凹和孙见喜的偷书经历有相同的背景，都是“文革”毁灭文学书籍的非常时期发生的事，差别仅在前者是在初级中学遭毁的图书室里偷，后者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偷。如果以偷而论，贾、孙不过是顺手牵羊，而真正有预谋更有冒险精神的偷书行为，却是眉清目秀堪称俊男的莫伸干出的。不必赘述他们大同小异的偷书过程，我却感知到他们三人共同的一点，便是对文学书籍的浓厚兴趣和强烈的阅读欲望，都是发自带有先天性的敏感文字的神经，因为这些行为都是在无人诱导的少年时期发生的。当新时期文艺复兴的潮声初起，莫伸的《窗口》和贾平凹的《满月儿》两篇小说发生重大反响的时候，文学界却纷纷发问这两人来自何方，竟有如此杰作爆响，及至后来获得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殊不知他们从少年时期——尽管属毁灭文学的“文革”——就已经嗜读如命接受艺术熏陶且练笔写作了。
读书可以重新激发起艺术创造面临枯竭时的清波。这是我从张虹的文章《〈沉船〉拯救我的灵感》得到的启示。她说在上世纪末，“正是我步入中年，出效率出成果的时候，可是，我却突然文思枯竭，失去了艺术灵感。”后来通过阅读泰戈尔的长篇小说《沉船》，竟然发生了始料不及的神奇效应，“灵感已像日出照耀黑暗那样突然来临。”阅读激发激活的创作灵感，在张虹而言，不仅是小说创作的再度恢复，更在于作品的质的裂变。尽管张虹把“失去灵感”造成的“文思枯竭”现象似乎说得有失夸张，在我理解却是一个作家创作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也是国内国外的大家都遭遇过的事，甚至不止一回，即阶段性出现的面临突破而尚未完成突破之前的困惑，以至不堪的痛苦，甚至常有人以为自己江郎才尽而陷入绝境。一当完成突破，便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别一番艺术创造的绝妙境界了。不同的作家实现创作突破的途径殊多不同，而阅读包括政治、历史、哲学和文学等书籍，似乎在不少作家的创作实践中都发生过如此神奇的效应。张虹的这篇短文又是一个生动的验证。
这部《我的读书故事》收入肖云儒先生六篇关于读书的短文，都是这位同代人从莘莘学子到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评论家，再到富于创造思维的文化学者历程中，几种对他发生过重要启迪的书籍，有最早出版的十卷本《鲁迅三十年集》，有幼年时期阅读的马卡连柯的《教育诗》，有青春时期引发强烈阅读兴趣的杰克·伦敦的几部长篇小说，而且在多年后的“关键时刻”，发生了“杰克·伦敦救我”的惊险经历。他读了俄罗斯被他奉为“很大很大又各有不同”的三个“大斯基”的著作，读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里的某个细节，他竟然“我哭了，灵魂大恸而涕泪横流”。这是他读高中二年级时的阅读经历。任谁都会想到，这种阅读对一个处于少年到青年交接处的人的灵魂的审美锻铸。
这里我想着重说几句肖云儒著《流连在美的历史长廊中》一文。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时，读到了李泽厚先生的专著《美的历程》，且先后通读过四遍，“进入了中华民族美学精神的深处”；且“把《美的历程》当作中国文化史和中国美学史的字典，随时查阅、翻读”，“一直延用了二十年。”我便想到，作为评论家和学者的肖云儒是怎样丰富自己的知识，怎样扩展自己的艺术视野的，有了今天的成就当属必然。他在这篇短文中谈到一个真切的又极富启示意义的感受，“随时用作者的创造性观点点燃自己的再创造思维，也随时用自己的思索去延伸、丰富他人的论述。”诚哉斯言。无论自然科学，无论文学艺术，那些卓有建树的人，无不都是先接收前人在某一领域所创造的成果，然后再进行自己新的开创性的创造活动，把自然科学推进到一个又一个新的尚未认知的境界，把文学和艺术推进到别一番新鲜而又陌生的“桃花源”，我以为都是借助巨人的肩膀，探索再抵达自己的创造天地。
据我所知，《我的读书故事》里收入的这些文章，都是由西安财经学院《西安财经报》约稿，在《我的读书故事》专栏发表的。我颇多感慨，一张大学学报开辟读书专栏，且持续五年，把西安地区的名家几乎一网揽入（此网非电脑彼网），既可见得良好用心，又能见得持之以恒的韧劲，才把这样一部好书呈现给读者，这是本书编者严琳成就的一件好事。
2011年4月25日二府庄
第47章 难得敏捷与坦诚——《朱雀门下》阅读随感
读着即将出版的《朱雀门下》书稿，眼前总是映现着本书著者曹军华的生动面孔，耳畔更伴有他的反应敏捷的快语。读他的文章，就像和他对面坐着听他说话。尽管和这位年轻朋友的接触称不得频繁，多是仨月乃至半年才有一次机遇，从见第一面的交谈，便留下快人快语的个性印象。后来的几次接触，这种印象愈加突出，往往是同座相聚者有心或随意涉及十分宽泛的诸种话题，曹军华常常能迅即作出回应，说出自己的看法。我自然想到，之所以能如此快语，在于思维敏捷，敏捷到一旦触及便能发出反应，连任何哪怕一瞬间的思一下或想一下的过程都没有。这种敏捷思维的基础，当属拥有十分宽泛的知识面，才可能对诸多话题作出反应，对一个完全不了解某项专业的人来说，就只能有聆听的份儿了。能够快语，足见快人，亦足为快人，这就是禀性或者说个性化的曹军华了。常见的现象是有人也知道某项话题，却不多说或根本不说，那就属别一种性情的人了。
我之所以先说曹军华快人快语的个性印象，是读他书稿里的文章引发的。他的文字的突出特点，也是快人快语。无论写人写景写生活世相，无论叙事，无论抒情，无论议论，都是快人快语，便凸显出别具一格简洁明快的语言风采。无论散文或随笔，一旦涉题，便直抒胸臆，把最真实的感觉、感动和感慨，准确而坦诚地表述出来，呈现着思维的敏锐和鲜活，时有令我颇为惊诧的可谓鞭辟入里的文字。不见忸怩，不见作态，更不见装深沉的假斯文。这样，我便有畅快淋漓的阅读直感，也就有如当面聆听快人快语的幻象了……真可谓文如其人。
《朱雀门下》集子里，曹军华写画家和书法家的文章占了很大篇幅，我甚为惊讶他结交了那么多书画界的朋友，有的是当今陕西书画界的泰斗式人物。像创立黄土画派的刘文西，当代山水画坛的领衔人物崔振宽，独俏一枝的书法家钟明善，等等。这些书画界的老先生，和曹军华有生命年轮上的很大差距，又都别具个性，然而都乐于和这个年轻人相交，且视为忘年交，实属难得。在诸多因素中，曹军华对这些堪称书画界大家的深层理解当属最重要的一点，对他们艺术追求和艺术创造的深层理解，才可能打破一般的仰慕和敬重，进而达到心通神交的无碍状态，年龄差别就淡释了。我看到他对崔振宽艺术创造的理解，颇为惊讶：“画画到一定阶段，就是画思想、画修养、画境界。关于这一点，在崔振宽先生身上又一次得到了极好的证明。”对于一个成就卓著的山水画家通过艺术追求和艺术突破而抵达完美境界的理解，突出思想这个关键因素，不敢说唯一，起码属于非同寻常的一种深层的理解。我想老崔能得到这种理解，不仅欣然，也许会慨叹“知我者小曹也！”我却又想到，能对这些大艺术家形成深层理解的曹军华，也需具备一个基础，便是思想；只有独立思想而不人云亦云的人，才能发生对艺术大家深层的也必然是独到的理解。
曹军华笔触所涉及的书画界人物，竟有几十位之多，不仅有上述的多位书法和绘画大家，也展示出更多的已成气候独成一家的书家和画家的艺术创造景观，更有对刚刚露出不俗头角的年轻画家的倾情关注。《心中丘壑现笔端》一文中所述写的结识青年画家刘瑜的过程，读来令人感动。他是先见画而后来才结识画家刘瑜的。他被署名为刘瑜的《秦岭锦秀》的山水画“吸引和震撼”，这幅八尺山水画展现的“秦岭巍峨风姿的不凡构图，和那雄健而苍润的笔墨”，在他看来是“展现秦岭风韵与魂魄的为数不多的画作中”，“当立其中”的一幅杰作。这幅杰作留在心中，仍不甘心，便多方打听画家刘瑜，见面却是颇富传奇色彩的不期而遇。曹军华十分简练的一小段文字，把个儒雅的年轻画家刘瑜的形象勾描得颇为传神。他们一谈便成知己。我更感动他的这种自然到类近本能的倾情艺术的一份痴情，纯属艺术，在物欲膨胀、利欲熏熏的书画市场，能有如此纯粹的艺术情结，令我感佩，也当属曹军华之所以能和书坛、画坛大家新秀结识相交的主脉，且不说人缘人格魅力。
《朱雀门下》集子里收入一组散文，作者命题为《山水风光闲情篇》。观赏山光水色的自然气象，感受北方南国大漠奇峰里的截然不同的气韵，是人之常情。然而，不同心性的人所发生的感受，尤其是独特的感受，就有了很大的质地的差异。军华喜奇石，和雷龙璋结伙在太白山的小河中采集奇石，写得轻松爽气又情趣盎然，确也称得“闲情篇”。然而即如这种闲情逸致的文字里，作者仍然赞美雷龙璋的一种美好情怀，“闲情”便不闲了。再如《太湖等雨》，对江南的山光水色的感受，让阅读者的我有如身临其境，似乎也感知到太湖水气清风对内里的润湿了。等雨不及，作者余暇远眺灵山大佛，及至大雨倾盆，绘声绘色地状叙太湖雨景的时候，苏东坡写西湖雨景的绝句顿时泛上心来，确也称得一笔闲情逸致的文字。然而，更多的收入此集中的文章，赏山阅水尤其是追寻古人先贤足迹的过程中，常常会发出颇为尖锐的诘问，还有绝非“闲情”的思考。读到《闪亮不应黯淡——长沙谒曾侯墓》时，我感觉不到“闲情”，反而颇多沉重。作者写到曾国藩一个细节，“当他的总督座船在长江上被弹丸小国日本的小火轮一溜烟甩在身后的时候，他竟在一声沉重的哀叹后气得昏厥过去。”这是堪为经典的一个细节。它不是作家的想象和创作，而是发生在曾国藩身上的真实事件，一个承担着国家重大使命的曾国藩的心理气质，便突兀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这个人生前的“家书”正在读者中广泛传播，影响着许多当代人。然而死后的落寞和孤寂，引发的是曹军华沉重的慨然之情。我由此而理解了曹军华的内里世界，其波澜不仅不是“闲情”，而是一种承载的激情了。
曹军华确也有“闲情”，多体现在他的广泛的兴趣上，譬如对各个朝代瓦当的爱好和收藏，沉浸在一种别样的历史文化的情趣之中。尽管我是外行，却也能感知痴迷者的曹军华的丰富的内里世界的另一脉了。
2011年6月30日二府庄
第48章 马蹄溅落的诗行——《孙蔚如将军诗词与书法》阅读笔记
灞桥乡党陈瑞华编著完成《孙蔚如将军诗词与书法》集书稿，约我作序。我颇多踌躇。自知古典文学在我是一个大的缺欠，向来不敢说长论短；书法亦未入门，虽然也常写毛笔字，不过是用毛笔写的字罢了，称不得书法。这样，要论说我敬重又敬仰的孙蔚如将军的诗词和书法，便有心虚气短的本能性反应。然而，我又不忍心推辞，概出于一种隐隐的诱因——
七年前，徐剑铭等三位作家写成纪实文学《立马中条》书稿，约我作序，多是想到孙蔚如将军是我仰慕的灞桥前辈乡党。在《立马中条》书稿的阅读中，我强烈地感知到这位横刀立马中条山、给倭寇致命打击的大将军顶天立地的脊梁和凛然的风骨，曾经感动得忍不住把其中一个感天地泣鬼神的细节演绎成短篇小说，当作我对这位将军乡党迟到的礼赞。现在，有幸阅读将军的诗词，展示将军的内里精神世界，我将会感知这位儒将的襟怀。出于这样的期待，我不揣冒昧接手这部书稿，用心解读，领略这位令我钦敬、令我骄傲的将军乡党的精神情怀。
孙蔚如将军年轻时投身国民革命，便胸怀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可谓少年壮志；他毅然投笔从戎，起始的动因不是个人的前途，而是以个人的生命之躯报效国家，便奠定了一种忠诚和勇毅。1922年秋天，年方二十八岁的孙蔚如在三原疗养臂伤，住在一个颇为幽静的花园里，桂香馥郁，心中却仍然驰骋着疆场上的“青骢”。诗曰：“小园日暖桂花风，徐步优游清水东。但向此中寻乐趣，疆场不复试青骢。”字面上的“不复”，似可看作对和平的期愿，而非现实所可行，从写于同时期的《直捣黄龙迎二帝》一诗中，可以看到将军此时的抱负。这是孙蔚如赴北京疗伤途经河南安阳，拜谒岳飞庙时触景生情，咏出“若非十二金牌召，千古无人拜鄂王”的历史悲剧的慨叹。在近百年后的今天读来，我便感知到孙蔚如作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员的精神气象了，就是一个忠与奸的截然划界；面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命运，在错综复杂的历史大转折时期，他心头悬着作为耻辱象征的宋高宗召回岳飞的十二道金牌；有民族英雄岳飞垫在心底，孙蔚如的人生道路选择和个人品质，就铸成一种难得改易难得动摇的基础；他后来的辉煌历程，尽管多所挫折和危难，更显示着他的人生选择的坚定性，也显现着熠熠闪光的品德。
孙将军这种激烈壮怀的另一脉，恰是对处于军阀混战之中的民间疾苦的痛切关怀。孙蔚如所在的杨虎城部队改编为国民军后，于1925年春，他代表杨虎城到潼关参加一个军事会议，同时迎接国民军入陕，在遍地泥泞的雨中赶了六百多里路，沿途看多了乡村的凋敝景象和民不聊生的惨状，隐忍不住便发出心声，在五律《投鞭念佛陀》一诗中呼吁“应怜民疾苦”，足以见得跃马疆场的将军真切的柔肠。作者真诚的期愿溢于文字：“海内升平日，投鞭念佛陀”，很坦诚也很直白地表示，只要和平、安宁、国泰、民乐的社会实现了，自己可以扔掉象征着战争的马鞭，到古寺里去诵经念佛，而不计个人的任何得失，这是怎样一种光明磊落的襟怀。孙将军身在军中，却厌恶不义之战争，在于他看到军阀混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在七律《司马台前感怀》一诗中，发出“遍野哀鸿剧可伤”的哀叹；末尾两句“建国未成人遽死，凭谁继起系苍桑”，是说孙中山先生突然谢世，谁来承担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呢！可以见得孙将军忧国忧民的悲壮情怀，更可以见得他戎装跃马的使命了。
1926年，军阀刘镇华围攻西安达十个月之久，杨虎城和李虎臣坚守西安，所谓“二虎守长安”的艰苦卓绝的历史性一幕，永不磨灭地铸成西安人的历史性记忆。作为杨虎城将军的忠诚而又得力的干将的孙蔚如，负责西安古城东北城隅的守护，寸土不失。西安城里的军民遭遇着骇人听闻的灾难，孙将军有感而发的七律《坚守长安》一诗中，留下了西安军民艰难到超出忍受极限的生存困境的文字写照：“菜色载途怜饿莩（殍），马肝充食悯兵饥”。这两句高度概括的诗文里所隐伏着的惨不忍睹的景象，是不仅树叶树皮被揪被扒光了，包括马骡爱犬等牲畜也被杀了充饥，甚至连皮革制品也煮了吃了，战死饿死的军人民众多达数万，作为国民军立足的古城西安终于巍然屹立。诗句中一个“怜”字又一个“悯”字，足以见得这位坚挺在血火西安的将军的悲悯情怀。
在中条山的抗日战场，孙将军横刀立马，把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堵在潼关之外，不仅让企图进入关中的日本侵略者的美梦破灭，这方古老文明的土地免遭蹂躏，而且打得鬼子兵伤亡惨重，把以关中子弟为主体的西北军的威风张扬起来。孙将军在中条山留下了几首血战的诗篇，诗文里记录着当时的抗战局势，战争的惨烈，暗示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内战造成的恶果，更张扬着这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抗敌歌》当可看作孙将军立马中条时的誓词，其中“铁骑纵横气如山，不教胡马渡榆关”，显示着将军的凛然壮气；“佇看铙歌齐奏凯，风物如绘旭日暄”则展现着将军必胜的期盼和信心。将军于1939年作的《满江红·立马中条》一词，更是壮怀激烈，一句“怒眦裂”，可见将军的英武气派；怒视里的侵略者不过是“岛夷小丑”；信念里坚信着的是“挽狂澜，作个中流砥柱”，孙将军的不可轻蔑更不可战胜的民族英雄形象，跃然纸上。我读此词，便想到岳飞和他的《满江红·写怀》一词。这里引录于右任写的《越调·天净沙·为中条山抗战书赠孙蔚如将军》：“中条雪压云垂，黄河浪卷冰澌，血染将军战史。北方豪士，手擒多少胡儿！”一句“血染将军战史”，是对孙蔚如将军戎马生涯的客观而形象的概括；一句“手擒多少胡儿”，则把孙蔚如将军的民族英雄的气派彰显出来。
孙蔚如将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诗作，截然是一种欢欣而又鼓舞的美好情怀的表述，这是可以理解的。将军一生都在追求而且实践着国家和民族的光明和新生，当新中国成立以后，身为陕西省副省长的孙蔚如将军，诗句里洋溢着阳光的明媚，是真实心怀的抒发，诸如“和平世界从今始，马列精神万古传”。孙将军自幼追求光明和进步，倾情革命，当这种心愿实现的时候，激情便溢满诗文字句了。有一首写他到青海慰问人民解放军骑兵团的即兴之作：“应策腾空气似虹，攙枪扫尽仰雄风。和平建设从今起，万族欢歌庆大同。”孙将军的诗，真正体现着“言志”的本真。
咏读孙蔚如将军的诗词，可见艺术造诣之深，尤其突出的一点，旁征博引了许多历史人文的典故，足以见出将军古典文学修养之丰富厚实。说来惭愧，诗中所涉及的不少典故，在我完全陌生，不看注释就难以领会其深意。孙将军数量不算太多的诗词，多是戎马倥偬间内心情感的倾泄，可谓马蹄溅落的诗行，却依然对仗工整，采词造句深奥而又儒雅，显示着儒将的风采和风骨。
书稿里收录孙将军诗词手迹十九幅，更见得儒将独成一格的书法风韵，尽现挥洒自如不拘一格的雄风率性。我在品赏这些堪为笔走龙蛇潇洒自然的笔墨时，突然想到，将军的一笔一画不是为着当书法家而为之，完全是一种率性的书写，毛笔和毛笔里所蘸的墨汁，纯粹是为着情感抒发的需要而倾注到白纸上，倒让我看到了作为传统的书写工具独有的个性化魅力，而排除了为着书法的难得避免的匠气，更显现着真正的作为书写工具的毛笔字的神韵。这种韵，是孙将军个人独有的禀性铸就的。
2011年7月15日二府庄
第49章 期待交流
第一眼看到马安平先生翻译的我的散文英文稿，瞬间的惊讶之后，心头竟泛起一缕酸楚。看着那些连一个字母也读不出的英文文稿，我顿然意识到我是一个文盲了。出自自己笔下的文字，变成英文以后，自己连一个字都读不出来了。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读中学时学的是俄语，可以进行简单的俄语对话，几十年过去，已经几乎忘光了。英语热遍中国的多年里，我无机缘接触，纯粹是一个外语文盲了，缺失的遗憾也无法补救了。
马安平先生约我作自序，我当即应承。其实，我给一百多位作家朋友的小说散文作品写过序，却很少为自己的小说或散文集作序，也许出于一种偏颇心理，以为作家的体验都倾注在每一篇作品的字里行间了，尽可以让读者去品味，再没有文章之外啰嗦解释的必要了。这样，我出版过的不下七十种小说、散文选本，大约只写过四五次自序，多是套书规定非写自序不可的统一体例。唯一一次自己张罗写下的后记（仍不是序），是平生出版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乡村》编成时写下的。道理无须解释。第一次出版作品集的新鲜到情不自禁的兴奋。这回之所以欣然接受马安平先生要我作自序的事，概出于类近第一次出书时的心理感受，虽然《白鹿原》已有几种语言的翻译文本，都未作自序，而散文作品集以英语翻译出版（即将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在我却是第一次，想到英语读者读我的散文，便有一种兴奋和新鲜感。我总是对第一次发生的事产生新鲜和兴奋，尤其是写作中经历的第一次。
我看过马安平先生选编的我的散文集的汉字目录，二十篇散文，大致可归为三类，一是写风土人情的篇章，二是吟诵自然山水的文章，三是涉及文学创作的感受之作。这些散文选目，大致体现了我多年来散文写作的风貌，应该说是马安平先生很有眼光的挑选。
我写这个序文的时候，仍然是一种兴奋和欣慰的感受，概出于我几十年来依然继续着的对创作的理解，作家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诉诸文字，就是想与读者进行交流；喜欢阅读你的作品的读者越多，验证着作家体验的独特性，才能引发读者的心灵呼应。想到我的散文即将与英语读者实现交流，新鲜和兴奋的同时也伴随着忐忑，我在散文中叙述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受，能在多大的读者层面上引发心灵呼应，确凿是既令人期待更令人不安的事。无论如何，我拭目以待。
约略记得是两三年前，我和马安平先生与西安工业大学校长刘江南教授相聚聊天时，刘江南校长提议马安平先生翻译我的散文英语文本，在我感觉偶然，在刘江南校长当属“蓄谋已久”。所幸马安平先生对此提议很感兴趣，当即应承愿做此事，我很感动。当这本英语散文文本即将面世的时候，我对马安平先生翻译的辛劳诚表慰问，为他的认真表示钦敬，为刘江南先生的美意的实现表示谢忱。
（《陈忠实散文选译》自序）
2011年10月27日二府庄
第50章 略说党宪宗
欣闻党宪宗的新作《沉重的回报》召开研讨会，谨表真诚的祝贺。
我读《沉重的回报》，每读一篇，精神和心理便经历一次沉重到不堪的折磨。我真切地感知到“沉重”这个词汇的无以估量的重压，以至压迫得我不敢再接着读下一篇，却又忍不住掐不断阅读的欲望。一部作品能对我这个老读者产生这样奇异到少有的阅读感受，足见其惊世骇俗的功力。这功力不单是文字，更多的是倾注其中的党宪宗的凛然的道德审视。关于《沉重的母爱》和《沉重的回报》的阅读感受，我已在和李康美先生合写的序言里作过表述，不再赘写，倒是想对作家党宪宗多说几句。
我和党宪宗认识甚早，来往却稀少。印象里是一位创作古典诗词的高手，不料在年过六旬之后，一改斟字酌句的老夫子形象，把笔尖对着生活世相里最不堪的一面，进行持久连续的审视和灵魂的净化的写作，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在我平庸的意念里，六十岁是一个老年的年龄标志，孔老先生说“六十耳顺”多为国人接受。党宪宗却恰在六十过后，面对道德和良知沦丧的某些生活世相，不仅难以“耳顺”，而且仗义执言起来，其痛楚到不无义愤的怒火，尽现在文字之中。这种情感，当属一种二度青春现象，是党宪宗这个个体生命独有的。我向党宪宗致以敬意，为他的创作成就，更为他的道德良知，还有他勃勃的生命活力。
2011年12月17日二府庄
第51章 四位才子，共舞心灵绿地
王锋拿来即将付梓的《坐卧终南》的样本，乍一看这个书名，脑子里当即映现出王维的影像来。王维隐居终南山中，吟诗作画，和终南山水已经融为一体，无论诗，无论画，都是进入生命体验的独得的艺术景观，也是自古至今独立不群的一种人生境界。这本集诗、文、书法、国画和治印艺术为一体的集子中的作家、诗人、书画家，正当青年和壮年的黄金年龄区段，都处于艺术创造的最活跃状态，无论他们的艺术个性和艺术追求有怎样不同的意趣，精神境界却趋向一致，便是或坐或卧于终南山水之中。在物欲催促而形成的浮躁到癫狂的种种世相的当今，这四位诗人画家却要坐卧终南，我便直接感知到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自然也就发生敬重的肃然。尽管他们没有像王维独居于终南山中的某个草舍，而能有坐卧终南的向往，便见出一种清纯洁净的心境，一片心灵绿地，已经难能而可贵了。我说肃然起敬的话，不是虚奉，而是真实感知。
在《坐卧终南》的四位入选者中，我最熟悉的一位是诗人兼书法家王锋。他的古体诗词创作，早已形成气候，文学圈内及至泛文化领域都已产生不俗的影响。他的古体诗词，即兴而成诵，所谓触景生情便吟诵成绝句或律诗，得意时常常会发到我的手机上，品读之后便对他说出我的阅读感受。且不赘述我的评价，更有高人王蒙先生对他诗作的高档定位。我颇感慨，能入得王蒙的阅读视野已很难得，而能获得王蒙的品评和赞赏，足见王锋诗词的品位了；王蒙和王锋多有即兴唱酬佳作，又见得年龄相差几近一倍的老王和小王的忘年之交，是以诗性交融而忘却了年龄差别的，这是最可珍贵的情谊。
我认识王锋很早，引起我关注的是他很富个性也独具见解的一些涉及陕西和全国的文学创作的话题，尤其是前几年在《华商报》主持过“一周文坛演义会馆”，持续一百期，蔚为一时之盛。他的并不太大的眼睛，却纵横当代中国文坛，几乎一览无余；又有一杆幽默而犀利的文笔，准确而又生动地展示得淋漓尽致。我曾经是他“文坛演义”的热心读者，不单获得许多文学信息，更想过一把他的极富智慧的文字瘾。我曾建议他把出过百期的“文坛演义”的奇文出一本书，不然就太可惜了。我也曾经多有惊诧，平时缺言少语的王锋，动笔成文便见出别一番风流。我曾赠他一首诗《王锋印象》：“在河之洲一少年，不逑淑女迷诗篇。踏遍北原南岭地，阅尽春花秋霜天。唇里纳言蕴默雷，笔底演义起狼烟。思逐风云年华好，独立独秀独扬帆。”这是我印象里的这位才气横溢的诗人王锋，在堪称独秀古体诗坛一枝奇葩的王锋面前，尽管有班门弄斧的忐忑，也顾不得了……平时几乎没有见过王锋的书法作品，这次看到，又是惊诧，从来不见张扬的书法，既见得功夫，又见出个性，亦有飘逸不羁的帅气率性在。
范伟自取一个范樵父的笔名，初看有古香古色的气韵，再看便感知到精神追求的取向和人生境界的自我定位。樵父大约是樵夫中年龄稍大的长者，无论樵夫或樵父，都是深山老林中以打柴为生的人，在范樵父来说肯定是在终南山里挥斧挑柴自得其乐的；既定位为樵父，便让我想到一种天然到本性的淡泊自守，看花开花落云聚云散。当王锋偕范樵父和我握手时，看着这位总是满脸笑容略显单薄的年轻人，我就想感知樵夫的独特气质，似乎不太明显，手掌上也没有樵夫的硬茧，而当打开画册领略他的一幅幅书法作品，我才意识到我的偏差，这个范樵父手中挥舞的不是樵夫的斧头，而是一杆重过斧头却挥洒自如的毛笔，创造出一派苍劲的书法艺术景观。看来他是渗透了散翁的萧散风骨，又感知于这个时代的雄博气象，我这个书法外行，不敢乱作评说，相信书界大家的评价，也只有欣赏的欣幸了。
集子中收录的范樵父的散文随笔，多属他的感性生活随记，给我突出的阅读感受，便是信手拈来，不事雕琢，看似没有着意用力，却尽现真实而又自如的生活情态和人的心理情态；清朗散淡的文脉气韵，呈现着樵夫面对青山流水的平和与达观。这是范樵父独有的散文意境，大约得益于樵夫的那种情怀。
看王松的山水画，我的直观感受是一种亲近和亲和，甚至产生一种进入且散漫其中的欲念。这应该是作为画家王松作品的受众的我少有的感受。作为一个画界之外的普通受众，往常里难得深究各路画家的师承渊源和个人独辟蹊径所抵达的艺术新境，更多关注的是阅读的直接感受，有喜欢的，有不大喜欢的，有令人震惊的，也有令人轻松开怀的，等等。然而，让我发生亲近亲和以想散漫其中领受那种雾山清流的欲念，却是王松笔下的山水。形成这种阅读情感，也许与我印象里的终南山、商山、丹江、金丝峡等有关，我几次进过秦岭，也有幸领略金丝峡谷的原生态景观，还有不无惊险的丹江漂流，当我在王松的画作里重温那些天然景象时，却是一种升华和幻化的感觉，只有达到一种美的艺境，才可能对受众发生如此的感受。再，画秦岭画商山画黄土高原画丹江的人不少，画作也各呈其艺术景象，而王松的画作能让受众的我发生进入的欲念，至关重要的一点，我猜想在于他是秦岭山中的子民，生于斯，长于斯，幼小的心灵在无意识的情状里接受着青山绿水的滋润（且不说陶冶），那种独有的情感、独有的体验，是区别于外来的写生者的，自然是得天独厚的；在他成为画家展示家门周边的山水时，那种独有的情感和体验，便洇入笔下的墨痕和色彩之中了，这是非技法所能实现的艺术潜质，才会让如我一类受众发生一种想进入其中的亲近亲和的感受。读王松的创作自述和程征先生的评说文章，都是专业化的独立见解，颇多启示，作为画外人的我，更不敢妄言了，只能说欣赏感受。
魏杰和我是一墙之隔的邻居，他在墙北的赫赫有名的西安美术学院，我借居墙南的一隅窝居，却没有互相穿墙走动的事。古人说隔行如隔山，此话早已不灵，在传媒几乎铺天盖地无处不染的当今，即使低调如魏杰先生者，在我早已闻得大名，他的治印艺术已在全国闻名，于治印世界更是成就沛然。然而就我的印象，治印在种种艺术门类中，确属冷门。人说写作是寂寞的事，但稍有成就，便声名鹊起；再有杰作出手，声名会传播于市民阶层。治印相对来说就难得相比了，普通民众对治印艺术的兴趣，远不及对一部一篇好小说的普遍。我的感动正在于此。我很难体会的是，一个人捏着几把细小的刻刀，守着大不过手掌小到小拇指指尖的各色治印的石头，奇思异想，刻制出一方又一方汉字的独特风景，这需要怎样的专注精神？这种刀下的艺术景观，很难在公众媒体上展示，他的艺术匠心也很难与民众实现共赏的交流，这需要怎样强大的心理坚守？魏杰已年届五十，依旧在各色石头上实现着创造着自己的艺术景观，在如我这样的业外人想来，似乎难以理解，却也能理解，便是个人兴趣，这是与生俱有的个体兴趣，如同作家对文字发生敏感引发写作兴趣，如同画家对色彩发生敏感引发绘画兴趣，魏杰对石头上的文字发生敏感而引发动手动刀的兴趣，便是自然的事。这样，当他掂起一块石料再动刻刀的时候，便是一种创造的强烈意趣，以及创造理想实现之后的无以表述的幸福感。不仅没有外行人推想的冷寂，而是被一次又一次在各色大小石料上的艺术创造的成功所陶醉，乐在其中是自自然然的事。但愿且相信，魏杰对印石的天然兴趣持久不减，在东方独有的治印艺术里开创出新的艺术景观。
四位都算得才气横溢的艺术家，虽然追求的艺术门类不同，精神操守和人格修养的境界却趋同一致，便是坐卧终南。有这样的精神和人格，可以相信他们在各自的艺术领域，不断攀升和开拓新的艺术境界，把自己的艺术天才发挥到极致，面对终南的坐姿或卧姿，当属最坚实最可靠的人生姿态。
2012年5月12日二府庄
第52章 慢说解读且释摹写
初看到这部小说散文集的编者所取的书名《陈忠实解读陕西人》，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大恰当，在于“陕西人”这个概念太过宽泛，不仅为我的写作能力所不及，而且也不大切合我已经发表过的作品的实际，我的作品尤其是小说，主要写的是关中人，这是顺理成章更是难得违拗的事。我是关中平原边沿白鹿原下灞河川道人，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脚踏的是关中平原的土地，吃的是这方土地生产的包谷和小麦，打交道的对象自然也是以这个村子、那个村子的关中人为主，对生活的体验也是由他们而发生，或短或长的小说里的各色人物，自然都带有关中平原人的色彩和质地。如果书名取为陈某人解读关中人，似乎更为恰当。
我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不恰到”的感觉，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对陕西版图上三大板块的差异性解释。以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为主体的陕北，历来以半农半畜和完全的畜牧业为乡民的生活形态；关中平原则是我们国家最早的农业开发区域之一；秦岭南边的汉水流域的汉中和安康，却更具南国水乡的风情和民俗了。这三大板块呈现着截然不同的地理风貌，更呈现着截然迥异的乡风民俗，突显着一方地域的人的群体性的气质特征。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人便被这一方水土养成了独有的气性风貌，且不细究文化和历史演变的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关中人相异于陕北人，也相异于汉水流域的人，我写的主要是关中乡村的各色人物，笼统说成陕西人，在我就难免发生不踏实亦不恰当的感觉了。
略作筹思，又有了为自己开脱的余地，有一些作品涉及陕北人和陕南人，并非纯一色的关中人，其中一部篇幅较大的中篇小说《四妹子》，其主角四妹子就是陕北人，我把她从陕北嫁到关中乡村的一家农户，就是要展示不同地域文化引发的心理冲突。另有短篇小说《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主要写的是作家柳青。柳青是陕北人，是中国当代卓有建树的作家，也是我崇拜的偶像。我写了他在“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个非常时期的两个生活细节，彰显的是作为人民艺术家的精神坚守和道德底线，与我的另一篇短篇小说《李十三推磨》中的堪称伟大的剧作家、关中渭南人李十三是相通的。他们高尚的精神追求和道德人格的坚守，无论面对的是极“左”造成的毁灭性灾难，抑或是封建皇权的威压，都突显出宁折而不弯的品格。这种品格不因地域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差异而改变，不仅是陕西人共有的品德，也是这个民族的精神脊梁。如此想来，我便接受了陈某“解读陕西人”这个书名。
这本集子中收编了三篇“三秦人物摹写”的短篇小说，是我意识里异常明确的要面对陕西人的写作。先说三秦这个地理概念，是战国时代雄踞关中的秦国某个国王，把关中平原分为西、中、东三块，封给他的三个儿子统领，便有了三秦。陕西人至今仍习惯把陕西省称作三秦大地，概念已不是秦国时代的区划了，而是指陕北、关中和陕南三大板块，三秦实际已经成为陕西的别称。再说有关“三秦人物摹写”这三篇短篇小说写作时的心态，却是完全不同于以往那些小说的写作。以往的小说，多是对生活的发现和体验而谋思成篇，尽管不无感动的激情，然而，面对笔下的男女人物，却很难发生像面对“三秦人物摹写”里的三个人物时的忐忑不安到惶恐的心态。
这三位是真实的陕西人，更堪称顶天立地铁骨铮铮的三个陕西人，一位是我的灞桥乡党孙蔚如将军，他助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后率领西北军立马中条山，打出了声威，堵死了倭寇西进的途径，让关中父老免遭日本鬼子的蹂躏。诸多的血战姑且不叙，单是八百关中子弟在被逼到黄河边的绝境时，纷纷从悬崖上跳入黄河，没有一人投降，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惨烈场景，闻之便有屏息闭气的压迫。我在获得这个真实的憾人心跳的细节直到写成《娃的心，娃的胆》，八百抗日壮士跳进黄河的画面一直萦绕于脑际，至今也未消弭。另两位都是文人，一位是陕北籍当代作家柳青，一位是关中籍古典剧作家李十三。且不说他们卓越的艺术创造成就，单是他们面对扭曲人格乃至生命危机时的精神坚守，却一样凛然，也让我发生忐忑不安、心跳加骤久久不能平静的震撼。柳青在“大跃进”年代被逼要放创作“卫星”的声浪里，咬紧牙关对抗着浮夸到疯狂的世风，竟然把自己的手指头抠得鲜血淋漓而浑然不觉得疼痛；李十三这位堪称伟大的剧作家穷困到自己推石磨磨麦子的状态，却被清朝皇帝以“莫须有”的罪名问罪，气的一口又一口鲜血喷吐出来……
面对这三位陕西人，在忐忑不安、心跳加骤久久不能平静的状态里的写作，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诚惶诚恐的仰视神圣的心态，我想到一个切合这种写作心态的词汇：摹写。摹写是一种在我少有的写作姿态，敬仰、崇拜，唯恐不及，更担心传达不出他们高蹈的精神境界和凛然独立的人格。稍感安慰的是，这几篇摹写我敬仰的陕西人的杰出代表的小说，见诸报刊后引起广泛反响，我不仅没有以往某篇作品得到好评的得意，却是那种忐忑不安到诚惶诚恐的心态得以平复，我的笔墨没有玷污他们精诚的鲜血。
仅就这三篇短篇小说的人物，不属“解读”，是摹写，是敬仰和崇拜情态下的摹写。
其余小说和散文，可以说“解读”。
（《陈忠实解读陕西人》自序）
2012年5月27日二府庄
第53章 不敢妄言经典
闲聊时常听到经典也说到经典这个词儿，阅读中更频繁地遇到过不知多少回，而当何锐先生要我写一篇对于经典的理解的短文时，却感到茫然，关于经典的较为准确的定义，竟说不出所以然来。然而对经典的阅读感觉，却是真实鲜活而且经久不变的，便是那种顶礼膜拜到高山仰止的独特的阅读感受。
仅就短篇小说而言，一些堪称经典的作品，一读便铸成永久性记忆，历久弥新，对我能发生如此影响的短篇小说，在我就视为经典作品了。我首先想到的是都德的《最后一课》，这是我在初级中学语文课本上读到的，距今五十多年过去了，想象哈默尔先生写在黑板上的“法兰西万岁”，以及他用手势向学生表示的“课上完了……去吧”的最后一句话，却在我的记忆里存留至今。且不赘述这篇小说的艺术，也不必在意法国和德国有关这个故事发生地的领土归属的争议，单就一篇很短的短篇小说而言，能对一个中国学生的我发生如此久远的记忆，确不多有。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文艺复兴发生，我在集中阅读一批短篇小说大家的作品时，又想到了这篇《最后一课》，找来读了，更多的是想看看这样少的文字，又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学教室，且是以一个比我还年幼的小学生（我读此文时是中学生）的视角和感受，却把一个国家沦亡的大悲剧呈现给世界……
还有一个《孔乙己》里的孔乙己，同样是在中学课本上得以见识这位潦倒的乡村旧知识分子的尊容的，同样是一见便不能忘，至今依然惊异鲁迅先生入木三分而又传神的笔墨，令我望尘莫及……前述上世纪70年代末，我集中阅读了契诃夫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意在以真正的文学涤除“极左”的文艺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在甚为专注的阅读中，常常忍俊不禁而发出一声“噢呀”的惊叫，或是笑出声来，一个个人物形象活脱脱呈现于眼前，竟然没有异国异族的隔膜……这就是经典，顶礼膜拜到高山仰止的情感便自然地发生了。
《日子》发表已有十多年了，其间被各种短篇小说收录过，也被评论家多有提及，在我自然是颇感欣慰的事。然而，何锐先生在他编辑的名为经典短篇小说选本中要收入《日子》，初闻此讯竟有点忐忑，拙作《日子》未必能算得上经典，但作为对经典的一种回应，我又有几分自信。几经思量，《日子》总还算得一篇优秀小说吧，不然不会有多种短篇小说选本都相中它。何锐热心至诚地选编《回应经典》这本短篇小说集，自有他的初衷和标准，《日子》有幸入选，我自然高兴，却依然自我定位为较为优秀之作，且不敢妄言经典。
2012年6月5日二府庄
第54章 横空出世非同凡响——我读《西榴城》
集中几天时间阅读了冷梦的长篇小说《西榴城》，形成“横空出世、非同凡响”的直接感受。这是少有的阅读感受，即使有个人偏爱可能产生的偏颇，然而却是真实发生的阅读直感，颇为强烈。
所谓横空出世，在于《西榴城》这部长篇小说所体现的思维形态，即关于业已成为过去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着的现实生活的思维，已不拘泥于生活演进的时序，甚至有意作了模糊化的回避。我猜想冷梦之所以如此，不是巧设迷幻，而是使自己的思维挣脱生活时序和生活真实的羁绊，进入一种既是高蹈又成俯瞰的自由状态。这样，呈现在我眼前的几位主要人物多带有神秘莫测一时难辨其真实面目的神秘色彩，甚至让我一直在阅读过程中都发生着神秘莫测的疑问，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这么做？这个人和那个人到底有着怎样的心理纠结？他们一个个都依各自的心理在西榴城里来来往往，互相纠葛却很难因对方的影响而改变自我。这些人物一言一行都是可知可感的、真实的个性化行为，却总让我同时又有一种扑朔迷离的陌生感；这些人物所生活的时代，似乎让我有切近的熟悉，却又有“不知秦汉”的某种玄虚感；这些人物生活的西榴城，让我猜想到西北的某个古老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却又产生遥不可及的一方神秘所在。大约是如上所述的这些阅读直感，便看到冷梦凌空俯视西榴城里芸芸众生的理性而又冷峻的眼光，也就造成《西榴城》横空出世非同凡响的艺术景观。
小说《西榴城》的主线事件是一桩历史谜案，即涉及一百二十名游击队员生死的一罐银元，错综复杂，纠葛近半个世纪而难得揭破真相。为节省笔墨，恕我不再赘述其情节。约略说来，这桩太过残酷的历史冤案，牵涉两组或者说三个家族两代人的命运；从横的方面看，是社会与家族构成的一方颇为特殊的网络。这些人物从纵的层面到横的层面演绎到最后，形成一种令我震惊到齿冷的丑陋险恶的人性之一面，我才意识到冷梦的着力点，在于人性的审视。冷梦展示的错综复杂的情节，不无扑朔迷离的人物行踪，其实都是构成人性险恶的遮蔽的物象。这些遮蔽的物象之所以难得揭开，既有社会在某个时段的客观因素，更在于作恶的丑类挖空心思到无所不用其极的掩饰手段，使这宗冤案曲折迷离，不仅使原来涉及的受冤者不能鸣冤，而且波及他的家族同胞和后来的人。这样的惨剧，更见出人性的恶，让我不由得产生后脊背冰冷的不堪承受的感觉。关于人性这个话题已不新鲜，而能演绎到如此深刻的程度，可以见出《西榴城》作者冷梦独到的思考，也使小说呈现出大手笔的风貌。
和这种人性恶相对应的是人性善。《西榴城》里的人性善和人性美，尽管其人物的行为多有扑朔迷离的色调，甚至不无“怪异”的细节，却是一种坚贞不渝到圣洁的程度。这种人性的善和美，是以一个家族两代人的命运展现出来的，有默默忍受的几乎望不到头的屈辱，不止一人的生命代价，是一个家族两代十几口人，都为着人性善和人性美的坚守。其精神之光让我感到生活的希望。
《西榴城》演绎着人性善与人生恶、人性美与人性丑，在很长的时空里，恶和丑不仅残害着善与美，而且在弥天谎话即将漏底之际，所谓的“丑类”不仅没有反省和忏悔，而且毫无人性地置自己的父亲于死地。这是小说最后的令我心颤的一个情节。作为法官的陈虹刚到牢房去找甫和民，甫和民知道陈虹刚是自己的儿子，陈虹刚也知道甫和民是自己的生父。陈虹刚不仅硬着嘴黑着心不承认生父甫和民，而且明知这是一桩历史冤案，仍然不顾法理要置甫和民于死地。这里发生的甫、陈两人面对面的交锋，把人性善和人性恶展示到令我不堪承受的残酷。这桩历史冤案的制造者陈济时绝不可能忏悔，在我可以理解，即他致一百二十名游击队员死亡的罪孽当属死有余辜，他是承受不起的，且不说身败名裂的后果。我更寒心的是陈济时的儿子陈虹刚，他已经是堂堂的法官，他已经知道养父陈济时的深重罪孽；他和养父同在一处不期而遇，面对同一个淫乱对象竟能化解尴尬；他已知道生父是甫和民，竟然要把养父制造的冤案办成铁案，要让生父甫和民冤死在他的枪口之下……这个作为第二代的年轻人的心、这个已经发生了精神变异的陈虹刚，我已难以判断其黑的程度、冷酷的程度了。
初读《西榴城》，我还一时不能适应其叙述方式，觉得冷梦怎么也魔幻起来了。到读完作品，才意识到写这样的题材和这样的人物，这是艺术探索上最好的选择，让我感觉着荒诞的同时，又感受到生活真实的逼真。冷梦把荒诞建立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之上，更在于对人物精神、人物思想、人物情感的准确透析和把握，这是《西榴城》给我造成阅读冲击的艺术效果。冷梦荒诞或魔幻了一回，竟不留生硬的痕迹。
在我的印象里，冷梦多年以来一直写着纪实文学，已出版过《黄河大移民》《高西沟调查》《百战将星·肖永银》等长篇报告文学，且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她已探索长篇小说的创作，《天国葬礼》和《特别谍案》也有不俗的反响。《西榴城》是第三部长篇小说，不仅与前两部小说在艺术品相上展现出很大的陌生感，而且与之前纪实文学的一事一人，乃至一句话的严密严谨更不可比对了。我便看到作为作家的冷梦的变化，变化里显示着的探索精神，也显示着艺术创造的活力。
2012年9月4日二府庄
第55章 独立个性的声音
阅读《困惑与催生——雷涛文学演讲录》，明显区别于小说、散文的欣赏性阅读，而是一种聆听，听一个人说话，说他对文学的见解，说他对发展陕西文学的意见，说他对一些作家和作品的看法，还有对某些泛文化话题的见解，也涉及对正在发生的生活世象直言不讳的点评。我之所以产生聆听式的阅读这种生动感，不单是其中的一些演讲发表时，我本身就是现场的受众之一，重读这些演讲内容，便有一种曾经的映像再现的生动；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演讲文稿的个性化特质，不是素常见惯也听惯了的某些报告或讲话，多是公共话语，不署名便很难辨别是谁讲的。
雷涛的演讲稿能让我感知到明显的个性化特质，直观的首先是演讲的话语，往往是直入话题，切中内里，既有理论阐释，又依事实为据，显示着客观、理性而又科学的语言力度，少有司空见惯的大话套话，便形成生动的个性话语。在我看来，这不单是讲话习惯或者说是讲话风格，更内在的基本因素是对文学创作的理解，既符合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讲话才有一种自信，独成一景的话语风格便是自然的了。十年前在“文学管理体制的创新”座谈会上的录音稿《文学的困惑与催生》，对“十七年”陕西文学和新时期陕西文学的估量，不仅客观亦切中实际，而且从整个中国文学的平台所作的评述是热情却又理性，令人信服。单从这一点来说，对陕西文学准确的把脉和深层的了解、理解，作为一个省的文学事业的领导者来说，难能可贵。
在这篇演讲稿中，对陕西文学面临的问题和形成这些问题的归因分析，也是切中实际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场经济这种大的社会背景里，“出现了文学作品内涵上的‘三多三少’……”对陕西作家队伍群体的不足，即知识构成的缺陷和缺失，观念的陈旧和思维方式的滞后，都是制约作家发生独特体验和艺术创造活力的致命性障碍。由于把脉准确，对进一步发展和繁荣陕西文学所提的思路和举措，是积极而富于创见的，诸如在作家不断强化知识结构的同时，更强调作家要“具备高尚的人格、健康的情感，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在我理解，作家的人格和情感，不单是自身修养的事，而是影响作家生活体验以至生命体验的敏感和体验的质地，这是容易被忽视却不可忽视的至为重要的一点。另，面对开放的中国社会，面对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掀起的汹涌的商潮对各项社会事业的冲击和影响，文学事业和作家的发展不可能循着老路旧规亦步亦趋，雷涛敏锐而清晰地看到创新的使命，及时提出适应性的举措，既切合文学的规律，也是寻找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文学发展的更富活力的途径，新的观念和锐意进取的思维，彰显着一种活力。其中对于文学新人创作发展的举措，由“养”到“签约”的更富激励效应的新机制的创立，是富于创造性的思维，也为后来文学新人的涌现和优秀作品的迭出不穷所体现。
在这部演讲录中，我多处看到他对作家思想的强调，尤其是在培华学院的演讲稿里直言不讳地说：“作品的平庸是作家思想的平庸。”我对此观点不仅信服，而且颇多感触。大约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思想解放最活跃的时期，关于文学创作的各种思潮一波迭过一波，其中有一种不大也不小的言说，作家创作不要政治，也就可以不要思想。无需赘论此说的偏颇，在于早被业已形成的共识所纠正，即作家的思想对于创作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让我感佩的是在那样的思潮里或余波中，雷涛如此清醒，没有丝毫游移。
在这部演讲稿里，我能充分感知一个人对文学事业的热心热情以至倾情，对作家的佳作所生发的由衷的喜悦，可以说溢于言而显于情。在签约作家新闻发布会上的演讲，对于一种更富活力的新的体制开始运作的欣然和自信，不仅让我感知到探索作家协会体制改革的勇气，更让我感受到一种倾情于文学事业的诗性激情。对于一个省的文学事业的领导者来说，这是难得的感情投向；对文学的喜爱到倾情投入，这是区别于一般的文学官员的领导职能的，我之所以说“难得”，之所以看重这一点，就是有感于此。
这种诗性的倾情，也表现在对本省作家有优秀作品问世的诸多事例上，仅说他对吴克敬小说《状元羊》的令人感动的非常举动。且不赘述他对这部小说的赞赏之词，令我感动到惊奇的是，他难以抑止阅读的兴奋和欣喜，竟然于三更半夜“急切地拨通了吴克敬的电话（读完小说是深夜2时），向他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和对作品的最初印象”。对一部佳作达到如此类近狂喜的情态，足以见得倾情。这里似乎不完全属于领导对属下创作的关切，更生动着作家与作家的朋友情谊。再，雷涛对《状元羊》的阅读感受，没有受到别人评说的影响，纯粹属于个人的阅读直感，可见欣赏视角之独特和不俗，并且为《状元羊》后来获得的广泛好评以至荣获鲁迅文学奖所验证……难得在倾情，可贵在倾情。再如，陕西女性作家作品丛书的出版和首届陕西女作家创作研讨会的召开，是他在一次小范围的闲聊中发现的命题，即应该加强对陕西女性作家创作情状的关注和创作成就的张扬，且随之形成切实的举措，也显示着对陕西文学另半边天的倾情。
这种倾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对作家的理解。不仅是对作家创作劳动、创作追求、创作状态的理解，而且体察到作家的生活方式乃至个人的情感世界，他对路遥写作和患病期间的一些细节的钩沉，至今读来仍令我有不由自主的感动。
阅读这部演讲稿，让我充分感知一个人的个性化声音、个性化表述。
一种坦率。没有含糊，没有模棱两可，没有回避，直诉己见，观点和审美意向直接端出，这是我在《文化的认同与存异——在中韩文学交流会上》演讲中的甚为强烈的感知。
一种直白。对王浩然的人生姿态的礼赞，是由衷的，也是直白的。对王浩然的纯洁高尚的精神礼赞，彰显着礼赞者本身的道德崇尚，不见忸怩，不见虚词，直白既是对真知的最好表述，也是个人情怀的坦诚宣示。
一种操守。“最重要的就在做人要以德行为先，这是立身的基础，也是事业有成的先决条件。”演讲者由对葛炎的道德和作风的由衷钦佩，引发出如上至理真话，也是自我立身的基础。于当今颇显纷繁的生活世象里，能发出如此唯一不二的郑重宣示，也令作为读者的我钦佩。
2012年11月12日二府庄
第56章 借助一双敏锐的眼睛
阅读这部英伦三岛游记的书稿，初读不久便发生甚为浓厚的阅读兴趣，不单是我未去过英国自然会有新鲜乃至新奇的感觉，更重要的因由是我在文字里发现了一双敏锐的眼睛。这是一双刚刚由少年跨入成年人的眼睛，尚未脱尽稚气和天真，却更显现着尤为敏锐的眼睛。
这双敏锐的眼睛所观察到的一个陌生国家生活世象的细微细密，似乎不是刻意为之，更显示着一种天生的敏感，不经意间便能捕捉到一般人常常容易粗略疏忽的细节。她在苏格兰风笛表演的围观人群中，发现并记录下“原本很矜持的行人，都会脚随着节奏左右摆动”。捕捉到受众的这种无意识的肢体动作，足以让读者感知其沉迷的心理状态，也让读者能感知风笛这种民间表演的独特魅力。这双敏锐的眼睛每触及异国异地的自然景色，都有新鲜的发现，且有独特的感受。随意举出作者对北桥的月亮的观感，便是只有在北桥才会出现的不同于别一方地域的月色，而且“有了月色的韵律”。能感受到“月色的韵律”，可以见得这双眼睛的敏锐不单是天然的生理机能，而是一种心灵感知。
这双敏锐的眼睛所触及到的英伦三岛的自然景色，社会风情，诉诸文字，让我有如身临其境的逼真和生动，得益于不作夸张的描绘，尤注重准确，一种细微到丝丝缕缕的准确描写，状景就逼真生动了。不仅让我感知到作者质朴的文风，更见出笔头不俗的文字功力。作者对“原本也没有太多特色的小镇”温德米尔的状写，却让读者的我感知到独特的特色：“已经长满了花苞的藤条顺着矮墙散落开来，露出石砖上的青苔……点点初绽的花朵将藤条装饰得春意盎然。”作为一个游人，对异地小镇上的石墙上的青苔也能揽入文字，可见那双眼睛的敏锐，又见出栩栩如生的景观，文字准确的表述得心应手。作者写人，也是文字出彩，看似并非刻意为之，却更显见其文字功力。且看作者对一家庭旅馆店主的描写：“稀拉的白发搭了下来，弯弯的鼻子，稀落的牙齿，裹在松垮袍子里的干瘪身躯……”“看起来很像是英国文学里的女巫”。读到这里，即使作者不说“像是英国文学里的女巫”，我已经看见一个活灵活现的女巫了。我颇感沛的是，作者几笔简约的文字，有如速写画家手中的铅笔勾勒的线条，把一个女巫似的英国老太婆的肖像活脱脱地跃然纸上。我随意举出这两小段文字，一是状物写景，一是写人，文字简约而准确，效应是逼真也生动，让我有如身临其境的感觉。其实，这本游记通篇都是这种文风，我说的不俗的文字功力，是这种文字阅读的突出的直感。
在这本游记中，多处读到作者对社会世象的议论，对人生诸多话题的态度，对常见的和刚刚出现的生活现象的思考，都有毫不含糊的自我判断，也都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没有人云亦云，没有虚词朦胧，而是简捷明快地直抒己见。这些见解让我看到一个富于独立思想的青年，也就有了个性化的光彩。关于追求幸福这个极为普遍的生活话题，作者议论说：“追求别人眼中的幸福，很难说是不是对自己的否定，否定自己的梦想，否定自己的能力，否定自己的情绪，否定自己的选择，最后否定了自己的人生。”读着这样的文字，我感知到的是作者对自己梦想的坚定不移的追求，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对自己情绪的守护，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确信不疑。归结一点，即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可以想见这种自己的人生，是绝不随波逐流的独立的人生，每一步都要也都会踏出自己声响的人生。在作者刚刚从少年进入青年这样的人生区段，能有如此明朗的关于人生的宣示，已经是颇见独立思维更见独立个性的声音了。其实，由关于人生话题的延伸，作者已经正面作出了人生的坚定选择：“一直都有两种人的存在，挑战生活的和顺应生活的；结果无非也就是三种，生活的主人、奴隶和背弃者。选择顺应生活也就注定了其成功是做高等级的奴隶，而挑战生活的风险却很难估量，主人和背弃者也就一念之间。”读着这些颇富人生哲理的文字，我感知到一种严峻的警示意味。如果不了解作者，很容易想到这是阅历丰富的人的人生体验的归结。然而，我知道作者是涉世未深的小青年，能有如此深刻的关于人生的议论，就让我在惊诧之际，意识到她的思想的力度了。
这本英国游记的阅读，让我感知到作者颇为丰厚乃至渊博的知识储备。作者进入英伦三岛的许多偏远之地，在备细录记一景一物的同时，如数家珍地插叙这方地域的历史渊源，宗教习俗，及至别具一格的民间传说，等等。我以常理推想，作者不仅读书多，而且善于在民间捕获知识。作者走到爱丁堡，对这座古城的历史，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在现实景观的描写中予以插叙，圣十字架修道院的传说，让人感知到神秘的同时，也联想到中国不乏类似的传说。另如爱尔兰的“巨人之路”的神奇传说，作者叙述了这个传说之后，再以专业的知识解释“‘巨人之路’是由火山熔岩的多次溢出结晶而成”，显示着知识的宽泛。作者到北威尔士的卡那封城，对这座城市历史渊源的简略叙写，勾勒出一座古城延续至今的重大事变的脉络，传奇的却是真实的。散漫于这本游记中的英国各地的历史、现实和传说，让我感知到作者知识渊博的同时，也理解记叙文字游刃有余的成因。
这部游记的书稿里涉及许多流行话语，作者都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诸如：活着的意义，有关成功与失败尤其是失败，关于自由，关于女性资本，等等。这些话题几乎是人人都回避不去的普遍性话题，而面对这些话题的人生姿态，却呈现着各各不同乃至相去甚远的差别，也就呈现着让小说家挖掘不尽的众生相。作者面对这些话题，不仅没有回避，而且是直接辩证。她所申辩的看法和观点，我信，也赞同。
读这部英国游记，借助一双敏锐的眼睛，仿佛走了一趟英国，甚至比我亲身前往看到的景致还要丰富。这不是虚词，是真实的阅读感受，我自知既没有如作者那样敏锐的眼睛，也没有对英伦三岛的常识性了解……尤为感慨的是，看到了一个独立个性的青年。
（《橱窗里的下午茶》序）
2012年11月23日夜咸宁
§§第三篇 对话
第57章 作家要有使命感——答裔兆宏问
裔兆宏：您在《白鹿原》之后，几乎没有新的长篇小说问世。而现在一些网络写手，三个月就能出长篇；出版界更是如此，一部看似洋洋大观的读物不足一个月就可推向市场。您认为当今的中国文学作品还是否需要底蕴、厚重、深度？
陈忠实：我觉得对于作家来说，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应该是源自于个人的生活体验。《白鹿原》凝结了很多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可以说，它是我生命的提炼。当然写作是很自由的状态，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创作方式，我不想评论别人的写作方式好不好。我只能说，让我三个月就出一本书，我做不到。
至于底蕴、厚重、深度这些词，我想它们都跟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有关。中华民族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段五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是一部沉重的历史。从“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从“五代十国”再到元明清时代，中华民族不断发生的分裂、统一过程，这个历史本身就很沉重。即使到了近现代，这种状况依然存在，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十年动乱的“文革”，几乎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的中华大地上，所发生的事件本身就是沉重的历史。作为一个有使命感、责任感的作家，如果要涉及民族命运，你要写这样的过程就不可能轻松。这是因为不是你要沉重，而是民族本身就沉痛、沉重，我起码是这样的感觉。
裔兆宏：您曾说过《白鹿原》是没有续集的，那《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产生的背景是什么？
陈忠实：我是不会写《白鹿原》续集的，因为我对那段历史的感受已经完成了。我一直认为，作家在作品写完之后，就不该再说作品之外的话。在我已经出版的六十多种小说、散文、选本和文集之中，除了编辑要求，我很少写序言和后记。作品就让读者去看吧，文学圈内的作家、评论家，也任他们去审读。作品里头所包含的东西，相信读者和评论家都能理解，都能完成这个交流，所以没必要再写了。但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我还是在《白鹿原》出版十六年后，写下了这本《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
实际上在《白鹿原》出版以后，就不断有人跟我约稿，希望我将《白鹿原》背后的故事写出来，也有出版社邀请我写自传，但我一直没有动笔。我认为，作家生命的意义就是创作，作品就是作家的传记。但在盛情难却之下，我答应试着写一下创作手记。对创作的理解，作家和读者的角度是不同的。作家把人生体验形成一本作品——跟读者交流的作品。如果你的作品没有表述出来的东西通过其他方式表述出来，那不算数，因为作品没有表述出来，读者感受不到。当时我还有一个心理，就是和我同时代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国家的经济困难和政治灾难。在农村，这种苦难可能就更深重了。我高中时的好多同学，吃的苦不比我少，有的写作能力也不比我差，但是没有人去找他们写自传，让他们把自己受的苦表达出来。为什么要找我陈忠实写自传？无非就是因为我写了几篇小说嘛。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做。
我对于《白鹿原》的创作激情是至今难以忘记的。1985年，我开始创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时候，开头写的是解放前一个关中乡村的小知识分子的家庭。这个乡村私塾教师家庭的背景，把我幼年乡村生活的记忆一下子就打开了！这些回忆给我带来了很大冲击，朦胧地意识到其中有着挖掘不尽的故事，于是我就萌生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此后，我开始研究西安周边一些县城的《县志》。解放前蓝田县最后一部《县志》的主编，就是《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县志》中有五六卷是记载贞妇烈女的。第一页记载的是某某氏，她十六岁结婚，十七岁生子，十八岁丧夫，然后就是抚养孩子，伺候公婆，完成一生。这是我记忆里的妇女生命史。往后的一个比一个文字少了，排在最后的竟然没有任何事实的记载，仅列一个人名字。翻了几页，我就推开了。可是，就在推开的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这些女性，用她们的整个生命过程，才换取了她们在《县志》上就四五厘米长的位置。可悲的是，后来的人没有谁愿意翻开它。随后，我又把《县志》拿过来，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当时，我就想算是向她们行一个注目礼吧。
很多生活中其他方面的事情，时间长了我都会淡忘，不过有关写作，特别是《白鹿原》的准备、写作过程，我不敢说是刻骨铭心，但过了十几年淘汰不掉的，都成了永久的记忆。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本书只是我写作的感受，距离自传很远，因为基本没写个人的生活经历，最多就是涉及《白鹿原》创作时的一些生活。
裔兆宏：您认为文学创作经历过程中最痛苦的是什么？
陈忠实：每一个不同阶段，都有不一样的痛苦。我感觉在选择新的艺术创作之前、还没有找到途径的时候，那就是最痛苦的时候。这在我的中短篇的写作过程中也都发生过。
裔兆宏：有很多社会职业是遗传的。比如我们发现最多的是画家，最少的则是作家。为什么作家承传这个职业的很少，木匠等工匠都很多？您的三个孩子中有没有当作家的？
陈忠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发现文学创作不是技术，应该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仅凭一种概念上的学习是不可能的，它更多的是凭个人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和体验。我的理解是，作家的天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我把它物质化一下，就是一个人对文字敏感的神经，这根神经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了。
是父母给了子女那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要知道，一个对数字敏感的人是对科学有兴趣的，而对色彩敏感的人可能会成为画家。像钱钟书考大学时，他的数学成绩为零，但考大学的文章却写得很好，可见他对文字是敏感的，对数字是麻木的。你要让钱钟书当数学家，他的世界就不会精彩。还有一个例证，作家的许多子女之中，可能会有一个成为作家的，不是父母对那个孩子的影响的结果，而是他生来就有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那根神经就是天才的物质化。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等大家子女的人生选择都是如此。即使是画家的遗传人，如果没有创造性，那也是不能成为真正的画家的。所以我的子女中没有人成为作家也就不奇怪了。
2010年4月二府庄
第58章 作家都在思考这个时代——答《江南》杂志黎峰问
一、白鹿原每年都在印刷
黎峰：《白鹿原》刚刚出版时，洛阳纸贵，书店很难购得。据说当时西安街头，汽车司机如果违章，驾驶员只要送上一本《白鹿原》，交警便马上放行。能给我们谈谈《白鹿原》当年热卖的情况吗？
陈忠实：要说当年《白鹿原》热销的事，在我既有恍若隔世又有如在昨天的感觉。应该感谢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们在1992年第6期《当代》上看到《白鹿原》书稿的前半部分时，便决定播出，于1993年春天一前一后播出，听众反响很大，无疑是最好的宣传。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白鹿原》出版前，只在《陕西日报》发表不过两百字的消息，告诉读者关于《白鹿原》在《当代》发表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的时间，再没有任何的宣传手段，更说不上炒作。到1993年8月初，《白鹿原》在西安上市时，新华书店约我为读者签名售书，正值西安酷暑时月。我赶到书店门口时，看到排着望不见尾的购书队列。从早晨八时许签到中午一时，简单吃过午饭接着再签，直到下午五时左右收场。这是我平生签名时间最长、签得最多的一次。我不仅不感觉疲劳，反倒感觉在乡下祖屋从构思到完成这部小说的六年时间里所聚集的期望，在这一天完全实现了。此后热销恕不一一叙说，倒是可以列举印刷数字来看看当年的情景，初版初印不过14850册，这是全国征订数字，接着便五万册再十万册连续印刷，到年末大约连印七八次。盗版书是在《白鹿原》书面世不到半月出现的，随之便摆满了大街小巷的个体书店，包括街头书摊，也包括公家开设的国营书店。那时候我常为找上门来的热心读者签名，在我接待签名的书中，各种盗版本约占七成。起初我坚持不为盗版本签名，后又想到读者是无辜的，我便改变态度照签不误。我前后大约收集到二十余种《白鹿原》书盗版本，乃至我的所有中、短篇小说的盗版集子。令我更为欣慰的是《白鹿原》的长销，进入新世纪的十年，几家出版社出的几种版本的《白鹿原》书，每年都在印刷，通常在五六万册。去年是印刷量较多的一年，大约十余万册，起码证明读者尚未厌倦这部小说，这是我最为欣慰的事。
黎峰：《白鹿原》的成就不言而喻，今天连最边远的农村小镇都能买到《白鹿原》。到现在为止《白鹿原》卖出了多少册？大陆以外的版本有哪些，反响如何？
陈忠实：我一时难以累计各种版本的数字，正版书大约有二百万册。大陆以外的版本，最早出版的是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的竖排繁体字版本，大约在《白鹿原》面世后两三个月就出版了。我在1995年访美国时，在两家华人开的书店里都看到这种港版本的《白鹿原》，同时也摆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白鹿原》。台湾先后有两家出版社出版过《白鹿原》。外文版最早翻译出版的是日本一家据说较大的出版社，日文版《白鹿原》分为上下两册，精装本。随后，韩国翻译出版，竟分为五册，厚厚一摞。越南一家出版社出了越文版，未与我打招呼，是我认识的一位在北京留学的越南学生给我带来一本越南文本《白鹿原》。越南那时尚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如同我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样，可以翻译出版世界上任何作家的作品。法国一位华裔学者正在用法文翻译《白鹿原》，前不久电话告知剩下最后三四章，翻译完成还需再修改，乐观地估计年末出法文版《白鹿原》，可靠说来就明年了。英文版在美国翻译出版很不顺利，有两三家出版社谈过，曾有一家出版社想出，待看过前两章翻译文字后（一位美国女汉学家翻译），便谢辞了。给我解释的因由，是《白鹿原》书文字太长，翻译成英文后文字至少增加一倍，出上下两部会有较贵的售价，担心亏本。我却想到还有另外的因由，不便告诉我，用销售市场的前景估计这个话推辞，大约是为作者我易于接受。
黎峰：2007年，我参加全国青创会，南方某家大型文学刊物的编辑对我说，当代的中国作家留给后世，传承下去的作品屈指可数。他说《白鹿原》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毫无疑问是小说丛林中的一棵大树，是文坛上一座风光无限的高峰，至少能再传一百年。对于这部作品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它今天的地位，作为作家自己你怎么看？
陈忠实：我不敢设想一百年后的事。依着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简直不敢设想二十年后的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是怎样一番景象。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影响的是人的物质生活质量，也影响更广泛的人群文化教育的提升，人的审美和情趣必然会发生很难预料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我曾为自己买了一辆可心的自行车而兴奋不已，现在即使一个乡村青年也不会对任何名牌自行车感兴趣了，买汽车已司空见惯，更要看牌子。我还是幸运的，《白鹿原》书出版十七年了，读者还愿意买它读它，近十年仍以每年五万到十余万册的销量继续印刷发行，我已很欣慰了。起码可以说明，现今的读者还没有舍弃《白鹿原》。再过许多年后，读者还会不会问津《白鹿原》，在我真是不敢奢望的事。
黎峰：一直有消息说《白鹿原》将拍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大家也很期待。这个事情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上次魏心宏也说一直觉得你的《康家小院》要是改编出来，一定会是好的影视作品。请问陈老师对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的看法，对作家写影视剧本的看法。
陈忠实：《白鹿原》书改编电影和电视剧的事，说来话长，姑且不说。现在刚刚获得电影拍摄的批文，我祝他们成功。魏心宏很喜欢《康家小院》，多次对我说过适宜拍电视剧，却未被影视公司看中，也罢。我的几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被改编成电视剧，反响平平。我不拒绝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变一种传播的方式，也是好事。就我写作的目的，总是希望多一个读者，改为影视作品，无疑扩展了和读者交流的渠道。作家写影视剧本是好事，也是作家多种才华的展示，但不是人人都能做。我做过，却做不好。
二、为自己造一部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
黎峰：你在《白鹿原》的题记上写了一句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出来后，评论家们说这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你怎么理解巴尔扎克说的“秘史”这两个字？在《白鹿原》的创作里如何实现了史诗的写作？
陈忠实：在我理解，秘史是相对于正史而言。正史是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确切而又可资信赖的历史。秘史当为正史在这个民族的男女人群心灵上的投影，以及引发的各个不同的心理裂变，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的破碎、颠覆，以及完成新的心理结构的平衡。这是一个痛苦的剥离过程，也是精神世界完成更新的过程。其中的痛苦和快乐，不是个别人的偶然事象，而是整个群体普遍发生的事。既然是精神和心理世界发生的裂变，就不会像正史考证史实那样判别是或非，而是纷繁和多样，不同阶层乃至同一阶层的人，都会有各个不同的心理征象，更多地呈现着一种心灵的隐秘。小说大约就是揭示那种隐秘的。巴尔扎克把它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话，我是在《白鹿原》书接近完成时，读一篇论述巴尔扎克创作的文章里获知的。许是这句话正好切中我正在写作的《白鹿原》的意旨，许是又暗含着我当时的写作心态，所以竟然一遍成记，到写完《白鹿原》书要送出书稿时，便把巴尔扎克这句话题在书前。由此可见，我在构思和整个写作过程中，尚无明确的秘史这个概念，只是我对上世纪前五十年的白鹿原地区的生活体验和思考，暗合了秘史的意蕴。关于史诗，这是《白鹿原》出版后的一些评说。在我至今依旧不敢领受这样的好评。我可以坦白地说，在《白鹿原》从构思到写作完成的六年时间里，从来没有想过要写史诗的事。我要把史诗一开始横在脑袋里，肯定压得我就难以写作了。我说过“想为自己造一部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的话，完全是为着大半生不能舍弃的写作兴趣，自然是面对自己的。我那时的心思只集中到一点，把我已经发生的关于这个民族命运的体验表达出来，以一种新获得的艺术体验去实现，不要因匆促非文学因素而留下遗憾。
黎峰：写作《白鹿原》你回到了乡下老家，我在一些你的访谈里看到你说你回到乡下是要“远离尘嚣”“耳根清净”等词，当时你要回避的是什么？
陈忠实：我想回到乡下老家的决定，是获得专业写作条件的1982年冬天做出的，不是为了写作《白鹿原》才回祖屋的老屋院。专业写作条件的荣幸得到，我的第一反应是时间可以由我支配了，写作从此将成为主业。我同时也意识到压力，作为专业作家如果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且不说别人如何议论，自己的脸上也难以承受。我要抓紧这难得的专业写作的机遇，争取写出较好的作品。我在新时期出现的一茬陕西青年作家中，年龄偏大，就更浪费不起时间，便决定回乡下祖屋的屋院读书写作。城市比之乡村，既引领着最新的生活潮流，也杂拌着喧哗；即使文艺圈内，也难免厚此薄彼的是是非非，七长八短的议论，听了容易分心。我回到原下祖居的屋院，可以静心读书，更可以回嚼在乡村工作二十年的体验，形成作品。却不是清高。
黎峰：冒昧问一下，当《白鹿原》还没有写出来的时候，你在陕西文坛是否受重视？当时你的内心是否惶恐？
陈忠实：我一直受到前辈陕西作协领导和作家的关心，这不仅毋庸置疑，而且给我创作形成心理压力，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会使他们失望，压力很直接地转化为探索创作的动力。“惶恐”的心理反应出现过，那是在读过路遥的《人生》这部中篇小说之后发生的。我的直接感受是，这个比我小六七岁的同院朋友，已经把我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我那时正热心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农民心理的演变，而路遥却触摸到乡村青年更为普遍的人生追求。我由此而发生了对自己的创作思路的甚为严峻的反省。
黎峰：有个故事说你在创作《白鹿原》之前，对妻子说不弄个东西出来就回家喂鸡，是这样吗？你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里》也写到，李星曾经激你说，再写不出长篇你就跳楼算了。
陈忠实：传言难免走形。关于回不回家养鸡的话，不是说在写《白鹿原》之初，恰恰是在写完之后。当时连我也有点六神无主，难以判断审稿的结果如何，妻子问我，如果发表不了咋办？我顺口说，那就办个养鸡场。其实这是我早已揪着心的事，养鸡也不是纯粹开玩笑的话，而是此前想到过的事。我已想过，年届五十了，写出的小说（长篇）如果发表不了，那就很为自己这个作家难为情了。我想办个养鸡场，不仅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生活角色的调整，把写作重新调整到业余的位置，于脸面于心理会更平和。李星确实说过这句话，那是在一次会议上。那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了“茅盾文学奖”获奖篇目，我尚未听到这个消息。会场里，我和李星坐在路遥的左边和右边。李星从路遥（正在发言）背后告诉我《平凡的世界》获奖的喜讯。隔过几分钟后，他又从路遥背后跟我说，你今年要是还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我一时被噎住，却也感动了我，他比我更着急。
黎峰：《白鹿原》应该是你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了，能请你谈谈在《白鹿原》里写作的一些技巧吗？你如何保持了那种大气、顺畅的感觉？
陈忠实：回想起来，在这部小说的构思和创作过程中，我几乎没有想到过“技巧”这个词。我竭尽全力着意在作品人物，前面已涉及这个问题，即每个人物的心理结构形态，能否准确把握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在白鹿原社会的重大事变中所发生的异变，才是外在性格的内在基础，它不仅呈现人物性格的差异性和生动性，更注定某种性格的合理性和可信度，且不敢想典型性。我把绝大的用心花在这方面了。自然还有情节的安排，也是循着人物心理结构变化的动向，给每个人物展示心理动向的一个恰当的机会。恰当在于合乎情理，却也可以偶然露出意料不及的横空一现。我在写作中常常斟酌，不同的心理结构的人物在其重大或者细微的情节里，写到怎样的程度才算恰到好处，什么情境下要不惜笔墨充分展示，什么情境下戛然而止不赘一词一句才不留下画蛇添足的蠢事，全在一种自我感觉中完成，很难用技巧的术语规范作量化的伸或缩。同样出于着重在作品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的把握，我几乎没有明确给自己规范要写得“大气、顺畅”。在我对小说创作的体验而言，一部或一篇小说呈现的风貌，大气或者秀气，顺畅或者晦涩，制约性因素是作者要写的人物的精神品相所决定的，不是不管不顾人物而要独出心裁追求某种表达形式。自然还有人物生存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也是决定作品气象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甚至决定作家对语言的选择。我是从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得到启发的。鲁迅小说的每一部，无论中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其气象风貌不仅不雷同，而且独成一景。《狂人日记》的气象和祥林嫂的生命气场各自独成风景，这是各个人物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所决定的。不同文化心理结构的人物，直接影响到作家的语言选择，即必须找到一种最切合人物性情的语言。同样是鲁迅给我以启发，不可设想用写阿q的语言再写狂人，更不可能写祥林嫂。鲁迅的散文，同样呈现着不同的语言景象，也是先生不同时期不同心境的语言形态。准确把握要写的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寻找一种适宜表达这种形态的方式，包括语言，才可能使作家把独特的体验充分展示。这大约就是创造。
黎峰：你觉得长篇小说的创作跟年龄有关系吗？现在很多年轻人上来就写长篇，你有什么样的忠告？
陈忠实：一般的也是普通的现象，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积累会更丰富，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会更深刻，艺术以至笔墨会更老到。然而却不尽然，国外国内都有这样的创作先例发生，即某个作家恰恰是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完成了惊世之作，也造成了他一生的艺术创作高峰，不说别人，自己在随后的许多年创作中也难得跨越，像肖洛霍夫和他的《静静的顿河》。年轻人写长篇，着重在体验的深浅和独特发现，自然缺失不得艺术功力。这种事我不甚了解，还是作者自己把握自己较为恰切。我不仅不能随便提意见，更不敢说忠告之类的话了。
黎峰：关于“陕军东征”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外界也有一些说法，说这是我们省上的自娱自乐活动，当时其实没有特别的影响。也正是因为有了你的《白鹿原》，后来“陕军东征”这个话题才被人常常地拿来说事。
陈忠实：就我所闻，1993年初在北京召开了一位陕西作家的作品研讨会，一位与会的评论家获悉有几位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相继在北京几家出版社出版，随口玩笑一句，这简直是“陕军东征”嘛。到会的《光明日报》记者也兼作家的韩小蕙女士，随之写的通讯文章的标题里就用了“陕军东征”这个提法，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关注，也引起议论。我是从《陕西日报》转载的韩小蕙的文章得知这条消息的。我读后自然很高兴，为陕西文学创作的新收获庆祝。我对评论家说出“陕军东征”的口头表述完全理解，作为文学传播，我敏感到可能会有负作用，就在于那个“军”字，尤其是那个“征”字，可能会使人读来撑眼。无论陕西作家，无论南方北方的作家，大家都是文朋诗友，各自展示自己的作品，不存在谁征谁的事，我当即找到本单位（作协）几位有话语能力的人交换意见，并统一看法，我们自己不用“军”和“征”这两个字，用陕西文学繁荣或别的词汇表示。然而几乎无济于事，媒体和个人都在用“陕军东征”，我也只能徒叹奈何。我约略听到一些负面消息，也只能继续徒叹奈何，又不便释疑。
黎峰：看到近期的报道，说太白社准备出你的《李十三推磨》，这是一部新的长篇吗？
陈忠实：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收入新世纪以来我写的短篇小说。《李十三推磨》是其中一篇。这篇小说写的是清代一位堪称伟大的剧作家李十三的两个生活细节，也是被文字狱致死的细节。
三、行政级别的升迁对我诱惑甚微
黎峰：曾经看到一个书上说你的生活习惯是朝茶晚酒。能请你谈谈现在的日程安排和生活习惯吗？
陈忠实：茶还在喝。还是喝陕西绿茶。二十多年前内火旺，某些器官常发炎症，牙疼，大夫建议喝绿茶调节，并点名陕西绿茶。一试果然有效。一喝便喝到现在。酒在十年前戒掉了，改喝啤酒，习惯百威牌的味道。现在是早上七点钟起床，冬天晚半小时。起床后第一口是烟，第二口是茶。缓解过来后便到工作点上，写稿或读书，读的多是要写序或召开研讨会的书。晚上十二时睡觉，睡眠很好。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还有文学活动，力避以文化包装的商业活动，难免被多种因素挟裹，却还算迫不得已的少量。
黎峰：我现在还住在东郊的空工院，离陈老师老家西蒋村就六七华里，那里山清水秀，但离城市太远，常常也让人觉得是被城市隔绝了。陈老师少年时代那里是什么样的景象？
陈忠实：我家紧依偎着白鹿原的北坡坡根。上世纪50年代全村不足四十户人家。村庄背后的原坡上，是一台一台的梯田，只种一料麦子。春天无疑是最富诗意的季节，麦苗的绿色呈现着起伏的波浪，荒坡上也是绿草。到六月收割过麦子，直到九月末再种麦子，长时间都是赤裸的土地。因为缺水源，收麦后种不得秋苗。山坡上是我的开心之地，给牛割草的后晌，常常陶醉在逮蚂蚱的快活之中。家门前是灞河和不大宽阔的河川。这是养育生命的宝地，收罢麦子又种包谷，一年两料基本保收，有灞河水的引灌作保证。灞河在平时清澈见底，游泳洗澡再好不过，可惜我没学会浮水。
黎峰：农村生活给你写作提供了什么？那时候生活和精神状态是个什么样子？
陈忠实：农村生活首先提供给我的是生存依托，依靠收获土地上的麦谷生存。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习惯和风俗，完全在不知不觉，又不留任何痕迹的无意识状态下完成对我的影响和传承。我在少年时期没有任何自觉的反叛行为。我在进入高中读书以后，尤其是接触了国内外的文学作品后，往往会引发对我生活的乡村的人和事的反观。我和乡村人一样生活着，承受着生活的艰难，也有乡情友谊的欢欣。我后来进入社会，环境也是乡村。尤其是在最基层的公社（乡镇）工作了十年，还是在家乡的地盘上。我是一个最底层的干部，走出公社（乡镇）大门，看见的就是男女老少的乡村人的面孔。我那时候是完完全全的专职乡村干部，接触多种性格的乡村干部和群众，对家乡农村的了解和理解逐渐丰富。那个时候正是“文革”期间，我早已断了文学创作的爱好。这样反而因祸得福，我在乡村专心致志做事，做事的过程也就加深了对乡村生活的积累，倒是避免了以作家的角色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局外人之弊端。新时期文艺复兴伊始，我预感到写作可以作为人生追求的事业来干的时候，便调离到相对比较轻松的文化馆工作，致力于写作这个人生兴趣。这时候和这之后，我越来越感觉到二十年基层工作尤其是十年公社（乡镇）工作经历的宝贵。我甚至感到，如果没有那十年公社（乡镇）工作的经历，很难设想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是怎样一种景象，也很难设想会不会有《白鹿原》的创作。
黎峰：你是一个很谦和、很亲切的人，你保持着说关中话，比如你经常说“乡党”这个词，是什么样的意思？你觉得陕西方言有些什么韵味？
陈忠实：乡党就是乡亲，泛指老乡，一个村子的人称为乡党，出了省界整个陕西人都可以称乡党。陕西方言太过宽泛，陕西因差异甚大的地理环境分为三大块，陕北有游牧乃至匈奴的较为奔放的生活习性，秦岭南边的汉中和安康又类近于南方的风情了，渭河流域的关中是我的家乡。三大板块的人群生活习惯差异明显，说话的口音也相去甚远，方言也自成一体。我说的是关中话。我原以为关中话很土，后来却渐次发现许多方言的无可替代的韵味。文学写作的表述语言中掺进方言，有如混凝土里添加石子，会强化语言的硬度和韧性。我后来渐次明确，从字面上让外地读者猜不出七成意思的方言，坚决舍弃不用，用了反倒成了阅读障碍。近年间，我收到几种关中方言的考证文本，许多看似土得掉渣的方言俚语，竟然被语言学者在古籍文章中一一考证出来。我便感知到关中方言土语，当属中国语言的活化石，还存留在这方地域当代人的口语中。
黎峰：您的人生丰富多彩，早年高考的失败，后来当上了教师，后来又当上了国家干部。作为我们从农村出来的人来讲，这些都很不错了。那么你是怎样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道路？
陈忠实：我在初中二年级喜欢上了文学，并在作文本上写下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直到现在对文学创作都没有厌倦，依旧兴趣十足。1962年高考名落孙山，痛定思痛后决定，自修文学。人获得知识的途径，最理想也最便捷的途径就是接受高等教育，缺失了这个条件的我，只能选择自修，同样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知识，只是比正规的高等教育的途径更艰难许多。我那时给自己订下一个目标，自修四年发表文学作品，我发表的处女作就是大学毕业结业证。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到1965年春天发表了散文处女作《夜过流沙沟》，提前一年多实现目标。我在“文革”中间放弃了文学创作，迫于无奈。新时期文艺复兴的1978年冬，我发表了短篇小说《南北寨》，1979年大约写了十余篇小说，其中《信任》获得年度全国短篇小说奖。我在1982年冬获得专业作家的称号，并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专业创作组。自此时起，文学创作成为我的专业，也成为我的人生理想、人生追求的主业。
黎峰：那么当时你就想到了自己一定会成为很有威望的大作家吗？上次魏心宏来西安，说一直想约请你写自传，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陈忠实：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看到当地报刊上经常出现几位工人和农民业余作家的名字，很羡慕，想着自己如果能够像他们一样发表短诗、小散文或者小小说就好了。那时候，我读着《创业史》《风雪之夜》《保卫延安》等几部陕西作家的作品，连想也不敢想我会成为作家，能成为一个发表作品的业余作家就很好了。新时期文艺复兴，连续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且获得了不少好评，我的信心也鼓舞起来了，直到进入《白鹿原》的写作并完成。我是一个偏于保守的人，向来不敢说大话，更不敢吹牛。写作的事，是走过一步，再选择下一步；在下一步尚未踩踏稳当之前，我不敢宣言说一定会踏上下一步的那个台阶。
黎峰：你在基层公社干了十年党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差不多是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文革”时代，你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能告诉我们一些你的看法吗？
陈忠实：我是1968年末临时抽调到公社。此前中央文件指示刚刚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搞一个中心运动，清理阶级队伍。我所在的那个不过万人的公社，竟然清理出来几百个“阶级敌人”。年末又有中央文件指示，要对被清理出来的“阶级敌人”落实政策，便抽调出七八个社属中、小学教师组成专案组，公社领导做组长，经过近一年逐村逐单位一个一个落实定案，过程且不赘言，结果是没有定性一个“阶级敌人”。原因很简单，取消了造反队的多个村子，潜存的派性更难消除，那些被当作“阶级敌人”揪出来的人，多是派性的受害者。紧接着一个中心工作，是恢复各个村子里被“文革”造反搞瘫痪了的党支部，难度也很大，主要障碍还是派性。费时近一年，把各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建立起来，最后是公社党委的建立。这项工作结束，我和另一位中学团委书记留下来在公社工作。我之所以被选在公社协助工作，我想主要原因是文字能力，为领导写讲话稿，写年度或阶段工作总结等。领导留我时有一次简短的谈话，很斟酌地肯定留我的原因，把握政策较稳当，人还可靠。直到1973年，我才正式调入公社，解决了公职。因为我在公社里是最年轻的干部，也因为有了四年多的农村工作实践，此时“学大寨”运动已成为公社持久性的工作，我总是被安排到重点工程去完成任务，我也乐于干实事。我曾协助一位主管农业的公社领导，在原坡缺水地区建设小型蓄水库塘，使每个生产队都有了多少不同的水浇地，曾经被上级推广过经验。我独立搞过两次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一次是在麦收后和种麦子之间的两个月时间里，完成八百亩跑水跑肥的山坡地改造为平整梯田。这些被改造的平整梯田，至今也是一劳永逸地发挥着效益。又一次是为家乡灞河修筑了八华里河堤，得到上级拨款资助，临水面有水泥板护贴。从先一年入冬动工，到第二年发生涨水之前完工，这条可以对开汽车的河堤修成了，三十多年来再未发生过灞河涨水冲毁农田的灾害。这两项较大的工程，都发生过平均摊派任务的问题，然而那个时候却不犯政策之忌，后来不久被纠正了。现在在个体生产的乡村，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我在这里有自我表彰之嫌。我在乡村工作中接触多种人，也了解了乡村，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方便，却是当时没有想到的事。
黎峰：“文革”期间，当你在西安看到柳青、杜鹏程被游街批斗时，你是什么心情？这些影响到了你的文学理想吗？
陈忠实：我在“文革”初期被划为保皇派，惩罚措施是养猪（农业中学种地也养猪）。我拉架子车到西安一家面粉厂买分配给学校的饲料麸皮时，恰好遇见文艺界的游街队伍，看到被游的柳青等我崇拜的作家。我的直接感觉是，中国连柳青这样的作家都不要了，我还想干什么。我基本不再想文学创作的事，后来到公社工作，就专心于乡村与农民打交道的事了。到“文革”后期，一些文化艺术单位恢复工作，偏重于鼓励“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我是被激发起来的一个，我才发现文学创作的喜好没有消亡。然而很清醒，文学创作当不得正事干。我只是在十分想写或又相对有一段清闲的时间，便写一篇，四年写过四篇短篇小说。我把这种写作自我定义为“过瘾”，过一回文字表述的瘾。
黎峰：2008年省上开青年作家创作会，贾平凹老师提到你们当年曾经组织了一个“群木”文学社，我还在一个资料上看到，当年包括你在内的陕西八名知名作家曾经成立了一个影视创作的工作室，能否请你谈谈你跟陕西几代作家，包括柳青他们老一辈的，跟你同时代的，以及后来的这几代作家的交往。
陈忠实：这个话题太宽泛了，待有机会时专门说这个话题。仅说你提到的二三事。1980年初，我在家乡灞桥区文化馆做群众文化工作，业余搞创作。文化馆的业务上级是西安市群众艺术馆。市群艺馆专事辅导文学创作的干部，很关注本市几位写作的青年作者，便有意把这几个人组合到一起，互相切磋，交流心得，互相促进，再得提高。他先找到贾平凹再找到我，大家都赞成，而且贾平凹已提出一个“群木”作为文学社的名字，并有解释，一群幼树互相拥挤，竞争竞长，志在天空。我当即表态赞成，善哉！并尤为欣赏“群木”的社名和意蕴，树木成片成林便会竞长，前途在广阔的天空，互不伤害。文学社成立后，我大约参加了两三回聚会。问题发生在我住在灞桥古镇，离城较远，公交车下午六时就停运，安排在晚上的活动就没有机会参加了。那时候没有经费，没有会场也没有餐费，更没有交通工具，我损失了不少交流机会。影视工作室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成立的，以著名编剧张子良和杨争光牵头，我是一个不会编剧的成员，充数而已。柳青生前我见过两三面，第一回是他在游街时。第二回是他刚获得“解放”，被邀请到一个出版会议上向业余作者讲创作，我在听讲者之列，看到一个惨不忍睹的动作，正讲到某个问题的关键处，柳青停止说话，顺手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球状喷雾器，把尖头塞进嘴里，一捏一放球状物体，便往喉咙里喷进一股一股白色气体，发出哧啦哧啦的声音。听说柳青是在喘不上气时，便用医生配给的这种器具缓解呼吸之难。我几乎不忍心看那惨象。第三次是在省文化厅举办的一次创作会议上，大约是在1974年6月，请柳青来给业余作者辅导创作，仍然离不得那只喷雾器。那时候正学习一条“反潮流”的最新指示，柳青借题发挥：“能不能识别潮流错误，是认识水平问题；能识别错误潮流，反或不反，是个品质问题。”我至今记得这句话。我很想拜访柳青，却缺乏勇气，这是我的弱点。同代作家接触太多，待有机会时说，不然，篇幅太大了。
黎峰：你当了十余年作协主席，这与你一向低调不想为官是否相悖？体会如何？作家做官有何利弊？我们知道，你在任期干了很多大事，干这些事是否影响了你的创作？
陈忠实：其实也不相悖，人在一种意料不及的环境下，是会从一种别的角度选择取舍的，我即一例。早在陕西作协换届前两年已经内定路遥为作协主席人选，我当时还在原下老家写《白鹿原》的书稿。我完全赞成路遥作为未来的主席。我曾在此间两次给领导写信，坚辞推卸将我安排到另一个文艺团体做党组书记的意向。我那时倾心于写作，《白鹿原》尚未完稿，行政级别的升迁对我诱惑甚微。不是我清高。我向来未曾表白过自己清高的话。自1982年末成为专业作家，我就意识到已经进入人生的最理想境地，同时也意识到，能否写出较好的小说，全在自己的本事了。不然，连怨天尤人的理由也没有了。我因此而回到原下老屋，就是为了能专心于写作的探索，致志于从少年时期发生的至今不能舍弃的文学爱好。专心致志与写作爱好，有别于一般的清高。正在筹备陕西作协换届的时候，路遥却病倒了，竟不治而谢世了。陕西文学界及至社会各界，都深为这位富有才华的中年作家惋惜不已，同时也把作家普遍存在的生活窘困的事象暴露出来。陕西作协办公院里的房子，墙倾屋漏，人们开玩笑说这是拍《聊斋》鬼狐影视最好的外景地。希望改善作家生活和办公环境的呼声高涨。大半年后换届，我被推上主席这个位置，没有拒绝，确实也是被那种希望改善生活和办公环境的热切议论所感染……至于做了什么事，已成过去，恕不一一列举。至于体会，一言以蔽之，我尽我有限的能力做了一些事，也有当做而未做成或未做完满之事。我向来不说是否影响了我的创作的话，尽管这是经常被问到的话，我都不敢说是，连默认也没有。确实的事实是，我的写作兴趣由小说转向散文，竟许久都难以再转回小说创作。作家当官，肯定有利有弊，而且个人的利与弊又各不相同，难能一概而论。我对此事缺乏用心，难以判断。我做了一些事，很难称大，多为文学范围的事，也有跑门子要钱的事，更免不了一些应酬场面的事。事已过，不赘述。向来不说影响创作的话，如前面所答。
四、每个作家都在思考这个时代
黎峰：这些年来我们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概在两千部左右。在数量上我们已经很强了，但好像我们并没有在国外很有影响力的作品。像一位美籍阿富汗作家写的《追风筝的人》，据说全球热销六百万册，创下出版奇迹。我们中国作家的作品在国外没有市场，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忠实：我也从媒体上看到过这样的信息，也见到过分析不能畅销的原因，想必你也看到过，不赘述。我难以判断外国人为什么不买不读中国作家作品的原因。我想到过欧美人的阅读兴趣是否和我们有差异；也想到过我们的小说作品所写的内容，尤其是写当代生活变迁的作品，是不是与欧美人的生活习俗相差太远，不好理解，且不说几十年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灾难，单是那些政治运动的口号和特殊用语，在欧美人恐怕都难以领会其含义。因为这样的运动和术语，只有在中国发生过使用过，中国人耳熟能详，洋人们大约会陷入莫名其妙的迷糊莫辨，也就减弱了阅读的兴趣，这不过是我的猜测而已。
黎峰：有人说，国内小说比国外落后将近五十年，作为中国的文学大师，你觉得当代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陈忠实：先纠正你的“大师”的误传。我不是大师，不是谦虚，是远远不及大师的格。我只认我是个作家，这是一个职业符号。无论说中国文学落后世界文学多少年，都是很难具体计算的，说落后三十年或落后五十年，都很难做出确切的论证，更难做出具体数字的量化比较。文学作品比不得某项科学技术，后者完全可以得出具体的量化对比，文学作品就难了。依我从媒体上获知的信息形成的印象，近年间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翻译到国外的数量已有起色，然而与我们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数量，几乎构不成一个比例；有幸翻译成外文出版的小说很难畅销欧美国家的图书市场，不能成为这些地方读者争相阅读的读物，也和我们国内不断形成的某个外国作家某部小说畅销且热读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可见，在世界文坛上，我们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输入国”，“输出”和“输入”几乎难以构成比例。你说的“位置”，我难以做出具体的排位，“输出”和“输入”的文学作品的不成比例，大体上就可以看出其格局了。
黎峰：你对当代中国文学，包括陕西文学的现状有何忧虑？对前景有什么期待？
陈忠实：没有忧虑。没有发生过任何忧虑。不是我天性乐观，也不是无所用心，是出于我对文学创作现象的理解，也许褊狭。一部优秀作品的出现，总是让世人意料不及，这部作品的作者也就从无名到著名了。人们通常的想法是他会越来越成熟，体验会越来越深刻，笔法会越来越老辣，这样发展的作家不少见，然而，似乎逆反这种通常现象的作家也不在少数。肖洛霍夫很年轻时写成了史诗《静静的顿河》，后来又写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当年也算得佳作，但似乎与顿河难以比肩，现在几乎销声匿迹。之后几乎再没有稍大规模的作品出世。出人意料的是，在他的晚年，一部大短篇或小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却震撼了当年的苏联文坛，也传播到世界很多国家。类似的作家的创作现象起码不属个别。我就能理解，一个作家的出现，创作的发展，是很难预料的事，远远比不得今天的天气预报的准确度，甚至连作家自己都难以自主操控……我忧虑有何用？没有必要。同样的道理，一个地区、一方地域在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发展，也是很难实现主观操控以期如愿的。某个时期，突然涌现几位令人瞩目的作家，难以预料；某个时期，相对比较平淡，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出现，也难以预料，更难以采取立竿见影的措施扭转局面。在我理解，一部作品的品相完全决定于作家体验的深或浅，这是很难以外在因素促成的事……我即使有忧虑，也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我相信会有惊世佳作出现。
黎峰：现在是个经济社会。写作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但因为不能养家糊口，也就只能是一个梦想。特别是现在一般人的作品在刊物发表很难，就是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大概也就两千元左右的稿费。就是一个长篇小说，三年五年写下来，正常出版了也就十多万的版税，养活自己很成问题。不知道陈老师们当年写作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不能养活自己的问题。
陈忠实：我在《白鹿原》书写到一半的时候，经济压力突显出来，三个孩子读书相继进入中学和大学，学费比较猛地涨起来；再加之集中写作《白鹿原》，没有写中短篇小说，基本上断了稿酬收入，仅凭当时的一百多元工资收入，就发生了难以支撑的困境。给我以榜样力量的是杰克·伦敦。我此前读过一本写他传记的书《马背上的水手》，其中写到一个细节，杰克·伦敦倾心致志创作小说，作品却难以出版。美国没有政府出资供养的专业作家，似乎也没有谁愿意资助他的小说创作，常常闹到连一块面包都没有的断顿儿困境。他的唯一财产是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便送入当铺，换几个买面包的钱继续伏案写作。他的一部小说好不容易被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仅出价十美元买断版权，杰克·伦敦尽管明知被坑，仍然接受了。他要的是作品不再积压这种结果，终于有了面世的机会。他拿着十美元赎回自行车，把剩下的钱全部买成面包，继续写作。一个只能吃干面包的杰克·伦敦，是不敢想营养成分的，更遑论其余物质需要了。他再发生断顿儿时，又把自行车送入当铺，换几个买面包的钱。直到他的作品畅销，出版商以十倍百倍的版权费争购他的新作的景观出现，一个杰出的作家杰克·伦敦在美国出现了，自然不会只啃干面包了。当时我尽管发生经济困难，但比杰克·伦敦好到天上了。我不愁饭吃，是比单一的干面包好得多的面条，一月可以吃两次肉，改善生活。直到《白鹿原》书出版，初版领到一万元版费，一下子成了万元户了。我说的杰克·伦敦的事，以及我的困窘，都是陈年老话了。当今世界，多方竞争日见激烈，环境和人心也是今非昔比了，喜欢写作和挣钱过日子的矛盾却依然困扰着尚未发达起来的作家，相信他们各自都会找到较为适宜自己生存，而又兼及创作爱好的途径，至少不至于弄到杰克·伦敦当自行车买面包的困境。
黎峰：写小说的人还因为写故事而拥有多一些的读者，拥有多一些的出版、被阅读以及被改编的机会的话，诗歌相对于小说就更艰难得多。对于现在的诗歌困境，主要是对于写作者经济上的压力和无望，您怎么看？在这方面，诗歌作者有什么更好的出路么？同样，对于现在孤独的写作者们来说，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经济社会如何去求得生存和写作的自由？这是一个全世界写作者所必须直面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很难去指责媚俗，也难以挽回许多优秀写作者的流失。
陈忠实：我较少接触诗人，但听说过诗人的困境。诗歌在近年间很难形成热诵的现象，当年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被整个社会诵读的动人情景再没有发生过。我听说诗歌集出版甚难，也能想到单凭写诗的稿酬很难过日子。艰难可能在年轻诗人群体里比较突出，因为年龄稍长的诗人大多都有职业，也就有一份稳定收入，起码生活不成为问题。据说不少年轻诗人没有固定工作，收入也难保证，收入就发生时紧时松的情状。我能想到的办法是，先兼一份工作，有保证基本生活的收入，把写诗排在业余。其实小说作家也多是这样，靠写作不能养家糊口的时候，就得先找到能养家糊口的途径。写作——无论小说或诗歌——暂且先放在业余操练。发展到靠写作不仅可以养家，而且收入甚丰的时候，自然就以写作为专业了，且不需谁批谁。听说欧美的作家大都如此。仅供参考。在经济社会如何去求得生存和写作的自由，主要是中国的写作者面临的一个新问题，这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实施和运行日渐突显出来的。西方国家一直运行的是市场经济，作家们从来面对的就是靠写作能否过日子的问题，靠写作的收入不能养家糊口，自己就会找到可以挣钱过日子的各种社会职业，把写作的爱好摆到业余，这是无需谁教谁的本能选择。我在美国乘火车时看到一种景观，火车站有小小的售书台，许多乘客扔几枚硬币便选一本便于口袋装进的很小的书，上车后便坐下读，到站后顺手就扔到车门旁的一只桶里。据说那里有不少专写这类供乘客解闷的随读随扔的书的作家。然而，并不担心杰克·伦敦为了不吃干面包而选择这类书的写作。经济利益肯定会驱使一些人进入“媚俗”写作，但不会是全部，也不会是大部。在我理解，作家对社会人生的体验决定着作家写作笔头的指向，不完全是经济利益的驱使所能决定。我相信对历史或现实生活有独特的深刻的体验的作家，肯定不会放弃此而改辙追彼。自然，有许多写作娱乐性读物的作家，也无可厚非，既是这些作家的兴趣和特长，社会也需要这样读来轻松的读物。
黎峰：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能脱离时代，但是又要有普遍性、共通性。西方提出文学作品要有“永恒的人性”。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学恐怕也不能脱离时代自行存在。那么今天的作家该如何反映这个时代的真实情况？
陈忠实：我遇到一个回答不了的问题。每个作家都在思考这个时代。每个作家对这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每个作家都在寻找反映这个时代的真实的而又只属于自己的句子。每个作家的大脑里都有一方独立的秘而不宣的艺术天地。只有在展示出某部作品的时候，我们才能获得答案，哦，这个家伙竟然如此独出心裁。如果有一个大家都可以适用的“反映这个时代真实”的途径，那么一百个作家写出的作品就会是一副面孔。况且，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段，也会发生新的体验和另一种表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