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实行土地改革，年仅十八岁的牟玲生担任一个乡土改工作组组长，却能严密地把握土改政策，没有发生扩大打击面的事，那时候全国不少地方发生过打击面过宽的“左”倾偏激事件。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牟玲生获得留学苏联的难得机遇，努力克服文化基础薄弱的多重困难，留学取得优异成绩，俄语达到可以简单对话的水平。关键在于一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既需要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也需要专业知识，为着这样一个崇高的目的学习，不仅劲头十足，智商也获得超常的扩展和提升。
大跃进的1958年，刚刚留苏归来的牟玲生，作为下放劳动锻炼队的队长来到略阳山区，像当地农民一样干农活务庄稼，又给当地乡民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更难得的是，他以试验田的两度失败，验证了大跃进年代高产量的虚假和荒唐。
在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中，牟玲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扑朔迷离的社会背景里，在派系斗争尖锐对立的漩流中，他始终保持甚为清醒的思路，艰难地坚守着对真理的不二忠诚和对谎言的拒绝。由此而受到惩罚也不改辙易径，宁可接受“勒令”到陕北农村劳动，也不顺从邪恶。在那样险恶的环境里，突显出一个人真正的党性原则，更见识难得的人格风骨和道德操守。
“文革”后期，牟玲生调到宜川县，先任县委副书记，两年后任县委书记。这个时期，正是“四人帮”抢班夺权作恶多端为害最烈的几年，也是各级干部里具有党心和良心的正派人最难立身的时期，牟玲生却在宜川县成就了兴利一方的务实业绩。他没有可能改变险恶多变的社会环境，却有清醒的辨识政治风向的头脑和善恶判断的能力，又兼着坚定不移的党性原则和道德操守，便可以决定自己不说什么不做什么，更可以决定自己要说什么要干什么。我看到，在“四人帮”翻云覆雨的政治环境里，牟玲生在宜川团结县委一班人，做农田基本建设，改土治水、植树造林，既改变千古以来的缺水又跑水的生产环境，又颇具远见的生态环境建设的眼光。他又善于总结经验，以科学审视的思维排除“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几成灾难的条条框框，在宜川推行更切实际的“玉米壕田种植法”，而且倡导尚不普及的化肥施肥方法，亲身示范。那些经过改造的台田，不仅在当年国穷民饥的动乱年代造福一方民众，而且至今依然发挥着保水保肥的永久性效益。
1978年，牟玲生第二次回到省委工作，任省委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这是省委的中枢神经。无须申述其重要性，也无须赘述其千头万绪到事无巨细的严密，这是任谁都可以想象的。这里我只引述牟玲生进入这个重要角色后，便给自己也给工作人员定下“四不让”的条律，便可以判断他主事的办公厅和秘书工作的办事效率和处事质量了。“四不让”为：不让领导交办的任何一件事在我手里贻误，不让正在交流的任何一项信息在我手里中断，不让任何一个差错和失误在我手里发生，不让任何一个来机关办事的同志在我这里受到冷遇。我自然可以推想，要做到这“四不让”，确非易事。然而，他们做到了，关键在于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牟玲生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以身垂范的姿态。完全可以相信办公厅和秘书工作的办事效率和质量。我突发感想，有牟玲生做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既可放心，亦可省去许多烦心。
牟玲生走上陕西省最高领导岗位，出任省委副书记，主管农村工作和宣传文教工作，长达八年。同样无须赘述《躬行集》书稿里的诸多叙事，仅举一例便可看到作为一个省的重要领导人的思想和作风，这就是牟玲生在陕西省延安市召开的种草种树会议上所作的主题报告，是他冒着陕北-20℃的严寒，带领调查组下乡镇、走山野，跑遍五六个县，不仅搞座谈搞调查，而且亲身走到亲眼观看，更难能可贵在亲自下手执笔，几经修改，拿出一篇既切合陕北实际亦合乎科学的种草种树的规划报告。我又忍不住感慨，在主席台上作这样的主题报告的牟玲生，当会是既充满自信，也满怀感情的；自信来自于这个报告产生的实际性和科学性，感情当是自身亲自调查又亲自操刀完成心血之作的……
我把牟玲生人生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个履迹摆列出来，在于呈现一个曾经被饥饿和瘟疫威胁过的关中乡村孩子，如何走上一个有几千万人的省的领导岗位的。他的思想发展的成熟过程，他的工作能力不断提升的经历，他对党的思想和原则的坚守，尤其是在鱼龙混杂荒谬逞凶的特殊环境里不惜性命的坚守，他的视野的逐步扩展，还有自我道德的恪守和完善……不仅于他是一种人生归结，更在于对后来者的启迪和示范，人就应该这样面对生活面对世界，就应该这样面对自己足下的生命旅程，无论在社会的哪种位置上。
三
阅读《躬行集》书稿，我突兀地感知到一个人对崇高信仰的不懈追求，和伴随始终的言行一致的精神坚守。
牟玲生不是先接受马列主义学说而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实践的，恰恰是在几乎没有革命理论准备的少小年纪，就已经进行革命的行动了。他对共产党革命的信奉，得助于从事地下革命的哥哥的直接影响。那个时代关中地区严酷的白色恐怖，再加之尚为乡村少年的年龄局限，很难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学习。即使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和平环境到来时，百废待兴的革命大局势不仅不可能提供给他坐下来研读马列著作的机会，而是把一个土改工作组组长的重担压在了年仅十八岁的牟玲生肩上。他学习和钻研的理论课本是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既要领会文件精神，更要在实践过程中准确把握政策分寸。从书稿中所述的他所负责的几个村子的土改全过程来看，完全体现了中央文件的精神和政策，尤其是对情况较为复杂又有特殊因素纠缠的魏考祺家庭成分的划分，确凿可以见出牟玲生这位年轻的老革命的清醒和冷静。这种清醒和冷静，在于政策把握的准确，以及对中央文件精神的高度自觉，这对于一个十八岁的人，委实难能可贵。然而，这个时期的牟玲生的理论学习和修养，主要体现在中央关于某项中心工作的指导文件上，这是结合中国国情的体现着马列主义精神的理论，也是不可或缺的。
牟玲生终于有幸获得学习马列主义原著的机遇，不仅是长达一年的专业学习，而且是出国到苏联留学。对于仅在关中西府乡村学校断断续续读过几年书的牟玲生来说，可以想见其艰难，却被他强烈的求知欲和顽强的学习精神所化解。在苏联老师的指导下，他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做什么》《进一步，退两步》等马、恩、列、斯的原著。牟玲生总结这次学习收获时说：“这是我生平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马列主义的经典原著，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在我理解，这种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领会和掌握，之所以会成为“我生平中最难忘的经历”，就在于他完成了一次思想的升华和精神的飞跃，这是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大事。年仅二十五岁却有十年革命经历的牟玲生，绝大多数岁月里都在做着具体的革命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忠诚革命又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人来说，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领会和掌握，就会从个人受压迫求解放的心理层面，升华为对人类未来进入大同世界的思考，也从哲学层面实现了一次精神的飞跃。这种思想的升华和精神的飞跃，不仅对自己正在从事的具体工作的意义的理解发生全新的提升，还在于对自己从事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更为坚信了，成为人生价值意义上的唯一追求。
这种从马列主义原理高度上发生的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必然的效应就是对真理的坚守，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至死不渝的品格，我仅从牟玲生发生在“文革”的一件事，就感知到了这一点。牟玲生在“文革”的派系斗争最激烈的岁月里，仍然不参与任何一派，这种行为本身就显示着他对这场祸害国家的运动的清醒认识。我也经历过“文革”，深知能保持这样不随波逐流不卷入恶性伤害的人，是要冒政治风险的，甚至有生命危险。牟玲生几经胁逼，绝不参与派系斗争；在专案组中，他坚持实事求是，决不作陷害人的材料，迫使军宣队一怒之下解散了专案组；直到造反派使出狠招，把他下放到榆林农村去劳动，甚至把爱人和孩子的西安户籍也注销了。我读到此，便想到了一个人的骨气和独立人格，只有对真理的坚信，才有辨识即使如“文革”这样人妖颠倒的复杂浊流的清醒理性，也才有坚守真理的勇气，才有宁可遭遇压迫、遭遇灾难而不改的骨气和人格。
更令我感动的是，在被作为惩罚的下放劳动中，他却以主人的姿态很快融合到农民群体之中，和村子里的农民一起下地干农活，推车挑担抡镢头，一天三晌和农民一样出工干活。遇到干旱威胁，他和农民一起挑水浇苗，仍不能奏效时，他竟跑回西安，向有关部分申请调拨了一台柴油发电机组，如此等等。用我们通常的习惯用语，确是“急农民之所急”。他在榆林这个村子下放劳动，时间长达三年，竟然成为农民舍不得放走的人了。我又忍不住感动和感慨，一个被惩罚被“贬谪”到边远乡村长达三年的人，却能做到不理会加害者的原本意图，仍然为当地民众做好事谋福利，这种自信到完全踏实的心理状态，不是任谁都能达到的，通常所见的多有丧气灰心难以摆脱消极。牟玲生超常的自信，我想当属对真理的信奉和坚守，客观上也形成对得逞一时作孽一时的邪恶势力的不屑式蔑视。
四
阅读《躬行集》书稿，我突出地感知到一个人凡事求真的科学精神和务实的工作作风。
随意举几例。
1950年任土改工作组组长时，一个富裕农民怕被定为地主成分，偷偷给一位工作组干部行贿，引起不小的公愤，贫农代表大会几乎一致通过给他定为地主成分。作为土改工作组组长的牟玲生意识到不妥，行贿行为是一码事，而他家的实际情况是另一码事，行贿行为尽管恶劣，却不是他的家庭该定何种成分的关键因素。他便几经磋商，仍然给这户人家定位富农成分。在当年农村颇为激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能保持这样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确实难得。
再如1958年他被下放到略阳劳动锻炼期间，正是大跃进的浮夸风刮得最猛的时候，报载亩产水稻过万斤、小麦亩产几万斤的高产纪录。他与下放干部和当地群众先后做了水稻、红薯、玉米和小麦的高产实验，以红薯六千多斤和玉米八九百斤的高产成功和水稻、小麦密植的彻底失败，亲手验证了反科学的浮夸风的荒谬，也使自己“增长了不少知识，明白了报上所说的万斤粮之类的报道，只不过是浮夸而已”。这种亲自动手所获得的经验，足以拂去任何动听的谎言。
这里着重说一下牟玲生在宜川县六年期间的政绩，更集中体现着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这是1972年到1978年，正是学大寨运动搞得癫狂的年月，浮夸风和形式主义成为不可抵挡的风气。牟玲生到宜川县工作，先任县委副书记再任书记。初到宜川，他便下马观花，调查研究，费时几个月，把宜川的历史、人文、民风、民俗大略弄个明白，尤其着重于宜川的山、塬、川、水等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的掌握，更用心听取各级干部和当地群众关于改变穷困面貌的意见，终于做到胸中有数，拿出一个切合宜川实际的工作计划和治穷致富的可行性方案。
他看准了宜川地阔人稀产量低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跑水跑肥的山坡薄田，二是缺水致成的低产量乃至绝收的靠天吃饭的被动生存现状，便集中力量花几年时间改造坡地为平整梯田，又下大力气解决灌溉难题。无需赘述他的缜密计划和实施过程，单看他带领干部群众实干六年之后的成果，便一目了然。几十年后，宜川已是闻名省内外的优质苹果生产大县，那些经他们修整的保水保肥梯田或埝地，给苹果的栽植和生长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他三十年后再到宜川探访时，那些苹果种植户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仍念念不忘他们当年改造田地兴修水利所带来的永久性好处。此刻他产生的欣慰，当属“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难得还在于他力推科学种田的思路和坚定不移的主张。前述已说过，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搞得浮夸而又离谱，牟玲生却倡导科学种田，推行良种提高产量，而且推行农民尚不习惯也不大相信的化肥和农药，包括请各路专业技术人员向农民普及农业科学知识。他抓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计划可谓宏大，而且具体，逐一落实，不仅人工栽树，而且动用飞机撒播树种，足以见出他的前瞻性。
我曾经在农村基层公社工作过十年，对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学大寨”运动的浮夸风和形式主义深有感受，因而对牟玲生在宜川因地制宜求真务实的做法深感难得，既要有一种符合科学的思维，更要有拒绝浮夸风和形式主义的胆量和气魄，他的“唯实不唯上”的坚定信念，是做好了被摘乌纱帽的心理准备的。读到这些往事，仍令我感动，钦敬也自然而生。
五
阅读《躬行集》书稿，我不无震惊地感受到一个人绝不宽容自己过失的自省精神。
读着《躬行集》书稿，往往会发生让我意料不及的情景，就是牟玲生对自己工作中的几次失误的自责和反省。许多事已因时过境迁而被生活淡化以至淡忘，而牟玲生却积久难忘，更不宽恕自己，一件一件诉诸自传体的文本，词恳意切地检讨和反省，读来不仅感动，且无不震撼。一个人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失，也就敢于面对业已成为历史的过去，更有面对未来的踏实和自信。
“‘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影响，我也盲目地批判过所谓的‘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现在想起来，深感愧疚。”引自《躬行集》书稿的这段自我反省的文字的社会背景，严格说是始自“文革”爆发前两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是当时陕西对“四清”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即“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要通过“四清”运动实现“民主革命补课”。在这种主导思想下开展的农村“四清”运动，最直接的后果是把一大批乡村干部错定为“四不清”干部，把许多中农农户补定为地主或富农成分。到新时期纠正冤假错案时，那些被错定的“四不清”干部和补定的地主富农成分的农户，几乎全部平反纠正了。
那场“四清”运动的社会背景，是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之后发生的事，全国都搞了，主要在农村，大约从1964年起始，分期分批一个县一个县接连搞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而停止。在西北和陕西，把“民主革命不彻底”作为开展“四清”运动的指导思想之一，也是“狠抓阶级斗争”切中西北和陕西的特殊命题。牟玲生作为蓝田县“四清”工作团的负责人之一，执行这样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是很自然的事，也是不容怀疑的事。当年全国搞过“四清”运动的干部当以百万计，至今仍怀“愧疚”心情而反省自己“盲目”执行极左路线和政策的牟玲生，就令我感动了。
牟玲生至今仍感到“遗憾”也感到“有辱使命”的事，发生在他任宜川县主要领导的时候。那一年（1973）周恩来总理回到延安，看到革命圣地的延安人民在革命胜利二十多年后仍然缺吃少穿，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并当众公开检讨自己没有当好总理。随之，周总理提出“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产量）翻一番”的目标，包括牟玲生在内的延安地区和所辖县区的领导都立下了军令状，保证实现总理的嘱托。直到牟玲生六年后调离宜川县，粮食亩产量提高了，人均粮食数量也增加了，然而却没有达到“翻一番”的目标，一种“有辱使命的感觉”一直潜存心底。
牟玲生没有说未能实现“翻一番”的客观因素，不著为自己开脱的一词一字，却纯粹自责为“有辱使命”。我所能想到的有两点，一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文革”发生的一场接一场的中心运动，已经闹到全国都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的地步，尤其是大批特批“唯生产力论”所发生的怪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各级领导干部要抓生产反而成为过错。在这种背景下，牟玲生仍然顶着压力在宜川修田、治水、植树、造林（不赘前述），使宜川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得到永久性的改善……然而，他却既不做客观辩解更不为自己开脱，把潜存心底的“有辱使命”的“遗憾”留在自己的人生脚印里。这种境界令我感动。
把“两个失误的教训”作为醒目的标题列为一节，可见牟玲生反省的郑重性。一个失误事件，是在宜川搞了劳民伤财的八个“小高抽”水利工程，另一个是在“一批两打”运动中发生过火斗争致人自杀的事件。前者犯了“决策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而后者却是他作为县委一把手应负的责任。尽管他再三强调工作方法防止过激行为，却仍然发生了过激行为致人自杀的惨事，他便揽起作为自己的过失，作为教训，自责至今。
写到这里，我发觉在涉及牟玲生自责反省的几件过失时，我不自觉地都叙说了这几件事发生的社会背景，似乎有为牟玲生辩解或开脱之嫌。然而，我却不能不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才会发生这种过失，常见的现象是，许多人把类似的个人责任都推给社会大背景里去了，唯独牟玲生却不宽容更不为自己开脱，而是严格地自律、自责，实现自省。我的由意料不及的震撼里发生的感动，就很自然；敬重一种人格境界，也很自然。
六
读完《躬行集》书稿，那个坐在主席台上作报告，我在台下聆听并仰视的牟玲生不再是陌生的熟人，而是让我有一种知根知叶知外又见里的人了。
牟玲生少年时便投身革命，冒着生命危险而不退缩；牟玲生刚刚成年，从基层工作做起，之后多年变换多种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牟玲生有机会留学前苏联学习马列主义原著，精神和思想完成了飞跃和升华；牟玲生工作历程的许多时月，都是在我们国家“极左”思潮愈演愈烈的困难局面里走过的，却能保持基本清醒的头脑而不随波逐流；牟玲生严于律己的自省精神，显示出一种坦诚的人生境界……我在前文中所说的感动和敬重，是由阅读引发的真实的情感。
我想到，年近八十岁的牟玲生，回首往事凝结成《躬行集》书稿的时候，如此坦然面对人生的行程的履痕，如此坦然面对自己生活和工作的脚下这块土地和人民，该当是骄傲的，自信的。然而，只有对这块土地和人民鞠躬尽瘁，才能获得面对人生履迹的坦然。
2010年6月5日二府庄
第35章 话说陕西人
赵乐际书记《在省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间我省文艺工作者在戏剧、电影、电视、文学、绘画和书法等领域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对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无疑是一种真诚而富于力度的鼓舞。
《讲话》号召并期望文学艺术工作者在攀登文艺精品的创作时，“多角度描绘陕西人勤劳质朴、宽厚包容、尚德重礼、务实进取的典型形象……”这是对陕西人地域性共性的概括。作为陕西人，我一直关注和探索这块土地上的今人和前人的精神和气质的共性，以及由前人到今人的演进演变的心路历程。听到赵乐际书记的概括，之所以引起包括我在内的与会者的共鸣，就在于这种概括的准确。唯其精确，才能引发热烈的共鸣，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思考。这四句十六个字的概括，既呈现了陕西人的性格特征，也揭示出陕西人的精神气质和心理形态，以及作为精神、心理、个性气象底蕴的传统道德规范的德和礼的遗风。我之所以说准确，就在于这种概括切合着陕西人的脉象，自然也是我多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直接感受和感知。
这种准确概括必然会激发艺术家和作家的思考，陕西人的这种共性是如何形成的，其历史和文化的渊源该当作出探索和解析，尤其对历史人物的创作极富启示性意义；在近百年来历史演变和生活演进的骤烈而又复杂的漫长岁月里，陕西这一方地域的一代又一代陕西人，在完成精神和心理裂变的过程中，为何能够依然保持着这种独有的地域性特质；更具切近到不可回避的当下现实生活，经济高速发展物质日渐丰富的主流中，同时浮泛着庸俗乃至腐朽的理念，陕西人也面临着应该坚守什么，如何坚守，力戒什么，如何拒绝，才能使这方地域上的人的独有的品格传之久远……除了党政学校这些社会重要因素之外，文学艺术的张扬和感染力，是无可替代的，作家和艺术家以各自擅长的艺术形式，努力探索揭示各自理解和体验到的陕西人，塑造出坚守和继承着这种品格的令人耳目一新且具心灵震撼的陕西人形象，既是作为陕西领导人赵乐际书记的希望，也是陕西乃至中国观众和读者的期待。
2010年8月9日二府庄
第36章 简说柏峰散文
认识柏峰，大约三十年了，那时候他正在大学读书，有缘相识。几十年过去，虽然过从疏淡，却幸未断止，不敢自命为淡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却也可自信庸常无益的来来往往拉拉扯扯不曾发生，便形成一种简约却也明晰的印象。初见柏峰时的学生气儿，渐变为一种谦谦的书生气儿，再变就成为颇不随俗的学者气象了。印象里，柏峰似乎言语不多，更难见夸夸其谈，每有话说，却倒也坦荡直率；许多年自囚于渭南一隅，凭窗读书，锲而不舍，自得其乐，如此恬心静气的治学风范，在喧嚣的当今生活潮中弥足珍贵。
柏峰长期从事语文研究，这是他的主业，在语文界已是资深且卓有建树的研究者，已出版过几部专著，仍不断发表新的研究论文，颇负盛名。他酷爱读书，涉猎面广，更善钻研，对现代哲学和文学理论兴趣很浓，对古典文学和艺术亦有长盛不衰的爱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上世纪90年代初期，柏峰就获得过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去年又获得首届陕西文艺理论奖。获奖是对他学术探索的肯定，也是对他苦心孤诣问学精神的鼓舞，自然也可见他学术造诣的功底和不可或缺的价值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柏峰还擅长散文创作，而且已形成独立个性的品格。迄今为止，柏峰已出版了《野涧散墨》《枫窗新月》《月在东篱》《柔软的心灵》《归梦绕家山》等散文集。单看这些散文集的书名，约略便可感知作者的性情，以及文章的品相了。柏峰自家写着散文，同时还在思考研究散文这种文体，出版了散文理论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论中国散文精神》等。同样，单看这两部散文研究专著的书名，顿生肃然，20世纪一百年间，从新散文诞生到世纪末的散文大繁荣，出了多少堪称伟大的散文作家和堪称经典的散文作品，要作出独立见解而又能服众的一家之言，谈何容易。然而，柏峰作成了。要对整个中国散文作品的精神作出论断，必有一付高蹈群峰又点石成金的眼力，才可能从精神的层面上阐释百年以来的五彩缤纷的散文诸家，这更谈何容易。然而，柏峰也作成了。说到柏峰的散文，阅读中处处可以感知其思想的力度，那里泛溢着新人文主义精神的另一种韵致，无疑是追求高远、和谐和文明的境界。在艺术上，他独辟蹊径，寻求把古典语言和现代语言有机融汇的属于自己的语言，追求典雅清新却又鲜活生动的艺术效果，业已独成风景。
无论是致力于哲学社会科学，抑或是文学创作（散文为偏重）艺术的研究，都在促进并促成他的散文创作的高起点和高境界的自然实现，这是柏峰自己蹚开的适宜自己艺术创造理想的途径。柏峰正当盛年，相信会在自己独辟的艺术途径上继续探寻，获得更高的艺术境地，当是个性独具的“又一村”。
2010年8月14日二府庄
第37章 想起了杰克·伦敦——有感于《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主讲人阐明这项前所未有的（陕西）文学书籍出版计划的基本思路时，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竟然从我的记忆深处浮泛出来。
杰克·伦敦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干着海盗营生的杰克·伦敦发生了良知反省，更重要的是发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仅不可压抑，而且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伙，栖居在海边小镇上一个小屋里写起小说来。写成一部小说，跑了几家出版社，不仅没有一家出版商看中小说，倒是看到一家比一家翻得更白的白眼，嘲讽的言词也是一个比一个更尖刻。杰克·伦敦却不仅痴心不改，更加倾心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的构思创作。我已记不准杰克·伦敦的哪一部书稿，终于得到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杰克·伦敦喜不自胜，连出版社老板明显带有欺侮和坑人的十美元的一口价都接受了。他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费的十美元酬金，来不及回家，直接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余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也最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又潜心静气进入一部小说的写作了，一天三顿都是吃面包喝开水。直到面包吃完缺失下一顿的时候，他又把那辆作为唯一财产的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个美元再买一抱粗而劣却也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的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很快被广泛的普通读者所热衷，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争购、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又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着杰克·伦敦如果生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就不会发生把自行车抵押当铺换面包吃的艰难困苦的事了，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了。然而，在商业利益驱使下的美国出版界，眼睛紧盯着知名的又走红的几个作家，本属正常的也是司空见惯的生活世相，又逢着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版业本身不景气，杰克·伦敦这样的旷世奇才不被淹没不被摧折已属奇迹，亦属万幸。《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声势浩大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作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的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出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出于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便促成了《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作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这样切实的扶持青年作家创作的图书出版工程，在杰克·伦敦时代的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今天的任何国家的出版业界仍然是做梦也不会梦到的事。然而，这样的事在当代中国的陕西发生了，且已付诸实施了。我便忍不住感动，毕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既实行图书出版业的市场运作，却也绝不无视市场运作过程中的冷脸，即对无名作家的轻视；在市场运作主导图书出版的现实里，能够正视这种现实里的冷脸，而把关注的眼光投向那些正在跃跃欲试正待破土而出的青年作家，可以感知一种富于远见的眼光，一种专注陕西文学事业的大思路，还有一种关爱后来者的至诚情怀，才有这样令人感到振奋的图书出版计划的创立和实施。
陕西基本被公认为文学重镇。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无论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甚至在陕西文坛之外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除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我为进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青年作家庆祝，并期待不同凡响的新作问世。
我为《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创立者和实施者诚表钦敬之意。你们的思路你们的用心，都是为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的。
2010年8月27日二府庄
第38章 说给云儒三句话
云儒过七十岁生日，各界人士拥集，场面庞大而又热烈。对于一个大半生都从事原本属于冷寂的文学评论工作的人来说，足以见得社会影响的广泛，远远超越了文学界。云儒约我说话，正中我表现欲念，连任何客套都不曾发生，我便踊跃而出，瞬即形成三句话，说给云儒。
第一句话，云儒是我的老师。这话不是客套，更不是恭维，而是真实的事实。
上世纪60年代初，西安市群众艺术馆为文学爱好者搞文学讲座，我是虔诚的一个听众。周六下午走到纺织城东边的水沟村，花两角钱在农民的家庭客店歇脚，天不明起身赶到西安聆听各种选题的讲座。约略记得是那年春末夏初的一个周日，我在讲堂里看到了走上讲台的肖云儒，竟然由惊诧而瞬间浮泛出悲哀沮丧的情绪来，概出于他那一张脸孔。不单是那张脸的俊气，关键在那张脸所标志的太过年轻的年龄，看去好像比我还要小几岁，我的沮丧以至悲哀便发生了，这样年轻的人登上讲台作讲座，而自我感觉比他还长过几岁的我坐在台下接受他的文学启蒙，还梦想搞文学创作，未免太晚了……
我还是耐心听讲。他的讲题是《散文散谈》。就是在这次讲座上，我亲耳聆听到他对散文这种文体的概括——“形散而神不散”。这句堪称精湛的概括，在我一遍成记。我那时正学习散文写作，这句话便悬在心中。几十年后的今天，云儒关于散文的“形散而神不散”的概括，不仅随处被人引用，业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关于散文写作最精到也最传神的概括，似可称为肖氏语录。而这样精准的概括，是他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作出的，足见其学养之不俗，以及横溢的才气。
我视他为老师，源出于此。尽管见面握手时直呼其名，老师的印记一直悬在心中。
新时期文艺复兴潮头伊始，陕西应运而出一茬青年作家，作品引起整个文坛的关注。几乎与此同时，陕西的中青年评论家组成一个纯民间性质的《笔耕》评论组，紧盯着刚刚跃上新时期文坛的这一茬陕西青年作家的创作变化和发展，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品评，对他们的创作起到了促进作用。云儒是《笔耕》评论组年龄偏轻却最敏锐的评家，他的笔锋触及到每一个作家的作品，赢得了作家们的钦服和珍重。我也是受益者之一，不仅在他肯定意见所给予的鼓励，更在对作品弱点的严肃的批评。记得我的《信任》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时，得到的几乎是一口腔的称赞，猛乍听到他毫不掩遮的批评，而且是甚为致命的否定性批评。他既不管你获什么全国奖的影响，而且是在一个小型创作座谈会上正对着我说的。我虽然没有申辩，却基本不予接受。直到几年又几年之后，自我感觉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创作突破之后，我才一次又一次更深地理解了他的批评。确实说来，是一个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老话题，也是创作的一个大命题。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对于创作的理解和感知，尚不能理解他的批评；反之，他对文学创作的理念和审美，超出了我当时的接受的可能性；当我后来的创作有所突破，大约才一步一步接近了他的那个文学理念和审美准则，钦佩便发生了，敬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听到也看到一些看人看脸却不看作品成色甚至掂红包轻重的评论的传闻，常会想起仁兄云儒直对着我面的毫不口软的批评，愈觉难能可贵。隐藏在心中三十年的这第二句话，在仁兄庆贺七十华诞的场合说出，在我算得是一个最恰当的机遇。
第三句话，是我刚刚意识到的，即云儒已经进入人生的又一个新的境界——达观。
生日庆典仪式的同时，云儒的散文随笔集《雩山》首发。我先读《雩山》自序，直感便是云儒已进入达观这种人生的高境界。我觉得尤为难得，人活七十现在并不难，难得的是进入生命体验里的达观境界。
我约略可以看到云儒抵达达观境界的一条途径，从文学评论形成广泛影响之后，即到新的世纪伊始，他的言论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作品，而是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现实，完全成为一个视野宽泛且有独立见解的学者。说来有趣，每当有机缘听他发言，或在报刊上看到他的文章，还有电视上听他侃侃而谈某个话题，都是一种新颖的理念，敏锐的思维；甚至刚刚流行的新鲜语汇，在他说来如道家常。在我这个受众的感觉里，既有对新理念的启蒙，也有新鲜语汇的普及……这种情景里，我突然会意识到，我还是近五十年前坐在文学讲座讲堂里的听众，是学生；他依然是登上讲台讲演的先生、老师。差别仅仅在于——
云儒已是进入达观境界的人了。
2010年8月31日二府庄
第39章 老到少年陈奕博
我把颇为神秘的文学天才，物质化为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陈奕博无疑与生俱来便拥有这样一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在同龄人为一篇作文冥思苦索到抓耳挠腮的时候，陈奕博却要出版第二部散文随笔集了，可见其那根神经对文字敏感的程度，且不说天才。
陈奕博的散文随笔触及社会生活种种世相，直言不讳到露出见解的锋芒；有对山河大地自然风光的描摹，却不是浅表的吟诵，常有甚为独特的体验的韵味；更难得在他的笔锋竟然涉及历史上的文学大家，经典著作，以及地域人文，在继承和学习中，常常发出独立思考所获得的独具一格的体验；还有甚为老到的文字。我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少年笔下所倾注的思维和体验的笔墨。
2010年9月4日二府庄
第40章 独得一笔活字——雷涛书法印象
近一时期有缘多见到雷涛的书法作品，确已加深并形成一个基本印象，雷涛已从毛笔字升华为书法了。我说的毛笔字，顾名思义，就是用毛笔写的字，尚称不得书法；书法尽管也是用毛笔写的字，却是可以称为艺术的书法作品了。两者的差别如同学生作文和文学作品，毛笔字如同学生作文，尽管也有优劣差异，却难以进入艺术创造的层面去品评；书法如同正经发表或出版的文学作品，尽管也有高下之分，却都进入艺术创造的层面了。前几年见过雷涛的题字，我的印象是毛笔字；几年不见，今年在几种场合看到他的各种题字，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眼前一亮的惊诧之后，便意识到雷涛已由毛笔字升华到书法艺术的高档了。不觉间油然而生惭愧，自己依旧停滞在毛笔字的低档。
上述每次看到雷涛书法作品所发生的眼前一亮和伴之而生的惊讶，无疑来自直观的冲击，即视像给我感官的意料不及的冲击，惊诧和惊喜便是自然发生的心理反应了。对一种艺术品的这种甚为强烈而新鲜的反应，是我艺术欣赏的基本的心理期待，却不是经常能够获得的享受。我略作梳理，引发这种感官和心理反应的直接因由，便是雷涛书法作品的率性，一种挥洒自如到自由不羁的率气，扑面而来；笔墨起落里的灵气和动感，使整幅书法画面弥漫着也张扬着一种活力。难得就在把字写活了，只有注入书家的率性和率气，才可能有鲜活的气韵泛溢出来。在摆置着诸家的书法作品之中，不看落款署名，我搭眼一瞅便会认出雷涛的作品来，便是那种独有的率性率气所凝聚在笔墨里的灵气和活力。这当属书法艺术的个性，独禀的个性化艺术气质。
书法能形成一种独禀的艺术气质和气象，无疑标示着书法者已跨入自己独辟的艺术境界，这是很难的事，雷涛却抵达了。难在需得持久不懈的基本功的练习，各路名家名帖的楷书、隶书等的临摹，自不消说。尽管都下足了基本工夫，能否独辟蹊径进入一种个性化的艺术创造境界，却大约只占下工夫练基本功者的一个很小的比例。我看雷涛能抵达独成一景的艺术境界，大约有这样两个因素，首先是文化积淀和文化构成，对书家雷涛内在气质的决定性影响。在我的印象里，雷涛对以国学为本体的传统文化的承继颇为深厚，这是作为中国独门的书法艺术的基础和底蕴，不可或缺；难得在他同时兼备当代最新的文化理念，也拥有最活跃的独立思考的思维。这种兼容着古典传统和现代理念的思维，铸成他的个性化气质，体现在书法笔画结构和墨汁浓淡里的气韵，便独成一番景象了。不少书家注重国学传统而轻视现代理念，有的甚至拒绝现代理念，往往下足了工夫却难以摆脱匠气，那字看去也挺好，却独缺了灵气，是死字。再，当属书家雷涛的个人禀性或者说性格了，刚劲而不粗莽，机敏而不轻泛，这种个性化的禀赋决定着笔锋的运动，就是我所看到的一幅幅充满灵动的活字。
雷涛的书法已独成一景。雷涛进入自己独辟蹊径的书法艺术境界，更开阔和更幽微的艺术天地有待再探，必有更令我眼睛一亮和发生更大的惊诧的书法艺术作品创造出来。
2010年9月29日二府庄
第41章 探索与创造者的礼赞——读《夏花秋叶》
视角·视野
读着陈若星即将出版的报告文学散文随笔集《夏花秋叶》书稿，我不由暗暗惊诧，这人写了多少人的速写式的报告文学作品呀。尽管认识陈若星也有近十年了，也知道她主笔陕西唯一一家纯文化艺术报纸，是陕西文化文学艺术信息量最大也最新鲜活泼的一家周报，无疑也是我获得文化艺术信息结识艺术新人的一条重要渠道。《文化艺术报》办得好，主编陈若星自然功不可没，自然可以想见她是办报的里手，以及全身心的投入。然而，如实说来，我多年间只是零星看到过她写的署名文章，没有太强太深的印象。再，依着庸常心理推想，主编的主要职能在于不断更新办报的思路，赢得读者阅读的兴致，更有严峻的经济效益的压迫，似乎谁也不会要求主编亲自动笔写文章了。及至读完书稿，我的不断发生着的惊诧却释然了，在于我庸常推想的心理不仅发生错失，而且是大谬了。
先说阅读直感，陈若星的报告文学涉及多少人啊！陕西文学艺术圈里我认识的许多作家、艺术家，都被她的一支笔扫描过了，而这些人的独到的创造和创造过程里的动人的细节，在我却不甚了了，读她的文章便有对这些作家、艺术家更深一层理解的效应，也对他们痴心艺术创造的精神油然而生钦敬。陈彦的佳作《大树西迁》，我曾先后两次看过演出，每一次都被感动得流泪；然而只有在读过陈若星的《大树下的话题》，才了解了陈彦为这部剧作曾几次到上海采访，并住在上海交通大学体验生活，构思、创作，征求意见，修改，几经打磨推敲；初演后又经过大的修改，终于成就了一部深受观众喜爱，又获得专家普遍好评的好戏。再如陈孝英主编的一部汉俄双语对照的中俄友谊散文集《情系俄罗斯》，其中收编了我的访俄散记，我也参加过这本书的研讨会，却不甚了解陈孝英为编这部书所费的艰辛周折，还有这位俄语专家的感情投入，更有这部富于创意的汉俄双语散文集出版后的良好反响。尤其是为着这部书的序言，陈孝英两易其稿，二稿还是在医院病床上忍受着病痛完成的。当我曾经不无欣幸地看着我不认识的俄文印刷的我的文字，却未想到成就这一件涉及中俄文化交流的好事的陈孝英，默默地付出了无以量化的劳动和用心。我对许多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活动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理解，距离缩短了，钦敬也加深了。
陈若星报告文学的又一显著特点，在于叙述的对象多有那些在文学和艺术上初露锋芒的新人，像刚刚推出长篇小说《血色高原》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高鸿，集歌唱家、作曲家、指挥家于一身的王胜利，甚至连在网上引起热议的《驻村日记》的作者——一位在秦巴山区下乡的省政府干部也不轻易放过，写成一篇令人深思深省的生活观察大命题的文章。这里让我甚为强烈地感知到陈若星的视角，不似当下多种媒体只盯着明星的脚步和屁股，寻找可以热卖的逸闻趣事，而是满怀激情地把一批文艺新苗推到读者面前，对于这些刚刚破土而出的新人的创造自信的树立，尤其对他们开创未来的艺术道路和艺术天地的勇气和信心，具有非常的意义。在陈若星独到的视觉关照里，许多富于艺术创造天才的年轻人被推到前台，对于一个省的文学艺术的未来发展前景，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作为为艺术新人起程而鼓与呼的陈若星，她的这种富于远见的视角，在当今世风里尤为可贵。
还有陈若星的视野，其开阔的程度同样令我惊诧，近十年来陕西文学和艺术界的重要事件，一部有特色的书籍的出版，一部杰出话剧、歌剧、秦腔的演出，一部不同凡响的电影、电视剧的面世，等等，都成为她深度采访之后形成的有思想、有见解且有扎实内容的报告文学作品。这些可看作是她文化艺术视野里的主要关照对象，姑且不赘。她的视野还旁及一个偌大的泛文化范畴，她把一位富于文化思维的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叶孟理推出来，他在专业性太强到令人有冷峻感的医学人才的骨质里，洇渗了温暖的文化底蕴；更为冷僻的动物研究专家吴晓民，对于珍奇动物的研究和保护，成就卓著，却鲜为人知，陈若星把这位无名的功勋人物彰扬于世；陈若星的视野远及域外，把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电影《望乡》的成因揭示出来，也把一位极富人道而且敢于揭露日本侵略兽行的女性史学家山崎朋子介绍给中国读者；陈若星的视野聚焦于生活中的非常事件的时候，更显现着一种义勇的气概，汶川和陕南发生地震，她以大病初愈之身亲赴灾区扶难兼采访……
编入《夏花秋叶》里的报告文学73篇，显然不是她写作的全部，这样速写式的报告文学，当为陕西近十年来文学艺术以及宽泛的文化领域的大事记。我阅读中感知到陈若星的独立个性的视角，以及开阔的视野，成就了这样一部作为一个省的文学艺术大事记式的著作，珍贵在其可靠的史料价值，时间愈久愈显珍贵。我猜想陈若星一路走来，一路热情而又敏锐地扫描、速写这些宽泛到文化领域的人和事的时候，大约只想着把他们非凡的创造活动和创造成果张扬给整个社会，却未必考虑到多年以后所显示的史料价值，尤其是翔实可靠而又鲜活生动的第一手资料。
一个人看取社会的视角和视野的决定性因素，当属思想。思想决定着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和精神气象，也制约着行径的选择，看取社会的视角就有了独立的个性化特质。由此可以见出陈若星颇不寻常的精神内里的大气象了。这一点，她自己大约也未必有清醒的意识，而是这些报告文学呈现出来的，一个自然而又浑成一体的气象，倒避免了清醒意识里刻意追求时往往容易发生的矫饰。
倾情·倾向
“想到此，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流了出来，久久不能释怀。”
这是《黄土崖上绽放的璀璨之花》一文中的一个细节。“哗”的流出热泪且“久久不能释怀”的人，不是这篇报告文学叙写的对象，而是作者陈若星本人。作者这一笔文字，却让我甚为敏感。这是写主演话剧《郭双印连他乡党》的史丰的报告文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人物特写。这部话剧里的郭双印的生活原型叫郭秀明，他的真实事迹不知感动得多少人落泪，话剧里的郭双印也感动得不知多少观众热泪涌流，主演史丰多次深入郭秀明生前奋斗的村子体验生活时，触景生情而泪洒热土，他饰演的话剧里的郭双印又感动得南方北方的观众难禁一掬热泪，我也曾热泪涌流。这些人的眼泪，我能理解，却不惊奇，而作为特写作者的陈若星的眼泪，却让我敏感了，这不是话剧演出现场，也不是生活原型郭秀明奋斗的村子的实景实物的触发，仅仅只是史丰说到他近期又一次去看望了郭秀明那个村子的乡党，生活已获得很大改善，可以说过上小康的日子了……人物特写的作者陈若星刚听到此，便发生了热泪涌流且“久久不能释怀”的情感反应。我的敏感在于，作为对一部话剧主演史丰的采访写作，却对话剧人物原型所奋斗的村子的变化能感动落泪，可见陈若星的情感已经和那个村子里的乡民融为一体了，当属一掬欣慰的热泪；更难得的一点在于，这掬热泪更是为着这个村子的领头人郭秀明洒下的，他生前奋斗多年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我便感知到陈若星对郭秀明崇高精神的钦敬与崇尚，已经在不觉间转化为情感倾向了。难得的精神崇尚！
对人的精神崇尚，几乎突显于每一篇以写人为主的报告文学里，我随意举出几例。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以短短的文字，向读者推出一个立体而又富于质感的音乐家崔炳元。这位富于音乐天赋的人参军之后，为各路驻军演出，足迹遍及兰州军区所涉及的西北的每一处关隘，沙漠、草原、山地、河谷，风餐露宿，冬雪夏暑，整整十年，任劳任怨，倾心倾情为战士服务；他的音乐天赋很快获得倾泻般的释放，一年竟然编创二百多首歌曲，又为歌剧、电视连续剧谱曲，多为激扬悲壮、慷慨苍劲的令人热血沸腾的基调；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军人的风范，豪情而不失严谨，无私而呈现真情，为着军队建设，也为着倾情的艺术，向来不计个人得失。《月照西城》写了一位别具一格的回族领导干部兼书法家乌思尧，也是集中于一个人精神品相的展示和张扬。这位在工厂干过十八年车工、钳工、统计等实活的回族青年，以其一贯的出色的工作和优秀的品德获得普遍的赞誉和好评，被选拔到莲湖区做行政工作，分管民族宗教事务，直到担任莲湖区人大副主任，依旧呈现着高尚的精神品相，诸如作风正派，刚直不阿，一尘不染等公论民议的一致性好口碑，在时下纷繁的世风里独成一景。他自幼喜爱书法，修业养性，终于修成正果，书法作品独成一格，个人的修养也卓尔不群，不为书道里待价而估的嘈杂声浪而移情，让我感知到一个通体透亮的回族汉子的精神风采。陈若星对人的精神品相的敏感和推崇，几乎涉及她采访再书写的每一个对象，让人看到诸多坚守在本省文学艺术以及泛文化领域的大家的风骨，而仅有的两个域外采访并介绍的人选，也突显着精神和思想的倾向。一位是日本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山崎朋子，她以冷峻的笔墨揭开日本现代史上最丑恶到不堪的一页，即明治维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许多年，日本数以万计的女性到世界许多国家，尤其大多到东南亚各国卖身做妓女的惨痛史实，以翔实到铁定的笔墨铸成纪实文学《山打根八号娼馆》，在日本社会引起的震惊自不待言了。
陈若星对这个作家山崎朋子的这种非常举动的介绍，不是花絮或猎奇式的思路，而是着意在她的精神，即她对日本侵略和奴役别个民族的丑恶历史的批判思想。思想决定人的精神，也决定人的生命价值取向的选择，没有对日本那一段历史黑幕进行审视的思想，就不可能发生坚定不移揭示黑幕的力量。尤其是在接触到尚存人世的昔日妓女阿崎婆之后，和她“同吃同住”在非人生活的破茅棚里，竟长达三周之久，了解到无以数计的日本妓女中的“这一个”的悲惨人生。山崎朋子的行为是自己选择的，不似中国作家响应号召才去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的。山崎朋子和阿崎婆“同吃同住”的日子里，不仅达到了探索历史的目的，更在和这位残喘人生的被侮辱、被损害的阿崎婆达到了深层的理解和情感的融合。这种理解和融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情或怜悯，而是一个堪称伟大的思想者的自觉到本能的行为，且不说感人之类。山崎朋子高蹈的精神和思想，既体现在对日本最不堪的历史黑幕的严峻的审视的眼光上，也体现在她对阿崎婆一类被黑幕遮掩的受害者的细微细节里。陈若星把一个具有独立思想、高尚精神境界的日本学者山崎朋子介绍给中国读者，无疑具有示范的意义。另一位外籍人士是美国建国初期的重要人物艾伦·伯尔，却是一个林彪式的人物。此人堪称旷世稀有的人才，十二岁便开始接受大学教育，智商之高非同寻常；此人在军队面临绝境里屡建奇功，可谓文武双全；此人曾经被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选为自己的军事秘书，及至随后登上副总统的显赫位置；此人又兼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性，为争名逐利不惜杀害美国历史上另一位同样杰出的人物汉密尔顿……这位旷世稀有的天才人物，缺失的是精神和思想，品德自然无从谈起了，当个人的出人头地的欲望膨胀到不惜大开杀戒时，他不仅成为精神的矮子、思想的愚氓，在道德层面已滑落到流氓无赖和罪犯了。山崎朋子和艾伦·伯尔并列在这部书中，不管陈若星是有意抑或凑巧，都昭示着天地正气和阴霾龌龊的强烈反差，即精神和思想对一个人的立身的灵魂性意义。无论社会地位，无论天生之智商，这两个人几乎没有可比的一个基数，然而面对本国民众，面对世界，一个精神和思想的巨擘和矮子昭然于世了。
写到这里，我就对作家陈若星刮目相看了。
在七十三篇报告文学和人物特写的作品里，展示的是文学艺术以及文化界各路精英的精神境界、独立思想和高尚品德，让我这个读者很自然地看到本书作者陈若星的审美倾向了。作者推崇什么，张扬什么，无可例外地显示着作者自己的审美倾向，这不仅是常识，也是作家自身难以违拗的事，我们阅读小说、报告文学以及散文，都是在文字的行间里看到作者的审美倾向的。这些报告文学和人物特写的写作时间，前后历时近十年。这就是说，在这十年的写作中，陈若星一直坚守着对人的精神和思想境界的审视和畅扬，不仅难得，而是令我敬重了。任谁都能看到，这十年里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波叠过一波的纷繁复杂的生活世相，尤其是打着文化这块牌子的娱乐场合里层出不穷的种种花样，赤裸裸呈现着被金钱驱使着的癫狂和迷乱，影响到向来被视为神圣的文学艺术和更宽泛的文化领域，利益诱惑到一些作家、艺术家和文化学者再也坐不住冷板凳，进入制造快餐文化的市场了。直到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集体学习时，发出了“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的指示，当为振聋发聩之声。当此之时，读陈若星这一篇篇为那些稳坐冷板凳痴情不移于自己精神向度的艺术家的礼赞文章，作者陈若星的审美倾向和精神坚守，不移不易，可见其清醒和冷静，还有操守，非此都难以十年里不移不易且愈加坚定的精神守护，尤其是在恶俗泛滥的时代里。有感于此，我说令我敬重的话，不是客套，而是真实的心理感应了。
我说对陈若星刮目相看的话，也是出于实情而非客套或恭维溢美。在我粗疏的印象里，陈若星是位谦谦君子，在公众场合多是默坐一隅作聆听状，几乎没有听到过她对某个话题的论说。我便形成一个印象，这是一位涵而不露的报纸主编，那张《文化艺术报》办得丰富高雅，是一位很有修养的职业编辑，这也与平素较少看到她的文章有关。这次集中阅读了她的报告文学散文随笔集，我才看到一个颇具思想锋芒和精神高蹈的陈若星，不仅刮目相看，敬重就很自然地发生了。
激情·婉约
我说陈若星的报告文学是速写式，在于篇幅都不大，然而却不像一般速写速记的轻泛，而是每篇都有充实的颇具分量的内容。一篇篇不过三五千字的报告文学或人物特写，竟然能把一个个从事多种事业追求的人物风采展示出来，不仅让我看到这些人物的精神世界，而且可以感知到一个个鲜活而生动的个性，从写作艺术和笔底功夫说，不仅不易，而且突显出陈若星的独具一格的表述风格。
最突出的印象是语言的简洁明快，几乎不见闲笔，更不见为了某种语言风格的追求，反而造成矫饰或装腔或忸怩的别扭，她都是直指事象核心部位的揭示和叙述，被书写的对象的精神气质和个性便卓然而立。陈若星的语言有一个显著特点，便是长句，给阅读者的我以强烈的冲击，如同波浪迭起的潮流，酣畅淋漓直抒胸臆，极富感染力。随意举一例，“在这段对于山崎朋子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周时光里，她时刻提醒自己：你打算与阿崎婆同吃同住，才来天草访问的。如果你不能每天三顿吃麦饭、坐在腐烂的榻榻米上，睡在几千个异国男人躺过的棉褥子上，不能在崖下挖坑大小便的话，她能把你看成是同一立场的人吗……”这一段叙述语言，直接叙述的是山崎朋子的心理活动，颇见尖锐和激烈的情感波澜，姑且不赘。单是从语言风格说，这种动态的叙述长句，生动而鲜活地状写了叙述对象的真实心态，如若换成白描语言，不知要多过几倍的字数。叙述语言要达到形象化，确非易事。从这种语言的质感说，足以见出作者陈若星的内里情态，激情而近乎昂扬，舒展而又倾情，似乎与她谦谦而含蓄的表相不大合拍，然而却是一个甚为完美的统一。这种富于激情的叙述文字，是适应被书写对象的禀性气质所作的选择，被书写者多是精神追求和事业追求的顽强分子，这种简洁而富于激情的叙述语言，不仅合拍合辙，更合着被书写者的精神和心态。
在为数不多的散文篇章里，我才看到陈若星柔情甚至柔弱的一脉文字。《伦敦德里小调》旋律里，展现的是她踏过人生泥泞的温馨，却仍不见悲观绝望。即使在“文革”大灾难中被逼到山野草房栖居，却没有常见的那种控诉式文字，也没有渲染任谁都能想到的艰难困窘，却把笔墨集中到房东婆婆的笑脸和腼腆而实在的儿子的助人的行为上，许是那种最不堪的困窘里的温情最可珍贵，也见出作者的情怀，即珍重阴霾人生中的人性善的一缕阳光，正是对邪恶的不屑，这也是一种境界，一种情怀。这些篇章里的文字，简约而清丽，一种情怀的抒写，不见任何夸饰，尤为动人。我便向陈若星建议，这类纯情而又温情的散文，不妨多写一些，以飨如我一样期待阅读的读者。
2010年9月30日二府庄
第42章 回首山路，槲叶依然灿烂——《槲叶山路六十年》阅读笔记
读董淑珍著《槲叶山路六十年》书稿，很快便进入一种陷入性阅读状态。这是我阅读生活里早已形成的习惯性心理期待，然而却很少发生。我对《槲》的陷入性阅读，说来有点始料不及，著者董淑珍不在文学圈内，素常也不见舞文弄墨，退休后写下自己人生履痕的《槲》，却让我一下子进入陷入性的阅读状态，完成了一次阅读期待，实现了阅读期待里的满足和享受。这种陷入性阅读的情态，在我就是不能轻易放过一行一句的文字，往往还发生对某些情节的再读和品咂；《槲》稿里的诸多情节直接撞冲到我业已沉寂的久远的生活记忆，时不时就会引发本能性的人生慨叹，甚至不得不暂且中止阅读；更有许多精彩到令人忍俊不禁捶拳或畅怀大笑的情节和细节……我已经陷入《槲》书阅读的忘情状态了。
精彩到堪为经典的细节
我想先从《槲》稿里精彩纷呈的生活细节说起。尽管明知这是不合文章章法的事，因为大凡评说一部著作，多是总体印象的概括论说，再条分缕析。我之所以先说《槲》的细节，确属情感驱使，那些密集到让我目不暇接的生活细节，确实太精彩了。
我随意举一令我震撼的细节。民国初年发生饥荒，家道富裕的外祖父不仅给乞食的饥民吃馍，而且嫌“一回拿几个馍，跑得麻烦。就拿一个大盆子往外拾。”乞食者越聚越多，这位外祖父便领着他们到村前的大河里修筑防洪的堤坝，并宣布：“谁来谁走我不管，干多干少我不管，干活没工钱，吃饭没饭钱。”任谁都能想到，修筑防洪堤坝，受益的是整个村子里的乡民，而付出的吃饭的粮食却是外祖父家的；同样任谁都会想到，饥荒年月里的一个馍一碗饭，是救命的无价之宝，外祖父为群聚的饥民要白白付出多少粮食？他对不理解这种举动的二外祖父解释说，“给寻些活干，他们吃饭就觉得应该；要不，整天给他们管饭，他们心里也觉得不自在。”……
我读到这里，不由得哦了一声，心头有一种被撞击的感觉，模糊的外祖父的形象顿时如大树一般撑立起来。对饥民的慷慨施舍在我并不惊奇，惊奇乃至震撼我的正是他的这两句话，他被迫道出的施舍义举的主观意图，不仅要让濒临死亡边沿的饥民获得救助，而且还要让他们不失受济时的人格尊严，也避免了受济者通常都会发生的感恩情感的负面阴影，同时获得作为受济者的自尊。我便推想，这位外祖父肯定见多了求乞者低眉搭眼的羞赧神色，体察并感知到人的尊严的溃崩，于是便想出修筑防洪堤坝的举措，让受济者避免人格尊严的受损。我读到此，便想到这位外祖父不仅是位对人体察入微的心理学家，更是一位自觉尊重他人尤其是受济者人格的乡村思想家，与通常所见所说的行善施舍的人划开了截然的档次。这位尊崇孔子的外祖父，身体力行着孔老先生的教诲，在上世纪初的乱世中，能在饥寒交迫的商洛山区的一隅张扬人格尊严的精神旗帜，我说有如大树撑立的感觉，不属夸张。即使到新世纪的今天，让每个中国人有尊严地活着，仍然是一个热门而又新鲜的话题，便可以感知近百年前窝居商洛山区那位乡村思想家外祖父的精神质地了。写到这里，仍想赘述几句，初读这个生活细节时，我当即想到拙著《白鹿原》里的白嘉轩，似乎和董淑珍的外祖父的精神和心理气象是相通的，可惜我未能拥有外祖父以修筑防洪堤坝实施救济穷人的经典细节。
还有这位外祖父的一个生活细节，是其外祖母身患重病时，他日夜守护在床前，竟然焦虑得眼睛生成了白内障，双目失明了，这种情况在我可以想象，也可以理解；让我完全意想不到的是，在外祖母去世后，这位外祖父竟然日夜守护在安葬着外祖母的坟头，由家里人送饭来，他先将饭食敬献给逝者，跪拜叩首者三，待意念里的夫人吃过之后，他才动筷子吃饭，竟然如此坚守到一百天这个隆重的乡村祭礼完成的时候，跳崖自杀了。这个细节令我震撼到本能地闭上了眼睛，肯定将会铸成永久的记忆。
如果说外祖父以修筑防洪堤坝让受济者获得人格尊严的举动，可以见出这位乡村思想家的精神气象，那么，他在逝去的夫人的新坟前守护一百个日日夜夜的行为，便可见出这位乡村思想家的情感世界了。单是这两个细节，便把一个堪称典型的乡村人物形象雕铸成型了。难能可贵的更在他不是作家创造的艺术形象，而是一个真实的外祖父。
精彩的生活细节充实着这部书稿，不胜枚举，而作为细节的另一种形态的人物语言，在《槲》稿里呈现出各个人物的个性化活力。董淑珍家在“文革”初的“民主补课”运动中被补划为富农，这是作为敌对阶级重点打击和专政的对象，受到的外伤和内伤难以诉说。然而在经过纠“左”得到平反之后，董淑珍的母亲不仅没有哭诉抱怨，反而说：“我说么，还是共产党好，错了就改。国民党把人杀了，也不会说杀错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位老大娘说这些话的场合，不是公开场合的会议式表态，也不是说给某一级干部的光面子话，而是在自家屋里和自己的丈夫以及女儿（即作者）说的，当属真实的肺腑之言。我凭常情推想，在自家屋里这个自由空间，诉一诉几年来被专政的屈辱、苦情和怨气，乃至骂几声娘也合情理。然而这位老大娘却是以德报怨。此情此境里的文章，也仅是为自己“和人一样了，再不叫人低眼下看了”而庆幸，同样没有枉受屈辱的积怨和泄恨的言辞，然而两人的心态仍然显示着个性化的差异。我读到这些话语，更多的感慨却是，要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是怎样的老百姓，这就是。我正是在读到这些作为人物心声的话语时，几乎本能地发生连连的慨叹。
更为传神的一个细节语言不忍舍弃。《槲》稿作者的儿子在“眼巴巴看着”妹妹吃奶奶留给她的偏食时，“看着看着便生气了，就开始骂了，‘吃，吃，好好吃，把你咋不吃死呢……’”我读到此，便畅怀大笑了，自言自语“刘卫平猴急了”。这连住四个“吃”字，把少年刘卫平的猴急的情状跃然纸上了。笑罢却有点心酸，那些年月里在乡村所谓好吃的偏食，不过是一块麦子面馍或饼子，让作为哥哥的刘卫平当真猴急了。我想到而今作为堂堂的古典文学教授的刘炜评（刘卫平后用名），读到这些往事也会笑一场的，当不会轻易淡忘；人生历程中有为一块饼子猴急的体验垫底，却可能终生获益。
《槲》稿通篇都是以无可置疑的情节和鲜活生动的细节完成叙述的，对我便发生陷入性的阅读魅力。我自然会想到作者董淑珍，拥有那样坎坷而丰富的人生阅历，在我似乎并不太惊奇，我见过听过的比她更惨更苦遭遇的人和事也不少了。我的惊异在于董淑珍的记忆力如此之强，对于少年和青年时期家族亲友和周边人群的生活灾变，竟然有如此犹新的记忆，尤其是那些细微的生活细节，诉诸文字依然呈现着独具的活力。我便想到不全是记忆力强或弱的事，而是作者对生活世相里的细节有一根尤为敏感的神经。
我对天才有一个物质化的理解，便是对社会事相的某种事有一根尤为敏感的神经。有一根对色彩敏感的神经的人，便爱好画画儿；有一根对音律敏感的神经的人，可能成为音乐家；有一根对数字计算敏感的神经的人，可能会成为数学家；同样，有一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的人，便会喜好文学成为作家。作家那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几乎同时兼备对生活世相里的细节的敏锐感受能力，才有独自的发现，形成独有的品性，笔下的人物就不会雷同于别一个了。由我的这种理解看本书作者董淑珍，无疑是有一根敏感生活细节的神经，因而才可能发现并累积下如此丰富传神亦独特的生活细节。《槲》稿里简约地提到一笔，她在小学和中学（未读完）的作文多得老师赞赏，且预言她会成为一个作家的。生活的灾难性遭际，迫使她连初中学业也未能完成，我便为拥有既敏感文字又敏感生活世相细节的董淑珍甚为遗憾了，把一个完全可能有造就的作家淹没了。然而，有《槲》稿的成功，不仅可以告慰那份天赋之才，也足以告慰自己的人生了。
宽容，坦诚阔大的襟怀
《槲》稿是董淑珍六十余年的人生笔记。从她被生母视为多余人的被嫌弃的角色来到人世写起，历经在我这个同龄人也往往意料不及甚至不可思议的诸多灾难，社会的和家庭的，自然环境的和更多人为的，涉及她的生存、她的婚姻、她的前途，乃至她的生命，常常让我忍不住扼腕；在她一次又一次面对接踵而来的有幸和更多的不幸，包括几次跨越死亡之涧，我的眼前便突显出一个襟怀坦诚而又阔大的独立禀赋的女性形象。面对这位大半生都坚守在山区最偏远也最艰苦的乡村小学教师的生命履迹的时候，我感知到一种平凡人生里的不平凡到堪为崇高的精神气象和人格品性。我尚未和董淑珍谋面，纯粹是阅读她的人生笔记《槲》稿形成了新鲜而又强烈的感受，更确信人的精神和人格，不是以社会职业更不是以社会位置决定其品相的。《槲》稿里展现着董淑珍丰富而又个性化的心灵风景。
董淑珍的敬业精神，是我深为钦佩的。她的敬业，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见的一丝不苟做好自己的工作，而是在困难到几近绝境里的自我奋斗，不仅不抱怨不诉苦，而是在困境里坚守，且默不作声。她在自己村子里做挣工分的队办教师，因为教学成绩突出而被公社（即乡镇）选拔出来，安排到环境更艰苦的一个又一个初级小学去。她到上扒大队小学去的时候，抱着出生不足百日的女儿，又引着五岁的儿子，让五岁的儿子管护女儿，她给学生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晚上还要为孩子缝补衣服。村民和干部全都看在眼里，更为彻夜不息的灯光所感动，决定每月奖励给她三斤点灯的煤油。在那个普遍贫穷时代的山区生产队能有如此慷慨义举，足见感人之深了。董淑珍被调到幢沟小学，一个人承担着一到四年级的复式班教学，可以想象繁忙和负重的程度了，竟然还领着学生搞玉米种植试验田获得成功，引来不少参观者。她再被调到东胜小学的时候，上级意图就很明朗了，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公社地区落后；董淑珍到校一年，东胜小学在本地区统考中名列第一。无须赘述她如何把一个落后小学提升为全公社（乡镇）第一的过程和举措，任谁都会想到她的用心和用力，用心是非凡的智慧所创造的切合学生实际的教学措施，用力当是包括情感和体能的全部投入了。我又想到董淑珍的学历，因为“三年困难”致使初级师范学校“下马”（停办），她仅读过一年就无奈失学了，受正规教育的学历就是相当初级中学一年级。她后来能在一个又一个乡村小学创立优秀到令人瞩目咋舌的成绩，可以想象她的自修所获得的难以用文凭衡量的提升，更有对小学包括复式班教学艺术的探索。我说她的敬业精神的个性化品格令我钦敬，不是虚话，是真实感知。
董淑珍的个性化襟怀，不仅令我钦佩，更有深一层的感情撞击了。单说她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又退回民办教师的事。董淑珍在做了近十年民办教师的时候，因为教学成绩优秀而被转为拿公家工资俗称“铁饭碗”的公办教师，既是对她十年辛苦的应得报偿，也是她人生历程的跳出“农门”跨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关键一步。然而，好事刚过一年，新的政策不期而至，因为转干指标“突破”，又要把她这一批刚刚转为公办教师的人重新退回为民办教师的编制。我读到这里，顿然发生本能性的心理撞击，是我也曾有过十年的民办教师的经历，转为公家正式干部的艰难漫长的过程，曾经成为精神和心理的一坨阴影。我替董淑珍惋惜连连，她却似乎不大在乎，第一个发言表态愿意接受这项退回民办教师编制的政策了。我读到此，本能性地反躬自问，如果是我当会如何？沮丧的心情肯定会持续很长时月……正是在人生的完全相同的境遇里，我看到董淑珍精神境界起码高于我的患得患失一个不小的档次。我也是在这一瞬，看到一个人坦诚而阔大的襟怀，在一个女教师来说尤为难能。
这种坦诚阔大的襟怀，更多地体现在与包括家庭亲友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往来关系中，便是宽容。董淑珍的婆婆“是一个特别有心眼、很少说实话、空里来雾里去的女主人”。连婆婆自己也毫不讳言地说：“谁想叫我给她说一句实话，想死都没有。”可以想见董淑珍和这位婆婆相处的困难了。在接待一个年轻教师的时候，这位婆婆居然说出一句难听到令我瞠目且不想在此引用的难听话，董淑珍被委屈得流泪，却没有和婆婆翻脸，连一句分辩的话都没说；为了一元钱的急用，婆婆答应借她，却睁着眼把她虚晃过去了，如此等等。然而在十七年的相处中，董淑珍一如既往尊敬婆婆，且以实心爱意对待婆婆的虚话假话。直到婆婆谢世之前的弥留之际，她把婆婆抱在怀里几个小时，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董淑珍痛哭，从灵前哭到坟头，下葬完结丧事结束仍然抑制不住哭声，可见真爱和真情。她向人所道及的话，全部是婆婆的好话，以及对婆婆人生不幸的深度同情。这种宽容的底蕴是善良，一种天性中的善良。董淑珍处人处世的宽容，更呈现为一种对人的至深至诚而又理性的理解，随之便做出在常人几乎想也不会想到的非常亦非凡的举措。在“文革”动乱里，作为贫农且为五保户的董家，一夜之间被划入剥削阶级的富农成分了，可谓灭顶之灾。董淑珍看到父亲母亲被批斗、被打骂、被凌辱的惨状，却无法救助；她能想到作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是被划入另册的，将会给自己带来怎样不可预测的灾祸；然而，她却首先想到并担心的是丈夫，她身背的富农成分肯定会给丈夫的处境罩上阴影，而且是敌对阶级的政治阴影。为了不给丈夫造成伤害，她竟然想到离婚，而且意决。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所遇所闻的此类事也不少，几乎全部都是被划入剥削阶级成分的一方遭遇遗弃，造成许多家庭裂变的悲剧。董淑珍的非凡举措里，我深切地感知到她对丈夫以及孩子的爱，表现为决意牺牲自己的一切，让所爱的人走出阴影沐浴阳光。这种宽容，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宽容，更非某些姿态性的宽容，而是某种自背十字架，让亲人获得自由天地的宗教般的虔诚。
董淑珍的宽容，既是一贯的基本的处人处事的姿态，更是一种稳定不变的个性化的品格，凡是和她有缘相遇的人，都能感知得到。她的姐夫是个坏脾气的人，姐姐和外甥难免遭遇伤害，在姐夫晚年日落西山的困境里，她努力劝导外甥要记住父亲的恩情，而不要计较父亲的什么不周之处，尽好孝道。她的堂兄嫂尤其嫂子年轻时是位趋利到近乎刻薄的人，既受到董淑珍父母的关照和爱护，却竟然嫉妒能有机会上小学的小妹董淑珍。董淑珍小小年纪多蒙委屈，成年后却不计前嫌，关照这两位堂兄嫂，直到他和她终于自愧自悔而道歉，读来令我感动而又感佩。以这样宽容的襟怀面对生活交人处世，董淑珍的朋友自然拥集，不必赘述例举。我看到这个宽容别人的人，却“斤斤计较”又念念不忘着对她有过帮助的人。在董淑珍刚刚做队请民办教师的时候，正值饥饿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她的生活也是最艰难的，竟有三个农村妇女常来她任教的学校，送来米、面、馍和油炸食品。这三位女朋友已谢世二三十年了，董淑珍不仅依旧感念她们的接济之恩，而且因为未能报答而成为心理情感的一个结。能够永记不忘帮助过自己的人，是董淑珍宽容的相辅相成的另一面。生活世相里多见的是宽容自己而苛刻别人，更极端者即是所谓恩将仇报的白眼狼。这样，我看到一个人的内里世界的两面，对人宽容，对己却是“斤斤计较”着好心人的帮助，且要回报。这就可以见出董淑珍的襟怀里的清爽世界了。
灾难体验的反向升华及其他
致成我对《槲》稿的陷入性阅读的一个特殊的诱因，是我在董淑珍的人生履痕里，不时引发自己的业已久远的生命的回音，陷入便是不可抑制的事了。董淑珍是上世纪60年代初做挣工分的队请民办教师，我也是在此时以队请民办小学教师的身份开始由学生变为社会工作人员的；董一人带过四个年级的复式班学生的全部课程，我带的是两个班级的复式班学生的课程；她辗转多所简陋的山区小学，我也是在一幢孤零零的装不起窗户玻璃的房子里给乡村孩子讲了语文再教算术；她大约在任教十年后转为国家编制的公办教师，我比她还要晚一二年才进入吃商品粮拿公家工资的干部队列；她是多次荣获褒奖的优秀教师，我也有此荣幸。然而看到董淑珍比我更为艰难的教学环境，还有她倾心倾力地投入，我便想到如若在同一个公社（乡镇）下属的小学任教，评选先进或优秀教师肯定是她而没有我的份了（不是玩笑）……在我看到她的案头的煤油灯的亮光时，便想到我用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的火苗，还有熏得鼻孔发黑的煤油灯的灯烟，竟有一抹淡淡的诗意。
董淑珍的少年时期，不仅妄谈诗意，而是近于残酷。即使在我这个同龄人的感知里，确属不可思议的残酷。在她正读小学的少年时期，因为父亲失去体力劳动的能力，母亲也因体质不支而不能下地劳作，一家人的生存便几乎陷入绝境。父母竟然把出路瞅到她的身上，逼她招赘招夫以养家。我读到这些情节，不仅脊背顿生凉气，而且不能想象这种事是真实的。须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讲究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的特定的生活背景，竟然还会有此等不可思议之事发生。然而却在不幸的董淑珍这里真实地发生了。少年的董淑珍难能违抗父命，却以自己的反抗方式，成功地挣脱了命运强加给她的这种残酷的枷锁，而且是一而再的两次。少年董淑珍尚不可能有什么巧妙的心计，而是以本能的情感作持久的对抗，不说一句话，甚至连和对方对视的一眼也没有，进出一个家门却形同陌路，直至对方终于意识到不可能成为夫妻而自觉离去。且不赘述第二招赘夫婿尴尬走人的过程，倒是可以想到董淑珍的自觉反叛的意识和果决的反叛行为了。董淑珍遭遇过这些在同代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委屈乃至屈辱的事件，而且是在少不更事的少年时代，心理和情感上造成怎样的伤害，这是作为读者的我确也难以估量的事，姑且不论。然而，进入社会进入教师角色以后的董淑珍，二十余年沉潜在最底层的多所山区小学，真可谓既默默无闻又功勋卓著。看到她在一所比一所更艰难的乡村小学里的倾情和投入的工作姿态，我常常会想到她少年时代的心灵伤害，竟然在她的课堂上和煤油灯下看不到一丝消极情绪；更有她的以善良为底蕴的宽容的处世处人的襟怀，与她不幸的少年时代的遭遇构成一个很大的反差。依着通常多见的生活现象而言，少年时代的太过糟糕的遭遇，多会造成终生也难得弥补也难得改易的情感挫伤，多会形成某种褊狭或消极情绪。我所看到的董淑珍，不仅不留任何被伤害的负面阴影，而是走向人生最为难得的宽容境界，当属完全背反的一个个例。我便推想，当社会或家庭的不幸强加到董淑珍头上的时候，大约是她以自身的痛苦体验获得一种生活哲理，把善和美的阳光洒给世界，才有宽以待人的胸襟，包括宽容那些有性格缺陷的人。
《槲》稿展示的尽管是董淑珍的人生履痕，而这履痕却呈现着当代中国生活演变和社会跌宕起伏的掠影式的真实影像。这大约未必是作者有心着意的意图，反倒留下真实的笔墨。正是那种不着意夸张亦不掩饰的原生态的叙写，才不断触发我的生活记忆。董家曾是显赫一隅的大家富户，却被父亲的一根烟枪一把骰子搞得精光；我的祖上也有类似过程，反倒因祸得福，新中国成立后落下一个比什么都重要的贫农成分。董淑珍在商洛经历的合作化、反右、“三年困难”、“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的关键性转折，在自己生活和工作范围里的诸种反响和个人姿态，在我多有类似的经历和相近的感受，不觉间便陷入了。她写到“文革”初期自己“早请示晚汇报”之后才端碗吃饭，而且颇为自愿地推行到家庭。我读到此，不禁哑然失笑，我也有过这样的行为举动，还跳过表忠心的忠字舞。这些业已被生活判为愚昧而可笑的行为，经历者多不愿提及，提及时也多是反讽的口吻。董淑珍却如实写来，她为卧病在床的婆婆诵读毛泽东著作“老三篇”，她把在公社（乡镇）会议上推行的“早请示晚汇报”和歌颂毛泽东的歌曲普及到自家屋院里，不是社会强制，而是个人的自觉自愿的行为。这种敢于把自己当年的可笑行为展现给后人，不仅不文过饰非，更见着一种襟怀坦白的反省，敢于面对世界，也敢于面对自己……《槲》稿文字中展示给今人的昨天的阴晴风雨，可贵在于其原生的真实形态，较之文艺作品的夸张和局限，更具独立而不可替及的价值。
《槲》稿的语言简洁而又形象，颇具阅读诱惑。
作者叙事状物，言简意赅，许多甚为复杂的社会世相、家庭变故和更多的个人经历，都写得简洁明快，脉络清晰，几乎不见多余的一句废话，叙事状物能达到一种形象化，而且甚为准确生动，足见文字功力之不俗；更为难得的是客观却不呆板的叙述所造成的可信度，给如我一样的读者阅读的踏实感，当属基本的诱惑（常见的文艺类作品的不恰当渲染，往往使读者产生阅读的排斥感）；生活语言的生动和传神，是《槲》的文字的内在活力；人物在多种遭遇情境里的对话语言，非亲耳闻听所得而难以编造。我钦佩董淑珍良好的记忆能力，也惊诧她对这些个性化说词的生动再现的能力。
有《槲》书即将问世，董淑珍完全可以不在意错失写作这个行当的遗憾了。
2010年11月27日二府庄
第43章 思考和思想，是精神活力与精神脊梁——读《城墙根下》
张艳茜成了作家了。
这是我读张艳茜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城墙根下》书稿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截然新鲜的印象。
这种甚为强烈而不无诧异的感觉之所以发生，概出于积久且已定型的旧有的印象，她是一个职业编辑，专注而卓有建树却默默为人做嫁衣的文学杂志的编辑，且乐此不疲。在我不太准确的记忆里，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初，张艳茜走出西北大学中文系的门槛，便走进了陕西作家协会的深宅老院，坐在《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稿件堆积如山的一张桌子前，开始了她的职业编辑的人生之旅。在那个不无破败气氛的陈年老院里，聚集着一伙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硝烟里走过来的蜚声文坛的作家和诗人，还有一茬《延河》创刊的老编辑，大多年纪不轻，难免有老成持重里的沉闷。在先后进入这个老宅深院的年轻人里，张艳茜是唯一一位女性，不仅年轻，而且靓丽，性格又很开朗，响亮的笑声给那个老屋旧院平添了鲜活的生气，浮动着勃勃生机，与当时正在潮涌着的文艺复兴的氛围相呼应。不觉间二十多年过去了，张艳茜从编辑做到了小说组组长，又做到了《延河》月刊的常务副主编，无疑已是一位既富文学审美眼光又富办刊经验的职业编辑了。当年的年轻人已步入中年，而我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职位和年龄的变化，依旧习惯称呼她小张。许多年来，在一些报刊上零星读到过张艳茜的随感类散文，却从来也没有改变过我对她的职业编辑的印象。《城墙根下》的阅读，张艳茜以作家的姿态站立在我的面前了。
我读《城墙根下》集子里的篇章，不无惊讶地看到一个独立思考着的张艳茜，对生活世相、社会变迁、人生际遇的种种感受和体验，别有一番独到而颇令我惊叹的深刻之处。依我的理解，作家面对现实，面对历史，及至面对自己，都在寻求着独自独有的发现，形成纯属自己的独特体验，发出既不类同前人也不混同今人的声音。决定这声音轻与重的诸多因素中，思想当属至关重要的因素。道理再简单不过，思想决定着作家体验的深与浅，重与轻，独到与平庸。在张艳茜的散文中，领受那些独有的颇为深刻的体验，我感知到一种思想的锋芒。《那双褐色的眼睛》是一篇让我读完却不能放手的佳作，对其中的部分情节和细节再次品读，不是吟诵山水的诗性抒情，也非黑色或灰色幽默的情趣，更不是荒冢残碑前的呻吟，而是揭示出一种确凿令我惊悚到不敢相信却不能不信的情感隐秘。一个如花似玉的知识女性，却甘愿被一个霸道的已婚男人所占有，既不为官场升迁亦不为商场利益等任何欲念，纯粹着一种痴迷许多年的爱。在我，难以理解的是，她所倾心倾情的那个男人的独尊达到一种少见的霸道的程度，她是看得清楚而又明白，然而却丝毫也不在意，更不计较，且心甘情愿接受对方霸道行为带给她的某些屈辱。直到许多年后，她和那个男人在机场不期而遇，“突然感觉，他是一个多么平常的男人啊。”回家后便剪掉了为他一直留着的又长又粗的辫子。我读到此，不觉间呼出一口气来，一个美好的心灵终于自由了。张艳茜在这篇散文中有发人深思的议论，是从复杂的情感世界直接体验而获得的：“小叶抗拒庸常的同时，却又渴望着庸常。”对庸常的抗拒和渴望，是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构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呈现，往往很难阐释清楚。张艳茜从小叶的情感遭遇获得的这种生活哲理，却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形态。张艳茜从直接的情感体验获得的带有普遍性的生活哲理，是善于思考且富于思想力度的思考的结果。另，文中虽然着墨不多的那个霸道的男人，却被勾勒得活灵活现，让人看到一种天性里的恶与劣，还有相辅着的俗不可耐。我读罢此篇，掩卷而顿生奢望，以这样深层的人性体验写一篇小说，起码是别开生面的一页，小叶和那个霸道而又俗不可耐的男人都显示着这一个和那一个的生活真实的典型性。
读着《城墙根下》散文集中的篇章，关于思考的话题逐渐凸显出来，张艳茜总是对社会世相发生着思考。我首先习惯性地想到善于思考或勤于思考这些常用词汇，却明显感觉到用在张艳茜身上不大恰切，前者是偏重于一个人喜欢思考的意指，后者则偏重于要多多思考的强调，或重或轻都带有应该如此的意向，而张艳茜的思考几乎是本能性的心理反应。她的眼睛看到的各色男女和社会世相，认识的或不认识的，远的或近的，动的或静的，都会引发那根敏于思考的神经的颤动，更不必说诸多亲自参与的各种公事和私事触发的种种思考了。她住在东城墙根下的时候，常常在护城河边的环城公园跑步，不仅健壮身体，更在缓解某些“灰暗的日子”造成的心理挫伤。即使在这样多有障碍的心绪里，那根敏于观察也敏于思索的神经依然敏感，对于司空见惯到眼熟能详的城墙的一抹白雪，依然生发着诗性的感触，“层层灰色的墙砖落上了洁白的雪花，衬托出城墙威严之下的典雅与少有的柔美。”当是这种诗性的情怀化释消解着被挫伤的心境里的灰暗。她看到我也熟悉的文学朋友田长山舞剑的雄姿，忽一日却发现这个人从城墙根下消失了，及至他不幸谢世的惨事发生。读到这些文字，引发我的竟是恍如隔世般的沧桑。我也见过田长山在城墙根下舞剑的英姿。我依然存储着灰色古砖的城墙根下一身白衫白裤舞动长剑的田长山的鲜活形象，不料由张艳茜的文字诱发出沧桑感来。我更赞同张艳茜对田长山“是真正的勇士”的归结，我再补充一句，在他的生命里呈现着一个文学圣徒的道德和良知。张艳茜对田长山的人格人品的敬重，自然映现着她本身的审美倾向和道德判断。
张艳茜从东城墙根下移居西城墙根下，尽管继续着“孤寂冷清的日子”“拉长了的折磨”，那根敏感的神经导致的思索却依旧活跃。正在修葺的西门城楼开始显现的“鲜艳的色彩”，竟然发生出“不舒服，与两侧城墙的沧桑、古朴很不相称。”由此引申到关于家庭、关于新旧、关于人与人乃至国家与国家的相处之间的和谐或者说磨合的重大命题，需知这是一个正在持续着精神和心灵“折磨”的人的思索。张艳茜在西城墙根下的散漫游走中，多次在同一地点看到一对拥吻的恋人，几年后又在同一地点看到携着一个小孩儿的夫妻，便联想到曾经多次看见的拥吻的恋人，并从心底祝福这一对终成亲眷的有情人。一个自身遭遇着家庭不幸的人，如此深情且虔诚地看待并祝愿着有情人进入美好的情感殿堂，也见出张艳茜心底温馨善良的土壤。我便获得一种理解，当是这温馨善良的心灵质地，更有那种天性里的习惯性思考，抵御着也消解着持续的“孤寂冷清的日子”给她的“折磨”，尽管不可避免“折磨”里的伤害，却减轻了伤害的程度，没有沉沦，更没有垮塌，终于走出了“折磨”困境的泥淖，赢得了新的精神世界。我便想说，有思想好，有思考好，这是人的精神脊梁。
张艳茜眼里的生活世相，总是带有审视和拷问的或重或轻的力度。她几次到医院看望就医的二姐，却勾勒出病房里一幅又一幅生动逼真的人物素描，“一个个头不高，长相凶悍，大腹便便的男人”，粗劣的行为和冷漠的态度，让我竟然替那位临产的妻子操起心来。病房里再换了一个手术后的女患者，侍候她的“废物男人却默不作声，手里拿着个苹果咯叱咯叱地吃着，发出老鼠啃啮食物的闹心声音”。仅有的一笔，便把这一个没心没肺的“废物”男人的废相描画出来，而且不忘那位刚刚做完手术的女患者的再三申求，想要换一张价码更便宜的病床，让人顿生一种并不陌生的贫穷里的窘况，即使重病状态下，依然是不能摆脱的心理压迫。由此可以见出目击者张艳茜看人看事着力的焦点，对弱者的关爱和怜悯。《能否坦然走过》比较集中地展示了张艳茜关爱弱者的情怀，在路边，在车站，甚至在她的工作室里，面对乞求的男孩儿女孩儿，她都会送给对方一块或几块钱的，而向来不在意求乞者诉求话语里的虚假，且不说欺骗；她对一位找到她工作的编辑室里借钱的陌生人，也没有拒绝，事过一月这位借钱的人来还钱的时候，她竟被他的行为感动了，竟然自责当时借给他的钱太少了。我读到这篇短文，顿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今天的生活世相远远不是鲁迅先生所处时代的风气了，单是以种种假象搞欺骗性行乞的事频频发生，张艳茜自然不会耳目清静到世外桃源的隔离，她明知其中可能有诈，却依然向求乞者递上钞票。她只专享于一点：“我只图我心里那一刻的踏实，别的随他去吧。”这种面对行乞者的心态，是一种善的自我的完成，而不在意求乞者的真与假。她也许在某次给予的过程中被骗了，却避免了鲁迅先生在“一件小事”过后的自我谴责。张艳茜的这几件小事，正显现着她以善和怜悯面对弱者的情怀，当属一种令我敬重的境界。人和人的差别就在这里。这些谁都会遇见的小事，处理的方式各不相同，张艳茜的方式显示着的，不仅仅是个性，更在前述的那方心灵土壤的质地。
在我的也许偏颇的意念里，散文是一种直接展示作家思想、感情、情趣、审美等的文体，作者的个性化气质全部都昭然于文字之中。即使是那些虚情假意或无病呻吟乃至心里想着黑却表达着白的文字，也只能是作者的一厢情愿，瞒不过读者的眼睛的审视；而那些体现着作家独自发现、独特体验的散文，无论是深刻到惊世骇俗的大思维，抑或是屑小细微的一缕人生情趣，都会引发或大或小的不同层面的读者的阅读回应。如果说虚假的小说还有一定的蒙蔽现象，而散文却很难产生这种效应。这样说来，被看作好写的散文是一种误解，好的散文的写作同样不易。
如上一番感慨，是由张艳茜的散文阅读所触发的。我在上述的文字里，表述了我在《城墙根下》的散文中看到了颇觉陌生的张艳茜，即习惯性思考着的张艳茜。然而，这只是张艳茜个性秉性里最主要的一面，还有另一面便是她的情感世界，在她的散文中展示得真实动人，更凸显出不同别一个的个性里的丰富和生动。文集中的《海上琴声》和《我要寻找的朋友》两篇，是写她少年时期生活的两篇散文，不是常见的捉蚂蚱、打水仗、偷杏桃乃至恶作剧的童年情趣，而是至今依旧不能释怀的忏悔性表白。《海上琴声》展示的是一个小女孩儿眼里的“文革”时期的景象，逼真的环境、逼真的生活氛围和逼真的人物形态，都是不可重演的那个特殊年代的景观。作者只是一种客观的记忆印象的再现，着意是在一位从上海被贬弃到山沟小学的音乐教师，几笔文字便把一个遭遇灾难且独立禀赋的小提琴家的形象跃然纸上，更着力在作品中“我”对音乐老师的误解和可以想象的伤害。情节很简单，跟着音乐老师学习小提琴的“我”，听信了家长们关于音乐老师有过“作风问题”的传言，不仅断然舍弃了小提琴的爱好，而且视音乐老师为最令人不齿的流氓而唯恐躲避不及了。凡经历过那个非常年代的人，谁都知道“作风问题”会使一个人处于怎样活不如死的状态，对于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女孩儿的如此决绝的举动，当不会问责的。然而张艳茜却和自己过不去。当“文革”灾难结束，尤其是她接受了文明的观念，却对自己幼年的行为可能对音乐老师造成的精神伤害耿耿于怀，足以见得张艳茜心灵世界的纯粹了。《我要寻找的朋友》一文，更为强烈也更为感人地显示着作者纯粹无染的情感世界。初中一年级时，一位来校搞军训的牛排长喜欢为歌唱队打拍子的张艳茜，接触稍多了点，写得一手好钢笔字的牛排长又教她写字……不可思议的猜疑便发生了，音乐老师（新调来的一位年轻女性）找她谈话：“我好心提醒你，不要和牛排长走得太近，要注意影响。”任谁都会想到所谓“影响”的不堪内容了。甚至包括母亲都郑重地向她发出警告性的训示。她又一次陷入困境，尤其是“我觉得人们看我的目光总是有些异样”的无形压迫之下，断然划开了和牛排长的界限，连正常不过的招呼都没有了，连对视一眼都回避了。同样在她成年且有了自己的思想之后，自责便日复一日强烈起来，而且无所畏惧地寻找牛排长，要当面致歉，以抚慰那位被伤害的军人，自己也获得一份心灵的安慰。寻找不见，她又按照打听到的住址给当年的牛排长写信，没有回应，便只有借一纸笔墨倾述难得消解的愧疚了……我读到此，除了感动，便看到一个人纤尘都不容污染的情感世界；即使被迫发生污染，也绝不接受，这是张艳茜个性的又一面。
我最后想说关于“瓜女子”这个话题了。这个话题不完全是阅读《“瓜女子”的坚持》这篇散文所触发，更多的是出于我对一个人的理解，以及新的认识。
我记忆中有着“瓜女子”的说法，却从未当真。不仅不以为张艳茜是个“瓜女子”，而且也不完全是同事间的玩笑，却是一种赞扬。这里用到她头上的“瓜”，实际是含有正派和真实的褒扬意味的，强调着的另一面，自然是虚与假，更不必说算计诡计之类了。这种“瓜”在当今多所浑浊的生活潮中，确属难能可贵。可贵在一种精神品格的坚守，且不为世风所动。
我想说的是另一层意思。即前文已涉及的令我发生陌生感的另一个张艳茜，而不是“瓜”或“不瓜”的事。在我的几成确定的印象里，张艳茜是一位职业编辑，而且专注到某种以命相托的痴情到痴迷的状态，无论是在漏雨的老房子里，无论是在新办公楼的编辑室里，她面对的都是一摞一摞稿件，面对的都是一本生存愈来愈艰难的《延河》，却从来也没有跳槽另投到一家更能获益的门庭。尽管这种可能的诱惑不止一次有过，她都没有动心。这是我熟悉不过的张艳茜。当我读完《城墙根下》中的散文，顿然意识到这个职业编辑的另一副面孔——作家。这个作家的个性化特质，是习惯性思考的人，她已形成自己独立的绝不人云亦云的思想，对生活世相颇具穿透力的思想，才使我有陌生的感觉。何“瓜”之有？
一个天性里习惯思考的张艳茜，已经进入人生的黄金阶段，她的思想不仅成熟，更会发展，必然会发生独有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必然有不同凡响的作品创造出来。我期待，且相信。
2010年12月26日二府庄
第44章 一方独特的艺术风景——读《时间的面孔》
我读安黎的《时间的面孔》，有这样几点阅读直感。第一点，我读这部小说的总体感觉，它是当代中国的百态世相图。这部小说从一个小小的渭北麻子村写起，一直写到省上，中间还有县，还有镇，从村子到省上这一条长链里，都有人物活跃在这部书里头。单是这一点，就我感觉而言，它对于当代社会各个层面的涉猎与扫描，面已经很宽了。想一想，从一个乡村里很小的麻子村，一直到省上那个大院，每个环节，每个级别，都有人物在这部作品里出现，它把整个社会里很重要的一面展示给了读者，这是很开阔也有纵深感的一面。这部小说，不仅从乡村到省上都有各色人物在作品里展示，而且把社会的各行各业也都展示在作品中，政界、商界、教育界、新闻界、宗教界、医疗界等，各类职业行业中的人都穿梭在作品中。这样，这部书呈现给我的，就是当代生活进行时的社会百态的种种世相，种种人物，而且是最现实的。这是我感觉最强烈的一点。
第二点，我感觉尤为突出的印象，就是作品中十有八九的人物，无论从事哪种职业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的结局。尤其是这个麻子村，即后来改成撒可鲁的村子里的人物，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导致死亡的祸因和死亡的方式都不一样，却都是令人心理上很难承受的哪种残酷。好一点的人，还不敢完全说是正面人物这样死去的——为啥说不完全是正面人物？因为据我的阅读，在安黎的这部小说里，没有一个像我们素常阅读的作品里那种完全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他的《时间的面孔》里，都是这种很难用正面或反面定性的一群人。这些特性模糊却个性鲜活的人物，贯穿于作品的始终，营造出一种几乎无可置疑的生活真实。从美国回来的立本，最后的结局是死亡，而且是自杀，是他的空想图画彻底破灭之后的无可选择的归结。这个麻子村里的种种人，一人一种死法。这个村子里总共死了多少个人，我没详细地数。包括跟立本从美国一块儿回来的康圆圆，被社会上难以想象的一些丑恶纠缠，生气，郁闷，无可奈何，最后得癌症死去，且不说作品中出现的麻子村的那些人的死亡。悲剧性的生命结局，几乎是作品中所有人都难以逃遁的一个共同的结局。尽管导致各个人死亡的具体原因虽然不一样，我却感知到一个共同的却是无形的东西，那就是裂变着的生活的逼迫和挤压，而不是纯粹个人的生理因素，比如普遍都在发生的生老病死。若那样，就无任何意义了。作品里人物的悲剧性结局，都是社会本身造成的，起码可以说是麻子村这个典型环境里的人普遍的社会悲剧。这部书里写的这一群人物，我的直观感受就是赤裸裸的欲望着的各色人物。书里展现的完全是一种被利害冲突挟持着的这个人或者那个人，亲兄弟也罢，包含各级官员也罢，乡党邻里也罢，概莫能超出被物质利益挟持的状态。这样的冲突所展示出来的这种生活世相，让我这个当代人往往都感觉到很吃惊。也许我脱离农村的时间比较长了，起码跟我所经历过的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乡村的社会秩序，人的普遍性情绪，变化已经非常大了。《时间的面孔》里对我几乎带有刺激性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刘奇，一个是立本。刘奇简直就是个恶棍啊！一般的乡村恶棍，任何时代都不会绝种，我也见过。不仅生活中见过，小说阅读中也领略过，不会太过惊讶的。
安黎笔下的这个恶棍刘奇，却是一乡之长，就让我惊诧连连了。作家安黎写透了这个人物。这个人的所有行为，包括语言、作为等，都带有“这一个”的鲜明的个性。读到这个人出奇的行为，让人大跌眼镜的话语，往往让我有一种不堪承受的撞击，阅读时要把书合了起来想半天。刘奇的典型性和荒诞性，却又是一种逼真性。刘奇这么一个小小的乡长，他眼睛里的社会，包含他眼睛里的官场，包含他眼睛里的民众，决定着他的流氓恶棍的行为。我被这个陌生的恶棍吸引着，总想看看他最后的结局。不料作者没有直接写刘奇被处死，只是后来一笔带过这个恶贯满盈的家伙被枪毙。刘奇吸引我的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和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在乡政府（当年称人民公社）干过十年，但我没当过正乡长，职位只相当于副乡长。那时候还是“文革”时期，处处都在搞“阶级斗争”，整人最厉害，都很难找到像刘奇这样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一个恶棍乡长。但是阅读这部小说，刘奇这个乡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则呈现着一种生活的又是艺术的巨大的真实感，让我不能不信。这样，这个人物给我留下了相当典型的一个印象。再有一个人物就是立本。这个立本从美国拿了那么多钱回来，自己身体里有一个致命的疾病，而且还是很丑陋部位的疾病。这个人物对他的家乡怀有那样一份至爱，那种虔诚，那种用心，直到把麻子村搞成一个撒克鲁，最后以完全的彻底的失败告终。失败造成他个人毁灭性的灾难，最终是被他倾心倾力倾情以及倾尽财力关爱着的村里人群体围打，一直到最后自杀。这个企图创造理想“王国”的痴情者的彻底破灭，大约蕴含着作家安黎深层而又独特的关于生活的思考。作者写了最典型的两个精神和人性的两种极端的人物的悲剧性结局，似乎也隐喻着安黎关于当今生活、关于这个民族的多重思考。作品中还有很多人物都是各种各样的悲剧性结局。这些人没有自然性的死亡，都是遭遇了这样的创伤、那样的打击，包括陷害造成的死亡。作品中涉及乡村中各种类型的人物，涉及家庭中父子的、夫妻的、兄弟姊妹的亲情和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展现了当代中国各色人等的生活世相，而且是只有在当今中国才会发生才会演绎的不无惊心动魄的清浊混流的世相。包括因贪污受贿被打进监狱的县委书记，也是这世相中不独为奇的一相。就我现在的阅读感受而言，一部作品能给阅读者留下强烈印象而不能忘记的人物，只要有一个，这部作品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安黎的这部《时间的面孔》，起码刘奇和立本这两个人物形象，已经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且缓说他们是否具有典型性。
第三点，关于这部作品的艺术形态，有人说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而我则是感觉到了一种荒诞的真实。就这部小说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情节，每一个人物的语言和行为而言，它无疑是纯粹而又严格的现实主义，呈现着逼真的现实主义。这种来源于生活本身的真实，令我对每一个人物的言语行为，不会产生任何怀疑。细节情节上是逼真的现实主义，但大的事项，大的情节，主要人物的命运走向，却让我感觉到一种荒诞。这种真实与荒诞的交错，构成了一种姑且称为荒诞的现实主义。我不大懂文学理论，不知道有没有一个荒诞的现实主义。我确实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荒诞，尤其是立本这个人物，他是从麻子村走出去的人，从美国拿回来了那么多的钱，要在家乡搞一个像美国的别墅式的农民生活居所撒克鲁，而且还真的实现了，最后的结局却是全部破灭。从立本开始要做这件大事的时候，我便意识到，它不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吗？想在麻子村这里搞一个像美国别墅式的住宅区，这个人的思想很坚定，遇到任何挫折都不回头的特别专注的行为，要把中国土厦房里的农民改造成美国别墅区的公民，我感觉到一种“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理想。立本的构想与实践的彻底失败和破产，当属空中楼阁式的必然结局，他自己最后人生悲剧自杀的发生，在我却有意料不及的震撼。我一开始看到立本的行为，就觉得有点可笑。空想，太空想了！在中国那么贫穷的山村，怎么可能通过那样的办法对农村进行改造？我猜想，作家安黎大约也是以这种眼光来写立本的行为的。安黎写到立本把麻子村改造成撒可鲁以后，住在别墅区里的乡民，依然是中国的乡民而不是美国的公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处事方式依然沿袭着麻子村久有的习惯，没有任何改变。而且因为失去土地，没有正常的生存手段，没有工资，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比原先麻子村原始形态的生活方式更富于悲剧性。至此便可看到，安黎是站在自己独特的角度，用独特的目光，审视与打量着社会荒诞式的变迁，这是很富于警示也值得思考之所在。
第四点，我看到这部作品所写的当下的现实生活，也看到作家的思考。这部作品所写的当下的现实生活使我很惊讶。这个安黎悄没声息，一年我也见不了他一面两面，自然不了解他的工作和创作动向。《时间的面孔》所展现的中国乡村社会，可以说是全景式的，从一个小小的麻子村一直到省长这一高层，中间的乡镇、区、县、市都有人物活跃在其中，各个阶层的运作程序、生活氛围，以作品中出现的面目各异的人物为标征，让我看到了当代社会的一种运动方式、运动形态，这个很难得。我一边读着一边还很惊讶，安黎对各级地方政府生活运作的形态，写得相当地逼真呀！单就这些生活的拥有而言，应该说是安黎巨大的创作宝库。我的惊讶就发生在这里：安黎似乎没有在什么地方兼职体验生活的经历，何以会对当代生活如此熟悉于心？就我自己而言，想要了解省一级的人物那种工作和生活形态，我也感觉不自信。因为咱没在那种大院里工作过。安黎却写得让我这个读者有如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譬如，省长到麻子村来的情节，那种氛围的描写是生动而真实的。另外，我看到了一个思考者的安黎。这部作品中写的社会世相，各色人等，从一个小村庄的村民，到各级政府的人员在改革时代的种种行为，让我看到安黎痛苦到不无悲观的思考，而且带有思想家的锋芒。没有思想的锋芒，是不会发生如此深刻的体验的。对于一个严肃的作家，难得的是他的思考带着他的思想锋芒和思想的独立性。只有独立的思想，才可能对生活产生独有的感受和体验；如果没有思想的独立性和独特性，那么感受到的就是普遍的，一般的，谁都可能都会发生的浅表的感觉。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安黎具有独立而独特的思想，才造就了《时间的面孔》这样一方独特的艺术风景。这部《时间的面孔》就已经给我们勾勒出了一方独特的、令人不无惊讶和悲伤的风景。
《时间的面孔》的语言也独成一番景观。这是安黎的语言。可以说安黎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语言表述形态，通畅而又具象，没有矫情做作，一读便进入人物环境和人物性情，这非常不易，也非常难得。尤其是人物的对话语言，那种个性化的突显，对于各个人物精神和心灵的揭示，常有一种神来之笔的感觉。这又不完全是单纯的语言的事了，是作家对各色人物个性化的准确把握，再有如此娴熟的语言功力，才得以甚为完美的表述。
如果要说不足，就是这个小小的麻子村，死了那么多人，一个一个悲剧性地死亡，而且死亡的方式都不一样。读完以后，我再反过来想，这可能吗？似乎又回到荒诞与真实这个话题上来了。这就是我的阅读直感，仅存疑。
2010年12月19日草
2011年2月6日修改于二府庄
第45章 说者与被说者，相通着的境界和操守——读《说戏》
秦腔是我来到这个世界接受的第一支旋律，那是少不更事时在乡村戏台下注入生命的，后来竟成为音乐欣赏兴趣里无可替代的主旋律，直到现在依旧难改。无论是在设备豪华的剧院里看秦腔名家各具特色的演唱，抑或是在原坡河川里听到几声野嗓门的吼喊，都有一种过瘾的感觉。然而，如实说来，我也仅仅只是爱看爱听秦腔，却从来也没有在秦腔艺术上用过心，且不敢说那些卓有建树的秦腔剧作家和秦腔表演艺术家，即使比之那些痴情到痴迷的秦腔戏迷，充其量我只算得一个“半迷儿”。这样，阅读剧作家陈彦的书稿《说戏》，在我就有颇不寻常却又甚为切实的收益，为我补上了一堂秦腔艺术的基础课，让我明晰了这个古老悠远又依然焕发着艺术生命魅力的剧种创立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脉络，领略到秦腔艺术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几位艺术大家的天赋和风骨。其中有业已铸就经典剧本的堪称伟大的剧作家，有传诵古今享誉城乡的表演艺术家，他们独具天赋的艺术创作和别具一格的艺术表演，他们视秦腔艺术为神圣的终生不懈的倾心倾情的追求，他们特立独行绝不混尘的人格魅力，都让我这个“半迷儿”戏迷发生高山仰止的真诚的折服和敬重。
陈彦用一种极富力度的辩证式叙述文字，把一个又一个卓有建树的秦腔剧作家和秦腔表演艺术家推到读者面前，尽管其中多位已经作古，而他们留在秦腔艺术殿堂里的脚步履迹，让我读来仍然有惊心动魄的感受。秦腔男旦演员魏长生三次进皇都北京演出，两次被驱逐出来，因由在今天看来既不可思议，却也合当时的中国国情。初次进北京演出，用今天的话说是轰动效应，当时的社会舆论公认为是“一杆独高”，“连皇亲贵族也有‘一时不得识交魏三者，无以为人’的感叹”，市民群体观看秦腔几成倾国倾城的风潮就自然形成了，以至把南北晋京汇演各路戏曲的台下观众拉空了。由此而引发了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的“花”与“雅”的生死存亡的比拼争斗。雅是贵族化戏曲，花是平民化剧种，为了挽救皇家贵族雅曲的存活，竟以行政手段将魏长生和他的秦腔演出团赶出京城了事。官家手中的权力棍棒毫无疑问可以撵走花部的杰出表演艺术家魏长生，却终究挽救不了雅部濒临湮灭的命运。直到几年后魏长生二返皇都，盛况空前到整个京城“到处笙箫，尽唱魏三（魏长生别号）之句”，开创了秦腔鼎盛时代，连乾隆皇帝也按捺不住诱惑，带着妃子乔装为平民偷看过魏长生的一场演出。然而，在“正统之声再次发难”时，魏长生又被驱逐出皇都京城。几年后魏长生第三次进京演出，又掀起“魏旋风”，直到他在唱完最后一句秦腔剧词走罢最后一脚台步进入幕后，便悄然倒下了。剧团用座椅抬着已经闭气的魏长生到前台谢幕，观众尚不知悲剧已经发生。我的惊心动魄的冲击就在这一刻发生。一个伟大的艺术生命以巧合剧终的最完美的方式落下人生大幕，旷古少见，却铸成了永久。
《说戏》里还说到几位杰出的秦腔表演艺术家，他们各具特色的艺术途径，他们各具特色又富于开创性的唱腔和表演，不仅成为秦腔大观园里不可复制的独立景观，更在于拓宽了秦腔艺术未来发展的无限空间。我的白鹿原上的乡党李正敏，是第一个把秦腔灌制成唱片的秦腔艺术家，而且形成独具魅力的“敏腔”；被作者誉为“农民领袖”的秦腔演员任哲中，也是富于开创意义并形成一腔的秦腔表演艺术大家，在关中几乎家喻户晓，老少都迷醉他那个余韵无穷的腔调儿；同样享誉城乡的喜剧丑角阎振俗，也在于其几乎不可模拟仿照的独创性，陈彦称其为天才，我以为恰当。《说戏》里写到十余位各具艺术个性的秦腔表演艺术家，构成一幅秦腔发展群星璀璨的艺术景观。
相对于上述那些秦腔表演名家，几位创作过经典秦腔剧本的堪为大师的剧作家，却寂寞冷清到被忘却、被湮没的情状。秦腔迷们只顾欣赏品咂声情并茂的演唱，似乎很少有谁问津这个或那个百看不厌的戏本是谁写的。再加之时间岁月的无情，即如我这种喜欢秦腔也算得文艺圈里的人，却是两三年前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说戏》里的《话说李十三》，才知道这位可与世界戏剧大师比肩的剧作家李十三的大名。他于逝世前的十年间写过十大本秦腔剧本，几乎被全国几十种戏曲剧种移植演出，其中的《火焰驹》成为搬上电影荧幕的秦腔第一剧。《火焰驹》电影上演时，在城市是万人空巷，在乡村更是家家闭户锁门携幼扶老赶到十余里外的村子去看，正读中学的我也是乡村野场子荧幕前的一个观赏者。直到六十多岁偶读陈彦的《话说李十三》，才知晓三百年前陕西渭北乡村出过一个伟大的剧作家李十三；他被嘉庆皇帝派来拘捕他的刑役吓得吐血而亡，那时他正在和老伴推磨磨面。我的第一次惊心动魄到几乎闭气的心理并生理反应，就在那一刻发生了，且不自责相识恨晚、孤陋寡闻的缺失。还有一位堪为伟大的秦腔剧作家范紫东，一生写过六十八九部剧本，已经不是著作等身，而是远远冒过身高了。他的剧作产量大而质量高，仅举《三滴血》而言，近百年间常演常火，也是最早被搬上电影荧幕的名作。难得的更在于这是一部“思想与科学双重启蒙”的破冰之作，把传承了两千余年的“先验论”迷信的荒唐愚昧的老底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谢世不过几年的范紫东和李十三的名字一样，仅仅只局限于很小的专业戏剧工作者的圈子里，其他社会人群就鲜有人知了。尽管这样的现象也属正常，即如今天的演艺界依旧如此，电影电视里演员的社会知名度，远非他或她所演的剧目的编剧所可比拟。然而，也许是我多所感佩，便想到起码应该有更多的陕西人知道这几位具备非凡创造智慧的天才人物。这样说来，陈彦的《说戏》，不仅为我补上了一堂秦腔艺术的基础课，也补偿了我的这一心愿，相信有缘读到《说戏》的读者，会对创造过经典剧本的李十三、范紫东、马健翎们心生敬重的同时，也会对产生过这样堪称伟大的剧作家的三秦大地涨起一分自豪和骄傲。
我自然能想到《说戏》作者陈彦写这部书的用意和用心，正在于此。《说戏》里收录的二十二篇文章，篇幅不长，每篇集中述写一位杰出的秦腔演员或名垂青史的剧作家，一部秦腔大剧产生的生活背景或一家百年秦腔剧社艰辛的发展历程和精神坚守，还有对秦腔竭力尽心关爱的艺术界领导，等等。任谁都能想到，要把业已成为颇为久远的历史中的人和事考据清楚，需得花费多少时间查阅资料和亲历采访，再作考证鉴别去伪存真，才得以把这些杰出人物推到读者面前。需知演艺界的人和事向来缺乏完整详实的资料，多为民间传闻轶事，可以想见其难度。然而，陈彦《说戏》里不仅考据确凿，而且有许多鲜活生动的牵涉人物重大命运转折的生活细节也被他钩沉出采，诸如“农民领袖”任哲中“文革”中被打断肋骨和在山野放牛时面对群山偷唱的生活细节，与李十三这位剧作家推磨磨面时被皇帝的通缉令气得吐血的细节有“异曲同工”之绝，把这些杰出的艺术家的心理、气质、精神、人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一个个独立禀赋卓尔不群的艺术家的形象便活脱脱跃立于我的眼前。这里暂且缓议陈彦叙事写人的功力和才气，更让我感知强烈的是他的道德崇尚和情感倾向。
感知陈彦道德崇尚和由此而自然发生情感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当他对这些艺术家富于独创意义的艺术成果、艺术成就的敬重。他对魏长生的舞台艺术的概括，是提升到我们民族的戏曲发展史上予以定位的：“应该说他的一生，本身就包含了民族戏曲的全部生长形态和因素……他的实践，之于民族戏曲，具有恒定的认识价值和象征意义。”他对“农民领袖”任哲中的艺术的理解和感知，是用有别于通常所见的专业套话的语言表述的：“他（任哲中）的周仁也就具有了谁都无法望其项背的生命活性和独特性。”这是对任哲中的深层而又贴切的理解。陈彦这里所说的“生命活性”，在我感知里当属生命体验，是说任哲中已经达到一种由生活体验升华为生命体验的艺术状态。我以为这种理解是准确的，也是难能的，是一个有思想的年轻的艺术家对一位老艺术家的透彻而又透亮的理解。陈彦叙述了任哲中“文革”中被罚到山里放牛放声秦腔的细节后，很自然地发出了这一段理论式的概括。这里我强调了“思想”，是以为具有深刻思想的人，才会对一个演员在山野吼唱秦腔的行为，达到一种生命体验的理解；通常情况下，人们不过以为那是演员习以为常的行为。作家的思想决定着作家对生活、对人理解的深度和发现生活命题的敏锐度，由此可见陈彦思想光彩之一斑。
陈彦对几位陕西古今剧作家的敬重，也令我感动。他对范紫东戏剧创作的成就给予充足而又客观的评价，尤其着重介绍了经典剧本《三滴血》创作的渊源和范紫东的新思维；不仅写出了这部秦腔剧久演不衰的艺术魅力，更在于剧作家范紫东超前的思想意识，是对“先验论”实施批判的“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先一步拉开了破冰的序幕，敲响了进军的鼓点，不能不说是一种堪称伟大的觉醒与创新”。陈彦对范紫东创作《三滴血》的理解，已不单是艺术范畴的话语，更在对范紫东唯物意识的评说，提高到对全民族思想启蒙的意义上予以肯定和赞美。对剧作家李十三创作活动的研究，对其不朽的艺术成果的中肯而又高度的评论，不仅庄严地奠定李十三戏剧创作的世界性品位，也把这位几乎湮没的杰出人物推到当代人眼前。马健翎是当代剧作家，是陈彦现在工作且领班的陕西戏曲研究院的首创者，应该是陕西以现代生活为题材创作并演出秦腔剧本的第一人，以《血泪仇》为代表作的剧本，从解放区演到共和国成立，直到现在依旧为观众所乐于观赏，陈彦称其为“红色经典”当为恰切的定位。马健翎的古典戏曲创作和改编，同样取得了重大成就，《赵氏孤儿》《窦娥冤》《游西湖》等同样堪为经典。在某些以古典戏剧创作成就抵消现代题材创作成就的言论出现时，陈彦毫不含糊地表示：“我以为恰恰是对现代戏的开创性贡献，才更加奠定了马健翎作为戏剧大家的不朽历史地位。”
陈彦对这些秦腔表演艺术家和剧作家的创造性劳动的敬重，自然影响着他的道德崇尚和情感倾向。不单是我引用的他的几段文字，涉及每一位叙写对象的艺术探索和艺术成就的文字，都是泛溢着真诚和激情，都是对他们独到的艺术个性的准确评价，虔诚的崇拜以至高山仰止的倾慕之情毫不掩饰。我想到时不时发生的一些轻狂到令人惊诧的声音，连新文学的开创者鲁迅、茅盾等先辈大师都不在话下。陈彦对秦腔先辈艺术家的敬重，不单是个人修养的品行话题，而是对艺术创造的理解，敬重先辈的杰出创造成就，也就神圣着自己所从事创造的这一支笔了。
对诸多秦腔艺术大家人格质地的敬重，可以看出是陈彦道德崇尚和情感倾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他的叙写文字中，对那些杰出的秦腔艺术家的人格操守的开掘，占有很大的篇幅。他对魏长生“纵有金钱不轻至”而坚守人格尊严的行为，推崇备至，是作为“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个奇迹”来定位的，无疑对今天演艺界的商品化时弊，具有警示和参照的意义。他对易俗社的创始人和剧作家李桐轩、孙仁玉、高培支等人的事业心和廉洁自持的品格的赞誉是由衷的，并对这个百年剧社的集体精神推崇备至，以至“每每从易俗社门口走过，我都要产生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由此真诚的情感表白，可以见出陈彦的道德崇尚了。对于一个省属大剧院的领班，又兼着剧作家的陈彦来说，这种道德崇尚和情感倾向，是成就剧院未来发展和个人创作前景的又一方坚实的础石。他对柯仲平一生投身革命文艺的开创和建设的丰功伟绩的景仰，是由衷之情，不见虚词，更无“官话”。他对柯老终生都不脱离基层群众的作风——似属不合时宜的话题，却不仅坚持，而且多有感佩，且由柯老与农民交换烟斗的生活细节，检讨出自己下乡的浮躁行为来。即使是戏剧里的情节和人物，在正义遭遇凌辱和义士陷入不堪时，作为剧作家的陈彦和普通观众一样“替古人担忧”。在每次看到《赵氏孤儿》的“献子”情节时，“都禁不住潸然泪下，无论看多少遍，情感浓度不减，这大概就是真正的经典悲剧的力量”。经典悲剧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但仍受限于受众的心理质地，引发强烈的心理呼应和情感波澜的，是向善的人；奸邪或者趋利忘义之辈，是很难触动那一窝污浊之血的；陈彦每次都被感动得“潸然泪下”，足见出一个真汉子大丈夫心灵质地之软的一面。我随意举出如上一些人和事，是陈彦的文章里的点滴内容，我在被他所叙写的那些秦腔艺术家的成就和品格感动的同时，自然想到作者陈彦面对前辈秦腔艺术家的虔诚姿态和精神倾向了，同样令我感动。对于一个正值创作盛季且成就卓著的年轻剧作家而言，这样深刻而独立的思想见解，这样畅达疏朗的精神情怀，这样向善求美的人格品相，无疑成为新的创作境界探索的坚实基础，将使那根敏感于文字的神经得到充分乃至超常的发挥，且缓说天才。
读着《说戏》书稿，时不时地会读到颇为精辟的辩证性质的论述。我在本文开头所说《说戏》是—种“极富力度的辩证式叙述文字”，概出于这种阅读直感。作者在叙述一些人的一些事的重要情节时，便发出自己的议论，多则几行，少则一句，不仅有点睛的奇异效果，更见出陈彦直言不讳的声音，有些是近年间乃至时下颇为热门的莫衷一是的话题，陈彦都有独立的见解，其中常能感到一种凛然之气。我作了粗略的梳理，他的辩证言词涉及诸多戏剧专业乃至广泛的艺术范畴的话题。
关于秦腔这门艺术存在和未来前景的辩证。《生命的呐喊》一文开篇便发出击案般的坚定之声：“截至目前我还没有发现哪一门艺术能如此酣畅淋漓地表达一个人的生命渴望，如此深入腠理地宣泄一个人的生命悲苦，那就是秦腔……总之是我行我素，处变不惊，全然一副‘铜豌豆’做派。”这样斩钉截铁的话，是针对近年间出现的多种流行娱乐花样环境下，秦腔还有没有发展空间乃至存亡的大命题，我约略也听到过一些悲观性的议论。陈彦发出凛然的声响，便从秦腔久远的历史辩说，尤其是秦腔无可替及的艺术品性和独有的表现生命的艺术魅力。不仅让我信服，也感到一种淋漓的痛快……这是一篇对秦腔的礼赞。
关于质疑秦腔花脸唱腔的辩证。作者把花脸的独一无二的唱腔的形成，追溯到秦腔诞生的这块土地悠远而又沉重的历史，更在于这块土地上人的群体性气质，“是阳刚气质对人的血性补充的绝对需要”，而花脸唱腔则“是秦腔艺术的制高点”，也是秦腔这个大剧种的最富于艺术标征的唱腔。如果消解了甚至软化了花脸的唱腔，秦腔肯定缺失了独具的艺术个性；如以陈彦调侃的“二姨子腔”代替了花脸唱腔，秦腔大约就不姓秦了。
关于传统与现代的辩证。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很大也很宽泛的艺术命题，不只局限在秦腔或其他传统地方剧种，甚至文学创作也涉及了。陈彦是以《铡美案》到《陈世美喊冤》引发这个话题的。作者以风趣调侃却又不无凛然的事例和语言把涉及传统戏曲的一些基本的甚至属常识性的道理确立起来。作者例举的某些挂着现代派皮毛的浅层思维，将会弄出一个教导受害者秦香莲自强自立的现代派包文正来，让人啼笑皆非的可笑的也是不堪的后果。
关于戏曲的娱乐化和教化功能的辩证。这同样是不局限于戏曲的大命题，文学和其他许多艺术也都发生且依旧存在着争论的话题。作者以秦腔《三娘教子》说起，对照着韩剧《大长今》在中国热播的现象，郑重坚信“艺术的本质是对人类进行严肃而深入腠理的思考”，“‘观众进剧场就是来找乐’的纯娱乐化论调……是导致戏曲更加低俗的砒霜、敌敌畏、‘三步倒’。”善哉此言，诚哉此语。很难听到看到如此坚守信念的理性话语了。陈彦对流行话语的至理思考，并有截然分明的看法，不仅不盲从，而是连一句半句含糊其辞的话也没有；不仅坚守着自己戏剧创作的理念和独到独立的感知，更在被自己成功的创作实践印证过的踏实和自信，还有对戏剧艺术不断深化着的严肃的思考。
陈彦辩证的话题涉及诸多方面。关于传统剧目常常出现的鬼神的事，被某些替今人担忧的人贬斥为“宣传封建迷信”，不过是一种简单到愚蠢的看法。陈彦辩证说：“我想《天雷报》之‘报应’，即是对人世险恶的无奈，借助神力摧毁人间恶行。”封建时代里没有公平的法制，借助天神乃至正义之鬼惩恶扬善，况且也生添了艺术想象的无限空间，现代人却竟然简单地歪看前人。关于现代戏剧创作时弊的辩证，这是由堪称伟大的清代剧作家李十三的创作实践和创作成就引发的话题：“仅追求刻意写作，一生故意为之，就容易形成只可供人把玩的‘器物’，精致，机巧，却缺乏具有独特生命印记的骨质与活性。当下的戏剧创作不是已经显现出这种精到而又缺血的症候了吗？”这种“精到而又缺血的症候”，可谓一矢中的，切中戏剧以及戏剧之外的文艺创作的时弊，缺失“骨质与活性”又“缺血”的任何形式的艺术作品，其实不过是塑料制品，再逼真再精致也难得生命的活力。关于艺术家在名利和信仰问题上的辩证，陈彦在作了理论阐释后，用民间最结实的话语发出警示：“一个人一旦狂妄得面对崇拜、追捧，不敬不畏，甚至受之无愧时，离‘暗箭’、‘黑砖’、‘塌火’、‘崩盘’也就不远了。”又如：“当一切离开了信仰的轨道，只在金钱驱使下疲于奔命时，演艺就堕落为逗猫遛犬玩猴，耍把戏了。”这些撞击我心理的再扎实不过的语言，显示着作者对艺术界某些丑恶现象的蔑视，也展示出作者自己信仰操守的凛然之气，无疑有警示的意义。我读这些文字，顿生感佩和敬重，不在作者年轻我许多。
《说戏》说得好，这是我的阅读直感。好在语言的坦率与鲜活，不见装腔，更无一丝一缕的忸怩；说人叙事，严密客观；论事辩理，鞭辟入里，时见义正辞严的凛然之气，又见汪洋恣肆的洒脱，让我读得不仅信服，更有一种阅读的痛快享受。我想文章能写到如此状态，尤其是钩沉那些故人旧事，不仅要花工夫搜集翔实可靠的资料，更兼有一份对自己仰慕的艺术家的真实感情，还难得于个人见解的思想锋芒。陈彦这一组文章中，常常出现一些最扎实最生动的生活语言，夹杂在叙事辩理的“雅”文字之间，添了诸多诙谐的调侃色彩，也增加了语言的硬度，更见出作者文字的潇洒不羁，营造出一种严密和鲜活的艺术效应，可谓陈彦的个性化文字。
和陈彦相识相交，是从观赏他的戏剧创作开始并加深的。十余年来，我有幸看过他创作的《留下真情》《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和前不久刚刚上演的《西京故事》四部现代戏，还有一部由他精心改编的青春版《杨门女将》。依着我的记忆，那四部以现实生活创作的大戏，每一部都感动得我泪流不止，擦湿几块纸巾；非是我感情太过脆弱，我的泪是合着剧场里不时起伏的呜咽声而涌流着的，确凿是剧中人物的美的心灵，触撞得包括我在内的几乎所有观众都承受不住情感的震颤，接受一次人性善和人性美的洗礼，便是水到渠成洗涤灵魂的很自然的过程了。这几部现代戏剧，十余年来连演不衰，尤其是《迟开的玫瑰》，演遍了南北中国，演到哪里，便成趋鹜之状，剧场里流泪唏嘘呜咽和西安剧场里一样此起彼伏，地方戏剧里的地方语言的障碍完全化释了。在艺术界同样获得连连好评，专家的高见和普通观众的感受达到一致，确属难能，更属难得。《迟开的玫瑰》和《大树西迁》，两次获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奖，两次获得“曹禺戏剧文学奖”，两次获得政府“文化编剧奖”。戏剧创作的几项国家级大奖都获得了，且是一得再得，面对年轻的陈彦，早在几年前获得这些喜讯时，我不仅感慨，而且肃然了。
眼见着陈彦戏剧创作的丰沛卓著的成就，我在心底却潜存着一个不大亦不小的谜团，不是神秘的天才说，也不是对他戏剧创作道路的探询，恰恰是他面对戏剧创作和面对当代生活的姿态和视角，面对各种流派纷呈的戏剧舞台，陈彦依然执著于现实主义的创作；面对着除腐更新却也纷繁喧嚣的现实生活，不仅不回避生活世相里的矛盾以至灾变，更难得在专注于发现并张扬人性和人德之大美，而且获得了卓著的艺术成果。陈彦何以能有如此坚定的追求？我终于在《说戏》里获知了答案，他在说戏说事说人时的审美意向意趣，就不仅决定着他的创作的艺术审美境界的追求，更在于他对当代生活的发现和开掘的意义指向了。前文已多所涉及，不赘。我终于部分地理解了这位独立思想的年轻的剧作家陈彦。
我写此文之际，陈彦又一部表现底层进城乡民生活的大戏《西京故事》刚刚上演，我又一次被迷醉也被震撼了……
2011年3月30日二府庄
第46章 一次探秘性阅读——《我的读书故事》阅读笔记
翻开《我的读书故事》书稿，看到目录中排列的收入文章的作者的名字，我便发生惊讶，活跃在当代陕西文学界的各个年龄档的学者、理论家和作家，竟有近四十位之多，他们有的是学富五车卓有建树且享誉国内外的学者型文化人，有的是专事文学评论已成一家之言的人；更多的是作家，有新时期文艺复兴刚刚潮起时便跃上潮头且著作等身的大家，有刚刚崭露头角发出不同凡响声音的青年作家；能把这么多人的读书故事收拢一书，颇令我惊讶。惊讶的同时伴生着好奇，或者说是探秘心理，这些时常见面且令人敬重的学者和作家，他们是怎样读书的，他们都读过什么书，才使他们攀登到各自艺术创造的高峰，探秘的兴致便自然发生了。
《我的读书故事》集子里收录的首篇《缅怀往昔论读书》的作者霍松林老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更贯通中国古今的大学者，在我素来就有高山仰止却也莫知底里的神秘感，读罢他写的这篇读书记事，我才见到冰山神秘的一角。霍老先生从三岁起便读《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即使普遍重视孩子智力开发的当今，三岁的孩子多是从看图识字开始启蒙，可见霍老先生幼时的早慧。到了上学年纪，恰逢新学兴起，父亲不屑于“大狗叫小狗跳”这样粗浅的识字课文，竟然把他关在家里实施家教，让他背诵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十余种国学经典，而且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小说，这是在十二岁以前完成的。我几乎不敢想象更难以估量，一个扎扎实实趸下这么多传统文化古典艺术经典文本的年仅十二岁的少年，为后来的创造性思维打下了怎样坚实的基础，令我辈生畏。上学到小学高年级再升入初中，他把新文学兴起时的鲁迅、胡适、郭沫若等十几位大家的主要作品都读过了；此间又大量阅读了外国文学作品，从古希腊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但丁的《神曲》和莎士比亚的几部剧作，直读到苏联时期的高尔基等大家的长篇小说，我约略数算了一下，大约不下百部（篇）。我又一次感动感慨，却仍不敢想象更难以估量，一个装满中国古典、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初中学生的霍松林，他的艺术视野扩展到怎样幽远和开阔的空间？眼见的事实是一位卓有建树享誉国内国外的大学者霍松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