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大约是在小说《白》书出版半年后，该书责编老何把手稿交还给我，我看到手稿纸页上写着划着不同笔体的修改字样，包括删节的符号。我辨不清那些字或符号是哪位责编的手迹，却感动他们的用心和辛苦。然而，这个手稿本身，在我心中似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白》书已出版，且连续印刷多次，肯定不会绝版了，那么这个手稿的用途也就到此为止了，我自然就不会太在意它了。这种心理是长期的习惯形成的不自觉状态，此前写过的所有小说散文手稿，直接投寄给杂志社或报纸，发表出来便收存印刷文本，无论杂志或报纸，只寄样本或样报，没有寄回手稿的事，除非夹着一绺“本刊（或本报）不宜刊用”字条的退稿，才能再看到手稿，然而比不退稿而只寄样刊或样报的心情差得远了。《白》书出版了，退还或不退还手稿，在我确是一种无所谓的心态。
记不得哪一年的哪一天，有位陌生人找到我，提出收购《白》书手稿的意图，说他喜欢收藏，很坦诚地让我开价。这是一个意料不及的事。我略有迟顿之后，便婉言谢绝。在那一刻，我似乎才意识到保存这一摞手稿是有必要的，不单是可以卖个较好的价钱，而是应当由我自己来收藏，尽管我向来没有一丝收藏古董的兴趣。
之后，还遇到过两三位提出收藏意向的客人，其中一位印象颇深，在于他很爽快，很真诚，口气也就很大，让我不要难为情，不要不好意思说钱，并让我放开口要价。我表示了无意出售的主意后，客人还不改辙，而且报出一个让我吓了一跳的数字。稍作缓和之后，我便开玩笑说，《白》书印量不少，我也进入“万元户”行列了，吃饭穿衣已经无须再操心；而今社会商业竞争很厉害，说不定到什么年月，竞争挫伤了儿女们的生存，日子过不下去的当儿，让他或她去叫卖老父的这一摞手稿……这一摞手稿便保存下来。
《白》书手稿用皮实的厚纸包裹着，再用绳子捆扎，放在书柜里近二十年了，我自己几乎没有打开再看过一次。其间打开过三四次，多是几家电视台为我拍片，执意要拍摄手稿的镜头画面，我不能拒绝。直到去年秋末或初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提出要出《白》书手稿版本的时候，我才觉得保存的这一摞手稿，又派上了用场，尽管是我完全想象不到的用场。同时也想到，如若当初把手稿卖给某位收藏家，现在要从收藏家手里借来影印，可能要费口舌，乃至涉及借用的要价，那将是追悔莫及的事。
从写完《白》书手稿的1993年3月，到我写这篇有关手稿的短文的今天，近二十年了。再看已经变色发黄的手稿纸页上的字迹，且莫说岁月沧桑的套话。唯可欣然的是，现在用黑色碳素笔写下的汉字，比当年用钢笔和碳素墨汁所写的《白》书手稿的字体略有进步，也更相信字要多写才出功夫的古训，且不说文字的内蕴的优或劣。
2012年3月18日二府庄
第22章 年年柳色
时令刚刚进入关中的初春季节，冷气却依旧凛冽，冬天御寒的衣服一件也减不下来。某天早晨出门，无意间的一瞥，路边的柳树枝条上泛出一片鹅黄的嫩叶，毕竟是春天了，这是瞬间发生的一种本能的心理反应。几乎同时映现于脑际的景致，便是家乡灞河岸边独成一景的柳色，还有回响于心头的李白的词句，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在灞河岸边生活和工作了大半生，柳色已储成永久的鲜活的记忆，确凿捺不住初春时节那一抹鹅黄色的嫩叶的诱惑，约一二乡友回到灞河滩上，在瞥见那一派柳色的瞬间，我顿生遗憾，不过迟来了三五天，柳树枝条上的叶子已经转换成绿色了。河岸边的柳林，恣意纵横伸张着的粗杆和细枝上，都缀满刚刚由鹅黄转换为嫩绿的新叶；没有一丝风，连接成一道绿色浮云似的柳叶纹丝不动，沐浴着午后温柔的阳光。我还是看到了一团夹杂在望不到头的绿叶中的鹅黄色嫩叶，大约是柳树种族中的一株异类，或者类同双胞胎中的那个后生孩儿，却让我感受到鹅黄嫩色的无可替代的诗意。也许明天或后天，那一团鹅黄色的嫩色就转换为绿色，和漫空的绿云融为一体，成为今年的灞桥柳色了。
眼前的灞河和河上的桥，以及河边桥头的柳色，既不是李白们千古吟诵的柳色，也不是我记忆里的柳色。我无能想象千古诗家词人眼里所见和笔墨所吟的柳色，却淡漠不了我曾经看惯也依旧鲜活的柳色。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在灞桥南头的中学读书，学校的北围墙紧贴灞河河堤的南坡。河堤向水的一面，不过百米便有一道青石垒筑的挡水坝，坝与坝之间全蓬勃着一株株合抱粗的柳树，无疑也是为着减弱洪水对河堤的冲击力。站在灞桥上远眺，柳树的绿叶顺河而上而下绵延三五十里，成为一种令人惊诧又浮泛诗意的独特景象，自然可以理解历朝历代的诗家词人，何以会留下无以数计的吟诵灞河柳色的诗章。而我所亲历的柳树下的风景，是我的同学在河堤上柳荫下读书，或是于微明中在河堤上跑步做早操。却几乎看不到单男独女谈情说爱的场景，其实灞河水畔柳荫之下野草丛中最是卿卿我我的佳地。在我印象最深的是，每逢周六下午回家，出学校后门便跨上河堤，打开我正在阅读着的小说，一路读过去，不用操心脚下的绊磕，更不用担心撞人碰车，那个时代的汽车很少，连拖拉机也是稀罕的机械，偶尔有人骑自行车过往，总是骑车人绕着步行者。这道于解放前修建的灞河长堤，堤面上可以对开汽车，属于那个国穷民更穷的战乱年代的非凡工程了。照例，周日下午返校时，一踏上河堤，便接着读小说，享受在柳荫里，却几乎全没有感觉了。
也有令人痛切的记忆，我在这儿读高中的三年，正遭遇着共和国历史上最不堪的“三年困难”时期，饥饿的感觉是那个时代人的共同体验。每到鹅黄的柳叶刚刚冒出，不仅村里和镇上的居民争相捋取，我和同学也爬树攀枝，很小心地捋下嫩不堪捋的叶片，在一位当地同学的家里煮熟，用温水浸泡一夜，把柳叶里的苦汁排除，再一勺一勺分配给全班每一个同学。作为农村出身的学生，自幼年我就吃惯了多种野菜野果，却从来也没听说过柳树叶子可以当作饭菜吃的事。想来也很自然，寻常那些诸如荠荠菜、灰灰菜和洋槐花儿、构树絮儿、榆钱儿等野生物，早成为饥饿年月的抢手货，被抢挖抢摘一空，便把肚子的填充物扩大到柳树枝上的叶子。当我攀枝捋采柳叶以及嚼食变成黑色的柳叶时，完全缺失了“年年柳色”的诗性浪漫，只有肠胃得到填充的满足。
匆匆间二十年过去，交上上世纪80年代，我又回到灞桥古镇。曾经读书的母校在灞桥的南桥头，后来供职的文化馆在灞桥北头的古镇上。刚进灞桥古镇不久，便遇上早春河堤上一派鹅黄的柳色，傍晚时分就散漫在河堤上沙滩里，眼看着那鹅黄的柳叶一天天变得金黄，变成浅绿，又变成深绿色。有文学朋友来，我便以柳色喧哗，招引他到河堤上散漫，无论说正经事无论闲聊，无论是鹅黄的柳叶抑或是绿云般的柳色，都令朋友陶醉。然而，好景不长，大约是我到古镇的第二或第三年，我发现柳树的叶子发生了异变，一棵又一棵柳树的叶子由深绿变成一种枯焦的黄色，刚刚入秋便落叶了，第二年就再也吐不出那诱人的鹅黄了。每当我周六回家和周日下午返回灞桥，骑着自行车在灞河南岸的长堤上行进时，便看到一种惨不忍睹的景象，死去的柳树已被人齐根锯断，留下一个圆圆的树茬子；一棵又一棵合抱粗的柳树的庞大的树冠上的叶子，呈现着如同肝病患者的枯黄色，不久也该被锯断了。未过三年，灞河南岸北岸的柳树死光灭绝了。这些柳树是上世纪40年代筑成这道河堤之后栽下的，三十多年的树龄，又得着灞河水的滋润，棵棵都长到合抱粗的树干，成为守护河堤的天然屏障；庞大的树冠互相连接，构成一道绵延几十里的绿色云雾；壮观而又不失柔美的柳色，年年月月，成为关中地区独有的一道风景。短短的两三年间，灞河的柳色消失了；没有了柳色的灞桥和灞河，如若李白有灵，该会发生怎样的喟叹？我听说受害于某种病毒，也有人说是空气中的有害的工业废气。我似乎凭本能判断偏重于后者，那个时代关于空气污染还是一个陌生的话题。无论如何，灞桥和灞河的柳色却消失了。
我现在和朋友漫步着的灞河长堤，依旧是那道老堤，面目却全非了。这儿已经被改造被装点成公园了，得着灞河水的滋润，正儿八经被命名为“灞河湿地公园”，河堤内外种植着各种花草树木，其中不乏颇为稀罕的品种，长堤外侧和河堤堤面，是两条笔直规整的通车和行人的大道，多条小径曲里拐弯，从堤外沟通着堤顶，又弯转到内侧的河滩；河边原来的沙滩，也是奇花异草连片相间，栅栏围护的木板小桥通到水边；水边长着密不透风的野生苇子，有水鸟在水中自由自在地凫游。我几乎难以想象，也一时很难从印象里的灞河转换为眼前的景致。
我还是偏重这个时月里的灞河柳色。河堤内侧的滩地上和河水两边的苇丛里，有连片的柳树，还有独撑一方柳色的单株，不像是人为的栽植，而是自然的野生物。我和朋友倚在柳树干上闲话，那一株株柳树已经有半抱粗了，柳叶刚刚从鹅黄转换为嫩绿，散发的清爽之气弥漫在空气中，令我有一种发迷似的陶醉，记忆里缺失的柳色终于得到补偿了……年年又有柳色了。
在灞水岸边柳色之中漫步，和朋友少不得说到李白的词句“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汉唐时期的灞桥是长安城的东大门，迎接贵客好友到此等候，以示敬重；送别也送到灞桥桥头，依依不舍挥手；更有那些冒犯者被贬到远方，亲朋好友送别到灞桥，就不仅是伤心伤情的告别，而是撕心裂肺的生离死别了。可以想见几百年的王朝更迭中，灞河的河水里、石桥上、柳荫下落过多少泪水。
站在柳色中的长堤上，隐约可以眺见灞陵。灞陵里安卧着汉文帝，陵墓选在白鹿原西端的北坡上，坡根下便是自东向西倒流着的灞水，史称灞陵，白鹿原随后也有了另一种称谓——灞陵原。灞桥距文帝陵不过三四公里，李白不说灞桥伤别而说灞陵伤别了。《史记》里的灞陵原又称“灞上”，泛指白鹿原以及原下的灞河小河川，灞桥也在其中。
我现在看到的灞河，河水边依依着青春男女，祖孙三代散漫在柳色之中，偶尔碰见多年不见的熟人，握手叙旧，也都是轻松欢悦的腔调，大约谁在这样的柳色里，都不会有撇不开的心事。这里已经没有伤别，依旧着年年柳色。
2012年4月6日二府庄
第23章 删繁就简……
有电话来，如果不自报家门，我便问哪位先生或女士，再问有何事。如果是熟人朋友，不免调侃一句，有何指示。熟人朋友倒好，一般不说虚词套话，开口便直接道出要我做的事儿来。常有半生不熟或完全没有见过听过的陌生人，开口不说有何事要我做，一连串嘘寒问暖的关照话，及至问血压的高或低，胆固醇如何……这种关心令人感觉温暖，可是被问再作答的次数多了，甚至一天要作多次应答，便缺失了耐心，调过话头儿问他有何事相告。对方却口不吐核儿，只说想见一面。我不敢贸然推辞，就问他有何事需要我做，请直说。对方却不说事，仍然坚持要“登门拜访”。我便申明，如果有事要我做，且能够做，我做就是了；如果没有什么事，只是想见见面，我便谢其好意，路不必枉跑了；如果仍然劝阻不住，着急处便自我调侃，被媒体作为共识的这张沟壑纵横的脸没有什么看点，省了你跑路的时间；如果还劝阻不下，情急中便冒出“删繁就简三秋树”的古句来，隐含却也显明着免见的意旨，也不顾及遭骂不识相的后果了。
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对方才说出想让我做的事来。我稍作斟酌就做出回应，做不了或做不得的事直言相告，能做的事就答应下来争取做成。只有一事例外，就是为个人或单位所购的我的书籍签名，这是别人无可替代的事，有的是为自己和亲友收藏一本有作者签名的书，有的是作为礼品送各路客人。在我的意念里，读者愿意破费买我的书，这是对我写作最为实在的回报和抚慰，因由再简单不过，写或长或短的文章，都是为着和读者实现交流和沟通。许多年来我辞谢过不少不宜参加的活动，还有仅仅只想见面而无事的人，却基本没有耽搁过要我签名的购书者。签名已成为一种习惯，如果一次要签的书在一百本以内，可以随时安排时间做成，如果超过一百多到三五百本，便只好摊出一个晚上去干了。
再随意说一件常常多有发生的事，有人打电话要见面，经我再三询问，才说想让我为其即将出版的书作序。我便申明案头还压着几部要写序的书，不能也不敢再接了。有理解者或等不及者便松了口，却退一步提出让我为其大著题写书名。这种事相对简单多了，我却不大自信，当即直言相告，我的毛笔字缺失基本功，写出书名不好看。有人信了我的话，就不再坚持要我写了；有人却不松口，仍然要我写。我也退一步说，我可以写，你和搞封面设计的人再斟酌，宜用则用，不宜用就不必勉强。待书名写成，我便交给办公室一位同志，让他交给那位作者。待拿到我为他题写的书名后，还有人要来见面，表示诚意和谢意，且直言顺便带着某一方地域独有的土特产品来。劝阻的情急之中，我又抖出“删繁就简……”的古句，往往生效。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这是郑板桥的名句。得了这个佳句，颇多启示，便一遍成记，却找不到出处，以为是郑氏某首七律中的句子，求助朋友在网上查寻（我不会用电脑），才得知是郑板桥挂在自家书房里的一副对联。这两句对仗工整又通俗易记的句子，再形象不过地彰显出这位扬州八怪之一的诗人画家的艺术追求的理想和境界。尽管我属书画界外人，却也见过几位国画名家的作品，有的惜墨如金、寥寥几笔便勾抹出一方意趣无穷的意境；有的却是密集山水，整个画面都被黑色的墨汁涂抹，不留空间，只有浓淡差异，真可谓泼墨，一看就见出崇山峻岭的气魄。画家的不同追求，才有国画艺术的万千气象，姑且不赘。“删繁就简”的着力点，为着“领异标新”，这是艺术创造的关键所在，亦姑且不再赘言。
我想说的“删繁就简”，却是生活范畴的话题。任谁一说到当下的生活，脱口便是浮躁；浮躁的世相被人说了许多年，现在还说是浮躁；几乎谁都讨厌浮躁，似乎谁也改变不了浮躁；按说被公众都腻烦的浮躁，就不会有生存的空间，然而依旧浮躁着。浮躁的种种世相里的一种，便是把简单的事复杂化和繁琐化，一件简单不过的事，乃至只需说三两句话的事，却不用电话说（电话太方便了哇），却要“登门拜访”，以示郑重，甚至破费宴请，酒足饭饱之间才说出事来。于是便多了来来往往，把时间都耗费在本不需耗费的客套和应酬的废话里……我往往于情急处，就搬出郑板桥的语录，宜得“删繁就简……”
2012年5月4日二府庄
第24章 我看老腔
2006年6月，话剧《白鹿原》由北京人艺演出的一个月时间里，我应邀两次到北京看戏。中场休息时到剧场外的院子里换换空气，有幸不期而遇几位作家朋友，握手问好之间，不说对《白鹿原》的观感，开口便问在剧情中穿插演唱的老腔，多是一种惊喜的口吻，且几乎都用“震撼”或“撞人心胸”之类的词发出由衷的慨叹。他们随后便打问，老腔是什么剧种，从来没听说过呀；民间竟然保存着这样好的原生态的唱腔，真正的艺术瑰宝哇，等等。听着这样热烈至诚的赞叹，我为老腔这种纯民间原生态的剧种而欣慰。这些作家朋友身居北京又走南逛北，自然见识过中外古今各剧种的艺术景观，何以会对陕西关中乡村纯粹的民间班社演出的老腔发生如此强烈的慨叹，这足以见得老腔独具的魅力。听着作家朋友的议论，我也暗生一分窃喜，即我第一次听到老腔时所产生的心灵震撼和撞击的强度，和这几位作家朋友不差上下，由此便可排除我对关中民间艺术的偏爱之局限，原来，看着听着老腔的演唱，大家的感受基本是类同的。
我第一次看老腔演出，不过是在此前两三年的事。2004年春节的气氛尚未散尽，一位在省政府做经济工作又酷爱文化的官员朋友告知我，春节放假期间，由他联络并组织了一台陕西民间多剧种的演出，当晚开幕，不属商业性质的演出，只供喜欢本土文化的各界人士闭门欣赏。他随口列举出诸如眉户戏、线腔、碗碗腔、阿宫腔、关中道情、同州梆子、老腔等多种关中地区的戏曲剧种（秦腔属于大剧种，反倒不在其列）。这些地方小戏我大都看过演出，也不甚新鲜，只有他最后说到的老腔，在我听来完全陌生。尽管他着重说老腔如何如何，我却很难产生惊诧之类的反应，这是基于一种庸常的判断：我在关中地区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听说过老腔这个剧种，可见其影响的宽窄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蛮有兴趣地观看了这台由他热心促成的关中民间小剧种的演出。往日里看过这种小戏或那种小戏，却很难有机缘看到近十种关中小戏同台亮相，真可谓百花齐放，各呈其姿。
开幕演出前的等待中，赵季平也来了，打过招呼握过手，他在我旁边落座。屁股刚挨着椅子，他忽然站起，匆匆离席赶到舞台左侧的台下，和蹲在那儿的一位白头发白眉毛的老汉握手拍肩，异常热乎，又与白发白眉老汉周围的一群人逐个握手问好，想必是打过交道的熟人了。我在入座时也看见了白发白眉老汉和他跟前的十多个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都是地道的关中乡村人，也就能想到他们是某个剧种的民间演出班社，也未太注意。赵季平重新归位坐定，便很郑重地对我介绍说，这是华阴县的老腔演出班社，老腔是很了不得的一种唱法，曾经在张艺谋的某一部电影中出现过，尤其是那个白毛老汉……我自然能想到，老腔能进入大导演张艺谋的电影，必是得到担任电影作曲的赵季平的赏识，我对老腔便刮目相看了。再看白发白眉老汉，安静地在台角下坐着，我突然生出神秘感来。
这台集中展现关中地区小剧种的“十样锦”式的演出开幕了，参演的演员全部是来自乡村的演出小团队或班社，是他们的衣着装束和眉眼间的气色让我认定的；无论登台演唱的是哪一种“腔”，都唱出一种有别于专业演员太过圆润的另一番韵味儿，我当即联想到曾经在山坡上河滩里乃至马车过后的村路上听过的这种腔那种腔的余韵。
轮到老腔登台了。大约八九个演员刚一从舞台左边走出来，台下观众便响起一阵哄笑声。我也忍不住笑了。笑声是由他们上台的举动引发的。他们一只手抱着各自的乐器，另一只手提着一只小木凳，木凳有方形有条形的，还有一位肩头架着一条可以坐两三个人的长条板凳。这些家什在关中乡村每一家农户的院子里、锅灶间都是常见的必备之物，却被他们提着扛着登上了西安的大戏台。他们没有任何舞台动作，用如同在村巷或自家院子里随意走动的脚步，走到戏台中心，各自选一个位置，放下条凳或方凳坐下来，开始调试各自的琴弦，其中的板胡、二胡、喇叭、勾锣、大鼓、铙钹和马锣这些乐器我都见过，秦腔剧也都要用到的，只有坐在前排的白毛老汉和另一位中年演员怀中所抱的乐器我叫不出名称，却很眼熟，大约是一种少数民族的乐器。好在作曲家赵季平坐我身边，肯定知道我不识此器，当即告诉我，白毛老汉抱的是月琴，老腔的主要乐器。
锣鼓敲响，间以两声喇叭嘶鸣，板胡、二胡和月琴便合奏起来，似无太多特点。而当另一位抱着月琴的中年汉子开口刚唱了两句，台下观众便爆出掌声；白毛老汉也是刚刚接唱了两声，那掌声又骤然爆响，有人接连用关中土语高声喝彩，“美得很！”“太斩劲了！”我也是这种感受，也拍着手，只是没喊出来。他们遵照事先的演出安排，唱了两段折子戏，几乎掌声连着掌声，喝彩连着喝彩，无疑成为演出的一个高潮。然而，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站在最后的一位穿着粗布对门襟的半大老汉扛着长条板凳走到台前，左手拎起长凳一头，另一头支在舞台上，用右手握着的一块木砖，随着乐器的节奏和演员的合唱连续敲击长条板凳。任谁也意料不及的这种举动，竟然把台下的掌声和叫好声震哑了，出现了鸦雀无声的静场。短暂的静默之后，掌声和欢呼声骤然爆响，经久不息，直到把已走进后台的演出班社再唤回来，又加演了一折唱段……
我在这腔调里沉迷且陷入遐想，这是发自雄浑的关中大地深处的声响，抑或是渭水波浪的涛声，也像是骤雨拍击无边秋禾的啸响，亦不无知时节的好雨润泽秦川初春返青麦苗的细近于无的柔声，甚至让我想到柴烟弥漫的村巷里牛哞马叫的声音……
气势磅礴，粗犷豪放，慷慨激昂，雄浑奔放，苍莽苍凉，悲壮的气韵里却也不无婉约的余韵，我能想到的这些词汇，似乎还是难以表述老腔撼人胸腑的神韵；听来酣畅淋漓，久久难以平复，我却生出相见恨晚的不无懊丧自责的心绪。这样富于艺术魅力的老腔，此前却从未听说过，也就缺失了老腔旋律的熏陶，设想心底如若有老腔的旋律不时响动，肯定会影响到我对关中乡村生活的感受和体味，也会影响到笔下文字的色调和质地。后来，有作家朋友看过老腔的演出，不无遗憾地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小说《白鹿原》里要是有一笔老腔的画面就好了。我却想到，不单是一笔或几笔画面，而是整个叙述文字里如果有老腔的气韵弥漫……
后来还想再听老腔，却难得如愿。听说这个演出班社完全是业余的松散组合，仅在华山脚下的华阴县活动，多是为这个村那个村的乡民家庭的红事和白事演出，也应约到一些庙会祭日赶场子，毕竟是少有出场，平时就在自家的责任田里劳作。这样，我就很难再次享受到那种撞击胸腑的腔儿。直到两年之后，正在筹备话剧《白鹿原》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林兆华电告，让我挑选并联系几位秦腔演员，在《白鹿原》话剧的情节中插唱几段。他特别强调，不要剧团的专业演员，就要那些纯粹的乡村里喜欢唱秦腔的演员。我当即满口应承，这事不难，关中乡村唱得一嗓子好戏的人太多了。后来的通话中，我告诉他还约了几位老腔演员试唱，供他根据剧情的构想进行选择。他表示乐于“看看”，却不甚迫切，尽管我作了坦诚的介绍，他仍是不太热烈地作“看看再说”的回应。待我在灞桥区文化局工作的朋友帮忙物色到十余位乡村秦腔唱家，我也联系约定好了华阴老腔演出班社，林兆华专程到西安来验收了。且不赘述他对秦腔演员的选择，到他看老腔班社演出的时候，我却独生一分担心：老腔的腔调不知能否切合他构想中的剧情需要。白毛老汉来了，另一位弹月琴唱主角的张喜民自然不可或缺，还有那位用木砖砸长条板凳的张四季等十余位演员都来了。在一个小会议室里，他们仍然依着习惯蹲在地板上，或是坐在作为演员道具的小凳上。他们开唱伊始，我已不能专注于欣赏，而是观察林兆华导演的反应。一折戏尚未唱完，我发现林兆华老兄的两只锐利的眼睛发直了。这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用关中俗话说，那种眼神的确叫发直。我至今依旧记着那种发直的眼神。我在发现那种眼神的一瞬，竟有一种得意的释然，林兄不仅相中了，而且被震住了。果然，老腔班社刚演唱完两个小折子戏，正准备再演唱第三折，不料林兆华导演离席，三五步走到老腔演员跟前，一把攥住白毛老汉的手说，这就定啦！随之和在他身边的张喜民等握手又拍肩。最后才转过身对我说，真棒！那眼神已经活跃起来，而且溢出颇为少见的光亮……这样，老腔便登上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
且不说话剧《白鹿原》的演出，穿插在剧情中的老腔的几次亮相却是产生了轰动性效应。我最早感知那种效应是在首演，无论是老腔班社集体出场演出，抑或是白毛老汉怀抱月琴一人独奏独唱，剧场里屏声静息，当他们短暂的插演结束离去时，便爆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间以噢噢哟哟的浩叹。尤其是张四季扛着长条板凳走到台前，一边吼唱着一边掀起板凳一头，右手攥着木砖把板凳砸得咣咣响的时候，观众席发出惊诧的呼应，当是一种沉浸其中的忘情境界。其实，老腔班社演出的小折子唱段，与话剧《白鹿原》的情节毫无关联，全是他们素常演出的传统剧目中的唱段，自然是纯正的关中东府地方的发音，观众能听懂多少内容可想而知，何以会有如此强烈的呼应和感染力？我想到的是旋律，一种发自久远时空的绝响，又饱含着关中大地深厚的神韵，把当代人潜存在心灵底层的那一根尚未被各种或高雅或通俗的音律所淹没的神经撞响了，这几乎是本能地呼应着这种堪为大美的民间原生形态的心灵旋律。观众是社会各种职业的人群，对华山脚下的老腔能发生共鸣，我便有如此推想。在我颇为有幸的是，也为老腔提供了两句唱词。这是在话剧《白鹿原》筹备阶段，编剧孟冰要为老腔创作一首作为主题曲的唱词，电话嘱我提供关中民间歌谣。我几乎本能地想到几句流传甚广的既能唱也能顺口溜出的词儿来：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两步全当没走。前奔颅（前额）后马勺（后脑）都有骨头。金圪垯银圪垯还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娃甭牛……孟冰甚感兴趣，这样结实的大实话似乎只有在关中这块土地上才会产生。他随后引用了前两句，且依此民谣编了几句关涉白鹿原人生活形态的唱词。话剧《白鹿原》的主题曲由白毛老汉他们唱响了，颇具反响效应。孟冰把我的名字作为词作者打在屏幕上，未所料及，向他申明予以纠正，竟不能，我就有了平生第一首剧词儿，它能被老腔吼唱出来，深以为幸。
我再一次去北京人艺，是一位工作人员电话告知这是濮存昕团长的指令。我想我已经看过《白鹿原》的首演，接连又陪贵宾和文友看过两场，再去看的兴头尚未潮起，自然就想到可能有什么相关的事由需要商量，电话里人家不说有何事，我也不多问，就按濮团长指令的时间去了。见到濮存昕，他说《白鹿原》休演两晚，他整了一台老腔和秦腔演员的专场演出，定在中山音乐堂，让我来欣赏。这是一个惊喜。他说话剧《白鹿原》演出半个多月以来，观众对剧中插演的老腔和秦腔唱段反响强烈，因为剧中的插演主要为着烘托剧情的气氛，有的插演仅仅唱一句两句，观众似乎很不过瘾，他便想利用话剧休演的这个晚上，搞一场秦腔和老腔的专场演出，让那些专业人员和倾心的观众一饱眼福和耳福……我说我也在期待眼福和耳福的受众之中，我此前看老腔演出不过三次（包括话剧《白鹿原》），每次不过两三小折唱段，也未曾过足瘾，这回可如愿了。
那晚在中山音乐堂的演出，可谓别开生面，濮存昕一人坐镇，优雅自如而又自信地担当节目主持人，介绍演出的话语郑重而又幽默，让我充分感知到这位艺术家对来自民间的艺术演员的敬重之情。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然会坐在中山音乐堂里看这些乡党的演出，那些来自白鹿原和灞河两岸的秦腔演员，从来也没有登过大戏台，他们在乡村田野里扶犁吆牛耕地的时候，尽着性情吼唱秦腔，顶得意的是春节期间组织排练，在村头广场上搭台演出，年过完了，又扛着锄头下滩或上坡干活去了。老腔演出班社也类似，多为有红白喜事的人家出演，抑或是被邀到传统的庙会上演皮影戏，算不得高台。对我来说，乡野里吼唱的秦腔早已耳熟，倒是真过足了老腔的瘾。由濮存昕精心安排，秦腔和老腔交替出台，我看到的老腔的演出，都是较为完整的有大段唱词的折子戏，无论白毛老汉，还是张喜民等演员，都是尽兴尽情完全投入地演唱，把老腔的独特魅力发挥到最好的程度（且不说极致），台下观众一阵强过一阵的掌声，当属一种心灵的应和。我在那一刻颇为感慨，他们——无论秦腔或老腔——原本就这么唱着，也许从宋代就唱着，无论元、明、清，以至民国到解放，直到现在，一直在乡野在村舍在庙会就这样唱着，直到今晚，在中山音乐堂演唱。我想和台上的乡党拉开更大的距离，便从前排座位离开，在剧场最后找到一个空位，远距离欣赏这些乡党的演唱，企图排除因乡党乡情而生出的难以避免的偏爱。这似乎还有一定的效应，确凿是那腔儿自身所产生的震撼人的心灵的艺术魅力……在我陷入那种拉开间距的纯粹品赏的意境时，濮存昕却作出了一个令全场哗然的非常举动，他由台角的主持人位置快步走到台前，从正在吼唱的张四季手中夺下长条板凳，又从他高举着的右手中夺取木砖，自己在长条板凳上猛砸起来，接着扬起木砖，高声吼唱。观众席顿时沸腾起来。这位声名显赫的濮存昕已经和老腔融和了，我顿然意识到自己拉开间距，寻求客观欣赏的举措是多余的。
据音乐专家考证，老腔的源头远自西汉。华阴县地处黄河、渭河和洛河三条河流的交汇地带，西汉王朝在这里首开通往长安的漕运通道，张喜民家所在的村子背后即是西汉王府的一个超大粮仓遗址。船夫和码头劳工的号子与帮声，逐渐演化出一种拉坡腔，推想当属老腔最早的源头。我对老腔形成的太过悠长的历史略作了解，不甚用心细究，更关注它的生存危机和传承。老腔的领班党安华告诉我，华阴仅存这一个较为拿得出手的老腔班社，而过去计不准有多少活跃在乡村的自演自乐的或紧凑或松散的班社，究其原因，关键的一条是经济效益太差，演出收入低微，不仅年轻人看不上这个行当，过去那些颇具演唱天赋的老艺人也另寻生活途径去了。党安华是县文化局干部，正为老腔的后继无人乃至断档而揪心。出人意料的好事不期而至，且不说在陕西当地被邀频频出场，自参与话剧《白鹿原》演出结束到当年年末，老腔第一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千秋华宴——2007春节戏曲晚会”的高台，同时又受邀参加中国文联于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百花迎春”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演出。紧随其后，又赴上海、成都、深圳、香港、湖北、苏州等省市演出；著名歌手任贤齐赶到华阴跟白毛老汉等人学唱老腔；韩国国家电视台追到华阴碾峪乡双泉村，不惜费时一周拍摄老腔艺术专题片；不止一次到我国的香港、台湾演出；随国家文化部的安排，先后到日本、德国、美国献演。我难以想象，那些听惯了交响乐曲的欧美人的耳朵，在听到张四季用木砖砸得长条板凳哐哐哐咣咣咣的声响时，会是怎样一种表情……
令人更为欣慰的是，华阴老腔空前活跃起来，不仅重新组织起不少演出班社，许多具备演出天资的年轻人也亮开了嗓子，党安华、白毛老汉们不再担心断档的事了……生活原本不可或缺老腔的腔儿。
2012年6月23日二府庄
第25章 沉默的翻译家孔保尔
写下翻译家孔保尔这几个字，心里竟有点非同寻常的感觉。平素和文学圈里的朋友说作家和作品，已经司空见惯，作家这个头衔已不稀奇。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已接近五位数，翻译家（仅搞文学作品翻译）有多少人，我无法估计，而和我打过交道的不会超过两位数，孔保尔无疑是离我最近且相识多年的一位翻译家。孔保尔搞英文翻译的事，我知道得早了，却没有产生翻译家这个概念，直到大约一年前，我才从一份资料上获悉，他翻译出版的长篇小说有七部，短篇小说近二百篇，堪称翻译家了。
认识孔保尔，大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那时住在乡下老屋，每有会议或办理柴（应为煤）米之事才进城，午间休息依着惯例到《延河》编辑王观胜宿办兼用的屋子闲聊，多次遇见孔保尔。那时候他大约二十出头，一张好脸，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不宽不窄不长不短的脸面上，有一个端正更显得秀气的鼻子，嘴巴也是大小适度。初见他第一面时，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然而此前确凿未曾谋面，略作筹思，却是我意念里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相异于电视剧里的那位贾宝玉）。另一个个性化的印象是他脸上的笑，他见面打招呼时便笑眯眯的，聊天时也多见那种自然的笑浮出来；似乎见不到他的愁苦表情，更难见怒容了；偶尔说到颇为严重的受伤害的事，竟然是带着满脸的笑容给同坐者叙说，可见其的旷达，这显然和贾宝玉相去甚远了。
在我的印象里，大家和孔保尔说话都是直呼其名，几乎没听到过带着姓氏的全称，粗心的我竟然好长时月不知他尊姓孔，可见他和文学朋友的融洽。最初认识时，他在一所中学当英语教师，时间不长，调到省上一家大旅行社任英语导游。我想那样一张周正的脸和那自然而又阳光的笑容，肯定会和陕西的历史文物与地理风光一样让欧美游客沉迷。上世纪90年代，他调到西安电视台从事《英语新闻》播音员，直到今日已经成为《今日西安》栏目的制片人、大型活动部主任兼总导演。我罗列他的生活和工作历程，不在炫耀他的晋升，而是要显现他一直都在具体而又不容疏忽的岗位上工作，几百万字的翻译作品，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所谓业余，无非是礼拜天和节假日，更多的当属夜晚。我能想象并钦佩保尔的毅力，促成这毅力几十年不见松弛的动因，就是对欧美优秀文学作品的痴迷。
在上世纪80年代保尔做英语导游的时候，已经翻译了美国作家的两部长篇小说《魔鬼的罗网》和《绑架总统》，前者是畅销书作家西德尼·谢尔顿的杰作，不仅在美国畅销，保尔翻译该作出版后在中国大陆也发行三十多万册，可见同样赢得了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我现在遗憾的是当年竟没有发现这部作品，说来有因，就是在当时，我曾经寻找并买到过谢尔顿两三部长篇小说，是为着正在酝酿的《白鹿原》的写作如何能引发读者阅读兴趣的难题。我选读谢尔顿的作品，就在于他的小说在美国的长销和畅销，读过之后才知道，他的作品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畅销书，其中有甚为丰厚甚至尖锐的社会内容。保尔翻译的《魔鬼的罗网》，我却错失了阅读的机缘。
其后，他陆续翻译出版了《绑架总统》《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儿戏》《隐讳》《挖掘》《金门惊魂》六部长篇小说，都是在美国和英国文坛引起非同凡响的佳作。仅以2009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而言，这是美国作家托马斯·马伦的处女作，出版后一举成名，连续四年高居美国畅销书榜首，遂被译为三十多种文字。小说以1918年夺去世界一亿多人口的西班牙大流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选取美国西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镇，人们在自保和救人的两难之中痛苦选择，深刻地揭示了疾病和战争这种谁也躲避不开的苦难对人生活和心灵的伤害以至毁灭，也揭示出人性这样一个普遍性命题。马伦笔下的这个地球上的最后一个小镇，有别于那些通常所见的怪异的生活习俗的状写，而是以人性这个大命题，触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人群的灵魂颤动，当属文学杰作基本的也是至高的品格。
保尔还翻译了欧美几位堪称大师的作家的短篇小说，其中对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和美国作家欧文·肖的短篇小说是集束式的译介，一次都是五六篇，在《译林》和《外国文艺》杂志上集中发表，无疑都是这两位大家的不同风格的代表作。莱辛是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保尔在2008年的《译林》杂志两次翻译发表了她的七篇短篇小说，让中国读者及时领略到这位刚获得诺奖的炙手可热的作家的艺术风貌。其中的《一个未婚男人的传奇故事》是一篇堪称经典的短篇小说，小说中涉及一个重大命题：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以及白人对黑人尤其是对黑人女性的非人道伤害，这个短篇小说的精神负载就具有了超常的容量。其艺术手法更是别出心裁，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叙事套路，环环设套，大故事中套进小故事，叙事视角多有变化，把一篇短篇小说写得变幻无穷而又淋漓尽致。欧文·肖是美国现实主义作家，著作浩繁足可等身，独到之处在于他是黑色幽默的开山鼻祖。他的作品无论长篇小说或中短篇小说，均切近现实生活，让异国读者产生故事和人物就在自己身边的真实感受；文字简洁精确，故事引人入胜，美国评论界把他推到海明威的艺术境界。保尔在《外国文艺》上一次翻译了欧文·肖五篇小说，让读者可以感知这位大师的艺术景观之一斑。
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女作家，属于文学范畴的诸多门径她都涉猎过，且都有独特卓越的见解。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意识流小说，这是我最早见识的意识流小说的范本，那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复兴时期，西方的各种文学流派都引入中国，意识流小说是最热门的一个话题，我在订阅的《世界文学》上读到过她的短篇小说，直接见识到欧茨的艺术风貌之一味。后来得知，她不囚于一种意识流，而在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等方面都有探索，美国评论界对她的创作定论仍是以现实主义为根基。保尔评介了她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约会》，这被公认为是她的经典之作，也是她意识流小说的杰作之一。作品直接揭示当代美国人的精神困惑和女性悲剧，其社会生活的容量在一个短篇小说的有限篇幅里达到了难能实现的丰厚；加之以自由自如的意识流笔法，《约会》成为一篇出类拔萃的经典之作。也许是早年初读欧茨作品的难忘印象，我便企盼保尔能多译介一些她的作品。我也曾给他建议，把那些短篇小说汇集成册出版，让如我一样的读者阅读方便，不知因为何故，至今未见出书，难免遗憾。
谈到翻译，作为英语盲的我很自然会想到最现实的困难，欧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有不同的社会风情，包括方言，等等，都是文学翻译最需要解决的基本课题。保尔告诉我，他是通过阅读来解决。他读书涉猎广泛，知识面很宽，举凡美国英国这些国家的政治、历史、风俗以至医疗等生活习俗，都有了解。这是他搞翻译必做的基本功课，他做得颇扎实。保尔的翻译作品已引起较为广泛的反响，有评论家对保尔的翻译作品做了多角度的评价和论说。
我很感佩保尔的专注精神，至今他仍然任职于西安电视台，工作繁重，却依旧在休假日和夜晚翻译着英美文学作品，累计超过四百余万字，可以想见其辛劳和专注的精神。保尔从来不张扬不喧哗，更不必说炒作了，似乎少有人知道他在文学翻译领域的成就。保尔几十年默默伏案，把优秀英语小说包括世界名著翻译为汉语文字，以飨中国读者；译著不断出版，且引起好评，当属最切实最可靠的劳动回报，想来他从中获得心理慰藉，也获得依旧默默伏案再译新著的力量。
2012年7月5日二府庄
第26章 难忘一种鸟叫声
在乡村生活和工作的几十年里，每到公历五月中下旬的初夏时节，无论是行走在乡间土路上，抑或是坐在月光朦胧的自家小院里，都会听到“算黄算割——算黄算割”的鸟叫声。在乡村叫得上和叫不上名字的诸多鸟儿中，最让人亲切的鸟叫声，莫过于这种被乡人称作“算黄算割”的鸟儿了。没有任何神秘的因由，这种鸟叫声提醒庄稼人，麦子黄熟一点就要及时收割一点，不能等得整块麦子全黄熟了才收割。那样往往会被骤来的暴风雨毁了成熟的也是即将到口的麦子。其实，麦子一边黄熟一边收割，这是任何一个庄稼人都明白的常识，谁也不会太在乎空中响着的这种“提醒”。然而，人们对“算黄算割”的鸟鸣声和对这种鸟儿的亲切感，在于它传达的小麦即将成熟的喜讯。对于喝了一个冬天又一个春天的苞谷糁子的庄稼人来说，麦子成熟最切实的意义，便是碗里可以挑出美味的面条了，锅里可以烙出酥脆的白面锅盔了。尤其是那些日子过得紧巴到吃上顿愁下顿的人家，早已瞪着眼瞅着麦苗返青，拔节，吐穗，扬花，再由绿变黄，“算黄算割”的鸟叫声，既撩拨着他们急不可待的心，也搅动着他们亏欠太久的饱腹的欲望。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虽然没有饥饿，却对纯粹的白面馍馍有一种本能的期盼，盼到过年，可以吃到白面包子、饺子和臊子面，过罢初五，就换成苞谷面馍了。再盼到收割麦子，打下新麦，直到地净场光，大约半个月左右，馍和面条都是新麦磨下的纯白面做的，之后又以苞谷、豌豆等杂粮为生了，正所谓“跟着碾麦子的碌碡过个年”。打下第一场新麦，磨下白面，母亲总要先烙一张焦黄酥脆的锅盔，为割麦子拉运麦子碾打麦子没黑没白劳作的父亲改善生活。我却早已迫不及待地守候在锅台边，看着母亲把擀好的白面锅盔放进锅里，当即发出吱吱吱的响声，便有香味弥散开来。及至三翻三扣，满屋满院都漫浮着锅盔的香气儿，我早已口水连连下咽了。母亲把烫手的锅盔从锅里拎起，旋即摆放到案板上，拿起切面刀切成大小匀称的方块。我急不可待从她刀下抓过一块还有点烫手的锅盔，咬出嗄嘣脆响的声音，那是美味香甜到刻骨铭心的吃食了……我对“算黄算割”鸟叫声的敏感，源自幼年的生存感受，即使活到这把年纪，每到初夏时节，在城市的街巷里听到树梢上一声连一声的“算黄算割”的叫声，脑子里便浮出在案板上从母亲刀下抓过锅盔的情景，口中似乎有口水溢出……
同时浮现于脑际的图像却有点不堪，那是在收割过麦子的麦茬地里搂拾遗丢的麦穗的情景。父亲和母亲收割完一块地里的麦子，母亲回家做饭，父亲用木轮推车把一捆捆麦子拉运回麦场上，麦茬地里遗丢的零散麦穗，要用竹篾或铁丝制作的一个大筢子搂拾，这是我要干的活。其实不单是我，凡能拖动那把筢子的农村男孩，都要干这种劳动。其实那筢子的分量并不重，搂拾的麦秆麦穗也已晒干，没有多少重量，难耐的是头顶火辣辣的太阳，直晒得裸露的胳膊由红变黑，再脱下一层层白色的皮来。在河川的小块水田里，地头有白杨树，搂到地头可以在树阴下乘一会儿凉，还可以从水渠里撩水洗脸。最难受的是在坡地上，地块大，周边见不到一棵树，更见不到一滴水，拖着筢子从地这头搂到那头，再从那头搂到这头，头顶的大太阳晒着，脚下的麦茬地也像火烤一样，满脸满身都流出汗水，直到没有汗水可以流出，喉咙里也似乎有一种着火的焦灼。这是我幼年从事的劳动项目中最不堪的一种。父亲又拉着空车到地里来装麦捆，大约看到我不堪忍受乃至气急败坏的脸色，没有安慰或劝导，只是平静地说一句，这会儿你想一想白面锅盔就好办了……
后来上了中学，读到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不是听人教诲之后才得知，而是在能拖动那把搂拾麦穗的竹筢的幼年就知道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是用流尽汗水再无汗水流出的切身感受获得的生存道理，盘中的餐更具体为母亲案板上的一块锅盔，或一碗纯粹麦子白面做成的面条。我对这位已记不得名字的诗人产生了敬重和亲近感。
记不清哪年看到一幅画，是一个拾麦穗的女孩，扎着羊角辫儿，穿着红兜肚，模样是天然的好看，正在收割过麦子的麦茬地里捡拾麦穗。我看见这幅画面，当即想到我拖着筢子搂拾麦穗的情景。我体会到的不堪和画面上那阳光而又富于诗情的美形成反差。我拾麦和搂麦是生活真实，画面上拾麦穗的女孩形象展现的是艺术化了的生活，未必要把拾穗者被太阳炙烤得淋漓的汗水和脱皮的肌肤的不雅画出来，那样就缺少诗性的浪漫诗性的美了。
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是个大命题，我从喜欢上文学就面对这个命题了，几十年过来，依旧朦朦胧胧莫衷一是，姑且不赘。倒是宁可淡忘幼年搂麦穗拾麦穗的记忆，多欣赏画中所洋溢的诗性韵味，当会有一种解脱的轻松。
2012年7月31日二府庄
第27章 接通地脉，只因乡村情感
拙作散文随笔集《接通地脉》（作家出版社）出版不足一月，很多人询问有关这本书的事，且不约而同都对书名感兴趣，直言现在正提倡走基层，不能断了地气，你怎么在五六年前就意识到要“接通地脉”？第一次面对这个发问竟有点发愣，半晌回答不出所以然来，随之便如实相告，那是我生活的真实体验和感受。
作为集子名称的《接通地脉》这篇散文，写于2007年的元旦节假期间，无疑是新的一年的开篇之作。现在完全记不起这篇散文写作的诱因。依我已成习性的写作，无论一个短篇小说，无论一篇散文的写作欲望，大都有某个始料不及的生活事件或某种世象的触发，包括记忆里的陈年旧事，乃至一种自然景色，触动情感和思维的某根神经，便发生一吐为快的笔墨抒发。然而，时过五六年之久，怎么也想不起《接通地脉》这篇散文因为何事而触发了写作的欲望，姑且不究，倒是由此话题引发出新的命题，涉及我的乡村情感。
这种乡村情感或者说情结，在我的生活历程中经历过一个u字形的历程。我大约直到初中毕业的年龄，才有关于个人未来人生前途的设想，最理想也最基本的人生目标，便是进入城市，能当上一个技术工人就很满足了；后来因为未能录入专业技校而误入高中，竟然闹过一段情绪；企图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而又专一的欲念，那是在高中安下心来就注定了的。无论想当一个技术工人或进入高校，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脱离农村进入城市，吃一碗不倚赖土地更不关天旱雨涝决定稀或稠乃至有或无的好饭。这几乎是所有农村学生读书的目的，我不仅不能脱俗，而且欲望颇为强烈。道理不仅不言自明，而且很富刺激性，那就是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巨大差别。而当高考名落孙山，在我就有天塌地陷般的毁灭感。
我后来有幸从乡村学校进入最基层的乡镇（当时称公社）机关工作，而且不间断地工作了整整十年；更有幸的是在我家乡的乡镇，即白鹿原北坡和原下的灞河（古称滋水）小川道这一方地域；十年时间没有挪窝，各个村子的干部和一些乡民家的前门后门我都熟悉了。我对乡村和农民生活形态的了解，或者说体验，当属这十年形成的。如实说来，我那时候接触乡村干部和乡民，完全是出于各种乡村工作的用意，而不是作家为了创作而深入生活。我后来成为专业作家，才意识到这十年乡村基层工作对我写作的决定性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对乡村和农民世界的了解和感知，是作为基层干部做乡村工作的无意识的收获。在我获得专业写作的最理想的工作的同时，便决定回归白鹿原北坡下祖居的屋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乡村情结。
尽管我已经不再扶犁执锄种庄稼，住在乡村祖居的屋院，可以听到狗叫牛哞，出门便看到河川和原坡上麦田和苞谷地里的绿色，可以闻到弥漫在村巷和屋院四季不断变换着的各种野花野草和杂树的花香，也缺少不了东家西家那些熟悉不过的男人女人的家事和纠葛。我也只是在成为以写作为职业的角色而要进入城市的时候，才甚为强烈地意识到我和乡村业已铸就的情结难以割舍，便有了索性回归祖居老屋的取向。住在祖传的屋院里，我的整体感觉是自如而又自在，却也有小小的缺失，在村巷里看着牵牛扛犁走向田野的乡党时，我会发生想要一手扶犁一手执鞭吆喝黄牛耕翻土地的欲念；看着他们用木推车从坡地或河川拉回一捆捆麦子进入打麦场间，我也发生想用镰刀刈割麦子的心动……我尽管住在乡村里，却不是靠土地吃饭的人了，少年青年时期的生活理想实现以后，却感到某种缺失，这是意料不及的事，也让我意识到身在其中却仍然有某种隔膜。村主任让我继续耕种那两分地，我便有了挥镢舞锄的“用武之地”，更有接通地脉尤为舒畅的感觉。无论读书，无论写作，在小书屋里窝蜷一天，于傍晚夕阳灿烂之时，我到那两分地里或挥镢挖地，或执锄除草，或赤脚踏泥用自流水浇灌禾苗，完全是一种享受。偶尔会遇到一位路过的乡党，坐在田埂上东拉西扯说闲话，我才真实感受到隔膜的消失，是完全的融合，是地脉的接通。
到《白鹿原》发表的1992年末，我离开祖居的屋院进城了。在城里待了七八年，在一种迫切到不堪的情感里，我重回原下祖居的屋院，当年栽植的食指粗的法桐树，竟然长到半合抱粗了，我竟有自虐式的感慨，时光容易把人抛，壮了梧桐，我却老了！我一个人住在祖居的屋院，自己烧水煮面条，自己捅火炉取暖。村主任让我耕种的那两分地已分配给一位村民，栽植的樱桃树已经开花挂果了。然而，我可以到灞河沙滩上漫步，伏天就在河水里洗涮汗斑；或者走上屋后白鹿原的北坡，享受顺坡而下的清风，那清风里变化着各种野花的香味。我又有接通地脉的踏实感觉。我在这里待了两年，终究被洗锅刷碗的事搞得颇烦，顺势应邀到一处朋友安排的较为清静的工作室去了。
这个工作室在城郊。四周日渐崛起如树林般的高楼，却在我的窗外还保存着一方农田，我常常站在窗前，看田地里的男人女人移植菜苗，或施肥，或锄草，或引井水浇灌，一个个悠然而又专注，我看得入神而沉迷。大约两三年后，这方田地上冒出齐摆摆多幢住宅楼房，且都是高层，离我最近的一块庄稼地消失了。
每有机缘回乡或者上原，出西安老城和扩展的新城，在一堆又一堆楼群中穿过，一当车过浐河桥，我的心脏便有了超常的响动，处于一种亢奋状态。浐河是我大半生生活和工作的地域的一条划界性质的河流。一条路一座桥通白鹿原上，另一条路一座桥通白鹿原北坡下我的祖居的村子，无论走哪一条路，无论过哪一座桥，每当车过浐河的时候，我的心跳便加速了，既是心理反应，也是生理反应，无可抑止。
尽管不能每天都感受地脉，能有感受地脉的哪怕短暂的一次机会，也会从生理到心理全身心地接受。
2012年8月14日二府庄
第28章 愿白鹿长驻此原
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
这是白居易一首七绝中的两句。每有机缘上原，心头便会涌出这首绝句，情绪顿时也会畅朗起来。我无法想象千余年前的白居易纵马白鹿原上寻到的是怎样一幅秋色美景，单是眼前的一派绿色，已经让我沉醉了。
一条新修的宽敞的公路盘旋在西边原坡上，两边是层层叠叠的绿树。刚刚从酷暑进入初秋，尽管杨树柳树槐树等树木的树冠呈现着深色和浅色的小小差异，却依然流露着蓬勃的气象。草木清爽的气味，诱使我连续深呼吸。这里曾经是荒坡和梯田。荒坡上长满枣刺和杂草。梯田里一年只种一料麦子，因为缺水缺肥，麦子长得矮小细瘦如同猴子的黄毛，收割时搭不住镰刀，只能用手薅，民间戏称薅猴毛，产量也就可想而知了。大约不过十年前，那种延续了不知多少年的广种薄收乃至无收的景象中止了，退耕还林，便有了这一派让上原和下原的人心旷神怡的绿色。
上原的路大约走到一半，有一道平台，自南到北散落着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村庄，俗称二道原。民办大学思源学院已成气候，随坡倚势建造成一幢幢楼房，校园里如同精心构设的花园，四季轮番开放的花草和花树，弥漫着种种诱人的香气。这里活跃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余名学子，避开了都市的喧嚣，在这一方天地汲取知识。校方扶持建立了白鹿书院，我常和一些文学朋友到书院交流，尽管他们多是走南闯北见惯了奇山异水的人，也多感佩这一方地域独有的脉象。大约十年前，这所大学的创始人周先生约我参加一个座谈会，把他想在白鹿原的二道原上创办一所民办大学的意图坦陈出来，让大家论证。我那时竟然很激动，一时尚不敢估计这座古原破天荒建立的第一所高等院校的深远影响，却也想到不仅是每年能有多少年轻人完成高等学业，更有对原上乡民文化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启示。十年过去，这所学院不仅被评为全国十大民办大学，而且让民办大学由二道原扩展到白鹿原上，挂着种种专业校牌的民办大学已建成十余所，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民办大学城。就我粗略的印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道原上大约只有两三所新式小学；截止到上世纪90年代，仅有三四所中学，分属三个区县督管；到今天不过十年时间，这里已经形成拥有十余万学子的民办大学城了。从这些民办大学门前经过的时候，我常有不可思议的感慨，变化之快几乎让我不敢相信，随之也生出生不逢时的自怜，如若晚生许多年，就不会留下缺失高等教育的人生遗憾了。
原的西部已经几乎看不到庄稼，传统的麦田消失了，蓬勃着一眼望不透的樱桃树。种植樱桃和小麦的悬殊的收益，是任谁都不会拒绝对樱桃的选择。每到五月樱桃成熟时节，原上原下和原坡的万亩樱桃园里，笑语喧哗，那是西安城里人或呼朋唤友或扶老携幼上原摘樱桃时忘情的声浪。秋天刚刚来到原上，葡萄又熟了。樱桃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种植，而葡萄却是规模化的集中栽培。原上先后建起三家较大规模的果园，两家既种樱桃又种葡萄，还有一家是专门种植葡萄的园子，种植面积有几百亩到过千亩，都是以最严格也最规范的技术措施栽培管理。我曾有幸参观，可谓大开眼界，且不说那些颇为深奥的技术措施，外行的我看到细水浸润的滴灌设施，顿然感知到现代农业和粗放管理的农业的差异来。为了保证果品的品质，一概不用化肥，连复合型的肥料也不用，而是从内蒙古草原收购牧民的牛羊粪，集中窝沤，使其熟化，再从千里外的内蒙古草原运回原上，单是这项投入的工本就令我咋舌了。这样培植的樱桃和葡萄，不仅味美，更让消费者放心，价格也就高出普通果园的樱桃、葡萄几倍。我走在这家葡萄园里，满眼都是紫红的葡萄串儿，嘴里就有口水溢泛。这位种植园主是我的同乡，一位卓有建树的农民科学家，曾获得国务院的褒奖，那是他向乡民传授各种果树管理技术赢得的奖励。他在原上亲自种植葡萄，更带有示范的效应。我更多感佩的却是这道原的变化，自古以来白鹿原缺水，向来不植一株果树，即使庄稼，也只能保证一料小麦的收成，多有的伏旱，秋天的作物十有九年都无收获。更甚者，生活用水都很困难，原下人调侃原上人说，早晨起来，夫妻对面吐唾沫儿洗脸。现在，每个村子都有深井，自来水通到家家户户，果园也就蓬勃起来了。白鹿原高过渭河平原二百米，昼夜温差大，无论樱桃无论葡萄的甜蜜就享有天时地利的优势了。
绿树掩映着的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村庄，既是古老的，又是新生的，古老到和这道原的历史一样悠久，新生在于现在的村庄已经完全改换出一派新的风貌，一幢幢二层小楼或平房，从绿树的空隙间显露出来。如果走进村巷，便会看到甚为讲究的一个个农家院的门楼上都有题款。几乎看不到土坯垒墙的传承了千年的厦房了。沟通每一个村庄的道路全部实现了硬化——水泥路面，永久性地告别了泥泞小路。我曾陪《白鹿原》剧组的朋友踏访原上村庄寻找外景地，失望而归，上世纪的白鹿村的影像荡然无存。我不为剧组的失望而失望，倒为原上的乡党而庆幸，他们终于获得了安逸富足的生活，既不为锅里缺米缺面而熬煎，也不为屋漏而愁肠百结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每触及一景，便牵出这一景地昨天的景象来。似乎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一种自然的不可违逆的心理反应，昨天的贫瘠景象铸存太久，而今天焕然一新的景象来得太快，作为这道原的亲历者，发生今天与昨天的鲜明而又强烈的对比，欣然的感触和感慨就是本能的心理反应了。
因为一只白鹿的出现，这道原便有了象征着吉祥安泰的白鹿的名称。随后，汉文帝葬在白鹿原西北的原坡上，原坡根下流淌着灞水，文史典籍称为灞陵，这道原也被改名为灞陵原，民间却少有人说。自北宋大将军狄青在原上屯兵驯马，这道原又被改换为狄寨原，一直沿用至今，白鹿原的名字早已湮灭以至消亡了。近年间，因为拙作《白鹿原》的发行，这个富于诗意也象征着吉祥安泰的白鹿原的名字又复活了。白鹿原名称的重新复归，恰当其时，多少代人期盼向往的富裕和平的日子已经实现，却是改革开放的科学而又务实的富民国策实施的结果。
愿白鹿长驻此原。
2012年9月27日二府庄
第29章 感受历史的生动和鲜活
这是一组古树的彩色照片。逐一欣赏的过程，不无惊诧地慨叹竟然连连发生，真可谓叹为观止。一株在秦岭山中生长了一千二百年的云杉，其顶天立地巍然屹立的姿态，让我感知到大气磅礴壮志凌云的气度，更有一种内蕴的谦谦风韵。我端详着从根到梢的绿叶所彰示的蓬勃生机，几乎不敢想象这是具有一千二百年树龄的生命活力。再如楼观台的那株业已枯死而仍然挺立的古柏，不知死过多少年了，树皮业已脱光，依然如柱般坚劲。富于形象化想象的人为它存留的三根枯枝模拟出栖立枝头姿态各异的苍鹰，颇得神韵。一株生长于广仁寺里的紫荆，满树的紫红色鲜花，呈现着一派热烈奔放一派灿烂浪漫的风采，许是得了佛寺这一方圣洁的净土的滋润，又回报给这方宁静孤寂的圣地一派热烈和灿烂。这样孤立的一株紫荆既能惹得人眼热心跳，设想成片的紫荆当会是怎样一派盛景？非我徒生奢望，户县太平峪里便有满山遍野恣意烂漫着的紫荆花，蔚为大观。这些紫荆散漫于各色杂树之间，或扎根在漫坡，或峭立于石缝；或单株独立，或成丛成片；不见人为痕迹，自由自在的生存形态，便呈现着一种天然的美。在我刚刚看到这紫荆花云的一瞬，便陡生向往，如若能徜徉其中，或倚坐在某株紫荆花树下，当会进入怎样一种陶醉的怡然……
这里有几株古树，远远超出了我对一般意义上的古树的概念，几乎是令我不敢相信的远古之树。树龄在一千余年的古树，有周至县厚畛子的云杉；长安区酒务头村的一株柏树，相传唐王李世民狩猎回程途中在此柏树下歇息饮酒；传说唐代大将军尉迟敬德征战途中曾经拴马休憩的银杏树，依然蓬勃在长安区的百塔寺内；临潼区华清池里的两株皂荚树，相传为唐明皇和杨贵妃合伙栽植，且跪倒树下对天盟誓，诗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尽管后来的悲剧令人嘘叹，这两株皂荚树却成并蒂；相传隐居辋川的王维所植的银杏树，和他的诗歌一样生命持久，被历朝历代以至今天的文人墨客前往观瞻；周至县厚畛子镇八斗河村的一株号称玉兰王的玉兰树，曾任周至县尉的白居易拜观之后赋诗以抒怀；临潼区晏寨乡胡王小学院内一株树龄在两千三百余年的古槐，更有刘邦鸿门宴上落荒而逃得此古槐遮掩的神奇传说；这些古树中树龄最大的一株是银杏树，已过两千六百余年，相传是老子在楼观台传经布道时亲手所植。我在列举这些古树的时候，除了这些不同树种的独特魅力，还在于弥漫在这些古树枝干上绿叶上和花朵上的神秘神奇的传说，这些传说令人着迷，而不介意其可靠性，似乎这样古老的树下，本就应该发生不同凡响的故事；有了这些传奇故事，更见得此树的古。我甚为感慨的是王维在辋川所植的银杏树和白居易观赏过的玉兰王，却不是传说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王维因亲植银杏树而把自己的别墅题为“文杏馆”，且赋五绝一首；白居易在观赏玉兰王时也诗兴波涌，吟成七绝：紫粉笔含尖火焰，红脂胭染小莲花。芳情香思知多少，恼得山僧悔出家。诗人白居易观花触发的情思真是难得估计有“多少”，却以己推人把山僧调侃一回。无论传说，无论王维、白居易的诗证，都让这些一千两千多年的古树平添了神奇和浪漫，给观赏者以无限的美好想象，反嚼不尽。
观赏这些古树，让我很自然地生发悠远的历史性慨叹。墨写的史书难免虫蛀纸朽，而这些古树主干和绿叶以及鲜花上所彰显的中国历史，却是活生生的生动。王朝更迭，人世沧桑，却有这些远至两千多年前的古树依然蓬勃，让今人在一干一枝一叶一花上领略且感知一缕历史的生动和鲜活，这是老的和新的教科书上都难得感知的体验。看着那些古树枝条上缀着的红绸条儿，当属青春男女的心的情结，寄托且誓示着他们的爱情，像古树一样久远不枯，又给这些古树继续蓬勃下去以情感的滋润。
看着一株一株百年千年的诸种古树，我当即想起了我家隔壁门前的一棵古槐，大约有三搂抱粗，庞大的树冠下是一大片树荫，成为夏日酷暑里乡党歇凉谝闲话的聚集之地。这棵古槐已经空心，我和小伙伴常常在下雨时躲进空心的槐树里避雨。在我读书到初中三年级，周六回家时，未进家门便发现古槐树没有了，顿然感觉到一种巨大的空缺。后来得知，村子里刚刚建成不久的供全村人吃饭的大食堂的人，挖了这棵古槐，破碎了树干和树枝，晒干后当做烧饭的木柴烧掉了。一棵起码和村子的历史一样久远的古槐化作灰烬消失了，初见时的门外的巨大空缺，随之便铸成心理感受上无法弥补的空缺。在我看着这些古树照片的时候，尤其是那几株古槐，似乎心理的那种隐存了几十年的空缺得到了弥补，重新感知到那古槐浓荫之下的逸趣。我便对这些古树的守护者顿生敬意。
2012年10月12日二府庄
第30章 儿时的原
这道原·那道原
李巍打电话来，竟有瞬间的惊诧。重温那独有的说着普通话的口音，便感知到一种重逢的欣然，是伴着惊诧的欣然。大约有几年不通音信，依旧储存着这位彩云之南的老朋友的别致的口音，久别重逢的欣然就自然地发生了。他约我散文稿。我不仅贸然应允，而且随口提出让他命题，在我的生活范围内，看他对什么话题有兴趣；如果我确凿也有生活体验，便可谋篇。他说让他想想再说。他想过之后便点题了，让我写少年时期所经历的和白鹿原相关的生活。我当即应诺。这自然是地理概念的白鹿原。原是西北地区特有的一种地理地貌，实际就是一方小小的平原，大约因为规模太小而不能称为通常意义上的平原，故叫做原。有好事者为了区别原与平原，给“原”字左边添加一个“土”字变成了“塬”。其实古人都没有多此一举，白居易一首七绝写到白鹿原：“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且不究什么人干龌龊事惹得诗人心烦要到白鹿原上扬鞭驱马畅快抒情。单是说这“原”字原本就没有画蛇添足似的“土”字作偏旁。再如毛泽东的名作《沁园春·雪》里的“原驰蜡象”的“原”字，也未有“土”字作偏旁，而陕北地区也有规模大小不等的多种原，毛泽东把大雪覆盖的一道原拟为蜡象，足见得诗人的情怀和气魄。
西安周边有好多道原，城北有龙首原，自然是因其地形像一条扬头的龙而得名。据说汉高祖刘邦之所以把皇都圈定此地，要借龙脉之气象便是诸种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点。从西安城端直往南靠近终南山的神禾原，传说远古时生长双穗的谷子，便有了神禾原的名称。曾经的西北王胡宗南在此原为蒋介石修建一座阔绰的行宫，老蒋曾站在原头观望原下的滈河小平原和背倚的终南山的风光。作家柳青于上世纪50年代初相中此地，在原头一座废弃的破庙里安家落户，兼职深入生活，一住就有十四年，创作出史诗著作《创业史》。悲剧也发生在这道原上，他的夫人熬不住“文革”的迫害，跳入井里饮恨而去了。神禾原东边是少陵原，两原之间有潏河流过。少陵原上有汉宣帝刘询和他的许皇后的陵墓，两座陵墓相隔一段距离，许皇后的陵墓规模较小，便有少陵之谓，且成为这道原的名称。此地在秦时曾设杜县，汉宣帝的陵墓被称作杜陵。然而，此原却是依其皇后的小陵墓而得名少陵原，竟然比皇帝刘询还风光。少陵原东边便是白鹿原，两原之间有颇为宽阔的河谷，发源自终南山的浐河自南朝北流过，河川里曾经有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母系氏族的人群在此渔猎，也种谷，村落遗址被称为“半坡遗址”遗址旁边的村庄称半坡，位置在白鹿原的西边坡根下。白鹿原的北坡下，也是一道河川，有灞河自东向西流过，是发源地秦岭的山势造成的倒流河。灞河原称滋水，一个让人感觉温馨的名字，却被要称王称霸的秦穆公改为霸河，以显示其统一中国称霸天下的壮志和野心，后人为霸字添加了三滴水，成为灞河。
汉文帝把他的陵墓选定在灞河河畔的白鹿原西头的北坡上，史称霸陵，亦称霸陵原。“沛公军霸上”即是说刘邦和项羽争夺咸阳时驻军在霸陵原上。霸陵原多见于史籍，民间尚未流行。北宋时，大将狄青在白鹿原西部屯兵养马，从此便将白鹿原改名为狄寨原，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个古老的镇子也称为狄寨镇。这道原东西长约五十华里，南北宽约三十多华里，自东向西纵断着一条深沟，把此原割裂为南原和北原。我的家在北原的北坡根下，是一个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出了我家祖屋后门不过十来步，便是白鹿原的北坡坡根；走出我家前门不过五六百米，便可以掬灞河水洗脸了。在我从少年到成年的甚为漫长的岁月里，只知此原叫狄寨原，竟然不知诗性烂漫的白鹿原这个好名称。小说《白鹿原》出版二十年了，褒贬且不论，却把尘封在《竹书纪年》里的白鹿原的名称复活叫响了……
割草·搂麦
出生在农家屋院里的男孩子，从小小年纪就帮父母干农活了。我却记不准自己究竟是从几岁开始动手干活的，按乡村人归结的普通规律，说男娃子一顿能吃完一个馍馍，就是好帮手了。我据此判断，当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同样记不清先学会的是哪一种农活，却笼统记得我能干的农活有拔草、割草、搂柴火、搂麦穗、掰包谷和剥包谷等。幼年从事的这些农活，有的是我喜欢干的，留下了愉快的记忆；有的是难以承受的不想干却不得不干的，便铸成一种伤痛。
我最喜欢干的农活是割草。我家和隔壁一家同族本门人家合养一头黄牛。牛喜食青草。每当春天青草长出来，我便背上柳条编织的小号笼子，提上割草的短把儿镰刀，下到灞河河川或上到白鹿原坡去割草了。当时不知白鹿原的名称，只说上坡割草。割草总是结伴去，几乎没有一个人独自行动的行为，除了结伴搭伙儿热闹有趣，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条，便是安全。那时候沟梁纵横的原坡上还有狼族活跃其间，常常就有某人在某道坡梁或某条沟谷里撞见了狼，甚至还有某村的小孩被狼叼走的骇人听闻的灾祸发生。父亲总是在我出门割草时提醒，不要单个上坡，找俩伴儿一搭去。
村子里和我同龄或不差上下年岁的伙伴不过三四个，今日我找他，明日他会来找我，三四个人聚齐了，便商量确定到哪一条沟或哪一道梁去割草，说着谝着嘻嘻哈哈便走出村子了。麦子收罢进入伏天的酷热季节，阳光如喷火，伙伴们不约而同在坡梁下的沟道里遮蔽了阳光的背阴处坐下来，玩一种抓掷石子的游戏，或者打扑克，直玩到太阳西斜，才抓起短把镰刀去割草。最富诱惑的快活事儿是逮蚂蚱。蚂蚱有麦蚂蚱和秋蚂蚱，前者是生长在麦子地里的，到麦子成熟时也发育完成了，趴在麦穗上发出吱吱吱的叫声，我曾和小伙伴们在麦子地里逮蚂蚱，着急处就忘记了已经黄熟的麦子，踏倒了麦子，招来麦田主人的叫骂。不过，这种麦蚂蚱叫声很单调，很快就把兴趣转移到秋蚂蚱这灵虫上来了。所谓秋蚂蚱，是相对麦蚂蚱而言的，在麦蚂蚱完成三次脱壳可以鸣叫的时候，秋蚂蚱才从埋在地皮下的卵蛋里化育成虫钻出来，满体嫩绿如同刚刚脱壳的绿豆。秋蚂蚱生长在长满酸枣刺棘的田坎上、荒坡上和坟地里，捕捉很难。我和伙伴们根本等不得它完成三次脱壳羽化为可以鸣叫的蚂蚱，就在刺棘丛中寻找，常常被刺棘的尖刺刺得脚面和小腿布满血印也不在乎。逮着小小的秋蚂蚱，装进竹篾编的蚂蚱笼子里，每天喂它野谷苗的内芯。眼看着它在小笼子里一天天长大，完成三次脱壳成为一只羽翼丰满的蚂蚱，发出铃铛一样响亮有节奏的歌唱，我常常陷入一种沉醉。这种秋蚂蚱生命力很强，如果喂养精到，往往可以鸣叫到深秋以至霜冻时节才会完结，给平静也显孤寂的农家院子添一缕欢乐的声响……逮秋蚂蚱太专注也太投入，往往忘记了割草，无论逮着秋蚂蚱的兴奋或逮不着的懊丧，都会在拾起短把镰刀开始割草不久便淡化了，只畏怯草割得太少父亲那责备的眼色。
印象里最不愿干却不得不干的农活是搂麦子。我家有十六七亩土地，绝大多数分散在原坡上，只有三五亩可以浇灌的水田分作四五块散布在灞河川道里。养牛积攒的土肥，单是施到一年可收两料的麦子和包谷的水田里都不够，原坡上的单料麦子根本施不上一次土肥，那麦子长得黄不拉叽的样子，收割时几乎搭不住镰刀，散落在麦茬地里的遗穗就很多了。村子里乡民把这种成色的麦子称作猴毛，把小小的麦穗称作蝇子（苍蝇头），把割这种麦子称作薅猴毛。父亲把一块又一块全是猴毛似的麦子薅过，我紧跟其后用粗铁丝做筢刺儿的大筢子把遗落的猴毛搂起来。至今印象最深的是在离村子最远的称作唐家坡顶的那块地，这是我家在原坡上最大的一块地，大约两亩还多，周边没有一棵树。我拖着足有一米宽的粗铁丝作筢刺儿的大筢子，一筢紧挨着一筢从东往西搂过去，再从西往东搂过来，却也如同为这块刚刚薅过猴毛的猴子梳头又梳身。这个铁丝筢子倒也不太重，拖起来也不太累，关键是坡地上滚动的热浪太难忍受了，火盆似的太阳就在头顶喷火，被晒了大半天的麦茬子热气蒸腾，拖着筢子过去再拖着筢子过来的过程，是被翻来覆去的炙烤。尽管头顶戴着草帽，头皮和脸皮仍然感觉到难耐的烘烤的灼伤，身上和裸露的小腿更不用说了。从家里带来的沙果叶茶水早已喝光，汗水似乎已经淌干流尽，口干到连一口唾沫儿也吐不出，看着还有一大半尚未搂过的麦茬地，有种想哭却哭不出来的无奈。看到远处一块坡地上有一个同龄的伙伴也在搂着，心里似乎有一种安慰，农家娃娃都得做这种活儿，且谈不到劳动的单调和无趣，那时候还不懂这些高雅的词汇，尽管切实地承受着……而当某天晚上和父亲坐在院子里吃晚饭，抓起母亲刚刚蒸熟端到跟前的白面馍馍咬下一口时，父亲顺口便会说，白面馍馍香不香？香。爱吃不爱吃？爱吃。明年搂麦子，再甭嘴噘脸吊的了，搂麦子受苦招架不住的那阵儿，想到吃白面馍馍，你就有劲了……这是我最初接受的关于劳动的教诲。
祭祖
我生活的村子叫西蒋村，解放初仅三十七户人家，村子东头有一条沟，留着清凌凌的发源自原坡上的泉水，供全村人饮水、洗衣，也浇灌小块田地。沟那边有一个东蒋村，更小，不过二十七户人家，村子之间的距离不足二里路。两个以蒋姓作村名的村子却没有一户姓蒋的人家，我问父亲，父亲说不清楚，问比父亲更年长的老爷爷，竟没有一个人说得清白。我生活的西蒋村几乎全是陈姓，只有两户郑姓的人家。陈姓共有一个老祖宗，我却搞不清老祖宗的大名了，然而，这个陈姓老祖宗当属三十五户陈姓人家的始祖，也当是第一个在西蒋村这块地盘上落脚的人，有族谱为证。
每到大年三十后晌，陈姓的成年男子领着虽然尚未成年却已懂人事的男孩齐聚我家，迎神拜祖。父亲早已把不大平整的上房中间的地面用湿土垫平砸实，清扫干净，把我家那张方桌擦洗得一尘不染，放置到后墙中间开着后门的位置；方桌上已经摆置了蜡台和香炉，还有四盘令人馋涎欲滴的油炸的馃子和点心；那幅族谱——俗称神轴——就摆在方桌上，近乎一丈长，平时架放在木楼上，到此时父亲把它拿下来了。待全村陈姓男人聚齐，由陈姓一位辈分最高年龄最长的老者主持仪式，开首是：点蜡上香。这项指令实际是老者发给自己的，话音刚落，他便拿起点燃的火纸，猛吹一口气，那自燃的火纸便冒出火焰来，老者先点着左边的插在蜡台上的紫红色蜡烛，再点着右边一支，再撮三根紫色的香，在蜡烛上点燃，一根一根又一根插入盛着细沙的香炉，双手抱拳，跪拜三匝，然后退居方桌旁边。在老者发出“点蜡上香”的指令时，侍立在方桌两边的父亲和另一位男子便举起族谱——神轴，缓缓地展开，再挂到墙上。也就在此同时，我家街门外便响起鞭炮的响声，夹杂着雷子炮的震天轰响。侍立供桌前的陈姓男人们，依着辈分的高低，一个一个走到供桌前，从香炉里抽出一根紫香（只有主持的老者上头一道香拿三根），在蜡烛跳跃着的火焰上点燃，双手掬着插入香炉，再双手抱拳举到额头鞠躬，然后跪地三叩首。有领着儿子的人，儿子在他右首照着他的动作做下来。我父亲在陈姓的辈分最低，我自然更低一辈了，轮到父亲朝拜列祖列宗的时候，已经剩下不足十来个人了（拜过的人都回家去了），我跟着父亲一起鞠躬跪拜，心里顿然也会潮起一种肃穆的感觉。
在我们家祭拜陈氏祖宗的事，据说有两个因由，一是我们家有一幢三间大房，尽管这幢房子已经分为两半，我家和叔父家各占一半，但作为敬奉祖宗展挂神轴却是宽展的，几乎是别无选择的。大约到1949年解放，村子里仅仅只有两三幢这种被称作大房的房子，多数村民都住着单面流水的比较窄小的厦房，厦房既供不起长宽都过一丈的神轴，也容不下祭拜的陈姓族人；再一个因由，据说是我爷爷曾经是村子里说话很有分量的人，尽管辈分低，却不影响他说话的分量，由他保存神轴年终祭拜祖宗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爷爷大约在父亲刚刚成年时便英年早逝了，尽管父亲不再具备爷爷说话的分量，保护神轴祭拜祖宗的活动依旧在我家顺延。在我有资格跟着父亲跪拜祖宗不过两三次之后，这幅神轴转移到另一户人家，这户陈姓人家盖起了宽敞的三间新瓦房，而我家的老房子已经漏雨了，积雪融化滴溜的水滴浸洇了神轴——陈姓列祖列宗神圣到顶礼膜拜的族谱——那是不可饶恕的罪孽。在我跟着父亲到这户祭奉祖宗神轴的房子里去跪拜的时候，对祖宗的虔诚已发生自觉，却也因不在我家里而隐隐感到一缕空虚……再没过几年，在破除封建迷信的“大跃进”年头里，神轴——陈姓族谱据说被焚毁了，大年三十后晌公祭的事再没有举办过。我也留下了无法补救的遗憾，搞不清陈姓四辈往上的祖宗，更不知进入西蒋村的陈姓始祖的大名了。
原上有个名叫窑村的村子，乡民多姓陈，是从我们村子迁居到原上的窑村的一户陈姓人家繁衍的族群，每到大年初一，他们搭帮结伙从原上下来，到我家（后来到另一家）祭拜祖宗，原上原下两个村子的陈姓后裔相聚一堂。嘘寒问暖，说收成、谝笑话，其乐融融，我和那些跟随父亲来祭拜祖宗的男娃子们，已经结伙玩耍了，同宗同祖的血缘，似乎确有某种亲情的天然纽带相系结。
卖菜
白鹿原上的这村那寨和白鹿原下的这寨那村的人家，多有亲戚关系，原上的姑娘嫁到原下或原坡上的某户人家，也多有原下的姑娘嫁到原上某个村寨的人家，亲戚间的往来就很频繁。单就我们这个不足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说，竟然有六七户人家都和原上有这种最亲近的亲戚关系，而我母亲的娘家（我的舅舅家）就在白鹿原西头的五坊村，两个姨妈家也在原上的两个很大的村子。这样，在我尚未懂事也爬不动坡上很陡的土路的时候，据说是由父亲背着我上原，每年正月头上去向舅爷舅奶舅舅舅母拜年。到我能走得动的时候，一大清早起来便跟着父亲母亲出门上路了，从我们村子通舅家的原上的村子有一条斜路，大约七八里，尽管天气很冷，走上原头的时候早已浑身淌汗了。
走上原头的感觉是奇异而又新鲜的。天太宽阔了，直到眼睛所能抵达的模模糊糊的终南山的群峰（那时候尚不知终南山的称谓，当地乡民只说南山）；往北看，对面的北岭（即骊山的南端，同样在那时尚不知骊山的称谓，当地乡民只说北岭），竟然遮挡不住天了；原上一马平川，远远近近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村寨，无论如何望不见东边原的尽头，便有一种神秘感。我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完全是我生活的小村庄所在的特定地域造成的。我们的村子紧紧倚靠着白鹿原的北坡，站在村子的任何一个角度，满眼都是熟悉不过的坡坎和峁梁，刀裁一样的原顶遮住了天空，往北看，便是骊山的南麓，同样遮住了天空；在南原和北岭之间，蓝的天或阴的天，永远都是窄窄的一条长绺的天空，当地乡民自我调侃说，生在咱这地方，一辈子只看一绺绺天。绺绺，通常是说布条的，一绺布条。在我能够独立走上白鹿原的时候，宽阔的天和平坦无边的地让我发生奇异的感觉就不足为奇了。
在我更生动鲜活的记忆，是上原卖菜。
在我考上中学的时候，家庭的经济来源没有了，父亲种树卖树供我们兄弟俩上学，无奈树长得太慢，供给不上两个中学生的学杂费；村子里已经建立了农业合作社，即使劳动有盈余，也得等到年终合作社决算后才能分配，况且多数人家都是倒贴户。我在父亲完全无法可想的困局里，上完初一第一学期便休学了，后来在政府的帮助下复学，却错过了一个年级。记得是在复学读完初一的那年暑假，出现了学生卖菜挣学费的新鲜事，而且很快形成了一股风气。那些和我一样先后考入初级中学的乡村学生，其实大多数的家境相差不了多少，十个有九个都上不起每月大约要花费十元钱的学生灶，都是背着一袋子馍上学，每天三顿都是开水泡馍，伴着辣椒酱或咸菜。即使如此节俭，每学期开学的十多元学杂费仍然成为每个学生家长的重而又重的负担。这一年的暑假，不知由哪个村子的哪位脑门活泛又灵动的学生闯出一条挣学费的生财之道，从原下的农业合作社的菜园里趸下时令蔬菜，第二天一早挑着菜担上原，到原上的镇子上去卖，赚下钱来，到暑假结束便高高兴兴交学费了。我很快就加入到这个刚刚形成的学生卖菜的不大不小的群体中了，心劲颇高，不用再担心失学了。
白鹿原上自古缺水，俗称旱原。无论大村小寨的乡民，吃水是最大的困难，靠人力打下的深井，水多不旺，而且是人力所能挖到的极限深层了。吃水历来困难，种庄稼自不待说是靠天吃饭，每年只种一料麦子，不种秋田，在于秋禾更费水，而当地的气候特征恰恰是十年有九年的伏天都缺雨水，蔬菜就更谈不上种植了。原下人调侃原上人说，宁可给你一个馍，不舍得给你一碗水。更有甚者说，原上人早晨起来，为节省洗脸水，夫妻兄弟姊妹面对面吐唾沫儿洗脸……原下的一个又一个村庄，门前流着丰沛的灞河清流，每个村子都有引灞河水自流浇灌的水田，还有不少稻地。在个体经营时代，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一两户心灵手巧善于抚育蔬菜的农民，便有了收入强过普通庄稼的菜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农业合作社建立后，每个社里都有相当规模的蔬菜种植地块，作为合作社的副业。我们村子就有五亩地种植着传统的韭菜、大葱、蒜苗、茄子、辣椒和刚刚引进的洋柿子（西红柿）等，合作社社员把这些蔬菜挑到原上的镇子去卖。原上人自古以来就吃着原下人种的菜。
我在我们村子的合作社的菜园里趸下时令蔬菜，多是大葱、韭菜、茄子和西红柿，总量一般不超过五十斤，这是十五岁的我挑菜上原所能承受的极限重量。
我和村子里的小伙伴一起挑菜上原。天微明便爬起来挑着装满蔬菜的竹笼出门了，走不过一里平地便上坡，目的地是狄寨镇——我尚不知是用北宋大将军名字命名的镇子，大约十华里远，上原后到镇子还有约三华里平路，上原的陡坡路占过大半。我挑着蔬菜，出村子时尚不觉得压迫，很快走过一里平地开始踏上上原的坡路的时候，那装着蔬菜的两只竹条笼便沉重起来，出气也急促了，汗水也冒出来了，直到肩膀疼痛不堪双脚也难以跨步的时候，便招呼伙伴歇一歇……从出家门到上到原顶，少说也要歇四五回，上到原顶的那一刻，肩头的担子几乎是扔到地上的，当即躺倒在地，汗水似乎汹涌而出，喘着粗气的嘴连叫妈的气力都没有了。然而，心里却是一种成功的轻松，最难的坡路爬上来了。待喘息初定，便拿出用布包着的馍来，肚子也咕咕叫起来，吃完一个馍，便挑起两笼蔬菜直奔狄寨镇了。
狄寨镇街道的两边，任由各种商贩自选位置，先到者便先占得街道中间人来人往最稠密的一方地盘。我选定地盘放下装菜的竹条笼，把各色蔬菜都亮出来，便坐在地上迎接买菜的顾客。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蔬菜价格，我从合作社趸来的时候，韭菜大约五分钱一斤，大葱一角钱，西红柿七八分钱，挑到镇子卖出时的价格都要翻一倍，开始时咬紧牙关不给购菜者讨价还价的机会，如果销售不顺利，便只好忍痛降低售价了。印象深的事是算账麻烦，那时候还用的是十六两为一斤的秤，买主如果买整数的蔬菜很好结账，如果一斤二斤又带着三两四两，结算就犯难了，我便用小木棍在地上划拉乘法运算，往往惹得那些大叔小婶瘪着嘴笑，逗我说这个“土算盘”算的账准不准？然后才掏出钱来付我。如果卖得顺利，到人去集散的时候卖完最后一秤菜，挑起空笼走出集市的时候，便有一种想喊想唱的快乐；如果眼看着街道上的人越来越稀，笼里的蔬菜还剩下不少，便着慌了，很自然地减价，而且大声呼喊着“便宜了减价了快来买呀”之类的吆喝；如果仍然无人为津，便只好和同样没有卖完菜的伙伴重新挑起菜笼，到镇子周边的村子去叫卖，肯定会贴本儿，这是令人丧气的事。
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一年级，每年暑假都是以割草和卖菜为主要劳动项目。原上有三个较大的集镇，各有各的集日，除过一个距家太远的集镇，另两个集镇每逢集日，除过下雨天，我都会挑着两笼蔬菜去赶集，多数时日里都可以赚一元上下的人民币，也有赚不到钱乃至亏本的倒霉事。无论如何，每到暑假结束背着一袋子馍上学去的时候，口袋里装着我自己卖菜挣来的学杂费，是一种坦然，乃至骄傲。有一年卖菜收入颇丰，母亲竟到供销社买来机织的“洋布”，在镇上的裁衣店为我做了一件四兜的制服，我平生第一次穿上了制服。
木板·秧歌
1950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晚上，父亲把我叫到方桌前，郑重却也平和地说，你明日格去上学。我也不觉得太惊奇，上学的事在年前已经说过不止一回了，只是明天就要走进学堂的时候，还是有一种说不清楚是紧张或是受制约的异样的感觉。我没有说话。父亲接着把一支新买的毛笔递给我，还有一沓写大字的仿纸，说，你跟你哥合用一个砚台。我哥早我两年上学，笔墨纸砚备全，我接过写大字的毛笔。拔下那个竹筒笔帽儿，毛笔的竹竿尖头是一撮紫红色动物毛做的笔头，我当即联想到在原坡上割草时撞见的狐狸尾巴的毛，据说好毛笔都是用狐狸的尾巴制作的，称鸡狼毫。
学校设在村子东头的一孔窑洞里。我们的村子倚着白鹿原北坡的坡根自东向西排列，我家是西头倒数第二家，后门外的坡地却是河卵石和河沙的沉积层，这是不知几千乃至几万年前，灞河曾经流过的河床。村子东头却是黄土崖，不见一粒沙石，村民便在崖根下凿成冬暖夏凉的窑洞。这里的窑洞又高又深且宽阔，里边用土坯垒成隔墙，一家两代乃至三代共住一孔窑内。作为学堂的这孔窑，是村子里有房子住的一户人家放置杂物的闲置的窑洞，提供给乡民作学堂，已经使用许多年了。这孔窑洞学堂容纳着二三十个学童，是我村和东蒋村以及处于原坡上的仅有十多户人家的史家坡三个村子的求学的子弟。请来的教书先生的报酬，由上学的学童的家庭分摊，那时候不论钱而论麦子，大约是解放前国民党纸币贬值得和废纸一样，人们常说背一口袋纸币买不来一口袋麦子，乡民们的交易便是以物易物，无论卖地卖树嫁女儿，都以麦子或包谷为易物。聘请来的教书先生，也是议定一学季给多少斤麦子，具体给多少，我那时不用关心。
我拿着父亲昨晚交给我的毛笔和一沓写大字的仿纸，拘束而紧张地走进那孔窑洞，在自家的方桌旁的自家的长条凳上坐下来。那个时候的乡村学堂，没有公用桌凳，由学童搬来自家的方桌或条桌和凳子上学，有的学童的家长约定合用一张桌子，我家的方桌四边可以坐八个学童，我和我哥之外，另有四五个同村的学童共用一桌。
紧靠窗户是一个土坯垒成的炕。紧靠炕边支着一个方桌。桌上摆着一摞书和一摞纸，还有一个插着粗杆细杆毛笔的笔筒，还有磨墨的砚台。先生正襟危坐在桌边的椅子上。先生很年轻，穿一件淡蓝色长袍，正在给学童写影格。初入学的学童先把先生写好的影格垫在仿纸下面，然后按着影格上的字的笔划在仿纸上照写。我不敢到先生的方桌跟前去，由我哥把一方仿纸送到先生桌上，要求为我写一方影格。约略记得是从一到十最简单的十余个字，我把影格铺到仿纸下，模模糊糊可以看到仿纸下的笔画，用蘸了墨汁的毛笔照写起来，尽管横笔不直竖笔歪扭，却总算是我捉笔写出的第一张汉字了。
印象里的先生眉目清秀，却不苟言笑，看去和善的脸上，一旦被哪个学童惹得生起气来，也够怕人的，顺手便抓起摆放在方桌上的足有三尺长的窄木板，抽打那个学童的手掌，打得学童尖声哭叫，他也不会饶恕，说打五板绝不少打一板。我确凿怯惧那把木板，窝着贪玩的野性子，避免了木板击掌的惩罚。我已记不清学习课目的内容，却记得这种延续到1950年春天的老式乡村学堂的格局到秋季就废止了。据说穿蓝袍的先生被政府收编，集中培训去了。人民政府派来了一位新老师，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个头高大且粗壮。他到处向乡民申明他是人民教师，要称他是x老师，不许再称他先生；对入学的孩子要称学生，不能称学童了；最让乡民们新鲜的是，这位人民教师的报酬由政府每月发给，不用学生家庭分摊，村民们惊喜地说，娃娃念书不掏钱，新社会真好。
我上学的第二个春天，村子里实行了土地改革，我们村子没有划定一户地主或富农的农户，比我们村子少一小半农户的东蒋村划定一户地主成分的人家，土地和财物被分配给穷人了，作为三合院的坐庄建筑——三间大房，收归为公有，议定为初级小学的学校。这样，1951年的下学期，我和同学们就在这幢宽敞的大房子里上课了。教室宽敞了，光线也比窑洞亮堂了，却要出村子跑远路上学了，东、西蒋村之间纵着一道不太高的土梁，梁的两边是两条不太深的沟。那时候一天上三次学，我和西蒋村同学便来回翻六次沟和梁，却也从来不觉得累或苦。也是从这学期起始，教室里有了女学生，都是老师耐着心到乡民家里说服开导，应该让女娃上学识字，女学生逐渐多起来了，还有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也认字求学来了。
每天下午，这位老师领着我们在农民的打麦场上扭秧歌，双手上下轮换甩动，高过肩膀，三步一跳，左右扭摆腰身，动作不复杂，很容易做到，难的是排列的两队不仅要步调节奏一致，而且两队要互相交叉变换队形。后来老师又教给我们一种竹竿秧歌，因为多数学生家里没有竹竿，老师变通为柳条，我们从灞河滩到处都有的柳树上砍下擀面杖粗细的柳树枝，剥掉皮，是洁白的柳杆，再用红颜料涂成红白相间的彩色。按照老师教的竹竿秧歌的舞步跳起来，仍然是三步一跳，右手拿着的竹（柳）杆合着脚步击打左肩再击打右肩，最后击打跳起来的脚掌。同学们个个都练得认真，跳得满头大汗也乐在其中，尤其是打麦场边有许多男女村民和小孩围观的时候，大家跳得更认真了，吹着哨子伴着节奏的老师也更来劲了。
教育局的管理部门组织了一场秧歌赛，分片举行，原坡地区的初级小学会聚在中心小学，我们的竹（柳）杆秧歌别具一姿，独领风骚，随后被安排到原坡和原上的村子里去表演（还有另外几所学校的秧歌队）。每有节日庆祝活动，我们的竹（柳）杆秧歌都受邀表演。我大约刚交上十岁，跟着老师和同学，攥着一根磨得溜光的竹（柳）杆，扭遍了原下原坡和原上的大寨小村，兜里装着自家的馍或锅盔，所到之处的村子或学校供给开水，歇息下来便吃馍喝水，依旧劲头十足地扭。
直扭到四年级毕业，在当年考高级小学难似考秀才的升学考试中，我竟考中了。当时学习的情况已经基本无记，只留下竹（柳）杆秧歌的记忆。在我后来到原上或原坡的这村那庄走动的时候，偶尔竟会泛出少年时到这里扭秧歌的情景。
2012年12月17日咸宁居
§§第二篇 论说
第31章 我们没有史诗，是思想缺乏力度
我是从报刊的统计数字里知道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巨大数字的，也从我周边的生活环境能亲自感觉到。这种繁荣景象起码证明了一点，那些敏感于文字进而喜欢创作的人获得了表述的空间，把文学创作的神秘化自然而然淡化了。
我想谁也不会对文学创作的繁荣持异议，而在于对高水准长篇小说的比例太小不大满意。专家和普通读者都期待令人耳目一新的大作品出现。
从题材来说，上个世纪中国的一百年历史，其剧烈演变的复杂过程，在世界上是没有哪个国家所能比拟的。亲身经历并参与其中任何一个段落的有思想的人，抑或从资料获得具体而又鲜活的生活史实的作家，很难摆脱对这个民族近代以来命运的思考，也很难舍弃在独立思考里形成的生活体验或生命体验，会潮起一种强烈的表述欲望，自然就会有小说创作。这一百年应该反复写，应该有许多作家去写，各自以其独立的思维和独特的体验，对这个民族百余年来反复的心里剥离的痛苦和欢乐，就会有各自不同的异彩呈现的艺术景观展示，留给这个民族的子孙，也展示给世界各个民族。
作家们现在获得了独立思考和独立体验的社会氛围，不再受制于某些极左思想限定的狭窄小径，有勇气也有责任面对自己先辈所打开的百年变迁的历史了。
我想不明白中国为什么没有像《静静的顿河》《约翰·克利斯朵夫》《复活》《铁皮鼓》《百年孤独》这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
这似乎与经济的发达程度和物质的文明高低没有直接关系。这些史诗作品，都是在旧俄的农业时代完成的。《静静的顿河》产生时，苏联正处于物质最贫乏的战争恢复期。《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生活的哥伦比亚，用我们的话说也是一个属于发展中的国家。
对于当代长篇小说的研究和讨论，一直都在持续着。多家评论杂志和文学专业报纸，有许多认真的研究文章阐发着种种见解，我从中曾获得很富于启示的收益。在诸多观点和诸多因素里，有一个主和次的判断，在我看来，主要在于思想的软弱，缺乏穿透历史和现实纷繁烟云的力度。
说到思想，似乎是一个容易敏感的词汇。思想似乎沾惹到政治，说到政治，似乎又很容易招惹令人厌恶的极左或平庸的教条。我想应该早就排除极左政治的阴影了，尤其不能把极左政治等同于政治，不能因噎废食。富于理论高度和深度的政治，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光明之灯。应该从对极左政治的厌恶情绪里摆脱出来，恢复对建设性的政治的热情。既然作家都关注民族命运，就不可能脱离系着民族命运的政治。
作家的思想还不完全等同于政治。这是常识。作家独立独自的思想，对生活——历史的或现实的——就会发生独特的体验，这种体验决定着作品的品相。思想的深刻性准确性和独特性，注定着作家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独到的深刻性。这也应该是文学创作的常识。
我以为急不得。首先是繁荣提供了一个雄厚的阵势，那么多作家都持续在进行探索和创造，大作和精品肯定会出现。我想这个过程应该宽容。
2010年1月13日二府庄
第32章 珠联璧合说吴、罗
闻知吴三大和罗国士二位仁兄联手搞书画展览，我的第一反应真乃珠联璧合。
吴三大的名字早已泛出大文化圈而响亮于三秦民间，城市打工族乃至山野人家，工棚墙上和山居新屋正厅中堂都挂着吴兄三大的真笔书法作品。我也是从民间角度认识并记住了三大这个颇耐得咀嚼的名字，那是在西安四条大街的独具一格的匾牌上发现的，说来已过三十年了。及至后来有缘握手，一见便感到一派不凡的大气象，顿悟那一笔好字出于这人手里是自然的。诚如书法诠家解读吴兄笔墨，横笔生波，竖笔腾浪，捺笔则蝶，收笔回锋，壮美矫健里透现曼靡柔韧，完全抵达自由不羁的个性化挥洒。
认识罗兄国士稍晚，却也是赏其画便仰慕其人。他的一幅《灞柳飞雪》不仅尽传长安八景之一的神韵，在我更勾起绵绵的诗性的乡情，不禁感慨连连，我的灞河柳絮的神韵，竟让一个外乡人尽领了。罗兄国士擅画月季，号誉中国“月季王”，被域外欧洲人惊叹为“魔手画笔”，千姿百态又栩栩如生的花卉，不仅欧美民间乐于收藏，且以礼品赠送多国总统，亦如国画诠家评罗兄国画，出意纯净，却内涵丰富；情调古朴，却恣意汪洋；空灵恬静，却弥漫诗性乡愁；继承中国画传统手法，却漫泛着西方现代艺术的韵致。
三大仁兄书法超绝，国画泼墨也不俗。国士仁兄国画独成一家，书法功夫也是了得。这是吴、罗两位仁兄艺术创造主与次的异和同。更有令我意料不及之事，年轻时同在省人艺共职，精于篮球技艺，吴司中场组织，罗为前锋神投，两人联手的球队，竟然征战三秦无敌手。我便想到珠联璧合不仅在书法绘画的艺术创造领域，更在生命活力尽得张扬的篮球场上。
人生难得的珠联璧合。我羡慕吴、罗二位仁兄。
2010年1月16日二府庄
第33章 难得一种渴望性阅读——《黑河》读记
文史典籍和民间村巷，多有“八水绕长安”的文字记述和歌谣传诵，不单营造出这座古城气象万千的诗情画意，在更切实的物质层面上标示着一个基本事实，地处中国西北的这个“千古帝王都”的长安，有八条河流环绕，虽不及江南港汊纵横，却不缺水。八条河流流经西安四方城郊，不仅灌溉禾田，更多天光水色的稻田，颇类江南景象，吃水从来不成为一个问题。然而，虽然境未迁而时过到上世纪80年代，八条环绕西安的河流流量骤减，多数在旱季里完全断流，水田变成旱地，稻田自然消失了。更为严峻到刻不容缓的大事突兀地横到西安城里家家户户的面前，自来水管断水了。源自西安城郊的自来水的抽水井，因为河水断流水位下降而抽不出水来，家家户户吃水、用水便成为横在眼前的头等大事。
西安城里的水荒越来越严重，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头几年，已经不缺米面的居民却为吃水、用水犯愁。不必列举用水紧张的世相和传闻，仅说我的一次亲身体验。我是1993年初住进西安城的一个小院的，到这年的夏天，供水的钟点已经不能保证本来就很短促的时间，断水已经成为街谈巷议得甚为激烈的话题。记得一个三伏天的晚上，燥热难耐，汗流不止，想洗一把脸却舍不得水桶里所剩不多的那点水。这时从楼下传来一声吆喝，说邻近一个家属院的公用水管有水，我几乎从座椅上弹起来，拎起一只空桶便下楼去了。刚走出住宅院大门，便看见从对面那个家属院排列到街巷大路上来的队列，我当即接排在最后一个人后头。眨眼工夫，我的身后又接排上了几个人。我把水桶托付给身后的人，走到队列最前头，看到一个接在地皮上的水龙头，流出一股不过小拇指般的细流，流速慢到随时都可能断流。我便作最简单的盘算，即使不断流，轮到我接水的时候，肯定到明天早晨了。然而我没有动摇，以少见的又是巨大的耐心排下去，站累了蹲一会儿，蹲得腿脚发麻了再站起来走走步。到东方发亮黎明到来的时候，我终于接满了一桶水，不仅没有怨言，倒庆幸那股细流没有断止……
忽然有一天，水管里喷涌而出哗哗哗响亮着的清流，而且一天二十四小时随时打开龙头，都是这动听的水声和清亮的水流，因水而绷紧了几年的那根神经顿然松弛了，人们在欣喜的吁叹里传递且记住了一条河的名字——黑河。黑河水库和黑河引水工程完成了。成倍骤增的西安城市居民家庭用上了黑河的上佳品位的水，那些用来存储生活用水的水缸、水桶全都变成了多余的废物。这条本不在环绕西安的八水之中的黑河，顿然响亮过了八水中的任何一条河流，当是很自然也是必然的事，家家户户的水管里涌流着黑河河水，男女老少身体里储藏着的生命之水源自黑河。西安某人可能忘记自己的年岁，大约不会忘记这条滋养生命之水——黑河。
这是一本写黑河的书。
这是一本在我意料不及甚至大为惊讶之好的书。这种阅读感受也出于自身的直接体验。我曾经有机缘参观过黑河引水工程，莽莽秦岭山中，汇聚起一潭清水。这个水潭大得令我畏怯，转过一座山，是水；再转过一架和多架山，还是水；山峰像是从水潭里冒出的一个个巨型蘑菇。我在那一刻的直接感觉加感慨却是最实际的，包括我在内的西安人可以畅快地用水了；自然也缺少不了赏景的快活，层层叠叠的绿色的秦岭群峰之间，铺展开清幽到呈现绿色的水面，水鸟起落，不尽的诗情画意。这两种感受和印象，其实也不过如此，任谁去了看了都会发生的。直到近日读过王安泉先生写的《黑河》书稿，我才更切实地感知到我的走马观花式的印象，浮皮潦草到连皮毛也不得一二的程度。这种感觉的发生还有一个纯主观的偏颇性猜断，以为《黑河》是写黑河引水工程的纪实性文章。依着这种先入为主的阅读心理摊开书稿，当即便意识到自己想当然的习惯性思维的荒谬了。《黑河》不过是以黑河引水工程为由头，把从秦岭山中流出的这条过去几乎名不见经传，现在却流淌在几百万西安人肌肤里的河流的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以诗性的激情展示出来，让我看到的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简编的百科全书——姑且搁置大禹治水自黑河流域起步这样的传说，单是有可靠史实的影响过这个民族和国家历史进程的人物，读来真令我震惊，周文王曾把黑河流域划为他的王朝的京畿之地；周穆王干脆在黑河口住下办公，案牍公务间隙听歌赏舞，于今想来该是何等潇洒浪漫；秦朝在黑河植竹，竹子已是一种杀伐的利器；汉武帝继续在此扩大种植竹林，更新添了射熊的打猎游戏；李渊被押为人质的平阳公主，却成为钉进隋朝心脏的一颗钉子，在黑河流域网织人马，为李渊灭隋建立大唐的关键战役中突出奇兵……更有老子自函谷关移居黑河支流田峪河之滨的楼观台演绎他的道家学说，至今仍为灵光圣地；孙思邈在秦岭山中黑河谷地采药时，配制药方刹绝了山村中蔓延的瘟疫；诗人李白、柳宗元、苏轼都在黑河流域发出吟诵；尤其是白居易，到黑河西岸的周至县任职时，对关中平原烈日下收割麦子的农民大动肝肠，写下至今读来仍令人心恸的《观刈麦》，还有在黑河口的仙游寺喷涌而出的千古绝唱《长恨歌》。几年前我到仙游寺观光时，看到毛泽东手书的《长恨歌》的刻石碑，顿时想到“完美”这个词汇，天才的诗人白居易和一千多年后的天才的诗人兼书法家毛泽东完美地结合在这一方石碑上了。我在那一刻才真切地感知并理解了天才的真实意蕴……
《黑河》作者王安泉竟然搜寻到崖壁上远古人类刻画的四个文字符号，至今未能破解；他踏寻了陕西近代水利专家李仪祉造福民众的黑河灌溉工程黑惠渠，当年可灌十三万亩田地的大渠至今依旧发挥着效益；作者寻找到红军在黑河的足迹，完成了最虔诚的凭吊和膜拜；还有德国专家于上世纪20年代多次进入黑河流域的秦岭山中调研森林的史实，其中有一次是由陕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作陪；王安泉更多地扫描到当今秦岭山区黑河流域的各色男女的生活情状，采药为生的药农的传奇生活、割漆匠的专注不二、女“知青”的传奇性案情、猕猴桃的试栽、秦腔名角侯红琴在乡村大戏台上演出的轰动场面……作为秦岭最高峰的太白山积雪融水形成的黑河，上至三皇五帝，下到当今生活世相，被王安泉一支笔纵横捭阖，读来便产生一个民族简编的百科全书的印象。因由不言自明，上述那些帝王和诗家在秦岭山中黑河水畔演绎的故事，其意义远不局限更不属于秦岭和黑河，也不局限不属于陕西关中，而是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仅仅只是发生在黑河流域罢了。既然在小小的黑河流域发生了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上如此重大的事件，黑河这方地域就不是一般的奇山妙水层面上的意义了。
我读《黑河》的另一个强烈的感受，竟是一种急切的渴望性阅读心态。这种阅读心态通常很难在散文的阅读过程中发生，多在那些独出心裁甚为精彩的小说的阅读中才会发生，可见《黑河》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散文。用引人入胜来说一部散文的阅读直感，起码在我是极难亦极少发生的。掩卷梳理这种颇为奇特的阅读感受，我便对《黑河》作者王安泉刮目相看了。
王安泉是喝黑河水长大的。他的情感世界被黑河网织着。用他的话说，“黑河波纹漫过心际，好像黑河对我说：你的一生只有两天，一天遇见黑河，一天是再也不能错过黑河。”他的情感所凝结的“两天”的不尽内蕴，顿然让我感知到我说他和黑河的情感的文字平淡而庸俗。这个人把自己的生命历程归结为“两天”，一天踏入黑河，另一天全都行走在黑河上。这种形象化的喻示，唯王安泉独有，属于最难得也是最独特的体验的理性凝结。在黑河流域生活过和正在生活着无以数计的古人和今人，各人对故乡的河流当有各自的情感记忆，而王安泉的“两天”的情感归结，竟令我发生不无惊悸这种难得的阅读享受。换到王安泉的立场和角度，能获得“两天”这样独特的人生体验的归结，必有其非同寻常的思考和举动。
王安泉先生先后十余回踏进黑河源头——秦岭的最高峰太白山，足见乐山爱水的天性了，非天性很难进入这种痴迷的程度。然而，他却不是一般喜欢游山逛景陶醉其中的纯享受型意趣，而是有着多重追寻的甚为神圣的专注。他结束了在西安美术学院的专业学习，便背着画板走进太白山，踏遍黑河河谷，奇峰异景，水光山色，尽着性情涂抹在纸上，当是一双非同寻常的善于发现的年轻艺术家的眼睛；他做过《周至县志》和《太白山志》的主编，这又是一种严密到容不得半点浪漫也容不得丝毫艺术夸张的工作，而且要求通晓天文、地理、人文、历史，乃至动物、植物和中草药知识，还缺不得民俗风情，如此等等。在我的意识里，地方史志其实就是一方地域的百科全书，其主编非等闲之辈所可担当。由此可以想见王安泉闷头读了多少太白山和黑河的相关资料，查寻翻检了多少典籍史料，更不能或缺山里山外的实际踏访，才可能做到既不遗漏，又实现去伪存真，给今人一部可资信赖的周至县和太白山的百科全书。我从文字中得知这位年轻的画家又做着地方史志的主编时，又是一番惊奇，在如我一类常人的印象里，画家多为形象思维的浪漫色彩的人，而史志编著者不仅要求知识专长，尤其要求严谨，又容不得丝毫的浪漫和夸张，王安泉却把这两种相去甚远的角色融为一身，刮目相看的感觉便自然发生了。他曾经为中央电视台和西安电视台所聘请，拍摄太白山专题片，我庆幸两家电视台找到了最佳人选，一个对太白山地黑河流域的历史沿革物事世相烂熟于心又有新鲜发现的学者，难得独禀一双画家的艺术慧眼，可以想见专题片肯定会拍摄得出色亮彩了……读着《黑河》书稿，文字里浮现着王安泉的另一副面孔，作家。相对于写生画画和地方史志编辑而言，散文创作独有其不可置替的优势，可以尽情尽兴抒发了，画笔勾勒的或写实或抽象的线条，有巨大的想象空间供欣赏者展开思维驰骋，却难能实现太白山地黑河流域历史演变人文轶事的阐述；散文写作还可以挣破史志的文风的束缚，任由想象的翅膀飞翔，任由诗性的激情抒发。这样，让我又看到一个作家王安泉的不俗的表述能力。《黑河》之所以让我发生急切的渴望性阅读心理，就在于作者王安泉先生兼着画家、学者和作家的多重修养，画家使他有一双察看山水的诗性的眼睛，学者的知识使他把太白山黑河水久融于心，作为作家倾情书写的时候，便把一道独特体验的山（太白）水（黑河）风景推到如我一伙读者眼前了。读来令人沉迷。
《黑河》的文字语言也是令我沉迷的一个重要诱因。简洁明快，通畅而又扎实，一句一词都有鲜活逼真的景物推到读者眼前；甚好地把传统文字表述形式和已成习惯的西式表述形式熔铸一炉，不留痕迹，形成了作家王安泉先生个性化的语言标征；更难得的一点，大量的关中生活口语，运用于叙事状物的文字之中，不仅呈现出语言的鲜活，而且铸成语言的硬度和韧性，足见文字修养功夫。整部《黑河》的叙述和描写，可以用自如随兴来概括。无论叙事状物，无论道古说今，腾挪转换，自然自如，不留硬痕，读来畅达而有舒悦，不见丝毫隔膜，依着笔者习作的体会说，难能如此。尤其值得一说的是，王安泉先生的这部散文《黑河》，颇多起伏又生动的情节，往往让我有陷入小说阅读的错觉，无疑是急切的渴望性阅读心理发生的又一个诱因。随便抽出一小节：
有人高声对黑水生喊：“昨晚又和你老婆咋睡来？”
黑水生说：“搂上睡来。”
几个婆娘一齐停下锄，尖声轻蔑地喊：“老骚情！”
黑水生说：“眼红了？”
一片笑声盖过了黑河、渭河的水声。
这样的情节，确像小说里的情景，却比某些缺乏生活体验的小说还显得生动和真实。这里的简洁，却更传神，调侃的双方的音容笑貌尽可在简短的对话里感知得到，而无需再用文字去描写。《黑河》的语言随叙述内容而变换，写到某件史实或现实景物时，作者又呈现出密实的语言，犹如风吹绿野，一波一浪涌来，读来顿生激烈澎湃的美感。
我和王安泉先生虽有过几次接触，然而，只有在读过《黑河》书稿之后，才领略到一种深厚而又鲜活的性情。无论小说、诗歌，抑或是散文，都是某个作家关于世界关于人生的体验的展示，尤其是散文，多是直抒个人的生活体验；读着泼洒到纸上的心语，作者的性情和心灵就坦荡无遗了，尤其是那些容量大、体验深的作品，《黑河》即如此品位。还有一点黑河情结，便是年年月月日日都喝着黑河的好水，再读《黑河》，更有一缕非同寻常的意味和韵味了。
2010年3月8日二府庄
第34章 感知躬行者的履迹声响——《躬行集——我的回忆录》阅读笔记
一
平生乱读书，其中包括一些人物传记读本，有的是影响乃至改变一个国家历史进程和民族命运的人，有的甚至是影响世界格局和数以亿计的多种民族命运的人，也有在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卓有建树的人，自然对我认识世界不断校正自己人生的脚步都发生过启迪的效益。
我之所以开篇便说此事，也是话出有因，便是读《躬行集——我的回忆录》所触发。以上所说的人物传记里的人，业已成为历史记忆里的一个符号，于今读来尽管仍不失某种震撼人心的效应，却也仅仅只是一种久远的业已沉寂的历史的回声；更有时空和地理的隔膜，难得消解难得跨越，便留下阅读的小小遗憾。依着既往的这种阅读感受进入《躬行集》的阅读，却发生了绝然不同的感受，一种颇为急切的探秘的阅读欲望，其实早在揭开书稿之前就酝酿于内了。
这种阅读心理的发生，说来也很自然。这本名为回忆录实为自传读本的传主牟玲生，是我读过的各种传记的传主中离我距离最近的一位，没有时空隔膜，尽管长我几岁，各自生活经历的社会大背景却几乎完全一致；更没有地理距离，他家在关中西府，我在东府，后来又都先后迁入古城西安；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认识他了，连陌生感都不存在，何以会发生“探秘”的阅读心态？恰恰在于我认识他的非常环境，他是作为一个省的重要领导人在台上作报告发指示，我是坐在台下大厅里聆听领会报告和指示的众多受众之一；台上的他客观地俯视着台下，台下的我也客观地仰视着台上的他。在我第一次仰视他的时候就曾经想到，这位走上一个几千万人口的省的重要领导岗位的人，曾经有过怎样平凡的人生经历，以及超乎寻常的个人意志和品质，神秘感很自然地发生了。就我隐约所知，那个时候党内似乎有甚为严格的纪律，限制对省级领导人的个人色彩的宣传。这样，那种神秘感便潜存心底，竟有二十多年，直到揭开《躬行集》书稿的时候，那种“探秘”的阅读心态便自然发生了，颇为急切。
揭开《躬行集》书稿，我看到的是一个距我最近却也显得陌生的我的领导的人生履迹，坚定而又艰难，果决却又沉重，甚至不无凶险。正是在这样的人生履迹中，彰显着牟玲生人生追求的崇高的精神境界，一种难能可贵的独立的人格品相。
二
读完《躬行集》书稿，我有诸多感受和感动，归结一句话，这是一个把毕生精力和智慧都投入且专注于革命事业和革命工作的人。
牟玲生的少年时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超出我的想象的。他来到人间仅仅半岁，便跟父母开始了逃荒求生之路，远及甘肃平凉，历时三年之久，其间要饭、打工、破庙栖身，能够顽强地活下来确属万幸。然而更让我意料不及的是，牟玲生小小年纪便参与地下革命活动。年仅十五岁的少年掩护三个地下党的大学生躲过国民党特务追捕的劫难，也把自己投入到地下革命的斗争之中，不仅没有动摇，而且不惧凶险。我读到他少年时期参加地下革命斗争的事迹时，感到是很自然发生的事。略一思索，似乎有两大因由，一是直接的诱因，他的哥哥牟富生已经是负有重要使命的西府地区地下党的一员了，给他以直接的影响，而且完全信赖地吩咐给他以任务，牟玲生都忠诚致力地完成了。二是牟玲生本身的反叛性格的形成，主要是反动而又腐朽的社会压迫。他一来到人世便逃荒要饭，侥幸活了性命，这在堪比天府之国的关中西府，令人不可思议；他几度上学，又几度失学，全都因为一个穷困而难以为继；他亲眼看见催捐抓丁的国民党地方爪牙拳打脚踢父亲，也看到只能忍气吞声默默流泪的父亲痛苦而又无奈的脸色，仇恨便激发为抗争和反叛。我同时也能想到，人口稠密自然环境甚好的关中地区，恰恰是国民党军、警、宪、特重点布防的关键部位，留给革命者搞地下斗争的空间很小，风险亦更大，少年牟玲生投身地下革命斗争，这种毅然决然的人生选择，必有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坏的估计，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一个把生死置之度外以大无畏精神投身神圣的革命事业的人，永远令后来者敬重；尤其是一个尚未成年的牟玲生，在人生的初始阶段，便奠基了为被压迫被剥削者争生存求解放的宏大的人生志向，而且投身其中，为后来的人生打下了难得改易难得动摇的坚实基础。他的《躬行集》书稿所呈现的人生履迹，也印证了他人生志向和人生价值追求的一贯性目标，即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仅看他人生历程中重要几步的声响——
